宏觀經濟趨勢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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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正確的價格有利于創造更多的財富，而故意壓低價格，反倒對國家、對百姓都不利。”鼠年到來前夕，茅于軾在家中接受《新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當前宏觀經濟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如消費下降、物價上升、外匯儲備過高、房價高企、股市泡沫等，都與基本價格信號被扭曲有關，與國家的政策規定有關。他認為，價格的扭曲必然引起宏觀經濟的扭曲，如果國家不能通過宏觀調控及時而果斷地糾正，最終難免造成大的經濟震蕩。反過來講，只要糾正價格扭曲，理順經濟關系，當前的大部分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

公平競爭

才能產生正確的價格信號

《新財經》：您一直講價格是經濟生活的地心引力，經濟運行必須依賴正確的價格信號，沒有它，經濟世界就會陷于災難或混亂。

茅于軾：對。

《新財經》：那么，您認為正確的價格信號應當如何產生？

茅于軾：非常簡單。在市場中，有許許多多的生產者和許許多多的消費者，各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生產者想賣個好價錢，越貴越好；消費者想買一個低價格，在這樣一個信息很充分的環境下，通過公平競爭和自由選擇產生的價格就是正確的價格。

但是，也有例外，就是沒有競爭。有很多商品沒有“許許多多”的生產者，只有一個，價格就產生不出來了。這類商品的價格就需要各方面監督，首先是政府，政府要核準，我們國家這方面比較欠缺。所以，壟斷部門有超額利潤，服務并不好，可是錢賺得特別多，內部職工的待遇也很高，獎金也分得多，這就是一種價格扭曲。

價格信號引導著經濟的運行，價格代表著個人自由、自發秩序和市場制度，所以，政府和百姓都應該接受價格配置資源的道理。

《新財經》：更具體地說，哪些領域的價格被扭曲了？原因是什么？

茅于軾：凡是壟斷的，都有扭曲。比如，郵政、電力、電信、鐵路等，或者太低，或者太高。鐵路春運不漲價，就是太低了。

而馬路上賣烤白薯的，它的價格肯定是對的，它有許多生產者、許多消費者，它的價格不能是錯的。

投機緣于投資渠道太窄，

民間金融應大大放開

《新財經》：您認為股市表現的價格是正確的嗎？

茅于軾：它看似是充分競爭的，有買有賣，但問題是很多買賣是出于投機。

《新財經》：您不是也認為投機能創造財富嗎？

茅于軾：我的說法是有條件的，就是投機的人很少。當投機的人比生產者還要多的時候，投機不但不能創造財富，還搞亂了整個市場。

《新財經》：投機多，是不是也說明市場的力量發揮得更足了？

茅于軾：不是。投機的人多太，是由于大家投資渠道太少，錢沒有地方花，銀行的利息趕不上通貨膨脹，為了保值就買股票。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機會賺錢，一年能賺10%，人們就不一定買股票了。

《新財經》：現在房價很高，這也是投機行為導致的結果嗎？

茅于軾：如果生產者生產房子消費者買房自己住、或出租，一點問題都沒有。現在來了一批投機者，他不造房，就是買房子，買了以后再賣，你看到很多房子都空著。空房越多，說明投機越多，市場就被搞亂了。

《新財經》：這種行為是否應該打擊？

茅于軾：不能用打擊的方法，而應該疏導。大家如果有錢，不一定要去買房，可以去做別的，比如放貸，即使10%的利息，也是有人會要的，因為很多人在銀行貸不到款。如果貸款能穩收10%，干嗎還去買房子？

《新財經》：但國家現在不容許。

茅于軾：所以，問題還在金融市場。現在大家有很多錢，每天都在貶值，人們為了保值，覺得買房子比較好，就把房價給買上去了。

《新財經》：您認為民間借貸，國家是不是應該放開？

茅于軾：應該放開，應該大大放開。民間集資，對于經濟有很大的幫助。民間集資發達的話，就不會有房地產的暴漲，也不會有股票的暴漲，資金就有地方流動了。所以，只要民間集資一放開，房價馬上下來。

《新財經》：國家為什么不允許呢？

茅于軾：怕出亂子。因為它不是一手交貨，一手交錢。民間集資一手交了錢，也就是拿個收據，說現在收你多少錢，將來什么時候還，利息多少？這張紙能不能起作用？誰也不知道。

《新財經》：由您本人發起的山西臨縣龍水頭村扶貧基金項目目前運行如何？

茅于軾：我們做十五年了，老百姓對我們一直很信任。

價格管制是愚蠢的，

治理通貨膨脹應干預貨幣

《新財經》：對于政府臨時干預價格，您怎么看？

茅于軾：（笑）這個最愚蠢了，是完全錯誤的，《價格法》也沒有這一條。物價上漲是貨幣問題，你管住貨幣就行了，管別的沒用。錢少了，鈔票感覺稀缺了，通貨膨脹就壓下來了。管價格，既不公平競爭又沒有了，價格就被扭曲了。后果是，投入的多，產出的少，通貨又進一步膨脹啊。

《新財經》：國家應不應該通過宏觀調控來干預？

茅于軾：不要干預價格，跟貨幣有關的要干預，比如利息率。利息率完全應該漲，現在還不到8%。

《新財經》：應該漲到多少？

茅于軾：肯定在10%以上。

《新財經》：前不久，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報告稱，2008年中國CPI的漲幅會更大，達到6.5%甚至7%。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已經到來?

茅于軾：我估計今年CPI會比去年高。我認為通貨膨脹已經到了，但沒有結構性不結構性的。

目前的通貨膨脹勢頭是過去好多年積累下來，現在馬上消除很難。下猛藥的話損失會很大，只能下緩藥，這就需延續一段時間。

《新財經》：您所指的下猛藥是什么手段？

茅于軾：下猛藥就是控制貨幣的發行，提高銀行的利息率，砍掉一些基本建設項目。下猛藥，通貨膨脹可以很快降下來，但損失也會很大。

《新財經》：到底有多大？

茅于軾：1994年下了一回猛藥，那時候，房地產、股市剛剛起步，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大量的爛尾樓。到現在，海口、北海、湛江、惠州還有大批的爛尾樓立在那兒呢。

所以，現在沒必要下猛藥。因為那時候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24%了，現在才7.1%。

《新財經》：下緩藥，怎么個下法？

茅于軾：就是控制貨幣的發行，壓縮貸款，提高銀行的利率。

《新財經》：這跟下猛藥差別不大啊？

茅于軾：有點差別。比如說工資不增長、商品價格不許漲，猛藥會有要求，但緩藥沒有。

現行匯率“損人損己”，

可一次調至6.5以下

《新財經》：您曾表示現行的匯率是“損人損己”的，這個如何理解？

茅于軾：一個好的外匯價格應該是利人利己的，如果偏離這個價格，就是損人損己。我們現在的價格就是損人損己的，害了美國人，也害了中國人。為什么呢？因為現在出口太多，把美國人的生意給搶了。出口那么多，外匯儲備已到15000億了，這是非常危險的。這不就成損人損己了？

《新財經》：那應該如何調整呢？

茅于軾：三年前，我就呼吁人民幣升值，調整匯率。

《新財經》：現在不也一直在升嗎？

茅于軾：速度太慢了，如果當時升值幅度大一點就好了。

《新財經》：那匯率調到多少才不損人損己呢？

茅于軾：一次調到六點幾。

《新財經》：具體是多少？

茅于軾：可能6.5以下吧，這是我的猜想。

《新財經》：那豈不又成了一劑猛藥？

茅于軾：對。就算是猛藥，你也非吃不可；你現在不吃，將來吃的猛藥比現在還猛。

《新財經》：可這一調得付出多大的代價？可能帶來怎樣的影響？

第2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從政策層面上看，就當前而言，究竟是進一步采取加息的手段還是應該取消利息稅？對此，專家認為，目前來看，在加息與取消利息稅之間選擇，取消利息稅更為恰當，時機也相對成熟。

取消利息稅是內在要求

“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如果宏觀經濟需要進一步緊縮政策，那么，在加息和取消利息稅之間，我認為取消利息稅更為合理。因為，利息稅的征收與當前的宏觀經濟狀況在大的方向上是截然相反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永森表示。

據資料顯示，1999年11月，我國開始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所得開征20%的個人所得稅，旨在發揮減緩居民儲蓄增長、促進居民消費支出、拉動內需上升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增加稅收來源。但近些年的實施效果表明，利息稅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效果并不明顯，相反，一旦CPI高漲，扣除利息稅后銀行實際存款利率反而為負。

目前，刺激居民消費已經不是主要問題，如何防止物價上漲和治理流動性過剩等問題尤為重要關鍵，取消利息稅可以說是當前宏觀經濟的內在要求。

李永森表示，取消利息稅和加息，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從目前來看，之所以說，取消利息稅的時機已經比較成熟，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通過利息稅來增加財政收入的現實要求已沒有那么強烈。從財政的角度來看，利息稅的取消不至于使得財政收入出現減少的情況，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并且，前期提升了資本市場的印花稅，已遠遠超過利息稅取消帶來的稅收的減少，從這一點比較來看，取消利息稅是比較恰當的。

對此，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博士梁福濤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就目前的市場來看，取消利息稅將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政策手段。

此外，李永森強調，從宏觀角度來看，CPI仍然持續上漲的壓力將會比較大，這來自于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影響以及國際市場油價上漲形成的替代效應。這種上漲趨勢一旦形成將不會是短期的。

市場影響有限

隨著要求取消利息稅的呼聲越來越高，取消利息稅的預期也變得濃郁起來。那么，利息稅的取消是否會給市場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對此，分析人士自有一番見解。

梁福濤認為，取消利息稅，對個人居民儲蓄的選擇影響并不會太大。主要取決于存款收益以及投資收益兩方面。“一般來說，股票投資收益遠遠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即便利息稅取消，但存款利率仍然為負數。因此，在股票投資的高收益率的吸引下，取消利息稅給資本市場帶來的影響非常有限。”

同時，李永森也表示，一直以來宏觀調控的政策幅度比較緊密，尤其是前期采取提升印花稅直接對降溫股市，雖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然沒有改變牛市格局。因此，取消利息稅對市場而言，影響更是有限。

第3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外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遠未結束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可以用“三F”來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機)、FUelCrisis(石油危機)和FoodCrisis(糧食危機)。索羅斯日前曾指出,美國當前可能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目前,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斷下滑,金融危機已經從次貸蔓延到優級抵押貸款。美國最大的兩個房地產貸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證明。這兩家金融機構持有大約5.3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權,占整個市場規模的44%。這兩大公司面臨財務困境,勢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危機還遠未到達“結束的開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僅僅是“開始的結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內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國內的通貨膨脹

1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途徑

發端子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部分中資銀行機構購買的次級抵押債券價格縮水,更嚴重的是,由于中國是美國機構債的最大持有國,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國最大的兩家機構債發行人,因此中國持有的機構債不僅會賬面縮水,而且還會面臨違約的風險。無論如何,“兩房”危機已經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造成極大沖擊。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還會表現在資本流動、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極可能導致短期性投機熱錢流入中國,也可能導致熱錢的迅速抽逃。次貸危機和美國經濟下滑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進而造成中國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美國經濟下滑又會引發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抬頭。

2美國經濟減速或衰退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中國出口對美國收入的彈性大約為4。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慮到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會因美國經濟減速而下降,加上中國出口對許多重要貿易伙伴的收入彈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比重1/5左右計算,美國經濟增速下降1%,中國的總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必須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動的性質。但本輪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根本上、從源頭上說,是經濟過熱的結果。當前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國內工資成本的上漲(還有天災),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發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也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過熱的結果。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第一,通貨膨脹的發生和發展,滯后于經濟過熱的發生和發展數個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經濟過熱,不但對當前的通貨膨脹,而且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將會發生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高達10.4%,依然高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壓力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

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條件下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改善資源配置,增加供給,政府必然會逐步放松物價管制。由于價格下調的剛性,一旦解除對關鍵性產品的物價管制,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第三,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如鐵礦石)的上漲——盡管目前已經有所回落,已經而且還將增加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導致中國PPI的上升。

第四,中國的PPI在最近幾個月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10%。下游企業將越來越難以消化PPI的上漲。一些企業將因虧損而倒閉、減產,但這并不意味產品價格不會上漲。因而,CPI很可能將因越來越多的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上漲。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貨膨脹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縮指數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豬肉或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是物價的普遍上漲。

第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通貨膨脹的上升趨勢得不到扭轉,通貨膨脹預期將會加強,通貨膨脹預期下的企業和個人的自我保護行為(如要求增加工資、囤積、搶購等)將使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目前條件下,搶購之類的現象不大可能發生,但工資一物價的上升螺旋卻可能形成。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前瞻:堅決遏制通脹

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盡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會因基數和農產品價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現回落,但對通脹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仍應該堅持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首要目標的方針。如果中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脹,經濟就不需要急剎車;如果過早放松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就可能反彈。最終不得不急剎車,損失則要大得多。

1抑制通脹無需懼怕經濟增長速度適度降低

由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抑制總需求。換言之,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增長最快的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高于GDP增速。中國的投資率超過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產投資對總投資的增長貢獻最大,且存在較嚴重的泡沫,因此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點。抑制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必須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關于“兩防”的方針是絕對正確的,在通貨膨脹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變。投資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對兩者增長速度的下降,特別是對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過于擔心。目前速度降一點,是正常的,不必緊張。沒有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防止經濟過度下滑可以做些預案,但還沒有到需要立即實施的程度。在當前形勢下,釋放出政府將會對“反通脹”方針加以調整的信號是絕對有害的。即便需要對某些具體政策進行微調,也不應使公眾產生“政策將會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貨幣政策松動的預期,許多銀行提前放貸,夸大信貸緊張程度,營造信貸需求旺盛、規模緊張的氛圍,以倒逼中央銀行。溫總理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顯示了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為治理通貨膨脹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筆者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通脹率4.8%的目標今年恐怕難以實現,可以延長實現這一目標的期限,但沒有必要對此目標加以改變。而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最終維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脹離不開貨幣緊縮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話雖然不能說得極端,但寬松的貨幣供應環境畢竟是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通貨膨脹離不開貨幣緊縮。除非通貨膨脹形勢有了根本的好轉,否則,貨幣緊縮的大方向是不會也不應該改變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減少有效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貨膨脹,自然要增加供給,但為增加供給所能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有限的(減稅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般情況下,即便通貨膨脹是由供給方原因所造成的,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除實行其他政策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須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為求抑制通脹,需要付出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1980年代,為了抑制由于石油沖擊造成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但歷史表明,美國當時的經濟衰退換來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貨膨脹。而這種低通脹,則為美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多年的低通脹來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獲得,所付代價將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已經越來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財政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

3為了改善經濟結構應繼續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的本次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同其匯率政策有關。中國本輪通貨膨脹的貨幣源頭及其發展可以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優惠的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中國的雙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雙順差日益固化為結構性的雙順差。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需依賴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在雙順差條件下,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放出人民幣。

第三,央行的干預導致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為了防止基礎貨幣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央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對沖操作:賣出央票,回收人民幣;提高準備金率。央行的對沖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對沖難以完全沖銷掉過剩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就為通貨膨脹的發生創造了貨幣條件。

第四,中國的持續、巨額雙順差必然導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產生,這種預期進而導致了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外的資金的流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央行的對沖的負擔。過剩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第五,解決由雙順差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的最簡單辦法是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需求自由浮動。但是,由于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一旦自由浮動,上升幅度可能過大。由于擔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中國選擇了人民幣緩慢升值這一路徑。

第六,人民幣緩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掛導致熱錢流入。在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條件下,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實行資本管制。

4必須加強資本項目管制

如果已經確定了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方針——盡管筆者不認為這是最佳方針——我們就需加強資本管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取決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當資本管制完全有效時,才談得上人民幣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國自行掌握。當前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的方針是非常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覆蓋面應該進一步加寬。“嚴進寬出”應該調整為對進和出都實行有效管理。在強化對“熱錢”防堵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對“熱錢”突然流出、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而防患于未然。

第4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資源配置效率；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4）01-0014-07

隨著供給和需求條件發生全面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經濟運行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潛在增速從接近10%的高位向近期7～8%、中長期5～6%的中低位移動。從近期看，增長動力和機制開始轉變，經濟增速將在7～8%之間徘徊；從中長期看，在尋找新動力和新平衡機制的過程中，增速會逐步下降，最終的均衡位置既受供、需條件制約，也取決于應對措施的效力。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將面臨防范化解財政金融風險、培育新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等一系列挑戰，宏觀經濟政策要守住底線，防止經濟增速出現大的起落，并注重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有效銜接，深化體制改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一、供給條件改變，傳統競爭優勢逐步削弱

1.勞動人口總量和結構發生轉折性變化，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削弱

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勞動力成本優勢總體上逐步削弱。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人們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效應，我國人口呈現“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特點。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凈減少345萬，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下降，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削弱。

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高素質勞動力的供給優勢未得到充分利用。2004年以來，教育程度較低的初級勞動力供應已經逐年遞減；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中高級勞動力新增人口在2012年達到峰值后2013年開始下降：具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的新增勞動力在2019年之前還會持續增加。勞動力供給結構變化，一方面提高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成本，另一方面為技術密集型產業創造了低成本擴張的可能性。然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相對緩慢，民工荒與大學生就業難并存，在傳統優勢削弱的同時，人力資本的新優勢未得到充分發揮。

2.投資增速將逐步下降

人口老齡化以及社保、民生支出增加，將降低全社會儲蓄率，進而降低投資增速。2012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達到14.3%。據估計，到本世紀中葉，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30%。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是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對各種資源的分流作用更強。在對一般商品需求增加的同時，居民對公共產品、社會服務的需求大幅上升，進一步降低社會的儲蓄率。FDI流入量增速下降，部分加工類企業轉移至其他國家。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國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同時也面臨土地等資源要素價格上升的壓力，導致我國制造業領域尤其是低端制造業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下降。其他發展中國家擁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等，對外資的分流作用比較明顯“）。另外，在“穩增長”的同時，我國需要兼顧“調結構”，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流向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端市場為導向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在相應進行結構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外資的流入。

3.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難度加大

通過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進一步縮小。同際經驗和中國歷史數據都表明，貿易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要快于非貿易部門，投資品和中間投入品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快于消費品制造業。正是由于存在結構性的差異，過去30多年，通過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勞動力和加快發展各類貿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較快。隨著我舊城市化水平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數量減少，新轉移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降低，農業轉向非農就業帶來的效率增量降低。同時，隨著國內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FDI增速下降，對外貿易產生的技術擴散速度也在下降。

與世界技術前沿的距離縮小后，學習型技術進步的速度自然回落。后發國家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可以較快地提高產業的技術進步水平，實現“擠壓式”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引進生產線等多種舉措，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成為制造業大國。當前，我國許多行業的技術水平與全球先進水平差距縮小，一些跨國制造企業在華建設全球樣板工廠，有的將我國作為全球研發基地，國內企業在光伏產品、通信設備、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也達到全球先進水平。于是，模仿與技術引進的空間進一步縮小，而依靠自身技術進步與創新的時間和資本成本較高，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較低。

4.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

我國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約束趨緊。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億畝紅線，工商業用地指標緊張，土地價格飚升。石油和其他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快速上升的同時，未能獲得與市場地位相當的定價權，采購價格受制于人。發展的環境容量變小，極端環境事件頻發。多年來粗放式的發展模式造成環境污染嚴重，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遏制，重點流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城市霧霾天氣增多。碳排放約束加強，增加了我國發展成本。我國人口眾多又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化石能源和水泥消耗量大，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雖然按人均碳排放，特別是按累計人均碳排放計算，我國排放容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空間，但為了自身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減排目標的實現，我國仍選擇主動控制碳排放增長速度。

二、需求空間和結構發生較大變化。難以支撐經濟高增長

1.出口增速出現趨勢性變化，高增長階段已結束

通過融入全球化拓展需求空間，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當前，我國貿易占世界份額，已經與日本、德國曾經達到的歷史峰值水平相當。隨著我國出口產品進一步升級，與發達國家或跨國公司之問的錯位競爭將演變為同質競爭，搶占國際市場空間的難度增加。由于我國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傳統出口優勢面臨新興國家的競爭壓力。此外，全球經濟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需求放緩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我國出口增長也將產生影響。我國出口的高增速時代可能已結束，預計出口將從過去10年超過20%的平均增速下降到10%左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2.房地產市場需求接近峰值。未來增速明顯下降

從1998年啟動住房制度改革以來。中國城鎮住房建設步伐逐步加快，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考慮到住房需求帶動各行業投資以及相關服務業的發展，過去5年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綜合貢獻達到23%左右。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顯示，房地產業發展與城市化率、人口結構和人均GDP均存在密切關系。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2.6%，進一步提高的速度將有所降低，而20～50歲對住房需求量大的年齡人群到2015年將達到峰值。目前，除了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住房空置率多數處在高位，“鬼城”現象經常在媒體曝光。預計未來10年房地產需求增速較過去10年將明顯下降。

3.綜合效益高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逐步減少

基礎設施建設是拉動我國內需的重要力量，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基礎設施占固定資產存量的水平處于中等，但占比已經從峰值開始下降。高速發展過程中，經濟和社會效益較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往往被優先建設，未來10年具有良好投資回報的項目會越來越少。而基礎設施折舊周期長的特點，也決定了其在建設高峰期后的較長時期內增速難以有大的提高。

4.社會消費的重點從物質向服務類轉變。對投資的拉動作用減弱

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速度加快。當基本生活物質消費滿足后，社會消費開始更多地向教育、文化、信息和旅游等服務類轉變。政府公共投資項目的重點也從道路、電力、水利等方面逐步向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方面轉變。服務業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對固定資產投資和中間投人品生產的帶動明顯小于制造業。服務業占比提高，將會降低全社會投資需求的增長。

三、增長階段轉換期的潛在增長率和新增長點

1.增長階段轉換期潛在增速的測算

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有些變化是確定的，比如增速受制于供需條件的變化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些變化則具有不確定性，比如增速會以什么樣的方式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是我們對其變化規律的認識不夠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許多制約因素本身是動態變化的。利用已有確定信息和相關理論，我們可最大程度地縮小不確定性的范圍，勾勒出未來經濟增長的圖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近年來一直嘗試用各種方法推算未來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估算結果看一致性較高。

一是通過國際比較，估算潛在增長速度。課題組利用三種國際比較方法，測算了中國經濟下臺階時對應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年份。第一種方法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并比照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經驗進行測算；第二種方法是將各省參照不同國際經驗進行測算：第三種方法是根據大宗工業產品產量或消費量變化規律進行測算（如表1所示）。雖然不同方法估算的結果略有差異，但國際比較顯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緩，“十三五”時期將明顯下一個臺階。平均來看，從現在到“十二五”期潛在經濟增速為9.1%，“十三五”時期潛在增速將降為7.1%。

二是利用省際歷史數據構建計量模型估算潛在增速。國際比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國際上先進國家的經驗對我國未來發展進行預測。按照同樣的思路，國內經濟發達地區的增長經驗對后發地區和全國增長也有借鑒意義。通過構建包含31個省市歷史發展數據的時間序列一橫截面模型，估算了未來10年我國潛在GDP增速。結果顯示，發達省份達到接近的發展水平后，都進入增速下降的階段。未來增速進入轉折的省份不是平穩增加的，所以潛在增速下降可能是臺階式的。從表2的結果看。未來5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在7～8%之間，未來10年我國潛在增長率將在5～6%之間。

三是利用CGE（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估算的潛在增速。利用CGE模型可將供給側和需求側變化的效應綜合在一起，從而更加全面地估算潛在增長率的變動情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在詳細分析供給和需求要素變化的基礎上，利用CGE模型測算出未來10年潛在增長率。結果顯示，近期潛在增長率在7.7%左右，未來10年會下降到6.5%左右。

從幾種方法測算的結果看，近中期潛在增長率都會有明顯下降，只是下降的時間和幅度有一定的差異。對近期潛在增長率的估算，國際比較值最高，省際數據測算的值次之，CGE模型的值最低。考慮到當前經濟運行的表現和不同方法的特點，我們認為2015年之前，我國潛在增長率在7-8%之間。對中長期的估算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綜合幾種方法的結果，我們認為10年后我國潛在增長率將會降到5～6%。

2.我國增長階段轉換的特點

從國際經驗看，追趕性經濟體在經過一定時期的高增長后，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增速回落。一種是成功實現工業化、基本完成追趕任務后的增長減速。發生時點一般在人均GDP達到11000～12000國際元，增速降幅達到30%以上。日本、韓國等都是二戰后實現成功追趕的國家，基本符合這一規律。另一種則是在追趕任務沒有完成、增長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時，因體制、戰略、政策調整滯后或出現失誤，經濟增長陷入長期停滯甚至倒退。發生時點往往在人均GDP4000～6500國際元問，經濟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數超過5個百分點或者50%。

2012年，我國人均GDP達到9100國際元，低于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經濟增速自然回落的時點，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收入水平。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國際經驗難以充分解釋。這一方面說明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快速崛起，歷史上沒有先例，當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國際比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國經濟運行機制更加復雜，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期，但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風險因素。例如，城鄉、區域、行業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基尼系數持續高位，2012年為0.474：腐敗、司法不公等問題比較突出，社會不滿情緒有所上升：個人成長和發展對家庭地位和社會關系網的依賴程度提高，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下降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瓶頸，導致經濟增長在追趕進程尚未結束時出現回落。

從另一個角度看，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濟增速自然回落時，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順，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我國在人均GDP相對較低時出現增速下降，也說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紅利所在。

3.增長階段轉換期的增長動力和新增長點

增長階段轉換期是新舊動力轉換和新增長點不斷涌現的過程。我國潛在增速回落實際上也蘊藏著很大的潛力，只要我們能夠根據供求條件的變化，調整政策、匹配資源，在增速下行的過程中仍然可能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一是改革仍是未來經濟增長最大的紅利。我國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大，國有企業占有資源過多，資源價格扭曲，壟斷者影響市場規則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市場運行的效率。只要能凝聚共識，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就能釋放出新的活力和動力。二是傳統競爭優勢仍將持續發揮作用。在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產業配套、基礎設施、高素質人才隊伍、內部市場規模等優勢沒有改變。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變，復雜程度較高、人力資本密集的行業可能孕育著新優勢。三是城鎮化潛力依然巨大。我國城市化率偏低，特別是質量偏低。大量已經進城的農村人口并沒有轉變為市民，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仍蘊藏著巨大需求潛力。城市化與信息化、綠色、低碳等新趨勢相結合，能釋放出產業升級的新動力。四是居民消費升級方興未艾。伴隨城市化、信息化進程，住、行主導的居民消費升級將持續推進，信息、教育、醫療、培訓等服務消費升級潛力巨大。五是全球化可能為我國發展提供新的動力。與那些成功實現追趕的國家不同，我國處在一個全球化程度明顯深化、趨勢不可逆轉的時代，全球需求的增長空間和分工的專業化程度等大幅提升。一批人口眾多的國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積極推進工業化，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機遇。

四、正確認識和把握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的底線

所謂經濟運行的底線，就是特定階段經濟穩定運行的下行臨界點，如果超過臨界點，將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或危機。我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和尋求新平衡的關鍵期。增長階段轉換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逐漸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尋找并建立新平衡的過程，經濟穩定運行的區間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這一時期，底線思維比以往更為重要。

1.增長階段轉換期“守底線”的關鍵是控風險

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時，確定宏觀調控目標增速的重要依據是保就業，經濟增速太低就難以創造充足的新增崗位以滿足就業需求，就可能導致社會動蕩。保增長就是保就業，保就業就是保穩定。成為當時宏觀調控的基本邏輯。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形成對比的是，這一輪增長放緩并未伴隨大的就業壓力，部分原因是我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轉變，或者說，勞動力供給放緩本身就成為經濟增長放緩的解釋變量。就增長與就業的關系而言，對增長放緩的“容忍度”已明顯提高。

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由于我國“速度效益型”增長模式尚未改變，如果經濟增速短期內過快下滑，將會出現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企業贏利能力和水平滑坡，虧損面持續擴大，財政金融風險將可能集中爆發。底線守不住，將會成為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的觸發器。因此，當前守底線，要以防止短期內經濟增長大幅度滑坡為重點，穩定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財政、金融、產業等方面的風險，把矛盾和問題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內，為微觀主體調整和增強對新增長階段的適應性爭取必要的時間和空間，促使增長階段平穩轉換。

2.保持GDP增長6.5%是現階段經濟運行的底線

歷史經驗顯示，高經濟增速階段經濟運行的底線可能在7%。我國企業利潤、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速，相對于GDP增速的彈性系數分別為4.6、3.2、3.4、1.3和3。在1996年以來的69個季度中，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大幅下滑的情況出現過2次，分別對應著兩次經濟危機。平均而言，當經濟增速為6.9%時，財政收入增長2.4%，稅收收入零增長，工業企業利潤增長-38.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3%，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6.6%。如果增速低于7%，并持續兩個季度以上，就可能超過各行業、系統的承受能力，觸及經濟社會穩定底線，并引發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參見表4、表5所示。

隨著發展環境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運行底線也會變化。與歷史情況相比，近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速有所下降、企業風險意識加強、低增速下的盈利能力正逐步提高，地方融資平臺過快擴張的勢頭得到遏制，經濟運行底線可能已向下調整。綜合考慮潛在增長率和風險積累程度。GDP增速不低于6.5%可能是現階段的底線。

3.緊守底線的關鍵是主動釋放已積累的風險

堅守底線并不僅僅是穩增長或保增長，當前要把重點放在調結構、去杠桿上，有序釋放已經積累的風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房地產泡沫、嚴重產能過剩和影子銀行，是當前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風險。這四大風險相互影響、相互轉化，共同推高了資金杠桿和經濟運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資平臺依托政府的顯性和隱形擔保，在GDP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推動下，往往不計成本融資。由于房價過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資限制，房企總是存在資金饑渴癥。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體資金邊際價格，使大多數實體經濟無力負擔。制造業嚴重產能過剩和融資平臺資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潤水平遠低于融資成本的現象相當普遍，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基礎資產質量。而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追求利潤和規避監管的驅動下，開始尋求通過表外業務和同業業務擴張資產，在推高杠桿的同時也使融資鏈條不斷拉長，資金在金融系統內的自我擴張過快，并與實體經濟相脫節，高成本的資金最終又流向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

五、近中期宏觀調控的基本思路

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運行具有超過以往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短期因素與中長期變化相疊加，經濟運行總體比較脆弱。宏觀經濟政策要防止經濟增速出現大的起落，尤其是避免快速下滑突破底線，積極化解系統性風險，并注重短期與中長期政策的有效銜接，深化體制改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培育新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才能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1.避免“過度刺激”和“放任下滑”兩種傾向

充分認識到增長階段已經開始轉換、宏觀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客觀事實，是進行宏觀政策選擇的前提。從近中期看，有兩種易于出現、需要著力防止的傾向。一種是“過度刺激”，試圖重回以往高增長軌道。長期以來，政府、企業、市場和社會已經適應了高增長的宏觀環境，也存在高增長的訴求。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現不顧潛在增長率下降的事實，政策刺激過度，結果不但不能恢復高增長，反而可能引發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2012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出現短期回升，由此形成對2013年過度樂觀的預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傾向。另一種傾向是“放任下滑”，引發系統性風險。增長階段轉換期，由于預期不穩、前景不明，容易出現短期快速下滑或劇烈波動。經濟大幅下滑突破底線，導致一系列經濟社會連鎖反應。如果對此認識和重視不夠，忽視市場主體對經濟減速需要逐步調整和適應的事實，政策應對不力，就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2.以局部風險的有序釋放贏得全局穩定

積極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房地產泡沫、嚴重產能過剩和影子銀行四大風險，基本思路是強化約束、落實責任，以局部風險的有序釋放贏得全局穩定。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機制，并減少政府的保護和干預，讓僵尸企業有序退出，促使實體經濟逐步恢復盈利能力。其二，切實降低房價和改變市場預期，促進存量房地產進入交易，進而壓低金融邊際資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國房地產聯網、實名登記，并明確全面開征房產稅的過渡時間。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給和地方財政收入，又可以改變房價預期。其三，通過發行特別國債、成立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措施，對地方融資平臺進行分類清理，隔離不良資產。建立明確的懲戒機制，規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資能力。其四，積極盤活存量貨幣，在維護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時，加強對同業業務和表外業務監管，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降低杠桿，重點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優先去杠桿，然后金融業跟進，不能僅從金融業單邊推動去杠桿。這里涉及一些緊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線，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場推動改革與控制風險的賽跑。

3.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新世紀以來，一些新興國家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國家，人口規模相當于已經實現工業化國家的兩倍多，其工業化進程已經并將繼續改變全球重要能源資源的供求格局。美、歐債務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財政狀況捉襟見肘，被迫實施緊財政、寬貨幣的政策組合，由此引發新一輪為防止本幣升值的全球性貨幣寬松競賽，對短期資本流動和物價上漲都將產生影響。上述兩方面的情況，為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提供了需求基礎和貨幣條件。一旦全球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會迅速反彈。

從國內看，隨著資源環境約束增加、要素市場化推進和人口結構變化，能源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進入較快上升階段。供給能力缺少足夠彈性，不能適應需求增長，這正是目前需求回調而資源、要素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同時，我國貨幣存量規模龐大。2012年末，廣義貨幣（M2）余額97.4萬億元。相當于GDP的188%。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在增長階段轉換期，企業贏利能力下降，擴張動力不足。實體經濟的貨幣吸納能力下降，也為通脹和資產泡沫埋下隱患。

近中期，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需要調節貨幣供應，有效管理流動性；夯實農業基礎，降低農產品等的流通費用；增強我國企業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提升大宗商品價格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完善住房限購和金融政策，引導房地產市場穩定發展。

4.深化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

第5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關鍵詞:第五次并購浪潮 新趨勢 原因

跨國并購新趨勢

高度集中在發達國家但發展 中國 家增長迅速

跨國并購類型主要是橫向并購

跨國并購行業發展趨勢

跨國并購的產業仍集中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但是制造業的并購份額呈下降趨勢,服務業呈上升趨勢。1999年服務業占60%,制造業占30%。制造業由原來的資源、勞動密集行業轉向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如:化工、電器機械和汽車。服務業內部的跨國并購主要集中在電訊、金融和商業服務領域,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

跨國并購過程中跨國公司R&D全球化

控制關鍵技術已成為大型跨國公司攻城掠地、取勝對手的法寶。跨國公司加大對世界范圍知識、專業人才和技能的追求,促使跨國公司海外R&D支出占總R&D支出的比例不斷上升,海外分支機構數量相應不斷增加。美國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國內的R&D支出的增長速度,1997年美國該比率由1985年的6.4%上升到10.5%;1987-1997年外國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的R&D支出費用增加了3倍,數額由65億美元上升到197億美元,年平均增長11.6%以上。

第6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也許我們與歐美經濟不在同一戰壕，卻注定在同一地球，置身此局中，經濟正面臨最嚴峻的外部壓力，是覆巢無完卵，還是如不周山立？

上半年的中國經濟，可謂逆風飛揚，在出口失色之際，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已悄然浮現，下半年中國經濟也仍然將“微妙”地平穩，這恰是改革開放進行到尖鋒時刻的恰當背景。

“熱宏觀”和“冷微觀”的中國經濟何去何從？

一、 世界經濟大亂局：滯脹？衰退？失速？

世界經濟看來正陷入久違的大亂局中，人們喋喋不休地爭論著的，不是世界經濟的曙光在哪里，而是黑夜有沒有到盡頭。早在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發表驚人之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警告可能出現的全球性經濟蕭條，當時美國“新經濟”正方興未艾，而亞洲亦舔干了自己的傷口，出現“V字形復蘇。然而，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美國高股票象可憐的“自殺鯨”一樣接連表演“高臺跳水”，家、投資家們無不看得驚心動魄。悲觀預言由此相繼而來。摩根斯坦利一反常態，不再“兜售繁榮”，而是宣稱“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經濟有可能面臨長期衰退。美國《商業周刊》作為“新經濟”的最大吹鼓手，曾刊文說“新經濟消除了經濟周期”，現在卻以號稱為“新經濟新知”的曼德爾編輯為急先鋒，拋出新著《即將到來的互聯網大蕭條》。世界經濟怎么了？

1、美國經濟：可怕的并不是在大峽谷中下落，而是不知道下落到何時是谷底。以美國而言，美國商務部預期美國經濟在2001年第一季度將增長2%，公布的數字卻只有出乎意料的1.3%，最近更修正為1.2%，而公眾的預期更悲觀，以為實際上只增長了0.5%而已。國際貨幣基金在其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已經將對美國2001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原來的1.7%下調到1.5%，而對2002年的增長預期更從 4.2%陡降到 2.5%。目前美聯儲的連續6次降息為什么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反映出兩個：一是這顯示出美聯儲沒有看到美國經濟的底部在何處，降息反而惡化了市場預期；二是這顯示出美國經濟“長腿”變短容易（新經濟投資疲弱、市場萎縮地擠出泡沫容易），但“短腿”變長艱難（“空心化”的傳統產業難以重新夯實）。因此，過去8年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的美國經濟可能處于熄火或半熄火的狀態，并步入“L”型中期調整。

2、歐洲經濟：“從不受”到“不可否認的事實”的尷尬。在2001年初，歐盟曾驕傲地宣布：歐洲經濟不受美國的影響。歐盟委員會今年4月發表的經濟預測報告樂觀地宣稱，2001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將達到2.8%，2002年將達到2.9%。然而，歐元區12國財政和經濟部長目前無奈地承認，由于美日經濟不斷減速，歐洲經濟經濟增勢減弱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其強度“出乎意料之外”。 2000年歐盟經濟增長達3.4％，是近十年以來的最高速度，但2001年的經濟表現卻差強人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其2001年經濟增長速度僅為2.4%，最近的數據顯示，歐洲的主心骨德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目前的經濟形勢也不妙，德國政府已把對經濟增長的預測下調至2%，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洛朗·法比尤斯則預計，法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不足2.5%，遠低于早先預計的3.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德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數則僅為1.9%。與此同時，歐盟的失業率卻在令人不安地上升。

3、日本經濟：當日本的經濟巨頭把中國的大蔥和大蒜視為生死攸關的挑戰時，我們真的為日本經濟擔憂了！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容不得矯飾，對其無非有三種態度，一是“駕馭市場”，即政府以為自己可以俯視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通過所謂“強政府”的“產業政策”來超越特定的經濟階段；二是“增強市場”，即政府以為市場是某種外在變量，可以通過關系型融資等奇思妙想來使得“市場機制”更銳利；三是“緊隨市場”，即政府承認自己經濟干預能力的有限性，只是遵從市場信號盡量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迄今為止，試圖駕馭和增強市場的國家毫無例外地已在承受市場的嚴厲懲罰，其中尤以日本為甚，財政已經擴張至極至；而貨幣則更曾達“零利率”的尷尬，但日本經濟硬是毫無反映，財政貨幣雙失靈。日本自從小泉政權亮相以來，已經坦言將在未來3-5年內不看重GDP增長指標，而全力重構日本經濟，但至今則仍為“景氣優先”還是“結構優先”在吵鬧不休。對于日本經濟，我們已經陷入了深深的誤區：也許我們并不能用80年代初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來衡量現在的日本經濟，否則我們將以為其經濟永遠處于衰退之中；如同我們不能用新高的股市綜合指數來衡量股市，否則我們將總以為現在的股市在漫漫熊市中，日本經濟僅僅是洗去了鉛華的常態，并且難以再回復到光彩照人的韶華之中。

4、亞洲：曾經夢想的“21世紀是亞洲世紀”已經遙不可及，誰來領導亞洲？面對已經整合的歐盟，以及正在整合的美洲經濟，亞洲經濟滑落到分崩離析之中。《圣地亞哥宣言》和《行動計劃》顯示出的大勢是：2005年1月1號作為談判達成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協定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國審議通過，正式生效。這樣，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34個國家，涵蓋8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5%。如此歐盟、美洲自由貿易區和APEC三大區域性組織構成全球貿易和投資基本架構的格局將基本確立。可以預期的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的困擾、對拉美后院的傳統重視、以及對APEC非制度化的清談而不務實的失望，必然使其對充當整合亞洲經濟的熱情多少有些冷卻，而產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內部的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即美國在選擇貿易和投資伙伴時，會將美洲國家置于更優先的地步，對東亞國家顯然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擠出”。由于亞洲經濟一體化明顯滯后于歐盟和美洲，并且美、日、中等大國對機制化的亞洲經濟合作態度曖昧，利益紛爭。亞洲經濟，因為缺乏清晰可信的領導者，無人填補美國因啟動FTAA而對APEC喪失的熱情和形成的真空；無人勇于改進APEC的清談和制度建設遲緩。亞洲似乎仍是半個世紀前，邱吉爾曾經說的那樣：亞洲？那只是個地理概念！似乎誰都沒有看到一個經濟生活和諧的亞洲。世界看到的，已是更為分崩離析、而不是更為整合的亞洲經濟。

5、世界經濟：是滯脹？是衰退？還是急劇失速？對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大致有三種判斷，一是從高速增長意外地突然失速（sudden slowdown）；二是已經陷入到經濟衰退中 （recession）甚至是大蕭條又回來了；三是我們重新回到了20世紀7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癌癥-----滯脹（stagflation）中。在盡可能理性和冷靜之后，我們認為世界經濟在急劇失速之中，至于衰退則是目前仍是可能性尚非普遍的現實性；而滯脹，則多少還有些遙遠。下表顯示出世界經濟增長的確有明顯的放緩跡象。

表1、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變動（單位：%）

時間/GDP%

美國 歐盟 德國 法國 英國 日本

2001.

(1-3) 1.3 2.0 1.5 2.0 1.7 -0.8 8.1

2001 1.6 2.2 1.6 2.4 2.2 0.5 7.3

2002 2.9 2.5 2.3 2.5 2.7 1.3 7.5

資料來源：《 Economist》2001-05-21.

至于世界性經濟衰退，至今仍然只是有待證實的預言。30歲以上的人們對經濟衰退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進海里”的畫面，那是從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政治經濟學教師的講解中得來的刻骨印象。如果21世紀初衰退重演，則也許天之驕子式的硅片亦將棄于山谷，類似于上個世紀30年代的產品過剩、需求不足情形將重現于整個世界，并成為中長期全球經濟的大敵！經濟衰退在若隱若現之際，通貨膨脹的威脅已悄然降臨。2001年5月，G7的通脹率已從1999年初的1%上升至2.8%，這是8年來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國通脹率從1999年的1.6%上升到2001年5月的3.6%，歐元區國家通脹率從0.8%上升至3.4%。這使人們不能不警惕世界經濟重蹈20世紀70年代的覆轍。我們尚可幸運的是：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受能源價格上漲的，扣除能源、食品價格因素后的核心通脹，在美國為2.5%，在歐元為2.1%，日本尚在通貨緊縮之中。世界經濟的大亂局，是新經濟光環不再帶來的全球性振蕩；是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危機的陰影再度聚攏；是亞洲經濟再度邊緣化的威脅。此際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二、世界經濟亂局里的中國：憂思何在？驚喜何在？

世界經濟亂局，迫使中國面臨較之亞洲金融危機更為險峻的外部環境，盡管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也許不在同一條戰壕，但無疑卻在同一個經濟增長失速的地球上，全球化的迅速推進，和20年來我國經濟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型大國經濟，因此，世界經濟增長失速將通過貿易和投資等多種渠道傳遞和影響我國。憂慮者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君不見，阿根廷已陷入金融危機的困苦中，新加坡正跌落到11年來最糟糕的經濟狀況，而，泰國、菲律賓等經濟體，則有山雨欲來、黑云壓城的意思。而有人則說，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苦苦培育內需，并沒有像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那樣，仰仗歐美經濟之鼻息，世界經濟突然失速，與中國經濟，在投下了濃重陰影的同時，卻也帶來了一抹意外的亮色。

1、憂思何在？受國際市場不景氣的，扮演了我國2000年增長引擎之一的出口將急劇滑坡，甚至成為經濟成長的羈絆。世界經濟增長失速的直接沖擊是我國外貿的陡然滑坡。經濟增長中，來自對外貿易增長的貢獻在1/4左右，我們的實證表明：過去6年來，美國經濟每向下滑落一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就將跌落0.4個百分點，而世界經濟每跌一個點，中國出口就滑落10個點。由此來看，美國經濟滑坡無疑將使得我國出口嚴重滑坡。

在2000年度，我國出口增長了27.8%，而2001年一季度因為慣性訂單出口勉強達到了14.7%；但到二季度就降為4%，還不到一季度的一個零頭，5月份我國出口僅增長3.5%，比上月回落7.6個百分點，其中對歐美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均下滑了2-3個百分點。1-5月份，中國累計對美國出口增長7.6%，為203.19億美元，比1至4月份累計增速回落2.3個百分點；1-5月份，中國對日本出口額為179.5億美元，僅同比增長16.5%，遠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到了6月份更僅出口220.8億，這甚至比上年同期還下降0.6%，出現近兩年來的首次月度負增長。出口的滑坡給國民經濟的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影響。上半年我國外貿累計實現貿易順差81.4億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23億美元下降了41.6億美元。凈出口的減少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放慢了將近1個百分點。二是間接影響。出口的萎縮使得生產受阻，外貿出口對生產的上拉作用由去年上半年的3個多百分點，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不到1個百分點。

作為負責任的地區大國，我國顯然不可能通過人民幣貶值這樣“以鄰為壑”的做法來換取出口競爭力的喘息性恢復，此外，其余可以刺激出口增長的“立竿見影”的渠道也已近枯竭。如出口退稅的力度已相當大，而出口信貸扶持則不可能為所有產業分享，而2001年11月前后，我國則又可能因加入WTO而加速市場準入。上述因素顯示：世界經濟增長失速將使我國外貿扶持手段和空間弱化，經常項目收支的順差將顯著縮小，如果按照1-6月份外貿出口變化的趨勢來看，2001年我國出口增長可能維持在5%-6%左右，基本無望達到8%的預期目標，我國外貿出口的陡然失色將是世界經濟亂局的直接祭品。

2、驚喜何在？紛亂的世界經濟更襯托了“中國魅力”，并引致國際資本向我加速分流的新格局。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前后，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亞洲發展展望2001》統計，在1998-1999年度間，全球直接投資分別為7590億和10910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為5650億美元和8780億美元，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僅為1941億和2121億美元，流向亞洲的直接投資分別為846億和869億美元。在2000年第三季度以前，由于美國經濟走勢強勁，大量國際游資都被吸引到了美國。根據美國第一波士頓信托銀行的估計，美國一家就占用了全球凈儲蓄的72%！因此，在世界經濟增長失速之前，歐盟和日本是最大的資本凈流出地區，而美國則是最大的凈流入地區，至于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基本上是無足輕重的。

在美國經濟增長出乎意料地一蹶不振之際、美國股市已經輝煌不再、美聯儲連續降息三大負面因素的沖擊下。長期匯聚美國的國際資本，必然要尋找新的出路，是否有可能分流到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國家？鑒于國際資本往哪里流，哪里的經濟短期內就會迅速升溫，那么亞洲經濟是否會因禍得福，因資本大量內流而加速增長？這種可能性并不大。從2001年上半年的資本流動格局看，2001年第一季度歐元區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資本凈流出860億歐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凈流出為429億歐元。日本今年第一季度資本凈流出22292億日元，其中，直接投資凈流出16422億日元，證券投資凈流出908億日元，其他投資凈流出4963億日元。盡管2000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經濟增長和股市雙雙跳水，但流入美國股票市場的國際資本卻仍高達1718億美元(1999年為987億美元)；流入美國公司債市場的國際資本達2941億美元（1999年為2328億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流入美國證券市場的國際資本仍達到了1550億美元！但畢竟國際資本有從美國分流的某種跡象，例如，2001年第一季度，共同基金從美國股市抽走了越數百億美元。因此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近格局是：美國作為國際資本安全港的榮耀有所削弱，可能產生國際資本分流，但其作為歐日資本的主要去向仍無改變。

新興市場并不能夠擔當吸收從美國分流的部分國際資本的角色。世界銀行2000年的《東亞：恢復及更多》（East Asia: Recovery and Beyond）中顯示，東亞體系并無根本改善。此輪世界增長的放緩反而給新興市場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為了抵御出口的滑坡，部分家隱現了新一輪貨幣貶值風潮。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貨幣已有危機征兆；而亞洲則泰銖走勢明顯不穩，新加坡經濟疲弱不堪，經濟風聲鶴唳，國際投資者對新興資本市場的重重疑慮，足以使得從美國分流的資本不可能注入新興市場。

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之際，新興市場作為整體在引資方面是弊多利少，但中國卻可能是重重烏云中唯一透射出來的一縷陽光！這樣的判斷是基于以下理由：（1）、中國的經濟本質上是大國經濟，據稱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成長中的內需拉動因素達到了93%！其在吸引國際資本方面的突出表現是小型開放經濟體無法相提并論的。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投資報告2001》的披露，新興化國家NIEs吸引國際資本僅僅是在1999年以后才有了恢復性增長，除了NIEs、日本和中國以外，南亞和東亞國家在1998-2000期間乏善可陳。而中國則明顯是例外，自1995年以來，利用外資始終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2）、中國具備吸引國際資本的穩定的基本面，這同樣是其他新興市場不可比擬的。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01年度亞洲發展展望的預測，在亞洲國家中，中國仍然是經濟增長最為強勁和平穩的國家，只有印度經濟稍可和我國比擬。穩健成長的中國經濟，將在世界經濟亂局中，越發凸現其“中國魅力”，并令國際投資者凝眸注目。

表2、波動的亞洲經濟和穩定的中國經濟（單位：%）

年份/GDP%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興工業化國家 -2.9 7.9 8.4 4.3 5.6

亞太發展中國家 -2.0 4.1 -1.8 3.4 5.0

東亞 6.1 5.8 5.7 5.8 6.5

中亞 1.5 4.7 7.8 3.3 4.8

印度 6.6 6.4 6.0 6.2 7.0

中國 7.8 7.1 8.0 7.3 7.5

第7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1.1使經濟管理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市場是實現經濟資源優化配給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市場上頻頻出現不正當競爭事件，干擾了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轉，阻礙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在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格局長期處于變化發展中，這就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即經濟干預調節策略無法與日趨變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協調一致，為了調解這一矛盾，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步調相互配合，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對市場經濟進行優化，可以修正市場固有的問題和不足。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改良創新時，不能脫離固有的經濟政策、經濟干預手段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應立足于實情進行改良創新，創設與我國經濟政策和市場格局相符的宏觀經濟管理。

1.2革新經濟干預促進市場資源合理配給

經濟市場是實現社會生產資源優化分配的關鍵途徑，因此要實現資源合理分配，必須依托市場。但由于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這些問題都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擾和影響。要想提升市場資源分配的科學性，應立足實際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進行改良創新，并選擇適宜的策略調整市場中的資源配給模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讓經濟資源創造出最大的價值。政府宏觀干預市場資源配給的手段主要是，調整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市場中的比例，并對這兩種財產進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2.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措施

2.1調整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種手段對經濟市場進行管理和干預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管理具有怎樣的目標和方向。當前我國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方向時，要按照我國市場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來決定，并且調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該伴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比如，在市場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控制經濟局勢，使市場逐漸收縮冷卻。當市場出現通貨收縮時，國家應采取一些刺激市場運轉的措施。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確保市場經濟整體穩定均衡，還要控制經濟結構穩定，各個行業均衡發展，防止某一行業單獨膨脹。

2.2革新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

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執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國家是最主要的執行者。在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進行革新時，主要應拓展以下兩個方向，一是構建全新的經濟調控機構，二要革新經濟管理職權。為了實現經濟調控執行機構的革新，政府應組織創建一個擁有宏觀干預調控職權的專屬機構，將干預經濟的職權集中交給某一機構可以有效杜絕目前多頭管理、職能分散的混亂情況。而在革新職權方面，擁有宏觀干預市場職權的執行機構在對市場進行調控時，應多采取市場調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2.3革新經濟干預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管理時，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調整銀行利率、調整貨幣價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在革新市場經濟干預措施時，應逐漸減少行政方式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盡可能以市場干預手法為主。雖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風險評估和應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當前我國市場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房價虛高、行業結構不平衡、內部市場狹窄等。因此，政府必須結合實際，積極革新市場干預方式，為我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3.結束語

第8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從2012年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時序特征看，與國內宏觀經濟運行軌跡表現出了較強的一致性，“前弱后強”趨勢明顯。從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結構看，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短多長少”特征。那么，商業銀行該如何避免信貸“短多長少”？

警惕信貸潛在風險

2012年初及上半年，由于宏觀經濟增速下降，微觀經濟主體活躍度減弱，企業融資多體現為維持經營或者短期現金流支持。加上對未來宏觀經濟趨勢及盈利前景的不明朗判斷，商業銀行風險預期取向明顯更為謹慎，發放中長期貸款顯著減少。針對基建類貸款等大規模融資需求，主要采取“加快貸款周轉力度”手段，收回再貸成為主要模式。對于小微企業發放的貸款，絕大部分體現為1年期以內的貸款品種，短期貸款及票據融資等占比明顯較高。

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總體趨勢良好，供需基本平衡，但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而央行年內4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20.5%的歷史高位，銀行可用資金進一步縮減。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商業銀行信貸也出現了一些潛在風險：一是信貸總量中的結構性風險，作為銀行經營中風險較高的業務，信貸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過高，將使銀行承擔過大的風險；二是信貸行業投向中的結構性風險，我國長期以來經濟粗放增長遺留下的“兩高一剩”行業都是潛在風險很大的行業，而實體經濟的結構風險勢必反映到銀行的信貸結構中來；三是房地產信貸的結構性風險，近兩年國家調控逐步加強，使得房地產行業利潤收縮，同時違規成本不斷加大，對銀行貸款的威脅也相應大幅上升。

信貸進退應看準方向

商業銀行的經濟效益，最終還是取決于資金所投放對象的經濟效益，即資金的投向對銀行資金本息收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復雜的市場環境下，區分領域，確定“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扶優限劣，通過調整和優化貸款結構對有持續發展能力的領域進一步深入，在有發展潛力的領域搶占先機，要從夕陽領域逐步退出。具體方向如下：

一是要抓牢黃金客戶，堅持將拓展、培養和鞏固優良客戶作為信貸經營的出發點。對于傳統的支柱性產業，如礦業、冶金、紡織等要有維持穩定的資金注入，支柱產業的穩定相當于整個產業結構的穩定，涉及國計民生，將其作為信貸結構的基石，能確保銀行利息收入的穩定。

二是拓展優勢行業，加大對系統性、壟斷性和有穩定收入及持續盈利能力的服務業客戶的開拓力度，服務行業有低污染、高需求、可持續發展的特點，是“十二五”規劃中的重點產業，加大對其投入也將可以加商業銀行的利潤。

三是主攻符合信貸條件、資金需求量大、信用環境好的重點領域，集中資金重點，建立“高效安全信貸區”，國家大力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航空航天、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等，可在原有基礎上逐步加大投入。

第9篇：宏觀經濟趨勢范文

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具有豐富的理論源流和明顯的現實背景。首先，由理論來源分析，一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初，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波動理論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質疑：二是理性預期與公眾選擇理論被吸收進了現代宏觀經濟學：三是C.R.Nelson與Charlesl.Plosse提出，實際因素對于形成經濟波動的作用比起貨幣等虛擬因素來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的問世，也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實踐發展的層面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體現了供給方面的因素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成為催生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實踐佐證。再者，由西方經濟學流派的自身演進過程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之前，在經濟周期研究領域一直是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占據著主導地位，該領域中主導性的觀點仍然認為經濟周期的主要產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擾動。後來，鑒于Lucas貨幣周期理論的引領，經濟周期問題又重新進入相關研究人員的視野，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因素對于經濟周期的作用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首開先河，後來通過Kv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來的實際沖擊因素被引入了真實經濟周期的模型，此處引起經濟周期的主要解釋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貨幣等虛擬因素，而是實實在在的外來技術沖擊。這就是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主旨，它也是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相關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周期問題解釋上的異同

具體地分析，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分野尤為明顯：1.凱恩斯主義各派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認為在長期中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是長期總供給，而短期中的經濟狀況取決于總需求。2.經濟周期是短期經濟圍繞這種長期趨勢的變動。真實經濟周期理論首先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他們認為，經濟周期并不是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經濟周期本身就是經濟趨勢的變動。3.凱恩斯主義各派都堅持短期宏觀經濟需要穩定，都主張國家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無需用國家的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只要依靠市場機制經濟就可以自發地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4.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需求變動的需求面的沖擊；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造成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供給變動的供給面的沖擊。5.凱恩斯主義各學派基本上都認為市場調節機制的不完善性沖擊來臨後造成經濟周期的原因；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波動并非是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6.凱恩斯主義各學派普遍主張政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采用反周期政策減輕經濟波動。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是理性經濟主體對外來沖擊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應的最優反應，政府沒有必要采取措施來減輕波動，政府的注意力應該集中于技術進步率的決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而其經濟周期理論表現出較多的一致性：1.都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是來自于經濟體系之外的因素的沖擊；2.都強調經濟主體的預期在經濟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們面對外生沖擊在一定預期下采取的經濟行為導致了經濟周期；3.都堅持新古典主義信條，認為市場調節機制完善、價格調整靈活、市場會在自然率處出清；4.都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政策主張。它們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1.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將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歸結為影響總需求面的貨幣沖擊，因此其理論可稱為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強調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響總供給的技術沖擊。2.貨幣主義認為沖擊引發經濟周期是實際物價與名義物價發生錯誤訊號，令資源錯置所致，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貨幣擾動引發經濟周期是價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貨幣供給的過度增加使一般物價上升：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看作是理性預期經濟主體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標，對總量生產函數因受到真實技術沖擊發生變化而做出的有效反應的結果。3.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看作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暫時偏離，認為經濟波動會降低社會福利；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視為自然率本身的波動而不是對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本質是統一的。

從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流派共同的差異性來看，作為其對立面的凱恩斯主義者、貨幣主義者和理性預期學派原則上都同意以下幾方面的共識：其一，經濟周期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某種長期趨勢的暫時偏離：其二，經濟周期對社會來說是不合意的，因為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使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其三，沖擊主要是對需求方面的沖擊；其四，貨幣因素對于經濟周期十分重要。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卻認為：其一，經濟周期并不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經濟波動就是經濟長期增長趨勢本身的波動；其二，經濟周期的每一時期都處于均衡經濟狀態，都是理性預期主體面對沖擊進行最優調整的結果：其三，沖擊主要是對供給面的沖擊；其四，對經濟周期重要的不是貨幣這一名義變量因素，而是技術沖擊這一真實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既有別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也不同于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三、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理論突破與影響

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大發展，超越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成為近年來與新凱恩斯主義相抗衡的主要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之一。它完全以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來說明宏觀經濟波動，是對傳統經濟周期理論的巨大挑戰。第一，通過把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整合在一起，并促使宏觀經濟學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經濟的供給面上。第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強調了宏觀經濟學流派研究的跨時間和動態的特點。第三，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從而為宏觀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就方法論而言，真實經濟周期模型關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模型接近于實際的情況，使得模式分析及經濟機制變得更為現實。Kv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來解釋經濟波動，使經濟學更加向現實靠攏。真實經濟周期理論還帶來了方法論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為代表的典型微觀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范式，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

從否定意見來看，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它缺乏充分的經驗檢驗，還有一些宏觀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沖擊和RBC模型所描述的傳導機制與實際經濟波動基本無關，這都是對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根本性否定。同時，真實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生產率沖擊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術水平會後退的觀點顯然有悖于常識，然而，如果沒有反向的技術沖擊，這個理論就只能解釋經濟周期性的擴張，而不能解釋經濟衰退，這是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一根軟肋。再者，RBC蘊含的政策無效理論也使得一些在實際部門工作的經濟學家感到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