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意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宏觀經濟的意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政府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中應該是一種擇優選用的原則，應該幫助消費者和產業者知道新形式下的最好的技術、生產渠道、發展模式或者是調高效益的方法。我們的國家由于名族眾多，地域廣闊，可用于發展的藝術和文化底蘊也是最多的，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和心里下，其經濟行為和協調關系也不一樣，因此由于歷史、文化的不同會對藝術與文化認知的意識形態產生差異，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下有三種模式（圖1）。一種是以個人或者是團隊合作形式的自由經濟模式，通俗地來說自由經濟模式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法治與國家行政規范的指導下，對社會人文與藝術傳統因素的個體經營模式，特別是在藝術與文化產業集聚區，此種模式尤為明顯。其實早在19世紀后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有了類似的手工藝作坊，并由此而孕育出了各種行會經濟體制，自由經濟模式的有事在于其調節市場經濟的轉變作用，同時實現各民族歌地域之間歷史、藝術、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在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上，起到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杠桿行為作用，并對社會儲蓄與保險承擔責任。另一種是企業的集體職能模式，這種模式一般可以理解為集體協調市場經濟的行為，藝術與文化可以使個體的發揮，也可以使以集體為載體的創造性經濟活動。現在各種以高校為載體的產業園、高科技軟件應用；以藝術文化娛樂中心為載體的影視、動漫、展示；已消費為主體的各種民族旅游、映像互動等等。這種集體協調可以使民族與民族之間，也可以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而由此形成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體系，與藝術歷史文化的演繹，政府經濟管理機構的改革、政府經濟宏觀計劃的協調、藝術與文化產業金融系統、企業模式、勞資關系都十分緊密的相互聯系在一起。第三種是國家政府職能模式，國家和政府在行政市場體制中起指導性調控行為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有法律規制的，帶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文化的市場經濟在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中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新加坡模式。由功能完備的職能部門來控制投資和藝術產業的發展，這種宏觀經濟的調控無論是在穩定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宣傳傳統與道德界面，更加具有充實性，且具有長久發展的潛力。
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影響分析
（一）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行為特征藝術與文化作為一個新興的知識性意識形態產業，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指導，從當今世界關于文化產業的實踐經驗來看，宏觀調控的手段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例如1997年的“創意英國”全球推廣計劃，在稅收、出口計劃、財政支出所給與的發展戰略計劃，不僅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推動了國民消費意識的增長。其次藝術與文化的行為特征需要受到規范的約束和保護，藝術和文化從意識層面上來說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更是政府職能機構對于經濟宏觀調控的手段，經濟學之父霍金斯就曾經提出，文化與藝術需要有傳承的載體，這種載體是一種價值，體現在知識的民族性、文化的差異性、對社會的貢獻性上面，所以要有完備的法律和宏觀的政策去促進它，只有這樣，我們的創造活動才有價值。第三，個體與團隊的作用在往往可以創造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這種創造性思維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的跳躍式發展，在繪畫、設計、電影與時尚、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們的將來都會給予深刻的影響，而藝術與文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創意產品的價值，同時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只有激發出這種行為才能促進社會的共同繁榮和文明的進步。第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行為需要產業經營的主體，只有通過市場的運作與開發，才能夠在市場與消費者之間搭建起橋梁，這些產業經營的主體利用資源和環境，提高全民整體素質，這不僅是帶來了經濟效益，同時也對社會整體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我國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國經濟增長從來都不曾像現在這樣備受關注，近50年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做的能比中國更出色，如果讓我們穿越到從前，以一個歷史者的眼光來看中國現在的復興，不難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在于宏觀調控下漸進式的市場導向，改革開放并不是一條平坦的康莊之道，經驗告訴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局部性的市場導向與改革往往是在取得成功之后再隨之推廣。而現在的中國經濟又處在轉型期，藝術與文化的創意與發展也符合我國宏觀調控機制的中“微觀先行”的思路，現今中國的高儲蓄額對于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如果不考慮到社會消費能力以及社會主動投資的可能性，那么中國經濟也可能會出現高儲低開的局面，只有通過刺激消費與改變投資方式，促進資本積累才能有利于經濟發展。以江蘇省為例，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排前兵，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每年的增長率超過25%，高于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的增速，據統計2011年，江蘇文化產業產值達到1500億元，占GDP比重的3.4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了0.7個百分點（表1）。從諸多數據可以看出，現在中國經濟宏觀調控重點已經從開放投資轉向了擴大內需、增強消費的理性控制階段。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投資一度出現過熱的現象，導致了投資與消費的失衡，隨著中國經濟由計劃統制模式走向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不在是由國家宏觀控制供需比的單一模式，隨著改革的深入，可以預期的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一定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的需求和消費比率，但是由于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所遺留下的高儲率以及銀行投資貸款項目過熱的問題，會導致文化創意產業在現有的經濟體制轉型中不能以主力軍的姿態出現，但其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經濟轉型期的文創產業在當前進出口投資疲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作為改變現有收入分配格局，促進消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對中國宏觀經濟內外平衡的影響近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GDP平均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是從社會經濟內外平衡的研究來看，現在的經濟體制構架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狀態。就國內而言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國民經濟的內部吸收成分，即消費投資額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值很低，國內的經濟增長都是政府企業在投資涉外進出口項目或者是基礎設施中體現出的價值逆差；從外部環境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開始重視文化創意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把其納入國家經濟宏觀協調的范疇中加以深化，以美國為例，其創意產業早已成為國家最大的出口產業，好萊塢影視、迪斯尼主題公園、第五大道等等。據統計，2011年，僅美國的知識產權產業就約占國家生產總值的5.24%左右。在美國藝術與文化創意作為知識經濟的核心，成為其國家經濟宏觀調控中最為重要的內容。當前的世界經濟已經不在是資本積累初期的意識形態了，多元化、金融性、創造性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發展的主流，在中國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需要對藝術與文化創意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不僅對社會繁榮穩定、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增加經濟增長點、促進社會就業率，都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是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之一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增長與傳統經濟學中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有所不同，現有的快速經濟模式并不適合于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短期的經濟增長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所不能帶來的，它需要資源配置循環利用，需要先發展后規范進而邊發展邊規范，并逐步轉向先調控后發展的過程，利用藝術和文化的附加值實現經濟增長轉向，同時依靠新技術改善結構的優化整合，影響體制改革，同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以有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能體現當前社會對于知識價值體現的一種新形式，兼顧傳承與中國的沒學道德，同時體現地投入高回報的經濟增長特色。在這里可以運用經濟學GNP的模型修訂指標來衡量宏觀調控機制的有效性，即GNP=GNP-Dm-Dn+A，其中Dm代表人力資本的折舊，Dn表示資源配置的折舊，A表示折舊資本的再利用。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國現有的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宏觀調控下，通過對中國社會經濟、資源利用率等因素，考慮進人文發展指數（HDI），通過藝術與設計創新提高生活品質、促進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以當前中國社會的宏觀調控政策需要有可持續發展的良性思維能力，而藝術與文化不僅可以使經濟增長的方式之一，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方向。
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下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構架模型
（一）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因地域而異，人文風情也不經一樣；由于歷史原因、民族傳統與風俗習慣的不同，國家在對待文創產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要有不同類型與之適應。大體上來說，一類是投資性財政政策或者是激勵政策模式，在鼓勵和幫助的機制下，擴大財政支出，降低稅率，減少各種規費和地方性稅收，以刺激需求和吸引外部資金流動。另一類是有計劃財政支出政策，提高稅率，控制需求平衡。利用激勵模式促進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高就業率和消費水平，提升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對于那些需求過度，供需比不平衡，財政支出過高的要采取穩定有效的措施，一切從有利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思路出發，做好宏觀調控工作。
（二）社會資源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特別需要對社會資源的有利分配，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應該按文創產業的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通過再分配政策調節社會資源的收支水平，計劃協調好資源的社會供需比，既要保障對經濟增長的有效利用率，同時也要對資源的分配所帶來的風險和回報率做好預判。國家宏觀調控文創產業的手段一般由稅收來調節社會、地區間的極差水平，同時通過轉移支付調節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比，還有最為關鍵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作為調節劑，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藝術和文化創意產業是知識產權與國家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息息相關的經濟體模式，需要國家宏觀調控系統中法律規范的約束和保護，因此經濟增長是宏觀調控的目的，而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宏觀調控還應該有另一個層面的內容即文化的傳承。
（三）文化創意的產業政策對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來說，并不是一味的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強調經濟增長實際上不能忽視藝術品和藝術家在創造精神財富時的不確定性，需要在宏觀經濟體制調控中加以體現，可以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量，刺激市場消費水品，同時增加教育投入和素質培養，例如美國國家博物館、藝術館、美術館、設計中心等藝術文化中心占城市公共服務的比重有87%以上，免費對外開放以及參觀的幾乎占95%以上，城市基礎文化建設的比重占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47%。依據經濟最優投資模式主要受國家就業率增長的驅動原理，目前的中國實際處于經濟投資過度，未來就業率水平下降的經濟過渡期，我們在文化基礎建設投入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有“傾斜”的政策，要有合理的維護和適度的競爭機制，不能盲目的追求規模經濟。
（四）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機制下的構架圖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需要有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政策的引導，而有利的經濟增長點；有競爭力的知識產權；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力；都能讓中國的經濟擺脫過渡依賴對外貿易的被動局面，減少外部需求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但是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跨越性邊界十分模糊，因此需要從經濟學宏觀控制的角度來量化分析，給出了關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機制下的構架圖（圖2）。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創意產業的增長模式對國家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構成了一個外循環的過程，如果單從國家GDP即國名生產總值上來看是不能體現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以及社會藝術文化教育水平、創新科學技術等諸多相關因素的，但是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明確的看出文創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國家宏觀調控機制起到深刻影響作用的，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速放緩，內需不足，特別是社會儲蓄率過高而物質消費水平偏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于基礎設施和制造投資比重太大，而對文化、素質、教育、藝術等公共服務投資嚴重失衡。從構架圖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當前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應向著有利于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向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在宏觀經濟調控下的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應抓住機遇和挑戰，依據地域文化以及科學發展的優勢，不斷完善自身產業模式，從長遠的角度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宏觀科學的市場經濟體制。
四、結論及補充
第2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 宏觀經濟因素 貨幣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結構是指在某一時點上，不同期限資金的收益率與到期期限之間的關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資金供求關系，揭示了市場利率的總體水平和變化方向。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等原因，利率作為金融市場上最重要的價格變量及貨幣當局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主要觀測變量，其在金融市場上所起的杠桿功能顯得日趨重要。
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長久以來都是金融家和宏觀經濟學家研究的主題，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區別。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價證券利率的預測和定價上，并沒有指明利率期限結構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學家專注于理解利率、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基本面的關系，為了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他們往往信賴“預期假說”，而不管其貧乏的實證記錄。結合這兩條線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為兩種方式都有潛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借鑒國內外學者將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進行聯合研究的成果，從金融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審視利率期限結構，以此加強對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觀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利率期限結構與單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以及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關聯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觀經濟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
傳統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主要是針對期限結構本身的研究，沒有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隨著利率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人們開始重視利率期限結構中包含的宏觀經濟信息，并嘗試將宏觀經濟變量引入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發現在模型中加入宏觀經濟變量后，對利率變動的解釋度顯著增強（Kozicki和Tinsley，2001；陳哲，2008）。
1.國外研究現狀
泰勒規則和新凱恩斯理論的提出，引發并促進了加入宏觀因素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即宏觀-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結構模型中加入宏觀經濟變量并證明這樣做是合適的。Ang和Piazzesi認為宏觀經濟變量對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釋作用，這些變量在期限結構模型中能改善其預測效果，在這一開創之作后，宏觀-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學者的關注并不斷被修正和發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將期限結構模型追加到新凱恩斯宏觀模型中。Hordahl等構造了一項完全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動態期限結構模型，模型包括通貨膨脹率、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個關鍵的宏觀經濟變量，考慮了短期利率到宏觀經濟產出的明確反饋。Rudebusch和Wu的建模與前者類似，他們均在建模過程中將定價核心看做是外生決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給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帶有幾分任意性的滯后結構。
由于大多數的宏觀模型中的關鍵變量是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這類模型的過度簡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關貨幣權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眾所周知，貨幣政策的運行環境是需要大量的數據的，所以，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難以充分地預測貨幣政策未來的表現。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帶有無套利仿射期限結構模型的結構化新凱恩斯宏觀經濟框架，與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貨膨脹、去趨勢化的產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們在潛在的宏觀模型中引進了兩個不可觀測的變量——隨時間變化的通脹目標和輸出的自然增長率，構建了一個五因素的清晰的結構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結構動力的一個有意義的經濟解釋。
此外，學者通過不斷修正和完善，將宏觀—金融模型進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過引入額外的流動性相關和回歸預測因素，擴展了僅包含標準宏觀經濟因素的基準宏觀-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橫截面數據修正收益率曲線上，顯著優于Dew大多數的結構性和非結構性宏觀-金融收益率曲線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凱恩斯主義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測試歐元區的模型，特別強調了風險規避和貨幣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開發了空間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模型中同時考慮了經濟沖擊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通過這一框架來分析歐洲地區通過宏觀經濟沖擊（通貨膨脹，產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間和時間進行的傳播。
2.國內研究現狀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研究起步較晚，因而有關宏觀-金融模型這一領域的理論及建模方面的研究還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國外學者的理論及模型框架上進行的。
朱波，文興易（2010）根據宏觀經濟結構和微觀金融模型的結合方式，對國外新近的宏觀-金融模型進行區分，主要分為僅在仿射期限結構模型的基礎上增加宏觀經濟變量的簡約型宏觀金融模型，以及對利率期限結構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考慮的結構化宏觀金融模型兩種類型。沈根祥，閆海峰（2011）也是在國外文獻的基礎上，按照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的因子來源將其分為內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內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觀測，其經濟含義往往難以解釋，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為宏觀經濟變量，模型具有明確的經濟含義。
孫皓，石柱鮮（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觀-金融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但他們并沒有構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對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動態過程中的時變宏觀經濟風險價格進行定量估計，隨后探討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
三、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
利率期限結構中包含了宏觀經濟的信息，同時，宏觀經濟因素會對利率期限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探討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
1.利率期限結構與單一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
目前，研究宏觀經濟所涉及的范圍已經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生產、消費、投資、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貨幣供給等。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選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宏觀經濟因素，分析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利率期限結構與它們之間關系的研究情況。
（1）利率期限結構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利率期限結構包含通貨膨脹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對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預測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鐘正生，李曉嘉（2010）通過對中國銀行間市場國債利率期限結構進行研究，發現中國短期利率期限結構（特別是中短端）包含了未來通貨膨脹變動的信息，可以作為預測變量用來判斷未來通貨膨脹走勢。
但是，不同學者關于利率對通貨膨脹的預測功能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過將預期通脹對利率沖擊的瞬間響應限制到零，發現短期名義利率不能作為通貨膨脹的預測器來解釋，至少不是長期預測器。陳鵬，徐煒（2009）則認為10年期與7年期利率差對未來3個月的通貨膨脹預測能力最強，利差增大預示著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增大，而陳紅霞等（2011）表明市場利差與未來通脹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對未來通脹具有持續顯著的負效應。
除了能夠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測功能外，利率與通貨膨脹之間還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Yuksel和Akdi（2009）就探討了不同通貨膨脹對美國利率不確定性測度的影響，脈沖的不確定性對短期和長期利率有負面影響，而結構的不確定性對短期和長期利率有正面影響。Tillmann（2011）在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框架內，根據貨幣傳導成本渠道，評估了利率對通貨膨脹動態的影響，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轉換成更高的邊際生產成本，并最終成為更高的通貨膨脹。Hagedorn（2011）根據理性預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標準新凱恩斯主義貨幣模型預測，名義利率應該下降以實現低通貨膨脹目標，而實際利率大致維持不變。Ehrmann等（2011）使用高頻率債券收益率數據來研究歐元區的通脹預期，發現更低的長期利率，更高的穩定性，以及更好的錨定反應，能夠大幅增加長期通脹預期的錨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價，通脹不確定性和二者關系的跨國實證證據，這些證據表明長期通脹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對收益率曲線斜率向上進行解釋。
（2）利率期限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的關系。關于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的聯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過美國季度數據，證明10年期和3個月期的國債收益率之差能夠很好地預測未來的消費、投資和產出情況。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過研究說明利差對GDP增長也有很好的預測作用。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對宏觀經濟走勢具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孫皓，石柱鮮，2011），利率期限結構是宏觀經濟波動態勢的“指示器”（孫皓等，2012）。
于鑫（2008）認為長短期利差對我國未來經濟變化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但利差的邊際預測效果較差。況山（2009）研究發現銀行間市場不同長短期利差結構對宏觀經濟景氣一致指數的預測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國債利率與同業拆借1天的利差對一致指數解釋力度較強，且一致指數與利差呈負相關關系系，利差越大，未來10個月的一致指數越小。陳鵬，徐煒（2009）則認為10年期與3年期利差對經濟增長的預測能力最強，利差增大預示著未來經濟的增長。此外，利率期限結構對還能對經濟周期波動進行預測，孫皓，石柱鮮（2011）研究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變動能夠較為穩定地指示未來3個月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態。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狀態空間模型框架，用來分析無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預測功能，發現非套利模型在較短的期限較短的范圍內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則在較長的范圍和較長的期限內更有用；收益率曲線模型可以利用宏觀經濟變量來預測宏觀經濟。
（3）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大量文獻都表明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利率期限結構中蘊含著貨幣政策信息（徐小華，何佳，2007；郭濤，宋德勇，2008），通過利率期限結構的變化，中央銀行可以獲得金融市場對未來通貨膨脹以及利率變化的預期信息，從而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同時，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它的具體操作和傳導機制對利率期限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賈德奎（2010）還從貨幣政策透明度角度上進行研究，發現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導市場預期和形成穩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結構。
不同期限利率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不同，貨幣政策對我國短期利率的影響要遠大于對中長期利率的影響（劉海東，2006）。貨幣政策對期限結構不同因子的影響效果也具有顯著差異，孫皓，石柱鮮（2011）表明貨幣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結構水平和曲率因子減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貨幣政策的寬松期和緊縮期，面臨貨幣政策從緊的沖擊，水平因子的響應分別為正向和負向，而斜率的響應均為負向；當貨幣政策由寬松期轉向緊縮期時，水平因子變大，斜度變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貨幣政策和利率期限結構之間的短期動態影響表現出非對稱性，即債券市場對貨幣政策變化的反應較為遲緩，但貨幣政策對市場利率的變化反應敏銳。而長期均衡關系則表明，貨幣政策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期限結構有顯著影響，但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央行的利率調控目標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確預期。
2.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關聯性的研究
除了分別研究利率期限結構與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或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外，國內外學者也嘗試著探索利率期限結構與多種宏觀經濟因素間的動態關系，從整體上分析它們之間的關聯性。胡雪琴，陳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我國國債市場的三因子動態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結構、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三者的關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貨幣政策制度的轉變對英國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目標的影響，結果表明隨著貨幣政策改變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實際利率的均值回歸水平下降，實際利率的波動性也降低了，實際利率偏離均值的持久性則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則探索了宏觀經濟結構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表明實際GDP增長、通貨膨脹和名義短期利率的遞歸估計的VAR產生與調查預測更為一致的預測。
宏觀沖擊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也引起學者的關注，但宏觀沖擊對不同期限利率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貨幣沖擊、供給沖擊和價格沖擊對短期利率具有持續顯著的影響，而對長期利率則沒有顯著作用（劉金全等，2007）。同時，不同類型宏觀沖擊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也不一致，于鑫（2009）認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價格水平的影響最大，貨幣政策變化主要引起傾斜和曲度因子的變化，但季紹波等（2010）則認為貨幣政策主導水平因子變化，實際經濟變化才是傾斜和曲度因子變化的主要原因。孫皓，石柱鮮（2011）模擬了宏觀經濟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沖擊效應，認為宏觀沖擊長期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整體水平具有明顯影響，而對坡度的影響僅在短期內有效。
四、研究評述和未來研究展望
第3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宏觀經濟學》是普通高等學校經濟類專業學生的必修課程，在經濟類專業課程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學習其他后續專業課程的基礎。以往《宏觀經濟學》教學主要是以教師講解為主，這種教學方式不利于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難以有效培養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因此，《宏觀經濟學》教學不能是知識的簡單灌輸，而應是培養學生掌握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的方法并將其運用到后續課程的學習中，探究式教學和學習方法是培養學生更好地學習和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重要手段。
一、探究式教學
探究式教學是以探究為基礎的教學活動，在教師的指導啟發下，以學生獨立自主學習和討論為基礎，引導學生以原有知識、外部世界和生活經歷為參照對象，通過思考、觀察、實驗、閱讀、討論等途徑去獨立探究、自主發現并掌握相應的原理和規律。探究式教學以學生為教學活動的主體，以學生獨立學習和小組合作討論為手段，從學生所熟悉的現實經濟生活實際出發，依據探索研究的客觀規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能力，調動其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探究式教學中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探究式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的目標取向需要教師做好角色轉變，不斷加強教學過程的控制力。教師在探究式教學過程中，應該有目的地將自己轉化為學生學習的協作者和促進者。
1．學生學習動力的促進者有參與的意愿是學生積極參與探究式教學的前提，因此，吸引學生的參與興趣要求教師必須熟練駕馭教材，把科學性與趣味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教師在探究式教學內容安排上要盡可能選取學生感興趣的社會熱點問題，從而充分調動學生探究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培養學生參與探究新知、掌握理論的能力。教師在探究式教學活動中的職能就是組織和監督，具體職責為合理安排探究問題、設置良好的學習情境、維持和促進學生探究興趣等。
2．學生學習過程的協作者當學生有了探究學習的興趣，被引導進入探究學習過程后，教師的角色就轉化為學生探究學習的協作者和積極旁觀者，為學生提供必要的協助。總之，在探究式教學過程中教師不是主導學生的學習過程，而是放手讓學生主動探究知識形成的過程，親身體驗學習的成功與失敗，教師成為學生的合作伙伴。
三、探究式教學的環節
現象觀察。教師挖掘出教材中適合進行探究式教學的教學內容，引導學生觀察與將要學習的教學內容相關的現實經濟現象，引起學生的探究興趣。發現問題。引導學生通過對現實經濟現象的觀察，發現經濟現象背后的基本規律。猜想假設。針對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的規律性，結合經濟學知識，提出符合經濟現實和相關理論的基本假設。邏輯推理。圍繞假設，通過演繹、推理等手段探究問題的答案，這是探究結論的提煉過程。得出結論。在邏輯推理基礎上總結探究結論，得出結論的假設猜想和推理過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斷地重復和試驗，最終獲得探究結論。結論應用。引導學生運用探究結論解釋現實經濟現象，一方面對探究結論進行檢驗，另一方面使學生感受到探究學習的樂趣。
四、《宏觀經濟學》課程的探究式教學設計
筆者以消費理論為例，簡要說明探究式教學模式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
1．現象觀察現象觀察是探究式教學的第一個環節，也是學生探究活動的切入點，學生只有對該經濟現象有切身體會才能引發探究興趣。在消費函數理論的探究式教學中現象觀察設計如下：第一，要求學生寫出自己的年齡、性別、籍貫等信息；第二，寫出自己本月消費金額與本月收入金額（假定來自家庭的生活費為個人收入）；第三，假如月收入分別增加100元、200元、300元、400元，請學生寫出不同月收入情況下的消費金額；第四，為避免泄露隱私，要求學生以紙條的方式提交自己的答案，并標注在黑板上供其他學生分析；第五，要求學生總結收入變動與消費量變動之間的關系。
2．發現問題學生通過對提供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了收入與消費額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接下來在教師的引導啟發下提出問題：收入與消費額之間為什么是正相關關系？當收入提高以后消費額的變動趨勢是什么？除收入以外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消費額嗎……針對這些問題，教師鼓勵學生大膽猜想，并分小組進行討論。通過討論，學生會發現，除收入因素以外，年齡、性別等因素也會影響消費額；隨著收入的提高，消費額也逐步提高，但消費額提高的幅度落后于收入的增加幅度。
3．猜想假設因為收入與消費額之間的關系涉及消費者這個復雜經濟主體的具體行為，為避免個人差異對研究對象的干擾，教師有必要啟發學生對問題作出以下假定：消費額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收入，從而避免了其他因素對消費的干擾。
4．邏輯推理根據上述一組經濟數據所總結得出的收入與消費額的正相關關系，還不能稱之為理論。因為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可能只是一組特殊現象，這是歸納法。歸納法盡管有助于我們從紛繁復雜的現實經濟現象中找出背后的規律，但若要形成經濟理論則需進一步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作出證明。在這一過程中，教師應指導學生用作圖、列表等方式配合邏輯推理。
5．得出結論在邏輯推理的基礎上總結探究結論，我們可以得出消費理論，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語言總結研究結論，由教師在學生研究結論的基礎上給出凱恩斯的理論表述。在收入與消費的關系方面，存在著一條基本的心理規律：在一般情況下，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樣多。
6．結論應用鼓勵學生運用消費理論解釋現實經濟現象，如分析一下家庭收入與支出的關系是否符合消費理論，進一步啟發學生探索儲蓄與收入之間的關系，為后續教學內容作鋪墊。
五、《宏觀經濟學》探究式教學效果分析
1．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相對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而言，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式教學模式有助于學生從消極、被動地接受知識變成積極、主動地學習知識。采用探究式教學，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突出了思維活躍、勇于探索的優點，充分激發了學習熱情。
第4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進入2006年以后，產能過剩問題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代之而來的是貨幣供給和銀行信貸增長速度的加快，一些原來擔心出現過剩虧損的生產資料的價格出現回升，生產增長速度加快，企業總體盈利狀況有所好轉。出現這樣的局面是與2006年年初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急劇增長相聯系的。2006年初投資增長速度的再度加快，投資增長速度的提高意味著投資需求增長速度的提高，投資增長對投資品的需求，直接吸納了上游產業可能出現的過剩產能，并激起上游產業部門的再度擴張，形成經濟景氣在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內部的加速自我循環。然而投資的高增長只是暫時掩蓋了由于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造成的產能過剩問題，這種上游產業部門內部的加速自我循環是不可持續的，這種供求關系短期平衡的恢復是以未來更為嚴重的不平衡為代價的。如果不加強宏觀調控，把過快增長的投資穩下來，未來將會面臨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2. 打破經濟運行中的不良循環鏈
由于某些部門的產能過剩，國內市場需求相對不足，迫使過剩產品尋求國外市場，造成出口增加。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外貿順差明顯增加，外匯收入相應增加。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貨幣當局不得不增發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的增加，使得國內信貸供給相對寬松，為投資的過快增長提供了資金基礎。由于國內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滯后于經濟增長，造成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動，在這種情況下，貨幣供給寬松形成的隱性的通貨膨脹壓力，雖然造成在相對較長的時期內，投資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的相對背離，卻沒有直接形成消費價格指數的明顯上漲，而是使資產價格水平，包括房地產價格出現了明顯上漲。這種狀況更形成了在某些短期有利可圖的上游產品部門的盲目投資熱，而在未來出現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外貿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狀況仍然在進一步發展。除個別城市外，全國總體房地產價格還在較明顯地上升。因此此一輪宏觀調控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抓住關鍵環節，采取必要措施，打破經濟運行中的不良循環鏈，不僅解決好短期問題，同時為解決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打下基礎。
一段時期以來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問題是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不良循環的直接孿生物。不良循環中過高的貨幣供給和投資的一個重要的投向，就是房地產業。在過去一段時期中，相當數量的違法使用土地案件涉及到房地產開發，房地產業通常是增長速度最快的部門之一，房地產業獲得的信貸數量通常也是增長最快的。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上半年房地產開發貸款總額達到2743億元，同比增長56.4％，增幅比去年全年高35個百分點。從這些情況來看，抑制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也應該是當前宏觀調控著力解決好的問題。
然而與解決外貿不平衡主要需要依靠貨幣和財稅政策通過市場調節來進行不同，進一步解決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問題，需要更多地使用政府行政手段。受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影響最嚴重的是普通群眾，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與控制房地產價格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由于住房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二重性，我們不能簡單地通過市場來解決所有居民的住房問題。住房作為私人物品，其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而作為公共物品，政府有責任要滿足中低收入階層基本的住房需要。
3. 解決好地方政府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響應問題
在諸多矛盾中,地方政府對中央調控政策的響應程度不高,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一個重要問題。某些地方對宏觀調控政策采取各種化解措施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央與地方、全局與局部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以及目前干部管理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中尚存的急待進一步改革的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與地方目前存在著財權與事權的日益不對稱。城市化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與生態的保護與恢復,任務艱巨,需要大量的投資支撐。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減輕農民負擔、保障當地就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落實這些目標的具體工作在相當程度上是各級地方政府的任務。在事權劃分上地方政府的事權大大增加了。而在財權劃分方面,地方政府的財權卻有相對減小的趨勢。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的劃分比例,1990年約為34∶62,2000年上升為52∶48,2004年已經上升到55∶45。雖然中央政府在不斷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但對大多數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來說,轉移支付的規模與他們的期望，與當地發展需要相差甚遠。在巨大的經濟社會發展壓力下,地方必然產生通過發展工業,增加就業,增加財政收入,以解決當地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內在動力。地方往往在把上項目、求發展，片面追求GDP放在首要位置，而存在忽視保護耕地、保護環境，和忽視采用先進技術和要求規模效益的趨向，特別是地方不太關心宏觀經濟“過熱”會引致通貨膨脹的問題。
4. 努力完成“十一五”規劃制定的各項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2006年是執行“十一五”規劃的第一年，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目前確實還存在著與“十一五”規劃要求相悖的傾向。在經濟結構方面，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連續多年，我國投資增長速度高于消費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率不斷上升，增大了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難度。“十一五”規劃要求，“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合理控制投資規模，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今年上半年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消費。如果這種投資波動的態勢演變成長期趨勢，將不利于“十一五”規劃關于調整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任務的完成。
第5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近幾年，各界對我國人口結構變動及其影響的討論越來越多，爭議也較大。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不會因勞動力減少而在未來10年大幅放緩，人口結構的變動將如何影響投資工具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本輪通脹性質的問題上，有一種觀點認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劉易斯拐點）導致的工資上升將成為中國未來持續高通脹的驅動力。本文將分析和探討人口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通脹、資產價格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可能影響。
勞動力減少降低經濟潛在增長率
潛在增長率取決于勞動力供給增長、資本存量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過去30年，我國經濟增長平均達到10%左右，這其中有勞動力供給快速增長、高儲蓄率支持的資本存量擴張以及生產效率提高這三個方面的貢獻。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滿15周歲不到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有9.2億，比2000年的8.25億增加了近1億。據統計局人口專家預測，我國未來10年年均適齡勞動力資源將增加9億左右，2013年以后，我國的勞動力資源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有所下降，甚至會有負面的影響（圖1）。
勞動力供給減少拖累經濟增長的現象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存在，老齡化嚴重的日本尤為明顯。但中國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斷未來經濟增長趨勢的不確定性。
一是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從經濟供給的角度看，城鎮化意味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從邊際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業生產轉移到邊際生產率較高的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此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城鎮人口達到了6.66億，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個百分點。而在前一個10年，即2000年比1990年的城鎮人口比重上升了9.86個百分點。50%的城鎮化率相對于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同時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還在擴大，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在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未來城鎮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過去10年有所放緩，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可能降低，近幾年農民工供給趨緊就是一個跡象。
二是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此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我國文盲率從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為8930人。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意味著同樣的勞動力供給，而平均生產效率增加。這同時也意味著經濟結構需要進一步調整，改變過去依賴低端勞動力、粗放型的增長模式。當然，在調整過程中，勞動力市場可能存在技能錯配的失衡。近幾年，一方面有農民工短缺的現象，低端勞動力工資上升較快；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工資較低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工作年齡人口中，15歲到24歲之間的人數在過去10年增速明顯下降 (圖2), 而中學和大學入學率卻有較大提高，其結果是低端勞動力中的年輕勞動力供給顯著下降，但現有經濟結構對低端勞動力需求仍然大，所以工資上升壓力有所增加。與此同時，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供給雖有增長，但受限于現有的經濟結構，對此類勞動力需求增加不夠快，工資增長較慢。
總體來講，工作年齡人口的變動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在未來5～10年內將顯著放緩。城市化所釋放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勞動力素質提高將部分抵消工作年齡人口總數下降的影響，但難以完全彌補。依據中金公司對中國經濟生產函數的估算，考慮到勞動人口、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未來可能走勢，“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8%～9%左右，和過去10年平均10%的增長率相比顯著放緩，“十三五”期間的增長率將進一步下滑。
工資上升不是長期高通脹的推手
人口結構變動影響經濟的潛在供給和潛在消費需求，從而影響長期的平均CPI上漲率。若將年齡介于25～64歲之間的人口定義為生產者，而將2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的人口定義為消費者 （此區間內的人口也可能參加生產，但其生產能力相對較小，儲蓄能力較低，更主要是消費），然后計算生產者（儲蓄者）與消費者數量之比（圖3）。目前中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比在120%左右，每100個消費者對應著120個生產者，潛在供給大于潛在消費需求。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間才超過100%的，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轉為過剩型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高顯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人口結構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隨著生產者數量大幅超過消費者，供給相對于需求變得比較充足，儲蓄上升，支撐高投資，推動產能擴張。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通脹在過去10年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顯著下降。
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在生產者多于消費者的經濟體中，平均通脹率較低。過去10年年中國平均通脹率約為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脹平均分別為5.5%、6.9%和7.7%，人口結構的差異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印度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率約為80%，表明每100個消費者僅對應著80個生產者，而這已經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率在2010年剛達到100%，而2000年時僅為80%。越南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比率目前是95%左右， 10年前只有75%。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更接近于發達國家。過去20年，美國和英國的生產者顯著多于消費者，而日本和德國處于這一階段的時間更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通脹率顯著下降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并非巧合。
當然，并不是說在生產者顯著多于消費者的國家，其通脹始終處于低水平。過去10年，中國經歷了三輪通脹周期，通脹的上下波動受經濟周期（包括總需求和貨幣條件變動）的影響較大，本輪通脹主要原因還是全球金融危機后國內外比較寬松的貨幣環境。從國內來講，2009～2010年貨幣和信貸大幅擴張帶來通脹預期和總需求壓力，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也造成輸入型通脹壓力，工資上升也增加了生產成本，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強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說，若沒有總需求強勁和寬松貨幣環境的配合，企業把上游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的空間有限。
生產者對消費者比率預計在2015年達到頂峰，然后緩慢下降。在相對長的時期內，中國的生產者人數都會顯著超過消費者，是供給充分的經濟。但中國與發達國家比，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所謂“劉易斯拐點”對城鎮勞動供給可能產生的影響。過去，農村富余勞動力較多，農村邊際勞動生產率相對于城鎮較低，造成低端勞動力工資低且增長慢。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近幾年低端勞動力工資上升加快，對企業成本壓力增大。從這個角度看，城鎮化的過程遠沒有結束，“劉易斯拐點”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造成的工資上升將推動中國通脹長時期處在較高水平。因此，工資的上升幅度長期內仍然要受到勞動力轉移這一供給因素的制約。目前，有些分析用中國現在的情況與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韓國相比，認為中國未來平均通脹率會在5%左右。但是，中國和日本、韓國的一個重要差別在于當年這兩個國家總體人口結構是短缺型的（日本當年生產者對消費者比率是83%，韓國當年的比率只有約60%），所以不能簡單的比較。
從中長期看，還存在政策的通脹容忍度問題。過去10年，我國平均通脹率約為2%，但高點在8%。通脹是個周期性現象，上下波動較大，如果平均通脹率是5%，高點就會大大超過10%。基于社會經濟現實，很難想象政策會容忍如此高的通脹率。通脹容忍度和人口結構也有一定關系，一個老齡人口占比越來越大的社會，對通脹的容忍度會降低。短期內，考慮到農村富余勞動力規模的不確定性，勞動力供給緊張有可能比一般預期要嚴重，也就是潛在增長率可能已經顯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斷失誤，還追求過去的高增長，通脹壓力就會增加。從目前政策調控的力度看，這個風險在降低。
房地產泡沫是主要宏觀風險
當經濟處于過剩狀態時，由于通脹溫和，貨幣政策相對寬松，雖然可以控制消費價格上漲水平，卻可能對資產價格有過大的刺激作用，也可以說，寬松的貨幣條件加上高儲蓄率為持續的資產價格膨脹創造了環境。過去10年來中國房地產價格大幅攀升，不僅反映了持續擴大的勞動年齡人口對住房的剛性需求，也是高儲蓄率帶來住房投資需求和寬松貨幣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總儲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維持在35%左右，過去10年快速上升到近50%，主要原因就是生產者逐步超過消費者。盡管政府鼓勵消費的政策可能使儲蓄率未來幾年見頂回落，但如果以上邏輯是正確的話，中國的儲蓄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維持較高水平。
同時，發達國家的經歷也值得關注和借鑒。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達經濟體受到的主要沖擊是周期性的高通脹，導致政策緊縮，隨后是經濟衰退。過去20年，發達國家通脹溫和，但資產價格泡沫和與之相關的金融危機變成導致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日本在1975～1980年間生產者超過消費者，其后15年經歷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破滅。美國在1985～1990年間生產者超過消費者，其后15年多一點的時期內，經歷了科技股和房地產兩個泡沫的生成和破滅。中國是1995～2000年間生產者超過消費者，盡管不能簡單地比較，中國過去幾年房價快速上漲，偏離基本面確實需要警惕。
總之，未來幾年的主要宏觀風險來自房地產價格泡沫。政府應當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來引導房價回到合理水平，如通過結構性措施引導儲蓄流向生產性投資，發展金融投資工具，以限制房地產投資需求，同時增加住房供給。貨幣政策也應發揮作用，不僅要針對CPI, 也要顧及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波動。
人口結構變化推動金融脫媒
高儲蓄導致的投資需求也體現在我國股市和債市市值的大幅擴大。過去10年，我國A股總市值從2000年底的47212億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263138億元，占GDP的比例從48%上升到66%，債券余額也有大幅增加。近幾年，銀行的委托理財業務也快速增長。央行最近公布的有關社會融資總量的數據顯示，直接融資的比重在增加，而間接融資（銀行信貸）的比重在減小（圖4）。這種金融脫媒現象當然有政策的推動的作用，但和人口結構也有一定關系。過去10年，年齡在35～64歲之間的高儲蓄人群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3%上升到42%。高儲蓄人群所占比重上升，意味著整體投資的風險偏好增加，人們更多地追求銀行存款以外的風險較高、回報也較高的投資工具。
第6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宏觀經濟政策 建議
一、推進減稅政策，實現“藏富于民”
在企業的投資信心不足、居民消費信心匱乏的情況下，政府進行減稅，實現“藏富于民”，不僅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企業的可用資金，而且有利于經濟的長久發展。中國古代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都是以輕徭薄賦為基礎，最終形成的盛世。西方國家在經濟出現衰退時利用減稅來刺激經濟，恢復社會生產已經是一個比較常用的方法。只有大力推進減稅政策，增加個人的可支配收入，消費才會增加。消費的增加，會通過乘數的作用，使國民收入成倍的增加。因此，只有“藏富于民”，逐漸恢復企業家的信心指數和消費者信心指數，才能從根本上啟動內需，中國經濟的增長才會具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
二、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在后危機時代，中國財力相對充足的情況下，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們對未來有較為確定的預期。人們的信心和對未來的預期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啟動內需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要建立健全有關社會保障的法律體系建設。其次，要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再次，社會保障的措施要跟蹤到位。
三、加大對教育領域的投入
首先，政府應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力度，嚴格審查幼兒園的辦學資格和辦學條件。在每個較大社區均規劃出相應的場地用作幼兒辦學，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學前教育質量，而且還可以降低居民用于學前教育的費用支出。其次，政府還要加快九年業務教育向十二年義務教育轉變的步伐，普遍提高勞動者素質。再次，政府要注重職業教育和就業培訓的投入力度。最后，政府要鼓勵高等教育的學習，加大對貧困學生的資助力度，爭取避免出現因為學費和生活費等原因而放棄學習機會的現象出現。這并不是一個不可承受的財政負擔，但卻會在將來為全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和社會改善。在今天的中國，大量的人才和發明創造的開發剛剛開始，有效地利用知識，充分發揮人才的潛能是邁向更具創新力社會的重要一步。
四、加大開放步伐，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在外部需求擴張、國內相關出口企業大多盈利的背景下，主動去調整經濟結構是比較困難的，企業反應比較消極。金融危機的爆發惡化了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使中國自身存在的問題充分暴露并擴大。此時將經濟增長由過度依賴外需、主要依靠消耗資源和環境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內外需共同拉動、集約型的低碳經濟增長方式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將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與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相結合，進軍國際高端產業，加快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步伐。首先要鼓勵、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其次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再次鼓勵發展低碳經濟。
五、抑制價格過快上漲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實際利率，刺激投資需求，進而增加總需求，實現經濟總量增加，同時也推動了價格水平上升。目前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流動性過剩造成的。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為轉變外貿出口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中央銀行從2008年9月開始，連續下調基準利率，實施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也連續實施了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美元的貨幣供應量，來拉動美國經濟增長。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對于拉動內需效果并不明顯，但是其負面影響已經顯現，出現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中國也未能幸免。自2009年年底，國內CPI就開始不斷上漲，通貨膨脹日益嚴峻。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貨幣政策應該及時做出調整，由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調整為穩健的貨幣政策。由于中國經濟正在逐漸復蘇，目前的頭等大事是保持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所以，貨幣政策的調整要適度，要處理好保持宏觀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抑制通貨膨脹的關系，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
貨幣政策的調整要保持市場流動性的均衡，合理優化信貸投放的結構。信貸投放的方向在今后一個長期應該符合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并積極配合產業振興發展規劃，在貸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貸款要更多地投向實體經濟，將資金真正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實現信貸資金的最優配置，防止資金過多地流入投機性行業。中央銀行要根據經濟運行環境，充分運用公開市場業務、準備金率和貼現率等貨幣政策的工具，及時將貨幣政策調整為穩健型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并嚴格控制信貸的非理性增長，從而有效抑制通貨膨脹。
除了流動性過剩的因素之外，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重要農產品供應不足也是造成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對此，政府應及時采取一系列發展生產、保障肉類、食用油、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應的措施，從供給的角度抑制價格的過快上漲，從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
六、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
引發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不恰當的房地產調控措施導致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直接引發了次貸危機的爆發。因此，只有選取科學的宏觀調控政策才能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首先，重視對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的監督，選擇有效手段調控房地產市場。其次，完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嚴格貸前審查，從源頭上加強對風險的控制。最后，征收房產稅，抑制對房地產的投機行為。
七、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力度
金融危機的爆發向世人闡明了一個道理：金融市場如果缺乏足夠的、必要的政府監管，單純依靠自我調節無法實現自身的健康發展。因此，政府要對市場發展進行嚴格、適度的監管。嚴格、適度的政府監管不僅可以保障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而且能夠有效避免虛擬資本與泡沫經濟對實體經濟帶來的負面沖擊與影響。首先，要轉變金融監管的理念。其次，加強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再次，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最后，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
參考文獻：
[1]鮑丹.金融創新的協調機制及實現過程[J].財經問題研究，2008（1）
[2]程恩富.消費理論古今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
[3]陳寶森.次貸危機在惡化[J].世界經濟，2008（18）
[4]陳柳欽.我國金融制度創新的理論分析與實踐選擇[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第7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改革開放 經濟 宏觀調控 歷史演進 有效性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1978年～2006年年均經濟增長9.7%。但與此同時，我國經濟也經歷了幾次明顯的波動，現今的宏觀調控體系正是在治理經濟波動的政策實踐基礎上不斷演進的。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演進歷程
1.行政和計劃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階段（1978年～1986年）。這一階段，“”剛結束不久，我國百業待興，正處于短缺經濟狀態。但隨著計劃控制的松動和價格改革的推進，原來隱藏的隱性通貨膨脹壓力逐漸釋放出來。對此，我國政府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計劃調控手段，包括行政性財政政策和行政性貨幣政策。表現在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引導上，就是對經營不善、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停止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對落后的中小企業進行強制性整頓和關停并轉等。由于調控手段較為單一，在復雜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往往使得政策變化過快、調整過于頻繁，缺乏必要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2.嘗試性引入現代意義上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階段（1987年～1991年）。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政府開始引進財政、貨幣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并嘗試性地進行財政、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來調控經濟，但由于缺乏市場經濟調控機制可應用的經驗，仍以直接調控為主，很少用財政和金融等中間變量來間接影響經濟主體。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下手段多樣的宏觀調控階段（1992年～1997年）。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開始迅速提高，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微觀經濟主體的活躍程度也在提高，我國已開始告別短缺經濟時代。但同時，在有效供給不足的大背景下，經濟過熱也導致通貨膨脹的風險積累。
此時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過程中，運用行政、經濟和法律并重的手段來治理通貨膨脹。政府開始注重運用經濟和法律等間接手段來管理經濟活動，注重不同政策間的配合使用，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但同時卻又缺乏必要的應變性、靈活性，在亞洲金融危機這樣重大的外部意外事件沖擊面前，就顯得無所適從。
4.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組合使用的宏觀調控階段（1998年～2003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通貨緊縮，從1998年開始，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啟動國內需求。針對具體經濟形勢，政府靈活調整既定政策，并注重運用各種可以運用的手段形成合力，但政策搭配之間的矛盾卻又減弱了合力，比如 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側重于增發國債與增加支出，在稅收方面執行的實際上卻是一種增稅政策，這對經濟具有潛在的長期慢性緊縮影響，與擴大內需的目標相矛盾，從而減弱了政策組合使用的預期效果。
5.財政、貨幣政策“雙穩健”的宏觀調控階段（2004年～現在）。2003年以來，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在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后不久，又出現了煤電油運緊張、部分地區和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以及外資流入偏多等“局部過熱”的苗頭。對此，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及時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在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態勢的同時，政府在2005年宣布財政政策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特征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從而實行財政、貨幣“雙穩健”政策。
但2007年以來的宏觀調控較為特殊。為了應對2006年出現的經濟局部過熱問題，從2007年開始，宏觀調控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調整為“適度從緊”，年內曾10次調高存款準備金，4次提高人民幣基準利息率。并在年底提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雙防”調控目標，最終將宏觀調控的取向由“雙穩健”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進入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雖有所回落，但CPI仍在高位運行。從總體上看，2008年宏觀調控將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但在調控目標上，“既要防止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對比2007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雙防”目標，顯然又增加了新的難度。
二、改革開放以來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
政府宏觀調控經濟，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手段和做法，綜觀30年來的宏觀調控歷程，影響我國宏觀調控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調控方式上的偏差，是影響實際調控效果的直接因素。首先是調控過度。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以前，政府在治理經濟波動時往往用力過猛。這種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的“急剎車”，就是典型的調控過度，它所引起的經濟劇烈波動，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熨平”。其次是調控不力。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國民經濟進入持續擴張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開始加快，投資率迅速回升，從2000年的35.3%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42.7%，年平均41.2%。面對投資增長過快,調控政策沒有及時有力地干預,最終引發了經濟的局部過熱。
2.經濟轉型期投資體制的缺陷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深層次原因。首先,在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擴張的目標往往不是以市場為導向,而是服務于一定的社會政治目標。結果是全國各地爭上周期短、見效快的投資項目,造成產業結構趨同化；而一些建設周期長、見效慢、投資風險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卻發展緩慢,成為制約經濟健康發展的瓶頸。
其次,在投資決策的主體上,政府往往為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高指標而產生投資沖動,結果造成投資規模的過度擴張。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績”，扮演經濟主體角色，最終的收入分配又向政府、企業傾斜，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造成大量資金轉入投資領域，必然帶來投資過快增長。
3.宏觀調控運行機制不健全，政策相互配合不力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機制缺陷和觀念轉變不及時，我國當前的宏觀調控政策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全球化需要，不能準確把握國際形勢變化并對其做出適時反應，結果延誤了最佳調控時機，這就降低了調控的有效性，使我們的經濟發展要為國際市場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
有效的宏觀調控需要不同政策相互配合，雖然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政府工作報告一直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重，但在實際運用中，卻存在著“一頭重，一頭輕”的情況，兩大政策在配合運用、相輔相成上一直不甚成功。
三、努力探索富有成效的宏觀調控政策
1.進一步改進宏觀調控方式，建立健全預調微調機制。科學的調控方式是一國宏觀調控政策趨于成熟的標志。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建立一種預調微調機制。進行預調，是要防止調控的大起大落，避免經濟運行中的“急剎車”。進行微調，主要是注意調控方向和力度，避免經濟運行偏離正常軌道。這就要求我們敏銳地觀察經濟形勢的細微變化，分析這些變化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什么影響，并以此來選擇時機，及時調控經濟運行。在經濟周期變化的各個不同階段，要特別注意各主要經濟指標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的趨勢和程度，以確定預調措施在什么時機出臺。
2.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由于宏觀調控的對象、環境越來越復雜，特別是一些投機者，往往利用調控政策的不健全打“球”，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時，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復雜因素，并提出相應的防范措施，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例如當前實行的“從緊的貨幣政策”，不僅要關注總量問題，而且更要注意優化結構，關鍵是要“實行更加有針對性的信貸政策”，“實現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金融機構的貨幣差別供給，滿足產業政策對貨幣的不同需求。”加大對“三農”、服務業、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節能環保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貸款支持。
3.財政、貨幣政策與相關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短期措施與中長期措施并重。不同政策的配合，首先是相關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調問題。各職能部門在出臺政策時不能相互掣肘，而應該彼此配套、相互協調。其次是不同政策的組合使用問題。有學者認為，這種“組合”是我國轉軌時期經濟運行狀況和市場體制發育的階段性產物，它能夠完成僅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調控經濟運行的任務，但它也強化了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舊體制的回歸，這種為調控經濟付出的體制成本應盡量減少。
調控政策的選取一定要有長遠考慮，短期措施只能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些迫在眉睫的情況和現象，要治本，還得從中長期政策著手。如2007年下半年以來的通脹壓力問題，并非單純的貨幣總量問題，而是長期以來資本邊際報酬率過高、勞動和土地的邊際報酬率過低的失衡結果，它不會簡單地因貨幣緊縮而終止。如果不輔之以其他政策措施，而頻繁動用單一的貨幣政策，將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還會改變消費者的心理預期。
參考文獻:
[1]本文涉及的有關數據，均根據相關年份的《國家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計算得來
[2]《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2008年3月26日國務院第2次常務會議通過
第8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中國人民大學，北京100872）
［摘要］中國股市和宏觀經濟走勢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異動現象，很多相關學者都紛紛展開了研究，但從已有的研究中看，并沒有對中國股市以及宏觀經濟走勢的異動現象以及機理有清楚的解釋。站在投資選擇以及尋租理論的角度上看，能夠將中國股市和宏觀經濟異動的內在機理解釋為：當股市的一些相關的制度寬松的時候，租息率就會較高，此時資金也會大量的流入到股市當中，共同推動股市的不斷走高，但在這之中，流向產業領域之內的資金比例會逐漸地減少，最終導致出現投資不足的現象，使得宏觀經濟進入到緩慢增長狀態。本文針對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走勢異動的觀察與機理進行一定的分析，以明確兩者之間的關系。
［
關鍵詞 ］宏觀經濟；中國股市；走勢；機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38
實踐表明，中國股市和宏觀經濟走勢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異動現象，該現象的存在，給相應的股市上市公司帶來一定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很多上市公司為了能夠掌控股市，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紛紛采用宏觀經濟控制的手段，應用尋租等辦法提升上市公司的競爭力，調整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確保在股市以及宏觀經濟不斷上升的趨勢之下，投資者以及公司都能夠得到一定的經濟收益。
1中國股市和宏觀經濟走勢異動現實情況分析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國外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給予了相關的解釋，在該解釋當中認為，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股票市場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宏觀經濟大的環境當中，股票市場在其中不斷地發展運行，同時，它也服務于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此，在中國股市運行中，應該注意與宏觀經濟運行的趨勢處于同一個發展水平上，基本上保持一致。股市實踐表明，宏觀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衰退、蕭條等，都會給市場的周期性發展帶來直接的影響，尤其在“牛熊”周期變化方面，其影響更大，這也是周期變化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眾所周知，股市的周期由經濟周期決定，在股市波動情況當中，能夠將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狀況真正的反映出來，為此，在國民經濟當中，股市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但事實上，中國股市和宏觀經濟的走勢現實情況并不與傳統理論中的結論相一致，如果將近些年的股票指數和GDP走勢情況結合起來看，自股市設立直至當前，中國的股票指數和GDP從總體上看，一直都處于一個上升的趨勢，如果單從表面上看，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但事實上，從1993年開始，中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就已經開始下降，這種下降的現象直到2000年才有回升的趨勢，但是股票市場卻從1994年開始經歷了大牛市，這種狀況持續了7年的時間，并且在不斷地發展當中創造出新的高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在走勢方面，在那段時間里基本上是相反的狀況。
在國內，針對中國的股市以及宏觀經濟走勢異動之間存在的關系、成因等，有相關學者已經展開了研究。在研究中他們發現，股市與宏觀經濟走勢兩者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異動態勢。有相關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下，中國的股市以及計劃經濟體制雙重的體制兩者都能夠正常的運行，并認為影響股市走勢的主要影響因素是政府部門的思路、意圖以及相關的要求。也有相關的研究人員經過調查得出，1991—1996年，中國股市以及經濟周期運行情況很平穩，兩者之間基本上都保持一致的發展態勢。在此之后，針對中國股市以及宏觀經濟的發展，我國政策逐漸放松，政策的放松推動了中國股市以及宏觀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定幅度的波動。
2對投資選擇和尋租理論的相應解釋分析
2.1對投資選擇以及資產配置方面的解釋分析
證券市場主要是以股市為代表，在融資當中，它屬于一個較為重要的融資渠道，同時，該渠道在投資方面也有著較大的作用，被稱為投資渠道。實際上，在現代社會當中，投資者展開證券投資以及產業投資等，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相同的元素，對于投資者而言，它們的存在，是一種重要的資產配置的方式，投資者在投資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投資方式，并應用相應的投資方式，預期投資風險，從而對投資資產進行一定的配置。但是，在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可用于投資的資源并不是無限的，這就決定了不同資產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競爭形勢。我們也可以說，當增加證券投資分配資源的時候，產業投資以及儲蓄分配資源便會在一定程度上下降。為此，投資者在不同的投資領域當中展開不同程度的投資，希望能夠得到相應的經濟利潤，并展開資產配置，在這之中，很多資產都會流入到預期資金收益率較高的一方。如果資金流入到股市之內，那么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股市不斷上升，相反，就會導致股價不斷地下降，給投資者造成一定的損失。
2.2尋租理論以及中國股市尋租特性分析
現階段，作為經濟學說中的重要分支學說，尋租理論已經在很多領域當中被廣泛地應用。近年來，對“尋租”的解釋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即“直接生產性尋利活動”，尋租理論中，既包含了政府干預條件下的尋租活動的實施狀況，也包含了一些尋求政府干預活動。如今，尋租關系以及制度變遷已經成為經濟學探討的較新的領域。有相關學者認為，由于尋租生產存在著一定的條件，那么在該條件之下，政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場進入以及市場競爭的制度等。一般情況下這都與政府干預的特權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關聯。實際上，在政治活動中尋租表現最為明顯，如果政府的經濟活動范圍有所擴大，那么就會不斷地推動尋租的可能性，同時，尋租的規模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但是，尋租活動自身具備著一定的非生產性質，使得社會資源出現無限浪費的現象，為此，如果要確保尋租限制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需要對政府的經濟活動以及范圍進行相應的限制。也有人認為，尋租之所以能夠和政府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其關鍵在于政府在供給或者是制度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優勢。
2.3股市租源和尋租活動、尋租風險等分析
事實上，尋租的展開，無法創造出新的價值，它主要能夠對價值進行再分配，這就決定了租源將會來源于生產、生活中，同時，在一定時期內，可被尋租的租源是有限的。在不同制度環境影響之下，租源也會存在著很多的不同點。對于中國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盈利不斷下降，所對應的分紅派息就會減少，那么此時，創造出來的新價值就會極為有限，為此，股市租源具備一定的特殊性質：它的主要并且直接的渠道是投資者所用于循序的購股資金。以下為尋租活動主要的體現：①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借助新股、投機兩種方法實現收益。②于二級市場中開展投機活動，當然這些活動中勢必會存在借助虛假信息獲取利潤的問題。③當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后，很多小股東的債權也會被一定程度侵占，其利益也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通常情況下，股市尋租會出現負數以及博弈性質的再分配情況，這樣一來，其中一部分人必將能夠獲得相關的收益，而其他的人需要承擔著尋租所帶來的損失。事實上，尋租之所以會出現一定的風險，主要的原因在于與規定的制度以及相應的法律風險規定不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其規定，與此同時，制度的不完善，漏洞的不斷出現，尋租風險就會有所降低。
2.4對股市和宏觀經濟異動分析
對股市以及宏觀經濟異動的分析，主要是依據投資選擇情況作為研究的基礎。就中國目前的證券發展情況來看，股市不但是其構成部分，現在儼然已經成為了不可替代的主體，市場經濟其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租息率，而與投資經濟形成對應關系的則為收益率，與前兩點相比，和儲蓄形成對應關系的就是所謂的利率。以上三個方面，就是目前中國投資的代表性渠道。而我們從以上渠道中也不難發現，對于一個投資人員而言，其可以根據對于收益率以及利率等方面的選擇來進行資產的配置調整，一旦租息率超出了收益率，那么預期未來走勢不斷的提高，此時投資者就會加大證券市場的投資力度，提升投資比重，從而有效的縮減其他方面的投資比重。如果與之相反，租息率較低的時候，預期未來將逐漸的走低，那么投資者便會更多的轉向產業投資以及儲蓄方面。
從上述我們已經得知，影響租息率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便是制度不夠完善、缺失，因此，我國股市有關政策如果發生變動，對租息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政策相對寬松的情況下，尋租風險相應降低，租息率相應提高，進而對投資者形成吸引，融入更多的資金，另外，此方法還可以擴充新的租源，使股價更快速的提高。隨著股價的增高，尋租的規模也相應有所擴大，從而引發投機情況。如果相關政策變得嚴格起來，不但可以降低股市資金的流入量，同時也能夠使租息率有所降低。
3結論
從分析中得出，當前中國股市以及宏觀經濟走勢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異動現象，并且我國當前對該異動現象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充分的解釋。僅僅憑借國外的一些相關研究不斷地發展我國國內的股市以及宏觀經濟，這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在某一方面存在著一定的不利因素。實踐表明，我國股市以及宏觀經濟走勢在某一時間段里同時處于上升的趨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上市公司的發展，但是，在此之后，隨著風險的不斷出現，中國股市和宏觀經濟走勢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為此，相關學者在中國股市以及宏觀經濟走勢方面還需要不斷地研究，確保能夠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奠定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何問陶，黃建歡，段西軍，等.對中國股市與宏觀經濟走勢異動的觀察與機理解釋［J］.廣西社會科學，2006（7）.
［2］鄭沖.中國股市波動性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多因素交互效應的視角［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12.
［3］王烜.中國股市波動特性、政策成因與政府有效干預機制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05.
第9篇：宏觀經濟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審計監督；環保審計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079-02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宏觀調控
宏觀經濟調控的實施手段則主要是經濟手段，因此具有非強制性。宏觀經濟調控是通過政府參與市場（充當“運動員”的角色），通過對市場的調節，改變市場信號，從而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發生變化，從而使經濟總量發生變化，來矯正宏觀經濟失衡，維持宏觀經濟平衡的。經濟手段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這些政策的運用，會對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等市場的供求產生影響，繼而會對市場價格產生影響，從而使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發生變化，從而促使其調整其行為，最終重新恢復市場平衡。在市場經濟中，除非是在戰爭時期，政府是沒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因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從根本上是與市場機制相排斥的，這樣做的結果是政府對市場的替代，從而也就必然導致市場優長的喪失，造成社會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樣需要說明的是，撇開特殊的戰爭背景，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實現有的時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條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長的收入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但這類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應該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這類手段，也必須獲得政府立法機構的授權。中國經濟不管是在全球范圍還是從自身發展進程角度，其長期發展潛力和前景確實值得我們充滿信心。從全球范圍來說，中國經濟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制度改革進一步提高生產力的潛力較大，工業化、城市化擴展空間也很大。同時，中國經濟已經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和體制條件，具備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空間。從自身發展進程來說，中國經濟尚處于起飛階段，進一步發展空間巨大，而且中國經濟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市場規模，這樣的市場規模將為中國技術持續創新與發展提供基石和可能，以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在前現代社會，市場規模作為技術發展的關鍵因素使中國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雖然在工業革命之后，數學模型以及可控試驗等科學技術的出現使規模在技術進步中的優勢消失；但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技術進步與技術的應用必須以需求為支撐，隨著技術應用中累計規模效應逐步被即時規模效應所取代，市場規模的大小正成為新技術需求大小的關鍵因素，市場規模又將成為未來技術進步的關鍵因素甚至是決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外部環境比較還是自身條件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前景是非常樂觀的，但要想將潛在的優勢和潛力轉化為現實優勢與能力，特別是在當前國內外條件下，阻礙因素也非常多。
二、審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