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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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環境 灰色關聯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展。但是，當前環境問題仍十分嚴重。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復雜多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產生，長期積累的結果。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間協調發展，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保證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臨的環境問題有大氣污染問題、水環境污染問題、垃圾處理問題、土地荒漠化和沙災問題、水土流失問題、旱災和水災問題、生物多樣性破壞問題、WTO與環境問題、三峽庫區的環境問題、持久性有機物污染問題。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保護環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保護環境”被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涉及環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環境經濟政策對環境影響的力度也將不斷加大，如何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效果，制定適宜的環境經濟政策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與環境經濟政策有關的研究不勝枚舉。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過歐洲創新聯盟（IU）間的合作關系推動生態創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認為中小企業卻是工業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個歐盟工業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環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進。
從總體研究情況來看，國內外相關文獻政策性研究居多，將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結合起來并研究環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文獻很少。本文在借鑒、吸收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研究了宏觀經濟政策對環境影響的統計測度，并對不同的環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進行了評價，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分析
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環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為政府制定與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在本部分，我們利用灰色系統論中的關聯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境污染改善程度的關聯度，關聯度越大，說明該政策對環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響越大，政府應該加大這類政策的實施。
由于綠色金融、綠色貿易、排污權交易等環境宏觀經濟政策實施較晚，故其對應的指標很難找到相關數據，故我們根據所建立的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及數據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則，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選取指標體系中的下列指標：生態環境環境補償政策中的排污費指標；環境稅費政策中的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指標；綜合環境經濟政策中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指標；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指標。
利用Matlab軟件，根據2001年～2010年我國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及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數據，對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進行灰色關聯，以2001年至2010年我國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為參考序列，以同一時間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為比較序列，通過無量綱化、計算絕對差、計算關聯系數、最后算出灰色關聯度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別表示為排污費、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的關聯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關聯度排序，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三產產業的增加值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最大，其中第二產業的關聯度最大，說明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對環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費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較大，為0.7019。說明我國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生態環境補償政策對于減少環境污染的效果比較突出。
第三，在環境稅費政策中，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從大到小依次為：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車輛購置稅。說明在環境污染治理中，類似環境稅費等后制性政策對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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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應該說，就短期來看，我國目前的通貨緊縮已基本停止。盡管按照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徑計算2002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環比，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與去年同期相比已經上升0．4％。這是當前總需求增長的一個自然結果。
在另一方面，從長期趨勢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價格總水平變動的性質及其影響值得認真分析。過去兩年當中我們基本上有1％的通貨緊縮，而且生產資料的價格指數，包括投資品的價格指數這兩年在多數時期也是負的，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甚至是一3％-－5％。但這似乎并沒有阻礙投資進一步地增長。這和一般的邏輯分析是有差異，一般理論認為，價格總水平下降，預示著生產能力的過剩，人們預期的投資收益下降，投資水平就會下降。而當前的情況似乎并沒有顯示出這樣的關系。這就需要分析當前我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應該說在1996－1997年，通貨緊縮剛剛發生的階段，當時主要是由總需求的萎縮導致的。因為當時采取了宏觀調控政策壓縮總需求，特別是銀行的壞賬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貨幣當局緊縮了銀根，采取各種方法控制不良貸款的增長，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信貸的萎縮”，出現了“銀行惜貸”一類的現象。那時的價格總水平下降，是典型意義上的通貨緊縮。但是物價水平下降還有另一原因，即生產率的提高。這種由提高生產率而引起的價格水平下降，嚴格意義上應稱之為成本下降型的價格總水平下降，而不是貨幣意義上的通貨緊縮。我國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與發展，在技術能力、體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見成效，遂使各種產品單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包括價格的競爭，迫使價格隨成本下調；這樣一種價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積極、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會阻礙投資的增長和總需求的增長。這種現象并非僅是我國剛剛發生，歷史上一些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因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現過價格總水平長期持續下降。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相機抉擇
現在應該提出的問題是我們過去幾年實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否應該進行調整：在民間投資已經有了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政府投資應該做怎樣的調整？16％的投資增長率在沒有通貨膨脹甚至還有一些通貨緊縮的情況下，可說是已經高于正常水平。盡管2002年的投資增長還談不上過熱，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還具有恢復的性質。但是現在需要我們密切關注下一步投資增長的趨勢。在可預見的將來，投資增長的幾個因素還都存在：第一，目前協議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率仍高達30％以上，外資的增長今明兩年還會保持較高的勢頭，世界上各大跨國公司向中國投資的意向依然非常強勁。第二，國內受經濟形勢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資者對未來預期進一步樂觀，投資將會進一步增長。如果這種勢頭在2003年繼續保持下去，政府就應開始考慮適當減少政府投資，以抵消非政府投資過快增長的效應，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資總量不應在2002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逐步減少政府投資的比重。
2002年雖然淡不上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預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還有一些輕微的通貨緊縮，但是應該看到一些局部產業已經出現過熱的跡象。比如說2002年我國的鋼鐵生產從上年的1億5千萬噸提高到1億8千萬噸，而冶金工業投資的增長速度非常快，達到53％，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該產業就很可能在一定階段出現生產能力的過剩，這顯然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產業，在最近幾年大規模提高住房信貸的同時卻有更多的房產商感到資金緊缺，這種現象，也值得警惕。所以，盡管我們現在還談不上經濟過熱，還談不上有什么泡沫，也應該對經濟進行及時的“微調”，防止一些問題的產生。
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在短期的經濟波動過程當中“拾遺補缺”、“多退少補”--當民間投資少的時候，政府就多投一點；當民間投資多的時候，政府就少投一點，以保持總供求之間的平衡，減少經濟波動，使經濟穩定增長。經濟增長是由市場、企業、民間的活動而決定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僅在于防止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在總需求不足、增長率下滑的時候，“托住”經濟（嚴格說來不是什么“拉動”經濟），使市場的各種因素得以“復蘇”；而在總需求過大的時候，則是壓縮需求，使經濟“冷卻”下來。從政府決策者的角度來說，不要認為政府可以在沒有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的情況下支撐長期的增長；從企業和個人的角度來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資，經濟就一定會高增長。
正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遺補缺，因而它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需求調節政策，即根據總供求關系的特定狀況，來確定采取哪一種特定的政策進行宏觀調控，是增加政府支出，還是減少支出，增加多少，減少多少，還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種政策調控，力度大小，決定的標準就是總供求關系的狀態，而且作為一種短期需求調節政策，其判別標準就是總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潛在總供給，還是小于潛在總供給。而不取決于供給方面的因素，不取決于政府應不應該投資一類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資是否有效率一類的微觀效率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是總量平衡、穩定增長的宏觀效率。這樣上種總量調節政策，當然只能是一種短期政策，即根據當前（今年）的總供求關系，來決定當前（今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它不解決體制改革問題，也不解決長期經濟發展問題，而只解決短期內的總量平衡和穩定增長問題，并因此而為長期穩定而有效的經濟發展做出特殊的貢獻。“”版權所有
第3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波動 信用風險 影響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的關系，還需以以往的宏觀經濟波動為研究的基礎。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國紛紛經歷了一個經濟急速增長，資產快速升值、涌入，信用與杠桿化快速擴張，而后外部經濟撤出，自身金融體系遭遇嚴重衰退的宏觀經濟波動。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很多經濟體在經濟擴張的時候都會為之后的系統性危機留下種子。在經濟樂觀時，信用風險看起來很小，而此時銀行對于前景過于樂觀，會更傾向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不穩定因素也會在此時悄然產生，如果金融體系不穩定，那么在經濟擴張之后，經濟在頂部區間或衰退的時候，這種不穩定就會釋放出來，宏觀經濟將會遭到重創。而商業銀行天然具有這種性質，會讓經濟周期產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觀經濟好的時候，信貸質量會很好，而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貸違約就會顯著增加。
根據人們以往對宏觀經濟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長期、繁榮期、下降期、蕭條期四個周期，而信用風險在第一階段事實上非常小，因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銀行的利率，在第二階段信用風險開始來臨，但此時人們會更加瘋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貸額度，而第三第四階段就是泡沫的破滅，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虛假繁榮相繼破滅，給本來已經搖搖欲墜的實體經濟最后一擊。而由于大量的信貸危機產生的復合效應，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進入蕭條期之后至今無法重現當年的盛況。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信用風險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可控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風險問題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用風險的影響
拉美國家：上世紀40年代中期，阿根廷經濟學家提出發展主義理論，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們不同的原因就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國家科技進步快，應用普及，國家技術進步慢，應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則要依賴進口，而且只生產中心國家需要材料的廉價部分。中心國家貿易條件優于國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業商品進口價格高。拉美國家要擺脫現有處境就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提出進口替論，把國家戰略定位內向的工業發展，發展民族經濟，面向國內市場，扶持民族工業，這個政策持續的三十年時間，拉美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速都達到5%。而在1973年之后，歐美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融入拉美，為保住經濟增速，拉美一些國家提出債務發展模式，通過外債來實現國內的現代化，該模式主要內容是借錢來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上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國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歐資金一波一波的進入阿根廷，他們廉價收購了阿根廷所有戰略行業及廉價出賣的產業，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讓阿根廷本地投資者瘋狂追捧，把并購來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兌現，當他們把財富掠奪的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資金帶著豐厚利潤大規模撤離，導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從其中，我們不難看到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越大，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就越大。
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實際GDP增長達到5%以上，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新時代。而且，當時的物價水平并沒有跟隨貨幣供應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這點有些像今天的中國，高增長、寬貨幣、低通脹。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爆發引發了西方市場的恐懼，于是通過操縱匯率，使日元進行升值，以此讓熱錢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價股價。
而后，資產價格上升無法支撐實體經濟，一些投機者失去了投機的熱情，土地和股票的價格下降，導致賬面資本虧損，由于很多企業和投機者將上升的賬面資本考慮在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融資和投資，從而帶來大量的信貸問題，隨著金融緩和政策的結束，日本國內資產已不可能維持原價。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處在于各種投資標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貸問題，從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資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產，之后產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費和投資緊縮的加乘效應，不只毀掉泡沫成分也砍傷了實體經濟，且由于土地與股市的套牢金額通常極大，一般都超過一個人一生才能積累的財富，導致許多家庭發生悲劇，而多數的高價買房的一般家庭則成為背債者，對以后長達一代人的日本社會消費萎縮經濟不振種下了因子。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GDP每年的增速平均達到了8%以上，而近年來，人民幣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更集中的貨幣政策，也表達了政府已經關注到了信用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國有銀行主導的政府債和國企債可能會產生較大的逾期風險。我國的銀行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級，而其中大量的本應該是次級可疑甚至是損失級的貸款被分為正常和關注中，銀行這么做毫無疑問會讓賬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很難在預期時間還上。于是銀行就會把債務整體出售給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債務分割為理財產品在銀行等地銷售，而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龐氏騙局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信托類的理財產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類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資產是持有一些銀行的股份等標的，有些信托公司會把手中某些股份作為質押標的質押多次，而信托類理財產品也淪為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也就是我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說的理財產品就是龐氏騙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貸也在國內占據了很大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對房地產市場一直實行放松的經濟政策，長時間的政策慣性助長了房地產投機商的高回報預期，致使房價一張再漲，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假按揭造成了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早期的寬松制度更讓一些投機客用一套房子的貸款再買一套以此來推及更多房源來推高房價，而這種由于信貸擴張所推動的畸形房價上漲也在近年來問題凸顯，去年各地政府分別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應對之策，而在房價上升時這種高杠桿比例的信貸暫時不會有問題，但房價一旦停止上行，就會由于高利息等產生更多的信貸違約問題，信用風險凸顯，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2014年3月4日是中國債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ST超日當晚公告稱，公司因資金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債券的到期利息，中國債券市場首次實質性違約宣告誕生。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著我國債市的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風險會得到釋放，而信托募集量將會下降，導致民企債券價格下降，這會進一步地增加企業債券的兌付風險。很多人對我國的債務有一種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虛幻的資產價格基礎之上的，如果資產價格發生下挫，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則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2014年2月，我國罕見的出現了貿易逆差，這預示著更多的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其中的債務風險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國企與地方政府債務則由于2014年國內部分城市將會面臨的土地價格下降而出現兌付風險。2014年，美國政府會逐漸退出量化寬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資金會加速回流美國，國內債務成本上升，企業個人實際債務上升，消費者不敢消費，進一步增加經濟困境，這會引發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整體信用風險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觀調控因素
為減少在宏觀經濟波動中整體市場經濟受到的打擊，國家會基于自身的國情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與此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信用風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輔相成的，并且隨著宏觀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對于信用風險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和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處于一個不可知的經濟環境中，任何風險值都在上升，信用風險也不例外。宏觀經濟波動帶動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同時，不理性的政府宏觀調控會加劇信用風險。
（二） 主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因素在于商業銀行應對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信貸政策不同，它體現出一種親周期的態勢，帶來的后果是信用風險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貸緊縮時不良貸款增長的窘境中。如若商業銀行沒有掌握住整體的宏觀經濟波動的規律，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信貸政策，同時也很難調整資質較好的放貸對象，這些不確定性已經增加了信用風險。在經濟過熱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風險的指數，相比較下，經濟緊縮時期，受宏觀經濟波動較大影響的周期性行業的信用風險劇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使得銀行層面的信用風險暴露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整體的信用風險提升。
（三）客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客體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下償還能力與借款數量的不平衡，如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內，隨著經濟的上行信用風險呈現逐漸增大的態勢，而一旦宏觀經濟停滯上行或有所減緩，那么由于借款者對于之后宏觀經濟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風險堆積就會成為壓垮借款者的稻草，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借款者們普遍存在互相擔保的情況，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違約，那么就會對整個信用風險體系產生"蝴蝶效應"般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總結
（一）不同經濟階段違約距離或違約概率不同
通過實證性的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違約距離隨之變動，并且總的來說違約距離表現出一種繼續拉大的態勢，這表明信用風險存在著持續下降的可能。而此種現象與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在大體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觀經濟的運行，首先從違約距離與它相關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GDP 對宏觀經濟與違約距離的關系有重要影響，所以對其分析：信用風險與GDP總量呈現出負相關，也就是說違約距離與其存在正相關；信用風險與GDP增長速度呈現出負相關，進一步解釋說違約距離與其呈現負相關。
（二）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影響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同。信用等級越高，對宏觀經濟變化的反應越不敏感。 與此同時，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據上文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觀經濟波動下影響信用風險的各個因素，從宏觀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動的宏觀經濟下，要掌握好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國家經濟的大方向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匹配的，反之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對信用風險造成巨大危害，從而需重視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再者，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和客體因素也應引起注意，調節好之間的關系，加強防范信用風險的意識和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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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第5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增長；向量自回歸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盡管出現了五次較大水平的經濟周期，但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1979-2012年，中國以每年9.8%的經濟增長率俯視全球，而在同一時期，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2.8%。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這引起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國的經濟實現質的飛躍，政府在這場經濟華麗轉變的舞臺上扮演者什么樣角色，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到底對經濟增長起著怎么樣的作用？本文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考察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一、變量的選取與數據的來源
本文研究的重點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GDP增長的作用分析，因此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總量指標，以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衡量貨幣政策的經濟指標，以政府的財政支出作為衡量財政政策的經濟指標。選取樣本期（1978年―2012年）的變量數據，所有變量取對數，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二、單位根檢驗與協整關系檢驗
本文把國內生產總值，即GDP計為Y，把廣義貨幣供應量（M2）計為M，把財政支出計為F，價格指數計為P。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同時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來檢驗這3個時間序列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在運用Johamson協整檢驗方法時，本文運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趨勢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協整似然比（LR）檢驗法顯示LNY、LNM、LNF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進行研究，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GDP增長的作用關系，采用LNGDP、LNF、LNM這三個變量作為VAR系統模型。根據AIC和SC最小值的原則，選取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數都小于1，即都在單位圓內，說明此模型是穩定的。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圖如下。
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圖
圖的上半部分從左到右分別是GDP的變化量對GDP自身的變化，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財政支出的增減的脈沖響應。下半部分從左到右分別是GDP自身的增減，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財政支出的增減對GDP的變化的貢獻度。從圖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GDP增加一個標準誤差，會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達到最大，而后趨于下降趨勢，而在第二年內，貨幣供應量則會增加0.02，財政支出會增加0.008，二者分別在第三年，第五年達到最大。同樣，在方差分解的圖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貢獻，貨幣供應量做了17%的貢獻，財政支出做了3%的貢獻。從上述的兩幅圖中，可以看出，短期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GDP的增長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貨幣政策對GDP的增長作用比較明顯。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來研究關于貨幣供應量M、財政支出F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一階差分項的使用不僅消除了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趨勢因素，避免了偽回歸的出現，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為了研究分析關于財政支出（F）、貨幣供應量（M）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影響，把第一個模型獨立出來：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從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廣義貨幣供應量（M）、財政支出（F）和國內生產總值（Y）之間不但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而且在短期內，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 0.159，表明誤差修正項對GDP的一階差分值具有明顯的負作用，而財政支出的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120，由于數值較小，這表明財政政策對GDP的增長作用并不是很顯著，而貨幣供應量的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365，大于財政支出的一階滯后項系數，這表明了貨幣政策對GDP的增長作用較明顯。從估算的長期均衡關系看，政府支出和廣義貨幣供應量對GDP具有正影響。從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確地得出如下結論：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明顯，更能推動GDP的顯著增長。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更加明顯呢？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財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從“大財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財政”轉變，政府在經濟轉型期間更加注重金融貨幣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這表明了金融貨幣的增長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漸顯著。據資料記載，平均來說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貨幣供應量，就會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這說明了金融市場在國民經濟的舞臺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五、結論
從上述的兩個計量經濟學模型，即向量自回歸模型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并對此進行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1978年至2012年）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推動作用的結論，說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力。從作用力大小來看，貨幣政策在短期和長期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財政政策來說更顯著些，由此中國政府更注重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參考文獻：
第6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營運資本管理 宏觀經濟環境
一、引言
營運資本維持著企業日常的生產經營，是企業的血液，但是長久以來并沒有得到與其地位相當的重視。國外對營運資本的研究早于我國，始于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評價、管理體系，營運資本管理水平較高。營運資本管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營運資本管理影響因素、營運資本管理評價指標、營運資本管理政策、營運資本管理與企業盈利的關系和營運資本管理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關系上。其中營運資本管理因素可分為企業獲利能力、發展能力、償債能力、企業規模等內在微觀因素和融資環境、宏觀經濟增長、貸款利率、行業等企業外在宏觀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營運資本的管理再一次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目前微觀環境對營運資本研究的影響研究較多，而宏觀環境對營運資本管理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相對較少。本文擬就國內外宏觀環境對營運資本的相關研究進行歸納和整理。
二、國外營運資本關于宏觀經濟對營運資本管理的研究
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資金的不確定性、融資的壓力，新的法規、新的政策和高昂的融資成本約束著營運資本的管理。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職業經理人發現合理高效地管理營運資本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Merville和Tavis（1973）認為，影響公司營運資本管理策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持續的經濟周期。由于不同行業其業務性質的差異，在應對經濟周期時其采用的營運資本政策是不相同的。Nunn和Kenneth（1981）從企業所處行業環境就公司的應收賬款和存貨進行研究，認為處在不同行業的公司營運資金策略存在較大差異。
Chiou et al（2006）、Zariyawati et al（2010）發現在經濟繁榮時企業營運資本需求高，企業會將更多資金投入營運資本。而Lamberson（1995）探討了小型企業如何改變營運資本管理以應對經濟環境變化，他認為經濟擴張期小型企業傾向于減少流動資產以較少流動性，在經濟衰減期反之。該研究在理論上進行了解釋，由于實證上沒有得到驗證，且該研究只包含1980-1991年的50個樣本企業，不具有普遍適用性，但Lamberson認為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在應對經濟環境的變化時采取的營運資本管理政策是不同的，值得進一步研究。
Baum et al（2006）認為宏觀環境的波動性會影響非金融企業對流動資產的分配效率。環境的高度不確定性減弱經理人員預測與公司相關信息的準確性，使得他們做出的決策與當前現金管理政策相似。相反，當宏觀環境的波動較為平和時，經理人員有更強的意愿根據公司的具體需求調整流動資產，使得資產的分配效率提高。而Sathyamoorthi et al（2008）調查發現經濟波動較大的環境下，企業傾向于選擇保守的營運資金管理模式。
Baum et al（2008）以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時，還加入公司本身的不確定性。實證發現無論是宏觀經濟還是公司自身不確定性的提高，均使公司的現金持有量增加，反之減少現金持有量。這種在經濟衰退期間對信息不對稱的更加敏感，使得公司囤積大量現金，失去了潛在的投資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宏觀經濟的復蘇。
三、國內關于宏觀經濟因素對營運資本管理的研究
姜國華（2011）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研究與微觀企業行為研究普遍存在割裂現象。從宏觀經濟出發，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以下步驟：第一步，一項宏觀經濟政策的推出首先會影響企業的行為（如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第二步，受到影響的企業影響其產出；第三步，企業產出的加總影響經濟產出；第四步，政府通過經濟產出的變化評估之前的宏觀政策并做出相應的改變。會計學、財務學研究第二個步驟，研究企業行為與企業產出的關系，但忽略了宏觀環境對微觀企業行為的重大影響，不利于更好地預測企業未來的行為和產出。
王治安、吳娜（2007）以2003-2005年滬深兩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發現我國上市公司不同行業之間的營運資本管理具有普遍明顯差異，并且這種差異不是由個別行業的差異引起的。
吳娜、孫宇（2013）采用2002-2011年在我國滬深兩市上市的73家鋼鐵行業公司的面板數據為樣本，發現營運資本的管理與國家貨幣政策相關，通過固定資產投資的調節，營運資本占總資產的比例與貨幣流量增速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于博（2014）認為當企業面臨宏觀經濟的沖擊式，營運資本往往通過降低營運資本的規模來減少現金流波動對固定資產的負面影響，產生“平滑”效應。這種平滑效應增強了企業投資對金融供給的敏感性及貨幣政策對投資規模和投資效率的影響能力。因此，內生平滑對外生調控具有正向協同作用，企業內生治理（營運資本平滑）程度越高，越會提升貨幣政策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程度。
肖明等（2013）以2001-2011年滬深兩市843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數據為樣本，就宏觀經濟環境對不同控股性質上市公司現金持有行為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現金持有量與經濟周期和財政政策呈顯著負相關，而與貨幣政策呈顯著正相關；現金持有量調整速度與經濟周期變化和財政政策變化正相關，而與財政政策變化顯著負相關。
張西征（2014）利用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宏觀經濟因素發展狀況、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水平對中國上市公司商業信用周期性變化的影響機理。結果顯示，隨著宏觀經濟擴張、貨幣政策寬松和通貨膨脹水平的增加，中國上市公司提供的商業信用凈額顯著降低。
第7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中小企業 影響
2012年，隨著央行兩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宏觀政策的出臺，在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經營困難超出預期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如果有所放松，就極有可能會出現具有趨勢性的連續動作。因此，深入探討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當前宏觀貨幣政策現狀
（1）宏觀貨幣政策調控基本理論
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主要涵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個方面。一旦市場處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實施緊縮貨幣政策所取得的效果較為明顯。然而，緊縮的貨幣政策往往也會受到市場中其他各類因素的影響。就我國目前貨幣市場的均衡情況來看，如果要增加或者減少貨幣的供給以影響利率，就一定要以貨幣流通速度的不變為基礎。在市場出現了通貨膨脹之時，央行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就會緊縮貨幣的供給，或是降低貨幣供給增長率，而民眾一般來說卻往往會加大支出，同時，在物價上升較快時，公眾卻不愿意持有貨幣，而是希望能夠盡快地花出去，這樣一來，貨幣流通的速度也會有所加快。此時，不僅沒有辦法讓通貨膨脹率有所下降，而且緊縮的貨幣政策在其執行中也會碰到資金流動之影響。企業的對外投資往往會受到政府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而貨幣政策作用于外部時也會影響到政策的成效。央行通過變動貨幣的供給量，就能影響到利率，從而影響到投資，隨后再影響到民眾的就業以及國民收入。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才會得到全面發揮，特別是在市場利率出現變動之后，投資的規模并不會立即就發生變動。因此，貨幣政策即使已經開始采用，也不需要耗費比較長的時間，然而，從執行起到產生最后的效果，卻往往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之中，經濟狀況往往可能會發生和原來所預計的相反變化。所以，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可以通過影響市場的投資預期，對企業產生導向性的作用。
（2）近期宏觀貨幣政策調控的基本特點
當前，我國通脹的壓力相當大，運用相對較為緊縮的貨幣政策會相作用到企業的投資之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貨幣政策所具有的效果還會由于資金在全球各國進行流動而受到一定的影響。比如，一個國家在實施緊縮貨幣政策之時，其利率有所上升，國外的資金就會不斷流入，如果匯率浮動，本國貨幣就會升值，從而使出口受到一定的抑制，其進口就會受到一定的刺激，進而導致本國的總需求比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狀況下出現更大的下降。如果實施固定匯率，央行為了讓本國際貨幣不致于升值，肯定會拋出本國貨幣，依據固定匯率以收購外幣，于是貨幣市場中本國貨幣的供給會有所增加。因此，貨幣政策對于本國資本市場以及對外投資等均有相當大的影響。
我國當前的宏觀調控政策主要集中于存款準備金率和貨幣市場調控上。2012年2月和2012年5月，央行兩次宣布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是對當前經濟明顯下行的及時反應。下調存準率有助于通過進一步增加流動性來改善企業融資環境、降低融資成本，推動企業擴大投資；有利于未來股市債市等金融市場趨向活躍；有助于下半年流動性保持合理水平。對于下一步的貨幣政策，市場預期，央行還會繼續優化流動性管理，綜合考慮外匯流入、市場資金需求變動、短期特殊因素等情況，運用逆回購、正回購、央行票據、存款準備金率等各種流動性管理工具組合，靈活調節銀行體系流動性，引導市場利率平穩運行。同時，外匯占款增長不足、新增存款準備金繳款等各類因素，也將對貨幣市場所具有的流動性形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的貨幣市場資金面將出現適度寬松的局面。
二、我國當前宏觀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的主要影響
（1）當前宏觀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投資造成的影響
一是宏觀貨幣政策調控改變了當前的市場運作環境。所有的宏觀調控均會控制一部分產業的持續發展，但是，同時也會帶來新的發展趨勢，而且還能形成全新的增長方向。這可以表現在中國目前所處的轉方向和調結構上。例如，國家正在注重于提升中小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運用宏觀調控政策以健全完善新興行業與節能行業中的中小企業金融支持系統。從而發揮出央行對于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作用。央行應當依據企業自身所具有的特點，適當放寬貸款利率的相應浮動范圍，從而發揮出利率所具有的杠桿作用.并且更好地調動起金融機構往這一類企業貸款的主動性。要積極鼓勵商業銀行開發出適合于中小企業發展的優質金融產品。商業金融機構應當準備把握中小企業的發展前景以及風險情況，積極探索運用財政貼息以及獎勵等多種形式鼓勵商業金融機構強化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實現金融產品的創新。要更加積極地開展股權質押與票據質押等多種形式的貸款，持續改進對各中小企業所提供的金融服務，積極促使金融機構更加積極地為中小企業提供高質量的服務。與此同時，要更加充分地發揮出民間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上的主動性。中小企業也應當因地制宜，及時地調整自身產品的結構，更好地發揮出當地的資源優勢、市場優勢、技術優勢，從而逐步建立起具備競爭性優勢的地區主導性產品，引入、消化與吸收高效、節能、降耗與清潔生產技術，從而加快高新技術的產業化過程，進而提升本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是宏觀貨幣政策調控促進了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正在驅動著市場與資源快速集中于配置較為高效的企業，從而加大了企業優勝劣汰的進程。大量中小企業在宏觀調控政策的驅使之下，不斷轉變市場競爭的方式，持續提升資源利用的效率，體現出中小企業所具有的機制與決策較為靈活之優勢，跨國之間的并購行為十分活躍。目前，我國在境外的投資正在從原來十分單一的大型國有企業對外投資轉變為包括許多中小企業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主體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且從在國外設置流通領域的貿易企業為主向，成立加工貿易類企業或者專業市場。宏觀經濟調控所具有的資源導向性能夠促進企業持續不斷地學習國內外先進的企業經營管理經驗以及運行模式，讓我國中小企業產品在全球競爭中能夠處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當前宏觀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融資造成的影響
一是明確中小企業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要想方設法，持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不斷變化著的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形勢對于中國經濟的深入發展必然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中小企業為我國經濟建設以及社會穩定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為了保持中國經濟的穩定與持續發展，應當致力于積極發展中小企業。應當盡快地制定出幫助與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相配套的財政、稅收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利好政策。我國盡管已經制定出臺了《中小企業促進法》，但是和日本政府曾經頒布過的《中小企業基本法》與《中小企業技術開發促進臨時措施法》等數十多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體系比較起來，我國這一部僅有的法規顯然力度好不夠。有鑒于此，國家應當快速建立起和《中小企業促進法》相適合的一整套較為健全完善的中小企業融資法律法規體系。各地方政府也應當制定出適合于本地的，專門用于發展本地中小企業的地方性法律法規，從而為中小企業的繼續發展作出貢獻。
二是立足資本市場形成多層次融資途徑。依據一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我國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問卷調查，在固定資產投資上，有66%的中小企業沒有能夠從商業金融機構得到貸款，有62%中小企業的自有資金超過投資比重的80%之上；在流動資金貸款上，有44%的中小企業沒有能夠從商業金融機構得到貸款， 有52%企業的自有資金在流動資金中的比重達到了80%以上，即便是得到了貸款，貸款的期限比較短，貸款的規模小。鑒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逐步調整，商業金融機構的信貸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然而，對于眾多中小企業而言，依然處于一種杯水車薪的狀況，而資本市場的滯后又進一步提高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度。所以，政府應當進一步地發展與完善本國的資本市場，形成多個層次的融資新推進。除了依靠于目前的商業銀行信貸支持之外，還應當涵蓋融資擔保、風險投資以及發行中小企業聯合債券等措施，并鼓勵那些條件成熟的中小企業籌備上市。
三是健全完善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擔保機制，2008年，我國國務院就出臺了關于鼓勵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意見，其中明確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建設融資信用擔保機制。當前，我國擔保機構主要有政策性信用擔保、互助擔保以及商業性擔保機構等三種不同的類型。但是，我國擔保體系尚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主要表現在政策性信用擔保的比例太高，擔保機構沒有相應的風險補償與風險分散等方面的機制。所以，建立健全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擔保機制顯得十分迫切。政府應當將實施信用擔保體系建設作為扶持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措施來抓。要通過設置擔保基金、建設擔保機構互助擔保基金，從而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擔保方式，保障信用擔保機構的資金來源能夠更加穩定。要積極強化擔保風險控制與管理，使擔保機構和商業金融機構能夠共同建立健全擔保資金補償體系，從而切實降低商業金融機構貸款的風險。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政府宏觀貨幣政策的調整對于廣大中小企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就整體而言，隨著我國經濟重新回到保增長的軌道以后，貨幣與信貸政策都一定會有相應的放松，而財政政策也將變得更為積極，因此，今后一個時期的宏觀經濟大走勢也將變得更為溫和，這就能為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創設出更為寬松的環境，促進其取得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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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所謂泡沫經濟就是指一系列資產在一個連續過程中陡然漲價，開始的價格上升會使人們產生還要漲價的預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買主，然而漲價常常是預期的逆轉，接著是價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機而告終。實踐表明，泡沫經濟更容易發生在迅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中，同時這些經濟體由于缺乏經驗，銀行體系不健全及風險意識差等原因，不能適時預警和妥善治理泡沫經濟，使剛剛起飛的社會經濟硬著陸。
中國和80年代的日本存在著很多程度上的相似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狀況
20世紀8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受到石油危機的沖擊，經濟停滯不前。而日本在1986―1990年卻保持年均4.9%的增長率。通過對日本泡沫經濟前后經濟基本面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在1986―1990年，日本經濟處于低通貨膨脹、低失業、高增長的良好發展階段。近5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雖然遭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中國經濟仍保持年均8%的經濟增長率發展。雖然在2011年前三季度的通貨膨脹率高于5%，但是隨著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使物價水平基本穩定。總而言之，中國經濟發展仍處于快車道上。
2、巨額的外匯儲備，本幣面臨強大的升值壓力
日本國土面積狹小，國內消費市場不能滿足日本企業發展的需要。一直以來日本堅持“貿易立國”，以高質量的產品開拓國際市場，使日本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到1985年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大量資本流入日本，使日本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1985年9月22日的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1985―1988年日元匯率升值50%。近年來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最快的馬車。大量的外匯逆差使中國在2006年2月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自2005年匯改以來就人民幣進入持續升值的通道，從1美元兌換8.07元人民幣升值到現在1美元兌換6.42元人民幣，升值高達20%。隨著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強化，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和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使中國面臨更嚴峻的升值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3、資產價格的飆升
20世紀80年代，以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日本資產價格迅速上漲。日經225指數從1984年12月的11542點上漲到1989年12 的38915點。日本大城市的商業地價指數從1986年的38.4上漲到1991年的103.0，漲幅高達168%。日本的資產價格發生嚴重膨脹。以股票和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上漲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領域中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自2001年起，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和銷售均以2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全國房屋銷售價格平均上漲97,5%，而對于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價格漲幅可達到200%―500%。近年來，股票市場雖波動頻繁，但中國股票市場的平均市盈率卻遠高于歐美股市的平均市盈率，說明股價已被嚴重高估。
然而，不同的國際環境，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使中國不會像日本那樣在泡沫經濟破滅后低迷不前。
1、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
日本泡沫經濟出現在美蘇爭霸的時期，日本在石油危機沖擊下經濟依舊保持4.9%的增長，吸引大量的國際金融機構利用各種金融衍生產品投機日本市場，加劇了日本國內經濟的泡沫。而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呈現美、歐、日和新興經濟體國家多極鼎立的格局，避免全球資本單一追逐中國市場，防止大量熱錢的流入，削弱了國內金融市場泡沫全面破發的可能。
2、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未來經濟增長潛力不同
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均GDP也位于世界前列，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高。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左右，未來增長潛力巨大。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相對后，實體經濟投資領域和市場空間廣闊。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利用，使中國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3、國家實行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
日本的宏觀經濟政策受國際經濟協調的牽制。在整個泡沫經濟時期，日本政府不斷降低本國利率、增加本國需求以解決美歐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日本采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國內需求以應對經濟下滑，然而這些政策都加劇了泡沫的形成和膨脹。中國在金融危機后一直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適當減少赤字和長期建設國債的規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控制信貸規模增長，使銀行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儲備。這些政策對應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和經濟過熱起到重要的調控功能。而且中國的貨幣政策有較強的獨立性，可以根據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做出及時恰當的調整。
綜上所述，中國和80年代的日本在宏觀經濟基本面、外匯儲備、物價水平方面有著相似之處；但是由于兩國經濟系統內在的不同以及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不同，使中國經濟可以免于日本“失去的20年”的泡沫破滅。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應積極借鑒日本的經驗，吸取教訓，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防止經濟的“硬著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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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功能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貨幣政策是說一國的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總和。貨幣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率。
通常一個國家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縱觀我國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歷程，從建國后一直奉行的“雙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開始施行的歷時近七年之久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再到2005年我國政府開始奉行的“雙穩健”政策，我國政府正是從實際出發，結合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形勢和國際經濟動態的轉變，審時度勢，成功地完成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當前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由于國際經濟形勢出現的逆轉以及已經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調，國際收支不平衡程度將有所緩和。同時，出口增長將回調，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作用下，銀行的流動性雖然比去年有所緩解，但仍然比較充裕，貨幣信貸仍然處于比較寬松的環境。在此背景下，繼續實行“雙穩健”組合似乎是我國2007年繼續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選擇。
然而，就當前經濟形勢來看，影響我國政府做出宏觀經濟決策、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關注。首先，社會過度儲蓄引起的過度投資問題。從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由123804.4億元增加到334361.4億元，增長了1.7倍，增長幅度平均每年達到18%，存差也由24433.3億元擴大到111219.8億元，存差擴大了3.55倍。在儲蓄增加額中，有45.3%來自于城鄉居民增加的儲蓄，另有31.1%來自于企業增加的儲蓄。就是說，當前我國儲蓄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大主體的行為產生的。居民將過多的收入用于儲蓄，一方面是與我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關，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儲蓄主要來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關。企業將過多的資金用于儲蓄而不是投資于創新活動，一方面是與我國的產業政策相關，另一方面是這些儲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業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業依然缺乏資金。在社會儲蓄持續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壓力不斷增加。隨著存差規模的不斷擴大，金融機構要千方百計將這些剩余資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貸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又投向了建設領域，新一輪投資過熱和重復建設由此產生。還有，儲蓄過度增長引起過度投資，實際還對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因為在資金一定情況下，投資過多占有份額，必然排擠和抑制了消費。
其次，工業的過快增長引起的產能過剩問題。當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向金融機構流入，另一方面是社會消費增長速度又遠遠慢于工業品的生產增長速度。由此，我國經濟發展中又遇到另一個矛盾，工業品產能的過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增長并不慢，而且從2004年以后還有加快增長的趨勢。比如從2004年到2006年社會消費平均增長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國工業在投資的不斷刺激下產品生產量增長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國家用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空調器、微型計算機、移動電話、汽車產量分別增長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業品還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當工業品持續以快于國內消費增長速度增加時，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又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由此導致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而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反過來又要求M供給規模不斷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引起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呈現全面擴大的趨勢，既存在城鄉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存在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從2000年到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擴大到3.22倍，2006年擴大到3.4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公共醫療、養老、教育補貼、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項目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更大；在地區之間，西部地區居民最低收入省份與東部地區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擴大的趨勢，比如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公務員收入是貴州的3至4倍。在城鎮內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鎮居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由1∶3.6擴大到1∶5.7，而困難戶收入與最高戶收入差距達到11倍。行業差距更大，全國事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約1.5萬，一般企業1萬左右，而大企業5至6萬，能源、電信、金融企業可超過10萬。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如此，從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農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擴大到1∶7.26。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相當懸殊的程度，基尼系數已超過0.4。2005年，我國城鎮有近2000萬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萬農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們經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債維持生存。近幾年來，我國消費不足實質是結構性消費不足，主要表現為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消費不足。當前，我們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鎮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體集中，而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在不斷下降，他們將越來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但他們卻無錢消費。如何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體，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身上，讓他們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費，這是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運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經濟運行中儲蓄過剩、產能過剩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不僅是近期宏觀調控需要面對的，而且也是國家長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慮的。就當前而言，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尚顯偏松，財政政策相對偏緊，這種政策組合不利于控制工業產能的進一步過剩，也不利于擴大國內的消費，因此考慮到情況的變化，我們應該奉行“總體穩健、適度微調”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態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在力度上調整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