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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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 委托工資法 投入產出率 工資
一、隨著2001年加入WTO，中國的對外貿易呈現了級數增長的態勢，并對國家經濟發展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
貿易在商品交換的同時帶動要素跨部門、國界流動，改變貿易格局和比較優勢，作為一個典型勞動力資源豐富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在我國的進出口中占極大份額，貿易對我國勞動力要素收入的影響尤其是對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影響，成為關系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經濟結構變化以及國家社會穩定的重要研究課題。本文通過委托工資回歸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對貿易影響本國工業部門勞動力工資的效果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資回歸法的思路來分析貿易和工資收入的關系，并測度中國的貿易對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資的影響。首先，建立產品價格和要素收入之間的回歸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礎上，為了突出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之間的聯系同時消除價格和資本之間的隨機效應，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加入回歸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單位J產品資本的使用量，表示資本回報率的變化比例，為常數項，表示產品價格的變化率，表示要素回報率的變化率，表示在產品j中要素i的貢獻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額表示，是誤差項。需要注意的是要素價格在式子中是參數，而要素價格的變動才是被估計量。方程右邊的變量表示行業要素收入份額，給定最初的要素價格它就決定于該產業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技術，可見產業產品價格變動的技術原因是外生決定的。比例變化的測量由基期的產品價格和產出以及基期的要素價格和要素供給量決定，而這些數據相對于現期價格都是外生變量。本文的實證檢驗中包含了三種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這樣本文就可以依據方程將產品的價格變動對要素的收入份額進行回歸，并用回歸系數表示商品價格變化所引致的要素價格變動的比例，從而測量特定時期的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要素價格的變化。考慮到資本項專業化（specification of capital）變化、方程右邊變量的誤差導致價格變化的趨勢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變量例如：通貨膨脹、利潤以及生產技術變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數項。
其次，貿易對工資收入影響模型。本文用貿易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其它變量不變進行回歸，得到相應的參數來表示貿易對于要素價格的影響，文中用（出口額－進口額）/國內消費額來表示貿易因素。
2.數據選取和說明
(1)數據的分類。本文依據國際工業分類標準（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術水平劃分的標準產業分組和國家統計局行業分類標準將工業劃分為高技術產業（HT）、中高技術產業（MHT）、中低技術產業（MLT）和低技術產業（LT）四大類。同時按照《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將勞動力根據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劃分為：大學及其以上水平，中學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職業技術學校），小學水平，以體現勞動力技術水平狀況。
（2）數據來源和說明。產品價格、工人工資和消費來自《中國統計年鑒》；貿易數據來自《海關統計年鑒》；勞動收入份額與資本收入份額本文根據統計年鑒的投入產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結合部門產值計算得到。產業產出、產品價格指數、分產業的工資收入樣本數據和勞動力供給的樣本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關說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資水平采用的是職工平均工資，且從1998年開始為在崗平均工資數據。第二，在計算要素收入份額時，按照投入產出表并采用索洛殘差法（具體估算方法參見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計算。第三，在計算價格的變動率時，本文以1987年的價格作為基期，工資變動率和資本價格變動同樣以1987年作為基期。文中的產業產品價格我們根據產業劃分取其平均值并經過了價格指數的平減。
三、回歸結果及分析
1.行業勞動力工資變動與產品價格變動關系回歸結果。在回歸結果中，用capital表示資本，LX表示具有小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LZ表示具有中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LD表示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結果如表1：
注：***表示通過1％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5％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10％的統計檢驗
由表1的結果可知，LX、LZ、LD在四個產業中業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資本和常數項也通過了統計檢驗。(1)在四個產業中，只有具有中學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工資變動與價格變化呈反方向變化，其他兩類勞動力工資均與價格變化同方向。(2)小學水平勞動力工資對于MLT產業的價格變動反映最為明顯，中學水平勞動力工資收入變動在MLT產業變化最靈敏，大學及其以上水平的勞動力工資變動對LT產業的價格反映最為明顯。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術產業中高技術勞動力創造的附加值相對比重較大導致。(3)在高技術產業，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產業價格變動最為明顯，這也表明在高科技產業中更多的集中了技術含量高的勞動力，且該類產業的價格變動對于技術水平高的勞動力工資有更為顯著的影響，這也符合斯圖爾帕－薩繆爾森理論中關于一個行業中價格上升，那么該行業密集使用的要素價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產業中，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工資回歸系數最大，說明在該產業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擴大了與低教育與中低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還發現對于中低技術產業中小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價格的變動反應尤其突出，明顯大于其他三個產業，這可能是由于在依據技術水平進行的產業劃分中，中低技術產業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類行業，而我國現階段采掘類行業的從業人員大都為教育水平較低的勞動力。
2.行業貿易因素變動對不同勞動力工資變動影響的回歸結果。這里本文用（出口額－進口額）/國內消費額表示貿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對貿易影響勞動力工資變化進行研究，結果如表2：
注：***表示通過1％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5％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10％的統計檢驗
由表2的結果可知，參數都通過了統計檢驗。
(1)在四個產業中，中學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工資變動均與貿易變化呈反方向變化；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與產業貿易變化在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產業呈同方向變化，在中低技術和低技術產業中呈反方向變化;小學水平的勞動力工資變化均與產業貿易變化呈同方向變化。
(2)小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對于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變動反應最為明顯，中學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于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變化反應最為靈敏，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中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變動反應最為明顯。出現在低技術產業和中低技術產業中高技術水平勞動力工資與貿易變動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國的貿易結構中我國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進口的是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這符合國際貿易理論中出口增加將增加該行業密集使用要素的價格而降低進口行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價格的描述。
(3)低技術產業中，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貿易變動反應系數與中低技術產業的系數符號相同，但數值明顯小于后者，且在低技術行業三類勞動力的回歸系數都明顯小于其它三類產業。這說明我國低技術產業的貿易對于勞動力收入的影響不大，也可以說明我國的貿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劃分的低技術產業。
(4)小學水平勞動力在高技術水平產業中的工資增長最快，說明在高技術產業中具有小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其他兩類勞動力的收入差距縮小的最快。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收入在中高技術產業中的回歸系數最大，也即在中高技術產業中的高技術水平勞動力更快的擴大了他與其它兩類勞動力的收入差距。
四、結論及建議
1.結論
本文利用委托工資法對中國1987年～2006年鑒對外貿易與不同教育水平勞動力工資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貿易的變化不僅影響不同產業之間的勞動力工資收入，而且也影響了不同技術水平勞動力在同一產業中的工資收入。在四個產業中，貿易因素對具有小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影響始終是正向的；對具有中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影響始終是反方向的；對于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影響在高技術水平和中高技術水平產業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術水平和低技術水平產業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術產業和中高技術產業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在中低技術產業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縮小，但是后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對于低技術水平產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縮小，同時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也在縮小，但是縮小幅度要比中低技術水平產業要低。
出現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來源于我國自身的產業結構、貿易結構以及資源稟賦。我國屬于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出口也大都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且我國的貿易大都集中于美國、日本、歐盟以及東盟國家，自身的產業結構決定了貿易結構，所以現階段我國的貿易仍以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此外，由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出國際貿易可以通過提高一國的專業化水平，促進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議
從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貿易的發展對于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變化有重要影響，且對于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之間影響效果有不平衡性。現在正處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時刻，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大幅下滑外需嚴重不足，這對于多年依靠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貿易的我國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而外貿企業又是保證國內勞動力收入和就業的關鍵領域。為此，政府應一方面應該繼續實行貿易自由化政策，實行貿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廣闊的市場；另一方面，為克服貿易對不同行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收入帶來的負面影響，政府也應當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樹立品牌意識，加大科技研發和相關成果轉化，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強國際競爭力。此外，還應繼續建立和完善勞動和社會保障體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還富于民這樣才有可能擴大居民購買了進一步拉動國內需求。同時，進一步加強對教育和培訓的投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強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職能，趨利避害在推動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的同時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升級的配套措施，勞動者也應該積極參加各種培訓和學習，努力提高自身技術水平。總之，在注重經濟發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時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僅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利于社會穩定繁榮。
參考文獻
[1]Baldwin.R， Cain.G. Shifts in relative U.S.A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第2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收入差距；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12-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2
一、引言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與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換的交織過程中，既實現了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但也引致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逐漸變化。從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基尼系數來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1981年0.29升至2007年0.48，基尼系數逐步擴大所代表的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城鄉和地區差異之間，不同行業、學歷、性別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擴大。目前，關于中國收入差距問題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多著眼于經濟轉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市場競爭、政策體制、勞動力結構、扭曲因素等方面，對開放政策與收入變化關系的研究關注較少。而開放既是我們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同時也會通過國際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勞動力的流動等渠道影響收入差距。這直接關系到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與評價，同時還影響到中國社會政治穩定、改革深化進程以及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從理論角度來看，對外開放與一國勞動力收入決定的研究由來已久，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會因為貿易開放而導致異質性勞動收入差距的縮小，發達國家的對外開放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但隨后實證研究卻大多得到相反結論，這推動著理論和實證研究的不斷創新。之后的研究一方面從不同角度重新解釋貿易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譬如需求偏好、技術進步和勞動力市場彈性；另一方面則對實證模型進行更嚴格的假定，提供實證檢驗的穩健性。理論研究方面則主要基于經典ss定理并根據現實作相應的調整和改進。本文主要是從貿易影響收入差距的傳導機制方面對現有理論進行回顧和評析，為探討中國開放政策和收入關系提供有關理論依據和有益借鑒。可以說，對于開放與居民收入的關系至今還沒有形成統一定論。
二、經典理論回顧―SS定理
SS定理在HO框架下提供了國際貿易和工資不平等之間關系的理論支柱。它是在假設完全競爭行業的零利潤情形(zero-Profit Conditions)下討論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之間的關系。在開放經濟下，如果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于非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增加，技術勞動和非技術勞動工資差距就會擴大。這種商品價格超比例轉換為要素價格比例的關系被稱為擴大效應(更為詳盡的說，如果產品價格增長，那么要素價格至少會超比例的增長)。在近幾十年，SS定理被集中使用在工資不平等的討論中，現有幾種研究試圖按照SS模型的預測去分析北方國家工資不平等的增長。一種類型的研究關注發達國家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和要素收入的關系，對美國的實證并不很支持SS理論，20世紀80年代非技術勞動產品的價格相對于技術勞動密集的產品并沒有明顯下跌，而該國不平等卻在增長。另一類研究試圖分析一國進出口中要素含量的變化從而討論技術勞動和非技術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相對變化(Wood，1994、Krugman，1995、Borjas，Freeman andKatz，1997)。這些研究引起一系列方法上的爭論，比如貿易量是否能夠正確體現貿易對相對要素價格的影響以及是否要素含量法的研究有較多的實證價值等。盡管各類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大多結論仍然表明國際貿易因素確實能夠部分解釋工資不平等和發達國家近年來的失業率上升情形(Slaughter，1998)。
從對傳統模型的分析及結論可以看出，首先，它是通過分析貿易對商品價格的影響，討論要素價格的變化；但如同Samuelson認識到的那樣，ss定理和FPE定理的許多假設并不符合現實情況，尤其是假設經濟體之間產品、要素和生產功能的同質性等方面，貿易引起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和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擴大更代表一種趨勢而不是現象，這需要后續理論對其進行更符合事實的修正。其次，開放的諸多模式中，貿易是最初形式，更深層次的開放，比如勞動力與資本的流動，技術的傳播和延展等均有可能對要素價格產生影響，這些也可以沿著傳統模型的思路進行拓展。再次，理論需要實證的檢驗，從現實的角度對傳統理論進行修正和補充。最后，各個國家的情形千變萬化，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和制度安排更是迥異，在開放的過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忽略。
三、基于傳導機制角度的理論拓展
(一)要素價格機制
如上所述，經典理論FPE定理和SS模型均把要素價格作為研究貿易影響收入差距的渠道。后續很多研究，比如Hanso and Harrison(1995)，Davis(1996)，Wood(1999)，等都借鑒了這兩個模型的核心思想，即生產要素的回報率取決于要素的供需，貿易會通過影響要素需求的變化影響要素價格和收入分配。Jones(1999)構造了一個兩國、兩要素和三產品的HO模型。在此框架下，中等技術密集產品關稅水平的降低，會導致工資在兩國不平等變化的方向相同。如果關稅減讓發生在北方國家，那么在兩國的工資不平等都會增加；如果南方國家進口中等技術水平產品并削減進口關稅水平，那么兩國工資不平等的程度都會降低。究其原因，其認為關稅的減讓會導致中等技術水平產品生成從北方轉移至南方。Bin Xu(2003)將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邊界作為分析貿易對要素價格影響的渠道，得出不同結論：關稅的降低會引起進出口增加，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進口的增加更為明顯，尤其是對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由此，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工資不平等的日益增長。Nahuis(2004)的模型對SS理論的擴大效應有所發展，SS理論認為商品價格比例的變化會引起要素價格同方向變動，而Nahuis認為內生性技術變化會使得要素價格更大幅度的變化，這種擴張效應超過了SS理論給出的變化比例。
按照經濟地理學的觀點，一國內部地區收入不平等在該國開放之前會較小(Fujita，Krugman andVenables,1999)。國內公司為降低運輸成本，會選擇將中間產品投入和最終需求中心定位在一國中心地區，這會導致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在這一地區，從而增加地區間固定要素實際收益的差距(如土地)；隨著貿易自由化的進行，公司可以使用國外資源和中間投入品，減少中心地區經濟活動的集中性，地區間
固定因素實際收入的差距會減少。這一理論為解釋部分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理論途徑。
(二)需求偏好機制
傳統國貿理論認為國家間偏好一致，這種假設認為各國及個人對產品的需求同它們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相對應，一國消費模式取決于它們在世界GDP中的份額以及世界總產出，上文提及的要素含量法正是基于此。盡管它成功解釋了基于要素供給差異方面的問題，卻沒有從需求上考慮國際貿易，因此后續的很多研究將需求偏好作為貿易影響收入差距渠道，放松了傳統貿易中各國偏好相同的假設，認為總需求不僅僅依賴于總收入，而且依賴于人均收入。對于開放經濟中的個體偏好的考慮，Krugman(1980)就已經將一個經濟體分為兩個偏好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對某一特定集合的物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線，其分析的結論認為每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會選擇專業化生產那些在國內具有更大市場的某些產品。Feenstra and Hanson(1996)分析了生產從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轉移的過程，生產轉移可能是由于南方資本市場的相對增長，或許是因為南方相對于北方的中性技術進步。這種生產的轉移都會導致南方國家產品的技術要素含量的增加，導致在兩個國家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將會導致技術勞動力相對報酬在南、北兩個地區都會有所增加。Glazerand Ranjan(2002)的研究恰從偏好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出發，得出貿易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結論，但他們認為異質性和偏好的變化(Variety)缺一不可。一國的技術勞動或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口喜歡消費技術密集型產品(Skill Intensive Product)。當這類人口數量增加時，會有以下三個效應：①直接效應是其工資下跌；②市場產品多樣性增加；③對技術密集產品需求的增加，進而導致提高工資需求的增加。這三個效應的綜合結果是技術勞動工資的上升，加大收入不平等性。Dalgin，Mitra and Trindade(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認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產生的重要原因。他們根據美國家庭的預算，將產品分為奢侈品和必需品兩種，并認為奢侈品的進口增加了進口國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進口則正好相反。進口國不平等的增加則會導致擴大他們同發達國家的貿易額，減少從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這更加劇了國家間的收入差距。
(三)技術進步機制
HO模型的另一假設是技術相對于國際貿易而言為外生變量，但很多研究發現技術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的驅動因素之一。近年來，對發達國家工資不平等增長最有影響力的解釋是“貿易導向型技術進步”，這是對傳統模型在技術動態方面的拓展。根據Bound and Johnson(1992)，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utor，Katz andKrueger(1998)，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等的觀點，發達國家的技術變化偏向技術勞動增加了技術勞動相對非技術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增加了他們的相對工資。Robbins(1995)，Wood(1994，1995，1997)以及Panagariya(2000a)的研究也認為對于發達國家來講。貿易可以引起進口競爭部門的技術進步，從而尋求生產中的新方法節約低技術勞動。這種防衛型技術進步(Defensive Innovation)使得公司更好地同進口產品競爭，但也會減少對非技術勞動的需求；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國際貿易會促使企業提高現有技術，從而更好進入外國市場。因此，無論哪種國家，貿易導向型技術變化都會引起工資不平等的增加。
SS定理認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要素價格更大比例的變化。可是現實的實證分析發現[Sachs and Shatz(1994)]，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只能解釋可觀測到工資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分析decompose了美國制造業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發現70％的變化可以由產業內的變化來解釋，只有30％歸因于產業間的變化。這個結論可以被解釋為，勞動力需求結構向技術勞動力的變化大部分歸因于技術革新，并不同國際競爭的變化相關。Machin(1996)使用同樣的方法調查英國的情況發現勞動力需求83％的變化能夠由產業內改變(variations)來解釋，重要的是。計算機的使用是技術勞動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Desjonqueres，
Machin and Van Reenen
(1999)and 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顯示在一些發達國家勞動力需求的變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行業，與是否這個部門是可貿易的還是非貿易的無關。
Acemoglu(1998)開始了從內生性技術的角度考察。他認為技能偏態型的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是人力資本投資增加造成的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增加的結果，當高技能勞動力供給增加時。技術進步就被導入了技能偏態的軌道。他認為，勞動力中技能供給的增加在短期內降低了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差距，但是長期看來，這個技能供給的增加導致了技術進步的技能偏態性，使得高低技能勞動力收入差距的擴大，并最終超過了最初的降低效應。并且他用這個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大幅度增加降低了技能升水(skill-Premium)，并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技能升水。這就是直接技術效應(direct technology effect)：當高技能勞動力占比越來越高時，他們的生產率相對與低技能勞動力也會提高，那么當高技能勞動力越來越多時，將會導致技術進步的方向越來越傾向于使用高技能勞動力。與高技能互補，即表現出明顯的技能偏態性。
潘士遠(2007)研究貿易自由化對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影響，解釋發展中國家工資差異之謎。在貿易自由化之后，發展中國家接觸和學習到相對多的與技術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因此，和生產與非技術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相比。生產與技術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的生產力水平上升相對較多。也就是說，學習效應是有偏的。因為技術知識的生產是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的，所以學習效應會導致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擴大工資差異。同時，有偏的學習效應會使技術進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從而進一步導致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擴大工資差異。
(四)勞動力市場彈性機制
SS理論在談到收入差距問題時的出發點基于要素的需求和價格，沒有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的特點，而實際上國際貿易可能會增加勞動力市場的自身價格彈性，對發展中國家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和就業帶來
不利結果。Rodrik(1997)很清楚地論述了國際貿易可能會通過增加勞動力市場的自身價格彈性對發展中國家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有不利的結果。如果國際貿易會增加產品市場的競爭性，產品的需求將會變得更加有彈性，“既然對勞動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會隨著對產品的需求變化而成比例的變化，產品市場的一體化會使得對國內勞動力的需求更加富有彈性”。Levinsohn(1993)、Harrisonl994)、Kafics andPetersonl994)、Sen and Chandl999)、Yabuuchi andChaudhuri(2007)的理論和經驗分析都支持這一觀點。從國際貿易會增加對勞動力需求的自身價格彈性的論點中，Rodrik(1997)得到三個含義。首先，日益遞增的貿易和投資機會使得工人想要取得更高水平的生活標準和福利代價更昂貴；其次，較高的彈性將會使得工資和就業面臨勞動力需求的外部沖擊時更加不穩定；最后，較高的彈性會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轉向資本，這樣會導致“公司剩余中工人所占份額更少”。國際貿易會增加產品市場的競爭性導致對產品的需求彈性的增加，由于對勞動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會隨著對產品的需求變化而成比例變化，勞動力市場彈性必然增加。彈性增加將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轉向資本。工資和就業面臨勞動力需求的外部沖擊時更不穩定。但是該結論遭致Panagariya(2000b)的質疑，運用HO理論和特定要素模型，他的結論顯示開放和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沒有明顯的聯系，如前文所述，他認為是貿易導向型技術進步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其實，Rodrik和Panagariya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分析角度：Panagariya對勞動力的需求指國家層面對勞動力的需求(National Demand for Labor)，而Rodrik則指對公司的勞動力需求。在非技術勞動相對價格改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是否會引起勞動力需求彈性的增加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話題。
四、小結
第3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要素報酬；勞動力結構；勞動力要素價格；專用要素模型；產業升級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要素價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定理，從長期看各種要素價格在國際間將會出現趨同趨勢，并且若假定一國在保持產品價格不變，那么要素價格與供給之間將表現出非敏感性的特點（Leamer，1994）。因此，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如果只有兩種商品和兩種生產要素，并且兩國都生產這兩種產品，那么最終產品的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之間將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即如果兩種要素報酬（最終產品價格）已知，就能推導出相應的最終產品價格（要素報酬）（Samoulson，1948，1949）。肇始于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根據有關數據表明，國民收入從1979年的36452億元上升為2009年的3434647億元，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9%；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經濟增長速度穩中有升，其中1991～2009年與2001～2009年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05%和107% 數據搜集整理于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隨著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的差異逐步顯現：從經濟增長角度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帶，但同時也存在著大量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從收入分配角度看，北京、上海及其他東部沿海地區與內陸城市存在顯著的居民收入差距 以2008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為例，北京和上海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分別為56328元和56525元，遠高于西部地區如四川、貴州和云南省的25038元、24602元和24030元。；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看，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具有較為明顯的發散趨勢。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不均衡在某種程度上與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及對應的要素價格決定機制具有重要關系，特別是勞動力要素的流動與價格對于收入和產業發展與升級具有顯著影響。因此，本文基于Samoulson（1948，1949）年提出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應用2004和2008年中國第一和第二次經濟普查的數據，對中國區域和行業勞動力結構的變動及對應的勞動力要素是否存在價格均等化進行檢驗。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結合地區和行業勞動力要素結構和價格的變化，對要素價格均等化和專用要素模型進行拓展，進而分析中國勞動力要素價格是否收斂，同時對勞動力結構演化與產業的均衡發展與升級機制進行探索。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對要素價格均等化以及勞動力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第三部分，在對已有模型進行分析拓展的基礎上，提出研究假設，并對研究數據進行說明；第四部分，基于地區要素價格均等化視角，對地區勞動力結構和價格的變動進行分析；第五部分，從行業勞動力結構和價格變動角度，對勞動力要素均等化問題和行業勞動力要素供給和結構變動問題進行探索；第六部分，總結結論，并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Samoulson（1948，1949）最早提出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并指明了最終產品與要素價格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伴隨著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勞動力供給的變動，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及相應價格經過調整后是否能收斂的問題受到廣泛關注（Johnson，1997）。不同勞動力結構的就業人員區域和行業間的轉移，也可能帶來轉入區域及行業勞動力要素價格的變化，例如可能對流入區域和行業勞動力就業帶來“擠出效應”，從而使相應工資報酬下降或者使流入區域和行業勞動力出現外流（Outmigration）現象（Borjas， Freeman et al.，1997），也有可能提高當地或本行業的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從而帶來區域或行業勞動力要素報酬及人力資本利用率的整體上升（Card，1997；嚴善平，2006等）。Hanson和Slaughter（2002）從四個角度對區域和行業吸收勞動力供給差異化變動進行研究，即區域相對要素供給變動、區域間勞動力和資本的轉移、區域產出組合的變動及潛在的生產技術改變層面，并得到支持生產率調整后（Productivityadjusted）FPE定理的證據。但是從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Developing Economy）來看，勞動力具有典型的產業間分布特征，因此城鄉、區域及行業間的勞動力要素價格差異可由勞動力不完全流動所解釋（蒲艷平、吳永球，2005）。區域和行業勞動力要素價格由于行業和區域的特質性（Idiosyncratic），必然存在絕對量上的差異，但去除區域及行業間生產率、勞動者的培訓的機會成本之后，勞動力要素的報酬會趨向于收斂。
勞動力要素供給變動的沖擊，可能并不會帶來相應要素供給價格的改變，這種沖擊可能會被區域或行業轉向于使用這種沖擊所涉及的相對擴張的密集要素方式所吸收（Rybczynski，1955）。由此，國際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生產技術的變動，特別是偏向于技術性變動可能會帶來技術性勞動力（Skilled Labor）相對需求的增加，從而提高相應的勞動力價格（Autor， Katz et al.，1998），打破區域或行業間絕對量視角上的勞動力要素價格均等化。技術偏向性科技變動（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對區域和行業勞動力市場具有顯著性影響，可能會打破市場原有的勞動力要素價格均等化條件（Hanson和Slaughter，2002）。勞動力結構本身的升級是SBTC的首要前提，在Hanson和Slaughter（1999，2002）的研究中對勞動力所接受教育層次的變動進行了測算和考察，并據此作為對影響勞動力要素價格的主要因素進行分解研究。勞動力結構的不斷變化，以及不同學歷層次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對產業變遷和調整會產生不同影響（徐桂民、綦建紅等，2007），各個行業勞動力學歷層次的變化，可為SBTC提供潛在的動力，并帶動產業的發展和升級。但是，由于歷史及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等原因，中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非均衡性問題較為嚴重，例如存在低端勞動力存量較大但需求不足，而高端勞動力供給明顯不足但需求巨大的兩對矛盾（魏浩、程b，2010）。同時，由于國內戶籍為代表的制度歧視因素等限制了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嚴善平，2006），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的產業發展和升級。但由于中國經濟發展及所有制結構的獨特性，因此有研究表明中國工業生產率的增長，主要還是來自于行業的內部增長效應，而勞動力跨部門流動影響不顯著（李小平、陳勇，2007）。
[20]Samuelson， P，1949，“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Economic Journal，59，pp. 181197.
[21]Samuelson， P，1948，“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Economic Journal，58，pp. 163184.
[22]Wood， A，1997，“Opennes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East Asian Conventional Wisdom”，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1，pp. 3357.
Factor Return Differentials， Structure Evolutio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y Transi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st and Second Economy Survey
Chen Fu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第4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東部重現“民工荒”
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總量22978萬人，同比增長1.9%，其中外出農民工14533萬人，同比增長3.5%，而本地農民工同比下降了0.7%。從總體上看，由于2009年經濟處于逐步恢復的過程，因此，全年農民工數量在2008年的基礎上略有上升，隨著中西部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民工緊張程度明顯升級，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外出農民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農民工選擇省內務工，跨省外出比重下降。農民工收入增幅低于全社會平均水平。
“民工荒”推升
低端勞動力價格
我們認為，我國的低端勞動力供求格局使“民工荒”將成為長期趨勢，未來勞動力價格尤其是低端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將成為必然。
中西部城鎮化加速農業勞動力省內轉移。我們認為，未來勞動力仍將繼續從農業轉向非農業，但主要以當地轉移為主，很難大規模跨省向東部轉移。首先，農業從業人員中，40歲以上人口占到全部人數的近一半，這部分大齡勞動力由于年齡較大，跨省轉移非常困難，未來的農業勞動力將主要隨當地城鎮化進程逐步轉向非農產業。其次，從政策面上看，國家正在推行的農村醫療保障體制和城鎮化進程，將為中西部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中西部農民當地就業，因此可轉移人口也將大大減少。
特定年齡段農民工的相對短缺。“民工荒”中最短缺的是20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年輕農民工，由于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一時期的出生率明顯下降，造成這一年齡段農民工的相對短缺。這一年齡段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與老一代有較大差別：一方面，家庭生存壓力比第一代農民工明顯減輕，這使得他們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和較高的工資待遇；另一方面，農民工學歷相對較高，懂得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些都將提高企業的用工成本。
我國勞動力價格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價格明顯偏低。我國當前的勞動力價格國際同比顯著偏低，我國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6%，但工資僅為其4%（2006年）；勞動生產率為韓國的10%，但工資為其7%（2007年）。從最低工資反映的低端勞動力價格看，我國最低工資僅相當于人均GDP的25%，相比其他國家明顯偏低。
未來勞動力價格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價格將不斷提高。我們預期，除了中西部城鎮化進程和人口結構所引發的勞動力供給的相對減少，其他因素也將推動農民工的用工成本的提高。一方面，農業收入增加使農民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增加。農業收入增加來源于兩個方面:其一，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農業收入增加；其二，國家反哺農業政策實施，從2004年國家開始逐步實行對于農村的“三減免、三補貼”政策。此外，國家加大中西部地區的基礎建設投入，大量農民工可以實現當地就業。另一方面，國家對農民工權益保障更加重視。
用工成本上升帶動產業升級
未來整體勞動力的供應將逐步偏緊。首先，從勞動力資源的絕對人數上看，未來我國20-40歲的中青年人口數將逐步降低。其次，從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看，我國的撫養比在2010年達到最低點，未來將步入逐步上升的階段。因此，雖然未來勞動力供應逐步偏緊，但國際比較上看，我國的勞動力資源依然相對充裕。
“民工荒”不會對整體企業造成很大壓力。相對于全社會的勞動力資源的充裕，我們認為當前“民工荒”所影響的僅為低端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并且在實際調研中我們發現這種影響相對有限。短期內，企業可以通過適當提高待遇來保證企業的正常運轉。而中長期內，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整體轉型，企業將提升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擺脫對低成本人力資源的依賴。
第5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迅速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使得資金融通的鏈條發生斷裂，引發流動性短缺和信貸緊縮，進而使經濟總需求下降，導致實體經濟萎縮，并進一步演變為國際經濟危機。伴隨著金融危機從國際向國內、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從外向型產業向其他產業的傳導，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農業農村經濟受到的沖擊也不斷加深。
目前，這場金融危機不僅本身尚未見底，而且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在進一步加深，其嚴重后果還會進一步顯現。從目前情況看，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的影響首當其沖的是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就業增收非常困難，進而影響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最終影響我國擴大內需方針的落實，影響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同時也要看到，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產生的影響是在一個全新背景下發生的，即我國與世界、我國農業與世界農業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全球化背景，農業與國民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市場化背景，農村與城市聯系越來越緊密的統籌城鄉背景，以及區域間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分工協作背景。這要求我們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審視和思考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一、以穩價格為核心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
國際金融危機給保障我國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帶來新的挑戰，那就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近年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業生產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國糧價對國際市場跟跌不跟漲，導致農民種糧收益持續下降。近期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下滑更是對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造成新的不利影響。盡管如此，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仍是農業重中之重的任務。要充分注意到農業與現代金融業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關系的反映。一方面，農業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一切經濟活動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動蕩又會造成農業波動。歷史經驗表明，越是在金融動蕩給農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時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發展農業，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奠定應對金融危機的物質基礎。因此，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遠未見底的情況下，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是掌握主動權、有效應對金融危機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工程。
當前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是多種因素導致的結果。首先，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農產品需求減少是農產品價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國際農產品需求減少將繼續抑制我國農產品出口和外向型農業發展，國際能源價格劇跌導致農產品轉化能源需求的減少也將加大農產品價格下行的壓力，大量農民工回流可能減少農產品需求數量或降低需求層次，也會影響農產品價格走勢。其次，全球農產品供給增加也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下跌。2008年我國糧食生產總產、單產雙雙連續五年增加，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油料生產實現較大恢復，扭轉了食用植物油自給率連續八年下滑的局面；生豬生產快速恢復，畜牧水產業穩定發展，“菜籃子”產品供應充足。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預測，2008／09年度世界谷物產量將達到22.4億噸，增長5.3%。第三，能源價格暴跌加重了農產品價格下行的壓力。金融危機使得能源價格大幅度下跌，國際石油價格從2008年年中最高時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時的35美元／桶，擴展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下跌的空間，強化了人們對農產品價格下跌的預期。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農產品價格由大漲到大跌的劇烈震蕩增加了我國調控農產品供需平衡的難度。2008年上半年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大幅上漲，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國際市場價格高點曾經達近1萬元／噸，近期已經跌落到3000元／噸左右，大大增加了實現農產品供求平衡的難度。
2009年我國農業工作的首要任務是既要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更要保持價格穩定。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產量增長很重要，但在我國農業生產形勢已經好轉并基本穩定的情況下，農產品有效供給在目前形勢下是可以確保的，而近期農民增收在擴大內需戰略中的地位更加凸顯，2009年應該將保持農產品價格基本穩定并適度回升作為重要任務。這就需要加強和改善對農業生產的調控，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統籌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一是確保糧食安全與增加農民收入的關系。確保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并不意味著簡單地刺激生產、增加產量，而是要根據需求變化合理確定農業生產目標，把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與增加農民收入有機結合。重點是加強宏觀調控，使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過保障農民種糧收益來實現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目標。二是農產品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的關系。在糧食連續五年增產、國際農產品供求發生了新變化的情況下，我國出現農產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勢弱，但近年來生豬、棉花等產品的產量波動充分表明個別農產品供求失衡的威脅始終存在，國際金融危機又使農產品的消費結構出現新的變化。應未雨綢繆，增強預見性和主動性，重點防止個別產品的異常變動影響人們對農產品供求形勢和宏觀經濟的預期。三是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的關系。應在堅持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確保農業發展可持續的基本方向下，重點發揮臨時干預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點運用臨時儲和進出口調控政策作為短期調節的政策工具。
二、以統籌發展為長期戰略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加深，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受到的影響越來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遭受嚴重沖擊，部分企業因出口訂單大量下降而減產、停產甚至倒閉，農民工失業滯留城市或返鄉回流的現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節后，農民工外出就業數量很可能繼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轉呈下降趨勢。農民就業機會的減少將直接影響收入增長，而農民增收乏力又必將影響擴大內需政策的有效實施。因此，農民轉移就業的嚴峻形勢如果不能扭轉，必將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甚至可能加劇我國經濟的衰退。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不穩定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戰略的取向矛盾，其間有著深刻的體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區域之間產業布局不合理是導致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就業的直接原因。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長期戰略始終將有限的資本、技術等要素資源投向相對效率較高的東部地區，導致了區域間經濟成長的差異。東部地區工業化份額高、中西部農業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構成了中西部勞動力向東部流動的初始條件。近些年，我國雖然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但從創造就業機會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別明顯；雖然提出了區域間產業升級和轉移的設想，但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速度仍然滯后，這導致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跨區域流動年復一年，周而復始。其次，過于偏重外向型經濟使得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缺失。為促進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我們在對外開放政策上沒有實施同時開放、同等開放的均等戰略，而是采取“東部優先”的發展戰略，從政策、資金、技術等各方面給予東部發展的先機，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企業的外向型程度越來越高。這種非均衡發展戰略，一方面使東中西部地區間差距逐步擴大，大量中西部勞動力加速向東部流動；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結構失衡、穩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觀經濟不景氣
國際市場收縮，外向型經濟首先受到沖擊，在沿海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失業現象就會凸顯。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業的投資取向使得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變動不一致。我國的投資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大企業投資，大企業、重化工業投資由于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對勞動力有排斥效應。本應成為主要就業載體的廣大中小企業卻由于諸多政策限制而發展緩慢。第四，城鎮化發展滯后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也至為關鍵。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但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滯后使農村勞動力始終處于鐘擺式循環流動狀態，按照季節、經濟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鄉之間流動，而不是定居下來，已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桎梏。戶籍制度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社會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以及這些制度改革的滯后是造成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隨著宏觀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今后一個時期農民工失業的數量可能繼續增長，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可能有三大問題值得關注：其一，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可能還沒有到“劉易斯”拐點，而且不能簡單地套用國外的經濟理論來解釋我國的經濟現象。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為簡化分析而設計了一個封閉經濟的兩部門模型，討論了勞動力的單向流動及工資決定問題。在當今時代，封閉經濟已極為罕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遷移，而只是臨時性的轉移，因此不宜簡單地用短期內局部地區勞動力供求狀況和工資升降情況來判斷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否出現“劉易斯”拐點。其二，為有效地兌現“人口紅利”，需要將我國勞動力的短期優勢變為長期優勢。有研究指出，我國“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大約在2015年，此后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漸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長期以來，我國以低素質、低成本勞動力促進經濟增長，這只是短期優勢，而高素質的低成本勞動力才是長期優勢。在“人口紅利”轉折點到來之前，應該抓緊時機更快地提升勞動力素質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素質，更好地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促進經濟更快發展。其三，解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流動問題，需要推進統籌發展，逐步實現“三大轉變”：一是經濟發展模式由偏重投資和出口向投資、出口、消費并重轉變；二是經濟由區域非均衡發展盡快向均衡發展轉變；三是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向一元結構轉變。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剝離制約城鄉融合的二元體制機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為調整為主要手段促進農民增收
第6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兵役制度;供求均衡;成本-收益分析
一、軍事人力供給分析
假設將一國所有使用勞動力的部門劃分為民事部門和軍隊,那么勞動力資源的去向也就有兩個:一是在民事部門工作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二是在軍隊工作最終提供國防這一公共產品。所以軍事人力供給方為由眾多具有一定質量的勞動力組成的勞動力市場,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設,他們通過比較在民事部門和軍隊工作能獲得的預期收益,在兩種部門之間進行選擇,以決定是否為軍隊提供勞動力供給,為了在軍隊工作而放棄的民事部門可能的收益就是該勞動力為軍隊提供勞動力供給所付出的機會成本。
軍事人力供給曲線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符合軍隊要求的勞動力數量,其中OQ表示一國勞動力市場上符合軍隊要求的勞動力總量,縱軸表示勞動力供給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資水平(也即軍事人力供給價格),即能夠使勞動力供給者恰好愿意加入軍隊服役的工資水平,在數量上等于該勞動力供給者在民事部門的潛在貨幣收入與其在軍隊工作的非貨幣收益之和。如果勞動力供給者的民事部門潛在貨幣收入水平比較高,則他的軍隊保留工資也會比較高,即保留工資與民事部門潛在貨幣收入之間是正相關的。但是由于每個人的偏好不一樣,有些人認為保衛國家的榮譽感能給他帶來正的非貨幣收益,所以保留工資與民事部門潛在貨幣收入之間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資較高意味著勞動力供給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門工作,而為軍隊工作會產生負的非貨幣收益;保留工資較低則意味著可以勞動力供給者更偏好于在軍隊工作,從而可以獲得正的非貨幣收益。保留工資是在市場機制下配置勞動力時軍事人力的供給價格,代表軍隊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機會成本。
二、軍事人力需求分析
軍事人力需求曲線所表示的是軍事人力需求量與軍事人力成本之間關系的長期趨勢。軍事人力需求方為軍隊組織,在勞動力市場上作為唯一的軍事人力需求方,處于買方壟斷地位,在與勞動力供給方的價格談判中處于強勢地位,而且在確定軍事人力需求時不能單純考慮軍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響,多種非經濟因素(如國家安全形勢、軍事戰略目標)往往起主導作用。為了進行經濟學分析的方便,先假設其他條件給定,則軍事人力需求與軍事人力價格的關系是負相關的,如圖2所示。之所以是負相關,是因為存在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替代效應是指,在保持軍隊戰斗力一定前提下,當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時,軍隊會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從減少軍事人力需求。收入效應是指,在外部條件一定前提下,當人力成本提高時,要保持不變的國防產品供給水平所耗費的總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國防預算約束,此時就要考慮降低國防產品的供給水平,縮減軍隊規模。綜合這兩種效應的影響可知,從長期來看,當軍事人力成本提高時,軍事人力需求量會下降,反之軍事人力需求量會上升。
三、兩種兵役制度下軍事人力供求均衡實現機制
首先,分析短期內兩種兵役制度下的軍事人力供求狀況,如圖3所示。
OQ為勞動力市場上符合服役條件的勞動力總量。假設短期內軍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數量為OB(
在募兵制下,勞動力資源的配置通過市場機制進行,為招募到足夠數量的兵員OB,軍隊必須提供相應的工資W*,此時滿足軍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員全部由“自愿”的勞動力供給者組成,軍事人力供求在市場機制下實現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給價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軍隊所承擔的總人力成本體現在供給曲線sb段以下四邊形OBbs的面積。在征兵制下,軍隊提供的工資水平低于市場價格,如圖W0。在征兵制下,雖然兵員需求最終能夠得到滿足,但其中只有數量為OA的兵員是按照市場機制由“自愿”的勞動力供給者所構成,數量為AB的兵員需求則是通過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義務來滿足。雖然兩種兵役制度都能實現軍事人力供求數量上的平衡,但軍隊通過募兵制獲得的兵員全部為“自愿”的勞動力供給者,而征兵制獲得的兵員中有數量為AB的非“自愿”的勞動力供給者。在兩種兵役制度下,軍隊對于數量為AB的軍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實際支付的人力成本為AB×W0,小于募兵制下軍隊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單純考慮國防預算約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節約國防預算費用。
總之,募兵制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因此總是能夠實現軍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則需要法律確保公民履行服兵役義務,雖然軍事人力供給與需求能夠在數量上實現平衡,但軍事人力供求卻無法實現市場均衡狀態,為軍隊提供勞動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供給具有強制勞役的性質。
其次,分析在長期內兩種兵役制度下的軍事人力供求狀況,如圖4所示。
圖4中W*與OA分別是憑借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時軍事人力供求均衡價格與軍事人力數量。在募兵制下,當軍隊提供了低于均衡價格的工資時,是難以招募到足夠兵員的,所以軍隊只能不斷提高工資,直至吸引到足夠數量的“自愿”勞動力供給者。軍隊所付出的軍事人力成本完全體現在市場均衡價格上,軍事人力個人無需承擔額外的機會成本。而且由于均衡價格和數量代表社會最優配置結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會凈福利損失。
在征兵制條件下,軍隊對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價格的津貼(如W0)作為補償,因此軍隊的軍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會均衡點,如OB。由圖4可知,這時的供求差距為DB。而在勞動力市場上,這一部分勞動力的供給價格都分布在供給曲線的W0以上,也就是說,對于那些保留工資水平高于軍隊實際支付工資的人,他們是不會“自愿”為軍隊提供勞動力的。相比于社會均衡數量OA,軍隊超額利用的社會勞動力資源數量為AB,這部分勞動力資源給軍隊帶來的價值為AB對應的需求曲線以下部分,其大小為四邊形Abca的面積,而因為軍隊過度使用社會勞動力使社會承擔的負擔為AB對應的供給曲線以下部分,其大小為四邊形ABba的面積,三角形abc的面積表示的就是由于軍隊超額利用了社會勞動力資源所造成的社會福利凈損失。
綜上所述,在長期的軍事人力供求關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夠實現市場均衡狀態,但募兵制的軍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較高,而且容易受到勞動力市場波動的影響,在募兵制下經濟發展與國防建設之間的矛盾在某些條件下會非常棘手,軍隊容易陷入兩難境地。在征兵制下,軍事人力供求總是處于工資水平較低的狀態,一方面軍隊因承擔的人力成本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會最優數量,另一方面因工資不高無法吸引足夠的勞動力供給者,所以軍事人力供求總是無法實現均衡。雖然軍隊能夠獲得所需兵員,軍隊建設似乎不受經濟波動的影響,但由于軍隊忽視了征兵制對服役個人和社會的外部影響,對社會勞動力資源的過度使用會造成社會福利凈損失。
四、結論
第7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高職教育；勞動力市場；適切性；路徑選擇；預測模型
【作者簡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副教授，博士；趙兵川，山西大同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講師。碩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圖分類號】G71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7-0223-04
就業導向的高職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做到與勞動力市場對其培養的人才的需求數量、結構和質量的適度匹配是高職教育持續、健康、科學發展的基本準則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適度匹配與協調發展，并非易事。根據麥可思的調查，2008-2010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后的專業對口就業率分別是61%、57%、59%。且2010屆高職高專畢業生有63%的人認為目前的工作與自己的職業期待不吻合。有研究顯示。職業教育畢業生從事與他們所受到的培訓越是接近，他們的生產率與工作滿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職教育的各種課程與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證畢業生從事的工作與專業對口？必須在考慮高職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和整個社會需求的運作過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職教育畢業生非對口就業以及職業期待不高的現實狀況。反映出高職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導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將借鑒經濟學理論中的蛛網理論進行分析。
蛛網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特定類型的市場價格會受周期性波動的支配。該理論描述了在價格未知以前，必須確定生產總量的市場中。供給與需求的循環互動過程。此時。生產者對價格的預期是基于對先前價格的觀察。蛛網模型中供給決策與需求間存在“時滯”。以蛛網理論應用于農產品市場來說明農產品價格隨供給和需求循環波動的關系。假定，由于不可預料的惡劣天氣原因，農民玉米作物的產量超乎尋常的低，農產品市場上玉米供給短缺。導致玉米價格升高。如果農民預計玉米高價的狀況將持續。來年他們將增加玉米作物的種植量。因此，農產品市場玉米的供給量增加，導致價格降低。如果農民因此又認為玉米價格將持續走低。他們將減少玉米的種植量，最終導致玉米價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職教育的人才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與上述描述有相似之處。由于高職教育人才培養具有周期性，教育對象人力資本投資決策行為的確定與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刻也存在“時滯”。此外，由于信息不對稱，勞動力市場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遠期變化非預期性特征，導致學生及家長在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往往可能是“短視”的。他們在高職教育入學專業選擇過程中。往往主要根據以往此類專業畢業生就業機會的大小和工資收入的高低而確定。以往工資高、勞動力市場需求旺盛的專業，即所謂的“熱門”專業，往往是學生和家長選定的主要對象。因為他們預計此類專業未來勞動力市場需求以及工資都比較理想。而正是由于該種預期。導致出現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觀的高職教育專業畢業生在畢業進人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出現過剩的現象，其投資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資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來較“冷”的專業。由于大多數學生及家長都不愿意投資，使得此類人才的勞動力市場供給短缺，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用人單位不得不提高工資以便能招聘到合適的人才。一種理想的、難以企及的狀態是經過幾個周期的波動后，勞動力市場上某種類型專業人才供給與需求正好匹配。即我們所期望的均衡狀態。
二、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協調的路徑選擇
（一）人力資本高職教育投資的特殊性
理論上，隨著產品價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動。市場參與者的行為趨于理性。蛛網模型的均衡狀態，遠期內是可以實現的。但就短期而言。產品的生產者往往會出現決策失誤。
高職教育本身也是一種“人力”生產過程。學生既是投資者，也是“產品”。人力資本的教育投資與私營企業等一些商業投資最大的差別就在于，教育決策的直接面對者是學生及家長。他們通常并沒有該方面的豐富實踐經驗，且決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變；而商業投資者往往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他們憑借自身的智慧不斷獲取市場的反饋信息，當有新的商機出現時，他們可以重新修訂和評價自身的決策。
此外，人力資本的高職教育投資不僅需要物質投資，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學習者本身時間、精力和青春的投資，而后者對于人的生命來講是不可逆的。商業資本投資在損失出現后有時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補救，即使不能彌補，所受損失最多是財務資本。人力資本教育投資具有投資回收期長、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特點。因此，如果決策失誤，人力資本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要大于商業資本投資。教育上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失誤所帶來的損失，不僅限于學生及家長。教育部門、國家和社會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
（二）勞動力市場預測的重要性
作為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之一，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有力地促進了當代美國高等教育的變革。但美國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緊密聯系也并非始終存在。早期美國的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比較松散。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高等教育逐步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變化的需要，二者之間才逐步建立起一種保持適度張力的緊密聯系。
在我國，勞動力市場真正形成的時間還很短，仍有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國高職教育的急速發展并非完全源于勞動力市場的客觀現實需求。國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動起到極大的主導作用。更何況，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高職教育發展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協調、配合且保持適度張力的機制遠未形成。美國與歐洲的一些國家，如美國的勞動力統計署（BLS）與愛爾蘭的經濟與社會研究院（ESRI），為了促進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相互匹配，均開展了有關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預測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類教育與職業的未來勞動力市場狀況信息。
通過勞動力市場預測，一方面可以為政府部門的決策者、公共就業服務和機構、用人單位以及教育部門提供某些專業和職業的未來供需狀況等信息。依據這些信息，政府決策者可以制定高職教育發展的相關政策；而其它相關部門也可結合自身的實際，制定未來發展的相關政策，從而在系統內部作出一些適度的調整。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預測涉及宏觀層面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產業結構等信息，可以作為學生及家長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參考；還可為用人單位和就業服務機構制定人力資源規劃、設計就業培訓項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這與蛛網理論中蛛網擺動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產者生產行為的決定是基于對先前價格的未來預期，從而造成市場上產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設是不同的。
蛛網理論假設學生形成他們的決策完全是基于勞動力市場的現實狀況而不是未來狀況。換句話說，學生把當前某一專業的勞動力市場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來實際狀況。由于信息不對稱，學生缺乏對勞動力市場信息的總體把握。他們幾乎不可能預估到某一專業未來真實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他們唯一可以使用的勞動力市場信息指標是其直接表現形式，如現行工資或獲得工作的可能性。這也是導致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網行為導致的不協調是開展專業的公共勞動力市場預測的期望所在。通過專業預測可以輔助學生及家長、就業機構、政府決策部門、高職高專教育部門決策的制定與選擇，進而使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實質性的改進。
考慮到高職教育的區域性特征十分明顯，也即高職教育的畢業生一般是在本區域范圍內就業（本文不探討畢業生的區際流動）。而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協調問題本質上也是區域性的，即通常我們是以某區域范圍內勞動力市場上人才的供給與需求作為衡量招聘人才問題的難易程度指標的。所以有關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預測應以特定區域為對象。此外，長期而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區域勞動力市場預測是比較合適的（假定短期內社會經濟不會發生大的波動和急劇變化）。
市場的絕對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論分析中，所以供需間的絕對匹配與均衡也是不可能的。開展勞動力市場預測的意義在于可以提供不同類型職業以及高職教育專業未來勞動力市場供需信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短蛛網模型中的“蛛網”擺動過程。不僅如此，由于影響勞動力市場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復雜，而且學生必須做教育選擇時經驗匱乏，而這樣少有的幾次決策對于他們職業生涯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所以通過開展預測，為學生家長及教育部門等機構提供不同專業、職業勞動力市場地位的中短期預測，對于促進高職教育的科學發展，推進高職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盡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工業化中后期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緊密聯系的建立意義深遠。
三、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預測模型的理論探討
（一）高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網理論，價格隨著市場供給與需求發生波動的同時也對供需雙方起著調節作用。就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狀況而言，“買方”占主導優勢，即對高職教育的發展而言是需求導向的。對勞動力市場的預測。或者說是尋求未來勞動力市場供需均衡的中間態時，應遵循：未來勞動力市場對高職教育畢業生需求態勢的分析高職教育供給現狀的分析未來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高職教育人才培養規劃的確定（或者說是學生及家長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的確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預測期，勞動力市場需求可以劃分為由于未來就業水平的變化而引起的對高職教育專業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職業流動而形成的對高職教育專業人才的需求。可把這二者稱為高職教育畢業生的新增就業需求。勞動力市場高職教育畢業生的供給可劃分為由應屆高職教育畢業生形成的供給和由于同類型人才的短期失業而形成的供給。高職教育專業人才勞動力市場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差額可用未來勞動力市場狀況指標來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預測模型可采用層級分解法。首先確定由于就業水平的變化。每一國民經濟部門（可采用聯合國標準產業分類法）對高職教育類專業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據產業與職業類之間的對應關系，分解到勞動力市場每一職業大類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職業小類（職業小類與高職教育專業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的需求：職業小類對高職教育專業人才的需求與由退休及職業流動而形成的對高職教育類人才的需求共同構成每一職業小類的高職教育專業人才需求。勞動力市場高職教育類專業人才的供給，可以通過統計處于短期待業狀態且有就業意愿的高職教育類專業人才。以及勞動力市場應屆高職教育畢業生二者共同確定。按職業小類統計得到的高職教育專業人才需求與勞動力市場高職教育專業人才供給之間的比值就是高職教育專業人才未來勞動力市場就業前景指數。該指數越大，此類高職教育專業人才就業前景就較好，相反則就業較差。根據就業前景指數的取值范圍，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較好，一般，較差，很差。這種定性描述比采用確切的數值更容易讓人接受。政府的決策者、就業培訓機構、職業教育部門以及學生家長可以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這些信息進行有選擇的應用。
（二）勞動力市場前景衡量指標
B0rghans認為個體可以根據各類不同教育的勞動力市場前景調整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Heijke，H等認為，通過預測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關各職業和教育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僅便于學習者選擇相關專業和進行教育投資。更能進一步實現在無需直接的政策干預的情況下，使教育系統與勞動力市場相互適應。
在我國。學生選擇何種專業是在其進入高職院校之前就確定的，入學后一般更換專業的可能性很小。在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設下，學生選擇何種專業一般首先考慮的是工資和該專業的勞動力市場前景。當然，學生自身的喜好也是專業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喜好、能力和勞動力市場狀況是影響個體決策的重要因素。但學生個體的喜好和能力對某一學生個體而言是特定的，對學生個體決策選擇的影響是相對恒定的。因此，勞動力市場狀況就成為影響個體決策的重要變量。但正如Havek所言：“決策者決策的作出會受到許多信息的影響，我們必須將價格體系看成信息交流機制。”市場經濟環境中，幾乎所有相關的信息，除個人喜好外，都將反映在價格中。也即，除個人喜好外，專業的選擇將由價格決定，例如工資（部分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反映）。衡量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指標很多，但考慮到數據等相關信息獲取的現實可能性。對高職教育專業選擇起重要決定作用的勞動力市場預測指標信息可以簡化為工資和就業機會。
工資是由與某一特定專業相關的產業部門的工資總和測量的，由該產業部門總從業人員分配。就業機會可看作是由相關職業從業人員與失業人員分享的某產業部門的崗位份額。根據勞動力市場分隔理論，當某類職業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地位時，工資高、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安全性好、管理規范、升遷機會多，相應的渴望進入該勞動力市場從事該職業的人員就會增加。反之。則減少。
第8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20世紀90年代，勞工標準問題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熱點問題。作為描述一國關于勞工狀況的勞工標準一般有三個層面的含義：經濟福利、生產環境和勞工權利。勞工標準問題從一開始就和國際貿易聯系在一起。本文就勞工標準的性質和特點展開分析，從經濟學角度揭開勞工標準的神秘面紗。
一、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與勞工標準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加強了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提高了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將各國經濟聯系成為一個整體。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快了。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世界范圍內的資金、技術、產品、市場、資源、勞動力有效合理的配置，加速了技術轉讓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為世界各國人民提供了選擇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優質服務的好機會。但是，經濟全球化也被批評為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拉大了貧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并使全球生態環境加速惡化。
貿易自由化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和特征。早在十八、九世紀，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就提出：貿易使各國在具有相對較高生產力的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將有助于提高各國的福利。這為自由貿易的持續與深化提供了理論基礎。如今，大大豐富了的貿易實踐使貿易理論得到豐富與發展。國際貿易理論一般堅持貿易的利大于弊，認為自由貿易能形成雙贏或多贏的局面。然而，在貿易談判桌上，各國代表并不是那么積極地簽訂貿易協定。在國際貿易政策上，非關稅壁壘取代關稅壁壘成為最流行的貿易限制手段。
20世紀90年代，勞工標準（labor standards）問題——一個曾經在國際會議上提出但并未帶來強烈反應的話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熱點話題。其實，早在1984年生效的美國《加勒比海經濟振興方案》中就包含了一些有關勞工的條款。1993年，在關貿總協定部長級會議第8輪“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馬拉喀什會議上，美國等發達國家提出在國際貿易規則中設立“社會條款”。1994年實施的作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輔助協議之一的《北美勞工合作協議》包含了明確勞工權益方面的條款。1996年，世界貿易組織（wto）首屆部長級會議通過的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中，“核心勞工標準”作為新議題被明確列入宣言內容之中。此外，在發達國家在給予發展中國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關稅優惠（普惠制）中和若干雙邊貿易協定中都有勞工條款。雖然在后來的世貿會議上，由于南北力量達到暫時的平衡，勞工問題一度沉寂，但貿易與勞工問題不僅不會銷聲匿跡，而且會繼續存在下去。勞工標準問題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涌出水面并非偶然。經濟全球化加劇了各國的經濟、社會摩擦，南北勞工差距在貿易自由化中被凸顯出來。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各國的勞工標準是不同的。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不同的勞工標準的碰撞愈加劇烈。
關于勞工標準的一系列問題，學術界仍存在爭議，本文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探討勞工標準的性質、特點和影響因素。
二、勞工標準的性質
一般認為，勞工標準包含政治性和經濟性雙重內容。比如，勞工權利就涉及非經濟問題，而勞工的經濟福利和工作環境就屬于經濟問題。
勞工標準，是與勞工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勞工，就是生產過程中付出勞動并以此為標準獲得收入的人。與勞工相對的，是企業（firm）或雇主（employer）。國內外文獻對勞工（labor）和工人（worker）不加以區別，這里的工人并不是只是工業工人，只要是在企業中按勞付酬的勞動者就是勞工。勞動力要素跟資本等其它要素不同，后者并不與其所有者一同參與生產，但勞動力的所有者就是勞工本人。
勞工的社會權利主要由一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習俗決定，受到勞工經濟福利變化的影響，也受到勞工力量在政治舞臺上活動的影響。故影響勞工社會權利的因素是很復雜的，并且，各國的情況都不一樣。
勞工的經濟福利其實就是勞動力的全部回報，在勞動力市場上，由勞動力的價格決定，而勞動力的價格又主要由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因素共同決定。勞工的經濟福利可以區分為工資福利和非工資經濟福利，也可以將其收入劃分為貨幣福利和非貨幣福利。如果按后一種方法劃分，那么一般來說，勞工傾向于取得貨幣形式的福利，因為它更易于支配。但是，貨幣福利和部分非貨幣福利是可以轉化的，因為它們都能帶給勞工以滿足感。如果兩者能完全替代，那么可以從效用論的角度得到兩者之間的均衡。如圖1，直線ab表示勞工經濟福利的預算線，由于工資和非工資福利的邊際替代率遞減，代表勞工效用水平的無差異曲線凸向原點，其中有一條與ab相切于e點，可以證明e點是均衡點。
工資和非工資福利之間的均衡圖
對企業而言，勞工標準意味著勞動力的全部成本，包括工資和非工資成本。在完全競爭和完全信息條件下，勞工標準的成本由勞動力回報完全彌補。假設每個勞動力無差別，勞動者的數量無限，且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勞動的邊際收益就等于勞動的邊際成本。勞動的邊際收益由邊際產品價值（vmp）來衡量，它等于邊際產品乘以產品價格。這時，勞動的邊際成本——工資和非工資成本可以衡量單個勞工的勞工標準。從經濟意義上來說，如果不考慮生產環境和勞工權利，那么勞動力的價格就等于勞工標準。在勞動力市場中，勞工標準是由勞動的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勞動的需求受到勞動的收益和成本的共同影響，勞動的供給受到勞動所得和勞動的機會成本（閑暇的收益）的共同影響。在勞動的供求圖中，我們常將工資作為勞動力價格。但是，國際勞工標準問題往往還涉及著勞工權利的內容。
轉貼于
三、勞工標準的特點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勞工標準將逐步趨于一致。當然，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下面，我們可以歸納勞工標準的一些特點。
1.外來性
勞工標準其實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制度含義，但是全球性的勞工標準制度尚未建立；另一種是狀態含義，即勞工在生產活動中的狀況。對我國而言，勞工標準一詞是外來的。
2.外部性
經濟學者普遍認為，勞工狀況的改善不僅僅給企業帶來更多效用，還會超出勞動力市場給社會帶來更多效用。這類外部效用表現為：勞工的素質提高使社會更加文明，人文氣象更加改善；勞工子女從勞工狀況的改善中收益；在勞工收入與其他職業收入差距較大的情況下，（最低）標準的提高將雖縮小工資差距，從而減少了社會犯罪的可能性，也有利于社會穩定。
3.最低性和彈性
在討論勞工標準時，我們一方面要觀察一般情況，另一方面也應該注重較低下的勞工狀況。這是研究勞工標準與研究勞工收入最根本的區別。此外，無論是最低情況還是一般情況，勞工標準都是可以變化的，且其變化情況應該也是可以衡量的。
4.與國際貿易相關性
勞工標準的現實背景是，各國尤其是南北的勞工狀況差距較大。勞工標準的支持者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勞工標準的差距引起貿易的不公平。關于勞工標準的種種討論或方案，無不與國際貿易有著深刻的聯系。
5.理論上的趨于一致性
從理論上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應該有趨同性。按照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在沒有規模效應，沒有運輸成本、貿易壁壘的條件下，貿易最終將使各國產品的價格完全相等，而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完全相等。因此，不同國家相同生產率的勞工的收入最終將達到一致。如果不考慮生產率的差別，各國勞工標準的差距最終將縮小為零。當然，現實中的許多情況都不滿足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的假設前提。
四、影響勞工標準的因素
雖然勞工標準和國際貿易緊密聯系，但是勞工標準的變化可能不全是貿易因素直接造成的。除了貿易因素外，許多因素都可能改變一國的勞工標準，下面簡要分析影響勞工標準的若干因素。在分析單個因素的時候，均假設其它條件不變。
1.投資
投資又分為國內投資與外商投資，無論哪一種投資的增加，都將使更多的資本與勞動相結合，企業的生產能力因此而提高。由于勞工將生產更多的產品，勞工回報當然提高，于是收入增加，勞工標準提高。相反，凈投資的負增長將導致勞工標準的下降。因此，資金短缺將不利于勞工標準的提高。
2.技術
技術進步主要是指生產工藝、中間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進。技術的進步可以縮短生產過程、節約生產成本、生產新的產品，直接導致勞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短期內，技術可能由于知識產權等原因出現倒退，而導致勞工標準的下降。但長期來說，技術一般不會流失，技術的改變對勞工標準的影響是非負的。
3.人力資本
除了技術的創新外，通過其它方式，也能提高單位勞工勞動生產率。比如，勞動者受到教育（再教育）、培訓、實踐經驗（干中學）、人才引進（移民）、保健等方面的投資而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這種方式可以看作是資本與勞動力的結合，一般稱之為人力資本的提高。這種方式具有一般投資所不具備的優點，越來越受到投資者的重視。它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勞工標準。
4.生產環境的改善
生產環境的改善指與生產有關的衛生、健康、安全設施等生產環境建設和維護。按照原始的分類，它應該屬于一般投資，而且由于其占總投資額的比例較小而往往被忽略。它的兩個特點使我們不得不單獨分析：第一，生產環境的建設與維護與勞工是密切相關的。如果能夠非勞動要素代替勞動進行生產，或者將一部分生產包給其它企業，這方面的投資也不需要。從該意義上看，生產環境方面的投資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資本的一部分。并且，企業投資人力資本越多，也越愿意改善生產環境。因為后者的投入—產出效應比前者更快、更明顯。第二，它本身就是勞工標準第三個層面的內容。它產生的影響可以看作是勞工標準現狀對未來產生的影響。生產環境的改善能夠提高勞工的生產積極性，減小工作危險度和疾病的可能行，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總之，生產環境的改善將直接提高勞工標準，而且還有利于將來勞工標準的提高。
5.勞資雙方力量對比
對于典型的勞動力市場，不得不承認勞工標準是由勞動力的供求決定的。勞工的團結程度固然能夠影響勞工標準，比如集體談判雖然以增加失業人數為代價，但有利于提高談判者的福利。但是，勞動的供求還是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一個勞動力稀缺和一個勞動力豐裕的經濟體中，前者的勞動標準往往高于后者。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前者的勞動力多么集中、工會組織多么緊密、工會談判代表多么有口才，而可能僅僅是由于合適的勞工數量較少，企業沒有太多的選擇。而在如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許多行業的勞動力供給是過剩的，個別勞動者的為了工作而接受較低薪酬的行為將很快打破勞動者集體談判的籌碼。
6.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的發展也能提高一國的勞工標準水平。從stolper-samuelson（s-s）定理（1941）和jones（1965）關于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放大效應”理論可以推論出，國際貿易通過改變產品價格和行業規模而直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勞工標準。許堯明（2004）、徐天云（2005）的研究表明，隨著本國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的增長，貨幣工資也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王鉑（2010、2012）的研究表明，國際貿易不僅直接對中國勞工標準有正的影響，而且還通過促進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來間接提高中國勞工標準。
以上分析表明，一國的勞工標準可能受到許多國內和國際因素的影響，其變動可能是一個或者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9篇：影響勞動力價格的因素范文
關鍵詞：江蘇省；非農產業；就業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2-0124-02
一、江蘇省非農產業的就業效應特征
威廉?配第（1690）、克拉克（1940）、西蒙?庫茲涅茨（1966，
1971）的研究發現：在產業結構的演進過程中，勞動力先會不斷的向第二產業進行轉移，然后會逐漸的向第三產業進行轉移，其理論對江蘇省的實證數據是同樣成立的（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第一次產業的就業比重逐漸的下降，而對于第二次產業和第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是逐漸上升的，在圖中的前一段時間第二次產業的就業比重要大于第三次產業，而第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上升的比第二次產業要快，大概在2006年第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超過了第二次產業，而且從圖中還可以發現非農產業已逐漸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體產業。
以上的理論總結出了在產業結構變動過程中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轉移的規律，但是卻沒有研究不同產業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能力的變動情況，以下將用就業增長彈性這一指標對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行度量。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是指產業就業的增長對產業產值增長的反應程度，等于產業勞動力的就業增長率初一產業產值的增長率，對彈性的計算這里采用對數形式，模型的設定形式為：lnLi=α+βlnGDPi+μi，其中Li表示i產業或行業的就業人數，而GDPi表示i產業或行業的產值，這里所計算的時間區間是1990―2009年，為了是對得到的就業增長彈性曲線更加的平滑，所以數據進行分組，而且前后兩組數據有一定的重疊，對每組數據進行逐一的回歸得到各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變化曲線（如下頁圖2所示）：其中E指江蘇省總體的就業增長彈性，E1、E2和E3分別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從圖中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要大于第一產業，而第三產業要大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小于零，而且波動較大，而且從圖中還可以發現，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呈一定的下降趨勢，而從圖1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吸收了江蘇省大多數的勞動力，而且由于產業將收入差距比較明顯，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進行轉移的趨勢還將持續下去，所以一方面勞動力逐漸向非農產業轉移，另一方面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出現下降，可見江蘇省的就業壓力可能增大，在下文中將會對江蘇省非農產業的就業效應變動的原因進行分析，然后在實證結論的基礎上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非農產業就業效應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凱恩斯的就業理論，當消費需求的不足和投資需求的不足時會引起社會總需求的不足，而社會總需求的不足會引起勞動力市場是的需求不足，從而引起就業的不足，從凱恩斯的消費需求函數和投資需求函數可以看出，影響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影響投資需求的因素是利率，所以收入水平和利率可能是影響勞動力就業的因素；另外，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就業存在雙重影響，從微觀角度看，若廠商在保持生產規模不變的情況下，若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技術水平，則技術進步會對勞動力產業擠出作用，同時技術進步可能產生新的行業或是領域，而新行業或領域的發展會推動勞動力的就業，從而創造就業，這是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除此之外，根據生產要素組合理論，因此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對勞動力就業產生影響。
以下將根據以上的理論分析建立計量模型，對相應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由于以上的三個影響因素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將針對以上三個因素分別建立計量模型，三個模型分別是：（1）lnL=α+β1lnY+β2lnI+μ，（2）lnL=α+β1lngdp+
β2lnprice+μ，（3）lnL=α+β1lnK+β2lnTFP+μ，三個模型的運行結果如下：
由于模型3中TFP是根據江蘇省整體的數據計算出來的，所以模型3不分產業，而是以江蘇省整體作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參數結果是β1=0.039，β2=0.040，R2=0.965，D-W=1.145，Prob（F）=0.00，模型通過相關檢驗。
從以上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同一因素度對不同產業的就業效應的影響既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對第二次產業和第三次產業的就業都是具有促進作用的，而資本價格則不同，其上升時，對第二產業的就業是起促進作用的，而對第三產業的就業則存在負的影響；除此之外，要素稟賦結構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影響也不同，勞動對資本的相對價格對第二產業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當相對價格上升時，勞動力就業數量會減少，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與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是同向變動的，當相對價格上升時，第三產業的就業是增加的，可見要素相對價格變動對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影響不是太顯著；從第三個模型的運行結果可以看出，技術進步對全社會就業的創造效應要大于擠出效應，從而使得技術進步對就業的總體效應是其促進作用的。
三、相關的對策建議
首先，前文的分析顯示，第三產業的就業效應要大于其他產業，所以為促進就業，應重點發展就業效應較大的產業；另外，由于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是逐漸上升的，而且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要大于第一產業，所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將會促進勞動力的就業，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要注重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充分發揮經濟的比較優勢，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組織生產活動才能體現出自身的競爭優勢，從而推動產業或是企業的發展以帶動勞動力的就業增長。其次，發揮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在前文的分析中發現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擠出效應和創造效應，在生產活動中因為采用新技術而替代勞動力的情況是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而采取的，這有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不應該對此進行干預，因此為了促進就業，應該將技術進步向就業創造效應的方向引導，通過技術進步開創出新的行業或是領域，而新行業的發展，不會對原有的勞動力產生擠出效應，而是增加了新的勞動力的就業，為了使技術進步向這一方向發展，具體的措施包括如對新行業或領域的開創者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增加對其的資金投入，減免稅收等等。最后，要注重縮小居民收入，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若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將會增加非農產業的就業壓力，所以推進城鄉統籌的實現既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非農產業的就業壓力，而推進城鄉的統籌要充分發揮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加強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聯系，充分發揮城市經濟對農村經濟的帶動作用，這對于緩解就業壓力是有幫助的；另外縮小收入差距需要完善中國收入分配制度，實行多種多樣的收入分配制度，兼顧公平和效率，同時政府可調整稅率，降低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以此達到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