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古典文學特點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新課標;古典詩歌;教學
中圖分類號:G622.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3)27-003-02
一、問題提出
1、概念界定
新教材:本文所說的新教材是相對于課改之前的教材而言,是指義務教育課程標準試驗教科書2001年6月第一版,2008年5月16次印刷,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古典詩歌:就文學體裁而言,古典詩歌是以漢語言文言文為載體,以語言節(jié)奏的和諧性再現(xiàn)生活抒情言志的語言藝術。1919年五四以前產(chǎn)生的各種詩歌體裁形式。
2、研究意義
古典詩歌是作為幼兒啟蒙和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教材,優(yōu)秀的古典詩歌能震撼人的心靈,提升人的道德品質,影響著人們的人生根基和原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一生的發(fā)展道路和價值取向。舊時的語文教材雖然有不少的古典詩詞,但往往并非進行文學教育,而是撇開作品情感,無視詩文押韻,不求形象感人,只做理性分析和讀寫技能訓練。
二、小學語文教材古典詩歌教學現(xiàn)狀分析
1、調查結果
目前,古典詩歌教學在政策上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那么,小學古典詩歌教學的實際情況是怎么樣呢?帶著這個問題,本人于2013年1月初對懷化市洪江區(qū)二完小不同年級(主要是二、四、六年級)12個班240名學生和40名語文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如下:通過“對詩歌的學習興趣”的調查結果可以明顯看出,隨著年級的增長,學生對古典詩歌“很有興趣”的學生的比例在減小,“無興趣”的學生人數(shù)則在增加;而教師對古典詩歌的興趣則低于學生。通過“對詩歌有興趣的原因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古典詩歌的興趣相對比較廣泛,其中“增長知識”所占比重最大;而且都是一些較為感性的經(jīng)驗,比較符合的認知水平和心理發(fā)展規(guī)律。通過“對某些古典詩歌熟悉的原因”和“課外古典詩歌閱讀情況”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知道學生之所以會對一些古典詩歌熟悉程度,主要是因為教師課堂講授過和家長課外強迫學習;而學生課外古典詩歌閱讀“從不讀”所占比例最大。由此可見學生學習古典詩歌的外在因素大于自身因素,并非是自身對對古典詩歌存在很大的興趣。通過“教師對《新課標》對各學段古典詩歌教學的要求了解情況”,差不多一半的老師對《新課標》的要求比較了解,但是也存在個別老師忽略《新課標》的要求,忽視其對古典詩歌教學的重要性。“教師開展古典詩歌教學活動的主要形式”的調查結果可以知道,教師開展古典詩歌教學活動的形式相對比較乏味,缺乏新穎,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吸引學生的注意以及激發(fā)學生內在的興趣。
2、原因分析
教師方面:(1)教師自身學識不夠,文化底蘊欠缺,未能真正認識到古典詩歌對小學生未來發(fā)展的影響,以及對繼承和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意義。(2)詩歌教學方法相對比較單一、乏味、缺乏創(chuàng)新,上課不講究教學藝術,按照傳統(tǒng)的詩歌教學環(huán)節(jié)對學生進行施教。每次學習新的詩歌,教師總是按部就班的按照這樣的環(huán)節(jié)進行,不僅不能促進學生思維的發(fā)展而且會阻礙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想象的發(fā)展。(3)教師觀念落后,學習能力差,應試的思想根深蒂固,不能與時俱進。導致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只注重學生對字詞以及詩句的理解程度,忽略語文教育的人文性。(4)理論指導實踐,但是由于如今的老師都是一線教師,教學經(jīng)驗相對比較豐富,但是教學的理論學習不夠扎實,沒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是很難使自己的教學充滿藝術。
學生方面:(1)學生學習古典詩歌的方法不夠科學,古典詩歌學習是語文教學相對較薄弱的環(huán)節(jié),興趣是根本,方法是途徑必須注重學生的積累,才能充分挖掘古典詩歌的人文因素,才能有效提高學生的精神境界。(2)如今學習古典詩歌的氛圍淡薄,不管是在學校還在家里,教師沒有將學習古典詩歌貫徹到日常的學習生活中;而家長的詩歌素養(yǎng)也不足,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學生無法重視對古典詩歌的學習。(3)學生對古典詩歌的學習缺乏思考,詩歌的學習只是浮于表面,不能內化成為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這樣的教學效果著實讓老師感到無奈,教學活動無法有效開展,也就談不上落實積累,培養(yǎng)感悟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了。(4)學生的個體差異,以及基礎知識水平都是制約詩歌教學的重要因素。
三、小學語文教材古典詩歌教學出路探討
1、在古典詩歌教學中應以學生為主體,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
《新課標》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與學生積極互動,共同發(fā)展”,“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引導學生質疑、探究”,“關注個體差異,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因此,在具體的古詩鑒賞中我們當以學生為主,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對于古詩的探討,應該教師參與到學生的討論中,查閱相關資料,擴寬視野,師生共同進步,不必拘泥于教參,不僅有利于學生活躍課堂氣氛,而且有利于增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2、詩歌教學中借用多媒體輔助,優(yōu)化詩歌教學方式
教師詩歌教學方式單一、枯燥,不僅不能讓學生體會到作品的意境,反而會降低學生對學習古典詩歌的興趣。如今教學設備都十分先進,視聽結合,加深學生的情感體驗。
3、不斷提高教育者自身在古典詩歌方面的學養(yǎng)
教師自身在詩歌方面的修養(yǎng)十分重要,語文教育質量如何,教師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教師不僅要想更好的鑒賞古典詩歌,首先就需要多讀書,不斷擴寬自己的知識面,做到博學多聞。其次教師要培養(yǎng)自身觀察能力,詩歌創(chuàng)造需要善于觀察獨特的事物,創(chuàng)造出動人的形象。
4、創(chuàng)造最佳學習古典詩歌環(huán)境
論文關鍵詞:孤獨感 社會喜好 社會影響 問題行為
1問題提出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兒童同伴關系的研究基本是在這樣一個假設的基礎上進行的,即兒童的社會行為會影響其同伴關系的形成。因此,許多研究者都致力于探索不同的社會能力或社會行為與同伴關系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兒童較多的攻擊、破壞、抑郁、退縮等行為和社會交往能力的缺乏可能導致其同伴關系較差。總之,兒童的消極行為特征是導致他們被同伴拒絕或孤立的主要原因。對兒童問題行為和同伴關系的研究通常與兒童孤獨感的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Cassidy和Asher發(fā)現(xiàn),在三至六年級兒童中可以穩(wěn)定地測到孤獨感,而且被同伴拒絕的兒童比其他兒童更孤獨。我們對小學高年級學生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結論。Margalit的一項研究也發(fā)現(xiàn),在各種社會情境中兒童的孤獨感經(jīng)常是和同伴關系困難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兒童不被同伴接納的原因又多與他們的不良社會行為和貧乏的社會交往能力有關。由此似乎可以推論,社會能力的缺乏以及較多的問題行為會導致兒童被同伴拒絕,兒童的同伴接受性較差意味著孤獨感較多。
在本研究中,兒童的問題行為分成內部問題行為和外部問題行為,它們對孤獨感的影響被假設以同伴關系為中介。
本研究還將探討這些變量在不同性別和年級被試上的差異。有研究者2對小學男生和女生的社會行為、同伴關系作了比較,結果發(fā)現(xiàn)男生的攻擊行為顯著多于女生,攻擊行為多的兒童其被同伴拒絕的可能性也更大。Delveaux和Daniels對兒童交往目標和交往策略的研究8也發(fā)現(xiàn)在交往目標和解決沖突的策略上存在性別差異:女生通常以保持與同伴的良好關系為交往目標,而男生的交往則更多的是自我中心的,以控制他人為目標;在策略上,女生采用較多的親社會策略,男生則較多地采用攻擊、侵犯等策略,因此,男生的同伴關系比女生差。相應地,男生的孤獨感也應多于女生。但是,有關研究卻沒有發(fā)現(xiàn)兒童孤獨感存在性別差異,因此,兒童孤獨感的性別差異問題還需要繼續(xù)研究與探討。有關兒童問題行為和孤獨感年級差異的研究較少,但結論也不盡一致。有研究發(fā)現(xiàn)六年級兒童比四年級兒童體驗到更多的孤獨感.Parkhurst和Asher也發(fā)現(xiàn)青少年早期的兒童比小學兒童更孤獨。但是,Crick和Ladd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三年級兒童的孤獨感多于五年級,三年級兒童的內部問題行為也多于五年級兒童。
綜上所述,非常有必要驗證和澄清兒童問題行為、同伴關系、孤獨感的性別差異或年級差異的性質,本研究將以小學高年級兒童為被試探討這些問題,并考察主要變量之間的關系。
2研究方法
2.1被試選擇方法
本研究中的兒童被試為河北省石家莊市某社區(qū)一所普通小學三、四、五年級的小學生。最后得到有效被試246名,其中男生142人、女生104人,各年級的人數(shù)分別為67、73、106,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1歲。這些兒童的家長參與兒童問題行為量表的填寫。其中70.7%的家長的受教育水平為中等學歷,16.7%的有高等學歷,極少數(shù)為初中以下學歷;77.5%的家庭的月收入在500—2000元之間。因此,可以認為這些兒童基本來自普通市民家庭。
2.2測量程序與工具
測量分兩部分進行。孤獨感量表與同伴提名法由被試在班內完成,施測過程由心理學專業(yè)研究生管理。兒童問題行為量表由被試帶回家,請家長根據(jù)詳細的指導語填寫。測查過程中同時收集有關人口統(tǒng)計學資料。主要變量的測量工具如下:
(1)采用同伴提名法測量同伴關系。同伴提名包括正向提名和反向提名兩部分,題目為:“在你們班中,可能有你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同學,請你分別寫出3個你最喜歡的和最不喜歡的同學的名字。”根據(jù)Coie和Dodge1983年提出的分類標準u引,以班級為單位將正向提名(ML)、反向提名(LL)的次數(shù)標準化,二者之差為社會喜好(SP)分數(shù),二者之和為社會影響(SI)分數(shù)。在此基礎上將兒童分成五類:受歡迎兒童(SP>1,ML>0,LL
(2)孤獨感的測量采用Asher等人u于1984年編制的專用于3~6年級學生的兒童孤獨量表。該量表包括16個孤獨項目和8個關于個人愛好的插入項目(為了使被試在回答時放松一些),因子分析表明插入項目與負荷于單一因子上的16個孤獨項目無關,這16個“孤獨”項目的Cronbacha系數(shù)為0.838,信度較高。
(3)問題行為的測量。以Achenbach兒童行為核查表為基礎,選取其中45個項目測量兒童內部問題行為和外部問題行為兩大維度。內部問題行為包括焦慮、抑郁、退縮等,外部問題行為包括攻擊、違紀、沖動等。整個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84,兩個維度上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825、0.809,表明量表有較好的穩(wěn)定性。該量表被廣泛應用,效度較高。
這兩個量表均采用四級評分,1表示實際情況與項目描述完全符合,4表示完全不符合。上述所有變量上的得分越高均表示所測量的這種屬性越強烈,如孤獨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兒童越孤獨。
3結果與分析
3.1問題行為、同伴關系與孤獨感的性別和年級差異
以內部問題行為、外部問題行為、孤獨感為因變量進行2(性別)X3(年級)的多元方差分析,結果發(fā)現(xiàn)對多變量模型而言,性別的主效應顯著(F(3,214)=4.672,=0.004),年級的主效應也顯著(F(6,428)=2.524,P=0.021),二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6,428)=0.625,:0.711)。具體來說,在外部問題行為上性別的主效應顯著,男生的外部問題行為多于女生(1.723>1.570);在孤獨感上性別的主效應顯著,男生的孤獨感高于女生(1.726>1.569);性別對內部問題行為的主效應不顯著;年級對內部問題行為和外部問題的主效應顯著,對孤獨感的主效應接近顯著(結果見表1)。
對年級效應的事后平均數(shù)檢驗表明,四年級的內、外部問題行為均多于五年級;事實上,無論在內、外部問題行為還是孤獨感上都是四年級兒童得分高于其他年級(結果見表2)。
同伴關系是以班為單位用標準分數(shù)表示的,無法考慮年級差異,在這里只考察性別差異。平均數(shù)差異檢驗表明,女生的社會喜好得分顯著高于男生(0.302>一0.022,t=2.657,p=0.008),但是男生的社會影響得分高于女生,二者差異接近顯著(0.124>一0.170,t=1.849,p=0.066)。
3.2小學兒童問題行為、同伴關系與孤獨感的關系
3.2.1主要變量的關系模式
根據(jù)有關文獻和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我們認為兒童問題行為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途徑影響孤獨感,因此建構了圖1中的概念模型,然后采用LISREL軟件加以驗證。結果表明,模型能夠較好地擬和數(shù)據(jù)(x2(1)=1.222,P=0.269;RMSEA=0.032;GFI=0.998;AGFI=0.967; NFl=0.994;NNFI=0.988;CFI=0.999;IFI=0.999;RFI=0.937)。
從圖1來看,兒童的外部問題行為影響其在同伴中的社會喜好和社會影響(y分別為一0.313和一0.266),并通過社會喜好和社會影響的中介作用導致較多的孤獨感(分別為一0.228和一0.124),外部問題行為對孤獨感的直接影響不顯著;而其內部問題行為則直接作用于孤獨感(y=0.328),社會喜好和社會影響的中介作用不顯著(y分別為一0.008和一0.150)。即兒童內、外部問題行為對其孤獨感的影響是通過不同途徑實現(xiàn)的:外部問題行為通過社會喜好和社會影響兩個中介變量實現(xiàn)對孤獨感的間接影響(其直接作用不顯著),內部問題行為則直接影響兒童孤獨感。
3.2.2不同社會地位兒童問題行為與孤獨感的比較
為了更細致地描述兒童的內、外部問題行與孤獨感的關系,我們根據(jù)Coie和Dodge的理論,在社會喜好和社會影響得分的基礎上將兒童分成五類:受歡迎兒童、被拒絕兒童、被忽視兒童、有爭議兒童和普通兒童,然后考察這五類兒童在問題行為和孤獨感上得分的差異(見表3)。
首先,占被試總數(shù)16.3%的被拒絕兒童在內部問題行為上的得分顯著高于被忽視兒童(占被試總數(shù)的20.7%)和普通兒童(占被試總數(shù)的42.3%),而與其他類型兒童得分的差異不顯著。在外部問題行為上,被拒絕兒童的得分顯著高于受歡迎兒童(占被試總數(shù)的14.6%)、被忽視兒童和普通兒童,而與有爭議兒童(占被試總數(shù)的6.1%)得分的差異不顯著。其次,不同社會地位兒童的孤獨感也存在差異。被拒絕兒童和被忽視兒童的孤獨感較多,顯著地多于普通兒童和受歡迎兒童,而與有爭議兒童的孤獨感沒有顯著差異。
兒童的內、外部問題行為和孤獨感的變化趨勢基本相似,只有被忽視兒童和有爭議兒童的孤獨感與外部問題行為的變化趨勢明顯相反。這也正體現(xiàn)了兩種兒童的特點:被忽視兒童問題行為較少,但同伴也較少,所以很孤獨;而有爭議兒童外部問題行為較多,但有部分喜歡自己的同伴,所以孤獨感較少。
4討論
4.1小學兒童問題行為、同伴關系和孤獨感的特點
小學兒童的外部問題行為、同伴關系和孤獨感存在性別差異。男生的外部問題行為多于女生,這與其他研究者的結果一致,男生較多的攻擊、破壞行為反映在他們的社會交往策略上就可能導致其較差的同伴關系,因此,男生的社會喜好程度顯著低于女生,而社會影響高于女生,這一點也得到已有研究的支持。但是,本研究有關男生孤獨感多于女生的結果卻似乎與許多研究的結論不一致,例如Cassidy和AsherL、MargalitL及Galanaki和Kalantzi一izi等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孤獨感不存在性別差異。我們認為探討、比較同類研究結果的一致性不應脫離研究背景僅從研究的表面結論出發(fā),而應該結合不同研究的具體內容從更深層探討它們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沒有發(fā)現(xiàn)孤獨感性別差異的研究多數(shù)是以若干組不同類型的被試群體(如正常兒童與學習不良兒童)和性別同時作為方差分析的因素,由于被試群體類型對孤獨感變異的解釋率相對較高,掩蓋了性別差異對孤獨感變異的貢獻,從而得出兒童孤獨感不存在性別差異的結果。而本研究以正常兒童為被試,僅以兒童年級和性別作為方差分析的因素,能夠相對明顯地體現(xiàn)出性別對孤獨感的貢獻。另外,本研究表明男生的外部問題行為較多,這是導致男生被同伴拒絕的主要原因,而區(qū)分女生是否為被拒絕兒童的標準則是學習成績和焦慮、退縮等行為,這說明男生和女生被同伴拒絕的原因和最終發(fā)展結果可能不同,同時也有研究證實糟糕的同伴關系對男生的消極影響遠大于對女生的影響,即男生可能比女生體驗到更多的孤獨感。以往研究認為兒童問題行為隨年齡增長而減少,兒童對孤獨感的理解和體驗隨年齡增長而逐漸增多。本研究卻發(fā)現(xiàn)四年級兒童內、外部問題行為顯著多于五年級兒童;同時四年級兒童的孤獨感也比五年級兒童稍多,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考察。但問題行為與孤獨感相同的年級差異模式卻暗示這一結果的穩(wěn)定性,或許從問題行為、同伴關系與孤獨感的關系方面能夠更好地理解年級差異。
4.2小學兒童問題行為、同伴關系和孤獨感的關系
對兒童內、外部問題行為、同伴關系與孤獨感的關系的研究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通過建立模型的方法考察這幾個主要變量之間的關系;二是從分類學角度考察不同社會地位兒童的行為與孤獨感的特點。
(1)流行音樂。流行音樂有多種定義。威廉斯認為流行音樂“1)意味著為多數(shù)人所喜聞樂見的。2)處在高級文化與通俗文化的比較之中。3)用于描述一種人們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著大眾媒介通過商業(yè)利益對人們的強力”。《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認為流行音樂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輕松活潑、易于流傳、擁有廣大聽眾”,“有別于嚴肅音樂、古典音樂和傳統(tǒng)的民間音樂”。綜合以上界定,我們認為流行音樂,專指那些在我們當今生活中廣泛流傳、內容通俗、貼近生活,主要為青年人所喜歡,且伴有較強商業(yè)目的的音樂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指的是吸收、借鑒和利用了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語言美特點,高雅含蓄的流行音樂歌詞。
2新時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古典美歌詞是伴隨著流行歌曲的發(fā)展而不斷完善的,經(jīng)過了長期的積累和沉淀。新時期出現(xiàn)了大量的優(yōu)秀音樂作品,較早的有20世紀80年代鄧麗君的個人專輯《淡淡幽情》(1983),收錄的12首歌曲的歌詞全部選自中國古典文學唐詩宋詞里的名作。此外,還有香港的詞作家黃霑的作品《滄海一聲笑》和《梁祝》等。20世紀90年代有陳小奇的《濤聲依舊》《白云深處》《巴山夜雨》和黃安作的詞作《新鴛鴦蝴蝶夢》等。隨著流行音樂的不斷發(fā)展,21世紀的詞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樂人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詞,如《千里之外》《東風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現(xiàn)了霍尊的《卷珠簾》,被劉歡譽為“具備大家閨秀風范的中國風”。(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特點。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長處,語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體化、人文精神大眾化,給人帶來獨特的美感享受。與很多流行音樂的歌詞毫無意義,創(chuàng)作低俗、浮躁、無病、沒有邏輯、無聊煩瑣,意義表達模糊、感情表達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鮮明對比。(3)流行音樂歌詞與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樂歌詞的創(chuàng)作中,不少詞作者嘗試著將古典文學、古典文化運用于歌詞的創(chuàng)作中,不僅提高了歌曲的藝術欣賞價值,也從側面間接地傳播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流行音樂歌詞與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種形式:1)直接運用古典文學詩詞。這類形式以鄧麗君為代表,如《但愿人長久》的歌詞出自蘇軾的《水調歌頭》,《獨上西樓》的歌詞出自《相見歡》等。在這之后,又陸陸續(xù)續(xù)出現(xiàn)了很多這樣的歌曲,如根據(jù)白居易的《長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詩詞譜寫的歌曲。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散發(fā)著濃厚的古典文學的清雅意境,最終成為經(jīng)典歌曲而廣為流傳。2)化用古典文學詩句。作詞家在創(chuàng)作中,將古典文學中的美詞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優(yōu)美,更符合時代特點。例如,陳小奇的《濤聲依舊》,借用了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黃安的《新鴛鴦蝴蝶夢》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3)采用古典文學的形式或意境。詞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學的形式意境進行創(chuàng)作,把中國文學含蓄、委婉的特點,巧妙地用于現(xiàn)代的白話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黃霑作詞的《滄海一聲笑》《上海灘》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學的形式與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為代表的“中國風”歌詞,《發(fā)如雪》《千里之外》《臺》《青花瓷》《東風破》等。這類歌詞通過詞中的意境或情境,體現(xiàn)了流行音樂歌詞與古典文學的關聯(lián)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研究現(xiàn)狀
根據(jù)掌握的文獻,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鄧麗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為代表的“中國風”歌曲上。由于研究點處于文學和音樂的交叉領域,研究者們有從音樂學角度出發(fā),有從文學角度出發(fā),還有從文化學或社會學角度出發(fā)來研究的。而對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研究,研究者們大多從文學角度來加以研究。對從中國知網(wǎng)和萬方數(shù)據(jù)庫檢索到的文章分類后,可以得到關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曲的研究現(xiàn)狀。對于鄧麗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是音樂方面的研究,如楊艷麗《從城市民族音樂學視角看“鄧麗君現(xiàn)象”——關于鄧麗君歌曲在大陸、臺灣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黃金蟬、揭冰《鄧麗君音樂形象的建構與塑造探析——以古典專輯<淡淡幽情>為例》、陳奕虹《鄧麗君音樂中的美學研究》、彭英姿的碩士論文《鄧麗君音樂對中國內地流行樂壇的影響研究》等。二是文學方面的研究,如陳湘輝《淡淡幽情聲律兼美——鄧麗君與張曉農古典詩詞歌曲專輯演唱風格之比較研究》、莊宏道《一縷芬芳,幾絲情愁——聆聽<鄧麗君歌曲精選80首>的隨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國風”歌曲的研究性論文,有以下幾類:(1)音樂學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國風”——傳統(tǒng)音樂與流行音樂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壇中國風”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學研究。例如,宋秋敏《試論周杰倫專輯中歌詞意象的古典化傾向》、趙瀾濤《日月潭洗青瓷——淺析周杰倫歌詞對古典詩歌的傳承》、羅涵的《從文學與語言的角度分析周杰倫成功的原因》、段麗的《方文山“中國風”歌詞的藝術質感》等文章從古典詩詞出發(fā),闡釋中國古典詩詞對以“中國風”為代表的現(xiàn)代流行音樂歌詞創(chuàng)作的影響,以及“中國風”歌詞如何繼承古典詩詞和在此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3)文化學研究。例如,黃彩萍《返回古典與文化鄉(xiāng)愁——方文山歌詞的文化闡釋》、曹軍英《論方文山歌詞中的文化意蘊》等論文認為方文山創(chuàng)作“中國風”歌曲是一種文化上的“尋根”。(4)社會學研究。例如,馬珺的《“中國風”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趙[專業(yè)提供寫作論文和 論文寫作服務,歡迎您的光臨dylw.net]樸的《從“西北風”到“中國風”——社會文化環(huán)境對流行音樂影響芻議》等論文,主要從社會文化經(jīng)濟和文化環(huán)境、傳媒、明星影響力、聽眾的審美趣味、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以及音樂方面分析“中國風”產(chǎn)生和流行的原因。
綜合以上,從文學角度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樂歌詞的研究文獻還很缺乏,尚存在較多的研究空間。參考文獻: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會的詞匯山.劉建基,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356.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
蔡音穎.略論流行音樂歌詞創(chuàng)作中的古典文學元素.藝術評論,2007(7).
晨楓.中國當代歌詞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劉芳智.方文山“中國風”歌詞研究.湘潭大學,2011.
古典文學教學中對地域文化與文學的關注和強化,又深化了地域文化的研究。許多古典文學作品因不同地域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的影響而呈現(xiàn)不同的風格面貌。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環(huán)境對于學術文化、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乃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構成環(huán)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兩種交融的諸要素中,區(qū)域的人文性文化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常是最直接、最顯著的。”[4]地域文化與文學不僅影響著歷代生活于其中的古典文學作家,也在不斷地觸動著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在古典文學教學中融入地域文化與文學,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土地曾經(jīng)是怎樣的人杰地靈,文學作品中關涉地域文化的山川勝境、故園鄉(xiāng)情、人文典故,無不激發(fā)起學生對于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地域文化的興趣與熱愛。這些地域或是學生自己的鄉(xiāng)園,或是學生熟悉的旅游勝地,或是學生讀書學習的地方,如果在教授古典文學的過程中把這些與地域相關的文化文學知識介紹給學生,讓學生真切地體會到自己所熟知的地域尚有如此豐厚的文化內涵,有如此多的文豪墨客、名作名著、古跡遺址、典故傳說等等。這種地域文化與文學所帶來的親切感消減了古典文學與當代學生之間的時空距離感,從而激發(fā)起學生學習研究的興趣,這既是對古典文學的有益改革,同時也是對地域文學研究的深化。以山東齊魯文化為例,齊魯大地勝境無數(shù),山靈水秀,《戰(zhàn)國策·齊策》載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shù)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zhàn)如雷電,解若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二、古代山水
生活于其中的齊魯文人受齊魯山水之滋養(yǎng),更是在其詩詞文賦中抒寫著他們在家鄉(xiāng)詩意的棲居生活,并對自己的鄉(xiāng)邑文化充滿了認同感和自豪感,他們不僅徜徉于齊魯山水之中,亦深受齊魯儒家文化之滋育。隨著近來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化,可以歸納總結相關的研究成果,運用到古典文學教學中去,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依據(jù)高校所在地的地域文化資源開設地域文化文學選修課程,這既是對古典文學教學改革的有益探索,也是對地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與拓展。四、中國古典文學教學對當代教育思想的啟示中國古典文學教學不僅以其豐厚的人生意蘊給讀者提供積極的精神力量,且其中又有內涵豐富的人文道德教育思想直接給當代教育思想以啟示。諸如古代文人的成長求學經(jīng)歷與學生的自我激勵教育;古代家族文學中的家族教育與當代家庭教育;古典文學中的德育思想與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等等。古代許多文學家在治學過程中刻苦勤奮,孜孜不倦,如孔子韋編三絕;公治長不恥下問;蘇秦刺股苦學;董仲舒治學三年不窺園;歐陽修在貧困中以荻畫地求學;陸游滿屋書籍,營造書巢,苦讀其中;宋濂不避苦寒,冒雪訪師;蒲松齡于路邊搭建草亭,幾十年如一日搜集異聞趣事,終成輝煌巨著《聊齋志異》;袁枚抱持“書非借不能讀”的求學態(tài)度,勤勉治學……先賢們的品行與治學精神為當代大學的自我激勵教育提供了正面教材和前進的動力。家庭教育在歷代教育體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如此,今亦如是,古代許多文人出身文化世家,在他們成才的過程中家族教育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十八世紀法國杰出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論及中國社會時說:“禮教構成了國家的一般精神……這個帝國的構成,是以治家的思想為基礎的。”
三、文學與治國
關鍵詞:日本古典文學選讀 課程建設 實踐
一.日語專業(yè)《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
語言能力和文學素養(yǎng)是外語類人才培養(yǎng)的兩大目標。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yè)指導委員會日語組制定的《高等院校日語專業(yè)高年級階段教學大綱》中,對日本文學課開設的目的進行了詳細的說明:“通過文學課教學,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和審美水平,還要開拓學生視野,陶冶學生情操,培養(yǎng)良好的素質和氣質。另外,還應使學生初步掌握文藝批評的方法,為將來從事日本文學研究、教學或撰寫文學方面的學術論文打下基礎。”
其中,作為日本文學課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大學日語專業(yè)普遍設有《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授課對象多為具備一定日語水平的高年級日語專業(yè)的學生,一般開設于本科階段的第五或第六學期,是培養(yǎng)學生基本文化素養(yǎng),引導學生建立日本文學知識體系,擴大知識面,提高實際語言能力的重要手段。
二.《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實踐
解讀非母語的外國文學作品本身就有一定的難度,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古代日語更加深了鑒賞的難度,學生會因為其晦澀難懂而覺得枯燥。因此,如何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認識到學習古典文學的現(xiàn)實意義,并且在學習過程中覺得有所收獲,是上好這門課程的關鍵。
筆者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進行了各種有益的嘗試,致力于從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和考核方式上進行改革,旨在改變傳統(tǒng)的學生被動學習的模式,使學生做到自己獨立思考問題,提高其自主學習能力和日語運用能力。
更新教學觀念和教學內容: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為目的,根本日語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方案及文學課教學的主要目標,根據(jù)學生的具體情況,精心設計多元化的教學內容。注重教學內容的趣味性和選擇性,對一些知識、古典語法點進行詳細講解,以便對考研和準備過八級的學生有所幫助;一方面,會找一些有趣的、和課本知識、時事等相關的、大家感興趣的內容;做到難易兼顧,讓參與的學生都感受到學習古典文學的樂趣,感覺上這門課有意義。
改革教學模式:采取Seminar“演習”教學模式,在教師指導下,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分小組按 “文獻檢索自主定題主題發(fā)表教師補充講解師生討論總結講稿”的步驟完成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引導學生融會貫通地進行學習,不僅培養(yǎng)學生對日語的綜合運用能力(讀,寫,說),同時還能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改革學生考核與評價方式:學生在完成課堂發(fā)表之后,根據(jù)討論辯論的結果和教師的建議,在原有發(fā)表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出正式的書面報告提交,教師結合學生的課堂表現(xiàn),給出相應的平時成績。期末學生在學期發(fā)表內容的基礎上,選取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以小論文的形式提交一份研究報告,以此來替代傳統(tǒng)的卷面考試。另外,對討論中提出獨特見解和對課程教學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可酌情加分。
通過《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的研究性教學,使學生更加客觀的認識和評價日本文化,并用開闊的視角比較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異同,加深對兩國文學、文化的理解,增強學生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同時充分挖掘課程參與者(教師、學生)的學理潛能,最大限度地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認識互動,從而深化對某一主題的認識,實現(xiàn)學術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達到“學有所獲、教學相長、日學日進”的教學效果。另一方面,作為高年級的學生,在查閱文獻資料等方面也得到一定的鍛煉,可以為其寫好畢業(yè)論文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關于《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的思考
首先,作為以鑒賞為主要內容的《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需要結合日本文學史的相關知識展開。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對作品的解讀和鑒賞不能脫離文學史知識而獨立進行。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結合相關的歷史和文學史知識,就作品周邊(時代背景、文學概觀、文學史地位)等方面展開調研,只有當學生了解了文學作品的背景、意義和動機,才能從宏觀的角度更準確的把握和理解作品。同時可以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了解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狀況、審美情趣,培養(yǎng)學生的跨文化視野。例如,介紹《竹取物語》、《伊勢物語》等平安時代的作品時,可以在講解過程中就漢文學的隆盛,和歌及女性文學的興盛等時代文學特征,以及平安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特色等方面進行說明,幫助學生理解作品的內涵。
第二,擴展課堂知識,引導學生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進行鑒賞學習。眾所周知,中日文學間存在著極深的淵源,這點在古代文學階段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從上代、中古,至中世、近世,日本古典文學深受中國文學影響,很多作品中都有中國六朝、唐代、直至元朝時代作品的影子。基于課程內容的這個特點,在《日本古典文學選讀》課程的學生發(fā)表環(huán)節(jié),除了作品本身的介紹,同時設置“中國文學とのがり(與中國文學關系考證)”一項,使學生在了解日本古代文學的同時,加深對本民族傳統(tǒng)文學的了解和認識。例如在講解上代和歌集《萬葉集》時,引導學生從題材、作品風格等方面著手,對《萬葉集》與《詩經(jīng)》、《文選》等中國詩集進行比較。通過比較,一方面有益于學生從宏觀上對日本古典文學作品進行理解和把握,同時可以敦促學生進一步深入地了解本國古典文學作品。在“國學熱”升溫,古典文學價值重新被人們重視的今天,這種形式的研究性教學顯然具備較強的現(xiàn)實意義。
第三,在鑒賞過程中對常用的古典文法做適當?shù)慕榻B和講解。日本學者阪?zhèn)}篤義認為,文學教育的根本在于指導學習者關注一個問題,即文學作品是通過語言,運用句子與句子的搭配或措辭的選擇等表現(xiàn)方式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并使學習者有意識地去理解其效果。由此可見語言基本功對能否正確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義。日語專業(yè)高年級學生經(jīng)過前期基礎日語的學習,雖已具備閱讀日語原文文學作品的能力,但是,由于還未學會和掌握分析作品的方法以及日本古典語法,致使在閱讀過程中,還無法解讀出作者是借助什么樣的藝術形象和技巧,來傳達出其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因此在課程進行過程中,教師在對作品內容及相應時代背景的介紹的基礎上,可以就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常用古典語法進行普及和說明,一方面有益于學生正確理解和把握作品,另一方面,也可對高年級學生順利通過日語專業(yè)八級考試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孫士超.日本文學史課程教學思路新探[J].文學教育,2013(6):92-93
[2]劉勁松.日本大學本科Seminar課程模式在我國的應用探析[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8(9):105-108
[3]韓春紅,甄琦.試析比較研究在日本文學教學中應用的可行性[J].語文學刊,2013(1):89-90
[4]占才成.跨文化視野下的日本文學課程教學[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13(1):135-136
[5]蘇萍.反思性教學下的日本文學教學模式試探[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1(1):71-73
關鍵詞:女性美;古典文學;審美;對比
一、引言
歌頌女性之美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之一。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人類是宇宙的化身,女
性美是人類美的最頂峰。”羅丹也曾贊嘆女性美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美。”美麗的女性集天地之靈秀,在人類的各種藝術中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中英兩個民族都有光輝燦爛的文學傳統(tǒng),歷代文學家把眾多異彩紛呈、美不勝收的女性形象融化在作品中,留下了無數(shù)膾炙人口的佳作。
二、相似的審美角度
在把女性作為審美客體的過程中,中英古典文學展現(xiàn)了相似的審美角度。概括而言,
主要是是形體美、動態(tài)美和內在美。
(一)形體美
在兩國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有為數(shù)眾多的容貌姣好的女性。她們的形象代表著人類
對美的欣賞和追求,極大地豐富了作品內涵和藝術魅力。
在《洛神賦》里我們可以讀到:“襛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聯(lián)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瑰姿艷逸,儀靜體閑。”行走在洛水之上的女神婀娜多姿,姿容絕世。李白的《清平調》里贊美楊貴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欄露華濃”,“一枝紅艷露凝香”,“名花傾國兩相歡”。芍藥花和楊玉環(huán)交相輝映,“長使君王帶笑看”,從此唐明皇貽誤國事,幾乎亡國。
英國古典文學中描寫美人的作品也比比皆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一幕里我們可以看到對朱麗葉的贊歌:“啊!火炬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懸在暮天的頰上,/像黑奴耳邊懸掛的珠環(huán),/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間!”朱麗葉的美貌深深打動了羅密歐的心扉。《還鄉(xiāng)》中的尤苔莎“肌膚柔軟,碰上去像云彩一般。…… 尤苔莎的風姿,使人想起波旁薔薇、紅寶石、熱帶的午夜以及日食。”哈下的尤苔莎像女神一般熱情迷人。
(二)動態(tài)美
“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來講,處于動態(tài)的事物比處于靜態(tài)的事物更能激發(fā)觀賞者感官者心理上的反響。”(朱徽 1996:96)這就是萊辛所說的“化美為媚”:“媚是動態(tài)的美。……它是一種一縱即逝的卻令人百看不厭的美。它是飄來忽去的。因為我們要回憶一種動態(tài),比回憶一種單純的形體或顏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動的多。所以在這一點上,媚比起美來,所產(chǎn)生的效果更強。”各國文學家都深諳此道。
《詩經(jīng)》里的莊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兩句詩使她在讀者面前一下子活了起來。曹植筆下的洛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休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作者花了大量的筆墨描寫洛神輕靈飄逸,宜動宜靜的舉止情態(tài)。而一個靜態(tài)的美人就不具有這樣恒久的藝術魅力。
英國文學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雪萊在《阿拉斯特》中,他把自己渴慕的女詩人,幻化為優(yōu)美的詩篇:“她紅潤的肢體,/ 在回旋的清風舞弄的紗衣下,/ 發(fā)散著溫暖的生命的光彩,/他看她伸過來的手臂,/ 她黑色的卷發(fā)在黑夜里飄揚,/ 她的目光閃閃垂下,她張開的唇,/ 紅潤,突出而又熱情的顫動。”
(三)內在美
人類在長期的審美過程中,早就認識到容貌體態(tài)的美,如果不和內在美相結合,那是不
完整的。具體而言,內在美主要包括道德品行的崇高和智慧才藝的出眾。
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她工善針線女紅,雅善音樂詩書。此外還具有“晝夜勤作息”的勤勞之美和“舉身赴清池”的忠貞之美。明清兩代的才子佳人小說里,佳人都是才貌雙全,秀外慧中。
英國文學中才華橫溢,品行高尚的女性形象也燦若群星。《威尼斯商人》中的鮑西亞巧妙地遵循父親遺訓的同時,為自己選擇了心愛的戀人;她極為出色地管理著貝爾蒙莊園,顯示了非凡的才干;在法庭上,她智斗夏洛克解救了安東尼奧。莎翁筆下的鮑西亞具有明珠美玉一般的智慧和人品。
三、審美的差異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和英國具有不同的地理條件,歷史和社會文化環(huán)境,在古典文學
中刻畫的女性之美也呈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性。
(一)各自獨特的原型
20世紀加拿大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弗萊系統(tǒng)地建立了以神話-原型為核心的文學類型批評
理論。按照他的定義,所謂原型就是“一個象征,通常是一個意象,它常常在文學中出現(xiàn),可被辨認出作為一個人的整個文學經(jīng)驗的一個組成部分。”(朱成元 1997:171)
中國文學中一個典型的原型就是《楚辭》的《思美人》、《山鬼》和《湘夫人》等詩篇中,詩人所描寫的凄清幽獨的女神,借以抒發(fā)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懷。此后,“美人”成了中國一種特殊的文學意象。自《離騷》以降,歷代文人多有以美人自況,通過描寫美人蹉跎紅顏的遭遇,嘆息自己不被君王賞識的處境。因此,中國古典文學中以宮怨、思婦、棄婦等為內容的作品特別多。連辛棄疾這樣慷慨豪放的詞人,在抗金之志難伸的時候也有《摸魚兒》這類寂寞凄切之語:“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英國的古典文學,尤其是文藝復興之前,以男性為創(chuàng)作本位的作品中,很多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妖婦”。這兩類女性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圣經(jīng)》中的圣母和夏娃。圣母瑪利亞童女懷胎,是堅貞和美德的象征;而夏娃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受了蛇的誘惑,慫恿亞當偷吃了善惡樹上的果子,被上帝趕出了伊甸園,是一個典型的“禍水”。《麥克白》里的麥克白夫人權利欲望極強,是個典型的邪惡狠毒的女人。而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天使”身上可以體現(xiàn)男作家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她們高雅迷人,把家庭打理的井井有條。
(二)各自獨特的類型
中英兩國在長期的文學史中,都積累了一些表現(xiàn)女性之美的文學意象,使得各類文學作
品中的女性美呈現(xiàn)一些類型化的特點。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美人類型化、臉譜化的傾向很明顯。無論詩詞曲賦,眉毛總不過是“柳葉眉”,“蛾眉”或是“遠山眉”;眼睛總不過是“杏眼”,“鳳眼”或是“秋水”;臉龐都是“桃瓣”, “春花”,“芙蓉”或者是“滿月”;腰肢都是“楊柳”,“蜂腰”或者“小蠻腰”。給人感覺中國古代的佳人走出來模樣都差不多。若有區(qū)別,無非是豐滿的更接近楊妃,清瘦的更相似于趙飛燕。
英國文學中的女性更有個人的特點,但也不乏一些司空見慣的修辭和比喻。如“玫瑰”般美麗,“月亮”般迷人,胸脯“柔軟潔白”,“女神般”高貴,“雕像”般精致,諸如此類。
(三)寫意與寫實
在徐行言主編的《中西文化比較》里明確闡述了中國藝術的寫意特征:“中國藝術的所謂寫意,是以主觀表現(xiàn)為出發(fā)點的藝術表達方式,即以不同的藝術形式描述客觀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統(tǒng)形。”
中國古代文學注重抒情和寫意。“它追求的藝術境界不是真實而是空靈,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上面跳到,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佳人似乎千人一面。形容美人的詞語也大多是一些模糊婉約,主觀色彩濃厚的詞語。連《紅樓夢》也概莫例外。“可以說《紅樓夢》中的美女絕大多數(shù)是一色的‘薄面’,‘修眉’,‘俊眼’,‘纖腰’,僅從面龐身材的描繪,讀者甚至無法分辨出林黛玉,尤三姐,晴雯,小紅和襲人。”(易淑瓊 2003)曹雪芹對大多數(shù)人物刻畫時,只是把前代用濫的熟語信手拈來。但是在其氣質和神韻上,他冥心構考,大費周章。林黛玉的靈秀,尤三姐的風流輕狂,晴雯的高傲倔強,小紅的甜凈伶俐,襲人柔媚嬌俏,是斷斷不可混淆的。
《中西文化比較》里對西方藝術的寫實特點也作了如下描述:“西方藝術的美學致思總是首先訴諸感官上的東西——事物的性質特征等。因此西方藝術,總是竭力強調滿足視聽真實之美。……西方藝術的這種導向外部世界的美學致思方式,使得西方藝術更注重外在客觀世界的捕捉。”
西方藝術這一特點反映在文學作品的人物外在描寫就是細微、精確和富有個性。如《德伯家的苔絲》里,哈代就對苔絲的容貌作了細膩的描寫。“如眼部就具體到‘眉棱’,‘眼眶’,‘眼皮’,‘眼毛’,‘瞳仁’等, 寫嘴唇就寫了‘嘴角’,‘上唇’,‘下唇’等。”(易淑瓊 2003) 哈代善于捕捉隨著情節(jié)的轉移面部各細節(jié)的變化,比如對苔絲在各個人生階段不同的眼睛,尤其是眼神的詳細描寫,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是比較罕見的。
(四)含蓄與直露
中國古代長期處于封建制度的統(tǒng)治下,社會形態(tài)相對穩(wěn)定,再加上農耕的生產(chǎn)方式,社
會對人的約束和個性的壓抑比英國嚴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調“發(fā)乎情止乎禮”,文學作品中的女性美表現(xiàn)的更加含蓄,很少有西方文學中那種對感官的沖擊和性吸引力的描寫。《美女篇》里:“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huán)。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搖,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作者鋪陳排比,極力刻畫美人的衣裳,服飾和姿容神采,但也就到此為止。
英國如同許多西方國家一樣,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古希臘人認為人體是造物主的杰作。他們崇尚人體之美。西方的各種雕塑和繪畫都是以的形象出現(xiàn)的。與中國文學家相比,英國文人筆下的美人往往是靈和肉的和諧統(tǒng)一,訴諸讀者的感官體驗,與欲望不可分離。如《圣經(jīng)》里:“你的兩個,好似母羚羊的一對孿生小羚羊,在百合花中放牧”,“你的嘴唇滴流純蜜,你的舌頭下有蜜有奶。”中國古代混跡于花街柳巷,刻畫了眾多下層婦女形象的柳永,多寫閨情,風格濃艷的溫飛卿,相比也含蓄內斂的多。
四、結語
在世界文學史上,中英兩國的古典文學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歷
史背景下,兩國的文學家在刻畫女性美的時刻,既有相似之處,也折射了不同的思想傾向和審美理想。他們相隔萬里,獨立發(fā)展,各自書寫了光輝的篇章。文學中的女性美折射著歷史變遷和不同的民族心理,值得我們去研究探索。
參考文獻
[1] 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莎士比亞全集[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 徐行言主編.中西文化比較[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 中國古代經(jīng)典文學 幼兒化 改編 運用
中國經(jīng)典著作是民族文化教育精神的一個龐大的載體,是民族生存的根基,使孩子們在接受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同時,形成良好的品行。但古典文學古奧深澀,其神韻往往是幾層相互交織疊加的,對于四五歲的幼兒讀者群來說,遠遠超出其能力。生硬誦讀,違背幼兒的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最終可能適得其反。如何將古典著作帶入幼兒的生活閱讀教育中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題材選擇
首要原則是以幼兒的身心發(fā)展特點為出發(fā)點。題材上的選擇的要求主要體現(xiàn)在幼兒熟悉的事物或者是他們能理解的事物,這些用以構成藝術形象的生活材料較能喚起幼兒有限的經(jīng)驗,對于幼兒的接受能力也相對比較適合,可以激發(fā)他們閱讀和誦讀的興趣。古典文學主要有以下類型的素材可供選擇改編。
(一)選擇古代詩歌及簡單的題畫詩,尤以詠物和敘事詩為佳。它們描述的對象、情節(jié)都相對比較單一,而且形象突出鮮明,甚至在教師的某些提示下能做到可觀可感。例如賀知章的《詠柳》對于柳樹的形象給予惟妙惟肖的比喻描寫,有十分濃厚的趣味。
(二)選擇一些充滿趣味性的謎語。例如《畫》:“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諸如此類的謎語,題目就是謎題的答案,淺顯形象的語言描述,教師可使用掛畫等輔助手段,讓幼兒結合游戲的形式積極參與。
(三)成語故事或古典文學中的典型片斷。成語故事幾乎取材于生活,而且一些簡單的成語常常在生活中提及,幼兒對此有相當?shù)谋碚鹘?jīng)驗。參考兒童文學三大主題內容(培養(yǎng)幼兒優(yōu)良品質方面的主題,知識性主題,趣味性主題),都廣泛涉及,是幼兒中國古典文學改編素材最豐富的寶庫。例如狐假虎威、井底之蛙、三心二意等,富有情節(jié)性、趣味性,而且故事中的道理比較淺顯,即使幼兒不能理解故事的深層含義,也可以讓幼兒享受閱讀故事。與此類似,長篇古典文學中,并不是所有東西都適合幼兒閱讀,但是可以截取其中某一細微情節(jié)加以概括或擴展,如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等。
(四)古代寓言故事、神話傳說故事等。寓言故事與成語故事相類似,而神話傳說故事,典型的成功例子是《西游記》長篇故事,因為形象上的典型夸張、內容上的天馬行空符合幼兒喜愛幻想的心理特點,這類題材很受幼兒歡迎,易于幼兒接受。
二、改編創(chuàng)作過程
選擇了題材,就可以對已有的素材做幼兒化的藝術處理。如對題目的制定,結構的處理,藝術形象的典型化突出,以及藝術表達的處理等。
(一)題目的制定。鄭板橋說:“作詩非難,命題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但是詩,其他文體也是這樣。適合幼兒文學的題目應該是直接單純并且富有趣味性的,可以作比較夸張的修飾,也可以是對故事概括化的總結,例如李紳的《憫農》,一般出現(xiàn)在兒童讀物中,常見題目為《鋤禾》。
(二)結構安排。一般是針對有情節(jié)的故事擴展而言的。詩歌如果是有故事情節(jié)的,就同樣可以故事化,例如李紳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可以寫成一個農民辛苦耕作的故事,并且在改編的結構重設上可以更隨意。文學作品的結構上一般分為開頭、展開及結尾。開頭做到開門見山,單刀直入;展開一般采取順敘,但也有倒敘,還可以設一個簡單的“包袱”激發(fā)幼兒閱讀興趣;結尾處要巧妙,有意境,令人回味。
(三)藝術形象典型化處理。有些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不是很突出,或者缺乏趣味性,要對內容中的某一個或兩個形象加以修飾夸張,使人物性格更鮮活,植物動物形象擬人化等。例如,可以把賀知章《詠柳》中的柳樹或風兒擬人化,給《狐假虎威》中的老虎和狐貍起名字等。
(四)藝術表達。文言文語言的改編,對教師的文字功底要求相對比較高。對語言淺顯化、拓展化、形象化等處理是整個古典文學幼兒化改編的關鍵。具體語言要求正如兒童文學家朱慶坪所說的:“形象而有趣,淺顯而美聽。”例如《豬八戒吃西瓜》:“西瓜一塊不夠吃,我把孫悟空的一塊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塊。“西瓜真解渴,再吃一塊不算多,我把沙和尚的一塊也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塊,這下只留下唐僧的一塊了。他捧起來,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捧起來,最后還是憋不住,把這塊西瓜也吃了。”雖然對話中豬八戒的話只是簡單句式的重復,但是有音樂美的排列效果,而且充滿趣味性,是相當適合幼兒的。
三、運用
改編好的作品可以直接運用到教學或生活的閱讀活動中。當然也可以加上一些輔助手段,例如掛畫、相片、玩偶等。其次,形式上也可以豐富。可以是表演游戲、角色游戲,也可以組織幼兒觀看動畫片,例如《成語大觀》。幼兒教師對經(jīng)典文學的運用不必執(zhí)著于文學價值的挖掘。經(jīng)典文學的作用除了教育性以外,就是為幼兒提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中國古代經(jīng)典文學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師能夠恰如其分地將其與幼兒教學相結合有利于文化的傳承及幼兒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王瑞祥.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論[M].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2]黃云生.兒童文學教程[M].浙江大學出版社,1996.
[3]楊實誠.兒童文學美學[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知識社會學有一觀點:“現(xiàn)實”,其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種客觀存在,而是在相當程度上由人的主觀作用“建構”出的。“知識”和“學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構”的產(chǎn)物,是通過人們的話語實踐而由特定社會所生產(chǎn)出來的。(參看二書: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個來龍去脈,對某一事物來龍去脈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該事物的關鍵。福柯把這個簡單的道理應用在對某些司空見慣的概念語詞的分析上,創(chuàng)立了話語分析的方法,對知識社會學和20世紀后期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80年代中期以來,福柯的話語分析理論逐步譯介到我國,對我國理論界的影響可以說也是與日俱增。很可惜,在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界,雖然也有關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種種討論,有重寫文學史的種種嘗試,但是多數(shù)人似乎對這位法國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確,古典文學研究者面臨的課題很多,需要讀的經(jīng)典、考據(jù)、校勘、注疏之類的古書都讀不過來,哪里還會有閑情逸致去光顧愛出風頭的當代外國人的時髦理論呢?
知識社會學和話語分析在何種意義上為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所需要,嘗試用話語分析來反思一下“古典文學”或“國學”這幾個看家飯碗的概念,或許能夠明確一些。
首先,現(xiàn)代漢語中的“古典”和“文學”這兩個詞都有各自的外來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隨時代和空間而發(fā)生變化的,英文中Canon一詞,相當于我們所說的經(jīng)典、典范,臺灣學界又譯為“典律”。圍繞著“典”的設定標準問題,當代西方文論有相當熱烈的討論。美國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盧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書,選出26人作為西方文學經(jīng)典作家,其中既有人們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亞、但丁、喬叟、蒙田、彌爾頓、歌德等,也有批評家薩繆爾.約翰遜和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布盧姆在序言里說,既然“典”是人為建構的,當然也是可以解構和重構的。“如果人們認為不必要有這些東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毀掉它們。”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這種做法表明,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典”之標準,甚至同一個時代的不同時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標準和談論“典”的特殊話語背景。試回想一下,我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階級斗爭”、“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批儒評法”、“評《水滸》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為“典”的判斷尺度,就不難理解“典”是如何隨著話語的轉換而不斷得到重構(recanonize)的。意識形態(tài)氛圍對知識生產(chǎn)的制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古典是同現(xiàn)代相對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學是同現(xiàn)代文學相對應而劃分的。但是,如果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隨著時代的突變而不復存在,現(xiàn)代文學與當代之間的隔閡遠遠大于古典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之間的差別時,原來所稱的“現(xiàn)代”也就成了古典。換言之,假如我們承認某些學者的判斷,20世紀文學理論的成就超過了文學本身,或者承認“文學已死亡”,那么整個的文學都已成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學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學死亡與文學時代終結的另一層意義是,在現(xiàn)代傳媒的革命性變革作用下,以印刷術為基礎的書面文學閱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電子媒介的圖象多媒體傳播模式所取代,與此相應,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已經(jīng)不復存在。象肥皂劇、網(wǎng)上互動文本等新的文藝形式,是否也應看作文學?如果也算,那么文學的邊界就難以劃定,至少傳統(tǒng)定義的文學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對消亡。
古典作為一個時間性概念,有其意義上的相對性,而文學和國學作為學科性的概念同樣也有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性。既然古典文學研究被看成國學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做一點話語分析。近代西學東漸以來,“鑒西看中”或“援西釋中”已經(jīng)成為每一代學人無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為然,特別是那些出于民族防衛(wèi)心態(tài)而堅守國學壁壘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學者反對拿來西方的理論應用于本土的文學研究。但是試問一下,離開了西方知識分類與術語體系的純粹“國學”如今還存在嗎?即使我們出于主觀的愿望想讓它存活下來并同外來的學術相抗衡,其客觀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當我們說到“文學”,難道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按照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分法來劃分的文學,而是我國史書“文苑傳”中的文學嗎?當你打開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看到中國文學發(fā)端于古代神話的章節(jié)時,你是否想到,在20世紀以前我們中國人還不知道“神話”這個概念,更不用說什么“中國神話”了。同樣,我們所說的史詩、悲劇、喜劇、小說,無一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你就不難明白古漢語中的“小說”與今日作為文學體裁的小說是怎樣的不同了。“國”的想象共同體(對“國”的話語分析請參拙文《山海經(jīng)神話政治地理觀》,《民族藝術》99年3期)已然向世界開放了,附著于一“國”的“學”又怎能封閉不變呢?如果我們再深入一層追問如下問題,國學倡導者們在“國”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義也就可以由隱到顯了:為什么產(chǎn)生于公元前后流傳至今的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格薩爾王傳》會被排斥在“國學”和各種“中國文學史”之外呢?洋洋數(shù)百萬言的鴻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國的“古典文學”概念之內,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呢?
還有一組相對的范疇是口傳文學與書面文學。過去我們的“古典文學”和“國學”只包括記錄為文本的作品,這是老概念的又一個盲視點。限于篇幅不展開談了。
二、知識全球化時代的古典文學研究
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時代是知識全球化的時代,它與以往時代的區(qū)別很值得人文學者深思。它不僅要求研究者改換已有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而且還要改換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心態(tài)。特別是對待異文化的那種習慣性的自我中心和黨同伐異心態(tài)。怎樣才能實現(xiàn)這種轉變呢?為知識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貢獻了跨文化闡釋方法與文化相對主義原則的一門學科,也就是率先從全球化視野審視各種地方知識,并由此而建構文化理論的學科——人類學,可以提供有效的啟發(fā)。首先,人類學的訓練有助于培養(yǎng)對“文化他者”的中性態(tài)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為反觀自身的鏡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卻又習焉不察的東西加以“陌生化”。
這樣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蟻布思說:“如果我們自覺的參與到一種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對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產(chǎn)生良好的影響。同時,這也會使我們領悟到,每一種文化傳統(tǒng),都有其武斷性和局限性。”(《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從另一方面看,每一種文化傳統(tǒng),又都有其獨異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類學者所說的“地方性知識”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約的價值。而正如本土社會成員看不到自己社會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識的不可通約價值,有待于外來的人類學家的田野發(fā)現(xiàn)。
福柯的一位法國學友,后現(xiàn)代哲學家德勒茲寫過一部書《差異與重復》,其第6章題為“他者理論”。 德勒茲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人類學關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別是他提出的一個公式:“他者=一種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編 《德勒茲讀本》英文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61頁。) 同以前的存在主義公式“他人即地獄”相比,后現(xiàn)代主義價值觀在容忍差異、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顯而易見的。按照德勒茲的這個他者公式,人類若想要在未來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樣可能性,那就毫無疑問地應當從根本上改變在前全球化時代各自獨立的文化傳統(tǒng)中根深蒂固的黨同伐異心態(tài),開始把學習如何容忍差異、尊重差異,理解他者和欣賞他者作為地球村公民的一項必修課。然而,從攻乎異端到容忍差異,從黨同伐異到欣賞他者,這種認識上、情感上和心態(tài)上轉變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難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觀天式的學術眼界、畫地為牢式的知識結構,關鍵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個具體的文學案例來說明,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如何從與封閉的知識傳統(tǒng)相適應的單一的訓詁考據(jù),發(fā)展到比較文學的方法,又從一對一式的比較發(fā)展到與知識全球化時代相適應的多參照和通觀性的跨文化闡釋。
三、從傳統(tǒng)訓詁到跨文化闡釋的三重證據(jù)法
從學術傳統(tǒng)看,我國的人文學在方法論上主要以詩文評和訓詁考據(jù)校勘兩大線索為主。20世紀西學東漸背景下,學者們參照西學反觀自身,對我國人文學術的這兩大線索持不同看法,出現(xiàn)厚此薄彼的傾向(參看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具體而言,就是輕視詩文評的方法,因為它發(fā)端于直覺和感悟,無法有效地與西方的“科學”范式接軌;看中考據(jù)學的方法,因為它通過經(jīng)驗材料和邏輯分析的“實事求是”宗旨與西方的實證科學相通。這種厚此薄彼的結果,是以傳統(tǒng)詩話詞話為代表的詩文評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種名目繁多的《鑒賞詞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訓詁考據(jù)傳統(tǒng)的發(fā)展與變化。筆者以為,從文化相對主義眼光看,西方的“科學”范式只是文化多樣性中的一種,以此為普遍標準去衡量或統(tǒng)一所有的文化,難免遮蔽有特殊價值的“地方性知識”, 壓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與發(fā)展的多樣可能。對“科學”萬能的迷信隨著“賽先生”在現(xiàn)代學術話語中的霸權確立,早已被人們習以為常,不加反思。而直覺感悟的詩文評方式正是被以實證為尺度的“科學”霸權所壓抑,才瀕臨絕境的。現(xiàn)在西方人對其“科學”的迷信已打破(參看霍根《科學的終結》,中譯本,遠方出版社1997),這有助于我們反思“賽先生”的兩面性,重估詩文評方法的合理性。下面僅說明訓詁考據(jù)方法的一種可能的變化方向。
(一)《天問》注釋史上的爭議①
屈原《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闕利惟何,而顧菟在腹?”幾句,是對遠古流傳下來的月亮神話發(fā)問。由于年代久,那時的神話具體內容已經(jīng)不可詳知,所以后代學者對《天問》的理解和注釋就成了兩千年來的難題。自漢代以來注釋家大多認為菟即兔。王逸《楚辭章句》說:“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朱熹反對把“顧”釋為“顧望”,認為顧菟是一種兔子的專名。王夫之認為,月中并沒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狀的暗影,正是這種暗影使本來又圓又亮的月亮在體形和光明上都受了虧損。屈原寫這兩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規(guī)諫那些包容小人自損其明的人:你們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
以上各家解說,盡管有分歧,但在月兔這點上是一致的。20世紀聞一多寫《天問釋天》(《清華學報》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舊說:月中獸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語言學,訓詁學上的證據(jù),列舉理由11條,考證“顧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認為月中有蛤蟆的神話早在戰(zhàn)國時就存在。自此以后,學者多采聞一多說。湯炳正也以訓詁材料為據(jù),提出“菟”為虎說。這樣,月獸之爭從兩種發(fā)展的三種,爭論基本在訓詁學的圈子里進行,是非難辨。
(二)二重證據(jù)與比較文學
1973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帛畫的發(fā)現(xiàn),使兔子與蛤蟆之爭再度興起。根據(jù)這幅在地下沉睡兩千年的古畫造形,一輪紅日上有只黑烏鴉,一彎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長沙本為楚國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區(qū)。帛畫中神話題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遠,人們自然會把畫中所描繪的月亮神話同《天問》的相關內容相聯(lián)系,對以往注釋上的爭議重新考察。這正是由考古發(fā)現(xiàn)的第二重證據(jù)給傳統(tǒng)訓詁考據(jù)方法帶來的重要變化。
與此同時,海外有學者提出中國的月兔傳說是從印度輸入的。鐘敬文先生發(fā)表《馬王堆漢墓帛畫的神話史意義》(《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輯)一文,維護聞一多的月蟾說,同時駁斥外來說:“因為印度傳說帶有深厚的佛家說教色彩。中國早期關于月兔的說法,卻不見有這種痕跡。”“產(chǎn)生在中國紀元前的月兔神話,為什么一定是從印度輸入的呢?”稍后,季羨林發(fā)表《印度文學在中國》一文,正面反駁聞一多的“蟾蜍”說,肯定傳統(tǒng)的月兔說,并也認為是從印度輸入,因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話。(《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第120-136頁)
兩人在月兔神話來源上的觀點針鋒相對。月兔神話是土產(chǎn)還是外國進口呢?按照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原則,需要找出“事實聯(lián)系”,方能判定兩個文化之間的文學交往關系。雖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別提到了對方國家的名稱,如《山海經(jīng)》稱印度為“天毒 ”,印度史詩中稱中國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書《治國安邦術》還提到“支那產(chǎn)的絲”,可是要使輸入說成立,應找出文學交往的具體途徑和證據(jù)。在沒有交往的場合下,不同國度也完全可能產(chǎn)生相似的神話傳說,這是非輸入說立論的基點。
從月兔月蟾月虎的爭論,發(fā)展到月兔神話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爭論,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在方法上已經(jīng)歷重大變化。二重證據(jù)的應用和比較視野的引入,都使國學的封閉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態(tài)也發(fā)生相應的變化。用外國的、文化他者的東西,來說明本土的東西,開始被部分人接受,當然也引發(fā)了不少懷疑和反對。
伊榮方《月中兔探源》(《民間文學論壇》1988年第3期)一文,從月與兔的周期性變化的吻合點來解釋月兔神話的類比理由,把問題引向月與兔關聯(lián)產(chǎn)生的神話思維基礎的層面:兔子生理上的特點是:后約一個月(29天)產(chǎn)小兔,產(chǎn)兔后馬上能進行,再過一個月又能生產(chǎn)。兔的這些特點與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關于月兔觀念產(chǎn)生的時間,他以為遠遠早于屈原,理由是5萬年前的山頂洞人已有獵兔之習,“中國人對兔的觀察認識至少在5萬年前就已開始”。雖未直接反駁月兔神話外來說,但是說5萬年前山頂洞人已有對兔的觀察,顯然要把這一神話“專利”發(fā)明權落實在本土。不足的是,無法證明有獵兔行為人就有月兔觀念;而且5萬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國人”,那時“中國”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與月蟾的神話想象之根據(jù)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說的訓詁是否可靠,僅從訓詁學考據(jù)學本身無法判定;僅從中印文學的對比看,也還不能獲得全景性的總體關照。
(三)三重證據(jù)與跨文化闡釋
馬王堆出土的帛畫表明,月中兔與月中蟾未必是對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還可看到,月兔與月蟾觀念都不是哪個文化的專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說則相對罕見。“對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動物英雄。我們想起了美國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與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話一模一樣。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話中,玉兔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個“偉大的自然神”,一種了不起的精神實體。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7頁)從這個事實看,一旦把眼界從《天問》的注釋史拓展開來,國別文學的問題就成了比較文化的問題。某些神話觀念和原型的發(fā)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沒有“事實聯(lián)系”的情況下,不能證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觀念來自印度,同樣也難以證明《天問》的月兔說傳自印度。同月兔一樣,月蟾或月蛙觀念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也非常普遍。
關于蛙或蟾的神話象征意蘊,瑟洛特(J.E.Cirlot)《象征詞典》(p.114—115)是這樣介紹的:青蛙代表著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轉換,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轉換。這種和自然生殖力的聯(lián)系是從它的水陸兩棲特征引申而來的,由于同樣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動物(a lunar animal),有許多傳說講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還出現(xiàn)在種種求雨儀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標志,她幫助伊西絲女神為奧西里斯舉行復活儀式。因而小蛙出現(xiàn)在泛濫之前幾天的尼羅河上被認為是豐殖的預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與創(chuàng)造和再生觀念相關的主要的一種生物。這不只因為它是兩棲動物,而且因為它有著規(guī)則的變形周期(這是所有的月亮動物的特征)。榮格在此之外還提出他的見解說,在解剖學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動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種。因此,民間傳說中常常有王子變形為青蛙的母題。
那么,蛙蟾類變形動物是在什么時代、怎樣進入神話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記載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線索只能到書面文學出現(xiàn)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絲所著《女神的語言》一書,對此很有幫助。她考察了舊石器至新石器時代數(shù)萬年間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圖象,得出有關“女神文明”的論點,該文明由于覆蓋空間廣大,持續(xù)時間久遠,形成了在整個歐亞大陸通用的象征語言,表現(xiàn)為各種常見的象征生命賜予、死亡處置和再生復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則又育”功能的體現(xiàn),其中的一種象征模式被稱為“再生性的子宮”(regenerative uterus),分別以動物形象或擬人化形象出現(xiàn)。象征再生性子宮功能的動物形象是以下8種:牛頭,魚,蛙,蟾蜍,豪豬,龜,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擬人化形象則主要是魚人、蛙人和豬人3種。(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所以盡管它們與野兔的意象同時作為再生的象征而進入神話想象的世界,但是數(shù)量方面的優(yōu)勢在考古材料中還相當明顯。僅從吉巴塔絲《女神的語言》和《古歐洲的女神與男神:6500-3500BC》等書例舉的圖象資料看,蛙蟾之類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對照中國考古學近年的發(fā)現(xiàn),情況也是相似的。諸如半坡彩陶和馬家窯陶器上的蛙紋與蟾蜍造形,我們已經(jīng)司空見慣。兔的形象則相對少見。
關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語言產(chǎn)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絲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有相當成熟的看法。一般認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經(jīng)現(xiàn)象是使史前人類產(chǎn)生驚奇感、神秘感,進而導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當代的比較神話學家魯貝爾在她的《包玻女神的變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話》一書中指出:“女陰是舊石器時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種象征。其時間從公元前3萬年開始,它沖破各種壓抑的界限,作為一種意象遺留后世。艾紋.湯普森注意到,“女陰的這種神奇的特質似乎主宰了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想象力。但是女陰又是巫術性的傷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節(jié)奏與月虧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學的表現(xiàn),而是宇宙論的表現(xiàn)。月亮死則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當她有10個月不流血時,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據(jù)此不難想象,舊石器時代的人是怎樣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樣奠定了宗教宇宙觀的基礎。”(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對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敬畏和崇拜,貫穿于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從史前進入農業(yè)文明,女神信仰時代傳承下來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魚、龜、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動物化身形象也流傳后世,只是它們的原始象征意蘊逐漸變得復雜和模糊了。信仰和巫術性的色彩日漸消退,文學性和裝飾性則日漸增強。
從跨文化的大視野回到古籍《天問》注疏的爭端,我們還會偏執(zhí)地在訓詁學的小圈子里打轉,做非此即彼的判斷么?就連嫦娥和不死藥之類月神話的象征物之由來,也變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詩人陸龜蒙在他的詩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與蟾兩種原型意象巧妙結合為一,
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于影視作品的作用
(一)為影視作品提供了大量的題材
中國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珍貴財富。影視行業(yè)根據(jù)古代比較著名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創(chuàng)作了一部又一部的經(jīng)典影視,例如《三國演義》《紅樓夢》《貞觀長歌》《水滸傳》《康熙王朝》等,這些影視作品在人群中廣受歡迎與認可。
同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在國際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例如美國的《功夫熊貓》。在這部影視作品中,大量的出現(xiàn)了中國元素,例如中國功夫、山水、太極、瓷器、毛筆字、中式建筑等,甚至影視的配樂也是采用中國民樂。同時,中國的四大名著在被改變成經(jīng)典的劇作后,還有很多導演等進行翻拍,由此可知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與價值。
(二)為影視作品提供了無形的精神支持
從古至今,中國依然繼承了團結統(tǒng)一、勤勞勇敢、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等中華民族精神。在各個影視作品中,這些精神已經(jīng)成為了影視文化的精神支持。在歷史上,當中華民族面臨危機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迸發(fā)出強大的愛國激情,例如在《北洋水師》《》《林則徐》《》《八國聯(lián)軍》等影視中,充分展示出了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這不僅表達了對愛國志士的尊敬之情,而且還體現(xiàn)了對愛國主義精神的認同。
此外,影視文化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誕生,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道德標準、審美情趣以及文化心理等。忠孝―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在《集結號》《情系故鄉(xiāng)》等影片中,把中華民族的忠孝精神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從而使得這些影視作品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為影視作品增添了意韻之美
在我國繪畫、詩歌、音樂、書法、戲劇等等藝術中,都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追求意韻之美,從而給觀眾留下一種不言的意韻之美。當然我國影視文化也受到這種傳統(tǒng)美學的影響。例如在《臥虎藏龍》中,從人物到音樂,再到影像,無一不詮釋著我國傳統(tǒng)的意韻之美。《城南舊事》《巴山夜雨》《我的父親母親》等影視將主觀感情融入客觀景物中,寄情于景,從而體現(xiàn)出我國電影意蘊的創(chuàng)設。
二、影視作品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
(一)較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資源
國務院在2006年期間公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主要包括有音樂、舞蹈、民間文學、曲藝、戲劇、美術、雜技、競技、傳統(tǒng)民藥、民俗以及手工技藝等。這些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一般都受到了地域性、民族性以及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影響。同時再加上現(xiàn)代多元文化的沖擊,這些資料有限且記錄相對比較單一,嚴重者甚至還面臨著失傳的危機,這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十分不利。而影視作品可以直接地保留民間藝術、音樂以及武術等文化遺產(chǎn),為后人的繼承和發(fā)揚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jù)。例如影視片《最后的記錄》,該片講述了在陜北的北部地區(qū),已有100多年歷史的皮影戲班子的故事。皮影戲的沒落讓人們感受到真實生活和體驗藝術的同時,為皮影戲的即將失傳感到扼腕,這類影視作品對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起到了一定的傳承作用。
(二)有利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廣泛宣傳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影像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影視作品,而影視作品隨著我國的發(fā)展而趨向于商業(yè)化和國際化,從而加快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速度并拓寬了中國文化傳播的范圍。例如在影視劇《精武門》中,該影片向全球的人們展示了中國武術的魅力從而使中國武術得到了全球廣泛的關注。
《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等影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曲解,但是影視作品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功能是無法否認的。在北京奧運會開幕期間,孔子三千弟子的朗誦和擊缶而歌的質樸、《清明上河圖》的恢弘氣勢、活字印刷術的表演、木偶京劇的喜悅盎然、絲綢之路的困苦艱辛等以美麗的畫卷作為載體,將浩然大氣、意蘊豐富、悠久綿延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展現(xiàn)在全球人們的眼前,同時也向世界傳播了中國的神韻之美。
三、影視時代下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播策略
(一)改編經(jīng)典的文學作品
目前,很多影視與文學之間的改編已經(jīng)成為一種潮流。優(yōu)秀的、經(jīng)典的古典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財富,也是影視創(chuàng)作的重要題材。從詩、詞、歌、賦到小說,大量的古典文學被改編成影視劇作,其中四大名著的改編便是小說和影視完美結合的經(jīng)典。在改編古典文學的時候,需要借鑒優(yōu)秀的古本改編經(jīng)驗,爭取做到忠于原著,忠于歷史。在影視中能夠真實的反應時代背景、歷史文化以及歷史人物。同時,古典文學的改編不能脫離文學本身的美學特點,利用現(xiàn)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將古典文學中的意蘊之美展現(xiàn)在觀眾的眼前。
(二)拍攝優(yōu)秀的紀錄片
在各種影視作品中,記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紀錄片不僅是一種發(fā)揚和繼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方式,也是一種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反思的方式。紀錄片具有科學性強、信息量大等特點,對文化交流和文化傳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國豐富的人文資源和自然資源為紀錄片的拍攝提供重要的前提條件。
例如《望長城》《故宮》《復活的軍團》《絲綢之路》等,這些紀錄片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解讀。雖然我國的紀錄片與發(fā)展比較成熟的國外紀錄片相比,具有吸引力小、結構慢等問題。但是只要今后的紀錄片能夠借鑒國外優(yōu)秀的經(jīng)驗,不斷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手法、加快節(jié)奏、設置懸念與沖突等,便能夠更好地實現(xiàn)介紹、發(fā)揚以及反思傳統(tǒng)文化的目的。
(三)利用影視作品加強對青少年的學習
現(xiàn)代社會的時代背景日益復雜,傳統(tǒng)的道德品質和傳統(tǒng)文化正在流失。受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國現(xiàn)在的青少年傳統(tǒng)文化觀念比較薄弱,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因此必須要加強青少年對中國文化的教育。為了培養(yǎng)青少年的學習興趣,可以把蒙學課本改編成視頻和影視。例如動畫片《五子說》是根據(jù)漫畫而改編的,該動畫片以講訴故事為主,將孔子、老子、孫子、孟子、莊子等的思想觀念、為人處世等道理活靈活現(xiàn)的表達出來,無論是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是現(xiàn)代青少年學習的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