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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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一、哲學解釋學概述

顧名思義，解釋學是對理解的理解，可以狹義界定為關于理解的學說。解釋學又叫"詮釋學”。解釋學廣義上是指對于文本的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哲學或理論，它強調忠實客觀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釋學中固然很重視“理解”，而這種“理解”隨著解釋學的不斷演變發展而呈現出越來越廣泛的趨勢，囊括了對自然，社會和文本的理解。解釋學既是方法論問題，也是認識論問題，即通過各種方法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意義，它高度重視文字資料。

回顧解釋學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將它分為：

1, 古典解釋學：解釋學的第一 階段，興起于19世紀，主要代表是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方法論解釋學。

2, 現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二 階段，開創于20世紀，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他們把對解釋學的研究由認識論和方法論性質上升為本體論性質，并逐漸發展為哲學解釋學。

3, 當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們認為應該在全新的基礎之上重構文本的客觀性。

二、解釋學與新聞傳播學的關系探討

1, 解釋學的“文本觀”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給“文本”下的定義是通過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也就是說，無論形式如何，我們解讀的文本應包§所有書寫來的東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聞傳播活動中，則是指由特定的符號語言系統組成的供受眾進行觀賞的特定新聞表現形式，它應包括報紙和雜志上的消息，通訊，特寫以及廣播，電視，網絡等等眾多的形式。但是，從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從根源上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論和學說都是在對一定‘文本’解讀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而人類的生活實踐是一切解讀的最終文本。”由此可以看出，當今社會科技飛速發展，那些廣播中的音頻，電視中的視頻，網絡中的多媒體的新聞作品理應在文本解讀的行列之中。

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文本選擇至關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夠把新聞事件或新聞事實真實，客觀的呈現出來，決定著它能否最終成為新聞而報道出來。可以說，真實和客觀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縱觀某傳播過程，我們不難發現，當一新聞作品問世以后，受眾對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為基礎，他們希望自己的解擇與新聞事實的實質內容保持一致。其實，這種“一致”理論上是一無止境的“對話”過程。但是，每一新聞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加之受眾的觀賞時間受限，這樣的“對話”過程在現實中是一有限的過程。

2, 新聞事實與“解釋的事實”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這似乎揭示了“新聞=事實”這定理.但是新聞文本的事實雖然是實際發生的事實，但它是傳者最終選擇的事實。也就是說，傳者在事實成為新聞的過程中充當了“把關人”的角色.傳者首先要根據新聞傳播價值衡量現實事實.然后選擇性地對事實加以報道.從而構成新聞文本要傳播的新聞事實。

解釋學認為，偏見產生于理解的歷史性，理解的這種“歷史性”使得原本純正的“客觀性理解”站不住腳。伽達默爾指出，“不是我們的判斷，而是我們的偏見構成了我們的存在。”盡管新聞文本要求真實客觀，但客觀事實是一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新聞報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終的新聞報道取決于傳者所看到的新聞點，新聞點的選取在于傳者既定的傳播主體意識中。不同的傳者會有不同的閱歷，在對某1、新聞事件的背景，來龍去脈進行探究和采訪的時候，記者往往會憑借自己固有的知識經驗來推斷某一事件的發展態勢，這樣被報道出的新聞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

3, 解釋的語言載體與新聞文本的意義生成

眾所周知，一完整的新聞傳播過程包括事實—新聞—傳播者—受眾。那么，新聞文本的生成也就是傳播者先形成思想意義.再編輯信息材料，然后再選擇符號載體。

語言是解擇學重點強調的一載體。解釋學認為，語言在解釋和理解中扮演了橋梁的作用，無論是何種解釋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對話中進行，也就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伽達默爾曾提出“語言游戲說”。他指出，解釋活動的雙方（解釋者與文本）的互動對話就仿佛處在游戲中，表現出一種自由呈現的結構。文本生存于這種結構中，作為游戲的一方，其語句的內涵意義也來自對話的情景。情景不同，意義則不同。

新聞文本的解釋即新聞語言的解釋。人們R有掌握了新聞語言才能準確把握新聞文本本身的內涵。人們通過語言來表現對世界特有的觀點或態度，R有語言才能本真表達人與世界的本質聯系。語言把新聞傳播者與世界，與受眾連接起來，在什么樣語言下.就有什么樣的新聞事實。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為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對于新聞傳播者來說，正確使用解釋的語言載體，才能更好的詮釋新聞真正的文本意義。

4, 解釋學的“問題視域”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問題視域”是伽達默爾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講，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它是指立足某1、點，向這1、點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所說的“問題視域”與我們平時所說的“問題意識”其實是一樣的。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受眾R有取得一定的問題意識，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聞文本的內涵。

實際上，真正還原新聞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裝著半瓶酒的酒瓶，樂觀者說：“瞧，還有半瓶酒呢！”悲觀者說：“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讀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樣，新聞的真實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受眾在不斷理解新聞文本的循環中，看侍問題的“視域”不斷被擴大或轉移，從而使得他們的“問題意識”也不斷被激發，"問題意識”的符號意義不斷轉換，這種轉換最終又會通過回到真正理解新聞文本中體現出來。

從一方面講，新聞傳播中的受眾作為解釋者，其有無問題意識影響著文本的解釋，所以，新聞傳播中應盡可能激發或引導作為解釋者的受眾的“問題意識”，從而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另一方面.對新聞事件的解讀又受到文本的制約，新聞報道中出現的各種評論，各種解釋都在調整和更新著讀者的“問題意識”,促使讀者對新聞的解釋不斷深人和變化。因此，在新聞傳播實際活動中，新聞報道應與多數受眾產生“視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結語

解釋學作為一種起源于文本闡釋而又發展為主要是人文學科理解研究的哲學，它與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處。解釋學的許多觀點為我們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支持，在新聞傳播中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從解釋學視角來看，新聞傳播實踐應從“文本選擇”和“問題意識”兩方面汲取思維資源，拓寬新聞研究視野，提高新聞從業者的素質，增強新聞文本的客觀性，從而使新聞傳播學如虎添翼般苗壯地成長。

第2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第3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第4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一、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概況

二十多年來新聞傳播學教育規模的擴大和辦學層次的提升對新聞傳播學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層次的教育，據教育部高教司統計，截至2005年全國共有661個新聞學類本科專業點，其中新聞學209個，廣告學232個，廣播電視新聞學146個，編輯出版學50個，傳播學24個；研究生層次的教育，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紹，在經過十輪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審核工作后，目前全國共有新聞與傳播學碩士點123個，其中新聞學60個、傳播學63個；博士點19個，其中新聞學10個、傳播學9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6個；另有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后流動站3個。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涂光晉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中心黃旦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研究中心胡正榮教授、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張金海教授、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建偉教授根據此前的調研，分別就國內新聞學、傳播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編輯出版專業的研究生教育情況做了專題報告。綜合各專題報告的統計，目前各專業師資情況如下表：

總體而言，各專業的師資狀況呈現出高職稱、高學歷和年輕化的特點；在研究方向設置及專業課程設置上，普遍呈現多樣化的特點，研究方向設置寬、窄不一，而且仍有擴展的趨勢。調查者認為，這種趨勢反映了學科建設的繁榮，但繁榮背后潛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學科邊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學校將廣告學專業歸屬于新聞傳播學，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經濟、管理、文學、藝術等學科；編輯出版專業在不同院校分屬于出版編輯、出版發行、文藝學、新聞傳播學、紙漿造紙工程、圖書館學等；傳播學的學科定位與邊界不清也導致傳播學科專業特性不清、課程體系缺少規范以及研究生培養目標的含混。

二、新聞傳播研究生教育的問題、建議與對策

1.關于優化學科結構

學科結構的調整是本次會議的熱點和焦點，引起了代表們的熱烈討論。一種意見認為目前新聞與傳播學下設兩個二級學科，整體結構偏小，建議通過修訂二、三級學科目錄、增設二級學科以調整結構、夯實中堅力量。這樣有利于進一步厘清學科邊界，回應其他學科的蠶食之勢，維護本學科的整體權益。胡正榮教授認為目前廣播電視專業與社會的互動進一步密切，學科發展態勢良好，已有幾年一級學科授權單位自主設置了廣播電視學博士招生方向，應當將其設置為二級學科，有利于學科內涵的建設。張金海教授、廈門大學黃星民教授等建議，將廣告學提升為二級學科，既將其專業歸屬明確到新聞與傳播學，也可為廣告學的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李建偉教授、南京大學張志強教授等則認為編輯出版專業晉升為二級學科條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則認為，在優化結構的同時更應關注學術品質和學理基礎的建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董天策教授指出，學科結構的調整應當以學科內涵和學術成就作為重要參照指標，應當著力提升學術品質和內涵。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教授認為，二級學科不宜設立太多，應當考慮這些學科的學理基礎。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方曉紅教授認為，結構調整需要考慮學科本身的生存與發展，如果將其他部分從傳播學中抽出設立二級學科，傳播學可能會被架空。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教授指出，傳播學科本身具有跨學科性質，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趨勢，既面臨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養復合型人才的機遇；另一方面，媒體工業發展趨勢下，傳播手段的融合性也會越來越強，因此不能只考慮為單一媒體提供人才而增設二級學科，而應當立足于發展多元傳播學教育。

2.控制研究生規模

據不完全統計，當前新聞傳播專業在校學生約10萬，教師約1萬人，教授約1000人。就發展速度和數量來看，新聞傳播教育發展超常規，專業點過多過濫。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羅以澄教授介紹，自1983年以來，新聞學類專業點保持連年高速增長，幾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幾何級態”來表示這種增長狀態。

就本次五個學校提交的調查的報告看，新聞傳播專業一位導師所帶研究生的人數大約在8~24人之間，半數以上導師與研究生見面的時間難以保證。胡正榮教授介紹，“一個茶壺配若干個杯子”是對高校研究生培養中一個導師帶若干弟子現象的生動描述，這種現象導致每個學生分配到的資源非常有限，嚴重影響了研究生教育的整體水平。而且糟糕的是，這種現象普遍存在！與會人士認為，新聞傳播教育規模偏大，需要控制。黃旦教授代表會議主辦方建議：建立碩士點的準入與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聞學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和學科評議組共同牽頭，研究并提出切實有效的評估及檢查方案。

3.關于提升教育質量

“培養目標不明確”是目前我國碩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問題，“大學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趨勢同樣出現在新聞傳播專業。碩士生培養目標究竟應以研究型人才為主還是以應用型人才為主？

與會代表普遍認為面對社會發展的多元化，既應肯定研究方向開設的多樣性、人才培養的個性化，同時也應注意學術規范和人才規格。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芮必鋒教授認為：新聞傳播教育不要被傳統學科、市場和宣傳部牽著鼻子走，而應培養分析能力強、有獨立思考意識的人才。華中科技大學信息與傳播學院院長張昆教授認為，研究生培養應存在著“一”和“多”的矛盾，即單一的培養模式和要求與多樣化的生源(來自不同學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標之間的矛盾。西北大學楊立川教授主張，碩士生培養應定位于有較強業務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線人員，作為業界與學界的連接。

代表們普遍關注研究生規模擴張后的培養質量問題。涂光晉教授認為，應當加強對新建專業的適當檢查和招生規模的適度控制。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張志強教授認為，強調研究生培養質量需要政府監管、學界指導和學校自律三個方面的力量。方曉紅教授等則認為，研究生培養的規模與質量應當建立自我約束機制，過度強調自上而下的評估有可能會制約發展。羅以澄教授介紹了他在英美等國考察的情況，英美等國的專業評審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專業評審委員會認定，同時努力獲得社會認可。

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來源廣泛，來自外語、文學、工科等跨學科的學生增多，而來自經濟、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其它社會科學的較少，因此應當慎重對待學制問題，加強新聞傳播學基礎能力與研究能力的培養。黃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養的學制宜靈活，不能以犧牲質量來完成時間的縮短。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白貴教授批評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實用化的傾向，淡化了對新聞專業理想和職業道德意識的培養。

亞洲的新聞傳播教育如火如茶發展之時，英美新聞傳播教育界則在思考應對正在到來的新挑戰。據英國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紹，在英國不少新聞院系正在調整對策：適應瞬息萬變的產業對多種技能的顯著需要、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認可多重擇業的可能、適應國際學生而不是只注重國家特性、不同的學校采取不同的培養途徑等等。美國馬里蘭大學Thomas Kunkel教授認為，在美國整個媒介大環境和新聞工業正處于轉型期間：傳統新聞業持續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針對這種形勢，新聞院所更關注多媒體以及獲得多面向的傳播技能，同時亦試圖延續新聞專業主義技能與標準。香港中文大學陳韜文教授通過調查發現：從業者與學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問題的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廣博知識。他認為當前新聞傳播教育面對的問題有：信息科技沖擊傳媒的傳統邊界，社會加速變化需要適應能力強的人，全球化迅速發展需要更多擁有跨文化和跨境傳播素養的人，新聞傳播行業的短期需要與長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與后勁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陳教授認為應當改進課程設計。

4.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學位教育

第5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近期，一則記者苦勸高考“狀元”莫報新聞學專業的消息引發了熱議。據《現代快報》6月27日報道，今年江蘇省高考理科“狀元”吳呈杰原本對北大新聞專業很感興趣，但“這兩天，所有采訪我的記者都不建議我考新聞”，于是，小伙子糾結了，“我在考慮要不要讀金融”。

其實，類似的消息已經不止一次地被報道過。2013年，就有媒體過北京某高三女學生欲報考新聞學專業，記者當場勸阻稱壓力大，工作不定時，女生入行要慎重的消息。

與記者勸考生莫報新聞傳播學專業等正規媒體報道的消息相呼應的，還有很多調侃嘲弄新聞傳播學專業和新聞傳播職業的“段子”類“小道消息”。如網上傳的一首題為《2014新聞專業招生簡章》打油詩這樣寫道：“剛高考完畢，送給有志于新聞學專業的莘莘學子：理科毀一生，文科窮三代；你若學新聞，腦子被燒壞；值班干通宵，終生滿街跑；記姐尚未嫁，記妹色早衰；學長已謝頂，學弟天然呆；神州毆記多，總有你的菜；沒有金鐘罩，跆拳須黑帶；面對大砍刀，還得少林派。終年無假期，手機須常開；突發急先鋒，現場沖前排；新聞不歸路，微笑等你來。”

沒有從事新聞傳播教學工作的人，可能無法體驗學生在新聞傳播類專業和職業選擇上的“脆弱”。這樣的“脆弱”一半來自于即將面臨的沉重的就業壓力，一半則來自于學生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加之對未來職業的迷惘。不僅高考考生在填報專業志愿時顯得無所適從，就是已經錄取到大學里的大學生，也同樣會對自己已經選擇的專業產生猶豫和懷疑。

我所在的省份和學校公開允許學生在大學期間自由選擇轉到自己喜歡的專業，雖然轉到有些“熱門”的專業會存在一些競爭，但是，那些執著的學生基本上都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也正因為學校允許學生大學期間轉專業，我所了解的一些新聞傳播類學生從大一到大三都在糾結自己是否應該讀新聞傳播類專業。想轉換的專業也是五花八門。有的要轉到外語類專業，有的要轉到經管類專業，有的要轉到藝術類專業，還有的學生對機械設計感興趣，也有的要去學習飾品設計……當然，從各種各樣專業轉來學新聞傳播學的也大有人在。從我所在的學校來看，總體上，懷著做新聞傳播工作的夢想轉到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遠大于轉出的學生。

我認為，所謂專業和職業選擇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的。沒有任何一個專業或職業，包括那些所謂的熱門專業和職業，是適合所有人，是永遠“熱門”的。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專業、職業，實現自己夢想的權利，只要他的選擇是慎重的，是適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歡的，我們都應鼓勵他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從我個人的經歷來看，我也是從一個與新聞傳播毫不相干的專業慢慢通過自考、考研、考博，直至做博士后，轉行到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從職業選擇來看，也是經歷了企業、媒體、機關工作，再到現在學校教學工作的轉換。但是，除了最初的企業工作經歷與新聞傳播專業無關，后來一直從事的是新聞傳播類實踐和教學研究工作。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專業和職業選擇，而且認為新聞傳播實踐和教學研究工作是一項很有意義，我也很感興趣的工作。

我所做的有關新聞人具體從業經歷的研究發現，一些新聞從業人員承受過很多職業帶來的壓力、苦悶，甚至屈辱、傷害。特別是在一些新聞媒體市場化之后，很多新聞從業人員職業穩定感、榮譽感進一步降低，使得他們對自己職業的評價也進一步走低。于是，各種調侃新聞傳播職業的“段子”開始流行，出現了一些新聞人的自我調侃“已由自嘲升級到自辱”的狀況。但是，我認為，如果一個人對新聞傳播類專業和職業有興趣，新聞傳播類專業和職業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6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關鍵詞】事實說;報道說;信息說;傳播本位觀

新聞定義總類繁雜,分類的方式也是標準不一。目前來看,大多采用邏輯范式的分類標準,即屬加種差,按這個標準我們選取中國新聞史中相對權威,有代表性的若干定義作為研究文本,如下:

1. “事實說”

新聞者,乃多數閱讀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①

新聞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②

2. “報道說”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③

新聞是新近變動事實的傳布。④

3.“信息說”

新聞是經報道的新近事實的訊息。⑤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變動的信息。⑥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的信息。⑦

新聞是提一種傳達事物變動最新狀態的信息。⑧

上述“定義”是我國知名的新聞學者、新聞工作者多年學術與經驗的總結,是他們對新

聞這一社會產物最精煉的抽象與理解,因此,影響力與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必須肯定這些定義在其所處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具體意識形態下的合理性,這也我們做這樣一個研究的前提。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這三種“說”提出年代的時代性非常鮮明,這與我國媒介變遷的進程似乎有著微妙的對應關系。因此,筆者試圖從媒介變遷、信息傳播模式的變化的角度探析這種新聞定義演進的過程。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媒介的變遷過程是復雜的,所謂的變遷并非前一種媒介退出歷史舞臺,更多的是一種漸進的疊加的過程,或者說是作為主流媒介的主導地位的逐步讓渡過程。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關于新聞定義的三種學說與媒介時代大體上有這樣的對應關系:事實說――報業時代 報道說――廣電時代 信息說――網絡時代。下面我們通過具體的內容分析來研究、闡述承載新聞的媒介的變遷如何影響新聞定義的演進。

從選取的文本來看,“事實說”強調新聞的本源是事實,從定義本身來看:“多數閱讀者所注意”、 “ 廣大群眾欲知”,定義本身強調的是受眾一方的需求,可以說,“事實說”是典型的受眾本位的傳播觀。我們發現,在這種傳播觀下,傳方是弱勢的,傳播過程是通過“滿足需求”實現的。這就導致的傳播模式上是“多對一”的。那么這種“多對一”傳播模式與其所承載的媒介有何必然聯系呢?我們發現“事實說”的提出是20世紀初期,這一時期我國的民營報業已經相對發達,1917以后,報紙作為一門產業已經相對成熟,辦報更多的成為一種謀求利益的商業行為,而這種利益的實現最直觀的反映在報紙的銷量上,加之我國當時的廣告業基本是空白,受眾一定程度上說就是報紙最直接的消費者。這種看似“傳受”的傳播關系實質上是一種“買賣”關系,作為的“商家”的傳方的弱勢地位便顯而易見了。那么這一時期新聞的定義中所反應出的“受眾需求本位”也就不難理解了。

到了20世紀40年代,我國的廣播事業蓬勃發展。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正式開播,標志著中國廣播事業的開始。從此,廣播成為繼報紙之后傳播新聞的又一重要載體。“報道說”就是在這樣的媒介背景下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1943年在運動中提出了“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這一新聞定義。不難發現,“報道說”不同于“事實說”最跟本的區別在于“報到說”側重強調的是傳播的主體――傳方。與報紙時代的新聞定義不同,“報道說”不再強調受眾的需求,而僅僅是“報道”、“傳布”,而這種強勢的“報道”、“傳布”體現的則是傳本位的傳播觀。在傳本位的主導下,新聞的傳播模式同報業時代的“事實說”的新聞傳播模式相比也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這種傳播模式是“一對多”的。而這種一對多的新聞傳播模式與廣播、電視作為媒介的傳播模式也是不謀而合。此外,我們再對文本1.2進行比對發現,“事實說”強調受方需求,而“報道說”則更注重于時效性:“新近發生的”、“新近變動”。那么這種變化與媒介的變遷是否也有聯系呢?我們對報紙媒介與廣播、電視媒介進行比對發現,就時效性來講后者是優于前者的,報紙作為新聞傳播載體與廣播、電視相比,時效性顯得相對局限。報紙的發行通常是每日一刊或每周一兩刊,而且周期性相對穩定。這種特定的新聞生產與模式直接決定了片面強調“時效性”確無太大意義。相比之下,廣播、電視則有明顯的不同,這兩種媒介的出現使得“無周期、不間斷”的傳播成為可能,必要時可以與新聞事件同步,做到現場直播。在這種可能下,“報道說”所強調的“實效性”才變得順理成章。

提到“信息說”我們不可避免的要談到信息論的引進。信息論是一門用數理統計方法來研究信息的量度、傳遞和變化規律的科學。它是1948年美國科學家克勞德?申農在題為《通訊的數學理論》的論文中提出的。60年代是信息論的一個消化、理解的時期。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計算機的廣泛應用人們日漸的認識到信息的重要性,信息理念已經廣泛滲透到各個學科領域,推動其它學科的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中國新聞學定義引進這一概念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日臻成熟,這一時期也正直計算機、網絡普及的初期。網絡作為又一新興媒介的出現打破了以往媒介所固有的傳播模式,真正實現了互動傳播。與前兩個時期的定義相比“信息說”最大的特點是我看不到傳受本位關的對立,而導致這種中立傳受觀最本質的原因是網絡時代這種互動傳播模式的變化。也正因為如此,“信息說”成為學界廣泛認可的學說。我們似乎給新聞的定義找到一個迄今為止比較合適的“屬”,而這不僅僅歸功于信息論的引入,新媒介的產生和普及無疑是推動這一過程的最直接的因素,至少我們從傳播模式上看到了這種契合。

綜上,筆者認為,正是媒介的變遷導致了信息傳播模式的變化,進而推動了新聞定義的演進。

【參考文獻】

[1]徐寶璜:《新聞學》,1919年版,第7頁。

[2]范長江:《記者工作隨想》,1961年版《新聞戰線》,1979年第一期。

[3]:《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1943年9月1日版,第188頁。

[4]王中:《新聞論》,1981年5月版,復旦大學《新聞大學》第一期。

第7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開展雙語教學是我國高校在教學改革中的一項重要舉措。早在2001年，國家教育部頒布《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就明確要求各高校積極推動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教學。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傳媒業對新聞工作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需要培養越來越多的既懂專業，又掌握外語，既有國際視野，又了解中外社會與文化的高水平復合型新聞人才，這就促使我國高校新聞傳播學的教學進行相應的雙語教學改革與探索。

一、目前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的問題

（一）教學觀念上存在偏差

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師對雙語教學的認識不夠準確，僅僅認為用英語來上課，或授課過程中使用了英語就是雙語教學，這種認識使教師的雙語教學多流于形式，或者是把課堂教學的重點放在詞義解釋、翻譯分析英語句子上。而雙語教學其實質是一種學科教學，不是語言教學，更不是翻譯教學，是以教授內容為本文由收集整理主體的教學[1]。雖然雙語教學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學生英語能力的作用，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在雙語教學中英語并不是我們學習的主要目的，而是我們的工具，通過這一工具學習掌握專業知識才是雙語教學的主要任務。

（二）師資力量比較薄弱

雙語教學要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的水平。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我們有一支既有扎實的專業功底，了解新聞傳播學發展研究的前沿知識和動態，又精通英語能看懂英語原著和相關資料，并能流利地用英語進行溝通，傳授專業知識的教師隊伍。目前，我國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師資隊伍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缺口。大多數院校的教師的都是專業知識具備，而英語能力欠缺，這一現狀使雙語教學的推廣受到了很大的制約。

（三）學生的英語水平不均衡

學生英語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雙語教學的效果。我國不同地區的教育資源和教學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學生的素質和基礎也存在差異。高校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即使在同一個班級的學生，大家的基礎知識、學習態度、學習能力和英語水平也會有較大的差別。在新聞傳播學的專業劃分中，由于學生的招生類別不同，學生的英語基礎和水平也存在差別。例如播音與主持專業、廣播電視編導專業按藝術類進行招生，學生的英語基礎與新聞傳播學其他專業相比相對較弱，學生英語水平不均衡的情況勢必影響雙語教學的效果。

（四）教材資源匱乏

教材是教學的基本工具，使用合適的教材是雙語教學的關鍵環節。國家教育部在2001年10月召開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教學工作會議上提出，提倡編寫、引進和使用先進的原版教材。在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中，大多數學者主張使用原版教材。如毛家五、張文鋒認為雙語教學必須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沒有原版教材雙語教學就成了“無源之水”[2]。引進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多優點，信息量大，邏輯性強，案例豐富，語言純正，能讓學生在原汁原味的語言環境中接觸專業知識，能開闊國際視野，了解知識前沿。但原版教材也有諸多不足之處，比如專業詞匯多，篇幅長，閱讀難度大，編寫體例與國內教材出入較大，案例多以西方為背景，缺少中國案例，而且費用較高，所以使用原版教材開展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在實踐中，還存在較大的困難。同時由我國學者編寫的能夠滿足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需要的知識體系完善，學科思維新穎，案例豐富的教材尚未出現。

（五）教學方式落后

在雙語教學中，教學方法的單調乏味也會降低教學效果。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中，很多教師使用傳統的板書+口述的授課方式，不輔以生動的多媒體課件，不注意通過課堂討論、提問等方式進行有效的師生互動，來吸引和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由于語言的原因，學生本就興趣較低，注意力容易分散。這種以教師為中心、填鴨式、滿堂灌的授課方式，無疑會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降低，達不到預期的授課效果，常常事倍功半。

二、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的對策

（一）選擇正確的教學模式

關于雙語教學的教學模式，國防科學技術大學黃艷春認為，可以分為三種：維持型、過渡型和浸入型。維持型：一直保持著雙語教學幾乎同等地使用；過渡型：從母語多外語少過渡到外語多母語少，直至幾乎不用母語；浸入型：幾乎從一開始就完全采用外語而幾乎根本不用母語[3]。三種教學模式實施的難易程度是有差別的、對學生和教師要求也不一樣。維持型對師生外語水平要求最低，過渡型要求較高、浸入型要求最高。不同高校可根據自己的情況采用適合的教學模式。例如，在外語教學方面有明顯優勢、生源外語水平突出的外語類院校的新聞傳播學科教學可采用浸

入型教學模式，其他院校的新聞傳播學的教學可采用對師生英語要求相對較低的過渡型、維持型。這三種教學模式，不同的院校、專業或同一專業的不同年級，甚至同一門課程的不同階段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

（二）建設師資隊伍

較強的師資力量是雙語教學的保證。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的師資隊伍建設可有以下幾種途徑：

一是引進專業領域的留學歸國人員，這是雙語教學最理想的師資。他們熟悉教學內容，有最新的專業知識，了解西方的教學理念，而且可以克服語言的障礙進行知識傳授。

二是挑選教師隊伍中英語基礎好的教師進行培訓，并定期總結，交流經驗。有條件的院校可派教師到國外進行學習和培訓。

三是激勵教師在實踐中提高雙語教學能力，根據教師英語水平，分層次培養和使用。英語水平高的教師可安排在高年級進行浸入型教學，英語水平次之的進行過渡型教學，英語水平一般的可在低年級進行維持型教學。在教中學，在學中教，各盡所能，共同提高。

（三）提高學生外語水平

提高學生外語水平是促進雙語教學的重要途徑。在開展新聞傳播學雙語教學中要注意為學生營造一個英語學習氛圍和環境。結合學科特點組織各種活動、比賽，如英語播音主持、英語配音、英語詩歌朗誦、英語稿件采編等比賽，調動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培養對英語的興趣。在學校的校園網站、廣播站等傳媒平臺中多為學生播放英語新聞、英語電視節目和歐美電影等原汁原味的視音頻資料，使學生在學習、休閑、娛樂中不斷提高英語水平。

（四）分層次使用教材

高校雙語教學的教材選用上，目前有三種普遍的作法：一是使用中文版教材；二是使用國內學者在原版教材基礎上編寫的英文教材，這部分教材包含有漢英對照的內容；三是采用國外的原版教材[4]。在新聞傳播學的雙語教學中，對教材的使用不應“一刀切”，而應根據師生英語程度、課程、專業、年級等各種因素，分別采用。例如，在大一階段，學生專業知識儲備較少，可采用中文版教材，授課中對概念、案例等用英語講解。大二階段可采用原版教材基礎上編寫的英文教材，漢英對照的方式，有助學生進一步了解掌握專業知識，提高英語能力。大三、大四階段可采用國外原版教材，因為經過前兩年的學習積累，學生在專業知識、外語能力方面都有較大的提高，對原版教材的接受能力也更強。

（五）豐富課堂教學手段

第8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實踐教學報告

專業：廣播電視學

課程：大眾傳播學

姓名：劉陽

班級：

2021

級

3

班

學號：202110612309

指導教師：譚筱玲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制

實踐教學報告填寫說明

1、請根據實踐情況和指導教師要求如實填寫實踐報告。

2、指導教師根據學生實踐報告撰寫情況給予評閱意見并對每次實踐打分，采用“優、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級計分方法。對于成績不及格者，需要重新撰寫實踐報告。

3、本實踐教學報告適用于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專業、漢語言文學專業、漢語國際教育專業。

實踐教學項目名稱媒介產品的傳播方案

設計與實踐實踐日期第9周—

第17周

實踐教學項目目的和任務給自己的任一作品（文字、視頻等）設計一

個傳播方案，并付諸實踐

項目需要儀器設備名稱

小組成員馬凱、賀柳明、陳秋余、牛二團、劉陽、鐘

思如

實踐報告（可另附頁）

我們小組選取了組員劉陽同學的“災難與新生”（混剪視頻）作為我們的文化傳播產品，選取理由是：

在這個充滿罪惡與暴力的世界里，我們面對著各種各樣的不公平，災難隨時可能到來，絕望隨時可以浮于心底。每天我們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壓力，現實讓我們感到了無助于無奈，我們可能會覺得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好像是基督教所說“我們是來這個世界贖罪的”，但我們始終要相信這個世界終將是美好的，我們是世界的新生，要對這個世界抱著一絲希望，相信太陽會重新升起，相信明天會更好。

我們小組的傳播產品主要內容是：

1.科幻、戰爭、災難電影中毀滅、災難場景的拼接，前段主要是人類遭受的各種苦難——死亡、恐懼、戰爭，講述了人類在災難、毀滅性事件面前的渺小與無力；后段主要是人類戰勝災難與劫后余生的場景，告訴

我們希望終將來臨。這個視頻旨在說明雖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看似無能為力的世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災難與毀滅中探索到一絲新生的力量，這就是我們不懈奮斗的意義所在。

2.我們的傳播產品場面炫酷、背景宏大、音樂激昂，采用了15部美國大片中的經典場景，但是我們不僅僅追求炫酷的特技，我們運用混剪的手法，巧妙的拼接給他賦予了很深的思想主題，即符合當下年輕受眾的口味，又能讓他們從中領悟到電影背后的精神內涵。

受眾分析

我們把受眾主要定位在：一、核心受眾是本專業的同學以及身邊的朋友（約400人）；二、一般受眾是使用網絡等媒介的80、90后青年。

定位理由是：一、核心受眾與制作者距離比較近，宣傳成本低、效果好，更容易被說服，傳播效果更能及時獲得反饋，有利于我們的傳播分析。二、一般受眾普遍使用網絡，更能夠通過網絡媒介接觸到我們的傳播產品，且當下的80、90后正處于對.對生活的迷茫期，我們的作品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更大。

傳播渠道：

微博，微信，QQ空間，貼吧，現場發傳單

我們的傳播方案主要是：

一、針對核心受眾，我們主要通過在教室等集體場合當面向他們宣

傳我們的傳播產品，對我們的朋友，我們會通過口頭介紹與推薦的方式傳播。同時，我們也通過qq群、QQ空間、微信群、微博的方式，邀請好友觀看。

二、針對一般受眾，我們主要是將我們的文化產品在媒介平臺上，微博、微信、qq、貼吧以及優酷網上，通過他們的點擊量、轉發量來查看我們的傳播效果，同時也會跟他們線上線下互動，增強我們的事后反饋效果。

傳播效果

一、產生效果最大的是我們的核心受眾，在班級里我們通過各種解說、宣傳來讓同學了解認識我們的產品，宣傳后的一個星期內網上點擊量已經超過了3、00次，其中有120次是由我們身邊的同學、朋友點擊的，并且他們還會向他們身邊的朋友、同學推薦，使得我們的傳播效果更明顯，宣傳力度更廣。

二、一般受眾主要是通過百度搜索在優酷網點擊觀看的，他們的反饋效果很好，有30個網友在評論欄里點了贊或者做了一些對生活上的感慨評論，比如‘其實，生活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艱難與乏味，關鍵是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它’，當我們看到這些評論后，我們覺得我們的視頻起效果了，我們讓他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這是我們的最主要的目的。

反思與總結

一、我們選取的產品對象很適宜，一方面廣大青年朋友比較喜歡，

另一方面也有思想深度，讓我們對未來對生活充滿希望。整體上來說在制作水平、受眾分析與思想深度上比較符合大眾傳播的理念。

二、傳播效果影響小，原因分析：

1、“災難與新生”視頻制作水平有限，電影素材與背景音樂混搭匹配度不高，清晰度欠佳，傳播內容不夠生動。

2、對受眾研究不足，對其興趣與口味研究欠缺。

3、人脈不夠，宣傳推廣力度不夠，僅限于周邊人群的觀看，無法拓展開來。

小組成員分工：

劉陽同學負責制作視頻“災難與新生”的電影混剪及利用自己人脈資源的優勢，盡量在QQ空間宣傳造勢，發揮自己以一傳十，以十傳百的優勢效應；陳秋余同學利用自己微信好友圈的人脈資源，再一次擴大人群對“災難與新生”的關注；因為鐘思如同學在微博圈的粉絲相對其他同學更多，因此在此分工中她的比較優勢更大，她在微博圈的影響力更大，對進一步推廣“災難與新生”具有較大影響；資深吧主馬凱同學以自己的貼吧嘗試推廣“災難與新生”，也為網絡推廣貢獻出一份力，跟帖量為188；負責現場發單的牛二團同學和賀柳明同學，收獲的效果最小，大多數同學并沒有接受我們的發單，并且很多同學在接受后轉身及扔進垃圾桶，因此對于最后又多少人在接受發單傳播后觀看我們的視頻的同學，我們無法統計

第9篇：新聞傳播學范文

關鍵詞 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　議程設置理論　政治傳播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我國早在1983年就正式確立了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從2003年起，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逐漸呈“遍地開花”的發展態勢。可以說，新聞發言人的出現是政府在信息傳播中扮演主動角色的開始，新聞發言人可作為政府主動介入并積極引導公共輿論從而成功實現新聞執政的切入點與現實手段。

本文希望在對新聞發言人及其所代言的政府與媒體、公眾相互關系的探討中，對大眾傳媒與民主政治的關系、新聞發言人的傳播學定位進行分析。

一、新聞發言人――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特征

2003年年底起，我國各地紛紛出臺新聞發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龍江、浙江、廣西、重慶、四川、云南等15個省級政府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覆蓋了全國近一半的省級行政區。

由此可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種政府行為。現代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過程，是公眾對現代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訴求過程，這種訴求必然伴隨政府行為的民主、責任、透明、效益、法治和無私要求――這是對公共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訴求，這恰恰也是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傳播學解讀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通過議程設置對輿論進行控制，它根據國家的需要、公眾的需要以及政治運作過程的需要，設定政策議程，以此影響媒體議程。進而設定公眾議程，其中更多地表現了政策議程對傳媒議程和公眾議程的引導。

1　政府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調控大眾傳媒

新聞發言人制度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社會調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樣都屬于軟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這種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聞傳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聞界溝通，并通過新聞界和公眾進行溝通的方式。它通過信息源的有限性，協調政權、媒體和公眾三者之間的關系。從而比較隱蔽地引導輿論和控制信息。新聞發言人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確實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嘗試。

(1)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信息公開的有效形式

根據先生的新聞定義，對新聞傳播過程進行圖解，可以拆分為三個階段：

事實發生(信息源)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

顯然，構成這一運動過程的是三個環節，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新聞就不存在。換句話說，這三個環節構成了一個完整新聞的全過程。若在新聞形成過程，將新聞這一因素考慮進來，且把新聞形成的過程理解為政治傳播的時候，就會發現在“事實發生”和“及時報道”兩個環節中，新聞會成了新聞形成的一個新環節，即：

事實發生(信息源)政府新聞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

具體到上述政治傳播過程來說，實際上政府面對著兩個不同層次的信息受眾：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會大眾；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體記者。這兩個層次的受眾之間的關系是：雖然表面上看，政府新聞會針對的對象是新聞記者，但新聞記者只是新聞會主體和新聞會對象之間的橋梁，新聞記者有權力和義務及時高效地向受眾(公眾)報道所獲得的信息。也就是說，新聞會的對象最終是公眾。因此，政府應當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資源、擁有人民賦予的權威性和調節社會生活的權利，許多政府信息都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政府有責任讓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最大的權利機構，政府是一個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眾心目中擁有較高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在信息繁雜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對某一問題的認識和看法多樣，當人們無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聽到來自政府權威和統一的解釋和說明。這一點在危機時刻和重大問題面前顯得格外明顯，政府的聲音可以讓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充分發揮政府信息的主體作用

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種政府行為。政府作為體現人民利益、組織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控制社會運行的權力機構，其影響和作用遍及社會的各個領域，代表國家的形象，同時也是社會關系的樞紐。新聞發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務于政府職能的，其目的在于協助政府工作，協調政府與傳媒、與公眾的關系，從而協調社會的發展。

面對政治信息的特殊受眾媒體記者，政府應該了解記者甚至了解記者所代表的媒體的需求，并以滿足記者要求來尋求與媒體的合作。美國學者李普曼說，若非借助一種標準作業的方式，那么少數的人(記者)能夠顧全這么大的報道范圍，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記者常常必須經由別人的“告知”才能完成報道。由于大眾傳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去報道無窮無盡的新聞，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體對所有新聞都以“我在現場”來敘述、以目擊者出現在新聞現場是不現實的，更別說相對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體商業化下，記者的工作和收入越來越不穩定。任何采訪成本的增加就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幫助記者，就是幫助自己。政府給記者的“補貼”就是向他們新聞稿。而這些媒體除了付出記者的時間外，沒有花費任何采訪經費。就獲得了新聞。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現代社會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眾傳媒以實現社會控制的目的、媒體為滿足大眾的需求報道政府新聞會并節省了報道經費和精力、大眾希望政府信息公開以保障人民知情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發言人為當下政治新聞形成的具有決定性的一環簡直是“眾望所歸”了。

2　大眾傳媒通過議程設置影響公眾

議程設置的理念實際涉及的問題是：傳播如何圍繞特定的目的設置議題，使之達到影響社會、影響公眾輿論的效果，它是傳者和受者之間一種相互牽動、相互作用的雙向關系。傳播媒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以溝通、擴散、宣傳、教育、組織、協調、糾偏、排異等社會功能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影響，對人們的思想行為規范實施控制。議程設置是促進媒介更好地行使職責、發揮功能的一種方法。議程設置有三種功能：(1)在信息擴散之前，通過編輯實行限制；(2)通過增加信息量，強化信息環境；(3)對信息進行重新組合或解釋。它涉及傳播意圖和傳播效果的統一的問題。是建立在媒體對自身的定位和對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礎上。

在當代社會，大眾傳媒參與了“社會現實的構建”。即媒介的傳播，影響人們頭腦中對社會現實的構想。大眾傳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們的注意力。大眾傳媒只要對一些問題給予重視。集中報道。使某些事實從無數的客觀事實中凸現出來，并忽視或掩蓋對其他問題的報道。就能影響和

控制公眾輿論。而人們則總是傾向于關注和思考大眾傳媒注意的那些問題，并按照大眾傳媒給各個問題確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眾傳媒通過調動受眾的注意力，安排問題的輕重次序，從而間接達到控制輿論，左右人們的觀點和思想的目的。

結合傳播學中的守門人理論，可以對信息流動與議程設置之間的關系作如下圖解：

來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轉變成信息(MA、MB、MC)后，才傳給接收者(R1、R2、R31。守門人從各種信息中，按照議程設置的需要，選出那些他認為可以傳播的信息加以傳播。這個模式最有價值的一點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樣的。其不一樣的程度取決于議程設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當代的傳媒，沒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僅僅具有“注意力”也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大力提升自己的“影響力”才能使媒體的活動同社會產生雙向互動的“共振”。從而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加速器。毫無疑問，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夠幫助媒介完成這一社會使命。

3　新聞發言人通過提供消息來源引導媒體設置議程

從傳播學一般意義來說，“某種消息來源能夠為某一媒體設置議程，而某種媒體又能夠為公眾設置議程。這兩個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體現了政府設置政策議題來影響媒體議題，進而設定公眾議題，事先對新聞套人政府的定義之后，從而引導輿論。政府選擇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對哪些媒體，又應該以怎樣的口吻，從而表達對媒體議程的左右。消息來源不僅描述新聞事件的發生，更可透過對新聞事件的詮釋與評論，而成為新聞事件的“定義者”。由于新聞記者不可能出現在每一個新聞事件的現場，因此與其說一件新聞事件確實發生，不如說這一新聞事件曾經發生或將要發生。這就為新聞發言人留下了“說話”的空間。新聞制度正是通過“觀察者”來報道新聞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務新聞界的過程中，也服務了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