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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3月28日到4月2日,新華社一連六天發表“新華時評”,矛頭直指地方政府,痛批當前房地產市場亂象的根源所在―――土地財政以及腐敗所釀成的高地價高房價。文章指出,解決“土地財政”問題,當務之急是從制度安排上弱化地方政府“以地生財”的沖動。如何遏制沖動?文章建言,按照事權和財權相匹配的原則,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資金支持。而房地產調控,稅收杠桿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
相關評論:房價頻頻飆升,讓人不由感嘆“中國房價搭上了火箭”! 新華社評論切中了要害,道出了老百姓的心聲。許多人也由此推測,中央要出手打擊高房價。只是希望,不要光打雷不下雨,僅僅為物業稅的開征鋪路而已!
浙江豐田車主“補償夢”兩日破滅
3月29日,浙江省工商局表示,一汽豐田方面對其提出的制定時間表、上門召回、提供代步車、允許全額退還定金和補償經濟損失五項要求均表示接受。但是,國內第一次經濟補償召回車主的夢想只維持了2天就成為了泡影。一汽豐田汽車銷售有限公司總經理松木秀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將針對全國RAV4車主推出一個“三選一”的免費檢測服務,除此之外,不會對召回車輛車主(包括浙江地區)給予額外的經濟賠償。
相關評論:同樣的問題車,針對不同的市場,豐田對美國采取的卻是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態度,我們除了憤慨還是憤慨。但是,通過此次事件,我們也應該反思――假如我們的立法能切實保護消費者利益,外國企業不就沒法鉆空子了嗎?在華麗數字的背后,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中石油建議消費者加油時交消費稅
3月29日,中國石油財務總監周明春在深圳業績說明會上,建議成品油消費稅在消費環節征收,讓消費者加油時交消費稅,以真正起到一個提示消費者的作用。2009年1月1日我國正式施行新的成品油定價機制,以汽油為例,成品油的消費稅由原來每升0.2元提高到1元。目前的征收方式從煉油廠即生產端征收,由國稅向當地的煉油廠直接征收,有的地方還采取預征收的方式。國內能源專家韓學功表示,如果成品油消費稅從消費端征收,購買汽油時就會給一個明細,油價和消費稅分別是多少錢,這將有利于老百姓明明白白消費。
相關評論:不知道這家亞洲最賺錢的公司又在琢磨什么,難道真的是想讓老百姓得實惠?衷心希望那些坐在辦公室的領導不要老是琢磨老百姓的口袋,要多想想怎么樣來服務好大眾!
中國千萬富豪達87.5萬人
胡潤百富榜4月1日在三亞《2010胡潤財富報告》。這是胡潤百富榜連續第二年以省份和城市為單位,調查中國富裕人士分布狀況。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除香港、澳門、臺灣之外的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千萬富豪人數已達87.5萬人,相比去年增長6.1%。北京、廣東、上海三地千萬富豪人數占全國的近一半。
相關評論:87.5萬千萬富豪,這個數字著實讓人興奮,想想20年前,多少人只是做著“萬元戶”美夢啊!只是,希望這數字不是因為經濟泡沫!
《2009幸福指數調查報告》出爐:
賺到錢才能幸福
關鍵詞:農村居民;收入滿意度;幸福度
作者簡介:朱成(1977-),男,漢族,河南睢縣人,河南商丘師范學院教師,主要從事經濟管理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9-0035-03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戰略思想。和諧社會是協調發展的社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整體和諧的社會。人們較高的幸福感是維持社會和諧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是社會和諧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沒有占全國總人口56%的農村居民的和諧,就不可能有全中國的和諧;沒有農村人幸福感的提高,就不可能有農村居民對建設新農村全心全意的支持。如何在建設新農村過程中增強農村居民的幸福感,成為目前構建農村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幸福感是一種心理感受和體驗,但它不是縹緲無根的憑空幻想,脫離不開物質世界基礎。經濟發展是提高人類物質條件的保障,因此,經濟是幸福的物質基礎。研究表明,影響幸福的因素很多,但經濟因素依然是影響農村居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經濟因素與幸福之間的關系如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觀點,下面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討這一問題。
一、幸福及其測度
幸福是人們對生活滿意程度的一種主觀感受,是人們對生活各方面滿足程度的一種綜合體驗。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人的追求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步提高的,較低級的需求會因這種需求已得到滿足而成為人們幸福的基礎。薩繆爾森用數學模型建立了著名的幸福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此公式雖然不能計量但描述了與幸福有關的變量以及變量之間的關系:幸福與效用成正比,與欲望成反比;當欲望既定時,效用越大,幸福就越高。
幸福是一種感覺,是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家庭、事業等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滿足程度的心理的集中表現。在外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人所體驗到幸福的強度是不一樣的,這表明幸福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客觀環境的變化,幸福的強度也在變化,也就是說幸福具有變化性;另外,幸福感是一種綜合評價,是對工作、生活和生命狀態的整體滿意度評價,具有綜合性。因此,幸福是不易測量的,任何想用定量方法來研究幸福的大小都是不合適的。它就像西方經濟學上的“效用”一樣,不具有相加性,只有強度的不同。也就是說,對幸福的測度用幸福感的強烈程度――“幸福度”來表示是較合適的。
二、實證數據的搜集及整理
為了研究經濟因素與幸福度的關系,2007年10月,我們在河南省各地市的農村進行了一次“農村居民幸福度調查”,調查對象是河南省農村居民,采用隨機抽樣,指定專人調查。其中涉及有以下調查項目: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滿意度、給自己的幸福度打分(百分制)以及影響幸福的因素等。經過數據的科學統計和整理,得到以地區為單位的數據如下表。下面我們用這些數據做實證分析。
三、幸福與收入及收入滿意度的關系
西方學者賽利格曼認為,財富只是缺少時才對幸福有較大影響,可當財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財富與幸福的相關性就小得多了。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不一定就能給人們帶來幸福感,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即經濟發展超過臨界值(西方學者的觀點是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時,幸福感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就幾乎不存在了。中國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人民幣(河南省為3851.60元),還遠未達到臨界值,也即中國農村居民的財富還處于短缺狀態,按上述觀點經濟收入對幸福還具有很強的相關性。根據表1的數據 “家庭年人均收入”與“平均幸福度得分”的相關性分析。從散點圖可以看出,數據點分布比較散亂,呈現非線性狀態,計算的相關系數r=0.178647,這說明家庭年人均收入與平均幸福度得分之間的相關性極弱。
上述數據是河南省某一時點上的橫截面數據,不同地區由于經濟發展及收入來源的不同,人均收入也不同。既然河南省農村居民收入還遠未達到臨界值,那么按照賽利格曼的觀點,人均收入高的地區的人們的幸福感也應強,兩者應有較強的相關性,而實證結論卻相反。這里除了有數據的隨機性誤差影響外,我們還不能盲目否認賽利格曼的觀點,而應該從另一個方面考慮。經濟收入考察的是一個絕對量,它的大小在不同時點上沒有一個準確的評價標準,在同一時點上相同收入對不同的人或家庭其效用也不同,由此給不同的人或家庭帶來的滿足程度也不同,那么由滿足度產生的幸福感也不同。5000元的人均收入對于一個家庭可能很富裕,而對另一個家庭可能很不夠:子女上學、就業、成家、治病、建房、撫養老人等對不同的家庭負擔是不一樣的。因此,低年人均收入在低生活負擔下可能有高的幸福感,而高年人均收入在高生活負擔下可能有低的幸福感,兩者之間呈現較弱相關關系也就不足為奇了。
幸福脫離不開物質世界基礎,而經濟發展是物質基礎提高的保證。那么幸福與經濟發展必然有內在聯系。零點公司的調查也表明,在中國,無論城鄉,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有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從表2影響幸福的因素可以看出,經濟負擔占26%,排在第一位,說明生活成本是影響農村居民幸福提高的主要因素。在收入一定時,生活成本的高低決定著收入的效用大小,只有當收入與成本配比能顯著提高生活的物質水平時,收入的增加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而單考慮收入的提高不考慮生活成本的因素,未必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為了綜合考慮收入與成本的配比結果對幸福的影響,調查中選擇一個綜合性很強的指標――收入滿意度,它兼顧收入與成本,低收入與低家庭負擔相對應可能有高的收入滿意度,而高收入與高家庭負擔相對應可能有低的收入滿意度,也即收入滿意度是收入與負擔(成本)配比的結果,收入滿意度越高,收入效用能帶來的物質條件的提高越大,人們感覺到的經濟負擔越小,生活越輕松,幸福感就會越強。實證分析如下:利用表1中的“平均幸福度得分”與“收入滿意度得分”數據作相關性分析,做散點圖,從散點圖上可以看出,數據點呈直線分布狀態,用相關系數公式計算的相關系數r= 0.794,說明兩者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性。
國內外關于收入與幸福間關系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從最初的‘有錢即快樂’,到不存在或僅有微弱的相關關系,到第三階段‘有條件’正相關關系”3個階段的發展。這是不難理解的。經濟發展使人們的收入不斷提高,金錢給人們帶來的邊際效用不斷下降,使得經濟增長對提高幸福的作用不斷降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蓋普洛公司的調查也表明,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中先升后降,與經濟發展的曲線并不同步。問題出在哪里?2004年奚愷元對中國10大城市進行了一次幸福指數測試,在10大城市總體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2847元)、北京(2484元)和廣州(2556元),在城市總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別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2300元)和成都(1515元)則排在前兩位。生活在高收入的國家和城市的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生活很累、生活的壓力很大,高的收入背后是高的生活成本。經濟發展是收入提高的前提,而經濟發展往往又伴隨著通貨膨脹,物價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銷了收入的增加,而當兩者配比后者高于前者時,人們的物質水平就會下降,由此出現了經濟增長而人們的幸福下降的困境。至于收入與幸福間“有條件”正相關,除了研究者們指出的人們自身的內在因素和外在客觀環境外,還應包括收入與生活成本配比能提高物質生活水平這一重要因素。
四、結論
哲學家休謨說過:“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于獲得幸福”,也即在人類生存需要滿足以后,社會發展的目的不再是財富最大化,而是人們的幸福最大化。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應以提高農村居民的幸福感為主旨,而經濟收入依然是影響農村居民幸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這就要求我們正確看待經濟發展與幸福間的辨證關系。首先,幸福是人們的主觀感受,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對于不同的人,影響因素的權重也不一樣,經濟收入只是影響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對幸福的影響程度還取決于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也即經濟發展不是“萬能”的,它不是解決農村居民幸福的“萬能鑰匙”;其次,經濟的發展是物質水平提高的保證,是幸福的物質基礎。經濟收入增加與幸福度之間不一定有統計上的相關性,但經濟發展是農村居民幸福的基礎,沒有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就不會有農村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即幸福離開經濟發展是“萬萬不能”的。
在研究農村居民經濟收入增加對幸福的影響時,應該把家庭收入的增加與家庭負擔的增加結合起來考慮,只有兩者配比的結果能顯著提高農村居民的物質水平時,經濟的發展才會提高農村居民的幸福感。近些年來,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旨在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負擔,然而,農村居民的幸福度并不容樂觀。調查顯示,河南省農村居民的平均幸福度是66.17分,在農村居民的收入持續提高,生產、生活成本也在大幅提高,農村居民一邊享受著國家恩惠甜蜜的同時一邊卻承受著生活負擔增大的苦澀,農民的幸福感能提高嗎?因此,國家在制定農村政策和發展規劃時,應兼顧經濟發展與人們幸福感的提高。在強調農村居民收入增加這一硬指標的同時,更不要忘記切實降低農村居民的經濟負擔,再把幸福感這一軟指標的升降作為農村政策制定成敗的標準,相信農村居民在享受農村現代化帶來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和生活質量日益提高的同時,幸福感也會隨之增強,那么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的幸福感不隨經濟發展增加的困境也將不再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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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幸福感影響因素 社會保障
我們首先就課題本身研究了它的背景與意義。一方面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們了解到兩方面的背景內容。(1)新生代農民工地位與客觀現狀是他們雖已成為社會主體,但身份仍然尷尬。之所以說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主體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為8487萬,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已經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68.6%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在這里,我們主要研究廣東地區農民工。雖然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整體較高;大多數人不再“亦工亦農”,而是純粹從事二三產業;就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工作勤奮,仍是吃苦耐勞的一代。并且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成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2)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現狀不容樂觀,略低于傳統農民工。他們的幸福感顯著低于本地城鎮居民,而且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另一方面,我們從各種媒體新聞雜志了解到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意義。農民工幸福感是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重要“晴雨表”,是幸福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城市在吸納農民工為其經濟社會發展添磚加瓦的同時,要考慮如何為農民工們提供服務,使他們能夠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更好地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這既是構建和諧社會、幸福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體現和諧社會、幸福社會建設成果的重要指標。從另一個方面講,隨著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和社會階層關系的復雜化,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各種矛盾相互交錯,日益復雜微妙。各階層或利益群體的幸福感,都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某些矛盾的存在和本階層的利益訴求。如果不能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和矛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就要受到威脅,和諧社會、幸福社會建設就要受到影響。
接著我們就這個課題提出了課題研究計劃。我們確定了課題的重點難點并明確了我們的創新之處。我們認為這個課題的重點難點在于心理健康問題、家庭狀況及成員分布、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問題以及農民工的收入支出狀況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力。同時,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課題上有創新,因而我們會從正面與側面同時進行分析,并且會通過走訪、網上問卷及實際調查問卷多種方式力圖得出覆蓋較為全面的結論。
然后我們便開始了實踐調查。我們的實踐調查歷時四個月,共分為四期。
第一期調研的形式采取上門走訪的形式,通過走訪廣東汕頭非城區一帶的新生農民工的留守家庭成員,從側面了解探究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來源因素。這也是我們本次調研的主要特點,即我們從多方面多角度了解新生代農民工,而不拘泥于只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探究問題的答案。而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家庭成員的走訪,我們發現以家庭成員的角度,他們認為收入、職業性質、未來前景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三個因素。
第二期的調研采用采訪的形式,通過采訪了廣州天河區龍洞當地一些環衛工人、校內保潔員、校內紡織女工等一些農民工群體,從正面直擊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來源因素。我們發現收入、社保、子女教育是他們最重視的評定幸福感的三個因素,同時我們也察覺這一部分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態較為令人擔憂,存在不少過度自卑及過度憂慮的心理問題。這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第三期的調研我們采用網上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目標是社會中各群體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看法。我們一共在網上收集了八十份問卷,從而從側面了解社會上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看法。網上統計數據顯示近95%的人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社會保障。而對于當今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地位的問題,30%的人認為農民工為城市建設添磚加瓦對現代化建設意義重大,33%的人認為無所謂什么地位,眾生都是為了生存各謀出路,而37%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處于社會較底層只能從事高強度低技術工作出賣勞動力。
第四期的調研我們采用實地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在廣州黃浦區及珠江新城一共發放了一百二十份調查問卷,詢問新生代農民工各種關于他們幸福感的問題。問卷中我們對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各方面的因素都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基本情況如下:(一)文化程度方面接近80%的人有中學及大專文憑;(二)戶籍方面超過90%非本地;(三)社保方面在我們調查范圍內居然有1/8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任何社保,而余下80%中78%的人五保也不齊全;(四)月收入方面除了極少數少于1000元,大部分收入在1000~4000元每月,并且超過50%的人認為物價及房租可以勉強承受,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用在當前消費;(五)政策方面多數人都選擇毫不關心的選項;(六)交往圈方面數據分布均勻,沒有特定對象;(七)職業方面數據分布也較為均勻,但轉工頻率也較高,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與沒有的各占一半,多數人表示在工作中遭受過性質較輕的不公平待遇;(八)生活壓力方面大多數人生活壓力較大但表示可以忍受;(九)未來前景方面75%的人覺得擔憂但少數有明確規劃。(十)總體的幸福感自我評分中32%的人是5~6分,45%的人是7~8分,20%的人自評滿分。
綜合以上四期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及走訪采訪等深入了解,我們小組得出的結論是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中,收入、社保、工作狀況排在前三位。我們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生活各方面問題時,若要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也應當從這三方面入手。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們小組的成員感受到,龐大民工群體一直都是中國社會所關注的弱勢群體,高強度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高頻率的工作轉換,不公平的工作待遇,給了這個群體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又由于他們學歷低,技術水平有限,所以一些民工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況表示基本滿意。但大多民工明確表示在大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甚至有的已經對社會失去了信心,認為做什么努力都是徒勞的。所以龐大的民工群體潛藏著許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治安問題。由于低收入又保障不足,背井離鄉,必然存在心理失衡,接而各種極端行為的出現挑戰著整個社會的治安。
關鍵詞: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幸福感
自20世紀末我國高校擴招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高校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相互競爭的挑戰。這種競爭,歸根結底是質量與內涵的競爭,因此,高等院校已經步入了從數量、規模擴張到質量、內涵提升的重要發展階段。在這一激烈競爭時期,高校輔導員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心理負荷日趨嚴重,特別是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現象已成為工作中較嚴重的問題。
1、問題的提出 幸福感就是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做的整體評價,是主體與現實生活情境的協調及自我達到完滿統一的自我認同及自我欣賞的感覺,并由此而產生的積極情感占優勢的心理狀態[1]。首都經貿大學2010年3月15日的2009《北京市社會生活指數》調查報告顯示,在金融危機中度過的2009年,北京居民幸福指數、安全感指數、社會誠信指數等8方面指數都有所增長。城區居民幸福感略高于郊區,公務員幸福感處于較高水平,而高校教師幸福感卻顯著低于全市居民平均水平。另有研究表明,作為一種職業性傷害,職業倦怠也正影響著高校輔導員的幸福感。而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與幸福是相互感染的,一個有教育幸福感的教師,會通過給學生以快樂而得到快樂的回報而感到幸福[2]。
2、職業倦怠對高校輔導員幸福感的影響
自從1974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弗登伯格和詩首次提出“職業倦怠”這一概念以來,有關職業倦怠的研究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國外研究發現,工作負荷、角色壓力、合作者、管理者都對工作倦怠有預測作用,這說明幸福感不僅受先天遺傳、人格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如工作倦怠這樣的負面心理狀態的影響。與國外研究結論一致,陽紅(2008)發現教師幸福感與工作倦怠相關顯著,工作倦怠會直接影響教師的幸福感。張眾(2008)提出職業倦怠是教師幸福感缺失的內在根源,認為教師在其職業生涯中,需要獲得滿足,潛能得到發揮,從而自我價值得到實現,并且得到外在和自我雙重的良好評價,便可以產生一種持續快樂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狀態,而教師職業倦怠的結果,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工作都有許多消極的影響。
高校輔導員作為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組織者、管理者和指導者,在人才培養上擔負著重要職責,是高校教師群體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隊伍。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三維度的具體表現為:1)情緒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指個體情緒、情感處于極度疲勞狀態,工作熱情基本或完全喪失,這是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表現中最典型的癥狀。許多輔導員才開始工作時干勁十足、精力旺盛、主動性很強,但工作幾年后常常表現出疲勞感,對自己的工作常覺得負荷沉重、耗盡心神,且對外界不當的教育指責常感到難以忍受,在情緒上缺乏熱情與活力,對工作就逐漸變得缺少主動性、表現出惰性。2)去個性化(Deperonal lineation),也稱人格解體或非人性化。指輔導員以消極、否定或麻木不仁的態度對待學生、同事及家人。常常表現為減少接觸或拒絕接納學生,將學生視為沒有感情的事物,用帶有蔑視色彩的語言評價學生,對學生表現出冷漠、厭煩的情緒,因拒絕與排斥學生,故面對學生的問題時常感到束手無策,進而又產生“孺子不可教”之感慨,主要是因為有的輔導員在工作初期有著較強的成功信念,狂熱地投入工作,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他們的工作熱情難以長期維持,最終信念系統塌陷,身心俱疲。3)個人低成就感(Dim in 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指個體評價自我的意義與價值的傾向降低。由于輔導員對工作已經失去了興趣與熱情,他們已逐漸感覺到工作沒有意義,工作中已不再有什么值得去做,即使做了也無法給學生或同事的生活帶來更大的變化,從而對教育、管理心灰意冷。加上當他們的職業給他們所帶來的諸如金錢、名譽、地位以及社會認可等回報與預期相比少之又少時,很多輔導員就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并傾向于自我貶損,將工作中的不成功歸因于自己缺乏能力、運氣等。據筆者在湖南三個本科院校調查顯示:47%的輔導員認為從事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是“走錯了路”或“迫于生計別無選擇”。這些現象的存在都嚴重降低了輔導員的幸福感,同時對輔導員自身的成長進步以及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了不良影響,進而使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受到影響,難以培養出全面發展高素質的大學生群體。
3、減少職業倦怠,提高高校輔導員幸福感的建議
目前,高校輔導員職業倦怠現象已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有加重的趨勢。減少輔導員職業倦怠,努力將其轉變為職業眷戀,達到自我與職業的和諧統一,對輔導員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推動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開展無疑會起到積極地作用。
1)明確崗位職責,樹立正確的高校輔導員人才觀。
雖然長期以來,國家一直重視并采取多種措施提高高校輔導員的社會地位,大大調動了輔導員投身教育的積極性,但在社會中仍有一些不和諧的現象,如社會過分要求輔導員用社會理想中的道德規范來要求自己等。加上高校輔導員勞動具有長期性以及成果鑒定具有復雜性,其勞動成果并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致使目前社會上一些人認為高校輔導員人才價值低下。高校輔導員屬于知識型人才,知識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參與分配,其價值不能用衡量簡單勞動的方法來計算。同時,減少輔導員的職業倦怠就要減少輔導員的工作壓力,明確輔導員的崗位職責,避免事務性工作纏身的狀況。高校要根據輔導員的職責范圍,明確他們的目標、任務、權限、范圍及責任,建立反饋制、工作追蹤制、績效考核制等一套科學合理的制度,讓輔導員各施其責、分工合作、協調配合;高校要根據輔導員的專業背景、興趣特長、工作能力等,讓他們分別主管學生日常事務、心理健康、形勢教育、擇業指導等工作,做到術業有專攻;高校要重視輔導員的勞動,正視輔導員的人才價值,樹立科學的輔導員人才觀,在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計劃、獎勵考評機制等與輔導員有關的集體目標制定中充分聽取輔導員的意見,激勵輔導員將個人目標和集體目標很好地結合,從而發自內心地主動工作,增加工作幸福感。
2)端正職業形象,建立高校輔導員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
從社會心理刺激與個體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來看,社會支持是指一個人通過社會聯系獲得的減輕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3]。有效的社會支持可以為個體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幫助,增加其歸屬感、自信等,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助于減輕壓力,從而提高幸福感。由于職業的特殊性,高校輔導員的形象往往被戲稱為“萬金油”、“救護員”、“高級保姆”等,相對于其他職業而言,職業地位不高、職業形象不好,而一種職業的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感的產生取決于它的職業形象,因此,樹立良好的職業形象、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系統,獲得學生、家長、同事、領導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支持是提高輔導員幸福感的有效措施。因此,教育行政部門及高校要進一步深化對輔導員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制定具體有效地措施,科學、合理地反映輔導員的勞動價值,并確保措施的可行性,營造一個重視、關心輔導員成長進步的良好社會氛圍,調動輔導員的積極性,激發輔導員的創造力,提高輔導員的工作效率,減輕輔導員的心理負荷,預防與緩解輔導員的倦怠感與挫折感;同時,建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強調輔導員在一種公共信任、支援的氛圍中表現出干勁,使輔導員具有高度的自尊感和把工作視為一種可追求的事業,從而對工作的內容抱有積極、肯定的看法,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另外,高校應加大輔導員隊伍內部的溝通交流,做到相互支持,排憂解難,多報道輔導員群體中的正面榜樣,多宣傳優秀輔導員的教育方法和先進的教育理念,構建一個團結互助的集體。
3)夯實職業前景,充分尊重高校輔導員的合理需要。
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要可以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高一級需要是在低一級需要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必須注重基本需要的滿足對于高校輔導員來說,同樣具有合理性。學校要確立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這個目標應是全校師生對學校理想未來的憧憬和設想,體現著全校師生的一致追求,是學校與師生目標的結合體,有著強大的內聚力,讓每位師生都認識到這一目標與個人利益都是息息相關的,使所有成員都成為這一目標的自愿追求者。輔導員隊伍作為一個年輕人居多的群體,其事業成功的需求較為強烈,高校應充分理解他們的內心需求,樹立以人為本的輔導員管理理念,改變重“事”不重“人”、只“管”不“理”的管理傾向,通過與輔導員溝通和情感交流,及時了解和發現輔導員的需求,并通過創設各種有利環境和提供各種便利條件為輔導員搭建平臺,為輔導員的發展服務。輔導員的職業前景主要體現在職稱提高和職務提升兩個方面。在職稱評定上,最好建立單獨的輔導員職稱評定系列,制定與輔導員工作實績相結合的評定標準,培養一批既有豐富實踐經驗又有較高理論修養的輔導員專家、學者,專心地從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職務提升上,要把輔導員作為高校后備干部的“蓄水池”,要引入競爭機制,要按照“公開招聘、平等競爭、擇優聘任”的原則,拓寬輔導員成長進步的渠道,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同時,高校應創造寬松、民主、和諧的人文環境,也為輔導員創造更多的學習及科研的機會和條件,滿足輔導員自我提高的需要和創造的欲望,重視輔導員專業精神的培養,通過舉行教育論壇、創建工作室等平臺,給輔導員提供各種體驗和分享成功的機會,使輔導員感受到自我價值的體現,感受到被尊重、被關心,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從而激發輔導員的工作積極性,促進輔導員幸福感的提升。
4)塑造職業品質,增強高校輔導員的自我調適能力。
積極人格可以通過增加積極體驗來獲得,積極體驗的增加是形成積極人格的主要途徑。賽里格曼等積極心理學總結出24種積極人格特質:創造力、好奇心、開明、好學、洞察力、誠實、勇敢、堅持、熱情、善良、愛心、善于交際、公平、領導才能、團隊協作、寬容、謙虛、謹慎、自律、鑒賞、感恩、希望、幽默、虔誠[4]。教育是心靈的事業,它的幸福依賴于教師的積極創造,依賴于教師能否在教育過程中把與之相關的主客體內在地統一起來。要減少職業倦怠,輔導員就應主動塑造積極的職業品質,增強自我調適能力。一要運用積極認知的方式看待問題,多看到改革帶來的好處與機遇,通過積極的幻想從消極事件中汲取積極的意義,應用幽默、信念、意志應付困難、不鉆牛角尖,用合適的方式進行社會比較等積極體驗來培養有利于自己幸福生活的人格特質。二要避免逃避,積極尋求發展。面對壓力,要學會變被動為主動,冷靜思考,認真分析優勢劣勢,積極尋求有利信息和資源,努力提高自身素質,通過各種途徑增強應對壓力的能力,如堅持體育鍛煉、聽音樂、外出旅游、參加文體活動等,努力將自己的消極情緒轉化為具有社會價值的積極情感,滿腔熱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三要安心并喜歡本職工作,形成內在推動力,學會適應并積極挑戰工作中的各種變化,將挫敗的原因歸結為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減少挫折感。四要學會接納和利用各種心理咨詢,重視與家人、朋友及同事之間的情感交流。當壓力過大時,能主動尋求親朋好友或專業人士的幫助,釋放心理垃圾,及時得到學生的理解、同事的幫助、領導的關心、家庭的支持,使自己能以更好的心態面對未來。五要掌握有效地身心放松調節方法,學會積極地進行自我調節,并在自我調節中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建立廣泛的興趣愛好以及平和淡泊的人生觀,從而促進和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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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中國用來“超車”的,是一輛人擠人的公共汽車――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人均GDP才只趕上日本的1/10。GDP排到世界第二,并沒讓中國人膨脹,反而讓中國人反省。事實上,除去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國還是有很多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馬球衣銷量排第二,結核病耐藥率排第二,稅賦負擔排第二,超級計算機性能排第二,人體器官移植數排第二……一個國家不能只談GDP,就像一個人不能只談錢。
貧富困惑與身份焦慮
有人在網上貼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資條:基本工資1300元,扣除養老保險114元、社保198元、失業險18元、醫保36元,加上遲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實發工資為4元。這4元堪稱中國工薪族的魔幻現實主義。
有評論分析中國人收入現狀,引用了兩份報告――一是北京政協主席會議上的一份調研報告,北京一線職工收入水平現狀是“增長緩慢,長期偏低”;二是廣東2010年的“社會溫度計”調查報告,居民認為廣東當前存在的最重大社會問題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資漲得慢。
與薪水成為對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曬全國各地娶老婆成本,廣州要128萬、杭州要178.2萬、上海要200.82萬、北京要202.8萬、深圳要208萬。在曬工資和曬生活成本背后,充滿了工薪階層對生活的焦慮。
成年人在焦慮自己是社會名流、偽上流社會人士還是弱勢群體,他們的焦慮傳遞給下一代,成為“富二代”與“窮二代”的身份焦慮。“CC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采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么?一個北京男孩兒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兒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余華在《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文中感慨,“現實的差距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許解鈴還須系鈴人――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GDP增長是解決貧富分化的前提。“沒有GDP就是窮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塊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決好分配,兩者缺一不可。但要有個輕重,不要看錯了,以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話,那就是‘窮平等’。”
“窮爸爸”好還是“富爸爸”好
一個爸爸說貪財乃萬惡之源,另一個爸爸說貧困是萬惡之本;一個爸爸努力存錢,一個爸爸不斷地投資;一個爸爸相信政府會關心并滿足他的要求,一個爸爸信奉完全的經濟自立;一個爸爸說順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個爸爸問:為什么不當梯子的主人?
羅伯特?清崎寫的《窮爸爸,富爸爸》,描述了兩種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們經歷的社會環境比作爸爸,這與中國30年的觀念之變何其相似。祖國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個孩子都是富二代。關于國家,過去我們想的是,讓“窮爸爸”變成“富爸爸”;現在我們想的是,讓“富爸爸”繼續當個好爸爸。
當中國的GDP成為世界第二,圍觀的外國媒體前來給中國“捧場”――《紐約時報》說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里程碑;《聯合早報》說這是世界發展史的重要章節;《華爾街日報》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地位;《朝日新聞》說日本影響力開始黯淡;《金融時報》說世界將會適應一種新方式……但中國人對此態度冷靜――“驕傲的GDP它噌噌地長啊,能給我換來幾包尿不濕嗎?”網絡流行歌《鄭錢花》這樣唱道;中國還有1.5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標準,這是商務部的表態;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這是國家的態度。
更多的中國學者開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國內生產福利總值)取代GDP。畢竟,有的GDP我們是應該拒絕的――美國學者加爾布雷斯曾指出,發展中國家有3種可以選擇的現代化,其中一種是象征性的現代化:營造設施一流的機場、發達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項目,但不代表帶來福利水平的提升。
指數中的中國
抵抗危機指數第一位
巴西圣保羅州工業聯合會2009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占全球生產總值90%的43個國家之中,中國是全球“抵抗危機指數”最高的國家,美國排在第十九位,俄羅斯則排在最后。
除“抵抗危機指數”外,該機構還為上述國家的“競爭力指數”做了排名:美國仍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國家,排在其后的是日本和挪威,中國和俄羅斯則分別排在第二十七位和第三十位。
稅負痛苦指數第二位
在《福布斯》2009年公布的“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分列全球稅負最輕地區的前三名。
全球稅負最痛苦的國家是法國,中國內地排名第二位。
文化影響力指數第七位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9――文化現代化研究》中,依據2005年世界各國的各項指標數據,文化影響力指數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中國位居西班牙之后,排名第七位。
母親境遇指數第十八位
國際慈善組織“救助兒童會”通過分析各國母親和兒童的健康和福利狀況,得出一份關于“母親境遇指數”的報告。在《2010年世界母親狀況報告》中,“母親境遇指數”排名前十名的國家依次是:挪威、澳大利亞、冰島、瑞典、丹麥、新西蘭、芬蘭、荷蘭、比利時和德國。在全球77個發展中國家中,中國排名第十八位。
幸福星球指數第二十位
美國“新經濟基金”的2009年度《幸福星球報告》中,調查了143個國家和地區的幸福感,最終哥斯達黎加的“幸福星球指數”排名第一,美國排在第一百一十四位,幸福指數比伊拉克及伊朗都低,伊拉克排名第七十九位,伊朗排名第八十一位。
中國內地排名第二十位,中國香港則位列第八十四位。
步行速度指數第二十四位
美國心理學教授羅伯特?列文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生活節奏的比較》調查報告中指出:市民步行速度代表著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是:步行速度最快的10個國家依次是愛爾蘭、荷蘭、瑞士、英國、德國、美國、日本、法國、肯尼亞和意大利。
中國香港排在第十四位,中國臺灣排在第十八位,中國內地排在第二十四位。
死亡質量指數第三十七位
死亡質量指數是由新加坡連氏基金會與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共同完成的一項反映臨終護理水平的排名。在這份囊括全球40個主要工業國家及發展中經濟體的排行榜上,英國排名第一,能夠提供最令人滿意的臨終關懷,澳大利亞排名第二,其次是新西蘭和愛爾蘭。
美國全球排名第九位,中國臺灣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十四位,中國香港全球排名第二十位,中國內地排名第三十七位。報告指出:中國內地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臨終關懷在政策方面仍有待完善,此外,文化傳統和獲取麻醉劑的難易程度也使中國的臨終關懷難以令人滿意。
宜居城市指數第七十六位(北京)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旗下“經濟學人智庫”公布的2009年世界宜居城市榜單中,溫哥華高居榜首,亞洲城市中日本大阪排名最高,位列第十三位。中國中以香港排名最佳,位列第三十一位,臺北排名第六十二位。中國內地進入百強的8個城市分別是:天津排名第七十二位,蘇州排名第七十四位,北京排名第七十六位,深圳、上海和大連分別排名第八十三、八十四和八十五位,廣州排名第八十九位,青島排名第九十五位。
國民幸福指數第一百二十五位
2005年~2009年,“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在155個國家通過電話和入戶等方式訪問了數千人,獲得了世界各地居民關于自身生活幸福程度的評價數據。調查結果顯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國家和地區”排名中,丹麥、芬蘭、挪威、瑞典4個北歐國家分列前4位。
這是可期待的希望。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已經達到7.7%,有專家認為只要保持每年6.8%的GDP增速就能完成十報告中提出的GDP和人均國民收入同步雙倍增目標。目前已有報道稱西部地區居民的人均收入倍增在2015年前后完成。
緩解稅收負擔焦慮是關鍵
但人們更關心切身的感受,百姓想知道怎樣實現倍增,對自己是“倍增”?還是“被增”?在這個話題中,個稅問題很受關注。有學者提出,應該將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
稅收常被稱為痛苦指標。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痛苦也是快樂的“源泉”。如北歐國家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但是多數民眾對高稅收制度持肯定態度。他們沒有西歐的罷工、沒有美國兩黨的征稅大戰、沒有中國民眾的稅收焦慮。再看一看歐洲債務危機,聽一聽美國財政懸崖,無不受困于“源頭活水”稅收的枯竭。所以,實現倍增目標,關鍵不是少交稅,而是民眾的稅收感受。
北歐能夠成功地建立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的穩定社會,是他們運用創新理念的實踐成果。20世紀30年代的瑞典經濟還比較落后,但政府的分配體制重點已明確:全民利益至上,全民平等就業至上。為此,政府通過高稅收保障統一、公平的分配就業培訓指導、教育、醫療、養老等這些領域的資源,通過規定失業救濟領取的時間期限,要求能工作的人都工作。在社會成員總福利給定時,越強調分配平等,社會福利效應越大。這種社會福利保障模式使全體社會成員過著體面的中產品質生活。稅收的使用解決了民眾的后顧之憂。
當前社會上對個稅問題的熱議,說明目前我國民眾對個稅改革有強烈的渴求,但關鍵不是少交稅,而是緩解人們的稅收負擔焦慮。2011年9月1日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納稅人數已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再調起征點意義不大。考慮具體家庭負擔,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征收個人所得稅,才是應該呼吁的。
調整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更應該高聲呼喚的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經濟的發展并不會自動帶來社會公平,還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礎和文化氛圍。北歐五國的基尼系數目前在0.25至0.26之間,是社會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他們20%最貧窮家庭的收入約占總收入的10%,大約為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而且高稅收沒有阻礙經濟績效,瑞典、丹麥、挪威、芬蘭人均GDP都是排在世界前位的國家。高稅收也沒有養懶漢,他們的失業率常在2%~3%的范圍內波動,遠低于其他工業化國家7%-10%的常規失業率。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積累的問題也越來越富有挑戰性。北歐國家的國民儲蓄率平均為20%,接近19.7%的全球平均儲蓄率。我國儲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有社會習慣因素,更是人們對各種后顧之憂擔心的防御措施。近十多年,我國在支農、惠農、促進城鄉協調、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加強社保、教育、醫保、住房等基本民生項目的建設上,財政政策均發揮著分配調節的積極作用。人們的收入、生活水平都在同步提高,但人們的牢騷和不滿情緒也在上升。這些情緒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內心反映。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的民間調查報告認為:我國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61,遠高于2010年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基尼系數的平均數0.44。高基尼系數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自然結果,是我國效率優先原則發揮作用的體現,同時超過0.60的基尼系數也預示著我國家庭收入差距懸殊,減少機會不均,調整社會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英國教育標準局局長警告說,太多的孩子在進入學校時不具備基本的學習技能,有“相當一部分”孩子“根本沒做好”上學的準備。因為缺少“高質量”的學前教育,超過三分之一的孩子仍然難以完成一些簡單的任務。比如,數到10、寫簡單的字或在課堂上輪流發言。約有2/5的幼兒園和托兒所等幼教機構“改進的速度不夠快,不能給孩子最好的開始,包括進入學校時所需的技能”。去年,小學的教師們警告說,越來越多的孩子上學時仍穿著紙尿褲,有些孩子甚至連話都說不清楚,有15%的5歲男孩不會寫自己的名字或“貓”和“狗”這類簡單的字,女孩中這一比例為8%。
述評:起跑線的超前爆發一定是東亞人、尤其是中國人最成功,琴棋書畫、語數外,全能冠軍非中國人莫屬,贏在起跑線,卻是反復起跑,找不到終點線。
7月28日 莫斯科Moscow
俄羅斯人認為婚后生活較婚前不幸福
大多數國家的人都認為,結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婚后生活也易使人得到滿足。然而,根據調查顯示,俄羅斯人婚后生活滿意度平均下降了20%。在俄羅斯最幸福的人是未婚人士。很多已婚人士稱,婚后生活使自己的幸福感降低。對此,有關專家指出,造成這一現象的最大原因在于,很多婚姻沒能給人們帶來經濟上的穩定性和安全感,反而降低了人們的期望值。同時,在經濟條件不發達的地區,人們的婚姻幸福感也相對較低。反之,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這樣經濟較發達的城市中,居民對待婚姻的態度則更加樂觀。此外,專家還認為,孩子的出生能夠相對緩解家庭關系中的矛盾。
述評:要在婚前婚后比較出幸福,那么婚后一定是不幸福的,就好像將中年的賢妻良母和妙齡的小女人相比,賢妻良母肯定吃虧。世界上許多事情是不可以比的。
7月25日 倫敦 London
逾6成英國人認為“認識誰比會什么管用”
英國的一項調查發現,有近65%的英國人都相信,在生活與工作中,“你認識誰”比“你會什么”更頂用,76%的受訪者都相信,家庭背景好的人有更大幾率在社會生活中一帆風順。該委員會主席米爾本說:“這些調查結果顯示,英國大眾對目前存在的社會不公十分關切,英國決不能出現社會流動停滯和允許兒童貧困繼續增加。”
他指出:“英國政府和所有用人單位都要認真傾聽對合理工資的呼聲。不要忘了,我們還有五百萬工薪階層生活困苦。”
述評: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會什么是做事的本領,認識誰是做人的學問,待人接物,待人更加要緊,認識誰才是當下社會攻克難關的法寶。
7月23日 蒙特利爾Montreal
加拿大三分之二情侶因財務拮據押后婚事-
蒙特利爾銀行一項調查顯示,加拿大有67%有意結婚的情侶因財務困難而將婚禮押后。在加拿大,結婚的平均花費是1.42萬加元(1加元約等于1美元),而為結婚花費2萬加元最為普遍。這項調查同時顯示,愈來愈少有意結婚人士尋求家人幫助,有53%即將結婚人士,是透過儲蓄結婚。為了解決婚禮的開支,即將要結婚人士有65%表示會把婚禮規模縮小,59%表示會自己搞定婚禮的布置和裝飾,有35%則表示選擇淡季結婚,有19%更選擇旅行結婚。
述評:只有在把結婚費用當做是必須由自己支付的費用時,才會想到錢到用時方很少,才會想到拮據和節約,如果結婚費用來自父母的口袋,必然是奢侈浪費的攀比。
7月27日 倫敦 London
37%英國未婚女性已買禮服
英國女性對婚姻的興趣雖然不大,但是,對婚禮卻有相當的憧憬。一項調查發現,英國有很多的未婚女子已經選好了禮服。更有37%的婦女,不但選了,還買了。調查更發現,有59%的未婚女性已經計劃好了婚禮的節目,要怎么化妝,伴娘找誰,婚禮在哪辦,都想好了。只不過,她們多半還沒準備要結婚。英國婦女挺會過日子的。34%的待嫁婦女已經為了婚禮開始存錢,更有76%的未婚女子連花費明細都計算出來了。
述評:結婚的神圣,不僅意味著著是兩個人精神上的獨立和生理上的自由,也意味著是物質上的自立,自己出錢買的婚衣導致的婚誓才是靠得住的。
7月23日 紐約 Newyork(太長了,再改一下)
美國人上完廁所后不認真洗手
美國人在去洗手間后并不會花費足夠的時間洗手。
研究者們通過喬裝打扮對使用公共廁所的3700人進行了觀察。結果顯示,在上完洗手間后,僅有十分之一的人會洗手,而其中使用肥皂的人只占三分之二。20人中洗手時間最長的為15秒,但距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所要求的洗手時長仍相差5秒。研究者警告稱,這是一項十分可怕的公共衛生調查結果,并強調“有必要繼續鼓勵人們正確地洗手”。這么多的人都沒有認真洗手,難怪美國每年由食物導致生病人群多達5000萬人左右。報道認為,或許實際情況比該調查結果更糟。那些洗手的人可能只是為了避免讓別人覺得自己沒洗手。史丹佛大學公共衛生學的一位研究人員表示:“社會對人們必須洗手的壓力。那是作為文明人的一個要素。”
述評: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會發現不文明的事情也越多,因為文明的標準太高了。自以為已經很文明的地方,其實撒尿連茅坑都找不到呢,還洗手20秒?
7月25日 紐約 Newyork
美國妻子出軌比例20年增4成 職場女性更易
過去20年間,美國有外遇的丈夫比例保持在21%,而背著丈夫的妻子人數卻激增四成,達到14.7%。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女性在文化和經濟地位上的變化使得女性在諸多領域縮小著與男性的差距,其中也包括出軌比例的增加。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業前景意味著,女性能夠承受外遇的潛在后果;網絡的發達使女性接受或提出約會要求更為容易;人們當下對女性的開放度和態度也有所轉變。美國學者研究表明婦女的和男人一樣強大,但數千年來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迫使她們將欲望隱藏起來。隨著女性經濟地位的日益提高,她們慢慢開始敢于把欲望釋放出來。”
述評:單元社會里,婚姻的軌道很深,都沒有什么出軌的概念,多元社會里,婚姻的軌道越來越淺了,一不小心就滑出了自己的軌道,一不小心就滑進了人家的軌道。
7月26日 東京 Tokyo
日本男人零花錢創新低 每人月均約2500元人民幣
日本新生銀行調查報告顯示,日本男性公司職員一個月的零花錢創下了泡沫經濟崩潰以來20多年間最少的記錄:平均每人3.8萬日元(約2500元人民幣)。新生銀行在今年4月下旬,以20歲至50歲的男性公司職員1000人為對象實施了“零花錢”問題調查,結果顯示,零花錢平均額比去年4月的調查數據減少了1299日元(約合80元人民幣)。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每天的午餐費是518日元(約34元人民幣),這個價錢只能去便利店買一個盒飯。調查結果也顯示,自己帶盒飯上班的男人增加了3倍。
述評:“男人一有錢就壞”曾經是一段時間對男人有錢的感嘆,如今男人錢少了,是否變好了呢,肯定不會。要不了多久,就會有新的順口溜:男人沒了錢更壞。
7月27日 東京 Tokyo
日本男士胸罩風靡全球
近年來,有媒體報道日本男穿“胸罩”,圖的是“被守護的感覺”。據說,男士穿胸罩的現象在全球相當流行。那么,男性為什么喜歡穿胸罩呢?以下是男士們的迫切心聲。英國男性認為,“我覺得有種被守護的感覺,非常安心。”意大利男性認為,“胸部和背部得到支撐,感覺挺舒服。”能看出,胸罩特有的“壓迫感”讓男性特別有感覺,一旦穿上就再也離不開了。那么,男性們通過什么樣的契機穿上胸罩的呢?美國男性說,“萬圣節穿了女裝,就覺得非常棒。”芬蘭男性說,“某天疊衣服的時候突發奇想穿了一次。”英國男性說,“玩懲罰游戲時輸了穿過。”或許是流行使然,市場對男士胸罩出現一定的需求,最近一些大的內衣商也推出了相應產品。
述評:肥胖使得男人原來的胸肌變成了“奶脯肉”,胸肌是硬的,奶脯肉是松松垮垮的,胸肌是練出來的,奶脯肉是吃出來的,走起路來也在蕩啊蕩,難受的。
7月29日 東京 Tokyo
東京老年人盜竊首次多于少年
關鍵詞 城鄉結合部;綠化建設;問題;對策;河南信陽;浉河區
中圖分類號 S73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16-0174-02
城鄉結合部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地域概念,是反映中國社會轉型、變遷的一個活標本,集中了城市化過程中的諸多難題。早期城市與鄉村的景觀差異明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不斷向擴展,使得毗鄰鄉村地區的土地利用從農業轉變為工業、商業、居住區以及其他職能,并相應興建了城市服務設施,從而形成包括郊區的城鄉交錯帶[1-2]。城鄉結合部的綠化建設對于提高城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3]。
1 城鄉結合部綠化建設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1.1 現狀
信陽市浉河區位于河南省南部,總面積1 801 km2,是信陽市政府所在地。西部和南部是大別山和桐柏山的過渡區域,為低山區,北部是淮河岸灘,小片平地和丘崗相連。浉河區自成立以來,不斷加大林業建設步伐,著力實施了退耕還林、通道綠化、淮防林、世行、日行建設等一系列林業建設項目,森林覆蓋率達到了65%。城鄉結合部現有林業用地4 333.33 hm2,南部以馬尾松純林為主,西部和北部以小雜果和針闊混交林相交叉,宜林荒山荒地綠化率已達到90%。
1.2 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城市綠化量不足,城市綠化的水平不高,高檔次、高水平的精品綠化工程還不多,城區內還存在著較多的綠化空檔;二是鄉村造林綠化進展緩慢,特別是發展還不平衡,城市快于城鎮,城鎮快于農村;三是對森林資源管理力度不夠,擅自買賣、盜運大樹、名木古樹的違法犯罪行為還時有發生;四是還沒有真正形成全民義務植樹、創建園林城市和生態鄉村的濃厚氛圍。
2 發展對策
2.1 加強領導,統籌協調
城鄉結合部綠化建設是一項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系統工程,也是浉河區的窗口工程,各級領導切實加強領導,明確工作責任,精心組織施工,狠抓措施落實,保障城鄉綠化建設卓有成效。
2.2 明確責任,分工負責
在工程建設中,充分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集中全社會力量建設好城鄉結合部的綠化。區財政、發改委要將城鄉綠化建設納入每年的財政預算及建設項目規劃;建設部門負責對城區和建制城鎮的綠化規劃方案并組織實施,林業部門負責村莊和農戶庭院的綠化規劃設計并組織實施,負責抓好縣級骨干苗圃建設,為城鄉綠化建設提供種苗保障,要對引進苗木嚴格執行檢查檢疫制度,搞好鑒定工作,嚴格把關;交通部門負責縣級以上的道路綠化規劃及建設工作;水利部門負責縣域內主要水系、河渠、水庫的綠化規劃和建設工作;國土部門要合理統籌安排各類區域用地,審批建設用地時,充分考慮生態環境保護的因素,保證土地的可持續利用,使原生性植被得到有效保護;廣電部門要大力宣傳城鄉綠化建設中的先進典型、優秀事跡,培育全民共同參與愛綠、護綠的公共道德意識,促進工程建設的健康發展。
2.3 因地制宜,科學規劃
根據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和要求,因地制宜、科學規劃。在樹種選擇上要因地選樹,因樹選地,適地適樹,因地制宜栽植林木以本地區典型自然植被群落為基本模式,與原有的生態環境相協調,優先選擇鄉土樹種,適當考慮已引種馴化成功的外地優良樹種,不要選用未經審定的品種,力求產生良好的生態效果和景觀效能。要合理安排高大喬木、亞喬木、灌木、花草的配置比例,實行針葉與闊葉混交、常綠與落葉混交,形成錯落有致、層次分明的立體復層結構。堅持生態優先的原則,在條件適宜的地段可規劃設計為銀杏園、核桃園、桃花園、李花園等經濟林示范帶,做到綠化建設與生態農業、觀賞景觀建設有機結合。為切實保證工程建設質量,在施工中大力推廣招投標制,采取專業隊施工,從選苗、運苗,到打窩、栽植、管護等環節建立嚴格的全程質量臨控體系,納入工程管理,嚴格驗收標準[4-5]。積極推廣運用ABT植物生長調節劑蘸根技術、高效吸水抗旱保水劑、地膜覆蓋技術、大樹移植管理技術等多項林業實用先進科技成果,切實提高造林成效。
2.4 創新機制,效益兼顧
進一步深化林權制度改革,按照“明確所有權、穩定承包權、放活使用權”的原則,積極探索不同所有制結構,利益分配關系。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林業,引入競爭機制;進一步明確落實“誰投資、誰開發、誰受益”的激勵政策,在農村土地二輪延包30年不變的情況下,將荒山荒坡開發承包期限延長至50年不變,運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鼓勵國家、部門、集體、個人一起上,充分調動全社會和全民各方面搞綠化的積極性;采取反租倒包、競標拍賣、承包租賃、股份合作、招商引資等形式進行治理與開發,及時發放林權證。
2.5 分期評估,社會監督
按照城鄉綠化一體化工程建設的要求,加強進度調度和督促檢查,及時總結經驗,表彰先進。增加工程建設的透明度,工程建設在實行報帳制的基礎上,大力推廣工程承包制、招投標制、監理制,建立健全公示公告制度,把工程建設置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
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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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道碧.長沙市城鄉交錯帶幾種林分類型土壤特性研究[D].長沙:中南林業科技大學,2009.
1.農村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狀況的人口社會學因素分析
2.呼喚學術自覺:人口社會學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再探討
4.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初探
5.外國人及港澳臺居民在中國大陸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的社會學思考
7.人口社會學淺談
8.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老年糖調節受損者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9.人口社會學的理論特點及其實踐功用
10.外出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和艾滋病KAB調查
11.人口社會學的課題
12.新疆高校大學生“五觀”的人口社會學差異分析
13.SARS對人口社會學的挑戰
14.關于人口社會學發展的思考
15.人口社會學淺談
16.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護士離職意愿的影響
17.面向現代化的人口社會學
18.人口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和理論體系初探
19.農村光棍的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
20.對《人口社會學》構成體系的初步設想
21.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思考
22.網絡社會的群體參與——以人口社會學為視角
23.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關聯初探
24.高職護理專業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學生人際容納狀況的差異性研究
2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興起與發展前景
26.人口社會學的研究范圍
27.人口社會學的個理論問題
28.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29.流動人口犯罪原因的社會學分析及對策
30.“人口社會學”探究式學習教學法的應用
31.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結構
32.深入探討人口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全國第四屆人口社會學年會綜述
33.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34.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35.縣城不同職業流動人口社會學特征及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調查
36.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研討會綜述
37.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38.人口社會學的基本框架結構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40.第一講:人口社會學是研究什么的
41.當前人口社會學研究中的熱點與難點——全國第三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2.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的老年糖調節受損者應對方式分析
43.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44.聯合國人動基金委員會駐華顧問默頓斯在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講授人口社會學
45.理論聯系實際,探索深化創新——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6.探討·開拓·創新——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7.農村流動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體社會學為視角
48.英國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51.人口社會學的對象和方法50.人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52.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現狀的社會學分析與控制對策
53.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4.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55.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6.全面認識社會與發展中的人口——評《人口社會學》
57.不同等級醫院門診患者就醫原因及其人口社會學特征
58.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研討會在杭州舉行
59.老年人口養老意愿的社會學分析
60.農村體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趨勢的社會學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會學視角
62.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3.春運問題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4.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5.人口社會學研究內容探析
66.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67.人口資源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9.對加入WTO后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動人口社會學調查——廣州市化隆拉面從業群體的基本特征調查報告
71.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側記
72.對“溺嬰”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73.遼寧流動人口犯罪社會學分析及控制對策
74.基于社會學視角的人口就業理論探討
75.我國體育人口性別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76.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
77.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法律社會學思考
78.知識社會學與1950年代中國人口控制論間的競爭
79.農村流動人口的文化社會學研究
80.公安機關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研究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81.中國人口與中國體育人口比較的社會學分析
82.影響大學生體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會學分析
83.當代中國體育人口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84.農村人口控制的社會學思考
8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
86.社會學與人口問題
87.海寧市外來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及麻風病認知情況調查
88.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續)
89.我國當代人口流動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90.外國人在德國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1.從民族社會學視角看中國人口文化素質中的性別因素——兼論提高女性文化素質對和諧社會構建的意義
92.流動婦女心理健康狀況分析
93.我國老齡人口健康評價指標的社會學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國難民庇護申請者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5.流動人口犯罪的犯罪社會學分析及其社會性防治對策
96.試論社會學研究人口問題的內容和方法
97.流動人口聚居區形成過程的社會學考察——一個城市空間轉型的個案研究
98.“義莊”:創建現代農村家族鄰里互助養老模式的重要參鑒——基于社會資本的視角
99.湖北地區革命傷殘軍人健康狀況抽樣研究Ⅰ.傷殘及人口社會學特征
100.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1.中國社會學2013學術年會“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合”分論壇成功舉辦
102.影響體育人口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103.山東省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健身觀念的社會學分析
104.論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對“生男偏好”的影響
105.農村流動人口“回流”動因的社會學分析
106.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7.大型社區的人口、住房、活力與公平 上海大型社區規劃理念與策略的社會學思考
108.論人口、貧困與幸福——從《人口原理》談起
109.人口結構與生育意愿變遷的社會學分析——以改革開放為背景
110.試從社會學角度談人口增長
111.勞動就業和社會學——討論人口普查中“在業人口劃分標準”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關系——基于社會學的視角
113.人口老齡化與贍養問題的醫學社會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