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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端康成作品的憂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他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對世界的“悲觀”認識。他在童年沒有感受到家人的溫暖。相反滲入了深刻的無法克服的憂郁、悲哀因素。他把這種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終彌漫著一種若有若無的淡淡傷感。概括起來,川端康成的創作特點,是以虛無思想為基礎,追求一種“頹廢憂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虛幻、哀愁和頹廢三個因素構成的,以病態、失意、孤獨、衰老和死亡,反映沒落的心理和頹廢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憂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傳統美學的影響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繼承了這種“物哀”思想,《雪國》描繪、展示了島村所深深體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徒勞”的缺憾美,這與日本傳統美學十分契合,其文學作品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美,深沉而纖細,交織著主人公對自己處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對主人公的同情、愛憐,因而呈現出一種朦朧而感傷的審美狀態。
2.日本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
日本遠古人受到島國自然環境的恩惠和培育,對自然懷有深切的愛與親和.對自然美的感覺敏銳而纖細,這種自然觀和美學思想,成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創造藝術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覺而忠實地繼承了這一審美傳統。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加上頻繁的災害,無所不在的恐懼.在漫長的時間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氣質。對于工作、家庭、愛情.甚至神經質般的憂郁滲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體現。
3.佛教“虛無觀”的影響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憂郁性”形成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佛教講究“萬物一如,輪回轉生”、“虛無”、“無常”,《雪國》結尾處描寫了葉子的死亡,美到極致,蘊含了佛教“輪回轉生”的思想,《招魂節一景》結尾處涂上了佛教“虛無”的色彩。佛教“無常觀”不僅融于日本古代傳統文學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憂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啟迪
川端康成啟發了新時期中國作家的審美眼光,使其從政治化、社會化的寫作中逃離出來。隨著20世紀以來中日文化交流不斷加強,20世紀中國文學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類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審美趨向。莫言說過:在我剛開始創作時.中國的當代文學正處在所謂的“傷痕文學”后期.這時的中國文學,還負載著很多政治任務,并沒有取得獨立品格,J端康成對美學的追求,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說,中國的作家創作時應該去感受真正的文學對象和審美品質。20世紀中國文學的憂郁類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調,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僅結合了日本式審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國民族文學,開創了新的文學創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憂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憂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創作緊緊抓住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問題,深切關注現代人的生存狀態,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對邊緣弱勢群體的關懷:對日本民族命運的關注;對整個人類生存狀態的擔憂。大江健三郎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凝結在其文學作品中便體現出深深的憂郁性。“苦難”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隨處可見。他的許多作品都綿延著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絕望。他在作品中表達自己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擔憂,深深的憂郁性滲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憂郁性的形成原因
1.個人生活體驗的影響
大江健三郎的憂慮意識與時代幻變與個人體驗直接相關。日本戰敗帶來的民族屈辱,傳統天皇制崩潰,社會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變革,都讓他內心充滿緊張和不安。殘疾兒小說的靈感來自親身經歷,他把自己的殘疾孩子與廣島的二戰遭遇聯系在一起。且將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終停留在薩特身上。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謬性,積極自由選擇自己的價值傾向,與大江內心深處對于時代、民族、人類的體驗和焦慮一拍即合。這一切促使他力圖在文學世界中表現自己的憂郁性。
2.日本民族憂郁傳統的影響
大江文學的憂郁意識無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憂郁傳統。日本是島國.生存環境的憂患意識可以說無時無處不在。日本又是憂思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與濃厚。日本傳統文學觀念認為,在人們的各種情感中,只有憂愁苦悶之類的情感才會讓人感觸最深,結合日本的國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憂郁傳統,不僅使日本的憂患意識不斷增強,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獨有的性格特征。這種民族憂郁特質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響了大江文學的憂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啟迪
大江健三郎與中國作家的文化交流與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莫言在《影響的焦慮》中表明了學習外國作家作品時的態度,他認為,中國作家“如果要寫出有個性、有原創性的作品,必須盡可能多地閱讀外國作家的作品,必須盡可能詳盡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學的動態。”“應該以更開放的心態、更積極的態度、更高的熱情和更大膽的手段,去與外國的同行們交往,去向外國同行們學習和借鑒。”不大膽地向外國文學學習借鑒,不可能實現文學的多樣化;不積極地向民間文化學習。不從廣闊的民間生活中攫取創作資源,也不可能實現文學的個性化、民族化、多樣化。”莫言之所以獲得201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也與大江健三郎對他的作品高調的認同不無關系。大江作品啟迪了中國作家。為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樹作品憂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樹作品的憂郁性
村上春樹作品一般反映年輕人的快樂與悲哀。很少有實質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緒與感觸。抒發莫名的迷茫與哀愁,具有典型的憂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寫主人公的空虛、自我封閉,快樂時不與人分享,痛苦時不與人分擔。看似堅強的外殼難以掩飾靈魂深處的空虛。自私的永澤,自卑的直子,無論對父母、朋友,還是所愛的人,都保持一定距離。自己不給別人添麻煩的同時,也不愿別人進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生死觀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憂郁性。小說自始至終都充滿孤獨和憂傷.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為被剝奪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樹作品憂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憂郁性格的影響
文如其人。從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傾向。實際上,村上雖然是作家,卻很少與文學界來往.也不參加任何作家協會。他很少在電視上露面,也不做任何報告,不接受任何采訪。從某種角度來說,不善與人交際,自己也很孤獨,他將這種孤獨憂郁的情感傾注在作品中。
2.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的影響
村上春樹作品的憂郁性根源在于所處時代和社會環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村上二十歲左右,對他來講,這一時代就是甲殼蟲樂隊、古巴危機、越南戰爭和“大學紛爭”的代名詞。當時政治動蕩。世界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之中。日本戰后實行民主制度,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經濟,進入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伴隨著技術革命與經濟繁榮,人們像無根的野草,產生了孤獨感、虛無感、失落感,不敢面對社會,也無力改變社會。村上深深地感受到這種孤獨、不安和空虛,在作品中呈現出憂郁的特征。就其本質而言,應視為對現實世界的無言反抗.是夢想中世界無法實現的失落,是兩個世界無法徹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樹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啟迪
村上春樹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在不斷深化,模仿村上春樹的作品不斷出現。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題、情節、作品風格、結構、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亞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職員,一個失無可失、無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尋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樹的文學特色,但可以說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層次的審美文化。“8O后”作者張佳瑋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樹式的憂郁性氣息,顯然其許多細節受了村上春樹的啟示。
四、結語
歌舞伎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傳統演劇之一,擁有近四百年的歷史,國內關于歌舞伎的研究自京劇大師梅蘭芳以來,一直未曾中斷,通過整理筆者發現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個方面:(1)歌舞伎的發展史研究,包括歌舞伎的起源、形成等;(2)歌舞伎藝術要素的研究,包括服裝、妝容、舞臺、音樂、舞蹈等;(3)歌舞伎的劇本研究,即通過劇本探討日本人的國民性;(4)比較研究,包括歌舞伎與中國戲劇京劇、昆曲、川劇等的比較。而關于歌舞伎演員的考察,國內尚屬空白。筆者在對歌舞伎資料進行解讀的過程中,注意到歌舞伎與其他戲劇不同,它是一個以演員為中心的劇種,而非以劇本為中心。歌舞伎的演員對歌舞伎藝術形式的確立、發展、流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要解析歌舞伎,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演員,而歌舞伎各劇場的當家演員在當時更是“超級明星”式的存在,受到當時觀眾的無限追捧,擁有人數眾多的粉絲團。那么在既沒有大紅傳媒又沒有廣播電視的江戶時代,歌舞伎領域是怎樣完成這一個個“明星制造”的過程的呢?本文將以歌舞伎“荒事”劇的開創者———初代市川團十郎為例,以日文史料為主要依據,解析江戶時代歌舞伎領域的“明星制造”的奧秘所在,并希冀通過此文豐富歌舞伎演員領域的研究,為歌舞伎的全面理解以及歌舞伎藝術元素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經驗和資料的借鑒。
二、歌舞伎演員的生存狀態
與其他戲劇不同,歌舞伎從慶長八年(公元1603年)誕生到其藝術形式的真正確立,花費了近八十年的時間,在這近八十年的漫長時間內,歌舞伎經歷了阿國歌舞伎、游女歌舞伎、若眾歌舞伎、野郎歌舞伎的演變,在演出形式上完成了從風流舞到多幕劇的轉變;而在歌舞伎飛速發展的元祿時期(公元1683—1703年),野郎歌舞伎兼容并蓄了能樂、文樂、狂言、凈琉璃等各種藝術形式的精髓,并在元祿末期實現了其演劇性的獲得,完成了從演員中心到劇情中心的轉變,由重演員輕劇情走向演員、劇情齊頭并進的道路。在這漫長的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中,演員的中心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江戶町眾去看歌舞伎時,從不說“我去看歌舞伎”,也不說“我去看《勸進帳》或《忠臣藏》”之類,而是說“我去看團十郎的弁慶”或“我去看菊五郎的勘平”。即對于江戶的町眾而言,觀賞歌舞伎并非觀賞其內容,而是觀賞他們所心儀的演員。因此,團十郎、菊五郎等當家演員所擁有的人氣是現代人無法想象的,觀眾們對他們的喜愛之情和喜愛的方式也經常讓人匪夷所思,留下了無數趣聞軼事。因此,對于每一個歌舞伎演員而言,成為當家演員、成為“超級明星”是他們一生的夢想。而歌舞伎演員生活的世界也因此無比殘酷。在歌舞伎的世界外,所有演員都擺脫不了“賤民”的身份,在歌舞伎的世界內,演員們有著森嚴的等級秩序。首先分為主要演員和非主要演員兩大類,而主要演員又從“上上吉”到“上”,到“中上上”、“中上”、“中”等,席位不等,而非主要演員又有著“名題下”、“相中山分”、“相中”、“新相中”、“稻荷町”等多個層級,且上級對于下級有著絕對的權威。演員通過考試可以晉級,而每一級的晉升中都充滿殘酷的競爭和不懈的努力。而這一切都意味著想通過考核成為主要演員中的“上上吉”,并進而變身“超級明星”,擁有絕對的人氣和眾多的粉絲,其難度猶如登天。下文中筆者將以初代市川團十郎為例,解析其“明星制造”的過程。
三、初代市川團十郎的“明星制造”
作為歌舞伎“荒事”劇(即夸張劇)的創始人,初代市川團十郎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歌舞伎演員,還是一位優秀的歌舞伎狂言編劇,而這兩種身份的兼備,對團十郎舞臺形象的塑造、超級明星地位的確立和鞏固,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演員所持有的舞臺經驗,無疑為其創作狂言提供了經驗借鑒;但更重要的是狂言編劇的身份,為其藝術形象的定位、藝術潛力的開發、藝術魅力的展示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便利。而根據資料顯示,演員兼任編劇或演員參與編劇的情形,在江戶時代的歌舞伎領域并非個例,而是普遍現象。
(一)舞臺上的形象塑造
首先,初代團十郎在創作劇本時,首先考慮的并非故事情節的展開,而是能否充分發揮自己的演技。他所創作的狂言總體來看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即圍繞團十郎的舞臺活動而展開一系列細致入微的布局,在劇情的安排上,他總是讓作為演員的自己在最受全場矚目的那一刻,伴隨著“等一下”的喊聲而閃亮登場。其次,由于團十郎面容并不俊美、身段并不婀娜、聲音也不夠磁性,其最擅長的就是武術動作,因此在創作狂言時,他總是以自己最擅長的武戲為中心來設置劇情,以便自己最擅長的技藝在歌舞伎舞臺上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此外,作為狂言編劇的團十郎從不讓作為演員的自己在舞臺上有任何冒險性演出,不厭其煩地讓作為演員的團十郎在舞臺上表現出江戶觀眾所熟悉、所期待的演技類型。為了取得預期的效果和反響,作為編劇的他讓作為演員的自己甚至固定了角色類型,雖然在舞臺上他扮演了竹綱、鐮倉權五郎、丹前奴、鳴神上人等一系列角色,但是通過歸類,可發現團十郎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都可歸入三大類:第一類,武藝超群卻單純粗獷、缺乏分辨能力的“曾我五郎”式人物,《百合若大臣》中的百合若大臣、《景政雷問答》中的權五郎景政等都屬于這一類角色;第二類,在第一類的基礎上略顯謀略和分辨能力的較為寫實的性格,多數是作為正面一方家族中的舊臣登場,為遭遇不幸的主家盡忠職守,努力鏟出奸惡勢力,《龍女三十二相》中的鐮田兵衛、《小栗十二段》中的大原后藤左衛門等都屬于此類角色;第三類,加入反派演技色彩的人物,或邪惡無比,或無意犯罪,但暴斃后都化身為神佛,《參會名護屋》中的不破半左衛門、《源平雷傳記》中的鳴神上、《成田山分身不動》中的大伴黑主等都屬于此類角色。作為編劇的初代市川團十郎為作為演員的自己設定了以正面的夸張式演技為基礎、融入寫實和反派表演風格的角色,并通過歌舞伎的反復上演將這種形象根植于觀眾的腦海中,讓觀眾對初代市川團十郎的形象一目了然。
(二)生活中的形象維系
在歌舞伎的舞臺上,作為編劇的初代市川團十郎可以為作為演員的自己設計形象,那么在生活中又是如何呢?初代市川團十郎的私生活一直不為大眾所關注,直到他在舞臺上橫死。寶永元年(公元1704年)二月,初代市川團十郎在演出中,被同一歌舞伎座的演員生島半六刺死,享年四十五歲。在其橫死后,人們將目光從他所扮演的角色轉入他的私生活,關于其死因眾說紛紜,但是通過對他私生活的探索,人們發現初代市川團十郎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十分率真的人,失意時仰天長嘆,幸運時喜笑顏開,為了家人的幸福會不斷祈求神佛庇佑,對于金錢會斤斤計較……這一發現,意味著作為編劇的初代市川團十郎不僅對舞臺上的自己精心設計,不讓自己越雷池半步,對于生活中的自己一樣殫精竭慮,將生活作為舞臺的延續,小心地經營著自己的形象。即舞臺生活融為一體,處處、時時磨煉自己的演技。當然,這樣磨煉自己演技的并非初代市川團十郎的獨創,擔任坂田藤十郎對手戲的歌舞伎演員芳澤菖蒲,既無傲人的容顏,也無出色的舞藝,但是卻最終成為歌舞伎“女形”表演藝術的集大成者,原因就在于他不僅在舞臺上,而且在生活中注意時時刻刻模仿女性的生活習慣、模仿女性的舉手投足、體驗女性的心理活動,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見到自己舞臺上的“戀人”———坂田藤十郎時,也會自然流露出女性的嬌羞的面容。正是得益于這種刻苦鉆研的精神,包括初代市川團十郎、芳澤菖蒲在內的歌舞伎演員們才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成就自己的“明星制造”,并推動了歌舞伎事業的長足發展。
四、結語
關鍵詞: 日本 傳統文化 認知 定位
一、引言
由于地緣因素,中日兩國的交流歷史悠久。據《后漢書?東夷傳》記載,兩國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兩千年前。在漫長的交往中,日本積極學習中國,汲取先進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發展一直為中國文化炫目的光環所籠罩,以至于歷來不少人認為,日本文化只是一種亞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附屬品。
進入19世紀,日本逐漸感受到淪為西方殖民地的危險。明治維新后,日本主要的學習對象也變為西方列強。西方先進的制度、技術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雙重結構、日本文化的發展方向成為日本學者爭論不休的主題。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獨特之處?日本人如何認識本國傳統文化?本文將按照時間順序,分別從古代、明治維新前夕至二戰、二戰結束后三個時間段展開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發展過程的同時,分析日本人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與定位情況。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識
一般認為,日本列島人類活動的歷史約二十萬年。其新石器時代開始于約一萬兩千年前,以繩文式土器的制作為特征,其間居民依靠狩獵、捕魚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紀開始種植水稻,使用青銅器、鐵器,進入彌生時代。在當時的中國,秦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發達的中國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促進了當地生產力的發展,多個以氏族為中心的小國家得以產生。可以認為,彌生文化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
經過以繩文、彌生文化為代表的原始文化階段,日本在4世紀逐步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文化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隨著4世紀中葉以后大陸移民的到來、6世紀中期佛教的傳入、7世紀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國南北朝文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帶有鮮明佛教特色的飛鳥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輻射使日本文化繼續發展,以白鳳文化②、天平文化③為代表。由于這段時期的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一般將其稱為“漢風文化”或“唐風文化”,而與此相對,平安時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優雅的貴族文化被稱為“國風文化”。據此不難看出,日本人對該時期文化的獨創性是頗有些自信的。需要說明的是,平安時代中后期,隨著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廢止,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力有所減弱,該時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語為主要表現形式,充分體現出日本人細膩的感覺世界。
平安時代后期,武士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此后,鐮倉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該時期戰亂頻繁,充斥著世事無常主題的軍事題材小說極為盛行,如實體現了時代的特征。同時,民間文化也繼續發展,出現了能、狂言等極具特色的藝術形式。繼而,進入安土桃山時代⑤后,基督教的傳播、織田信長等人對佛教權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續淡化。另外,作為該時期文化代表的軍事設施、城郭的建筑風格,也無不體現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戶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該時期大獲發展,豐富多彩。宏觀方面,幕府為維護封建統治,在采取閉關鎖國政策的同時,大舉宣傳、普及朱熹的儒家學說,作為其統治的理論依據。朱子學作為正統學說,無疑是當時的主流文化。與此相對,部分文化人也開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說,日本國學研究的確立,是在外來中國文化的影響、激發下實現的。賀茂真淵(公元1697―1769年)開始研究《萬葉集》,提倡復古精神。其弟子、江戶時代日本國學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公元1730―1801年)繼續研究《古事記》、《源氏物語》等古典文學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試圖通過古典文化,重現完全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純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難發現,本居的思想帶有后世而言顯著的國粹主義傾向,并有意識地把日本文化與外來文化區分開來加以闡釋,可謂日本文化論的雛形。
上文按時間順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發展史作了概述,從中可見,盡管中國文化的影響廣泛深遠,但無法否認,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異的色彩。此外,關于日本人對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認同方面,雖然近代以來的日本學者熱衷于探討日本文化問題,但在江戶時代中期以前,幾乎沒有人有意識地就文化現象、思維模式等進行過系統討論;直至江戶中期,對于日本文化的關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現民族主義色彩,這顯然與古代早期國家意識、文化意識尚未完全形成有關。
三、近代――國粹與歐化
關于近代,存在各種不同的定義與劃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上半葉,具體說來即自江戶幕府體制瓦解、明治維新前夕開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期。雖然前后不足一個世紀,但卻是日本歷史上發展變化極為激烈的時期。明治維新通過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等一系列具體舉措,使日本躋身資本主義強國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過程背后,關于日本文化的存續、發展方向,思想理論層面的交鋒趨于白熱化,也更為系統,日本文化論由萌芽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江戶時代末期,受閉關鎖國政策和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一般將西方國家稱為“夷狄”或“戎狄”,并對其懷有很強的戒心。然而,這種看法竟在短短十數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治維新前夕,相當多的人轉而認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發達的文明、西方國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時,隨著交往的增多,日本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難得一見的自我意識得以覺醒,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這一系列概念一時變得清晰起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方與西方、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臺。有學者甚至指出,這是近代日本思想問題的中心之一,“對于在思想、制度上長期受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因素影響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壓倒性的新力量是無法忽視的,抵觸也好、吸收也罷,可以說,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動,都是以此問題為核心而展開的”⑥。正如江戶時期朱子學的傳播引發了日本國學研究的展開一樣,維新以來對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進,再加上民族主義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徹底觸發了日本人對本國文化的意識,于是,對于日本文化的審視、再認識不斷展開,日本文化論得到空前發展。
總結起來,近代日本人對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態度,大致有兩類,一部分人認為應該抵御外來文化,回歸傳統,而另一些人則贊成順應西方潮流。簡言之,即國粹主義與歐化主義。實際上,二者在某種意義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沒有優劣之分,但令人遺憾的是,部分國粹主義者在宣揚民族文化時無限拔高其特殊性與優越性,盲目排外,成為偏執的本民族中心主義者;而一些歐化主義者則完全無視本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可以說,二者都走向了極端,更有甚者,國粹的狂熱傾向曾為當時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備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靜客觀地處理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關系、主張兼收并蓄的人物極為罕見。就這樣,自明治維新前后起,在文化層面上,國粹與歐化這兩種主張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環往復,針鋒相對,交替占據上風,甚至一直爭執到了二戰以后。
四、現當代――從彷徨到再認識
二戰結束以后相當長時期內,日本人對于本國傳統文化的定位、發展方向的取舍,仍然處于彷徨之中。近代以來國粹與歐化周而復始的宿命,一時似乎無法擺脫。日本學者青木保曾就戰后的日本文化論進行過歸納,下面將從其觀點出發,結合時代背景,就戰后日本人對傳統文化的定位進行評析。
具體來說,青木把戰后日本文化論的發展大致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45―1954年,稱為“否定特殊性”時期;第二個時期是“歷史相對性”時期,為1955―1963年;第三個時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時期;第四個時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時期。
不難發現,第一時期處于二戰結束之初,日本戰敗投降,歷史上首次被外國軍隊占領,價值觀幾近顛覆。為此,日本學者在重新審視傳統文化之際,進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幾乎壓倒性的共識,認定導致日本走向深淵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傳統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墮落論》是該時期的代表言論之一,強烈批判了傳統的思想道德觀。此外,桑原武夫、川島武宜、丸山真男等學者也分別從思想、文學、社會、政治等各方面徹底否定日本文化。當時的日本學者無一例外地認為日本傳統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種缺乏價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具有普世價值的先進文化。由此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戰前的循環得以延續。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學者卻逐步改變了十年來對于本國文化的消極定位,并啟發社會對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雜種文化”論在某種意義上為日本文化進行了正名,指出沒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時,梅棹忠夫主張西方與日本兩種文明“平行進化”,將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提并論,且大膽肯定了日本的發展道路。該時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顯然與50年代后日本的國際政治環境改善、經濟逐步復蘇有關。隨著形勢的好轉,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應出現了低谷反彈,無疑為當時日本人增強自我認同感提供了依據。
第三時期是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在該時期內,日本的經濟地位舉世矚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為世界廣泛研究對象的同時,日本人對本國文化的定位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巧合的是,與戰后第一時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義卻有天壤之別。日本文化此時已被認定為一種優秀,甚至優越的特殊文化。對于日本文化一邊倒的肯定評價不僅來自日本國內,日本經濟的良好表現使國外學者對日本文化也贊賞有加。本階段后期,國際國內的日本文化論漸有失去冷靜的傾向,甚至發展成為日本禮贊。
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擴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漸有所顯現,日本文化也隨之受到一定質疑。進而,泡沫經濟的破滅促使日本人回歸理性,對前期的論點進行了反思,不再過于強調日本文化傳統的特殊性,而將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認與其他文化擁有相通之處,并積極尋求一種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國粹與歐化兩種道路的對立,似乎終于得到了調和。
五、結語
通過上文的整理發現,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與發展深受中國影響,雖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國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層面尚未產生成形的國家、民族概念,對傳統文化缺乏系統性的認知,其萌芽直到江戶時代中期以后才出現。明治維新后西方文化的進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識的覺醒。關于日本文化的定位與發展方向,主要出現了國粹與歐化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并長期循環反復,直至二戰后。戰后的日本文化論在一定時期內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階段出現了較大的起伏,對本國文化的定位不時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頗,而且有迎合大眾心理的庸俗化傾向。
當前的全球化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文化問題。日本對本國傳統文化定位的歷史充分說明,解構傳統文化,去偽存真,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外來文化,,探索一種共生的文化模式至關重要。
注釋:
①飛鳥位于今奈良縣境內,6世紀末至7世紀初為日本首都。
②白鳳時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號,公元729―749年。
④政權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內),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紀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內》,第9頁。原文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國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來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護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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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佛蘭德斯的狗》 奧維達 物哀 審美意識 日本文學 日本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N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14)02-0000-01
一、《佛蘭德斯的狗》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佛蘭德斯的狗》[1]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女作家奧維達(1839―1908)于1872年創作的作品,1871年奧維達從英國來到佛蘭德斯的安特衛普參觀,為佛蘭德斯畫家魯斯本所震撼,于是便誕生了這個在西方世界膾炙人口的經典故事。
這部小說主要講述了少年尼洛與老佛拉芒狗帕德拉齊之間的純真友誼,以及他們相依為命、終被凍死的悲慘經歷。這部小說已經誕生了一百四十一年之久,雖然它在西方世界已經廣為流傳,甚至還曾在美國被四次拍成了電影,但是他在中國的影響力卻遠不可與之相比,奧維達相比于同時代的彌爾頓、斯賓塞、托馬斯?莫爾以及約翰?班揚等人,在中國人的眼中也更為陌生。然而在與中國同為東方國家的日本,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這部小說在日本得到了極大的喜愛和重視。1975年,日本動畫公司就曾將這部作品改編成了五十二集電視動畫劇“フラソダスの犬”,可以說當時這部動畫連續劇已然成為了日本小朋友心中的最愛。22年后,日本人對這部小說的熱情依然沒有衰減,1997年,在黑田昌郎導演的執導下,這部作品又被改編成了時長104分鐘的同名動畫電影,于同年3月15日在日本公映。由此可見,日本人對這部小說的鐘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過了作品原屬的西方世界。縱然這里有日本崇尚“脫亞入歐”的心理傾向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這部作品悲涼慘淡的結局恰巧契合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物哀”審美意識。
二、“物哀”在日本民族文化中的體現
文學不能全權代表文化,但它是文化中極具分量的組成部分,日本文學是日本民族文化和審美意識的折射,而其中“物哀”美學觀堪稱日本文學的精髓,它在整個日本文學中無處不在。例如日本古代文學作品《萬葉集》第3724首和歌「道の手就是在詠嘆夫妻的離別之愁,全詩如下:
君が行く 道の手を りね
きぼさむ 天の火もがも
這首詩意為:把你要走的長路疊在手中,用天火將它付諸灰燼,真希望有那樣的天火。[2]這首描寫離愁別緒的詩想象獨特,字里行間難掩作者細膩的哀愁之情。又如《源氏物語》中的名篇《桐壺》,其講述了一個身份不是特別高貴但受到天皇專寵的女子,在其他爭寵的妃子們的嫉妒和排擠之下最終香消玉殞的櫻凄故事,雖篇幅不長,但是卻滿紙的悲涼。日本古代文學中的一些其他作品,如《土佐日記》《紫式部日記》等雖“物哀”之色不及前面二者那么濃重,但是也都不同程度的充裕著哀婉感傷的情愫。
在日本近現代文學中,展現“物哀”之美的文學作品更是恒河沙數,比如堀辰雄的《起風了》,整部小說以登峰造極的心理描寫和細節描寫,講述了“我”與節子之間充滿無奈、荒涼和憂傷的愛情故事,作者在小說的結尾處描寫了一片蕭瑟之景:“我有時能聽見小木屋的后面傳來輕微的聲響,恐怕那就是風從遙遠的地方吹來,在令樹木光禿禿的枝椏相互碰撞吧。另外似乎還剩下一些微風一樣的力量,沙啦啦的將我腳邊的落葉撥開,把它們挪到其它落葉上去……”[3]這其中“光禿禿的枝椏”“兩三片落葉”等景物的描寫不僅表明“我”的內心此時此刻充滿無限的哀傷,也象征著節子的離去正如花朵的凋零,讓人深感惋惜。這滿篇感人至深的字句,彰顯出了一種凄涼之美。又如森鷗外的《雁》,阿玉與岡田的愛情悲劇縱然有其由于二人社會地位差距懸殊而產生的必然性,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森鷗外在創作過程中所受到的“物哀”審美意識的影響也是這一悲劇性結局產生的重要誘因。正如劉立善先生在其《日本文學的倫理意識》一書中所說:“理智支配下的歐外創作《雁》,這在藝術創作法則上又一次證明了有島的金言:‘愛是生藝術的胎’。在主觀意圖上,則含有對青春時代失去的愛做出的回想和鑒賞之成分,流露的是哀傷和感嘆。”[4]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為人所熟知的日本作家如太宰治、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中,也都不難窺見這種櫻花飄散、寒蟬悲鳴般的“物哀”底色。
此外,在李建權先生所編著的《日本精神》[5]一書中曾經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情,在若干年前一名16歲的日本少女,在自己生日那天自殺了,她在留給家人的遺書中寫道:“我現在正是人生中最美麗的時刻,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美麗消逝,這個時候離去,為的就是留住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從這個日本少女的遺書中可以得知,她之所以選擇自殺是為了把這短暫生命的瞬間之美永留人間,她的思想意識深受“物哀”美學理念的影響,在細細品味人生甘苦之后,情感和思想都被逼入了死角,而毅然做出了奔赴死亡的決斷。
三、對日本“物哀”美學觀產生根源的探究
一個民族審美意識的形成與其民族所固有的歷史文化、哲學思想、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民族秉性以及等因素密不可分,那么探尋日本“物哀”審美意識產生的根源也就必然要綜合考慮以上等因素的影響。
首先從日本的民族秉性上來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深受其所處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的影響,日本人長期生活于狹長的海島之上,火山地震等災害頻發,使之形成了一種美好事物總會稍縱即逝的“無常觀”,因此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總會有一種渺茫虛幻的感覺存在,“花雖芳馥兮,飄零無余;慨此人世兮,孰克久居。”鈴木修次先生在其《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一書中所寫下的這段文字,恰好能夠完美的概括日本人心中長存的那種“無常”之感。
其次從日本民族的精神信仰角度來看,日本人對于武士道的推崇猶如中國人對于儒家思想的尊愛。如今武士道精神滲透到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攜帶著以櫻花作比的凄美氣質,成為了日本“物哀”美學觀的一大重要成因。“櫻花,如此甜蜜,容易凋謝,隨風起而落櫻紛飛,然后香氣逐漸淡去,永遠消失。”[7]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這段描寫櫻花的文字滿含哀愁,但是細細咀嚼,其中卻透露出一種欣賞與贊頌的味道,這就是日本人典型的審美方式。
總之,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審美意識是在對多種文化元素融合之后,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和時間沉淀而逐漸形成的,由此可見,“物哀”美學觀作為日本文化地圖上一座顯著的地標,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我們深入掌握日本文化脈象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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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日本文化課 國際化目標 跨文化交際
論文摘要: 課程國際化是現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基于這一目標對現有課程內容進行改革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認為在國際化目標下,日本文化課的教學可以通過以下四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為基礎素質培養,包括日本地理、歷史等知識的教學;第二階段為社會與文化教學,包括日本的社會現象和傳統文化形式等;第三階段為思想文化教學,著重培養學生思考和研究的能力;第四階段的教學突出文化比較,以日本文化為出發點重點培養學生對全球公益、人權、環境、倫理等問題的認知。
一
我國高等院校日語專業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課程體系,并培養出了眾多優秀的日語人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語教育界已經認識到日本文化課在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近年來,在“課程國際化”這一理論已得到了教育界普遍認同的情況下,日本文化課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2001年,教育部對原有的《高等院校日語專業基礎階段教學大綱》(以下簡稱《大綱》)進行了修訂,與原版本相比,修訂版特別提出把跨文化交際能力作為日語教學的重要目標。“外語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而語言知識(指語音、語法、文字、詞匯等)和語言技能(指聽、說、讀、寫)是語言交際的基礎,交際除要求語言運用能力外,還要求社會文化理解能力,而社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養又是多方面的”。
基于《大綱》精神,越來越多的日語專業增加了課程設置中日本文化類課程的比例,單純介紹日本風土人情的文化課已經無法滿足課程國際化目標的要求。其實早在1989年,Harari就提出了關于課程國際化的13條標準,該標準要求學生不僅要了解不同社會文化和國際事務,而且要有能力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Harari,1989)。國際化視野狹窄,國際化技能缺乏恰恰是眾多本科生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日本文化課不僅是語言學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培養、提高日語專業學生國際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途徑,更是實現課程國際化這一目標不可或缺的課程。
二
文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從廣義上來講,它既包括衣食住行、風土人情等社會現象,又包括宗教、哲學、民族性格、行為方式等抽象知識。因此,學生很難通過一個學期乃至一個學年的學習,完成對日本文化的深度理解。因此,我認為可以將這個知識體系的學習分為四個階段完成。
1.基礎階段。可以在大二第一學期開設基礎課程,講述歷史地理、風俗習慣、衣食住行等內容。通過編寫適合大二學生日語能力的講義,在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的同時,幫助學生完成對日本文化的初步了解,培養學生在日本文化方面的基本素養。同時,為實現跨文化交際的目的,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注重中日兩國的比較,特別是中日兩國在歷史上的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
2.提高階段。在大二第二學期,可以設置稍難程度的文化課,開始向思想文化過渡。在這一階段教學中,以分門別類的方式講解日本的社會現象和傳統文化形式,主要包括:傳統戲劇、曲藝(歌舞伎、能、狂言、邦樂等)、禮儀與禁忌、日本的“道”文化(武士道、花道、茶道、書道、劍道、香道)等內容。對于上述內容的基本知識,學生可以通過自學的形式完成,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能局限于教科書上的知識。對于每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形式,教師都應該引導學生探討其產生的根源、發展、現況,特別是在全球視野內該文化的特點影響等。日本的很多傳統文化都由中國傳入,所以引導學生對日本文化的特點、中日文化異同作出比較、深入思考十分必要,這個過程也能夠很好地培養學生的國際化思維。 轉貼于
3.強化階段。本階段的教學更強調學生對思想文化的學習。進入大三,學生日語水平已達到中高級水平,同時有了歷史、地理以及社會文化等知識作為基礎,這就在客觀上提出了更高的學習要求。本階段的教學內容可以參照南開大學韓立紅教授的《日本文化概論》一書,從日本文化開放性和主體性的兩個特征入手,對日本文化的發展做出總體的、縱向的把握。并以這兩個特征為主線,講授日本人的集團性、勤勞性、重實用、無常觀等特征,以及日本的社會結構、日本人的心理特點等內容。在此基礎上,初步涉獵日本哲學的知識,包括神道、佛教、儒學等。因為本學年的課程在內容上相對抽象,所以在授課過程中應該適當補充具體事例幫助學生理解。同時,要考慮學生的語言接受能力和課程內容的消化能力。
4.擴展階段。通過以上三個階段的教學,學生基本上對日本文化有了明確的認識,但這并不意味著課程目標的實現。國際化目標下的日本文化課應該是在培養文化理解能力的同時,通過國際比較,拓寬學生對日本文化外延的認識。因此,本階段應幫助學生構建多元文化知識框架,在這一框架下關照中英文實現對日本文化的再認識。同時,通過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較學習,使學生理解跨文化交際的內涵、特點并掌握基本策略。教師可以適當選擇專家學者高質量的科研論文作為教學資料,在教學內容中突出文化比較,重點培養學生對全球公益、人權、環境、倫理等問題的認知。
三
在基于國際化目標完善日本文化課內容的同時,教育者也必須認識到文化并非一成不變的,它具有歷史性及運動性的特點。這在客觀上要求教師在教材選取、教學內容選擇上,既要保持傳統,又要與時俱進;既要盡可能地全面涵蓋日本文化的知識,又要考慮到社會和學生的具體需求。誠如陳俊森在《大學日語教育的發展》一文中指出的:“未來的大學日語教學改革要走綜合化的道路,轉變傳統的三段式(較強的、一定的、初步的)能力培養的觀念,真正實行綜合運用能力的均衡發展,既要重視語言知識的傳授,又要重視交際能力的培養,語言、交際和文化并舉;提倡自主學習,重視良好的日語學習環境的構筑;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是教學的主導,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日語學習環境,幫助他們建立起學習的信心,這是新時期日語教師的重要職責。”課程國際化這一目標,不僅對文化課程的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是對教師的課堂教學乃至學校人文環境的綜合考量。當然,民族化與國際化是兩個不能偏頗的話題,在課程設置凸顯國際化目標的環境下,如何充分考慮教學民族化這一問題,我將在今后的教學實踐中進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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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務日語翻譯教學中文化思想培養的原則
1.1對比性原則
注意兩國文化對比的重要性。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既有共同點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教師在導入日本文化時,要遵循對比性原則,通過中日文化表面現象的對比,挖掘和分析兩國文化差異的原因,讓學生更深刻地了解日本文化
背后反映的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
1.2適度性原則
教師在教學中要把握好文化思想導入部分的量和度,過少不利于學生對日本文化的理解,過多則會喧賓奪主,留學生論文 變成日本文化課。作為教師要不斷研究,結合教學經驗抓住導入的時機,在教學過程中適時、適當地導入文化教學。
1.3實用性原則
文化思想培養必須與教材內容和商務日語日常交際的需要相結合。在上課時,應充分考慮到學生將來從事的工作,選擇與實際工作過程結合緊密的文化內容,例如,日本人的日常禮儀、商務社交禮儀文化、企業文化等,理解了有關的文化可以進一步促進語言的掌握和運用,而且學生對和日本人生活、商務活動相關的文化也會非常感興趣。
2. 文化思想培養的內容
2.1語言文化:
日語語言的含蓄性。重視人際交 往中的和諧關系,是傳統日本文化的顯 著特征。他們說話多留有余地,交際過程 中注意尊重對方意見,盡量避免相互之 間發生直接的沖突。日本人對別人的請 求、邀請、建議等即使辦不到或不能答 人際關系這一點,“以和為貴”的思想已 經融入了日本人的靈魂之中,日本人的 “拒絕”言語行為恰恰反映的就是這個“和”的精神。 總之,客觀地說,日本文化雖然包含了大量外來文明吸收的成果,但是已然 具有了其自身鮮明的特色,不能夠妄稱其為“拼湊的文化”。日本民族不光有其固有的文化特性,而且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特色打 造、鑄煉著自己的文化。至少日本人自己 是這么認為的:他們是獨特的。而不是任 何一種文明的翻版或抄錄。日本文化之于日本人的思想行為,從國內到國際上 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如要搞好日語翻譯教學環節,就必須先虛心地研究日本的文化思想,而且要盡可能地從更貼近日本人調。
2.2交際能力的培養:
除了語言交流,非語言交流在跨文化交際和商務溝通中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日本人與人初次見面時會鞠躬,在傾聽別人講話時會頻繁地點頭,這種“鞠躬”、“點頭”等交際方式就是非語言交際。日本人向來注重“以心傳心”、“心領神會”、“不言自明”,比起語言交流,他們更注重非語言交流,他們會通過對方的臉部表情、神情及肢體動作領會對方的言外之意,判斷對方的態度。因此,為使學生在今后的商務溝通中順利進行,教師必須在商務日語翻譯教學中穿插非語言文化方面的內容,使學生了解日本人非語言行為的文化特征以及中日非語言文化的差異。非語言交際的內容較廣,大致分為體態語、副語言、客體語和環境語四大類在商務日語教學中,可以適當地導入在非語言交際中起重要作用的“表情”、“視線”、“手勢身勢”、“身體接觸”等一些內容。例如,日本人在公眾場合常常面無表情或始終保持禮儀性的微笑,這兩方面看似矛盾其實卻反映了日本人不直接外露情緒的共性。這根源于日本獨特的島國文化,為了避免與他人產生沖突,日本人往往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另外,日本人在和別人交流時不喜歡直視對方,他們認為對視是不禮貌的行為,因此多采用回避視線的行為方式。在手勢和身勢方面,日本人也有其獨特的表達方式。
2.3團對協作方面的導入:
他們在共同的勞動生活中,團退意識 強烈,形成了親族式的縱向集團社會結 構,人們之間那種純粹的上下級關系已 不常見,親情般的感情紐帶滲透其中,使 他們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這種彼此之間 的相互諒解和關心在日本的人際交往中 時常可見。另外集團意識對于日本國民是多么地重要,而且集團內部不突出“個性”。在日式 的集團里,個性很強的人常常會與其他 人格格不入。要想融人集體就必須去掉個性,磨掉棱角。在所屬的集團中日本人 為避免與大家不一樣而受到集團的排 斥,都盡量采取與大家一樣的行為。只有 將自己完全融化在集團中,他們才能找 到“自我”的位置和價值。理解日本民族 的集團性這一點對學習日語的人來說是 很重要的一環。.
【關鍵詞】語言 文化 差異 導入
一、前言
語言與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任何語言都不可能脫離文化而獨立存在。每一種語言均帶有其所屬國的文化特征。學習語言的同時深入了解與該語言相關的文化知識和文化背景,已成為外語界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要真正掌握一門外語,就必須了解它包含的文化,了解該文化與學習者本國文化的差異,否則無法真正掌握該語言。學習語言的過程也是學習文化的過程,因此,在日語教學中文化的導入顯得尤為重要。
二、了解中日文化的差異達成語言交際的目的
在實際的語言運用過程中,常常有這樣的現象:有不少人所講的日語,盡管在語法和結構上無懈可擊,但卻給人感覺詞不達意,未能把想要表達的意思充分表達出來,有時甚至導致誤解。如某旅行社的領導和一個日本交流團見面,要分別時說了句“祝你們明天玩得愉快”。剛大學畢業的中國人翻譯在現場就將該句子直接譯為:“皆さん、明日 楽しんで遊んでください。”從語言層面上看,該句子的日文翻譯是正確的,但從交際效果看,那樣的翻譯又是不恰當甚至是很奇怪很別扭的。這句話,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思考的話,他們真正想表達的是希望對方好好地享受那個過程。因此,該句子的正確翻譯應該是:“皆さん、明日どうぞごゆっくりお楽しみください。”看起來用詞似乎字字有據的日文翻譯在日本人看來緣何那么別扭呢?原因就是沒有越過交際的文化障礙,沒能很好地掌握日本人的心理及其在特定場合的深層意思和習慣的表達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日文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語言上的障礙比較容易克服,而要克服文化上的干擾和文化上的障礙就不是那么簡單了。
三、克服文化的干擾越過語言障礙
在現代日語教學中,教師在課堂中應注重引入日本各個方面的相關知識,讓學生在學習日語的同時,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以及文化特征,分析其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并達成以下共識:拋開文化內容的日語教學已非完整的日語教學。即學習日語的目的主要在于進行跨文化的交際。當然,跨文化交際的障礙主要表現在語言的表達上。但是文化上的障礙也不容輕視。例如:日本人因為不能滿足對方的請求和愿望時,常常盡可能不直接用“不”那么直白的方式來拒絕,而是用些含糊其辭的拒絕的理由來說清楚。如果沒有很好的借口,甚至可以用個無傷大雅雙方都能明白的方式來解決,像「うん、そうだねえ之類敷衍話。實際上這個民族的認知習慣是在以不說否定的“不”為最高美德,在“以和為貴”的文化根基上形成的。如果不能滿足對方的要求那就以盡量不傷害對方,為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而選擇“以心傳心”的委婉表達方式。
四、文化導入的途徑
在教學過程中文化導入的途徑很多,首先可以從單詞的學習入手。在單詞學習時就開始進行文化滲透。如學習“溫泉”這個單詞時就可以就中日人民在溫泉進行“泡浴”的一系列的習慣對比,比較兩國習俗的不同處,同時延伸到相關的一些詞。如果不進行這樣的文化導入和對比教學,學生就無法意識到中日文化的差異性。文化導入手段很多,還可以從以下各方面進行嘗試:
(一)利用網絡和多媒體等現代化工具進行日語教學
在教學過程中結合音像資料、相關圖片和錄象等資料來加深學生對所學語言的感性認識。網絡的信息量很大,教學資源豐富,多媒體圖文和聲頻并茂,學生能得到直觀感受的同時還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和異域風情,文化的差異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感悟。
(二)大量閱讀原著和原版的報紙雜志來了解日本文化
從日語的表達習慣來看,日本文化的特征有很多,這些文化特征決定了日本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學生通過學習,能深刻體會語言的表達習慣和單詞的使用禁忌,逐漸積累相關的單詞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語言表達。
(三)注意引導學生的學習積累習慣
在具體的文化交流中如果只是熟練地掌握了語言表達技能卻不了解日本文化的內涵和差異,就不能順利地完成語言交際。而文化干擾現象的產生主要是學生對語言國的國情、文化缺乏了解而用本民族的思維方式來衡量對方所致。教師在課堂上盡可能地根據所學的單詞來就相關聯的內容進行引導教學,介紹文化的差異性時老師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和立場來陳述而不能有主觀的褒貶。
(四)利用教材內容進行拓展教學
進行適當的情景模擬可以提高教學的互動性和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學習積極性。在教學過程中就所學的內容設置一些場景,進行互動來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的同時提高語言的表達能力和會話能力。如在開設旅游日語這門課程時設置一些旅游景點讓學生當導游,就一些日常用語進行練習,盡可能的讓學生做到學以致用,提高實際的有效的交際表達能力。
五、結論
日語的日常用語的內涵非常豐富,沒有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做到準確地掌握和靈活的運用。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語的文字尤其是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是通過漢語的漢字演變而來,很多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也是從中國引進和模仿而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變遷,日語中很多的風俗習慣的表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某些傳統傳到日本后得到了很好的傳承甚至得到了更大的發揚和光大,而由于歷史文化背景和風俗習慣的不同產生了語言文化上的差異。本文提出在日語教學中導入文化的目的是要更多地了解這套語言的文化歷史背景,在運用的實踐中,可避免由于語言文化的差異而導致不必要的誤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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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日語歌曲;基礎日語;作用;方法;要點
【中圖分類號】 H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12-210-1
基礎日語是一門零起點專業課,教學中,適當的運用日語歌曲不僅能活躍課堂氣氛,還能激發學生對日語的學習興趣、端正學習態度。并能拓展學生的課外知識,從而提高學習日語的能力。除此之外還能還可以幫助教師解決在語法上的難題,為以后的日語學習提供一條便捷之路 ,是一種既能讓學生接受又有效的教學方法。
一、日語歌曲在教學中的作用
(一)通過學習歌曲激發學習興趣
基礎日語的教學是一門零起點學科。我們學習一種語言,最后能否說的流利,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對這種語言的學習興趣。當學習者對所學的語言感興趣時,會投放更多的精力在上面。日語歌曲特別是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朗朗上口、內容活潑并簡單易懂、而且更接近現在的學生生活,便于學生對日語基礎語法的理解與詞匯的記憶,使日語知識變得生動活潑、通俗易懂。從而增強了學生對日語的興趣。
(二)良好的語感的導師
要說一口語流利、地道的日語掌握其韻律和節奏的關鍵,也就是我們我們通常所說的語感。日語歌曲中的歌詞靠近生活、自然、節奏感強,更貼近日常口語會話,適合學生練習口語。通過適當的日語歌曲欣賞和演唱,不但給學生創造了良好的日語學習氣氛,并通過歌曲使學生體會阿爾泰語系的日語和我們母語的發音不同,并且經過反復練習后讓學生將歌詞說得流利、自然,也為以后高級日語的學習打下基礎。
二、日語歌曲在教學中的應用方法
(一)在每節課中進行歌曲教學,循序漸進培養學生口語能力
授課中可以安排一首與講課內容相關的日語歌曲,歌曲難度應從易到難、循序漸進。比如剛開始時我們可以選用“あいうえおの歌(五十音圖歌)”,再到“さくら(櫻花)”再到一些簡單的兒童歌曲。教學中我們采取將一首歌曲先聽一遍,再了解歌詞,最后反復播放,讓學生反復欣賞,熟悉所學歌曲韻律,這時就會有學生跟唱,再到能夠簡單地吟唱歌曲,最后大家再放聲一起唱。慢慢地,學生就能記憶一部分日語歌詞,即時不看歌詞也能聽懂大意,并能了解歌曲的意境。在學生漸漸熟悉一首歌曲時,他們口語的能力也在逐漸提高。時機成熟時可以利用晚自習進行日文歌曲演唱的比賽或者舉辦日語文化節。當然,也可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逐漸增加一些學生感興趣的詞匯,例如:食品、動物、明星的相關詞匯,從而再一次擴大學生的詞匯量。
(二)運用歌曲使學生了解日本文化
中日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隨著歷史的變遷也存在著一些差異,在日語教授過程中必然要聯系到中日文化差異。這時教師可以選擇一些和日本文化相關的歌曲進行教學,營造日本文化的學習氛圍,能夠有效地幫助學生了解日本文化,掌握相關知識。使學生在更多地了解日本文化的同時也認識到中日文化的差異,最重要的是擴充了學生的視野增大了知識面,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三、日語歌曲教學需要注意的要點
(一)所選的日語歌曲要被學生所接受
據了解現代基礎日語階段的學生全部是90年以后出生,這就要求教學所選歌曲要符合他們的年齡和心理特點。授課時就要挑選一些歡快、好學好記、朗朗上口的歌曲。如民歌《北國之春》,流行歌曲《后來》、《最初的夢想》、《小手拉大手》等都是由日文歌翻唱而來,可找出對應的日語原版歌進行教學,這樣貼近它們的平時生活,容易記憶的同時還能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使學生樂于學習。
(二)充分發揮歌曲教學的作用
通過教學實踐證明,歌曲教學法因其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而被學生所接收和喜愛,但如果運用不當,只是把它作為一個調節沉悶的課堂氣氛的工具時,反而會影響教學秩序的正常進行。因此,使用歌曲教學法,最好在三個階段使用。第一階段:課程導修時。課程導修是學期開始時讓學生對課程有個簡單了解的先行課,這時引入歌曲會使學生對日語更感興趣,為以后學習做好鋪墊。第二階段:講新課之前使用。講授新課內容前播放一首相關的歌曲,有利于學生通過歌詞,理解課文內容,了解日本文化,適應日本人的思維方式。
總之,用歌曲教學法輔助日語教學,可以增強學生知識的掌握,使學生在歌唱的過程中感受到日語的獨特韻味,潛移默化中學習了知識,也能讓學生在輕松快樂的氛圍里增強語感,提高學習能力。因此,日語歌曲對提高教學水平、增加學生對日語的學習熱情和興趣有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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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文泉.淺談日本歌曲在日語教學實踐的感想[A].劉曉芳.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研究――第五屆大學日語教育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162―164.
關鍵詞:文化語境;日語詞匯;跨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1-0075-02
恩格斯曾說“詞匯是語言的建筑材料”。①詞匯是語言學習的基礎,是構成語言系統的支柱,是語言系統中的核心知識領域,因此,詞匯教學研究是外語教學研究中的一個關鍵領域。而傳統的日語詞匯教學側重強調字面意思的解釋,忽視詞匯的文化內涵,致使學習者難以扎實掌握詞匯,同時也存在基本詞匯掌握扎實,實際交流時卻出現表達差異的情況。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將文化滲透到語言教學中。隨著語言研究的不斷深入,關于語言與文化研究及教學的專著與論文日益增多,提倡外語教學中加強文化滲透的研究也不在少數。而其中將文化與詞匯聯系在一起加以探討的研究較少,因此筆者嘗試從文化語境視角出發,在參考相關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文化語境與日語詞匯的關聯,希望能為日語詞匯教學提供些許參考。
一、關于語境和文化語境
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首先提出語境這一概念。他認為語言是人們行為的方式,語言與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語言不獨立于語境而存在。語境與語言有密切關系,語境對理解語言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識,起一定的解釋性作用,同時也有一定的制約性。之后英國著名研究語言學家弗斯對語境研究又進一步深入,將語境概念引入語言學,提出語境理論。韓禮德完善了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斯關于語境的思想,從語言的功能出發,提出系統功能語境理論。他將語境分為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和上下文語境。中國語言學家胡壯麟將語境分為語言語境,亦稱為上下文語境(指語篇自身的結構及邏輯連貫);情景語境(指的是語篇所涉及的具體場景,事件及參與者);文化語境(語篇所涉及的文化、社會背景等)。申小龍指出,語境包括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語言因素指的是言語交際的上下文。非語言因素包括說話的背景和情景。背景指的是百科知識(常識)、特定文化的社會規范以及交談雙方之間的關系等;情景包括交談的主題,交際的程度、時間、地點。②可見,研究者從不同領域和學科視角對語境做了界定,雖然目前尚沒有一致的界定,但大都包含語言語境,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三個層次。
胡壯麟先生指出文化語境是語篇所涉及的文化,社會背景。眾所周知文化的涵蓋范圍極廣,既有衣食住行,又包含在特定環境中所形成的處事哲學、價值取向、道德觀念、、思維方式和語言形式等等。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文化起著重要作用。在特定語境和情境中使用的語言也會受到其社會文化的影響,深深地烙上文化印跡。因此語言的學習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文化語境視角下組織語言教學也是尤為必要的。
二、文化語境視角下探討日語詞匯的必要性
早有研究者指出“各種民族文化對本民族語言的文字,語法,語音,詞語都有深廣的影響,其中尤其是詞語,是語言諸要素中最為敏感,內涵最為豐富的部分,也就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點的部分。”③而詞匯以外的其他諸語言要素對文化的體現較少。邵敬敏早在1992年便指出“文化對語言的影響是不均等的。好比陽光照射,陽的一面照得到,陰的一面則未必。反映在語匯(甚至包括文字)上最濃烈、明顯、突出、集中,而在語音、語法上比較清淡……”④日本學者角田太作則明確地說:“一般的に言って、音聲、音が文化を反映しているとする根はoい。”⑤可見詞匯最能表現文化的差異及特點,不同民族的文化通過不同的語言加以表達。例如日語中關于魚的詞匯特別豐富,這反映了島國日本魚文化特別豐富多彩。漢語中有關親屬稱謂的詞匯較其他語言豐富,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每一種身份的親戚都有特定的稱呼,如女性長輩就有“姨媽,姑媽,嬸嬸,伯母,舅媽”等稱呼,而日語中只有“おばさん”,英語只有“anti”,這充分現了漢語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心理影響,較為重視家庭觀念。因此日語詞匯教學實踐中應有意識地加強日本文化知識的傳授,特別是詞匯所蘊含的文化背景的講解,使學習者能夠更好地理解詞匯,順利進行跨文化交際。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詞匯之間也很難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如日語中的“女流作家”,表示對成功女作家的褒獎和稱贊,而在漢語中“女流”包含貶義,是對女性的輕視,不尊重。這起源于中國長期的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あなた”一詞雖然大致相當于漢語的第二人稱“你”,但具體使用范圍卻跟漢語相差甚大。日語中あなた一般用于關系比較親密的人之間,不用于長輩,尊長等身份地位較高的人。同時該詞還可用于處于戀愛中的少男少女之間,婚后的日本婦女稱呼自己的丈夫等。所以,因此在語言教學中必須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理解詞匯內涵,否則會給學生造成學習和理解上的障礙。
目前日語詞匯的教學現狀也要求詞匯教學中需要導入文化因素。以筆者所在學校――濟寧學院為例,我校開設的日語課程分別為面向英語專業學生的第二外語課程和面向計算機科學系對日軟件外包方向學生的專業基礎課程。兩個專業的日語詞匯教學均存在較多問題。教師迫于課時少,教學任務重的壓力,詞匯教學中局限在音、形、義的講解上,較少講授和語言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學生將主要精力用于專業課學習上,對于日語詞匯重視程度不夠,傾向于死記硬背。同時學校整體學習日語的氛圍不夠濃厚,缺少諸如日語角,日本文化講座,日語廣播等資源。由于以上一系列不利因素,學習者普遍反映日語詞匯難記,隨記隨忘,掌握不牢固;或者在運用已掌握詞匯時,因使用場景不對導致語意和表達的差異。
正如胡文仲指出的“只學習語言材料,不了解文化背景,猶如只抓住了外殼而不領悟其精神。”⑥日語詞匯不僅僅是音、形、義的簡單匹配,它是承載文化信息的元件,不同的文化風貌會反映在不同民族的語言中,所以日語詞匯教學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教育,也是文化教育,更是語言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統一。
三、文化語境下的日語詞匯教學方法
基于文化語境與詞匯的緊密聯系以及日語詞匯的教學現狀,日常詞匯教學中教師應有目的,有意識地進行文化意識培養與文化知識的導入。日語詞匯教學應在講解過程中滲透日本文化知識,要求學習者能夠理解詞匯中蘊含著的文化內涵,從而能夠在異文化交流中減少摩擦,更好地實現跨文化交際。
1.中日文化對比法。中日兩國自古以來文化交流久遠,兩國文化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異。利用對比法講授日語詞匯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日詞形相同,詞義相同的詞匯。如山、水、川、人、學校、nL、部L、一、二、三、豚、貓、犬、心理、感、高い、Sしい等,此類詞匯在日語中所占數量較多,多用漢字書寫,主要是一些人名、地名、方位、物體名詞,心理感覺等詞匯。學習此部分詞匯可以借助漢語優勢能夠更好更快地學習。二是詞形相同,詞義部分不同或完全不同的詞匯。該部分詞匯詞義存在擴大或縮小甚至感彩不一致的情況。“愛人”在漢語中是已結婚的夫妻互相稱呼對方的說法,而在日語中“廴恕敝蓋槿恕⒘等嘶頡扒楦荊情夫”,如果在日本朋友面前介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使用“廴恕本突岵生誤會。通過對比分析的教學方式能夠有利于學習者掌握詞匯的含義,也能夠避免學習者在使用詞匯時出現混淆。
2.情境交際教學法。通過設計營造特定情境、人物、事件幫助學生進入相關角色,重現現實情景進行交流。日語教材大多編排使用場景對話,教師可將詞匯的文化切入點在情境引入并讓學習者運用到模擬場景中反復練習。如設計打電話場景,要找的人不在時接線員可以說“~~は今席を外しております”通過場景演練學習者可以熟練掌握“外す”的用法。通過此方法還可以發現學習者在實際生活中會出現的偏誤。如いい、けっこう既可表示接受,贊同等肯定意義,又可表示拒絕,反對的含義。通過不同情境的對話可以讓學習者體會到這兩個詞匯在不同情境下的具體含義,從而能夠根據不同語境靈活準確地選擇恰當詞匯。
3.直觀感知文化法。對于特定文化詞匯,教師可以通過圖片、幻燈或者視頻進行直觀展示。比如在學習“すし”時,運用圖片展示“すし”的制作原料、類型,也可播放視頻讓學習者了解“すし”的制作過程,甚至可以讓學習者參與到“すし”的制作過程中。通過一系列展示學習者能夠直觀感知“すし”,深化對“すし”的理解,提高對日本文化的興趣。通過直觀感知文化的方法有助于培養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從而找到提高日語教學效果的新方法。
由于詞匯本身承載著豐富多彩的文化,所以詞匯既是語言要素更是文化的要素。教師在了解中日兩國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在詞匯講解中比較分析兩國文化差異;創設情境對話,讓學習者在實際場景中體會詞匯的文化含義;通過直觀感知文化的方法將文化因素導入詞匯教學。教師只有立足于文化語境視角,切實將文化和詞匯有機結合才能提高日語詞匯的教學質量,增強學習者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注釋:
①符小軍.日語詞匯教學[J].科學教育論壇,2005,(22).
②魯暢.語境視域下的日語詞匯教學策略[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8(3).
③④⑤轉引自李慶祥日語詞匯與文化――日本人的「(sみ)志向與「野菜のミニ化[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7,128(1).
⑥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