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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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政策取向需從短期目標轉向長期目標

2009年,我國難尋先例的經濟刺激計劃,全年高度寬松的信貸高增長,是中國經濟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動力。目前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預定的成果。中國經濟已扭轉了此前的下滑趨勢,實際產出正逐漸回到潛在產出值附近,2009年12月高達10.7%的GDP增速也證實了這一點。毫無疑問,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較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超出預期30%的銀行信貸增長,以及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使得經濟刺激政策可以適當矯枉過正。但中國經濟度過難關之后,目前的當務之急或許也是最大的困難,可能在于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中長期發展的問題。

在探討中國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顧一下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過程。可以發現,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于資產負債表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在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由于資產方迅速縮水而負債方不由市場定價而固定不變,這導致了眾多金融機構與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實際經營中賬面上的巨額虧損和家庭財富的巨額縮水,引致金融機構貸款的大萎縮、企業投資的崩潰,以及家庭消費的下降,并進一步導致市場流動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潰。可以說,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主要傳導機制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沖擊。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發生以來最本質的因素。這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乃至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低迷的機理完全一致。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理解歐美發達國家救市的基本脈絡。應該說,美國次貸危機從性質上來看,既不是政府財政收支危機,也不是國際收支的危機,而是發源于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的危機,同時這場危機的規模是私營部門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必須由政府力量大舉介入來克服危機。事實上在明確了這場危機的本質后,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財政部增發國債購買有毒資產,政府直接注資于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美聯儲印發鈔票,財政部出臺的公私合作計劃等等,這些措施的基本邏輯就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擔保,用發行債券和印鈔所獲資金注資于金融機構,注資于金融市場,以此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有毒資產從金融體系中剔除,幫助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動經濟的復蘇。

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相同的路子,在穩定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下,2009年政府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短期來看確實促進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考慮到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實現了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著眼于單純依靠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因素重視不足,經濟刺激計劃并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導致刺激經濟的政策實際效果不佳。一般來說,經濟復蘇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探討中國什么時候撤出經濟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將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轉移到保證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上來。

根據我國過去數年的經驗,如果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率超過20%,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反映到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上面。而在2009年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M1和M2分別增長了32.35%與27.68%,遠超歷史平均水平。此外,在政策出臺初期,M1的增長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長速度,但隨后兩者在2009年9月出現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經擴大到4.6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形成,國民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預期加強和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化的雙重危險。從價格指數來看,12月CPI為1.9%,PPI為1.7%,也初步證實了上面的推斷。中國宏觀經濟之所以出現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形成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增長模式的問題。鑒于中國長期采取依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而長期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繞不過去的坎。只專注于短期目標并通過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用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總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最終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可能持續太久,這是以往的經濟危機給各國提供的經驗教訓。當前必須盡快將政策取向轉向長期目標。具體而言,應重視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如在經濟政策退出的同時逐步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避免經濟對重型工業的過度依賴,大力發展服務業和民營經濟,以便保證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

可將匯率作為脫鉤美國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各種組合而言,選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緊或者雙松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經濟金融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實施的。例如當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往往選擇雙松政策組合,包括增加財政支出、減稅、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性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必然的選擇,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尤其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導致我國面臨資產價格膨脹與通脹預期加強之后,如何找準合適的時機退出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從貨幣政策的運行來看,政策的退出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行框架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鑒于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釘住美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可能在短期內給中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方式和節奏形成約束,這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打折扣。從美國方面來看,雖然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下美國經濟觸底反彈,但目前連續數月10%左右的失業率和充滿變數的房市表現,仍然使美國未來的經濟復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為加速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美國政府和聯儲局向經濟注入了大量流動性,2009年三季度美國GDP開始轉正。但是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對美國選擇何時加息更為關鍵,鑒于“無就業復蘇”的現實,美聯儲將在貨幣政策上維持當前0～0.25%的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水平,且短期內至2010年下半年可能不會調整利率水平,已經成為市場共識。甚至可以判斷這一政策基調仍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目前美聯儲采取“數量型放松”工具微調貨幣政策,例如通過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購協議的方式,回收市場上龐大的存量流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聯儲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個技術性工具,更大的問題在于它對銀行資產的擔保實際上難以退出。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使美聯儲目前面臨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如過早啟動退出政策,可能會延緩經濟復蘇進程,甚至導致經濟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脹又可能失控。綜合起來分析,目前美聯儲更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規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在美聯儲這種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下,中國需要做的是與美國的貨幣政策脫鉤。

目前,中國已經或多或少啟動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人民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部分放貸銀行征收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引導市場預期;銀監會對部分商業銀行實現貸款規模控制,甚至針對個別銀行進行信貸的窗口指導等等,均預示中國正在考慮退出經濟刺激計劃。這些措施對于引導市場預期,合理約束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同時還應注意,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退出還只是局限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一些價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尚未使用,這導致政策退出的效果受到一定質疑。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在貨幣匯率政策上進行適時調整,當下的各種宏觀政策將難以真正實現緊縮效果。面臨美聯儲當前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中國需要做的是盡快與美國的貨幣政策脫鉤。這需要引入匯率因素作為重要的政策變量使用。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借助于出口拉動,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目前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考慮自身因素,資源逐步枯竭,勞動力成本也逐漸增加;考慮外部因素,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等等。這些因素將難以保證中國出口額繼續增長。中國在退出經濟刺激計劃,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向內的對策給以支持,而匯率則是個重要的工具變量。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可成為緊縮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改變目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大市場力量在這一機制過程中的成分。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匯率完全不干預。實際上現實中大多數的國家政府也關注匯率政策,我國可以學習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允許匯率在長期內大幅度變化,允許長期內升值。但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對每日的超常浮動進行干預,如果短期內變化太大,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以影響匯率,穩定市場。當前需要作的就是推動人民幣恢復緩慢升值,可以開始人民幣有序、漸進的升值進程。人民幣升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長期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成功轉型。

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之路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過去幾十年間也在這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的資產泡沫問題已經有所抬頭,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這對于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應根據形勢擇時啟動這些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退出機制。

鑒于目前我國人民幣釘住美元,中美利差的變化將影響中國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和美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目前,美國刺激經濟政策的退出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是臨時性經濟刺激措施將逐步停止使用,危機時的臨時性刺激經濟政策不再擴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呈放緩態勢,為刺激經濟政策徹底退出做準備。其次是貨幣政策收緊呈現漸進的態勢,并逐漸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最后是美國正在削減財政赤字的規模,并逐步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減輕此前的膨脹局面。中國的經濟刺激正常退出很大程度上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具體到中國的情況,時機選擇來看,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的復蘇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和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的情況。從目前觀察到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可以考慮退出,具體實施上可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個階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從過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轉化。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減稅等。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可以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對于這個核心內容需要切實貫徹有關的具體要求情況。如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標,這有助于市場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否則可能導致預期的紊亂以及對市場的沖擊。考慮到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目前看來,要觀察宏觀政策的退出,關鍵的指標還在于信貸增長。綜合各方考慮,可以將信貸增長仍然維持在20%左右,稍微高過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國在政策實施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實際上這從2010年1月的信貸數據已經可以看見這種端倪。各家金融機構與貸款賽跑,1月份的前三周即已達到1.5萬億元,距離2009年同期的1.62萬億元不遠,生成這一現象歸根結底是政策目標不清晰。

此外,提及控制資產泡沫,要求貨幣政策從操作上不僅要緊釘住CPI指標,還應考慮資產價格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此次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阿聯酋等國得到一些啟示。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破壞力,就印證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目前我國中央銀行需要重新定位貨幣政策的角色,應將資產價格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從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編制廣義的包含資產價格在內的價格指數。考慮到房地產價格的變動趨勢相對穩定,且與經濟周期變化較為吻合,可首先探索將房地產價格變動納入整體物價指數中,央行加以監測并定期反映到貨幣政策操作中。

第2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人們可通過對經濟信息的接收、收集、傳遞與處理,實時、動態的了解各方面經濟的變化情況,并根據其變化,及時采取措施進行調控與管理,保證經濟發展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從廣義上來講,經濟信息具有分子化、數字化、虛擬化、全球化、中空化、互聯型、創新型、整合型、知識型、緊迫型等諸多的特點,而從實際的應用功能上來講,經濟信息主要具備有預測功能、控制功能、選擇功能、增值功能、開發功能等。通過對經濟信息的多角度、多方位分析,我們也可看出,將經濟信息應用于宏觀或微觀經濟管理中時,對整體的經濟管理水平,具有著十分積極、深遠的影響。

二.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于宏觀經濟管理中應用經濟信息時,主要具有以下幾點比較突出的作用:

⑴推動性作用。將經濟信息充分利用地應用于宏觀經濟管理中時,可以使管理方式更加合理。例如,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主要內容:人力、資金、設備、產品等,均可通過經濟信息緊密的聯系與組織起來,最終使各方面能夠更加協調,得到統一性的管理和發展,從而對推動整體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實質性幫助。

⑵決策性作用。通過經濟信息的整理與統計,將宏觀經濟曾經的運行情況,當下的運行情況進行科學性、綜合性、全面性的分析,并根據實際的分析結果,預測出未來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再根據預測,制定出相應的經濟管理計劃,并放心地將這些管理計劃付諸于行動。這種方式,也就是指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起到的決策性作用。

⑶指導性作用。在編制宏觀經濟管理方案時,如果未能充分地了解當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則容易出現管理方案編制不合理、不實用、不正確等問題。而將經濟信息應用于宏觀經濟管理方案的編制當中時,便可得到大量可靠、準確、有效的經濟信息資料,這對于管理方案的編制將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進而保證管理方案編制以及后期方案實施的合理性與有效性。

三.基于宏觀經濟管理的經濟信息應用措施

通過對經濟信息應用于宏觀經濟管理中作用的分析,再結合當前經濟信息存在的一些弊端,筆者認為,應該通過以下幾點有效性措施,促進宏觀經濟管理中經濟信息應用的充分性與合理性:

1、建立完善的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

于宏觀經濟管理工作中建立完善、全面的經濟信息系統,可以使經濟信息的內容更加詳細,并使其整體運行更加正常,進而有效的提高宏觀經濟的管理水平。而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的建立,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⑴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的建立原則。首先,必須要保證所建立的信息系統與宏觀經濟管理完全配套,緊密聯系,保證其能夠發揮充分的作用。其次,建立此信息系統時,必須嚴格遵循“獨立性、目的性、經濟性、可靠性以及系統完整性”等原則,以促進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應用的合理性、有效性與正確性。再次,綜合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形勢,科學地把握宏觀經濟信息,在綜合考慮、分析的基礎上合理地建設宏觀經濟管理信息系統,以便能更好地推動宏觀經濟管理的有效性。

⑵網絡化信息系統的建立。要想保證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應用的時效性與合理性,就必須保證所收集的信息及時、合理、重要。這種形勢下,使得宏觀經濟網絡化信息系統的建立已是必然。而網絡化信息系統在應用時,也需注意三點重要事項:其一,經濟信息的收集必須及時,充分地體現出時間觀念,以保證各項宏觀經濟管理決策的合理性。其二,信息收集必須要突出重點,切勿一桿子全撈,貪多求全,盲目進行,要做到就重避輕,有的放矢。其

三,收集經濟信息并應用時,應該結合實際,有針對性地收集于宏觀經濟管理中可起到重要作用的信息資料。

2、以經濟信息為導向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

大力開展宏觀經濟管理工作,主要是期望其能夠對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為了保證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實現,將經濟信息作為導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經濟信息在我國宏觀經濟的整體發展中一直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而這個影響又分為正反兩方面,如果經濟信息應用得當,則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影響意義,反之,經濟信息應用不合理,也會對發展造成阻礙性的影響。因此,于實際的宏觀經濟管理工作中,必須將經濟信息擺在首要位置,并以經濟信息為導向,來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長效發展。例如,通過對每個局部經濟信息的整合、分析,來探究其對整體經濟發展起到的影響,再以這些經濟信息作為依據,應用科學、合理、有效的宏觀的經濟調控政策,來促進局部經濟與整體經濟發展之間的均衡性,規避兩者在發展中出現的沖突,使局部經濟發展能夠積極地促進整體的宏觀經濟發展,滿足宏觀經濟的有效性管理目標。

3、加強經濟信息應用下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

基于宏觀經濟管理中經濟信息的應用意義,相關的管理部門還應該在充分考慮經濟信息應用情況的同時,重視對宏觀經濟管理機制的建設與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其一,我國相關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應該撤銷或是減少直接參與微觀經濟管理的部門,在考慮到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差異性的情況下,逐漸落實“政企分立、政資分開”的管理對策,以保證經濟信息的精準性與合理性。在此基礎上,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還應該通過人才整合、精兵減政等有效性策略,使經濟信息的的應用更加合理,為提高宏觀經濟的管理效率以及推動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打好基礎。其二,在經濟信息的合理應用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還應該結合當前發展形勢,加強對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具體為:

⑴在考慮到宏觀經濟長效發展的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當前的體制進行分析,并采取針對性、個體化措施加強對國有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

⑵基于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可大力倡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以便能起到推動國有經濟健康、良好發展的作用。

⑶通過對國際金融形勢的分析,加強對我國現有金融體制的改革,使國內金融體制能夠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地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

四.結語

第3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狀況是一個“悖論”，即從微觀財務角度來看國有企業不斷惡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產率（TFP）卻一直處于正增長狀態，是有效率的；從微觀競爭和經濟比重的變化來看是沒有效率的，但從宏觀經濟影響來看卻是有效率的；從生存競爭指標來看是非效率的，但從宏觀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來看卻是有效率的。中國國有企業的這種效率狀況被世界銀行稱為“效率悖論”。許多學者對這種效率狀況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一是世界銀行的早期解釋，認為是中國市場競爭的加強促使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正增長，而產權的殘缺和相應的委托關系導致了國有企業財務效率的惡化；二是李培林等人的解釋，認為是國有企業過高的社會成本導致了這種效率狀況；三是《中國工業發展報告（1999）》、諾頓、江小涓、盧獲和陳鴻文、張軍對國有企業的“效率悖論”進行的解釋，認為是規模經濟導致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了國有企業財務狀況的惡化（盧獲，2000）；四是Yoshio Wada的解釋，認為“管理成本和融資成本的過高侵蝕了國有企業的贏利能力，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與財務效率的背離”（Yoshio Wada，1998）。

上述四種解釋都存在著問題。第一種解釋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競爭既然可以通過壓力改變市場主體的行為，使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正增長，但是，競爭的效率為什么沒有反映在財務狀況的改善上呢？產權的殘缺使資源配置無法達到最優，但為什么產權殘缺的資源配置效應只體現在財務績效的惡化上，而沒有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增長上呢？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與財務效率的改善為什么沒有直接的關系呢？第二種解釋可以利用社會成本過高來解釋國有企業財務惡化的原因，卻無法解釋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正增長的原因。因為社會成本過高并不能構成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原因。第三種解釋有它的新穎之處，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否能夠完全歸結于國有企業的規模經濟？宏觀經濟的惡化是否是國有企業財務惡化的直接原因？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因為宏觀經濟的惡化很可能就是國有企業效率惡化的結果。同時，企業的規模經濟為什么沒有反映在財務效率的好轉上？企業規模經濟的形成與財務指標的惡化有何聯系？這些問題都是該種解釋無法回答的。第四種解釋在本質上只給出了國有企業財務績效惡化的部分原因，它與前幾種解釋一樣沒有給出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提高的原因，以及“效率體論”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因此，國有企業“效率悻論”依然是一個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問題。

二、 理論解釋框架

上述四種解釋之所以無法正確地說明中國國有企業“效率浮論”的形成原因，其關鍵在于它們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存在著問題：①在“次代世界”中不能簡單地以新古典效率標準為準，不能只從微觀的角度來處理效率問題。因為“次代世界”中的各種外部性不但決定了帕累托效率標準的失效，而且也決定了微觀效率與宏觀效率的不一致。而上述解釋中的“競爭論”和“產權觀”從本質上都是以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為基礎，所采取的財務指標和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也都只是微觀指標，并隱含了帕累托效率判斷標準。②國有企業的制度性質決定了我們在處理國有企業效率時不能把它放在一般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分析，必須從中國的特殊環境出發，充分考慮國有企業的戰略定位和效率定位，才能對其效率狀況做出全面的理解。因此，充分考慮中國轉型期、過渡期和后趕超期國有企業的性質和定位才是解釋中國國有企業“效率悻論”的關鍵所在。

我國國有企業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在理想經濟狀態下的國家所有制企業，必須把國有企業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背景下進行分析。而這意味著：①必須將國有企業與在生產力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施趕超戰略相聯系；②必須把國家所有制當作一種全面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而不是西方社會派在先進生產力水平下推行簡單社會競選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工具之一；③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保持不變，而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化的過渡時期，必須把國有企業與現代生產力發展模式的變革以及經濟與政治的相互作用聯系起來。

1． 后趕超戰略時代國有企業的定位

喬安·羅賓遜夫人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性質做出過精辟的概括。這就是，社會主義不是“超越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一種沒有進行產業革命的國家可以用來效仿產業革命的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一套不同的游戲規則中進行快速積累的手段”（Joan Robinson，1960）。一套不同的游戲規則主要是指國家控制下的計劃體系，它肩負著實施“技術效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的戰略任務。但是，當這些國家初步建立工業化體系，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進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現代高新技術的模仿、移植和趕超時，社會主義計劃體系已經不能勝任這種“后趕超”任務了。因為落后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效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不再像傳統的技術趕超那樣，其方向和發展都具有嚴格的確定性，國家只需要集中各種資源，通過計劃控制以克服“技術移植”中的市場失靈問題，就可以快速建立工業化體系。知識經濟時代的高新技術模仿、移植以及趕超在某種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它需要良好的激勵機制、信息傳導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以克服國家計劃體系在激勵、信息傳遞和風險分散方面的缺陷。但是，政府主導下的技術趕超體系的失靈并非就意味著單純地利用一般的市場體系就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因為趕超中的技術移植、模仿雖具有不確定性，但它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有著本質的差別，有相當部分的技術發展依然具有確定性，依然帶有強烈的公共品屬性。如果依賴一般市場機制又會產生大量的市場失靈問題，具有確定性的技術就會因為其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性質而不會得到有效的供給。如何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計劃失靈”在知識經濟時代實施后趕超戰略所面臨的兩難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最好的制度適應性創新，而其核心就在于國有企業制度安排。利用國有企業作為“技術移植、技術模仿、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的主體，有利于克服“國家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利用國家與市場的各自優勢實施后趕超戰略。一方面可以利用國有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把技術投資和技術發展作為“半公共品”提供給社會，以克服一般市場的提供公共品不足的缺陷，推行國家的產業政策，促進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則可以利用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引入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克服單純政府控制公共品和分散風險方面的缺陷。

2.國有企業宏觀經濟效率的定位

W·布魯斯曾經論述過應當將社會主義所有制從整體層面來進行把握的思想。他談到，“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把互相分離的經濟活動單位一體化為一個社會整體在這里起著首要的作用。奧斯卡·蘭格一直特別注意社會主義的這種屬性，認為它會提高從個體到社會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從微觀水平到宏觀水平的合理行為的標準。這種聯合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外部性的內化’，即不僅僅在于有可能把微觀單位活動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計算在內，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標而引起的宏觀范圍無效率”。“通過把合理行為的標準從微觀經濟水平提高到宏觀經濟的水平，社會主義被假定應當顯示出較之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Bruce，1998）。因此，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定位的立足點按照經典理論的解釋就不僅僅在于微觀的資源配置，社會主義制度的設計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觀經濟組織配置資源的非效率問題，從整體上達到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

雖然現在的資源配置以市場為基本手段，但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同樣決定了它宏觀經濟效率的定位。而實施這種宏觀效率定位的途徑就從傳統的計劃資源配置方式讓位于國有企業這種介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制度安排。國有企業制度安排依然是國家對整體宏觀資源配置效率實施控制的根本手段之一。在過渡時期和轉型時期這種宏觀效率的定位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因為市場的不完全和經濟結構的轉換決定了以較為完善的市場制度為實施前提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缺乏實施的基礎和傳導機制。所以，國有企業的效率定位不僅僅是單個組織的微觀效率，更重要的是社會經濟宏觀效率。其具體體現是，國家利用與國有企業的特殊關系把它作為宏觀經濟調控和產業政策的直接傳導工具。

第4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1問題的提出

我國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就是從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其實質就是擴大抵扣范圍，即允許抵扣當期購人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我國現行增值稅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及時入庫和穩定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稅作為我國稅制體系中的主體稅種之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固有的弊端，從經濟層面來看抵扣范圍狹窄不利于刺激企業投資，從政治層面看為政府提供了“印鈔機”導致眾多的經濟犯罪。鑒于此，增值稅轉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而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就是減稅，為此供給學派為我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和固定設備的更新，從而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每單位生產要素的投入能夠產出更多的商品和勞務，降低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供給學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更多的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資的積極性。

2我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

從國內外的經濟環境看，“華爾街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減速，外需急劇收縮。出口受到重創。同時國內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國內出現經濟的周期性回調都反映出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面對我國目前內外夾擊的經濟形勢，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轉型無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給方面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資乘數效應將會彌補轉型后政府財政的稅收收入，提高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帶動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從而帶來較高的就業率和生產率，最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消除這次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阻礙。

客觀地說，增值稅轉型的契機已成熟。經濟過熱的風險悄然降溫之際。減稅呼聲中的全國范圍內的增值稅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國目前減稅呼聲此起彼伏，國內外減稅潮流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等備受期待，這些減稅政策無疑比政府投資更能夠促進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機肆虐的關頭更能帶動經濟的增長。

此外，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能力也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稅擴大抵扣范圍所減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時間里，我國財政收入連續上了幾個臺階，較輕松地實現從2萬億元到5萬億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時，新企業所得稅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國實行，增值稅全面轉型也錯開了企業所得稅這項大的稅制改革，大大減輕了財政壓力。

3我國增值稅轉型的效應

從供給學派的觀點來推斷，在我國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具有拉動投資的效應，對微觀層面的企業和宏觀層面的國家經濟都會產生深遠的意義。

3.1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微觀主體的影響

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全國范圍內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徹底抵扣固定資產所支付稅金，這一轉型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影響最為劇烈。對勞動密集毅企業的影響較為平緩。

同時，增值稅轉型對不同規模企業所產生的意義有著天壤之別。適用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對象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改革后這些納稅人的增值稅負擔會普遍下降，而規模小、財務核算不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包括個體工商戶)，由于是按照銷售額和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且不抵扣進項稅額。其增值稅負擔不會因轉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應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規模納稅人健康成長。

3.2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從供給學派的觀點來看。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意義表現在增值稅轉型后，有利于企業增加投資。而投資的增加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增長導致了更多產品的供給，而更多的供給會導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費，當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會增加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因此增值稅轉型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和市場環境的穩定。

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增值稅的轉型也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增值稅轉型后。固定設備購人方可用進項稅額抵扣銷項稅額，間接降低固定資產取得的成本，提高企業盈余水平，這將帶來企業所得稅的增加和投資拉動GDP兩方面的正效應。從東北地區增值稅轉型試點政策的實施情況來看，根據8005年統計數據顯示，東北地區國內增值稅收人為955.8億元，而增值稅轉型試點直接影響東北地區增值稅收人減收32.36億元，占東北地區全年國內增值稅收人的3.4％，只占全口徑稅收收入的1％左右，并沒有造成稅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實際上稅收總量仍然保持較高的增速。

3.3增值稅轉型對市場穩定的影響

用菲利普斯曲線來分析宏觀市場的穩定，可以發現增值稅轉型對于宏觀市場穩定的影響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即：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首先從失業率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增值稅的轉型從總體上會降低企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成本，促進企業的投資的增加，而投資的增加則代表著更多生產單位的出現，從而增加了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降低了失業率。另一方面，隨著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對于勞動力索質的需求也會上升，也許在現階段來看對于失業率并不會起促進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并不僅僅會是對失業率有促進，同時還會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并且會促進我國生產方式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過度。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增值稅的轉型不僅僅是給我們帶來失業率的下降，而是在失業率下降過程中，帶來了勞動力素質的上升。

第5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一、傳統宏觀經濟學教學范式及其缺陷

傳統宏觀經濟學整個理論體系與政策實踐的核心表現為IS-LM模型及其基礎上的總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稱IS-LM模型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帕廷金認為它是凱恩斯的“主要信息”,托賓和索洛稱為經濟學專業的“受過訓練的直覺”。因此,IS-LM模型曾經長期居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并成為經濟學家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普遍框架。傳統IS-LM模型的基本內容在于兩個關鍵要素和一張圖。兩個關鍵要素是:產出(收入)是由需求決定的內生變量;利率是影響產品需求(C+I)及貨幣需求的內生變量[1]。經過希克斯表述的《通論》所發展起來的傳統IS-LM模型的一個簡單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為貨幣需求,均衡時L=M,M為貨幣供給。i為投資,s為總儲蓄,y為收入,r為名義利率。由于固定價格假設,變量的名義值與實際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視作收入決定模型(包含了供給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為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決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個簡單框架,模型集中關注的是利率在聯系兩個市場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張圖如圖1:其中IS代表IS曲線,LM代表LM曲線。通過兩條曲線的交點就可以決定經濟的均衡狀態E,所對應的就是均衡收入y*與均衡利率r*,它是經濟在實現產品市場供求一致與貨幣市場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財政政策,LM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貨幣政策,因此,總需求管理就可以通過IS-LM圖形中曲線的移動來分析經濟狀態的變化和預測內生變量的變動方向。傳統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學作用。它是分析經濟的實際與貨幣部門相互作用的最簡單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張圖使經濟分析與政策分析的含義直觀化,宏觀經濟學家與廣大公眾(記者、官員等)更易交流。可見,IS-LM模型具有比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對經濟理論的詮釋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論比較中能夠澄清某一宏觀經濟理論的解釋,因而成為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等各流派辯論的共同基礎。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釋或預測某種經濟的績效,進而發展出了政府和企業進行政策評價與經濟預測所使用的非加總宏觀經濟學計量模型,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4)規約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來選擇一定時期績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這些影響下,IS-LM模型成為絕大多數入門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核心。國內出版的教材也沿襲了這一思路。老師們在課堂上講授IS曲線、LM曲線的含義及代數形式,并使用IS-LM圖形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

然而,這種傳統教學范式已經受到經濟學界的猛烈抨擊。激烈的爭論和研究表明,傳統IS-LM模型存在著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靜態性質。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靜態的同時均衡框架來處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調整問題[3],這使得再次反饋過程與初次發生過程變得同等重要。這會造成對實際的動態時序經濟行為的錯誤認識[4-5]。事實上,經歷了歷史時間、遭受了一系列沖擊和結構變遷之后的經濟體系,其反饋過程只能部分為經濟個體所認知。IS-LM模型沒有引入時間和經濟變量的滯后效應,因此有必要以動態時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確定性。傳統IS-LM沒有考慮宏觀經濟世界中不確定性(尤其投資方面)和預期的重要影響,因此就不能體現宏觀經濟的結構不穩定性。許多原凱恩斯主義者和后凱恩斯主義者都認為這是凱恩斯貢獻的真正本質,而不確定性和預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沖突。

第三,模型的邏輯不一致性。一個表現是IS曲線作為流量均衡同LM作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個表現是傳統IS-LM模型缺乏微觀基礎。它是總量的特設關系,而不是從明確的理性主體的最優化行為推導而來。而按照盧卡斯批評,IS和LM曲線代表的函數在經濟政策規則變化時并非保持不變。因此模型的政策評斷往往不可靠。

正是這些因素導致傳統IS-LM模型逐漸衰落,大多數宏觀經濟理論和經驗研究已經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總供求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IS-LM模型“死了”還是繼續“活著”?筆者對國外流行的中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作了一個初步調查(見表1):可見,盡管把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糅合在一起的薩繆爾森式的新古典綜合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學范式已經不再流行。因此,國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者應該注意到這種轉變。這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更新的一種體現。由于國內教材普遍更新較慢,老師就有義務不再傳授陳舊的IS-LM模型。更進一步來說,在權威期刊上的理論研究與研究生宏觀課程教學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關了。據筆者所了解,察覺到這種轉變的教師還比較缺乏。許多教師仍然在用IS-LM圖形來討論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與政策含義。這種教學現狀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對簡潔性及教學慣性。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新范式:動態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這樣,課堂教學是否應該完全拋棄IS-LM模型呢?如果拋棄傳統的IS-LM模型,宏觀經濟學教學還剩下什么?筆者的教材調查表明,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供求模型和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中心環節。問題在于這種教學方式,一方面同微觀經濟學嚴重脫節,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是兩張皮,缺乏比較嚴密的邏輯關聯;另一方面,初中級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同高級宏觀經濟理論及專業性的宏觀經濟研究也是脫節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給出了兩個緊密聯系的新動向: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主張宏觀經濟學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微觀基礎;主流的意見則主張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觀基礎。這種動向在近年來達到高峰。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動態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研究框架,具體表現為從拉姆齊模型到新新古典綜合的發展。事實上,新新古典綜合以另一種面目使得傳統IS-LM模型借其擴展形式得到復活。因此,IS-LM模型還沒有死。

大體上,動態一般均衡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關于私人所有權經濟所有時刻的整體動態系統的簡稱。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預期與代表性主體的結合。動態一般均衡以市場作為協調機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偏好、預算/資源約束、稟賦、可得技術與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體的當前和未來期望福利的現值總和(因而是一種涉及現在和未來變量的跨期決策行為),結合所有市場上的市場出清(一般均衡)條件,經濟行為可以被簡化為幾個定義了經濟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這樣就可以從微觀層面的個體動態最優化來解釋總量現象,如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影響。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觀經濟建模應從微觀經濟主體作出的選擇出發來加總成經濟整體,所以必須重視個體對其經濟環境實際或預期變化的反應行為。DGE體系中,經濟主體在約束條件下連續不斷地最優化以致經濟總是處于某種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給定可獲取的信息,人們應能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最優決策,并且不會犯持續的錯誤。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行為是理性的。如果出現錯誤,被歸因于信息差距,如對經濟未預料到的沖擊。經濟的最終運行趨勢是一種長期均衡。它是當所有的過去沖擊通過經濟體系已經完全發生作用下的最優經濟運行路徑。它可以是各變量均為常數的穩態,也可以是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具有相同增長率的平衡增長路徑。

然而,動態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觀方程或差分方程、動力系統與最大值原理及動態規劃等復雜的數學工具,因此并不適合宏觀經濟學的初中級學者。筆者所主張的是,在傳統IS-LM模型的基礎上,使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對其加以擴展,這就是由新新古典綜合發展起來的新IS-LM模型或最優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個代表來自McCallum(1989: 102-107)[7],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線)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線)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線)其中y為實際產出,P為一般價格水平,R為名義利率,M為名義貨幣供給。a0,a1,a2,b0,b1,c0,c1,c2為參數,ut,vt,ηt分別代表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和通貨膨脹沖擊的零均值隨機變量。

顯然,新菲利普斯曲線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供給行為的說明,新IS曲線和新LM曲線則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需求行為的說明。新的總供求模型同理性經濟人的跨期最優化行為協調一致。這一點同來自傳統IS-LM模型的總供求方法明顯區分開來。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凱恩斯主義所缺乏的微觀基礎因素:價格調整成本,價格調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預期價格設定,壟斷競爭。價格水平已經內生化了,它是受外生沖擊和貨幣政策規則影響的內生變量,結合貨幣供給規則,即使個別價格有短期粘性,價格水平在短期和長期都會對貨幣存量的外生持久變化作出反應。

新IS-LM模型的參數來自效用函數、生產函數及價格調整過程的結構性參數,已經充分考慮了政策變動對理性主體的預期的影響,因此模型大體上可以經受住盧卡斯批評。這就使得使用它討論宏觀經濟活動的決定和貨幣政策設計的研究文獻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結合泰勒規則,可以得到一條宏觀經濟政策(MP)曲線或總需求(AD)曲線[9-10]。它表明產出缺口與超過目標的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當通脹率上升超過目標通脹率時,中央銀行會提高名義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脹率上升幅度,以使當通脹率上升時,實際利率也上升,這就會減少投資和凈出口,降低實際產出。MP曲線的移動來自通脹率以外其他因素的沖擊,如政府采購、貨幣政策、國外出口需求、稅收、消費者信心的變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線則代表經濟的總供給行為,或稱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對于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通脹率是前定的,因為它取決于滯后的GDP缺口而非當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條用來表示在任意時點上經濟中通脹情況的水平直線。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時,IA上移,反之則相反。因通脹預期和原材料價格變化而移動,因此可以反映粘性價格和粘性工資的現實經濟狀況。

我們把向下傾斜的MP曲線和水平的IA曲線結合起來,就得到了一個解釋經濟波動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模型,如圖2所示。這個模型可以較為精確地描述貨幣政策的實施原理。例如,初始經濟處于長期均衡E0,如果沒有外部沖擊,這個經濟就是通脹比較穩定的經濟。當一個外生的需求沖擊使得MP0右移到MP1,則實際產出會超過潛在產出,從而通脹率會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銀行就會提高名義利率以使實際利率上升來應對通脹率的上升,直到經濟達到新的長期均衡E1。這時產出回到了潛在產出水平,但穩定通脹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銀行認為新的穩定通脹率過高,則它可以通過泰勒規則來使MP左移以實現目標通脹率。

上述見解常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新共識(NCM)。它是對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與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個綜合。這種綜合表明,在短期,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產生的名義剛性和真實剛性有效地增加了產出水平波動對總需求沖擊的持續性。總需求對產出和就業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在長期,總需求沒有實際影響。均衡的自然失業率由勞動市場的結構性特征、工資談判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決定。

新共識認為,貨幣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夠在短期穩定產出與就業,但長期只能影響通貨膨脹。貨幣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識提升了貨幣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財政政策作用。在貨幣政策工具中突顯了通貨膨脹的決定作用。通貨膨脹可以影響短期產出并決定名義利率,但不能影響潛在產出水平。由于貨幣存量內生決定,因此新的貨幣政策無法控制貨幣供給,但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節利率來有效地實現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均衡。當然,貨幣當局對實體經濟活動的長期影響是有限的。它只能影響長期通貨膨脹率,但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把通貨膨脹作為新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成了自然的選擇。這種政策稱為“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獨立的中央銀行來執行(從而保證政策的可信性),預先公布一個能實現經濟長期均衡的通脹目標值,然后通過泰勒規則來調整實際通貨膨脹與目標之間的偏差。這種政策目前已經在各國得到相當程度的實踐。

第6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我國存量資產規模已居世界前列

2014年，做出了我國經濟正處在“新常態”的重要判斷，這無疑揭示了現階段我國經濟面臨著一系列難題。國務院總理在201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當前世界經濟仍然復蘇乏力，作為與國際市場密切關聯的經濟體，我國不可能獨善其身，現在總的走勢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但穩中有難。

那么，究竟難在什么地方？其中最難的恐怕是存量資產不斷增加，經濟的流動性嚴重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眼下我國金融資源存量巨大。2014年末，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122.84萬億元，金融機構總資產達172萬億元。目前，我國經濟面臨著增長放緩的壓力，而這種壓力首先反映在金融企業信貸狀況惡化，不良率上升。根據銀監會的監管指標， 2015年上半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增長2493億元，占比達1.5%，較年初增長0.25個百分點，創出近年來的新高。隨著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銀行業不良率進一步上升的態勢不會改變。

同時，實體企業存量資產規模也非常龐大。據統計，截至今年7月底，僅2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就達2.7萬億元。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危機傳導頻繁，市場更加變幻莫測，微觀經濟難題的生成機理不僅長期存在，而且生成機理造成的難題將越來越復雜，這決定了企業在創造增量的同時，也將長期創造存量。我國企業總數在不斷增加，這意味著創造存量資產的“機器”也將不斷增多，尤其是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存量資產規模已居全球前列。面對我國經濟新常態所帶來的挑戰，該如何破解？筆者認為，需要在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同時，建立市場化的微觀經濟金融救助機制，從而讓結構優化起來，讓存量資產流動起來，進而激發微觀經濟活力，為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創造基礎。

其實，微觀經濟金融救助能力的強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能力。我國經濟的微觀經濟金融救助能力還比較弱，使得那些值得救助的企業無法獲得救助，阻礙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新業態的形成。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有力的

微觀經濟金融救助商

當今，我國經濟發展不需要再增加規模化類型的金融機構，而是需要能夠解決微觀經濟復雜難題的金融救助機構。對我國微觀經濟而言，錦上添花固然需要，但更需要雪中送炭。銀行可以錦上添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則能夠雪中送炭。

全國每年大約有40%的企業在困境中掙扎，渴望著有人雪中送炭。實際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一直在充當微觀經濟金融救助商的角色。

曾名噪我國股市，簡稱為“渝鈦白”的重慶渝港鈦白粉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全部投資來自銀行貸款，財務成本過高，從上市的那天起就開始虧損，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銀行也不再為其提供貸款，導致資金鏈斷裂，最終不得不停產，成為我國證券市場上首批8家“PT”（特別轉讓）公司之一。當時該公司7.48億元不良金融債權被剝離給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后，通過股權重組、資產重組和債務重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便結束了長達4年的惡性虧損，摘掉了PT帽子，越過ST，一步到位恢復上市交易，成為我國第一家恢復上市交易的PT公司，而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作為特別承銷商，是我國第一家成功將PT公司恢復上市交易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股民們也第一次分享到了PT股票直接恢復上市交易的喜悅。從此，我國股市便掀起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概念股”的投資浪潮。

相關資料顯示，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在此后的10多年里，累計收購處置金融不良債權本息合計近1萬億元，幫助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數十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數百家農村信用社和信托公司化解了金融風險、盤活了信貸資金，解決了100多萬家企業的債務鏈問題，安置職工就業6.5萬人。其中，通過開展并購重組業務，化解了196億元的金融債權風險，幫助60多戶企業免于破產，成功拯救了天一科技、上海超日等10多家面臨退市風險的上市公司。

筆者認為，所謂微觀經濟金融救助服務商，其使命應當專注于微觀經濟的發展，用特殊而又綜合的金融手段來解決微觀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其他金融機構無法解決的復雜難題，借此推動微觀經濟健康發展，從而為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創造良好的微觀基礎。

目前，政府也非常期待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揮微觀經濟金融救助的作用，使其成為微觀經濟金融救助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日，有媒體報道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業務管理辦法》已經下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僅可以開展金融不良資產收購與處置業務，而且還可以開展包括企業應收賬款在內的非金融不良資產業務，這將保障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更好地發揮微觀經濟金融救助商的作用。

那么，轉型后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已經不再是一個政策性的金融機構，更不是慈善機構，還能夠一如既往地發揮微觀經濟金融救助作用嗎？能夠解決經濟新常態下的微觀經濟難題，從而為宏觀經濟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微觀基礎嗎？

筆者認為，這要取決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構建的商業模式如何。也就是說，其商業模式的構建，是否具備救助的對象、功能、方式和策略，能否通過救助者與被救助者的資源整合而形成價值創造、價值獲取和利益分配的組織機制及商業架構。

筆者認為，擁有這樣的商業模式的金融機構，就能夠充當我國微觀經濟金融救助商的角色。

第7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關鍵詞：增值稅轉型；供給學派；必要性；效應

1問題的提出

我國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就是從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其實質就是擴大抵扣范圍，即允許抵扣當期購人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我國現行增值稅在保證財政收入的及時入庫和穩定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稅作為我國稅制體系中的主體稅種之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固有的弊端，從經濟層面來看抵扣范圍狹窄不利于刺激企業投資，從政治層面看為政府提供了“印鈔機”導致眾多的經濟犯罪。鑒于此，增值稅轉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而供給學派的核心觀點就是減稅，為此供給學派為我們提供了就業機會和固定設備的更新，從而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每單位生產要素的投入能夠產出更多的商品和勞務，降低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供給學派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好壞，更多的取決于“供給方面”，即企業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資的積極性。

2我國增值稅轉型的必要性

從國內外的經濟環境看，“華爾街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減速，外需急劇收縮。出口受到重創。同時國內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國內出現經濟的周期性回調都反映出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面對我國目前內外夾擊的經濟形勢，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轉型無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給方面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資乘數效應將會彌補轉型后政府財政的稅收收入，提高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帶動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從而帶來較高的就業率和生產率，最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消除這次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阻礙。

客觀地說，增值稅轉型的契機已成熟。經濟過熱的風險悄然降溫之際。減稅呼聲中的全國范圍內的增值稅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國目前減稅呼聲此起彼伏，國內外減稅潮流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所得稅等備受期待，這些減稅政策無疑比政府投資更能夠促進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機肆虐的關頭更能帶動經濟的增長。

此外，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能力也為增值稅轉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稅擴大抵扣范圍所減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時間里，我國財政收入連續上了幾個臺階，較輕松地實現從2萬億元到5萬億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時，新企業所得稅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國實行，增值稅全面轉型也錯開了企業所得稅這項大的稅制改革，大大減輕了財政壓力。

3我國增值稅轉型的效應

從供給學派的觀點來推斷，在我國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具有拉動投資的效應，對微觀層面的企業和宏觀層面的國家經濟都會產生深遠的意義。

3.1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微觀主體的影響

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全國范圍內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徹底抵扣固定資產所支付稅金，這一轉型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影響最為劇烈。對勞動密集毅企業的影響較為平緩。

同時，增值稅轉型對不同規模企業所產生的意義有著天壤之別。適用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對象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改革后這些納稅人的增值稅負擔會普遍下降，而規模小、財務核算不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包括個體工商戶），由于是按照銷售額和征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且不抵扣進項稅額。其增值稅負擔不會因轉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應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規模納稅人健康成長。

3.2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從供給學派的觀點來看。增值稅轉型對宏觀經濟的意義表現在增值稅轉型后，有利于企業增加投資。而投資的增加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增長導致了更多產品的供給，而更多的供給會導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費，當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會增加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因此增值稅轉型會帶來經濟的增長和市場環境的穩定。

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增值稅的轉型也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增值稅轉型后。固定設備購人方可用進項稅額抵扣銷項稅額，間接降低固定資產取得的成本，提高企業盈余水平，這將帶來企業所得稅的增加和投資拉動GDP兩方面的正效應。從東北地區增值稅轉型試點政策的實施情況來看，根據8005年統計數據顯示，東北地區國內增值稅收人為955.8億元，而增值稅轉型試點直接影響東北地區增值稅收人減收32.36億元，占東北地區全年國內增值稅收人的3.4％，只占全口徑稅收收入的1％左右，并沒有造成稅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實際上稅收總量仍然保持較高的增速。新晨

3.3增值稅轉型對市場穩定的影響

用菲利普斯曲線來分析宏觀市場的穩定，可以發現增值稅轉型對于宏觀市場穩定的影響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即：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首先從失業率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增值稅的轉型從總體上會降低企業的固定資產的投資成本，促進企業的投資的增加，而投資的增加則代表著更多生產單位的出現，從而增加了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降低了失業率。另一方面，隨著企業固定設備的更新換代，對于勞動力索質的需求也會上升，也許在現階段來看對于失業率并不會起促進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并不僅僅會是對失業率有促進，同時還會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并且會促進我國生產方式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過度。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增值稅的轉型不僅僅是給我們帶來失業率的下降，而是在失業率下降過程中，帶來了勞動力素質的上升。

第8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宏觀經濟，中觀經濟，微觀經濟各自反映著國民經濟不同特點。其中，宏觀經濟反應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狀態，隨著時代的變化，生產力的前進，生產方式的變革，宏觀經濟在各個方面都體現著變化，宏觀經濟的變化是否能引導社會整體向上向前發展惹人注目，對于宏觀經濟發展方向的預測與把握顯得尤為重要。眾所周知，宏觀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會不僅受到來自國內國外自然社會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干擾，發展過程呈現劇烈波動，因此對宏觀經濟的預警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國民經濟整體處于探索階段，進行宏觀經濟預警條件有限；改革開放到正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階段，宏觀經濟預警也處于萌芽狀態；在我國正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宏觀經濟預警，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各省市相繼建立了自己的經濟預警體系；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加快，國內經濟發展步伐加快，宏觀經濟預警的范圍逐步擴大，對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實時監測經濟運行動態的迫切要求。下表為建國以來宏觀經濟預警發展狀態。

表一 1960-2016年經濟監測運行動態

二、經濟增長監測預警指標體系構建研究現狀

（一）建立宏觀經濟監測預警的原因

1.生產力水平或高或低，經濟增長率忽上忽下是不可避免，并構成經濟增長的常態，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經濟波動。短期的經濟波動通常稱為經濟周期，經濟發展本身具有的不穩定性就決定了進行宏觀經濟監測預警的必要性。

2.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多層次、多元化的格局導致經濟運動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更容易出現失控的狀況，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時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決定我國正處于一個高速增長時期，而高速增長的經濟更容易出現波動，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求著速度，也要求著質量。

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將會逐步提高.這使得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聯系更為緊密，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微觀經濟的走勢，為了使宏觀經濟能與微觀經濟有效配合，互相推動，對于宏觀經濟的監測預警必不可少。

4.隨著經濟建設需要，中國已經走過了初級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經濟、政策制約經濟、幾大部類經濟的歷程，宏觀經濟發展越來越向有機的、復雜的經濟系統發展，絕非幾個簡單數據就可以說清楚的了，宏觀經濟發展對于經濟分析水平的客觀要求刺激著經濟監測預警的成長。

（二）構建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實證研究分析

1.指標的選取

指標的選取在整個體系的構建中是最基礎的部分，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下，指標的選取各有千秋，宏觀經濟預警的方法，依據其基本思路和技術手段的不同，可分為三類，即景氣指數法、預警信號系統和短期計量經濟模型等； 依據預警機制， 可以分為黑色預警方法、黃色預警方法、紅色預警方法、綠色預警方法、白色預警方法， 其中黃色預警是最常見的預警方法. 如果依據預警手段， 黃色預警方法具體可以分為指數預警、統計預警和模型預警， 其中的模型預警方法， 如果依據是否采用計量模型方法， 又可以分為計量模型預警和非計量模型預警。 下面我們將詳細闡述各種方法下指標選取的原則，不同方法下選取的指標分為哪幾類，各類指標在預警體系中的作用。

①指標選取原則

盡管在不同的文獻中表述不同，但實質內涵是相同的，所以無論是哪種預警方法之下的指標都遵循以下原則。

規范性原則，即指標概念上與國際準則的規定保持一致，方便比較；操作性原則，指標的選取要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搜集運用；動態性原則，預警指標體系應隨著不同時期進行調整；差別化原則（靈敏性原則），預警指標的確定要依據預警對象的客觀實際；宏觀性原則，強調經濟涵義的重要性和全面性，指標要能反映經濟狀況；相對穩定性原則，指標變化幅度太大不利于研究；系統性原則，當選取指標具有好的循環波動性能時，對檢驗預警系統時很重要；指標的時效性，指標要能及時獲得，不影響系統的構建；定性預警與定量預警相結合的原則，單一方向指標的選取會造成預警結果有偏差。

②不同方法下指說難∪。

選取合適的指標是成功構建預警體系的基礎，構建預警機制選用的方法不同所選取的指標也會有所差異。

A景氣指數法：景氣指數法是指在宏觀經濟景氣監測分析的基礎上，依據擴散指數和合成指數所提供的預警信號進行預警的方法。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指標的選取都是不同的，體系包含三類指標。表二為國內常見指標，表三為國外常見指標（以美日為例）

B預警信號系統：預警信號系統的原理是首先選擇一組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的敏感指標，運用有關的數據處理方法，將多個指標合并為一個綜合性指標，再根據這個綜合指標來判斷經濟發展態勢。

C計量經濟模型常見預警指標：計量經濟模型包括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隨機方程式，它簡潔有效地描述、概括某個真實經濟系統的數量特征，更深刻地揭示出該經濟系統的數量變化規律。理論模型的設計主要包含三部分工作，即選擇變量、確定變量之間的數學關系、擬定模型中待估計參數的數值范圍。不同的計量經濟模型在經濟預警系統中起到的作用不同，所取得指標也不同。

綜上所述，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地區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對外貿易（海關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消費物價指數（CPI）、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牧民人均現金收入、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匯儲備、貨幣存量或流通量都是預警系統中必然會選取的指標。

2.預警體系的構建

①建立宏觀經濟預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宏觀經濟預警的方法有很多種，目前普遍認同的宏觀經濟預警的基本思路是：明確警義尋找警源分析警兆預報警度。具體地說，又包括預警指標的確定、預警界限的確定、預警方法和警報等幾部分。

預警指標體系構建分為三部分，即指標的選取，體系的構建，系統的檢驗，在體系的構建的方法多種多樣，例如時差相關分析方法、層次分析法（AHP）、景氣指數法、ARCH預警方法、基于概率模式分類法、判別分析法、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粗集--神經網絡預警方法、概率模式分類。目前仍沒有絕對正確的預警方法，但都是通過指數反映預警是否成功。

②預警指數在不同觀點上又分為：

A景氣指數：用來預報經濟活動將要走向的景氣狀態，每一種景氣狀態都對應著一種經濟運行狀態，即供給與需求相互關系的狀態。包括：擴散指數DI，分別計算先行、同步、滯后。先行擴散指數能在半年之前對經濟衰退做出反應，缺點是不能反映景氣指數，它不僅能反映景氣變動的方向，而且能反映景氣循環的振幅。

B產業預警指數：為了分析每個產業的景氣度及未來發展趨勢及前景而選出的與產業相關性較大的指標，對產業進行綜合分析的評判標準。

C投資預警指數：企業在投資中遇到的風險一般可分為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前者是指企業的外部環境因素如所在省份的政治、經濟、法律、金融等方面的變化，給企業投資帶來的風險。后者是指投資決策以及項目生產經營中存在的風險。對企業投資進行預警，首先必須確定項目投資的風險因素及其影響，即風險辨識階段，在風險辨識階段的前提下，繼而對風險進行定位和預警。

3.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檢驗

①進行檢驗的原因

傳統的宏觀經濟預警分析要求對指標進行合理篩選，數據要求全面，特別是在選取指標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主觀性影響，預警指標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加上對經濟指標數據預處理的單一化，從而使傳統意義下的預警模型所得出的預警結果與實際結果存在很大偏差。盡管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宏觀經濟預警提出了許多可行的方法或模型，但由于各種方法和模型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事件發展的非線性或不確定性導致實際事件的預警精度不高，尤其是社會經濟活動由于隨機因素的復雜性，更是難以做出準確監測，迫使我們不得不深入進行思考和研究。通過合理選擇預測模型，調整修正預測結果，實現對宏觀經濟"警情"及時準確地進行監測預報。預警不但要 "預"，更重要的是"警"，即預測是為了更好地獲得警情，從而為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制訂提供可靠的依據。在預測支持系統的最后環節添加一個 "警"模塊，就能及時地對宏觀經濟的警情提出準確的預報。

由于城鄉經濟在收入結構、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導致同樣的宏觀調控政策在這種差異條件下會被迅速稀釋，從而達不到調控的初始目標，因此我國典型的二元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此外，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或知識積累等因素則通過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極大地影響著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率和速度，而經濟制度變革和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則在另一層面上改變著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會對預警系統產生影響；在大環境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貿易狀況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運行同樣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此可見，宏觀經濟預警系統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因素，進行檢驗十分必要。

②進行檢驗的方法

建立預警系統的方法各有千秋，但都離不開指數的構建，指數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是作為反映預警系統是否有效的標尺，因此，在系統檢驗這一方面，我們著重研究對指數的檢驗.

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應用效果的檢驗，通常運用VAR模型對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趨勢水平之間的關聯性進行計量和檢驗，分析兩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和脈沖響應函數。然后，運用非對稱的GARCH-M模型分別對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時間序列波動的特征進行計量和檢驗，并在對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的基礎上，通過TARCH模型檢驗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影響。

A趨勢水平之間的關聯性檢驗

常見選擇運用VAR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水平趨勢之間的影響機制和因果關系。由于VAR模型要求樣本數據必須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先行指數和一致指數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需要采用一定的數據處理方法消除序列的非平穩性。在此，采用對數法、差分法、HP濾波法等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的方法。

B趨勢水平之間的Granger因果檢驗

按照指數編制原理，先行指數理論上應該是一致指數的Granger原因，而一致指數在經過若干期的逐步傳遞后也會影響到先行指數。但是，實證分析結果是否與理論設計一致呢？因此，檢驗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是很有意義的。波動之間的關聯性檢驗為了判斷經濟周期波動中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之間的關聯性，需要檢驗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波動成分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而分析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之間的關聯性。我們可以采用條件異方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首先，分別對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的特征進行計量和檢驗，以便清晰把握兩指數波動的特征。然后，檢驗先行指數波動與一致指數波動的Granger因果關系。最后，檢驗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影響的非對稱性，從而實現對先行指數與一致指數波動之間關聯性的計量與檢驗。

C波動之間關聯性檢驗

波動關聯性檢驗模型可以x擇TARCH模型或非對稱的GARCH-M模型。首先，對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ARCH-LM和F檢驗實現先行指數波動特征的計量與檢驗。為了提高有效性，需要對模型方差的特征進行重新定義。建立非對稱的GARCH-M模型來檢驗先行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同時，對方程進行條件異方差的ARCH-LM檢驗。其次，對一致指數波動特征的計量與檢驗。和先行指數波動特征的計量與檢驗相同，在進行了ARCH-LM檢驗之后，運用非對稱的GARCH-M模型對一致指數波動的特征進行計量和檢驗。第三，對波動之間的Granger因果檢驗。最后，對波動影響的非對稱性檢驗。為了檢驗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影響，從而對先行指數波動和一致指數波動的關聯性有個清晰地把握，選取TARCH模型對先行指數波動對一致指數波動的非對稱性影響進行檢驗。

三、新形勢下對山西經濟增長監測預警指標體系構建的思考

理論和實踐證明，加強經濟預警，從而建立經濟預警與利益平衡機制，可以有效分配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推動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預警指數的構建，不僅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而且更加注重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把握宏觀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的關系。通過預警，政府可以改變工作的著重點，為政策的制定及經濟未來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山西經濟增長景氣監測預警體系的建立分為三個步驟：確定基準循環指標，篩選經濟運行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體系，合成經濟運行先行、一致、滯后指數。

對于山西來說，長期作為全國的能源基地，第二產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所以無論采取哪種方法去構建經濟增長監測預警指標體系，工業指標的采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山西GDP增長率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周期性特征相似，工業生產的運行狀況基本上可以反映全省國民經濟的景氣狀態。我們可以采用全省GDP增加值與工業增加值的對比來說明工業對山西省的影響，以此確定山西省經濟狀況。

（GDP為國內生產總值； IVA為工業增加值）

根據上圖我們可以看出，工業一直是山西的命脈，但是2013年山西工業產值下降，表明我省近來經濟活力不足，經濟疲軟。通過選擇工業指標構建預警指數可以對我省經濟發展狀況進行控制和預測，以便于加快我省經濟的產業結構轉型，使經濟平衡發展。

對此， 2012年山西省經信委公布全省各市前三季度工業經濟增長目標預警指數，已經開始了預警操作。例如，2012年全省11個地市中，忻州、朔州和晉城三市完成了全年目標進度，工業發展較快；太原、大同兩市獲四級預警，目標進展形勢基本順利；臨汾、陽泉、呂梁預警等級為三級，目標進展形勢比較嚴峻；長治、晉中的全年目標為16%、17%，實際完成情況為12.5%、12.9%，目標進展形勢嚴峻；運城市因工業經濟增長速度與全年目標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省經信委向運城提出一級預警。通過預警指標的構建使得山西的經濟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規劃與控制，為充分發揮經濟運行工作預警糾偏作用，促進全省工業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有效參考。因此，系統構建山西經濟預警機制，必然將選取工業增加值的當期同比數據作為山西經濟增長景氣分析與預測的基準指標，通過考察山西工業增加值的周期性波動從而了解整個經濟周期運行狀況。

將工業增加值作為經濟預警的基準指標后，將備選指標與基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確定領先滯后關系，從而篩選出合適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研究備選指標包含942個相關指標，涵蓋工業狀況、能源生產、金融貨幣、農林牧漁、價格指數、外資外貿、居民收支、就業與工資、企業、房地產及建筑業、財政收支及國際經濟數據等14個領域，既包括全國的各類宏觀經濟指標，也應該有山西省的地區性宏觀經濟指標， 將備選指標與基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篩選出合適山西經濟預警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基于篩選出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構建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其中，擴散指數可以用來判斷經濟波動轉折點，合成指數則可以用來分析經濟變動程度的大小和速度。考慮到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選取的指標是一致的，且合成指數不H能夠刻畫經濟波動的趨勢，而且可以刻畫經濟變化的程度，所以可以以合成指數為例驗證山西經濟預警景氣指數的穩定性。一旦驗證了所構建的景氣指數是穩定的，就可以用其作為對未來山西經濟增長的監測和預警。

山西作為我國重要的中部省份，是我國原煤、電力的重要產地，對全國的經濟運行狀況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山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呈現許多與全國經濟周斯波動不同的特點。因此，本研究建立的山西經濟增長研究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將為制定地區經濟發展策略提供盡可能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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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范文

雖然每年都會產生數量驚人的宏觀經濟研究論文,但是,坦率地說,我們對宏觀經濟本質的了解仍然膚淺和矛盾。學者們在方法論層面莫衷一是,從未達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閱讀斯諾登的名著《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了解宏觀經濟學思想從發韌到如今的觀念分歧,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毫無疑問的一點是,宏觀經濟學始終圍繞凱恩斯的思想展開。凱恩斯是一座界碑,后來者不是順著凱恩斯指出的方向繼續向前,就是朝著反方向而去,卻都離不開這個參照路標。目前,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研究可以分成兩大流派:一支是新凱恩斯主義;一支是新古典主義,又被稱為真實經濟周期學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論基礎。前者從經驗出發,歸納總結當下經濟的背后邏輯;后者則從邏輯出發,試圖從簡單假設中演繹出復雜現實。

經濟學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興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羅與德布魯證明了一般均衡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許多學者據此認定,宏觀經濟學也應該重建微觀基礎,使它能與微觀經濟學完美對接,一同構筑系統性的經濟學框架,變成真正的科學。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即在這個背景下逐漸興起。

經過幾代經濟學家和數學家的共同努力,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日臻完善,已經能夠為貨幣功能、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作出解釋,為“看不見的手”作出有力辯護。與之相比,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始終未能建立起有說服力的微觀基礎,也不能同發展迅猛的微觀經濟學相互銜接,恐有空中樓閣之虞。

然而,有一個重要領域,卻被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占了上風:失業。凱恩斯理論為大規模失業的現狀提供了許多有力的解釋,如工資剛性、菜單成本、內部人歧視等,都已為實證研究所證實。而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框架中,堅持“看不見的手”會協調各個市場出清,由于搜尋等原因導致的臨時失業總會被消除,這一點卻未能獲得實證研究的支持。

因此,盡管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在大學教學中極受歡迎,但是,在實際政策研究時,它還不能完全壓倒新凱恩斯主義的分析范式。兩套話語已經暗暗較勁了許多年。本輪經濟危機降臨,表面看來,對真實經濟周期學派的打擊更大,因為它很難有效解釋宏觀經濟何以如此嚴重地偏離均衡。但是,這一派學者也可能這樣看問題,邏輯推演永遠不會錯,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問題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這一前提假設上。偏離了這個假設,就已不再屬于經濟學家所應關心的領域了。

好在還有很多經濟學家不會這樣撇清干系。宏觀經濟學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釋宏觀經濟,而非畫地為牢,圈起一塊自娛自樂的理論小天地。故而本書作者沒有一味沉溺于新、舊凱恩斯主義與真實經濟周期兩大學派之間的恩恩怨怨。他力圖在更寬廣的思想傳統中,把握宏觀經濟系的發展動態。奧地利學派自然而然地進入了作者的視野。

與奧地利學派相比,新凱恩斯主義與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爭、內部矛盾。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是完全另一套觀念。奧派根本就反對均衡概念,強調要把宏觀經濟視做一個動態、演化的復雜過程。當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還將宏觀經濟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長、消除波動時,奧派學者干脆認為,經濟周期才是經濟活動的常態,由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推動,絕不可能消除。經濟增長是經濟運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輪一輪周期性繁榮的特定階段。

隨著經濟發展和研究手段的進步,經濟學者中很容易出現“致命自負”的現象,認為能夠解決經濟中的盲目行動,也可以將創新轉換為“研究與開發”,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可是,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規范化的創新便已不是創新。那些幾乎沒有風險的“創新者”,如那些用復雜衍生產品拖垮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身上又怎么可能擁有真正的企業家精神?而正是這些精神的匱乏,使得宏觀經濟失去活力,不知不覺陷入泥淖之中。

本書作者并不想引導我們追逐宏觀經濟學的前沿進展,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個學派之間的沖突和緊張關系。我們讀書也應時時反思,經濟思想發展與經濟發展一樣,不可能單向度地進步,只能在辯論和競爭中循環反復,默默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