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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博弈論; 混合策略均衡; 上市公司; 財務舞弊; 管理舞弊
一、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背景分析
財務舞弊又稱為財務欺詐,是指為獲得非法利益采用不法手段所實施的故意行為。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一般表現為有目的的欺騙或故意謊報重大財務事實的不誠實行為。根據舞弊層次的不同,可以將其分為:非管理舞弊(Employee fraud)和管理舞弊(Management fraud)。非管理舞弊是公司內部的雇員以欺騙性的手段不正當地獲取組織的錢財或其他財產的行為。管理舞弊是管理當局蓄謀的舞弊行為,主要目的是虛增資產、收入和利潤,虛減負債、費用,通過公布的誤導性或嚴重扭曲的財務報告來欺騙投資者和債權人。上市公司財務舞弊主要是以管理舞弊為主。
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1991年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至今有二十年的時間了,雖然具備了一定的市場規模,積累了一些證券市場交易的經驗,但是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二三百年的證券市場發展歷史,中國證券市場還非常年輕。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其市場體系和相關的證券交易法律法規制度還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現象比較突出,已經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主要障礙。上市公司財務舞弊比較典型的有銀廣夏。銀廣夏公司為了謀取經濟利益,進行財務舞弊,通過偽造購銷合同、偽造出口報關單、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偽造免稅文件和偽造金融票據等手段,虛構主營業務收入,虛構巨額利潤7.45億元。其中,1999年為1.78億元,2000年為5.67億元;隱瞞下屬公司的設立、關停情況,虛假披露配股資金使用情況及對外投資情況等違規事實。通過對各種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綜合分析,引發我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舞弊行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環境因素、內在機制和外在因素等。
二、博弈論分析的基本原理
博弈論是二人在平等的對局中各自利用對方的策略變換自己的對抗策略,以達到取勝的意義。博弈論思想自古有之,如我國古代的《孫子兵法》可以成為最早的一部博弈論專著。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博弈論基本原理,宣告博弈論的正式誕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劃時代巨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將博弈論方法應用于經濟領域。1950年,納什提出納什均衡概念及存在定理,加上塞爾頓、哈桑尼對博弈論進行的完善和補充,今天,博弈論已發展成一門較完善的學科。
一般認為,博弈主要可以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它們的區別在于相互發生作用的當事人之間有沒有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沒有,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合作博弈論比非合作博弈論復雜,在理論上的成熟度遠遠不如非合作博弈論,所以非合作博弈應用比較廣泛,經濟學家們所指的博弈論一般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又分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四種,其分別存在相對應的均衡概念為: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貝葉斯納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perfect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三、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與證監會之間的博弈
1.基本假設
假設1:證監會的目標是對上市公司的財務舞弊進行監管;理性假設,假設證監會和上市公司都是理性人,上市公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設2:在上市公司財務行為博弈中,參與雙方為證監會和上市公司,各有兩種戰略選擇:監管與不監管,舞弊與不舞弊,兩者之間存在著混合納什均衡,上市公司對證監會的監管方式是可以預測的。
假設3:假定上市公司為風險中性者,監管的邊際收入大于邊際成本,證監會和上市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
假設4:證監會和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行為具有可測性,對所獲得的收益是能估計的。
假設5:本模型只考慮現行制度下的公司監管情況,并排除了上市公司用舞弊收益賄賂政府人員等特殊情況。
2.博弈模型的建立
上市公司對于財務報告可以采取兩種行為,即“財務舞弊”和“財務不舞弊”兩種策略,證監會也有兩種可選擇的結果:“監管發現上市公司舞弊”和“不監管上市公司舞弊”。如果證監會的財務監管制度是完備的,則上市公司“財務舞弊”和“財務不舞弊”總能依法鑒別。但目前中國的證券市場還不成熟,證監會的監管制度并不完善,所以上市公司的“財務舞弊”也有未發現的時候。由于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使得一次博弈會出現以下四種結果:一是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證監會沒有監管;二是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證監會監管發現舞弊行為;三是上市公司沒有舞弊,證監會產生監管行為;四是上市公司沒有舞弊、證監會沒有監管。
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進行財務舞弊,證監會以q的概率進行監管。上市公司的正常收入為R,上市公司進行財務舞弊所獲得的額外收益為f,政府監管所產生的監管成本為C,上市公司舞弊被政府發現所處罰的成本為B,M為上市公司財務舞弊所產生的道德成本,S為上市公司舞弊帶來的社會損失。
可以建立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模型如圖1:
3.博弈模型的求解
對支付矩陣進行分析知,該博弈過程不存在純策略的納什均衡,現從定義出發求混合策略的納什均衡。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進行財務舞弊,則不舞弊的概率為1-p。假定證監會以q的概率進行監管,則不監管的概率為1-q。
企業的期望盈利函數為:
U0=p〔q(R+f-B-M)+(1-q)(R+f-M)+(1-p)(qR+(1-q)R〕
=-qpB+pf-pM+R(1)
企業目標是實現期望盈利最大化,對(1)式求導:
5.博弈結論解析
對上市公司而言,對p進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概率與證監會的檢查成本成正比,當證監會不容易進行檢查(比如檢查成本很高)時,上市公司多傾向于財務舞弊排污;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與證監會對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處罰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證監會對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處罰加大、或者道德成本增加時,上市公司傾向于減少財務舞弊。
對證監會而言,對q進行分析可知,證監會監管概率與上市公司財務舞弊收益成正比,即財務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傾向大于財務舞弊,則證監會更傾向于監管;證監會監管概率與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處罰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上市公司舞弊后所受處罰越重、道德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越不敢舞弊,證監會也就可以相應降低監管力度。
四、針對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政策建議
通過對上市公司與證監會之間的博弈理論分析,根據得到的結論以及分析的結果,為了更加有效的預防和減少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行為發生,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完善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
上市公司通過建立有效的制衡、約束和監督檢查機制,如公司治理結構來完善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間的關系;上市公司還可以通過完善監事會組織結構,增強監事會的獨立性,同時建立科學規范的決策程序和事后檢查程序,強化注冊會計師獨立性,減少財務舞弊的機會。
(二)提高證監會的業務水平,減少監管成本
根據模型的分析結論,上市公司可以知道證監會的監管成本高低,如果證監會的監管成本較高,則上市公司管理層可以理性判斷,證監會將會減少財務監管的概率,將促使上市公司想方設法進行財務舞弊,獲取經濟利益。證監會只有通過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提高證監會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效促使上市公司減少財務舞弊。
(三)提高財務舞弊的處罰成本
模型結論表明,隨著證監會對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處罰金額的增加,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可能性將降低。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經驗,上市公司一旦發現財務舞弊,則公司董事會、管理層、會計事務所等相關負責人員及機構將有可能被處以非常重的處罰,包括巨額罰款、刑事處罰等,我國證監會可以借鑒相關經驗,在法律范圍內進一步提高財務舞弊的處罰力度和成本,減少財務舞弊的發生。
(四)健全相關索賠機制,減少財務舞弊的收益
模型結論表明,財務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發生財務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證監會只有通過健全相關索賠機制,對發現財務舞弊的上市公司進行索賠,比如鼓勵和支持廣大股民或投資者獲得合理賠償,降低股民或投資者的索賠成本和難度,將公司通過財務舞弊獲得的既得收益吐出來,減少財務舞弊的經濟收益,以降低財務舞弊的可能性。
(五)提高財務舞弊的社會道德成本,同時加強職業道德建設
模型結論表明,隨著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社會道德成本不斷提高,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可能性也將降低。政府部門和相關行業協會等可以通過宣傳、教育在企業界內部形成企業主和公司管理層誠信經營、誠信財務的良好社會風氣,對財務舞弊的企業主、管理人員形成強大的社會道德壓力,使其在業界難以立足,無法發展,以此促使企業主、管理人員減少財務舞弊的可能性。
企業主和管理層的道德因素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健全職業道德體系,應在建立職業道德規范和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的基礎上,強化對企業主、管理層、會計師遵守職業道德情況的檢查,并根據檢查結果進行相應的表彰或懲罰。可以將獎懲機制與會計師職業道德要求與個人利益結合起來,體現了義利統一的原則,使職業道德具有某種強制性,職業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導致財務舞弊事件的減少。
(六)強化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加強注冊會計師的外部監督
相關政府部門如財政局、審計局等可以通過以下措施來強化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完善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更換機制,建立由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和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負責聘用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制度;優化執業環境,使注冊會計師在實質上能夠保持獨立;加強各級注冊會計師的監管力度,建立對監管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1] 苗潤滋,崔元鵬.博弈論視角下的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研究[J].技術與創新管理,2009(1).
[2] 程春暉.博弈論與財務報告研究[J].會計之友,1998(6).
[3] 劉一天,張大為.基于博弈論的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5(5).
[4] 張佩.基于博弈論的上市公司財務舞弊行為分析[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9(9).
關鍵詞:GMP實施;藥品生產企業;食藥監管部門;博弈論
GMP,即《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2010年修訂)》。它是一把標尺,既規范藥品生產和質量管理,同時也衡量藥品生產企業的技術水平[1]。按國食藥監安[2011]101號文件要求,所有藥品生產企業均應在2015年12月31日前達到《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2010年修訂)》要求。GMP認證后,GMP能否持續穩定實施才是關鍵,才能有效控制藥品的安全與質量。
藥品飛行檢查,是指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針對藥品研制、生產、經營、使用等環節開展的不預先告知的監督檢查。近年來,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CFDA)飛行檢查中,被檢藥品生產企業GMP實施情況不容樂觀,更有甚者GMP證書被收回,僅2016年全國收回藥品GMP證書就高達171張[2]。
博弈論,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性[3]。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從而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博弈論在金融學、證券學、生物學、經濟學、國際關系、計算機科學、政治學、軍事戰略和其他很多學科都有廣泛的應用。本文將利用博弈論研究藥品生產企業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以下簡稱食藥監管部門)的博弈,得出影響藥品生產企業GMP持續穩定實施的眾多相關因素,并分析出關鍵因素,從而促進藥品生產企業持續穩定實施GMP。
1 研究方法
以博弈論為基礎、為依托,借助其他科學方法分析研究藥品生產企業持續穩定實施GMP的現狀及相關影響因素。
1.1 調查法
通過查閱文獻、收集資料發現我國現有藥品生產企業數量為8702[4]。2016年全國收回藥品GMP證書數量為171[2],約占總量的1.97%;跟蹤檢查后發回藥品GMP證書數量為104[2],即未發回藥品GMP證書數量為67,約占總量的0.77%。這些數據既給藥品生產企業敲響了警鐘,也敦促各級食藥監管部門加強對轄區藥品生產企業的監管力度,尤其是相較于其他省份數量偏大的河北、吉林、安徽、廣西四省。
1.2 數學建模法
由于博弈論可以比較深刻地反映出各參與方利益的沖突與一致問題, 以及參與方的決策過程, 所以通常被用做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為了分析我國的GMP持續穩定實施, 基于澤爾騰(1995)“小偷與守衛”[5-6]博弈模型,建立一個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來討論博弈雙方的決策。
1.2.1 模型假設
GMP持續穩定實施相關的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設有以下方面。
(1)理性人假設
假定博弈主體為我國食藥監管部門與藥品生產企業,博弈主體均符合理性的“經濟人”假設。藥品生產企業和食藥監管部門都會在博弈過程中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于藥品生產企業來說,以較少的成本支出和良好的企業形象(即無形資產)收獲豐厚的企業利潤是其追求的目標;而對于食藥監管部門來說,依法執法、科學監管、為人民服務,國家穩定和諧,國民用藥安全與質量得到保證,是其追求的目恕
(2)非合作博弈假設
為了利于分析,假定藥品生產企業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不持續穩定實施GMP,即GMP實施存在缺陷,屬于違法行為;食藥監管部門為了追求國家穩定和諧、提高國民用藥安全與質量,隨時準備對群眾舉報、投訴的藥品生產企業的違法行為進行查處。藥品生產企業和食藥監管部門的關系類似于“監管模型”中的小偷和守衛的關系,設定這兩者之間不存在“共謀”“串通”的行為,將其視為非合作博弈來考慮。
(3)完全信息靜態假設
完全信息博弈指參與者對所有參與者的策略空間及策略組合下的支付有充分了解;靜態博弈指參與者同時采取行動,或者盡管有先后順序,但后行動者不知道先行動者的策略。就GMP監管與實施決策雙方的行動從邏輯順序看,藥品生產企業決策在先,食藥監管部門決策在后。對于藥品生產企業來說,只要不想持續穩定實施GMP,就不存在技術障礙;對于食藥監管部門來說,假設其具有完全檢查能力,即只要檢查就可以查出藥品生產企業實施GMP是否持續穩定,是否存在違法行為。因此,可以將該博弈設定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
(4)策略選擇的假定
博弈雙方均有兩種策略選擇:藥品生產企業可以選擇持續穩定實施GMP和不持續穩定實施GMP,食藥監管部門可以選擇檢查和不檢查。
1.2.2 決策組合分析
通過博弈論相關方法可得到藥品生產企業和食藥監管部門的決策組合。
(1)組合一
食藥監管部門檢查,藥品生產企業不持續穩定實施GMP時,假設食藥監管部門因對群眾的舉報、投訴積極檢查而提高社會穩定性、增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健康的總和為B,其單次檢查支出的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在內的所有成本為C;藥品生產企業因違法被查處所受懲處為A。故而食藥監管部門的收益為B-C,藥品生產企業收益為-A。
(2)組合二
食藥監管部門檢查,藥品生產企業持續穩定實施GMP時,對于食藥監管部門來說,其收益仍為B-C;對藥品生產企業而言,相當于接受例行檢查,無損亦無收,因此收益為0。
[關鍵詞]盈余管理;博弈;風險偏好;管理者;股東
[中圖分類號 ]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2)08-0027-06
一、前 言
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工以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姿態融入了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立后,職業經理人逐漸取代企業所有者實施企業管理,從而造成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Jensen和Meekling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委托關系,即一個人或一些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個人或一些的人(人)根據委托人的利益從事某種活動,并把某些決策權委托給人[1]。由于委托關系中的雙方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而兩者的效用函數往往并不相同。擁有信息優勢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管理者)就有可能運用自身的信息優勢,謀求私利從而導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損。同時,會計準則存在的“公共領域”是因為商品產權界定存在交易成本,導致商品有價值的屬性因沒有明確的歸屬而處于“公共領域” [2]。管理者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在準則范圍內的多個備選方案中,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從而,會計準則的“公共領域”的存在就為盈余管理行為創造了外部條件。
外部環境為盈余管理產生提供了溫床,而管理者期冀通過盈余管理行為獲得超額收益的三種動機,即資本市場動機、薪酬激勵動機和債務契約動機,才是促使盈余管理行為最終實現的內因。首先,在資本市場中,財務報告中的盈余數字往往是企業從資本市場中獲取資金最為重要的限制性條件,因此,盈余管理往往成為企業管理當局融通資金的工具。Richardson發現企業為了以更低的成本取得外部融資、取得更高的市盈率、從權益市場籌集資金,以及向外部呈現更平滑的收益曲線,而被迫重做財務賬戶 [3]。其次,基于股票的薪酬越來越成為高層管理者酬勞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公司的財務績效,特別是凈利潤數據通常被用來評價管理層的努力程度,因此管理人員有可能選擇將報告盈余(reported earnings)從未來期間轉至當期的會計程序。Watts和Zimmerman[4]的研究就指出,管理者就為騙取股東信任并獲得超額報酬而進行盈余管理。第三,大多數債務契約都備有借款人在債務期間必須遵守的保護性條款,為了防止或拖延違約情況的發生,管理層會改變會計政策來提高當期收益,特別是當公司即將或者實際已經違約時,更是如此[5]。
盈余管理的主體主要是企業的管理者,而企業管理者也是通過盈余管理而獲益最大的一方。另一方面,雖然盈余管理是一個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復雜的博弈過程,除股東外,還可能波及雇員,甚至政府[6],但股東往往是盈余管理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本文從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角度,僅對管理者與股東的非合作博弈進行分析,探討影響股東與管理者盈余管理博弈的因素及其約束問題。
二、盈余管理博弈的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對于盈余管理博弈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部分學者通過對盈余管理特征和分類進行闡述,并分別進行博弈分析。趙息和劉國城從合理性盈余管理與投機性盈余管理策略選擇的角度出發,依據博弈論原理,對企業管理層、審計機構、中小股東三方主體之間沖突的產生以及均衡形成的過程進行分析[7]。劉長青和彭數學從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及其博弈分析的角度講盈余管理分為效率型盈余管理和機會主義盈余管理兩類:效率型盈余管理是正和博弈,而機會主義盈余管理是尋租行為、具有會計后果的常和博弈 [8]。還有學者著眼于盈余管理行為的存在條件、影響因素及其動機等方面。例如蔡吉甫就運用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系統分析了盈余管理的影響因素、效用和動機,并通過假設變量建立管理者與股東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出二者最優反應模型[9]。鄧春華則在分析國內外盈余管理概念的基礎上,根據盈余管理的特征和博弈論的實質,提出盈余管理是其管理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行為,并據此得出“只要存在通過博弈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條件,就一定會發生盈余管理的結論”[10]。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也是盈余管理研究的一個視角,劉煒松等從經營者與監督者的動態博弈入手,討論了公司治理結構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提出治理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對策[11]。
庇古稅是傳統的價格控制手段,其稅收模型不斷完善,主要有庇古(Pigou)稅模型及古諾(Cournot)模型和斯坦克爾伯格(Stackelberg)模型等。
一、 原始的庇古稅模型
為了闡述便利,本文將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提出的環境稅模型稱為原始庇古稅模型。按照庇古稅原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邊際成本曲線與社會邊際成本曲線不重合,相差外部邊際成本不由經濟主體承擔,那么最佳私人產出和最佳社會產出存在著差異,從私人決策角度來看,是最優決策(私人邊際成本=邊際收益),但從社會角度來看并非是最優的。社會最優產量與私人最優產量間存在著差值,造成資源浪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不會自發地減少產量和使用量,進行污染治理,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因此,庇古提出政府可以以稅收的形式進行 “非常限制”,迫使經濟主體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這種對單位污染征收等于污染所造成的邊際社會損害的稅收即為庇古稅。
從理論上說,庇古稅可以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使污染減少到帕累托最優水平。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社會凈效益應等于由產生污染的經濟活動的總效益減去私人成本,再減去外部成本。庇古得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最優的污染稅應該等于污染的邊際破壞的結論。它能使資源的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并成為研究解決外部性問題的理論基礎。
二、經典庇古稅模型
雙足寡頭競爭模型,可以說是納什均衡最早的版本,即引入納什均衡后的經典庇古稅模型。在古諾模型里,有兩個參與人(兩個企業),每個企業的戰略是選擇產量;支付是利潤,它是兩個企業產量的函數。每個企業在選擇自己的產量最優時,只考慮對本企業產量的影響,而忽視對另一企業的外部負效應。
如果把古諾均衡可以看作納什均衡的第一個版本,斯坦克爾伯格模型則是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最早版本。在斯坦克爾伯格模型中,企業的行動也是選擇產量。不同的是,在斯坦克爾伯格模型中,企業1首先選擇產量q1≥0,企業2(一般稱為尾隨企業)觀測到q1,然后選擇自己的產量q2≥0。因此這是一個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古諾模型的分析結論是:企業1有“先動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均衡產量1/2(a-c) 相對古諾雙足寡頭競爭模型時的均衡產量1/3(a-c)有所增加。而企業2擁有信息優勢卻在競爭中處于劣勢,最終的均衡產量q*2 低于企業1的均衡產量q*1,利潤也隨著產量相應的下降。
三、最優庇古稅模型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聯誼會Damania R. 2000年通過對古諾寡頭競爭模型的研究,在原有的經典模型基礎上,考慮了開征庇古稅對企業帶來的負效應,假定環境稅收政策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產量水平產生影響。他的主要結論是:污染稅的征收使企業產品的成本上升,導致原已供給不足的壟斷產量進一步減少,從而消費者剩余大幅下降。羅云峰等在線性逆需求函數和常數規模報酬條件的假定下,建立了寡頭壟斷條件下的環境污染稅收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古諾模型和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斯坦克爾伯格模型。認為提高稅收標準會進一步拉大企業產量的差距。從市場的集中程度來看,提高稅收標準將使產品的市場份額更加集中在領先企業手中。最優產量隨稅收標準提高而減少的原因是,稅收增大了企業生產的邊際成本;提高稅收標準將使企業產品的市場價格提高,使該產品的消費者剩余減少。
吳偉、陳明義等人在2003年根據博弈論的基本原理,以古諾雙頭壟斷市場為前提,在古諾模型的假設條件中考慮到了企業的負債水平。討論在政府和企業的序貫博弈中,政府總體的環境管理政策(特別是污染物的稅收水平)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并分別從企業和政府的角度說明,適度環境管理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結論是,政府總體環境管理政策的松緊,對企業的資本結構將產生較大的影響(負債的比重變化);負債水平的變化方向與污染稅變化的方向相同。在總體環境政策松緊適度情況下,特定的污染稅收政策影響企業負債水平的高低。
上述的模型均基于博弈論的納什均衡原理,其研究主要思路是:首先構造利潤函數,然后根據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得到各企業的納什均衡最優產量應該滿足的條件。以此,解得最優產量以及最大的利潤,而后對于污染稅與其它變量的關系分析。求出最優產量以及最大的利潤,而后對于污染稅與其它變量的關系作以研究。最優污染稅的得出,是通過構造社會總福利的函數,一般來說社會總福利包括企業的利潤、污染稅收收入、污染對環境的破壞等因素,而后總福利函數對污染稅t求一階導數,即為dW(t)/dt,其中W(t)代表社會總財富,t代表稅收收入。若使社會總福利最大,則有dW(t)/dt=0。求解這個方程,即可得到最優污染稅收以及最優污染稅率。這里的目標是社會總福利最大。
從上述基于博弈論思想的幾個庇古稅模型中可以看出,此類模型均屬于微觀經濟行為的分析,核心在于企業之間的博弈關系。而且較多的文獻是對古諾雙頭壟斷市場模型的進化,最終目標是社會總福利最大。從模型參與者的最終博弈結果看,最優的污染稅在不同的假設環境下,有不同的結論。但是,由于古諾模型本身的分析是寡頭壟斷,它的參與者數量太少。當它的參與者數量足夠多,或者假設的情況過于復雜,最優污染稅的確定會變得格外復雜。
【關鍵詞】偷逃稅博弈論,信息不對稱,預期效用理論,文獻綜述
一、國內部分
總體來說關于偷逃稅的文獻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分析。
1.納稅人心理行為的角度:張琳(2002)從納稅人的心理因素出發,結合勒溫的行為學模式和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分析了我國納稅人行為產生的原因和過程,并在行為修正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了引導和規范我國納稅人行為的方式和途徑。分析了納稅人逃稅的內在動機和外在激勵。并且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了,解決偷逃稅的解決辦法。
2.從政府、稅務機關的角度:造成目前我管偷逃稅嚴重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稅務機關的管理不到位、效率低下,查處力度低。周廣仁(2006)從我國的稅收征管制度、稅收體制、隊伍素質、管理手段、稅收環境、稅務征管能力的國際比較等多方面全面的闡述了我國稅收征管造成稅收流失的原因并提出了解決辦法。
3.博弈論的角度:馬拴友 (2001) 從財政交易制度框架內看,認為稅收流失其實是一種交易成本。納稅人與稅務當局的非合作博弈,不存在純戰略納什均衡,但存在混合戰略納什均衡,即稅務機關和納稅人分別以一定的概率隨機選擇稽查和逃稅。由于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或稅務執法缺乏必要的技術手段才會產生逃稅現象。李國鋒、李麗(2005)認為,國內部分學者對該博弈行為都假設為“稅務機關一旦檢查,逃稅就會被發現”。現實中,這一假設過于嚴格。他們引入稅務機關一旦檢查,納稅人逃稅被檢查出的概率變量以及逃稅的社會信用損失的機會成本變量,利用博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對稅務監督博弈做進一步的分析。
4.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許建國(1999)針對不對稱信息和優化稅收理論的基本內容和內在聯系做了比較詳盡和準確的評述。孫亞(2000)主要從稅收征管實踐的角度,強調了在稅收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建立激勵機制的問題,并以某一特定行業的征管措施為例來佐證這一思路的可行性研究。劉穎(2002)從如何緩解不對稱信息對稅收征管制約的角度探討了稅務信息化的基本機理,對我國稅務信息化實踐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議。國內這一階段的研究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對從不對稱信息角度研究稅收這一思路的簡單評價上,而開始強調運用這一方法來具體分析我國稅收改革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5.基于預期效用理論的納稅遵從研究:袁國良(1995)在比較阿林厄姆和桑德姆“預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和斯里尼瓦桑“預期所得最大化”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效用最大化個人偷逃稅模型,并據此分析個人所得稅偷逃稅的原因并提出建議。楊碧云、易行健、易君健 (2003)綜合述評西方個人所得稅逃稅理論模型的演進和最新發展,并提出要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和征收辦法,提供良好的納稅服務,同時要增加逃稅風險與成本,減少逃稅收益。谷成 (2009) 在A - S 模型的基礎上,分別采用委托-和博弈理論模型對納稅人與稅務機關的相互作用進行了探討。在受到稽查的范圍內,高收入納稅人的申報收入將處于或接近界定稽查分隔點的臨界值;相反,在博弈理論模型的序貫博弈狀態下,很多受到稽查的納稅人的申報都是不誠實的。即稽查概率的確定、稽查策略的選擇和處罰力度等要素對模型的結果具有重要影響。
二、國外部分
美國經濟學Cagan( 1958)是現代最早研究偷逃稅問題的學者,他在《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he total money supply》一文中首次運用現金比率法估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偷逃稅申報收入幾乎占到申報總額的 23%。因此,他提出稅收流失的主要途徑就是偷逃稅。
1972 年,阿林厄姆和桑德莫在貝克爾關于犯罪經濟學研究和阿羅關于風險和不確定性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最早提出利用預期效用最大化模型來分析稅收遵從問題。基本假設是:“經濟人”假設,納稅人追求收入最大化,納稅人是風險厭惡者。這樣得到的結論是提高處罰力度和檢查力度可以減少偷逃稅,而稅率變化對偷逃稅的影響不確定。他們的模型將對納稅人的偷逃行為所處的罰款看作是關于納稅人偷逃收入的函數,即罰款額為納稅人偷逃收入額與罰款率的乘積。這與現實不符。
從道德的角度分析,Baldry(1986)發現一些個人因為道德原因不騙稅。Erard and Feinstein(1994b)在稅收遵從的研究中采用了內疚和羞愧兩個心理學理論。并據此說明這些道德情感對納稅人的稅收遵從的作用;Marta Orviska和John Hudson(2003)在 A-S 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公民責任和守法公民這一對社會變量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得出公民責任和守法公民在提高稅收遵從方面有關鍵的作用。Lewis(1982)研究個體納稅心理發現,只有在納稅人感到就他的收入而言稅收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才可能自覺地繳納稅款,否則就會逃稅;Spicer 和 Becker(1980)在一個實驗中發現那些被告知他們的稅率比其他的人高的納稅人會逃相對更高數量的稅。Spicer 和S.B.Lundsted(t1976)和 Kent W.Smith(1992)指出:當一個納稅人認為其交的稅款沒有被合理地開支,就會感到被欺騙并可能拒絕履行他全部的納稅義務;We-bleyetal(1991)通過實驗檢驗了納稅人對政府滿意狀況對遵從的影響。實驗顯示對政府的疏遠或對法律的消極態度的被試者,他們在實驗中有非常大的可能會逃稅。
參考文獻:
當1994年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我們不妨宣稱,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達到了它的頂峰。在“完備理性”假設下,經濟學家用博弈論語言重寫了當代經濟學。所謂“完備”理性的假設,概言之,就是假設每個人都是上帝。舉個日常生活的例子,我走進茶館,看看茶經,點一壺茶,坐兩個小時,付款,走出茶館。按照“完備理性”假設,我必須知道附近各個茶館同類茶葉及水質、茶藝和服務的種類及格調,甚至室外氛圍和街道上的交通狀況――因為我必須知道由等價交通費所界定的“可選擇集”內每家茶館的情況,以便選擇一家“最優”的茶館,從而我剛剛坐了兩個小時的那家茶館,就應當具有“最優選擇”的各種可驗證和不可驗證的性質。在理論上,經濟學家甚至不愿考慮交通費、信息費或任何其他種類的交易費用的限制,他們只是簡單地假設人們永遠有能力在任何兩件事情當中作出抉擇――所謂“偏好的完備性”。
只要能夠對未來事件作出準確預測,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必符合現實情況。這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方法論立場,它在半個世紀里,受到主要來自“卡內基-梅隆”學派的管理科學家們,例如西蒙教授的抨擊。后者因提出“有限理性”而聞名經濟學界,并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獎。所謂“有限理性”的假設,概言之,就是假設每個人都是動物。根據行為學的基本原理,某一行為,只要它給行為主體帶來的回報超過了行為主體記憶所及其他行為所帶來的回報,該行為主體就會選擇該項行為。或者,某一行為,只要它能夠給行為主體帶來與“預期”效果相比更“滿意”的效果,它就可以成為理性選擇的行為。顯然,隨著我品嘗過的茶館的數目逐漸增加,我對每一價格上的茶的“預期的效果”便越精致,從而我的選擇也越具有“最優”的性質。但我的選擇似乎永遠也無法達到全局最優,因為我始終處于“學習”的過程中,我的選擇不斷地精致化。由于“有限理性”可以通過學習過程而不斷獲得完善,它也被西蒙教授稱為“過程理性”。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主流經濟學不愿意接受西蒙教授的“動物人”的看法,他們寧愿推行“上帝人”的看法,后者具有強烈的數學誘惑力,從而經濟學家可以“先驗”地推導出現實生活里的人類行為,并且可以“六經注我”般地從經驗數據中發現支持他們的先驗假設的“事實”。
這一情形在2001年有了突然的轉變,分享那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首要的一位是阿克勞夫,他對諾貝爾委員會發表的演講,題目叫做《行為宏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行為》。用這么一個反常的題目,阿克勞夫立意要把行為學和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引進經濟學里來,旨在解釋以往經濟學難以解釋的六類宏觀經濟現象。
如果大多數經濟學家忽略了2001年諾貝爾獎傳遞的上述信號,那么我相信,他們絕不會繼續忽略由2002年諾貝爾獎傳遞出來的同樣的但卻清晰得多的信號――當代經濟學正在發生一次“行為學轉向”。
卡尼曼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用他和他的前輩茨沃斯基(已經去世)1994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的總結性論文的題目來表示,就叫做“基于案例的決策理論”。這里,決策者沒有完備的理性能力,每次決策的時候,他只是從記憶所及的案例當中檢索出與當前場合最相似的那些案例以及相應的決策所帶來的后果。根據“相似系數”,決策者可以大致判斷類似的決策在各種相似場合可能帶來的類似的回報,然后由概率加權求得預期的回報。顯然,這一思路正是西蒙教授所倡導的“過程理性”或“有限理性”假設的思路。
不同于卡尼曼的行為心理學思路,史密斯是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從張伯倫的一次課堂實驗,領悟了實驗經濟學的基本思想。以研究壟斷競爭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伯倫,在1930年代后期的一次研究班上,把學生們分為兩組――買方與賣方。每位同學,或以現金,或以實物,參與模擬的“市場”競爭過程。后來,史密斯在亞利桑那大學堅持進行實驗經濟學研究,終于把“亞利桑那學派”變成了實驗經濟學的同義語。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如此顯著,以致分享了1994年博弈論諾貝爾獎的德國經濟學家希爾騰,最初正是從史密斯那里借鑒實驗方法的。
因此,我傾向于把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做一種雙重的承認:首先是對心理學家卡尼曼和茨沃斯基長期倡導的“基于案例”的決策理論的承認,其次是諾貝爾委員會1994年承認博弈理論之后,順理成章,對實驗經濟學的承認。諾貝爾委員會的雙重承認指向同樣的方向:經濟學正在從“上帝人”立場的先驗理論轉變為“動物人”立場的經驗理論。
經濟行為是人類行為的一種,最重要的一種。人類行為的另一種,同樣地重要,通常叫做“宗教行為”。馬歇爾曾經說過,決定了人類行為的兩種最根本的力量,一種是經濟的,一種是宗教的。馬歇爾進一步認為,單純地把人當做“經濟動物”來研究,那是已經被證明了失敗的思路。
關鍵詞:水利水電工程;索賠;不對稱信息;博弈
中圖分類號:TV2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683(2013)03018504
1研究背景
索賠通常是指工程合同在實施過程中,因一方不履約或未能正確、全部履行已生效合同文件中所規定的合同責任和義務時,合同另一方認定自己的合法權益已受到損害,向對方提出賠償要求的行為[1]。
大型水利水電工程是一項綜合性工程,其施工過程具有時間長、涉及專業多、技術復雜、施工過程不確定、合同管理難度大等特點,給承包商尋找或創造條件進行索賠提供了可能[2]。在實踐中,承包商往往首先采用先低價中標,然后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千方百計提出各種索賠請求的策略。
施工索賠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承包商向業主方提出的索賠,即通常所稱的“索賠”;二是業主方向承包商提出的索賠,可稱之為“反索賠”。業主方加強施工索賠管理的目的就是盡量防止和減少索賠,積極實施合理的、必要的反索賠[3]。目前,國內外對索賠的研究多是針對承包商對業主的索賠。因此相對于索賠經驗豐富的承包商而言,業主方的索賠管理水平要落后很多,業主方的這一缺陷往往被承包商所利用,擾亂建筑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有必要對業主方的索賠管理進行研究分析并提出解決方法。
近幾年,在索賠問題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方面,神經網絡模型[4]、決策支持系統等計算機技術及一些新的決策方法不斷地被應用到索賠研究中來,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特別是博弈論[56]的飛速發展及其在經濟管理學中的應用,給索賠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手段和平臺。運用非合作博弈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索賠問題中索賠主體間的對策關系,極大地豐富了對索賠問題的定量研究方法,促進了索賠理論的發展和完善。
本文正是基于博弈論的基本思想,探討大型水利水電工程中業主如何進行合理、必要的索賠管理的問題。
2業主方索賠管理博弈分析
業主方施工索賠管理的宗旨是:索賠發生前盡量減少索賠事件的發生;索賠事件發生時努力降低損失值;索賠事件發生后公正地對待承包商提出的索賠,并在自己因索賠事件遭受損失時,合理地向承包商提出索賠。在索賠事件發生前,有些業主對索賠問題非常重視,會專門組建機構對索賠的防范及對策進行研究,有些則不重視。索賠事件發生后,承包商首先就合同約定的損失向業主提出索賠,可能會如實向業主申明自己的實際損失,也可能向業主夸大自己的損失,即存在欺詐索賠的可能(超額索賠,夸大實際損失等)。由于在上述過程中承包商存在一些對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即所謂的存在信息不對稱情況,該博弈為不對稱信息動態博弈[7]。
2.1參數假設
(1)A={a1,a2}分別表示業主的行為空間:a=a1表示業主進行索賠管理,需投入費用為m;a=a2表示不進行索賠管理,則沒有任何投入。
(2)B={b1,b2}表示承包商的行為空間:b=b1表示承包商向業主如實進行索賠(索賠數額相對較低),設賠償額為s1,由于該賠償額是比較理性的,業主很容易判斷出承包商沒有采取欺詐行為;b=b2表示承包商向業主進行超額欺詐索賠,設賠償額為s2,一般而言,試圖進行索賠欺詐的承包商通常都采用較為隱蔽的欺騙手段,業主不容易發現承包商采取的索賠欺詐行為,其中,s1< s2。
(3)若承包商進行高額索賠(索賠數額相對較高),這時就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二是存在欺詐性超額索賠的。業主通過審查,如果認為承包商提出的索賠請求符合實際情況,則履行合同約定的賠償條款,進行s2的賠償;如果發現承包商存在欺詐行為,則承包商就要受到處罰,假設受到的處罰為f。由于目前索賠事件不直接進行經濟處罰,而是進行反索賠來降低或拒絕承包商的索賠請求。這里把f理解為承包商因欺詐而觸犯刑律所受到的法律懲罰,或因欺詐行為敗露而給其名譽造成的損失,以及業主因此而拒付實際損失費用等其他負效用[8]。
(4)業主如果之前進行了索賠管理的研究,具有成熟的索賠經驗,因此業主能夠及時判斷出承包商的行為是否帶有欺詐性,并對其進行處罰;若沒有進行索賠管理的研究,能否發現欺詐行為則帶有很大的隨機性。若未能發現而履行合同約定的賠償條款,使承包商騙賠成功,其騙賠所得記為s=s2-s1。
業主與承包商之間的博弈樹見圖1。圖中得益數組的第一組數為業主得益,第二組數為承包商得益。
2.2模型分析
當發生索賠事件后,承包商已知事故發生的級別及應索賠的數額,但業主只知道承包商行動策略的概率。設承包商如實索賠的概率為x,欺詐索賠的概率為1-x,1≥x≥0。在業主沒有進行前期索賠管理研究的情況下,當承包商提出高額索賠后,承包商也不知業主是否能發現其欺詐行為,此時假設能夠發現的概率為y,不能發現的概率為1-y,1≥y≥0。
2.2.1業主的策略行為分析
(1)業主未進行索賠管理也能發現欺詐索賠。此時,建立業主的成本矩陣,見表1。
2.2.2承包商的策略行為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當業主進行索賠管理時,承包商如實索賠的策略顯然優于欺詐索賠。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業主一定會對欺詐行為有所發現,并對承包商處以高額罰金,理智的承包商一定會選擇如實索賠的策略。
當業主不進行索賠管理時,承包商選擇如實索賠的期望得益為0,選擇欺詐索賠的期望得益為:
Eb=y(-f)+(1-y)s=s-(s+f)y(4)
令:dEb1dy=s+f =0(5)
得:s=-f(6)
由于s= s2-s1,s2>s1,f≥0,那么要想公式(6)成立,必須存在
s=s2-s1=f=0(7)
公式(7)表明,欺詐索賠的索賠額與如實索賠的索賠額相等,且當業主發現了承包商的欺詐行為時也不會給與任何打擊或“反索賠”,這與前面的假設和實際情況是不相符的。承包商不能獲得欺詐索賠時的最大期望得益。下面對公式(4)做進一步的分析:
當f≥s,y≥05時,Eb≤0。這種情況下,業主發現欺詐行為的概率較大,且處罰額度大于騙賠所得,承包商則應理性地選擇如實索賠。
當f
當f>s,y
研究結果表明,行業的整體規范程度及項目索賠發生率將直接影響業主是否考慮進行科學的索賠管理研究,業主的策略選擇反過來能夠有效地制約承包商在索賠過程中的欺詐行為。同時也發現,對欺詐索賠事件的罰金f(即打擊力度的大小)的合理取值也能極大控制住承包商在建設過程中欺詐索賠的發生。
3算例分析
為驗證模型應用效果,以某水利水電項目為例按照前述模型進行業主和承包商的策略選擇。
在現行建筑市場體制下,業主一般未進行索賠管理就不能發現欺詐索賠,此時取m=3,s1=30,s2=80,f=100,可得業主策略選擇的最優解為φ=28%,x=98%。若再取f=10,φ=56%,此數據表明當實際索賠額為30,欺詐索賠額為80,處罰值為100時,業主進行索賠的概率為28%,當處罰力度降為10時,此概率變為56%。從結果中可以看出,市場監管力度的大小對業主策略決策的影響。當f∞時,φ0,x1,此時承包商一定會選擇如實索賠,業主不用進行索賠管理為其最優策略。
反之,對于項目承包商來說,在m=3,s1=30,s2=80,f=100的情況下,業主以φ=28%的概率選擇進行索賠管理,那么業主發現欺詐索賠的可能性非常低,令y=03,s=s2-s1=50,f>s,此時承包商沒有最優的策略選擇,只能根據自身的偏好及對欺詐被發現的承受能力做出自己的策略選擇;當f=10時,φ=56%,此時業主發現欺詐索賠的可能性非常大,令y=06,f>s,這種情況下承包商則應理性地選擇如實索賠。4結語
索賠是工程施工中經常發生的正常現象,從實踐中看,幾乎每個工程都會有索賠發生,特別是大型水利水電工程,索賠事件的發生頻率非常高,有些項目的索賠額甚至會超過合同額。在這種情況下,對索賠進行研究就顯得尤其重要,對于業主來說,防止索賠事件發生或進行反索賠,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由于我國業主索賠管理尚屬薄弱環節,關于索賠的預防和管理措施還需不斷進行補充和完善。
通過本文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到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承包商與業主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現象,且一個理性的承包商總會想方設法獲得最大利益。業主應根據索賠管理的成本、索賠金額、懲罰力度計算出策略概率進行實際操作,做到科學的管理方法,極大降低實際損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臧軍昌.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條款應用指南[M].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1991.(ZANG Junchang.Application Guides of FIDIC Clauses [M].Beijing:Aviation Industry Press ,1991.(in Chinese))
[2]雷進生,易光輝,樊永華.大型水利水電工程承包商施工索賠實踐[J].水運工程,2009,(5):58(LEI Jinsheng,YI Guanghui,FAN Yonghua.Practice of Claim for Contractor in Larg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J].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2009,(5):58.(in Chinese))
[3]孫建強.建筑工程業主方施工索賠管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2.(SUN Jianqiang.Studies on Construction Claims Management of Building Project Proprietors [D].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2002.(in Chinese))
[4]熊熊,張維,王元璋.工程索賠管理的神經網絡法[J].天津大學學報,2001,34(3):400402.(XIONG Xiong,ZHANG Wei,WANG Yuanzhang.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Claiming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J].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2001,34(3):400402.(in Chinese))
[5]謝識予.經濟博弈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XIE Shiyu.Economic Game Theory[M].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8.(in Chinese))
[6]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格致出版社,2008.(ZHANG Weiying.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M].Shanghai:Shanghai Renmin Press,Shanghai Sanlian Press,Truth and Wisdom Press,2008.(in Chinese))
【關鍵詞】文學 經濟學 教學 應用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5)06-0028-01
經濟學作為一門傳統學科,其課程的理論程度和難講程度在高等學校教學中已得到普遍認識,內容的前半部分主要探討家庭、企業等個體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模型、產品市場、要素市場、一般均衡、市場失靈和微觀經濟政策等;后半部分內容主要圍繞資源配置展開,從國民收入核算、國民收入決定開始討論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從封閉型經濟擴展到開放型經濟,再到宏觀經濟政策,以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很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認為其中的理論、概念、原理晦澀難懂,感到這門課程理論性太強,對經濟學抱有畏懼感。
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筆者將文學手法應用于課堂教學過程,采用多種形式將理論語言和文學語言相結合,比如借助形象化的語言描述谷賤傷農的經濟原理,借助詩詞歌賦描述生產論、成本論,借助懸疑推理描述博弈論等等。理論是抽象的,文學是形象的,利用文學語言將抽象的邏輯語言表達成形象的狀物語言,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一、疑團的鋪墊
經濟理論的闡述是一種敘述性的闡述方法,是按照事物內在規律、內在的邏輯層次一步步闡釋。在教學過程中,對于枯燥的理論可以進行前期鋪墊,提出懸念先讓學生嘗試著揭秘,將理論以設置懸念、設置疑團的方式展開,由于“探秘”心理的驅使,學生往往積極性很高。學生在解決經濟困境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得出理論結果,最后由教師進行揭秘,老師要不緊不慢地給出謎底答案,并且要對學生揭秘的結果一一作出點評,對于荒謬之處要加以指出。
懸念小說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從根源講,就在于人類的“好奇心理”的驅使。層層制造的懸念使得讀者欲罷不能,沉醉于其中、癡迷于其中。此法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加以應用,在經濟學授課過程中把握學生的“好奇心理”的心理規律,掌握恰當的時機有意識地設置懸念,比如在講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設置風云突變的經濟環境,增加學生宏觀經濟環境的分析障礙,學生在探索答案的過程中增強了學習興趣,收到很好的學習效果。
對于結果公布的形式教師可以延續到下一節課,吊足學生的胃口,在等待揭秘的時候,在學生聚精會神盼望答案揭曉的時候賣個關子,以“下節課公布結果!理論下周揭曉!”等方式將內容延續到下節課,既增加了學生互相討論、研究分析的時間,又使學生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鞏固了所學內容。
二、幽默的風格
經濟學是探索個人、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學科,追求的嚴謹的理論,是科學的真理,所以,經濟學教材表達的也是莊重、嚴謹的科學思想。但教師不能受困于教材,莊重、難懂的語言并不助于學生的理解。
詼諧幽默是智慧的展現,嚴謹莊重的經濟學并不排斥在解讀它時采用幽默的風格。亦莊亦諧的教學藝術手法,會收到較好的講授效果。縱觀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家,無不在演講時體現出其幽默詼諧的一面,學生在笑聲中既學習到經濟學家的主要觀點,又直觀的領悟到其中蘊涵的思想。教師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讓學生在笑聲中學習,笑聲可以調節課堂氣氛,緩解學生聽課的疲勞,可以拉近學生和老師關系,增強好感,形成愉快教學,在笑聲中強化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記憶,提高學生學習效率。
三、淺顯的表達
經濟學中有些理論比較苦澀難懂,采用淺白易懂的方式解讀深奧的理論,將深奧的經濟學理論解讀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話”,才是真正高水平教學的體現。然而,現在很多教師認為講的理論越難懂,越深奧,越體現學術水平高、教學水平高,這是很荒謬的想法。就連經濟學界最高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回歸了現實,201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尤金?法瑪、拉爾斯?皮特?漢森以及羅伯特?J?席勒3位因“資產價格問題的實證分析”而獲獎的學者,他們屬于微觀實證范疇,研究本身就包含著對人類命運的關懷,通過踏踏實實的實證分析把科學道理告訴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可見誰玄而又玄,誰能將淺顯道理演繹成復雜高深的數學公式,誰的水平就越高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將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復雜的經濟模型用通俗的語言、易懂的形式闡釋出來是教學的關鍵所在,為此教師應下苦功夫,深入鉆研理論蘊藏的道理,在充分理解和掌握知識理論的前提下,用口語化的、通俗的語言表述高深的經濟學知識,要引起教師注意的是,西方經濟學中有很多歐化的語言,教師在授課時要盡量不要使用這些歐化的書面用語,盡量使用淺白的語言講解其中內容。
同時要理論聯系實踐,將理論模型與現實生活案例結合起來,教師根據自己對相應知識的理解和把握,組織和積累一些案例,例如可結合席卷全球的美國次貸經濟危機相關案例進行分析,并結合實際生活,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以實際經濟問題為題材而進行的客觀描述,通過對典型案例的描述,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性學習,從而在學習中能夠形成開放型的學習氛圍,激發了學生的興趣,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提高了學生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張昆侖.試論提升授課藝術水平的“十個結合”――以經濟學教學為例.貴州師范學院學報[J],2013(11),52-56.
內容摘要:本文從交易費用理論、企業核心能力理論、價值鏈理論和協同學理論的不同角度,對供應鏈生成機理進行了經濟學詮釋。研究供應鏈管理,不能脫離經濟學理論基礎。
研究供應鏈管理,不能脫離經濟學理論這個大環境。國內外學者在供應鏈管理的理論研究中,運用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有委托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博弈論、系統理論、協同理論、并行工程等。如,對合作伙伴關系的建立和管理尋求理論上的解釋,以委托理論最為常用,其次是交易費用理論;對供應鏈中的供應商加盟、選擇、評價及開發供應商的問題,尋求理論模型的分析及指導,博弈論是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對供應鏈的結構模式的重組和優化問題,是利用系統理論、協同理論、并行工程等理論思想加以闡釋。下文將分別從交易費用理論、企業核心能力理論、價值鏈理論和協同學理論的角度對供應鏈生成加以理論闡述。
交易費用理論
交易費用理論是1937年科斯(Coase)在其代表作《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先提出來的。科斯是最早開始關注企業與市場的替代和邊界問題的學者,他認為企業組織與市場可以看作是兩種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制度,只不過企業組織是通過內部監督管理來實現資源配置,市場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資源配置,兩種不同的制度安排產生的交易都要發生交易費用,企業組織內部的交易費用就是監督管理成本,市場的交易費用就是尋找價格的相關費用,兩者的相等之處就是企業的邊界所在。交易費用理論為分析企業與市場組織的替代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架構。針對將企業簡單的看作資源配置的制度,而忽略企業的本質是進行生產和銷售的觀點,迪屈奇指出,企業制度存在的基礎是企業組織、市場和中間組織這三種不同制度帶來的效益比較。這一觀點是對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分析框架的有益補充,他認為中間組織是一種既可以節約單獨利用價格機制或單獨利用行政權威所產生的交易費用,又能夠使收益達到最大化的常見的資源配置結構。
交易費用理論為解釋介于單純市場交易機制和企業科層管理體制之間的中間組織形式的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供應鏈這種依靠穩定的交易關系所形成的企業合作模式就是一種中間組織形式,它是一種涵蓋了不同的過程和活動的由上、下游企業鏈接而成的網絡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是縱向一體化和市場之間的中間狀態,利用一體化的長期關系性合同取代利用市場交易的短期合同,達到節約交易費用的目的。作為一種既節約單純利用企業機制可能產生大量的組織成本,又節約單純利用市場機制可能產生大量的交易成本的一種更能夠節約總成本的治理結構,供應鏈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天然合理性。
企業核心能力理論
企業核心能力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的理論—企業能力理論的一個分支學派,它又被稱為企業能力學派,另一個分支學派是企業資源學派。企業能力學派是由以普拉哈拉德和Robert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來的,逐漸發展成為戰略管理理論的主流理論之一。
企業核心能力理論是一種強調以企業生產經營能力和過程中的特有能力為出發點,來制定和實施企業競爭戰略的理論思想。企業核心能力理論的主要觀點有:企業本質上是一個能力集合體,能力是分析企業的恰當切入點。企業擁有的核心能力是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源泉。核心能力呈現出一種動態的非均衡狀態,隨著外部經營環境和內部企業目標的變化,能力持續不斷地積累、培養、開發、運用、維護和揚棄,循環往復,永無止境,形成正反饋的增強回路。核心能力來自組織內的集體學習,來自于經驗規范和價值觀的傳遞,來自于組織成員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參與。企業核心能力理論從企業的角度和層面研究競爭優勢的問題,著重于企業內部的能力分析,認為企業內部條件對于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起決定性作用,企業內部的能力、資源和知識的積累是企業獲得超額收益和保持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
企業核心能力理論為闡釋供應鏈上的相關企業的選擇和確定提供了理論依據。選擇合適的企業來組合成供應鏈,能夠創造出比組合之前單個個體所帶來的利益之和更多的利益,是因為這些被選定的廠商將各自的業務集中于其所具有的核心競爭能力上,而它們的核心能力對于供應鏈的需求來說是最匹配的,在供應鏈運作中也是最有效率的。這種組合保證了整個供應鏈運行的協調有效性和高收益性。
價值鏈理論
在最初的基于制造業的觀點中,價值鏈被看成是一系列連續完成的活動,是原材料轉換成最終產品的一系列過程,這些活動和過程分為基本價值活動和輔助價值活動。價值鏈思想認為企業的發展不只是增加價值,而是要重新創造價值。在價值鏈系統中,不同的經濟活動單元通過協作共同創造價值,而價值已不再受限制于產品本身的物質轉換。
Hines把波特的價值鏈重新定義為“集成物料價值的運輸線”。Hines把原材料和顧客納入價值鏈,從而大大擴展了價值鏈的范圍。在Hines定義的價值鏈中,價值活動沿著價值鏈的流程比較合理的建立,而不只是存在于生產作業之中,還包括信息技術的應用等。Rayport提出了開發虛擬價值鏈的思想,認為當今每個企業都在兩個世界中競爭,即管理者可感知的物質世界和由信息構成的虛擬世界。兩條價值鏈的增值過程不同,實物價值鏈是由一系列連續的活動構成,而虛擬價值鏈是非線性的,有潛在的輸入點,形成網絡狀的結構。虛擬價值鏈在任一階段的價值創造過程中都包含五項活動:搜集、組織、選擇、合成和分配信息,通過這些活動,收集的原始信息就可以增加價值。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價值鏈的形態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逐漸向價值網的方向發展。
傳統價值鏈理論的思想就是讓企業中的不同經濟活動單元通過協作共同創造更多的價值,隨著價值鏈理論的發展,企業間的協調思想、信息和信息技術等共同推動了價值鏈理論由傳統的價值鏈發展到虛擬價值鏈,并進一步向價值網的方向發展,價值鏈理論的范疇也擴展到所有價值網的理論模型描述的企業所構成的集合,其理論思想擴展為,讓所有的企業成員在基于各自的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緊密合作,利用彼此的互補優勢和資源同步協作。因此,擴展的價值鏈理論能很好的解釋各相關企業被選擇從而組建成供應鏈的原因。
協同學理論
協同學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1977年正式問世,其代表人物是德國理論物理學家哈肯(HermanHaken)。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論的基礎上指出:“為數很多的這類系統在從無序過渡到有序狀態時,其行為中顯出一些驚人的類似,這一點有力地表明,這些系統的功能服從一些相同的基本原理”,這里所指的“相同的基本原理”就是以協同效應原理為核心的。協同學認為:系統總是要達到一個穩定狀態,即有序結構,這是系統的目標,一旦系統離開了目標,就不穩定,就要通過其內部的序參量的作用重新達到一個穩定狀態。這表明系統具有整體性,是一個相互鏈接的有機整體,它不是內部各子系統簡單加總的結果,而是產生“1+1>2”的效果。
因此,只要存在這樣一個系統,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都要達到各自的目標,當它們通過合作,更好地實現整體目標或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同時更好地實現子系統目標時,即符合協同效應理論。協同效應可以廣泛的應用于優化資源配置研究。
結論
價值鏈理論則為人們指明了這些具有不同的核心競爭能力的載體之間通過關系(契約)而長期穩定的連接起來,是因為這些不同的核心競爭能力可以組成一條能夠創造無限價值的流程,這個流程以鏈條的形式展現出來,各個合適的核心競爭力相互合作,協調一致,同步運轉,從直觀上理解是供應鏈,而從本質上理解就是一條價值增值鏈。供應鏈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通過合作,更好地實現整體目標或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同時也更好地實現子系統目標時,即符合協同學理論。綜上所述,交易費用理論讓人們認識到供應鏈是一種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的中間組織形式,它是由多個企業通過某種關系(契約)連接而成的。企業核心能力理論告訴人們這些相關的企業實體是具有不同的核心競爭能力的載體。
參考文獻:
1.哈肯.協同學[M].原子能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