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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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預；經濟思想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經濟學始于重商主義，自重商主義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沒有哪一個學派的理論能夠做到讓所有學者都認同。雖然諸多學者意見各不相同，但是從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來看，西方經濟學說主要分為兩大學派：一個是注重以個人欲望滿足為歸依，分析經濟問題建立體系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另外一個就是主張個人欲望某種程度上服從社會利益社會需要的國家干預經濟的學說。簡而言之，政府干預為國家的行政機關通過采取經濟計劃和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預；而自由放任則相反，主張盡量的少干預甚至是不干預經濟，通過市場自行對經濟調節。
縱觀整個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可以發現，政府干預和自由放任經濟思想一直都處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現的狀態。這種現象與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相關，根據時代的發展所表現出的不同的社會性質以及呈現出的相對應的經濟思想，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一、早期的經濟思想（從遠古至中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是各種經濟觀念、思想產生和發展時期，此時經濟學尚未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較為突出的經濟思想便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以前的經濟思想處于一種“萌芽”狀態，所關注的問題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問題，比如治水發展農業、等級和階級的觀點等。直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歐封建社會晚期，國王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以及滿足王室的大肆揮霍，鑄幣無法滿足王室的需求，于是當時出現了一股以追求金錢為目的的學說——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財富就是貨幣，貨幣就是財富，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統統歸結于截取金銀。之后蒙克萊田上書路易王朝，極力主張國王積極干預管理國家經濟，將重商主義推向了。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家獲得榮譽和不斷致富，因此政府應執行有利于本國商人的政策。蒙克萊田可以說是早期重商主義向晚期重商主義過渡時期的人物，也是較早將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上升至國家層面的人。到了重商主義晚期，詹姆斯·斯圖亞特繼承了蒙克萊田的思想，在他看來，政府的每一項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審查，政府已構成人民精神的一個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為人民的一種習慣，人民離不開政府。
重商主義時期的政府干預思想相對狹隘，此時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進行中央集權以獲得金錢來鞏固地位，這也是重商主義政府干預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萊田將政府干預上升到了國家層面，也僅僅是為了使國家不斷獲取金銀。這種體現出了當時封建社會特征的“唯利是圖”的經濟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遭到了后來大批學者的反對。
在詹姆斯·斯圖亞特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進行總結的時期出現了一批經濟學家，他們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主張經濟應該遵循自然秩序，這種經濟思想被稱為早期古典主義。法國的古典經濟學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他有著重農的觀點和自由放任的雙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體現在他認為，由于買賣人都是為自己打算，因此社會經濟秩序就需要整頓，這種整頓經濟秩序的權利只屬于大自然不屬于國家政府。作為重農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創立者，魁奈主張經濟自由。在他看來，在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下實行經濟自由是增加社會財富和私人財富的重要條件，其著作《經濟表》描述了一個理想、自由競爭經濟的商品與貨幣的循環流動的過程。此時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主要是主張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為的打破自然規律。他們還沒有認識市場規律，因此，他們所主張的自由放任也是狹隘的。
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不論是主張政府干預的重商主義還是主張經濟自由的重農主義，其大部分的經濟思想都是圍繞奴隸主與奴隸，農田水利等方面，這些理論相對分散而沒有融會貫通，此時的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干預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是經濟自由主義盛行時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亞當·斯密和他的《國富論》。在某種程度上，亞當·斯密受魁奈的影響頗多，重農主義的學說讓他覺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贊同重農主義的學說。在理清他與重農主義者爭辯時所產生的思想后《國富論》誕生，經濟自由主義形成了具有說服性的學說體系。亞當·斯密主張經濟自由的思想可以從他的“經濟人”假設、 “看不見的手”、政府充當國家經濟的“守夜人”這些理論中體現出來。“經濟人”假設即認為參與經濟生活的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參與經濟生活的人對自己的經濟活動能夠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確的決策。除此之外，斯密認為，社會經濟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幕后組織管理著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處理及時又有效，因此在經濟方面國家的職能非常有限。在他看來，經濟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門來干預，政府只需要保證企業和個人的天賦自由權得到充分實現即可。在斯密看來，國家的作用不過是“守夜人”，個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然使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經濟學在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那里發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圖批評、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的主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主張自由貿易并廢除強制干預農作物價格的《谷物法》。李嘉圖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和利潤的下降是一種“自然趨勢”，人為干擾反而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因此他主張廢除《谷物法》。同時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貿易學說——比較成本說，這種理論為自由貿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李嘉圖認為，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對外貿易、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作為保護貿易論倡導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贊同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他認為古典經濟學忽視了各個國家的區別，同時他對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想做出了改進。李斯特認為，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太絕對，在比較落后的國家是無法實行自由貿易的，因此實質上李斯特并不是絕對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堅持者。李斯特反對斯密關于政府充當“守夜人”的說法，在李斯特看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要靠國家政府的努力。與李斯特一樣，穆勒也是一個折中主義者而非一個徹頭徹尾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起初他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關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觀點，在《論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其他人和社會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時他也看到了市場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認為自由放任不是絕對的，政府干預適當需要，政府干預應以不損害自由市場的效率為限度。
這一時期是古典經濟學盛行與發展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了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和研究方向各有側重點，但是他們的經濟思想中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占主導地位，反對重商主義時期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這一時期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由自然秩序轉移到了市場規律，實行經濟自由變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
古典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后已不再受到人們熱烈的追捧，它體系中的一些被多數人認為是錯誤的理論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經濟學家的反對。這些反對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發了號稱“經濟學思想變革”的邊際革命，同時也意味著古典主義的結束。邊際主義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斯，他們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各自獨立發表著作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并非一致，也不屬于統一體系，但是他們都在繼承了古典主義的政府對經濟的最小干預的主張后，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邊際效用學派強調消費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圍限定在資源的合理使用或最優配置方面。邊際主義者捍衛市場配置分配，反對政府干預，譴責社會主義并阻止勞動者工會主義，認為它們是無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邊際效用學派的發展逐漸轉變為新古典經濟學。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思想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馬歇爾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標志性人物，他將古典經濟學、馬爾薩斯和薩伊的學說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派的理論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華，在融合了供求理論、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邊際生產力理論等的基礎上，建立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而建立了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完整體系。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新古典經濟學一直是西方國家的處于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和學說。
新古典經濟學還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時他也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雖然他是主張經濟自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中，政府干預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認為應該通過稅收和津貼來克服外部影響所造成的邊際私人凈產值對邊際社會凈產值的背離。庇古也主張運用間接控制手段來消除或限制壟斷以克服各種形式的壟斷對資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響。
邊際主義出現后，瑞典學派的主要創造人威克賽爾也對經濟理論進行了大綜合，但是威克賽爾的綜合理論體系更偏向于邊際分析方法，與之后的凱恩斯經濟學有著很多相同之處，但是由于威克賽爾并非英語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學說被埋沒了。
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奧地利學派也主張經濟自由，其中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發表了《自由主義》一書來全面的概括他的觀點。他認為，自由主義的綱領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私有制為個人創造了一個不受政府控制的領域，成為個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礎，同時他強調，是資本主義中的自由導致技術進步，而不是技術進步導致資本主義。米塞斯主張自由勞動，自由貿易以及自由遷移。奧地利學派的繼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與米塞斯等經濟學家一起反對，也反對主張國家調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竭力鼓吹自由主義，崇拜市場自發勢力而誹謗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自由競爭時期后期，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開始大規模的積累資本和擴大生產規模，壟斷自然形成，并逐漸形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受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這一時期所出現的經濟思想不再堅持徹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認為適當的國家干預十分必要。可見這一時期雖然繼承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大部分的經濟學派也堅持經濟自由。但是相比18世紀中葉至19世級中葉，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那種自由主義一邊倒的情形，此時經過多數經濟學家的補充和發展，政府干預主義開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當代西方經濟思潮（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馬歇爾和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影響了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許多經濟學家都是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下熏陶成長。但是一場“凱恩斯革命”將新古典主義從西方經濟學正統派寶座上拉下，政府干預主義取代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成為主流。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當屬凱恩斯和凱恩斯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嚴重的西方經濟大蕭條讓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無所適從并逐漸被人詬病，不再居于西方經濟學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凱恩斯經濟學的出現正好符合時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經濟逐漸衰退。凱恩斯思考了當時社會中存在的許多問題，例如失業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表明，單憑私人企業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利潤驅動已經無法解決這一危機，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終結。凱恩斯在《通論》中體現出來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都是針對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凱恩斯通論的出版不僅描繪了客觀存在著向國家干預型私人企業制度發展的可能趨勢，更重要的是它加強了這種可能實現的概率。自此，國家干預不再被認為僅僅是作為臨時的危機時課的應急措施，而是以后將長期居于經濟思想正統地位。
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大多數西方國家出現嚴重的滯脹問題，當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法解決這一難題，受此影響，凱恩斯主義的正統經濟學地位產生動搖。加上當時已經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問題，而只是將問題延緩了。此時，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學中不再處于一枝獨秀的地位，宏觀經濟學中出現了很多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派，呈現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應學派以及公共選擇學派等為代表，主張經濟自由的流派不斷地對凱恩斯主義提出了挑戰。
五、總結
綜上所述，整個西方經濟學說史可以說是政府干預與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相互交替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了與該時期相適應的經濟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對前人的基礎上成立的，有些則是繼承了前人的經濟思想，但是我們無法肯定的說后產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種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與閃光點。弄清楚這兩種經濟思想在不同背景時期的發展演變過程可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參考。中國經歷過由政府完全掌控經濟的計劃經濟時代，目前正處于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初期，在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對當代西方這兩種經濟思潮的演變和實踐，應該進行理性分析和準確把握。我們應當既要看到西方經濟思想中適合中國的長處，借鑒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經驗教訓；既要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總之，在強調實行國家干預的同時，應充分保護和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在強調實行經濟自由的同時，又必須發揮國家的經濟調節職能，維護市場經濟的公正平等競爭，保證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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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以“社會人”為出發點，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馬克思經濟學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從本質上可被看作是一種制度經濟學理論。對制度的研究是經濟學的重點，也是特點。他把制度看作一種內生變量，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分析框架，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邏輯主線闡述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變遷。在西方經濟學看來，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層建筑范疇，討論了它們與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他沒有對非正式制度下過定義，但其對經濟倫理、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項內容，在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體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質
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產生，習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誕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較晚，它們都伴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作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人類在通過勞動能動的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經常具有集體性質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協調集體成員內部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在原始社會，作為對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動是一種制約、凝聚集體力量的行為。馬克思還發現，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非正式制度發展的前提條件，但非正式制度與生產力的發展并非總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時候會滯后或超前于生產力的發展。如處于奴隸制社會的古希臘的生產力水平遠落后于現代資本主義，但其文化繁榮至今令人贊嘆。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的本質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的范疇。他看到了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對非正式制度的決定作用，同時也強調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從根本上闡明了非正式制度變遷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例如，馬克思把意識形態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適應一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觀念的上層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徑在于實踐。他還認為道德是反映一定經濟基礎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行為規范，調節著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在改造客觀物質世界實踐中的各種關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經濟發展
馬克思把社會制度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表現為生產關系并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制度，第二層次是表現為上層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產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發展。二者互相影響，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遷。當二者相融的時候，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發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規范等積極作用；否則，非正式制度將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
1.3非正式制度變遷
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為了輔助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來闡釋人類社會變遷的規律和演變走向。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承擔者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個體組成的階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影響到處于不同利益群體的階級當中，這種矛盾主要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決，一般是革命式演變。人的全面發展是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變遷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進步為核心要素的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原因是階級矛盾。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尋求人類社會整體制度變化發展的規律，說明經濟發展對制度變遷的作用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
2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以“經濟人”為出發點，以主觀效用價值論等為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主要采用以邊際替代方法指導的假設-演繹-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闡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經濟學非正式制度理論的研究涉及多個學派，限于篇幅，每個學派僅選擇若干個代表人物的思想來介紹。在諾斯以前，已有多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個或多個方面，但是它們一般被隱含在對制度的研究當中。
2.1古典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受亞里士多德和休謨等人倫理、美德、仁愛和同情等思想的影響，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國民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將慎重、勤勉、節約、同情、良心和自愛等看作市場經濟秩序不可缺乏的倫理道德基礎，認為社會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結果。馬爾薩斯認為人類應該由擁有相同點的習俗和政府來管理。穆勒闡述了習俗、慣例對市場競爭、產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響。韋伯采用歷史演繹的方法論，闡述習俗、歷史、語言等非正式制度與體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其理論體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認為的虔誠是人們在感性層面的理性選擇，可以促進資本主義向前發展。
2.2新古典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該學派認為經濟人是一種脫離現實觀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價格機制作為核心，采用邊際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論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馬歇爾較早意識到社會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的經濟主體，彼此間信任程度較高，有利于實現高度合作，地區經濟發展是區域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合作的結果。
2.3制度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2.3.1舊制度主義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基于對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該學派主要采用進化論、實用主義哲學和歷史主義等方法論，強調“歷史演進”，重視資本主義體制內部不同經濟集團的利益沖突，看到了技術變化引起的社會、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變。作為社會心理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認為歷史是進化或演進的，受到非經濟因素制約的經濟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為“流行的生活方式”、“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等。他認為法律和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約束，思想和習慣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種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樣，經歷多個階段動態的且不可預期結果的演進。非正式制度不是個體選擇，而是歷史演化的結果。源于對人類習慣和本性的考察，他認為經濟變遷中以技術和利益集團對抗為主要原因的推動導致不總是向進步方向發展的制度變遷，改變了人類的思維習慣，思維習慣同時也反作用于經濟變遷。作為社會法律學派的創始人，康芒斯認為制度起源于強迫的社會關系和自我意識。他首次區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這一正式制度的觀點來闡釋社會的各種經濟關系。他認為社會組織由多種交易組成，包括沖突、依存和秩序三個方面的交易關系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各種利益沖突只能通過法律制度得到解決。雖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但是他對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關注。他認為制度可以理解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指出傳統、習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約集體行動，并把美德和倫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關鍵。他重點探討了習俗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闡釋了集體行動控制力的執行者問題，當執行者改變時，制度變遷隨即發生。
2.3.2新制度主義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采用制度和技術二分的方法論，艾爾斯的工具價值理論強調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他認為科學事實指引的人的行為是理性的，而由過去的態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極影響。他認為制度的核心是倫理道德、思想習慣和文化傳統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們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產物，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非正式制度。各種非正式制度經過演變，會形成固定的文化。這種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應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術進步和源于文化、習俗的制度是社會中存在的兩套不同的價值體系，前者的影響更加深遠。技術發展推動制度變遷，但其中的關鍵應該是形成一種把技術發展看作經濟發展核心的新的思維方式。
2.3.3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該學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經濟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機會主義等假設，并以利潤最大化、主觀效用和博弈論等為理論基礎。該學派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輔助正式制度變遷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構建一個立足經驗史實的理論體系，把技術、市場規模、人口和產品等外生變量看作誘因，認為制度變遷是個體追求功利的結果，以此來解釋經濟績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但諾斯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產力技術分工經濟活動方式交易（費用）產權（制度）結構（生產關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稱非正式約束）的概念由諾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們在長期交往過程中無意識形成的行為規則，包含風俗習慣、意識形態、道德觀念等。他認為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以及實施機制共同構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產生和變遷的關鍵，人們的行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約，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非正式制度變遷的主體是追求財富或效用最大化的個體，變遷的根本動力在于個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變遷，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長期性、漸進性、遺傳性等特征，很難直接移植，其變遷一般是漸進式的，需要較長時間。因為作為過去和未來的連接，非正式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諾斯認為，非正式制度是路徑依賴的主要來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響下與現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團總是努力去維持現狀，這是路徑依賴的兩個主要原因。諾斯和凡勃倫都認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遺產一樣被繼承或發展，這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側面解釋非正式制度較難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較難變遷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諾斯非正式制度理論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經驗學習、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為橋梁，探討了認知科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力圖分析人在面對不確定時進行選擇并經常相信自己的行為的原因。
2.3.4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諾斯意識到非正式制度的演進性質是制度變遷漸進性的主要原因，但是無法進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論思想，采用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的方法論，對諾斯的研究進行了拓展，探討了文化傳統、路徑依賴和制度績效的交互關系，深入論證了非正式制度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他指出文化傳統、家族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會發展演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論視角，青木昌彥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區分界限，側重從非正式制度角度認為“制度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的一個自我維系系統。”他把制度闡釋為參與人自發實施的在策略互動中選擇的內生變量，認為參與人集體修正自身的信念，他們的決策反過來也會反作用于制度。他還從理論、實證及政策等層面，闡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與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間的關系，論證了制度在個人選擇與經濟運行中的作用。
3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非正式制度理論的比較及啟示
兩大理論體系不是對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處。比如說，二者都立足于現實，發現了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標都是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當然，二者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下面將選取幾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3.1比較
3.1.1方法論的比較
馬克思在剖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邏輯-實證的動態經濟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認為非正式制度的產生與變遷及其經濟功能的發揮，是一個動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交互發生作用的過程，其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技術進步，其理論體系具有相當的邏輯和深度。西方經濟學是在假定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邊際替代方法指導的假設-演繹-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對某些表象的、阻礙經濟運行的非正式制度進行修正，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預先假設若干既定條件，通過邏輯演繹，不斷修正得出的結論，以使其符合現實情況。這種分析方法難以從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變遷及其經濟功能發揮的動態、辯證關系，使其理論體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質和起源
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是以人為出發點，基于經濟利益對非正式制度問題展開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質的區別。馬克思把人看作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對個人物質利益的科學規定與現實分析，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并非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是受其所處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制約。因此，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其本質是適應一定生產力層次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的范疇。西方經濟學脫離社會現實，把人界定為抽象的、單個的經濟人，僅僅偏重個人對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積極追求，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是歷史演化或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西方經濟學認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理性選擇或歷史的演化，其本質是追求自由和個人主義的規則或契約等。
3.1.3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
基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價值和剩余權均應歸屬于勞動者擁有；基于邊際效用價值論，西方經濟學認為資本、勞動力、土地和企業家等要素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剩余權應歸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擁有。兩個理論體系反映了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和差別。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并把人的全面發展看作非正式制度變遷的終極目標，以此得出社會發展變遷的規律和走向。西方經濟學把效率和交易費用作為核心概念，認為非正式制度變遷是個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結果，顯得比較膚淺。
3.2啟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補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產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礎，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發展的重要保障，影響和制約著非正式制度的變遷路徑和方向。經過變遷，有些非正式制度會轉化為“誘致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會消失或繼續演化。除了“誘致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還有一類是人們有意識地直接設計的“強制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約，共同作用于社會中的個體行為和經濟發展。當二者相容時，會約束、激勵個體行為從而節約交易成本，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將發揮消極作用，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現實中，正式制度變革一般通過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較快地強制實現，而非正式制度變革很難同步進行。當舊的非正式制度與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時可能較難融合甚至互斥，有時候舊的非正式制度甚至會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帶來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應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間的關聯性，在強制性的正式制度變革前構建緩沖機制，盡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時帶來的消極影響。
3.2.2積極推動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非正式制度的變遷
現實中，人并不總是單單追求利益，還追求在集體或國家中的認同與歸屬。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對經濟發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時候它是通過人在對經濟發展起作用。由于無形性、不確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難直接移植，其變遷一般是非強制性的漸進式演變，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并非總是同步的，有時候會滯后或者超前于經濟的發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時滯和漸進式特點，一般來說，政府應該積極主動的進行引導，通過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資等途徑，促使一定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秩序的形成，提高社會成員的綜合素質，推動非正式制度變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要求，提高經濟績效。反過來，生產力的發展也會進一步推動非正式制度的變遷。
3.2.3客觀評價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廣泛存在，對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它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經濟功能的發揮一般要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并與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習俗、習慣等多個組成部分，它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是恒定的而是動態變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總是積極的。如中國擁有豐富的非正式制度資源，歷來重視倫理道德、習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強調并引導個人對集體和國家利益的服從。直至今天，中國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勵個體等積極作用。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資源占有權力的差異等原因，政治或企業中的“裙帶”關系、不當的農村宗親觀念對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消極作用。客觀評價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內涵、潛力，注意引導并發揮其積極作用，避免或減少其消極作用。
3.2.4借鑒兩大理論體系的科學之處，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由于理論基礎、方法論等差異，馬克思比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更具科學性和系統性。但是兩大理論體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為例，馬克思側重宏觀動態層面，忽視了微觀靜態層面，導致其分析框架的現實操作性受到質疑。諾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經濟規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馬克思理論的不足。科學地評判、合理地借鑒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有助于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4結語
第3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古希臘城邦經濟正義思想
古希臘城邦以小國寡民為其鮮明特征，在希臘古典時期，城邦之間的戰爭和城邦內部的爭斗，不可忽略的貫穿著古希臘的奴隸社會。貴族與工商業奴隸主是城邦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中軸和主宰，與奴隸平民追求自己的權利的公民向往共同交織，推進整個人類社會探索歷史進步的進程。古希臘城邦在矛盾和沖突中找尋生活安定、經濟秩序和諧的城邦因子。經濟正義成為古希臘思想家關注與調和城邦危機的實踐需要。
梭倫的經濟正義思想也是他作為執政官的城邦治理理念和政治理想。梭倫認為城邦內部貧富差距過大是城邦穩定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在他的經濟正義思想里體現的主要核心是“制衡”。無論是奴隸主還是貧民都要求“適可而止”的追求財富，有“度”的限制和情操。古希臘城邦的經濟正義是以城邦政治生活為依托，經濟活動受到了一定的約束，缺少相對獨立的色彩。
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
古希臘城邦經濟正義觀過渡到神學色彩濃厚的中世紀。中世紀的經濟正義是以中世紀政治經濟為背景，其正義思想也體現中世紀的政治經濟的需求和歷史特征。經院哲學的經濟正義觀認為，私有財產和經濟正義之間的關系存在沖突和背離。中世紀的經濟正義主張樂善好施，將上帝贈與人們的財富共享。將大量的財物據為己有定義為非義的行為。仁慈和利他豐富著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的內涵和特征。
托馬斯?阿奎那是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己關于分配正義的理論，認為商品是可以進行流通交換的，一種交換是建立在滿足生活需要的交換。另一種交換是以物謀利的商品交換。他不支持第二種交換的選擇和方式。這種建立在獲利基礎上商品交易，將會帶來人們無止境的欲望追求。“從商品交換流通中低買貴賣獲利是缺失公道的，因而是非義的。”財產權利不能獨立于自然法和神圣法之外。但他主張私有財產存在的合法性，相對于神權緊緊束縛下的財產權利，他的觀點是歷史的進步。也為近代私人財產權的合法性作了證明鋪墊。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顯示出封建傳統和神權權威對新興商業社會的限制，防止自由市場擺脫傳統社會秩序。
近代西方經濟正義思想
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使得經濟正義獲得進一步解放。財富帶來了經濟生活和經濟交往的獨立化突顯，“市民階級變成一個高度特性的合法階級。”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啟蒙思想家們思想薈萃，對經濟正義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述和探索。為經濟化進程正義和諧，社會良序發展獻謀出策。
近代以來經濟正義思想以契約論為代表的霍布斯洛克，以休謨和斯密為代表的促進共同體公共利益經濟正義。體現人們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思量和關注。探索經濟正義更深層次的應有之意。擴展和充實著經濟正義的效用內核。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功利主義正義思想中具有同樣的地位。以能否給人們帶來功用作為衡量是否正義的標準。尋求個人和社會利益的平衡和諧，同時對個人利益予以肯定，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權提供合理性的辯護。功利原則為個人權利的實現提供有力的理論保障，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個人，創造一個可以獲得權利的正義環境。是繼啟蒙思想人性解放的又一次升華。但在追逐個人利益的權利背后，體現的是為大工I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市場激烈競爭的正當性作出說明。
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經濟正義觀，承上啟下。繼承與發展了休謨的效用觀念。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私人財產權獲得解放中，更加關注社會全局的利益和整體的福祉，實現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
西方經濟正義思想的當代啟示
在追逐財富擴張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不公正與顯失公平的市場秩序的無序。競爭良莠不齊，道德無力的現象。例如財富擴張過程中以獲得利潤最大化，投入最少化，追求經濟效率作為至高的目標。以市場優勝劣汰，市場自由競爭作為積累財富、占有財物的手段原則，并以財富和收入的多寡作為人生價值的限定標準。“不義不昵，厚將崩”。
地球村，人是制造危機的主導者，同時也是化解危機的解鈴者。當人們意識到危機時刻時，也是有出危機的起點。回顧2008的經濟危機，涉及全球化的經濟災難。現代經濟存在方式、資本化和人本性之間共同存在所產生的“摩擦”危機。經濟正義理念的不明確沒有與經濟存在方式同步發展。人在超越自我本性的同時，忽視了它們的建構。人們的現實境遇為經濟正義理念創造了一個恰當的存在契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讓經濟正義轉化為主導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行性原則。
第4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西姆斯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薩金特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教授，他們兩人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曾經是同學，都是在1968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后來，他們在明尼蘇達大學當了好幾年同事，但那時他們獲獎的研究工作都是獨立進行的。由于對宏觀經濟中因果關系的實證研究，薩金特和西姆斯將分享150萬美元的獎金（此獎項的正式說法為“瑞典皇家銀行經濟科學獎”）。
在物理領域中，多數因果關系是明確的，如：推動一個球，它就會滾動。相比之下，像減稅這樣的政治措施跟經濟健康發展之間的關系通常是相互影響的關系。原因在于，個人、企業和政府所做的決策，都基于對其他各方的未來表現所懷有的預期。例如：對決策者行為的預期會影響公司對新企業的投資力度。同樣，當政府制定增加稅收等政治措施時，也會受到預期的市場反應、投資者反應和消費者反應等因素的影響。
西姆斯和薩金特都致力于研究經濟政策和其他事件所發生的短期變化對經濟的影響，例如：中央銀行宣布利率上漲或者打壓石油價格是如何影響經濟的。薩金特幫助人們理解經濟政策的系統變化所帶來的長期影響。例如：他研究過在二戰后的幾十年中，許多國家如何實施有利于促進通貨膨脹的政策，然后又為何轉變為以減輕通貨膨脹為目標的政策。薩金特的研究表明了公眾和銀行如何通過逐漸的學習過程來適應政策變化，解釋了為什么通貨膨脹需要經過長時間才能平息下來。
該獎項一宣布，兩個獲獎者都在不知不覺地回答各自的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解釋自己的研究為一個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世界可能提供的教訓。兩個人的回答都很謹慎，不肯談及政治問題。“根本不存在簡單的解決辦法，這需要通過觀察數據來進行漫長的研究，”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宣布該獎項的新聞會期間，西姆斯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的家中通過電話告訴記者說，“我所采用的方法和湯姆（對托馬斯?薩金特的昵稱）所提出的方法，對于擺脫這種糟糕局面來說是最重要的。”在跟諾貝爾基金會官員的會晤中，薩金特是這樣描述自己和共同獲獎者西姆斯的：“我們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型的人物，我們靠觀察數字來努力搞清楚正在發生的問題。”
紐約大學的經濟學家大衛?巴克斯（David Backus）稱，薩金特和西姆斯對數百名學生有著深刻的影響，其中多數是他們作為明尼蘇達大學員工時共同指導過的學生。巴克斯說，兩人都以熱心輔導學生而著稱。“即使在當今，他們研究的領域仍然處于現代經濟學的最前沿。由于幾十年以前所做的研究而獲獎，這是很稀有的事情。”巴克斯說。當接到斯德哥爾摩的來電時，西姆斯正在睡覺。他告訴記者說：電話第一次響起的時候，他的妻子沒有找到電話上的“通話”按鍵，因此他們又開始睡覺了。當最終接到電話時，他聽到電話另一端傳來了瑞典口音的話語，這時他意識到了所發生的事情。“當時我在想：‘噢，也許是諾貝爾獎的事。’”西姆斯說。大概，這就是理性預期吧！
事實上，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及實施總是有其理論依據的，從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革命”到今天博弈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和理論經歷了一系列演變。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處在大蕭條時期，當時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解決不了大蕭條問題，而且幾乎使資本主義覆滅的大蕭條被認為是政府自由放任的結果，這為凱恩斯需求管理思想提供了現實基礎，凱恩斯需求管理思想開始被社會所認可。因此，凱恩斯的經濟思想當時在西方得到迅速傳播。后來，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還將凱恩斯的學說和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結合起來形成“新古典綜合學派”，并在戰后20余年的時間里占據了西方經濟學界的支配地位。在該理論指導下，財政政策被認為是最有利、最直接的調節手段。通過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西方經濟出現較快增長，通脹率和失業率并不高。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國家通脹率節節攀升，西方國家想用“微調”或者“斟酌使用”的政策來抑制通脹，而同時又不想使經濟陷入蕭條，結果雖然使衰退得以減緩，但物價卻繼續猛漲。到了70年代中期，多數國家出現了滯漲的局面，即通脹率和失業率并存的局面。對于這種局面，新古典綜合派在理論上無法解釋。理論上的困難和政策上的無能為力，使新古典綜合學派受到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學派的攻擊。貨幣主義學派認為，政府應當實施的唯一政策就是控制貨幣供給量。然而，在貨幣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而又比貨幣主義更具經濟自由主義色彩的，就是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它以自己獨有的理性預期理論反對長期居于正統地位的凱恩斯經濟學，并使西方宏觀經濟學在理論結構、分析方法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理性預期理論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被看成是近年來西方經濟學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
理性預期學派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微觀經濟學中，由于引進理想預期的分析，將對傳統的帕累托最優分析作出適當的修改；在宏觀經濟學中，由于引進理性預期、貨幣中性、自然率假說，將改變傳統的宏觀經濟運行機制，并將否定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互相易位關系，即菲利浦斯曲線；在經濟學方法上，將會較多地采用經濟計量方法，論述隨機變量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
就理性預期假說而言，理性預期的主體是一個個具體的經濟活動當事者，正是一個個具體的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以及其在理性預期基礎上所做的經濟決策，構成了整個社會最優先的經濟活動基礎。因此，要探討整個社會最優先的經濟活動，就必須首先探討具體的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行為和決策，這樣也就必須進行微觀經濟分析。使宏觀經濟微觀化，宏中有微、微中有宏，這正是理性預期學派的偉大之處。正因為如此，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為理性預期學派研究者薩金特和西姆斯所獲得，毫不意外。
從宏觀經濟理論這一演變來看，無論那一種理論，都有其產生的客觀環境和因素，只要人們尊重客觀規律，并善于分析和研究，就不難發現經濟活動中對國家和個體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換言之，對經濟發展有價值的理論，就存在于人們生活的客觀實際中。就像偉大的經濟學家薩金特和西姆斯一樣，從微觀處得到宏觀政策依據。（編譯自：美國《科學》雜志網站）
第5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論文摘要:主觀價值理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其產生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根源—反和微觀經濟管理的需要。本文還對主觀價值理論的產生發展歷程和理論缺陷進行了簡要的探討，并提出應該批判與借鑒主觀價值論，為我國市場經濟建設服務。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理論淵源
主觀價值觀念，即效用價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與勞動價值思想同時出現。邊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觀價值論的哲學基礎。17世紀英國的巴爾本就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效用決定。18世紀中葉，瑞士數學家伯努里提出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業與管理》中，從物品的稀缺性論述效用，他認為效用隨物品的稀缺性而變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為邊際分析開了先河。西尼爾則從供求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效用，把效用歸結為人的主觀感受，效用的大小取決于商品供求關系，效用隨供給的增加而減少。意大利經濟學家孔迪亞克在1778年出版的《談商業與政府關系》一書中，就提出了效用價值觀，他認為價值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而效用則是價值的源泉。孔迪亞克所謂的效用是消費者基于商品消費所得的滿足感而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可以說孔迪亞克是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開山鼻祖，孔迪亞克的這種經濟思想迅速地傳播到法、德、英等國，并得以深人和發展。重農學派的杜爾哥和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價值看成人們對產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不過，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30年代，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占支配地位，效用價值論僅緩慢發展。19世紀30年代以后，古典經濟學的衰落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和刺激。英國的勞埃德被認為是明確以邊際效用來說明價值決定的第一人。愛爾蘭的朗菲爾德提出了邊際成本和邊際需求的概念。法國的古諾較多使用了邊際分析方法，并且是數理經濟學的鼻祖。德國的屠能也使用了邊際分析法，并對馬歇爾產生重大影響。戈森被視為邊際學派的直接先驅者。他1854年發表的《人類關系法則及人類行為規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規律(邊際效用相等規律)，為邊際效用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創立與發展
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法國的瓦爾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幾乎同時并獨立地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效用價值論，該理論首先從價值理論開始，然后推進到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進而引發了幾乎整個西方經濟理論的變革。他們認為價值具有主觀性，從而把經濟財貨的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并提出用主觀價值(即對人類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觀交換價值(即購買力)來替換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認為主觀價值決定客觀交換價值。奧地利學派在考察價值尺度或主觀價值量的測定時，出了邊際效用量決定財貨價值的規律。邊際效用學派認為，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決于消費者主觀心理上感覺到的邊際效用。效用價值論包括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兩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個邊際效用學派都是在基數概念的基礎上建立效用理論。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區分了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兩個概念，并系統地提出了序數意義上的效用理論，即假設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這樣的序數來計量，從而使邊際效用理論“擺脫”了“主觀感覺不可計量的批評”。而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則標志著邊際主義學說的完成。20世紀初邊際學派已從異端和支流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價格論的創立可看作是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發展。馬歇爾在其供求論基礎上對各種相關的價值論進行了綜合:他將效用價值論當作需求的基礎，通過需求價格的引進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轉化為邊際需求價格遞減規律，推導出需求曲線;將生產費用當作供給的基礎，把實際生產費用看作是勞動的“反效用”和資本的“等待”的總和，通過貨幣生產費用的引入，在邊際生產成本遞減的基礎上推導出供給曲線;然后，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市場均衡價格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后來，希克斯利用序數效用論推導出需求曲線并擴展了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而最終的集大成者是薩繆爾森。
二、主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根源
(一)主觀價值論的政治根源
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主觀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產生的政治根源。19世紀70年代，在政治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由于未能合理地解決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和平均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兩大難題，已遠遠落后于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并且最終全面崩潰，經濟學內部發生了深刻的危機。而薩伊的客觀效用價值論也已經不能滿足大資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紀末，由于的廣泛傳播，各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資產階級急需一種和勞動完全脫鉤的價值理論來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西方經濟學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際革命。以邊際效用學派為代表，在理論內容上把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作為商品的價值實體，而人的主觀評價是由人的趨利避害心理決定的，所以價值是由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他們借助于當時的心理學的發展成果，將心理分析引人經濟學研究領域，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商品的邊際效用。所謂邊際效用，按照邊際主義經濟學家的觀念是:消費者在消費某種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或每增加消費一個單位商品或勞務時)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是一種主觀心理上的東西，商品的價值就是消費者以邊際效用為依據賦予商品的一種主觀的評價，從而形成一種主觀效用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價值論是“邊際革命”時期西方經濟學乃至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們繼承了其辯護性的固有傳統，表現在更加敵視和反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他們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觀定位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上。這樣一來，商品的價值就和勞動徹底脫鉤，不會留下任何口實說社會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資產者得到的部分是對工人的掠奪和欺詐。邊際效用價值論被西方經濟學家奉為經濟學全部理論的基礎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
經濟建設的需要是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19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古典經濟理論已經不能很好解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現實問題。與此同時，勞動價值論的產生與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對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資本主義己經向世人充分地證明了其相對于封建主義的種種優越性。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來增加社會財富，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光大。即如何搞好經濟建設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獲得最大的產出(對消費者來說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這一問題實際上又是微觀經濟管理問題，即社會對既定的資源量，企業(個人)對既定的資源量如何進行管理。要實現這一點，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往的各種經濟理論都無法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而邊際效用價值論可為這種分析提供理論基礎。于是以理性經濟人和資源稀缺性的假設為前提，研究在現有生產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始終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標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它從需求和效用角度，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原則，研究為達到效用最大化的資源和產品在生產與配置中的最優數量和途徑問題;從微觀層次，通過對個人消費者、單個廠商的行為分析，尋求單個產品市場的均衡問題。 總之，邊際效用價值論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價值理論，從其發展、演變的軌跡看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勞動，以效用解釋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旗幟鮮明地表現出西方庸俗經濟學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發展服務和辯護的特征。
三、對主觀價值論的評價
(一)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錯誤與缺陷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根本謬誤在于，把價值歸結為一種沒有社會歷史內容的主觀的永恒范疇，一筆抹殺了價值范疇的社會規定性和客觀性，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和剝削性。不僅被用來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具有強烈的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色彩。
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論體系中。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人對物品的效用(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觀評價。價值來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為前提，其尺度是邊際效用。不能滿足人的欲望的生產資料價值由其生產最終消費品的邊際效用決定。物品的市場價格是供求雙方物品主觀評價達到均衡的結果。效用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主觀的使用價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財富的效用到邊際效用，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幾點:(1)效用不能計量。效用價值論的根本錯誤在于違反了確定交換比例的原則。因為，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是消費者對物品滿足自己需要的一種心理感受和主觀評價。不同的人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是千差萬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也是千差萬別的。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通常沒有也不可能用基數或序數來計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無法計量的。(2)效用不能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因而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生產中耗費的價值應在交換中得到補償，這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帶來的滿足程度的評價，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是多少，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產品的效用決定生產它的生產要素的效用，相應地，產品的價值決定要素的價值，這在現實中顯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現實情況表明，凡是參與交換的商品，都必須有明確的價格，不存在沒有交換比例或價格的交換活動。但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卻不能在交換中確定，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做出評價。至于邊際效用，更要等到消費足夠數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結果。但事實是，消費者在消費他通過交換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邊際效用價值論將邊際效用混同于商品價值的基礎和實體，并以此錯誤的理論基礎來證明其系統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這就使整個理論推理過程充滿矛盾、混亂，使得“邊際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借鑒作用
第6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 經濟學專業 《經濟學說史》 教學方法
一、課程特點
我國高校財經管理類專業普遍開設了西方經濟學課程，但學生在這些課程（包括微觀、宏觀和國際經濟學等）的學習過程中，只接觸到了教材編者為學生展現的本專業課程的一些“知識片段”［1］P1，從這些片段中，學生不知道經濟理論產生的過程，事實上對經濟學理論無法形成系統的認識。因此，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有必要通過專門的課程來了解經濟理論如何產生、演變和發展。應當說，研究結論往往不能限于理論本身的推理或演繹，更需要通過理論學說史的系統考察來完善。
《經濟學說史》的核心是研究經濟理論的形成、發展，以及存在的問題，等等。如考察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何人采用何種方法，思考或研究經濟問題，在此基礎上逐步蘊積而成的經濟思想、概念、學說，乃至理論和規律，等等。再就是介紹經濟學諸學科的創立、分布、演進及主要研究對象、領域及研究群體、科研組織，還要考察影響人們進行經濟思維、研究、活動以至于決策的社會經濟狀況、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總而言之是闡釋經濟理論發展的脈絡和規律的一門學科。在經濟學尚未成為獨立學科的時代，則主要考察人們如何進行經濟思維，對經濟事物形成怎樣的認識，以及思想主張，等等。
《經濟學說史》研究內容也非常豐富。自古希臘羅馬時期起至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的新發展止，時間跨度很長，以各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派別的主要經濟思想和觀點為主要學習內容。其中包括西方早期經濟思想、重商主義學派、重農主義學派、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空想社會主義學派、庸俗經濟學派、經濟學派、邊際效用派、新古典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派、貨幣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多個不同的經濟學派，內容極其豐富。同時，《經濟學說史》的內容具有較強的系統性。各流派面對不同的歷史背景，相互繼承和發展構成了系統性較強的知識體系。
二、教學現狀分析
（一）教材選用。
《經濟學說史》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大學經濟學專業基礎課程之一。國內各大學的經濟學專業都有開設此課程，因而教材很多。目前采用較多的主要有姚開建主編的《經濟學說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下簡稱“人大版”）和尹伯成主編的《西方《經濟學說史》――從市場經濟視角的考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簡稱“復旦版”）。其中人大版教材的主要特點是內容系統，細節充實，并且便于學生課后自主學習。人大經濟學院在經濟學教材編寫方面的權威性，影響了幾代經濟學子。很多首開經濟學課程的院系多采用此版本。但這本教材內容體系過于龐雜，綱領性不強，課時安排較少的院系只能在教學中作適當調整。復旦版的教材觀點新穎、體例清晰，其中對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進行了理論反思，但對于本科階段的經濟專業學生來講，教材內容過深，不易理解和學習。綜上，對于《經濟學說史》這門課程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教材體系龐大而課時安排普遍較少；二是教材編者的主觀認識有可能會影響到學生對某一經濟學說的客觀理解和接受。
（二）教學內容。
因教學內容多、體系龐大，學生在學習教材時也會感到內容多，學習困難，產生畏難心理。客觀上講，本門課程教材多厚達四五百頁，內容有三十四章之多，多數院系僅安排54課時，這給教師授課帶來了不少問題。首先，課時少，教學內容多，在授課中如何利用有限的學時來完整、詳細地講授教材內容，這給教師備課提了較高要求。其次，《經濟學說史》是一門介紹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體制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各位經濟學家通過自己的研究分析，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提出的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說和理論，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如何把理論性和實踐結合起來，如何正確分析和評價經濟理論，能夠讓學生既理解課程內容，形成正確認知而不教條理解，又激發學習的熱情，這對教師提出了挑戰。最后，《經濟學說史》亦是一門介紹經濟理論發展的課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了解不同經濟學家的不同經濟學說并不困難，難點在于如何能讓學生把握經濟理論發展的內在規律，形成自己的判斷和認識。從學生平時學習和期末考試結果來看，這三點是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三）學生學習情況。
從學生背景來看，經濟學專業多為文理科學生兼收，根據學生素質和學習基礎，學習《經濟學說史》課程存在以下問題：第一，《經濟學說史》課程的學習需要多門學科的基本知識。如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高等數學等學科。例如根據教材體系，這門課程實際著重介紹西方經濟學說的發展歷史過程，因而課程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經濟思想開始。學習這部分內容要求學生對歐洲中古時期的歷史必須有一定了解。從實際授課來講，對理科生而言，歷史學恰好是他們欠缺的部分。因此，在學習過程中主講教師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介紹相關知識背景，這對有限的課堂學習時間提出了要求。而文科生對數理經濟學派的相關理論又難以理解。第二，學生在學習《經濟學說史》課程之前，已經系統學習過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宏觀兩部分）、高等數學等相關課程，這是學習本門課程的必備基礎。然而從上課情況來看，學生的西方經濟學基礎和高數基礎不夠扎實，往往在經濟理論推理過程中要停頓下來了解相關基礎知識，這嚴重限制了學生對本門知識的理解。第三，經濟學經過數百年發展，如今分支眾多、學派林立。特別是進入20世紀之后，經濟學逐漸發展成與許多學科交叉的龐大的學科體系，要想全面了解經濟學說的發展，僅靠教師課堂講授是遠遠不夠的，學生普遍反映課程內容過多，學習困難。
三、教學方法改革思路
（一）采用啟發式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啟發式教學是指學生與教師平等探討問題的教學方法。通過老師的設問、提問，由淺入深地引導學生思考問題、分析問題，最后解決問題，從而達到培養學生學習、研究的能力，適合于和學生已有知識關聯性較大的內容。比如在講到邊際效用學派時，可以讓學生思考價值的形成與人的心理有什么樣的關系，人對事物價值的判斷與人需求的大小及事物的稀有性之間的關聯，并從自身考慮，是否也存在這種心理。以這種啟發式的提問，引導學生從自身出發思考、分析問題，從而理解邊際效用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為何會提出效用決定價值這一命題。
（二）把經濟理論和生活實踐相結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把經濟理論與生活實踐相結合既便于理解書中的基本概念，又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但是理論聯系實際要與時俱進。例如在講到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論時，可以讓學生思考：現實中的國際間貿易是如何發生的？按照絕對優勢論，沒有資源稟賦的國家無法參與國際貿易，但事實是否如此？通過這種方式，讓學生把經濟理論的提出和現實生活聯系起來，激發學生了解經濟理論提出、形成過程的熱情，以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用經濟學家構建經濟理論體系的方法鍛煉學生邏輯思維能力。
經濟學家的理論體系的構建經過嚴密的邏輯思維，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寶貴精神財富，對學生鍛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嚴謹的邏輯思維很有幫助。但這在以往的教學中往往被忽略。經濟學家邏輯框架非常嚴謹，思維獨特非常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這對學生們以后科學思考經濟問題大有裨益，同時也能幫助學生將以前學習的知識片段聯系起來，了解其所學經濟學知識的來源。
（四）借助影像資料。
學習《經濟學說史》的目的，不僅在于了解經濟學說發展的歷史過程、經濟理論構建的邏輯過程，而且在于要讓學生了解經濟理論與經濟現實之間的聯系。特別是本科階段的學生，應增加其對經濟理論的感性認識。基于這一點考慮，主講教師應給學生延展、搜集書本外的學習資料，如一些優秀的影像資料，將20世紀人類社會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與本世紀經濟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結合起來，為學生展現一幅生動逼真的經濟畫卷，讓學生將課堂所學書本知識與人類經歷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本門課程內容，同時也幫助學生了解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使學生認識到經濟學不僅是書本上的一紙理論，而且是真正貼近生活，實用性非常強的一門學科，從而激發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和熱情，以及對人類經濟活動本身的思考。
參考文獻：
第7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生產函數；經濟增長；儲蓄率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09&ZD017）；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10BJY00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0YJC7901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2011B05)。
作者簡介：李學林（1974-），男，江蘇沛縣人，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主要從事宏觀經濟數量分析方法與模型研究；李晶（1977-），男，陜西西安人，華北科技學院管理系講師，經濟學碩士，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管理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3-0001-06收稿日期：2011-07-04
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來說，不同的經濟增長理論最后要落實在不同的生產函數上。生產函數的構建，是經濟增長研究的一個關鍵問題。理論界一般認為，Harrod-Domer模型和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差異就體現在兩者在生產函數構建時對生產要素是否可以替代進行了不同的處理。因此也可以這么說，有什么樣的生產函數，就有什么樣的增長模型。
我國經濟增長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這是由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假設條件所決定的。基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假設條件構建我國經濟增長的模型時，就要尋找對我國經濟增長基本假設條件最敏感的生產函數。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生產函數形式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幾種常用生產函數形式
1.Leontief生產函數
Leontief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為Y=min(AK,BL)，其中Y為產出，K為資本，L為勞動數量，A>0，B>0。該函數形式由Leontief（1941）率先使用，所以被稱為Leontief生產函數，也稱為固定比例生產函數。在微觀經濟學生產理論和宏觀經濟學增長理論中常常使用。經濟學界一般認為Harrod(1939)，Domer(1946)形式上就是應用它來構造經濟增長模型的。由于比例固定，如果AK=BL，那么資本和勞動恰好都被利用。如果AK>BL，那么只有BLA數量的資本被利用，其余的成為閑置資本。如果AK
2.AK生產函數
這是簡單的線性形式的生產函數。該生產函數的形式為Y=AK。AK生產函數的基本特點是不存在資本報酬遞減。一般認為，如果資本是狹義的資本，完全不存在遞減報酬是不大真實的，但是如果以一種包括了人力資本的更廣泛意義來理解資本K，則確實不存在遞減報酬。遞減報酬不適用于更廣義的資本概念的思想成為實現經濟增長模型內生化的一條重要的理論與方法路徑。
3.Cobb-Douglas生產函數
Cobb-Douglas生產函數是美國經濟學家Cobb和Douglas基于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做的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所提出的一種生產函數，這種生產函數是冪函數，其形式為Y=KαL1－α，0
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說，Cobb-Douglas生產函數既是希克斯中性的，又是Harrod中性的，為技術進步的數學處理提供了方便。在新增長模型（內生增長模型）中以Cobb-Douglas生產函數為基礎，引進其他因素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變形生產函數為數眾多。其中包括：（1）Romer（1986）具有“干中學”和知識外溢的模型；（2）Lucas（1988）兩部門人力資本模型；（3）Barro（1990）公共產品模型。
4.恒替代彈性生產函數(CES Function)
該生產函數一般寫成：Y=A?{a?(bK)φ+(1－a)?［(1－b)?L］φ}1φ，其中，0
（二）對經濟增長理論中生產函數設定探討
經濟增長理論或經濟增長模型的差異往往通過設定不同的生產函數來實現，從這個角度來說，生產函數和經濟增長模型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生產函數的變化是經濟增長理論發展演變的表現。在理解和分析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模型中生產函數的設定形式時，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1.增長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總量生產函數
西方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中設定的生產函數大部分是總量生產函數。設定總量生產函數的基本方法是建立總量資本、總量勞動和總量產出之間的數量關系。這種總量生產函數的使用意味著經濟增長模型中對現實經濟的紛繁復雜的結構問題采取了簡化的做法。設定總量生產函數易于進行相應的數學處理。總量生產函數只涉及幾個簡單的總量指標，不需要針對結構性問題另設大量的數學指標，因而能建立經濟變量之間的明確的數量關系。
各種經濟增長模型中總量生產函數建立了產出和各種投入要素之間的數量關系，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對于投入要素的處理是不同的。從生產函數的發展歷程來看，一方面增長模型中的投入要素也是不斷發展的。從單一的資本演化到資本的不同形式，從簡單的勞動演化到復雜的勞動，甚至其他一些因素如政府和技術進步也被加入模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的差異也就體現在對這些投入要素的處理方式上。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模型中使用比較少的投入要素的種類，即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的種類遠遠少于現實經濟運行中的能夠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的種類。因此經濟增長理論是對現實經濟運行的一種簡單模擬。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的一個基本處理方法是使用比較少的經濟變量來構造經濟增長模型，從而將經濟增長現象作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來對待。
2.生產函數設定的不同體現了增長理論的差異
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的發展經歷了從Harrod-Domer模型，到Solow模型，再到新增長模型或者內生增長模型的三個階段。Harrod-Domer所代表的第一個階段將增長問題引入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構造了凱恩斯風格的增長模型。Solow使用新古典主義的生產函數，在一個簡單的模型中實現了經濟的穩定增長，這被廣泛認為是解決了Harrod-Domer模型存在的關鍵問題。在Solow模型中技術進步是外生的，Lucas和Romer所引領的新增長理論研究，將技術進步等問題內生化，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研究的新浪潮。
3.西方經濟增長理論與完全競爭的市場框架
Harrod-Domer經濟增長模型采用Leontief生產函數顯示出強烈的凱恩斯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非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但這種理論很快被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觀點否定。新古典主義的Solow增長模型所依據的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而Cobb-Douglas生產函數因滿足新古典主義的要求，常常用于對Solow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一部分新增長模型（內生增長理論）在某些市場環節如知識的溢出效應，新產品的開發等方面突破了新古典主義完全競爭的市場框架，但在包括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整體框架上還沒有全面突破完全競爭的市場框架，這些增長理論（模型）更多的采取的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或者AK生產函數的種種變形形式。
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理論的主導性經濟思想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在西方發達國家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充分發揮調節機制，使得市場中不存在嚴重結構剛性，完全競爭市場一定程度上描述了現實經濟的運行。使得基于完全競爭條件下建立的總量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現實經濟問題。
4.發展中國家不能照搬西方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的設定
由于各個地區和國家的情況差別很大，適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適合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在很多時候很大程度上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基于新古典主義理論框架所進行的研究，如Krugman（1994），Kim 等（1994）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增長是不能持續的。但是我國經濟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種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預言基本上是失敗的。其原因主要在于這些以西方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研究，沒有深入探討這些理論的基本假設前提，沒有注意到這些假設前提條件是不是符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現實。
所以我們不能照搬那些模型套用到我們的經濟運行中。應該充分注意我國國情。在構建我國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時，要體現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假設條件。
二、我國生產函數的設定
（一）對我國生產函數設定的理論探討
1.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假設條件
我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假設條件是由生產力不平衡結構、引進技術進步機制和勞動力過剩以及政府的強控制力共同決定的。陳璋等（2008）對這些基本假設條件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他認為我國生產力呈現多元結構狀態；生產力不平衡結構下，我國生產力的進步方式是一種主要靠引進或簡單模仿發達國家成熟技術的“引進科學技術進步方式”；我國農業部門的技術引進能力較弱，技術進步慢，處于我國的低端生產力部門，其他產業，尤其是工業技術引進能力較強、技術進步快，成為我國的高端生產力部門；我國高端生產力部門吸收不了我國的過剩勞動力，過剩勞動力依靠政府的強制力以制度的形式儲藏于低端生產力部門。
2.我國生產函數應該是結構性生產函數
在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假設條件中，我們提出生產力不平衡結構是我國經濟最基本的特征，我國生產力演變過程中，生產力總體結構各部分間的水平明顯具有質的差別，生產力演變的常態是多元結構狀態，既有受到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生產力影響所形成高端生產力，也有傳統產業所代表的低端生產力。生產力不平衡結構的存在性破壞了西方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市場的基本假設條件，因此我們不能輕易使用西方經濟學常用的總量生產函數。我們設定我國生產函數時，應該充分考慮到我國生產力不平衡結構所帶來的影響。生產力不平衡結構決定，我們所設定的我國生產函數應該是結構性的，即針對高端生產力和低端生產力的區別，為高低端生產力設定不同的生產函數。我們認為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是我國的低端生產力部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是我國高端生產力部門。因此，本文所設立的低端生產部門的生產函數將是第一產業（農業）的生產函數，高端生產力部門的生產函數將是第二、第三產業（非農業）的生產函數。
3.我國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的種類
因為本文的目的是建立能夠科學解釋我國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因此，出于建立模型的精確性和嚴格性的要求，我們的模型中所能容納的要素數量也將是有限。我們借鑒西方經濟學經濟增長模型常用做法，在經濟增長模型中只使用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等幾個主要的變量指標。但我們建立的結構性的生產函數，在高端部門的生產函數和低端部門的生產函數中的要素之間的關系將有所不同。
4.我國生產函數中要素之間替代性問題
在各個要素之間關系的處理中我們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性問題。生產要素之間能不能替代，決定了我們設定的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
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人口大國來說，設定資本和勞動力可以替代的生產函數是不符合現實的。由于我國人口規模太大，和資本的比例超出了當前我國技術水平下資本和勞動可以替代的范圍。大量過剩勞動力通過種種制度和政策安排比如戶籍制度限制在部分產業部門如農業中，形成隱形失業。通過建立勞動力市場，使得高端產業部門所需要的勞動力可以從低端轉移過來。在生產要素比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產出水平是由短缺的要素數量決定的。總的來說，我國勞動力大量過剩的資源稟賦情況，決定了我國生產函數將是固定比例的Leontief生產函數。
5.我國生產函數中的技術進步
引進科學技術機制決定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以高端生產力部門技術快速進步，而低端生產力部門技術進步緩慢這樣一種不平衡發展方式達到的。因此，在設定我國經濟增長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時，應該體現出兩個部門技術進步的差異來。
技術進步往往是通過投資實現的，現代經濟學已經認識到這一點，如Arrow（1962）的“干中學”模型，就是把技術進步看作總投資的函數。對我國情況來說，因為我國技術進步方式基本上是靠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技術的引進主要是靠增加投資來進行，所以，我國的技術進步更應該看作是投資的函數。
（二）我國生產函數的設定
根據前面討論的設定我國生產函數的要求，我們設定一個兩部門的結構模型。其中技術進步較慢的低端產業部門產出Y1，技術進步較快的高端產業部門產出為Y2。假定兩個部門的生產函數都是Leontief生產函數，且只有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投入。對于我國來說，引進式技術進步機制下，技術進步是通過投資來實現的，所以，技術進步速度是投資所積累資本的函數。用方程表示就是，技術進步的速度x=x(K)，x是K的增函數，隨著資本的積累不斷增大。低端產業部門的生產所使用生產要素為資本K1、勞動L1。其生產函數為Y1=A1e∫t0x1(K1)dtmin(K1,β1L1)，其中A1是一個代表低端產業部門初始技術水平的常數；e∫t0x1(K1)dt代表的是低端產業部門的技術進步狀況；β1表示該部門資本與勞動的比例。高端部門所使用兩種生產要素為資本K2和勞動L2，其生產函數為Y2=A2e∫t0x2(K2)dtmin(K2,β2L2)，其中A2是一個代表其初始技術水平的常數；e∫t0x2(K2)dt代表其技術進步狀況；β2表示該部門資本與勞動的比例。假定兩個部門資本都具有專用性，一旦形成投資，就不能在部門間轉換用途。假定總的勞動力數量L=L1+L2是不變的。另外假定兩個部門都不存在折舊，這一假設不是必須的。只是為了方便模型推導而已。
三、生產函數在我國經濟增長研究中的應用運用前面所構造的擴展的Leontief生產函數，我們可以推導出關于我國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命題，這些命題是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重要特征，構成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內容，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典型化事實。
命題1：我國經濟增長中投資的潮涌現象
在我國勞動力過剩的條件下，產出水平是由短缺的要素K的數量決定的。設t時刻低端部門資本為K1,t，此時低端部門的產量為Y1,t=A1e∫t0x1(K1,τ)dtK1,t。低端部門的增長率為
Y?1,tY1,t=dY1,tdtY1,t
=A1e∫t0x1(K1,t)dtdK1,tdt+A1e∫t0x1(K1,t)dtK1,tx1(K1,t)A1e∫t0x1(K1,t)dtK1,t
=K?1,tK1,t+x1(K1,t)
其中，K?1,tK1,t是低端部門資本的增長率，x1(K1,t)代表了低端部門資本積累所帶來的技術進步率。
設t時刻高端部門資本為K2,t，此時其產量為Y2,t=A2e∫t0x2(K2,t)dtK2,t。同理可得，高端部門的增長率為Y?2,tY2,t=K?2,tK2,t+x2(K2,t)。其中，K?2,tK2,t是高端部門資本的增長率，x2(K2,t)代表了高端部門資本積累所帶來的技術進步率。
根據前面理論部分的探討，高端部門的技術進步速度x2(K2,t)會高于低端部門的技術進步速度x1(K1,t)，所以一定有x2(K2,t)>x1(K1,t)。當x2(K2,t)>x1(K1,t)時，對于同樣的資本增長率，即當K?1,tK1,t=K?2,tK2,t時，一定有高端部門的增長率大于低端部門的增長率，即有Y?2,tY2,t>Y?1,tY1,t。顯然，有理性的企業選擇投資時，在同樣規模投資下，一定會選擇技術進步快的產業進行投資，這樣能獲得更多的產出。即所有的企業都會選擇投資技術進步快的高端部門，而不會投資技術進步慢的低端部門。所有投資都涌入高端部門這樣一個產業領域，形成投資的潮涌現象。
命題2：我國經濟的結構性高速增長
由于假定資本具有專用性，所有資本在高端部門和低端部門間不能轉移。在不考慮資本折舊的情況下，由于投資都涌入高端部門，所以低端部門資本保持在原有規模之上，即K?1,tK1,t=0，所以低端部門的增長率為Y?1,tY1,t=K?1,tK1,t+x1(K1,t)=x1(K1,t)。由于投資都涌向高端部門，高端部門的投資增長率K?2,tK2,t為正，所以高端部門的增長率為Y?2,tY2,t=K?2,tK2,t+x2(K2,t)。由于x2(K2,t)>x1(K1,t)，且K?2,tK2,t為正，更會有K?2,tK2,t+x2(K2,t)>x1(K1,t)，所以高端部門的增長率大于低端部門的增長率。因此我國經濟增長存在著明顯的結構性現象，即高端部門因大量投資及投資帶來的技術進步而增長迅速，而低端部門因投資少，技術進步慢而增長緩慢。
對于整個經濟來說，其增長率為
Y?tYt=Y1,tY?1,tY1,t+Y2,tY?2,tY2,tY1,t+Y2,t=λY1,tY?1,tY1,t+(1－λY1,t)Y?2,tY2,t=λY1,tx1(K1,t)+(1－λY1,t)［K?2,tK2,t+x2(K2,t)］
其中λY1,t=Y1,tY1,t+Y2,t表示低端部門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
由于Y?2,tY2,t>Y?1,tY1,t，所以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λY1,t=Y1,tY1,t+Y2,t逐漸減小，Y?tYt越來越接近于高端部門的增長率Y?2,tY2,t。高端部門的增長對整體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越來越大。所以伴隨著高端部門的快速增長，也實現了總體經濟的高速增長。
命題3：我國經濟增長中高端部門要素收入分配中資本報酬的增長率快于勞動力報酬的增長率
前面提到通過種種制度和政策安排比如戶籍制度和承包制將我國大量過剩勞動力限制低端產業部門農業中。這種制度產生造成低端部門農業的典型形態是以家庭為單位，勞動力和資本這兩種要素的所有者是一體的。從這個角度看農業部門是非市場化的，從而農業的產出沒有經過市場的途徑分配給各種生產要素。又由于投資的潮涌現象，資本不會流入農業部門，我們可以將農業的產出全部看成是勞動的回報。從而在t時刻低端部門的人均收入或者工資為
Y1,tL1,t=A1e∫t0x1(K1)dtK1,tL1,t
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我們可以認為，一定時間內向高端轉移的勞動力占低端部門勞動力L1的比重很小，是個微量，所以K1,tL1,t不變。因此低端部門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x1,t。
高端部門隨著資本的投入，勞動力的投入數量也逐步增加，這些勞動力通過勞動力市場從低端部門轉換過來。按照一價定律，高端部門可以用Y1,tL1,t=A1e∫t0x1(K1)dtK1,tL1,t的價格雇傭低端部門的勞動力。所以高端部門的勞動工資的增長率為x1,t。t時刻高端部門的人均產出為Y2,tL2,t=A2e∫t0x2(K2)dtK2,tL2,t，其增長率為x2,t。高端部門的人均利潤（資本報酬）為Y2,tL2,t－Y1,tL1,t。顯然，如果Y2,tL2,t和Y1,tL1,t同比例增長，則人均利潤也同比例增長。由于Y2,tL2,t的增長率x2,t大于Y1,tL1,t的增長率x1,t，所以，人均利潤的增長率也大于x1,t。從而我們證明了在我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高端部門要素收入分配中資本報酬的增長率快于勞動力報酬的增長率。
命題4：我國經濟增長中儲蓄率持續上升
假定在t時刻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為L1,t；非農業部門勞動力為L2,t。在t時刻對于農業部門，每個勞動力的收入是Y1,tL1,t。假定兩部門勞動力的消費都是其收入的函數，邊際消費傾向是一個常數b。則低端部門的人均消費為c1,t=bY1,tL1,t。高端部門的人均消費c2,t=c1,t=bY1,tL1,t。兩個部門產品中沒有被消費掉的部分轉化為儲蓄。那么來自于兩個部門的儲蓄為
St=Y1,t+Y2,t－C1,t－C2,t
=Y1,t+Y2,t－c1,tL1,t－c2,tL2,t
=Y1,t+Y2,t－bY1,tL1,tL1,t－bY1,tL1,tL2,t
=Y1,t+Y2,t－bY1,tL1,t(L1,t+L2,t)
=Y1,t+Y2,t－bY1,tL1,tL
相應地，我國的儲蓄率為
st=Y1,t+Y2,t－bY1,tL1,tLY1,t+Y2,t
=1－bY1,tY1,t+Y2,tLL1,t
=1－bλY1,τλL1,τ
因為Y1的增長率小于Y2的增長率，所以λY1,τ是時間τ的減函數。λL1,τ=L1,τL表示低端部門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隨著高端部門資本的增加，高端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是增加的，這樣就有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λL1,τ也是時間τ的減函數。當勞動力大量過剩時，人口轉移率很小，λL1,τ的下降速度將很慢；而高端部門技術進步率遠高于低端部門技術進步率時，λL1,τ下降較快。在此條件下，λ=λY1,τλL1,τ將隨著λY1,τ的減小而減小，st將逐步增大。
上述命題代表了我國經濟增長中的部分事實，另外我們還可以在這個理論框架下，采用擴展的Leontief生產函數推導出我國產出市場的出清依賴出口，國際收支長期不平衡等命題，這些命題共同構成我國經濟增長的典型化事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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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育 川)
Setting of Production Function i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LI Xue-lin1、2, LI Jing3
(1.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70, China;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1601, China)
第8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第9篇：西方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自然法則；均衡；整體性
中圖分類號：F0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6―0091―08
一、引言：整體性與靜態均衡的缺陷
西方經濟學認為均衡就是“沒有內生的變革現象”，趨向“穩定和靜止”，因此，“人們還可以認為它是任何特定的經濟過程傾向的結果，正是這種看法均衡概念首先應用于經濟理論。”于是均衡就作為一種理論的構造工具被引入到經濟分析當中。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以靜態均衡為核心，逐步放寬市場結構、競爭、信息等前提和假設，使其理論的解釋力不斷增強，并向傳統社會學領域擴張，經濟研究的范圍不斷拓寬，逐漸取得了“主流”地位和關于均衡的話語權。但是，靜態均衡和邊際分析采用還原論的方法論，抽象掉了部分與整體的聯系，無法顧及市場以外其它的均衡機制及其相互影響。這一方面使得經濟學的數理性和實證性得到空前加強，促使經濟學的分工與深化，使之成為一門“精密的科學”；另一方面卻喪失了對整體性的追求，失去了理論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形成了“封閉體系”。靜態均衡的缺陷首先表現在西方經濟學中的種種“加總”悖論中，致使微觀經濟活動無法通過“加總”以得出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這個不起眼的加總“技術問題”卻造成了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巨大困難。例如“資本加總”問題就引發了“兩個劍橋”的爭論，撼動了靜態均衡和邊際分析的基礎，成為經濟思想史中塵埃未定的“懸案”。而相對價格的加總也無法得到總量價格，這種矛盾不僅造成了“貨幣非中性”，使得宏觀經濟學失去了微觀基礎；同時還啟示了凱恩斯直接采取了總量的分析方法，正如哈勃勒評論的那樣，“一種說明整個社會經濟過程為目的的理論，如果要使它易于處理，就不能避免使用集體性的平均值和綜合值”。
其次，靜態均衡專注于市場的單一均衡機制，認為均衡就是市場上的供求相等，而沒有去分析社會經濟系統中多重均衡機制的辯證聯系，沒有考慮到一種均衡的實現恰恰破壞了另一種均衡，因此也無法徹底解釋現實中的諸多非均衡現象。盡管通過對理論“保護帶”的不斷修補和設置，博弈均衡、混合均衡、非瓦爾拉均衡、角點均衡(楊小凱)等等新的均衡思想層出不窮，體現了理論的發展與進步，但以靜態均衡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內部仍然充滿了缺陷與矛盾，并逐漸危及其公理性前提和“內核”，表現為理性假設、次優理論、囚徒困境等等不可逾越的障礙，最終使得西方經濟學無法構成一個內洽統一的整體。因此，薩繆爾森無奈地宣稱：“均衡概念是經濟學中最難以掌握的概念之一”，“均衡概念具有詭辯性。”
本文認為，上述理論困境都可以追溯到靜態均衡思想的固有缺陷――喪失“整體性”。正如科爾內在《反均衡》中訴說的那樣，“從理論史的角度看，在適當承認這個學派(靜態均衡)的貢獻后，現在是把重點轉向它的否定方面的時候了”。本文借助早期思想，沿著自然法則的線索，欲以從中彰顯出整體性均衡思想的發展脈絡，以便為靜態均衡提供反思依據；同時試圖討論“一種適于新的開放的方法描述經濟系統的理論”。當然，本文所做的只是初步的和非常粗淺的工作。
二、總論：自然法則與整體性思想
在早期思想中，經濟學還沒有取得獨立地位，當然也沒有關于均衡的明確、嚴格的定義，但是均衡思想卻借以自然法則的形式樸素地表達出來。自然法則作為當時主流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潮，認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如同自然規律一樣有一種客觀趨勢，可以克服人為的干擾自動地趨于理想狀態。這就啟示人們借助自然規律的形式來探究社會經濟規律，并為之提供有力的哲學依據和理性支持。這樣，自然法則思想中所體現的“事物本身性質”的穩定性和維持其穩定性的“自動趨勢”，就是均衡思想的濫觴。
在其啟蒙下，重農學派用“均衡”來表達“建立在自然本身之上的唯一而簡單的規律”。這對后世的經濟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從中不難看到自然法則的歷史遺痕。斯密的“自然價格”、維克賽爾的“自然利息率”、弗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率”，以及當代經濟學的許多思想都借助“自然主義”的均衡模型作為自身理論的構造工具。但自然法則中的整體性思想卻被長期忽視了。什么是社會經濟的理想狀態，怎樣達到和維持這種狀態，人類很早就進行了探求，由此產生的早期經濟思想往往體現了一種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更容易研究一些”，因此，早期經濟思想往往是以社會經濟的整體性為起點的。例如重農學派就直接以社會經濟的“自然循環流”為考察對象，把“國民家計”看作是“相互依賴的可視為一個整體”，從此奠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而這一點(喪失整體性)恰恰是不斷分工細化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所付出的必然代價。
所謂“整體性”并不只是單純地“從整體出發”，而是一種系統方法論，即堅持整體對部分的優先性、堅持有機聯系的普遍性、堅持事物的發展性的思維方式。它不是“不可言說”的神秘規律，而是能夠通過現實中的具體聯系和具體規律之間的互相作用來表現自身。就像生物的生長，有機體的發育一樣，這種聯系與相互作用也必然統一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因此，這三個特征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的。
自然法則中所蘊含的整體性思想在不同時代和社會背景中，還被賦予“公平”、“和諧”、“秩序”和“協調”等涵義，借以表達了豐富的社會理想、價值判斷和文化取向。下文即在自然法則的邏輯線索下，探尋其濫觴與演化，并分析它與各種均衡思想所產生的理論勾連。
三、公平：社會經濟中的多重均衡機制
中世紀的社會理想以“公正”為準繩。根據自然法的定義，“公正的等于自然的，而自然的等于正常的”。“公平”不僅是對社會經濟的倫理要求，更是其常態和均衡的標志，所以人們對處于“正常”態的穩定的均衡的價格最早思考，不是斯密的“自然價格”，也不是配第的“政治價格”，而是中世紀的經院學者提出來的“公平價格”。在中世紀，宗教不僅主宰了人們的精神世界，而且通過人們內省而成為行動準則，當然也規定了人們的市場行為。公平價格首先討論的是“在買賣中所犯的欺騙惡行”的問題，具體要解決“你總想買得便宜些，而賣得貴一些”的矛盾。阿奎納認為人們通過宗教的精神力量，自覺抵制了賤買貴賣，從而達到了誰都不吃虧的公平狀態，人們的內心和靈魂獲得了安寧與滿足，價格也憑借精神的力量通過市場行為從而達到均衡。對此米克評論到：“中世紀公平價格的組成因素主要是生產者的各項成本――特別是所耗費的勞動……一般來講，對成本與報酬問的平衡點的判斷，被認為只是社會的
共同協議或評價。”這種思想不僅也賦予“公平”豐富的倫理涵義，也成為勞動價值論的淵源。
然而，“公平”具有多重涵義與標準。什么是“公平”與“正義”，一千多年來，人類始終沒有找到令所有人都滿意的、內涵明晰的標準答案。本文不打算對“公平”概念進行辨析，而是關注于在“公平”的多重涵義下，阿奎納對“公平價格”的解釋。
難能可貴的是阿奎納折衷了價格形成機制中的各種現實情形，把神學教義拉回到人世間，這也是他的思想廣為流傳的原因。阿奎納的公平價格具有多重的現實規定性：第一，他把公平價格同封建等級聯系起來，認為公平價格是與賣主的等級地位相符合的價格，如此這般才是公平的。這樣，等級制度就成為維持公平價格的社會力量。第二，公平價格包含有主觀的價值判斷，他認為“可出賣的物品的價格，不是取決于它們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決于它們對人們的用處。”這實際上是效用價值論的先河。第三，供求關系也對公平價格造成了影響：當很多人帶來更多的小麥時，小麥的價格就會下降，而賣主得到的價格仍然是公平價格。這顯然是市場供求的價格均衡機制的樸素描述。阿奎納的公平價格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平”的價值理想下，我們發現了對價格形成機制的多種描述和解釋。宗教的感召、勞動的耗費、社會等級的制約、主觀的效用評價以及市場的供求機制，都是維持價格均衡的力量，是公平價格的實現機制。
這就啟示我們社會經濟中的均衡是由多種力量來實現的，市場的均衡機制并非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均衡機制。經過時代變遷，各種機制的作用強弱和調節范圍有了巨大變化。但是沒有理由認為市場均衡機制是唯一的萬能鑰匙，社會經濟比我們所能夠理解的要遠為復雜。社會經濟系統中存在著多重均衡機制，多樣性是構成整體性的前提，分析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正是探討整體性規律的方法與途徑。
四、和諧：普遍均衡的實現途徑
科學的昌明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宗教力量逐漸衰微，自然法則的價值涵義和社會理想的側重點也從倫理道德的“公平”轉向經濟利益的“和諧”，“和諧”成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均衡標志。例如巴師夏就認為社會經濟中“存在著一切偉大的自然規律的無可懷疑的音調和標志――和諧”，這是整體性均衡思想的樸素表達方式。
談到和諧，不能不提到斯密。斯密深受自然法則的影響，至少三次用“看不見的手”作為隱喻，分別描述了天體運行機制、市場機制與分配機制。“看不見的手”所隱含的均衡思想被尊崇為現代經濟思想的發祥地。靜態均衡理論自詡對這只“看不見的手”做了完善的證明，但市場機制與分配機制的關系卻產生了眾說紛紜的“斯密問題”。正如薩繆爾森所承認的：如果按照斯密的原意，考慮到“道德上公平”以及“收入和財產的分配”，那么，“自1776年以來，就沒有人證明過‘無形之手’的思想”。
有種流行的辯護觀點認為兩只手具有互補性，第二只手可以矯正前者的缺陷。然而，這兩只手的界限在哪里，一只手的缺陷是怎樣引起另一只手發揮作用，兩者之間的調節機制又是如何發生的，這些問題遠遠沒有得到回答，主張這種觀點的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因此被詬病為“拼湊”的理論體系。那么，是否有一只更為無形和強大的手在協調兩只手的關系?答案是肯定的。在自然法則的影響下，斯密還說到人們就像是棋盤的棋子，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操縱著他們，使得每個人的行為都遵守一定的規則。馬克思也提及經濟關系“就象玩弄棋子一樣玩弄這些人”。顯然，處在一定社會關系的人都逃脫不了這只無形之手的擺布，其作用范圍囊括了市場秩序和分配秩序。這就提示我們不能止步于“靜態均衡理論的頂端(指新古典經濟學對一般均衡理論的數學證明)”，而是要對人類的社會規則和秩序――整體性均衡，做出進一步的探索。
那么，這種整體性均衡又是如何實現的?巴師夏認為社會經濟中的“和諧”如同自然規律一樣是憑借“天意”而自動實現的。他以凱里的“資本鐵律”為依據，認為不論少數人加在多數人身上的“壓迫多么利害”，不論資本“單憑占有的力量所產生的積累是多么巨大”，造成的不公正“多么驚人”，這一切都是建立社會平等所必要的，因而資本主義制度是有益的，它必然在“上帝的旨意”下，使“社會狀況達到進一步的平等”，達到“普遍的和徹底的”均衡。巴師夏的這種天啟式論證方法遭到馬克思的強烈批判。馬克思把勞動與資本的對立與沖突看作最基本的社會力量。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下，雙方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斗爭與反抗，貫穿并推動了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到現在為止，社會一直是在對立的范圍內發展的”。恩格斯進而認為，各種利益主體的斗爭，包括在現實中的各種暴力和非暴力、合法和非法形式的斗爭，最后都會形成一種“社會合力”。這種“合力”恰恰也是各種利益主體在相互沖突中最終實現的整體性均衡。
在現實社會經濟中，普遍和諧必然通過不和諧的較量、沖突與妥協才能夠達到。不僅馬克思與恩格斯，許多思想家都萌發了這樣的思想，例如斯賓賽說：“在所有的情況下，都存在著導向平衡的進化過程。從力的恒久性出發，不僅可以得到普遍進化的結論，而且還可以得到普遍均衡的結論。因為進化本身就是按照均衡的方式進行的，對立力量的普遍共存必然導致普遍的和諧，最終導致均衡的建立。”斯賓賽不僅認識到“普遍的和諧”是一種進化過程，而且還意識到“對立力量”的相互斗爭與“普遍共存”的相互依賴是社會和諧的實現途徑。這種思想與“社會進化論”相互融合，啟發了康芒斯與他所開創的舊制度經濟學派，并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的演化經濟學。
五、秩序：均衡思想的溯源與其演進階段
由此看來，社會經濟的“和諧”是通過“秩序”來實現的，在“沖突”與“依存”的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秩序”才是整體性均衡的生成標志。而自然法則作為“自然教給所有動物的法則”。本身就有秩序的含義，秩序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說“和諧”是自然法則自我實現的結果，那么“秩序”就是其展示的形式；如果說“和諧”表達了一種均衡狀態和理想，那么“秩序”則更多地指示了均衡機制的實現途徑。“秩序”作為一種“元概念”，對其理解不同，構造出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通過對它的“語言分析”可以溯本求源地厘清許多理論紛爭，匡正“詭辯”的均衡概念，并從中看到均衡思想的演進階段。
秩序首先可以被理解為事物內部結構的有序排列，如同規則的結晶體一般。德謨克里特就認為世間萬物是由原子及其排列順序構成的；畢達格拉斯認為世間萬物都合乎數學上的比例關系。而布阿吉爾貝爾認為社會經濟的各個部門之間存在著比例上的數學關系，用“正確的比例來決定‘真正價值’”。顯然，這種相對數量的關系表達的均衡也成為西方經濟學一般均衡思想的淵源。
其次，秩序還可以被理解為人們行為的一致性或社會規則。這種觀點以哈耶克為代表，他對靜態均衡理論進行了強烈的批判，力圖恢復蘇格蘭的自然法則傳統，用“秩序”的概念來替代“均衡”。他認為“所有均衡分析的命題，都是關于行為之間的關系。就行為能被理解成某個人的計劃的一部分來說，他
的行為就可以說是處在均衡當中。”因此，“秩序”指向一種“合作規則”而更適用于社會經濟的均衡分析，生成“秩序”的長期、重復的博弈均衡也成為當前經濟研究的前沿領域。
第三，秩序還可以被理解為事物發生的次序，如熊彼特所言：“自然法這一理想包含有這樣一個發現，……如果不干擾社會狀況方面的事實，讓它們自由發展，它們就會決定事情發生的某種先后次序。”這樣，均衡就不再具有晶體的靜態穩定性而呈現出運動的軌跡，它的展開次序構成了“移動均衡”，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法則的歷史規律。這種演化過程蘊含了社會經濟復雜多樣的現實運動和可被認識的展開規律，因而可以稱為“演化均衡”，并兼有了“有機性”、“復雜性”和“發展性”的整體性特征，熊彼特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動態均衡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演化經濟學的先驅。
可見，單單從市場均衡的角度來看，它既能夠用價格與數量來表示，又能夠理解為人們買賣協調一致的行為；同時，市場本身也是社會經濟在自然演化過程中生成的一種秩序。而就秩序的生成來看，既有事物靜態的秩序，又有變化的秩序。不同理解可以構建不同的均衡概念與理論體系，這就促使我們對均衡的概念進行反思，以厘清所謂“詭辯”的均衡概念。容易看到，“供求數量相等”的市場均衡是“行為一致”的博弈均衡的一種特例。例如非瓦爾拉均衡學派證明了在更為一般的條件下，(意愿的)供求不相等也是一種買賣行為一致的“短邊”均衡。而以“秩序”來表示的重復博弈均衡又是“演化均衡”的特例，因為演化均衡包涵了“秩序”連續變遷的內容，一些“不一致”的行為諸如“階級斗爭”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對立恰恰是形成“秩序”的內在驅動機制，從而構成社會經濟的演化動力。
總之，通過對“秩序”內涵的挖掘，能夠引申出供求均衡、博弈均衡和演化均衡三種理論體系。這是均衡思想自身演進的三個階段，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中有著明顯的脈絡。當代的演化思想體現了自然法則中整體性思想的復歸，反映了均衡思想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局部走向整體，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傾向，也反映了各種均衡理論在不斷的沖突中進行綜合與融通，走向統一的趨勢。
六、協調：辯證均衡思想的東方啟蒙
雖然地域和文化背景不同，古老的東方也產生了自然主義基礎上的均衡思想。例如司馬遷論述到：“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是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而更早的“道法自然”思想被考證流傳到了歐洲，不僅豐富了自然法的內容，而且成為重農學派的中國淵源。更為重要的是，儒家還以獨特的東方智慧賦予這種“自然均衡”以更深的內涵：均衡不僅標志著事物發展趨勢的穩定性，而且還指事物的內部系統結構之間以及內部系統與環境之間的協調和適應，均衡只有在辯證的協調過程中得以實現。
李約瑟曾經評價“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儒家思想強調“和而不同”，承認事物問的差異性。“物之不齊，物之性也”，然而“凡物必有合”，必有共同的發展趨勢。這種樸素的辯證思想認為“和”只能是不同之“和”，完全沒有差異的“同”，既不符合事物的基本狀態，也無法真正地達到“和”。“和”既提倡了差別和統一，又要求事物在結構上達到協調和適度，即“允執其中”。“中”的對立面是“兩端”，也就是極端的意思，“執其兩端，用其中”的“中”，就表達了可貴的均衡思想，它強調了矛盾的消解，對“度”的掌握，從而達到內心的安寧與社會的和諧，這才是真正的均衡狀態；另一方面，均衡也只能在“和”的辯證過程中實現，成為中國古代均衡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我國古代的社會經濟政策自覺運用了辯證的均衡理念，例如管子的貨幣政策十分講究“輕重相權”、“母子相權”。在儒家思想影響下，我國古代君王歷來非常重視“和為貴”，講求用“和”的方法來消解社會沖突和矛盾，采用的方法是“寬猛相濟”的“相權”政策：“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如此才能夠“政是以和”。“政是以和”是社會和諧的標志，歸根到底這是建立在利益分配基礎之上的整體性均衡。儒家建議采用的方法是：“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勻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見儒家的“均貧富”并不是簡單的平均分配，而是企圖通過相權政策來緩解社會沖突，防止矛盾激化，維持正常秩序的社會均衡政策，是古代均衡思想在治國安邦中的具體實踐。總之，辯證均衡思想說明了，只有在相互沖突與適應的過程中，通過“相權”的協調機制，才能夠達到“和”的整體性均衡狀態。
單從對均衡的理解上看，中國古代思想講求“天人合一”，這種大一統的思想使得人們把天、地、人直接視為一體，均衡協調，不可相分。這樣就產生了樸素和直觀的整體性系統論與辯證法。在這個大系統里，各種規律互相影響，交互作用；世間萬物都是互相生成，而沒有變動不居的東西。所以均衡狀態只能是“執中”，均衡機制只能在“和”的辯證過程中實現。在這個“天人合一”的大系統中，片面追求單一的“極值”的均衡，割裂各種均衡機制之間的相互影響，都必然帶來系統的整體失衡，從而是不可取的。新古典經濟學試圖通過“物用其極”的效用最大化以及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來實現均衡；這與中國古代反對“兩端”、注重適度與“物不用其極”，依靠審時度勢的“輕重相權”的辯證過程來實現均衡的協調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七、推論：“兩難選擇”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途徑
“還原論”與“整體論”本身就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兩種異向的方法論。毋庸置疑，整體論也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非科學性”和“模糊性”，孰優孰劣是從邏輯上無法徹底解決的悖論與難題。但是，我們可以擺脫無謂的理論糾纏，將這個難題交由時代來選擇答案。“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只有認清不同經濟思想的社會環境與時代土壤，才能厘清無謂的理論紛爭，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近年來，我國在取得矚目的經濟成果的同時，社會各階層收入逐漸拉大，特殊利益集團已經形成，社會公正遇到威脅。改革初期的“拿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不滿情緒已經演變成諸多深層次的利益矛盾，反映為經濟增長中日益產生的現代化進程的一系列悖論，例如公平與效率、發展與穩定、就業與物價、GDP與自然環境、長期發展和短期效益等等。這在當代有著突出的表現，產生許多焦點問題，牽涉到許多階層和部門的利益調整，使得固有的各種矛盾日益復雜化。我們不僅要對當前的市場化進程進行反思，更應該洞察到這些復雜的社會矛盾是如何產生的，新的更為全面和綜合的社會和諧又是通過何種途徑得以建立的。現實問題需要審時度勢地協調解決，此時，整體性的辯證方法論就長于靜態均衡的方法論，套用凱恩斯的話就是“模糊的正確勝過精確的錯誤”。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首先，社會經濟系統中存在著均衡的多重機制，這些機制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使得社會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其次，各種利益主體在沖突與依存的相互關系中生成的社會秩序，是整體性均衡的實現機制。最后，利益主體背后的各種均衡力量之間永遠都在相互摩擦與適應，矛盾雙方須臾不離、相生相克。這是一條普適性原理，我們身處這樣的矛盾之中而無法回避，只能進行“輕重相權”的“協調”。
一些長期爭論的理論話題之所以有著永恒的魅力，就是因為它們以“悖論”形式表達自己的運動規律。我們無法找到最終的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只能根據現實情景進行“兩難選擇”式的相權協調。如“公平與效率”、“發展與穩定”、“失業與通貨膨脹”等等難題莫不如此。這是因為它們的背后隱藏著分配均衡與市場均衡、短期均衡與長期均衡、就業均衡與物價均衡之間的沖突與摩擦。一種均衡的實現必然要影響、干擾和破壞另一種均衡，這就使得社會經濟系統永遠都處在“矛盾與困境”當中：“如果你選這個，從某種觀點看是好的，但從另一種觀點看是壞的。現實充滿各種矛盾，一個決策者就必然面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