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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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一、尋根討源，理脈清晰

陳旭霞這部《元曲與民俗》，在著作過程中參考了200多部中國歷史、元史與民俗、元代文學及其研究的各種著述，包括馬可·波羅、道森、阿布·賽義德等外國來華者的見聞性著作。這樣就形成了對元代歷史文化和元曲所有研究成果的一次再研究和全面的繼承，形成了一次立體的古典文學與民俗學研究的交叉融匯與集成。也可以說陳旭霞進行了一次馬拉松式的文學尋根，同時也進行了一次民俗文化的尋根，是用“另一只眼睛”，即民俗學視角和方法進行了一次深入詳細的學術巡禮。作者以其豐富的學識和資料占有，以其學術提煉和概括能力，對元曲中的民俗文化進行了沿波討源式的探索，讓我們感到每一種民俗事象的論述都頭緒明了，脈絡清晰。

在前言中，作者開宗明義，引用鄭振鐸關于元曲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論述，肯定古今元曲研究的重大社會歷史意義，認為“在一幅幅流溢著濃濃的極具動感的農耕文化的風俗畫中，在一曲曲流動著極具悠揚的市城村野小唱中，不僅再現了元代人民的許多原生態的生活場景和人生百態，記錄了大量民間風情、市井情趣、閭巷習俗、社會掌故，補充了《元史》的缺筆……”；認為詩化的元雜劇與散曲對社會生活與風尚乃至文化心理做了“原汁原味”而有趣的描摹，藝術地再現了當時民俗文化“生產場域”的具體形態，以及各民族在風土民情上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作者總體性地對元曲與社會現實生活的關系進行了簡要的概括，并且要解密元代民俗的“廬山真面目”，力求找到法國丹納所說的“藝術品的最后解釋”和“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作者也正是這樣做的。從宏觀到微觀，從大格局到纖細處，以其邏輯性解析引導著我們在元曲文化淵藪中進行開掘和觀賞。比如在第一章“元曲里的飲食”中，作者切入于“塌了酒樓，焚了茶肆”，追述元代初期蒙古人鐵蹄踏遍中原造成的空前浩劫，但它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大元帝國，實現了各民族之間的空前大融合、交通大發展和史無前例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催生了元曲并使中國文學出現了由雅而俗、雅俗交融的大轉折，進而闡述元代飲食上的多種繼承與創新。蒙古人豪爽喜飲的習俗與當時雜劇、散曲中的有關表現，以及各種宴會、飲食的風習變遷。作者在分門別類研究元代面肉蔬果、酒俗、茶俗等食俗過程中，都一一進行了有關食品食俗的歷史追述。比如饅頭的來歷，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又敘述三國時諸葛亮在蜀地禁止用人頭祭江神而推廣面蒸的饅頭，從此四川一帶的人頭祭變成了相似于人頭的面食祭，由于“蠻”與“饅”諧音，也就漸漸叫成了饅頭。這是一種大大提高了當時文明程度的祭祀和面食用途改革。還論述了煮制面食包括重羅面、細索面、饸饹、餛飩、餃子等食品在元曲中多姿多彩的表現。

在第二章“元曲里的服飾”中，作者又從中國服飾史的角度追記古人穿戴御寒而又審美的漫長歷程，然后進行元代服飾與它們在元曲中的反映，突出了蒙古族、漢族等民族服飾的不同特征。并且引用俄國作家果戈里關于服裝“具有民族的精神”，要“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觀察它”的觀點，進而論述元代勞動人民重視服飾的實用性和創造美，體現他們的勞動美和心靈美。還條分析縷地論證了元代服飾的傳承性、融合性、多元性、抑女性和禮儀性，認為這是如馬克思所說的“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反映了元代人民的審美精神和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原型心理。各小節從服裝質料、形制到發型與裝飾、佩飾等逐一進行論述。這是從廣到深又見微知著而順理成章。

二、穿越大元，豐富多彩

雖然這部《元曲與民俗》只寫了四章，突出了元代的飲食、服飾、節俗和游藝，卻又是囊括了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當時元人物質生產、衣食住行、人生禮儀和各種精神的民俗事象，顯示了元曲作品與漢賦、唐詩、宋詞相比，其具有罕見的民俗文化包容量。在節俗中，作者從一年的元日開始，若報花名一般地展現立春、元宵節、龍頭節、射日節、上巳節、清明節、端午節、夏至日、觀蓮節，到下半年的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臘八節、祭灶王和除夕日的各種節俗在元曲里的藝術表達，做了全程的描摹與論述，讓我們看到元人全年性的節日文化生態。作者又從各節的祭祀、飲食、服飾、游樂等方面進行交叉性論證，形成了全方位的元代節俗的活的視頻。我們猶如穿越到七百年前的大元社會中，與元朝先民一同享受昔日的節日快樂。正因為如此，作者在對元曲的民俗文化巡展中，揭示了元曲的可貴與不朽。

在每一章里，作者也都通過元曲作品的引述和分析，突出了元代習俗與元曲創作的人民性、民族性、世俗性和草根性，體現了關漢卿他們的創作貼近時代、貼近現實、貼近百姓，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

三、激情闡述，詩意表達

陳旭霞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她面對的又是詩意盎然的元曲，又與元人作品氣質相合、心理同頻共振，也便激情滿懷，寫起來自然若行云流水一般，氣勢順暢，得心應手。例如關于服飾中的帕巾，作者這樣寫道：“在元代社會風俗中，帕巾既有實用價值，又具有豐富的文化意味”，“其原因，除了繼承漢地固有習俗之外，還可能與草原游牧生活舊俗有關”。“據《析津志》載，每年冬月‘宰相于至日，親率百辟恭賀，上位根前遞手帕、隨貢方物’。元曲中關于手帕的記載主要反映了元代社會生活中以下實際和象征性的用途……”下面引用分析王舉之小令[仙呂·一半兒]《手帕》：“藕絲纖膩織春愁，粉線輕盈惹暮秋，銀葉拭殘香臉羞”和喬吉小令《手帕呈賈伯堅》的“對裁湘水穀波紋，挪皺梨花雪片云”，以說明元代的帕巾是服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者還陳述了元人的包頭，在引述馬致遠雜劇、張可久小令等作品中的有關描寫，證實了包頭既實用、必備，又可以充作“愛的使者”。

作者一直向我們進行著詩意的描述與論說。比如在第四章“元曲里的游藝”中，關于當時游戲、旅游的習俗便這樣寫道：“行走在元曲描寫的出游路上，那‘曉來雨過山橫秀’的山景，那‘一江煙水照晴嵐’的水景，那‘百十里街衢整齊，萬家樓閣參差’的街景，那‘琪樹暖青山鷓鴣’的生態景觀，那‘凝翠靄亭臺樓閣’的建筑景觀，都令元代人‘信步閑行走’，更令我們凝眸細賞。”又言“沿著元曲行旅的路線逶迤走去，撲面而來的是活潑清新、自然閑適的氣息”，接著評價盧摯小令《寒食新野道中》是“用清麗的筆法、溫和的色彩，表現出曲中人陶然忘機的情懷”，還引用小令中“柳濛煙梨雪參差，犬吠柴荊，燕語茅茨……”贊美這是“一幀沒有任何雕飾的水彩畫”。

第2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考古學文化、命名、類型、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國史前考古論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畢業于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的知名學者，對其著作進行研讀，對我們的學習、研究具有極強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領域有極高的造詣，對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獨到之處。故選擇論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半坡和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三篇文章進行精讀。三篇文章分別從考古學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及考古學文化命名三個問題展開。這三個問題，無論是在考古學理論研究還是在田野考古實踐中都是時常碰到的核心問題。本文分別從文章的主要內容、觀點等方面做介紹。

一、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

《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曾發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系統的介紹了學界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文章第一部分，詳細介紹夏鼐先生對考古學文化命名這一問題做出指導意見的具體論述及相關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舉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獨到見解，如：指出應在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中應強調陶器群的量化問題。文章第三部分，介紹各家對考古學文化“三要素” 的觀點，同時指出考古學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創新之處，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

二、區系類型問題的研究―《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

《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曾發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該文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文章主要圍繞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確立及關系問題展開論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紹了1959年，類型劃分問題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廟底溝、后者早于前者、兩者同時并存這三種說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點介紹了廟底溝早于半坡這一最初的簡單論證，安志敏、馬承源學者的觀點。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紹了一個完全相反觀點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個簡要的地層關系報告，它對兩類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個新論證，即同時并存（犬牙交錯的兩個類型）。

三、對考古學文化淵源的解讀―《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

《仰韶文化淵源研究檢視》一文曾發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從文章題目可知該文重點探討仰韶文化“淵源”，即仰韶文化的“源頭”問題。該文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敘述。第一部分，80年代確定仰韶文化源頭的歷程。安特生將河南、甘肅發現的彩陶，同中亞土庫曼的安諾文化彩陶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梁思永先生發現了安陽后崗“三疊層”，尹達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來說”、“六期說”。但仰韶文化的來源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第二部分，從多源觀到一源觀。“分源”問題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突破。嚴文明、張忠培先生發表了相似的“分源”觀點，嚴文明先生建議將仰韶文化“一分為二”，將后崗―大司空和半坡―廟底溝作為兩個不同系統區分開來。第三部分，關于仰韶文化與仰韶體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來源，追本最為切要。目前學界構建的大仰韶文化體系內涵并不是單一的，內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將隴東―關中―陜南―豫西中心區的仰韶文化，分別命名為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嶺下層劃為前仰韶文化。周邊分布區分別命名后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來源問題。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灣、老官臺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來源。同時“北首嶺類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過渡的一個中間類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淵源，但北首嶺類型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之間還有一段不小的缺環。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紀沒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幾點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與程序問題》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確認”程序）中提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確認要通過國家級的學術機構（如中國考古學會），并詳細的闡述了“命名確認”的程序。這是他的創新之處。

2、通過這三篇文章的閱讀，發現它們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為出發點分別介紹了考古學文化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考古學文化淵源的探索問題。這三個問題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終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我們在考古實踐中常常遇到的問題。那么，我們將運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進行考古學文化研究呢？

3、欲對一個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應當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間范圍和時間幅度。這項研究中通常要用到類型學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層學的運用。

4、同樣的地層，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王先生在《半坡與廟底溝文化關系研究檢視》一文中指出：爭辯的各方使用了地層學和類型學這樣的方法，路徑相同，證據確鑿，結論卻大相徑庭。為何出現這樣的局面，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怎樣解決，現在似乎還沒有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總結出一些方法和經驗來。在考古學研究中，地層學和類型學是基本理論，關于這兩個理論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內容上文已做詳細闡述，但是如何正確熟練的運用這些理論卻是一個較難的問題。

5、通過閱讀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對考古學文化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發現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與不足，但是這也是我們不斷改進研究方法的動力，前人在探索過程中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長時期的堅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

參考文獻

[1]王仁湘，中國史前考古論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2]嚴文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文物》1985年8期。

[3]張忠培：《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試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馬承源：《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問題》，《考古》1961年7期。

[6]楊建芳：《略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的分期》，《考古學報》1962年1期。

[7]蘇秉琦：《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文物》1982年4期。

[8]張忠培：《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若干問題》，《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3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一、把握背景，導入情境

“詩言志”，作者的人生經歷不同，他通過詩詞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也就不同。因此，鑒賞時不妨從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及其生活經歷突破。古詩詞鑒賞課之前，應該首先鼓勵學生搜集詩詞的創作背景資料，只有在了解相關背景后，學生才能豐富對于詩詞作者、社會現象、歷史背景等的認識，真正體會詩詞的內涵，積累詩歌知識，為自己賞讀詩歌奠定良好的基礎。教師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導學生進入詩歌的情境，達到“神與物游，心與理合”的境界。應該說每篇詩歌，如果仔細研究，都能找到調動學生興趣的突破口。如有些詩歌可以利用背景知識和詩人的魅力來調動學生的興趣。

在學習柳永的詞時我這樣介紹柳永：有一位詞人不僅是個風流才子，還是個屢試不中的補習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沒秦樓楚館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詞”的中國第一位專業詞人，浪跡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樓”的鐵哥，放蕩不羈的花花公子，市井街頭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敢恨敢愛的漢子，無室無妻的光棍，創新發展宋詞的巨匠。這些生動的介紹使學生情緒立刻高漲起來。有時可以利用和詩作有關的感人的故事創設情境，當然也可適當地利用直觀、形象的視聽手段來激發學生學習詩歌的興趣。當學生鑒賞的熱情被點燃后，教師還需要引導他們深入感悟作品，這樣在實際的教學中才能夠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朗讀感受，深化理解

朗讀是學生走進詩歌殿堂的一把鑰匙，也是一個深入體會詩歌內涵的過程。在瑯瑯讀書聲中，學生可以親身體會到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郁、蘇軾的曠達、辛棄疾的雄渾、李清照的婉約。詩歌是感情高度凝結的文體，必須以讀者細膩的體會來感受作者所表達的情感。因此，教師需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去咀嚼、品味詩歌，而朗讀恰恰是捕捉詩歌所表現的微妙情感變化的一種好方法。“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詩歌具有鮮明的節奏、和諧的音韻，只有在朗讀中，才能充分感受詩歌的韻味；只有在朗讀中，才能使學生有效賞析和理解詩歌。教師可以在詩歌教學之前讓同學們聆聽名家配音朗誦，以此作為新課的切入點，然后讓學生自己模仿朗讀，在朗讀中激發學生賞析詩歌的興趣。

通過朗讀，學生可體會詩歌所蘊涵的超越時空的喜、怒、哀、樂，在感情上與詩人產生共鳴。如杜甫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做伴好還鄉”表達的是喜悅之情，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表達的是憂思之情；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透露的是激憤之情；蘇軾“大江東去浪淘盡”的豪放之情言于溢表。只有通過朗讀，而且是大聲朗讀，才能體會出詩歌中無限的意味。在此基礎上，教師還可以通過對經典詩歌的點評，針對詩歌的特點設計一些問題，引導學生作更深入的思考，指導學生汲取更多的優秀詩歌的養分。并不斷地鼓勵學生在理解的基礎上反復朗讀，這樣既有助于學生強化語感，又可以幫助學生記憶，讓學生終身受用。

三、感悟意境，領會意象

感悟意境是指將詩歌整體作為對象來深入體會獨特的意境，體驗詩歌的思想感情，進而對詩歌作品的藝術特色、作品意義等方面給予正確的評價和欣賞。詩歌的美是通過意境的渲染和營造來得以展現的，在高中古典詩詞鑒賞教學中教師就要十分重視引導學生體會意境帶來的情景交融的境界。以杜甫的《登高》為例，詩篇前四句描寫登高聞見之凄清的秋景。首聯借風、天、猿、渚、沙、鳥六種景物，并以急、高、哀、清、白、飛等詞修飾，指明了節序和環境，渲染了秋風蕭瑟、敗葉紛揚、長江滾滾的濃郁的秋意。詩篇后四句抒發登高所生的羈旅之愁和孤獨之感。又比如以王昌齡的《長信秋詞五首（其一）》為例，詩中首句用“梧桐”、“秋葉”這些帶有凄涼悲傷的意象來渲染蕭瑟冷寂的氣氛，第三句中的“熏籠”又進一步烘托了深宮寒夜的環境。結合末句便知，這是由于詩人心境凄清、愁恨難眠，才感到來自南宮（皇帝的居處）的漏聲凄清、漫長。

四、掌握技巧，事半功倍

1.從詩詞的標題突破

標題是文章的眼睛。有的標題概括了作品的重要內容，有的標題揭示了作品的線索，有的標題奠定了作者的感情基調。以李益的《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為例，標題中的“聞風”二字是全詩的線索，也是理解全詩內涵的關鍵。首、頷兩聯寫臨風而思友、聞風而疑友來；頸聯寫風吹葉動，露滴沾苔，用意還是寫風；尾聯入幌拂埃，也是說風，是遐想，期望風至寄思友之意。可見，全篇緊緊圍繞“聞風”進行藝術構思，通過微風形象，表現詩人孤寂落寞的心情，抒發思念故人的情懷。

2.從詩詞中所暗示的關鍵詞突破

詩詞是詩人“緣情而發”的產物，有時如能捕捉到詩詞中那些最能顯現詩人感情的字眼，便找到了鑒賞該詩詞的鑰匙。以趙嘏的《江樓感舊》為例，首句中一個“思”字奠定了全詩的感情基調，也成為我們窺視詩人內心世界的窗口。詩人為何而“思”？思的對象又是什么？聯系下文方知，詩人是由于見到與去年相似的景物而觸發了對友人的思念。

第4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中國古典文獻學》 教材 啟發式 實踐教學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為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的一門基礎理論課程，同時它也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為了增強該課程的實踐環節，我們在教材選擇、課堂教學方法、課外實踐活動和畢業論文寫作指導四個方面探討了如何具體增強其實踐性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成效。現略述體會如下，祈同道指正。

一.《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材中體現的實踐性

中國古典文獻學的教材林林種種，各有特色。華師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課程是以張三夕教授主編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為教材進行講授的。該教材2003年初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后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學校“十一五”規劃教材，國家級精品教材。2007年出版第二版后，大約每年重印一次，每次印刷1萬冊，可見其廣受歡迎。我們之所以選擇該教材進行講授，是因為該教材體例新穎，立足于傳統理論，又面向現代化，體現了很強的實踐性，與本課程的教學目的和特征相匹配。該教材的實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教材章節內容設置上，除了重點講述目錄、版本、校勘、辨偽和輯佚五個分支外，還“突出地將標點、注譯和檢索這三類大眾應用型知識納入教材之中。”[1]“標點、注釋、翻譯和檢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讀者閱讀和利用古典文獻時遭遇的最直接的問題。它關系到古典文獻的基本效用。”[2]如第七章第二節介紹了古籍標點致誤的類型和原因以及古籍標點的幾種方法，便于學生在閱讀古書時，正確地句讀、理解文章意思，提高學生閱讀古典文獻的基本功。第八章第二節詳細介紹了注釋的名稱及其術語，這對于學生選擇和閱讀注書類典籍同樣有很大幫助。另外，古典文獻的檢索包括傳統的紙質文獻檢索和電子文獻檢索。第九章第一節按檢索的對象從書名檢索、人名檢索、地名檢索和字詞句檢索四個方面作了詳細介紹。并提供了各種工具書索引書目，便于學生在今后的學習研究中參考使用。傳統紙質文獻的檢索學習也有利于學生學會如何充分利用華師圖書館八樓古籍藏書處的古籍文獻資料。除了傳統紙質文獻，“在電子高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電子文獻已成為學生和普通讀者經常閱讀和利用的文獻，但是電子文獻資源也是良莠不齊的，這就需要文獻工作者及時給予指導，推介一些資源優異而穩定性強的最新電子文獻。”[3]該教材從光盤數據庫和網絡數據庫兩大方面介紹了目前使用率比較高的幾種大型數據庫，如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四部叢刊》電子版、古籍書目檢索網絡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檢索網絡數據庫等，并詳細講解了檢索方法和注意事項。特別提出“不論檢索光盤還是網絡中的數據，如果要正式引用，務必要校核書籍的原文。”[4]這也體現了文獻學的嚴謹性。古典文獻檢索的介紹便于學生在學習中快捷、有效地查閱文獻數據，進行實踐性學習。

第二，傳統文獻學知識敘述注重方法介紹和技能的培養。除了以上標點、注譯和檢索三章體現的實踐性特征，在其他五個傳統文獻學分支的介紹中也突出了對方法的介紹和學生技能的培養。首先，“就方法而言，中國傳統文獻學的目錄、版本、校勘、辨偽和輯佚等主干知識本身就是整理文獻的方法，同時，這些方法本身也表達了一種學術觀點，一種對古代學術的看法和主張，一種處理歷史文化的技能。所以中國古典文獻學并不是純客觀的學問，它本身就是方法、觀點和技能。”[5]因此學生在學習這五部分理論知識的同時就是在學習整理古典文獻學的方法和技能。如第三章第四節對“版本的鑒別和選擇”進行了詳細介紹。從版本形式、書籍內容和前人研究成果三方面介紹了鑒別版本的方法，便于學生鑒別古籍版本，選擇善本進行閱讀和使用。第四章“古典文獻的校勘”第三節借鑒陳垣先生在《校勘學釋例》中總結的《校勘四例》對校勘的主要方法的敘述，從對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對校勘方法進行詳細介紹。第五章中也提到了辨偽的方法和要點。第六章古典文獻的輯佚中提到了輯佚的基本方法：“從佚文獻的認定、佚文獻的搜輯、輯佚的主要資源、輯佚文獻的整理”[6]四個方面作了詳細的方法介紹。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該教材為學生提供了大量文獻整理方面操作性強的實用技能。

第三，“在教材體例上的創新，體現了學生自主學習、師生互動、多元化培養目標的現代教育觀念。”[7]教材在每一章正文后設計了“關鍵詞、思考題、練習題和進一步閱讀文獻”。其中“關鍵詞和思考題”，便于指導學生課后復習、鞏固課堂所學內容，溫故而知新。“進一步閱讀”則為學生提供相關理論書籍，幫助學生擴充知識面，增長知識。而“練習題則集中體現了編者高度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和師生互動的教學觀念”。[8]如，教材“第二章古典文獻的目錄”這一章節后的練習題中要求學生“在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基礎上，自撰一份專題書目提要（根據自己所學專業、興趣或畢業論文選題確定專題，所介紹文獻應自成系列，并不少于五種圖書）”。[9]從這一練習題就可以看出教材在這一板塊編寫上，要求學生將課堂上所學知識運用于自己的專業知識學習和研究，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強調學生的動手實踐，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再比如，在第七章講解完“古典文獻的標點”，我們配合教材后的練習題2，要求學生“利用《四庫全書》電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筆記小說發給學生標點（每個學生分幾頁），做完后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唐宋筆記標點本。最后請老師講評。”[10]這一練習題充分體現了學以致用的理念，學生可以在做練習題的過程中實踐課堂學習的標點古籍的方法，在老師講評中又能更深地體會標點的重要性，更好掌握古典文獻標點的理論知識；同時還能參與一部古籍的標點工作，可謂一舉兩得。

二.以問題為中心的啟發式實踐教學

作為一門專業選修課，“中國古典文獻學”授課時間只有短短的36個課時，而這門課程的研究對象即古典文獻的知識范圍是很廣泛的。因此，我們在教學中堅持理論和實踐緊密相結合的原則，秉持“以‘生’為本”的教學理念，避免教師單向性“滿堂灌”的教學方式，以啟發式教學和研討式教學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采取教師課堂教授和學生課后自學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吸引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引導學生有效學習，最終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就能對古典文獻學中的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理論知識都有清楚的認識并能實際運用，有利于日后的專業發展。

（一）教師課堂提問

我們在“中國古典文獻學”這門課程的教授中堅持以問題為中心的啟發式實踐教學，這突出體現在“教師課堂提問”環節中。每堂課之后我們都會針對本堂課的教學內容讓學生根據課后關鍵詞、思考題、練習題復習已學內容，有時也會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獻學著作讓學生結合自己的興趣有選擇性地親身閱讀古籍文本，第二次上課時我們會首先提問學生，了解學生是否自學，自學的效果如何，自學后有哪些收獲，發現哪些相關問題等等。這種緊張而又活潑的帶有研討性質的實踐性教學環節不僅引導所有學生復習了已學內容，同時也促進學生養成帶著問題學習的良好習慣。

比如我們在講授完目錄學一章后及時讓學生課后自行復習目錄學一章，第二次上課分別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敘錄”、“六分法”、“四分法”、“史志目錄”、“四家目錄”、“《七略》與《別錄》的關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古代目錄的基本結構”、“目錄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經部”等提問12位同學，通過教師提問、學生回答、教師點評補充的互動性課堂環節，學生不僅很好地回饋了自己的自學成果，也很好地復習了目錄的定義、結構、歷史演變、類別以及作用等理論知識，真可謂是取得一石二鳥的教學效果。

（二）學生親身閱讀古籍文本

我們不僅要求學生自行復習教材上的理論知識，更強調學生應該通過親身閱讀文本的實踐活動來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從而使學生能夠真正將教材內容完全消化并內化自己的知識儲備，同時提高閱讀古典文獻的實際能力。比如，我們在講授完教材“目錄學”的理論知識后，便立即布置學生們完成相應的課后作業——根據個人興趣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種目錄書中任選一種閱讀并寫下閱讀心得。第二次上課時我們發現有幾位同學都閱讀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小說家”部分，于是我們建議這幾位同學在課堂上分享并討論各自的讀書體會，借此引導學生培養討論交流的良好讀書習慣。而且，我們也發現有同學將《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隋書·經籍志》的《楚辭類小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楚辭類小序》進行對讀，從中基本了解楚辭的發展源流。可見這位同學是將所學目錄學知識有效地運用到讀書實踐中了。其實，學生們通過自己的讀書實踐，不僅自覺地體會到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中國古代目錄的分類沿革中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也深刻地感受到古典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作用。總之，學生親身閱讀古籍是本課程教學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實踐性環節。

（三）教師充分運用多媒體PPT圖片展示和現場實物演示等手段輔助教學

古典文獻學中的目錄、版本、校勘等知識都具有很強的專業理論性，因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除了口頭講解以外還積極利用多媒體PPT圖片展示和現場實物演示等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教學效果。

多媒體PPT圖片展示給人以具象感，往往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活躍課堂氛圍，改善教學效果。比如，我們在“第一章 古典文獻的載體與類型”的PPT課件中就插入了刻有甲骨文的龜甲實物、《甲骨文字典》書影、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石鼓實物、唐代墓碑文、郭店楚簡、馬王堆漢墓《老子乙本》等多張圖片，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加深了學生對古典文獻甲骨、金石、竹帛、紙張等多種載體的印象。再比如，我們在講授“版本的鑒別與選擇”時提到“看版式”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法。但現在學生所接觸的書大多是現代書，版式與古籍不盡相同，所以我們在PPT課件中首先插入了“雕版文獻版式示意圖”，介紹版面、欄線、行款、版心等，我們還結合多種古籍的書影圖片向學生演示版式中單魚尾、雙魚尾、順魚尾、逆魚尾的區別。通過這些具體的PPT圖片，學生們真正認識了古籍的版式，而不只是靠教材上的理論知識和老師口頭上的解釋憑空想象。

如果說豐富的多媒體PPT圖片為理論性較強的古典文獻學課堂增添了生動具體的例證的話，那么現場實物演示則更加體現了我們授課的實踐性特點。比如，在講授完古籍紙書的裝式這一節內容時。我們布置同學們課后動手，用現代人的材料還原古代紙書的裝式，開展了一次手工制作紙書裝式的競賽活動。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他們在課下制作了卷軸裝、旋風裝、梵夾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七種紙書裝式。在下堂課授課前，同學們一一展示了他們的杰作，我們選出了十位學生代表對這些作品進行投票，選出了制作最好的，最符合課本上介紹的各種紙書裝式特點的前三名，并頒發了一些小禮品，以資鼓勵。同學們興致勃勃，課堂氣氛十分活躍。這一活動，既讓同學們在實踐動手過程中更好地了解了七種古籍裝式的優缺點及其之間的區別，又增強了同學們對古典文獻的興趣，可謂一箭雙雕。學生們對這種實物制作、現場演示和知識講解相結合的課堂教學方式反響很好。

（四）文言文標點翻譯訓練貫穿課堂教學

要閱讀古籍文獻首先就是要對文言文進行句讀并用現代漢語翻譯出來，因此我們在授課過程中始終重視學生古文今譯能力的訓練。教材當中已經適當地選入一些古典文獻段落，這就為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文言文翻譯實時訓練提供了極大便利。比如，我們在講授目錄學中“一書目錄”時，讓學生朗讀并翻譯《易經·序卦》中的一段、《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選段、《漢書·敘傳》中的選段[11]，之后我們會對學生的譯文進行評點補充，這樣一來學生們不僅對古籍中“一書目錄”的發展源流、體例等基本的理論知識都有了較深的體會，而且在老師的引導下逐漸提高文言文標點翻譯的能力。

再比如，我們在講完“版本學”的理論知識后，讓學生翻譯并解答第一道課后練習題：

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至廉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這則故事說明了什么？[12]

這則故事講教官讀的是麻沙本，里面是“乾為金，坤為金”，而諸生根據所讀的監本記載的“干為金，坤為釜”提出質疑。“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變法科目之一，即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它是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故事中的“教官”便是太學中的老師。麻沙是福建省建陽縣的一個鎮，其刻本粗制濫造，質量不高，因而麻沙本也就成為了劣本的代稱。監本是指當時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刊刻的本子。可見讀書時若是根據的版本不好，縱然是博學多識的太學教官也會犯錯。由此，學生不僅當堂進行了文言翻譯練習，也更加明白好的版本在讀書治學中的關鍵性作用，而且還順帶復習了“三舍法”、“麻沙本”、“監本”等中國古代文獻歷史方面的基本知識。

（五）理論知識的講授和具體實用的例證緊密結合，提高學生文獻處理能力

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我們秉著學以致用、與時俱進的原則，在講解理論知識的同時緊密結合具體生動的實例，引導學生將古典文獻學的理論方法和當代圖書館學、編輯學等學科知識融會貫通，有意識地提高學生對文獻的運用處理能力。

比如，我們在講授版本鑒別的方法之一“驗牌記”時，便積極引導學生對比現代圖書與古典文獻在“牌記”方面的差異。古代版刻書的牌記，一般用一行或兩行字，以說明刻書的時間、地點或刻書人、刻書鋪號等，是刻書的一種版本記錄，就相當于現代圖書的版權頁。我們以教材為例，當堂演示，引導學生們識讀版權頁，其中包括圖書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機構、出版時間、印次、國際標準圖書編號ISBN、圖書學科分類、中圖分類號等詳細信息；而從版次印次印數可以看出該書的暢銷情況及其在學界的影響。由此，學生們學會通過圖書作者、出版機構、版印情況等來初步判斷圖書的優劣，從而更好地指導讀書治學實踐。

再比如，我們在講授完教材上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校勘方法后便讓同學們談談自己的校勘經驗，其中有兩位同學恰好是文學院主辦雜志《桂風》的編輯，他們都表示這次在課堂上對校勘方法理論系統性的學習對他們的觸動很大。一般來說，凡是投給雜志《桂風》的稿件都要經過實習編輯的一校、資深編輯的二校、主編的三校，但盡管經過了三次校審，稿件往往還是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這里面的原因除了編輯本身知識不足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完全掌握校勘方法。另外幾位在雜志社實習過的同學也表示有同樣的感受。最后，我們對同學們的發言進行總結，并讓這兩位《桂風》的編輯將電子版《圖書編校細則》上傳到班里的QQ群共享中，以供全班同學參考學習。同時，我們也強調當今大學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學生需要加強校勘能力的培養，這不僅對日后求職有益（特別是對于那些立志于做編輯的同學），更是當今高素質人才的基本素養之一。課后，學生們普遍表示此次課堂的收獲極大，確實是深刻感受到了學以致用的快樂。

事實上，我們在這門課程一開始就以平時成績加分來鼓勵學生主動尋找《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材中存在的錯誤，包括標點、錯別字等。這也是實踐教學的一種體現，既有利于學生仔細閱讀教材，親身參與文獻校勘，也有利于教材本身的更新修訂。

三.課外實踐活動

為了幫助同學們更好地理解課本上的理論知識、豐富學習生活、增強學生的動手能力，我們還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與課程相關的課外實踐活動。

（一）參觀湖北省博物館《書寫歷史》展館

我們在教授完“古典文獻的載體形式”這一內容后，都會組織學生集體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的“書寫歷史”展館。湖北省是出土戰國秦漢簡牘批次和數量最多的地區之一。湖北省博物館《書寫歷史》展館陳列著出土的戰國秦漢簡牘，除此還陳列著甲骨文漢《朝侯之小子碑》拓片、石鼓文拓本等各種古典文獻。其中竹簡和板牘依次陳列著，學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簡和牘之間明顯的區別，這有利于學生深切領會書本中的知識。在竹簡旁邊還陳列著竹簡的制作流程，通過實物形象地向學生們展示竹簡的制作成形過程，一目了然。

（二）圖書館查閱工具書

為了強調工具書的重要性和實用性，為了讓學生學習怎樣查閱、使用工具書，我們聯系了華中師范大學圖書館張曉明老師，與圖書館合作，在周末組織同學們到圖書館親自查檢工具書，并及時解答學生在查閱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在實踐活動中，我們向學生講解了四角號碼檢字法，講解《說文解字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漢語大字典》等幾部大型常用工具書使用法。很多學生反映到圖書館進行工具書查閱讓他們受益匪淺，對他們后來論文寫作和學習中的資料收集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三）鼓勵學生在QQ上創辦文獻學群展開互相交流

網絡時代新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即時性通訊工具如QQ群給師生學習交流提供了新的平臺。張三夕老師教的2009級和2010級同學，就在QQ上創辦文獻學群，群主由鄭依晴同學負責，她把老師的課件及時上傳給同學們，群內有什么學習資料就上傳共享。老師也加入到群里，有空也在群里為學生解惑答疑。更多的時候，是同學們在群里互相交流學習心得，大家都覺得這是一種促進學習的很好方式。一些同學表示，即使這門課結束了，甚至同學們畢業了，如果有興趣，大家還可以在這個群里互通信息，彼此交流，繼續學習文獻學的專業知識。

四.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相關的優秀畢業論文

正是因為我們課程的實踐性改革，課堂教堂形式的轉變，引起了很多學生對中國古典文獻學知識的興趣。很多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在他們畢業論文的選題和寫作過程中，都選擇了文獻學方向。在我們指導的畢業論文中有幾篇曾獲得省級優秀畢業論文。如，2006屆畢業生伍婧琳同學的《韋莊詞匯校札記》、2008屆畢業生李程同學的《明人選宋詩與〈宋藝圃集〉研究》、2010級畢業生田彧同學的《古詩部分校釋》、2011屆畢業生柯玲玲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校讀札記》等等。這些學生在寫作畢業論文時，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古典文獻的“目錄”、“版本”、“校勘”等方面知識，并結合自己的專業，對古典文獻進行了校釋，在論文寫作中充分利用《中國古典文獻學》課堂上學習的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的方法，進行論文寫作，論得扎實，成果顯著。這也是該課程實踐性教學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學生學以致用的最好體現。

注釋：

[1][2]彭紅衛：《直探本源的理論品味，與時俱進的實踐特征——評張三夕主編（新版）》，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1月第1期，第96頁。

[3][4]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305頁。

[5][6][7][8]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208—213頁。

[9]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03頁。

[10]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250頁。

[11]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71頁至第75頁。

[12]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35頁。

第5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英文名稱：Literary Heritage

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0257-5914

國內刊號：11-1009/I

郵發代號：18-266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0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社科雙效期刊

聯系方式

第6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20世紀以來，由于時代、政治等因素，學術研究也參與了百年來的文化建構乃至意識形態建構，這使明清章回小說的研究走上了一條“以現行意識形態解讀作品”的途徑；而大量套用外來文學理論（尤其是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小說，也成為百年來古典小說研究的時髦路數。這種缺乏對古典小說作品“同情之理解”的態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對明清章回小說（其中尤以明清章回小說“六大奇書”為代表）的誤讀，無論怎樣估量都不過分。因此，如何發掘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自身的民族傳統，已成為當今古典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當務之急。吳光正先生《神道設教：明清章回小說敘事的民族傳統》一著，正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場的一次成功嘗試。

在全書的論述中，吳先生采取了“破”、“立”結合的方式。所“破”者，乃是20世紀以來的以現行價值觀念（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粗擾文學研究、長期“搬運”或“套用”西方文藝理論進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研究思路與尷尬現狀；所“立”者，乃著意于重建明清章回小說的闡釋空間和個性空間，恢復明清章回小說創作意圖的本來面目，從而凸顯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特質，建立符合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敘事理論。因此，“敘事學”乃是吳先生所運用的方式，他真正的目的，在還原解讀明清章回小說、復歸民族文學文化傳統。吳先生認為，神道設教的民族敘事傳統早已內化為明清章回小說作家創作時的一種下意識，而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也恰恰表現了中國傳統章回小說敘事的基本元素：明清小說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話的敘事手段和修辭手段來進行藝術構思和修辭編碼；他們利用宗教描寫來搭建時空架構，結構故事情節，確立敘事權威，傳達創作意圖，預設情節走向，完成人物設計；儒、道、釋三教的敘事傳統和敘事要素均自由驅遣于作家的筆端②。

本著這樣的思想理路，論著對明清章回小說“六大奇書”進行了深入的、符合本民族傳統的分析和解讀。吳先生著力于闡發小說作者的創作心態，因為這對小說文本意蘊、人物形象甚至小說版本等諸多方面起著決定作用。論著首先分析了《西游記》。在典型理論的影響下，一些研究者認為“取真經全靠美猴王”、“真經就在孫悟空的金箍棒上”，由此認定孫悟空為《西游記》的第一主人公。吳先生通過對《西游記》中宗教敘事的分析，指出孫悟空降妖“實際上是為了給自己贖罪”；保護唐僧西天取經則有自我修行和點化唐僧的雙重意義；而孫悟空所具有的贖罪者、修行者和敘事者的三重身份又都從屬于唐僧的心性修煉。唐僧才是《西游記》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煉體現了作者對《西游記》的整體構思。在論著的第七章，吳先生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利用宗教敘事完成了情節架構、人物設計，確立了多元的敘事權威，傳達刻骨銘心的生命意識的同時，“又成功地將詩性敘事嫁接到小說敘事中，用抒情文學的資源、筆法來寫小說，為生命意識的傳達創造了詩情畫意般的境界，詩性敘事令《紅樓夢》有別于通俗小說而成為抒情體小說的經典”。正是這種對明清章回小說作者創作心態的準確把握和對傳統小說中宗教敘事的深入挖掘，使吳先生找到了一個欣賞并審視傳統文學的新視角。

“生成語境”對分析小說文本內部所存在的“矛盾”與“沖突”十分重要，它更能體現小說作品所代表

第7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近年，我國的日語教育蓬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新時期的日本文學教學研究也走過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但是“日本文學史”課程與其他各科相比相對滯后，很難反映中日文學交流的實際狀況。本文擬從日語學科建設的角度，從多方面對這些年來我國“日本文學史”課程的教學得失進行分析，探討建立“東亞漢字文化圈”視域內“日本文學史”課程教學的新思路。

一.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學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別文學史的特性，這和中日文化、文學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關的。關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論述：“在將近兩千年的日中交流關系當中，中國的影響在古代是壓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強勁地波及日本。進入近代以后，雖然從日本到中國的影響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國對日本壓倒性的文化影響，從文字，從建筑，從法律，從城市規劃，在一切方面，都進入到非常深的層次。而這又是不帶軍事占領的。這樣的例子恐怕是再沒有的。”他還舉出羅馬帝國來與對照，指出古代羅馬在征服整個歐洲的時候，就實行了軍事占領，甚至連英國也是。由于羅馬帝國統治了英國，當然文化上的強大影響也就進來了。就從語言上看，拉丁語進入了英語。然而，中國對于日本，并沒有軍事占領的企圖。從我國漢魏時代就已經開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兩國人民共本文由收集整理同參與和推動的。從那時直到19世紀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階段。中日文化交流在這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以單向交流為主的模式。這一時期的日本文學，從“漢風謳歌”時代到“國風”文學的勃興，從平安時代初第一個“漢文學高峰”到“五山漢詩文”，可以說日本文學發展的每個時期都與中國文學、文化的東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部日本文學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學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學的交流史、影響史，而且這種交流和影響往往又是單項的，她總是以日本文學、文化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攝取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漢字在兩千年中日文學交流乃至在整個東亞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媒介作用，從而形成了一個所謂“東亞漢字文化圈”。正因為如此，這使得中日兩國人們至今還能很輕松地閱讀對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圍繞兩國文化、文學的某些誤解也因為漢字的隱蔽而延長了破解的時間。

中日文學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東亞文化發展的主要模式，我們應該拋棄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從整個東亞各國文化、文學發展的角度對“東亞國別文學史”做出自己的解讀和闡釋。只有建立在“東亞漢字文化圈”整體范圍內的，反映這一漢字文化圈內部文學的橫流與縱變的國別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才是適應當前世界范圍內文學、文化交流碰撞的最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狀況

目前我國“日本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它是否能與日本文學史的性質相適應呢？下面我們就這些問題做具體的分析考察。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潤物，進入播種希望的季節。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日本文學》和《日語學習與研究》的創刊，為熱心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的學人準備好一塊舉趾扶犁的田地。為數不多的老學者余興正高，初生牛犢的青年人樂在參與，日本文學研究邁出了學術化的第一步。

起步階段的日本文學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學的翻譯、介紹為中心。這一時期，關于和歌、俳句翻譯的討論，猶如百鳥鬧春，為播種的季節帶來了滿天生機。其標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語學習與研究》為陣地而展開的一場關于“和歌”、“俳句”的翻譯和欣賞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持續時間之長，參加的日語教學與研究人員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可謂空前。從此開啟了我國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的新時期。

與老一代日本文學研究者以翻譯、介紹日本文學而開啟的我國日本文學研究的新篇相適應，三十年來，我國的高校日本文學教育也基本是沿著這樣一條主線進行的。教材方面，起初以使用日本原版文學史教材為主，其原因之一是當時的師資力量還不足以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編寫出自己的教材，另外，處于早期的各地方政府都與日本地方自治體建立了友好關系，幾乎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日本的圖書資料援助，其重點之一便是教材的援助。近年來，隨著我國日語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一情況有所改觀，出現了一批自編教材，如《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日本古典文學賞析》等。但是，這些教材要么編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要么教材內容是以作者于上世紀八十年表于《日語知識》的“古典之心”系列文章為主改編而成，是我國早期受西方文史分科的學術方法和前蘇聯階級文學概念影響下的產物，不能全面體現中日文學交流的全貌。

進入新世紀，隨著日本教育的蓬勃開展，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不斷回到國內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給我們的日本文學研究教育刮進了一股新風。他們把日本的學風引進國內，改變了國內日本文學長期以翻譯、介紹為主的階段。這一時期，一批中青年學者通力合作，編寫出了新教材，如《日本古典文學入門》、《日本文學》等，這些教材以日本學術思想為指導編寫而成，體現了國內日本文學研究的高水平。但也有與本土情懷結合不足而導致“水土不服”的情況。眾所周知，日本學術以精細考證，深入分析見長，但缺點是往往見小不見大，“精深”而不“博大”。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來看，這一特征是十分明顯的。

可見，既要跳出翻譯、欣賞層面而進真正的學術研究領域，又要做到日本學術的精深與中國情懷的相互關照，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是我國當前日本文學教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三.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相互關照的日本文學教育模式探究

前面我們主要介紹了30年來我國日本文學史教育的現狀，所存在的問題基本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教材編寫觀念問題，受制于西方文史分科以及在前蘇聯階級“文學”概念的束縛下的教材編寫原則不適合中日文學、文化交流的具體形態。二是師資水平，舊觀念囿于日本文學史而教日本文學史，視野狹窄，反映不了日本文學的全貌。新的，既體現本土情懷又關照國際視野的日本文學教學新模式的建立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新的日本文學教學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具體的中日文學交流的實際，努力構建反映東亞漢字文化圈范圍內中日文學交流全貌的文學史學科的建設。漢字是“東亞文化圈”形成的物質基礎，東亞文學交流，尤其是古典文學交流以漢字為中心展開。對東亞國家諸如朝鮮半島、越南等國文學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對這些國家歷史上曾經發達的“漢文學”陌生的。近年我國的“域外漢文學”研究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這種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漢文學發展又與東亞各國的民族文學的“發生”緊密相連，因此，“東亞漢字文化圈”視域內的日本文學，甚至東亞各國別文學的探討才是全面而有意義的。

第8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從《羋月傳》《瑯琊榜》再到《如懿傳》，一批歷史類網絡小說近來成了熱門IP，改編影視劇頻掀“古風”熱潮。上周，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網絡文學研討會上，雷達、閻晶明、施戰軍等文藝評論家，圍繞當下熱門網絡小說提出，網絡文學長期以來就有對傳統文學精髓的吸收；這些作品產生的人氣投映出的恰是中國傳統文化這塊“磁石”對大眾的強大“引力”。套用流行的說法，古典文學才是當下流行的網絡小說背后的最大IP。

名著都讀不下去

知名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發起一項“死活讀不下去前10名圖書”的調查，結果《紅樓夢》高居榜首，成為“最難讀”之書。其他古代三大名著悉數上榜。

3000多位讀者參與，而且他們還梳理出讀者“難啃這些名著”的理由，以示有根有據。

這份榜單中，《紅樓夢》排第一，此后依次是《百年孤獨》、《三國演義》、《追憶似水年華》、《瓦爾登湖》、《水滸傳》、《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西游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尤利西斯》。

除了《尤利西斯》等少數由于語法句式原因難以讀懂的小說外，其余上榜小說理應毫無閱讀障礙，“《西游記》也在其中？這本書很好讀啊。還有《水滸傳》也非常通俗，幾乎就是白話文。怎么會成了讀不下去的書呢？”

但現實就是如此。上海作協副主席王曉明說，現在即便是大學中文系學生也是不讀《紅樓夢》和托爾斯泰的。在正統文學研究者眼里神圣的世界名著，在現在很多青年讀者眼里已經變得如此之輕。

“死活讀不下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紅樓夢》，有讀者就抱怨書中人物關系太多，完全弄不明白關系。還有讀者抱怨《紅樓夢》中的詩詞太多，妨礙了對故事的理解。至于《瓦爾登湖》，有讀者表示基本不知此書所云，“第一頁翻了十遍，內容依然陌生”。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上榜的10本書絕大多數都是被讀了幾百年，因為大家都覺得好，才成為名著的，而怎么到了今天讀者手里就“死活讀不下去了”呢？

結語：

讀名著是個好習慣，但一不留神就可能遇到粗制濫造的譯本，浪費買書的錢事小，浪費了你寶貴的時間才是最可惜的。好在互聯網除了給譯者偷懶提供了便利之外，也給讀者鑒別版本創造了條件。通過搜索，根據口碑選出信得過的出版社、靠譜譯者和經典版本，應該不是難事。總之，外國名著水很深，隨便摸一本來讀，吃虧的很可能是你自己，一定切記！

“碎片化閱讀”讓厚重之作走開

文學研究者郭慶紅坦言，這個結果確實讓評論界有點不知所措。“人物太多”也好，“詩詞太煩”也好，“不知所云”也好，其實質都是現在的一些讀者已經不知道如何“對付”厚重的名著了，“他們最好一目了然，淺顯易懂。”

這就是常年“碎片化閱讀”和“輕閱讀”的結果。郭慶紅提醒記者注意，參加此次網絡調查的讀者，清一色是網友，習慣的是網絡閱讀。而網上泛濫著大量碎片化內容。這些碎片化信息雖然短小精干，有時也能給人一種“智慧的閃光”，但相比經過時間檢驗的那些厚重之作，當然有不少還是流于淺薄的。還有一種閱讀風氣就是，認為閱讀就是為了輕松，拒絕甚至鄙視讀“費勁的讀物”。而當這一切成為習慣，名著也就到了“死活讀不下去”的地步。

讀得下去的網文

在讀不了名著的當下，中國古典文學卻在與另一種方式進行轉化式生存。

“我們的網絡文學，正在跟傳統文化、悠久的歷史，產生非常奇妙的結合。”在文藝評論家閻晶明看來，這種“結合”不僅指歷史的題材，也在于古典的敘述方式、對經典文學元素的應用。

此前就有不少網友戲稱《羋月傳》里的人物是在用《詩經》談戀愛。羋月與黃歇約定私奔，用“交交黃鳥，止于棘”做暗語；羋姝春心萌動，說出“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秦王大婚時，則念誦“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小說中許多提及歷史風物的細節，比如當時的樂器有哪些、女子從幾歲時開始學習演奏，以及古人如何行醫、如何婚喪嫁娶等，評論家梁鴻鷹認為，這些細節增加了歷史的還原度，更從與百姓息息相關的生活情景中，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鮮活、瑰麗之處。

在貼著“叛逆”“新潮”等印象標簽的網絡文學中，其實“古典”“歷史”一直是最為流行的題材之一，傳統文化的精髓始終滲透其中。且不說《明朝那些事兒》這類直接聚焦歷史的故事，“宮斗文”如《甄執》《如懿傳》，“穿越文”如《步步驚心》《回到明朝當王爺》，都有史可循。就算是《花千骨》這樣架空歷史的“玄幻文”，里面的妖獸也大多出自《山海經》。

從一些優秀的網絡歷史小說中，不少專家學者還讀出了古典小說的敘事感。情節的推進、氛圍場景的鋪陳、人物的說話方式，包括“章回體”式的結構，都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代的歷史演義小說一脈相承。

轉化源自于文化精神的認同

“為什么《花千骨》《瑯琊榜》等改編的電視劇影響這么大？ 這在整個中國文學的格局中，都是特別重要的現象。”評論家雷達提出的這個問題，也引發了與會專家的熱議。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認為，這些作品所傳遞出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正是它們受歡迎的原因：“像四大名著這樣的傳統小說之所以能流傳至今，它的核是什么？ 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文化精華的核又是什么？是仁義禮智信。沒有這個，老百姓是不會喜歡的。”

第9篇：古典文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康德補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這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轉貼于

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8] （P505）

[參考文獻]

[1][德]斯賓格勒著，陳曉林譯. 西方的沒落[M]. 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簡·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譯.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3]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勞承萬. 審美的文化選擇[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6]孫遜. 都市文化研究：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N]. 光明日報，200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