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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和制度的主要特點和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確定了出口貨物退(免)稅的政策基調。但是在具體實施這一政策的過程中,實際的政策和制度與國際慣例進行比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出口退稅率政策不穩定
1994年的財政稅收制度重大改革,依據國際慣例確定對出口貨物稅收實行零稅率政策。出口貨物適用的退稅率就是其法定稅率或征收率,即按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對從一般納稅人購進的出口貨物退稅率為17%和13%;對從小規模納稅人購進的特準退稅的出口貨物退稅率為6%。出口退稅零稅率政策和制度執行不久,在1995年就開始了較大調整。由于在進出口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騙稅和中央財政出口退稅承受財力不足等問題,1995年和1996年國務院決定先后兩次調低了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率由17%和13%的零退稅率下調到9%、6%、3%的退稅率。1997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外貿進出口遇到困難,其增長速度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1998年國務院決定提高一些大類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稅率在15%左右。
(二)實際退稅數量受到財政預算指標的嚴格限制,年度退稅指標缺口很大
目前實際的出口退稅數量并不是按照政府承諾的退稅率進行及時的退稅。實際能夠退稅的數量是按照財政預算給予的指標進行退稅,按照退稅率計算的應退稅與實際退稅數額之間存在很大的缺口。以寧波市為例,寧波經濟屬于典型的外向型經濟,2002年該市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7.7%,高于全國的外貿依存度水平。2002年1~12月份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122.73億美元,其中出口81.63億美元,同比增長30.73%。扣除不退稅出口額,按該市平均每美元退稅1.1元人民幣計算(折合退稅率13.75%),當年應退稅約94億元,加上上年結轉的應退未退稅額66億,至2002年12月底,全市應退稅總額約160億元。2002年國稅總局共下達給該市退稅指標36.13億元,出口退稅指標缺口123億元,占累計應退稅額的76.88%。
這種情況在全國經濟發達、對外開放度高的東部10省、市(除個別地區外)具有普遍性。據反映,這些地區結轉的出口未退稅占全國出口未退稅的88%。天津市2001年的外貿依存度為82%,當年統計的1730戶出口企業應退稅款63.6億元,應辦理免抵稅調庫47.6億元,兩項合計111.2億元。截止到2001年末,上述企業實際辦理退稅35.5億元,辦理免抵調庫10.2億元,兩項合計45.7億元,退稅指標缺口65.5億元,占應退稅款的58.9%。
(三)出口退稅沒有時間限制,無限期拖欠企業的出口退稅十分普遍按照出口退稅的有關規定,納稅人在向海關辦理報關出口手續后,憑出口報關單等有關憑證,按月向稅務機關申報辦理該項出口貨物的退稅。對于稅務機關在多長的時間內應該給予納稅人退稅,在目前出口退(免)稅的操作規程和《稅收征管法》中沒有規定,即未對出口退稅審核時限及退稅時限加以限定,因此拖欠企業應退稅款在法律上是允許的。加上財政預算的出口退稅指標與應退稅數量存在很大的缺口,管理出口退稅的國稅局只能將退稅指標兌現以前拖欠的稅款,而不能兌現當年的出口退稅款。以寧波市為例,目前國稅局辦理的企業出口退稅,平均退稅月份只到2001年8~9月,即拖欠企業出口退稅18個月左右。據資料反映,全國總體的拖欠退稅時間大體為1年以上。隨著我國加入WTO后,進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出口退稅的拖欠時間呈不斷拉長的趨勢。
(四)“免、抵、退”制度難以推行
根據文件規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凡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的生產企業自營出口或委托出口的自產貨物,除另有規定外,一律實行“免、抵、退”稅管理辦法。但實際中各地執行政策不統一,許多地方對應該實行“免、抵、退”政策的企業繼續實行“先征后返”辦法。2002年1月,政府有關部門又發文重申在全國實行“免、抵、退”辦法,但據我們了解,實行這種辦法的企業十分有限。難以實行“免、抵、退”制度的原因:一是實行該項制度會影響當地稅務機關稅收任務指標的完成;二是由于出口退稅由中央財政承擔,免抵稅部分將占用地方政府增值稅25%的收入,雖然可以通過調庫解決這一問題,但是調庫資金必定有時滯,因此地方政府對于實行“免、抵、退”辦法是不積極的。
(五)出口退稅管理存在諸多問題
一是海關管理難度大,人員少和管理技術手段落后,跟不上外貿出口的增長。二是出口退稅管理的機構多,協調難度大、管理效率低。企業辦理出口退稅起碼要涉及海關、稅務、外經貿等部門。在實踐中,一些管理辦法“政出多門”,相互不一致、不配套,嚴重地影響了出口退稅的效率和企業的運營。電子信息化建設滯后,難以滿足出口退稅的管理需要,例如,企業反映的出現出口退稅電子數據與紙制報關單內容不一致,稅務機關無法給予辦理退稅的情況時有發生。
(六)出口退稅的法制化管理滯后
從出口退稅政策實施開始至今已有近20年,但是目前我國仍沒有一套較為完整的出口退稅專門的法律規定。出口退稅的規定散見于《增值稅暫行條例》、《稅收征管法》、《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以及相關的行政通知。在出口退稅的權利和義務上,退稅管理機構和納稅人之間不對等,前者的權利大、義務小,后者的權利小、義務大,典型地體現為征納稅的時限規定上。
二、拖欠出口退稅所帶來的問題
(一)企業資金周轉困難,資產負債率明顯提高
由于國家出口退稅指標不足,稅款不能及時足額到位,企業應退稅資金嚴重積壓,小的企業數十萬,大的企業上億元。拖欠的出口退稅款占用了企業的流動資金,造成企業資金周轉的困難,企業只有通過向銀行貸款緩解流動資金緊張的狀況。寧波市政府為了幫助企業解決這一問題,并設法降低企業的貸款成本,從1999年開始大力推行了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業務(在下文專門介紹和研究這一辦法),地方政府各級財政并對各類辦理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的所轄企業,按年度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利息實際支付額,給予50~100%不等的貼息。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的外貿企業資金周轉的困難。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使得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十分難堪。以寧波市的幾個較大的外貿公司為例,2002年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都高達90%左右。
(二)增加了企業經營的財務成本
盡管可以通過托管貸款的辦法緩解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地方財政并給予了部分的貸款貼息,但是企業仍然要承擔一部分貸款的利息。寧波市轄外貿企業的貼息率大多為70%,另外30%的利息要由企業自己負擔。由此,出口退稅拖延的時間越長,貸款額度越大,利息負擔就會越重。另外,由于出口退稅的拖欠的時限拉長,而且沒有明確期限預期,給企業的財務管理、企業經營的預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由于市、縣兩級,以及各個縣級政府在貼息率上不統一,也影響了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三)政府信譽受到損害
企業反映,由于政府在出口退稅上拖欠和管理上的低效率,使得政府的誠信受到影響。首要的問題是政府沒有對出口退稅的管理制定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規則。在現有的不全面、不科學的管理制度下,企業為了爭取盡可能早地得到出口的退稅款,不可避免地要與相關的政府管理部門保持良好關系。在出口退稅指標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也難以避免各種“尋租”行為。目前在一些開放度比較高的地區,政府管理部門的行風評比中,已經出現由于出口退稅的問題帶給相關主管部門名譽受損的案例。
(四)形成新的債務鏈
一些外貿企業為了緩解由于出口退稅拖欠帶來的財務困難,采取拖延支付原材料采購款等措施。在企業財務賬上,一方面存在不少的應收帳款,另一方面還有不少的應付帳款,例如某進出口公司2001年和2002年應退稅款(財務上的應收款)分別為3.1億和4.4億,而應付帳款分別為1.1億和1.9億,即別人欠他的,他又欠別人的。在調查中,企業反映,如果再不解決出口退稅拖欠問題,隨著外貿進出口的增長、出口退稅拖欠數量的累積,我國經濟運行中將會出現更為嚴重的債務鏈。
三、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辦法內容及利弊分析
(一)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辦法的主要內容及做法
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是指商業銀行為解決出口企業出口退稅款未能及時到賬而出現短期資金困難,在對企業出口退稅賬戶進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業提供的以出口退稅應收款作為還款保證的短期流動資金貸款。這一辦法最初是寧波市試行,2001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文,肯定了這一做法并允許在全國內實行。
采用這一辦法后解決出口退稅問題的流程如圖1所示,其中需要說明的是:按照文件規定,出口退稅賬戶是一個專門賬戶,未經貸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擅自轉移該賬戶內的款項。該賬戶托管貸款期限最長不超過1年,貸款最高額不得超過企業應得退稅款的70%,貸款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規定執行。各級稅務部門要保證退稅款退入該賬戶,不得轉移。圖1
出口退稅政策流程圖
(二)寧波市目前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的規模情況
寧波市在1998年提出這一辦法,1999年在6、7家企業試行,貸款只有幾個億。2000年全市出口退稅拖欠31個億,托管貸款6~7個億。2001年出口退稅拖欠66個億,托管貸款16.6億。2002年1~12月,出口退稅拖欠累計123億,607家企業辦理了托管貸款業務,共有11家銀行辦理了出口退稅賬戶托管業務,當年貸款發生額102.6億元,貸款余額共計60億元。幾家主要銀行的該項貸款余額占該行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是:中國銀行48.45%、交通銀行14.32%、工商銀行13.55%、建設銀行12.96%。
最值得注意的是兩點,一是該種做法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寧波市的該項貸款規模由1999年的幾個億,3年間達到100多億;二是在銀行的總貸款余額比重越來越高,從事該項業務的最大銀行是中國銀行,目前該項業務已經出現了展期和逾期的貸款,盡管目前數量還不大。
(三)在這種辦法下的財政、企業、銀行三者關系的透析
從表面上看,這三者的關系是:財政拖欠外貿企業的出口退稅款,形成企業財務上的應收帳款;企業向銀行借款,企業是債務人,銀行是債權人。由出口退稅拖欠引起的這些債權債務關系,是財政的拖欠稅款引起了銀行的貸款,如果把企業這個中間者抽掉,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真正的貸款債務人應該是財政。所以這種辦法的實質是財政向銀行的借款,而且在實際上,這種貸款也是以財政的出口退稅作為擔保的。
(四)辨證分析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的利與弊
從利處來看,這種辦法緩解了外貿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更重要的是緩解了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資金不足的問題。同時也為核實和確定外貿企業出口退稅的合法性贏得了時間,最終為進出口貿易的增長起了積極的支撐作用。
但是,不容忽視問題的另外一面,這種辦法掩蓋了出口退稅問題上長期存在的財政與企業之間的矛盾,并且可能會延緩這一問題的解決。同時,這種辦法運用的好,會把“禍”轉化為“福”,運用的不好則會把“福”轉化為“禍”。因為從實質上講,超過一定時間的出口退稅拖欠款,應該作為財政的赤字(目前沒有這樣對待),即便在目前公布的財政赤字規模中沒有這一部分,但是從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的實質是財政向銀行的借款來看,它毫無疑問是與財政赤字相對應的,只是以潛在的赤字存在而已。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用這種辦法的結果是將財政與企業之間的國家信用關系延伸和轉化為了財政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關系。這里且不說這種轉化有沒有合法性(因為1993年開始不允許財政向銀行借款)。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由于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辦法的實行,將國家財政信用的風險與銀行的金融風險溝通了。這是我們需要高度關注的。需要防范的最起碼的一個問題是,一旦中央財政的退稅指標的增長低于出口退稅數量和托管貸款余額的增長時,商業銀行的經營狀況就會受到影響。
四、全面解決出口退稅矛盾的思路及政策建議
(一)已經提出的解決出口退稅問題的多種思路和不同意見
第一,根據國際慣例,堅持實行“零稅率”政策。這種思路和意見的特點是:立足國際經驗,只考慮到企業的利益和促進外貿的發展。
第二,主張降低出口退稅率。這種思路和意見的特點是:考慮到中國的國情,著重考慮了如何解決中央財政的承受力問題,以及主張依據稅收征收的能力和水平,以及依據征稅的實際水平確定退稅的水平,即所謂的征多少退多少。
第三,主張將進口稅收與出口退稅結合考慮,盡可能地縮小進口稅收優惠政策面,使得進口稅收盡可能多收;出口退稅應作到按照承諾的退稅率及時退稅。
第四,降低出口退稅率,同時對承諾的退稅率做到及時退稅。
以上思路和意見集中了研究部門、實際部門和企業界的意見。
(二)需要選擇正確的思路
顯然,以上的思路中多數是反映了不同利益主體的意見。我認為,在考慮解決出口退稅措施時,片面地從某一個利益主體的角度出發制定和出臺政策問題,就會出現我國1994年以來的政策反復調整的不穩定局面。形成這樣的循環:出口退稅率提高財政承受不了降低出口退稅率外貿企業承受不了、進出口增長下降提高出口退稅率財政承受不了、拖欠出口退稅企業和財政都難受。目前新的情況是又開始將這一矛盾向銀行轉移。我認為,這樣的思路和辦法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只會在延緩矛盾中,積累財政和金融風險,并將外貿企業的財務狀況退向惡化。對于我國這么高的外貿依存度,尤其是東部的一些省、市,一旦矛盾和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爆發后會出現難以挽回的損失。因此,在矛盾和風險積累的目前階段,已經到了尋求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的時候了。
正確的思路是兼顧外貿增長、財政承受力和企業發展三方面的利益和需要,制定一個參照國際慣例、符合中國國情、規范、穩定的制度目標,同時需要設計一攬子的相互協調的過渡性措施。
(三)制度目標
———以國家開放戰略、國家對外開放度、國家經濟安全為前提。
———以國際上國際貿易稅收的基本規則為基礎。堅持進口貨物稅收保全原則,對進口貨物的稅收實行嚴格管理;以出口退稅實行有利于增強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為基本原則。
———結合中國國情,研究和考慮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由于中國產品在勞動力價格低等方面存在著價格優勢,出口同類產品存在超額利潤,可以考慮對這類產品的出口退稅實行“非零稅率”的選擇。
———根據征稅機關和納稅人之間權利與義務必須對等的原則,建立規范的國際貿易稅收制度法律體系。
———建立高效、統一、協調的國際貿易進出口稅收征管機構,以及具有信息化高科技手段工具的管理系統。
———研究和考慮建立財政預算進出口收支專戶,對進口稅收和出口退稅實行專門管理。
———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由目前的中央財政單獨承擔進出口稅收收支的制度調整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制度。
實現上述目標是我國對外開放形勢下實現稅收保全、財政稅收主權完整的客觀要求,但是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與上述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為此提出以下過渡性的措施,一方面解決當前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另一方面向建立目標制度邁進。
(四)過渡性措施
———可以繼續使用金融手段(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辦法以及探討實行票據融資等金融工具)作為輔手段,但是必須十分慎重,及時跟蹤貸款規模及銀行資產狀況。財政的出口退稅指標的增長應該高于出口退稅應退稅額的增長。絕不能由于有了這種金融辦法而將出口退稅的責任變相轉嫁給銀行,使得銀行成為出口退稅的承擔者,這會導致財政職能和銀行職能的錯位。如若長期下去,勢必積累新的金融風險,重蹈我國上個世紀80~90年代積累金融風險的覆轍。
———根據調研,對一些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有絕對價格優勢和較高超額利潤的出口產品可以調低出口退稅率。———建議財政出口退稅指標的增長率略高于外貿出口的增長,逐步縮短對外貿企業的出口退稅拖欠時間,這需要相應調整財政的支出結構,甚至財政赤字的規模。
———在各地區之間合理分配出口退稅指標,增加外貿出口大省、市的出口退稅指標。
———最大限度地統一出口退稅率,過多的出口退稅差別稅率一方面給出口騙稅以可乘之機,導致監管的困難;另一方面為外貿企業的財務管理帶來很大的漏洞。
———進一步清理和縮小進口稅收優惠政策。
———對加工貿易實行嚴格的保稅管理。原則上凡進入“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的企業,實行“不征不退”的管理辦法;凡是這兩個管理區外的企業一律實行“先征后返”的管理辦法。
[主持人語]
美術史論家俞劍華先生(1895―1979)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畫萬幀畫,寫萬帙言”為座右銘,辛勞一生,著述和畫作無數,所著或編的《中國繪畫史》、《中國畫論類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等,豐富了學術,造福了后人。一生沒有休閑和享受的俞先生希望60歲以后再看電影,可是,60歲以后依然如故于書齋之中,先后出版的著作包括美術史、畫論、畫家評傳、工具書、教材、考察報告、資料匯編以及在報刊上發表的論文,達一千萬字,令人肅然起敬。
4月25日,由中國美術館、南京藝術學院主辦的“俞劍華學術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就5個方面探討了俞劍華的成就和影響,俞劍華的學術風范和研究方法,俞劍華學派,俞劍華的人格魅力,現代美術史與美術史研究的問題。這是一個老少成集、承前啟后、研究多元、思想激蕩的會議,也為當代美術史論研究提出了很多問題。關于美術史的研究,經歷了20世紀的孕育和發展,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學科。30年前,只有中央美院有美術史專業,現在已經遍布各美術院校以及綜合性大學,這種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不僅是專業范圍內的發展,而且也在服務社會的各個方面顯現了這個專業在人文方面的積極意義。可是,教育的普及以及從業人員的增多也在繁榮的背后顯現了存在的問題,其主要是整體質量的滑坡,重點表現在師資隊伍方面的問題。盡管在美術學的范圍內,美術史論學科是最早設立博士學位的專業,這是基于它在美術范圍內特有的人文學科的性質,以此徹底改變了幾十年來美術史論研究不受重視的局面。然而,這種時代的機遇并沒有給美術史論研究帶來明顯的學術方面的提升,也就是說,在這個時代中,因為缺少能與這個龐大學科相應的有學術成就、有學術影響的美術史家陣容,所以,這個學科表現出了人的毛病。
在美術史論學科有發展而沒有提高這樣的背景之下來看俞劍華,他的學術成就所表現出來的美術史家的精神與品格,應該說是他的學術成就之外的另外一份遺產,而這種脫離了知識范圍之外的遺產,卻是當下美術史家首先應該面對的。孤寂的恪守,持久的堅持,不為所動的一以貫之,是一個美術史家必有的功夫,而這種功夫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其在專業范圍內的成就。俞劍華的精神與品格所對應的浮躁和現實的當代社會,為美術史論研究中的功夫派找到了它的位置,毫無疑問,這是“俞劍華學派”最為重要的核心內容。當代中國美術史論研究中關乎方法的學派,現在已經不像上個世紀中后期那樣表現出明顯的特色,而這個學科只有在不同方法的互動中才有可能帶動整體水平的提升。只有這樣,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文化特點的美術史學科,才能得到名副其實的發展和提高。
一、培養地理興趣--現代媒體教學法
現代教育媒體主要包括幻燈、投影、錄音、錄象、電影、計算機、激光視盤等。具有形聲性、再現性和先進性的特點。它主要以圖象和聲音的形式傳遞信息,可使學生真正做到眼耳并用、視聽并用,使知識傳遞、接受、記憶變得比較容易,也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運用計算機教學,可根據教學需要將要表現的對象由小變大、化遠為近,可使反應過程由快變慢或由慢變快,可將事物的本質要素突出地展現于學生面前。例如我將大陸漂移假說和海底擴張學說的軟盤裝上計算機,然后模擬兩億年前直到現在的大陸漂移過程,再演示板塊運移過程,這大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現代媒體教學不僅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有助為實現教學過程最優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二、培養自學能力----設疑推進法
所謂設疑推進法就是將某章節設計成若干個循序漸進的問題,這樣可促進學生看書、思考。通過教師提問學生回答,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加以解決,這樣不僅可以使學生早日養成自己學習掌握知識的習慣和本領,而且還可以有效地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對學生思維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大幫助。
整節課的內容可以轉化成若干個小問題,學生通過看書、思考完成。對于難度較大的問題,可以讓學生在討論中完成。為促進學生積極思考,踴躍發言,可采用多變靈活的啟發誘導方法。這樣做比教師單純講解效果要好得多,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培養創造能力----動手操作法
讓學生動手操作比教師講解的效果要好得多,學生自己動手操作,會遇到一系列的實際問題,這會促進其思考、探索,在不斷失敗中求得成功。經常讓學生動手操作,不僅可使學生的動手能力得以提高,而且可以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甚至會迸發出創造發明的火花。
教師跟學生講解地軸、兩極、經緯度、經緯網等有關知識點時,有些學生縱弄不清楚。經試驗,改用學生自己動手操作的辦法,讓學生在課后用乒乓球做一個小地球儀,然后評比,看誰做得最好。經過動手操作,學生不僅比較順利地掌握了有關的知識點,還向教師提出了不少在制作地球儀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多采用這種教學方法不僅能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還可以激發學生的創造精神,對培養創造性人才很有幫助。
四、到實際中去學與用----野外觀察法
以往地理教學只重視書本知識,不重視實踐能力,理論脫離實際。素質教育提倡在實際中運用。重視和加強學生的社會實踐教育,是當前深化教育改革、搞好素質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到野外觀察是學習地理所必須的,也是搞好地理課堂教學所必須的。
例如,講到陸地地形時,我就組織學生考察本地地形的種類和特征;講到環境保護時,我就組織學生到廢品回收站和垃圾處理站參觀,然后要求學生回校寫考察報告。讓學生走出校門,有利于學生了解自然、了解社會,有利于增強學生在實踐中運用知識的能力及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一、 提倡自編型作業,體現自主性
在教學中,教師不僅可以根據課文內容及學生的實際編擬出適合學生的作業,還可以引導學生參與到作業設計中來,自編出富有特色的語文作業。
例如,教學《九寨溝》一文后,學生無不為九寨溝美麗神奇的自然風光所折服。這時,教師說:“同學們,你們愿意為美麗神奇的‘人間仙境’九寨溝設計一項作業嗎?”學生們都興致勃勃地參與到作業的設計中來,而且設計遠比教師布置的作業要豐富得多:配樂朗讀全文;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句段背誦;仿照文中“總分”段式的寫法寫一段話;學習文中比喻、排比等方法,學寫一處景物;畫一幅艷麗多姿的“神奇九寨溝”圖,并配上解說詞;為“九寨溝”設計廣告語……
學生完成自編的作業,不僅興趣濃厚,而且作業質量都較高,這也充分體現了新課標中強調的“學生是學習的主人”這一新理念。
二、 推廣實踐型作業,體現操作性
語文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應著重培養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而設計實踐型作業,則能在最大程度上讓學生在實踐中運用新知識、新理念去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從而增長知識,培養能力。這種形式多變的活動型作業突破了傳統作業的形式,徹底消除了簡單重復的弊端,由以往的單調、枯燥、乏味變得生動、活潑、有趣。作業也從“寫”的單一形式中走出來,聽、說、讀、寫全面開花,與唱、畫、游戲、制作、參觀、訪問等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巧妙結合,把知識、技能的訓練,創新能力的培養和智能的開發與活動聯系起來,從而讓作業更富有趣味,吸引力。
1. 做一做。學完課文后將所學的知識實踐一下。例如,學完《世界上第一個聽診器》后,讓學生回家做一個簡易聽診器,驗證課文所寫的聽診方法。學完《陳增巧破巫術》后,可讓學生模仿文中方法做做這個小實驗,從而體會其中的科學奧秘。
2. 畫一畫。如教授《詹天佑》課文過程中,讓學生邊看課文,邊畫出居庸關隧道和八達嶺隧道施工方法,之后再出示多媒體課件示意圖,進一步了解開鑿隧道的做法,從而使學生領略詹天佑的杰出才能。
3. 演一演。例如,教學《狼和小羊》《公儀休拒收禮物》等故事情節較強的課文或具有較多語言、較強動作性的場面描寫的文章,可以讓學生通過自由組合創編課本劇并演一演。
4. 查一查。例如,在教學《海洋――21世紀的希望》《大自然的文字》等知識性較強的課文前,可以布置學生通過去圖書館或者上網等方式查一查相關的資料以幫助學習。
5. 評一評。例如,在教學《負荊請罪》后,可讓學生圍繞“你喜歡誰,為什么?你不喜歡誰,為什么”開展討論。學生各抒己見,對課文中的人物會作多元的評價,有利于激發學生注重自己的感受,從而引導他們發展健康的個性。
6. 寫一寫。例如,教學《訪問環保專家方博士》后,可以就“本地區水資源污染情況怎樣、對人體有什么危害、污染源有哪些、怎樣減少水污染”等問題組織學生進行調查、訪問、搜集資料,并撰寫考察報告,在看、問、想、寫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和實踐能力。
三、 設計發展性作業,體現挑戰性
發展性作業目的在于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印象,難度略高于教材練習,因而有一定的挑戰性。例如:教學《明天,我們畢業》的內容時,教師可設計發展性活動,如講述師生感人故事,表演同學間友誼短劇,給母校或者老師、同學留言,制作并相互贈送卡片等。再如,學習《孔子游春》一文時,教師可作如下設計:作者把大自然比作母親,你還可以模仿說出哪些比喻句呢?孔子以水喻人,教育弟子怎樣做人,你還可以說出水的哪些特性來?這樣的作業既變機械學習為有意義的學習,又有助于鞏固、加深和拓展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培養學生語言運用技能。
關鍵詞:德國;工程碩士;培養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16-003-02
為滿足工業界對高水平應用人才的需求,我國自2009年開始擴大全日制工程碩士的招生規模,以培養有別于傳統學術碩士的應用型人才。改革現有工程碩士人才培養模式,實現學術型向應用型的轉變成為應時之需。近年來,盡管國內一些學者開始探討德國工程教育改革的具體舉措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如德國工程教育專業認證制度的特色[1],工程教育質量評價體系[2],以及德國工程博士的培養特點[3]等,但鮮有學者系統探討德國工程碩士教育培養模式。鑒于此,本研究將系統探討德國工程碩士教育的培養模式,具體內容包括德國工程碩士培養模式的發展歷程、培養過程、專業認證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一、德國工程碩士培養模式的發展歷程
1809年柏林大學成立,其“教育與科研相結合”辦學原則的確立及導師制、研討制研究生培養模式標志著科學規范的研究生教育的興起。德國的高等教育實行的是兩級學位制度,碩士是第一級學位,該學位主要授予理工科碩士畢業生。學生在取得學位之后可以繼續學習以取得博士學位(Doktorgrad)。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Fachhcchulen)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末,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重點,自成立以來為工業界提供了大量高層次工程人才,成為德國工業發展的秘密武器。學生畢業后可獲得應用科學大學碩士學位(Diplomgrad FH),成為工程師,有獨立從業資格。但德國特殊的二級學位制度難以被其他國家認可,甚至被低估,因而其傳統的工程碩士培養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工程人才的培養質量,改革迫在眉睫。德國于2010年全面引進學士―碩士新型學位制度,新型的碩士學位教育根據學業時間的長短分為“3+2”和“4+1”兩種模式。根據培養目標的差異,碩士又可分為“研究型”碩士和“應用型”碩士,應用科學大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培養應用型工程人才。由此可見,改革之后德國工程碩士教育依然主要在應用科學大學內開展。
二、德國工程碩士培養過程
1、培養目標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工程碩士的招生要求為:有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成績優秀,12周的實際工作經驗。。按要求應用科學大學所培養的工程碩士在畢業時需具備掌握專業知識的能力、解決本專業領域實際問題的能力、在生產過程中學習傳授工程新知識的能力、設計并監控開發操作設備的能力、掌握各種關鍵技能的能力等。
2、專業設置
應用科學大學專業設置的重點是工程科學,其通常是按照工程、技術甚至工藝領域來劃分專業方向,此外其專業的設置與高校所在地的產業結構密切聯系,例如威廉港應用科學大學所在地造船業和航海業比較發達,該校為滿足當地需求特設置了相應的專業。此外,為順應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趨勢,德國一些應用科學大學積極與國外高校合作,努力拓展了一批國際化專業。
3、師資力量
根據《德國教育總法》,及各個州相應的教育法規,應用科學大學工程碩士的教師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博士畢業;(2)有教學能力;(3)5年以上實際工作經驗。此外,應用科學大學的教師可享受四年一次為期半年的研究假期,到校外企業從事實際工作或研究,以了解工業領域最新動態,解決相關問題并更新相關知識。高校從工業界聘任了一批實踐經驗豐富的專家或技術人員擔任校內的兼職教授或講師,以增強與工業界的聯系,為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及未來就業提供保障。
4、課程體系
德國工程碩士課程設置的主要特點是“板塊化”(Modularisierung),即在編排教學大綱時,將與同一專題相關的幾門課程組成一個課程板塊,每個板塊可以由各種不同的教學組織形式組成,一個板塊的跨度最多為兩個學期[4]。按照規定,學生只有通過課程板塊中的所有課程,才能獲得該課程板塊的學分。按規定,課程板塊的教學目標必須符合教學總目標,這樣就避免了改革前課程開設過于隨意、目標不明確的弊端。
5、學分計算
應用科學大學引進了歐洲學分轉換系統,將每學期的學業量化為30個學分,一個學分相當于30個小時的學習量,一個學期即相當于900個小時的學習量[5]。此外,應用科學大學還引入了相對成績等級體系,即學生除獲得按照德國成績體系評定的成績之外,還可以同時獲得該成績的相對等級證明。相對成績等級共設五級,將該學生的成績與本年度及上兩個年度總體平均成績相比較,成績最好的10%評定為A級,A級以下的25%評定為B級,B級以下的30%為C級,C級以下的25%為D級,最后的10%為E級[9]。
6、實習要求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工程碩士的實習環節一般包括預實習、工業實習、畢業實習與設計等。以德國埃斯林根應用科學大學為例,工程碩士的實習學時占據專業學習過程總學習的一半以上,其實習過程從項目制作I(課程設計)到項目制作II(創新設計),再到企業畢業設計(綜合訓練),是一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過程。
7、畢業論文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對工程碩士畢業論文的要求同樣體現出了重應用的特點。按規定畢業論文應能解決生產第一線的實際問題。同時,自2005年起.所有工程碩士畢業時均可獲得文憑補充說明。該說明對學習內容、專業特色、文憑層次和高校體制等內容均附有詳細介紹,更好地促進了國際文憑和學位的互認。
三、ASIIN專業認證
ASIIN是由德國最大的工程師協會VDI倡導的,由各綜合大學、應用科學大學、權威科技協會、專業教育和進修聯合會及重要的工商業組織共同建立的非營利機構,是德國唯一有資格對工科、信息科學與計算機科學、自然科學和數學科學教育項目進行認證的機構。
1、機構設置
目前,ASIIN下設兩個認證委員會和13個技術委員會(包括工程學、信息學、自然科學和數學專業的所有研究領域)。兩個認證委員會分別負責工程與信息學專業培養計劃的認證和自然科學與數學專業培養計劃的認證。
2、認證程序及標準
ASIIN認證程序從被認證專業的申請開始,從專業自評到認證委員會的實地考察再到認證結果揭曉,大約需要3-4個月,其認證結果具有5年的有效期。在認證決議過程中,ASIIN保證綜合大學、應用科學大學、工業界及學生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參加以保證認證的公正性[6]具體認證流程如圖1所示。
四、啟示
改革現有工程碩士人才培養模式,實現學術型向應用型的轉變成為應時之需。尤其是2013年中國加入《華盛頓協議》,意味著我國工程教育人才培養質量標準將與《華盛頓協議》的標準實現實質等效。筆者近期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隨機訪談了若干化學工程和石油工程的工程碩士,發現我國工程碩士的培養仍存在一些問題:1、教師隊伍建設落后。師生比低于國家規定標準,導致導師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關注每個學生,不能因材施教,保證培養質量以至于很多工程碩士臨近畢業卻不知何去何從。2、理論與實踐脫節。工程碩士的培養目標是為工業界培養應用型高層次工程人才。但當前工程碩士專業課設置太過淺顯,學生在學完后仍不知如何與實踐結合。3、企業參與不足。工程碩士從招生到畢業論文都是在高校的統一管理內進行,企業參與相對不足,這就造成校企雙方信息不對稱,高校培養出的工程碩士并不能滿足企業的實際需求[7]。針對以上問題,筆者參考德國工程碩士培養模式提出如下建議。
1、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隨著工程碩士規模的擴大,對教師的聘任和監督就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在招聘教師時應將導師的工程背景納入考察范圍,不僅可以滿足工程碩士培養在師資方面的需求,同時也能逐漸形成重視科研教學人員工程背景的氛圍[8]。另一方面還應健全導師監督制度,采用激勵政策或對教師課時、指導學生數、師生溝通、科研成果等方面有所規定。
2、突出專業特色
高校在設置專業,安排課程時應與當地工業界實際需求相聯系,借鑒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根據高校所在地的地理環境、人文特點、產業結構等具體情況來制定專業培養計劃,不僅有利于滿足當地對高質量工程人才的需求,還能突出高校自身的專業特點、行業特色。
3、加強校企合作
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機制,為工程碩士的培養提供更好的條件。高校一方面可為工程碩士打好工程理論基礎,并提供前沿知識;另一方面可從企業單位聘任一些有豐富實踐經驗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指導學生實踐。以此進一步解決工程碩士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并為工程碩士提供就業保障。
4、完善專業認證與質量保證體系
組建一個既能負責各工程專業的認證,又能參與國際交流的權威認證機構是我國工程教育的當務之急。當然認證不僅是高校內部的自我評價過程,而應是高校和工業界合作的反饋過程。此外,對工程碩士的培養也應堅持周期性的評估工作,堅持評估工作的定期化和制度化,以此不斷提高我國工程碩士專業認證和的業化和國際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工程碩士質量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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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瑋,付瑩瑩,劉穎君.中德工程教育的質量評價體系研究[J].《現代企業教育》,2012(10):133-134.
[3] 曾 攀,吳振一,劉惠琴,等.美、德、英工程類型研究生的培養[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9(1):61-87.
[4] Wasser I: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3rd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J].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September,2004.
[5] 清華大學工程教育認證考察團.德國工程教育認證及改革與發展的考察報告[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1):57-64.
[6] Rocio Maceiras, Angeles Cancela, Santiago Urréjola, Angel Sánchez. Experience of Coopetative Learning in Engineer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11(36): 13-19.
針對廣播,電視教學及函授教學中,存在的教學信息傳遞的單方向性弱點, 依據課堂教學過程中信息交流的基本方式與原則,對CD-ROM教材中的虛擬人機對話學習方式進行論證.在其合理性的基礎上, 結合網絡通信手段, 提出改善當前遠程教學過程中的單方向教學內容傳遞方式的設想. 并重點探討通過CD-ROM教材, 向學習者提供教學內容與雙方向對話學習方式的可能性.
1. 立論理由及研究目的
當前,中國遠程教育的開展依然是以無線電廣播, 電視廣播及函授的形式為主. 其共同特點是教學內容的單方向非交互式傳播. 在很多地方, 為彌補單方向教學過程中師生雙方反饋的不足, 通常采用面授的方式進行面對面教學. 然而, 短暫的面授期間里, 授課占用了大部分時間, 教師無法與學習者進行充分的交流及對學習者進行個別指導.
伴隨網絡傳輸技術的發展, 在線實時教學, 網上學習等新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遠程教育領域. 但是, 由于技術與硬件條件的限制, 對聲音, 畫像及動態畫面的傳輸, 目前還不能完全滿足遠程教育的需要. 而且, 現有因特網的TCP/IP傳輸方式, 對信息的傳輸是點對點進行的. 當多數用戶同時利用同一服務器的時候, 就很容易出現網上塞車現象. 從而影響課件的下載和及時反饋.
現在, 日本在雙向遠程教學方面的開展, 也仍然以傳統的電視廣播為主. E-mail, 網上揭示板, 主頁等手段正在廣泛地被采用. 但往往只局限于簡單通信, 信息檢索, 資料登載等功能. 在有些地方, 因特網會議方式被用來實施校際間, 國際間的遠程教學交流. 而最具有實用性的是被稱為大學間衛星通信網絡系統的SCS( Space Collaboration System ), 可以實現視聽覺雙向實時交互, 作為日本面向21世紀的遠程教育工具, 到目前為止已經聯結了116所大學等教育機構, 擁有139個收放站點. 目前正以這種形式在國立大學之間開展共同授課活動. 但是, 其高昂的運營費用令其很難普及, 大范圍的應用尚未開展起來.
根據王珠珠教授等五人的考察報告(1999.12), 美國和加拿大的實時交互式遠程教育大多數也只局限于小范圍, 以小集團人數為對象, 并基本上限于數據與語音的交互傳遞, 對于完整的實時雙向交互式遠程教學尚無非常成功的經驗, 遠程教學的開展依然以電視廣播為主. 正在開發應用的遠程教學手段多為非實時, 非對稱方式, WEB, E-mail的應用非常廣泛. 另外, 在美國和加拿大, 遠程教學軟件的建設很受學者們的重視.
可以認為, 現在遠程教學中的學習者大多數還只能相對被動地接受單方面廣播電視授課, 處于學習資源匱乏的環境中, 為此, 建立雙向開放式的學習環境, 以多種方式, 多層次提高遠程教學服務, 確保教育信息的傳遞, 將是目前遠程教育所面臨的一個課題. 多種媒體綜合運用, 在虛擬環境中實現雙向對話式教學, 并配合E-mail等已成熟的通信手段, 來實現在線與非在線相結合的遠程教學.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經濟角度, 還是從實用性上都是非常值得研究與探討的. 尤其, 對于衛星通訊及網絡事業進展遲緩的邊遠地區或發展中國家,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將是行之有效的.
基于上述的現實狀況與考慮, 本研究的目的是, 為推廣應用CD-ROM教材與學習者之間可能的交互式對話學習方式, 對教學過程中師生間的交流方式的基本構成進行剖析, 以便驗證CD-ROM教材中的對話學習方式能夠實現雙向交互式教學. 并探討現有CD-ROM教材的設計與制作, 用以改善遠程教學中的雙方向交互式學習環境.
2. CD-ROM作為教學內容的載體與實現雙向對話學習方式的工具用于遠程學習
近年, 隨著個人計算機的飛速普及, CD-ROM漸漸成為一種最為常用的多媒體. 由于其具有容量大, 價格便宜, 制作簡便, 適于長期反復使用等特點, 選用CD-ROM作為教材載體可以提供大量的教學內容, 尤其對大數據量視聽覺信息的傳遞非常有利.
在2000年APEID研討會上王一兵教授曾指出, 學習軟件包在遠程教師學習與培訓及其相關領域中具有相當大的實用性. 歐美等國家的教育研究機構正在為發展中國家的教師培訓開發, 制作學習軟件包.
丁興富博士在2000.4<<中國電化教育>>中闡述遠程學習的概念時, 曾提出基于教學信息資源的遠程學習.
中國政府在<<面向求學網振興行動計劃>>的有關現代遠程教育工程的第6部中提出, 為滿足利用計算機學習, 開發, 改善多媒體教材的交互功能, 建設交互式教學環境. 中央電教館的2000年工作計劃中, 更將開發提供便于學習者自學的多媒體教材作為工作重點.
將上述幾方面結合起來考慮, 將教學信息, 內容及方法以軟件包的形式記錄于CD-ROM并傳送給學習者, 可用于開展基于CD-ROM教材資源的遠程學習, 對當前遠程教育的開展將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CD-ROM教材與個人計算機所構成的教學系統與傳統教學的不同體現在, CD-ROM教材將教學資源與教學方式以及教學服務送到學習者身邊, 可以改變傳統教學中學習者必須到學校去接受知識與教育的大量人員移動方式, 從這個角度看,CD-ROM教材與在線學習具有相似點.
現在, 電子游戲已經極大地滲透到人們的生活當中, 無論是少年兒童還是成年人都常常被電子游戲中的虛擬空間所吸引. 虛擬空間, 虛擬現實已經對人們的認識方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而合理地利用虛擬技術, 虛擬情境來支援遠程教育, 將是很有意義的. 在CD-ROM教材中采用虛擬技術,制造假想現實, 可以使人機之間的信息交互變得更加自如與逼真.
CD-ROM教材的利用, 還可以打破傳統學科教學中一位教師面對多名學習者的固定教學形式, 令學習者有充分的自由與選擇, 學習者與教材的制作者(教師)之間沒有明確的固定關系, 即教師可以為很多未謀面的學習者提供教學服務的同時, 而每一位學習者也可得到多位教師的指導. 這充分體現現代教育所提倡的以學習者為中心, 將教師視為教育資源的思想. 另外, 通過CD-ROM教材的傳播與應用, 教師之間的優秀教學方法, 經驗也可得到交流與推廣.
當然基于CD-ROM教材的遠程學習是處在一種虛擬環境中進行的. 鑒于其局限性目前還只能作為教學輔助手段, 因此, 必須適當地加以通訊等其他手段來建立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溝通渠道, 從而對學習過程進行及時的監督與校正.
“鑿空”這個詞,來自中國史書《史記》的張騫傳記。張騫出使西域,歷經艱辛,使中國人第一次了解了中亞,也為著名的絲綢之路的開通準備了認知基礎。介于他的首創之功,史書為之創造了“鑿空”這個專用詞語。
對于中國的佛教藝術研究來說,近百年來的涉及古印度佛教藝術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依賴于歐美學者和近鄰日本的文獻資料,很少有機會親歷古印度進行全面的學術考察,并系統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在中印之間的佛教藝術交流方面,對佛像在古印度的起源、演變和消散的了解,缺少對源頭的切身體驗。
從海外學者的研究來看,他們除了依賴于考古發掘和相關文獻之外,相當程度上忽視了中國文物和典籍對重構佛教早期藝術史的重大意義。是凡這些,不能不說與中國近現代的國力盛衰有關,但也不能不與中國學者的努力程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現在,各種條件漸次具備,中國學者終于迎來了深入古印度內部并介入古印度佛教藝術研究的機會。雖然難以斷言是絕對的第一次,但就考察的系統性、團隊成員的學術經歷、考察的時間與空間的跨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來看,還是不能不與史籍中的“鑿空之旅”聯系起來。
當年,張騫在大夏見到了來自四川的蜀布和筇竹杖,不禁仰天長嘆,感慨良多。現在,中國學者跨出國門的海外研究,其意義,不完全在于學術成果,更表現為引領風氣之先。畢竟,比起張騫以及后來的法顯、玄奘,我們要幸運得多。
“古印度佛教藝術考察團”的阮榮春教授是國務院藝術學科評議組委員,現任華東師范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東洋美術史的博士學位,其著作《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南傳系統》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好評,影響很大。考察團成員嚴建強為浙江大學文博系主任,胡大林為浙江它山石刻博物館館長,達舒為《焦點》雜志總編,張同標、趙玲、劉慧、阮立等均為致力于佛教藝術研究的博士,對中印佛教藝術及中印文化交流已有豐厚的學術積累。隨行的央視影視編導等媒體人士郭峰、俞因等,也都是對佛教藝術有著深厚興趣并為佛教藝術報道推介方面做出了許多貢獻。
考察團一行12人首先考察了新德里的國家博物館、位于加爾各答的印度博物館(這是亞洲最古老的博物館)以及博帕爾、勒克瑙、巴特納、馬圖拉、齋普爾等地的博物館;禮拜了佛陀悟道道地菩提伽耶、初傳地薩爾那特(舊譯鹿野苑)、涅之地拘尸那羅等佛教圣地;考察了那爛陀古寺(玄奘在此留學)、王舍城、靈鷲山、吠舍離、舍衛城、祗園精舍等佛教遺址;在鹿野苑聽到了呦呦鹿鳴,在圣潔的恒河里洗滌了俗世的塵埃;考察了藝術史上赫赫有名的哈拉帕文化的古老雕塑、阿育王獅子柱頭和法敕、巴爾胡特與桑奇和阿瑪拉瓦提率堵坡,迦膩色伽造像,馬圖拉佛像和笈多藝術;順道參觀了卡久拉霍古廟群、泰姬陵、阿格拉紅堡、庫特卜高塔和齋普爾風宮殿等熱點景觀。
現在的印度,基本上是全民所有的,我們也在村頭巷尾看到了虔誠的各類宗教信徒。在當地信徒的理解中,佛教與錫克教是印度教的分支,釋迦牟尼是印度教創造神毗濕奴的第九個化身。但是,佛教在古印度卻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力,可以亳不夸張地說,佛教取得了亞洲文化心靈三分天下的顯赫地位。
佛祖釋迦牟尼生前兢兢業業地傳教了40年,他活動的地區主要是摩揭陀故國,許多佛教圣跡在今日印度的比哈爾邦及其鄰邦地區。佛陀生前的傳教的更接近于一種學術流派而不太像是宗教,其核心內容是四諦和八正道,教人客觀地認識世界并尋求自我解脫,強調理智的價值,明確反對偶像崇拜,因而在佛陀入滅之后的500年之間,一直沒有產生佛像,而是使用與佛陀與佛法相關的菩提樹、、寶座、傘蓋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即始終不肯把佛陀表現為人的形象。這在巴爾胡特與桑奇大塔中有明顯的反映,在這兩座大塔描述的尼連禪河奇跡、六牙白象本生、祗園精舍布施、梵天勸請等情節的畫面中,佛陀始終沒有出席,而在巴爾胡特的浮雕卻有銘文明確指示畫面中是應該有佛陀出席的。這種做法,一直沿用到了南印度3世紀前后的阿瑪拉瓦提大塔浮塔之中,以后就不再出現了。
大約在公元一世紀的時候,古印度出現了最初的佛像。一般認為,馬圖拉和犍陀羅,率先開始了佛像的制作。前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南約45公里,后者以白沙瓦為中心,包括現在的巴基斯坦和鄰近的阿富汗地區。前者制作的古老的佛像,類似于古印度常見的藥叉像,直立,身形魁偉,面帶微笑,熱情開朗,身穿薄衣,袒露右肩;后者的佛像類似于希臘羅馬神殿中的神像,神情肅穆內斂,身穿厚厚的包裹兩肩的長衣。在犍陀羅佛像中,大概是古希臘或羅馬的后裔,使用了雕造阿波羅的技藝,來塑造佛像的,又有些古印度土著信仰和習慣的痕跡;而在馬圖拉地區,純粹是熾熱陽光下的印度風情,一點也見不到地中海沿岸的浪濤帆影。前者一望可知是印度人,后者一望可知是僑居于此的西方白種人。
在西方學者的心目中,犍陀羅是西方文化在東方世界的榮耀,主張佛像是在犍陀羅最先出現的,但是,直到現在,這一意見還有種種爭議,主張馬圖拉最先出現佛像的看法,似乎越來越得到認同。特別是近年來在四川發現的東漢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以及四川彭山漢墓發現的搖錢樹座佛像,是古印度域外發現的最早作品。這兩年佛像帶有較多的馬圖拉風格,由此反推古印度,可以相信,至少是在公元1世紀,古印度已出現了較多的佛像,由此形成的佛像崇拜的普遍風氣,奇跡般的來到了遠隔千山萬水的巴蜀大地。我們在薩爾那特看到的伽膩色迦3年的高達2米多的立佛,無疑是當時的信徒借用了藥叉的形象來表現他們心目中的佛祖形象的。我們在印度考察中,明顯感受到馬圖拉佛像普遍印度,而犍陀羅似乎僅僅只是陳列在博物館中的一種地方風格,這種風格似乎與印度的佛教徒之間頗有隔膜。
古印度的思想極為深邃而又靈動,整個東方世界都被古印度思想深深地影響著。與文治相比,武功卻遠有不逮,屢屢遭到來自西北的侵擾,少有安寧之日,笈多王朝可能是印度歷史上僅有的兩次大一統之一,強盛之時,除了印度半島的南端,其他直至西北的犍陀羅,廣袤的印度河平原與恒河平原,都歸入笈多帝國的版圖。這時的犍陀羅基本喪失了創作熱情,而馬圖拉的雕造作坊,斧鑿之聲依舊日夜不斷,往日洋溢在佛像嘴角唇邊的熱情,逐漸轉向了內在的
寧靜暝想,佛衣襞摺更多地成了美化佛陀相好的裝飾,超越肉體的精神之美,至今仍然令禮拜者沉緬于佛國的圣潔。與馬圖拉并列的另一個造像中心鹿野苑,也在笈多時代迅速成熟起來,與馬圖拉最大的區別是佛衣的刻畫,若不是手腕和腳裸處的幾線淺淺的衣紋,幾乎與耆那教的天衣派造像一般無二。雖有衣紋表現的差異,但畢竟無礙佛國圣潔。在精神氣度方面,馬圖拉與鹿野苑,共同寓示著笈多文化所能達到的高度。
在文化藝術之外,連結著中國與西歐的絲綢之路空前暢達,佛像藝術在這條國際大通道上,伴著駝鈴月影迅速傳入中國的都市通衢和村頭巷尾,金碧輝煌的伽藍招提,與工程浩大的石窟造像,爭奇斗艷,盛極一時。絲路沿線的克孜爾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云崗石窟、龍門石窟,至今仍然是國人引以為豪不朽的驕傲。
中國高僧法顯目睹了笈多王朝的強盛,另一位高僧玄奘(602-664)的出身之時正值笈多王朝傾覆,他則任憑自身的佛學造詣,成為了印度佛學的鼎峰。他在曲女城(根瑙季)的無遮大會上,不戰而屈全印度的高僧大德。玄奘留學的那爛陀大寺,不僅是當時古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也是密宗造像的重鎮。當時印度的佛學固然發達,但君臣相尚的卻多屬印度教。印度教脫胎于古老的婆羅門教,大量吸納印度土著信仰,迅速地發展起來,梵天、毗濕奴和濕婆等三大主神的造像,供奉他們的神廟,也迅速繁盛起來。
釋迦牟尼成了毗濕奴的第九個化身,屈居人下,比起當年梵天與因陀羅左右脅侍的風光來,真的叫人不勝感慨。佛教似乎也自覺回應了印度教藝術的浩大聲威,迅速密教化,與印度教藝術混同起來,出現了多頭多臂像、寶冠佛像、靈獸座佛像和曼陀羅等等,妖嬈的度母與憤怒的金剛,更是恍如剛剛從印度教神廟閑逛到這里的匆匆訪客。佛教的密宗化,意味著自身的宗教體系開始瓦解,造像也漸漸喪失了佛教的外延與內涵,佛教義理和造像藝術都開始走上了下坡路,終于在穆斯林的劍與火之中偃旗息鼓,自此罕有聞人,也未見精美的造像,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也基本喪失了。玄奘在印度的無上榮耀,似乎象征了中國的佛教開始超越了古印度,他回到大雁塔的譯經與傳教也及身而止,似乎不能用曲高和寡來吱唔搪塞。相反,與玄奘同時的慧能開創了禪宗的頓悟一派,傳派中雖有燒經毀像之舉,卻逐步匯入了佛教文化的主流。而玄奘轉述自古印度的法相宗,卻如一現即止的曇花。
我們考察了印度的重要博物館,重走了佛陀當年的教化之路。釋迦當年活動的摩揭陀古國,大部分在比哈爾邦及相鄰的烏他邦,巴特納與瓦拉納西,現在仍是當地的重要都市,瓦拉納西的恒河伽特(專用于教徒洗沐的碼頭),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的圣潔之地。而這神圣的恒河,卻是天上銀河經濕婆頭發的緩沖,才如此馴服在滋潤著北印度的干燥土地的。
就我們所見的造像來看,摩揭陀故國出土的造像,明顯比其他地區要頻繁得多,名不見經傳的拘尸那羅佛教博物館收藏的佛像,足以讓我們為之動容,肅然起敬。雕造時代也要早得多,身材高大的巴利立佛(鹿野苑博物館)、精致絕倫的禪定坐佛(馬圖拉博物館)、以濕衣出名的笈多之佛(總統府藏),見證了佛教造像歷時數百年之久的熠熠神采。在來自中國的學者來看,激動之余,不免有種久違的似曾相識的熟悉感,而不像參觀卡久拉霍那樣濃郁的異域風情。佛教造像,啟迪了中國無數的僧侶和藝匠,是中國造像的源頭。
說到古印度佛像對中國的影響,其實更多地表現出來的是啟發,啟發的意義遠遠勝過作為樣本的垂范作用。就我們對古印度的整體,立佛和坐佛似乎占據了絕大部分,菩薩則要少得多。比如,中國人熟悉的觀世音菩薩,雖然博物館的展牌明示,而像容卻與中國相差甚遠,觀音造像的圖像學特征似乎也不甚完善,至于中國人同樣熟知的阿彌陀佛或文殊、地藏之屬,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在我們近20天的考察,卻無緣膜拜。來到了西天佛國,卻無由禮拜,莫非真的是佛緣太淺了嗎?雖有困惑,卻不能不承認古印度造像體系的單調。――相比起中國的瑰麗多彩,相比起古印度的印度教造像的靈幻奇異,我們不能不承認古印度的佛理深邃與造像單調之間的巨大反差。
古印度造像對中國的影響,很大程度表現出來的是啟發。應該承認,是中國的藝人創造了譜系龐大的十方佛陀、菩薩眷屬、明王力士,甚至是西方凈土變之類的經變畫。在源流與創造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必須心悅誠服地認可古印度是中國的源頭,另一方面也更加自豪地敬仰中國古人的偉大創造。比起來自古印度的“源流”,中國的佛像世界,更多得力于中國人自身的“創造”。
宏觀鳥瞰中印的佛像藝術,我們發現,古印度影響中國佛教藝術歷程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中國漢晉之際的發生在長江沿線的南方傳播系統。首先是興起的巴蜀盆地的搖錢樹佛像,最早的是已經提到的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搖錢樹作為一種信仰和禮拜的對象,大約也是來自古印度的,我們在位于加爾各答的印度博物館摩挲過,這是古印度圣樹崇拜的一種,古印度人相信,居住于樹林的財富之神俱毗羅、金巴德等,能源源不斷地產生財富,就像樹葉那樣始終繁茂。
是古印度的搖錢樹讓巴蜀人順便接受了佛教,還是佛教能像搖錢一樣帶來財富,或是其他信仰方面的動因,無論如何,佛像藝術至遲在東漢中期在中國安家落戶了。順著長江向東,佛像的年代越來越晚,種類也逐漸豐富起來,并在江浙境內向北傳到齊魯,向東跨越大海來到日本。這一體系,是阮榮春教授在20年前的發現,也得到學術界的認可。整體看來,這一體系的佛像與喪葬的關系更加密切,雖偶有獨立的單尊造像,卻不能不承認當時對佛教義理的隔膜。但是,此時適逢古印度貴霜王朝的盛朝,著名的弘教法王迦膩色伽在公元84年或公元144年登上皇位,在他的治理下,貴霜王朝達全盛,佛教借助于國力傳到了中國。隨著貴霜的衰微混亂,中國的佛教造像也隨之冷寂下來,再一次的中國佛教造像浪潮是在笈多王朝的影響之下掀起的。
第二次浪潮是中國南方造像初傳體系冷寂之后,在西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內地的。翻過大雪山,攀過懸崖峭壁,從新疆西部的喀什,到山西的云岡、河南的龍門,留下了10余座大型的石窟和難以量數的大大小小的佛教造像。就石窟而言,印度有阿旃陀,阿富汗有巴米揚,總體來看,并不甚發達,但如星星火種,在華夏大地上燃起了滿天的光焰,很顯然,創造勝于源流。中國的南北朝時代,恰逢古印度的笈多王朝,在馬圖拉和鹿野苑分別形成的佛像,被統稱為笈多風格。
笈多風格之下的犍陀羅基本上出于停滯狀態,日益被笈多風格所替代,著名的巴米揚顯然是笈多風格的影響所致。依托了強盛的國家實力、日益通暢的絲綢之路,作為強勢文化代表的佛像藝術再次輻射而來華夏大地。在域外文化的強勢輻射下,中國文化顯示了同樣氣度的包融能力和發強剛毅的創造能力。可以比較克孜爾與龍門,克孜爾尚存域外雙像、男女擁抱
的密荼那造像、豐乳揚眉的女性妖嬈,到了敦煌,基本上成了漢家衣冠的大家閨秀,再往東到了敦煌,更增添了幾分南朝名士的清玄,形而上的名士思致遠勝于單純的形體塑造。
從云岡到龍門,我們同樣發現拓跋王族的馬背雄風,被武則天助造的毗盧遮那佛所代替,從內在胸臆滲透出來的泱泱而靜穆穆的淡淡從容,遠非只識彎弓射大雕之輩可以比擬。即使遠在山東青州,我們居然在遠在印度南端克里希那河口的阿瑪拉瓦提中找到了原型。但是,在風雨和梵音、伽藍與宮閣競相爭輝的年代,亦步亦趨與古印度笈多風格的“曹衣出水”遠遠不敵“吳帶當風”的魅力,甚至于有人懷疑“曹衣出水”的歷史真實性。隨著笈多王朝的衰敗,中國佛像藝術中的域外因素日漸寡淡,不僅遠赴天竺求經的壯舉不再出現,而且還出現了宮娃為模特而不是以印度為范本的水月觀音。自唐代開始,中國漢文化區域開始了自我的創造之路,但佛像藝術的盛況也一去不再回復了。
第三次浪潮是印度佛教密宗在中國雪域青藏的傳播。青藏的佛教,雖可追溯松贊干布同娶尼泊爾和唐朝兩位公主的隨嫁媵禮,但真正的興盛時期卻與穆斯林入侵印度有關。印度密教化時期,佛教也退居幾個大的寺院,如唐僧玄奘所在的那爛陀寺,其他僅有超巖寺、飛行寺等少數大寺,而對穆斯林的劍與火,飛行寺整體遷居雪域高原,藏傳佛教因此得以進入大發展時期。
農業部赴德國農機化體系建設與管理培訓團一行16人,于2003年3月3日至3月22日,先后到德國黑森州農業協會、DLG農機檢測中心、巴伐利亞州農林部、巴伐利亞州農機培訓學院、慕尼黑工業大學、柏林歐盟農業代表處進行了培訓,到GRIMME、AMAZONEN等農機生產企業和3家農業企業(Agricultural Enterprise相當于我國的農場、農戶)進行了參觀和考察。通過培訓交流及實地參觀考察,培訓團成員對德國的農業服務體系、農機檢測程序、農機培訓體系、農機科研開發及農機生產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學到了不少先進的管理技術和新的理念,取得了較大的收獲。
經過歸納總結,現將有關學習考察情況分述如下:
一、德國的農業機械化體系
德國現有耕地面積1730萬公頃,約占其國土面積的一半。其主要的農作物是小麥,約290多萬公頃。在農業生產中,畜牧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全年農業企業經濟收入為430億歐元,其中約一半為畜牧業收入,在畜牧業中,牛奶的收入占90%,是農業企業收入的主要來源。
二戰以來,德國的農業生產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業企業每戶經營的面積呈增長勢態,企業數量則表現為一直在下降,農業企業數量從1949年的160多萬個下降到目前不到100萬個,其中面積2公頃以上的農場為41萬多個(平均每個農場規模為41.4公頃);農業從業人數從1949年的481.9萬人下降到2001年的94萬人,農業從業人口占全社會人口比重,1950年為24.1%,1900年為38.2%,到2000年則只有2.5%;每一個農民供養的人數由1950年的10人,上升到2001年的128人,在這個過程中,科技進步和現代農業機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一)德國的農業與農機管理與服務機構
德國的農業管理部門主要是各州的農林部,我們考察的巴伐利亞州農林部(Bavarian State Ministry fo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由管理漁業、種植業、農業工程等8個協會(State Institutes),5個教育與研究機構、1個技術發展中心、3個科研管理部門、1個培訓中心和1個農場,以及7個地區政府農業部門和農村發展部門,47個縣農業辦公室、61個農業學校組成。主要負責有關農業的政策建議及政策實施、農業保險及補貼等農業支持、成人職業教育及繼續教育以及農業科研應用等。德國農業服務功能主要由農業協會(The German Agricultural Society)來承擔。農協是一個自上而下組成的民間團體,由基層農協、區域農協、州農協及全國農協4級組成。如:全德農協由16個州農協組成;而在我們考察的黑森州,農協則由24個區域農協、2370個基層農協組成,代表了本州3.3萬農業企業(Agricultural Enterprise,相當于農場和農戶)的利益,約占全州農業企業的90%。農協幫助農企解決其科技、法律等方面的問題,把農業企業的問題反映給政府,通過影響立法來解決問題。在農業機械化服務方面,過去德國各州農林部都設有負責農機組織協調和質量監管的技術辦公室,主要負責直接與農業企業溝通,及時向農機生產企業反映農業機械的質量、性能等問題。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目前還有6個州有這方面的機構,其中的3個為州農林部下屬機構,80%的經費由州政府支付,20%由農業企業支付,另外3個為私人企業。
農協與政府沒有直接關系,其經費來源主要靠會員會費收入,沒有財政支持。在黑森州,農協會費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基本會費,每戶農業企業50歐元,第二部分則按農業企業土地面積大小收費,約8-10歐元/公頃。隨著德國農業經濟結構的變化,農協也面臨著一些問題:一是由于農業企業數量的減少和耕地面積的減少,會費收入也在逐年減少。二是由于為了增加社會就業崗位,規定農民年滿65周歲退休,把農場交給年輕人經營,目前退休人員數量很大,支付退休金壓力很大。另外,德國農業還面臨農民工資在增長,面包價格在增長,而原料(小麥)的價格卻一直在下降的尷尬狀況,從2000年度開始,德國農民的收入開始呈現下降趨勢。
(二)德國的農機檢測工作
DLG—Deutsche Landwirtschafts-Gesellschaft e.V.(德國農協)由4個主要部門組成,其中的一個部門即是從事農機、電子檢測及動植物產品測試的部門。德國農協農機檢測機構總部設在法蘭克福,有工作人員50多名。德國農機檢測機構還與歐洲12個國家的農機檢測機構聯合成立了歐洲農機測試網絡(ENTAM),在農機檢測上形成專業分工的框架,如德國的大型農機具目前已不在其本土進行檢測,而是送往丹麥的一個農機檢測室進行檢測,通過這樣的專業分工,使每個國家的檢測機構都不搞面面俱到的小而全。德國法蘭克福檢測中心目前主要從事拖拉機、聯合收獲機及養殖設備、草坪設備的檢測。
DLG農機檢測中心是非盈利機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獨立于政府之外,其收入主要來自成員應付、服務收費和社會補助等。通過檢測的產品,可貼上DLG質量保證的標識(類似我國的農機推廣許可證),這既可以看作農機生產企業質量過關的標識,還可以認為是農民可以認可購買的標識。DLG對測試結果,以Intetnet、專業雜志和測試報告的形式向社會公示。
DLG農機檢測按照ISO、CE等公用標準進行檢測,對暫時沒有標準的由DLG自己制定。其檢測內容分三類:一是全面測試。包括安全測試,保養測試和可操作性測試,從而使農民可以放心購買。這個測試的程序是實地檢測和使用檢測后,由測試委員會提出檢測報告。二是部分性能的專項測試。三是代企業對新產品進行性能測試,對提供企業出具測試報告,同時為企業提供咨詢和技術支持,供企業進行產品改進。該機構1年可以完成600多次全面檢測和2000多個專項檢測。
在德國,企業所有的農機檢測項目都不是強制性的,農機檢測機構所有檢測項目也是收費的。DLG的部分檢測能夠得到國家的財政支持,主要是國家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針對機械噪音檢測等,通過在檢測設施設備建設上也給予一定的資助的形式給予經費補助。
(三)德國的農機職業培訓
由于歐盟的成立,農業政策趨于統一,各州政府對農業政策的作用有限,只是做更多的調查,供歐盟協調,在政策制定上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因此,各州政府現在更重視農業信息、技術的交流與應用服務。
巴伐利亞州的農林部設有農業培訓中心,中心又分為3個學院,其中之一是農機技術學院。在德國,年輕人在基礎教育通過后,在就業前,需要進行類似我國職業技術培訓的一種培訓。分為3年,四個層次,一是專業理論基礎知識;二是實踐操作技能;三是管理應用能力;四是專業技能培訓,這個階段屬于進一步深造的過程,可以選擇。
巴伐利亞州農機技術學院建主要進行農機操作、維修方面的培訓。經過基礎教育之后的青年人(16-19歲),自己提出申請,由州政府下達計劃和資金資助,到學院進行培訓,學習結束后,經過考核頒發證書,這些學生畢業后90%到農業企業從事其與其培訓相關的工作。同時,該中心還承擔短期的農民技能培訓,培訓是基本免費的,農民自愿參加,每年大約有500-600人接受這項培訓。
學院教學設施齊全,教具豐富。學院有很多非常先進的農機具作為教具使用,這些都是各生產企業提供的資助。學員在學習的同時,又進行了機具的選型,對農機生產企業而言,這實際上起到了培訓與選型推廣的結合。
(四)德國農機科研及開發生產情況
慕尼黑工業大學是世界知名的工業技術院校,該院校設有專門的農業機械研究所。所長K.TH.雷鈕斯博士介紹,該研究所1/3的工資由政府支持,其余2/3經費由承攬項目來支持。該研究所每年可獲得政府、企業共計1200萬歐元的項目經費。
進入該學院機械類專業的學生,前2年(1-4學期)為基礎學習,不分專業,這期間1/3的學生要被淘汰(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生源質量良莠不齊)。5-9學期進行分專業學習,第10學期進行畢業答辯,如通過技能、管理能力培訓的還可獲得Master稱號(類似我國的某專業職稱稱號)。
目前,德國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在印度,按德國技術進行中型(45馬力)拖拉機生產。德國農機專家針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農機企業運行方案,包括8個部分。一是建立私營體制;二是企業與高校、專業科研單位進行產、學、研合作的科研開發;三是與農業經濟管理部門統籌發展;四是生產要有規劃,引進技術不要貪求技術的高新,而要注重適用;五是要重視安全保護(產品質量)。政府在這方面要發揮作用;六是企業要建立質量保證體系;七是要有比較好的圖書刊物等技術資料來源;八是建立員工培訓、項目管理、外語等支持系統。
在慕尼黑大學進行培訓后,我們先后考察了位于下薩克森州的兩家德國農機制造企業GRIMMER公司和AMAMZONE公司。
GRIMMER公司是一家擁有技術研究開發、生產、培訓、市場銷售與服務多部門的綜合性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制造設備十分先進和專業化。該公司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土豆機械生產商,產品涵蓋了從種植、收獲到儲藏的各類機械,產量占到歐洲總產量的60%,出口到4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品規格型號從2行到8行,售價從0.35萬歐元到8萬歐元不等。該公司的2行播種機及2行和4行的收獲機等小型的土豆生產機械今年已出口到我國內蒙、甘肅(定西)、河北(張家口)、廣西(北海)等土豆生產區。
AMAMZONE公司是生產耕作、播種、施肥、農藥噴施等農業機械的公司。公司集科、工、貿于一體,有自己的科研隊伍,還與大學合作進行技術開發,擁有1000公頃的產品試驗基地。該公司1883年創建, 2002年產值達到1.8億歐元,在德國農機企業中排名第四,產品60%出口。公司的市場銷售部門設有中國出口部,有專人負責,2002年,通過在北京的商麥爾西公司新疆進口了該公司一些耕作機械。
最后,我們參觀了兩個農場,這個兩個農場耕地面積均為120公頃左右,主要種植土豆和洋蔥。整個生產過程,從整地、種植、植保、收獲、分級、運輸、存儲等都實現了機械化。在農業機械化作業方面,這些農場主要依靠自己的機械,在作業高峰,也可以相互調劑機械,合作經營,大大提高機械的利用率和農業生產效率。
二、主要體會
通過20天的學習和參觀、考察,我們認為,德國在農業、農機服務管理體系方面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很多經驗值得我們研究,通過學習這些好的東西,可以使我們在農機化發展中少走彎路,可以更加有效的加強對我們農機化的管理服務,使我國農機化能在先進國家的經驗基礎上快速健康地發展。
(一)德國在二戰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農機(農業)管理服務體系
在整個農業方面,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覆蓋90%以上農戶的農協組織,該組織可代表農戶利益與政府和社會各界協調各種關系,涉及到科技、法律、文化及政治、政策等方面。向農戶提供法律、技術、信息、市場等方面的服務,使農業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組織化和有序化。在農機管理、服務上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體系,有隸屬政府的農業機械辦公室,進行組織協調、質量監管和維權,還以政府統一組織形式,向農企提供技術培訓,強化了從業人員的上崗培訓,提高其技術素質,從而使從業人員能有效合理的使用先進的農機,并掌握一些科學的管理方法。通過DLG農機檢測,在安全、使用等性能上把關,從生產者和用戶雙方的利益出發,架起了一種相互信任的關系,保證了雙方的利益。在農業機械維修方面,完全實行了誰銷售誰負責的原則,建立了由銷售商負責的售后維修服務體系。
(二)在農機化發展中,政府提供了必備的財政支持
在德國,農機職業技能培訓是由政府按需下達培訓計劃,并提供經費;在科研、檢測方面,政府也給予了很大的財政支持,這對農機化服務體系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在農業生產中,政府對農業企業修建庫房等基礎設施有一定的補助。對于農業機械使用的燃油,德國規定每升柴油國家免除0.21歐元的稅,即農業企業憑購油發票和申請,由政府部門以環保稅的形式返還。目前德國柴油市場價格每升約為0.95歐元,燃油補助相當于與市場價格的22%。在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也有類似的政策。
(三)在農機化發展理念上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新理念
德國專家認為,只有農業勞動力減少了,才會有更多的人從事其他服務性行業。而轉移農業勞動力,減少農業從業人員,主要靠工程技術。不能認為農業機械化發展就會使農業勞動力失業增加,其實,工業生產的同時,勞動力也在減少,很大一部分人員轉而從事了服務業,并不是發展就必須產生失業。他們還認為,不能因為農業勞動力減少了,就說農業不重要了,農業對社會貢獻依然很大。不能用落后的生產方式來留住農民,以減少就業的壓力。德國在歷史上,曾經試圖通過限制農業的發展來控制農業勞動力的流失,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產生作用,農業勞動力的減少仍然是一個不可阻擋的發展過程。我國目前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還不夠,有一些問題還不能說透徹,對農機化發展帶來不良的影響。
(四)農業發展政府調控十分重要
從歐盟農業政策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有以下幾點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一是農業問題與工業問題不一樣,農業是一個特殊的部門,不能完全由市場來調控,需要政府適當調控,特別是在農業還不發達的階段,政府的干預十分重要。二是政府的調控除了為了保護和調動農戶的生產積極性目的外,還應強調增強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尤其要把生產與銷售結合起來,統籌考慮。三是政府調控應在WTO綠箱政策的框架內進行,主要采取直接補助的方式,投入基礎設施項目,促進結構調整和平衡發展(發展初期是以政府收購方式來保護農民利益),另外,還對新技術研究開發、推廣進行補貼。四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在總支出中占較大比重,整個歐盟每年1000億歐元預算中,其中50%,即500億歐元用于補助農業,以政府干預的方式來使農民達到一定的收入水平。
三、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加強對德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經驗的學習與研究
短時間的學習、參觀,要深入透徹的了解德國的農機化發展狀況、先進技術、理念是不可能的,對德國農業機械化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很膚淺的,要較透徹、準確地把握其發展政策、發展規律和經驗教訓等問題,必須有更多的時間。德國農機的發展有很多好經驗,也同時存在許多問題,進一步的研究、探索對我國農機化健康發展十分有益,因此,建議國家派出這方面的研修生進行專題研究。
(二)積極促進中德農業機械化合作與交流
德國農業機械化發展很快,農機產品大量采用其工業方面的先進技術,如發動機技術、變速技術、安全防護技術等,因此,應加強與德國在農機工業技術方面的交流,使我國農機工業能跟蹤、跟隨目前國際上最前沿的技術,以實現與國際的同步發展。可以采用派留學生的方式,學習德國的先進技術。另外,德國農機企業和研究單位對與中國合作生產農業機械、向中國市場銷售德國產品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愿望,我國農機部門應邀請德方企業、院校、科研單位到中國交流、考察,建立合資、獨資企業,把德國技術引入中國,提高中國農機產品的水平,再將產品推向世界。
(三)強化政府對農機化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
建立國家農業機械化發展的促進政策體系,從法制、財政等方面推進我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要繼續強化我國的農機推廣許可證制度,搭建起我國農機企業與農戶的信任橋梁,維護雙方的利益。要加大政府對農機職業培訓的扶持力度,提高我國農業從業人員的素質,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加強對農業機械設計制造的安全性能、環保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投入,保證農業機械的安全使用。要從財政方面增加對農機科研開發和技術推廣的支持,加快農機產品技術升級,加快對國外農機化新技術、新產品的引進消化,全面提升我國農業裝備水平,促進農業現代化實現。
2003年3月27日
(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廣東廣州510520)
摘要:《國家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提出:“把職業教育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發展規劃,促使職業教育規模、專業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根據經濟及產業政策的變化,臺灣職業教育在政策推行、學校設立、專業課程設置及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相應調整,臺灣職業教育與產業合作十分緊密。筆者通過對臺灣職業教育產學合作的考察,重點闡述其在內容和措施兩方面的特色。在內容上,臺灣職教以人才培養為基礎,突出技術研發和應用。同時,政府通過立法保障、組織支持以及評鑒獎勵等措施積極推進產學合作。臺灣職教的特色對大陸在制度保障、機構設置、教師參與以及合作內容等方面都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 :臺灣;職業教育;產學合作;技術研發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4)04—0086—03
廣東省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項目(編號:20120101010)。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簡介:袁勇(1982— ),男,湖北大冶人。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講師,教育學碩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和德育。
許良葵(1981— ),男,廣東揭陽人。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職業教育。
一、產學合作的定義
臺灣現行的教育制度主要分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兩大體系(臺灣簡稱“技職教育”)。普通教育主要分為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幾個階段;而職業教育則包括高級職業學校、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附設研究所,由高級職業學校(中等職業教育)、專科(二專、五專)、本科(二技、四技)、碩士和博士五個層次組成,上下銜接,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體系,與普通教育體系平行發展。[1][2]職業教育與產業的合作主要是通過來職業院校完成的。以產業實務技術為導向的職業院校在產業技術知識的創造、累積和應用中已占關鍵地位,不僅因為職業院校既是產業技術知識的主要創造者,同時也是產業技術知識的累積者。[3]
學校是產學合作中“學”的主體,而“產”的主體則是產業、企事業。在大陸,與“產學合作”涵義接近的主要有“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以及“產學研結合”等概念,通常指謂校政行企等多方合作,最主要的是學校與企事業(產業)之間的合作。在臺灣職教領域,與“產學合作”相近的詞匯是“建教合作”。從學校的角度來看,建教合作注重學生的學,產學合作偏重教師參與產業合作。直至后來,兩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從整體來看,產學合作的含義更加寬泛,它包含建教合作,泛指職業院校與產業開展的各類研發及其應用和人才培育等合作。
二、產學合作的特色
(一)合作內容:以人才培養為基礎,突出技術研發協作
產學合作的內容非常廣泛,如人才培養、培訓、項目合作、產品的設計、研發及成果轉讓等。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報告顯示,OECD國家的產學合作類型可區分為7類:[4]1.一般性研究:企業經常以捐款、成立基金、捐助設備、設立獎學金等方式,來支持大學研究。2.非正式的合作研究:指大學研究人員個別與企業就某個研究計劃進行合作,不同的學科或研究人員進行合作或交流。3.契約型研究:企業為了減輕研發投入負擔,以契約的形式與大學進行合作項目研究,使企業以較少的成本獲得其所需的成果。4.知識移轉及訓練計劃:大學和企業的合作通過知識轉移和人員交流來完成,如大學教師擔任企業顧問,針對其研發計劃或技術瓶頸給出意見。企業可以借助合作計劃,對大學的課題、研究計劃提供意見。5.參與政府資助的共同研究計劃:為鼓勵企業和大學拓展合作關系,政府資助共同研發計劃,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以強化企業和大學之間的合作網絡關系。6.研發聯盟:為強化國家產業在新興科技領域方面的競爭力,各國政府有時專門針對特殊的大型研發計劃提供資金補助。這類計劃(或項目)一般由企業、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形成研發團隊,共同合作,并取得政府的贊助。7.共同研究中心:世界經合組織國家為整合資源,一般都以在大學里設立共同研究中心的方式,來增強大學基礎的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能力,特別是涉及某些整合跨領域的研究。
以上分類注重學校與產業的研發合作,以適應產業界的技術需要,企業獲得院校所發展的新知識和新技術,進而導入產品的設計、研發和生產,但忽視了學校人才培養內容,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學生個人的利益。而大陸職教產學合作恰恰相反,主要進行人才培養或培訓,如學生實習、訂單培養等,參與其他如推動技術研發和應用合作的較少,無法滿足企業對合作開發科研解決技術和開展產學研合作項目的需要。
臺灣職教產學合作與以上兩者不完全一致,有其自身的特點。通常認為臺灣產學合作有三大類型:(1)研究計劃型:由企業提供資金委托學校進行項目研究;而學校將研究成果技術轉讓給企業;或企業與學校共同組成項目小組研究設計開發新產品。(2)推廣教育型:學生到企業參觀訪問、實習;企業委托學校對其員工進行培訓或在職進修;企業人員赴學校進行兼課;企業捐款、提供學生獎助學金或贊助學校有關活動;企業為學校課程設計提供咨詢;教師利用寒暑假到企業訪問研究。(3)技術服務型:企業委托學校進行產品設計、檢驗及測試、技能鑒定等;教師協助企業進行運營診斷及技術提升。[4]也有學者將臺灣產學合作內容概括為:產品合作開發、產業問題項目研究、學校提供教育訓練與技術服務、企業提供參觀實習及研習。[5][6]以上基本概括了臺灣產學合作內容,較之于OECD和大陸職教產學合作來說,臺灣職教產學合作,既重視人才培養的基礎方面,也重視產學合作中技術研發和服務。
(二)合作措施:立法保障、組織支持以及評鑒獎勵
1.立法保障合作,給予政策資金支持
臺灣在《大學法》別明確規定了大學與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民間團體以及學術研究機構等進行產學合作的要求。在《技術及職業校院法》中也規定“技術大學教育以研究發展高科技,培育高級技術人才為目標”。依上,臺灣“教育部”出臺了專門的產學合作法——《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對建教合作的內容、經費、雙方的權利義務等都作了明確規定。2006年專門《大專院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接著,2012年進一步修訂頒布了《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專門法律具有強制力,保障了產學合作的實施。依據法律,結合經濟形勢,相關政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產學合作政策。“行政院”在1995年10月通過《產業人力套案計劃》,其中《產學合作加值計劃》被列為重要子計劃之一。[7]其他有關部門都制定相關政策推動產學合作。同時,在資金方面也給予配套支持,例如,2007年,職高及技專校院第一年每校每班每學年獲得補助新臺幣50萬元,來支持學校與產業界之互動;后來幾年逐年調整金額,2007學年度為5600萬,2008學年度為8500萬,2009學年度為8500萬等。[8]
2.成立專門機構,建立產學合作中心
為推動職業院校產學合作,臺灣不僅成立跨部門專門指導機構,還建立多種形式聯合校企、師生齊參與的產學合作中心。2001年成立跨部會的“產學合作指導委員會”,由政府、企業界、學術界的專家組成,是產學合作政策制定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推動產學合作的執行及研訂職業院校產學合作政策和策略,成立技職業校產學合作指導委員會。在委員會的指導下,于2002年在臺灣北、中、南三區籌設6個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其目的是結合職業院校與研究機構,建立產業與職業校院互動窗口。2003年8月,臺灣教育行政部門設立15個技術研發中心,以增強各職業院校研發實力,深化技術研發成果,促進應用技術研究的發展。到2006年12月底,評選成立40所技術研發中心。[9]另有許多學校在校內設立“創新育成中心”,實際為企業在學校的工作室,企業遇有技術難題需解決時,派人進駐中心,由中心負責聘請學校教師、學生共同參與,協同攻關。[10]之后,2007年,經濟部門下設“整合型產學合作推動辦公室”,旨在整合相關部門產學合作資源,來深化大專院校進行研發、技轉、孵化組織整合,發揮產學合作能量的智庫作用,將培育、研發、產業發展等方面進行整合,實現資源效益最大化。
3.評鑒合作情況,提升產學合作績效
對學校進行教育評鑒,是臺灣整個教育機制中重要的一環。2006年頒布的《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應將產學合作辦理績效列為學校評鑒項目之一。2012年修訂的《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十條亦規定,“教育部”應就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實施績效評量。臺灣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組成技職教育評鑒委員會,制定有關評鑒政策,并組織開展評鑒工作。職業教育管理部門為行政承辦單位,同時委托分設評鑒工作小組和評鑒信息系統維護小組,作為評鑒工作承辦單位開展具體工作和信息支持單位提供評鑒信息管理支持。[11]如《新頒99學年度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評鑒指標》(即2010學年)將評鑒分為行政類評鑒和專業類評鑒,對學校的行政績效和專業學科建設分別進行評鑒,包括研究及產學合作策略及成效、社會服務成果、產學合作與研究計劃之整合、產學合作與技術發展與研究計劃等內容。[12]產學合作評鑒結果除對外公告,還作為教育部審核學校發展規模、系所調整、招生名額、獎勵補助及相關決策的參考依據。通過評鑒,不僅可以了解產學合作情況,促進產學合作的提升,還有助于提升學校的辦學品質和辦理績效。
三、對大陸職業教育的啟示
目前,大陸正在進行經濟產業轉型升級,尤其需要技術支持和智力支撐,但是,大陸職業教育界與產業界的積極互動仍顯不足。而臺灣地區的職業教育產學合作不僅特色明顯,對產業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臺灣地區與大陸文化背景和教育傳統相同,因此,其職教產學合作的特色經驗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重視制度保障。首先,在立法方面,大陸尚無職業教育產學合作的法律法規,且對校企合作仍存在明顯的公私觀念及制度上的障礙,阻礙了校企的深度合作,因此,應出臺專門的法律法規,為推進產學合作確定依據。其次,在政策方面,政府相關部門,如教育、科技、財政、人保等有關部門應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和經費支持產學合作。
(二)建立組織機構。組織機構是執行法律和產學合作政策的重要保障。首先,大陸應在國家、省和地方成立跨部門、跨領域的產學合作指導機構。其次,產業界和教育界聯合成立產學合作委員會,指導企業和學校合作。再次,成立獨立的評估組織,由教育主管部門委托其對職業院校的產學合作進行評估,促進產學合作改進和提升。
(三)吸引教師參與。產學合作需要教師的參與和支持。首先,臺灣從企業引進大量高級技術人才到學校擔任院長或系主任,并借助其在企業建立的良好關系,將企業項目引入學校,擴大師生參與企業項目的研究和實踐,助力企業解決問題,藉此,學校與企業建立了緊密合作關系。其次,臺灣職業院校從企業引入專技教師,并可以參加學校評聘晉升。目前大陸職業院校雖從企業聘請兼職教師,但該部分教師無晉升渠道,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學校發展,因此,應制定符合校企雙方要求的人事政策。
(四)強調技術研發。產學合作的目的是實現教育和企業的雙贏,因此,產學合作以教育培訓為基礎,以科技開發為支撐,以技術提升為重點。臺灣職教產學合作在強調人才培養的同時,十分重視技術研發和提升。產學合作包括人才培育和科技研發,尤其是后者,已經成為政府推動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過程轉化的一項重要措施和手段,這是目前大陸職業教育產學合作需要深入思考的課題。
臺灣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且產學合作富有成效,對大陸職業教育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大陸正在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這一過程不可能孤立進行,必須與當前的產業體系相對接,而校企合作、產學合作是關鍵途徑。大陸可以借助產學合作,使職業教育體系符合產業體系的要求,才能為產業發展提供智力支撐和技術支持,進而實現職業教育辦學目標,促進職業教育自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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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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