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史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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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時序立體數據表全局主成分分析雷達圖
在重慶市“一圈兩翼”發展戰略中,三峽庫區被稱為“渝東北翼”,它包括11個區縣,幅員面積占全市總面積的41.1%;2007年末常住人口847.01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30.01%(重慶統計年鑒2008),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約和歷史條件的影響,三峽庫區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經濟總量偏小,農業人口多,投入產出偏低,貧困人口集中,是重慶市經濟發展的“短板”,因此分析研究三峽庫區區域經濟的動態發展狀況,對破解發展失衡,搞好城鄉統籌,協調區域發展,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張婕、蘇維詞,2009;馮維波、彭麗,2009)。本文應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達圖分析方法對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水平進行實證分析。
變量、樣本的選取及研究方法
(一)變量的選取
根據三峽庫區的實際和特點,本文選取12個指標作為變量來刻畫,它們是:X1:地區生產總值(億元);X2: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X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萬元);X4: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5:地方財政收入(萬元);X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7: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8:每萬人衛生機構床位數(張);X9:每萬人專業技術人員數(個);X10: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X11:城鎮經濟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元);X12:人口城鎮化率。
(二)樣本的選取
變量確定后,選取2003年、2005年、2007年三峽庫區所包括的萬州區、梁平縣、城口縣、豐都縣、墊江縣、忠縣、開縣、云陽縣、奉節縣、巫山縣、巫溪縣共11個區縣的12個指標值的動態數據為樣本(重慶統計年鑒2008、2006、2004),構成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的時序立體數據表。
(三)研究方法
對已構成的時序立體數據表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統一的主成分子空間,該子空間保證了系統分析的統一性、整體性和可比性,進而對整個系統進行比較和評估,解決了采用橫截面數據,不能動態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彌補了采用單一統計指標分析問題,無法全面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整體狀況的缺陷。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全局主成分分析,然后用雷達圖的方法對區域經濟動態發展水平給以更直觀、更清楚的刻畫。
實證分析
本文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使各變量之間具有可比性。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對上述時序立體數據表進行主成分分析,把多個指標轉換成較少的幾個互不相關的綜合指標,得到統一的主成分公因子,提取立體表的絕大部分信息,從而對樣本進行分析、評價。
1.多重共線性檢驗。調用SPSS的“DataReduction”中的“Factor”過程進行主成分分析(張文彤,2002),計算出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并對是否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進行KMO檢驗和巴列特球度檢驗,結果顯示,樣本數據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見表1。
2.主成分分析。以方差累計貢獻率大于80%為原則提取主成分,在SPSS軟件中計算結果為提取前三個主成
分Z1,Z2,Z3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7.65%,分析過程從略;其中Z1貢獻率是66.04%,主要反映經濟發展的總量水平;Z2貢獻率是11.72%,是從人均經濟占有量方面來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Z3貢獻率是9.90%,是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科技衛生因子;這樣用三個主成分就能反映原始變量的87.65。
由SPSS軟件計算所得的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構成三個主成分的計算公式,計算得各區縣的主成分得分(略),它們從三個方面綜合反映了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水平,但是單獨使用某個主成分,并不能對各區縣經濟動態發展水平做出綜合評價,因此本文以Z1,Z2,Z3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加權求和構成衡量各區縣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得分函數:
Y=0.6604Z1+0.1172Z2+0.0990Z3并計算Y值,如表2所示。
從表2看到:2003、2005、2007年綜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萬州區、開縣和墊江縣,其中萬州區領先優勢明顯,各項指標也排在前列,2007年地區生產總值在190億元以上,是三峽庫區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忠縣的名次發生了位次變化,由2003年的第8名到2005年的第7名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這是由于該縣從承接“一圈”,傳遞“兩翼”,建設三峽庫區生態經濟核心產業帶出發,在產業發展、基礎設施、機制創新等方面積極與“一圈”全方位對接,借“一圈”發展之勢,實施工業強縣,實現了全縣經濟社會在三峽庫區率先加快發展。相反2007年綜合得分排第7名的云陽,在2003年和2005年都排在第3名,是由于這幾年別的區縣抓住機遇得到快速的發展,使得原來基礎較好的云陽落后了。城口縣、巫山縣、巫溪縣綜合得分排在最后,這幾個縣都屬于農業經濟為主的地區,農業經濟成分較大,綜合經濟實力弱,工業經濟比較落后,對GDP貢獻較小。
(二)雷達圖分析
1.繪制綜合得分雷達圖。在綜合得分值的基礎上,繪制綜合得分雷達圖。其步驟如下:首先作一個圓,并把圓周分為11等分;其次,連結圓心和各分點得到11條輻射狀的半徑,即為11個區縣的坐標軸。然后,將各區縣2007年的綜合得分值映射到相應坐標軸上,再把坐標軸上對應的點依次連接起來,得到11邊形,即為平面表示的11維雷達圖(見圖1)(付、方德英,2007)。它清楚地反映出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的“姿態”。
2.雷達圖分析。從雷達圖1看到,閉環上點的位置越靠外,則該區縣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靠內,則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這樣雷達圖清晰地給出了各個區縣在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對比中的相對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
在圖1中,萬州區相應點的位置最靠外,表明該區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它在三峽庫區的中心地位突出,其綜合得分值遙遙領先,與其它區縣形成較大的落差;其次是開縣、墊江縣、忠縣、梁平縣,它們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是與本區域的萬州區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快發展縮小差距,以形成三峽庫區協調發展的城市群;最靠內的是巫溪縣、巫山縣兩個縣,其經濟發展落后,需要高度關注,加以積極的幫扶,使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
結論
第一,三峽庫區區域經濟近年來得到了穩步發展,特別是萬州區、忠縣等區縣發展更快,他們在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為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揮了“助推”的作用。
第二,在加快三峽庫區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注重發展的統籌性,要加快開縣、墊江縣、忠縣、梁平縣的發展,縮小與萬州區及主城各區的差距,逐步形成三峽庫區協調發展的城市群;并且把三峽庫區的發展與“一圈”建設統籌協調起來,通過優先發展“一圈”,增強對三峽庫區的反哺能力,并加強對三峽庫區優勢產業發展的扶持,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
第三,在加快三峽庫區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依據三峽庫區的自身特色,充分發揮長江水道大通道優勢,增強要素聚散能力,發展通道經濟,發展壯大現代綠色農業、生態旅游業、鹽氣化工、新型材料等支柱產業,形成長江上游特色經濟走廊、長江三峽國際黃金旅游帶、長江流域重要生態屏障。
這樣在重慶市“一圈”“火車頭”的帶動下,三峽庫區的經濟發展實現“提速提檔”、“做特做優”,盡快達到我國中西部地區平均發展水平,實現重慶市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婕,蘇維詞.基于產業集群的萬州區產業專型研究[J].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9(1)
2.馮維波,彭麗.后發優勢與渝東北地區經濟發展分析[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1)
第2篇：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海南國際旅游島是中國與國際接軌前言化的象征，該地景區代表著中國的國家形象，其品牌視覺設計需要根植本地地域文化進行建設和提升，景區品牌的視覺設計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是一套系統的、嚴格的視覺體系。它主要是品牌在建設初期的標志設計、VI視覺設計的導入與執行、終端系統形象的建立等。具體包含品牌的標志設計、VI設計、廣告設計、網站設計等諸多方面。海南少數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海南國際旅游島品牌形象則是對海南省多元文化的集體結晶。各類景區品牌通過其系統的視覺設計所呈現出的外在形象，能使消費者及社會公眾對品牌有一個更加完整的認知與評價。
(一)海南景區項目的導入
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建設開發，吸引了國內外大量的游客，該地著名景點主要有天涯海角、南山寺、鹿回頭、南灣猴島、火山口、文筆峰、美麗之冠、博鰲、東坡書院、落筆洞等，目前大部分景區以自然景觀為主，其品牌形象不完善或不統一，跟不上國際旅游島的發展節拍。在品牌形象的視覺設計過程中，有必要堅持“戰略性設計”的原則，即“強烈的視覺沖擊、精確的概念傳達、獨特的識別記憶”。［3］故景區的視覺形象建設需要重塑或者提升，使之成為海南國際旅游島品牌的形象亮點。
(二)學生主體需求的關注
1．以興趣為前提的合作團隊根據海南國際旅游島景區品牌的不同方向，改變傳統的“教師臺上教、學生臺下學”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從中找尋自己的興趣方向，并組成興趣小組，將全班座位按小組重新分區安排，方便小組成員之間學習探討、分工以及合作完成各項任務。以此種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和創新意識，同時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同時教師適當設問引導，參與到各組的討論，聽取學生的意見，鼓勵小組成員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積極爭辯，有的問題先在小組內部找到解決的方法。2．以能力為本的項目教學圍繞景區品牌項目為方向，學生建立項目興趣小組后，以游客、設計師和決策者的視角去景區進行具體品牌實地調研、問卷調查、5W分析和4WOAT分析，挖掘本土的黎苗文化、疍家文化等，繼而根據景區目標市場、競爭品牌、差異重點、風格形象進行景區品牌定位，再制定出景區品牌的設計策略，在此基礎上進行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和品牌視覺推廣等項目技術路線。目前，學生通過課程的引導、學習和探討，自發挖掘和設計的主要景區項目有:“鹿回頭”景區形象識別系統設計、“落筆洞”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小組分工后，學生積極性較高，“鹿回頭”景區設計小組的同學發現這個老景區門票不高但游客呈現下滑減少的局面，經過調研和分析獲知該景區雖然有相關的形象設計，但是整體形象不系統不完善，沒有主題訴求，同時導向性不強，沒有形成鮮明的品牌印象。考慮到“鹿回頭”是本土家喻戶曉的愛情傳說，故景區形象以黎苗文化和情愛文化為品牌定位的切入點，進行核心元素的挖掘、提煉和重構，展開品牌形象系統的重塑。而“落筆洞”景區設計小組的同學發現這是一個未開發的景區，但是“落筆洞”的傳說是海南家喻戶曉的傳說，需要以此為方向，從景觀開發和視覺識別系統設計同步進行積極的設想和創建設計，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同學們駕馭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不管是創建品牌形象還是重塑品牌形象，在后期的設計成果評價中得到了較好地體現和證實。3．以互動為模式的探討交流以該課程中局部的具體內容為基礎展開平等提問、討論、交流。如品牌調研中的問卷調查、5W分析和4WOAT分析，進行“鹿回頭”景區形象識別系統設計、“落筆洞”景區品牌視覺設計策略的思考;通過優秀案例講解、案例實踐的形式幫助學生對課程中的部分內容加深體會，提高學習效果，它可以使學生對看似深奧、枯燥的課程內容充滿學習和挑戰的激情。每周各小組指派一名成員，用PPT的方式在講臺上講解、演示匯報一周的工作進程，同時將遇到的問題和下個周期的任務提出來，其它小組扮演客戶方和游客從各個角度提出客觀的意見和建議。在各組方案進程的交流互動中，教師只在最后的總結中，將不同的意見作綜合的比較，讓各組找到最適合本組的建議，教師的意見不再是標準答案，其作用主要是引導各組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4．以角色互扮為形式的身份體驗各小組同學是本組項目的策劃設計者，也是其他小組項目的客戶決策者、旅游觀光者，在整個景區品牌形象設計課題中互相扮演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視角提出各種尖銳客觀的問題，而項目組同學必須根據問題給出中肯的答案。學生實地景區考察，以不同的身份去體驗景區給人留下的心理印象，以此鍛煉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的不同視角看事物的能力，提升設計思維。
(三)海南地域文化的挖掘
海南地域文化是指在海南島境內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社會心理共同構成的綜合因素，包括海南省北緯18°的海岸自然地理特征、歷史文化特征、少數民族民俗特征、海洋文化特征和現代時尚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呈現出多樣性、綜合性、獨特性的特點。出色的景區品牌視覺設計是本土地域文化與設計藝術的巧妙契合體。地域文化是藝術設計的根基和底蘊，有生命力的設計元素來源于地域文化的提煉。只有挖掘到海南地域文化差異性，才能讓景區品牌形象具備獨特識別性、藝術創新性、系統規范性等特點，才能讓旅游者對海南國際旅游島留下獨特、有序統一的視覺印象。在海南國際旅游島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地域文化的挖掘中，比較突出的有黎苗文化、疍家文化，同時鹿回頭、大力神、黎母說、椰子說等民間傳說也賦予了海南島地方色彩。這些深層的地域性元素就是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地方精神”“地方意識”“地方認同感和歸屬感”。旅游者來海南景區旅游本身是一個心靈放松、感知景區品牌形象、留下深刻印象的過程。因此景區品牌形象設計必須深入提煉地域文化，挖掘出符合人們的審美需求和體現景區特色的獨有元素。
二、教學效果與評價
以“海南地域文化為根基的景區”為中心的品牌視覺設計實踐教學研究探索與實驗，是教師在實施研究過程中尊重學生個體差異、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課程實踐的基礎上展開的，應該說品牌視覺設計項目實踐的過程就是不斷探索的過程。教學實驗效果與評價如下:
(一)學生創新能力明顯提高
本次景區品牌視覺設計課程教學實踐中，以“鹿回頭”和“落筆洞”為2個主題方向，以海南地域文化與現代設計結合為切入點展開。這兩個主題方向在景區調研分析和景區品牌策略定位后，每個同學創作出了不同的景區品牌視覺的方案，體現出在總目標定位后，設計思維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特別是“鹿回頭”小組在集體調研分析和定位后，出來了4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設計方案。
(二)學生主觀能動性明顯增強
通過強調師生之間、設計小組之間的溝通與探討，學生與景區機構之間的交流，學生積極主動地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市場需求、競爭對手、品牌策略等進行全面研究分析，大部分學生的學習目標性和積極性明顯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增強。“鹿回頭”景區品牌視覺形象設計小組的王曉婷同學，在參與小組景區的調研和定位中確立為民族氣息的情愛文化，設計系統要素的設計中突出表現吉祥物，并設想了一些婚禮、情人節等活動在景區展開以提高人氣，同時根據活動主題選用不同色彩的彩球，運用編織、捆扎、纏繞、鑲嵌、粘貼、空飄等方法，而構造出不同的平面、立體的文字和圖形。如拱門、迎賓短柱、球鏈、愛心、壽桃、星星、桌上花、路邊花、吊飾、卡通人、巨龍、心心相印等來活躍景區氣氛。該課程結束后，該同學專門學習魔術氣球的設計和制作，以創建某品牌魔術氣球進行創業，并在海南國際旅游島的賽事活動、景區、商務會展、公司活動、婚慶等場合市場推廣。體現出課程對學生能力的促進和積極思考的延續性。
(三)品牌視覺設計體系觀念和團隊精神提升
《品牌視覺設計》課程是視覺傳達設計專業中綜合性非常強的課程，涵蓋了標識設計、包裝設計、廣告設計、VI設計、網頁設計、商業插畫設計等前期課程。要求學生以品牌為方向，具備全局和整體的設計思維。在各設計小組共同調研、策劃、設計、制作過程中，學生對于景區品牌視覺設計的項目流程和項目體系觀念增加，景區標志、景區導示系統、景區吉祥物、景區紀念品、景區網站等可以系統全盤考慮。同時進一步培養了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學們根據課題有了工作日程安排的觀念，也改善了以往自己閉門造車的設計模式，互相提問互相點評互相促進，同時團隊精神得以提升。
(四)教學效果明顯改善
在品牌視覺設計教學實踐中，為了使學生了解現代設計教學必須適應時展、市場需要，在7周教學時間中按品牌形象策劃(20%)、品牌設計定位(20%)、品牌形象要素設計(30%)、品牌應用與推廣(15%)、品牌提案與評估(15%)5個周期進行項目進展匯報和周期小結。設計小組每周匯報方案進展的時候，教師和各組成員都及時做好記錄和評分，再根據實際情況定期分析及時調整方案。本次教學實踐最后的環節就是舉辦教學成果匯報展和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的品牌視覺設計教學教改研討會。在教學過程評價中，90%的同學對本次品牌視覺設計教學表示滿意，在學生評價中前三名都是將設計定位于海南民族民間藝術與現代設計相結合的方案。不同目標課題的小組從景區案例調研分析和地域文化挖掘分析之后，展開了景區標志、標準色彩系統、導示系統、交通設備視覺形象、公共服務設施、區吉祥物、網站、景區戶外廣告、紀念品等方面的形象設計。在教師的集體評價中，效果最好的是“鹿回頭”品牌視覺設計組。本組同學最后形成了4個比較有針對性的設計方案，特別是王杰同學設計的鹿回頭景區形象，把黎錦元素和黎族船型屋元素作為創意源點，從創意源點展開以“鹿回頭”景區標志為核心的系統設計，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整體形象系統。景區標志(見圖1)以黎錦圖案構成鹿的造型，色彩采用大面積鮮艷的綠色和和小面積橙色搭配，體現本土黎苗族的自然風光生態之美和愛情文化的蔥郁;該景區導示系統(見圖2)以船型屋的造型和元素進行導示牌和警示牌的設計，并在此基礎上繪制了特色的旅游線路圖，導示系統功能突出且有地域特色;同時景區交通工具視覺形象、公共服務設施、吉祥物、品牌網站、戶外廣告、紀念品都以鹿回頭景區標志風格為核心，進行系統延展，著重體現鹿回頭公園的黎族文化、情愛文化和生態展示，給游客以溫馨的情感氛圍和審美感受。與之相比，“落筆洞”品牌視覺設計小組中有2個方案視覺沖擊力則不是很到位。從根本上來說，通過師生評價，效果最好的都是將設計定位于民族文化、體現地域特色的品牌視覺設計。應該說本次海南地域文化視野下的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實踐教學研究的探索獲得成功。
三、結語
第3篇：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1模型構建與數據分析
1．1指標選取與研究方法
作者嘗試從2001、2006、2011這3年入手，對江蘇省近10年來現有的49個縣級市的投資環境進行縱向分析比較，基于GIS技術、空間分析建模技術，從經濟地理的角度出發，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運用SPSS13．0以及MicrosoftExcel2003等軟件，對江蘇省49個縣級市的投資環境進行分析比較．在遵守系統性、綜合性、全面性、可比性、差異性等原則的基礎上，選取了涉及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狀況、人力資源與科技教育狀況以及市場開放程度與消費狀況這4個層面的27個因子，構成指標體系，其指標數據統計，來源于2002年、2007年、2012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1．2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降維的思想，將研究對象的多個相關變量綜合概括為少數幾個不相關的變量，反映原變量提供的主要信息．本文對選用的指標體系進行主成分分析時需要各個因子之間具有綜合性，然而各因子由于性質、計量單位不同，往往缺乏綜合性．解決各指標的數值可綜合性的問題，避免當各指標間的水平相差很大并直接將原始指標數值進行分析時，數值較高的指標作用過于明顯，使得各個指標等全參與運算分析，需要對各指標數值進行無量綱化處理［10］．
1．3實證檢驗—主成分分析
運用SPSS軟件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設定主成分提取條件為特征值大于1，主成分得分采用回歸方法得到．同時設定分析結果，給出KMO檢驗，根據KMO檢驗的結果判斷方法的適用性．這3年的KMO統計量值分別為0．845、0．880、0．890，較為接近1，表明變量之間有較多的共同因子，數據適合作主成分分析．成分分析．這3年數據的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的累計方差貢獻率分別達到了86．250%、86．687%、89．004%，說明這3組數據的主成分包含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可以用這3個主成分替代原來的變量．主成分1的方差貢獻率分別達到61．237%、67．752%、67．422%，說明各指標因子在這個主成分上的載荷較多．結果分析．將總方差解釋表對各個變量作為主成分的特征值進行了計算．由于采用的方法為主成分分析法，因此，抽取的因素就是主成分．在特征值大于1的條件下2001年可以抽取4個因素，而2006年及2011年只能抽取3個因素，鑒于以下分析需統一口徑，并且只有少許因素在2001年的主成分4載荷值較高，又因為計算綜合得分時權重影響較小，因而對于2001年的主成分也只抽取前3個．當抽取3個因素作為主成分時，其主成分的貢獻率已經分別達到82．125%、86．687%、89．004%，故使用這3個主成分的解釋率已經很高了，得出表1．根據表2分析得出結論:在主成分1上載荷值較大的主要是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指標，可以概括為經濟實力指標，由此可推斷出主成分2主要反映的是人力資源指標，主成分3反映的是市場開放程度與消費狀況指標．
1．4得分與綜合排名
在主成分分析后得出3個主成分的基礎上，要對江蘇省各縣級市區域投資環境進行深入分析，需要針對上述3個主成分得分作簡單加權處理，計算2001年、2006年、2011年49個縣級市的綜合得分．具體公式為:wi=∑wijDj其中，wi為江蘇省個縣級市的綜合得分，wij表示第個城市第j個主成分得分，Dj表示第j個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與各年分主成分方差累積貢獻率之比．最后，運用ArcGIS進行描述分析，按照大于1的為優越地區、大于等于0．5小于1的為較優地區、大于等于0小于0．5的為良好地區、大于等于－0．5小于0的為較良地區、小于－0．5的為一般地區，對2001年、2006年、2011年各市的得分進行劃分，得到投資環境評價成果圖。
2結果分析與評價
根據各縣級市投資環境綜合得分，對其進行聚類分析，得到的結果大致如圖4．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江蘇省49個現有縣級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評估和分析，出了城市綜合得分和排名．根據各地區的評價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在于強調研究區域內部的差異，體現投資環境空間演變的規律，為決策者的選址決策提供微觀層面的參考依據．
2．1對投資者的建議
(1)在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社會服務設施均占優勢的優越地區都位于蘇南，可以看出主成分1在區域投資環境中突顯的重要性．蘇南地區地理位置優越，屬于長江三角洲腹地，深受上海大都市經濟圈的輻射影響;加上其水陸空各種交通運輸特別發達;政府積極引入外資，改善人文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其投資環境相當優越．(2)根據49個縣級市3年縱向的評價成果來看，區域投資的優劣并不是與其經濟發展呈對應關系．可見，在區域投資環境評價的體系中，還有其他影響因子是不容忽視的．從3年的成果圖中可以看出，邳州、沭陽等蘇北城市的排名逐步提升，區域投資環境逐步得到改善．近年來，政府對蘇北的扶持政策，為蘇北地區引進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政策優勢．蘇北地區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已經不是“窮鄉僻壤”，其基礎設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再者，蘇南地區較高的土地和勞動力價格，使得蘇北地區的投資優勢逐步突顯出來．江蘇省49個現有縣級市的投資環境相差甚遠，蘇北有政策扶持具有后發優勢，蘇南擁有得天獨厚的先發優勢，蘇中好像成了個真空地帶，總體上呈現出蘇南—蘇北—蘇中的分布特征．從圖4可以看出排名退步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蘇中地區．蘇中各級政府要積極與蘇南地區銜接發展，吸取蘇南地區的成功經驗以及學習蘇北地區進步的方法，使得自己擺脫區位優勢薄弱的陰影，抓住機遇，調整區域產業政策，形成獨特的產業結構．(3)從圖4中可以看出，江蘇省縣級市的個數從2001年的58個到2006年的52個再到2011年的49個，呈現出逐步減少的趨勢，相應地，市轄區的范圍在逐步擴大，體現出各個地區隨著各項政策制度的變化，城鄉發展二元結構的模式逐步淡化，城鄉統籌發展的趨勢日顯明顯，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4)像常熟、江陰、溧水、溧陽等地區在過去10年的發展趨勢顯得很不穩定，可見區域投資環境的影響因子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盡管這些城市位處蘇南地區，其主成分1的優勢較為明顯，但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下還是沒能保持其原本的發展趨勢，對于影響投資環境的新因素適應性不是很強，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強．
2．2對引資者的建議
第4篇：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于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后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隨著東亞區域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步建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縱觀整個東亞地區，就地區對外貿易來看，東亞區域內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迅速波及到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也充分反映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關系的緊密程度。
由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基于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之上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緣上相近，文化傳統上相親，因此，二戰以后，在東亞地區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非制度性經濟圈。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和弊端顯露
客觀地說，二戰以后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東亞經濟圈的自發形成，的確帶動和促進了東亞地區在戰后的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在這個自發形成的經濟圈中，日本已經成為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四小龍”已向中等發達經濟體邁進，泰國、馬來西亞等也步入了準新興工業國之列。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的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勢，特別是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傳統東亞“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開始集中顯露，目前東亞地區正處于一個對傳統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省與重新定位的關鍵時期。
1.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
東亞經濟的傳統雁行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垂直型分工為主的國際產業轉移與傳遞體系，其建立與維持的前提是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發展水平的差異性與層次性。但是，這個前提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持續10余年處于蕭條和低迷的局面，至今無法自拔，其在經濟趕超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深陷于“制度疲勞”之中，在當前以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經濟的黯然衰落，使其在東亞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中的領頭雁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其次，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加速進行經濟趕超。如今，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東亞其他各國和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在逐步擺脫逐級跟進的傳統模式的障礙，開始跳躍式地進入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日本與“四小龍”之間的分工層次差距日益縮小，同時，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從基礎技術到中間技術再到高技術產業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未來也有望形成一個與日本并行的產業與經濟板塊。總之，由于領頭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趕上，東亞傳統“雁行模式”必然逐漸式微。
2.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弊端開始集中顯現
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弊端開始集中暴露與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東亞發展中各經濟體在資本、技術市場上對于日本與美國的過度依賴。傳統雁行模式下，東亞各個發展中經濟體一方面依賴于區內外先進國家（主要是日本與美國）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向其自身進行產業轉移與傳遞，另一方面東亞洲各個發展中經濟體（除中國大陸外）由于內部市場的相對狹小，又必然依賴于外部市場需求（主要是美國）對其產業發展進行支撐，這種很強的依賴性是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本質與特征所決定的。因此，在傳統“雁行模式”中，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具有“進口對日依存，出口對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隨之也就帶來了傳統模式在運行中的脆弱性與波動性。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匯率波動與市場需求等原因，美國對于東亞產品的進口規模開始下降，這成為1997年東亞金融（經濟）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減少了其從東亞地區的進口和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對于東亞經濟的發展和危機后的恢復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2)區域內部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經濟體在對外出口上的競爭加劇。在傳統垂直型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中，處于相同和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上的國家如中國與東盟諸國之間，東亞四小龍以及四小龍與日本之間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這就帶來了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壓力與矛盾。以東盟與中國的競爭為例，由于雙方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雙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鞋類以及組裝類電子產品出口方面的競爭有加劇之勢。本地區同一層次國家之間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上的雷同性和競爭性，對于東亞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增長是極其不利的，最終可能帶來一種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的局面。
(3)傳統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礙了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擴大。二戰以后，傳統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組立和東亞經濟圈的形成，是各國企業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考慮到地緣相近與文化相親的優勢，以投資與貿易相互循環的形式自發形成的。這種自發性固然顯示了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有著堅實的基礎，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區域內貿易與投資關系的進一步擴大。例如，日本由于經濟蕭條的影響，在農林產品上的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增強，中日貿易摩擦有加劇的趨勢。2001年4月23日，日本農水省對中國大蔥等3種農產品的進口實行200天緊急“設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從中國進口所有家禽及禽類產品。中方則針鋒相對，對日本產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空調3種進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別關稅。以上事例說明，由于傳統東亞經濟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傳統經濟依存關系的東亞各個經濟體之間繼續保持較高的貿易壁壘，而且無法通過制度性的途徑避免發生貿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時解決貿易摩擦，這些弊端都嚴重阻礙了東亞地區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三、“后雁行模式”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如上所述，目前，東亞地區傳統“雁行模式”逐漸式微，傳統雁行分工體系的弊端開始暴露，那么，如何對當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與國際分工的態勢進行判斷與定位呢，筆者認為，比較符合實際的提法應該是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正處于“后雁行模式”時期。
所謂“后雁行模式”時期，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目前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特別是東亞的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等國以及中國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傳統“雁行模式”仍然會在相當大的范圍，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東亞地區有繼續存在的條件與基礎，而且這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特別是相對落后的國家（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目前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日本，四小龍、東盟諸國與中國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正逐漸增強并最終會占據主導地位；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本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相應地，建立在東亞地區未來的這種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國際分工體系基礎上的發展模式，與雁行模式相對，更是可以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各國之間相互超越、相互牽引的“群馬模式”。
面對東亞“后雁行模式”時期的現實，當前東亞各國（地區）的任務無疑是采取措施，盡量避免現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區域經濟發展順利走進新的“群馬模式”時代。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有必要改變東亞地區傳統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贏，以互惠防俱傷”，加快推進以制度性合作為特征的東亞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具體說來，積極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在以下方面產生積極的作用：
1.可以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與投資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保證未來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
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也是區域內各國（地區）取消或降低貿易與投資壁壘的貿易自由化過程。東亞地區在過去10年中，區域內貿易有所增長，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貿易自由化協議與安排，因此只能進行功能性的經濟合作。以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國之間的區域內貿易為例，2000年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韓三國間直接投資水平更低，2000年，韓國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比例分別只占各自對外直接投資的8.3%和2.0%，而韓國與日本間相互直接投資也均只占各自對外直接投資的1.7%。因此，東亞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將東亞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潛力極大地釋放出來，可以緩解乃至最終擺脫目前東亞各經濟體對日美等發達國家經濟的過分依賴的不利局面。特別是對一些經濟較為發達而對外部市場依賴性又較強的東亞經濟體，（如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等）來說，擴大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與投資更是明智之舉。隨著中國經濟的屺起，國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預見，其吸納東亞產品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而日本在這一進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國內保護主義的障礙，向東亞其他經濟體開放其國內市場。總之，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區域內各國（地區）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潛力將會得到深度挖掘，從而保證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發展。
2.可以化解區域內各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競爭性矛盾，實現區域內經濟的共同發展
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區域內廣泛開展產業專業化分工與重組，從而化解當前的不利競爭局面。以中國與東盟為例，假設A和B兩種均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且都具有規模成本遞減的特征。區域經濟一體化前，在中國與東盟都生產A、B兩種產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競爭。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始后，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或者進行區域內協議分工），對于A商品的投資、生產、出口開始集中于中國，對于B商品的投資、生產、出口開始集中于東盟，這不僅可以化解雙方原有的不利競爭局面，而且各自專業化生產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還可以使A和B兩種產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向區域內外的出口。總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促進區內專業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實現區域內各國（地區）經濟的共同協調發展。
3.有利于降低投資成本，避免重復投資，為跨國企業在本地區構建新型的國際生產網絡體系創造更為有利條件
第5篇：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根據筆者目前的認識，公元10世紀因第二寒冷期的到來而導致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是其時經濟格局變遷的初始動因；而草場南移作為氣候變遷的結果又持續擠壓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板塊，顯然這是晚唐以降黨項、契丹、女真等周邊部族與天水一朝爭奪生存空間的經濟動因；在農業經濟板塊向東南方向收縮的同時，由于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惡化和戰亂的壓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兩宋之際扶老攜幼、持續南移．導致勞動力分布和國家賦稅重心移往長江下游地區；而江南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農業剩余人口轉向工商業領域謀生，江南經濟區于是不僅在量上(人口、耕地、賦役征取)，而且在質上(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經濟區．我國傳統社會的區域經濟格局于是顯現出嶄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網絡的變化則從一個側面反映經濟格局變遷的脈絡及其具象，亦須攬人視野。本文即挾此認識，將學界關于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的成果歸納為五個方面，即自然環境的變遷、農牧經濟板塊的錯動、經濟重心的南移、交通網絡的變化以及區域經濟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紹．
一、自然環境變遷研究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其變遷必然會對人類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與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關系至為密切的三方面當是氣候變遷、森林植被變遷和水系變遷。
關于氣候變遷。氣候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影響重大而深遠．特別是氣溫升降和干濕狀況的變化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選擇之影響尤為突出．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志》22：3．1925．2)為研究歷史時期氣溫變遷的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學報》第1期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認為唐宋之際正處于物候時期由第三個溫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個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轉變的階段，年平均氣溫持續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現較：丈變化。張家誠等《我國氣候變遷的初步探討》(《科學通報》19：4，1974)、任振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的異常期及其天文成因》(《農業考古》1986．1)等文，又做進一步申論．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隋唐溫暖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代北移1個多緯度；而宋代寒冷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在則南移1個緯度以上。
也有部分學者從區域研究角度對竺氏觀點作局部的修正和補充。張天麟《長江三角洲歷史時期氣候的初步研究》(《華東師大學報》1982．4)認為，長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處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處于冷期。王開發等《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6輯，1988)認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間氣溫處于上升階段。李一蘇《江西唐代以來的冷暖振動》(《農業考古》1990．1)認為，北宋初期的江西繼唐代之后更加溫暖。盛福堯《初探河南省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7輯，1990)推斷河南省在隋唐時期以暖為主．自9世紀起轉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優勢，溫度有所回升；11世紀寒情顯著．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分見《歷史地理》第8輯，1990；第11輯，1993)指出，唐代氣候以8世紀中葉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氣候冷暖的總體特征與現代相近，后期氣候明顯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1個緯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際至元中葉．包括黃淮海平原在內的我國東部地區大部分時間都有偏暖的跡象．陳家其《江蘇近二千年來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記載．何業恒《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認為，唐至北宋，華南氣溫較高，北宋末年氣溫逐漸降低．程遂營《唐宋開封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1)認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東京仍處于隋唐以來的第三個溫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頻繁的雪災預示著寒冷氣候的到來．
總體說來，竺可楨關于唐宋之際氣候變遷的論斷，迄今仍為學界的主流觀點，并為眾多歷史地理教科書所采納，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學．1987；1988)，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張全明、張翼之《中國歷史地理論綱》(華中師范大學．1995)等。
關于干濕狀況．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前揭)根據對比中國歷代旱災和雨災的統計資料，認為唐代旱災相對較少。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的初步整理》(《地理學報》1955．2)認為長江流域一般較黃河流域濕潤．黃河中游早多于澇。1977年，鄭斯中等《我國東南地區近兩千年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氣候變遷和超長期預報文集》，科學)指出，自公元初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存在著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相對增加的趨勢，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期持續時間長．其后則恰恰相反。王鄉、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國中原氣候在降水量方面的變化》(《中國科學》B輯，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這200多年是中原地區近3000年來歷時最長的多雨期．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下)》(前揭)認為，東部地區的干濕狀況大致與氣溫對應，唐中期至北宋中葉為最長濕期．持續約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區旱多于撈，淮河以南地區則相反．劉俊文《唐代水災史論》(《北大學報》1983．2)根據唐代降水旱情的統計分析，認為氣候特征以溫濕為主。
關于森林植被。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聯．1981)認為，唐宋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地區繼續縮小．山地森林受到嚴重破壞，丘陵地區的森林也有變化。宋代的破壞更遠較隋唐時期劇烈，所破壞的地區也更為廣泛。林鴻榮《歷史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續)》(《農業考古》]985．2)指出，唐宋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進入漸變時期，表現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遠山區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殘，部分地區手工業的發展也使林區受到破壞。張靖濤《甘肅森林的歷史變遷》(《農業考古》1986．2)指出．唐宋時期森林采伐的規模很大，時為農耕區的黃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嚴重破壞．隴南山地森林覆蓋率仍然較高．李繼華《山東森林的歷史演變》(《農業考古》1987．1)認為唐宋時期山東森林日益減少。朱士光《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4)認為唐宋時期該地區森林未受明顯破壞。植被方面。朱士光《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2)認為，黃土高原上植被的嚴重破壞是唐宋以來的事．其后果是助長或促進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個沙漠的形成與發展．史念海《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3)和《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2)兩文，認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及東北地區的森林植被的減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際。趙永復《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1991)指出，唐宋以后，隨本地區植被的銳減．湖澤陂塘逐漸淤成一片平陸。水早災害加重．鄒逸麟《前揭書》認為，唐宋之際華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叢漸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黃河中游地區植被破壞嚴重，太行山區森林至北宋已為童山．秦嶺大巴山區森林仍然茂密。林鴻榮《隋唐五代森林述略》(《農業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積進一步縮小，不少林區殘敗，生態后果遠遠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條件優越，生態環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業簡論》(《農業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帶主要分布于山區．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東和兩廣、福建北部，北方則主要集中于秦嶺山脈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區以及太行山區．
關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際東部平原水系變遷較大，而尤以黃河中下游水系和長江中下游水系變遷對經濟格局影響至為明顯。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商務，1．939)較早涉足水系變遷問題。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人民，1957)為探討黃河變遷的最早專著。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2)認為．安史亂后，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黃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歷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黃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為嚴重，河道頻繁改易．張含英《歷代治河方略探討》(水利．1982)介紹了黃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葉前后的五次改道情況．周魁一《隋唐五代時期黃河的一些情況》(見《黃河史論叢》．復旦大學，1986)認為．唐末下游河道漸趨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時期53年內決溢19次，11世紀初又出現了懸河現象。鄒逸麟(前揭)認為至唐末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相對穩定．此后黃河下游進入變遷紊亂時期．湖泊方面，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從6世紀至]o世紀，華北大平原上的湖沼雖有一部分消失或縮小，但整個湖招的布局似無根本性的變化。北宋時期，由于主要河流頻繁改道，華北大平原湖沼逐漸發生了較大的變遷．部分湖泊開始淤廢。
關于長江中下游水系的變遷．王育民、張步天、鄒逸麟(前揭)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別進行了概述。他們認為，唐宋時代云夢澤已淤成平陸；下荊江統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斷淤積．逐步深化為河曲，北宋河患始見頻仍；洞庭湖進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擴展；鄱陽湖因彭蠡澤迅速向東南方向擴展，迫近鄱陽縣城。太湖平原湖泊廣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復歸淤淺．泛濫時有發生，而吳淞江雖在人宋以后漸淤，但經北宋中葉整治，情形有所改觀．李文瀾《唐代長江中游水患與生態環境諸問題的歷史啟示》(《江漢論壇》1999．1)認為唐代是長江中游水患頻率最低的歷史時期．湖泊方面，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年)認為，唐宋時期洞庭湖仍處于沉降擴展之中．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旦學報》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體奠定了鄱陽湖未來的范圍和形態．
二，農牧業經濟板塊錯動研究
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氣候變遷是影響我國北部農牧業經濟板塊發生錯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誠《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生產影響的初探》(《地理學報》1982．2)認為，若其他條件不變，年均氣溫下降1℃，糧食單位產量即會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糧食產量也會下降10％。程洪《新史學一一來自自然科學的挑戰》(《晉陽學刊》1982．6)認為，若其他因素不變，某地區平均氣溫降低1℃，相當于將該地區向高緯度推進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減少100毫米．我國北方農業區則將向南退縮100到500公里。龔高法等《氣候寒暖變化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科學普及，1982)認為，唐五代溫暖濕潤期農作物的生長期比現在長10天以上．翁經方等《中國歷史上民族遷徙的氣候背景》(《華東師大學報》1987．4)認為，如果年平均氣溫下降2℃，生物的分布區域就要向南移緯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1)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冷變干造成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退縮，農業地區隨之不斷南退。
關于唐宋之際的農牧業分布，史念海《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指出．隴東、陜北和晉西北地區，從隋唐開始逐漸由牧區轉變為農區，農牧區之間的界限則處在變動之中。趙永復《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農牧業變遷》(《歷史地理》第4輯．1986)認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亂后至北宋，處于畜牧業生產占優勢的歷史時期。史念海《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唐史論叢》第2輯，陜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馬地原在隴右，鄂爾多斯高原也在唐初開始成為游牧區．河隴各地在吐蕃占領時，也均為牧場．唐后期馬政漸趨廢弛，原牧馬區仍為半農半牧區。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農牧地區的分布》(《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說，“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經都成為農耕地區，司馬遷所規定的碣石龍門間的農牧地區分界線，這時應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當時的媯州和營州。仍當是半農半牧地區”。韓茂莉《唐宋牧馬業地理分布論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7．2)和《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馬區由前期的集中于隴右、關內、河東三道，轉向河淮一帶分散。而且牧馬區域穩定程度漸差．人宋以來，河牧監內移，良田被占，河北路農耕地僅為該地區總土地面積的十分之四．河東路山區及澤、潞、遼等州軍，農牧混雜。陜西路地處農耕區西界，西、北兩面均為半農半牧區．程民生《宋代畜牧業略述》(《河北學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場．宋代畜牧業總量較唐代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業的發展卻超過唐代。杜瑜《甘肅、寧夏黃土高原歷史時期農牧業發展研究》(《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認為，自唐宋時期開始，該地區由以往的半農半牧狀態向農業地區轉化。雍際春《宋代以前隴中黃土高原農牧業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認為．中唐以后，隴中牧業衰退，農業也呈不平衡發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濫墾之風更使草原牧場加速退化。張澤咸認為，西域在吐蕃占領期間，畜牧業有顯著振興，農業亦未見衰落；歸義軍時代河西農業仍稱發達(分見《漢唐間西域地區的農牧生產述略》。《唐研究》四，1998；《漢唐間河西走廊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中國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科．1999)認為，唐代農牧業界線為農耕區與半農半牧區的界線．較漢代有所北移．東段北移到燕山山脈以上，西南端達至隴山之西，東北端伸向遼水下游．而半農半牧區的界線則由陰山山脈西達居延海，東達燕山山脈．葛金芳《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遼夏金時期的農牧分界線由從外長城(即秦漢所建長城)退縮到內長城(即明代長城)一線，即從位于東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龍門一線．此線以西以北，大片農田化為牧地，除燕云一帶的部分地區外，多以畜牧業為主。就是此線以東以南的農耕區中．草場牧監也為數不少．
研究唐宋之際北部中國的農牧業分布情況．尚須關注遼和西夏轄區。契丹(遼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處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屬華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三聯，1963)認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業居多，分布著“插花田”；而毗鄰漢區的南部地帶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漸增加，燕山以南則是傳統農耕區．鄒逸麟《遼代西遼河流域的農業開發》(《遼金史論集》第2輯．書目文獻，1987)認為．自10世紀始．西遼河流域分布著墨點農家村莊．遼代以后．該地成為半農半牧區，或稱農牧交錯區。林榮貴《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中國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區和潢河(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為傳統畜牧業區；潢河與土河(老哈河)匯流處及其周圍地區．分布著零星的墾殖點；在上京道的東部、南部和中部還分布著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區開辟農業區，又在農業地區開辟牧場或放牧點．故遼代農牧業的總體發展方向是，農業生產向北拓展，畜牧業生產向南推進。顏亞玉《契丹統治下的燕云農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該地區農業經濟堪稱發達，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長為主。鄭川水等《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開發與地理環境關系》(《歷史地理》第10輯．1992)認為．在10世紀初遼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現點線分布的農田與居民點。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穿插一點農業；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區．畜牧業與農業相間．燕山以南至白溝以北．西達東北．東至遼東．則以農業為主，雜以部分畜牧業和果樹業。鄧輝《遼代燕北地區農牧業的空間分布特點》(《歷史地理》第14輯．1998)認為．遼代燕山以北到大興安嶺東南麓．是一個非常寬闊的農牧交錯地帶，農業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區，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區則以游牧為主．農業區的北界大約位于隆化縣北到赤峰市一帶，再向東穿過奈曼、庫倫二旗南部的黃土臺地北緣。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中國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國之前以畜牧業為主，還未形成固定的農業墾殖區，漢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大凌河、灤河流域。遼建立后，主要農業區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醫巫閶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圍，遼東、燕云地區亦以農業生產為主，畜牧業區以北疆和東北疆最為廣泛，半農半牧區的典型區域為河東、代北一帶。
西夏轄區在今甘肅、寧夏一帶。江一鳴《歷史時期寧夏地區農林牧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8．3)研究了寧夏地區或農或牧的變遷過程。漆俠、喬幼梅(前揭)認為，除夏州一帶的毛烏素沙漠地區外，西夏境內皆適宜畜牧業．農業區集中于靈州、橫山天都山一帶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韓茂莉《西夏農業區域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地理》第l0輯．1992)指出，西夏農耕業最為成熟與穩固的地區是銀川平原及宋、夏交界處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農業亦有一定發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錄《西夏經濟史》(中國社科，2002)認為，西夏的農業區為興靈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荒漠與半荒漠牧區由鄂爾多斯與阿拉善兩大高原組成，農牧相間的半農半牧生態區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與宋夏沿邊山界．
三、經濟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提出。始見于張家駒《中國社會中心的轉移》(《食貨》2：11，1935)，其后張氏又相繼發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食貨》4：1，1936)和《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1942)重申自己的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就此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對經濟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時間、南移的判定標準，以及南移的具體內容等方面．
在對經濟重心的理解上，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人民．1977)提出安史亂后唐代財賦重心在江南的說法．冀胡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科，1981)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認為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經濟區的地位。袁莢光、李曉路《唐代財政重心的南移與兩稅法的產生》(《北京師院學報》1985．3)提出財政重心的說法，但認為唐代后期財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經濟重心的南移。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光明日報》1988．6．15；《農業考古》1991．3)贊同．財賦重心”的提法．趙德馨《我們想寫一部怎樣的<中國經濟通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3)，則區分了．經濟重心地區”與．經濟中心地區”的不同，認為．經濟重心地區”是指經濟較其他地區發達、財富較其他地區多的地區，是經濟發展、財富分布不平衡的結果。
在南移時間的看法上．學界存有較大分歧。依各家意見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種是“南宋說”．張家駒(前揭文)認為，中唐以后．南方社會的發達已漸漸超過北方。及至宋代．東南已完全成為國家根本。而南宋時代更為中國社會經濟中心轉變的最大關鍵．其所撰《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強調，宋王朝的南渡標志著南方經濟的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時代。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1996)認為．經濟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則全面實現。第二種是．隋代說”。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商務，1944)認為，中古之經濟重心在隋代業已南移．第三種是“晚唐五代說．，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限度》(《廈門大學學報》1956．1)認為，五代時南中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均較北方發達．曹爾琴《唐代經濟重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2輯，1982)認為．唐代后期經濟重心從我國北方轉向南方。童超《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歷史研究》1987．4)認為。經濟重心南移始于東晉南朝，終于唐五代。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1992)認為，安史亂后．經濟重心加速向南方傾斜．終南移于長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區域經濟研究》(首都師大，2001)認為唐代后期經濟的總體水平大大超過唐前期。尤其是長江流域。寧可主編《隋唐五代經濟卷》(經濟日報，2000)指出。大體上從安史亂后，南方經濟發展的水平超過北方，全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第四種是“宋代說”，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三聯，1957)說，“宋以后之經濟重心遂移于東南”。漆俠《宋代經濟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認為宋代經濟水平整體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1991年)根據《元豐九域志》的統計數據，認為北宋熙豐年間(1068年-1085年)耕地和勞動力資源重心的南移過程已經完成．近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3)認為，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糧食生產的地域差異》(《歷史研究》1991．2)中甚至認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過之而無不及”。稍后又在專著《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1992)中說，”宋代南北經濟各有特色。經濟重心從發展趨勢上看正在南移，但從歷史現狀上看還未完成．．五是“六朝說．．羅宗真《六朝時期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海學刊》1984．3)為其代表。
在經濟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斷標準上．學界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多數學者是從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暉《唐代的人口》(《食貨》3：6．1936)指出，天寶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黃盛璋《唐代的戶口與分布》(《歷史研究》1980．6)認為，安史亂后人口比重發生變化，黃河中下游讓位于長江中下游，汴河兩岸讓位于漢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戶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遷及其影響》(《江漢論壇》1983．9)認為，經過安史之亂的人口南遷．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國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從黃河流域轉向了江南．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華東師大，1984)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分布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南方遠遠超過北方。胡道修《開皇天寶之間人口的分布與變遷》(《中國史研究》1984．4)亦認為安史之亂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轉折點．費省《論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2)認為．元和時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區為大面積的人口密集區．人口占全國三分之一。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南遷與經濟重心南移同時發生，黃河中下游地區失去了傳統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1999)指出，安史亂后，長江流域民戶日趨增多．宋史領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與變遷》(《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中華，1991)認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點為北方人口的減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區主要分布在東南、江淮一帶，這是南方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復旦大學，2000)指出，遼宋初期無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個轉折點，此前北方人口占優，此后南方人口逐漸確立了絕對優勢，并一直維持到明清時期。
后來漸涉農田水利、蠶絲紡織、自然生產力和城市分布等諸多方面。論者們普遍認為，南方水利事業在中唐以后的大規模興修，是促使南方經濟趕超北方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鄒逸麟《從唐代水利建設看與當時社會經濟有關的兩個問題》(《歷史教學問題》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興修的163項水利建設中，北方五道有101項，占全數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項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項，以江南道為最多，竟占49項．因此安史亂后，是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鞏固與發展．則在10世紀以后的宋代。闡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極多．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李燦文《唐代水利事業與南北經濟重心的轉移》(《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4．1978)．黃耀能《隋唐時代農業水利事業經營的歷史意義》(《中山學術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國古代的農田水利(續)》(《農業考古》1986．2)，楊蔭樓《秦漢隋唐間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趨勢與經濟區域重心的轉移》(《中國農史》1989．2)，鈕海燕《唐代水利發展的因素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10輯．1992)，屈弓《關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統計》(《西南師大學報》1994．1)等．
紡織業方面，孫運郅從絲織業角度考察，認為絲織業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絲綢之路和我國絲織業中心的遷移》。《華東師大學報》1981．1)．黃世瑞《我國歷史上蠶業中心南移問題的探討》(《農業考古》]985．2；1986．1)認為我國蠶業中心的南移開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緒《論宋代私營絲織業的生產形態及地理分布》(《中國經擠史研究》1990．2)認為宋代南方私營絲織業的發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鐵《我國古代絲織業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2)認為，在兩宋三百年間絲織業的生產重心尚未轉移．鄒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國絲織業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漸形成(《有關我國歷史上蠶桑業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從自然生產力角度探討，認為唐代北方自然災害遠較南方頻繁．對經濟的破壞程度遠遠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1985．6)。鄭學檬、陳衍德《略論唐宋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1991．4)認為南方經濟超過北方是自然環境的優劣互為逆轉的結果。
林立平從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闡述．認為唐宋之際的中國都城已由長安而洛陽而開封地向東遷徙，中國城市分布重心也從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區域，也表明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試論唐宋之際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學報》1989．2)．近有鄭學檬(前揭)將經濟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斷標準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它地區．表現為人口眾多．勞力充足；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與質量名列前茅；商品經濟發達。第二，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具有持久性和穩定性．不只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居優勢地位．而是有持續占優勢的趨勢．就是其優勢為后世所繼承。第三，新的經濟中心取代了舊的經濟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新的經濟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網絡變遷研究
唐宋交通網絡由國內陸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線三方面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嚴耕望《唐代的交通與都市》(《大陸雜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唐代交通圖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圖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兩人對復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線貢獻尤巨．日野開三郎對《五代時期南北中國的陸上交通道路》(《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12．三一書房．1989)作過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1997)中也有六篇關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證文章．
先看陸路。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商務，1937)列舉出唐代以長安為中心向四周展開的六條陸路交通干線．在所開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嶺山路為最重要。宋代陸路干線改以開封為中心。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分見《學術研究》1987．1；1989．3)認為，唐代以廣州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條交通路線中．北路較南路發達，西路較東路發達。宋代嶺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襲唐代，但其功能開始由唐代的政治型、軍事型向經濟型轉變，嶺南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動脈．李孝聰《公元十一十二世紀華北平原北部亞區交通與城市地理的研究》(《歷史地理》第9輯，1990)認為．宋遼驛道的開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遼邊界形成了一條新的城市帶。蔡良軍《唐宋嶺南聯系內地交通線路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敘述了唐宋時期嶺南以廣州為中心聯系內地的三條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嶺路，認為自唐代完成對大庾新路的開鑿后，該路成為人嶺南的最佳線路，嶺南交通重心亦因此東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嶺路．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l1輯，1993)指出，宋代由內地進入兩廣的道路自西向東主要有三條．湘桂道(水路)、騎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較為通暢。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中國社科，1995)指出，安史亂后西線中的荊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變得格外重要。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訊》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線主要有兩條．一為長安東南行至嶺南道；一為洛陽東南行至汴州．經運河至福建、嶺南道．宋代人閩路進一步開辟，幾條南北干線之間聯系進一步加強，杭州與淮西地區聯系進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壽彝(前揭)指出唐代的運河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葉后大運河南段地位更見重要．北宋汴河(通濟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際，所開浚的河渠中作用較大的還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廣濟河、金水河、荊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無法與運河相比。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前揭)認為．運河聯結著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導致唐宋帝國的經濟地理發生劇烈變動．李劍農指出，安史亂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見重外．由湘、贛二水人江，溝通江以南與嶺表，又顧流人揚州．經汴淮以達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漢、漢沔經陸路至長安。此亦有唐一代內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線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廣北航經泉州．北以江都為終點；揚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線．幾無定泊之港。然在宋時，已由交廣閩浙江淮擴至密州(《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宋元明經濟史稿》，前揭)。《長江水利史略》(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江水利史略》編寫組，水利電力，1979)指出．北宋時期，與長江干流密切相關的運河有三個系統：其一為江北運河，聯系黃河、長江的汴運潁運等；其二為江南運河，聯系江浙；其三為荊襄運河，聯系長江、漢水。馮漢鏞《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26．1986)，對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長江口外、錢塘江口外、閩江口、珠江口外、黃淮以北的海道，進行了詳細考察．王興淮《我國歷史上的江漢運河》(《中國水運史研究》專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漢運河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歷史時期之一．王力平《唐肅、代、德時期的南路運輸》(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認為，中晚唐水陸交通中。穿過秦嶺．經漢、沔水系，溝通關中地區與江漢流域以及整個東南地區水陸聯系的南路，肅、代、德時期運輸非常活躍．承平之際即告蕭條．王力平《唐后期淮潁(蔡)水運的利用與影響》(《河北學刊》1991．2)說，“北宋的惠民河與唐時的淮穎(蔡)水運相比，已不再是臨時性、替代性的運道，而成為了固定運輸線．”張澤咸(前揭)認為，有唐一代，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發展．
域外交通又分陸、海兩路。白壽彝(前揭)較早據《新唐書·地理志》列舉唐代通四夷的七條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麗渤道、廣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條為陸路，自唐天寶亂后，西域交通漸形衰落，雖北宋盛時也不能完全恢復。烏廷玉《隋唐時期的國際貿易》(《歷史教學》1957．2)、陳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條道路的探索》(《西北師院學報》1988．1)分別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藍勇《唐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轉輸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4)認為，南方陸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緬印道．
港口與海上交通．開創者當屬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陳裕青譯．中華．1929)和《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商務．1935)．兩書據伊本．胡爾達茲比《道程及郡國志》記載，指出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為唐宋四大貿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溫州、明州、松江亦為沿海貿易港。白壽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時代的域外交通，較前為特別進展并歷時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烏廷玉(前揭文)認為．唐代從廣州出發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諸國；對日本的商路則有兩條，一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為南路．從明州出發．兩宋海外貿易路線經馮承鈞(《諸蕃志校注》，中華．1956)、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中華，1981)和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務．1986)等諸多先生的持續努力，現已清楚有四條航線。東海起航線是從明、杭等州出發東渡高麗、日本；南海起航線是從廣、泉等州出發．有三條．一是經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轉航閹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賓群島)等地．二是經蘭無里(今印尼亞齊)再橫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島上的大食諸國．三是從蘭無里出發橫渡細蘭海到故臨(今印度奎隆)．在此換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駛入波斯港、亞丁灣。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發掘出來。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東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華亭、溫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廣州、雷州、徐聞、瓊州等港；介于東海和南海航路間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時期，長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諸州．以及長江口以南的越、臺、福、漳、潮、雷、瓊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灣的登州、萊州、滄州、平州、都里鎮諸地，亦有海舶往來．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廣東人民．1987)認為，廣州是唐代最為繁榮的貿易港，宋代與之通商的海外國家較唐代為多．海外貿易也超過了唐代．蔣致潔《唐宋之際絲路貿易與海路貿易的消長變化》(《社會科學戰線》1993．5)認為，自唐宋以降，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中．陸路(絲路貿易)地位日趨下降。海路貿易逐漸占據優勢．基本上處于主導、支配地位。陸韌《宋代廣西海外貿易興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認為，宋代廣西海港得到了極好的發展機遇。一躍成為西南地區貿易重地和出海門戶。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2003)認為，宋代貿易港較唐代有明顯增長，北自京東路．南至海南島．港口以十數．形成多層次結構，大致可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相對而言自成體系的區域．
五、區域經濟研究
此項研究源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雜志．進入80年代后，關注者益多。漆俠對兩宋區域經濟的研究堪稱詳盡具體．他認為從整體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宋代經濟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從動態角度將其發展趨勢概括為“東強西弱．南升北降”，并將各區域經濟的特色歸納為：中原經濟頑強發展、一波三折，東南經濟蓬勃興起、后來居上．西川經濟不平衡發展，中南經濟困頓停滯，廣南經濟地曠人稀、起點過低。
中原經濟區。該區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唐代大體包括關內、河東、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區．宋代則為京畿、河北、京東、河東、陜西、京西北路六路．學界普遍認為，關中地區自唐中葉后經濟發展遭受重創，人宋以后漸次恢復。楊德泉《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從農業和手工業看，較之唐代．宋代陜西經濟地位明顯低落。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1)認為，中原地區以河南的經濟發展水平為高；陜西則次之．雖本地農業區僅限于關中，但仍能達到較高水平；河東略有余糧；唯河北一路糧食最為短缺。程民生《論宋代河北路經濟》(《河北大學學報》]990．3)認為．宋代河北路經濟仍然發達，實力雄厚．邢鐵《宋代河北的絲織業》(《河北學刊》1990．5)認為河北的絲織業仍較發達，絲織業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論宋代陜西路經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1)認為宋代陜西的經濟發展屈從于國防利益，但手工業門類齊全．商業也異常活躍．
東南經濟區。該區泛指長江下游地區，尤其以太湖流域為重心．在唐代大致為淮南、江南道東部地區．宋代大致為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區。該區在兩宋時期發展迅速，故成果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與商業》(《食貨》1：10，1935)指出，五代時，各地商業繁榮．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稱道．楊章宏《歷史時期寧紹地區的土地開發及利用》(《歷史地理》第3輯．1983)認為，唐后期，該地區已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至宋代，更成為全國的糧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兩浙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原因》(《漸江師范學院學報》1984．1)．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考古》1985．1)指出兩宋時代福楚農業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表現為土地的墾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開發和興修；各種物產豐富；對外貿易的崛起。梁加龍《宋代江西蠶業發展初探》(《農業考古》1985．2)．文士丹、吳旭霞《試論北宋時期江西農業經濟發展》(《農業考古》1988．1)和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6)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江西的經濟發展。謝元魯《論“揚一益二”》(《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年)認為．揚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過是東南地區內部中心城市轉移的一種表現．杜瑜《歷史地理變遷與揚州城市興盛的關系》(《平準學刊》第4輯上．光明日報．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揚州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揚州亦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很快發展為全國最大經濟都市。楊希義《唐代絲綢織染業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區的絲織業到唐代后期已超過北方．林汀水《兩宋期間福建的礦冶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1)認為福建的礦冶業初興于唐代．至宋極盛．成為全國重要的礦區之一，出產金、銀、鋼、鐵、水銀、錫和礬等礦。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的經濟實力》(《中國史研究》1993．1)認為，唐代中葉以后，從生產工具水平、手工業技術、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盲，該地區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韓茂莉論述了《宋代東南丘陵地區的農業開發》(《農業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產地和產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2)認為，若從唐宋茶的產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則四川，荊湖第三，兩浙第四，淮南13山場至北宋盛極，福建茶產量雖遜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質優良著稱．兩廣產量甚微．周生春《論宋代太湖地區農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93．3)認為北宋崇寧以后太湖地區農業發展達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1994年)通過分析和比較，認為宋代的經濟與市場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在東南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四路。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區自晚唐五代以來，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為突出；手工業以制茶、制鹽、紡織、竹編、葦編、瓷器、釀酒、造紙、藥材等為主．水平較高。江西經濟開發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產品主要是稻米、豬、牛、禽、魚等副食品資源、木材、礦產、蔬果、烏血等經濟林等等；手工業品則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農業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平原，在許多方面與兩浙有共同之處，它也代表當時中國農業經濟的水平。而從總體來看，五代時期南北方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農業經濟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北方，但本地區內部亦不平衡。方健《兩宋蘇州經濟考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4)一文，認為宋代蘇州經濟居當時全國的領先地位，與中唐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相一致．周懷宇《論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2001．3)認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快速成長期，揚州、開封為兩大龍頭城市，而沿運河相繼涌現出的新城市中較為突出的有宋、楚、泗、壽、潁、濠、宿、廬等州．陳國燦《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華，2002)認為．北宋時期，兩浙路的城鎮發展最為顯著，已達到乃至超過了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東路次之．接近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西路雖較宋代以前有顯著的發展，但由于起點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與兩浙、江東地區有相當大的差距．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學報》2003．3)認為，人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貿易的興盛，促使東南沿海地區開放型市場崛起，進而在本地區出現海洋發展路向，其具體表征有五：其一．東南沿海眾多外貿港口，從南到北連成一片；其二，海外貿易范圍大為擴展，構成當日世界性貿易圈的兩大軸心之一；其三．進出口商品中，分別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其四，中外商人隊伍壯大，出海經商風氣盛行；其五，對域外世界的認識遠較漢唐豐寓詳贍。此前，也有專文討論福建地區的海外貿易問?，如林汀水《略談泉州港興衰的主要原因》(《廈門大學學報》1984．1)，韓振華《五代福建對外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3)．胡滄澤《宋代福建海外貿易的興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對外交通和貿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經濟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劍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這四路．關于唐宋時期四川經濟的發展．先后有兩部專著予以討論，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認為，自10世紀后期至北宋中葉，本地經濟發展迅猛，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經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地區之一。賈大泉《宋代四川的紡織業》、《宋代農村商品生產》、《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分見《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會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師范學院學報》1985．1；《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6．2)認為，宋代本地的紡織業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長足發展，農村地區的商品化生產的專業分工現象極為普遍．在蠶桑紡織業、茶葉種植業、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藥材種植業、釀酒業、井鹽業、水果生產方面均有體現，從而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城市經濟的發展貌似繁榮。但在封建勢力的干擾和戰爭的沖擊下，很難持續．謝元魯《宋代成都經濟特點試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3)、《論“揚一益二”》(前揭)認為，宋代成都的經濟十分繁榮．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4)認為．川峽四路的農業生產發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國農業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川東地區卻仍然較為落后．林文勛《宋代四川與中原內地的貿易》(《宋代經濟史研究》，云南大學．1994)認為．時至宋代，四川地區已發展成為我國西部區域的經濟中心區．
中南經濟區．該區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帶，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荊湖南北路。鄭學檬《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晨的動向》(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指出，唐五代長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區經濟發展加速．使地區聯系日趨緊密，由此江南經濟正在向超過北方的方向發展。韓茂莉《宋代荊湖地區農業生產述論》(《歷史地理》第12輯．1995)認為，宋代荊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開發．尚未處于粗放經營階段。楊果《宋代兩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認為．兩宋時期是兩湖平原市鎮在空間上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又是縣以下鎮、市的擴展．
廣南經擠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嶺南道，北宋的廣南東西二路．徐俊鳴《古代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手工業》(《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認為，唐宋時期本地區手工業較為發達．諸如造船、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制紙、礦冶等均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陳偉明《宋代嶺南主棱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1)認為宋代嶺南地區初步形成了獨立的農業生產區。關履權《宋代廣東歷史發晨趨向與農業商品化》(《廣東社會科學》1991．1)認為工商業和海外貿易對廣東歷史發展起了催化劑作用．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11輯．1993)分析了宋代嶺南地區的人口構成及其分布，認為蠻人集中分布的廣西和海南島生產方式還很落后．指出宋代內地移民是嶺南地區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力。內地移民集中的南嶺南坡地帶，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嶺南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也是嶺南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但與內地相比．嶺南大多地區的生產方式仍很落后．
筆者自知，對于學界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段中所做的有關唐宋經濟格局研究的成果，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盡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較為重要的成果，間或亦有遺漏．在對經濟格局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上述梳理后．筆者認為要使此課題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還須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確立貫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變革期學說為指導．改變過去以朝代為中心的敘述模式，將晚唐至宋的經濟格局變動視作整體予以考察，關注趨勢的演變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時經濟格局變動的總體面貌。
第二，明確經濟格局變遷的內涵，切實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個方面．經濟格局當以自然環境、農牧業經濟、經濟重心、交通網絡和區域經濟為主體構成部分．這也理應成為學界探討此課題的側重點．
第6篇：區域經濟史論文范文
所謂"選精法"，即從有關史料中選取一兩種據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為據來概括全面。在建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時，這是最常見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畝產量研究中，使用"選精法"頗不少見。有關宋代江南畝產量的記錄為數不少，僅斯波義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達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畝產量數字都列出來，總數還更多得多）（注：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縣學田籍）就包含了114個產量數字。）。這些數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顯著的時空分布差異（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僅0.13石，高者則達5石，相差竟達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畝產量記載，從時間分布來看，北宋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別集中于南宋后期）；從地域分布來看，秀州（嘉興）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蘇州則多達110例。）。一些學者在研究畝產量時，通常是從這些記載中挑選出一兩條，以此為據來推導出其結論。例如前引余也非對兩宋江南畝產量的估計和顧吉辰對北宋江南畝產量進行估計時，都只列出了一條證據。漆俠估計南宋太湖流域畝產量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據，茲可不論（注：漆俠在論文《宋代生產力的及其在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及專著《宋代經濟史》（第2、26、175頁）中，多次說到太湖流域畝產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來源。查該論文的"中國封建各時期畝產量數字表"及該專著第135-137頁的"宋代各地畝產量數字表"，畝產六七石的記錄均只有一條（即政和7年明州畝產量的記載）。此條史料原文為"訊之老農，以謂湖（明州廣德湖--引者）未廢時，七鄉民田，每畝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這已明說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條史料說的是米還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關于南宋江南畝產六七石的估計依據的肯定不是這條史料。但究竟依據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據何而得。）。他又認為南宋江浙畝產五六石，而閔宗殿已明確指出漆氏此說所憑只有一條史料，即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中說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畝產五六石的記錄在宋代史籍中僅此一見，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見到的最高產量記錄（注：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第160頁。）。因此漆氏實際上是選取宋代水稻最高畝產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為江南的普遍畝產量。余氏、顧氏等對史料的掌握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漆氏《宋代經濟史》中對田?租（特別是官田、學田田租）進行時所引用的史料來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從這么多的史料中挑選出一條，當然是使用"選精法"了。
"選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義信、大澤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農業技術有多方面的進步。許多學者就是從這些進步中挑選出一兩種，作為導致"農業革命"的主導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進。何炳棣、張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認為占城稻的引進引起了宋代農業革命（注：參閱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這些正是傳統中國水稻品種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進后，導致了稻作向供水較緊的高田地區擴展，并引起農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種。早熟品種的進一步發展，又大大保證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從而成為過去一千年間中國土地利用和糧食生產的第一次長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時期的蘇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傳播的主要地區；在這些地區，占城稻對糧食生產和人口的已經明顯（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節。）。因此，盡管何氏并未特別加以強調，但是從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進，乃是引起宋代江南農業革命的關鍵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澤正昭對以往學界宋代江南農業技術進步的研究所作的總結中，"占城稻的廣泛種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許多學者視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與此相類的是漆俠對江東犁所起作用的評價。他認為"曲轅犁的發明，對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兩浙路所使用的是當時最先進的曲轅犁"（即唐代陸龜蒙《耒耜經》所記述的江東犁）；"從北宋仁宗時候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吳郡志》都原封不動地照抄了《耒耜經》，稱吳地的'農器甚備'，為全國之最，無怪乎兩浙路農業生產居全國首位了"。同時他在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導致的充足勞動力，因此"精耕細作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產量既高且穩，成為宋代著名的糧產區（注：漆俠：《宋代經濟史》第110、178頁。）。由此可見，江東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假如真有的話）這樣一個重大現象的出現，原因當然極其復雜。從眾多的原因中選出一兩個來對這個歷史現象進行解釋，當然是因為有關學者認為這一兩個原因是關鍵，因此他們使用的也是"選精法"。
盡管以上學者在有關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種引入對中國農業的影響），但是如果對他們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上面所列舉的結論都十分脆弱。例如在畝產量研究中，我們并不否認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時候曾有過高產的情況。然而在于：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區，個別的高產記錄都不難找到；但對于一個地區的一般畝產量的研究而言，這種個別的高產記錄并沒有多大意義（注：游修齡指出：一般而言，最高產量的記錄往往是平均產量的3-5倍。見游修齡《太湖地區稻作的起源及其傳播和發展問題》，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論文集》，中國農業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憑一兩個高產記錄就能斷言一個地區畝產量普遍很高，那么就會得出該地區的畝產量在幾百年、上千年中都沒有變化可言的結論來。就江南來說，早在孫吳時代就已有畝產3石的例子（折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注：據《三國志》卷六《鐘離牧傳》，會稽鐘離牧在永興種稻田20余畝，以稻與縣人，縣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還牧。換算為宋制，相當于畝）產1.3石米（換算標準參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10-13頁。），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學田、職田和官田上的絕大多數畝產記錄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孫吳時江南的畝產量就已超過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畝產量水平了嗎？可見，選取一兩個例子作為代表來評估一個地區的平均畝產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關于技術進步對農業變化的影響方面，使用"選精法"所得出的結論也都同樣經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數學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這一重要技術進步而言，姑假定這種稻種確實優秀（這種稻種自身的問題在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被引種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夠對宋代江南農業發生重大影響。從斯波義信收集的宋代江南關于占城稻的記載來看，當時占城稻主要是種在蘇、湖兩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種植非常有限（注：見渡部忠世、櫻井由躬雄主編《中國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學際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版，第120、122-124頁。）。如果占城稻種植并未在大范圍內得到普及，就說有一個以占城稻引進為中心的農業革命，當然很難有說服力。同樣地，姑假定江東犁確實是一種最好的或最先進的耕犁（該耕犁的缺陷在下面還要討論），它要在宋代江南農業發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須以得到普遍運用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們并未發現使用這種耕犁的證據（注：漆俠認為這種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證據是：《吳郡圖經續志》和《吳郡志》都原封不動照抄了《耒耜經》，并稱吳中"農器甚備"。但是《耒耜經》的有關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經常被抄錄，而據《天工開物》等史籍，我們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來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錄前人著作并不能作為江東犁使用的證據。）。宋代兩浙地區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體形狀者是樓璹《耕織圖》中的耕犁，但這種耕犁在構造、大小以及牽挽方式上均與江東犁有很大不同（注：樓璹：《耕織圖》中的耕犁不僅比江東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牽挽），而且在結構上也有所不同（沒有策額、壓镵）。參閱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74頁。）。因此宋代兩浙耕犁顯然與江東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為后者的改進形式也尚難斷定）。更何況樓璹《耕織圖》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區的生產情況，與江南平原有頗大的差別（注：參閱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第40-44頁；同氏《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239、242、248頁；足立啟二：《宋代兩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產力水準》。），因此這種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還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樣的耕犁至今還不清楚，因此說江東犁的運用對宋代江南農業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據的。
由于"選精法"將問題看得過分簡單，因而本身也包含著自我毀滅的成分：倘若它所選出的那一兩個例證經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導出來的整個結論也就不攻自破了。就畝產量而言，顧吉辰賴以得出"北宋蘇州一帶畝產米4石"的估數的惟一根據，是郟dǎn亶《水利書》中的一段話（注：此段文字為："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而閔宗殿已指出顧氏因未讀懂此段文字而對其義作了錯誤的理解，所以根據這種誤解而得出的結論也就失去了根據（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漆氏說南宋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路畝產高達5-6石，所依據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說的產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增補版，御茶の水書房1979年版，第256頁。）。而閔宗殿更已明確指出漆氏在此問題上是弄錯了（注：閔宗殿《宋明表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令人不解的是，閔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錯誤，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卻依舊堅持上述錯誤。）。這個錯誤對畝產量評估的影響當然是非常大的，因為是米還是谷，二者相差大約一倍之多。況且這條史料已明說這是上田的產量而非一般產量。至于漆氏所說這一地區南宋時畝產達到6-7石米，如果依據的是關于政和七年明州廣德湖周圍七鄉的記載的話，那么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更何況這條材料是否可靠，也還成問題（注：首先，該條史料已明說這是"訊之老農"，而老農又是回憶多年以前的情況。因此所說的畝產六七石谷不是當時可以查考的情況，而只是一種關于過去的傳言。其次，南宋初期該地（廣德湖周圍）營田的田租，上田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俠對上田田租作過校正，見漆氏《宋代經濟史》第312頁）。換言之，當時該地上田畝產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畝產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說一般畝產量（六七石谷，折米約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畝產量高出3倍，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術進步的問題上情況亦然。關于占城稻，游修齡已指出：首先，古人關于占城稻的記述頗多紊亂不清之處，而近代學者在使用這些記述時并未從農學的角度出發進行甄別，因此他們關于占城稻問題所做出的結論當然也就很成問題了。其次，關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學者所論也有錯誤之處。占城稻的基本優占是耐旱和對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這兩個優點對于低濕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農田來說，并沒有很大的意義。第三，一般認為占城稻還有一個重要優點--生產期短，并認為這個優點使得稻麥兩作成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說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確的（注：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姑不論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麥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時間早于夏麥的成熟時間，因此在同一塊土地上，在麥未收割以前，決不可能整地、插秧（參閱李伯重《"天"、"地"、"人"的變化與明清江南的水稻生產》）。此外，大澤正昭也指出：憑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麥的品種（除傳統的黃綠谷外），要進行稻麥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之故，《陳旉農書》并未積極提倡稻麥復種（大澤正昭：《陳旉農書の研究》，第75-76頁）。）。關于江東犁，情況也一樣。這種耕犁一向受到許多學者的高度評價，但其實用性究竟如何，則討論不多。事實上，這種耕犁顯然不很適合江南水田生產條件。首先，其規制十分龐大，必須雙牛才能牽挽（注：按照《耒耜經》中所說的尺寸，該犁長達2.3丈，比近代寧波一帶使用的曲轅犁長出三分之一，超過今日河西走廊還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長直轅犁，與唐代南詔地區使用的二牛抬杠長直轅犁相近。見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第94頁。）。在田塊狹小的江南水田中作業，顯然并不很實用（注：賈思勰說：若犁身長大，則轉彎幅度必大，"回轉至難、費力"（《齊民要術耕田第一》）。王禎則說："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業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王禎農書》卷二《墾種篇第四》）。）。其次，它在結構上也還有缺陷，需要加以改進（例如精簡策額、壓镵）（注：參閱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第74頁。）。而且，陳恒力和游修齡都已指出：江南（特別是太湖地區）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淺而又不勻。如用鐵搭，雖然功效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顯不如鐵搭（注：陳恒力：《補農書研究》增訂本，農業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頁：游修齡：《中國稻作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頁。）。因此，既然占城稻、江東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認為的那些優點，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導致"虛像"的另一主要
為了避免"選精法"這種弊病，許多學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證據，以便對現象進行更全面的。而這里所說的"集粹法"，就是一種常用來替代"選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謂"集粹法"，就是在對發生于一個較長的時期或／和一個較大的地區中的重大歷史現象進行研究時，將與此現象有關的各種史料盡量搜尋出來，加以取舍，從中挑選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個全面性的證據，然后以此為根據，勾畫出這個重大歷史現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農業史研究中，"集粹法"在畝產量研究中運用最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從大量的畝產量記錄中，選出幾個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導出關于該地區平均畝產量的一般性結論。例如閔宗殿對宋代太湖地區的畝產量記載進行了篩選，摒棄了最高和最低的極端例子，從比較"中間"的記錄中挑選出了范仲淹、方回、陳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對江南水稻畝產量的估計（這些估計都在2-3石之間），以此作為依據，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區畝產米2.5石的結論（注：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閔氏之所以挑選這幾個例子，當然是由于他認為它們是較好的證據。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農業技術研究中運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見于梁庚堯對南宋稻作技術的研究。梁氏將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趙雅書、陳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農業技術各方面的進步作了綜合，認為在南宋"江、浙、閩、蜀等人口稠密地區"的稻作技術，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壓田土；(2)經過浸種、催芽、育苗等過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間；(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處理，重視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數；(5)中期排水，然后再車水入田；(6)重視灌溉，如水車的使用、灌溉設施的建設和維護等（注：梁庚堯：《南宋的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頁。）。梁氏所列出的這些技術，確實代表了宋代（特別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術中最優秀者，由這些進步所構成的總體圖像，是"精耕稻作技術已達于純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確指出：南宋蘇州農民，必須和江、浙、閩、蜀等地狹人稠地區的農民一樣，投入大量勞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過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蘇州在精耕細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狹人稠地區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堯：《宋元蘇州的農業》。）。因此他前面歸納出來的那種已達于純熟的精耕稻作技術，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別是蘇州）所普遍使用的技術了。然而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這些技術，若逐一來看，卻是出自不同地區。因此，梁氏實際上是將南宋各地出現的各種最佳單項技術集中到一起，作為南宋江、浙、閩、蜀等人口稠密地區（特別是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農民所普遍使用的技術。由此可見，他所使用的方法，屬于"集粹法"無疑。
從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選精法"看過分簡單化的弊端。但是對這種方法做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依然存在嚴重的問題。
首先，盡管使用"集粹法"的學者力圖選取具有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證作為分析的基礎，但事實上他們卻往往未必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情況在畝產量研究中最為明顯。例如閔宗殿在對宋代江南畝產量作估計時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極端性例子，但是對他所選取的例證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這些例證仍然存在問題。首先，陳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說的江南（或閔氏所說的太湖地區）的情況，茲可不考慮（注：陳、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勸農文。而大澤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勸農文），說"浙間"、"閩、浙"，并不能說就是"浙西"（特別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東"。見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史研究》，第242頁。）。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別是北宋中期蘇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興魏塘一帶的情況。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況在較大范圍內未必具有普遍意義，茲可從略。就蘇、湖二州兩個較大地域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時、同地記載畝產量的史料中，也不難發現與閔氏所用例證大相異趣的證據。例如北宋中期蘇州的畝產量，范仲淹本人也說過中田畝產量為1石，樂全的說法也與此相同，而且還得到稍后熙寧八年記載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資政晏侍郎書》；《樂全集》卷一四《芻堯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戊午記事。參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南宋后期湖州的畝產量，據比較具體而準確的13個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僅在0.6-1.9石之間（注：《兩浙金石志》卷一五《長興州修建東岳行宮記》。參閱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第140-141頁。）。也就是說，更多的史料中所記載的畝產量，都明顯低于閔氏所選取的例子中所記載的畝產量。對于這些差異以及為何要采用高數而非低數，閔氏未作出解釋。因此，盡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畝產量數字，但是他所選取的例證實際上仍然屬于偏高的一類，因此其結論也難免會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學者在例證的使用上，還常常忽視所選例證的時空局限性。這在技術進步問題上尤其明顯。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時代的農民，都只能使用一種具體的方法耕作，而這種方法常常也只適用于某一具體的地區。因此，梁氏所描繪的那種精耕稻作技術，如果真存在的話，那么還需要舉出證據，說明它到底運用于哪個確切的地方。他說蘇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領先于其他地區，因此含蓄地認為這種技術的運用以蘇州最為典型，不過對此卻未提供具體的證據。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梁氏所說的各項進步，可以發現有許多實際上與蘇州以及江南并無關系。例如，使用耖的記載雖然出現于南宋初年，但僅見于樓璹在于潛縣令任上寫的《耕織圖說》，尚未有證據表明其運用范圍已超出了于潛縣所在的浙西山區。在肥料的使用與收集方面，雖然從《陳旉農書》所記來看，南宋江浙肥料種類頗不少，肥料加工技術也頗有進步，但是《陳旉農書》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帶"的生產情況，而與江南平原的生產情況有明顯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時將所耘雜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爛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技術的變化》。）。至于農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獻中也僅有一條記載，說的是南宋蘇州農民撈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詠吳門田家十詠》中一首詩。）。而在北宋，甚至連這樣的記載也未發現。這并不奇怪，因為從后面引用到《吳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記述來看，當時蘇州農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進行休耕，并讓洪水淹沒田地，從而從沉淀下來的泥土中獲得肥力。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產與使用技術的落后。據此，宋代江南農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壓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處理，重視施肥"，其精耕稻作技術也尚未純熟。足立啟二、大澤正昭等的研究也證實：在江南"低田地帶"，稻作技術仍然頗為粗放，與江南以西寧鎮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帶"所使用的、以《陳旉農書》和《耕織圖詩》為代表精細稻作技術，恰成鮮明對比。因此，梁氏所描繪的那種技術，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運用。如前所述，構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術的各項具體進步，大多分見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個地方擁有一項以上的上述進步。由此推論，就一個地區而言，稻作技術的進步實際上也是由一兩項具體的進步所導致的。這又回到了"選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選精法"和"集粹法"為何會導致"虛像"？
由上分析可見，"宋代江南農業革命"這個與事實不符的"虛像"，很大程度上是"選精"與"集粹"兩種方法的產物。那么，為什么這兩種方法會導致"虛像"呢？
"集粹法"與"選精法"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大異，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現。二者的差別只不過在于前者比較簡單，而后者則使用史料較多而已。這種方法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從史料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來推導出結論。因此取證是否得當，對結論的正確與否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取證是否得當，又決定于所選取的例證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夠代表普遍情況。
每位使用"選精法"或"集粹法"的學者都相信其所選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對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樣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卻未見有人作出明確的說明。由于這種含混不清，所以在選取例證時并沒有一種真正的方法。這一點在畝產量研究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大體而言，以往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畝產量例證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兩種：(1)根據某種成說（如"宋代農業革命"）來選取，(2)采取"中庸"的辦法，或者舍棄最高和最低的極端例子，或將所收集到的全部數字作算術平均，然后采取中間的數字。但是這些方法并不能說是很科學的。例如，如果是根據某種成說來取證，所選出的例證不免有先驗性。結論在先，論證在后，自然很難做到客觀。如果采取中間性的數字，則由于現存的古代畝產量記錄存在的問題（如現存有關記錄在地域分布與時間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記錄本身的質量問題、今日對這些記錄理解的問題等），所得結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實情況。正是因為上述方法難以選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證，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畝產量時，往往也就沒有一個沒有一個客觀的取舍標準。盡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圍內的史料，而且主觀上也都力求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但事實上各人根據所選例證得出來的宋代江南畝產量卻千差萬別，從斯波義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達兩三倍。在對宋代江南畝產量增長幅度的評估方面情況也一樣：閔宗殿認為兩宋時期江南畝產量并無增長，而漆俠則認為增加了120%。對同一對象的數量評估如此懸殊，很難令人相信有一個客觀的情況存在。由此可見，要用上述兩種方法得出正確的結果，確實十分困難。
那么，什么樣的例證才具有代表性呢？我們知道，任何現象都是具體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脫離了其賴以存在的各種具體條件，這個現象就喪失了真實性，不再具有意義。當然，確有一些現象在各自的特定條件方面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其中某一個現象能夠表現出這些現象所具有的共同之處。換言之，對于這些現象而言，這個現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這些現象之間并不具有這種相似性，那么用一個現象去"代表"其他現象，實際上就是取消這個現象的特定局限性，從而也就沒有意義了，正如吳承明引用馬克思的話指出的那樣："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注：吳承明：《經濟學與經濟史研究》，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將某一現象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去概括其他現象之前，必須首先對所涉及的各個現象作認真的分析，看看它們各自的具體情況是否確實具有相似性。使用"選精法"與"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導致錯誤的結論，就是在選取例證時忽視了這一點，將某一或某些例證所反映的現象普遍化。由于該現象被普遍化后即喪失了真實性，所以得出來的結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例如，據《吳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個注，"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淹沒也"。這表明北宋蘇州佃農使用讓洪水淹沒田地的"易田"法，可以獲得倍于"常稔"的產量。但我們要注意到這種高產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獲得一次的；其次，這種高產量是靠粗放耕作獲得的，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論者所說的那種精耕細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這些局限性，將這種產量當做每年性的并認為這是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那么就要導致錯誤的結論。
將某一具體的歷史現象普遍化，還意味著將此現象從其所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中剝離出來，使之脫離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各種有關現象。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歷史現象，都包含并涉及眾多的方面，而且這些方面又彼此相關，互相，互相制約，情況極為復雜。如果忽視其他的相關現象以及各現象之間的關聯性而對某現象加以過分的渲染，實際上是割裂了事物內部各個方面之間的聯系，破壞了事物的整體性。以此為基礎作出的結論，當然也難成立。而使用"選精法"與"集粹法"來處理有關例證，往往正是將這些例證作為超然的例子，從而使之脫離了其所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或脫離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具體條件）。因此之故，游修齡強調不宜過分渲染占城稻的引進對江南農業發展的作用，因為"農業生產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它兼受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的制約"（注：游修齡：《占城稻質疑》。）。同樣地，某種先進農具（如江東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強調。新農具的發明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內容，但是這些新農具要能夠普遍運用并對經濟發生重大影響，還取決于它們本身是否已經完善、是否能夠適應某一特定地區的生產條件、必須和其他哪些進步相配合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如果使用"選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選到了某種重要的技術進步的例證，也會因為孤立地看待或過分夸大這種技術進步而割裂了事物內部的和有關現象之間的聯系，從而不能夠正確地評價這種技術進步的真正作用。
"選精法"與"集粹法"這兩種錯誤的方法為什么會在經濟史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呢？
經濟史學是史學的一個分支，因此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當然是史學方法。吳承明指出：史學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歸納法，即從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從個別的、具體的事例中尋找帶有普遍性或性的東西。但是歸納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顯著的是：除非規定范圍，所得結論都是單稱命題，難以概括全體；雖然可以用概率論方法作些補救，但難用于歷史。因此之故，盡管我們在治史中常用"舉例子"的方法，但這種方法是危險的。他并引用列寧的話說："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注：吳承明：《論歷史主義》，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刊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選精法"與"集粹法"都依靠傳統的史學方法，通過從史料中收集和選取例證，以"舉例子"的方法來推導結論，因此要避免歸納法的缺陷是很困難的。
為了克服歸納法本身的缺陷，我們必須從其他學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吳承明說："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就歷史研究而言，我不認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我以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經濟計量學的方法、發展經濟學的方法、區域經濟史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乃至系統論的方法等等，都在選擇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說"史無定法"（注：吳承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這就是我們在研究經濟史時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拋棄"選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們的經濟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