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經濟學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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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二、經濟問題的現實性和緊迫性激勵研究方法的數學化

 

經濟學早期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主要以歷史分析方法與制度分析方法考察經濟現象與經濟問題，甚至《國富論》被很多學者視為政治學著作(克羅普西，2005)。但它后來卻開始一個不同于其他社會科學的數學化進程，至今一直延續著。經濟學研究目標就是要精確地分析、解釋現實經濟問題。而且社會發展使得經濟問題不僅成為個體活動的核心問題，而且也是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很多經濟問題可能演變成政治與社會，甚至國際問題的特性使得準確地分析與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必然通過數學化的方式來進行，對社會各界來說，重要經濟問題模棱兩可的闡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對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就變得相當現實且緊迫。顯然，經濟學提供分析和解決經濟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就必須精確，否則會造成個體經濟行為失敗，甚至引起國家經濟混亂。數學化不僅能夠幫助經濟學實現精確地分析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而且還能夠為經濟行為決策提供_個精準的藍圖(至少經濟學家主觀愿望是這樣)。30年代的大蕭條使古典經濟學缺陷與不足凸現，引起凱恩斯革命，很多經濟學家對古典經濟學產生懷疑而讓凱恩斯經濟學大行其道，但是這不僅沒有使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的進程受阻，而是繼續著這一進程。大蕭條加劇了社會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同時強化了經濟學精確分析與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能力的訴求。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的分析、解釋必須盡可能地定量和精確化以便制定相應的經濟對策，而且對經濟政策效果的分析、論證要盡可能地通過精細化來滿足政策操作性要求，這促使經濟學不斷數學化。很多經濟問題就要求經濟學準確說明經濟變量之間關系以及相應對策，迫使經濟學研究走向數學化定量分析之路，經濟學的數學化進程既是經濟問題影響重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對經濟問題的應對緊迫性反應。

 

每一門社會學科都是在不同思想流派相互批判中發展，經濟學也不例外。但是，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用的學科，經濟學必須直面現實問題的特征和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對個人、社會生活影響非常重要。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各階層對經濟活動正常周期性調整都難以接受，這使得經濟學不能完全像其他社會科學那樣可以在沒有統_的概念和各派可接受的標準情況下無休止地爭論。當一個人或者政策決策者應用經濟學理論解決現實問題時，他就需要對經濟學理論進行選擇，比較各派理論優劣。經濟學各派理論在被應用選擇中競爭著，為了在明確概念以及各派可接受的標準下進行理論競爭，經濟學順理成章地走上了數學化道路。

 

從經濟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使經濟學成為_門獨立的學科，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比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的相關論述要詳細得多，但是斯密并沒有將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經過嚴密數學化的論證。這就使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理論難以分出優劣而導致了經濟學領域的無窮紛爭，從而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實踐。盡管市場經濟的實踐早于‘‘看不見的手”理論出現，但是無論市場經濟實踐與否，支持和反對‘‘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經濟理論者都面臨用雙方可接受的方法來證明‘‘看不見的手”理論的正確與否。因為市場經濟實踐在當時不僅僅是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經過杰文斯、門格爾、馬歇爾、瓦爾拉等幾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馬歇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使經濟學形成以效用價值論為核心的數學形式化理論體系，從而使得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較好地得到證明。盡管后來的理論證明，馬歇爾理論與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證明存在缺陷，前者可以參見楊小凱等新興古典經濟學m,后者則是阿羅一德布魯一般均衡的證明。但是以效用價值論為核心的數學形式化理論體系讓其他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學理論的競爭中處于劣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阿羅德布魯對一般均衡的證明發表“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完整數學形式化體系建立完成。

 

當然，20世紀證偽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推動了經濟學數學化進程，在以卡爾波普爾為首的科學哲學家們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后掀起的證偽主義思潮對各學科的影響是深遠的。經濟學數學化傾向恰好迎合這種思潮，并促進了數學化進程。

 

前面敘述了經濟學數學化的原因。但要知道，這些原因同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發展之中。這些社會科學為什么沒有達到像經濟學那樣的數學化程度，建立較為完整的數學形式化體系呢?也就是說，經濟學為什么能夠數學化?

 

所謂數學化就是指在公理假設的基礎上以明確的概念、統一的邏輯、嚴密的演繹推理得到明確的結論。只要演繹推理的邏輯是嚴密的，那么假設與結論之間就有相同的真偽性。換言之，數學化的理論使得檢驗其結論的正確與否和判斷其假設是否合理之間具有‘‘替代性”進而可以對此理論進行判別。下面闡述經濟學能夠數學化的理由：

 

(1)經濟學在實證主義下，以統_理性經濟人的邏輯研究經濟行為規律具有較好的客觀性。自斯密以來，經濟學分析就基本遵循理性經濟人這一分析邏輯“公理”假設。盡管對此爭議頗多，但是理性經濟人的邏輯假設依然有其合理性和一般性。經濟行為主體在做出經濟行為選擇時，經濟利益是它們重要的關注目標，當然，不排除經濟利益以外的其他關注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行為人往往要直接承擔經濟行為后果以及很多非經濟行為后果可以用經濟方式解決(如賠償、保釋和雇傭律師等)，這樣_來，經濟利益對每個經濟行為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影響甚為重要，因此_般意義上講，經濟行為人在做出經濟行為選擇時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自身利益作為主要的關注目標。這就使得經濟學研究對象具有客觀性。毋庸置疑，經濟學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不如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強，這是由于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行為，這種行為選擇可能受非經濟利益目標的影響而使其客觀規律性不如自然科學。因此，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邏輯來分析經濟問題、現象所得到的理論，相對自然科學的理論，有較弱的客觀性，而相對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則比較強。這可能是經濟學比其他社會科學更接近之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2)經濟學清晰、明確的基本概念的形成是經濟學能夠數學化的基礎條件。在經濟學學術史上，關于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然而現在，以效用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在爭論中被廣為接受，這是_個事實。毋庸置疑，效用價值論的確立對于經濟學的數學化進程是一個巨大的推動。效用函數及其相關數學工具的引進使得消費者選擇可以簡化為效用函數的最優化問題。同樣，成本、收益和利潤等概念以及物理學中均衡、彈性等使經濟學數學化框架體系基本形成。很顯然，經濟學基本概念的框架形成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對經濟行為的“理性經濟人”單_化假設才使得這些數學化的概念得以引進，數學推理成為可能。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數學化程度較低受制于這些學科研究的對象，即人的行為是追求多元目標，這就使得這些學科很難運用數學推理的分析方法，因為數學推理需要邏輯上的一致性，行為選擇在多元目標下就難以保證選擇依據始終如一的邏輯。這也是經濟學數學化遭受置疑的地方。但是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行為，經濟行為以理性經濟人的邏輯進行選擇是可以接受的。一般來說，在經濟行為的選擇中除經濟以外的其他目標不是首要的。

 

經濟問題現實性和緊迫性激勵經濟研究方法的數學化。但是經濟學數學化過程中使得經濟學研究的經濟行為人至少部分喪失了生物性與社會性，經濟行為人變成_個信息充分且有計算能力的機器。但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體是社會中的個體，他們的經濟決策與行為并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利益，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為邏輯推進的數學化進程也使得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具有單_化傾向，經濟行為個體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性特征喪失。斯密的分工理論受到重視，而將合作視為順理成章而被忽視，實際上伴隨分工的合作涉及很多心理和社會因素。

 

即便這樣，經濟學數學化進程初期遇到的問題并不明顯。在現代經濟發展初期，經濟情況相對簡單，經濟決策與行為所需信息與計算能力要求不高，經濟個體的決策與行為尚沒有遭遇信息與計算能力瓶頸。另外，脫離傳統社會的貧困，初期現代經濟帶來的物質繁榮掩蓋了經濟活動中個體的社會與心理問題。因此，以理性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為邏輯推進了主流經濟學數學化，并且沒有引起太多的質疑。

 

三、信息與計算能力瓶頸促使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回歸與創新

 

隨著經濟發展，經濟活動的復雜性與日俱增，經濟行為主體的最優化行為對信息與計算能力的依賴已經變得超越經濟個體的生理承受能力。數學化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經濟問題分析與解決的效果受到質疑變得日益明顯。實際上，經濟復雜性使得經濟行為個體的最優化行為決策面臨信息與計算能力的瓶頸，但是現實經濟活動不會因此停止，現實中的經濟個體在信息與計算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經濟決策與行為呢?顯然在此種情況下，理性人的最優化行為的數學化理論的適用性和解釋力就降低了，經濟問題的現實性與緊迫性促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同時_些傳統經濟學方法在逐漸回歸中不斷發展。

 

—方面經濟問題的現實性推動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還原。制度經濟學等發展就是要將經濟行為人置于社會性的情景中加以研究，制度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的復興與發展，并且與數學計量分析相融合。前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通過理性經濟人的單一假設邏輯而建立起經濟學的數學結構體系，同時使得經濟行為喪失社會性。作為_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經濟主體的行為。經濟活動主體是有意識的人，因此經濟主體的行為就不可能只有經濟利益單一維度，還有“行為“意義”和“情感”維度等(汪丁丁語)。這樣就意味著經濟學研究需正視經濟行為的多維涵義，這可能破壞經濟學的數學結構體系。這也是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非主流經濟學批評主流經濟學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行為，不是_般的社會行為。而且行為和意義維度的引入并不必然地否定經濟學數學化，因為有時行為和意義維度與經濟利益維度可以統_起來。當然，對經濟行為的多維度關切將使經濟學家面臨保持和發展經濟學數學結構體系的嚴峻挑戰。經濟行為的單維度假設和多維度關切使經濟學家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因此，經濟行為遵守理性經濟人的單一假設與否將是影響經濟學數學化的重要因素。面對信息與計算能力的瓶頸，經濟行為人依賴于_些制度與歷史慣例進行著經濟決策與行為，制度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等的發展背景就是經濟學研究對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還原。

 

另一方面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日益受到重視。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與神經經濟學在歐美迅速發展，促進經濟學的研究更加關注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為了將經濟行為人的生物性加以還原，使他們的生理特征與計算、信息處理能力特征得以再現，經濟學創造性地將實驗技術方法與生物學研究方法引入經濟學。經濟行為的主體是人，人的行為必然受到其生理限制，并以其生理為基礎。隨著對人的腦科學的研究深入，探索行為背后的生理基礎成為可能，也是讓經濟學返璞歸真的必然。人體，特別是大腦掃描技術(如核磁共振技術)進步使分析人的行為生理機制不再遙不可及。更為重要的是，神經經濟學的研究也會為行為經濟學奠定生理基礎，加快行為經濟學的發展進程，進而影響經濟學數學化。

 

卡尼曼與特維斯基等開創的行為經濟學理論特別強調行為的心理因素。在不確定的條件下，信息不完全、不對稱以及有成本性將使經濟行為人決策受到心理因素以及引起心理變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經濟行為人不可能進行理性經濟人的精確計算或者精確計算變得不經濟，取而代之，行為決策的簡易化勢在必行。行為經濟學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的修正，提高經濟學解釋力，同時，也讓經濟學的數學化面臨挑戰，決策與選擇行為受到心理等非經濟因素影響會讓經濟學數學化而進行演繹推理的邏輯_貫性受到破壞，影響經濟學數學化進程。神經經濟學對經濟行為人的神經系統研究，關注他們神經活動狀態。實驗經濟學使得經濟學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對經濟決策與行為展開研究，分析一定條件下經濟決策與行為特征和影響因素，從而進_步探索其中的各種心理與社會機制，不再局限于主流經濟學最優化行為機制，顯然，經濟學逐漸還原經濟行為人的社會性與生物性的努力促進了制度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方法等傳統社會科學分析法方的復興，同時，對經濟行為人的生理與心理關注使得實驗技術方法、心理分析法和神經科學研究方法等新的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被運用。

第2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風險變動；保險需求；隨機占優

一、引言

盡管保險是金融業中非常古老的行業，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保險常常被看作為或有商品，有時又被當作與賭博有關的概念來討論。自從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發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對不確定性經濟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險活動才納入了主流經濟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紀60年表的幾篇重要論文，既可以看作是對保險進行現代經濟分析的開端，也是保險經濟的經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圍繞它們展開的。Arrow認為極少有風險能在市場上被完全轉移，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交易成本是風險轉移受到限制的三個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慮道德風險因素的條件下，如果保險費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費用，則有絕對免賠額的足額保險是最優的。Borch論證了風險帕累托最優交換的充要條件，提出了風險厭惡是如何影響參與者的最優保險金額。Mossin提出了風險厭惡決策者保險需求的一個簡單模型，從該模型中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當保險費為精算公平保險費時，被保險人購買足額保險，否則購買部分保險；二是當被保險人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時，保險對他來說是劣質品。

從微觀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阿羅、博爾奇和莫森討論保險經濟問題的主題是價格和產品需求(保險費率和保險金額)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但是對于保險需求而言，與一般商品的最大區別在于，保險需求的產生以風險的存在為前提，因此風險的變動是保險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而風險的變化從期望效用的角度來說，表現為效用概率分布的變化，因此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數學解析表達式來說明其經濟學上的意義。

Markowitz發展了另外一種分析工具，他把不確定情形下個人的決策歸結為對不確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兩個變量的選擇，這種方法由于簡單明了，被廣泛應用于投資等金融活動的決策分析之中。但是這種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僅僅歸納為兩個特征數字，很可能丟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第3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1）填鴨式教學收效甚微。目前，大部分院校在教授西方經濟學時仍然遵循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學過程大多是教師講學生聽，教材內容也多是理論介紹，忽視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教師如果照本宣科，即使把相關理論解釋得再詳細，也會使學生感到枯燥無味，學習興趣不高，達不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2）重理論，輕實踐。目前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由于課時的限制，普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大量的理論知識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就已經耗費了教師和學生很多精力，忽視了經濟學的實踐性；同時由于教學條件的限制，實踐環節很少，這就大大影響了學習的有效性。導致了學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說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分析和解釋當前的熱點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了。

（3）傳統的板書教學具有局限性。同時，大部分院校的本專科西方經濟學課程都是采用黑板式教學，但是由于該課程包含很多經濟模型和圖示，單一的黑板式教學給教師在上課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同學們也很難做到過目不忘，一堂課下來，黑板擦了很多遍，但是學生對模型的推導或作圖仍然是云里霧里，不能對模型的整體有一個宏觀把握，有時甚至是黑板一擦，腦子里一片空白，收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

獨立學院本身的特點

獨立學院，是指實施本科以上學歷教育的普通高等學校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作，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舉辦的實施本科學歷教育的高等學校。獨立學院雖是民辦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公益性事業，但獨立學院不同于一般的二級學院，帶有公辦民助的性質。因此，在辦學教學過程中存在一些顯著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獨立學院師資問題

獨立學院在初創時期，其辦學條件是由母體高校提供的。尤其是在獨立學院的創辦初期，基本上教師結構屬于“三三制”，由母體高校在職教師兼任、聘用母體高校在內的退休教師和獨立學院自己的教師三部分構成，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并且由于獨立學院本身的性質，許多教師都把自己定位為打工者或者合同制員工，缺乏對獨立學院的歸屬感和共同的價值觀念。

另外，隨著獨立學院大量擴招，師資不斷趨于緊張，但是根據教育部的規定，獨立學院必須有自己的教師隊伍，各個獨立學院都加緊“招兵買馬”，引進新教師，這部分教師絕大部分是剛剛走出校門的碩士研究生，他們的優勢是知識結構比較系統，同時在教學風格上學生也比較容易接受，但是普遍沒有受過系統的教學方法、教學技巧等訓練，缺乏教學經驗，同時在教學過程也存在著一些劣勢，比如對教學內容的把握不夠準確、教學方法不夠合理、不會合理運用教學技巧等。這些都影響了教學質量和效果。

2獨立學院教學條件的局限

由于近年獨立學院大量擴招，其教學設備，硬件設施（如多媒體教室的安排等）不夠完善，不能充分滿足在校生的自由使用。本課程經常采用合班上課的方式，對于一個有近百人的班級來說進行教學互動是較困難的，既影響學生對知識的接收，又影響教師對學生學習情況的了解，最終影響教學效果。

獨立學院學生自身的特點

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學生相比，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偏于感性認識，數學基礎薄弱。獨立學院經濟管理類的學生思維方式偏重感性認識，數學基礎相對薄弱，對邏輯推導、圖、表和公式等比較不敏感。這樣的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比較感興趣，但對定量分析方法和步驟不感興趣。然而，西方經濟學中有許多知識點需要運用較復雜的數學知識加以理解和分析，這使許多學生感覺比較困難。例如，在學習“均衡價格的形成機制”時，多數同學對與生活密切相關的需求和供給知識非常感興趣；但對于學習到“需求彈性”分析的概念，涉及數學公式比較多，大部分學生就感到枯燥難學，學習效果不太理想。

（2）學習積極性不夠。學生出于考好成績或找工作的原因，最初對西方經濟學學習興趣較濃，但隨著課程的深入，聽不懂時學習積極性就減弱了。同時由于教學安排比較緊湊，學生往往在當堂課程學完后，對所學的知識點印象非常模糊，不能系統地歸納總結所學知識。還有很多學生認為理論知識沒有用，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對理論知識學習的積極性就更差了。

（3）學生對企業和社會關注不夠。西方經濟學涉及的內容覆蓋面廣，有較強的實踐性，但經管類專業學生對企業和社會普遍缺乏深入了解。學生剛開始接觸該課程會感到比較新鮮，隨著教學的不斷深入，由于受到自身生活閱歷、觀察與思考能力的限制，就會感覺難度較大。就各種現實的經濟問題而言，學生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明顯不足，與教師的期望更是相去甚遠。

獨立學院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進

1選擇合適教材，針對專業特點合理組織教學

獨立學院的目標是培養應用型人才，應該選擇有較多的實例運用和通俗易懂的教材，比如臧良運出版的《西方經濟學》，里面有一些較新鮮的案例，與生活掛鉤緊密，可以選用。有條件的學校，可以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國內外有特點的經濟案例，輔以習題，編寫適合本院學生特點的教材。與此同時，為更新教學內容，教師要不斷地結合當前熱點，收集相關資料帶到課堂上，讓學生直接透過這些實例來理解所學的內容。面對不同專業的學生，教師要做到結合其專業特點安排教學內容。比如針對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可以側重于宏觀部分，如：如何實現社會經濟的增長，如何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如何衡量一國通脹水平等。這樣有助于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其日后工作也有積極作用。

2加強案例教學，理論聯系實際

西方經濟學與實際經濟生活聯系緊密，因此在教學方式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案例教學的本質是讓學生從客觀理論的角度來深入討論經濟現實問題，通過分析發現問題并找到對策，加深學生對基礎專業理論的理解及應用，培養其分析問題的能力。如用“谷賤傷農”來加強對彈性理論的學習；用公共健身設施的例子分析市場失靈的問題等。另外，除了講授過程中老師列出的現實案例外，還可以組織學生進行案例討論。在某一問題或某章講授后，教師提出一個小案例讓學生分析討論，最后教師進行總結。如在講完均衡價格理論后，可以引導學生思考“為什么蘋果在旺季價格下降，而海景房在旅游旺季價格卻上漲呢？”等案例。因學生還不具備運用各種綜合理論知識的能力，這時所選的案例要緊扣所講理論問題，不宜過分復雜。

3傳統教學與現代教學相結合

實踐證明，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特點決定了多媒體教學是一種理想而實用的教學方式。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在電子課件中把經濟學中大量復雜的公式的推導過程，各種圖表及其變化規律清楚地體現在屏幕上，既可以節約課堂教學的板書時間，又可以通過直觀的演示使學生清楚各類圖表曲線的變動情況，從而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有效提高教學效果。對于學生仍然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重點輔助板書，兩者結合效果更佳。同時，我們可以利用網絡進行輔助教學，如將課件、習題和案例分析等放在公共郵箱，供學生課后復習，并通過該郵箱可以反饋課程的學習效果；另外可以開設課程微博或者博客，作為師生的交流平臺，推薦一些與經濟學有關的時事和經典案例，教師還可以在郵箱和博客中征求學生對教學的意見和建議，實現教學相長。

4利用獨立學院優勢，采取產學相結合的模式

獨立學院可以采取產學相結合的模式，建立校企合作機制，并與一些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聯系，人才培養和輸送的關系。通過實習，增加學生走出去的機會，鍛煉學生的社會能力，通過真正地融入社會來了解社會，去自發地感受經濟的發展，關注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既鞏固了所學，又提高了學生的就業率。在這種雙贏的機制下，學校也可以更好地實現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目標。我校在這方面已經開始著手實施，我校非常重視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目前，已經和多個世界五百強企業達成了一致協議，如富士康、索尼和緯創等，利用每年的寒暑假時間組織學生，特別是經管類專業的學生到這些企業中實踐和體驗，讓學生們在實際工作中了解社會和經濟。

第4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發展廣告學；廣告產業；

2011年，發展廣告學在大陸悄然興起。一群學者以學術沙龍的方式，多次聚集作專題研討。參與討論的學者，已涉及大陸的近10所高校。從已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來看，意見尚見仁見智。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究竟是什么？應建構起何種科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應采取何種科學的研究路徑？概言之，發展廣告學的研究目標是什么？又應如何努力達成這一目標？

一、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

在既往關于發展廣告學的討論中，學者多以為發展廣告學是建立在“發展”概念的基礎之上的，重點是研究廣告與廣告學發展的問題。而筆者常為此疑惑。“發展”是一個包容性極廣的概念，如此理解發展廣告學似乎過于抽象。廣告與廣告學發展問題的研究，本就是廣告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又何以再提出發展廣告學這一問題。因此，關于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的確定顯得十分重要。

(一)發展經濟學及其他“發展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大部分地區迎來了久違的和平。這時，諸多新興的獨立國家和落后國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何快速實現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發展”這一詞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

在諸種“發展××學”中，發展經濟學創立在先。20世紀40年代，羅森斯坦·羅丹發表的論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和曼德爾鮑姆的著作《落后地區的工業化》使發展經濟學登上歷史舞臺。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體系中一門綜合性、邊緣性的分支學科”(1)。它是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誕生的，“是一門研究經濟落后國家或農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學問”(2)。發展經濟學的創立，旨在研究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并尋求解決之道。因此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自然成為它的主要研究對象。

隨后，“發展”理論范式和更多的具體學科發生了結合，于上世紀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學科領域內部形成如發展社會學、發展傳播學，發展新聞學等學科，都是借鑒了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學術概念而嘗試建立的。如：發展社會學就是在總結和借鑒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給發展中國家在其現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3)；發展傳媒學關注了傳媒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4)，主要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傳媒手段，有效地幫助改變貧窮落后的現狀，從而促進社會發展的問題；發展新聞學則關注于新聞傳播與國家發展間的問題。

它們的問題我們可以置而勿論。但就發展廣告學而言，毫無疑問，所借鑒的依然是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特定學術術語。

(二)關于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的思考

發展經濟學里的“發展”不是抽象的、無邊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針對發達國家和后發達國家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的一種關照(5)。我們有必要明確，當某一概念作為學術概念來使用，并上升為學術術語時，必然有其特定學術范疇與學術內涵的規范。

當我們使用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特定學術術語，在當今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來討論發展廣告學問題時，我們是否可以指認：發展廣告學的特定學術內涵，就是討論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所力圖解決的也是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二、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

對發展廣告學及其研究與分析框架的思考，我們依然可以回到發展經濟學的問題上來。

(一)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

從20世紀40年代起至今，發展經濟學主要經歷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

1.關注資源與資源配置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初始階段，經濟學家們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多歸于資源問題。資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這一時期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假設和基本研究結論。資金、基礎設備、人力資源等資源的占用不足，被認為是經濟欠發達的重要原因。研究強調了經濟發展中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入的驅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問題，認為只要占有充分的資源，經濟就會快速發展。

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成長，經濟學家發現資源的占有并沒有帶來經濟的快速、可持續增長。在取得資源的占有后，資源配置問題進入了學者們的研究視角。通過研究，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最致命的要害是沒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經濟效率水平，成為發展經濟學家廣泛注意的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能穩定均衡發展。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假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征是理性經濟行為，其資源要素是流動的，供給曲線富有彈性，而制度的影響是有限的。它將資源沒有優化配置的原因，歸結為競爭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而結構主義經濟發展理論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存在“多結構”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過計劃去干預經濟，應加大制定發展計劃，提倡由政府進行社會資源配置，以避免市場失效。他們認為經濟起飛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場機制的均衡力量不會自動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政府應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是政府制定的“計劃”，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制度層面的問題還未受到學者注意。

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們認識到，在發展中國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場不完善、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規模報酬遞增、多重均衡和路徑依賴等現象”(6)，市場失靈的范圍超出了之前認為市場可自動調節或通過政府干預的程度。因此，這一基本研究結論并不能完全解釋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于是，發展經濟學進而關注制度問題，力圖從制度層面來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2.關注制度問題

對制度問題的關注，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的第二階段，也是目前正經歷著的一個階段。經濟增長的實踐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存在許多結構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政治體制、土地制度、金融機制等存在不完善的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展經濟學家一直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按照工業化、城市化等模式推進，就能實現充分的市場化，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們成為了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讓發展經濟學從中得到借鑒。在這一階段，發展經濟學家以制度要素、知識要素為核心，借用各種技術性分析工具對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雖然資本積累、技術引進和創新、產業結構變化、人力資本投資等資源因素仍應得到關注，但研究發現，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組織與運營能力、社會的政治適應性、公平分配與再分配制度、規范與非規范的交換協議、激勵機制的設計等等”(7)。經濟上成功的國家往往擁有一個有效的、穩定連貫的制度，因此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制度創新、設計來滿足它們相當大的制度需求彈性。

資源與制度，是發展經濟學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的兩個核心基點。

(二)關于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的思考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分析框架可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鑒。

1.資源問題的分析

同為資源問題，但經濟發展資源與廣告發展資源的資源要素卻是不同的。發展經濟學關注的資源問題，重在傳統經濟學重點關注的土地、人力、資本等重要的生產資源要素。然而就廣告發展而言，最基本的資源要素卻是經濟資源和市場資源，即經濟總量與經濟潛量，市場總量與市場潛量。其他還有企業資源、媒介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資源要素占有的差異，造成世界各國各地區廣告業發展的不平衡。

其實，世界范圍的廣告研究，早已開始關注類似的問題，諸如各國各地區廣告業發展核心競爭力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諸多資源占有的問題，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資源問題的分析，毫無疑問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

2.制度問題的分析

正如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經歷的一樣，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占有優勢，并不必然形成發展優勢與競爭優勢，這里有一個資源創新與資源優勢轉化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制度。廣告發展同樣如此。西方發達國家，除美、德、法等國外，以英國為代表的廣告業的發展，日、韓包括臺灣廣告業的發展，印度、巴西、俄羅斯廣告業的發展，都值得我們從制度層面去思考。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廣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廣告產業發展現狀。制度經濟學以為，制度也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壞，同樣直接影響生產效率。制度問題的分析，同樣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又一重要維度。

資源與制度，同樣是發展廣告學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建立的兩大基點。發展廣告學諸多問題的討論，都應置于此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之中。

三、發展廣告學的國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歷程時我們發現，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是發展經濟學研究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徑。

(一)發展經濟學的國家案例研究

發展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過程，當我們在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時，涉及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以及對這種差異的解釋。由于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外部環境條件都有所區別，因此很難把全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和模型結構中討論。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發展經濟學家就開始注重所謂“類型學”分析，即：“對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根據它們的具體情況，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8)。發展經濟學家試圖在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比較分析、歸納整理和理論抽象，以此來修正過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這樣的研究就是要求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與實踐相結合，實證的案例研究，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市場功能、市場與政府失靈和發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將成為今后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流。這種描述性與闡釋性的研究，都是宏觀層面的。需要指出的是，當經濟學從微觀走向中觀、宏觀時，經濟學依然遵循和謹守其實證研究的傳統。發展經濟學中的國家案例研究，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實現著傳統經濟學實證研究傳統在發展經濟學中的延續。

(二)發展廣告學的國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發展廣告學重點研究的是世界廣告發展不平靜的問題。假如這一前提成立，世界廣告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的案例研究，似乎也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研究路徑。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規避如此宏觀問題的研究過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實現宏觀問題研究中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互動，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對接，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對話。

在中國內地發展廣告學問題正式提出之前，諸多內地學者就已開始著手于世界廣告發展的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譬如：美國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日、韓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港、臺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等(9)。這些典型國家或地區的案例研究，將成為今后發展廣告學研究繼續深入、拓展的基礎。當然，這些問題的研究，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還存在諸多缺陷和不足，但內地學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卻是值得高度關注和重視的。

四、發展廣告學的中國問題研究

中國問題研究，自然是發展廣告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并非像有學者所主張的只應注重中國問題的研究。一個學科的建立，自應有世界普適意義。如果發展廣告學只專注于本國問題研究，那就失卻其本應具有的更廣泛的學術價值。

發展廣告學的中國問題研究，是發展廣告學典型的國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國學者都重視本國經驗的研究，才可能為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的實證資源與實證經驗。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世界廣告研究，較少有學者展開本國廣告業的發展研究，在這一領域，中國大陸學者可以說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歐美的廣告研究，引領著世界廣告研究，但在研究內容上，僅局限于“廣告本體”，對廣告進行“產業”層面的研究，至今闕如。中國學者近年的廣告研究，從“廣告本體”推進到“廣告產業”，并在全球視域下，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框架下，著重中國廣告產業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的研究，此應視為中國廣告學者對世界廣告研究的一大貢獻。中國廣告產業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過對廣告產業相關研究論文整理后發現，至2011年底，中國廣告學者就此問題在廣告學、傳播學的重要期刊上達413篇。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上海大學、西北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廣告學者對此關注最盛(10)。學者的關注視角主要集中在廣告產業發展升級、產業結構、產業制度、產業競爭力以及廣告市場研究這幾方面(11)。廣告產業的研究既回應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廣告研究的范疇，豐富了世界廣告研究的內容。

1979年，大陸廣告市場重開，30多年來持續高速增長，至2010年，大陸廣告市場已居世界廣告市場第三位。2012年，中國廣告市場營業額同比增長了30%以上，突破4000億元(12)。然而大陸廣告產業卻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資化傾向等嚴重問題。大陸廣告產業的現狀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廣告公司面對著強勢的外資廣告公司的競爭。經計算，大陸2010年廣告業行業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113，這些數值都表明大陸廣告市場是低集中度的競爭型市場。

這樣的產業現狀為學者們多從制度安排的層面來檢討問題，并著力探求大陸如何發揮自身的后發優勢，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以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廣告產業的研究既回應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廣告研究的范疇，豐富了世界廣告研究的內容。大陸學者此一領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稱世界廣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貢獻。

第5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財務經濟分析；基本目標

1 財務經濟分析目標

1.1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目標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目標是所有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目標可以表述為“決策信息支持系統”，即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通過對會計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再加工，從而為財務經濟分析主體的經濟決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1.2 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利益相關者理論從契約角度出發，將企業理解成“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系列多邊契約的組合”(Freeman，1990)，這組多邊契約的參與主體都有可能成為財務經濟分析的主體。利益相關者對利益取向的差異性決定了其財務經濟分析具體目標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企業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所有者(投資者)、債權人和經營管理者，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也是財務經濟分析最主要的分析主體。一是所有者(投資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投資者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分析，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經濟主體的盈利能力以及處理經濟主體和投資者之間的財務關系能力。因此，投資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可以表述為：投資者通過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進一步加工，分析經濟主體的盈利能力和處理財務關系能力，從而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二是債權人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債權人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分析，其關注的側重點是經濟主體的償債能力以及償債聲譽。因此，債權人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可以表述為：債權人通過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進一步加工，分析經濟主體的償債能力和償債聲譽，從而做出正確的債權配置決策。三是企業經營管理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投資者和債權人財務經濟分析側重于財務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企業經營管理者財務經濟分析不但要關注企業財務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而且要關注企業財務經濟活動的過程。因此，企業經營管理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除了分析財務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以外，更為關鍵的是要分析財務經濟活動過程中諸要素對財務經濟活動最終成果的影響，從而有利于 生產經營管理者發現財務經濟活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斷優化企業財務經濟活動。

2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假設

2.1 信息真實性假設從本質上分析，財務經濟分析是對財務報表和表外的初級信息進行加工整理和研究評價，使初級信息成為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決策有用的高級信息的過程。由于財務經濟分析以財務報表及表外初級信息為加工的“原材料”，要使加工出來的高級信息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的決策有用，必須保證初級信息的真實性。信息真實性假設對財務經濟分析所依賴的會計信息和統計信息這兩個方面的初級信息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會計信息必須與《企業會計準則2006》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規范完全吻合，即會計信息必須具備客觀性、相關性、明晰性、可比性、一貫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及時性等質量特征。只有初級會計信息符合上述質量特征，加工出來的高級信息才有可能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的經濟決策產生積極作用。反之，如果初級會計信息不真實，則加工產生的高級信息就失去意義，財務經濟分析主體以此作為決策支持信息，難免做出錯誤的經濟決策。二是統計核算必須符合客觀性原則，即企業在統計過程中必須以其生產經營過程中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為依據，如實反映企業財務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信息真實性假設還隱含了信息對稱性假設，即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掌握的信息是完全對稱的。只有信息對稱，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才能做出利益均衡的經濟決策。而事實上，信息不對稱現象是比較常見的。不對稱信息的價值很高，原因是按照供求關系，如果需要的信息越稀缺，信息的價格越高，信息需求者的需求欲望就會降低；反之，信息的價格越便宜，信息需求者的需求就越高。在現代企業中，盡管人所擁有的私有信息對人來講，所花費的成本很低，但對委托人來講卻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作為財務經濟分析的主要

分析主體――投資者、債權人和企業經營管理者，三者對信息掌握的完全程度和所花費的成本是完全不同的：企業經營管理者掌握信息比較完全，其成本較低；而投資者和債權人掌握信息的完全程度大為降低，要提高其信息的完全程度，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

2.2有限理性假設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1978)將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經濟學領域，并建立了有關過程理性假說的各種模型。其認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即經濟人是有限理性的。同時，還明確區分了結果理性和程序理性：結果理性指在一定的條件和限定范圍之內行為能夠達到預定的目標；程序理性指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結果理性和程序理性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兩者的立足點不同：前者立足于經濟人的行為結果而忽視行為過程是否符合規范的標準；而后者立足于經濟人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但并不忽視經濟人的行為結果。其立論依據在于：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經濟人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因而無法按照結果理性的方式來采取行動，只能依靠某一理性的程序來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在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條件下，經濟人行為選擇標準不再以結果的最優化作為行為選擇的唯一依據，而是應該側重程序理性，加強對經濟人行為過程的考核和控制。因為只要程序合理，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其行為結果的理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在有限理性的分析框架內，將理性抉擇者描述成“行為經濟人”，認為“行為經濟人”的有限理性有一個實現程度問題，根據現實狀況將有限理性劃分為潛在有限理性、即時有限理性、實際有限理性三種狀態，并針對影響人的理性發揮因素，建立了描繪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的理論模型，從而得出了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依次為潛在有限理性、實際有限理性、即時有限理性的結論。在有限理性假設下，作為有限理性假設條件下的行為人一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其利用初級信息進行加工時，不再以初級信息的結果作為其信息加工源，必須對初級信息產生程序的合理性進行評價，因為僅以初級信息的結果無法判斷其合理性。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側重初級信息生成程序的合理性，必須加強對信息提供主體信息生成過程的評價。因為信息生成的程序和方法合理，則信息生成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其信息結果的合理性程度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證。同樣，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利用加工后的高級信息做出決策時，其選擇標準也不再以財務經濟分析結果的最優化作為決策的唯一依據，而應該側重程序理性，加強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財務經濟分析過程的考核和評價。因為財務經濟分析程序和方法合理，則財務經濟分析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其財務經濟分析結果的理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最后，必須根據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的高低來利用加工后的高級信息，從而做出合理決策。

3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原則

3.1 成本效益原則成本效益原則要求行為人采用某一行為所發生的成本必須小于采用該行為所產生的收益。如果將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看成是經濟行為的話，那么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所發生的成本必須小于相應的收益。財務經濟分析從信息論的角度來看，是信息的再加工過程，因此進行財務經濟分析的成本是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對信息進行再加工的加工成本，而財務經濟分析所產生的收益是利用再加T信息進行決策所產生的超額收益。此處的超額收益是指在進行財務經濟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決策所產生的收益與不進行財務經濟分析做出決策所產生收益之間的差額。財務經濟分析的成本效益原則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是如信息加工成本和超額收益僅在一個會計期間相關，只要信息加工成本小于超額收益，則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就是可行的；反之則不可行。二是如信息加工成本和超額收益與若干個會計期間相關，只要信息加工成本現值小于超額收益現值，則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就是可行的；反之則不可行。

3.2 彈性原則彈性原則要求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在進行財務經濟分析過程中必須考慮財務經濟分析外部環境變動的可能性，留有合理的伸縮余地，以便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可以隨時、自動地做出調整。彈性原則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是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其分析目的；二是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選擇合理的財務經濟分析程序和方法；三是當涉及與行業內其它企業進行比較時，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來選擇合理的對比基礎；四是在財務經濟分析內容的確定方面，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來確定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內容，特別是在財務經濟專題分析內容的確定方面更是如此。

4 財務經濟分析的研究對象

4.1財務經濟分析方法財務經濟分析方法是財務經濟分析的又一研究對象，財務經濟分析方法可以概括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觀念方法；第二層次為基本方法；第三層次為具體方法。觀念方法包括全面與重點相結合、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和全過程分析方法；基本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法和綜合分析法；具體方法則包括比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連環替代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指數分析法、本量利分析法、圖表法、回歸分析法、線性規劃分析法等。財務經濟分析方法長期局限于具體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的更新非常緩慢，分析方法的停滯不前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財務經濟分析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因此，未來財務經濟分析從方法論角度來分析，應合理吸收計量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將這些學科中的方法引入財務經濟分析領域，從而不斷完善財務經濟分析方法體系。

參考文獻：

第6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1•1對規模經濟的考察

廠商的平均成本會隨著產出增加保持不變、上升或下降[1]。因此規模經濟與規模報酬遞減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通常是伴隨大規模生產、高度專業化、資源集約利用和不可分性而來。規模經濟因不同的廠商和不同行業而有差異。規模經濟的來源:規模經濟主要與成本不可分性、規模因素擴大、專業化、大規模資源、生產技術的改進以及學習效應相關。成本的不可分性是指有些成本與規模關系不大,甚至是獨立于規模之外的,即這些成本相對于產出規模而言,是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不可分的。一個最明顯的方面就是產品的研究與開發成本往往與產品的產量部分的或者完全的不可分。比如新車型的研究成本與汽車的產量。因此當產量增加時,不可分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使得單位成本降低。規模因素擴大往往帶來經濟。對于資本性設備而言,初始成本和營運成本的增長速度一般低于設備生產能力的增長速度。比如寫字樓電梯的初始成本和營運成本一般變化不大,而電梯的效益則隨寫字樓的使用率增加而增加。專業化帶來經濟效益。工廠或企業的產量越高,勞動力和資本性設備的專業化機會越多,相關的收益就增加。

產量增加可以使企業招聘具有專門技術的員工,也為采用專用設備提供了可能性。并且為相關的垂直聯系和水平聯系的企業提供了專業化機會,由此也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大規模資源帶來的經濟效應。大規模資源可以帶來經濟上的相對效益。比如企業只用一臺機器生產,每月需要儲備一個零部件以防意外故障,當有十臺機器生產時,每月儲存的零部件不必要為十個,而是少于十個。與此類似,對于原材料供應、產品、半成品訂銷等也存在類似的大規模經濟。此外引進新技術與學習效應(經驗)也能產生規模經濟。一些成本函數展示了規模經濟,而另一些則沒有。一個典型的制造過程至少在最初展示了規模經濟。而這一典型廠商的其它功能,如管理、監督、營銷和運送會引起成本,并用盡規模經濟[3]。

所以規模到達一定程度,會產生規模不經濟,主要原因:管理成本上升。管理的有效性隨著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從而限制了規模擴大的程度。隨著規模擴大,管理鏈條延伸,管理有效性可能下降,表現為決策過程的延遲,最終決策者不能把握會影響決策的事件。決策者收到的信息被限制、改變。規模還可能影響到管理人員的動機,比如擴大權利,增加管理者福利等目標追求的影響減弱了正常的工作管理效率。勞工關系障礙產生。一方面,隨著規模擴大,專業化和重復性的工作增加,員工產生厭倦感與缺乏追求企業目標的成就感,而導致員工績效下降;另一方面企業或工廠規模擴大,等級鏈條越長,員工遠離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就越不理解管理者的意圖。銷售成本的增加。隨著經營規模的增大,銷售和分銷成本也能成為規模不經濟的來源。規模增大,市場范圍更廣,平均運距和平均運輸成本上升,如果增加的銷售來自新的客戶分布更加廣泛的分散市場,平均銷售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此外,隨著規模的擴大,生產要素成本隨需求上升而升高,這也是導致規模不經濟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在要素充分流動情況下,并且研究規模經濟一般假定企業要素供給是具有完全彈性的,因而在規模經濟分析中這類因素不作為規模不經濟的原因。

1•2對范圍經濟的考察

當兩種產品一起生產(聯合生產)比單獨生產便宜時,就產生范圍經濟[2,3]。用成本函數來表示,考慮Q1單位產品1和Q2單位產品2的生產,單獨生產每一種產品的成本是C(Q1,0)+C(0,Q2),一起生產的成本是C(Q1,Q2),那么范圍經濟(SC)的衡量:SC=[C(Q1,0)+C(0,Q2)-C(Q1,Q2)]/C(Q1,Q2)如果SC總是正的,就存在范圍經濟。國外有關研究指出,在1968年,200家最大的制造業廠商中的146家在11個或更多的行業中經營[3]。而多恩、羅伯茨和薩繆爾森研究了在數量上是有非常小的廠商占統治地位的制造廠商,發現在1982年廠商平均生產1到2種單獨產品,多工廠廠商平均生產2到3種單獨產品[2]。還有的關于范圍經濟實證研究指出,對通用汽車公司而言,將大汽車與小汽車、卡車組合在一起生產有足夠大的好處。令人吃驚的是,將卡車與大、小汽車一起生產就沒有產生范圍經濟[3]。以上說明,范圍經濟也是普遍存在的。范圍經濟并不必然意味著多種(兩種)產品應該由單個廠商生產。大型企業比較容易實現企業內部的范圍經濟(建設多工廠,進行多樣化經營);小型企業集聚通過水平的或垂直的生產與銷售聯系,也能產生范圍經濟。范圍經濟與企業以及產業的特征等存在一定的關聯性。事物總存在辨證的兩個方面,既然存在范圍經濟,也必然存在范圍不經濟。并非所有的集聚都能產生范圍經濟,有時就存在范圍不經濟,這是由產品的生產函數決定的。比如多樣化經營或聯合生產導致的成本上升。許多可能因素有利于范圍經濟,最重要的一個是共同投入的使用[1]。可以用知識(信息)來說明,知識是生產和銷售相關產品的最重要的共同投入之一。一種產品的信息很可能與另一種緊密相關的產品有關。比如知道肯德基的營銷方式,可能有助于麥當勞的營銷。了解了電風扇的營銷狀況,可能有助于空調的銷售(共同的市場)。否則象信息這樣的資源,會因重復建設而浪費。并且信息難以購買和銷售,所以單個廠商經常生產相關的產品。

1•3對外部經濟的考察

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主體(個人或企業)生產或消費活動受到其它經濟主體活動的直接影響,使其生產函數或消費函數之值發生了改變。因此生產或消費之決定受到其它經濟主體活動的影響,甚至其它主體經濟活動成為其決策函數之變數。由于研究角度的差異,外部性又分為不同的類型,一般有技術外部性(technologicalexternality)與貨幣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y)。技術外部性是指純粹由技術或其它方面的關系,而不是由市場機能所產生的外部性,比如鄰居家花園為四周鄰居提供了宜人的景色。貨幣外部性是指生產者彼此之間透過市場所產生的外部性,例如某一工廠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產量增加,該產品及其相關產品價格下降,消費者受益,同時以此產品或相關產品為原料的生產也因降低生產成本而受益。無論貨幣性的還是技術的外部性都有兩種類型: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一般人們把貨幣性的外部性又分為(貨幣性)外部經濟和(貨幣性)外部不經濟,即按照馬歇爾的分析,外部經濟是指整個行業的規模擴大和產量增加,而使個別廠商得到好處。包括修理、服務、運輸、人才供給、科技情報等方面的便利條件,從而使個別廠商減低平均生產成本,得到外部經濟。外部不經濟是指整個行業的擴大和產量的增加而使個別廠商成本增加,收益減少。引起外部不經濟的因素。包括由整個行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招工困難、原材料和動力不足、交通運輸緊張以及地價上漲等。技術外部性①也可以分為技術-外部經濟和技術-外部性不經濟,這是福利經濟學中常用的解釋,是指經濟活動的主體對外部影響而言,而不是外部因素對一經濟主體的影響。將一經濟主體有利的外部影響稱作技術—外部經濟,而將不利的外部影響稱為技術—外部不經濟(加“技術”是便于與貨幣外部性相區分)。

2經濟集聚的機理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理論上各種生產要素流動,聚集形成企業,首先是由于規模經濟的效果,由于規模經濟的作用集聚體規模增大,達到一定程度便產生了規模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一經產生,單位產品的成本停止下降,規模再擴大失去了規模經濟的效益。各種生產要素仍然集聚,這種集聚是范圍經濟作用的結果。范圍經濟并不排斥規模經濟,它本身就含有規模經濟的要求(體現在成本的次加性,即追加新產品和服務進行聯合生產比單獨生產成本要低)。理論上不存在先產生范圍經濟后產生范圍不經濟的過程,它與生產函數、企業管理與營銷等相關(比如前文通用汽車公司卡車、小汽車、大汽車的生產)。如果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都不存在,那么生產要素是否還集聚?生產要素還具有集聚的趨勢,這是由于外部經濟作用的結果。外部經濟與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直接相關,貨幣外部性與整個產業規模相關,技術外部性與企業間關系、企業環境相關。對于貨幣外部性而言,由于外部經濟的動力,生產要素產生了集聚的趨勢;當集聚到一定程度,產生了外部不經濟,單位產品成本開始上升,就出現了經濟要素擴散的趨向。對于技術外部性而言,吸引與技術—外部經濟相關的經濟要素(主體),而排斥與技術-外部不經濟相關的經濟要素(主體)。總之存在外部經濟產生集聚引力,產生了外部不經濟導致經濟要素的擴散。此外,經濟要素由集聚向擴散轉變,還是集聚體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區域分工的要求。當集聚體由一種經濟功能向另一種經濟功能升級轉變時,往往擴散舊功能相關的經濟要素,而集聚新功能相關的經濟要素。所以,當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外部經濟三者存在一個(不超過兩個)時,并發生的經濟集聚效果可以稱作一般集聚經濟;當三者都存在并發揮作用形成經濟集聚,稱作純粹集聚經濟;當三者都已經成為不經濟時稱作純粹集聚不經濟。

3經濟集聚的空間類型和特點

經濟地理學與產業經濟學從空間形態的角度對經濟擴散進行了分類[6,7]。主要將經濟擴散劃分為墨汁似(就近)擴散、等級擴散、跳躍似擴散、發展極似擴散、串珠擴散和隨機擴散等六種表現形式。區域經濟學將集聚分為偶然性集聚(由于區域因素導致的)和純粹集聚(集聚經濟產生的);純粹集聚又分為規模經濟、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8]。外部經濟包含有地方化經濟(貨幣性外部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貨幣性外部經濟與技術—外部經濟),因此,可以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和區別集聚。

3•1經濟集聚類型劃分依據

本質上,經濟集聚與經濟擴散是并存的,是經濟要素流動的兩種表現方式,并且經濟集聚與擴散具有共同的作用過程。所謂存在集聚與擴散之分,不過是相對于不同的參照系而言,即集聚是對于一個地方,有不同的要素流的匯集;擴散是對于一個地方,要素流的向外部流出。對于區域發展而言,可以說集聚是絕對的,擴散是相對的。因為要素流動,必然集聚(不同要素集聚才能產生經濟活動);并且要素流的擴散是在形成新的集聚點。因而研究集聚更具有一般意義。在任何科學中,現象的研究肯定包括其關聯性在內。地理學現象的關聯性或因果關系有兩類:在一個地方不同現象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不同地方諸現象的關系或聯系。后者必然包括地區間運動在內[9]。對要素流動直接相關的經濟集聚進行分類,也應該遵循這一基本規律,一是便于分析判斷集聚體發展,二是便于分析判斷集聚體對區域發展作用和意義。而以往對集聚與擴散的分類,如等級擴散、跳躍擴散、串珠擴散等,很難分清哪一種有利于地方發展,有利于形成新的集聚中心。依據集聚分類的兩個基本目的,可以制定集聚分類的兩個依據:①經濟集聚過程中的經濟聯系;②經濟集聚過程中或集聚體形成的與地方之間的關聯程度(經濟的和社會的關聯)。根據①可以將集聚分為關聯性經濟集聚和非關聯性經濟集聚,前者是指集聚過程中,各種經濟活動之間具有產業上的水平或垂直的聯系,或者具有管理上的從屬關系。后者是指不存在這樣的聯系或關系。根據②可以將集聚分為根植性經濟集聚和非根植性經濟集聚。前者是指經濟集聚過程中經濟活動與地方已經存在的經濟活動或者社會活動形成了比較密切的聯系,包括經濟聯系和社會關系。后者是指沒有發生類似的經濟聯系或社會關系。

3•2經濟集聚的類型

同樣,對經濟擴散也可以根據以上兩種依據,對經濟擴散進行分類:關聯性經濟擴散和非關聯性經濟擴散,根植性經濟擴散和非根植性經濟擴散。只不過集聚是相對于要素流的“匯”而言,擴散是相對于要素流的“源”而言。概念上具有相應的含義。由分析得出經濟集聚與擴散的一般類型和特點如表2。根據以上的論述,規模經濟首先引起經濟集聚,并且不斷強化集聚的程度,直至產生規模不經濟,形成的是以企業構成為主體的集聚產業點,是經濟集聚區域的基本組成單元,一般地域范圍不超過幾平方公里,集聚了少數幾個規模不大的企業,結構較簡單,基礎設施比較簡陋,往往依托于周圍的小城鎮或接近交通干道。集聚產業點形成后,由于范圍經濟的作用,經濟進一步集聚,吸引更多的外來要素,企業間關系更加復雜,形成了多樣化經營與聯合化生產,不同的企業(原有企業間或與新產生的企業間)間產生了水平或垂直的經濟聯系。形成具有一定地域范圍的企業群體,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共同推動下,企業群體的發展為集聚產業區。一般集聚產業區在幾平方公里到幾十平方公里不等。集聚產業區內逐漸形成了共同的基礎設施(交通、通信、動力等),大大節約了企業外基礎設施投資。并且加強了與地方社會經濟聯系的程度,以利于產業區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整體發展。集聚產業區與周圍大城市或口岸城市經濟關系逐漸密切。當集聚產業區不能夠為集聚提供范圍經濟時,外部經濟作用繼續使得產業區繼續擴大,逐漸形成集聚產業核心區(或樞紐區),乃至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大的城市。集聚產業核心區一般在幾十平方公里以上,成為區域一個或多個行業的增長中心,核心區內部經濟聯系緊密,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更加廣泛,成為大量生產要素(人口、資本、技術等)的集聚體,不僅吸引生產性行業,而且也誘導生產者服務業[10](信息業、咨詢業、金融產業等)的集聚,使集聚核心區的功能得到健全和發展。形成了經濟集聚的過程中的集聚產業點、集聚產業區、集聚產業核心區的三種基本經濟景觀。

3•3幾點說明

(1)盡管在經濟景觀形成分析中,先從規模經濟開始,然后是范圍經濟、最后是外部經濟。實際中不一定如此,只是為了便于理論分析。有可能后兩者同時進行,或外部經濟在范圍經濟之前起作用。這與企業規模、行業特點等相關。

(2)在經濟集聚景觀形成中,規模經濟是最基本的,沒有規模經濟就無從談起范圍經濟和外部經濟。規模經濟是集聚體形成發展的基礎。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外部經濟三重效應疊加作用下,推動了經濟集聚體從集聚產業點向集聚產業區、集聚產業核心區演變發展。

第7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關鍵詞：盈余管理；審計收費；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23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6-0091-02

引言

審計收費（Audit Fee）是審計服務供需雙方就審計服務供求所達成的價格，是客戶與注冊會計師之間重要的經濟聯系，是會計師事務所的主要收入來源，并日益成為事務所之間進行競爭的主要手段。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比較多，國內外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審計收費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上市公司規模、經濟業務復雜程度、事務所規模、上市公司所在地、審計任期、審計風險等。在資本市場與會計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著盈余管理現象，關于盈余管理，有人持否定態度，認為其是一種欺詐性（fraud）行為（Goel and Thakor,2003），是一種不道德（immoral）行為（Brown,1999）；但也有人對其持肯定態度，認為盈余管理則是企業靈活運用法規準則所賦予的會計選擇權利對賬面盈余進行調整，是不會在會計法禁止行為之列（寧亞平，2005）。那么，國內外學者究竟對盈余管理持怎樣的態度，其與審計收費之間有怎樣的關系呢？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辨析

關于盈余管理的概念，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的認識，仍處于進一步探索中，但總體上來說，國外比較通用和流行的定義主要有如下三種：

（一）美國會計學家William R Scott（1992）在其《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把盈余管理定義為，“在公認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管理者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從而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該觀點認為，盈余管理是通過彈性地運用會計準則來操縱會計數據，本身并沒有公然違反會計準則，其中隱含之意，盈余管理是正當的。該定義的基礎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企業管理者為了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便自然產生了盈余管理的動機。此觀點的不足之處，即忽略了“人的非理性”。

（二）Healy and Wahlen（1999）指出，盈余管理是管理當局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安排交易來改變財務報告以誤導利益相關者對公司業績的理解或者影響以報告會計數字為基礎的合約的結果。該定義從管理層對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動機出發，認為盈余管理是管理層為了給企業或自己謀取私利而實施的一種欺詐行為，旨在誤導那些以公司經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的決策行為或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數字為基礎的契約后果。

（三）Schipper（1989）認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預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該觀點是基于信息觀的，因而被稱為“信息觀”下的盈余管理。此定義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對外報告領域，實質上是對所披露信息的操縱。

國內學者圍繞這三個觀點，從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給出過盈余管理的定義。孫錚（1999）指出不管是通過什么手段，只要是生成虛假會計信息的行為都叫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縱，他認為盈余管理和利潤操縱同屬一個概念。魏明海（2000）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當局為了誤導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理解，在編制財務報告和構造交易事件以改變財務報告時作出判斷和會計選擇的過程。寧亞平（2004）認為，盈余操縱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兩個內容，兩者既為互斥關系，又是盈余操縱的全部形式，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盈余管理利用合法手段使公司價值最大化，盈余造假屬于違法并損害公司價值的行為。

根據以上分析，學者們對盈余管理的認識雖然存在差異，但其均體現出了：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目的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手段是選擇，即主觀選擇的結果。而且人們已逐漸認識到盈余管理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只要諸如分紅、上市、配股、融資等與會計信息有關，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盈余管理就會存在。

二、盈余管理與審計收費之關系分析

獨立審計作為一種市場活動，其收費標準必然受到審計市場環境的影響。從經濟學角度來考慮，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用于銷售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完全由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自發調節決定，而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除了受市場因素影響外，還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管制等的影響。根據中國特殊的國情及制度背景，目前，中國的會計、審計市場尚處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階段，因此，對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的收費，往往會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響。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1998年后中國注冊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中介機構，其承接業務時不得不考慮成本效益問題。但是，過于降低審計收費，減少審計成本的投入，提供低質量的審計報告，一旦被資本市場和理性投資獲取了相關信息，不僅妨礙事務所自身的發展，而且會影響會計師事務所的聲譽。因此，為了防止會計師事務所的過于壓低價格招攬客戶，降低審計質量，財政、物價部門對審計收費制定最低標準，實行價格管制制度。而且，為了促進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提高信息披露質量，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2001年12月24日，中國證監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規范問答第6號――支付會計師事務所報酬及其披露》，就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披露有關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報酬的內容進行了規定，明確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將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作為重要事項加以披露。可見，在市場經濟中，作為獨立審計的收費問題已引起高度重視。

在資本市場中，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成為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信息來源，尤其是其中的會計盈余信息及其質量正受到投資者的空前關注，因為會計盈余是企業制定各種契約的重要參數。如果上市公司的業績表現低于投資者的預期，公司的股票價格可能下跌；當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報酬與公司盈余業績掛鉤時，還可能影響公司管理人員的報酬。基于此，公司管理層會不會與審計師合謀人為地修改會計盈余，即實施盈余管理行為呢？會計師事務所作為一種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參與市場競爭，雖然其收費受到政府管制的影響，但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特征決定了事務所提供服務的價格必然受市場上供求關系的影響。我們不禁要問審計收費與盈余管理之間是否密切相關呢？下面分別站在上市公司及注冊會計師事務所角度分析兩者的關系，為此，本文從盈余管理的概念及審計風險兩方面進行論述:

（一）基于盈余管理概念角度分析兩者間的關系

本文在研究盈余管理與審計收費關系時，傾向認同上面談到的有關盈余管理的第二種定義，即盈余管理是管理當局與審計師進行合謀，報告虛假或者不真實信息，以誤導利益相關者的契約過程。這種契約過程，雙方各有目的，比如公司管理層通過盈余管理行為以高額審計費用購買審計意見，獲得財務信息，或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為了獲取配股資格、或為了保牌、或為了再融資，當然還可能為了某種政治目的等，在我國特有的監管制度下，保牌、配股等契約使經理人員進行盈余管理有著強烈的動機。會計師事務所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審計收費是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基本動力，因此，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為了擴大市場份額、獲取收入等目的，通常難以抵制以低質量審計獲取高額報酬的誘惑，于是違心認可，與之合謀。這種審計合謀是社會審計獨立性喪失的表現，此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必然受到較大干擾，從而極大地影響到審計獨立性。正常情況下，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對審計業務的收費應當能夠真實地反映其所提供的專業服務的價值，過高或過低的收費都可能會影響審計的獨立性和審計的質量，這種審計獨立性和審計質量的降低往往正是審計師與公司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結果。因此，反過來可以推測，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的上市公司很可能給予會計師事務所更高的審計收費。

（二）基于審計風險角度分析兩者間的關系

盈余管理受到人的主觀意識的影響，容易被人為地操縱，在財務報表中盈余管理比其他要素更具有不確定性，注冊會計師對該項目較難審計。通常在國外，盈余管理被視為高固有風險。固有風險包括管理人員的品行和能力、行業所處環境、業務性質、容易產生錯報的會計報表項目、容易受到損失或被挪用的資產等導致的風險，在中國，盈余管理也被視為固有風險；而且，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中，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等現象普遍存在，這樣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會過高地評估固有風險和內部控制風險。在某一風險水平下，注冊會計師要把審計風險降低到某個合理的水平就必須增加實質性測試的范圍和時間，以降低檢查風險，這樣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就會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耗費更多的資源，搜集更多的審計證據，來識別公司管理層實施的盈余管理行為。導致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時間和審計成本增加，從而就要求其收取較高的審計費用來補償所花費的審計成本。

另外，國內外學者已通過大量實證研究，驗證了盈余管理行為與審計收費之間具有相關性。Defond和Subramanyam（1998）通過分析盈余管理度量因素之一可操控應計項目金額(discretionary items)，結果發現，可操控應計項目金額越高，審計師面臨的訴訟風險越大，為此會相應增加審計收費。王振林（2002）、李爽和吳溪（2004）從非主營業務利潤比重的角度計量盈余管理，發現客戶盈余管理跡象與審計收費負相關。孟焰（2003）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虧損年度有多報非經常性虧損以“透支虧損”現象，注冊會計師面臨上市公司管理層利用非經常性損益調節利潤總額和凈利潤的意圖，必然會在非經常性損益的審計上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導致審計收費的增加。

參考文獻：

[1]張祥建.大股東控制下的配股融資與盈余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2]寧亞平.盈余管理的定義及其意義研究[J].會計研究，2004，（9）.

第8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凱恩斯主義在西方許多國家大行其道。凱恩斯主義流行的結果之一就是政府支出不斷攀升和政府規模不斷擴大。這促成了學者們對政府支出是否影響和如何影響居民消費問題的關注。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我國學者則是自21世紀以來才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目前國內外學界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問題上主要形成了三派觀點：（1）擠出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或者說，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2）擠入說。與前一種觀點相反，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或者說，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3）不相關或不確定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支出變化與居民消費變化之間沒有相關性或具有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是指，在某些條件下，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互補的；但是在另一些條件下，居民消費與政府支出則是替代的。

1．國外學者的研究。貝利（M．J．Bailey）在其《國民收入與價格水平》一書中最先研究了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的關系，他通過對三部門國民收入決定模型的經驗檢驗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即政府支出會部分擠出居民消費支出。［1］巴羅（R．J．Barro，1981）認為，政府支出增加將通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兩條渠道擠出私人消費，并且，暫時性的政府支出比持久性的政府支出產生更大的對私人消費的擠出效應。［2］科孟迪（R．C．Kormendi，1983）根據美國的經驗數據估計出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消費的系數約為0．2。［3］阿喬（AlanAschauer，1985）以霍爾（Ro－Hall，1978）的最優化消費模型和由此推導出的歐拉方程為基礎，構造了一個帶有輔助方程的消費方程，并用美國的經驗數據估計出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替代程度的區間為［0．23，0．42］。［4］埃姆德（S．Ahmed，1986）用跨期替代模型證明英國的政府支出擠出了居民消費。［5］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7）估計了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和期內替代彈性，發現美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存在替代關系，且期內替代彈性為0．9。［6］霍（T．W．Ho，2001）通過對24個OECD國家1981—1997年的面板數據計量分析發現，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呈現顯著的替代關系，替代系數為0．5387。［7］埃斯惕威和桑切斯－勞皮斯（V．Esteve＆J．Sanchis－Llopis，2005）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和1960—2003年的西班牙統計數據分析發現，西班牙的政府消費性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Edgeworth－Pareto意義上的替代關系。［8］但是另一些研究者發現，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政府支出增加不是擠出而是擠入私人消費。卡拉斯（G．Karras，1994）將政府支出函數直接引入了消費者的目標效用函數，應用30個國家1950—1987年的數據對消費的歐拉方程進行了計量分析，結果顯示從總體上來說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一種互補關系，即政府支出可以擠入私人消費，并且這種互補關系與政府規模呈反比關系。［9］奈伊和霍（C．C．Nieh＆T．W．Ho，2006）運用面板協整方法和1981—2000年的數據估計了23個OECD國家和地區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的期內替代彈性和跨期替代彈性，其結論是，從總體上看，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是互補的。布朗和韋爾斯（A．Brown＆G．Wells，2008）將面板協整方法運用于分析澳大利亞6個州的經驗數據，其結論是澳大利亞的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呈現互補關系。［11］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使用標準的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者往往得出政府支出①沖擊會擠出私人消費的判斷，而一些使用向量自回歸（VAR）技術的經驗研究得出的結論卻是，政府支出沖擊通常會擠入私人消費。但是，有些學者又認為，政府支出擠入私人消費的結論可能是由于VAR技術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還有一些學者發現，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不相關的。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4）沿著霍爾（Rob－ertE．Hall）模型最優化的思路分析了1953—1993年加拿大政府支出對私人消費的影響，但在對歐拉方程進行計量分析時考慮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協整和非協整兩種情況，結果發現，在協整的假設下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是互補的，但是在非協整的假設下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則是替代的。［12］阿瑪諾和威簡托（R．Amano＆T．Wirjanto，1998）依據持久收入假說構建了一個嵌入了替代彈性不變函數的跨期替代彈性的效用函數，其結論是：當跨期替代彈性（對于跨期替代彈性的效用函數來說）大于、小于、等于期內替代彈性（對于替代彈性不變的效用函數來說）時，私人消費與政府支出呈現Edge－worth－Pareto意義上的互補、替代、不相關的關系。他們還進一步使用1953—1994年美國的季度數據估計出這兩個替代彈性系數都約等于1．56，這意味著美國的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在Edgeworth－Pareto意義上是不相關的。［13］克旺（Y．K．Kwan，2006）將協整方法用來分析東亞9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發現，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而其他7個國家或地區的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不過替代程度大小不同。

2．國內學者的研究。我國學者對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后。國內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也是莫衷一是。財政部辦公廳課題組（2001）認為，關于私人消費和政府支出，有人認為它們具有某種替代關系，這需要具體分析。從財政支出結構看，某些種類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費，的確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諸如交通設施支出，則是私人消費的互補品；其他許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費的替代品又是互補品。［15］胡東書（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國的時間序列數據所做的回歸分析表明，政府支出變動與居民消費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二者之間從整體上看是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政府支出增加對居民消費的作用是擠入的而不是擠出的。［16］謝建國和陳漓高（2002）通過建立一個居民消費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國的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認為在短期內，中國政府可能通過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總需求，但在長期均衡時政府支出完全擠占了消費支出。［17］黃頤琳（2005）通過構建實際的經濟周期（RBC）模型，利用隨機動態一般均衡（DSGE）方法對中國經濟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后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18］李廣眾（2005）在消費者最優選擇歐拉方程基礎上推導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模型，然后對全國、城鎮和農村的樣本進行估計，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表現為互補關系。［19］張治覺和吳定玉（2007）利用可變參數模型對我國1978—2004年的數據進行了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從總體上分析，在大多數年份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引致效應；從結構上分析，政府投資性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從1998年開始，政府消費性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政府轉移性支出在大多數年份對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申琳和馬丹（2007）對1978—2005年我國政府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兩個渠道（消費傾斜渠道和資源撤銷渠道）進行了經驗分析，發現我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過消費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費上升，通過資源撤銷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費下降；綜合來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過兩種渠道最終導致人均居民消費下降，即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存在長期替代關系。楚爾鳴和魯旭（2008）通過構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國27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相關數據進行面板協整檢驗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發現中國地方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呈現較弱的互補關系。楊子暉等人（2009）通過面板協整分析發現，中國政府消費支出與私人消費成互補關系。陳創練（2010）所做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我國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呈互補關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的互補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規模的影響。比如，隨著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政府將減少與居民消費呈互補關系的公共物品（如國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與居民消費呈替代關系的公共服務（如科學教育衛生事業支出和學校午餐等）的供給。［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國城鄉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費、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數據，通過建立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政府支出如何影響居民消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政府支出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而在長期則具有擠出效應。由上我們看到，我國學者主要是從總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或把政府支出劃分為消費性支出和投資性支出，再分別研究這兩類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只有石柱鮮等人（2005）等少數幾篇文章嘗試從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或財政支出分類上分別考察這些政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在這個專題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費函數看做是線性的，把函數關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確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或事實明顯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消費性支出增加會促進居民消費；還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正相關；也有的文章認為，政府支出增加對居民消費沒有影響；還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財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們，對中國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需求的關系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徑可能是要改變模型方法選擇。

二、中國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初步分析

筆者認為，從總量上研究中國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可能過于綜合，過于籠統，無法反映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真實效應。因為我國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費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資支出，還包括轉移支出和民生支出，這些不同性質的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應該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對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影響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試圖從政府支出的不同分類上來考察它們分別對城鄉居民消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2007年我國國家統計局對財政支出項目分類進行了重大調整，由原來的5類27個項目調整為22個項目，不再按功能性質分類。1978年到2006年，我國政府財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質劃分為5大類：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國防費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和其他支出。圖2顯示的是1978—2006年我國政府的5大類支出分別在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中所占比例的變化。可以看出，從1978年到2006年，經濟建設費支出占比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社會文教費支出占比呈現先上升后平穩的趨勢；國防費占比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行政管理費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政府支出結構的變化從一個側面映射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變化趨勢，經濟建設的任務越來越多地由企業和個人承擔，國家對經濟建設的直接干預不斷減少，這就導致了經濟建設費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會文教費支出占比不斷提高。行政管理費支出占比上升較快反映了我國政府規模擴張較快，公部門控制和消費的資源過多。這5大類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應當是不同的。經濟建設費支出。這類支出是國家用于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財政支出，它們主要形成物資資本和公共物品，如鐵路、公路、機場、水利、電力、環境保護等。這類支出在短期可能會排擠居民消費，但是在長期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經濟建設費支出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對企業和個人征收的稅收，并且這類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資源的規模，因此它在短期內可能會排擠居民消費。

在長期，這類支出可能會促進居民消費。例如，交通便捷會促進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費，電力供給有了保障會促進居民購買和消費家用電器。從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看，政府通過經濟建設費支出來配置資源的規模必須適度，不宜過大，否則會擠占市場和居民消費。社會文教事業費支出。這是國家用于科學研究、文化、教育、衛生、出版、廣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等方面的事業費支出。這類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資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會及其成員的科學文化素養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這類支出應當會促進居民消費。顯而易見，政府投資九年制義務教育，提供教育、文化、體育、醫療衛生設施，必然會促進居民在教育、文化、體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消費。國防費。這是國家用于國防建設的各種經費支出。國防是一個國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業和個人遭受外來侵略和掠奪的保障。因此，國防費支出雖然可能會擠占居民收入和消費，但是一個強大和穩固的國防會大大降低國民生存、發展、生產、消費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行政管理費。這是一種社會消費性支出，主要用于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行政管理機關和外事機構行使其職能所需要的開支，包括人員經費支出和公用性經費支出。在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員開支的費用約占50％上下。近幾年受詬病較多的“三公”經費就是行政管理費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費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這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國的行政管理費支出中，相當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員的純粹性消費，這部分支出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沒有什么相關性。一個公務員使用公款消費得越多越好，不意味著他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會降低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其他支出。這包括政府財政年初預留的預備費，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贈支出，彩票發行銷售機構業務費安排的支出，等等。這類支出很可能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中性的或影響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經驗研究

筆者在文獻綜述部分提到過，在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問題上，我國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結論與直覺或事實明顯不符，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費函數看做是線性的，把函數關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確定的。本文嘗試改變這種經驗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來進行研究。1．可加模型簡介。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s）是非參數統計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線性模型的推廣。與線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點：（1）假設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未知；函數關系根據數據本身而得到。相比線性模型這更符合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要求。（2）對于因變量的分布沒有限制，估計的結果具有穩健性。與線性模型要求因變量服從某個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為合理。因為因變量是否服從某種分布實際上很難驗證。雖然計量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檢驗服從分布的方法，但是嚴格來說，它們往往是檢驗其不服從某種分布，很難檢驗出服從某種分布。因為它們的原假設是服從某種分布。不拒絕原假設不等于接受原假設，這是兩個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可加模型具有先天優勢。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是一個靜態過程，應該是一個動態過程；也可以說隨著政府支出的變化，它們對居民消費的邊際效應也是變化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另外，計量經濟學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是線性關系，但是這些線性關系是在很強的假設下得到的，而實際經濟活動中的變量之間關系呈線性關系的極少，絕大多數都是非線性的。因為影響變量的因素很多，在實際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觀和客觀原因的制約，或為了研究的簡化和方便，不可能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所以很強的假設易于構建模型和得出結論，但是很難符合實際和刻畫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2．可加模型應用。（1）數據來源與選取。

由于國家統計局在2007年對政府財政支出統計口徑進行了重大調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數據不可比，所以本文選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數據，這些數據均來自1979—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質我國政府財政支出劃分為五大類：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國防費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們將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①。為了消除數量級的影響，將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另外，為了方便，我們作如下記號：x1為經濟建設費，x2為社會文教費，x3為國防費，x4為行政管理費，y1為農村居民消費，y2為城鎮居民消費。（2）政府支出結構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影響分析。根據（1．1），政府支出結構與農村消費需求的可加模型為。從圖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是有促進作用的，但當經濟建設費支出超過該范圍便會出現阻礙作用。（2）社會文教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促進了農村居民消費的增加。下圖②顯示，隨著社會文教費支出的增加，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也在增加。（3）國防費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即這兩類支出擠占了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下圖③和圖④顯示這兩類支出增加導致了農村居民消費支出減少。從圖4可以看出：（1）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是有促進作用的，但當經濟建設費支出超過該范圍便會出現阻礙作用。（2）社會文教費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促進了城鎮居民消費的增加。下圖②顯示，隨著社會文教費支出的增加，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也在增加。（3）國防費支出在一定范圍內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具有促進作用，但超出這一范圍其影響變小。（4）行政管理費支出降低了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下圖④顯示這類支出增加導致了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減少。（4）比較政府支出結構對農村、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綜合起來看，政府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幾乎是一樣的。但國防費支出的影響不同。國防費支出對農村居民的消費有一定的阻礙作用，而對城鎮居民在一定范圍內有促進作用。我們認為，這個結果符合實際，許多軍用設施和軍民兩用設施位于城鎮，農村則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當然，這個差異也可能是由于城鄉居民對國防保障帶來的安全性的認知程度不同，這種認知程度不同可能導致城鄉居民消費函數中的不確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評價。為了評價模型，我們引入MSE（均方誤差）、MAE（平均絕對誤差）和MAPE（平均絕對百分誤差）指標。從表1可以看出這三個誤差指標都比較小。在應用可加模型時，如果MAPE＜10，模型預測的精確度就較高，而我們現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見我們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擬合結果如圖5和圖6所示。從兩個擬合圖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第9篇：彈性經濟學概念范文

摘要:本文從對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名稱考辨入手,對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特點(優點和缺點)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并得出了兩者需要互補的必要性;然后探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互補的可能性,隨后作出筆者的六點小結;接著對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進行比較并指出其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應用;最后筆者對在我國進行多樣化的會計理論研究提出三點建議。

勿庸質疑,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已成為當代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的兩種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兩種研究的支持者們互不相讓,曾掀起一場理論大“論戰”:規范會計研究者們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只注重對細枝末節問題的糾纏不休,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人們已經熟知的既定事實,因而對整個會計理論并無貢獻;實證會計研究者則抨擊規范會計研究方法的不科學,認為規范會計研究忽視對已有會計理論的檢驗。結果,整個會計理論框架仍擺脫不了“空中樓閣”的尷尬〔1〕〔2〕!而這場論戰也恰恰反映了我國會計研究者對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存在著的普遍模糊認識。進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會計學界已經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這兩種各具特色的會計理論研究〔3〕,本文將結合目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現狀,來客觀地評價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希望能對我國的會計研究有所啟發。

一、名稱考辨關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基本內容,馬克·圖恩曾作過一個簡明扼要而又比較全面的對比分析〔4〕,即:

實證是手段事實現實描述真或假精神的問題解釋分析

規范應該目的價值理想規定好或壞心靈的問題評價政策

我們可以看出,上述的區分涉及語言形態、研究領域、內容性質和作用特征等多個方面,如果具體到會計理論研究中來,多數會計學者首肯實證會計研究主要回答會計“是”什么,認為進行實證會計研究時應該超脫或排斥一切價值判斷,只考慮建立會計信息系統運行之中的會計處理程序之間關系的規律;而規范會計研究一般著重回答會計“應該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價值判斷,需要提出某些準則,作為進行會計處理的標準和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進一步詳細來講,規范會計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會計實務,從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會計實務,并作為日后指導會計實務的標準;(2)規范會計研究并不滿足于現有的會計慣例,而是試圖從邏輯性方面指明怎樣才算是良好的會計實務;(3)規范會計研究往往以演繹法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歸納法〔5〕,而恰恰從利用歸納法得到少數基本概念出發,然后演繹出會計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再從中推出與之相適應的會計程序與基本方法,用來指導會計實務。

而對于實證會計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國近年來還處于介紹和初步運用階段,所以對“實證會計研究”不可避免地還存在著一定的模糊認識,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析。關于實證會計研究的“實證”一詞,我國會計學者在引入的過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絕大多數同志從“positive”和“positivism”(實證主義)詞根的相似性入手,從哲學角度探討實證會計研究的哲學基礎,試圖從中概括出實證會計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對“實證”一詞最權威的解釋應該來自“實證會計學派”(或稱羅切斯特學派)。按照實證會計學派的代表——瓦茨和齊默爾曼的解釋,“‘實證’一詞來自于實證經濟學,之所以將其研究冠名‘實證會計研究’,主要意圖是為了區別于業已存在的傳統的規范會計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實證”一詞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呢?筆者在查閱了大量相關的經濟學文獻(樊剛,1995;光,1997;張宇燕,1993)和典型的實證會計研究經典文獻(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認為,實證會計研究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或階段——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理論實證的目的是用來提供一個基本體系,對現實會計實務本身究竟是怎樣的問題作出理論和邏輯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論實證過程包括(1)三個基本要素——有關會計問題的基本假設、一套邏輯嚴密的系統化的推理機制和方法以及最終的理論結論;(2)提出理論假設、建立分析模型以及進行邏輯推理和證明三個緊密聯系的步驟。經驗實證是指對理論實證得出的結論進行經驗檢驗的過程。對于經驗實踐和理論結論相符合的部分,就應該當作正確的理論加以運用,直到被經驗證偽為止,而對于被經驗直接所證偽的理論結論,就必須逐漸修改原有的理論假設,再次進行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

二、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之比較

1、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分化——一個簡單的回顧。

會計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學科的影響。哲學家、科學家關于方法論的論述(如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科學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都對會計研究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真正對會計學產生直接影響的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和發展。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和變遷對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直到本世紀初以前,經濟學方法論的討論,都主要是圍繞著抽象演繹法和歷史歸納法哪個更適合于經濟分析而展開〔7〕。在此影響下,會計理論研究亦是以這兩種方法為代表,如佩頓(WilliamPaton)、坎寧(Canning)、愛德華茲和玻爾(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繹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爾頓(Littleton)等則極為推崇歸納法——一言以蔽之,該時期的會計理論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為主,十分注意會計理論之間的內在邏輯而忽視對既有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的檢驗,我們將之總稱為規范會計理論研究。一般認為,本世紀60年代末期以前,會計理論研究中是規范會計研究占統治地位的時期。規范會計研究的形成,一掃19世紀末期以前會計理論研究混亂、無目的的狀況,在其大力推動下,會計理論體系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方告初步形成。第二,從本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的擴大化和廣義化,與此同時,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滿足于定性的演繹或者歸納推理,而是逐步轉向實證分析。在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財務學研究方法的影響下(目前從事實證會計研究的學者更直接地從財務學中獲得或移植某些科學的研究方法,實質上財務學承擔了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會計理論研究產生影響的“載體”和“催化劑”的作用),一大批年輕的會計學者(以羅切斯特學派為主要代表)逐步豎起實證會計研究這面大旗,并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給會計理論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震撼。(1)1968年,鮑爾和布朗的“會計收益數據的經驗性評價”一文標志著實證會計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羅切斯特學派”代表人物簡森(Jensen)的“關于會計研究現狀及會計管制的評論”一文可視為是向規范會計研究挑戰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齊默爾曼(Zimmerman)1978年“決定會計準則的實證理論導論”、1979年“實證會計研究的供需:一個借口市場”兩篇論文的發表及1986年《實證會計理論》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實證會計研究已逐漸與規范會計研究分庭抗禮。乃至1986年-1989年期間提呈給美國權威會計刊物《會計評論》(AccountingReview)的論文僅有一小部分可歸類為規范研究〔8〕。

2、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優缺點

規范會計研究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作用表現在:(1)規范會計研究對理論的論證具有重要作用,規范會計研究從假設或初始理論命題推導出下一層次的理論命題,并可對某一個理論命題作出演繹證明。這樣,在對理論進行實踐檢驗前,可預先對理論進行檢驗以使理論具有更加嚴密的邏輯性,這在會計基本理論和對整個會計理論體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義。(2)規范會計研究可從理論命題推導出事實命題,也可用來解釋已知的會計理論或會計行為。(3)規范會計研究同時還對已有會計理論進行邏輯檢驗,以發現錯誤理論及現存理論的內部矛盾。但是,規范會計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統性缺陷。這表現在:(1)規范會計研究忽略了對作為演繹邏輯推理起點的假設或前題的判別和檢驗。(2)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忽視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不重視會計主體的行為因素,僅將會計環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團簡化為一個總體來看待。(3)運用規范會計研究得到的結果往往由于缺乏經驗支持而僅代表了“閉門造車”式的個人觀點和論斷。實證會計研究的作用表現在:(1)實證會計研究從評價規范會計研究所依據的前提入手,對規范理論賴以依存的前提的現實有效性進行檢驗,進而肯定或否定規范研究成果。(2)運用實證會計研究得到的實證理論不僅對所觀察到的會計實務提供解釋,說明現存會計實務程序、方法在應用程序上存在差異的原因,而且還對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實務和那些雖已發生,但尚未通過數據搜集和分析獲得系統性證據加以證實的現象和實務提供解釋。實證理論不是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而是告訴人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能夠做些什么。可以說,實證會計研究使會計理論研究的目標從理想轉向現實。(3)實證會計研究十分重視對會計主體行為及其動機的研究,并大量引進了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如產權理論、契約理論、企業理論,拓寬了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圍。實證會計研究將市場條件下的企業視為各種“契約關系”的結合體,對各種利益集團出于維護自身利益而對會計準則呈現出的態度行為進行了大量的經驗分析,得出了許多規范會計研究所不能認識的有益結論。

實證會計研究的局限性表現在:(1)實證會計研究力圖使用有限的事實和現象去證明普遍命題,因而其研究結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實證會計研究過分強調模型化和定量化,經常由于忽略某些想當然是次要的因素,結果有時會導致研究對象過于簡化和研究的系統性偏差。(3)實證會計研究在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完全排除價值判斷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因為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作為“經濟人”的會計研究者,在進行實證會計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個人偏好所帶來的先入為主的干擾。(4)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如對與具體某項會計準則相關的問題研究總是在會計準則公布之后若干年,確切地說總是等到有足夠的樣本數據建立數學模型進行經驗分析時才能得以實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Watts/Zimmerman在《實證會計理論》一書中認為實證會計理論的作用只在于解釋和預測,而并沒有提及實證會計理論具有對會計實務的指導作用。

3、關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總的評價

(1)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規范會計研究在理論證明和構建會計理論時具有優勢;實證會計研究則具有獲得新知識、新理論的優勢作用。

(2)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在運用時應該相互依賴、互相滲透。規范會計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賴實證會計研究來進行經驗檢驗,實證會計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賴規范會計研究。

(3)單純依靠規范會計研究或實證會計研究都有其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統缺陷。如實證會計研究結論的概率或然性質,規范會計研究大前提的來源及正確與否的問題。

(4)規范和實證會計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認識本來就是從特殊到一般,又從一般到特殊的不斷往復的過程,是漸進性和飛躍性,邏輯主義和非邏輯主義的統一。因此,片面強調任何一種方法都是不科學的。

(5)實證會計研究往往適合于對具體的會計理論問題進行證實或證偽,但如若涉及到對整個會計理論框架的研究則無能為力,而此時便必須依賴規范會計研究。

本文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存在著相互結合的必要性,以下將兩者的結合簡稱為規范—實證會計研究。

三、試論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互補性

1、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互補性——會計理論發展模式的啟迪〔9〕

會計理論體系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保持會計基本理論與結構不變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導會計理論研究,對會計理論研究起到規范的作用。同時,它一般經受得住某些“反常”的沖擊、詰難,具有一定的彈性,并通過對理論的局部調整或修改輔前提、假說,把反對轉化為支持,此時會計理論就處于上升時期。但是,任何會計理論總并非盡善盡美,總有其賴以存在的會計環境,一旦其在強大的“反常”面前一籌莫展并不能將其納入自己原有的理論框架之中時,就勢必將會被新的會計理論代替,這時就需重新調整會計理論的內涵及其基本結構。此時,會計理論就處于顯著變動狀態,就強烈需求質變。但是,新的會計理論并非對舊的會計理論的完全拋棄,而是一種“揚棄”。新舊會計理論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包含或對應關系,新理論是對舊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整個會計理論的發展過程是前進的上升運動,是向絕對真理逼近的過程。由此可見會計理論的發展過程是“相對穩定顯著變動相對穩定…”這樣一個不斷往復的過程。這樣,在會計理論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相應的主要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也應有區別:在會計理論體系相對穩定的階段,會計理論表現出對會計研究的指導作用并具備應付反常沖擊的彈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論和思路指導下,主要運用規范會計研究(收斂性思維)繼續進行研究,通過輔命題克服理論的困難,使理論作為規范較好地發揮作用。當會計理論發展進入顯著變動階段后,原有的會計理論如果繼續存在勢必會產生阻礙作用了,因而必須另辟蹊徑,從新的角度解決問題才能克服困難,因而主要采用實證會計研究(發散性思維),持批判的態度從會計實踐、現象的經驗分析中創造出新的會計理論。總而言之,只有在會計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著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進會計理論的發展。但是,需要明確的是在會計理論發展的特定階段,采用某種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時使用另外一種研究方法。我們對會計理論發展階段的劃分是人為的,而事實上,會計理論體系中不同會計理論的各個發展階段又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所以科學的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綜合的而非單一的,是各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是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統一。如美國“財務會計概念結構(SFAC)”便是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共同配合、協作成功的范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學研究從問題開始。”會計理論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須從問題著手進行研究。作為會計理論研究起點的問題可以直接來自于會計實踐,也可以來自過去會計實踐的產物——已有會計理論。因此,我們必須重視長期會計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已有會計理論,同時不斷從會計實踐中吸收“營養”,發現新問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絕不允許忽略會計實踐。但是,從實踐中得到的會計知識由于其歸納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須從會計理論高度運用規范會計研究進行演繹推理,以發現其有無邏輯矛盾,得出正確的認識然后上升為會計理論。所以會計理論研究的整個過程可歸納為“會計理論會計實踐新的會計理論…”這一不斷往復、逐漸完善的過程。相應的,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也可歸納為“規范實證規范…”這樣一個循環過程。概括來講,規范—實證會計研究是會計理論研究者根據已有的知識,對會計實踐和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假說,并通過對假說的實踐檢驗、修正,逐漸使假說演變為新的會計理論。

2、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互補的可能性

如果詳細比較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大量會計文獻之后不難發現兩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這些重要方面,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需要互補:

（1）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從少數幾個基本會計概念(會計基本假設或會計目標)出發,主要運用演繹法來推出一套用來指導會計處理的基本原則。而大凡實證會計研究,一般總是先根據大量的會計現象歸納出一個或多個命題,然后利用來源于會計信息市場的若干會計數據來進行經驗檢驗;或者對規范會計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進行證實或證偽。一言以蔽之,規范會計研究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一般到具體的認識,而實證會計研究則代表了會計人員對會計現象的本質特征由具體到一般的認識。根據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我們對會計現象的認識是由一般到具體和由具體到一般的有機結合,因此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不應有所偏頗。

（2）規范會計研究往往從較高的會計理論層面上來把握整個會計理論框架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如對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結果往往會作為制定會計政策的依據;而實證會計研究則往往是針對具體的會計理論如存貨發出的計價在什么情況下采取先進先出法,在什么情況下采取后進先出法等。近年來,實證會計研究的趨向是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小、越來越細致,一些規范會計研究者借此攻擊實證會計研究對整個會計理論體系沒有貢獻。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實際上,實證會計研究是規范會計研究的基礎,因為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會計現象的本質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種會計現象的本質,才能從邏輯高度上來進行探討會計應該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問題;規范會計研究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前提和終極目的,因為研究會計現象的最終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探討會計是什么,而必須研究會計應該是什么。可以這么來講,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與會計目標系統的層次相關(實際上,Trueblood報告就曾指出,會計目標是一個多層次的系統),會計目標層次越低,其研究的實證性就越強;會計目標的層次越高,越需要對之進行評價,因此其越具有規范性。規范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是對會計目標不同層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研究整體。

（3）規范會計研究的較高層次性決定了其必然涉及到價值判斷,而實證會計研究則由于側重于在較低會計目標層次上進行研究,則涉及到事實判斷。那么,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關系如何呢?兩者的關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實存在人類經驗認知或判斷事實判斷主觀需求與客觀環境制約價值判斷（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見,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具有相互關聯性的,因此規范會計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實判斷,實證會計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棄價值判斷。此外,按照哲學觀點,“是什么”(事實判斷)先于“應該是什么”(價值判斷),所以實證會計研究是規范會計研究的基礎;但是由于“是什么”總有些捉摸不準的味道(如會計基本假設來自于客觀會計環境,具有客觀性——“是什么”,而會計目標代表了會計信息使用者的主觀需求即“應該是什么”,但是會計界卻并沒有厚此薄彼,而是兩者并重,這是否對我們有所啟發?),所以需要對“應該是什么”進行某些規定,這樣規范會計研究同樣必不可少。

3、小結

（1）會計理論研究之中,“是”與“應該是”,或者“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往往交織在一起,并無明確的界限可以辨別或者有意識地去遵循。

(2)從邏輯上來講,事實的描述先于價值的形成,盡管在現實的會計研究之中,由于會計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總有點捉摸不準的特點。

(3)雖然在會計理論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個人先入為主的干擾,但是追求實證會計研究的“純潔性”,將人為的干擾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種會計研究者所應該具備的科學精神。

(4)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之間并無人為的鴻溝,作為實證會計研究精神的對事實解釋和預測最終必須過渡到規范會計研究的主旨——會計應該是什么上來,換句話來講,實證會計研究應該以規范會計研究的目的為歸宿。

（5）在會計理論研究之中,由于兩者的互補性,絕對地將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對立起來的態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絕對抹殺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的做法也同樣不可取。

（6）規范會計理論研究由于是從邏輯高度來把握整個會計理論研究過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會計實務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實證會計理論研究則立足于會計實務,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與會計實務中的結果比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這并不能夠說明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會計研究孰優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規范會計研究的成果說到底是把會計實務界暫時認識不到的結果展示給會計界,在理論的指導下,我們雖然不能改變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借此改變會計人員的認識格局,并可能最終因此影響他們的選擇。

四、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的比較及應用

實證會計研究和規范—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的區別大致有二:

（1）實證會計研究以有用事實為基準來檢驗假說,但“有用”并無一確定標準,對某一利益集團有用未必對另一利益集團也有用,因而實證會計研究的檢驗標準實質是以利益為導向并由此制約的社會需求為標準。而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以社會需求確立的課題為出發點,這既是形成會計理論的最終歸宿,也是逆向思維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具體應用。概而論之,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檢驗標準是思維模擬檢驗和社會實踐檢驗的統一,其中思維模擬檢驗大量運用了形象思維,直覺邏輯思維的方式將從會計實踐中抽象出的理性客體蒸發、升華為理想客體,使其既保持了本質特征,又保持了思維過程的邏輯性;社會實踐檢驗則是對假說概念予以具體化,使之具備可度量性,從而將理論性假說轉化為可實踐性假說。

(2)實證會計研究片面強調感性經驗對假說的檢驗,卻忽略了作為會計理論研究主體的研究者的能動認識能力以及其創造性思維在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終也未逃出對會計實踐進行描述和解釋的傳統思維的來源。規范—實證會計研究辯證地運用發散性思維和收斂性思維,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及認識活動所應遵循的思維規律,因而具有明顯的綜合及辯證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認識階段調整認識方法和認識手段的內在調節機制。

眾所周知,我國會計準則是按規范(演繹)方法制定的,是準則制定者在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的認識基礎上做出的主觀規定,它代表了規范會計實務的理想準則。但是,我國會計準則的實施環境是一個在經濟體制改革下不斷發展變化的環境,因而對準則的實際效用及預期目的之間關系的檢驗就變得尤其重要。準則制定者必須了解,現有準則的執行是否提高了會計信息的質量,是否強化、規范了企業的財務行為,是否增強了外部利益集團及企業內部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重視程度,而要獲得以上各項認識,既不能依賴研究者的個人主觀判斷,又不能從原有理論中演繹推理而知,而必須展開廣泛的會計實踐,通過調查、征集意見,獲得有關會計準則實施后的反饋信息,才能不斷修改原有準則,使會計準則不斷地發展完善。規范—實證會計研究吸取了規范、實證會計研究的優點,不僅彌補了傳統會計理論研究中的方法論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觸會計實踐,按科學的程序,從會計實踐中獲得對會計準則更深刻的認識。

五、關于進行多樣化會計研究的建議

誠如本文上述,實證會計研究具有時間上的相對滯后性,并不能在會計準則制定之前就為準則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見,因此規范—實證會計研究也并非盡善盡美。為了克服這個缺陷,筆者建議:

（1）在會計理論研究中大量開展實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盡管這樣做并不一定能夠完全證實和證偽什么,但是卻可以力求在會計準則制定之前對會計實務和會計現象的本質及其矛盾運動過程作出恰當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應該盡量學習美國和臺灣目前應用較好的實驗會計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過建立會計實驗室,模擬與所要研究的會計準則相似的會計環境,對搜集的專家或專業人士的意見進行分類、分析和概括,事前為會計準則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見。

(3)在會計研究之中大量運用數學方法、模型開展量化研究。也許有的同志認為鑒于我國目前證券市場還不太成熟,會計信息失真現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會計數據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質疑,因而提倡在應用數學方法和數學模型進行研究時應該謹慎,并對國外會計文獻中充斥著數學表示擔憂和不理解。筆者認為這些同志混淆了會計研究中數學模型的兩種類型——理論模型和計量模型,前者是用數學符號對會計理論研究過程進行的表述,無須使用來自于會計信息市場的具體會計數據;而后者則必須帶入會計數據,并要設定某些參數。筆者此處主要提倡會計研究的理論模型,因為數學語言表達最為簡潔明了、無歧義,可以加強對會計理論問題的論證力度,邏輯嚴密并且更容易被證實或證偽,因而更符合科學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要求——一門學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馬克思)。此外,筆者也贊成利用恰當的計量模型進行會計研究(實際上,與國外的會計數據相比,我國的會計數據來源也許更加可靠),關鍵在于建立我國自己的大型數據庫,為日后利用計量模型進行大量的會計研究奠定條件。

注釋:（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關于市場條件下會計理論與方法的若干基本觀點”,原載于《財會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馬克·圖恩:《自決的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79,第279頁。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劉峰:“實證會計的方法論基礎及批判”,《會計研究》,1997.7。

〔7〕樊剛:“思維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載于《讀書》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參考了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玻普爾和拉卡托斯的觀點,如“范式理論”、“證偽主義”和“科學研究綱領理論”,是將上述理論應用于會計理論研究之中并結合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情況后得到的結論。

〔10〕陳秉漳:《價值社會學》,臺北市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0.8第314頁。

主要參考文獻:〔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陳岱孫:“規范經濟學、實證經濟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科學》,1981年第三期。

〔3〕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4〕光:“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載于《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一書。

〔5〕[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黎明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6〕關士續等編:《自然辨證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會計研究方法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場經濟下會計基本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5/13。

〔13〕劉元亮等編著:《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參見俞洪紹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廈門大學會計系的報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