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jié)詩句經(jīng)典古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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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端午節(jié)詩句經(jīng)典古詩范文

【關(guān)鍵詞】語文課堂 經(jīng)典教學 探索

在教學中，運用經(jīng)典與語文相結(jié)合的現(xiàn)代化的教育理念，將中華經(jīng)典詩文融入其中，讓學生充分汲取古詩文的精華，得到古文化的滋潤，陶冶他們的情操，塑造健康的人格，切實培養(yǎng)學生的人文素養(yǎng)和文化底蘊。

那么，如何讓教學與經(jīng)典詩文進行有機的融合，使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華成為啟迪學生的智慧，豐富他們情感世界的精神源泉，讓學生想讀、樂讀，實現(xiàn)經(jīng)典文化與語文教學的有機整合和良性互動呢？筆者在教學中進行了一些摸索：

一 營造書香氛圍，激發(fā)誦讀興趣

引導學生親近中華經(jīng)典詩文，把“經(jīng)典誦讀”引入語文課堂，創(chuàng)設濃郁的誦讀氛圍，讓學生在瑯瑯的書聲中，提高學生的朗讀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發(fā)展學生個性，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使學生終身受益。多年來，我堅持組織學生進行課前“三分鐘經(jīng)典誦讀”，帶領學生在輕松愉快，沒有壓力的氛圍下誦讀經(jīng)典，這不僅有利于學生展開聯(lián)想和想象，體味詩文的語言美，且能使語感能力得以提高，同時，營造了語文課堂上應有的文學氣氛。例如，在誦讀“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詩句時，先讓學生讀一讀，談談感受，再補充詩句背后的古詩，然后再讀原句，三讀詩句；最后配上音樂，四讀古詩。此時已是余音繞梁，煞是動情，激發(fā)了學生誦讀的興趣，整堂課從容大氣，學生理解詩意如水融。長期這樣訓練，潛移默化，日積月累，學生受到了人文的熏陶感染，厚實了自己的文化底蘊。而且能輕松自如地學習和初步運用經(jīng)典詩文了。

二 提煉課文內(nèi)容，與經(jīng)典文化情感相通

利用經(jīng)典與課文在內(nèi)容上的聯(lián)系，適時引入教學環(huán)節(jié)，作為課文的補充，有利于學生理解課文內(nèi)容。讓學生用心靈去感悟經(jīng)典、美文的魅力。因此，教師不僅要站在課程的角度關(guān)注經(jīng)典文化，還要利用經(jīng)典詩文雄奇奔放、豐富多彩，洋溢著肆意爛漫的想象牢牢地抓住學生的心，使他們在不斷地誦讀和感悟中，打開思維的閘門，去領略思想之美。在教學中以學生為本，把讀解的主動權(quán)充分交還給學生，讓他們在討論交流及對話碰撞中自行參悟。例如：《論語》中的“為人之道”，“為學之道”，“學而第一”，“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些經(jīng)典詩文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給學生留下了深刻而富有啟發(fā)性的印象。學生也能用自己的視角去親近經(jīng)典記住圣人的教誨。又如，學習《南州六月荔枝丹》，教學時將自居易的《荔枝圖序》抄錄給學生，引導學生深入認識比喻說明法的特點及由整體到局部的說明順序，還可使學生了解古人早已對荔枝不耐貯藏有真切的認識，生動的記載，體會課文引用古詩文的準確、精妙。

三 創(chuàng)設積累語言的環(huán)境，培養(yǎng)學生的寫作水平

經(jīng)典詩文是中華民族的藝術(shù)瑰寶，它就像一杯茶，細細品嘗入情入心，在學生記憶的黃金時期，讓他們多讀些經(jīng)典作品、好詩，讓他們多學、多背，將會使他們受益終生。“好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些名言分別從深度和廣度上強調(diào)量的積累的重要性。只有熟讀，才能自悟其義，只有廣讀，博采眾家之長，才能下筆如有神。好文章誦讀得多，就會有“感”的積淀，“知”的積累，并能靈巧的運用修辭、暢達的造句、鏗鏘的聲韻、周密的謀篇。在寫作教學中也可引用有關(guān)詩詞為寫作材料，使之聯(lián)系所寫內(nèi)容，體會意境、感情，達到借鑒、練筆之目的。例如布置學生寫《郊外的景色》，練習用比喻寫景狀物，描寫郊外的白楊、垂柳、果樹等，可提供賀知章的《柳枝詞》，使學生回憶、觀察垂柳的情景，體會“萬條垂下綠絲絳”的意境，借以描寫垂柳的情態(tài)。學生通過品味經(jīng)典詩文，對語言文字進行揣摩、比較、聯(lián)想、猜測，而生成屬于自己個性化的獨特財富，就會把自己喜愛的詩句寫到作文里。從而提高學生閱讀能力和寫作水平。

四 陶冶學生的情操，端正品行

在教學實踐基礎上，尋求讓經(jīng)典詩文課堂成為陶冶學生情操、培養(yǎng)學生端正品行的平臺。趁兒童心性純凈時，背誦最有價值的經(jīng)典，常常耳懦目染于圣賢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從而潛移默化其氣質(zhì)。讓經(jīng)典詩文伴隨學生人生經(jīng)驗的成長而如吐芬芳，綻放光明，能扶持學生克服人生的逆境、難題。

現(xiàn)在的學生看不到古時人們的閉塞、愚昧與保守，看到的盡是愛、智慧、希望與陽光。例如：《詩經(jīng)》的每一首詩，學生在生動解讀名人故事時，能從中明白許多做人的道理，進而掌握美好的詞匯，融通美好的事物，培養(yǎng)美好的情感，擁有美麗而高尚的靈魂。又如：學生學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就會深深感受到陸游這顆深深的愛國之心；學習“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能讓學生從小做一個愛惜糧食的人；學習“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能讓學生在品味經(jīng)典中感受到母親博大的愛，自行約束做一個孝敬父母的人，從而培養(yǎng)學生逐步形成“仁”、“義”、“禮”、“信”的良好品質(zhì)和無私奉獻的精神。

五 拓寬學生的知識面，開闊視野

第2篇：端午節(jié)詩句經(jīng)典古詩范文

【關(guān)鍵詞】中華傳統(tǒng)文化初中語文課堂教學

1.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初中語文課堂教學中的實踐意義

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歷史久遠，文化底蘊也非常豐厚，而傳統(tǒng)文化作為先人意志以及智慧的結(jié)晶，是一個民族生存與發(fā)展的靈魂，我們有必要深入的學習和傳承這些傳統(tǒng)文化，并將其發(fā)揚光大。對于初中語文課堂教學來說，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是增強學生語文素養(yǎng)的前提，是幫助學生建立完整的語文知識結(jié)構(gòu)體系的重要元素，對初中語文教學質(zhì)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1]。此外，學習中華傳統(tǒng)文化，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倫理道德觀，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及價值觀，正確看待自身價值，激發(fā)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2.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初中語文課堂教學中的實踐

2.1研究文章背景，感知傳統(tǒng)文化

編入初中語文教材的古詩詞以及文言文中蘊含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而中學生在學習其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時，僅僅以背誦和理解詩詞、文言文抒寫情感的方式來學習淺顯的傳統(tǒng)文化。所以，想要讓學生深層次的了解和學習傳統(tǒng)文化，還需要讓學生對這些詩詞、文言文的創(chuàng)作背景、歷史故事進行系統(tǒng)的學習和掌握，才能全面的理解文章中的情感特征。例如，在學習《觀滄?！愤@首詩時，教師可引導學生深入探討作者曹操在什么情況下寫的這首詩，從而結(jié)合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來理解詩句的含義，加深學生的印象，領悟詩中的壯麗情懷。

2.2閱讀古詩詞，培養(yǎng)民族自豪感

經(jīng)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使得當代人們的心也變得比較浮躁，中學生也不例外，長期受到外界環(huán)境以及多元社會文化的影響，使得許多中學生對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產(chǎn)生迷茫，逐漸缺少了民族豪情與文化自信。因此，初中語文教學需要重視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教學，幫助學生再次拾起文化認同感與自豪感。例如，引導學生多閱讀和體會文言文，了解文言文的書寫情懷，讓學生感受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并學習傳統(tǒng)文化對我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影響。從而，通過傳統(tǒng)文化感染學生，培養(yǎng)他們的民族自豪感。

2.3閱讀名著，增強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

中華傳統(tǒng)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中包含了許多現(xiàn)代人們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也是學生文學素養(yǎng)培養(yǎng)的“營養(yǎng)物質(zhì)”。除了我們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四大名著外，還有許多經(jīng)典的文學作品值得學生去閱讀，從中感受民族文化，領悟民族文化，將傳承與發(fā)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作為己任，增強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例如，教師在教學《出師表》一文時，可讓學生先去閱讀《三國演義》中的相關(guān)章節(jié)，然后再對這篇文章進行分析，領悟諸葛亮出師時的心情以及書寫《出師表》時的激動情緒[2]。此外，教師還可通過選取經(jīng)典文學名著中有趣的片段來引導學生閱讀，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從而激發(fā)學生閱讀整本原著的動力，幫助學生形成閱讀經(jīng)典名著原著的習慣，從而逐漸增強其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

2.4學習傳統(tǒng)習俗，傳承中華傳統(tǒng)文化

初中語文課堂教學中引導學生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將這些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文化傳承和發(fā)揚下去，也借傳統(tǒng)文化來培養(yǎng)學生的文化素養(yǎng)，增強學生的文化自信力。在平時的語文教學中，教師也可引導學生學習傳統(tǒng)習俗，了解這些習俗的來源與歷史背景，讓學生能夠深入的理解這些習俗存在的深意。例如，引導學生探討“端午節(jié)”的由來，學習屈原偉大的愛國情懷；了解“中秋節(jié)”的文化底蘊，了解不同地方中秋節(jié)的過節(jié)方法，體會月亮中的思鄉(xiāng)情節(jié)[3]?？傊瑢W習傳統(tǒng)習俗就是讓學生從這些習俗中去了解我國的歷史文化以及傳承中華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文化。

第3篇：端午節(jié)詩句經(jīng)典古詩范文

魏晉南北朝對《楚辭》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們不僅重視它，甚至把它當成“超逸”風神的象征；屈原作為一種人格范型，已通過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與他有關(guān)的地望和傳說在民間廣為流傳；對于《楚辭》這一經(jīng)典性的文學作品，此時期的文人比兩漢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華美的藝術(shù)形式，他們有意識地選擇《九歌》而非《離騷》作為仿效和學習的對象；《楚辭》作為一種先在的文學資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對象，其句式、意象和語詞被大量運用于詩賦作品中，并在與文體賦、樂府詩、駢文等各體文學的碰撞交融中，推動文學形式的發(fā)展，激活新型文體的產(chǎn)生。

【關(guān)鍵詞】 魏晉南北朝/楚辭/接受

一

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的屈、宋楚辭，在長達四百年的兩漢時期，經(jīng)由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王逸等學者的張揚、闡釋，同時也因為許多文人的摹仿、學習，逐漸成為了一種與《詩經(jīng)》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學經(jīng)典。有研究者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壇對楚辭的重視，前不如兩漢，后不如唐宋明清。鑒于此時期社會的長期動亂，學者無暇研治楚辭，而文人責任意識的缺失，又導致他們難以與《離騷》之類的作品形成共鳴，故這種說法確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細檢相關(guān)文獻便可發(fā)現(xiàn)，其實此時期不僅有陸云、郭璞、劉勰等人精研楚辭，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覺地汲取楚辭的藝術(shù)營養(yǎng)，而且楚辭的表現(xiàn)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質(zhì)，也成為激活文學新體產(chǎn)生和導致文學新變的重要資源，甚至因為其既成經(jīng)典的身份，滲入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從而影響當時人們的行為模式、審美情趣和創(chuàng)作傾向。據(jù)《南史·蕭思話列傳》的記載，思話之孫蕭洽“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陳書·高祖皇后列傳》言宣章皇后“能誦《詩》及《楚辭》”；蕭繹《金樓子·聚書篇》自詡其命孔昂抄寫《史記》、《三國志》、《莊子》、《老子》和《離騷》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憫》；又《北史·儒林下》載，北周及隋時期，劉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擬屈原《卜居》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見，《楚辭》已廣泛流布于民間和宮廷，成為幼童習誦的教科書、妃嬪顯示才情的讀物和貴族爭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辭作，則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對象。

《世說新語，任誕》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蓖瑫逗浪芬嘣唬骸巴跛局菰谥x公坐，詠‘人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云旗’，語人曰：‘當爾時，覺一坐無人?！薄段簳けR玄傳》記載，中山王熙見盧元明飲酒賦詩，性情灑脫，由衷贊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蔽簳x品藻人物，不同于漢代的道德尺度，而側(cè)重于人的才情氣質(zhì)。這種超乎功利的審美性尺度以獨特的個性和精神風范為重要內(nèi)容，同于眾生則為平庸，超乎庶類則為俊杰。因此他們特別看重與“俗”和“濁”相對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雋秀飄逸的神采特質(zhì)。而《離騷》中駟玉虬、駕飛龍、朝蒼梧、夕縣圃、覽觀四極、飄搖輕舉的神奇場景，《九歌》中開天門、乘玄云、沐咸池、晞陽阿、眾神同游、臨風浩歌的仙界奇觀，無不超塵拔俗，“不似從人間來”。楚辭“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①的風格，給魏晉人一種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與當時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讀《離騷》”與“飲美酒”一樣，成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詠《九歌》中的詩句，也就自然覺得不同凡俗、“一坐無人”了。

屈原是楚辭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晉南北朝對屈原的認識，首先值得關(guān)注。眾所周知，漢代人關(guān)于屈原的評價，除了公認他創(chuàng)造了“瑰麗奇?zhèn)ァ钡奈膶W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馬遷、王逸為代表），其二是遷謫之客（以賈誼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為代表）。與此三個層面相對應的，則是漢人的三種情感傾向：贊頌、同情、批判。相對于兩漢，此時期對屈原的評價有同有異，既有沿襲也有變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這一層面而言，此時期大體沿襲漢人的觀點。如傅玄云：“詩人睹王雎而詠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曰：“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笔捊y(tǒng)《文選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睙o不贊揚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潔”。不過，魏、晉二朝皆以威逼禪讓的方式從舊主手中奪得天下，不便理直氣壯地提倡忠直氣節(jié)；南朝歷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數(shù)主漸成通例，況且家族觀念日重于忠君意識。由于朝野上下對“忠節(jié)”的空前淡漠，屈原作為“忠臣”的人格層面，在魏晉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類型化的特征，并沒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張揚。

與漢人一樣，魏晉南北朝對于作為“遷謫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態(tài)度就是同情和嘆惜。晉人華譚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③！陸云《九憫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北M管此時期對屈原這一精神層面的接受同樣具有概念化的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種既定的政治身份、一個遭遇坎坷的文化符號，但畢竟宦途浮沉是人們經(jīng)常要面對的困惑，每當人生或政治的波折產(chǎn)生，他們就會聯(lián)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頓，發(fā)出“悲伍員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④之類的感嘆，并在痛惜屈子“無辜遷謫”的同時，寄托自己的怨憤與不平。例如顏延之因遭忌出為始安太守，道經(jīng)汨潭時便作《祭屈原文》，感懷屈子“身絕郢闕，跡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發(fā)心中的愁怨。類似這樣的作品并不少見。因此，此時期作為“遷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蘊著更為豐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學原型的典范意義。

以屈原為“狂狷之士”是從班固開始的。雖然班固盛贊屈原“弘博麗雅”的文采，并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將其列在“上中”，為“仁人”，可見沒有全盤否定屈原，但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沉江而死”⑤的行為，不合儒家經(jīng)義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則，乃“狂狷”的表現(xiàn)，卻為后人對屈原這方面的批評埋下了伏筆。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里的論說：“自古文人，多陷輕?。呵恫艙P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yōu)……”顏氏將屈原與許多歷史上的文人都歸入“輕薄”一類，認為文章之體，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誡兒孫要“行有余力”而后為文。北魏劉獻之的批判則更為激烈：“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從漢代開始，隨著“明哲保身”人生哲學的流行，學者大多并不認同屈原露才揚己、自沉身死的過激行為。到魏晉南北朝，人們?nèi)找孀非螽斚碌纳硎?，更加看重在政治風波中“全身保命”的處世原則，故屈原在政治上、處世上的認真和偏執(zhí)，很難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晉人謝萬作《八賢論》，“以處者為優(yōu)，出者為劣”，屈原雖位列“八賢”，但與嵇康一樣被視為“出者”，劣于漁父、楚老等人⑦。三國時李康在《運命論》中曰：“治亂，運也；貴賤，命也。而后之君子，區(qū)區(qū)于一主，嘆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fā)憤，不亦過乎？”過，也就是過激、過頭，超越了中庸平和的處世之道，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與整個世俗環(huán)境對抗而絕不被動適應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種悲劇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實踐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

有關(guān)屈原的傳說與民俗節(jié)日逐漸在民間流行，是魏晉南北朝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王逸《楚辭章句·漁父》所記江濱漁父的問答、《卜居》所言求太卜決疑之類，其實便已揭開了屈原傳說及其民間紀念的序幕，此后經(jīng)兩漢的醞釀和累積，到此時期更為豐富并定型。例如關(guān)于“舟楫競渡以悼屈原”的民俗。東晉葛洪云：“屈原沒汨羅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為口渡，或謂之飛鳧”⑧。宗懔《荊楚歲時記》條二十二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為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倍短接[》引《續(xù)齊諧記》則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粉米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qū)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若今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五色絲縛之，此二物是蛟龍所憚?！雹?/p>

這三則文獻材料，清晰地記載了端午節(jié)的由來、內(nèi)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過程，也說明在東晉南北朝，屈原的事跡和峻潔人格，已通過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萬戶，得到了最廣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為士人的傳說，則純?yōu)槊耖g藝術(shù)化的虛構(gòu)，它作為“屈原”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態(tài)，折射出的是創(chuàng)造者對原型的喜愛與認同，并為后來沈亞之《屈原外傳》之類專記屈原“逸事”的作品開了先河。

此時期對與屈原、楚辭相關(guān)的地名也非常關(guān)注。漢代以來各類文獻中，已有不少對此類地名的解釋和考證，但從來沒有像魏晉南北朝這么大量而集中地產(chǎn)生。郭璞《楚辭注》、《山海經(jīng)注》對相關(guān)地名的考證已為人所共知，無庸贅述。據(jù)《太平御覽》所引，另有《江夏記》、《鄱陽記》、《郡國志》、《永初山川記》、《荊州記》、《水經(jīng)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歸、滄浪水等許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經(jīng)注》的記載最為詳明。此書所敘，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龍門、玄圃、三危、玄趾、辰陽、鄢郢等《楚辭》地名，還記載了與屈原有關(guān)的傳說和楚地的習俗，其中對秭歸、屈原故宅、女媭廟、屈潭、屈原廟等的敘述和考證，給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二

承兩漢楚辭學的余緒，魏晉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辭的熱情并未衰退。據(jù)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這一時期的《楚辭》注本，主要有晉代郭璞《楚辭注》三卷、徐邈《楚辭音》一卷、劉宋時何偃《楚辭刪王逸注》（未知卷數(shù)）、諸葛民《楚辭音》一卷、梁朝劉杳《楚辭草木疏》一卷、無名氏《楚辭》十一卷、另有《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孟奧（生平不詳，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辭音》一卷，數(shù)量頗為可觀。遺憾的是，這些《楚辭》注本大多已經(jīng)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辭注》比較特殊。因為敦煌《楚辭音》殘卷、洪興祖《楚辭補注》曾對此書加以引用；又據(jù)近人考證，郭璞所撰《山海經(jīng)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獻中，與《楚辭》內(nèi)容有關(guān)的注文也大量存在。從這些輯出來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辭注》，無論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審讀、詞義闡釋、文字?？?，還是神話傳說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鑒于對此的論述已經(jīng)很多，這里不再贅述。

上列諸書中有三種《楚辭音》，顯然對《楚辭》音義和方言的辨析審讀，是當時《楚辭》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顏之推也說：“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jīng)，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后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⑩。六朝音韻之學的興盛，激發(fā)了學者對《楚辭》方言與音讀的研究興趣；而《楚辭》成為當時“音辭”研究的重點對象，進入正統(tǒng)語言音韻的學術(shù)視野，也是它作為文學經(jīng)典文本為學者所普遍接受的一個明證。

漢人評價《楚辭》作品，非?？粗厮磉_的“義”：劉安《離騷傳》言《離騷》“舉類邇而見義遠”；《漢書·藝文志》說屈辭“有惻隱古詩之義”；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贊《離騷》“其義皎而朗”。魏晉南北朝則既不忽視其“義”，卻更重其“情”：陸云《九憫序》稱《離騷》出現(xiàn)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言“《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庾信《趙國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謂義，也即作品的內(nèi)容，它包括政治、倫理、道德等理性原則，通常與勸諫、教化聯(lián)系在一起，具有社會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謂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達，它不顧忌太多的理性原則和社會功利，以抒發(fā)個體喜怒哀樂等情緒為旨歸，具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魏晉南北朝文學開始擺脫政治教化的束縛，沖破個性依附于群體的局限。正如羅宗強所言，此時期的作家，已經(jīng)“從定儒學于一尊時的那個理性的心靈世界，走到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來了”(11)。這樣的時代風氣，導致了人們接受心理和審美意識的深刻變化。他們不再特別關(guān)注《楚辭》的諷諫教化的社會性之“義”，而更看重其自由表達的個性化之“情”。在楚辭接受上的由重義到重情，實在是時代風氣的轉(zhuǎn)變使然。

對于楚辭的藝術(shù)形式，漢人只是偶爾論及。如班固《離騷序》稱其“弘博麗雅”；王逸雖詳細論述了它的“比興”手法，也僅概括性地贊其為“華藻”、“金相玉質(zhì)，百世無匹”(12)。魏晉南北朝則特別強調(diào)楚辭的文學要素，而尤其關(guān)注它華美艷麗的藝術(shù)形式。曹丕、皇甫謐都認為，包括《楚辭》在內(nèi)的辭賦，具有“麗”、“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蟲論》謂“悱惻芬芳，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騷經(jīng)》《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睂ⅰ冻o》的總體風格歸結(jié)為“驚采絕艷”，并從“宗經(jīng)”的衛(wèi)道立場，批評“楚艷漢侈，流弊不還”(13)。不管是贊揚還是批評，人們都一致認定，華美艷麗是楚辭的基本藝術(shù)特征，這種特征對漢代以來的詩賦文章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劉勰甚至認為：“屈平聯(lián)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14)。其影響已超過了《詩經(jīng)》。如果說建安文壇力主“文虛質(zhì)實”，大體依然延續(xù)漢代質(zhì)樸文風的話，那么從兩晉開始，提倡“麗美”之文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傅玄《連珠序》言“辭麗而言約”，陸機《文賦》系統(tǒng)地提出言貴妍、藻欲麗、詩綺靡的文學主張。東晉的葛洪，從文學發(fā)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贍麗”的文風，并認為“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隨著文、筆區(qū)分之類的討論，人們有意識地將文學與政教、立身與文章分離開來。在這樣一種文學意識覺醒、普遍追求華美文風的背景下，本來就具有華艷特質(zhì)的楚辭，不但成為此時期文人關(guān)注的對象，而且還被尊為華美文風之宗，從文學經(jīng)典的意義上構(gòu)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個重要理由。

傳統(tǒng)的屈、宋楚辭，從形式風格上看主要有三種類型：其一是《離騷》、《九章》和《九辯》，優(yōu)游案衍而辭志深宏；其二是《天問》，四言為體而規(guī)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辭清麗。沈德潛《說詩晬語》曰：“《九歌》哀而艷。”“哀而艷”確實是《九歌》的基本風格，而情感的哀婉動人、文辭的艷麗華靡，正好是此時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時，《九歌》參差錯落、富于詠嘆意味的句式特點，與貴族化的題材內(nèi)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類型?；蛟S陸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與兄平原書》中說：

嘗聞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惫沤駚頌槿绱朔N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

他不喜《九章》《九辯》，卻極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艷疏朗、“清絕滔滔”的風格。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文人對楚辭的接受是有選擇和偏向的，他們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廣的《離騷》，而是符合這個時代審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苯肃嵳耔I也說：“《楚辭》，或屈原、宋玉諸人的作品，其影響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廣的”(16)。他們都肯定了《楚辭》對后世文學的巨大影響。

此時期文人對楚辭的接受與汲取，首先表現(xiàn)在對這種體式的強烈興趣上。據(jù)筆者比較詳盡的統(tǒng)計，整個魏晉南北朝，純粹楚騷體的作品（包括騷體賦），便多達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騷體《悲憤詩》、王粲《登樓賦》、曹丕《思親賦》、曹植《離繳雁賦》、阮籍《清思賦》、向秀《思舊賦》、江淹《山中楚辭》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鐘愛楚騷的形式。如曹植的此類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創(chuàng)作的楚騷體亦不在少數(shù)。這么多此時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辭的原初體式，寫下如此多的優(yōu)秀作品，這不是偶然現(xiàn)象，而是對《楚辭》這一文學經(jīng)典自覺而普遍的效仿與繼承。

事實上，此時期文學對楚辭藝術(shù)營養(yǎng)的汲取，不僅僅表現(xiàn)在體式的運用方面。楚辭中大量的意象、語詞、語句，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和文學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經(jīng)過改造而化用。例如謝靈運《郡東山望溟?！愤@首詩的前半：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馬步蘭皋，紲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長洲。

此詩前四句出自《楚辭·九章，思美人》：“開春發(fā)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蔽濉⒘涑鲎浴峨x騷》：“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逼?、八句出自《思美人》：“攬大薄之芳茞兮，搴長洲之宿莽?！睅缀跞菑摹冻o》中化出。類似的情況并不少見。只要仔細審讀此時期的詩賦便會發(fā)現(xiàn)，利用楚辭意象語詞進行創(chuàng)作，確是彼時作家常用的手法，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燈賦》中借淮南王之口說：“屈原才華，宋玉英人，恨不得與之同時，結(jié)佩共紳?！彼摹秳⑵蜕鋿|山集學騷》、《應謝主簿騷體》，在標題中即標明對楚騷的仿效；《山中楚辭》仿《招隱士》，《遂古篇》仿《天問》。至于他的辭賦沿用、轉(zhuǎn)借、點化楚騷意象語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這種活用點化往往信手拈來，不著形跡，達到了自然圓融的境界。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逐步走向自覺的時期，也是各種文體互相碰撞交融，從而形成文體“新變”的時期。楚辭以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體的身份，在這一文學形式“新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類文體的融合，而且還激活著文學新體的產(chǎn)生。

此時期“賦的詩化”是近年來學者十分關(guān)注的一個文學現(xiàn)象。所謂賦的詩化之“詩”，嚴格地說應該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當時盛行的五、七言詩；其二是楚騷體的詩歌，主要指《九歌》體（兮）和“亂辭”體（，兮）這兩種類型的詩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著楚民歌活潑浪漫的原初韻味，它以三言為基本節(jié)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離騷》句型與文體賦六言句相似相類的弱點，因而它是與賦體組合交融的最佳句類。從漢代開始，賦家就試著將這兩類楚騷句型引入文體賦，尋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許多賦家的自覺實踐和倡導，賦作夾用楚騷句型的手法日益為人們所接受。例如謝莊的《月賦》云：

……情紆軫其何托，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嘆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余景就畢。滿堂變?nèi)?，回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p>

祝堯說《月賦》中的兩首歌“猶有詩人所賦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辭，極為當世人所稱賞”(17)，許梿也評此篇“以二歌總結(jié)全局，與怨遙傷遠相應，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聲是樂府形成的基礎，楚聲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騷歌辭構(gòu)成了早期漢樂府詩歌的主體。盡管從東漢開始，楚聲在樂府中的統(tǒng)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個魏晉南北朝，它仍然是樂府的重要資源。其中以相和歌辭、琴曲歌辭、清商曲辭、雜歌謠辭四類吸收、保留“楚聲”的成分最多。就此時期樂府詩對傳統(tǒng)楚聲、楚辭資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幾種情況：其一是魏晉時期故楚地區(qū)的土樂，它們的樂曲聲調(diào)大體上還保留著古代楚聲的風格，但歌辭已不再是純粹的騷體了，如“相和歌辭”中的楚調(diào)曲、瑟調(diào)曲等相當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時期以江漢“西曲”為核心的南方新樂，它們是新時代的楚聲，其樂曲在對原初楚聲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變化，如“清商曲辭”中的《襄陽樂》、《江陵樂》等；其三是魏晉以來由《楚辭》某個篇目或詩句派生出來的文人樂府詩，它們與音樂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非常疏遠，失去了倚聲歌唱的功能，實際上只是一種書面化的詩歌，如曹植《遠游篇》、《飛龍篇》、傅玄《秋蘭篇》、江淹《古別離》等。(19)

近人徐嘉瑞說：“六朝文人的駢文，是遠接《楚辭》一派，由漢賦蛻變下來的”(20)。駢文是魏晉南北朝產(chǎn)生的新型文學體裁，它的形成，離不開《楚辭》駢對資源的孕育，只不過楚騷對駢體的啟迪，是通過“賦”這一中介來實現(xiàn)罷了。楚辭之所以被稱為“儷體之先聲”，主要就在于《楚辭》中對偶結(jié)構(gòu)數(shù)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體所無法比擬的。楚辭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語音的中心，也是結(jié)構(gòu)的樞紐，它規(guī)定了楚辭句子必須以兩兩相對的偶句形式出現(xiàn)，否則就會破壞結(jié)構(gòu)的平衡，因此《楚辭》存在大量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對偶結(jié)構(gòu)。普通對偶句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離騷》）；當句對如“屈心而抑志兮”（《離騷》）；雙聲對如“忳郁邑余侘傺兮”（《離騷》），疊韻對如“聊逍遙以相羊”（《離騷》）；重言對如“風颯颯兮木蕭蕭”（《山鬼》）；等等?！冻o》的對偶，以“當句對”為最多，所以洪邁說，當句對“蓋起于《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斫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容齋續(xù)筆》卷三）?？陀^地說，楚辭不但給后起的賦體和駢文提供了駢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還給它們提供了大量而豐富的駢對組構(gòu)資源。由楚辭到賦、到賦的駢偶化、再到用賦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晉代形成駢文。楚騷“兮”字句通過賦體文學這一中間環(huán)節(jié)促成了駢體文的產(chǎn)生，同時，在晉代以后成熟的駢文中，楚騷句式依然是構(gòu)成篇章的語句材料。

注釋：

①劉安：《離騷傳》。

②傅玄：《橘賦序》，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六。

③《晉書·華譚傳》。

④曹攄：《述志賦》，見《藝文類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離騷序》，見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引。

⑥《魏書·儒林傳》。

⑦見《晉書·謝安傳》。

⑧見《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七。

⑨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又同書卷三十一所引《續(xù)齊諧記》亦有相同內(nèi)容的記載，只不過文字略有不同。

⑩《顏氏家訓·音辭篇》。

(11)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tài)》，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頁。

(12)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后敘》。

(13)劉勰：《文心雕龍·宗經(jīng)》。

(14)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15)葛洪：《抱樸子·鈞世》。

(16)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頁。

(17)《古賦辯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箋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