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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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產業結構范文
1.1研究方法偏最小二乘回歸(PLS回歸)是一種多元回歸建模方法,它可以在自變量集合存在嚴重多重相關性及樣本點容量較少的條件下進行回歸建模,并對兩組變量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從而確定兩者的相互關系程度[15]。通過對稱Logratio變換,可以有效地消除成分數據的定和約束,并且使得變換后的非成分數據更能反映成分數據的特性,提高模型的解釋能力。將對稱Logratio變換與PLS理論相結合的方法對用水結構與產業結構建模,不僅可以確定兩者的相互關系程度,而且可以排除兩者存在的多重相關性對模型的干擾。對稱Logratio變換與PLS理論相結合建立成分數據線性回歸模型的具體方法可參考文獻[11]。
1.2模型建立福建省共九個設區市,根據地理區位和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可劃分為沿海地區和山區,其中沿海地區包括寧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廈門市、漳州市六個設區市,山區包括三明市、南平市和龍巖市。本文基于福建省統計年鑒[16]、水資源公報[17]的基礎數據,以沿海、山區及其九個設區市為研究單元,將1998年-2009年九個設區市和兩地區三大產業產值比重的成分數據作為自變量X,以用水結構的成分數據作為因變量Y,建立各地線性回歸分析模型。建模后可以形成以三大產業為自變量,以用水結構為因變量的各區域標準化回歸方程,回歸系數見表1。利用表1的回歸結果進一步分析,發現模型對原始建模數據的擬合效果良好,見圖1。
1.3模型驗證將各區域2010年產業結構數據代入線性回歸方程,得到對應的目標變量,經逆Logratio變換,最終求出相對應的用水結構的預測值(表2),結果顯示,沿海和山區誤差可控制在3%以內,大部分城市誤差小于6%,總體而言模型擬合精度比較高。
2用水結構和產業結構相關性的區域變化分析
為了直觀地觀察用水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相關關系,可以繪制偏最小二乘回歸因子載荷圖(圖2)。在因子載荷圖中,w為X數據集權重,c為Y數據集權重,第一個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數據綜合權重w#c[1],第二個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數據綜合權重w#c[2]。兩要素之間的距離越近,它們相關性越強,反之相關性越弱;在相關圓內并靠近與圓心的要素與其他變量相關性均較弱[11]。通過有效因子載荷圖和回歸系數之間的對比,可對產業結構和用水結構進行相關性分析,進而確定兩者的相關程度。
2.1沿海和山區相關性差異分析從偏最小二乘回歸因子載荷圖(圖2)中可以看出如下結果。在山區,第一產業與灌溉用水之間的距離最近,兩者高度相關(圖2(a));第二產業與工業用水、第三產業與生活用水距離均較遠,說明第二產業與工業用水、第三產業與生活用水相互關系均不顯著。從回歸系數直方圖(圖3(a)),可以看出第一產業對灌溉用水、第二產業對工業用水都起到促進作用,即隨著產業的發展用水量和用水結構比重也逐漸增加,并且第一產業對灌溉用水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近年來山區二、三產業雖有所發展,但是農業仍占重要地位,灌溉用水在用水結構中仍占主導。在沿海地區,工業用水與第二產業距離最近,兩者高度相關(圖2(b));其次為灌溉用水和第一產業;生活用水與三大產業相關性均不顯著。從回歸系數直方圖(圖3(b))中可以看出,第一產業對灌溉用水、第二產業對工業用水都起到促進作用,且后者作用更顯著。沿海地區經濟較發達,第二產業在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工業用水決定著本區的用水總量和分配,對用水結構影響明顯。無論山區還是沿海地區,生活用水與三大產業相關性均不顯著,這一方面是因為生活用水占總用水量比重較低,另一方面因為生活用水所包含的數據比較復雜,沒有完全與生活用水對應的生產部門。
2.2設區市相關性變化產業結構一般經歷/一二三0轉為/二一三0,再到/二三一0,最終變為/三二一0的演化過程[18]。用水結構一般從用水量大、附加值相對較低的農業用水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轉移[9]。目前福建省九個設區市經濟發展程度不一,產業結構差異較大,根據九個設區市用水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相關性差異,可將九個設區市劃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廈門市):三大用水與三大產業均高度正相關,在有效因子載荷圖中表現為產業和用水之間的距離均較近,幾乎重疊在一起(圖4)。從1998年到2010年,廈門市三大產業結構從5:52:43轉化為1:50:49,用水結構由59:23:18轉化為27:30:43[16217],產業和用水結構趨于成熟,使三大產業與用水結構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第二類(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第一、二產業與相應的用水結構均高度相關,第三產業與生活用水的相關性不顯著。這些城市均為福建省東部經濟較發達城市,工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對用水結構影響顯著。以泉州市為例,1998年-2010年第二產業從52%逐漸增長到60%,工業用水從27%逐步增長到55%;同時,第一產業和灌溉用水比重均出現顯著下降,其中灌溉用水從55%下降到29%;而第三產業和生活用水分別在34%和15%附近徘徊,沒有出現顯著的變化規律。第三類(南平市、龍巖市和寧德市):第一產業與灌溉用水呈較強相關性,工業用水與第二產業相關性次之,第三產業與生活用水的相關性不顯著。這些地區第一產業和灌溉用水在產業和用水結構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農業生產占當地GDP的近20%,卻消耗了60%左右的水資源[16217]。以南平市為例,1998年-2010年第一產業從29%下降到23%,灌溉用水從83%逐步下降到64%。第四類(三明市和漳州市):三大用水與三大產業相關性均不顯著。在因子載荷圖中三大用水趨近于原點(圖4),用水結構與產業結構相互關系均不顯著,產業結構對用水結構解釋能力不足,說明用水結構的變化可能不僅受產業結構的影響,還與其它因素有關。三明市為福建省老工業基地,1998年-2010年產業結構和用水結構呈波動變化,并沒有明顯的演化規律,這可能因為受到政策導向等因素的干擾所致。
3結論
第2篇：產業結構范文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
5.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以往的產業政策一般以本國產業為對象，通常更多地考慮對本國結構調整及預期，而沒有顧及國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與調整對本國產業結構運行和政策執行結果的反向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產業結構的互聯、互動強化，直接導致了一國產業政策對內作用弱化，對外作用強化的質變，使產業政策以國際產業政策方式實施，其核心在于協調。事實上，當今某些國際區域經濟的整合程度已相當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國獨立制定，并以本國產業為主要對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礎和政策實施效果的地域空間范圍，已超出本國地理邊界，外延擴大到與本國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國際區域或周邊國家。目前，雖對制定國際產業政策進行了初步探討（齊東平，2000），但對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還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國、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的特點、規律和動態博弈過程，以及全球化時代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實施方式。
以上從整體主義系統思想出發的五個方面的研究，相互間存在著邏輯聯系：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假設封閉條件下的理論與度量，是從新的切入點研究產業結構的出發點和基礎；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理論構成了以全球化為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的延伸紐帶；區域結構分類及演化模式研究，則豐富了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體系框架的層次結構；結構變動與國際分工發展理論是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擴展、歸結點和通向應用分析的橋梁；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將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政策協調與合作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深入展開這五個方面的研究，將有望構建一個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的產業結構研究體系框架。
第3篇：產業結構范文
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東莞企業發生多米諾效應式的倒閉現象。對此,有學者認為,這是東莞外資企業主導加工貿易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的過度發展將使中國被鎖定在比較優勢的陷阱之中,阻礙了產業升級,并有可能出現拉美式的“貧困化增長”的現象。由此,廣東省于2008年提出了所謂的“騰籠換鳥”的政策。通過淘汰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引進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試圖將東莞打造成高科技行業聚集的地區。對于“騰籠換鳥”政策的可行性以及它是否有悖于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許多學者提出了質疑。馬宇認為,加工貿易有它自己的規律,東部靠近沿海有它天然的優勢所在。因此,加工貿易對于東莞來說仍然是應堅持發展的。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從而帶動東莞新一輪的發展。王保林(2008)分析了東莞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優勢以及東莞產業鏈的特點,認為,通過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產業的就地改造和升級是實現東莞產業結構升級的一種更為有效的選擇,而盲目地發展新興產業的做法極易使東莞陷入“結構升級陷阱”。
本文,從全球價值鏈(GVC)理論出發,基于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將產業結構升級模式分為模式A與模式B,并對其進行比較研究。其次,結合買方相對優勢、資源需求瓶頸度兩個指標對A、B兩種產業結構升級模式的可行性進行分析,進而,提出東莞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最佳模式與政策建議。
二、產業結構升級模式
基于全球價值鏈視角,本文總結兩種產業結構升級模式:(1)A型產業結構升級模式又稱階段式升級模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用①表示):購買者驅動型產業進行沿價值鏈的升級。沿價值鏈升級指包含生產過程(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角色升級的動態過程,它最終表現為我國本土加工貿易企業占領價值鏈的高端,更多地把握戰略性環節(營銷與售后服務環節)。同時,在這一階段,東莞還對已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部分生產者驅動型產業的加工貿易進行生產過程(流程)與產品升級,即做好加工制造。第二階段(用②表示)為鏈條的升級,即從購買者驅動型價值鏈條升級到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條。這一階段的產生是第一階段對高級階段所需要的高級競爭力要素和商業環境的逐漸培育與積累的結果。第三階段(用③表示):生產者驅動型產業的沿價值鏈升級。這一階段,以增強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作為產業競爭力與升級的重點并沿價值鏈的品牌營銷、售后服務等環節攀升。(2)B型產業結構升級模式,又稱跳躍式升級模式。該模式下,東莞的支柱產業將定位在汽車、計算機、航空器等高新技術產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將資源集中用于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與之對應的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路徑Ⅱ為從購買者驅動型價值鏈的加工制造環節直接向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發環節升級。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引進外資企業,試圖通過技術外溢效益、信息流動效益以及自主研發能力的提升打造與發展新興產業。
三、兩種模式的差異分析
1.升級時間長短:過程化與結果化
兩種產業升級模式的最終目標均表現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替代,但模式A更加注重升級的過程,為漸進式的升級模式。首先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內部改造,在高級階段所需要的高級競爭力要素和商業環境的培育與積累過程中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而模式B注重升級的結果,認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為高新技術產業,因而必須不遺余力地發展新興產業,試圖通過集中所有資源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2.經濟主體與動力
外資企業 “嵌入性”本質決定了其候鳥的遷徙特性,因而,唯有本土企業方能成為A型產業升級模式下的主體;B模式試圖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學習效應提高自主創新研發能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因而其經濟主體將定位在具有高新技術、雄厚資金的外商投資企業。
3.政策差異
經濟主體、支柱產業的不同定位必然導致政策傾向上的差異。A型模式下,政策將逐漸傾向本土民營企業,解決諸如:資金缺乏、融資渠道困難等問題,同時會更加注重“市場換技術”政策的權衡,避免外資企業對本土企業的擠出效應;通過降低出口退稅等政策幫助加工貿易企業度過困難時期。模式B:政策旨在鼓勵引進具有高技術、資金雄厚的外商投資企業,重點扶持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
4.產業升級的資源需求
模式A下,作為升級主體的企業不僅面臨著自身內部資源的瓶頸,還要承受來自國際大購買商與跨國公司的排擠和聯合打壓等一系列的反升級阻撓,因而對本土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在升級過程中企業、行業、地方應重視對軟件資源的積累與培育;模式B對東莞的硬件資源要求高,需要較多的資金投入與完善的基礎設施。
5.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質
A型產業升級模式旨在解決東莞外向型經濟模式下本土企業邊緣化、產業空心化問題而逐步地向內向轉變。“引進來”和“走出去”在①、③階段的沿價值鏈升級過程中均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以提高企業“走出去”能力為核心,通過適度引進外資、發展加工貿易作為提升“走出去”競爭力的手段;B型的產業升級模式注重“引進來”,實質上仍為一種向外型經濟。
四、產業結構升級模式的選擇
模式A與模式B的差別首先在于選擇何種類型的產業作為發展的重點,進而進行沿價值鏈的升級。鏈條的選擇需要考慮到現實的可行性。基于全球價值鏈理論,本文總結東莞產業升級的現實阻礙因素,并歸納為買方相對勢力與資源需求瓶頸。
買方相對勢力是指全球價值鏈GVC中,發達國家的國際大購買商( 購買者驅動) 或跨國公司( 生產者驅動)憑借市場優勢與技術優勢對參與GVC 的我國本土企業的控制與反升級力量。之所以稱之為相對勢力而非絕對勢力,是因為這一控制與反升級的力量是由雙方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實力決定的,受雙方升級與反升級的努力而緩慢或激烈地變化。由于這一相對勢力的存在,我國本土企業在實現由低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向高附加值價值鏈環節攀升過程中,受到控制并有可能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價值鏈低端生產制造環節。
資源需求瓶頸度是指處于不同類型的全球價值鏈條的企業進行轉型升級時缺少所需資源的程度。對于購買者驅動型產業(鏈條)的升級,所缺資源為企業的管理能力、品牌建設、渠道建立與售后服務等軟件型資源,其本質是具有上述知識與能力的人才的稀缺。對于生產者驅動型產業(鏈條)的升級,資源需求瓶頸表現為缺少技術開發、融資渠道、基礎設施等硬件型資源。資源需求瓶頸一部分源于買方相對勢力,買方相對勢力的存在通過以下兩個渠道提高參與GVC的我國本土企業的資源需求瓶頸度。渠道1:對特定資源產生需求瓶頸效應:例如,一定時期內,全球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是有限的,因而,發達國家大購買商與跨國公司對于品牌與營銷渠道的控制阻礙了我國企業上述資源的獲取。渠道2:買方相對勢力的存在引發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加劇了資源的分散,產生了資源需求的瓶頸。此外,向外資企業的傾斜政策、本土企業有限的融資渠道等內在因素也導致了資源需求的瓶頸。從資源需求瓶頸的構成來看,隨著買方相對勢力的削弱以及相關積極政策的出臺,我國本土企業的資源需求瓶頸度會有所降低,而這,又進一步削弱了買方相對勢力。
引入了買方相對勢力與資源需求瓶頸度這兩個概念后,我們便可從微觀層面對兩種產業升級模式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企業升級的收益表現為企業市場份額的擴張,利潤的增長,地位的提升以及成為行業的領先者的機遇;而升級的成本源于脫離原先的品牌商獨自運作的市場壓力與短期利潤的損失,甚至面臨停產倒閉的風險。(1)當企業為掙脫買方勢力與獲取、創造資源獲得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時,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企業會選擇沿價值鏈進行升級;(2)當企業因此得到的收益小于付出的成本時,企業會認為繼續從事價值鏈的低端會更加有利,企業便失去了升級的動力。買方的相對勢力越強,企業因此而付出的成本也會越高,自身反升級的愿望就越強。然而,收益和成本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企業的升級,買方的相對勢力會因企業實力的增強而減弱,從而收益上升而成本遞減。同時,資源需求瓶頸還源于政策因素,這時候,如果存在外力的干預,譬如政府通過給予融資上的優惠政策,那么就會加快企業成本的減少與收益的上升。(3)當收益等于成本時,是否進行升級對企業來說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企業可能會認為集中自己已有的核心資源和發展基礎做好加工制造會更有利。然而,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在國內外新形勢下,為適應日趨激烈的國內外競爭,企業往往會做出升級與否的決策。
一般說來,高新技術產業(生產者驅動型)價值鏈下,買方相對勢力更強,技術開發、融資渠道、基礎設施等硬件型資源的需求瓶頸度會更高,一般表現為短期內收益小于成本,企業、地方、政府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努力才會扭轉凈損失的局面。因此,對現階段的東莞來說,A型的升級模式更具有可行性。
五、政策建議
1.不同的驅動力決定了不同的價值鏈治理模式以及企業所應著重培育的核心能力。但其本質均為本土加工貿易企業能力的提高。因而,企業,應該具有長遠眼光,將加工貿易作為融入全球生產網絡、提升自身競爭力的手段,通過邊干邊學效應、技術溢出效應、信息流動效應逐步發展委托設計制造和創建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削弱買方相對勢力,努力沿價值鏈攀升,提升自己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角色與地位。
第4篇：產業結構范文
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務。擁有較多固定資產的工業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以無形資產為主的服務型企業更適合借助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可見，產業結構可決定和影響一國的金融結構。運用38個國家1992—2011年的相關數據可以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對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匹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情況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更有利于以第二產業為主的國家，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更適合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國家。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迅速發展，這就對金融結構的調整提出了新的現實要求。隨著產業發展對直接融資的需求越來越大，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將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擴大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直接融資是我國金融業改革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
金融結構;產業結構;匹配度;經濟增長;固定效應模型;股票市場;直接融資
金融在現代經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學界便開始關注金融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起初，學界主要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隨著研究的深入，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逐漸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本文中的金融結構是指融資結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股市融資為代表的市場型直接融資，一類是以銀行融資為代表的關系型間接融資。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國的產業結構和金融結構都會發生變化，這兩者的變化是否存在某種內在的關聯?金融結構是否應該與產業結構相適應?這是本文試圖要回答的問題。這一問題對于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階段的中國來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什么樣的金融結構更有利于經濟增長?現有文獻一般將金融結構分成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分別探討這兩種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體說來，主要有4種立場:1．支持銀行主導型;2．支持市場主導型;3．金融結構無關緊要;4．不同的產業結構需要不同的金融結構。支持銀行主導型的觀點認為，銀行在收集和處理企業信息方面更有優勢，不僅能夠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對稱，還能對企業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必要時撤出資金，盡可能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并降低風險，從而實現資金的優化配置(Stiglitz，1985;Shleifer＆Vishny，1997;Allen＆Gale，1999，2000)［1－4］。支持市場主導型的觀點指出，銀行常常處于強勢地位，擠占企業利潤，加上銀行先天的風險厭惡，會削弱企業創新和冒險的積極性。金融市場能夠為不同的風險進行定價，可以針對不同的融資需求提供多樣化的風險管理工具和融資工具，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同時還能通過資本市場“用腳投票”和兼并收購，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Weinstein＆Yafeh，1998;Boot＆Thakor，2000)［5－6］。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金融體系主要提供投融資服務、流動性供給、風險分散、價格發現、信息傳遞和公司治理等基本功能，能否及時地提供這些服務，是衡量金融體系是否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而金融結構只是次要問題(Merton，1995;Merton＆Bodie，1995;孫立堅，2003)［7－9］。最后一種觀點認為，評價金融結構的優劣應該和產業結構聯系在一起。一國的稟賦結構決定了該國最優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融資需求決定了最優的金融結構。只有當金融結構有效地滿足不同產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時，才算得上“最優”金融結構。撇開實體經濟的需求來研究最優金融結構有失偏頗(林毅夫，2009;Demirguc-Kunt＆Levine，2011;Cull＆Xu，2011;Kpodar＆Singh，2011;佟健等，2015)［10－14］。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于何種金融結構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并未達成共識。大量的文獻主要探討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忽視了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聯。林毅夫(2009)［10］有洞見性地指出，一國金融結構的有效性取決于該國現階段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產業結構。只有當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金融才能真正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同時考慮產業結構和金融結構兩方面的特性，提出假說，建立計量模型并利用跨國面板數據對其進行檢驗。
二、相關理論分析及假說
(一)幾個重要的概念1．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是指不同產業之間的比例和聯系。從量上來說，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之間或者各產業內部的數量比例關系，反映在產值比重、勞動就業比例以及其他可以量化的指標上。從質上來說，產業結構是指各產業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率的分布狀態，可以從加工深度、附加值、資本密集度、技術密集度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的產值比重等方面來考察。產業結構主要有4種分類方法:兩大部類分類法、三次產業分類法、資源密集度分類法和國際標準產業分類。本文研究主要采用三次產業分類法。產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門稱為第一產業，對初級產品進行再加工的部門稱為第二產業，為生產和消費提供各種服務的部門稱為第三產業。庫茲涅茨把第一、二、三產業分別稱為“農業部門”、“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產業結構處于從無到有、從不合理到合理化、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變化過程之中。古典經濟學家配第(1672)［15］發現，工業比農業的收入多，商業比工業的收入多。克拉克(1940)［16］解釋了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與產業結構變動的內在關聯，重新發現了配第定律，后來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經濟進一步發展，第三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也開始上升。庫茲涅茨(1971)［17］在繼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收集和整理了57個國家的數據，發現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第一產業產值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總體呈上升趨勢。現代產業結構理論將這一過程稱為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即一國產業結構重心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逐次轉移的過程。2．金融結構戈德史密斯(1969)［18］認為，金融結構包括金融工具的結構和金融機構的結構。不同數量、種類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組合構成了不同的金融結構。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白欽先(2003)［19］將金融結構定義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金融相關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層次性，有許多不同的排列和組合，構成這樣或那樣的關系，形成不同的金融結構。林毅夫(2009)［10］將金融結構定義為各種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對構成。根據金融活動是否需要金融中介，可以將金融結構定義為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的比例構成，主要可以分成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而不同金融行業內部又可以考察行業規模和集中度。根據金融活動是否受到政府部門的監管，可以將金融結構分成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由于本文主要關注金融的融資功能，因此我們利用融資結構來刻畫金融結構，即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直接融資是指企業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從資本市場上募集資金。間接融資是指企業通過銀行或其他金融中介獲取信貸資金。
(二)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同產業的企業不僅在經營能力和信用狀況等方面存在差異，還在資金規模、技術創新和市場風險等方面有所不同。企業所處的產業決定了其技術特征、融資規模、市場風險及融資方式。由于現代國家的第一產業比重較小，且較為穩定，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特性及融資需求。第二產業主要包括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工業企業，一般擁有較多的固定資產，可通過抵押固定資產獲得銀行貸款。其中，重工業是第二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采掘、鋼鐵、化工、有色金屬等行業，其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有些甚至接近50%①。銀行往往要求企業以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品，當企業無法按期還款時，銀行有權對抵押品實行清算，甚至要求企業破產，這有利于銀行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此，銀行更樂意借錢給擁有較多固定資產的企業。第三產業主要是服務業，企業以知識或技術密集型為主，擁有的主要是版權、知識產權、創意等無形資產。由于企業本身的固定資產很少，且無形資產的價值不易評估和量化，與以抵押擔保為融資先決條件的銀行經營模式存在較大反差，因此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一些新興行業和高新技術行業(如互聯網、計算機等)具有一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創新型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需要較多資金進行市場的前期開拓和推廣，特別是處于初創期的創新型服務企業，面臨更多技術上的不確定性和市場的多變性，投資回報期長，投資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銀行出于風險的考慮，并不太愿意將資金借給這類企業。而金融市場能夠對不同的風險進行定價，具有投融資雙方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定價市場化和服務多層次等機制特點，創新型企業可通過發行債券或股票進行直接融資，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的特性及融資需求，需要不同的融資渠道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第二產業更適合以銀行為代表的關系型間接融資，第三產業更適合以股市為代表的市場型直接融資。總體說來，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結構更有利于以第二產業為主的國家，而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則更有利于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國家。只有當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時，金融體系才能夠真正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本文提出一個假說:當第二產業(相對于第三產業)的比重和間接融資(相對于直接融資)比重同時增加，或者第三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比重和直接融資(相對于間接融資)比重同時增加時，經濟增長速度更快。
三、計量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計量模型設定的目的是為了考察產業結構、金融結構以及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匹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檢驗假說的正確性。因此設定被解釋變量為各國人均GDP的增長率，解釋變量為產業結構、金融結構以及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交叉項。此外，由于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本文還要控制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GROWTH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人均GDP增長率;FINSTR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金融結構，本文以銀行對私人部門貸款量與股市市值的比值來刻畫［20］，該值越大，表示該國的金融結構越傾向于銀行主導型，反之則越傾向于市場主導型;INDSTR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產業結構，本文以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值來刻畫。該值越大，表示該國的產業結構越傾向于第二產業主導型，反之則越傾向于第三產業主導型;FINSTRit×INDSTR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交互項;X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控制變量，包括:LOGGDP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人均GDP的對數值，用來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水平;INFLATION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通貨膨脹率，用來衡量國家宏觀環境的穩定性;POPDENS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人口密度，用來衡量國家的人口資源;EDUEXPCENTit是國家i在時間t教育支出的GNI占比，用來衡量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TRADEit是國家i在時間t進出口總額的GDP占比，用來衡量國家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FDI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外國直接投資，用來衡量國家對于外資的吸引力;CAPit是國家i在時間t的資本形成總量的GDP占比，用來衡量國家資本積累的程度。本文關注的是β、γ、υ的估計符號和統計顯著性，如果本文的假說是正確的，那么，υ的符號應該為正且在統計上顯著。β反映的是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按照銀行優越論，它的符號應該是正;按照市場優越論，它的符號應該為負。γ反映的是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符合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更有利于經濟發展。由于各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不同，因此可以推斷，γ在統計上不顯著。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是38個國家在1992—2011年期間的產業結構、金融結構以及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匹配程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和世界銀行Finstructure數據庫。樣本分布情況見圖1，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四、計量結果及解釋
根據豪斯曼檢驗，拒絕沒有個體效應的假設，因此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計量結果顯示(見表2)，無論是否添加控制變量，υ在1%的統計區間上顯著為正，和預期的結果相符，支持了本文的假說。β在1%的統計區間上顯著為負，支持了市場優越論的觀點。γ符號為正，但不顯著。就控制變量而言，人均GDP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人均GDP越高的國家，具備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是由于人均GDP越高的地區具備更好的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能力。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過分地依賴進出口貿易會阻礙經濟增長，可能是由于進出口貿易容易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一旦外部局勢出現劇烈變化，相對依賴對外貿易的經濟體將會受到較為沉重的打擊。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資本形成對于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通貨膨脹率、人口密度、教育支出和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均不顯著。為了考察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不同定義是否會明顯改變產業結構、金融結構以及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匹配程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需要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方面，我們考察改變經濟增長的定義是否會改變原有的結論。在基本的計量方程式中，我們定義經濟增長為人均GDP的增長率，現在我們定義經濟增長為GDP增長率(記為GROWTH2)，并重新進行回歸，各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皆沒有改變(見表3)。另一方面，我們考察改變金融結構的定義是否會改變原有的結論。我們重新將金融結構定義為銀行資產與股市市值的比值(記為FINSTR2)，并進行回歸，結論并無改變。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最優”金融結構應該與產業結構相匹配，以滿足不同產業的金融需求，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調整。本文利用跨國面板數據對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匹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提出了假說并進行了計量分析，分析結果驗證了假說，即在控制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之后，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匹配度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影響:當第二產業(相對于第三產業)的比重和間接融資(相對于直接融資)比重同時增加，或者第三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比重和直接融資(相對于間接融資)比重同時增加時，經濟增長更快。可見，只有同時調整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才能使金融真正服務于實體經濟，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政策含義而言，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值的GDP占比逐年增大。2012年中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差距呈逐漸拉大的趨勢。而我國的金融結構仍然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2014年，我國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59．6%，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規模僅占2．7%。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及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輕資產重知識的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上升，而重化工業等傳統重資產行業的比重則會逐步降低，“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①，這無疑對金融結構的調整提出了迫切的現實要求。
第5篇：產業結構范文
關鍵詞：產業結構；演變；規律；新型工業化；湖南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3-0114-03
一、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
產業結構指不同產業之間關系的總和，即指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部門之間和每個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以及它們之間相互制約的經濟聯系和數量對比關系。產業結構演變與經濟發展有著特殊的聯系，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高度是同步演進的。從深層次看，經濟發展核心是產業結構的演變與優化，而產業結構的發展具有一般的規律性。研究和探索產業結構演變規律能為產業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理所當然地成了現代經濟發展研究領域的熱點和重點。
從發達國家和新型工業化國家的實踐來看，產業結構的演變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高度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有如下幾種規律性：
1 從工業化發展的階段來看。產業結構的演進有如下幾個階段：前工業化時期、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時期五個階段。
在前工業化時期，第一產業占主導地位，第二產業有一定發展，第三產業的地位甚微。在工業化初期，第一產業產值在同民經濟中的比重呈緩慢下降趨勢；第二產業有較大發展并占主導地位，工業重心從輕工業主導型逐漸轉向基礎工業主導型；第三產業也有一定發展，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比較小。在工業化中期，工業重心由基礎工業向高加工度工、Ik轉變，第二產業仍居第一位，第三產業逐漸上升。在工業化后期，第二產業比重繼續下降，第三產業繼續快速發展，其中信息產業增長加快，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中的地位占有支配地位，甚至占有絕對支配地位。在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知識化成為主要特征，教育、研究與開發和信息服務等知識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產業導致經濟結構軟化。產業結構的發展就是沿著這樣的一個發展進程由低級向高級走向高度現代化的。
2 從主導產業的轉換過程來看。根據羅斯托的主導產業理論，經濟的發展過程就是主導產業的演進過程。每個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不同階段總會有一個或幾個主導產業在發揮作用，而后又有新的主導產業替代先前的主導產業。工業化先行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以主導產業為劃分標志的各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多元結構不斷地一元化。在不同階段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是：
(1)在農業為主導的階段，農業比重占有絕對地位，只有農業能提供剩余產品時，非農產業才能得到發展。(2)在輕紡工業為主導的階段，輕紡工業既有需求拉動、技術要求簡單、投資成本低、投資周期短、效益高等特點，又可以為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市場等優點。第一產業的發展速度有所下降，地位有所削弱；重化工行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較慢。這時輕紡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3)工業結構的重化工業化。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磁場、電的發現推動了電力設備、鋼鐵、機械、化工等一系列工業的發展。列寧把馬克思的上述思想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理論相結合，提出了在技術進步條件下，生產資料工業優先增長的規律。他的結論是，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增長最快的是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生產。而生產資料工業主要是重化工業。(4)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工業化過程表現為工業結構的重化工業化的同時又表現為工業的高加工度化。高加工度化意味著工業加工程度不斷深化，意味著加工組裝的發展速度大大快于原材料工業的發展速度。(5)在第三產業為主導的階段，也就是產業結構的高服務化。根據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隨著全社會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業人口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且隨著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就業人口便大量向第三產業轉移。后來庫茲涅茨對產業結構規律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得出農業部門的相對國民收入即比較勞動生產率在大多數國家都低于1，而工業部門和服務部門的相對國民收入則大于1。農業部門勞動力相對比重和國民收入相對比重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前者下降的程度低于后者。工業部門國民收入相對比重普遍上升，但勞動力相對比重是微增或變化不大，因此工業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是呈上升趨向的。服務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下降的，但勞動力相對比重卻是上升的。這兩大理論都說明了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的長足發展。(6)在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階段，信息產業結構的成長遵循了從信息工業到信息服務業再到“知識產業”的順序。集成電路、軟件等核心產業得到大力發展，數字化音視頻、新一代移動通信、高性能計算機及網絡設備等信息產業群得到重點培育，信息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共享，信息技術得到廣泛地普及和應用。
二、湖南的工業化以及產業結構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湖南經濟不斷發展，工業化進程穩步推進，經濟增長十分顯著。各項經濟指標都上了一個大臺階，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下面從反映工業化階段演進內容的人均GDP、產業產值結構、就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四個方面來分析湖南工業化水平。
1 湖南人均GDP的動態分析。人均GDP是工業化成果的直接反映。從數據來看，湖南省人均GDP在1997年為4643元，到2006年12156元。人均GDP持續增長，這說明了湖南省經濟一直處于較快發展的狀態，但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湖南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
2 湖南產業產值結構的變化趨勢。改革開放以后，湖南的農業占湖南GDP的比例從1980年的42.3％不斷向下滑動，2007年為17.6％，但湖南第一產業絕對比重較大，將近20％而且層次比較低。而工業占GDP的比例卻是先波動下行后平穩回升，但第二產業比重太小，服務業則一直呈比較平穩的增長態勢，由1980年的17.5％增長到2007年的39，7％。湖南三次產業產值的變化體現了產業結構不斷高度化的過程，符合庫茲涅茨定律。但湖南的工業化進程緩慢，2007年湖南工業化率僅為29％，遠低于東部發達地區，比全國平均水平低9.3％也低于中部的平均水平。湖南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僅為2655.97億元，只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2.81％，比湖北少167億元。工業化進程緩慢已經成為制約湖南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3 湖南產業就業結構現狀的比較分析。從就業結構看，改革開放以來，湖南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逐年下降，已從1980年
的77％下降至2007年的50.7％，降幅達26.3％。與之相伴的是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平穩上升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快速提高，2007年分別為19.6％和29.7％，比改革開放前提高6.2％和21.5％，其中第三產業從業人口比重于2001年超過了第二產業。這是湖南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的結構，也印證了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和庫茲涅茨定律。但是同全國比較而言，湖南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重仍然維持在一個高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9.9％，相應的第二、第三產業從業比重低7.2％和3.7％。由此可見，湖南三次產業產值結構比重之所以表現合理的“三二一”形式，是在經濟總體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的基礎上形成的低層次比例關系，第一產業就業人口龐大，第二產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從而導致湖南整個產業發展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因此，目前“三二一”的產值結構并不能真正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歷史趨勢，是一種不規律的產業結構演進。
4 從工業結構變化趨勢分析，工業結構水平較低，尚未走上結構順利優化升級的良性循環軌道，整體結構效益差，資源配置存在扭曲。湖南工業化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條件下片面推進的，尤其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得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出現了工業比重大幅度上升與農業比重依舊很高的并存局面；湖南市場化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嚴重影響著消費需求的擴大；湖南經濟增長方式具有明顯的粗放性，高耗能行業和企業多，能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湖南創新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市場化效率低，產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起點晚，發展緩慢。產業集群化不高。
從整體來說，湖南現在依然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湖南三次產業結構已開始向非農化、高度化、集約化方向發展，但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得到根本性改變。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成功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需從我省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考慮，順應產業結構演變的規律，充分發揮潛在的后發優勢，加快湖南省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升級和轉型進程。走湖南省特色新型工業化，是湖南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三、湖南省特色新型工業化――湖南產業結構調整必經之路
湖南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從湖南省的資源稟賦出發，遵循產業結構演變的規律，將湖南省現實的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后發優勢轉化為特色優勢所走的一條適合湖南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1 以現代農業為核心優化第一產業。發展湖南知識型農業，使科學技術融入農業經濟的運作之中，特別加快以糧農為主體的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與科技農業的結合，提高農業的“知識含量”，構建知識經濟下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培育并提升農業持續發展能力，以無限的無形資源替代有限的有形資源、構筑融勞動力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一體的復合型的農業生產系統。
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政府服務水平，做好當地優勢資源的整合開發工作，以市場為導向，有計劃、有重點地培育一批以農產品加工為主的經濟實力強的大型龍頭企業，優化其運營環境，以工業資本、技術和管理來優化農業資源配置，通過拉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強其農業產業化的帶動和支持能力，提升其促進農產品加工工業化的水平。
第6篇：產業結構范文
一、主要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一般趨勢
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將隨之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演化，呈現出有序性、階段性和明顯的規律性特征。
(一)第一產業占GDP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先升后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持續上升，就業結構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
各國產業結構的重心明顯地按一、二、三次產業的順序轉換，就業結構也呈現出相同的變化趨勢。三次產業結構轉變首先集中在農業向工業轉變上，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大量的農業勞動力脫離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隨著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就業中的比重由快速上升逐步轉為下降，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經歷了上升、徘徊、再上升，直至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產業的過程。農業產值及勞動力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在較低水平上基本穩定后，工業部門的勞動力進一步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進一步提高。從三次產業結構演變的歷史進程來看，對應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二戰后各國大都經歷了“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三、二、一”的轉變。從就業結構來看，上世紀80年代后，第三產業就已經成為各國就業比重最大的產業。
(二)三次產業趨向融合，產業結構的軟化和高技術化趨勢日益明顯
隨著產業結構演變的深入，三次產業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同時服務業迅速向第一和第二產業擴張和滲透，信息技術服務成為提高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產品競爭力的主要手段。各國產業結構軟化首先表現為第三產業比重的迅速提高，其次表現為各產業內部技術含量的增高。同時，產業結構的高技術化趨勢也日益明顯。最突出的表現是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使整個工業日益高技術化，服務業等其他產業的高技術化發展也在逐步加強。新技術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傳統產業的衰落速度，使部分傳統產業煥發新的生命力。
(三)人均GDP1000-5000美元階段，各國產業結構變動呈現出若干共同特征
一是一、二產業比重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明顯上升。美、英、德等國的產業結構在人均GDP2000美元向5000美元過渡階段，都呈現出一產產值比重持續下降、二產比重穩中有降、第三產業比重明顯上升的趨勢，而且第三產業的比重均已達到50％以上。在工業內部結構中，輕工業比重下降，重工業比重快速上升。日本、韓國、墨西哥等國的發展歷程也體現了這一特征。二是技術創新活動加強，高技術產業發展加快。技術創新由引進為主到引進和自主創新并重。三是城市化發展加速，勞動力轉移步伐加快。各國經驗表明，在工業化的擴張期，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率是工業化起步期的2倍左右。四是資源環境及社會穩定方面的壓力加大。在人均GDP向5000美元邁進的階段，隨著勞動力轉移的加快，經濟發展對土地、能源等的需求也會越來越大，作為后發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逐步喪失。
二、主要國家產業政策比較
(一)各國產業政策的共同點
1、財稅政策是各國支持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政策手段
在財政支持方面，直接投入、財政補貼、貸款援助等是較為常用的政策手段。各國政府普遍采用財政直接投入的方式來支持技術研發活動，促進科技創新；通過直接財政投入或提供財政資助來扶持欠發達地區發展；使用財政補貼來引導和鼓勵各類社會資源投入產業發展。優惠貸款和貸款擔保也日益成為各國政府普遍使用的財政支持政策。此外，日本、美國、韓國等國還利用各種手段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援助。
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各國政府較為注重間接稅收優惠(稅基式優惠)政策的運用，涉及較多的是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增值稅、關稅等稅種。政策目的為加快技術創新、促進落后地區發展、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等。美國、日本、德國等在這方面都有成功的經驗，采用的手段包括稅收扣除、加速折舊、提取轉向準備金等。
政府采購也是各國政府扶持新興產業發展、保護和擴大本國產品市場的重要政策之一。如美國政府一直通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產品尤其是高新技術產品實行保護性采購，鼓勵企業技術創新。日本和韓國政府也強調政府采購產品的國產化率，優先采購本國產品。
此外，各國還針對環境保護的需要出臺了相應的財稅政策，以降低污染物排放、減少環境污染。
2、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是各國產業政策重點扶持的領域
日本偏向于扶持鋼鐵、煤炭、冶金、化學、機械等基礎工業，而美國則傾向于扶持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部門，同時，政府還長期為農業研究注入資金并致力于農業推廣。韓國注重對農業的扶持，1986年公布了《農漁村綜合政策》，增加對農業的投資，放松對農村土地流轉的限制。其產業政策在對鋼鐵、電子等產業的扶持上也有所側重。英國政府也采取許多措施加強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建設。
3、各國產業政策都重視科技創新，促進高新技術發展
美國為保持世界領先的技術水平，一直集中大量財力人力，投入到風險大、耗時長、費用高的自主型技術創新領域。在半導體微電子技術、光纖通訊、基因工程、軟件開發、網絡技術等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美國都占據了產業技術的競爭優勢和戰略制高點。戰后日本為了短時間趕上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企業的技術進步。主要包括：實行“重要技術研發經費補助金制度”和委托開發制，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政府為多用途關鍵技術研究提供巨額資金支持，力爭在生物、人工智能等重要領域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英國大力支持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改造和創新，通過對一些“夕陽產業”進行技術改造、創新和經營改革，使其獲得生機，實現新的騰飛。德國也不失時機地制定了發展計算機、半導體、精細化工和生命科學等高科技產業的實施計劃，把培育和發展高科技產業作為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戰略措施。韓國政府一直將科學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注重制定與經濟發展計劃緊密配合的技術進步政策。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開始強調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來帶動產業結構高級化，推動企業成為研發主體。
4、各國尤其是后發國家都實行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政策
日本在出口產品具備一定競爭力之前，實行嚴密的保護政策，限制“競爭性進口”和外國企業在日本投資設廠。針對不同的情況，多次調整了進口商品的稅率，加強關稅的保護作用。在非關稅壁壘方面，通過外匯配額、外匯預算、進口擔保金等制度，對與國內保護產業相競爭的產品，實行嚴厲的進口限制。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也通過推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在本國扶植起了一批競爭力較強的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
5、產業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法制化程度較高
為更好地對壟斷性行業進行管制，美國制訂了反托拉斯政策，并用法律形式強制實施。其主要目的是維護有效的競爭，通過法制化的市場競爭規則來規范壟斷集團的行為。《謝爾曼法》、《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等法律實施后，進一步細化和明確了反壟斷的具體措施，構成了美國抑制壟斷、促進公平競爭的法律框架。德國也高度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促進結構調整。《地區結構政策原則》(1968)，《改善地區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1969)，《托管法》(1990，統一后)，《產業結構調整法》(1995)。通過這些法律手段，保障了市場經濟秩序，促進了結構轉換和經濟發展。上世紀60--80年代，韓國政府也先后出臺了《特定工業培育法》、《稅收減免法》、《產業發展法》等法律法規，積極引導和扶持特定產業做大作強，并通過《奧地開發促進法》、《農漁村開發促進法》、《國土綜合開發計劃法》等法律的推行進一步促進其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
(二)各國產業政策的主要差異
盡管各國產業政策有共同之處，但也存在明顯差異，主要表現在：
1、各國產業政策干預產業結構調整的程度不同
美國是典型的自由競爭型市場經濟。其私營產業部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高，2000年以來一直維持在87％以上。產業政策也盡量不直接干預經濟資源在各產業間的分配，主要是為產業發展創造條件。英國也主要是依靠市場力量引導結構調整，充分發揮其“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同時，政府從宏觀上給予政策引導和鼓勵。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市場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相結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任務是管理與監督市場的競爭，校正市場結果，消除在市場運作中的經濟不均衡。
日本和韓國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的各種支持性政策占據主導地位。兩國政府的直接介入程度都較高，主要通過財稅政策扶持主導產業發展，實現結構調整，引導社會資源重新組合和再配置，實現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的協調統一。日本為了實現其趕超戰略，政府精心制定產業結構政策，主動促使經濟資源分配于各個產業，其產業政策在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韓國在工業化初期主要采取了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型”產業政策，其中包括通過政府直接干預金融活動而使金融業成為“政策金融”，為重化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低息政策性資金；采取強有力干預，促進企業合并，擴大企業規模，以提高產業的集中度等。
2、政策手段的著力點和作用效果不同
日本、韓國的產業政策中，計劃手段有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國和德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計劃的作用較小。韓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扶持了水泥、化工、鋼鐵、紡織等產業，二五重點扶持了機械、造船、電子、鋼鐵等，三五、四五重點扶持了重化學工業建設，逐步形成了一批支柱產業并帶動了經濟快速發展。而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其政府功能轉向秩序導向為主。
三、對我國的啟示
(一)準確把握產業結構演變的趨勢和規律，制定和實施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產業政策
國際經驗表明，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產業政策的重點應該不同。當前我國產業政策的著力點既要注意消除在市場運作中的經濟不均衡，比如工業與服務業、農業的不均衡，產業發展的空間非正常性不均衡等，又要注意實現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的協調統一。既要注意產業的發展導向政策，又要注意產業的秩序導向政策。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均GDP從2000-5000美元邁進的特殊歷史時期，更要吸取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產業政策。
(二)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充分發揮自身優勢
美國克林頓政府以產業技術政策為核心的產業政策造就了美國新經濟，而日本的產業技術應用能力強，基礎研究不夠，制定的產業政策沒有考慮到本國的實際情況，再加上日本缺乏能開展經濟業務和良好的投資環境，及水、電和物流等費用極高，各種限制多，吸引外資乏力。不僅在力圖超越美國時后勁不足，而且導致本國長達10年的經濟蕭條。因此，制定產業政策和調整產業結構，要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只有從國情出發，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國在資源和經濟方面的優勢和劣勢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才能真正收到實效。
由于我國產業發展存在空間的巨大不平衡性、行業發展的巨大差異性，所以當前我國產業政策的功能導向是復合性的，需要政府主導扶持的是技術創新及其服務，以及圍繞這個核心展開的前后向聯系與環節。我們應當吸取美國的成功做法和日本的經驗教訓，利用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努力尋找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技術創新之路。在技術引進時，要從總體上對我國的生產要素現狀、市場規模、社會文化環境、消化吸收能力等方面進行評估，突出重點，多渠道、多形式引進適用的先進技術，要明確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根據我國國情和社會經濟條件，全方位地選擇適用的關鍵技術。
(三)產業政策制定必須具備世界眼光，有利于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分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一方面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污染較重和附加值低的產品，使這些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另一方面通過與發達國家進行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合作，進一步推動國內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發展。憑借自身在信息產業等領域的科技領先優勢，美國占據了國際分工中的領先地位。日本通過產業政策來進行產業扶持也始終建立在開放的思路之上，從一開始就是以打入國際市場為目標。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韓國從其自身資源的狀況出發，自60年代初開始實施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調整，發展外向型經濟，以擴大產品出口，推動了自身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國際化。我國的自然資源狀況不同于美日韓，制定的產業政策也顯然不同于他們，但其在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鼓勵企業面向國際市場，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我們要積極利用全球產業轉移帶來的機遇，加快調整和提升國內產業。在制定促進外資引進的產業政策時，也要按產業部門有步驟、分階段地對外資開放。
(四)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運行要求，以企業為核心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美國的產業政策著重于通過營造良好的法律保障環境和基礎設施條件，形成有利于主導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外部環境，充分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韓國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也逐漸由政府主導產業結構調整轉換為以企業為主體，已經初見成效。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乏力的教訓在于忽視了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來對企業的行為加以引導，但不能直接參與到企業的經營行為中去，不能包辦企業的重組進程。目前我國的市場機制還不健全，相關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要在借鑒國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好管制和競爭的關系，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將產業政策側重于“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主要營造有利于公平競爭的環境，妥善處理政企關系，掌握好政府干預的時機和力度，應充分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作用。
(五)加強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學化
第7篇：產業結構范文
【關鍵詞】產業基金產業結構調整高新技術擴大內需金融市場國企改革
一、我國發展產業基金的必要性
產業投資基金是通過向社會發行基金募集資金，交由專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運作，分散投資于不同的實業項目，收益按投資分成的金融工具。產業投資基金將成為我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種新的低成本的籌融資工具。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中，發展產業基金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
1．宏觀經濟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
在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產業投資基金融資來帶動基礎設施和高科技發展已是一條成功的經驗。當前我國發展產業投資基金，培育基金市場中青睞于特殊產業的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已是解決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問題的客觀要求。發展產業投資基金是保持我國國民經濟實現適度快速增長的迫切需要。產業投資基金通過對基礎產業、支柱行業及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可有效地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產業結構矛盾突出的狀況。另一方面，也可改變國家財政、銀行信貸對基礎設施的單一投資渠道，使該領域形成多元化投資格局。其次，發展產業投資基金有助于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加入“WTO”后，必須解決好基礎設施對國民經濟發展瓶頸問題，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這一矛盾尤為明顯。通過設立產業投資基金，按市場規律進行運作，加大基礎產業、支柱產業以及高新技術企業的投入，從而改善了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同時，這些富有活力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即高新技術企業隨著掛牌上市，將因其良好的業績，成為資本市場的中堅。
2．我國產業結構亟待調整
在工業領域，我國產業結構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低水平重復建設過多，地區間產業趨同，產品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的問題突出。一方面，從形式上看大量產品生產能力過剩甚至嚴重過剩，另一方面，生產和生活中需求的許多產品，不是無能力生產就是因品種、質量滿足不了需要，而不得不依賴于進口。供給與需求結構之間的嚴重不適應導致了生產能力的結構性過剩。二是一批在過去二十年間曾經拉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增長點趨于成熟或衰退，其帶動作用明顯減弱甚至喪失，而拉動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未能及時形成，出現了主導產業的階段性“斷檔”。三是產業整體素質低，技術開發能力嚴重不足，產品更新緩慢、工藝陳舊、設備老化，沒能跟蹤市場變化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那些衰退行業和企業沒能及時退出市場。四是生產集中度低，企業組織化程度低，結構相對分散，企業長鏈條、“全能型”生產組織方式沒得到脫困，行業之間、企業之間和產品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協作水平低，規模效益不足，難以適應買方市場下用戶對多品種、高質量、個性化、低成本、短交貨期的要求。五是企業經營機制落后。受短缺經濟的影響和體制的制約，大多數企業重生產、輕開發、重數量、輕質量，重投入、輕產出，重速度、輕效益，重近期、輕長遠，對市場變化反應遲緩。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短缺經濟基本結束，買方市場逐步形成。隨著市場約束的增強，以上這些結構性矛盾變得十分尖銳。企業間出現惡性競爭，虧損增加，不少企業停工半停工，大量職工下崗，使中國工業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異常突出[1]。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之一就是改革我國的投融資體制，積極組建多種類型的產業基金組建，充分發揮基金這一“資本放大器”的作用，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3．高新技術企業亟需發展
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起步較晚，但有著充沛的科技資源與科技人才，近年來，在政府資金的大力支持下，開發出許多創新科技產品。然而，我國高新技術的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慢、力度小，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長期以來，我國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資金投入，主要是通過政府向科研部門和企業分別下達計劃任務和撥款方式進行，但政府財力有限，企業自身也難以承擔交稿的科技開發費用，而高科技產業是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產業，資金需求量大，國家財政無法滿足，商業銀行資金不愿介入，導致高科技產業往外出現投資主體缺位，資金投入缺乏、資金來源過于單一，形不成產業規模，作為中間環節的開發投入比例低，成果轉化難，缺乏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有效激勵機制和風險規避機制，難以實現平衡投資和組合投資的快速滾動發展。
另一方面，高科技企業業績優良、成長迅速，但相對于傳統的工業企業而言，許多高科技企業屬于新興企業，規模較小、底子較薄。為了盡快壯大發展企業，高科技企業希望利用資本市場在直接融資方面的強大功能。但由于我國證券市場尚不具備大規模擴容的條件，上市額度供不應求，而許多高科技企業成立的時間短、經營規模小，還不具備上市的條件，所以培育與扶植高科技企業、給予直接的融資支持會十分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因此，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是我國設立產業基金的重要目的之一。
二、我國產業基金的現狀
我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引入“產業基金”這一概念，1985年9月中國第一家產業基金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獲準成立，標志著產業基金在中國問世，上世紀90年代國外產業基金也開始進入我國。這一時期我國的產業基金剛剛起步，產業基金呈小幅增長，增長速度緩慢，并且這些產業基金普遍存在著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困難，只能進行小規模的投資。
1999年，科技部按照國務院領導的指示，會同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等部門制定了《關于建立我國風險投資體系的若干建議》，這是我國第一個關于產業基金的綱領性文件，對于我國產業基金事業的健康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1999年以后，我國產業基金有了較快的發展，產業基金和產業基金資本數額開始大幅增加，到2004年中外創業投資產業基金共對253家大陸及大陸相關企業進行了投資，投資額總計12.69億美元，首次突破10億美元大關，創歷史新高。產業基金退出也呈現加快增長態勢。據對60家產業基金的調查，2004年共退出資金8.02億美元，是2003年的4倍。
總體來說，我國產業基金事業已經進入到一個較快增長的階段，投資比較活躍，逐步顯現出對于發展我國具有高增長潛力的創業企業的作用。但與我國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所需的產業基金相比較，其所占的比重和規模都還很小。與美國9000億美元的產業基金規模相比更是九牛一毛。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國的產業基金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另一方面我國的產業基金投資擁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因此要推進我國產業基金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就必須為其創造更為良好寬松的發展環境[2]。
三、產業基金的運作原則
我國現階段要建立的產業基金，本質上要以實業資本為其運作的手段。作為大眾化的中長期投資工具在高揚“集合投資、專家管理、分散風險、運作規范、共同受益”的旗幟下，積極參與國企存量資產的盤活，大規模地支持國企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并在資產效益的回報中不斷提高資產質量，擴大資產規模。其投資的指向應著眼于建設項目的科技含量及其先導性、規模經濟及其市場競爭力、瓶頸拓寬及其對國民經濟運行性.
基金在發起設立時，要將發起者與管理運作人才的選擇放在首位。發起者必須由那些在全國或區域范圍內社會公眾公認的形象好、信譽高、知名度廣的企業和金融機構聯合組成，這對奠定其自身素質和社會影響有重要意義。同時，鑒于基金的具體運作在許多情況下取決于管理人員的素質狀況和努力程度，其聲譽、成效與運作人員的能力、才智及社會認同度密切相聯，應制定從業人員的專業標準并進行嚴格規范的考試考核，將真正的專家或專門人才挑選出來。基金管理公司要將本機構運作人員的有關情況通過報批文件及募集公告書介紹給社會公眾，以便公眾通過對本基金運作人員的了解和認同而增強對本基金的信任感。產業基金要具有規模投資效應，力求將失衡的產業結構重組、整合，并對普遍存在的地區產業同構化的企業資產加以盤活。通過設計主向投資和輔向投資的時間構成，以求既能當年給投資者滿意的回報，又能抓住回報周期長、效益更好、保障投資者未來利益的項目[3]。四、穩步、健康地發展我國產業基金
我國金融市場并不缺乏資金，然而大量資金被迫存放在銀行，使金融風險在銀行過度集中，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規模也不斷增長。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小企業想發展需要資金，卻因為銀行的風險規避政策而難以滿足融資需求。這一矛盾根源在于我國經濟中主要融資活動高度依賴于銀行貸款這一間接融資方式。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在于中國的資本市場不發達，沒有形成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來分擔銀行體系的壓力。而產業基金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這個作用。產業基金的成立拓寬了直接融資渠道，對改善我國社會資金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將產生重大影響[4]。
1．加強產業基金的宣傳
產業基金作為一項金融創新，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其發展過程中，需要人們解放思想和提高認識。而目前仍然存在以下兩個錯誤傾向：一是把產業基金簡單地與籌集資金等同。由于我國基金大多是由地方政府或部門自發組建，缺乏一個嚴格的運作規則和長遠的發展規劃，在其發展初期存在種種問題在所難免。但是，如果簡單地將由產業基金所進行的籌集資金活動等同于一般的籌集資金，這無疑將基金的科學性給抹殺了；二是產業基金的發展不利于其他金融部門的發展，認為產業基金將會與現有的金融部門從資金市場爭奪資金份額，二者的發展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讓廣大投資者真正了解產業基金的內涵及其運作規則，更主要的是其低風險性和高收益的穩定性，克服認識的片面性[5]。
2．產業基金管理機構的組織形式應鼓勵采取合伙制或有限合伙制形式
產業基金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各項相關法律法規不盡完善、外部監管體制尚不成熟健全，在證券和資產管理機構處于創業階段的情況下，產業基金采取合伙制形式，具有許多優點：第一，合伙人承擔無限責任，違法違規成本較高，因此證券及資產管理機構的合伙人自我約束和風險防范意識比較強，一般都能遵紀守法、規范經營；第二，有利于贏得客戶信任，從而有利于這類機構品牌的創立和信譽的提升；第三，由于出色的業務骨干具有被吸收為合伙人的機會，合伙制可以激勵員工進取并對公司保持忠誠，有利于吸引人才，培育高水平的投資管理專家團隊，增強其核心競爭力，等等。因此，產業基金中采取合伙制，對于在法律法規和監管體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保障此類機構的規范經營，對于產業基金的發展壯大，將發揮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6]。
3．制定產業基金相關法律以確保其規范發展
由于沒有對產業基金進行規范的基本法律框架，我國的產業基金長期得不到法律支持，發展緩慢、規范混亂；由于沒有對公司型基金組織形式認可的法律條文，世界上流行的資產證券化要求其資產池(SPV)采用公司型結構，這在我國就沒有法律依據，因此大量采用打法律和政策球的方法，埋下許多市場隱患。因此，各方面的因素都形成了對《基金法》進行立法修改的迫切要求。一方面應該在現有的《基金法》基礎上盡快做出修改和補充，增加對公司型基金法律地位的認可；另一方面應該抓緊研究制定涵蓋各種基金形式的《產業基金法》；同時在過渡階段，一方面需要責成政府監管部門立即抓緊針對產業基金擬定和實施適用和可行的監管、治理法規；同時應該要求有關部門將目前針對產業基金管理公司的監管和治理規范納入從屬于證券投資基金監管和治理的下層框架中去，以便與證券投資基金的監管和治理做出明確的區別[7]。
4．政府在產業基金的發展中應發揮導向作用
產業投資基金作為一種商業性的投融資主體，其市場化運作原則與發揮產業投資基金的政府導向作用并不矛盾。通過設立產業投資基金，匯聚廣大民眾的閑散資金，由產業基金的運營者投資于具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產業基金的運營商可以是專門的投資基金公司，也可以成立實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混合的財團，支持并促進高科技企業的健康發展[8]。政府不宜干預基金的運作，但可以根據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通過對基金的設立審批程序和基金的基本投資限制來發揮必要的導向作用。另外還可以對設立的向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定向投資的基金在稅收上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因此，產業投資基金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作出符合自身發展的投資戰略，增加了國家產業政策的可操作性。5．拓寬產業基金退出渠道
業界期待良久的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終于于2006年在天津設立，它為下一步我國發展產業基金提出了一些急切解決的問題。由于產業基金投資的都是目前流動性較差的非上市公司股權，投資項目成熟后主要是通過股權轉讓或上市退出，而前者不利于股權實現最大價值，后者在制度方面很不便捷。這就使產業基金的投資退出產生了問題。應加快建立無縫對接的多層次資本市場，使不同層次企業的股權可以在不同的市場上順暢退出。可以考慮設立未上市公眾公司股權OTC市場，使產業投資基金投資的企業的股權轉讓能夠及時規范。也可以考慮鼓勵個人的資金介入產業基金，每個人都對自己的投資行為負責，全民的投資行為應該是最理性的。也可以籌劃信托基金交易市場，交易方式類似于OTC市場，定位于集合資金信托產品、產業基金和創業風險投資基金、房地產信托基金的報價與詢價、撮合與經紀服務、交易過戶、權益登記、交易清算、信息披露和查詢等[9]。
參考文獻：
[1]陳清泰．產業結構調整與老工業基地脫困[R]．2002-03．
[2]謝斐．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現狀和亟待解決的問題[J]．全國商情，2005(6)：38-40．
[3]文玲．張國平等，產業投資基金：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的路徑選擇[J]．特區經濟，1999(2)：23-24．
[4]易玨．產業基金：企業融資的新路徑[N]．國際金融時報
[5]曹信邦．裴育等，關于建立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的思考[R]．2006-08-03．
[6]韓世君．發展我國的產業投資基金問題初探[J]．財貿經濟，2006(9)．
[7]陸一．基金業的監管與《基金法》的制約[J]．董事會，2007-03-02．
第8篇：產業結構范文
作為沿海地區經濟發達省份，江蘇省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處于全國前列。在保持每年各產業部門都能夠快速增長的前提下，江蘇省始終堅持對地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產業升級提升明顯。如下圖所示，1979年至1989年，江蘇省的產業結構序列為“二、一、三”。從1990年開始，江蘇省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農業，產業結構序列為“二、三、一”。此后，第三產業占地區GDP的比重一直在不斷提高，第一產業的比重則一直在下降。2005年江蘇省第二產業總值占GDP的比重達到56.6%，是江蘇歷史上第二產業占比所能達到的最大值，此后就開始逐步下降。隨著江蘇省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逐步淘汰一批落后產能企業，工業占GDP比重逐步降低。2015年江蘇省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48.6%，第二產業的比重為45.7%，第三產業總值首次超越第二產業。從2015年以后，江蘇省的產業結構序列就變成“三、二、一”，達到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標準。江蘇省的產業結構升級取得巨大成功，經濟轉型取得重大突破，產業結構整體布局更加優化更加合理，江蘇省的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
2江蘇省就業結構發展概況
產業結構的變動必定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動，而就業結構江蘇省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圖(本圖按當年價格計)資料來源:《江蘇省統計年鑒》(1978—2016)。的變動也會影響產業經濟的發展。如下表所示，1978年江蘇省三次從業人員的總人數為2777.72萬人，2015年從業總人數為4758.5萬人，40年左右的時間增長了近2000萬人。但是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變動情況較大，第一產業從業人數呈現先增后降的趨勢，1990年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為2389.25萬人，占比為56.6%，在社會從業人數占比達到歷史高值。第二產業從業人數及其占比在持續增長，但最近幾年增長速度明顯放緩，2015年第二產業從業人數達到2046.16萬人，占比為43.0%。第三產業從業人數及其占比也在持續增長，2015年第三產業從業人數達到1836.78萬人，占比為38.6%。截至2015年第二產業的從業人數始終高于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
3江蘇三次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不協調性
從整體上看，江蘇省的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從業人員就業結構比例日趨合理。但是將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進行對比會發現，兩者之間依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協調性。第一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在不斷下降，然而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所占比例依然較高。2015年第一產業總值占地區GDP比重為5.7%，而當年第一產業的從業人數占從業人員總數的比例竟然高達18.4%。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占比偏高，這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進一步推動全省就業人口比例向更合理更優化的方向發展。近年來，盡管江蘇第三產業發展迅速，2015年第三產業總值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成為江蘇經濟增長最大貢獻力量和最主要來源。但是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一直都達到總體從業人員的40%水平，第二產業始終都是吸納社會人口就業最多的經濟部門。第三產業的產業門類多，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本該成為提供就業崗位最多的經濟部門，而事實卻并非如此。盡管2015年第三產業的產值占GDP比重達48%，但就業人口比例只有38.6%，第三產業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存在一定的不協調性。這說明江蘇省不僅需要繼續加大對服務業的投入，促進服務業經濟產值不斷增長，更要注重優化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拓寬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就業渠道，推動江蘇第三產業更均衡更全面地發展。
4政策建議
4.1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勞動者素質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推動作用。當前江蘇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存在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農村勞動者人均產出效率低。因此，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勞動者素質，不僅有利于促進農村過剩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縮小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也有助于提升農業的產出增加值。4.2優化工業結構，不斷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水平江蘇作為工業強省應不斷優化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增加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投入，不斷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水平，淘汰落后產能。要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就要逐步控制和降低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從而合理控制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數量，進而為優化就業結構創造條件。4.3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增強第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第三產業是吸納社會人員就業的主要途徑。江蘇省的第三產業總值占地區GDP比重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第三產業吸收就業人口的潛力還是非常大的。因此，江蘇省應該不斷推動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尤其是發展現代服務業，充分挖掘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
作者:唐軍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第9篇：產業結構范文
關鍵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平穩性分析；協整分析
經濟的發展必然引起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進行分析，針對不合理的部分做出戰略性調整，有利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
一、模型建立
經濟結構用三次產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來體現，yit表示第i產業第t時期的產業比重，就業結構用三次產業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來體現，lit表示第i產業t時期的就業人數比重。為了減少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我們對以上時間序列分別取自然對數，即lnyit和lnlit，如果上述時間序列都是同階單積的，就可以對以下回歸作協整檢驗：
lnlit=ηi0+ηi1lnyit+υit
其中：υit為隨機誤差項，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二者之間有一種長期或均衡的關系。但在短期中，有可能會偏離均衡。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誤差糾正模型（ecm）來考察其在短期內的關系：
dlnlit=ρi0+ρi1dlnyit+ρi2υit-1+εit
υit-1=lnlit-1-ηi0-ηi1lnyit-1
其中：d表示一階差分算子，εit為隨機誤差項，υit-1即從協整回歸中得到的誤差的一期滯后值，ρi2的絕對值決定了均衡恢復的速度。
二、變量選取、樣本數據分析以及變量的平穩性分析
（一）變量選取、樣本數據分析
本文實證分析所采用的樣本數據取自于1989-2009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1990-2007年廣東省統計年鑒》和《廣東五十年》。
（二）變量平穩性檢驗
在對時間序列進行分析之前，先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確定各變量的單整階數。檢驗時采用aic最小準則自動選擇滯后階數。檢驗順序如下：首先從含常數項和時間項模型開始，其次為只含常數項模型，最后為既不含常數項也不含時間項模型。時間序列lnli和lnyi的平穩性檢驗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表明，lnli和lnyi都是1階單積序列，即都為i（1）。
三、實證分析
（一）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整分析
本文的協整檢驗方法用的是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兩步檢驗法，即eg檢驗。這種協整檢驗方法是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從協整理論的思想來看，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檢驗一組變量（因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等價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是一個平穩序列。首先對回歸方程進行參數估計，求出殘差序列：
lnl1=2.843487785+0.349565982*lny1
（0.056616）（0.023536）
[50.22439] [14.85267]
lnl2=-2.840089147+1.642818006*lny2
（0.828135） （0.215063）
[-3.429501] [7.638792]
lnl3=-1.949672715+1.41560084*lny3
（0.513461）（0.138495）
[-3.797122][10.22135]
方程中系數估計值下面的圓括號內是漸進標準誤，方括號內是t統計量值。模型中的參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全部通過t-檢驗、f-檢驗。通過上述三個回歸方程的參數估計，求出殘差序列為υ1、υ2和υ3，然后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驗證其是否為平穩序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通過檢驗可以看出，三個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lnli和lnyi之間是協整的，上述三個回歸方程的設定是合理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之間存在一種長期均衡的關系。
（二）誤差糾正模型
lnli和lnyi兩個變量是協整的，說明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或均衡的關系，但在短期中，有可能會偏離均衡。下面我們把對應上述三個協整方程的誤差糾正模型進行參數估計：
dlnl1=-0.02158216284+0.129730744
*dlny1-0.11312212*（lnl1（-1）-2.843487785-0.349565982*lny1（-1））
=-0.02158216284+0.129730744*dl
（0.011804） （0.129616）
[-4.828389] [5.000884]
ny1-0.11312212*u1（-1）
（0.115178）
[3.982151]
dlnl2=0.01048745645+1.156206575
*dlny2-0.1813734319*（lnl2（-1）+2.840089147-1.642818006*lny2（-1））
=0.01048745645+1.156206575*dl
（0.012334）（0.384178）
[8.502833] [3.009563]
ny2-0.1813734319*u2（-1）
（0.194004）
[-9.348954]
dlnl3=0.05439000076+1.025315155*
dlny3
-0.4154723959*（lnl3（-1）+1.949672715
-1.41560084*lny3（-1））
=0.05439000076+1.025315155*dlny3
（0.015609）（0.565639）
[0.348443][1.812668]
-0.4154723959*u3（-1）
（0.243504）
[-1.706221]
估計系數都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t檢驗，這表明短期內產業結構對就業結構存在顯著的負效應，這與長期的正效應相反。u1（-1）、u2（-1）和u3（-1）的系數-0.11312212、-0.1813734319和
-0.4154723959表示回復均衡的速度。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第一，由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協整分析表明，廣東省產業結構的演變與就業結構的演變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具體數量關系為：第一產業產值比重提高1%，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提高0.35%；第二產業產值比重提高1%，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提高1.64%；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提高1%，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提高1.42%。從數量關系可以看出，廣東省第一產業的就業效應最低，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效應相對比較高。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的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極大的緩解了就業壓力，為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在以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要不斷調整和優化廣東省的產業結構以促進就業。
第二，由誤差修正模型模型分析表明，我國相對與產業結構的就業結構短期偏離有向長期均衡收斂的趨勢。具體數量關系為：第一產業每年就業的短期偏離長期均衡值有11.3%被修正；第二產業每年就業的短期偏離長期均衡值有18.1%被修正；第三產業每年就業的短期偏離產期均衡值有41.5%被修正。從數量關系可以看出，廣東省的產業的就業短期偏離回復均衡的速度最慢，促進就業見效最慢，而第三產業促進就業見效最快，第二產業居中。因此，要想盡快解決就業問題，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是一條捷徑。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