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藝術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行為藝術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行為藝術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公共藝術公共性市民社會
目前，諸多急待變化的公共藝術實踐及其面臨的批評與指責，使公共藝術存在的合法性深受質疑。批評界在針對當前某些藝術“公共性”的虛假命題的駁斥中，明確地指出公共藝術是一種“天生具有強迫性”的“意識形態的實踐形式”。但是，本人認為，公共藝術當下呈現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不足以阻擋藝術回歸公眾生活的必然趨勢。所謂“權力與民意”的沖突與摩擦，只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必然歷經的震蕩過程。
17至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市民社會革命“擊碎了政治國家的千年神話，把被顛倒的關系重新顛倒過來，使政治國家成為世俗化的市民社會的‘守夜人’，因而國家權力和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分解為人權、公民權和特殊利益”①。“一方面，它展現了人類由特權社會步入自由平等的大眾社會的非凡歷程;另一方面，則展現了由群體活動和團體價值期望走向個體活動和個性價值追求的偉大進步，并日漸形成一個沒有‘父親的社會’”②。與此同時，歐洲市民社會革命的成功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發展也將藝術從教會和宮廷中解放出來，并把藝術曾經擁有的神圣特征，轉變為一個任何公眾成員都可以對其展開“業余的自由判斷”的世俗化特征——公開展覽，從而使藝術作品超越了專家而與大眾直接接觸，而“通過對哲學、文學和藝術的批評領悟，公眾也達到了自我啟蒙的目的，甚至將自身理解為充滿活力的啟蒙過程。”③對應于藝術與教會、宮廷的分離，醞釀于20世紀60年代的“百分比立法”，使藝術走出了畫廊和美術館的封閉空間，進一步激發了公眾在文化公共領域中的自立性、參與性與主動性。可以說，公共藝術政策是對市民社會理論中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價值和原則的繼承與發揚，而市民社會的發展和公共領域的建構，則為公共藝術奠定了合法存在的理論基石。
如果說歐洲市民社會革命的成功對西方國家的現代性轉型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那么，封閉循環的社會歷史進程則嚴重滯后了中國的公共領域建構和現代公民意識的確立。及至“五四”運動，中國才真正開始現代公民精神的建構。然而遺憾的是，“”所高舉的“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主義大旗以及倡導“自覺的審美文化建設”的呼聲，卻幾近淹沒于內憂外患的烽火狼煙之中。而時期的集權壟斷又再度遏制了私人領域的拓展。直到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方向，才開始了對市民社會的培育和現代公民意識的塑造。
與市民社會在中國的形成相似，公共藝術也同樣具有后發外生特征，而缺乏自發自覺、自下而上的社會內驅力。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藝術也是由國家和社會精英賦予公眾，而不是公眾自覺要求的。消極公民意識的歷史積淀使公眾對公共藝術常常視而不見或充耳不聞，所謂的“公共性”因此無從談及，公共領域廣泛多元的理性價值批判更難以形成，市民社會理性也就無法上升為公共理性。當前，一些建立在史料分析和文獻引證基礎之上的公共藝術“考古”研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中國也有”的情結，而忽略了公共藝術的西方移植色彩和語境分析。“公共性”既不是建立在基礎之上的信徒式膜拜，也不是依賴于自上而下的單向推進或形式化附加，而是建立在國家與社會、公眾與藝術家之間自由對話平臺之上的長期交互行為。忽略公共藝術與社會宏觀發展進程的文脈關聯，缺少健康發展的市民社會和清晰界定的公私領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的生產不僅直接反映出藝術領域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狀況，而且清晰地折射出建立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結構、社會關系結構與經濟結構之間復雜多變的利益纏繞，反映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力、市民文化和公共理性之間的分野、沖突與整合。由于我國市民社會的成長和公共領域的發展相對滯后，上述矛盾關系便越發復雜和突顯。當前我國公共藝術在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尷尬處境，以及批評界圍繞“公共性”價值兌現而展開的爭議和辯論，都深刻揭示出國家與社會、公共權力與公共輿論、藝術家與公眾之間等多極權利關系的分歧與摩擦。而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革中出現的價值震蕩和價值真空，以及在多種因素的作用和影響下尚未得到徹底根除的腐敗、權力濫用和等現象，都極易造成社會成員價值選擇的迷失，從而導致權利關系的不正當交換與糾纏。事實證明，那些浪費納稅人金錢、踐踏藝術尊嚴、戕害公共精神的“城市菜雕”，正是一些藝術家借“藝術”的名義而不惜扭曲個人藝術追求，盲目迎合不正當權力的青睞而進行利益交換的物化形態。以公共精神為訴求的公共藝術，在話語權爭奪以及權利交易的過程中反而淪落為一種編織精致謊言的道具。
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發展進程，既反映出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沖突與整合的復雜歷程，也揭示出市民社會不斷獲得政治解放而展現人的自由理性精神的漸進性過程。只有培育出一個成熟理性的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者的離心性和對抗性才可能根本轉化為有機互動的統一體，公共藝術也才可能代表更加廣泛的公共價值取向。因此，將公共藝術由后發外生型轉化為自發內生型，即由國家向公眾的附加，變為公眾的自覺需求，是確保“公共性”建構的必要手段。
綜上所述，公共藝術在我國的推行，必須通過“政府推進”與“公民演進”的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才能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合力推動，進而形成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價值天平，使“公共性”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基礎。隨著市民社會的不斷成熟和發展以及市民公民意識的逐步加強，藝術的公共精神將會逐步得以更大程度地呈現。與此同時，對公共藝術的探討也逐漸會從以“公共性”為重心轉向以“藝術性”為重心，公共藝術的根本屬性最終將以藝術自身的美學價值得以呈現。
注釋：
①馬長山：《國家、市民社會與法治》，商務印書館，北京，2002，第232頁。/
第2篇：行為藝術論文范文
產品的功能與造型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具有特定的功能就具有特定的造型。產品的功能確定后，設計師便要著眼于產品的外觀設計，產品的外觀是功能的載體，它包括形態、色彩、質感效果等構成外觀美感的綜合因素。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人們對產品功能的需求變化也更為迅速，但是不變的是對產品外觀新穎時尚的視覺象征意義和美感的追求。
美感要以對象性的存在為前提，作為一種特殊的心理活動，美感當然離不開審美對象。當前流行的環型透視水龍頭，集合了未來衛浴產品發展及流行趨勢設計，簡潔的造型富有新意，人們在洗手時，通過中空的造型可以看見自已的手是否洗干凈。在水龍頭邊緣中裝有燈光，照射在下落的水柱上制造出絢爛、迷幻的效果，水壓的高低可以通過按壓環型改變角度來調節。這款概念型水龍頭的設計，符合產品的美學功能，大膽的想象力，把產品的使用功能進行了深度發掘，是使用功能與美學功能的完美結合。
另外，設計師還應該站在產品使用者的角度考慮產品外觀設計，要注意安全、環境、操作、尺度、顯示等人機因素，從產品壽命的全過程來看，還要考慮從產品包裝、儲運、組裝、銷售、維修、回收等流通階段可能發生的人機關系，最終實現人性化和情感化的外觀。
二、衛浴產品的視覺感受——色彩
色彩和造型一樣都是造型語言，任何產品在我們心中都有一個理想狀態需要我們去尋找，所以如何正確的找到更適合產品的色彩是和產品造型設計一樣重要。色彩的選用一定要考慮鄰近的其他色彩及空間的材料，這就要求認真研究使用色彩的整個環境。衛浴產品設計中的色彩不是孤立的，它有其獨特性，這與繪畫或者平面設計中的色彩是有不同的，衛浴產品的色彩主要受材質、環境、消費者影響。
1.色彩與材質的關系
色彩在產品設計中很重要，而產品的色彩不是單獨存在的，是和材質與表面處理一起構成了完整的色彩，相同的色彩配置方案使用在不同的材質上，經過不同的表面處理后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效果。材質不同，色彩給予人們的感覺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相同的產品上運用不同的表面處理后再運用相同的顏色進行噴涂后反映出的色彩效果就大有不同了，在亮光面上反映的色彩亮度較高，純度也較高。而咬花（亞光）面上的色彩則明顯降低了亮度和純度。所以用不同材料制成的同色物品仍然會因為材料反光折光等現象造成不同的色彩感覺，活用材質和色彩的搭配是提升設計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2.色彩與光、環境的關系
色彩和光是離不開的，光源同樣重要。人之所以能看到物體的色彩是因為有光線的關系，如果沒有光線，再多的色彩也只是一片黑暗。當我們看到東西的時候，不僅僅只看到物體，還有物體周圍環境以及場景中的氣氛。考慮物體的色彩就要了解物體所在的環境以及所要營造的氣氛，同樣地，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我們所設計的東西也會受到整體環境的氣氛所影響。因此在考慮衛浴產品色彩時便應先注意到使用場景（場合）的氣氛，或者可說是要營造何種氣氛。
3.色彩與人的關系
色彩是可以影響人們對產品的感受的，同時色彩對人的心理有很大的指導作用，它能引起人們的共鳴、購買欲或偏愛性。色彩的本身有它一定的氛圍，而我們設計者也就正是需要借助于這些能帶給人震撼的色彩，來完成我們的設計。
某潔具網站的新品欄目中，一個全新推出的系列兒童潔具，包含了許多色彩與人的關系。設計師獨具創意，設計相當巧妙，小小的座便器中包含了草地、鮮花、小鳥、白云、太陽等造型。座便器的盆體被設計成為花盆狀，而蓋板則是泥土的顏色，鮮花就“長”在泥土之上，于是，這個盆栽花就成為了座便器的主體。而座便器的水箱被設計成為云朵的外形，水箱蓋是金黃色的破云而出的太陽。雖然采用了眾多的色彩，但由于符合兒童心理，而深受小朋友們的喜愛。
也就是說，同樣是著色，會由于產品的本身性質和人們的接受習慣，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對所設計產品進行著色就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并不需要打破這種局限性，而是要充分運用，使人們能夠通過視覺直接的感受到設計意圖，體會出設計意圖。而且在人這一方面也需要針對最終的消費群去定義我們的色彩方向。
三、衛浴產品精致的體現——品質
產品的品質包括優良的設計、精湛的制造工藝和合理有效地應用優質的材料。無論哪個部分有質量問題，都會影響主體產品質量的平衡，也影響商品的信譽，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從品質到以品格為目標的時代。
首先，優良的設計主要表現在產品的外觀設計和結構設計上。在外觀設計中除了要滿足產品的功能，設計師還要有創新意識，但是創新必須以人的需求為基礎，盲目追求標新立異就會使設計脫離現實，不可能設計出真正的產品。
其次，精湛的制造工藝需要優良的設計作保障，但工業設計師不能僅僅坐在設計室里搞設計，還應該經常下到生產一線去了解產品和模具的制造過程，從中熟悉產品的制造工藝，很多原來在設計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很可能因為某種新工藝的出現就變得非常簡單。
另外，有效合理地應用優質材料是保證產品品質的重要條件，優質材料并不等于昂貴的材料，設計師應該在滿足功能的條件下，能夠保證產品最低成本的優質材料。不同性質的材料或不同形狀的材料都會呈現出不同的視覺特性和功能特性，給人以不同的視覺感受。所以，材料的選擇也將直接影響到產品的性能和產品表現出來的品質視覺效果。
綜上所述，衛浴產品的設計正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步，它的品質直接反映了現代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品位。作為生活耐用品，衛浴產品越來越受到時尚追逐者的重視，也為產品設計師指出了新的設計方向。衛浴產品的藝術特性將在未來的設計成熟期里得到全新發展，成為衛浴產品設計的源動力及新的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龐曉婷.衛浴產品藝術設計研討.吉林：吉林大學藝術學院，2007.
[2]陳苑.產品結構與造型解析.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77.
[3]戚廷貴.美學原理.吉林：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207.
[4]趙平勇.設計色彩學.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42.
[5]張帆.產品開發與營銷.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7.
第3篇：行為藝術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作為表現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諾爾德，其繪畫作品繼承了北歐傳統繪畫中的宗教意味和悲劇色彩。他繪畫中的宗教意味來自于他對宗教題材的直接選擇及表現性繪畫語言的運用，他的作品準確反映了時代的特征。他的繪畫無論從內在精神上還是外在語言上，都具有現代性。
埃米爾·諾爾德1867年出身于德國北部的一個農民家庭，17歲進人費倫斯堡的一家雕刻學校學習木雕，后來又在一家工藝美術學院短暫學習。32歲才有機會進人巴黎朱利安美術學院深造，從此走上藝術創作的道路。1906年，諾爾德參加德國表現主義社團“橋社”，成為“橋社”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但諾爾德性格孤僻，行事獨立，與橋社其他成員的激進表現格格不人，一年多以后又退出了該社團。1913年，諾爾德參加了南太平洋的一支科學考察隊，到俄國、中國、朝鮮、日本旅行，并留在南太平洋作畫數月。1956年卒。
諾爾德是20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繪畫的代表人物，是“橋社”最有才華的成員之一。他的作品構圖飽滿，畫面簡潔，造型夸張，色彩強烈，筆觸狂放，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宗教意味，或悲憫，或迷狂，或低沉，或激昂，將當時北歐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和普遍蔓延的世紀末情緒渲染得淋漓盡致。
一、何謂繪畫中的宗教意味
人類最早的藝術基本都與宗教有關。歐洲藝術在文藝復興之前，幾乎都是以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為繪畫和雕刻藝術創作的題材，藝術家通過藝術手段傳播宗教教義，為當時的教會服務。WwW.133229.cOm站在任何一件中世紀繪畫或雕刻的面前，立刻能夠感受到那種強烈的宗教神秘氣氛和宗教情感。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宗教故事或人物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依然占有很大部分。直到17世紀以后，宗教題材的繪畫才漸漸被現實題材所代替。但是，后來的一些藝術家，尤其是那些性格內向的，喜歡沉思冥想的藝術家，依舊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作品中表達出宗教式的情感和意味。這種情感以動、靜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種是教徒式的宗教迷狂，表現為對某些事物的極端熱情或癡迷;另一種則為沉思冥想，悲天憫人的悲槍感受或超自然的心理體驗，這種情緒來自于藝術家內心的壓抑、痛苦，想尋找一種心理平靜或精神寄托。這兩種情感反映在繪畫當中，我們稱之為宗教情感或意味。
北歐的傳統繪畫中，自中世紀起就開始有了一種表達悲劇感和神秘體驗的傾向。從文藝復興的丟勒、格呂內瓦爾德，到19世紀的佛里德里希、布萊克，及后來的凡高、蒙克、恩索爾、霍德勒，直到諾爾德，他們的作品當中始終貫穿著悲劇色彩。不同的只是有些畫家采用內斂的、細膩的、沉穩的藝術表現手法，如弗里德里希的風景畫，多數則采用激昂外露，狂放不羈的表現手法，如凡高、蒙克、諾爾德等人的作品。20世紀初的表現主義畫家們，繼續開掘德國藝術中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意識一度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藝術家們在對當時現狀不滿或不解的背后，試圖去尋找一種能表達現代人內心世界的藝術手法，那就是肆意的表現主義手法，諾爾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不懈探索者。
二、諾爾德繪畫中宗教意味的體現
1.選擇宗教題材表達宗教情感
諾爾德于1909年創作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是其早期的代表作。這幅畫直接選材宗教故事，這是一個曾為眾多古典藝術家描繪過的不朽經典題材，最著名的是達芬奇的同名作。而諾爾德的這幅作品與古典大師常用的細膩寫實的手法含蓄地描繪這一宗教故事不同，他用極為夸張的表現主義手法來表現。諾爾德將基督與其門徒的形象無限放大，直到擠滿整個畫面，基督和眾門徒的臉上滿是憂郁與絕望，用紅、黃兩種明亮的純色和暗黑綠色鋪滿畫面，強烈的色彩對比，加上以基督為中心的戲劇性聚光效果，渲染出濃郁的悲劇氣氛。
19世紀以后，直接選擇宗教題材的畫家不多見，而諾爾德卻將一個經典的宗教題材作為表現對象，這與畫家想要表達的情緒有關。聯系當時的社會現狀，戰爭的陰云籠罩下的德國，無望的悲觀和狂躁不安是人們的普遍情緒，遁人宗教的世界里，尋求精神的自我解救或許是最好的出路，諾爾德就這樣將宗教故事與現實生活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諾爾德通過描繪與宗教相關的事物，如基督、傳教士、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及自然景物，如風車、大海、荒野、夜晚的月光等，將人們帶人無垠的神秘時空中，引起種種神秘的宗教體驗。這些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從德國19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以描繪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傳達宗教意味的傳統表現手法在諾爾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繼承。
2.通過繪畫語言體現宗教精神
在《最后的晚餐》一畫的構圖中(圖1)，諾爾德沒有采用達芬奇式的將眾多人物一字排開的構圖方式，置于一個有著強烈透視感的和空間感的畫面當中，而是將所有的人物無限放大，擠滿整個畫面，消除了深度空間和精確透視，巨大的張力似乎要沖破畫面，悲憤的情緒因此得到有效釋放。
同樣的構圖手法還反映在另一幅作品《傳教士》中。這幅畫除了中上懸掛的一幅原始面具外，三個人物幾乎占滿了畫面，一位傳教士正對著雙膝跪地背著嬰兒的部落女人宣講圣經，或是這位傳教士在傾聽女人的懺悔。原始面具、傳教士、部落女人的畫面內容，再加上頂天立地的構圖方式，原始和宗教的精神意味在這幅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體現。
夸張的造型是諾爾德繪畫宗教意味得以體現的另一途徑。《傳教士》一畫，象征宗教的傳教士雙手緊抱圣經于胸前，幾何方形的臉上張大的嘴巴露出滿嘴的牙齒，說明他正在滔滔不絕地宣講教義，虔誠的女教徒雙膝跪地呈“之”字形。人物造型采用極其夸張的手法，傳教士好似方幾何石塊的堆砌，或是隨手撕紙粘貼而成的，雙目、嘴巴、牙齒和胡須隨意地勾畫而來，墻上的原始面具也是極盡夸張之意，惟有婦女和嬰孩的造型稍微嚴謹一些。夸張的造型手法將教士傳教這一宗教事件凸現在觀者眼前，觀者感受到了畫面當中傳達出的濃郁的宗教氣氛。
作為早期表現主義團體成員之一，諾爾德也擅長于運用色彩和筆觸表達情感。《最后的晚餐》、《圍著金牛犢的舞蹈》、《狂熱舞蹈的孩子們》等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筆觸表達強烈情感的典范。
《最后的晚餐》里，諾爾德使用了炙熱的色彩與狂亂的筆觸渲染出畫面的宗教氣氛。《圍著金牛犢的舞蹈》中強烈的黃色與紫色，加上筆觸的任意揮灑，表現出舞蹈者動感十足的瘋狂跳躍，反復旋轉，如醉如癡的癲狂狀態，將激越的情緒盡情流淌在畫布上。諾爾德曾從凡高、蒙克和恩索爾等表現主義先驅那里繼承了用色彩和筆觸表達情感的手法。與“橋社”其他成員不同的是，諾爾德更多地表現悲憫、傷感的情緒，這種悲憫的情感或情緒來自于畫家對自然世界及現實人生的深人感受，經過了長時間的沉思默想，是畫家獨特的心理體驗，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所指。而“橋社”其他畫家，更多地描繪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城市人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生活場景，喧鬧的背后是一顆顆無所寄托的游魂，而諾爾德卻自甘咀嚼苦果，心向上帝，靈魂有了依托，痛苦的心靈得到解救。所以，看諾爾德的畫，必然要經歷一次次心靈跌宕起伏，之后沉寂下來，去自我追問或思考，這就是諾爾德繪畫的精神力量。
三、諾爾德繪畫的現代性
第4篇：行為藝術論文范文
摘要采用密度泛函活性理論研究了以鋅指蛋白為基礎建立的3種鋅指模型，MS4-xNx （M為二價金屬離子Mg， Ca， Sc， Ti， V， Cr， Mn， Fe， Co， Ni， Cu， Zn； S和N分別代表組氨酸和半胱氨酸殘基； x=0， 1， 2），并探討了其金屬結合特異性. 結果表明， 當鋅離子參與鍵合時，體系既表現出最大穩定性，同時又顯示出最大反應活性. 這種同時把穩定性和反應活性有機地結合于一體的特質清楚地說明了鋅指蛋白質分子對金屬鋅離子鍵合的專一性.
關鍵詞鋅指； 密度泛函活性理論； 金屬鍵合專一性
The zinc finger， a ubiquitous protein-nucleic acid recognition motif invariantly conserved in eukaryote proteins， is a globular minidomain containing a tetrahedral metal-binding site coordinated by cysteine and histidine residues. Its geometry has been well studied by EXAFS[1]， spectrophotometrics， NMR[2-4]， and synthetic models[5-6]. Experimental evidence has unequivocally showed that specific nucleic acid binding activities of these proteins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zinc ions[7-10] .Removal of zinc with chelating agents could result in a complete loss of the specific DNA binding activity， while the addition of Zn2+， but not other similar divalent first-row transition metal ions such as Mn2+， Fe2+， Co2+， Ni2+， and Cu2+， would restore the reactivity. The reason behind is unknown. In this work，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DFRT） reactivity indices， which are conceptually insightful and practically convenient in predicting chemical reactivity and regioselectivity of a molecule， are applied to elucidate the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zinc fingers.
Scheme 1
A three-layer ONIOM model for MS4 in subunit （a） and two truncated high layer models for MS3N and MS2N2 in subunits （b） and （c）， respectively with a divalent transition metal ion in the center of each motif. Visualizations of the molecular structures were rendered using GaussView 5.0. Color code： S， yellow； N， blue； C， gray； H， white.
The ONIOM （Our own N-layered Integrated molecular Orbi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cs） model was employed to make the calculations tractable for the geometry optimization with each of the systems in a higher spin state， followed by a harmonic vibrational frequency analysis to confirm that the structures obtained were indeed a minimum on the potential energy surface. The semiempirical PM6 approach[27] was used for the middle layer； the molecular mechanics UFF （universal force field） method[28] was employed for the low layer， and the high layer， treated at the DFT B3LYP/6-31G（d） level of theory[29-31]， consists of the divalent metal ion and the ligand atoms （S and N） from the His and Cys residues. All quantum chemical calculations both for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GAUSSIAN-09 package[32] with tight self-consistent field （SCF） convergence criteria， ultrafine integration grids and without symmetry constraints.
Tables 1-3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DFRT indices for these three zinc-finger protein motif models， MS4， MS3N1， and MS2N2. In Tab. 1， εHOMO energy and electronegativity χ are negative in values， while other quantities， such as the lowest molecular orbital energy εLUMO， chemical potential μ， hardness η， softness S， electrophilici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are all positive in values. One of the key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that explains why our Nature favors zinc rather than other metal ions is hardness， which is the largest in Tab.1 among all the species studied in this work. It is known that the larger the hardness the more stable the system[33]， indicating that the zinc-finger motif with the zinc cation binded to it possesses the best stability. This is the first side of this zinc-finger-motif coin， stability. Now， let us look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reactivity. As shown by the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indices in Tab.1， the species containing the Zn ion shows again the largest value in each of these quantities， suggesting that the zinc-finger motif with zinc cation in place exhibits the most reactivity in these categories of molecular reactivity. Put together， these results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coin show that when the zinc finger has the zinc ion in place， it possesses the most stability and at the meanwhile most reactivity. This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often-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ame place is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Next， let us take a look of another zinc finger protein motif model， MS3N1， whose DFR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2. Are the trend and conclusion still the same？ The answer is yes. In this case， hardness is still the largest for the zinc ion and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indices are still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in values as well. These same trends confirm that for the second category of the zinc finger motif， both the most stability and best reactivity still remarkably coexist in the sam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we switch our focus to the third zinc-finger motif model， MS2N2， as shown in Tab.3.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Table， the same trend and sam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for systems from this model， where hardness is still the largest for the species with the zinc ion in place whereas its reactivity indices such as electronegativity χ， electrophilic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are the largest or second largest. Again， these results verify the conclusion we drew earlier that the uniqueness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is its spectacular combination of two contradictory properties of a molecular system，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Tab.2Shown here are 12 divalent metal ions， highest 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HOMO） energy， lowest unoccupied molecular orbital （LUMO） energy， electronegativity （χ）， chemical potential （μ）， hardness （η）， softness （S）， electrophilicity （ω）， electrofugality （ΔEe）， and nucleofugality （ΔEn） for the zinc-finger protein motif MS3N1. Units in atomic units
In summary， our present work employing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indices unambiguously shows that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zinc-finger motif is its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stability and reactivity. This remarkable property of zinc-singer motifs explains nicely the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the zinc-finger proteins. As to how the reactivity is impacted and why this combination is essential， more studies are in need and still in progress， whose results will be published elsewhere.
References：
[1]DIAKUN G P， FAIRALL L， KLUG A. EXAFS study of the zinc-binding sites in the protein transcription factor ⅢA [J]. Nature， 1986，324（6098）：698-699.
[2]FRANKEL A D， BERG J M， PABO C O. Metal-dependent folding of a single zinc finger from transcription factor ⅢA [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7，84（14）：4841-4845.
[3]PRRAGA G， HORVATH S J， EISEN A， et al. Zinc-dependent structure of a single-finger domain of yeast ADR1 [J]. Science， 1988，241（4872）：1489-1492.
[4]HARPER L V， AMANN B T， VINSON V K， et al. NMR studies of a cobalt-substituted zinc finger peptide [J]. J Am Chem Soc， 1993，115（7）：2577-2580.
[5]CORWIN D T JR， FIKAR R， KOCH S A. Four-and five-coordinate cobalt（II） thiolate complexes： models for the catalytic site of alcohol dehydrogenase [J]. Inorg Chem， 1987，26（19）：3079-3080.
[6]CORWIN D T JR， GRUFF E S， KOCH S A. Zinc， cobalt， and cadmium thiolate complexes： models for the zinc （S-cys）2（his）2 centre in transcription factor ⅢA （cys=cysteine； his=histidine） [J]. J Chem Soc Chem Commun， 1987（13）：966-967.
[7]HANAS J S， HARUDA D J， BOGENHAGEN D F， et al. Xenopus transcription factor A requires zinc for binding to the 5 S RNA gene [J]. J Biol Chem， 1983，258（23）：14120-14125.
[8]KADONAGA J T， CARNER K R， MASIARZ F R， et al. Isolation of cDNA enco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Sp1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DNA binding domain [J]. Cell， 1987，51（6）：1079-1090.
[9]NAGAI K， NAKASEKO Y， NASMYTH K， et al. Zinc-finger motifs expressed in E.coli and folded in vitro direct specific binding to DNA [J]. Nature， 1988，332（6161）：284-286.
[10]EISEN A， TAYLOR W E， BLUMBERG H， et al. The yeast regulatory protein ADR1 binds in a zinc-dependent manner to the upstream activating sequence of ADH2 [J]. Mol Cell Biol， 1988，8（10）：4552-4556.
[11]FENG X T， YU J G， LIU R Z， et al. Why iron？ A spin-polarized conceptual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study on metal-binding specificity of porphyrin [J]. J Phys Chem A， 2010，114（21）：6342-6349.
[12]LIU S B， ESS D H， SCHAUER C K.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characterizes charge separation propensity in proton-coupled electron transfer reactions [J]. J Phys Chem A， 2011，115（18）：4738-4742.
[13]KUMAR N， LIU S B， KOZLOWSKI P M. Charge separation propensity of the coenzyme B12-tyrosine complex in adenosylcobalamin-dependent methylmalonyl-CoA mutase enzyme [J]. J Phys Chem Lett， 2012，3（8）：1035-1038.
[14]HUANG Y， ZHONG A G， LIU S B. Predicting pKa values for singly and multiply substituted benzoic acids with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J]. J Nat Sci Hunan Normal Univ， 2011，34（1）：52-55.
[15]HUANG Y， LIU L H， LIU S B. Towards understanding proton affinity and gas-phase basicity with density functional reactivity theory [J]. Chem Phys Lett， 2012，527（0）：73-78.
[16]PARR R G， YANG W. Density-functional theory of atoms and molecul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GEERLINGS P， DE PROFT F， LANGENAEKER W. Conceptual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J]. Chem Rev， 2003，103（5）：1793-1874.
[18]CHATTARAJ P K， SARKAR U， ROY D R. Electrophilicity index [J]. Chem Rev， 2006，106（6）：2065-2091.
[19]LIU S B. Conceptual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and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J]. Acta Phys Chim Sin， 2009，25（3）：590-600.
[20]PARR R G， DONNELLY R A， LEVY M， et al. Electronegativity―the density functional viewpoint [J]. J Chem Phys， 1978，68（8）：3801-3807.
[21]MULLIKEN R S. A new electroaffinity scale； together with data on valence states and on valence ionization potentials and electron affinities [J]. J Chem Phys， 1934，2（11）：782.
[22]PARR R G， PEARSON R G. Absolute hardness： companion parameter to absolute electronegativity [J]. J Am Chem Soc， 1983，105（26）：7512-7516.
[23]PARR R G， SZENTPLY L V， LIU S B. Electrophilicity index [J]. J Am Chem Soc， 1999，121（9）：1922-1924.
[24]AYERS P W， ANDERSON J S M， RODRIGUEZ J I， et al. Indices for predicting the quality of leaving groups [J]. Phys Chem Chem Phys， 2005，7（9）：1918-1925.
[25]AYERS P W， ANDERSON J S M， BARTOLOTTI L J. Perturb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chemical reaction prediction problem [J]. Int J Quantum Chem， 2005，101（5）：520-534.
[26]RCSB Protein Data Bank[DB/OL].[2012-12-10].http：///pdb/home/home.do.
[27]STEWART J J P. Optimization of parameters for semiempirical methods. V. Modification of NDDO approximations and application to 70 elements [J]. J Mol Model， 2007，13（12）：1173-1213.
[28]RAPP A K， CASEWIT C J， COLWELL K S， et al. UFF， a full periodic-table force-field for molecular mechanics and molecular-dynamics simulations [J]. J Am Chem Soc， 1992，114（25）：10024-10035.
[29]BECKE A D. Density-functional exchange-energy approximation with correct asymptotic-behavior [J]. Phys Rev A， 1988，38（6）：3098-3100.
[30]BECKE A D. Density-functional thermochemistry. Ⅲ. The role of exact exchange [J]. J Chem Phys， 1993，98（7）：5648-5652.
[31]LEE C， YANG W， PARR R G.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Salvetti correlation energy formula into a functional of the electron density [J]. Phys Rev B， 1988，37（2）：785-789.
[32]FRISCH M J， TRUCKS G W， SCHLEGEL H B， et al. Gaussian 09， Revison B.01； Gaussian Inc.： Wallingford， CT，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