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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古代文學的不斷發展中,“文學”在很多典籍中出現過,例如:孔子的《論語》就是比較經典的古代文學。在漢代時期,“文學”也被稱作是“文章”,是一切書面行為和作品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文學和國學在早期時候沒有明確的被區分開,古代文學既包括現代人公認為文學的相關題材,也包括部分不屬于文學的體裁。因此,從學科史的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探討發現,部分研究者給以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屬于國學范疇,但是,實際上古代文學和國學又存在一定差異。
二、從研究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存在的異同進行分析
從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來看,國學研究的是詞句、文理、考據等,是對事物的本真進行分析和辨別,主要包括文字學、版本學、辨偽學、目錄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多個方面。從古代文學的作品來看,主要分為先秦、秦漢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這四個時期,其中,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都是古代文學的體裁。在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相互影響下,中國文學文獻學的形成,給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偽、檢索等,對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影響。由于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樣的作品會產生不一樣的研究效果,從兩者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對《詩經》進行研究時,國學研究的是其中的目錄,古代文學研究的是各種詞賦的寫作手法和表達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見,從研究史來看國學與古代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使國學與古代文學具備各自的特色和研究體系。
三、從學術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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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系列省級精品課,由“唐詩宋詞名篇導讀”、“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樂府詩導讀”、“《紅樓夢》導讀”和“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等5門課程組成,每門課程均為36學時。該系列精品課除為中文專業學生講授外,主要作為文化素質教育類課程,面向全校學生開設。其中“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紅樓夢》導讀”最早開設于1993年,已有20年的講授歷史;“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開設于2005年,“樂府詩導讀”開設于2006年,也有七、八年的歷史。5門課程聯系緊密,相互補充,從不同側面講授中國古代詩詞、樂府、小說、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的重要課程。在中文系專業選修課教學乃至全校文化素質教育類教學中,該系列課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課程依托于“中國古代文學”山東省省級教學團隊。教學團隊經過多年的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于2010年入選中國古代文學山東省教學團隊。團隊(課程組)成員有23位教師,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講師7人;博士18人,占總人數的78.3%,大多數為學界著名學者的弟子。職稱、學緣結構合理,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年富力強,富于發展潛力。團隊負責人為教育部優秀人才,山東省首屆省級教學名師,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山東省首批首席專家。其他成員有30余人次獲得過省級教學成果獎、省級優秀學士論文指導教師獎和市校級優秀教師獎、優秀教學成果獎、最受學生喜愛的教師、優秀研究生指導教師獎、教育先鋒等各類教學獎勵與表彰。
二、系列課程的整合優化
2010年,古代文學教學團隊承擔了青島大學校級教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系列課程建設研究與實踐”。課題組從已經開設的十幾門課程中,選擇了上述5門課程,并把這些課程的優化作為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對5門課程進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課程能夠形成一個相互照應、相互補充的體系,更好地發揮其整體優勢。第一輪的整合優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開:一是重點選取了詩詞、樂府詩(配樂演唱的歌辭)名篇,小說名著《紅樓夢》,并從魏晉文化和佛教的視角切入,對相關作品進行導讀。二是選擇這5個專題,既與主講教師個人的研究專長有關,也考慮到5個專題之間的密切聯系。如唐詩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樂府詩,宋詞原本可歌,與樂府詩有很多共性;樂府詩主要集中在漢魏至唐代;《紅樓夢》與佛教關系密切;《紅樓夢》中的詩詞與唐詩宋詞有繼承關系,唐詩宋詞名篇明顯受到魏晉文化的影響,其中也不乏佛教禪宗的內容等等。因此,5門課程在知識和理論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在課程平臺建設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東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設5門課程整體設計、相互補充的課程平臺。經過努力,我們現在已初步建成5門課程共同組成的聯合課程網站。學生既可以登錄任意一門課程的網站,又可以從該課程網站進入到聯合網站,或進入5門課程中的其他任何一個課程網站,實現了課程網站之間的貫通。整合優化也對各門課程的一些具體內容作了必要的調整和修改。
我們不僅充分考慮了各門課程之間的互補和呼應,如原“唐詩宋詞名篇導讀”中涉及到的樂府詩全部放在“樂府詩導讀”中來講,“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中涉及《紅樓夢》的內容,則轉入“《紅樓夢》導讀”;同時,也根據個人科研的重點和特長,對各門課程的組成成員做了相應調整。至于不同課程在平臺建設、課件制作、教學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鑒和學習,也是整合優化中考慮的重要內容。這使得每一門課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和提升。從而收到了如下幾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門課程的網絡平臺,各自匯集了某一方面較豐富的古代文學知識和資料,并且都可以向選修其中任何一門課程的學生開放,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更廣闊的知識、資料庫;二是課程的聯合建設,帶來了主講教師、教學內容、知識體系、教學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組和變化,這對于課程的互相促進、教學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三是聯合課程組的主講教師,在形成優勢課程群的同時,也凝煉了學術方向,對教學和科研團隊的優化整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有效地提高了教學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第二輪的課程整合,把已經開設的11門課程也納入到精品課程群的建設范圍中。2013年,“《老子》導讀”、“《金瓶梅》導讀”、“《聊齋志異》導讀”、“中國古文名篇導讀”、“道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等5門課程被批準為青島大學校級精品課程。至此,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精品課程群達到10門。另有“中國神話與詩歌導讀”、“《詩經》《楚辭》導讀”、“《論語》導讀”、“中國詩學導讀”、“元明清戲曲導讀”、“《文心雕龍》導讀”等6門課程,也正在根據課程群建設的整體思路進行全面整合。課程群建設的目標是建成涵蓋文、史、哲、文論、藝術、宗教等多領域的16-20門系列課程。
三、課程的內容、特色與地位
5門省級精品課程都是《中國文學史》基礎課的延伸,也是我們在長期講授的過程中,逐漸發掘、精心選出的5個專題。其中,唐詩宋詞被稱為“一代之文學”,以短小精粹、情韻并茂的優勢,長期流傳,膾炙人口;樂府詩本是配樂、配舞的歌辭,是表演藝術的一種,與一般徒詩相比,其特點極為明顯;《紅樓夢》則是中國古典白話章回小說的代表,自誕生數百年來,“紅學”早已成為顯學,學界向有“開口不談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說法;魏晉時期是我國文化、學術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當時的文人和文學也以其獨特鮮明的個性,吸引了后代學者和讀者的注意,20世紀初葉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對這個時期的文化和文學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獨特的魅力;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后,廣泛影響到中國的文人和文學創作,荷蘭學者許理和就曾寫過《佛教征服中國》的名著。因此,5門課程講授的文學與文化專題,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從總體上說,系列課程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選取中國文化和文學史上的典型個案,立足社會、文化、宗教發展來分析名篇名著,通過名篇名著的重點導讀,帶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講解;二是每門課程均有長期的科研作支撐,課程內容都與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有密切的關系,在教學與科研良性互動方面有鮮明的特色。就現有5門課程的具體情況而言,也是各有其特點的。總體來看,這5門課大致又可以分為兩類。現對各門課程的特點分別舉例簡要說明如下:“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紅樓夢》導讀”和“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是第一類。這3門課都是以廣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學術界特別關注、一般讀者也很感興趣的魏晉文學和文化為講授對象。這些課程所涉及的文學作品,深受學生喜愛,很多高校也都開設了類似的課程。但我們的這幾門課程都是建立在長期科研工作的基礎上,因此我們的講授思路和內容,在眾多的同類課程中,仍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以“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為例。該課程立足中國詩詞發展過程,以題材和主題分類選講的方式,選取10類典型的詩詞,重點從人與人,人與社會、歷史、政治以及人與宇宙自然的關系入手,對唐詩宋詞名篇進行導讀。每類詩詞的導讀,都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對每一類詩詞從先秦到宋詞的發展簡史,作出提綱挈領的描述,把握該類詩詞類型化特點;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礎上,對代表性的名篇進行細致深入的分析,討論該類詩詞獨特的藝術美與題材、主題及文化之間的特定關系。導讀特別注意把詩學理論與具體作品緊密結合,深入淺出,力求講出我們長期研讀和講授唐詩、宋詞的真切體會,達到將知識、審美與思想融為一體的教學目的。
該課程的特點有三:
1.在按題材和主題對唐詩宋詞分類講解的大前提下,注意從文化發生、發展的角度,發掘詩詞類型與民族文化之間的特殊關系,對詩詞類型化的共性特點作出文化學的解釋。
2.注重在同類詩詞發展歷史中,把握詩詞名篇在藝術創造上的獨特魅力,從名篇講解入手,把文學史、詩人生平、詩學理論及其他相關知識融為一體,力求對學生學習、理解、分析詩詞起到示范作用,使學生能在深入淺出的詩詞藝術分析中提高文化素養。
3.多年來,課程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項目和成果,如“賦比興與中國詩學研究”、“魏晉南北朝歌詩研究”、“中國早期文化與詩歌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詩宋詞名篇導讀》、《唐宋元詩詞曲名篇解讀》、《二十世紀以來先秦至唐代詩歌研究》、《周漢詩學與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都與本課程有密切關系。因此,課程能立足學術前沿,在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形成了鮮明的特色。“《紅樓夢》導讀”側重于小說悲劇意蘊、哲學深度和文化內涵的挖掘;“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從哲學、宗教、政治制度、社會現象、民間習俗、文人生活方式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等多角度入手,對魏晉文化與文學進行導讀,也都有自己的特點。“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樂府詩導讀”是第二類課程。這兩門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有一定的難度,開設這類課程的學校也不是很多。而我們的這兩門課開設時間較早,系統性、前沿性也比較強。“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在介紹佛教文學起源、種類的基礎上,對佛教基本教義、佛教在印度的發展、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佛典翻譯文學、釋氏輔教傳說、僧人贊佛詩頌、文人護法文學等進行系統的講解;并以謝靈運、王維、柳宗元、白居易、蘇軾、李贄、袁宏道等涉佛較深的著名文人為例,對中國古代文人創作的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一個特殊的側面闡述了佛教與中國文人和文學的關系。這樣的課程內容,截至目前為止,在全國高校中還不多見。
這門課也具有如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1.把對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基本知識的系統介紹作為課程的重點。因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識、體會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讀懂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而這在一般文學史中是不講的。
2.從佛教與中國文學的典型個案,包括佛典翻譯文學、釋氏佛教文學、僧人贊佛詩頌、文人的佛教文學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開深入的分析討論,對佛教與中國文學進行深入細致的講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識作為理解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的前提,同時也通過文學作品的深入解讀,反過來使學生對佛教知識、教義及對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獲得更為感性的認識。
3.所講授的內容與主講教師的科研緊密結合。幾位主講教師從事佛教文學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印佛教文學研究”、山東省社科項目“明代心學、禪學與文學研究”、山東省教育廳項目“林兆恩與《三教開迷歸正演義》研究”,出版《晚明狂禪思潮與文學思想研究》、《宋明心學與禪學研究》等著作;在《文學遺產》等重要刊物上發表《詩法禪機,悟同而道別———謝榛與佛教》等論文,很好地保證了該課程內容的前沿性。“樂府詩導讀”則緊緊抓住詩歌與音樂的關系,在強調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講解樂府歌詩。其思路與以往把樂府詩等同于一般徒詩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們已完成的“魏晉南北朝歌詩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已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等專著,均與課程密切相關。需要說明,本系列課程是《中國文學史》基礎課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過了山東省省級精品課程的評審,其建設的經驗對于本系列導讀課程的建設也是極為重要的。同時,在由筆者主持完成并獲2005年山東省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的“漢語言文學試點(本科)專業改革”省級教學改革項目(2002-2005)及我校漢語言文學省級品牌專業(2007)和國家級特色專業(2009)等教學項目中,本系列課程組的成員也都是主力,這為本課程的建設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也使本課程在長期建設及教學、科研的結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學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四、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進
本課程涉及文學、文化、歷史、哲學、宗教、音樂等多學科的專業知識,以及詩、文、樂府、小說等多種文體。在教學方法上,每門課程雖有各自的特點,但5門課程也有不少共性,這是課程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也是我們在對課程群進行整合優化的過程中比較一致的體會。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1.重視文學作品與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文學作品與宗教、藝術,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之間的有機聯系,把立足文學史和文化史闡發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作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則。
2.強調主講教師必須以科研為基礎,不斷為教學增加新鮮內容,將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成果融入課堂教學活動,提高授課質量。為此,我們已經根據教學需求,制定了相關的科研規劃與教材寫作計劃。隨著科研工作的深入,講授內容將會不斷更新,始終切近和追蹤學術前沿。
3.把培養學生理解、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作為重點,通過理論講授、范例解讀﹑個案分析、課堂討論﹑學生登臺主講、名篇背誦、課外閱讀等多種方式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學習的全過程。
在教學手段方面,則尤其重視三點:
1.建設互動的課程教學平臺,使課下閱讀、討論、答疑和在教學平臺上提交作業、相互交流等學習方式,與課堂講授有機地結合起來。每門課的課程網站都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不僅為學生課后的擴展閱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使得師生交流的時間在課堂之外獲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視多媒體課件在教學中的作用。本課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還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學資料,如圖片、音樂、繪畫、影像等。主講教師將這些內容制成課件,通過課堂上的使用,顯現出良好的教學效果,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3.通過課程網平臺交流、答疑,課后閱讀,及在考查、考試中突出文學經典閱讀的比重,實現從課堂導讀到學生自己閱讀的擴展延伸,培養和提高學生讀書的興趣和能力。五、幾點理論思考本課程群建設的實踐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論前提下完成的,同時也引導我們對課程群建設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思考。其中,有些問題是我們在教學實踐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這里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個問題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評,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關的理論思考進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學校傳統人文學科教學體系與教學創新的矛盾問題。隨著國家重視創新之指導思想的日漸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學科的創新也被頻繁地提出來,與之相關的教學體系、課程設置等,則常常受到政策指揮棒的干預,尤其是在總體課程設置變化和學時數的雙重限制下,不得不經常作出調整。有時候這種調整對原有教學傳統的沖擊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實行多年的好的教學傳統不得不放棄。但實際上,人文學科,尤其是傳統人文學科的課程,其內容與理工科課程有著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像中國古代文學這樣的課程,所講授的作家、作品的具體內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據材料和觀念的變化對之進行重新的解讀,而這種解讀一般來說不會對原有教學體系和課程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因此,與中國古代文學系列導讀課程相類似的大學人文素質教育課程比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對穩定的教學體系下,不斷深化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對于整體教學體系的大調整,則需要特別謹慎。即使不得不調整,也必須充分吸納已有教學傳統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創新。
其二,人文素質教學與學生經典閱讀的結合問題。在人文學科的學習和教學中,閱讀傳統經典,“尚友古人”,與歷代各領域、各學科一流的名人對話,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來各種有關讀書的調查報告以及我們對大學生經典閱讀的了解來看,目前大學生閱讀經典的現狀并不樂觀。很多學生一年里讀書的數量非常有限,即使憑自己的興趣選修人文學科經典相關課程的學生,也很難系統地閱讀最重要的經典著作。這一點我們在課程群建設過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體會,所以經典閱讀實際上成了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一大瓶頸。在經典閱讀方面有了突破,則學生的欣賞、寫作和思維能力,都將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詩書氣自華”也就不再僅僅是一句空話。但問題是現行教學評價體系對此缺少應有的重視,這使得經典閱讀在教學中不易落實。因此,要解決人文素質教學與學生經典閱讀的結合問題,使學生人文素質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學評價體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環節。如果缺了這個環節,課程教學的質量肯定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其三,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的相互促進問題。在高校里,這是個常識問題,似乎不值得特別提出來。然而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常常有一定的距離,甚至成為兩條道上跑的馬車。在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系列課程的建設中,我們對此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由于導讀系列課程的選定,首先是以課程內容在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為標準,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了主講教師在科研方面的積累和優勢,所以,就這一系列課程而言,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的關系是更為緊密的。如“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的主講教師,其學術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是魏晉文化與文學,近年其出版的《魏晉五言詩研究》,主持的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漢魏六朝詩體研究”(2011-2013),都與課程有直接關系;又如“《紅樓夢》導讀”的主講教師,其主持完成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紅樓夢》與中國詩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詩魄女兒心:林黛玉新論》及發表的一批學術論文,也都與課程密切相關。其他課程也大多具備這樣的特點。因此,這一系列課程的建設較好地做到了與學科建設的深度交融。
五、結語
以往對教學團隊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內涵和宏觀路徑上,事實上,每一個學科都有其不同的發展歷史和未來走向,教學團隊更不應當走一鍋粥的道路,而應該將建設策略具體到每一個學科,針對職業技術師范院校中“古代文學”課程特點,在教學團隊建設上更要層層深入,有條不紊。筆者認為策略有五:
1.將師德建設作為教學團隊建設的核心。
教師的職業道德是教師的靈魂,也是教師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在一個優秀的教學團隊里,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師德風氣,便很難形成集體凝聚力。應該看到,當前我國高校教師隊伍整體素質是好的,大部分教師都能秉承著自己的師道尊嚴,為人師表,這樣的師德風氣在我國教師隊伍中占據主流。但是,我們還應看到,依然有部分教師在面對金錢、地位、名利考驗時,喪失了教師應有的職業道德,學術腐敗,弄虛作假,等不齒行為在高校依然存在,這嚴重影響了我國高校教師的形象,這些人的存在腐蝕著我們的教師隊伍,給高校抹了黑。“古代文學”傳遞的是中華傳統文明,“古代文學”的教師團隊更需要具備高尚的師德,如果教授“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自己首先言行不一,這會讓學生寒心,讓教育寒心。
2.營造良好的團隊協作風氣。
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經告別了各自為政,單打獨斗,千里走單騎的時代。個人的眼界、學識、經驗往往是要受到歷史局限的,只有把個體放到集體的大熔爐中,才能發揮其作用,實現其價值。團隊協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標、共同理想的作用下,發揮每一個成員的作用,最終將集體的力量整合重拳出擊。尤其在職業技術師范院校,教師的學術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體的力量、團隊的力量來提升我們的整體素質。
3.培養好的團隊帶頭人。
對于一個出色的團隊來說,沒有一個靈魂人物、核心人物是無法想象的,這個核心人物即團隊帶頭人。針對“古代文學”課程來說,應該由在這一領域具有一定造詣和學術眼光的教師擔任。
4.建立有效地獎懲機制。
兩千多年前的商鞅變法其實就是最早的刺激-反應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高校教學團隊的建設離不開這種機制的支撐。落實到“古代文學”教學團隊建設上,高校可通過具體的刺激來使教師做出反應。
5.相應的資金配備。
長期以來,我們過分強調了科研水平、學術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將資金向科研大量傾斜,才使得很多教師將精力過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寫論文、申報課題、出書成為了高校教師工作的三步曲。眾所周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學校在對教師獎勵上、薪酬上、培訓方面都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如果沒有資金的支持,這些工作必定無法完成。“古代文學”課程是漢語言文學一門基礎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在所有文學課中,它是涉及知識最多,領域最廣的一門。這一領域民間學會最多、每年舉行的相關學術會議最多,申報課題人數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師參加培訓、會議、調研、考察、訪學機會也很多,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配備,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保證,“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團隊便失去了建設的動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1.1生源素質下降與教學質量提升之間的矛盾近年來,隨著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高職高專生源質量出現了比較嚴重的下滑。以湖北省為例,在2000年時,語文教育專業的分數線為480分,到2014年分數線下滑至325分,十多年的時間中錄取分數下降32%。另一方面,古代文學在語文教育專業的所有課程中由于文字障礙多、需要掌握的知識量大,學生普遍興趣不高、學習難度較大。與此同時,近年來國學熱的興起、傳統文化的回歸,不少小學生表現出了對傳統文學的濃厚興趣,一些小學也開設了以古代優秀文化典籍為主的課外閱讀課程。這一現狀,也對小學語文教師的古代文學教學能力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如何利用現有資源,提高教學質量,這將是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要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1.2教學內容的龐雜與課時壓縮之間的矛盾隨著高職高專教學改革的深入,理論性課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壓縮。不少學校的古代文學課程從十年前一周四節,壓縮至今天的一周三節甚至二節,總課時減少了近一半。如何在實際不足兩年的教學中展現中國古代文學兩千多年來的輝煌成果,使學生能把握文學發展的脈絡,盡可能地觸及到更多的經典作家作品,為將來的古詩文的教學打下基礎,這也是在教學的過程中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2應對策略
2.1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我國著名的教育專家龐維國曾說過:“自主學習是建立在自我意識發展基礎上的‘能學’;建立在學生具有內在學習動機基礎上的‘想學’;建立在學生掌握了一定學習策略上的‘會學’;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礎上的‘堅持學’”。由此可見,學習并不是簡單的信息的輸入、存儲和輸出的過程,它必定是學生主動參與,外化和內化相結合的過程。高職高專學生學習情緒化較強,對理論強的課程興趣往往不大,長期以來,古代文學課堂上老師滔滔不絕,學生埋頭筆記,從思想內容到藝術特點,從文學史到作品選的教學模式,在今天的高專的課堂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學的組織過程當中,拉近古代文學課程與學生實際生活的距離,增強教學的生動性,提高學生的參與的積極性,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幫助學生完成自主學習中“想學”的環節。古代文學在語文教育專業的全部課程中由于時間久遠,文字障礙多、識記信息量大,一直是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感到困難較多的課程。因此在課程開設之前,幫助學生正視困難、樹立學習的信心、興趣是尤為重要的。以《詩經》的學習為例,在學習的過程中主要采用兩種辦法:一是帶學生走進《詩經》的時代,在課余時間利用網絡、圖書館等資源,了解周代的政治、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利用晚自習的時間進行交流、分享;二是讓《詩經》走進我們的時代。大學階段,正是學生情竇初開的年紀,我們可以從《詩經》中的婚戀詩的學習入手,拉近學生與古代文學課程的距離,共同體會愛情追尋過程中的甜蜜與苦悶。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學生會認識到拋開文字的障礙,古代文學中這些經典作品其實距離我們很近。在古代文學的學習過程中,經典作品的背誦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但往往也是讓學生們頭痛不已的事情。在這個環節中,強迫性的記憶往往會讓學生們喪失學習的興趣。可以讓學生利用網絡搜集經典作品的誦讀音頻,亦可將同學們中優秀的誦讀上傳至網絡,在閑散時間,利用電腦、手機、MP3等電子設備,反復聆聽,并可定期開展詩歌朗誦比賽。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誦讀激發學生對古代詩文學習的熱情,達到熟記的目的,同時又鍛煉口語表達能力,提升了自信。
2.2利用多媒體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生理學研究表明,視覺接受信號的能力要優于聽覺。教學過程中,利用多媒體教學設備,將視覺與聽覺結合在一起已成為現代課堂教學中教師們的共識。在古代文學課程中運用多媒體,一是可以補充大量的文字材料,擴大知識容量,節約板書時間,緩解課時壓力;二是通過圖片、音樂、視頻增加學生的感性認識,使枯燥的講授變得更加直觀、有趣。例如,在講莊子寓言時,可以將寓言做成動畫、漫畫;講唐代文學時,展示唐代的版圖、壁畫、書法、繪畫等來說明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先進與發達;在講授《春江花月夜》、《紅樓夢》等作品的時候播放相關音樂作品,既能加深學生對作品的情感、意境的理解,又活躍課堂氣氛,培養了學生多樣的文化情趣。當然,多媒體技術只是教學的輔手段,是為教學目的服務的。在使用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度的原則,不可喧賓奪主。此外,還可以通過網絡打造“多媒體教學資源庫”,搜集網絡精品教學資源,如名家名作誦讀、《百家講壇》、愛課程網站中古代文學相關講座,建立網絡課堂,使學生在課余時間也能夠享受到優質的教學資源,把課堂學習延伸的課外。
2.3“散點透視教學法”在古代文學課堂上的應用近年來,由于課時不斷壓縮,很多篇幅較長作品沒有時間仔細研讀,只能進行片斷解讀,點到即止。如何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使學生掌握更多的精華內容,成了每一位高專古代文學課程教師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我們嘗試采用“散點透視教學法”來解決這一難題,即“定點定位,以點帶面”。定點定位,指教著確定所講授的內容在整個知識體系的歷時發展和共時結構中的位置,并能根據這位置來確定講授的重點難點,“點”和“位”的選擇,都必需具有代表意義和典型性的。通過對“點”、“位”的講授,帶起了對那個時代、那段歷史、那類人物的思考與發現。例如在《詩經》中通過選講《衛風•氓》,使學生認識到古代社會女性在戀愛婚姻問題上的受迫害與不自主,并使之對《詩經》、漢樂府中的棄婦詩有一定的認識和理解。在教學中,要用聯系的觀點來加以講授,既要聯系到時代、環境等外部因素,又注重作品在內容、風格、手法的縱向的因襲沿革、推陳出新。這樣可開拓學生的知識面,又可辨析異同、把握規律、挖掘深隱、體味好處。
古代文學論文淺談對薛寶釵的性格分析
一、處事淡然,做事無情
比如金釧兒的死:
王夫人為頭等大丫頭金釧兒的死有些心疼,寶釵知道后就趕過來進行了一番巧妙的勸慰。王夫人說:金釧把我的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她幾下,攆了她出去,原想過幾天就叫她上來,誰知她氣性這么大,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聽后很會說話,她知道王夫人經常吃齋、信佛,勸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么想。據我看來,她并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她下去玩,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腳掉下去的,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涂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嘆道,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要老念念于此。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幾兩銀子發送她,也就盡了主仆之情了。”她切實安慰了姨媽,讓王夫人不但不用不安,而且還認為自己是慈善的。但金釧兒的死,在寶釵眼里,如同一縷青煙一樣輕飄,多給幾兩發送銀子就足夠了,可見她的無情。
二、穩重平和,恭順體諒
1、賈母讓寶釵點戲
賈母讓寶釵點戲,問她愛吃什么。書中寫道:“寶釵深知年邁之人,喜歡熱鬧戲,愛吃甜爛食物,于是照說了,賈母果然更加喜歡。”讓她點一出戲,她點的是《西游記》,后來又讓她點,她又點了《魯智深醉鬧五臺山》。惹得從不忍心讓女孩子生氣的寶玉直抱怨:“你只好點這些熱鬧戲。”寶釵不但懂得揣摩老太太的心理,她也有辦法讓寶玉也喜歡這戲。她說,你要說這出戲熱鬧,那你就是不知戲了。這出戲的節奏韻律都是好的,里面的一首《寄生草》辭藻極妙。寶玉就央求:好姐姐,念給我聽聽。寶釵念道:“慢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寶玉聽了,果然好詞。
2、史湘云海棠詩社做東
史湘云快人快語,性情豪爽。在三十七回,湘云偶然興起,說要做東邀一起海棠詩社。她就沒有想自己從小沒有了父母,在家只能聽叔叔嬸子的,花錢做不得主。
寶釵就跟她商量說:“單請做詩的姐妹,別人看著不太好。雖然只是個玩意兒,也要瞻前顧后,又要自己方便,又要不得罪了人,方大家有趣。在家你又做不得主,又要你嬸子抱怨你了。依我的主意,我們當鋪里有個伙計,她們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些來。這里從老太太起,連園子里的人,多半都是愛吃螃蟹的,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通一請,等她們散了,咱們再作詩。我再要幾簍極大的螃蟹,取幾壇好酒,擺幾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寶釵又怕傷她自尊,又說:“你可別多心想著是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好叫她們辦去。”湘云自是心服口服,感動不已。
三、圓滑隱忍,深明大義
1、行酒令時黛玉的詩句
在四十回大家團團圍坐行酒令時要求說一句詩和一句現成話,黛玉說了兩句話:良辰美景奈何天,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這兩句是出自西廂記和牡丹亭,在那個對女子限制繁多的時代,大家閨秀不能看這個,更不能當眾說出來。別人對黛玉的話都沒有在意,而寶釵是很在意了。寶釵當時的反應是,扭頭看了黛玉一眼,沒言語,但記在心里。就她們兩個的時候,寶釵玩笑似地說:你跪下,我要審你。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里都說的是什么!看黛玉蒙了,沒有了平時的伶俐尖刻,寶釵就拉她坐下,款款給她講大道理:我們女孩子啊,不要看那些雜七雜八的書,亂了心性。如果真是這樣,就不如不識字的好。既然識了字,該看正經書。看些雜書,亂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女孩子的正經事還是針線紡織,這才是正理。黛玉感動寶釵沒有當眾揭穿她,給她難看。
2、對薛蟠和趙姨娘的周到
寶釵對自己的哥哥也不護短,而是深明大義。薛蟠被柳湘蓮打了以后,薛姨媽著急地要下人們找柳湘蓮報復,寶釵就說:他們喝酒,酒后翻臉是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無法無天,也是人所共知。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眾,顯得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說得薛姨媽消了火氣。寶釵對人見人煩的趙姨娘也是禮節有加。寶釵的哥哥薛蟠從南方帶來很多的土特產,分派送人的時候,寶釵并沒有忘記給趙姨娘準備一份。這個從沒有被別人正眼看過的人心里就念叨開了:還是人家寶姑娘會做人,即展樣,又大方,要是林姑娘,連正眼都不會看我們。
寶釵性格溫柔大方,周到得體,柔韌而有彈性。她進退有據、剛柔有度、行止得體,是溫良恭讓的典范。
參考文獻
1、曹雪芹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一)編寫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歷史文化,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有不同的特點和特色。齊魯大地,因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因他們而發軔的齊魯文化聞名中外;位居我國西北的三秦大地,因為有了半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遺跡而使三秦文化大放異彩;地處中原的洛陽、開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國家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即便位處嶺南一隅的桂林,也因為古代文化遺址眾多、古代文人墨客來往者眾多而位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豐富多彩的地方歷史文化,如能將其編寫成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不僅能極大地拓展古代文學的外延,而且能極大地豐富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同時,還會進一步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習內容在學生的心目中更加可親可近,從而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二)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學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內容上以文學史及理論學習為主,方法上以課堂教學為主,全然不顧學校特點和學生實際,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成高教學應大力改革、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著力加強教學的形象性、具體性,從而不斷提高教學效果。以桂林為例,因為桂林擁有眾多的文化遺存遺址(如甑皮巖遺址、興安靈渠、獨秀峰下東晉顏延之讀書處、唐曹鄴南溪山石刻、宋城墻、明王城等)。這些遺存遺跡反映了古代桂林燦爛的文化。它們大多位于市內或城郊,有的步行可達,有的騎自行車半小時可到,它們就在我們眼前或身邊。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我們不妨把更多的時間從課堂搬到具體現實環境中,使教學從死板變活潑,從抽象到具象,使學生從昏昏入睡到興趣盎然。如當我們學習到先秦文化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到興安靈渠進行文化參觀,考察靈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歷史意義等;當我們學習到東晉陶淵明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參觀獨秀峰下顏延之讀書巖,讓學生了解當陶淵明“除荳麥苗稀”“戴月荷鋤歸”的時候,顏延之正在獨秀峰下挑燈夜讀的故事;當我們以愉快、輕松的心情欣賞李白的《朝辭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我們不妨在學期考試結束以后帶學生到漓江乘舟而下,體驗一下當時的心情;當我們學習元雜劇的時候,我們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廣西)有哪些戲曲形式,哪些已經消亡,哪些還在流傳中,消亡了的“廣西文場”有什么特點,是否還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復活?還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桂林彩調”與“京劇”“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調,如“黃三打鳥”或“三看親”進行排練?等等。其實,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要我們能與地方歷史文化恰當結合起來,就能使課堂生動起來,形象起來,不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深入實地考察,繪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
一個地方具有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文學資源,如何讓它們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呢?通過實地考察,繪制一個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學遺跡遺存眾多,我們不妨在給學生布置作業時進行大膽的改革,把過去那種以分析作家作品為主,變為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下到實地,分門別類地對文化文學遺跡或遺存登記或拍照,然后根據登記或拍照的情況,繪制一幅當地文化文學的實景地圖,這樣更能提高學生印象,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四)舉辦各種沙龍,讓地方歷史文化在我們的手中不斷得到傳揚與傳承
在傳統的成高教學中,舉辦沙龍真是少之又少的。這往往囿于一種觀念:沙龍多數是普高才采用的一種學習與交流的方式,成高沒有必要搞。其實不然,不管哪一類學校,都是可以搞沙龍的。作為成高來說,圍繞地方歷史文化,搞幾次沙龍,不僅必要而且可行。再以桂林為例,地方歷史文化如此豐富、厚重,不妨舉辦以“桂林石刻”“桂林古代狀元”“臨桂詞派”等為內容的沙龍,讓學生搜集、研究這些文化現象的形式、內容、特點以及來龍去脈,從而加強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知,加強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加強傳承地方歷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地方當代文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二、結語
所謂人文教育,其本質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強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進受教育者個人及社會價值的實現。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化發展,科學技術在社會進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顯,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實現并不能一蹴而就,人們的教育觀念開始向科學知識教育傾斜,人文教育逐漸被忽視。在高校課堂教學中,科學知識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對立也屢見不鮮。教師們盲目地認為,為適應當今社會發展需要,讓學生立足于社會,就必須使他們掌握特定的謀生技能,因此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培養就成了課堂教學的主要目的。一些專業技能課變成老師和學生們重點關注的對象,而文史哲等課程則被置于無關緊要的地位,大學教育呈現出過分專業化的弊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質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這就告訴我們: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發展是教育的終極目標,“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念則偏離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養的主要陣地,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學中如何加強大學生的人文教育是關系到整個社會價值導向和整個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課題。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授課對象為高年級日語專業的學生。語言類專業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過分注重語言這一工具,認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無外乎聽、說、讀、寫、譯這幾種能力的習得,語言背后所蘊含的人文知識則無關緊要。部分教師“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更是加深了學生這一錯誤認識。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出現的問題是,教師只是按部就班地對教科書中的知識點進行梳理,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對古代文學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會文化現象只字不提或籠統概括;學生則更是出于應付考試、拿學分等目的,機械地學習此課程,教師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學習興趣低下。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教化功能,改變過去教學中只重視傳授專業知識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廣大學生在學習日本古代文學史的過程中真正獲得心靈的熏陶和升華,“使學生變成歷史意義上、文化意義上、情感意義上、道德意義上的人,實現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視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學史課堂教學
(一)分析我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兩國同屬于漢文化圈,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建構,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例如,向學生講授日本古代文學史時,不能忽視中國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時代,漢字的傳入結束了日本漫長的口承時代,使日本進入了文字記載時代,首創了由變體漢文或純漢文書寫的文字文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并為假名文字的產生打下了基礎;平安時代初期,日本貴族文化興起,漢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眾場合,《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等大批漢詩集出現在日本文壇,一度占據日本古代文學的主流,掀起了唐風文化的。初期的漢文學模仿帶來了平安中后期的漢文學深層消化吸收,間接地推進了日本文學的“和風化”進程。日本古代文學雙壁《源氏物語》《枕草子》中的白詩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深遠影響。鐮倉室町時代是日本文學發展的特殊時期,這個時期的日本戰亂頻繁,文學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中世文學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舊可以看到中國儒家、道家與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戶時代的草子文學、讀本等更是處處有中國明清志怪、傳奇小說的縮影,甚至出現了以中國的小說為題材的“翻案小說”。通過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學史的學習,可以讓學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學史是一部日本文學自身發展史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中國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讓學生了解到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輝煌及其深遠的影響力,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使學生樹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自豪感。
(二)解讀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學生的審美素養
審美素養是當代大學生應具備的一種重要素質,審美素養的提升應貫穿大學教育的始終。古代日本文學史課程的講授不僅要包括基本文學常識、文學概念的講解,更要與經典作品的解讀相結合。文學反映的是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對文學著作學習、鑒賞的過程,同時也是審美素養形成的過程。文學經典名著表面上看起來或許只是一次遠離社會生活的個體審美事件,但歸根結底是與某種意識、思想、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是對客觀世界的人格化處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為在文學藝術中被展示、被感受、被體認,從而在讀者中引起一系列積極的反應。不同時代文化渲染下的讀者對同一作品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審美態度。在日本古代文學史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文學理論的有效滲透,奠定學生審美意識的思想基石;通過文學經典著作的講讀,陶冶學生的審美情操,拓展學生的審美視野,真正做到“以美啟真、以美啟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總集《萬葉集》以雄渾、樸實、清新的歌風奠定了日本文學的基礎。其作者層上至宮廷貴人下至普通庶民,題材廣泛還涵括了日本偏遠地區的民歌———“東歌”“防人歌”等,被稱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鄉。《萬葉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對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實情感的流露,他們熱愛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國君,奮勇征戰;悼念死者,感傷離別;滿懷希望,追求自由。通過對《萬葉集》的學習,可以讓學生理解用文學來表達對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樸的感動———“誠”的文學美意識。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與清少納言的《枕草子》被并稱為日本古典文學的雙壁。作品《源氏物語》以光源氏為主線,描寫了不同身份貴族男女間的戀愛糾葛及生死別離,“美麗”和“哀愁”是貫穿小說的主線。對《源氏物語》的賞析可以讓學生理解日本美學中的“物哀”精神。與此相對,清少納言則一改平安貴族們作品中慣有的感傷情調,采取積極的創作態度,通過對自然和人事的描寫,創造了“明快”的世界,它與《源氏物語》中的“物哀”一起,構成了平安朝文學中的兩大審美趨勢。
(三)探究文學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現象,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任何時代的文學都映射著各自發展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等文化內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不應局限于文學本身的研究,而應將其上升到文化層面,探尋文學背后的文化意義。日本古代文學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頭,通過對該課程的學習能夠使學生更加客觀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寬視野,并用廣闊的視角去比較中日文化的異同,從而加深對中日文化異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強跨文化交際能力。日本文化向來被稱為“雜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學史中不同歷史階段中國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這種“雜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對外來先進事物所采取的慣有的積極吸收、巧妙融合的態度,從而使學生理解當今日本社會對外來文化強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學作品中歌頌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則展示了日本人對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熱愛,這與中國古代作品的“詩言志”傾向大有不同。對中日文學差異的講解,有助于培養學生用世界的眼光來看待外來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學中武家社會生活的描寫則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則體現了日本人的集團意識。這些異文化的學習和理解,對學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際中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四、結語
民國時期的元曲研究與60年代前期雖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連續性,但共和國的建立畢竟使元曲研究發生了一些重要轉折。1954年《劇本》月刊連續刊載阿英的《元人雜劇史》可作為一個重要的轉折標志。這部專著顯示的新的時代特征是,作者努力以的理論和方法來重新理解、評價我們承自古人的文學藝術。1957年,周貽白先生的《中國戲劇史講座》出版后,有讀者在《戲劇報》上提出意見,指出作者“沒有從政治、經濟和階級分析的角度看問題。”[1](馮其庸序)周貽白先生虛心接受了意見,決定毀稿重寫,這就是后來出版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當時的元曲研究者們也大多像周貽白先生一樣,真誠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改造,努力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評價元曲,作品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的挖掘從此成了元曲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在極“左”思潮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元曲研究中的形而上學色彩也愈發濃厚,正常的學術研究終于難以進行下去了。
當大陸的元曲研究陷于中斷時,臺灣的元曲研究者在鄭騫、張敬、汪經昌等由大陸至臺的幾位學者的堅持和引帶下,基本上保持了學術研究的連續性。像鄭騫《景午叢編》(1972)、汪經昌《曲學例釋》(1962)、羅錦堂《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1960)等都是難得的誠實、嚴謹之作。
在大陸第二階段的元曲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58年元曲大家關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推為世界文化名人。這一年,全國各地紛紛舉行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全國報刊發表的各種關漢卿的論文不下百篇[2](P99)。1958年的關漢卿紀念活動,直接的社會效果是提高了元曲在我國文藝史中的地位,形成了建國后元曲研究的第一個,為第三階段的元曲研究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在元曲研究未被中斷之前,關漢卿、《西廂記》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都得到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在前兩個階段知識積累的基礎上,第三階段的元曲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元雜劇研究的成果尤為顯著,僅1978年至1994年16年間,全國主要報刊發表的各種論文約為千篇,這一數字是建國后前17年的三倍[3](P317)。據筆者粗略統計,70年代末以來出版的元曲研究專著近30種(其中不包括各類戲曲通史和文學史著作),這一數字是詩、文、詞、賦等其他各體文學研究難以相比的。80年代中后期,圍繞元雜劇興衰的原因、元雜劇的歷史分期、關漢卿的生平等問題,元曲研究呈現出自由爭鳴的學術氣氛,形成了建國后元曲研究的第二個。這一階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前一階段已開始試用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歷史考據的方法也重新得到提倡。我們對元曲歷史內容的把握遠比前兩期為深入,文本研究不再是獨立于社會歷史的存在或者局限于只言片語的感悟賞鑒,文學現象背后的規律性和普遍性得到揭示。
與前兩個階段的研究相比,第三階段的雜劇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學的一面,雜劇的舞臺表演、音樂、劇場等因素也成為研究考察的對象,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1980)、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1981)、李修生《元雜劇史》(1996)等論著都不同程度地顯示了這種研究重心的轉變。戲曲文物研究也開始成為重要的研究分支,戲曲文物研究者們櫛風沐雨的野外奔波,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元雜劇的認識,元雜劇的研究也免于單向性和平面化。在這一階段,一直冷落的元散曲的研究也開始得到重視。1990年,中國散曲研究會在河北石家莊成立。1991年,在江蘇揚州召開的首屆海峽兩岸散曲研討會吸引了臺灣的元曲研究者。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像李昌集《中國古代散曲史》(1991)、楊棟《中國散曲學史研究》(1998)等比較優秀的散曲專著。
這一階段出版的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1982)、邵曾祺《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1985)、王文才《元曲紀事》(1985)、王锳《詩詞曲語辭例釋》(1980)、顧學頡、王學奇《元曲釋詞》(1983)、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1991)等著作,與前期同類著作相比,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后出轉精的特色。王季思、王學奇、徐沁君等學者則在元曲文獻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進入90年代以來,有關元曲的論文、論著照出,在數量上也不是“銳減”,但研究者們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熱情,元曲研究轉入一種低沉的局面。南戲研究因為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和研究者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一直在平穩中行進。明清傳奇雜劇開始得到年輕一輩研究者的青睞,80年代末以來的“目連戲熱”、“儺戲熱”也足以吸引人們的一些注意力。維持元曲研究冷清局面的仍是過去一批中老年學者,像對《西廂記》一往情深的蔣星煜先生等。
元曲是否果真已被我們說完了,道盡了?隨著20世紀的終結,我們是否將揖別元曲而心中無憾?研究者們也許正陷入深深的思考,謀求未來的進步。這其中,研究思路的轉換也許很重要。筆者于此雖思慮已久,終不敢以為是,謹申述所思,就教于方家達者。
芻議之一:講一點還原法?
還原,最重要的是尊重歷史事實,少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個人主觀隨意的解說,盡可能客觀地面對歷史材料,走近古人,闡釋古人。元雜劇和關漢卿的認識、評價都存在一個歷史“本來面目”的問題。
王國維顯然是以西方戲劇為參照來構建他的《宋元戲曲史》的,在王國維看來,中國有中國的戲劇——“戲曲”,元雜劇就是一種“真戲劇”。《宋元戲曲史》之后的元雜劇研究也大都是“戲劇”的研究,關漢卿被稱為“偉大的戲劇家”。 元雜劇既是一種“戲劇”,按照我們對于“戲劇”的理解,元雜劇人物刻劃、情節結構、戲劇沖突以及創作主旨的剖析似乎就應當成為我們的切入點。然而,這一思路是否適用于元雜劇呢?
元雜劇表演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一人主唱”,即由同一個演員—“正旦”或“正末”從頭至尾唱完四套曲子。一般認為,這一形式雖然不利于表現“豐富的思想內容”,卻有利于“集中深刻地塑造主要人物”,像關漢卿的《竇娥冤》就是這樣,“正旦”扮竇娥唱了四套曲。但現存元雜劇中,也有主唱的“正旦” 或“正末”在一劇中改扮兩人或三、四人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共計60種(約占雜劇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中扮三人的16種,扮四人的兩種(即《黃粱夢》和《黃鶴樓》)。如《薛仁貴》劇,故事的中心人物薛仁貴無唱,正末先扮朝臣杜如晦唱第一套,又扮薛仁貴父唱第二套,再扮拔禾唱第三套,最后又扮薛仁貴父唱第四套。“正旦” 或“正末”在一劇中改扮兩、三人,若想集中筆墨刻劃一個主要人物實際上已極為困難。即使“正旦” 或“正末”在一劇中始終扮一人的劇作中,其所扮人物也不一定是戲劇故事的主要人物或核心人物。又如水滸戲《三虎下山》,三位梁山英雄關勝、徐寧和花榮都無唱套曲的機會,作者卻使一個與故事正題無關緊要的人物—山下小官吏李孔目妻李千嬌唱曲四套。這種做法是現代戲劇家難以理解的,而且這種情況在現存元雜劇中也并不是偶然現象。難道元代的“戲劇家”們竟沒有一個描繪人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