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備機械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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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裝備機械論文范文
該課程在理工科類課程當中具備獨特的性質，它具有很強的綜合性、知識含量的廣泛性、實踐性等，因此決定在對該課程的教授上要采用切合實際，實踐性的方法。
二、機械制造裝備設計課程教學的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相關課程設置也出現相應的問題，具體變現如下:第一，目前主要的相關課程內容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建立在原有的課程內容基礎之上的，沿用了傳統的教學理念與教學內容，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課程內容的改動也很少，所涉及到的新方法與新技術在課程中提出較少。此外，教材的內容大多是理論知識，在實際應用與具體實例方面介紹有明顯欠缺。第二，目前開設的課程實驗多表現為驗證性，即在原來理論基礎之上，通過實驗驗證來完成，這種方式難以培養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更難以培養學生在面對實際問題時的處理能力。第三，現行的教學受到了國家現有的教學大綱限制，導致教學模式的死板、不靈活，更不能滿足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需求。第四，課程模式在實體知識傳授過程當中與實踐脫離，在教授時，一般采用傳統模式，即課堂講授，但是教師占主導地位的教授方式，理論的學習與實踐能力的培養存在明顯差異，這種教學模式脫離了時代的需求，更嚴重阻礙了相關領域的更新發展。最后，在課程所用的硬性教材內容老化嚴重，跟不上國際先進科技的步伐與前沿技術的更新，導致學生在學校內學會的知識到社會上一無用處，造成了人才的浪費與教學資源的浪費。
三、機械制造裝備設計課程教學的改革
因此，綜合現階段我國在該專業教育模式與理念上出現的偏差等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各個路徑:第一，要建構新的教學理念與教學模式，將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實現在新時代下對新科技人才培養的傳略目標轉移。機械制造裝備設計是機械工程類專業的重要課程，也是必修課程，它的主要內容在于解釋機械制造中的相關裝備的工作原理及其作用等。其課程的設置最終目的是，實現學生在相關技術領域方面獲得最基本的知識技能，以在將來社會進化與工業進步的進程當中做出貢獻。第二，這門課程涉及的實踐內容較多，其中包括機床設計與應用、零部件構造與生產、常用構件的設計以及生產裝備流水線運作流程等方面內容，雖然此類內容在之前的學習過程當中都有相關涉獵，但是，作為一個專業型人才所需掌握的知識，只通過前期學習是不夠的，在如何操作也分析等方面的知識也有明顯欠缺。因此，通過該課程的學習來培養專業知識是必要的，但是只局限于在課堂當中通過教師當面的將講授，或通過多媒體等方式展示圖片，都不能使學生很好的掌握這些知識。所以，在教學不僅要開展理論教學的多樣化，還要注重對實際操作的培養，開展實踐課，讓學生真實面對機械部件，細致、生動的了解真實構件的結構與生產。第三，教學過程不能只注重學生的對知識的掌握，更要注重學生在面對問題時的處理能力培養。對于機械工程類專業學生來講，機械專業問題是在今后日程工作中所必須面對的，如何解決才是真正所要學習的知識點。在知識教授過程當中，教師時常設立問題，借助互聯網找出前沿問題，與學生共同探討解決方法，讓學生在思考當中學會，并掌握解決問題的技巧與相關理論知識。最后，理論教學絕對不是簡單的只關注課本知識，而且還注重對前沿科技知識的把握，在教學過程當中，要利用網絡資源，下載或瀏覽相關前沿科技，如我國在精密儀器制造商最新成果，以及國外最新成果，通過類似舉措，不斷的擴充學生與老師的知識量與對相關知識的把握，這樣才能更好的跟隨時代進步的步伐。
四、結論
第2篇：裝備機械論文范文
智能制造的歐美版本
在“中國制造2025”出臺以前，智能制造在國際已經有多種版本，其中最主要的是歐美三國的版本，即德國的“工業4.0”、英國的“高值制造”、美國的“先進制造”。
德國的“工業4.0”。“工業4.0”是德國面向2020年的高技術戰略，核心內容是智能化生產系統，即在系統或產品的生命周期內，相關信息通過網絡化實時傳給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隨時通過數據優化價值創造流。
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管理概論》作者烏爾里希·森德勒的觀點，理解“工業4.0”有四個要點，即第四次產業革命、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物與服務聯網(IOTS)、機器對機器的通信(M2M)。
“工業4.0”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被稱為“工業1.0”，其標志是蒸汽機和機械生產設備；第二次工業革命被稱為“工業2.0”，其標志是電動機和大規模生產線；第三次工業革命被稱為“工業3.0”，其標志是電子、信息技術和高度自動化生產；第四次工業革命被稱為“工業4.0”，其標志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和智能化生產。簡而言之，“工業1.0”是機械化時代，“工業2.0”是電氣化時代，“工業3.0”是信息化時代，“工業4.0”是智能化時代。
信息物理融合系統是互聯網發展的新階段。信息物理融合系統也稱之為智能技術系統，它不是獨立設備的集合，也不是單純的互聯網，而是由具備物理輸入輸出功能且可相互作用的元件組成的網絡。互聯網原來只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計算機，現在則是具備萬維網接口的任意設備。信息物理融合系統的基礎是數字通信技術，主要包括傳感器、執行器以及網絡化的智能組件技術。智能工廠就是把若干信息物理融合系統整合起來，形成更大的系統。
物與服務聯網是物聯網發展的新階段。物與服務聯網，就是所有的產品和服務都配備一個IP地址，通過標準協議彼此聯網，同時也和人聯網。物與服務的聯網，實質是基于數字技術的智能化服務。
機器對機器通信是指終端設備之間的數據交換。機器與機器之間的通信在電纜和傳統電器中早就存在，在“工業4.0”中，主要是增加了由無線服務和標準協議所建立的網絡。
根據德國《“工業4.0”白皮書》，實現上述內容需要解決五個方面的問題：價值創造網的水平整合，全生命周期內工程學的一致性，垂直整合和網絡化的生產體系，新的工作基礎設施，跨領域技術。①
英國的“高值制造”。英國政府面向未來的戰略是“高值制造”。“高值”是從價值形態上說的，“高值制造”就是高附加值的制造。“高值制造”是一場制造業的革命，它的產業形態是按需制造、分布式制造和產品服務化，它的技術形態是新興技術群、數據網和智能基礎設施。根據英國政府科學辦公室前瞻水平掃描中心的定義：“這場革命由新技術、新方法和新材料驅動，同時伴之以基于三維打印技術的本地化定制生產，走向產品加服務的商業模式——‘產品服務化’。”②
“高值制造”戰略的主題是資源效率、制造工藝、材料集成、制造系統、企業模式。在主題之下，又分為若干新興技術群和產業領域。新技術、新工具、新方法、新材料使制造形態和商業模式發生變革。
數據網是第二次互聯網革命的主要內容。互聯網是第一步，數據網是第二步。數據網為數據和網絡文本添加結構和意義，基于通用互聯網協議實現各種數據、物體的互聯，同時把互聯網分成專屬的“網絡分區”，從而改變網絡的價值。
智能基礎設施與互聯網革命密切相關。互聯網是在現有的基礎設施特別是固定電話網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互聯網的革命將深刻改變基礎設施，不僅是數據傳輸基礎設施，還包括數據處理、數據儲存和電力供應，主要是智能電網、傳感器網絡的推廣和應用，以及對現有基礎設施的“拆拼再利用”。
美國的“先進制造”。美國面向未來的戰略是高端制造。根據美國科技顧問委員會的定義，“先進制造系指一組活動，它們依賴于信息、自動化、計算、軟件、傳感和網絡等的采用與協調，并運用物理學和生物學開發的前沿材料和新興能力，例如納米技術、化學和生物學。它既包括以新穎方式來生產已經有的產品，也包括制造基于新興前沿技術的新產品”。③簡言之，“先進制造”是指采用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并利用新材料等新興技術生產新產品的系列活動。
“先進制造”與數字革命相聯系。美國工程院認為當前正在發生的數字革命有三個特征：計算能力的持續增長，通信和分析能力快速提高，機器人技術和控制系統的進步。數字革命使高速計算機、先進傳感技術和先進材料不斷進入生產過程，這必將變革價值創造方式和就業格局，極大地提高生產率。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建議支持“數字驅動型創新”，包括數據收集、存儲、處理、分析、使用和傳播等技術研發。
據中國專家的實地調研，美國正在進入“新硬件”時代。“新硬件時代，是以美國強大的軟件技術、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為基礎，由極客和創客為主要參與群體，以硬件為表現形式的一種新產業形態。這里說的新硬件，不是主板、顯示器、鍵盤這些計算機硬件，而是指一切物理上存在的，在過去的生產和生活中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人造事物。”
上述智能制造的三種版本，“工業4.0”最優。各個版本雖然表述、重點有所不同，但我們由此可以得出三點基本結論：
第一，人類正在發生產業革命，這場革命不是把互聯網簡單應用到傳統產業領域，而是互聯網、物聯網、傳統產業三位一體的革命，智能制造是這場革命的典型表現。
第二，此次產業革命的根本特征是智能化，即原子世界與比特世界全面融合，人與人、人與物、人與服務、物與物、物與服務全面鏈接，基礎設施、生產過程和價值構成重新整合。
第三，數字技術是智能化的使能技術(或關鍵技術)。數字技術使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新應用、智能工廠、機器人、增材制造和軟件設計等眾多新技術成為可能，而眾多新技術的突破又反過來為進一步數字化提供物理和生物基礎。
智能制造與新產業革命
一段時間以來，智能制造成為熱詞，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簡單化。很多人以為只要把互聯網引入傳統產業，智能制造就實現了。這是從傳統發展方式理解的智能制造，而不是從新產業革命的意義上理解的智能制造。作為新產業革命的主要部分，智能制造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與新產業革命的三個要件不可分割的。這三個要件，也可以說是智能制造的三大支柱，就是勞動力知識密集化、勞動工具數字化、勞動對象服務化。
勞動力知識密集化。所謂勞動力知識密集化，是指勞動力不僅接受過專業教育，而且還具有即時學習的能力，從而使專業知識交叉融合、知識與操作交叉融合。
在傳統工業化的發展方式中，研發、設計、銷售、服務等知識密集環節與制造環節相對分離，學科之間、理論與實操之間線性接續，互不交叉，因而需要的是專業型的員工。智能制造產業鏈是非線性的、矩陣式的，各個環節平行運行、交互作用、協同優化，生產系統的復雜性增強；由于分布式制造和產品服務化，產業鏈已不僅限于企業內部，而是跨企業、跨地域的。這就要求勞動力既要具有專業知識，同時又要有跨學科知識；既要有理論知識，又要有實際操作能力。跨學科、跨專業、跨領域的復合型、主動型人才成為主要需求。這種新型的勞動力既是設計者、研發者，又是協調者、操作者；既懂軟件和硬件技術，又懂機械和制造技術。與自動化相適應的是專業化的人才，與智能化相適應的是復合型人才和能力型人才。
需要說明的是，智能制造并不取消專業性，而是在專業性的基礎上要求全面性，能夠融會貫通，理解全局。這種全面性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互聯網使海量知識資源能夠即時共享，只要愿意，人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獲取所需的知識。E學習、APP學習、微信學習、游戲學習等新型學習、教育方式，為勞動力知識密集化提供了新的途徑和機遇，據《歐洲產業和企業數字轉型》報告，E學習市場在未來十年間將增加15倍，占全部教育市場的30%。
勞動力知識密集化在就業結構上體現明顯。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報告，美國高端產業雇傭了全美80%的工程師。美國由“從事科學和工程學、建筑與設計、教育、藝術、音樂和娛樂的人們”構成的“創意階層人士”，2000年已經占到就業人口的近1/3，歐洲平均也在25%～30%。美國創意產業的薪酬占到全美所有產業薪酬的將近一半，相當于制造業和服務薪酬的總和。⑤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國為61%，俄羅斯為54%，日本為41%。可以說，科學家、工程師等專業人員在就業結構中已經居于主導地位。
生產工具數字化。所謂生產工具的數字化，是指數字程序控制的生產工具和生產工具的虛擬化，以及生產工具與虛擬生產工具之間的交互結構。例如，數控機床就是生產工具由數字程序控制；計算機輔助設計系統(CAD)就是生產工具的虛擬化。
工業文明的生產工具是大機器，而且是自動化的機器，生產裝置在無人干預的情況下自動運行，從而把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有害的環境中解放出來。
這種情況在新產業革命中改變了。按照IBM工業研究院哈德·鮑姆的觀點，智能制造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礎是五種技術創新，即移動計算技術、社會化媒體技術、物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分析和優化技術。它們相互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增值、商業模式和產業形態，也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形態。機器裝備等勞動工具普遍使用信息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形成信息物理融合系統，包括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柔性制造系統等。數字化工具在生產的每一個環節和生活的全部過程，實時感知、分析、處理和控制，相互交流并與周圍環境交流，自動更改配置并存儲信息，分布式地自我組織，提供和執行全流程最優化方案。
生產工具的數字化使軟件具有了戰略意義，軟件的研發成本也占據了重要份額。西門子公司軟件研發的支出占了整個集團研發預算的大約40%，達到了40億歐元。據國外專家估計，當前純工業軟件的世界市場份額已達180億歐元，預測未來每年還將上升8%；工業型軟件在有關物流、安全和能源管理領域的額度已超過1000億歐元。⑥
生產工具的數字化也使生態文明成為可能。數字化使技術體系能夠通過提高單位資源效率的方法來增加產品總量，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全部經濟、社會過程中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產生，對廢物進行資源化和再利用，把物質消耗和環境污染維持在自然界自我修復能力的范圍以內。
勞動對象服務化。所謂勞動對象的服務化，是指勞動對象特別是勞動產品從物質單體變成從物質單體誕生直至回收的系統，而服務是該系統的主要部分。
工業化發展方式中的勞動對象，從動力上看，是大規模的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從原材料上看，是大規模的鋼鐵、水泥等礦物質材料；從最終產品上看，是大規模的實物商品，所有產品都是物質實體，從研發、設計開始，在制造終端完成。
而在新產業革命中，產品變成與服務一體化的系統，這個系統包括實體產品，以及圍繞實體產品的服務。據陜汽公司提供的數據，目前平均一輛卡車的售價為30萬元人民幣，但卡車使用以后產生的成本是500萬，在卡車整個生命周期內，服務的價值占絕大部分。所謂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是指產品系統從產品設計、研發開始，經過制造、售后，直至回收再制造的全過程。
產品系統中的服務，主要包括單體產品服務——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等，以及單體產品衍生服務——服務是主體，單體產品是載體或工具，還包括無產品服務——與單體產品無關、但經濟上有關的結構。其中單體產品服務是最核心的服務，產前服務是指產品的研發和設計，這是一個以產品為核心，制造商、供應商、用戶、創新者、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參加的設計、研發圈；產中服務主要是廠內和社會的相關生產；產后服務則是從產品誕生直到實體產品消失為止的服務“長尾”。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一份報告，發達經濟體制造業服務類投入占到制造業產出的20%～25%，制造業崗位中30%～55%具有服務性職能，若加上外包服務，美國制造業服務類崗位已超過生產類崗位。據筆者實地調研，2014年，中國智能制造走在前列的陜西汽車股份公司，利潤的44%來自于產品服務。2005年世界著名傳統制造公司利潤的50%以上來源于服務活動，全球500強企業中56%的公司從事服務業。而且制造業企業的生產，越來越依靠金融、電信、物流等服務性企業，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研究報告，美國高端產業每個工人每年從其他商業服務中采購23.6萬美元的商品和服務，而其他產業的采購僅為6.7萬美元。
智能制造與中國機會
以智能制造為重要內容的產業革命，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敞開了窗口。同時，向中國敞開的還有另外兩個窗口，一個是巨大的經濟存量的轉型，另一個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后期帶來的經濟增量。如果說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性政策消化期在同一時間重合出現，是老的三期疊加，那么，新產業革命的發生期、新發展方式的形成期、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期同時重合出現，則是新的三期疊加。如果說老三期疊加困難不少，那么新三期疊加則是機遇大于挑戰。
新發展方式形成期提供的第二窗口。新發展方式形成期的機遇首先是大規模實體經濟提供的載體空間。我國具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實體經濟，面臨轉變發展方式。物質消耗和環境容量已經走到臨界區域；低端外部需求已經接近極限；單純以廉價勞動力、廉價商品和薄利多銷為內容的向下競爭，已經走到盡頭，加速形成新的發展方式上升為剛性需求。巨大的經濟存量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以物質資源投入為主轉變為以人力和知識資源投入為主，即用無形資本替代有形資本，真正轉型為一個知識型、創新型、服務型的經濟體，實現智能型增長。
其次是大規模城市化提供的增量空間。2014年我國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4%。如果按照每年轉移1000萬農村勞動力的速度計算，10年后還會有1億人口城市化。城市化必然引起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總量的巨大增長，也必然引起我國消費規模的巨大增長和消費水平的大規模升級，相應地也將對智能制造產生巨大需求。我國的城市化是在發達國家城市化完成以后開始的，又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有條件不重復、也不應該重復先發國家傳統城市化的老路，即先污染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約、先發展后轉移的道路，而必須一開始就以智能制造、生態經濟支撐。
全面小康社會建成期提供的第三窗口。我國已經度過了溫飽階段，實現了整體小康，正在建設全面小康。2012年的統計公報反映，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都在下降，而且兩個數值越來越接近。從經濟規律來看，在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階段，人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資料領域，生產和消費水平比較粗放；而在溫飽問題解決以后，人們的物質消費不僅有較大的增長，而且會出現重大的升級，同時人們的非物質性消費也大幅度增長、升級。這就為智能制造、高端服務開辟了新的領先市場。
新三期疊加放大了智能制造的機會窗口。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制造業整體水平處于中低端，發展很不平衡，存在大量“工業2.0”產業，因此，中國智能制造只能分兩路走。一路是大多數弱勢產業，必須循序漸進，從“工業2.0”上升到“工業3.0”，然后到“工業4.0”；另一路，是少數優勢產業，有可能直接從“工業3.0”進入“工業4.0”。
除了上述兩路大軍以外，還有一路大軍，他們已經處于智能制造階段，雖然水平不一定是世界最高的。如華為、中興、陜汽、海爾，等等，他們是我國智能制造的第一方陣。
處于“工業2.0”階段的產業，以及城市化形成的增量產業，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從“工業2.0”到“工業3.0”再到“工業4.0”，雖然也有這種可能性。由于新三期疊加，放大了智能制造的機會窗口，出現了“畢其功于一役”的現實可能性，即三路大軍幾乎同時進入智能制造階段。我們既要看到老的三期疊加，同時又要看到新的三期疊加，而且我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已經處于新的歷史起點：整體上已經渡過溫飽階段，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帶來的科技人力資源紅利正在顯現，只要戰略選擇得當，經過扎實工作，三路大軍完全可以平行實現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的中國戰略
新三期疊加的窗口已經打開，必須采取必要的戰略，為智能制造準備充分而必要的條件，否則也可能喪失機遇。
人力資源超增長戰略。人力資源超增長戰略，就是在從2016年到2025年10年左右的時間內，通過投入和優化結構，急速使我國新增勞動人口普及高中階段教育，55%達到大專及大專以上文化程度。
如果持續使新增勞動人口的55%達到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就要求高等教育入學率，即在校大學生占該年齡段人口的比例，必須達到55%。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毛入學率在15%～50%，普及化階段的毛入學率在5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的國家，全球有54個；⑦經合組織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55%。
人力資源超增長戰略具有現實可能性。一是由于新增勞動人口的減少，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已經處于一個加速減少的時期。據專家預測，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在2015年達到峰值，此后將開始減少，2020年后減少甚至會加速。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我國勞動適齡人口已經連續3年減少，分別減少了345萬、244萬、371萬。新增勞動人口的減少是個劣勢，但又是個優勢，即縮小了受教育人口的基數。二是我國具有適當擴大教育規模的公共財力和社會資本。新增勞動人口的減少和教育規模的適度擴大，使較大幅度提升入學率成為可能。
2013年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為86.0%。十一五期間，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平均每年增加近6個百分點，十二五前三年增速放緩，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強。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020年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到90%，在此基礎上，經過努力工作，每年增加2個百分點，到2025年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是可以做到的。
201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34.5%，與全球平均水平(2012年為32%)⑧相當。從2014年開始，全國本專科招生總規模已達到當年年滿18歲人口的46%。如果全國本專科招生人數每年保持在700萬，那么到2020年，全國本專科招生總規模占當年年滿18歲人口的比例將超過55%，當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將超過50%。十二五前三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平均每年增加近3個百分點。2020年以后，若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到2025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可以達到55%。
人力資源超增長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不僅可以使我國獲得自主創新所需的人力和社會基礎，而且還能夠使這種基礎從此長期延續。當新增勞動力資源50%受到大專以上教育以后，即使全社會勞動力走出減少期、再度進入增長期，新增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仍將保持在50%以上的高位水平，不會降低。這種社會遺傳機制，是人類文明進步規律之一。
實施人力資源超增長戰略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實行中等專業學校義務教育。凡中等專業學校教育一律免費，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實行12年義務教育。
第二，發展多層次應用型大學。除211等高校按研究型大學重點支持外，其他普通高校和大量高職高專院校都應向應用型大學轉變。吸引社會資金特別是企業參加興辦多種所有制的高等職業和高等專業技術學校。應用型大學對人才的培養和科研活動經費少部分來自財政撥款，絕大部分是市場化的，根據企業訂單培養人才，根據企業合同開展設計、研發等創新服務。
第三，建立全民即時學習平臺。依托國家開放大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整合大學、中學、小學和職業教育優質資源，建立全民素質教育平臺，普遍開展學歷和非學歷的自學教育，隨時隨地向全體公民開放，三網融合，免費學習，知識共享，最大限度增強科學文化的正外部性，使一切有學習意愿的人，特別是廣大農民、工人、戰士、老少邊窮地區人民、低收入人群能夠與條件優越的人群一樣擁有優質教育機會。
第四，建立復合型人才教育模式。中學教育廢除文理分科，大學教育、科研、實習采取矩陣模式，學生可以跨專業、跨學科選課，也可以跨院系參加科研項目，跨領域參加生產實習，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和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鼓勵大學依托企業建立教學、科研、實習基地，企業依托大學建立人才培養基地。社會教育、職業教育學用結合，以用為主，為制造業源源不斷地輸送適用人才。
輕資產優先增長戰略。輕資產優先增長戰略，就是把知識性、技術性資產置于經濟發展的首位，優先投資，優先形成生產能力，優先市場準入，使創新型企業在設計、研發、專利、版權、標準、品牌、培訓、服務等方面的輕資產投資超過設備、材料等重資產投資。
輕資產優先增長，是國際經濟轉型的基本趨勢。在制造業產業鏈中，重資產已經下沉到低端，而輕資產則上升到高端，而且以輕資產為核心的無形資產投資占比超過有形資產。據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2014》顯示，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占GDP的比例，美國高達40%，歐盟、加拿大、日本和韓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為30%左右，而我國僅為20%左右。據英國學者的一份研究報告，2007年，英國私營部門無形資本投資為1330億英鎊，而有形資本投資為950億英鎊，無形資本投資占比58%，物質資本投資占比42%，前者高出16個百分點。2000年至2007年，英國私人部門生產率增長的2/3來源于無形資本投入。
我國具有輕資產優先增長的知識和技術資源。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經超過7000萬，世界第一；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超過13000億人民幣，居世界第二；高等學校2500多個，科研機構3600多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30000多個；2014年受理發明專利申請92.8件，連續4年位居世界首位；PCT專利申請量增長強勁，位居世界第三，占全球總量的11.9%；2004年至2014年(截至2014年9月)我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136.98萬篇，位居世界第2位。
我國已經具有充裕的公共財力和社會資本。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2014年財政收入11140億元，外匯儲備38430億美元；24個省市的地方總產值過萬億。此外，還有龐大的民間資本。
實施輕資產優先增長戰略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發展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制造業。圍繞新產業革命開展國家計劃項目、地方計劃項目布局，特別是開展科研體系、科技人才和基礎設施的布局，引導企業、大學、科研機構和其他社會力量，積極投入輕資產，把科技要素轉化為生產性、創新性資產。
在保證研發投入穩定增長的同時，大力激發全社會非研發的創新投入，包括創意設計、技術轉移、技術改造、知識服務、人員培訓、品牌開發、市場營銷等方面的投入。特別是鼓勵制造與服務的融合，支持按需制造、分布式制造、產品服務化等方面的技術創新，支持基于知識的管理模式、商業模式創新。
第二，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特別是創新服務業。所謂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就是通過服務的科技化和科技的服務化而形成的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信息服務業、電子商務服務業等。其中創新服務業是知識最為密集的服務業，包括設計研發服務業、技術轉移服務(轉移、轉化、孵化)業、技術改造服務(節能、環保、信息化等)業、知識服務(云計算、檢驗檢測、質量認證、戰略咨詢等)業等。
創新服務業無論是內資外資、國有民營，都是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技術、高效益的行業，可以吸收大量的科技人力資源就業，具有強大的輻射帶動作用。大量的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本土企業以及落后地區的產業，技術落后、生產粗放，是轉變生產方式的短板，而且在這些領域市場往往失靈，特別需要創新服務業提供支持。
第三，以知識和技術密集產業帶動城市化。城市化必須注意轉變發展方式，避免走產業外延擴張、城市集中建設的老路。城市化每走一步，綠色產業、新興產業就擴大一步，步步為營，扎實推進。發展以生物資源為原料、生態化生產為特征的綠色產業，包括生態農業、農產品加工業、生物質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包括生產質能、太陽能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生物產業、新材料產業等；發展循環經濟，在企業內部各生產單元之間、上下游企業之間、園區關聯產業之間建立循環經濟產業鏈；推廣使用新能源交通工具，興建新能源和節能環保住宅，推行垃圾分類回收和低碳消費模式，建設綠色社區。大力發展商業、旅游、養老等第三產業，形成持續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
政企合作的創新戰略。政企合作的創新戰略，或公私合作(PPP)創新戰略，就是以企業為主體，發揮政府與企業兩個積極性，項目來源于企業用戶的有效需求，公開征集、公開招標；招標成功后立項，政府與企業根據項目合同共同投資、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共同完成國家也即企業的具體創新目標。
政企合作之所以是重大創新戰略，是由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的。我國的優勢是政府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執行能力強大，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其他國家無法做到的；劣勢是企業主體能力不強，科技與經濟脫節，很多科技成果不能應用。政企合作能夠揚長避短，放大我國的優勢，克服我國的劣勢。在未來的發展中，要反對把政府與市場對立起來的機械論觀點，堅持以企業為主體，政府與企業協同創新。
政企合作模式在發達國家的實踐已經取得了成功經驗。由于政企合作模式提高了公共資金使用效率，有效化解和分散了創新風險，增加了社會對創新的投資，既實現了社會效益最大化，又保證了企業和社會資本有利可圖，許多國家稱之為公共項目管理的最佳模式。
傳統科技計劃項目的目標是單維的技術目標，而政企合作項目的目標則是三維的工程目標，涵蓋研發、生產、經營整個創新過程，既包括技術目標，也包括產品性能、市場占有和行業能力等經濟目標，以及綜合目標和總體解決方案。傳統的科技計劃項目往往是科研導向，而政企合作項目則是企業用戶導向，項目則來源于企業用戶的具體需求，一開始就在需求中研發，研發完成之日就是技術應用之時，也是國家目標實現之時。傳統科技計劃項目是政府投入、企業配套，而政企合作項目則是企業投入、政府配套，還有大量社會資本進入，投入結構多元化。傳統科技計劃項目重立項、輕結果，而政企合作項目則重視商業成功，共同投資、共擔風險、共享收益。
實施政企合作創新戰略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在科技創新類計劃項目中實施。除基礎研究計劃項目外，在重大專項、重點研發計劃、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等各類技術創新計劃中，如果項目數額較大，均應采取政企合作模式。
第二，探索多種政企合作創新形式。對于競爭前技術(戰略前沿技術)，政府與大中型企業合作。由政府根據國家需要征集技術創新項目，在此基礎上通過招標、邀標等方式，與某個大型企業，或分別與一些大型企業簽訂創新項目合同。對于關鍵共性技術，政府與企業伙伴合作。先由若干企業用戶按照共同需求，簽定協同創新合同，結成創新伙伴關系。政府根據國家需求向企業伙伴征集技術創新項目，在此基礎上通過招標、邀標等方式與這些企業伙伴總體簽訂項目合同。對于技術轉移，政府與轉移伙伴合作，先由中小企業與大學或研究機構簽定研發、設計、許可等技術轉移合同，然后政府向轉移伙伴征集技術創新項目，通過入門遴選等方式與轉移伙伴簽訂項目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