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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期刊網 精選范文 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微博文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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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文化論文

        第1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旅游是人們暫時離開常住地,前往異地并不會在異地長期居留的活動。隨著物資流、信息流、文化流和經濟流的不斷發展,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逐漸發生著物質的、信息的、文化的相互作用。旅游屬于文化交流傳播的范疇,旅游的最大動因就是實現地域和文化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伴隨著旅游空間的流動而發生著客源地文化與目的地文化的跨文化傳播。這種文化傳播在國際旅游中得到更明顯、更突出的表現,而這種國際文化傳播就體現在:

        1.旅游者到達目的地對當地文化帶來觸動在國際旅游中,由于這種長距離、大空間的移動,使得兩地在文化氛圍中存在較大的差異。旅游者到達目的地后進行游覽和活動,一方面,對目的地的經濟文化形成一定的認知。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各種消費活動帶動了當地的經濟,但旅游者在當地的無意識性或示效應則對當地文化引起觸動,旅游者在目的地傳播客源地文化的行為一般是無意識的,但旅游者能夠從目的地感受到鮮明的文化差異。另一方面,如果旅游者來自于文化強勢的地區,他的旅游目的地是文化相對弱勢的地區,那么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行為方式就對當地人們形成了一定示范效應。與此同時,隨著當地居民從最初對旅游者的歡迎逐漸變成不滿,甚至不完全接受和理解旅游者的文化,這種就是跨文化傳播障礙的深刻表現。

        2.旅游目的地文化對旅游主體文化的影響人們之所以旅游,很大部分就是因為地域和文化之間差異的存在,相對于旅游者對目的地文化的影響而言,旅游者到旅游地旅游,把當地獨特的民俗文化及所見所聞帶回到客源地,這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在古代,唐僧西天取經,馬可波羅行紀等都是對跨國文化進行傳播的典型例子。旅游者回到常住地后,向周圍的人講起自己在目的地的所見所聞,這種行為也是有意識的文化傳播,但這種傳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體現在人們對事物的觀察和分析的局限性,旅游者眼中對目的地的感官及評價不一定是準確的,也不一定是真實的,大多數旅游者通常是按照旅游指南或旅游團的方式去了解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再加上不同旅游者之間存在較大的體驗和判斷差異,這就使得旅游者在真正了解當地文化方面會產生較大的跨文化交流障礙。

        二、國際旅游中語言在跨文化交際傳播中的應用

        在發展國際旅游業務中,以語言為載體的跨文化交際和傳播得到了廣泛應用,語言在國際旅游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基礎性角色隨處可見,下面就以泰國旅游業為例進行闡述。泰國的旅游業蓬勃發展,在國際旅游行業中具有很強的影響力,泰國旅游業之所以能如此繁榮,除了其具備獨特的旅游資源和文化藝術之外,語言在跨文化傳播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1.語言在泰國旅游市場中的細致體現進入泰國,如果你會一口流利的英語,就可以實現在泰國輕松自由行,無須導游,無論是吃住還有游購,對你來說不會有任何困難;同時,對旅游、文化之類的研究和考察都比較方便。因為,在泰國,各家賓館、飯店、娛樂場所、學校等都積極使用英語,在英語學習、宣傳方面隨處可見,雜志、地圖冊、名片、旅游宣傳促銷等非常全面,到位。即使是在一些大型的表演或歌舞表演場所,都會有相應的口譯。泰國整體的語言能力較強,英語在泰國的熟練運用,在發展本國旅游業,實現跨文化交流和傳播方面意義重大,意識強烈,耐人尋味。

        2.語言在泰國旅游及日常生活中的體現在泰國,所到之處,各種人員基本上都可以用英語進行交流和溝通,無論是在泰國什么地方,都能給人一種全民英語素質基礎較好的感覺,普遍反映出泰國百姓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強;與此同時,在泰國,無論是電視頻道,還是綜藝節目,英語類的節目比較多;在很多公眾場合,廣告牌、指示牌都是雙語解釋;在著名的景點中,日語、漢語、泰語等宣傳冊、資料冊都有免費提供。由此可見,在泰國,對跨文化交流和傳播十分重視,泰國民眾在語言方面的能力普遍較強。

        3.泰國對語言文化和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發展國際旅游與實現跨文化傳播相輔相成,廣泛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性發展大勢,多元文化交流的挑戰也是不可避免的,積極重視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讓國家的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中。從泰國在語言類課程的設置中,我們可以看到泰國各校將語言教學放在首位,泰國民眾在語言方面的應用能力、交際能力和水平方面已逐漸與其國民、國家的生存相互關聯,并逐漸達成普遍共識。

        三、國際旅游中實現以語言為載體的跨文化傳播的建議

        1.具備跨文化交流意識發展國際旅游,旅游者是活動的參與者,在旅游者、旅游從業人員及旅游目的地三方中,都應該具備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只有具備了這種意識,在面對異域文化人員時,才能從容應對。隨著世界交流的日益緊密,人們每天都在接觸各種不同的文化,逐漸形成跨文化的意識,但這種意識并不充分。因此,在發展國際旅游中,應該充分具備以語言為載體的跨文化交流意識。

        2.積極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首先,應該有意識地通過各種資料信息,多看多聽,多渠道地學習,積累更多直接或間接經驗。其次,在接觸和了解異域文化的同時,還要更好地認識自己,了解自身的文化,盡量做到“移情”思維。不管是來自強勢文化區域還是來自弱勢文化區域的人,在面對異質文化的時候都不應該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只有從異質文化中反觀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對異質文化進行“移情”思維。最后,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需要在跨文化的實踐中進行。一旦到一個新的環境旅游,首先就要學會客觀地看待新的事物,跨文化交流就是對異域文化的適應過程,并且促使自己加快適應異質文化的步伐。

        第2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大眾文化;全球化;文學教育;民族特性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7-0250-06

        江玉琴(1975-),女,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文化理論。(廣東深圳 518060)

        本文系廣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全球化時代消費文化的本土意識建構與應對策略研究”(項目編號:GDl0YWW03)的階段性成果。

        大眾文化作為工業社會的產物,它的批量生產與大規模消費已經成為全球化的基本現象。隨著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和消費業的中心,美國大眾文化也由此成為全球傳播最為廣泛的消費文化模式。但美國大眾文化在其他民族國家的傳播與消費,也引發了人們對大眾文化本土化問題的關注,產生出文化民族性的訴求。如何在美國大眾文化的侵襲下保持民族文化的本土特點和生命力是很多學者致力于探討的問題。本文力圖分析伯明翰學派先驅F.R.利維斯在批判大眾文化后提出的民族文化發展模式,為全球本土化的民族訴求尋找一種可能的途徑。英國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經產生了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抵制,并千方百計尋求民族文化的資源。以F.R.利維斯為首的一批英國文化批評家在20世紀展開了大量的大眾文化研究,探討了全球化大眾文化生產與傳播下的英國本土文化的發展趨勢,這使得我們在審視全球化與本土化、工業生產與民族性等問題上,由此可以獲得啟發,認識清楚大眾文化的特性,認真思考全球化大眾文化中民族文化的發展路徑。

        一、全球化時代的大眾文化

        大眾文化是個發展的概念,它經常被人與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等概念交纏在一起。

        大眾文化概念最早是與人們對工業社會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將大眾文化與“文化工業”相提并論,認為大眾文化工業把社會的個人塑造成無個性的群體一分子,“整個文化工業把人類塑造成能夠在每個產品中都可以進行不斷再生產的類型”。由此來批判資本主義大眾文化對人的物化與異化。大眾文化使人們的個性成為一種虛幻,并以此為資本家進行有效控制民眾的一種方法。相對于法蘭克福的大眾文化批判,其他的學者更關注文化概念的梳理,試圖以此勾勒出大眾文化的特點。美國批評家麥克唐納認為: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西方文化已經形成了兩種文化:即傳統文化(高雅文化)和市場成批量生產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發展出它的新媒介,如收音機、電影、漫畫書、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和電視。因此,大眾文化有時也被稱為“通俗文化”,它的標志就是大批量消費。大眾文化的產生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期。政治民主和大眾教育打破了古老的上層社會對文化的壟斷。企業建立了獲益的市場以迎合新近覺醒大眾的文化需要,而技術的先進性使得書籍、期刊、圖畫、音樂和家具的廉價生產成為可能,有足夠的產量來滿足市場的需要。現代技術創造出新媒體如電影、電視等適宜于大眾生產與分配的產品。這種現象在現代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完全不同于以往人們所知的藝術或文化。因此,可以這么說,大眾文化的產生的確成為高雅文化發展的一個毒癌。

        很顯然,在這個意義上,麥克唐納與法蘭克福學派觀點一致,都認為大眾文化對傳統文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大眾文化具有獨特的民間意義。但麥克唐納發現,大眾文化與民間技藝的差異性多過相似性。因為民間技藝產生于人們的自發、自動的表達,是人們自我的表現,并不受益于高雅文化,而是滿足自我的需要,而大眾文化則主要由商人雇傭的技術師來創造的,往往觀眾是被動的消費者,人們參與這個過程只是限于買或者不買。因此,大眾文化剝削了大眾的文化需要以獲得利潤或維持他們的階級統治。大眾文化特性反映了資本主義成為一個剝削的階級社會,而不是一個和諧的共同體。

        另一位美國文化批評家約翰·菲斯克則恰好持相反觀點,他認為:“大眾文化是由居于從屬地位的人們為了從那些資源中獲取自己的利益而創造出來的,另一方面,這些資源也為支配者的經濟利益服務。大眾文化是從內部和底層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像大眾文化理論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從外部和上層強加的。在社會控制之外始終存在著大眾文化的某種因素,它避開了或對抗著霸權力量。大眾文化始終是一種關于沖突的文化,它總是關涉到生產社會意義的斗爭,這些意義是有利于從屬者的,并非主流意識形態所喜歡的那種,這場斗爭的勝利,無論如何地轉瞬即逝或受到限制,總能創造出大眾的快樂,因為大眾的快樂始終是社會性的和政治性的。”菲斯特摒棄了法蘭克福學派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對大眾的精神文化掠奪,他借用文化霸權的觀念,將大眾文化看作了底層人們針對主流社會的一種有意識的文化抗爭。

        基因于人們對大眾文化的不同理解,英國學者斯托雷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歸納,認為至少可以列出它的六種不同定義:眾文化是為許多人所廣泛喜歡的文化;大眾文化是在確定了高雅文化之后剩余的文化;大眾文化是具有商業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別力的消費者大眾為對象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人民為人民的文化;大眾文化是社會中從屬群體的抵抗力與統治群體的整合力之間相互斗爭的場所;大眾文化是后現代意義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界限的文化。這種綜合性地籠括,反而給我們的大眾文化理解帶來了難度。

        本文認為:本文所述及的大眾文化是指工業社會批量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它具有濃厚的商業意識,憑借新媒介傳播與發展,具有廣闊的消費民眾基礎,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并推動社會同質性地發展,產生出巨大的社會文化影響力。大眾文化在消費社會中將整個世界聯結在一起。

        二、F.R.利維斯的大眾文化批判

        F.R.利維斯是英國杰出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化批評家,不僅被稱為文學批評劍橋學派的代表,而且因他以《細察》為陣地發表自己的文學文化批評觀點為英國的文學批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的文化批評主張被稱為“利維斯主義”,后來發展成為英國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的一個理論基礎。利維斯因其文化批評在之后20世紀中期崛起的英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先鋒意義,被人看做是文化研究中文化主義傳統的一個先聲,利維斯的觀點也藉此成為人們研究英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方面。利維斯及其同仁在英語學科基礎上發展的特殊主張,甚至啟發英國者佩里·安德森來形成他對英國民族知識分子文化結構極具影響力的解讀。雷蒙德·威廉斯曾高度贊揚了利維斯對當代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作出的貢獻,同時也指出利維斯對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精英態度的頑強執著。“(利維斯)學派的聯結模式被人們認真地廣泛地解讀為一種對誰處于局內和誰處于局外所抱有的基本的先入之見,在這方面,當然也包括其消極的方面,他們始終保持并強調他們本階級的作風。”

        本文認為:我們較少在民族文化領域和民族性的建構方面認真理解利維斯文化批評。利維斯的精英意識與他的民族意識是與他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密不可分的。

        利維斯對20世紀的大眾文化極盡批評之能事,認為正是工業文明生產下的大眾文化破壞了傳統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文化傳統的毀滅。在他的《大眾文明與少數人的文化》中,他預示了“工業主義”及它對社會與文化帶來的毀滅性后果。同時,他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在他看來,馬修·阿諾德理解的文化,是源自對完美的熱愛,文化即對完美的追尋,文化可以教化所有人,使知識富有人情,成為美好與光明的真正源泉,并通過對于古希臘精神和古希伯來精神的傳承而獲得。利維斯的文化秉承這一精英意識,提出文學作為創造性的形式,在大眾文化話語出現的時期越來越被歸屬于少數人所擁有。同時,少數精英分子承載著文化傳統,“人類最高雅經驗屬于少數人,正是這些少數人把文化傳統中最細微最易遺失的內容保留下來。而且他們還規范了一個時代高雅生活的內在標準,比較高雅與通俗生活之間的價值感,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判斷中心的位置”。

        在對“文化”概念做出相應界定的同時,利維斯將批判的利劍直指機器文明,因為正是機器文明導致了批量化和標準化的大眾文化的生產。基于這一考慮,利維斯根本否定科學文化的存在,這也是他與C.P.斯諾產生關于“兩種文化”爭辯的原因。1959年,C.P.斯諾出版小冊子《兩種文化》中提出:當前社會存在兩種文化,即科學文化和文學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傳播者,分別為科學家和文學知識分子,但兩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斯諾強調,科學文化也是一種文化,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盡管不同領域的科學家間未必總是互相完全了解,但他們卻具有共同的態度、共同的行為標準和模式、共同的方法和設想。斯諾也提醒世人,傳統文化和科學文化的對立會造成實踐上、智力上和創造性上的損失。他指出:科學文化工作者對傳統文化的忽略固然不對,但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則更加自負,因此,他批判傳統文化支持者的這種態度,“傳統文化被他們看做是整個文化,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無論就其本身的價值或者就其結果來說都毫無意義”。而且,傳統文化教養下的很多人對科學家的無知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斯諾認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真正溝通傳統文化和科學文化。

        斯諾的“兩種文化”觀遭到了利維斯的極大反感和批判。利維斯堅決反對斯諾“兩種文化”的提法,堅稱只有一種文化,那就是文化傳統。很顯然,爭辯的雙方都認識到焦點在于對“文化”一詞的解釋上。斯諾自認為“文化”的本質應該是那些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和諧發展。那么,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運用,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而且結合人類學發展中的文化概念,自然科學文化當然位列其中。但利維斯則完全反對這種觀點。他指出,《兩種文化》完全缺乏知識的區分,從內容上說,斯諾并沒有表達出他對于文化的理解。斯諾被他的同代人剝奪了深刻性,展示的不過是一種信息。他使用這個詞不過是顯示出他缺乏智性,不過是反映了人們面對思想的空乏。如果要像斯諾所說,非要將兩種“文化”連在一起,那么,斯諾需要論述將兩種文化連接起來的可能的、必要的模式。因此,利維斯諷刺斯諾,認為斯諾不過是一個科學家,他可以證明他知道科學,卻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了解小說,而且在《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里他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

        本文認為:在針對文明與文化的論辯中,實際也是利維斯的文化觀念的基本部分。利維斯并不否定科學和科學成就的存在,但他反對的是將專業知識作為指導人類社會前進的精神力量。所以,利維斯強調,科學的唯一特征就是表現知識。但大學的職責并不只是傳播知識,更應該是培養人文意識,成為培養人們洞察力、判斷力和責任心的地方。所以,大學不應該是一個專家云集的地方,而應該是人文主義者的聚集地。基于對科學的精神領導力量的否定,利維斯極力批判斯諾的科學文化立場。這也是他否定工業文明的基礎。因為工業文明創造了大眾生產與大眾文化。1930年,利維斯將這個稱作為大眾文明,在他晚期則稱作為技術的本雅明社會。利維斯將本雅明態度看做是導致了這種簡單的呈退步狀態的人類價值概念。利維斯在《并非我的劍》中分析說:“美國環境是現代文明的環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明的技術復雜性,一種僅僅回答合作的效率性就可以處理的復雜性,也就是知識、理解力和愿望的合作集中。另一方面,社會和文化的分解伴隨著非人性的復雜機器的發展,這正在毀滅原本在勞動中應該得到控制的東西。正如社會,在這樣復雜機械化中,已經產生了意識進步的不可能性,產生了合作和控制的權力,這已經失去了智能記憶和道德目的。”顯然,利維斯認為,本雅明以一種過度的理性嘗試去衡量、平均和量化社會,這弱化了人類的價值。

        基于對英國文化發展的關注,利維斯強烈提出現代社會對技術理性的限制,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由上不難看出,利維斯反對現代文明及其產物大眾文化,他極力要挽救現代文明對當代文化產生的破壞作用,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少數人創造的經典文學的作用上,以望承載著偉大傳統的經典文學能夠力挽狂瀾,在大眾文化淹沒的世界上保留人類精神的連續性。

        三、F.R.利維斯的民族文化建構

        霍米·巴巴曾指出:“民族,與敘事一樣,在時間神話中喪失了它們的起源,僅在思想的視野中還能完全認識到民族的存在。這樣一種民族的形象,抑或敘事,幾乎不可能是浪漫的和過度隱喻的,但正是這些政治思想和文學語言的傳統使得民族能在西方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歷史觀念而出現。”顯然,在嚴肅思考如何解決大眾生產與大眾文化產生的社會文化災難時,利維斯將希望寄托在文學作品上,認為只有文學藝術才是維持人類社會連續性的關鍵,人類只有保持文化連續性,才可能實現在科學和技術日益統治的社會里保留和發展人類目標和價值的完整感,利維斯所強調的傳統文學與文化的培育,正是一種民族文化建構。利維斯的這種民族文化價值的維護,得到了弗朗西斯·穆赫恩的肯定,在面對要閱讀什么,應該怎樣閱讀文學以及為什么閱讀時,他認為英國的答案是:“英國文學批評主要是由F.R.利維斯和Q.D.利維斯夫婦呈現的”。

        (一)傳統社會的遺產梳理:英語語言和有機共同體

        利維斯尤其鐘愛17世紀的英國社會。在對17世紀文化的梳理中,他強調了在這個時期英國民族語言、英國有機共同體的構成。這也是他所認為的精英文化的基礎。

        利維斯認為文化與語言關系密切。“沒有最優美習俗存活的微妙性,傳統就死亡了”。文化、傳統和語言之間的關系是這樣的:“我們文化的核心是語言,我們擁有從某種意義上說仍然鮮活的我們的語言傳統。語言不只是詞語的事務,或者說他們比他們看起來的意思表現的更多。”在利維斯看來,演講作為語言的一種運用,就是從詞語上將我們的過去和現在聯系在一起。因此,即使傳統的家庭和社團解散了,但只要演講的語言仍然存在,就意味著傳統的保留與延續。對于文化而言,英語語言文學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一定要保持這些連續性,讓文學鮮活地保留語言的民族功能。

        利維斯論述語言和傳統的關系的觀點集中在他的《怎樣教閱讀》一書中。利維斯認為語言與文學傳統相關,必須把語言看做是一種特殊文化傳統的表達:“一種給定的文學傳統并不是純粹的,正如它是出生的地理偶然性的,與一種給定的語言相關:這種關系可以看做是彼此之間的兩者。語言不僅是一種傾向文學傳統的類比而且是屬于語言的發展。”但文化傳統的價值在現代社會必須通過大學來實現。在《教育和大學》中,利維斯提出“大學應該為人認識到它的文化傳統的象征,文學傳統仍然被認為是一種直接的力量,代表了比現代文明更加古老的智慧”。利維斯強調:“大學正如我所預想的,并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他是對當前極端快進的文明需要的答案。需要找到一個辦法來拯救文化連續性,連續合作的更新保持思想洞察力、判斷、責任心和精神意識鮮活的傳統,對變化和引導的權威性作出反應。”很顯然,只有在大學教育中秉持文學教育的宗旨,文化傳統的連續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利維斯的民族文化是深深扎根于17世紀的社會環境中。既然利維斯認為他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文化日益衰退的時代,所以,只有建構17世紀的完美社會才可能與現在的時代進行對抗。利維斯如此鐘情17世紀的社會與環境的原因在于他對17世紀的偉大文學成就的肯定。17世紀產生了莎士比亞和班原兩位偉大的文學家,這個時代也是英國生活中最充滿文化活力的時代。因此,利維斯審視了產生偉大文學家的社會環境,認為這恰恰是20世紀的英國所缺乏的,所以需要大力強調的精英文化的傳承。而莎士比亞與班原的成功在于他們所處的環境。首先,莎士比亞的劇院和觀眾為莎士比亞創造他的天才語言和實踐提供了環境。“劇院取決于場地與受歡迎度保證了莎士比亞會使用他的‘天才語言’——他成為了語言的天才。”而這個語言天才的產生是因為他所處身其中的社團文化。“他屬于一個社團,這個社團使劇院吸引受過良好文化教育的與大眾能同時欣賞的那種可能性。一個民族文化植根于這種土壤……英語習俗的力量與微妙性來源于農業生活方式。”因此,利維斯反復強調文化環境的重要性,認為莎士比亞的成就,是因為一個富饒的社會秩序、一個有機的社會的存在使其成為可能,在有機社會的基礎上才能生長出英語語言的繁榮。這一點也對于理解這種利維斯崇尚的文化特性非常重要,因為他的觀點的本質指向一種社會模式。

        利維斯把17世紀的這樣的社團成為是有機共同體。“這種有機關系不僅使這段時間的文學成為可能,而且整個社會層面都獲得受益;它是總體文化活力的必要條件。”盡管利維斯并沒有給我們拿出一個他關于社會模式的清晰的理解。但由莎士比亞所杰出表現的語言活力,宗教特性和大眾文化與復雜文化之間的親密關系顯然是他深深仰慕的社會模式。

        有機共同體是利維斯論述英國民族性的基礎。利維斯曾對這樣的有機共同體表示深切的惋惜。“我們已經失去的是富于活生生的文化的有組織的社團。民歌、民間舞蹈;民屋以及手工制品都是某種更多東西的表達和標記:那就是生活的藝術,生活的方式,有秩序有模式的社會藝術,相互關聯的密碼,有反應的調整,來源于永恒經驗,走向自然環境和年輪韻律。”顯然,利維斯強調一種鄉間的生活方式,但他悲痛于失去了這種社團,社團演變成為了城市的和工業的生活。植根于這種土壤中的社會文化也發生改變。利維斯只是希望這種有機共同體能被新時代的人們記住,并將這種精神作為指引的目標。

        (二)文學教育:傳統的傳承與民族的希望

        傳承文化傳統是利維斯半個多世紀努力的事業。他發現只要人們擁有對文學批評功能重要性的認同,就可以達到他的偉大目標。批評的功能既不是社會分析,也不是詩學形式或文學理論,它主要擔負著特殊的評判角色。他曾明確指出:成就莎士比亞的不僅是莎士比亞本人,還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大眾。“我僅要補充一點的是并不純粹有莎士比亞,還有許多現代英語文學的創造者們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英國擁有一個受過教育的階級而且還擁有受過教育的大眾。”所以,利維斯在洞察了文學傳承文化傳統的同時,更深刻地認識到需要更多的人在通過大學的教育把這種文化精髓繼承下去,那就是需要大學文學教育,只有大學教育和公眾的受教育才能將文化傳統薪火相傳。R.P.壁蘭發現:“(利維斯)認為文學批評的標準只有存在受教育的公眾那里才會有有效的結果。”因此,利維斯極力在大學里建構當代品味,他通過文學批評微妙地把文學判斷、價值判斷清晰地貫入到大學教育中去,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挽救社會文化,才能把人類最偉大的傳統繼承下來。

        利維斯一直認為在他的時代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技術的提高社會的革新,文學越來越擔負起傳播人類精神的重任,大學文學教育也顯得越來越重要。他強調了大學在社會時代里的作用,并賦予大學新的意義。“真正的大學是文明世界的意識中心和人文使命中心,是文明的創造中心,沒有它我們時代的意義和人文智慧所依憑的生動遺產就不可能繼承下來。”他還說,大學不只是一個科學的中心和培育機構,也不只是一個技術機構,或者專家部門的合作,它實際是代表著社會必須做出持續努力(由合作指揮和完整人類責任的努力)的本能和機體,以此來保持認知的需要并提供記憶和成熟目地的文明。因此,他強調大學在一個國家的文化生活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認為大學的功能在過去常常以多種方式保留著富有生機的連續性,起著總的社會生活的功能。如果大學提供的資源不是為了努力集中和培育洞察力、連續性的目的,人類遺產就遺失了,人類將面對著比恐懼原子彈災難更可怕的命運。“如果大學的思想不能在大學里為自身所理解,也不為人以激情所奮斗、為人所知,成為最終信仰,那么我們的世界大學在哪里才可能存在,誰才能待在大學里?”

        既然利維斯意識到大學的功能,他就更加意識到文學在教育中的地位,因為文學是“和我們一樣的存在,也應該是我們時代文明真正的潛在力量”。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有智慧、有責任、有資格成為國家有影響力的人群。因為只有這樣的一群公眾才可以決定性地影響政客與政治家形成他們的思想、統計、規劃和實施的知識分子的和精神的氣候。顯然這里利維斯秉承的是精英主義意識,他主張文學的社會批判作用,重視少數精英創造的價值判斷對社會公眾的影響,認為大學文學教育可以把這種影響貫徹下去。所以,利維斯說:“有一種觀點是超越階級觀點,那就是一種知識的、美學的道德活動,它并不純粹表述階級起源和經濟環境;還有一種‘人類文化’是必須通過培養人類精神的自動性才能獲得。”在他心中始終認為在任何時期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關心文學藝術欣賞,而也只有這少數人能夠不受干擾做出第一判斷。因此,他相信依靠這些人的文學價值判斷,才可以繼承人類的精神。他關注文學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因為這“應該是我們時代文明真正的潛在的力量”。而且,利維斯始終認為文化連續性的焦點只能存在于英語里。在多樣性和范圍方面出色的無以匹配的英語文學,在改變生活方面深刻性和豐富性的英國文學,給予我們還沒有死亡的文化的連續性。沒有其他的東西,也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接近思想、精神和敏感性的完整連續性。所以,只有堅持大學的文學教育才有可能把人類文化的連續性持續下去,才可能將偉大的傳統發揚光大。

        第3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品牌;塑造;傳播;途徑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9-0026-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9.013 [本刊網址]http:∥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高校辦學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高校逐步成為面向社會、面向市場、相對獨立的辦學實體,在這種形勢下,高校之間展開了公平競爭。在這種激烈的競爭環境下高校除了需要通過雄厚的師資力量、完備的科研設備、系統教學體系等內在實質的沉淀,還需要塑造學校形象、建立品牌效應、傳播自身文化,使大眾更了解學校的發展及品牌文化內涵,從而獲得社會支持,贏得發展良機。

        一、大學文化品牌的概念及塑造意義

        (一)大學文化品牌的概念

        在了解大學文化品牌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大學文化。大學文化植根于文化的土壤,由文化的涵義延伸得出。文化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綜合。它由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長時間積累而形成。大學文化是大學思想、制度和精神層面的一種過程和氛圍,是大學校園的師生長時間工作和學習積累而成的一種規律性和代表性文化,它支配著校園主體的行為習慣和思考方式。

        大學文化品牌是大學文化的產物,是大學特色的體現,它凝聚了大學辦學多年積累的文化底蘊,是讓外界了解大學文化的最好途徑。文化品牌能否長遠的發展下去依托于品牌的文化內涵,而文化內涵的積淀與品牌構建又互為依托,相輔相成。

        (二)塑造文化品牌的意義

        大學文化品牌具有引導性作用:大學文化品牌對大學生及大學的全體教職工都具有引導性作用。它可以反映出大學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人文素養,同時也代表了社會的主流文化。好的大學文化品牌可以凝心聚力,規范人的行為和思想,對師生的行為及學校發展等多方面具有指導意義。

        大學文化品牌具有激勵性作用:大學文化品牌對師生具有激勵性作用。文化品牌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對師生人文素養體培養,打造優質學生與教師團隊,是提升學校品牌價值的有效途徑。而優秀的師生代表可以帶給其他師生員工以榜樣的力量。樹立好的榜樣可以激勵學生努力學習、教師認真工作,實現自身價值從而推動學校的發展。這樣就是一種良性循環,優秀文化品牌的塑造可以帶給師生員工優質的育人工作氛圍,高質量的人才培養又為學校帶來更多的資源與競爭力。

        大學文化品牌具有制約性作用:制約性作用可以體現在學校管理的制度上。學校依據多年的辦學經驗制定符合當代學生的校規校紀,這也是一種大學文化的體現,而在文化品牌的約束力下學生可以自覺遵守這些規章制度,以文化來自覺人的行為。同時樹立了文化品牌可以對那些破壞校園文化的負面、不健康的文化予以抵制,使大學文化成為一種積極的,符合社會發展的文化。

        二、對集寧師范學院文化品牌塑造的建議

        (一)塑造文化品牌的原則

        1.傳承歷史傳統體現時代特色

        大學文化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要經過歷史文化的洗禮和現代文化的制約,要傳承歷史傳統,體現時代特色。集寧師范學院辦學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1931年,原綏遠省在集寧創辦綏遠省立第二師范學校,開啟了烏蘭察布近現代師范教育的先河。1958年,依托之前設置的集寧師范學校,國務院批準成立了集寧師范專科學校。2009年3月,教育部批準在集寧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的基礎上建立集寧師范學院。因此在塑造文化品牌的過程中要傳承集寧師范學院一直以來的歷史傳統,傳承優秀學科歷史、人文歷史、教學教法等。同時也要結合我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來傳承國家的歷史文化。

        在結合歷史文化的同時也不能與現代文化與潮流脫節,那樣培育出的大學文化品牌就不具有現實意義。時代特色是學校在不同時期對于文化品牌塑造所需重新認定和調整的內容。集寧師范學院在塑造自己文化品牌的過程中可弘揚時代主旋律,與當代人文精神相結合,建立符合時代文化的品牌內容,贏得師生共鳴。

        2.弘揚大學精神彰顯學校特色

        集寧師范學院文化品牌的培育要充分的結合本校的實際情況,弘揚先進的大學精神,彰顯學校特色。每個大學都有自己的辦學理念,該理念是大學的一面旗幟,是學校特色的體現,是學校發展的指導方針;塑造大學文化是一個長久的過程,始終堅持以學校的發展為基礎,不斷吸取一代代大學生的文化觀念,建立促進學校發展的文化品牌;堅持不斷創新,順應時展。在塑造品牌的過程中要與大學精神相協調,要與國家對高校學生培養目標,大學教育的精神實質等相結合。

        集寧師范學院要運用符合品牌要求的文化建立特色文化品牌。如近些年來,民族地區對于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日益凸顯,所以可以將烏蘭察布地區的察哈爾文化融入該文化品牌中,使得該文化品牌能夠適應少數民族地區的特色文化,體現學校和時代特色。

        3.發揮專業特長凸顯學科特色

        培育大學文化品牌的根本目的是育人,當代大學的特點是具有專業優勢,每個大學都有自己的重點學科和專業,結合集寧師范學院重點學科和專業來塑造文化品牌是重要內容。從最基本的角度體現其專業特長,以品牌的影響力凸顯學科特色;打造屬于集寧師范學院獨特的專業優勢學科,提升品牌價值,突出同類學科在集寧師范學院學科建設中的不同特色,彰顯文化特色。

        (二)塑造文化品牌的方法

        在文化品牌塑造的過程中必須有切實可行的方法。

        首先要做好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包括多方面內容,就集寧師范學院文化品牌的定位可以體現在專業定位、校園文化定位、發展定位等多方面。

        其次在定位之后要進入文化品牌的培育階段。培育的過程是漫長的,其中讓文化品牌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與學校發展愿景、使命相結合是重要的內容。例如擬定與學校發展密切、體現學校精神的校訓、標語,讓這些文化軟實力深入人心;建設體現學校文化和獨特風格的硬件設施;舉辦相關講座,傳播學校文化理念等。諸如此類可以和學校文化相結合又能體現學校特色和發展愿景與使命的實際操作方法在品牌培育階段來完成。

        最后要對已建立的文化品牌不斷完善、不斷實踐和創新,進行科學規劃。在品牌的發展中保持持續關注,發揮優勢、發揚優點,及時發現缺點與不足,予以改正。將文化品牌的塑造看作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過程,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修訂,讓文化品牌隨時代和學校的發展而發展。

        (三)文化品牌塑造的創新機制

        大學文化品牌是一種及具特色的文化,想要長久持續建立并被社會關注就需要不斷吸收先進文化和理念,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文化品牌創新體系是實現品牌長久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

        首先努力讓學校、師生成為文化品牌的宣傳者,使其成為校園文化的代表。將文化融入校園的一草一木中,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內容,將文化的精髓植入校園建設中。努力營造出一種符合當代大學生思想與特點的文化氛圍。

        其次讓校園文化走出學校、走向社會、融入社會,加強學校之間的文化交流。如舉辦相關競賽等在增進學校之間情感的同時,在增進學校情感的同時,也彰顯了獨特的文化特色。同時也可以從外界引入新文化和熱點,豐富本校的文化和品牌特色,增加與學校的聯系。如校企合作辦學,可以有效將學校的文化理念和品牌內容植根于企業之中,達到企業和社會的對學校文化的認可,同時對于學生就業即產品輸出也有重要作用。

        最后學校應當加大對文化品牌的投資與重視。利用一切可利用資源,豐富大學文化品牌的多樣性,開拓創新,為文化品牌的培育提供合適環境和有的保障。

        三、集寧師范學院文化品牌的傳播策略

        (一)文化品牌傳播的內容辨別

        首先要對文化品牌內容傳播中要滿足什么愿景做到心中有數。例如學校整體發展目標;要對師生起到一個什么樣的影響作用;是否能夠用文化自主規范學生行為等。其次要凸顯個性。明確展示學校文化品牌的獨特內涵與同類高校相比有什么不同,這些個性在傳播過程中要符合社會、師生的心里認同感,同時個性的凸顯也更容易被受眾所接受。再次要符合的社會發展。品牌在傳播過程中要符合當前社會的發展狀況與形式,不能與社會脫節,符合社會主流文化體系,符合當前的傳播模式,符合社會需要。

        (二)文化品牌的傳播途徑

        第4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著述;署名;知識產權

        中圖分類號:DF5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2013)03-0167-03

        一、問題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義呢?首先,發表著述或各種文字作品必須有署名,無論出現在文頭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對所闡述的內容和觀點的確定,以及要背負起因文字內容傳播而產生的責任和義務。其次,從文獻發展歷史來看,署名的出現稍后于書籍、文獻的產生,它受到社會制度、文化權利和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再次,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化大繁榮、文化權利越來越表現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頻頻出現的剽竊事件已經讓人們深刻認識到,文責自負之余,署名權和署名利應該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署名牽涉到責、權、利和社會倫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勞動成果和知識產權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發展歷史與現狀

        (一)署名發展史略述

        漢代以前的書籍都沒有署名。春秋戰國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無其器”,文獻只服務于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圣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學在官府”、“王命作冊”“官守其書”是文獻產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隸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群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翻勿庸諱言,書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眾是沒有可能接觸到的。孔子的偉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到官書的便利,修《春秋》、定《禮》《樂》、刪詩書、序易傳,將知識和思想向下傳播。雖然孔子自認為“述而不作”,《漢書·藝文志》中也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他的所作所為所述,被其弟子理順出一套儒家的哲學思想,作為一種精神財富,為后人作述和統治階級束民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后世奉為六經的《易》、《書》、《詩》、《禮》、《樂》、《春秋》雖然沒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學思想精髓已經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記。

        “從戰國起,學問開始向今日所謂求知識、求真理的方向發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爭鳴為文化特色的“士”階層知識分子“將學問視為天下公理,而不是爭名奪利的工具,這樣自然也沒有在作品上標明作者姓名的訴求。”“諸子百家”是春秋戰國時期學術領域內各思想流派的代表。雖然各門派都有自己鮮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蓋古人著書,不自署姓名,惟師師相傳,知其學出于某氏,隧書以題之,其或時代過久,或學未名家,則傳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稱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為某之學。”《老子》、《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沒有署名。徐嘉錫先生認為:“自《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乃題姓氏于傳之上以為識別。其后一傳之中,又多別自名家,各為章句故訓,于是復題其姓氏。蓋其初由后人追題者,久而變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稱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雖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漢、晉以后之事。”對于古書不具署名還有一種看法,“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蓋古世質樸,人惟情動于中,始發于詩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轍系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陳氏的話雖然是就《詩經》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書。大概最初作家進行創作,是為了表達一種思想、一種感情。署名與否,無關緊要;人們傳誦它,采風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內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這是古書不題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書成于眾人之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書不成于一時一人之手,所以不題撰著人。”此觀點認為,先秦諸子書,撰非一人,成非一時,實際是各個學派的集體創作。

        對于漢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觀點認為“作為書籍領域后起之秀的經籍與子書,無法擺脫官書及其悠久傳統的制約,只能繼承官書傳統在此基礎上逐步加以變革。因此,官書之特征(不準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不僅是官書的基本特征,也是漢以前經籍與子書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漢以前書籍雖以著作為主,卻沒有署名。

        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傳統同時,還有私人修史的傳統。從漢朝到隋朝的幾百年間,編著以傳注、義疏、史書為主要出版書籍,不僅著述出現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書籍可以從書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參看《漢志·諸子略》中的很多文獻名可見一斑。署名的出現不是出于偶然,“晉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漸規范,說明著作署名權問題已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作品與作者的歸屬關系在人們的意識中得到了強化。”唐代雕版印刷術以后,圖書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書籍文獻傳播的范圍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帶的信息更加詳細。“漢以后,文獻多署作者名姓,但標法不一。有的先標籍貫(郡望)再寫姓名或字號,有些署名將時代、籍貫、官職、封號、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幾項連寫,宋及明清著作書名多采用這種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還署“主修”、“協理”、“鑒定”、“校閱”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實姓名,而屬字號。古人名號情況復雜,加上職官就更難以理解。因此,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職官制度及名號知識。”很顯然,署名現象已經受權利、名利所累,通過明確的分工細做,成為一種文化權力的符號。

        總之,古代圖書作者署名從無到有,署名前的修飾附加成分由簡到繁,不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視通過著書立說來闡述個人立場、主張、思想,標記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響,學而優則仕之風盛行,著述立說只圍繞經典,論經明道,以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署名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認為:“經是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書籍,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經的領域在逐漸擴張……”試想,如果沒有受到統治階級專制思想的制約,中國古代“獨尊儒術”的局面會大大改變。比如西方具有較早文明史的古希臘就是如此。“古希臘時期宗教的勢力尚未強大,這就為歷史、哲學、醫學、詩歌和戲劇等非宗教類著作的創作和發展提供了條件。當時學術和文藝創作比較自由公開,不少文人和學者紛紛通過自己的著作署名來擴大影響或創立學派。這就導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其哲學著作奠定了希臘古典哲學的基礎。”因此,著書立說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行為,它受社會制度、文化權利影響。著述作者闡述觀點時,必須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為階級階層服務。

        古人能夠著書立說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僅包括他必須有較廣博的學識,還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通常是史官、諸侯、博學之士或藏書家。從文獻發展歷史脈絡來看,他們中間最早能夠觸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這些人能夠接觸到王室或皇親國戚家的藏書,后來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夠得到賞賜書籍的王爺和官員,以及在皇家整理書籍中形成的書院或由于宗教發展而形成的寺觀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帶有時代、官職、爵位、封號,采用何種體裁等就不足為奇了。

        到了近代,人們明顯地認識到署名已經牽涉到了個人利益、權利和名譽。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風雅”的貴官,如畢沅、阮元……,幕中羅致了不少學人名士,由他們幫助編書刻書,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錢而好名的出版家為人刻書,自己也擠進去掛個“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資刻書者。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書中的考證,大多出自阮元的學生朱為弼之手。在杭世駿的《三國志補注》和趙一清的《三國志補注》的雙胞案的大辯論中,明確地反應了學術界對著作權的重視與對不道德的剽竊行為的深惡痛絕。”1910年,由清政府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官方第一次從法律上確立了署名的尊嚴、權利和義務,以及受到國家機器保護的不可侵犯性。

        (二)現代社會署名多樣化現狀分析

        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階段,署名無論從形式、內涵和權力都發生了變化。拿紙本書為例:一本書的問世,不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還有出版單位署名,策劃編輯署名、責任編輯署名,封面設計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現的是分工責任的明確和市場化反作用于著述而體現出的利益均分。同樣,如果這本書的出版引發了不好的結局或反響,不僅作者有責任,連帶著作上相應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倫理道德、文化反響等等方面。

        隨著各類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同體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現代署名方式與古代大有不同。“中國古人并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國,做學問其實都是圍繞經、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經是一切學問的本源,正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是指天下學問源于經,尊于經,不可背道而馳。古人歷來有鄙視“小說家”的風氣,認為小說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為街談巷議,道聽途說,不能與正統學術思想相提并論。也就是因此,文學創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為文獻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認為,“文學署名之所以落后于歷史、哲學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應有文學意識不強、文學沒有獨立性的原因,當然也還有文學不及歷史、哲學那么受重視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學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體現出來。

        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一旦成為著作出版,儼然帶有科學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標注出該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應為科研課題的負責人和全體參加人員。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種,視具體情況而定。著作若為一人獨立完成,則在題目下直接單獨署名;若為幾人合作完成,則為幾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應按貢獻大小依次排列,不應‘論資排輩’;若作者較多,則可在題目下寫出若干個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記中逐一列出。”“在論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貢獻,另一方面已說明其對論著應負有的責任。”科技著述相對于文學作品更加具有嚴謹性和嚴肅性,署名的順序表明個人在某項研究中的貢獻大小。

        隨著網絡普及化發展,一個新的文學現象——網絡文學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網名。網名更與真實姓名相去甚遠。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們以網絡為媒介表達自己對社會熱點、民生問題等觀點的一種寫作方式。用真實姓名作為網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實姓名較多,他們的言論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以網絡為背景的文學創作、微博或博客,作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穩定性不高,但它們涉及的范圍、內容較廣,可以作為信息檢索的線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圖書館出現之前,利用名人導讀書目獲取圖書信息。比如,龍啟瑞編撰的《經籍舉要》,張之洞編撰的《書目答問》,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名人撰述。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略例》中有這樣一段話:“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擇名師名人之撰著,是研讀古籍之捷徑。

        對于現代人來講,圖書館和網絡是獲取知識和信息主要途徑。在計算機出現之前,圖書館使用過很多種文獻目錄,其中有一種責任者目錄就與署名有關。“它是按照文獻責任者(包括個人、機關團體或會議等)的名稱字順組織而成的目錄。其主要作用有:1、以責任者名稱提供文獻檢索途徑。2、揭示圖書館入藏某一責任者的全部著作。責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編者、輯者、校訂者、注釋者、繪圖者等。對于某些知名責任者的筆名及其他別名,必須采用參照法引導讀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獻;對于刊載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關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給予適當反映。”嗍

        當機讀目錄成為圖書館查閱書籍的主要手段時,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檢索條件。數據庫的建設和利用更成為許多高校和公共圖書館信息存儲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開任何電子資源數據庫,利用作者署名檢索相較于主題詞檢索和關鍵詞檢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數據庫建設方面,對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學科領域內,“經過審核的優秀論文可以作為經典論文進入數據庫,以供作者寫作時進行閱讀、吸收、參考:其參考文獻又會形成新一輪的引用認同文獻與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認同的是高質量論著與杰出作者,說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點上進行的;如果引用認同的大多是陳舊過時的劣質論著,說明作者的研究視野狹窄,成果質量也不會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論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數越多。在某種程度上,署名成為衡量文獻質量的標準。

        通過網絡博文獲取信息也成為當代讀者在除圖書和數據庫之外獲得信息的重要途徑。在各學科領域的學術界領軍人物。他們通過博客這種便捷的方式。從各自的學術研究角度,對社會熱點的經濟問題、法律問題、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比如鄒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舉例了北大名師如張頤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從北大學者博客的內容看,這些博文相當于書寫時代的日記、札記、隨筆等,這些資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學術史和傳記的重要資料,也是北大學術史,乃至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資料,這些博客成為歷史學家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參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隨意的特點,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學者的真性情,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論文中難得一見的,因此更顯珍貴。”

        相反,署名問題也會給資料搜集工作帶來困擾。我們在搜集網絡信息時,不能判斷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緣于署名問題。網絡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門,網絡作者根據自己的愛好、習慣、引人關注程度等起網名,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網名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有一定價值的信息搜集起來很麻煩。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線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頭進行判斷。比如,我們在做民俗圖片搜集時,經常會遇到沒有時間、地點和詳細描述,又有資料價值的圖片或視頻,必須咨詢學者專家的意見,對資料做簡單的描述,以便錄入數據庫。還有一些網友會將自己家鄉發生的民俗活動視頻或圖片發到網上,只有網名和上傳時間,其它我們想知道的內容一概沒有,但是這種記錄民俗的資料很稀有,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將它著錄并保留下來,遺留問題就是知識產權問題。

        署名還有另外一種功能。“考察教職人員流動的一種方法是從已經發表和出版的文章和著作署名中發現高級職稱人員的流動軌跡。”閻根據署名的檢索,通過數據分析、比對,可以了解作者工作單位變化,著述研究方向的改變,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才流動、區域性科研水平以及其最近的學科研究動向。這對于圖書館工作人員跟進學科前沿信息、跟蹤學術信息流向大有裨益。

        第5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網絡影評的生存狀態及其走向研究》這本書是李建強先生對于網絡影評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成果。本書是目前國內首部研究中國網絡影評的專著,對于廣大的電影文化研究者和電影愛好者來說都是一本可供參考的讀物,此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補充和豐富了中國電影批評這一領域。

        一、《網絡影評的生存狀態及其走向研究》概況

        本書有著清晰的脈絡,行文集中探討“網絡影評”這一新生事物,主題突出。作者從影評學、傳播學、文化心理學等角度做出了較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對網絡影評的未來走向給出了期待。

        盡管是對新生事物的探究,但是,本書卻顯得淺顯易懂。原因在于作者對全文進行了條分縷析的架構,章節、層次分明。既有對網絡影評的縱向深度挖掘和剖析,又有同國外網絡影評發展的橫向對比,書后亦附上大量的影評人訪談和優秀博文、影評網址鏈接等詳實的相關內容。

        全書共分為六個章節;一到五章主要介紹了我國網絡影評的基本情況,對網絡影評進行了界定,詳細的論述了網絡影評的特征和優勢,以及網絡影評對我國電影評論發展的作用,同時也反思了網絡影評存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對網絡影評的未來發展走勢提出了若干期待。作者在對網絡影評的相關特征做結論時并不是僅憑一家之言,而是以統計學的方式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科學的數據,就數據進行分析。不僅如此,本書還囊括了大量的圖片、圖表、影評文章附錄,這些元素的運用使得本書在抽象的理論之外增加了閱讀的生動性與趣味性,更易被讀者接受,同時也可見作者對于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

        第六章,將英國、美國以及我國港臺地區的網絡影評發展狀況單獨列出來講,做了大量的截圖和翻譯工作,不僅對英美兩國網絡影評的發展概況做了分析,還列出了影響力較大的個別網站進行了詳細的個案分析,并同我國大陸網絡影評做一番對比,于比較中發現問題,或許能為國內影評網站更好的發展提供一定的范本和模式。

        附錄部分,分別刊載了周黎明和衛西諦的采訪實錄,國內名家博客和博文選介,網絡影評網站選登和網絡影評受眾調查問卷。雖為收集整理的資料,但可以讓廣大讀者近距離了解影評人的實際情況,并給讀者以實用性的網站介紹,讓人倍感親切。

        由于本書是關于網絡影評研究的首部著作,因而并無同類型書籍可作比較。但是,廣大學者若想尋找一些關于網絡影評的詳實信息,或可作為一本參考書拿來閱讀。盡管作者為著此書頗費精力,但是畢竟沒有完美的事物存在,本書尚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第一章第三節,網絡影評的受眾及其使用情況調查,作者試圖用數據統計的方式來做學術研究,如此更能增加其科學嚴謹性。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但是,此次調查在對象的選取上僅僅涉及到17—28歲之間的青年人,且都是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問卷只有350份。我們都知道,數據統計的目的在于定量分析,這個量必須保證數量和范圍的質量,而此次調查從受眾群體和覆蓋面積上講,都顯得太過片面和狹窄。眾所周知,網絡影評具有大眾性,它的群體和接收群體是及其廣泛的,從專家學者到普通群眾,無所不包,而每一個層次的者和接收者由于學歷、專業等因素的限制對于網絡影評的認知都是不同的,因此,要想準確的探究,就必須在調查時覆蓋各個層次的調查對象,且調查人數應該越多越好。本書的數據以及因此得出的結論僅僅是大學生的觀點,不能包容全部。

        其次,第三章,網絡影評對中國影評發展的效應和作用。本章共有四節,作者在第二節中講到網絡影評促進影評形式和理論的創新,誠然,網絡影評在形式上較傳統評論更為靈活,無論實在篇幅還是文體上都更為自由,甚至簡單的打分、投票都可以視為是對一部電影的“另類”評論,但是,關于網絡影評促進電影批評理論的這一方面,筆者不敢茍同,因為網絡影評僅僅是在影評的載體和形式上不同于傳統影評,其本質并無改變,與理論的創新似乎并無多大關聯,網絡影評確實適應了時代的需求,得到了繁榮的發展,但是并不能就此一味的樂觀,動輒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中國的電影理論自“影戲說”之后,占據牢固地位的便是從西方引進的經典電影理論和現代電影理論,且一直沒有新的突破和進展。我們的確希望能有新鮮的血液補充進來,但是,時機或許不夠成熟,因而,對于理論一說,需要謹慎。

        二、 啟發

        盡管筆者覺得此書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但同時對自己卻又有不小的影響和啟發。記得從圖書館琳瑯滿目的書籍之中抽出此書的時候,自己是如此的驚喜,心想竟然還有關于“網絡影評”的專門著作,一定要仔細的研讀!

        待看完此書,首先對作者產生了一種敬佩之情。因為做學術定要有一種敏感把握最新動向的能力,不僅如此,還需沉心靜氣的探索鉆研,這一點,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每每遇到新的問題需要解決時,總是感覺缺乏這一領域前人的積累,沒有指導與方向,很茫然,不敢下手去做。總是希望在所有的材料都齊備的時候再去探究,殊不知,這個時候又哪里還有探究的價值呢?但愿自己在敬佩之余,能以作者為榜樣,在以后的學術研究路上,勇于探索未知領域。另外,作者僅僅就“網絡影評”這一現象,從縱向和橫向角度便能挖掘出洋洋灑灑一部著作,其涉及角度之多,涵蓋范圍之廣,著實讓筆者驚嘆。在學術研究上,小切口的創作或可成為自己的方向。

        這本書同時讓筆者重新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要有電影評論?什么樣的電影評論才是合理的?”電影評論之于整個電影產業,不僅僅是對創作者的補充和重新闡釋,更是對觀眾的一種引導。這種引導和觀眾的觀影選擇仿佛一對矛盾體,猶如傳統家長制和現在的自由思想,我們總是企圖突破家長的“指指點點”,自由的選擇生活,但是,一旦我們得到了全部的自由,卻又總會有一種茫然無措的感覺,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不知道該干什么。其實,電影評論之于觀眾亦是如此,在當下浩大的電影市場當中,觀眾如何選擇,僅僅看制片方的宣傳當然不可,這個時候觀眾就需要一種觀影引導,電影評論的作用正在這里。什么樣的電影評論才是合理的呢?傳統的電影評論總是出自專家學者之手,他們的觀點或許更為公允,但是,動輒洋洋灑灑、艱難晦澀的長篇學術論文不免讓人望而生畏。而當下流行的網絡影評因其形式新穎、內容平易近人而更受廣大觀眾熱捧。但是,網絡的開放性及其缺少“把關人”這一缺陷又令當下的互聯網充滿了各種“網絡水軍”,網絡影評人的大軍中不乏各個制片方的“御用文人”,他們為每一部即將上映的電影推波助瀾,積累人氣,增加觀眾。而這又恰恰違逆了電影評論引導性的公允之處。如何平衡傳統影評和網絡影評各自的優勢和不足呢?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探索的問題。

        當今我們處在一個市場的時代,仿佛所有的行為都必須和經濟掛鉤,但是,文化應該而且必須例外。電影不僅僅是供人們娛樂消遣的,它還必須是人們的精神生活伴侶。為了保證優秀的電影被廣大觀眾所認知和接收,筆者認為獨立影評人必須存在,而且必須為他們的存在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盡管困難重重,但尚有希望。正如作者所言“中國電影史上,獨立影評人機制一直是缺失的。然而隨著網絡影評的蓬勃發展,獨立影評人仿佛找到了適于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土壤。”(《網絡影評的生存狀態及其走向研究》,前揭,52頁)他們可以通過博客、論壇、個人網頁的形式暢所欲言,尤其是當下蓬勃發展的微博,使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一個“自媒體”,每個人的言論都有一個公共的平臺。網絡的開放性使每一個言論者都免于各種傳統的制度約束,只要影評人能夠自律,政策上再給予適當的引導,網絡影評必然能充分的發揮作用。

        一直以來,對電影文化的研究,我們都沉浸在傳統理論的視角上,而今看到這樣一本書,頓時覺得眼界開闊了不少,科學技術的進步不僅僅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文化的演進上同樣發生著不可思議的作用,尤其表現在電影上。從最開始的無聲片,黑白片發展到當下的彩色有聲、3D立體電影甚至是4D等等,都給了文化研究者以全新的視野。當下的互聯網以及移動終端媒體的發展對電影同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網絡電影、微電影近來異常火熱,當下全民皆可導,全民皆可演的現象勢必也會帶動新一輪的網絡文化研究。

        第6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 微博 著作權保護 法律責任

        微博是微博客的簡稱,作為近兩年新興的網絡信息傳播方式,因其微小便捷的特點深受大眾的喜愛。微博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分享”,隨手的一張照片,即時的心靈感悟都可以讓自己與他人“分享”。但是,它給人們溝通上帶來方便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一些困惑和煩惱。人們掛在微博上的“微表達”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權?如果有,如何來界定侵權行為以及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呢?微博用戶幾千萬,侵權者怎么找呢?筆者在下文中將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一、微博著作權的前提

        我國的著作權法是一部保護“作品”的法律,內容可以構成作品也就成為微博享有著作權的前提。那么“作品”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1)必須具有獨創性。作者應該獨立地創作完成。(2)必須有一定的表現形式。作者須以文字、符號、聲音、動作、色彩等一定的表現形式將其無形的思想表達出來,使他人通過感官能感覺其存在,如無一定的表現形式,僅有停留在思想層面則不能稱為作品。(3)作品能夠被復制且不違法。從這三個條件來看,如果微博的內容具備獨創性且不違法即可構成作品,應該得到保護。

        由于獨創性直接關系到微博著作權的是否存在,因而其外延應該被準確的界定。何為獨創性目前學界尚未形成共識,主要有“作品獨立說”,這種觀點認為一部作品只要是自己獨立完成的,而不是剽竊、抄襲他人的,該作品即具有獨創性。“個人特點說”:如果作品的形式安排、材料選擇或向公眾介紹作品的方式帶有作者個人創作特點即可認為具有獨創性。比較而言,筆者更傾向于《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的解釋:獨創性是指直接產生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智力活動。這意味著,創作是一定高度的智力活動。作者通過自身的思維方式和構思過程,直接完成具有自身屬性特征的作品。普通的微博使用者大都喜歡對日常生活和個人心情做些流水賬似的記錄:“在海邊散步,喜歡這種感覺”;“今天打了場籃球,好久沒這么累了”。這些文字只是對日常生活做了流水賬似的描述,還未達到創作要求的高度,也不符合相關法律中關于智力活動的解釋,因而此類微博不具備獨創性。

        那么什么樣的微博才有獨創性呢?新浪微博中國首屆微小說中有這么一段文字:“我因車禍而失明,所以我從不知女友長什么樣。那年,她得了胃癌,臨終前她將眼角膜移植給了我。我恢復光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她的照片,然而我只找到她留給我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張空白照片,照片上寫有一句話:‘別再想我長什么樣,下一個你愛上的人,就是我的模樣。”可以看出,沒有一定的文學功底與精妙構思是難以寫出這樣的微博的。類似內容的微博便已經完全具備獨創性的特征,此時它承擔的作用僅僅是一個載體,而它承載的內容儼然就是應該受到保護的作品。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微博若具有獨創性且內容合法就可以成為著作權法的保護對象,140個甚至更少的字數并不會影響其構成“作品”。如今,微博正用自己的方式促進著傳統信息共享模式的變革,網絡著作權既能享受到這種變革帶來的好處(作品的創造成本低,方式簡便,幾乎沒有審批程序過長的煩惱等),又經常在不經意的轉來轉去中被侵權。那么我們該如何對其進行保護呢?

        二、侵權行為的認定和運營商責任

        (一)轉發行為是否侵權

        相比普通作品,微博的重要特點就是傳播速度極快。微博之間的轉發,只需點擊微博帖子下的“轉發”字樣,便能顯示原微博的內容,但同時也能顯示原始發帖人的昵稱,與原創帖子存在一定的區別。微博的主要功能的確在于信息分享,但是轉發行為是否合法呢?網友間的復制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私人復制,私人復制是指個人出于非商業性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目前我國著作權法沒有關于轉發的定義,但實際上看網絡中的轉發和現實中轉載的內涵十分接近,我們不妨可以參照轉載的概念進行比較。最新修訂的著作權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轉載是指報紙、期刊登載其他報刊已發表作品的行為。”可見,在現有的著作權法框架內,作品轉載者是指轉載其他報刊已發表作品的報社和期刊社。這樣來看,只有報社和期刊社才能夠成為著作權法中規定的作品轉載主體。因此,從性質上講,私人復制屬于個人使用他人著作權作品的范疇,并不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權。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并不排斥自己的微博被隨意轉發的原因。同時,微博的生命恰恰在于傳播,在于分享,微博的大量轉發在很多時候可以讓優秀的“微博作品”一夜爆紅,這也許更是作者希望見到的。

        (二)什么樣的行為構成侵權

        正如筆者上文論述的那樣,合理的轉發的確不侵害作者微博著作權的,那什么樣的行為算是侵權呢?2011年10月,童話大王鄭淵潔討伐一名為“方雨007”的用戶:“拜托您百忙中哪怕改一個標點符號啊”。“方雨007”的博主于2011年7月7日一條微博,竟與鄭淵潔之前的針對北大數學系高材生遁入空門的微博一字不差,標點也一處未改。鄭淵潔發現后留言聲討:“文章素材雖來源于新聞,但文字形成過程需要視角、判斷和文字的排列組合,是創作!”與普通的轉發行為不同,“方雨007”是以復制粘貼的形式重新發了一條微博。網民很難從他的這條微博中看到轉載的任何痕跡。表面上來看,這條微博已經成為“方雨007”自己的“作品”,此行為顯然已經侵害了原作者的復制權,署名權,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疇,應當受到法律的禁止。

        “微時代”開啟后,信息技術的支持使微博具有易獲取性和易擴散性,微博被無償“拿走”的現象層出不窮。除了利用網絡侵權,一些平面媒體、出版商等未經“微博主”同意就將微語錄刊登或集結出書,同樣侵犯了權利人的復制權、發行權等,這與前文的侵權行為只是方式不同,實質卻一樣。除此之外,轉發過程中對原微博內容的添附、篡改、斷章取義等的行為因侵犯原作品的完整性而同樣應該受到法律的規制。

        (三)運營商的侵權責任

        侵害微博著作權的行為發生后,運營商是否也要為此承擔一定的責任?有沒有相應的豁免事由呢?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該條明確了運營商的責任范圍,如果微博主向運營商通知了著作權被侵犯這一消息,那么運營商就有義務采取一定的措施類似,如告知侵權者刪除微博,情節嚴重的可以注銷侵權者的微博等。如果運營商沒有履行此項義務那么也就應然的承擔連帶責任。但是三十六條的后半部分實際操作起來存在一定困難,即如何判斷運營商對侵權行為的“知道”呢?當微博著作權受到侵害時,運營商以現有的技術是很難發現的。目前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應當采用類似美國“紅旗規則”的過錯認定標準,即只有用戶的直接侵權行為像鮮艷的紅旗在網絡服務商面前飄揚時,網絡服務商才應被認定明知或有理由應當知道該侵權行為存在。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此的看法也沒有趨于統一,而是從寬解釋,賦予網絡服務商一定的事先審查義務。但筆者則認為這是欠妥的,這沒有充分考慮到微博侵權的特殊性(容易被侵權,難以事前審查,侵權難以發現)。

        三、創新著作權保護的保護模式

        我國一向重視對互聯網的監管,不斷提高互聯網安全的維護水平。微博的著作權也是公民的一項權利,其安全也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呢。我們應該在借鑒外國立法的基礎上,立足本國國情,創新保護機制:

        第一,微博的半實名制。匿名制的微博還是有很多益處,微博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監督的利劍與其匿名制不無關系,所以筆者并不贊同完全的微博實名制。這里的半實名制是指網民在使用微博時仍然可以使用自己昵稱,但是在注冊之前需要填寫個人信息檔案,使用真實姓名,且此信息不對任何人或者組織公開。只有當微博主利用微博實施了違法行為之后,才可以由國家司法機關予以審查調用。很多匿名用戶之所以隨意抄襲別人的微博內容,因為他們覺得可以在完全匿名的情況下免于法律制裁。如果實行半實名制這一問題將引刃而解,微博著作權將得到有效的保護。

        第7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據廣告導報:近年來。各大報業集團也紛紛探討數字化生存之路。努力實現戰略轉型;同時在廣播業,如何發展數字廣告來適應當前的數字化時代,成為了焦點。

        2009年,3G在中國全面啟動.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中國迅速地發展,并吸引了更多受眾的注意力。據2009年調查統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38億人,絕對數量居世界第一,互聯網普及率達到25.5%,超過世界平均水平(23.8%)。而根據調查,網絡新聞已經成為中國網民的第二大網絡應用,使用率高達78.7%,這意味著2.66億人將獲取新聞信息作為他們上網的目的之一。與此同時.網絡廣告占中國廣告總收入的市場份額逐年擴大,2004年只占1.9%.到2008年躍升為8.6%,而2009年更是超過10%。比爾?蓋茨前不久預言.3年后全球互聯網廣告將達到300億美元,這將是今天全球報業廣告的總和。美國新聞集團的默多克在一次演講中也說道:權力正在發生轉移,從我們這些擁有和管理媒體的人轉移到正在變得日益挑剔的讀者和觀眾那里。這些讀者和觀眾年輕而富有朝氣。對新技術極其敏感,不愿意被領導。并且知道在這個充滿競爭的媒體世界里,他們可以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地用任何他們喜歡的方式獲得任何他們想要得到的資訊。

        傳統媒體要順應數字化發展的大趨勢,從戰略的高度來運籌媒體的發展,對舊媒體數字化做出精心的策劃和計謀,從隊伍建設、資本吸納、經營理念、運作模式、盈利機制等多方面來建構新型的媒體模式,使之從傳統的媒體平滑過渡到多元化的數字傳媒。

        新媒體海量、快捷以及個性化、移動化、互動性、可選擇性強等特點。決定了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此同時.報紙、雜志、廣播等傳統媒體在經過多年發展后,雖然已近飽和,但是在多年培養的大量受眾,有著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廣告客戶對于新媒體的廣告投放不如對傳統媒體那么穩定.這也是傳統媒體的優勢。正如此,傳統媒體核心采編創作團隊的品牌優勢新媒體無法比擬,而在“數字化”加速的今天,它需要做的,是與新媒體這個平臺加強合作。

        物聯網產業第一本期刊問世

        讀者翹首以待的《物聯網世界》雜志(省略/)已于近日創刊。創刊號以精美的圖片、厚重的文字和獨具特色的設計,為物聯網產業市場動態、技術現狀、企業文化、成功經驗等搭建起一個充分展示和信息共享的平臺,吸引了產業內外讀者的眼球。

        自去年8月溫總理視察無錫提出建設“感知中國”中心以來,物聯網一詞在神州大地已成燎原之勢.從中央到地方,從兩會到世博,處處可見其身影。伴隨著物聯網產業的迅速崛起.物聯網產業信息需求日趨迫切。廣大讀者渴望一本前瞻性、時效性和可讀性俱備專業實用型行業期刊。產業界也急需一個培養、鍛煉物聯網人才的園地,于是《物聯網世界》雜志應運而生。《物聯網世界》一名取寓意“物聯世界,感知中國。”該雜志以辦融市場、技術、企業文化、成功經驗等各方面為一體的行業實用雜志為宗旨,力求為讀者開闊視野、解讀行業熱點、分析深層次原因、預測市場變化趨勢,給出合理的參考性建議,是溝通物聯網產業生產與需求的紐帶,也將是培育著名品牌、繁榮物聯網國內國際市場的服務平臺。

        浙報集團與華數集團推進媒體融合

        據浙江日報:4月26日,浙江日報報業集團與華數數字電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通過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共同推進“全媒體、全國化”。

        根據簽署的框架協議,雙方將在品牌推廣、內容聯動、項目投資等若干方面進行深入合作。合作雙方表示。將以市場化、企業化的體制機制為基礎.以雙方資源為依托,通過不斷開拓新的業務合作平臺,從多個領域切實創新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方式。打造數字時代全新的媒體業務形態和贏利模式,搶占先機,攜手進軍全國、全球傳媒文化市場。

        廣州日報微博上線

        據廣州日報:廣州日報微博4月22日正式上線,網友可以隨時隨地“織圍脖”,共同問政廣州市兩會。

        據悉,廣州日報微博整合了報紙和新媒體的資源,率先推出web及wap服務形式。用戶可用大洋賬號直接登錄,也可以通過web登錄網站http://t.省略,還可以用手機wap登錄網站:i.省略/t。注冊后綁定手機號碼,手機用戶也可以通過短信、彩信、手機客戶端等多種方式,將內容發送到指定端口,就可以更新博文.實現隨時隨地的“微博”。

        廣州日報微博具有瀏覽、發表、轉發、評論和收藏等幾大功能。并且將不斷完善,客戶端、139說客同步等服務形式也將陸續開發上線使用,方便各位網友以簡短的文字、圖片,在第一時間,隨時隨地記錄身邊事,隨時隨地與各地網友分享精彩瞬間。

        解放報業開發iPhone應用

        據新聞晨報:由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專門針對iphone開發的在線新聞應用于4月26日正式上線。該項應用被命名為“解放新新聞”。產品內容豐富,囊括了集團下屬的《解放日報》、《申江服務導報》電子版,《i-世博》專刊,申報網和叨逗網的快速鏈接。以及一個整點滾動更新的“新新聞”產品。

        “解放新新聞”集成了解放集團的優質媒體資源,在iphone桌面首屏植入一個快速進入的窗口,一鍵即能迅速訪問。實現便捷快速的在線應用。已使用了iphone的用戶,亦可以自行通過iphone手機的“+”符號將該鏈接添加至主屏幕。就可方便使用。用戶通過該產品。不僅可以在iphone上閱讀解放集團精品紙質報刊與網絡同步的電子版內容,還可以看到無紙質出版、只有電子出版的整點滾動播報產品“新新聞”,更可以訪問解放集團的兩個網站.獲得更多的精彩資訊和互動體驗。該產品專門針對iphone的屏幕做過適配,加上iphone本來就十分優質的圖像呈現效果,更是實現了一流的閱讀體驗.堪稱視覺上的享受,被形象地稱為iphone上的“第十萬零一種應用”。

        為一款手機定做一款獨特的新聞產品。是報業開展無線增值服務從量到質、從廣泛到針對、從普遍到精細的一次飛躍。“解放新新聞”的上線.標志著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在無線互聯網領域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遼寧北方報刊零售發行有限責任公司成立

        據東北新聞網:4月28日.遼寧北方報刊零售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在沈陽正式成立,這是我省文化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標志我省黨報黨刊發行體制改革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江出席成立儀式并講話。,

        按照中央和省委關于深化黨報黨刊發行體制改革的要求,我省從去年開始.積極探索建立以郵政報刊發行

        資源為主體,聯合省市黨報,覆蓋全省城鄉、布局合理的報刊零售發行體制,并取得重要進展。目前,我省正在按照已經確定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全力推進黨報黨刊發行體制改革,并力爭在今年內取得突破性進展。《遼寧日報》改版、“進報亭進家庭”,遼寧中部城市群報業的成功合作等有益探索,為我省深化報刊發行體制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

        遼寧北方報刊零售發行有限責任公司.是由遼寧省郵政公司和遼寧報業傳媒集團共同出資,旨在融合郵政系統的發行資源和黨報傳媒集團的優勢。以報刊亭為載體,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市場化運作,激發經營活力,加快推進黨報黨刊發行零售方式的轉變,實現發行網絡化,訂閱市場化,進一步提高黨報黨刊的輻射力、影響力和市場覆蓋率。

        魯商集團億元殺入傳媒業

        據21世紀經濟報道:5月8日,注冊資金高達1.051億元、由魯商集團發起成立的魯商傳媒集團正式掛牌。并發出沖刺全國傳媒行業第一陣營的號角。

        魯商集團總經濟師、魯商傳媒集團董事長張會林告訴本報,成立后的魯商傳媒集團,將通過整合省內及國內的報紙資源建立“全國商報系”,同時出資2000萬元在上海設立雜志運營總部。建設覆蓋全國的“雜志聯盟”;同時,通過整合出版、網絡新媒體及戶外廣告市場,形成相互支撐、相互補充的傳播網絡,下一步還將涉足廣播及電視廣告業務。

        據了解。早在去年,魯商集團就已經收購了《新浪潮》雜志的“殼”資源,并組建了報刊發行及戶外廣告公司。

        今年初,魯商集團加快收購整合步伐。春節甫過,其就將山東省政府主管的山東新聞網收歸旗下。時隔不久。2月24日又以1400萬元的價格將山東兩本高端DM雜志70%股權收入囊中。

        魯商傳媒集團已擁有一報一網四本雜志及廣告、音像、發行等數家公司.并與新華社山東分社合作當地版手機報。以零售、地產、制藥和酒店為支柱的魯商集團去年銷售收入達到了256億元,且魯商的前四大主業尤其零售已基本完成山東省內布局,傳媒產業完全可以借助集團客戶資源切入全國布局.實現文化傳媒產業和商業資源的融合。

        《讀者》電紙書在深圳面市

        據中國青年報:國內第一家自主品牌手持終端閱讀器――《讀者》電紙書,日前在深圳第六屆文博會現場正式亮相。手捧一本小巧的《讀者》電紙書,即可閱讀《讀者》雜志近10年文章精華,還可下載閱讀《讀者》雜志創刊近30年來的精華內容,并享有在1年內免費下載未來24期《讀者》雜志最新內容等功能。此外,它還儲存了400多本暢銷的經典書目。據悉。該產品5月底在全國各大城市上市。

        第27屆“湖北新聞獎”評選揭曉

        本刊訊第27屆(2009年度)“湖北新聞獎”評選結果4月29日在漢揭曉,共評出報紙、廣播電視、理論宣傳、網絡宣傳、文體新聞、新聞攝影、新聞美術和論文(論著)等11個系列獲獎作品540件,其中一等獎9l件,二等獎178件,三等獎271件;另有26條標題獲好標題獎。

        第16屆湖北新聞獎新聞論文獎同時揭曉。本刊首發論文獲一等獎2件;二等獎2件;三等獎6件。

        (詳情請登錄湖北傳媒網)(鄒玲)

        新聞權力尋租形式及特點

        吳向正在《新聞愛好者》2010年第3期撰文說,新聞權力尋租是新聞單位或個人,利用所掌握的新聞權力,避開各種法規、道德等控制,通過非法交易,從而獲得金錢或利益的一種活動。新聞權力尋租的實質是新聞權的濫用,它嚴重危害媒體公信力,嚴重侵害公眾的知情權。

        新聞權力尋租行為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有償新聞。把沒有新聞性的內容甚至虛假信息寫成新聞形式予以報道,并私下收取“車馬費”、“加班費”、“獎勵費”等各種名目的紅包謀取私利等。

        2有償不聞。接受被監督單位和人員的賄賂.放棄輿論監督權。

        3有意混淆新聞與廣告的界限。在新聞欄目、新聞版面、新聞時段上故意模糊新聞與廣告的界限。把廣告信息納入新聞資訊欄目,更有甚者,經過策劃,把廣告包裝成經濟新聞、科技新聞;將廣告版改成“專版”、“形象報道版”等。

        4給廣告客戶送新聞版面。在廣告客戶出錢刊登廣告的同時還額外送給對方一些新聞版面以新聞報道形式為對方作宣傳。

        5新聞介入商業策劃活動。新聞媒體介入商業策劃活動,或策劃新聞、活動以吸引商家參與,或幫助商家策劃、報道商業活動,或與商家聯手策劃商業新聞.而商家則以廣告或“活動費”的方式回報媒體。

        近年來新聞權力尋租現象的特點:

        一是新聞權力尋租數量較多。重大案件頻頻發生。我國新聞權力尋租行為呈增多之勢,形勢嚴峻。近年來,諸如山西繁峙金礦礦難中記者受賄案等。

        二是以傳媒單位為主體的新聞權力尋租增多。當前權力尋租的方式,正從個別新聞從業人員隱蔽的個人行為,演變為新聞單位整體或部門的集體行為。有的甚至成了一種公開的、被納入計劃的、有組織的“項目”。

        三是“球”式的新聞權力尋租現象越來越多,隱蔽性增強。例如把廣告信息納入新聞資訊欄目,新聞單位與其他單位有償合辦新聞版面,在登廣告的同時送新聞版面等頗具隱蔽色彩,很難讓人發現。

        廣播電視應增加科技和社會屬性

        黃勇在《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0年第4期撰文說,幾十年來,人們把意識形態屬性或階級屬性、政治屬性看做廣播電視的唯一屬性。改革開放以來,專家學者關于廣播電視具有經濟、政治、文化三種屬性的論述,都有理論上的獨到之處和突破意義。本文在已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屬性的基礎上,增加了科技屬性和社會屬性.理由如下。

        其一,廣播電視是科技發展的產物。沒有物理學引導和無線電技術的發明和運用,就沒有過去的廣播電視;沒有電子學理論的引導和電子技術、信息技術、數字技術、衛星技術的發明和運用,就沒有今天的廣播電視。科技孕育了廣播電視,科技推動了廣播電視的不斷發展。

        其二,廣播電視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百年來的世界歷史進程表明,廣播電視應社會需求而誕生、成長、發展、壯大。與此同時,它以傳播信息、影響輿論、提供娛樂、教化民眾的特殊功能,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廣播電視早已成為人民群眾獲取新聞信息和享受文化娛樂的主渠道,其傳播內容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深廣。在悄然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社會生活格局。由此可見,無論是從作為大眾傳媒的角度來認識廣播電視的屬性,還是從廣播電視對社會的影響和在社會建設中的作用來看,都應當承認和確定廣播電視的社會屬性。

        這樣.我們可以表述:廣播電視具有科技、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屬性。我認為。這樣的表述更加完整、科學,由此可以構成一個系統的、科學的概念體系。

        10年后全球媒介是什么樣?

        據《中國報業》2010年第4期介紹,3月18日在英國倫敦舉行傳媒革新峰會。英國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媒體專家及多家各類媒體的負責人就10年后全球媒介做了預測。部分觀點有:

        會像足球比賽,眾多公司追逐同一個足球。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表現平平,只有少數幾個會成為巨星。相關的規則會日益重要。

        創造者、所有者、發行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區別將消失.對內容分銷和所有權保護的直接控制將變得更為困難。那些能在質量、服務、信任、便捷和共享等吸引人的背景下提供內容的公司,將擁有業務,并最能獲得顧客的忠誠。

        媒介可能會以許可證的形式被消費,而不是被直接購買。消費會受到推薦引擎的巨大影響.推薦引擎將根據你的消費習慣構建你的私人頻道。這些頻道是根據你的興趣量身定做的。

        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在規模上使當前媒介遜色的媒介產業,至少就參與的人數而言。所有媒介都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社交媒介。因為信息越來越成為所有產品和服務的核心特征,傳媒業將成為一個更大的全球性產業。

        對人們瀏覽世界新聞而言。編輯內容將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但編輯卻并非一定是坐在報社桌子后面的那個人。

        移動媒體和網絡媒體消費的重要性將繼續增強。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媒體的消亡,而是導致了媒介產品受眾的日益復雜化和碎片化。那些能夠認同并且能夠跟上這些消費模式變化的公司將會得到繁榮發展。

        對更廣泛的受眾而吉,制作媒介的工具會更易于獲取,這將降低進入媒介領域的門檻。

        10年的時間。在數字領域將會有好幾代的更替,很明顯,技術將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持續崛起的三維技術,iPad第五代,第六感技術,以及增強現實感的各種技術。

        第8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1學者身份識別的概念

         

        學者指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知識水平、創造能力,能在相關領域表達思想、提出見解、引領社會文化潮流的人[1],有時被稱為專家、科研工作者、研究人員等.從身份定位角度來說,學者身份是指學者不同于他人的特殊個性,其身份由學者姓名、學科領域和專業級別等信息加以確定.

         

        其中姓名是確認學者身份的主要標識,學科領域和專業級別等是附加標識.在學術界,當我們提及某一專家時,首先需確認的是該專家的姓名,然后才是他的學科領域、專業級別、工作單位,以及年齡、性別、榮譽稱號等信息.學者身份識別是指通過一定的方法和技術來識別學者身份,達到準確區分每一位學者的目的.就識別內容而言,學者身份識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學者身份識別是指將學者姓名與其名稱所有版本統一起來,可簡稱學者姓名識別。

         

        廣義的學者身份識別不僅需要將學者姓名進行規范化處理,而且需附加學者性別、出生年月、工作單位、學科領域等相關信息,從而獲得某一學者完整的身份信息.一般將相對精確、固定的附加信息稱為自然屬性,包括學者性別、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出生地等.將含混、易變的附加信息稱為社會屬性,包括學者工作單位、學科領域、專業級別、所獲榮譽等.日常工作、生活和學習交流環境中,學者姓名是學者身份信息的統一指代,這一點毋庸置疑.由于學者個人名稱復雜,同名和異名等情況屢見不鮮,增加了學者身份辨別的難度.學者身份識別的關鍵是研究如何將學者姓名及其名稱的所有版本統一起來,建立唯一標識符.下文將分析學者異名和同名的發生機理以透視學者名稱的復雜性,并剖析學者身份識別的內涵和功能,為揭示學者統一身份標識符的內在機制奠定基礎.

         

        2學者個人名稱的復雜性

         

        2.1學者異名學者異名即同一學者擁有各種不同的名稱.為便于論述,本文將學者名稱區分為本名和異名兩種基本形式.本名指學者個人社會性身份證件上的真實姓名,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為人所知的稱呼視作異名,包括全稱、簡稱、昵稱、網名、筆名、縮寫名、中文漢語拼音等[2].

         

        為什么會出現學者異名?異名是學者主動添加或更改而獲得的,主要原因有三點:(1)學者在職業發展生涯中正式改換姓名,使得科研成果在改名前后有了不同署名;(2)學者在不同語種的期刊中發表研究成果,采用本名的音譯、縮寫或漢語拼音等方式進行署名,因而出現了異名;(3)學者交流的環境和偏好發生變化,在線科研交流環境中,學者申請使用各種網名、昵稱和筆名等.不同情形產生的學者異名,在字面上與本名關聯的程度不同,計算機識別的難度也不盡相同.第一種,學者改名而產生的異名,一般會延續原姓氏,與本名間存在一定字面聯系,但難以自動識別;第二種異名比較普遍,與本名間不存在字面關聯,但屬于不同語種間的翻譯和轉換,借助計算機技術可自動識別;第三種異名情況較復雜,與本名間即不存在字面關聯,又不屬于不同語種間的翻譯和轉換,很難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自動識別.

         

        因此,筆名、網名、昵稱等增加了學者異名現象的復雜性和處理難度.2.2學者同名學者同名即不同學者擁有相同的名稱.當把不同學者的科研成果集中起來形成數據庫時出現同名異人現象,難以確認科研成果的精確歸屬.并且隨著數據庫規模的擴大,同名出現頻率隨之增高,即同一姓名關聯到的不同學者越多,這是學者同名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據此推理,如果將學者不同語種的出版物,以及學者的學術博客、微信、專業論壇帖等成果記錄一并考慮,納入更加龐大的學者研究成果庫,由于簡稱、縮寫名、譯名、網名等各種異名的存在,將極大增加學者異名出現同名的概率,從而增加學者身份辨別的難度.過去圖書館、數據庫商等機構在組織信息資源的過程中,一般是在各自數據范圍內針對學者本名出現的同名現象進行區分和控制,較少考慮學者異名出現的同名現象.由于同名是學者被動接受的,且隨著數據源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綜合不同數據源,集中規范控制學者本名和異名出現的同名現象是未來信息組織領域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3學者身份識別的功能和內涵

         

        如今學術交流圈已由圖書、期刊等傳統出版領域,擴散到微博、博客、學術論壇等網絡數字環境中.學術交流網絡化是趨勢,在線學術交流這一全新學術交流模式正在生成.在線學術交流不僅反映了網絡時代科研工作者交流偏好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科研交流的效率和受眾面.學術交流模式的改變使得科研成果不再局限于完整獨立的學術論文或著作,學者們不斷將學術成果中的部分觀點、結論、圖表或實驗記錄與數據等,以博文、微博等方式在網絡中進行和交流.因此,本文認為學術記錄一詞更能全面概括各種碎片化、網絡化的科研成果.學術記錄除包含論文、專著、專利等傳統研究成果形式外,還包括網絡上的各種學術成果,如軟件、程序代碼、實驗數據、研討視頻、會議ppt、學術博客、學術意見、公眾科普等.碎片化學術記錄雖然傳播共享速度快,受眾面更廣,但由于格式不規范、內容不夠完整,導致其可辨識性、可參考和引用性都很差.要將這些記錄都關聯到同一學者身上幾乎不可能,因而也無法引用,更談不上分享[3].學者身份識別的目標是解決學術文章中的作者姓名歧義,以準確區分每一位學者.

         

        匯集、區分和引導是學者身份識別的三大基本功能[4]:(1)匯集同一學者的不同署名的所有學術記錄;(2)區分同名學者的學術記錄,辨別學術記錄的精確歸屬;(3)在學者名稱間建立參照關系以幫助用戶準確獲得所需信息.然而將學者姓名與其名稱所有版本統一起來,形成統一身份識別符,其內在價值遠高于此.試想,如果將學者統一身份識別符嵌入學者學術研究和科研活動生命周期中,在學者和其各種學術記錄之間創建關聯,那么這種將學者和其各種學術成果關聯、引用的能力,可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一個研究人員的學術貢獻,改變我們對知識生產的觀點,并有可能改變研究和學術活動的內容和開展方式,以及認可和獎勵的機制[5].學者們正在探索以文獻為基礎,以人物為索引的新型知識組織模式,并認為建立以人為核心的知識關聯網絡是未來文獻支持科研服務及學術生產力分析的重要方向[6].

         

        此外,學者身份識別研究還將極大促進替代計量學(Altmetrics)的發展。替代計量學正在改變以傳統文獻計量學為核心的科研評價體系,計量數據源也由傳統的期刊論文數據庫擴展到了學術博客、微博、學術分享和評價、專業問答、開放存取、預印本系統等諸多在線交流平臺[7].因此將學者的各種網絡名稱,例如微信名、博客名、社區昵稱、QQ昵稱等統一起來,從而將形式各異的學術記錄匯集到某個學者名下,是替代計量學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學者身份識別的典型解決方案

         

        學者統一身份標識,又可稱為學者統一身份標目,或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可以是一串數字、可以是數字與字母的組合,也可以由學者姓名附加其他信息構成等.不同的機構構建了不同的統一標識符系統,目前以圖書情報機構構建的人名規范數據庫和國際知名出版集團推出的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這兩種解決方案最具代表性.

         

        4.1人名規范數據庫

         

        學者身份識別是一個長期困擾圖書館等信息機構的難題.圖書館界一直重視作者個人名稱消歧工作,以個人名稱統一標目的規范控制方式,構建了規模龐大的個人名稱規范數據庫.美國國會圖書館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建立了個人名稱規范數據庫.2003年由OCLC牽頭建立的虛擬國際規范檔(VIAF)是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名稱規范數據庫,截至2013年,該庫收錄個人名稱規范數據1800多萬條[8].VIAF已開放為關聯數據,提供免費下載服務,并與維基百科、國際標準標識符(ISNI)、社會網絡與檔案文本(SNAC)等數據集深度關聯和融合,被認為是萬維網利用圖書館規范數據的門檻,在國際數據交換生態系統中扮演重要作用.

         

        1995年中國國家圖書館開始個人名稱規范工作,從《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專家大辭典》等各種權威工具書中采集數據,后來又以國圖中文普通圖書書目數據314字段的責任者小傳中的信息作為補充,建成中文名稱規范數據庫[9].截至2009年底,該庫數據共計83萬多條,其中個人名稱規范數據達76萬多條[10].2003年由國家圖書館(NLC)、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香港大學圖書館聯席會(HKCAN)和臺灣漢學研究中心(CCS)聯合共建"中文名稱規范聯合數據庫",收錄規范數據記錄88萬多條。簡單地說,圖書館界實施的名稱規范控制是使同一實體使用相同、唯一的標題,由這些唯一的標題貫穿整個書目數據庫[11],同一實體主要包括作者、書籍、系列圖書或合著圖書等.

         

        圖書館建立個人名稱規范數據庫的原則是,只要有其作品就為其作名稱規范[12],所以個人名稱規范數據龐大,個人名稱統一標目需要有附加信息進行限定,才具有區分能力.然而選擇什么內容對個人名稱進行限定目前沒有統一標準[13],依然仁者見仁,各有優劣,但生卒年已成為國際通用限定屬性.如果個人名稱統一標目在有生卒年且重復的情況下,則需使用學科、職稱等附加成分進行著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規定附加成分的內容包括:生卒年、職業、學科、職稱、國別、外文名、性別、朝代、民族等.

         

        在最新的《資源描述與檢索》(RDA)中則明確規定了識別作者個人信息的17種屬性信息,包括個人名稱(首先名稱、變異名稱)、與個人相關的日期(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個人活躍期)、個人頭銜、名稱的更完整形式、與個人相關的其他標識、性別、出生地、死亡地、與個人相關的國家、居住地、個人地址、隸屬機構、個人語言、個人活動領域、職業或工作、傳記信息、個人標識符[14].由此可見,為了使個人名稱統一標目具有區分能力,可附加的信息非常復雜,易造成不規范問題.

         

        4.2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近年來,學者身份識別問題突破了圖書情報機構的研究視角,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出版商、平臺服務商、公益組織及聯盟機構的關注,他們推出了與圖書館界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Elsevier的ScopusID,ACM的authorID,湯森路透的 ResearcherID、國際標準組織的ISPI、JISC的NameProject、以及OpenID等[15].

         

        這些解決方案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致力于借助編號系統為學者建立全球性唯一標識符,并試圖從學術出版的源頭控制學者名稱歧義問題.雖然這些解決方案大多具有全球性,但有些并未在學術界極其相關領域得到廣泛支持,因為它們或被單一的組織機構所擁有,或因資金缺乏未得到長期維護.目前開放研究者與貢獻者身份(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是解決方案中最具影響的一個.與其他學者唯一標識解決方案相比,ORCID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四方面:(1)ORCID建立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的開放注冊系統,不限制學科、機構和地理范圍.因此,它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準確識別每一位學者;(2)ORCID擁有廣泛聯盟基礎,目前聯合出版商、平臺商、大學圖書館、學術團體、基金組織、以及國際知名期刊等250多個機構,其中Elsevier、ACM、湯森路透、PubMed、Nature、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麻省理工大學圖書館等均是其會員單位;(3)ORCID不以盈利為目的,對于存儲數據和個人使用永久免費,但對會員機構會收取一定的會員費,以維持項目的正常管理和運行[16];(4)ORCID是一個開放系統,可與其他學者唯一標識符系統進行整合.

         

        2012年11月完成與ResearcherID的深度整合,建立兩個系統間學者身份唯一標識及科研數據的實質性關聯,接下來將進行與ScopusID的對接和整合,以實現知識的增值與發現服務.ORCID目前提供的學術出版物主要是文章、基金、專利等,更多學者的科研信息尚未包含其中.但ORCID旨在收集所有與作者相關的學術記錄,從研究數據集、程序代碼、博客文章到各種學術貢獻.為實現這一功能,ORCID將與 CrossRef、DataCite,以及各種數據服務商保持著密切合作.

         

        4.3兩種解決方案比較個人名稱統一標目的建立原則是通過附加內容對名稱標目進行區分,這使得數據庫中的統一標目項不夠簡潔,并且區分度降低,而且極易造成內容著錄混亂,比較突出的是對學科、職業等附加內容的著錄.在標目內容上,信息組織所追求的是標目成分的準確性和穩定性,而用戶檢索則希望名稱標目通俗、便捷,這二者之間本身就很難權衡.在標目形式上,個人名稱規范數據庫主要通過字典式的數據表對作者名稱各種標識信息進行靜態列舉式關聯,缺乏語義層面的描述和規范[17].

         

        此外,由于各國在語言、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要想實現全球個人名稱統一的標目形式是不現實的,只能通過技術手段來實現不同規范數據的集成與共享[18].這些是通過構建個人名稱規范數據庫解決學者身份識別問題的局限所在.不同于圖書館傳統規范控制方法,以國際知名出版集團為代表的組織機構采用了唯一標識符的理論來解決學者身份識別問題.這一解決方案引起了全球出版社、平臺商和學術團體等機構的極大關注,并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同。然而現有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系統類型過多,并且編碼不規范,有許多待改進之處.

         

        唯一標識的理念在許多領域和行業都有應用,典型的例子有身份證號、銀行賬號、車牌號、產品條形碼和電話號碼等,圖書期刊領域的ISSN、ISBN、 ISRC、CODEN,以及萬維網的URL、URI等編碼。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的研究最近才得到較多關注,過去很多機構在標識符編碼規范方面比較隨意,缺少整體規劃.目前最為流行的ORCID標識符有16位數字構成,但不包含任何語義信息,僅表示創建順序.全世界圖書總量遠大于學者總量,ISBN號使用 13個數字就囊括了人類社會正式出版的所有圖書,然而ORCID卻使用了16位數字的編號系統,可見沒有借鑒ISBN號的編碼經驗,實在有些遺憾.

         

        5學者身份識別的內在機制與關鍵技術

         

        5.1學者身份識別的內在機制無論學者本名和異名在數據信息源中如何交叉重復,從知識組織的角度來看,學者名稱歧義屬于同義詞和多義詞問題.其中學者同名屬于多義詞范疇,需要處理的是一對多的關系,學者異名屬于同義詞范疇,需要處理的是多對一的關系.相比于主題概念間存在的同一關系、相關關系和等級關系,學者名稱只存在同一關系和相關關系,并且以同一關系為主,所以學者名稱規范比主題概念規范易于實現.現有解決方案中,無論是以學者個人名稱為主構建的統一標目,還是以字符編號為主構建的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其根本原理都是對學者個人名稱進行規范控制.在一定的數據信息源中,對學者個人名稱建立具有區分度的統一標識以進行規范控制,是學者姓名識別的內在機制.根據上文所述學者同名出現的原理可知,學者名稱統一標識符的區分能力與所在數據信息源的大小密切相關.

         

        簡單而言,數據源集中的學者個體越多,越需設計區分表達能力強的學者身份統一標識符.圖書館多年實踐證明,人名規范數據庫中以學者名稱為主構建的統一標目,其區分能力并不強,而且鑒于各國在語言、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異,要想實現全球人名統一的標目形式是不現實的.在最新版RDA規范中,雖明確定義了個人名稱標識作為一種屬性元素,但卻并沒有將其作為主標目,取代人名統一標目,在某種層面上仍延續了圖書館傳統規范控制思想.消除學者姓名歧義,進行學者身份識別,最終只能通過給定一個統一標識來解決.借助于編碼符號表達法,設計具有足夠大容納能力和區分能力的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系統,完全有可能實現.因此,為全球范圍內所有學者設計唯一標識符,是消除學者名稱歧義的最佳解決方案,并且一勞永逸,ORCID等標識系統也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學者姓名統一標識符,作為學者身份的替代物,必須具有唯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因此需要有固定的組織機構進行規范和管理.

         

        5.2學者身份識別的關鍵技術學者身份統一標識符系統構建過程中涉及一系列復雜問題,諸如應為哪些學者設立統一標識符,如何有效編碼,如何與學者各種異名進行關聯,以及如何推廣應用等.本文試著從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技術入手進行分析,以期為后續學者身份識別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5.2.1學者的識別與分析。

         

        圖書館構建人名規范數據庫的原則是,只要有其作品就為其做名稱規范.由于館藏圖書并非全部都是學術著作,因此其人名規范數據庫中的作者并非都是學者.ScopusID、ResearchID、ORCID等標識符系統,主要采用系統分配和用戶注冊兩種方式生成標識符,由于缺乏學者身份的確認和核查機制,其中網羅的個人有可能是學者之外的其他人員,如學生.嚴格來說,碩士生、博士生等不能完全等同于學者.學者應是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知識水平、創造能力,在相關領域持續進行研究的人員.學生在學習階段雖然有科技產出,但有些人畢業后可能會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不一定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因此,在書目數據、期刊論文數據庫等各種數據源中,如何識別與確認作者的學者身份,非常重要.一般來說,對具有專業技術職稱的學者,尤其是具有教授、研究員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學者,應該首先進行學者身份統一編號,并在編號的語義化表達設計中有所考慮.但對于還沒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其他專職研究者,是否需要結合發文量,以及如何結合以發文數量來確認其學者身份是值得探討的地方.5.2.2標識符的語義化表達。

         

        據Scopus統計,全球大約有2700萬研究者,包括政府和私營部門的研究機構,不包括學生[19].對如此龐大的人員進行有效識別并非易事.符號編碼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純數字式編碼,二是數字與字母等相結合的混合編碼.然而對數量龐大的實體進行編碼是一項復雜而又系統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會出現重號或者重復編號.最佳解決方法就是編碼前對實體進行簡單分類,并且將類別信息融入實體編碼中,以增加編碼本身的可辨識性.因此,一套成功的編碼系統不僅需要考慮編碼的穩定性、唯一性和權威性,還需要盡可能包含語義信息.ISBN號、個人身份證號碼等號碼系統都含有語義信息.比如ISBN號包含圖書的國別、所在出版社、圖書出版序號等信息,又如我國身份證號碼中包含個人的出生時間、所在省份、市區等信息.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界已認可的數字對象的永久性唯一標識符DOI(DigitalObjectIdentifier,DOI)。

         

        DOI作為數字內容的標識符,它不僅是一串復雜的字符編碼,而是包含了與數字對象內容有關的語義信息的符號表達.DOI標識符主要由前綴和后綴兩部分組成,中間由斜線分隔.前綴是由DOI管理機構分配給DOI注冊者(出版社)的號碼,后綴是由已注冊過的出版社對其數字內容進行組織分配的號碼.后綴語法復雜,要求反映注冊數字內容的層級信息,是一個連續的邏輯單元系統,并且可擴展.例如Else.vier的DOI標識符格式為:"DOI:10.1016/刊物類型。期刊代碼。出版年。出版月。論文流水號".目前以ORCID為主的已有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編碼設計過于簡單,鮮有包含與學者身份相關的語義信息.

         

        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應充分借鑒ISBN號、個人身份證號碼、DOI等編號系統的經驗,盡可能增添語義信息,可優先考慮增加較為穩定的屬性信息,例如出生年月、出生地、性別、國別、民族等.一般而言,這些信息在用戶提交注冊表單時可自動獲取,系統直接統一編號即可.5.2.3標識符與學者各種名稱的關聯。

         

        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是消除學者名稱歧義的最佳解決方案,但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僅是學者身份的一種識別符號,它無法代替學者名稱在現實社會中的意義.日常生活交流中,往往使用簡短的姓名稱呼對方,而不會使用特定身份證編號來稱呼對方.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學術交流中也一樣,學者同樣習慣使用簡單的名稱來署名各種學術記錄,除非期刊出版有特別規定,否則不會使用一長串復雜的學術身份識別號.因此,學者名稱歧義的消除最終需要將這唯一標識符與學者各種名稱進行關聯,才具有現實意義.人名消歧技術是學者身份統一識別號與學者各種名稱進行關聯的基礎.目前ORCID系統采用自動人名消歧和真實性認證相結合的方式.自動人名消歧主要根據作者的機構、地址、學科領域、文獻題名、引文時間和合作者等信息進行識別,將同一個學者的不同名稱劃分成一個類別,然后分配統一的學者身份識別號[20].

         

        然而自動人名消歧算法匹配結果的準確率無法達到100%,還需結合各種真實性認證方式,將學者身份統一識別號與學者各種名稱進行關聯.真實性認證主要包含自我認證和機構認證兩種方式.自我認證是學者本人對自己的信息進行確認,由于系統無法保證用戶都去進行確認,所以這種方式認證結果雖然最準確,但卻有局限性.機構認證是由相關機構出面有專人負責對學者個人信息的準確性進行確認.其實,圖書館在構建人名規范數據庫時進行了大量細致的學者姓名識別和認證工作.如果將已有中外人名規范數據庫與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系統進行對接,可大大提高人名消歧的效率,而且可確保學者身份統一識別號與學者各種名稱關聯的準確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名規范數據庫主要以出版過圖書的學者為處理對象,而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系統則主要以發表過論文的學者為處理對象,這兩個學者群體是交叉的,不完全一致.在具體處理過程中,需進一步甄別.5.2.4標識符的推廣和應用。

         

        人名規范數據庫起初由圖書館業務部門負責單獨建庫,建成后再與書目數據庫進行掛接,實施控制.由于人名規范數據庫一直用于圖書館內部書目數據的組織與檢索,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嚴重制約了人名規范數據庫的對外發展.以ResearcherID和ORCID為代表的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系統,采取了與圖書館完全不同的方法,它們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系統,允許學者個人免費注冊.截至2014年1月已有38.8萬名學者注冊申請ResearcherID.而 ORCID從創始第一天起,就將包含ResearcherID,AuthorID等在內的其他作者標識符系統納入其發展計劃.目前ORCID已與 ResearcherID完成了深度融合,接下來將全面推進與Scopus、ACM等數據庫的整合工作.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系統能否成功地推廣和應用,主要取決于該號碼能否被整合到各個利益相關者的業務系統中,真正起到關聯各種信息,成為數據交換點的作用.

         

        正因如此,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絕不是一串孤立的編碼符號,它不僅需關聯學者的背景和真實信息,而且需關聯學者所有的學術記錄,這在其推廣和應用過程中至關重要.成功的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系統,在設計之初就需要考慮各種生態系統建設.例如,學者從稿件提交、同行評議,直到成果出版,與出版商的互動過程中,可利用學者身份唯一標識符關聯學者的研究背景和其他真實信息,以驗證作者和預期評審專家之間的聯系,從而改進出版社的決策.再如,學者某一成果出版后,可將學者身份唯一識別符連同成果元數據、個人概要等信息一起關聯到各種出版商、平臺商和數據服務商系統中,與學者的其他學術成果產生關聯,最大范圍內整合學者的所有學術記錄.6結語。

         

        社會學極為關注符號支配的各種策略和機制,并融匯于中,環環相扣[21].未來在線科研環境中,如果每本書籍通過ISBN號進行識別,圖表、數據、文檔、論文等各種形式的學術記錄用DOI號進行標識,而研究人員則可以用其獨一無二的ORCID號來證明身份,那么無論是以人為中心的知識組織,還是以內容為中心的知識組織,都將更多借鑒社會學領域的有關研究成果,將研究重點轉向以符號支配的各種組織策略和關聯機制的探索中.在知識組織層面上,ORCID、 ISBN、DOI等各種統一表達符號的功能是相通的,即為了解決事物的同名沖突和一物多名問題.而關聯數據作為最新的知識組織方法,它可借助URIs標識整合事物的各種符號表達系統,為包含各種數據、信息和知識在內的細粒度化語義單元,生成互聯網上的唯一標識URIs,這不但解決了開放世界環境下的非唯一性命名問題,而且建立了更高層次的虛擬秩序.各種類型事物或資源轉換為建立了統一標識符的細粒度語義單元后,它們內在關聯的特征、結構和基本規律將是本文今后重點研究的內容.

         

        參考文獻:

         

        [1]學者[EB/OL].[2015.03.05].

         

        [2]趙宇星,馬莉蓉,馮筱。中文個人名稱規范標識的選擇與著錄[J].情報探索,2008(8):115.117.

         

        [3][5]一個改造科研生態系統的愿景[EB/OL].[2015.03.05].

        第9篇:微博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黃炎培;職業教育;跨越;考察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2)05-0179-02

        后,黃炎培將全部精神轉移到教育事業上,一方面,定居上海,潛心研讀西方的各種教育著作,了解西方的教育發展狀況,另一方面,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進行實地考察和調查。他認為“吾輩業教育,教育此國民,譬之治病,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國內考察,尋病源也。方書誠不可不讀,而病所由來,其現象不一,執古方治今病,執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①“教育者,將俾其人克自適于所處之社會,以遂其生存者也。故離社會無教育。欲定所施為何種之教育,必察所處為何種之社會。”②黃炎培從中國社會面臨的實際教育問題入手,歷時3年,通過國內外大量的教育考察,在認真分析、比較與反思的基礎上,最終選擇了職業教育,實現了從實用主義教育向職業教育的跨越。

        對國內的考察:南下北上

        1914年2月,黃炎培以《申報》旅行記者的身份開始了他為期3年的國內外調查研究與實地考察。他歷時95天,考察了南方皖、贛、浙三省,對三省的教育狀況、社會情況、民生疾苦乃至山川名勝都作了詳盡的記錄。對于這些,他都以“旅行記者報一”的名義寫稿發表在《申報》上,對于途徑之地教育情況的調查與考察,則撰文按期在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志》上發表。隨后,又將兩者編輯成書,名為《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一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2月出版。在南方三省考察結束后不久,當年9月,他又歷時36天,北上對北方京、津、魯三地進行實地考察,將所撰文稿筆記編輯成書,名為《黃炎培教育考察日記》(第二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7月出版。③經過對國內的考察,黃炎培得以在更大范圍內得到第一手教育資料,了解到當時的教育現狀。

        黃炎培對于皖、贛、浙三省的考察主要集中于教育,將教育考察視角一方面放在學校方面,另一方面放在社會方面,他認為離開社會便無所謂教育,“欲定所施為何種之教育,必察所處何種之社會”。因此,“凡夫一切現象茍足以表示某一社會之特性習慣能力者,皆所在宜考”。④他在隨后發表的《考察皖贛浙教育狀況之報告》(原載《教育研究》1914年第14期)中,對學校經費、教師素質、公私立學校、教育行政、師范教育與道德風紀等方面都作了翔實的記載與總結。如在教學方法上,三省學校或私塾“能用問答啟發式者,甚屬寥寥,蓋用注入法。其黑板上大率抄錄教科書,進而注釋某字作某解,又進而注釋其典出某處,或列一表,然其表亦只照錄課本,不易一字,而能用圖畫等物為直觀教授者,未之聞也”。而“教會所設學校,佳者頗多。其校長及教務主任,均明白教育原理。校長美人,教育主任華人,皆畢業于美國師范者。……其他均由淺入深”。⑤面對國外教會學校與國內公私立學校(尤其是師范學校)各方面的差距,黃炎培感言:“教會設學校,外人代中國辦教育,吾輩思之,誠宜感愧”。⑥考察期間,黃炎培還應邀義務地進行教育講演,介紹當今教育狀況。在總結南方三省教育情形和社會狀況時,黃炎培提出:“各種社會無一不困于生計,但求得過且過為佳,斷無三年九年之蓄”。“各地中等學校,其教材類有過多之病,于腦力上既患用之過度,于智識上尤患食而不化”。“在教室外游戲活潑之兒童,忽上修身課,集之教室中,授以枯燥無味之訓言,此真格不相入”。⑦此時,黃炎培已經開始認識到,僅在普通教育中抽象地強調“實用”并不能真正解決實際問題。⑧

        黃炎培北上魯、津、京三地進行考察時,基于總結南方三省考察經驗,更加注重教育狀況和教育意見的記錄。在山東考察時,黃炎培感受至深的是由英國人懷恩光通過募捐興建的廣智院,在《山東廣智院》(原載《教育研究》1914年第19期)論文中,他感慨道:“……余所尤嘆服者,各種土地面積、人數、物產、商務,及其他關于文化事物,一切比較圖表,皆以中國為本位,而與他國較,使人油然生愛國之心”。“譬如學校講授黃河,據此黃河模型,一方口講,一方指畫,八千余里之長流一覽而盡,既易了解,又助記憶,不亦善乎?有志革新教育者,盍于此舉加意矣”。⑨在考察京、津二地教育情況后,他對北京的通俗教育、巡行講演與天津南開中學的露天學校教育等活動非常贊賞。好友遠生對黃炎培推理京津教育發達緣故時說:“……京師之民有慣習焉,業務余暇,必聽講書詞、小說,久乃成癖,若日用飲食之不可離。今導以宣講,變其義、仍其形,民之聽之,若猶是書詞小說也,故勢至順而易效,南方無是”。黃炎培日后感言:“遠生之言驗矣,巡行宣講也,露天學校也,其所為法,一紙可以盡之,非有深奧之理論,與繁難之手續,足以致人疑沮者。所難得者人耳,亟記之以告一般教育界。”⑩同時,黃炎培更加悲嘆:“各種學校畢業生,除升學外幾無他路,此為方今教育亟待研究之點,若中學校為尤甚”。{11}

        兩次國內考察使黃炎培對當時中國教育的癥結問題有了較為深刻而清醒的客觀認識,這個癥結問題就是:長期的閉關鎖國,居高自傲已經使當時中國的教育發展水平落后于歐美國家,同時中國封建教育思想制度殘余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各級教育,學校教育中尚文輕實、教育與實際相脫離、辦學思路狹隘、教學方法陳舊刻板等務虛現象非常嚴重,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考察中,他還不遺余力地宣傳、強調教育上的實用主義,號召學求實際。雖然在此期間他沒有明言通過在中國發展職業教育改變中國教育的窘狀,但是在考察過程中他所提出的社會生計問題、學校畢業生(特別是中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反映出他已經開始致力于尋求一種更好的教育形式。{12}他認為“語以抽象的實用教育,不若語以具體的職業教育之驚心動目”(《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三年》)。僅從普通教育入手進行改革,很難盡快達到教育效果,必須另辟蹊徑。以1914年的兩次國內教育考察為轉折點,黃炎培開始從宣傳實用主義逐漸轉變為致力于提倡職業教育;從提倡普通教育(主要指小學教育)的改革轉變為更多地關注如何溝通促進教育與職業的關系。

        對國外的考察:大洋兩岸

        在即將完成國內教育考察之際,1915年4月,中國農商部組織了游美實業團進行考察,黃炎培受聘擔任編輯報告,隨團赴美考察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但他的真實意圖在于考察美國的教育:“調查美國教育狀況。至調查之目的,不外兩種:一為職業教育之狀況,一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聯絡問題。夫在美國調查此種教育,實最為適宜”。{13}他以“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蓋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為我也,非為他也。以故足跡所至,茍有咫聞尺見,其所發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對此當如何’”{14}的態度,停留約三個月,游遍美國,訪問了美國25個城市中的52所各級各類學校,與美國教育界、實業界人士廣泛接觸。黃炎培將他的這次美國之旅的考察報告以及日后有關美國教育的講稿整理成《黃炎培教育考察日記》(第三集),于1917年4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通過考察美國學校,研究分析美國教育制度和體制,走訪社會各方面,廣泛接觸各界人士,黃炎培深感中美職業教育的差距,深知中國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他了解到美國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和職業教育對美國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通過中美教育之間的比較分析,從教育思想的根本層次上,總結了中國教育的弊癥問題之源。他在《東西兩大陸教育不同之根本談》(原載《教育雜志》1916年第8卷第1號)中感言:“兩大陸國力之強弱,生事之厚薄,民生之開塞,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他將兩國發展懸殊問題的原因歸于教育的差距,指出:“雖然,此現象也,果誰為之,而孰令致之耶?將必曰教育矣。夫彼之教育,曰以利人群也,福國家也。我之教育,亦豈有異趣者,而何以所獲若是其懸絕?此其因果相仍,至微極復”。{15}對此,他從四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其一曰,彼之教育,大都取自然,而吾取強制也;其二曰,彼之教育,大都取各別,而吾取劃一也;其三曰,彼之教育,最重改造,而吾惟重模仿也;其四曰,彼之教育,最重公眾,而我惟重一己也”。{16}黃炎培已經深刻認識到中國教育的落后之處在于:中國封建倫理的宗法性和政治化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阻礙了教育的發展,如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等落后思想帶有鮮明的等級性與歧視性色彩,對教育的影響已潛移默化并根深蒂固,成為中國教育發展的桎梏。美國“以新發明博文明之聲譽”,而中國“以善模仿為不二法門”。美國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生產勞動技術,學生動手能力強,思維活躍且有良好的勞動習慣。反觀中國,學校學生眼高手低,鄙視生產勞動,教學內容刻板單一,與實際生活生產嚴重脫節,畢業后無一技之長謀生活、謀發展。面對此窘況,黃炎培不禁感嘆:“他國之教育,其進行也有方針,其設施也有計劃,全國上下,萬眾一的,而吾國如何?求生存之政府與國民,寧終無動于中耶!”{17}“講教育若干年仍是毫無效果,外國上下一心提倡職業教育,而我國何如,可勝嘆哉!”{18}黃炎培指出:“……蓋西人之教育,向采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以獨出心裁為可貴,故不知不識間,人人心花怒放。我國教育向重師承,重模仿,譬諸寫字,必學顏柳,后遂無高出于顏柳者。其間優劣姑且不論,第問今后吾人尚宜固守東方民族之思想;抑宜參合西方民族之思想,以求活潑進步;此極應研究之問題也。”他將美國教育的優勢歸納為兩點:“一曰應用。即要用者教之,不要用者盡不可教。二曰各別。即能各各發表其特色,而不求統一”(江蘇省教育會常會中的報告內容)。黃炎培基于對美國各方面的考察、總結與思考,結合當時中國教育狀況,認為中國教育改造可以從三個方面借鑒美國教育:“一曰實用教育。彼國無論何種教育,皆注重實用。二曰體育。……三曰校外教育亟宜注意。彼國之社會教育,與我國稍有不同之處,即我國往往特設機關,彼則以學校為中心,此點亦宜研究”。{19}對美國的考察使黃炎培對職業教育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新認識、新思考、新發現,也使他更加堅信在中國發展職業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國之后,他告誡教育家要“越去書本教育之階級,而進入實用教育之階級也。至于政府既須與學校社會通力合作,更須多派有經驗之教育家,往外國考查,籍作他山之助,然后教育可期盡善盡美也”。(《調查美國教育報告》)1915年黃炎培隨團在美國考察期間,在參加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時看到了菲律賓(時為美國殖民地)的教育出品和各式各樣的圖表,他推斷菲律賓一定非常重視職業教育。此外,他認為日本與我國一衣帶水,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社會習俗相近,最重要的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幾十年間由一個封建國家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肯定有適應世界潮流與趨勢的改革措施,是值得考察和借鑒的。經教育部批準,1917年1月,黃炎培等一行6人赴日本、菲律賓進行第二次國外考察,此次考察,他直接把目光投向了兩國的職業教育,“同行諸子考察之目的,多重在師范教育,而余重在職業教育”。(《東南洋之新教育》,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在日本期間,考察團先后赴東京、橫濱、長崎等地參觀了各種類型的學校,并向日本教育界、工業界等人士就職業教育問題進行了請教、溝通與交流,職業教育“外感于世界潮流之推動,內迫于社會現況之要求”的客觀現實,使黃炎培更加堅定了走職業教育道路的信念。在菲律賓期間,考察團對農業、工業、商業、師范學校教育進行了深入了解,黃炎培了解到菲律賓的教育宗旨意在普及和統一,而職業教育也是根據此宗旨制定具體的方法和措施,一方面職業教育要與家庭聯絡,一方面職業教育要與商業聯絡,這兩點又與社會教育交融,所以大部分屬于社會教育的內容,兼具社會教育的屬性。至此,菲律賓“不十年而改觀,……市無游民,道無行乞,國多藏富之源,民有樂生之感,皆出自職業教育之賜”(黃炎培等:《考察日本菲律賓教育團紀實》,商務印書館1917年版)。

        實現跨越:高舉職業教育旗幟

        通過兩次國內教育考察與兩次國外教育考察,黃炎培對興辦職業教育的信念更加堅定。一方面,通過分析比較,不時地在各種教育期刊上發表自己對職業教育的新認識與新理解;另一方面,通過游歷全國各地,不斷地傳播、講解、介紹國外職業教育的新情況與新進展。在務實理念的指引下,黃炎培順勢而行,在這片曾經有著光輝燦爛歷史文明的古國大地上,第一次高高地舉起“發展具有中國自身特點的職業教育”的鮮明旗幟,大力提倡職業教育,開始從“器物―制度―文化”三個層面建構職業教育思想統一體系之樹,并使之不斷發展壯大。黃炎培在從事職業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始終將考察調查放在突出位置,這為他的職業教育思想提供了強大的生命力,注入了新鮮血液,開創了中國教育考察研究的先河,實現了他從實用主義教育向職業教育的跨越,為當代和后世的教育者樹立了榜樣。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考察研究,就沒有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20}

        注釋:

        ①②④⑦黃炎培:《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一集),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第1,3,3,205-206頁

        ③尚丁:《黃炎培》,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6頁

        ⑤⑥⑨⑩{13}{14}{15}{16}{17}{18}{19}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4,136,147,155-157,266,184,184-185,186,167,273,170頁

        ⑧田正平,周志毅:《黃炎培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

        {11}黃炎培:《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二集),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第158頁

        {12}謝長法:《黃炎培的教育考察與職業教育在中國的萌生》,《教育與職業》,2009年第十一期

        {20}朱宗震,陳偉忠:《黃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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