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儲蓄率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居民儲蓄率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摘要：論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上述發現對于中國未來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儲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來，中國保持著非常高的國民儲蓄率，2008年的數據已達到523%，較1992年增加1201%。從變化趨勢來看，國民儲蓄率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開始呈現較為明顯的遞增走勢，從2000年到2008年，國民儲蓄率年均增長392%。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長408%；企業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長476%；政府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長587%。從部門的截面貢獻來看，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帶動起來，政府儲蓄雖然近幾年增長迅猛，但所占比例較小。持續高位運行的儲蓄率受到了西方國家的責難，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強勁增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學者拋出了“中國經濟責任論”和“儲蓄國責任論”，由此引發了又一輪討論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熱潮。中國的儲蓄率為什么這么高？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給予了不同視角的解釋，如人口結構因素［1］［2］［3］［4］［5］、經濟增長因素［6］［7］、預防性儲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門貢獻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未來收入增長率與食品占家庭消費支出之比均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人口撫養比和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卻未對其構成影響。［1］Modigliani和Cao（2004）運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表明，人口撫養比、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這些變量均對居民儲蓄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2］由此看來，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影響的結論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兩篇文獻的基礎上重新對中國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結果表明：（1）收入增長率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且系數較為顯著。（2）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3］
在較近的國內文獻中，楊繼軍（2009）和汪偉（2009）的研究較具代表性。楊繼軍（2009）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有正向影響，且系數顯著；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且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 個百分點，儲蓄率就增加0124 個百分點；由于人口撫養比的彈性遠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彈性，故人口撫養比是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偉（2009）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兩個急劇轉變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實施的改革開放，以1978年為界，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的變動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對儲蓄率的積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轉變使得中國迅速實現了人口轉型，并通過“人口紅利”的集中釋放帶來高儲蓄。經濟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響，又進一步提高了儲蓄率。［5］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高儲蓄率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圖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間國民儲蓄率與總人口撫養比的變動關系，根據該圖可知，2000年是這一變化的轉折年份，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與他們的數據區間不同有關，同時根據該圖可知，楊繼軍（2009）對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撫養比與儲蓄率呈現了負向關系。另外，由圖2和圖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特別是在城鎮地區，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在這里被分解為，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卻有著正向影響。為了更為全面的考察這二者的關系，本文借鑒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時考察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關系，特別關注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另外，我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財政手段的影響舉足輕重，例如稅收與財政支出會影響消費、投資與進出口，因此居民儲蓄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波動，從這個角度講，財政政策特別是稅收規模或支出規模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儲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財政政策這一變量，來進一步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影響。
圖2城鎮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圖3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二、變量、數據與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時納入財政政策，故被解釋變量分別選擇城鎮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農村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在解釋變量里面，我們首先選擇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衡量指標，依據Horioka和Wan（2007）具體選用少兒撫養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撫養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差別，這里少兒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少年兒童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老年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撫養比是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后果的指標之一。其次，我們選擇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財政政策對儲蓄率的影響。以上解釋變量為核心變量，在此基礎上引入其他控制變量X，計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方面，首先，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一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應該有必要的儲蓄率保證，因此這里引入GDP增長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國是一個轉型國家，故應該納入表征轉型特點的指標，故引入第三產業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產業比（trans_rate）以控制轉型國家數據模型的穩健性；再次，從微觀角度來看，居民儲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長率有著一定的關系，故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長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區城市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這里將納入城市化指標（urban_rate），具體使用地區城市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來測度。
以上變量所需數據均來源于CEIC數據庫以及《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區間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財政政策影響，受個別省份的財政收支數據的限制，省際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從1999年開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從而保證了31個省市自治區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獻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這里為了對比其結論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為主。（3）根據圖2和圖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高儲蓄率的真實相關性。
本文使用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在這個影響機制中，特別引入了財政收支比重，以分析當財政政策發生變化時，人口年齡結構的儲蓄效應是否受到明顯的影響。具體而言，根據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這個由圖1就可看出，但再觀察圖2和圖3就會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儲蓄效應是截然相反的，并且這個特點在城鎮地區極為明顯，那么這個差異是否與財政政策的變化有關聯？不同地區的地方財政情況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際財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財政手段是否構成對“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城鄉儲蓄效應”這一傳導機制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使用省際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儲蓄率的關系，根據Hausman檢驗，本文只報告固定效應，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為基本回歸方程，意在分別考察忽略財政政策時的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然后引入控制變量：GDP增長率、第三產業比重、二三產業比、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個指標，同時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兩種撫養比，以及財政政策調整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進一步地，本文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針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計算財政收支規模的最優門限值，為后面的財政收支區間分析作準備。
根據模型（1）和（2）可知，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均非常顯著，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兩種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形成巨大反差，這與圖2所顯示的特點是一致的；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這個情況剛好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反，這說明人口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
為了穩健性起見，模型（3）和（4）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同時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602減小至0575；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559減少至-0781。數據雖有少許變化，但總體上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與原來的影響方向一致，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作用是穩健的，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結果相反。當引入控制變量后，在影響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幾個因素中，最為突出的是二三產業比，它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分別為881和685，前者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后者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其次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這說明影響城鄉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產業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區的轉型特點對儲蓄率的積累特性，其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在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系數較為顯著，但在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并不顯著，由此可知二三產業比更適合控制轉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長率在城鎮方面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農村方面卻未通過檢驗，為此我們對模型（3）和（4）做了GLS回歸，結果表明，該系數的t值概率分別為0509和0031，城鎮居民方面未通過檢驗，而農村居民方面卻較為顯著，這個城鄉差異不足以說明GDP增長率對儲蓄率的影響，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結論相反。城市化水平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較為顯著，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卻不顯著，這說明，城市化的儲蓄效應只在城鎮地區較為明顯，而在農村地區不明顯，這個結論也是顯而易見的。
考慮財政政策影響的情況，城鎮儲蓄率方面，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644，財政支出系數為-0706，兩個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易見收入規模的擴張有利于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規模的擴張卻會導致儲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較大。農村儲蓄率方面，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系數也較為顯著，系數正負與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個控制變量中，只有二三產業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415，而財政支出系數為0748，容易發現這與城鎮儲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據模型（3）和（4）可知，引入財政收支比重后，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解釋力度仍較強，同時財政收支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
下面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由此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根據我們計算的財政收支規模門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過分析不同的財政收支區間來反映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
根據表2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不斷增加，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稅收規模為465%，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713%，城鄉儲蓄率存在著相反的特點。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少兒撫養比只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支出規模為399%，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剔除數據后，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標準差為757，最小值為851，最大值為5576，平均來看，財政收入比重沒有超過465%，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負向影響。類似的，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最優稅收規模為399%，而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也未超過這個門限值，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正向影響。省際財政支出比重的均值為1601，標準差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來看，財政支出比重遠超過門限值86%，故驗證了表1中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儲蓄率的系數值-0559。
根據表3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84%，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也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支出規模為86%，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無影響。
從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不是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受到財政收支規模的制約，不同的稅收規模與支出規模可能對應著相反的儲蓄率效應。另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
一般來講，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居民儲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經濟領域，老齡化會對消費、儲蓄、投資、稅收等發生沖擊，在公共政策的視角下，僅僅依靠調節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門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應對老齡化問題。［17］在這個宏觀系統的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平衡著儲蓄與消費的互動，比如財政支出尤其是消費性支出（如中國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的增加通過擠出效應使得居民消費減少，從而改變了居民的儲蓄水平。（2）根據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隨著年齡的增大，居民在年輕時會多儲蓄而到年老時就會拿出儲蓄部分來消費，因此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應使得居民儲蓄率不斷下降。（3）人口老齡化過程導致了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中位數大幅增加，勞動力供給減少，收入就會隨之減少，因而儲蓄也相應減少。［18］
但是，根據中國數據的測算，結合表1可知，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城鎮居民儲蓄率不斷增大，而使農村居民儲蓄率不斷減小，可能的解釋如下：（1）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制度設計是以城鎮職工為主，對城鎮職工實行社會養老保障，即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責任共擔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近年來，我國各地積極探索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指導性文件，各地區改革在制度和標準上都不統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碎片化”趨勢較為嚴重。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村養老保險共有1900多個縣級統籌單位，標準大多是“一地一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不僅正在試點的新農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同時存在多種制度。另外，沒有納入試點的農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個人養老方式。從這個角度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遠不如城鎮養老保障制度完善，這樣的城鄉二元結構保障制度使得城鎮老齡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數量的養老金，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老年人的收入不減，近年來政府又提高了養老金的支付額度，使得城鎮老年人的腰包越來越鼓，故其儲蓄份額有所增加，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故農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遠遠不如城鎮居民。（2）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老齡化促使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這在城鄉都是一致的，但城鄉就業崗位性質的差別在于，城鎮地區的崗位多以腦力勞動為主，而農村地區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對而言），這就使得城鎮老年人仍可以有機會或有時間繼續工作，以獲得薪金收入。而農村老年人就會因身體的原因而走下崗位，收入也隨之減少。這樣的結果導致城鎮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儲蓄起來，而農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儲蓄的重要來源，因而農村儲蓄率必然下降。（3）財政政策的影響。我國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為城市偏向性的財政政策，［19］因而較容易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例如社會保障支出較多地使城鎮老年人受益，而使農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卻明確說明了人口老齡化的儲蓄效應只在農村地區受到財政政策的影響，在城市地區卻無影響，可見財政壓力對農村老年人的影響更大，財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點，農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減少，這就影響到其儲蓄水平。
關于少兒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可能的解釋是，少兒年齡人口不具備勞動能力，因而沒有收入來源，少兒撫養比的增加使得社會負儲蓄增加，以提供足夠的經濟能力撫養少兒年齡人口。然而，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城鄉之間有著明顯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撫養小孩成本的城鄉差異。一般認為，小孩需要撫養的階段是指從一個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備獨立的生存能力。撫養一個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產前費用、生產費用、衣食住行、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以及其他不可預期的費用，而我國城鄉地區在這些成本支出項目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據研究，城鎮居民基本生活線為594286元，而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線為196801元，后者僅相當于前者的3312%。［20］這說明農村整體上的消費水平都遠低于城鎮，城鎮的高消費水平使得城鎮家庭撫養小孩的開銷大大增加，從而可儲蓄的部分就會相應地減少。而農村因其較低的消費水平而較小地影響其儲蓄能力，但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儲蓄效應系數為正數，也就是說，小孩數量的增加反而會提高農村家庭儲蓄水平。我們給出的解釋是，在農村一直都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所以農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會進行預防性儲蓄，以保證自己老了有人所養。（2）財政政策影響。一方面，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稅或消費稅的調整，很容易使城鎮勞動者的收入發生改變，而這卻較小地影響到農村勞動者，因而撫養小孩數量明顯會造成城鄉家庭儲蓄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財政支出所具有的擠出效應（主要是消費性支出的擠出效應）會影響到城鎮居民而不會影響農村居民，因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受到財政支出擠出效應比較大，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則不會產生影響。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政策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宏觀角度改變了拉動經濟的投資消費比例，從而傳遞到居民部門，影響其儲蓄行為。（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經濟體的運行具有明顯的轉型特征，這個特征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而且也體現在微觀層面上，加之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又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轉型調整所帶來的儲蓄效應。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通過宏觀層面對經濟進行干預，使得城鄉居民的收入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進一步影響到儲蓄能力。從以上原因來講，我國高儲蓄率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經濟的發展將伴隨著儲蓄的減少，但就現狀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單憑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總量快速的增長而忽視中國發展階段的實質。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釋放直至消失，在此過程中國家調控的方向應是以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等途徑為主，這些措施雖然看似較為傳統，但考慮到中國高儲蓄這個發展特點，它們的實施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Kraay, 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0, 14 (3): 545-570.
［2］ Modigliani, Franco and Shi Larry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Vol. 42, No. 1 (Mar):145-170.
［3］ Horioka, Charles Y. and Junmin Wan.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 ［Z］.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07.
［4］ 楊繼軍.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儲蓄效應［J］.財經科學,2009(7):26-32.
［5］ 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J］.經濟學季刊,2009(7) :29-52.
［6］ Qian, Y..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 IMF Staff Papers, 1988, 35 (4): 592-627.
［7］ 陳利平. 高增長導致高儲蓄：一個基于消費攀比的解釋［J］.世界經濟,2005(11):3-9.
［8］ 宋錚. 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0.
［9］ 萬廣華,張茵,牛建高. 流動性約束、不確定性與中國居民消費［J］.經濟研究,2001(11):35-44.
［10］ 羅楚亮. 經濟轉軌、不確定性與城鎮居民消費行為［J］.經濟研究,2004(4):100-106.
［11］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Francesco Giavazzi.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Z］.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05, No.5.
［12］ Chamon and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 93-130.
［13］ Wei and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Z］, NBER Working Paper, 2009, No. 15093.
［14］ Kuijs, L.. How Would China’s Saving and Investment Evolve? ［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58, 2005.
［15］ 李揚,殷劍峰. 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高儲蓄、高投資和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5(2):4-15.
[16]余長林.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29.
［17］ 彭希哲,胡湛. 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1(3):121-138.
［18］ 齊傳鈞.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1年增刊:54-65.
［19］ 陸銘,陳釗. 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2004(6):50-58.
［20］ 周發明,楊靖. 基于ELES模型的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實證研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3):84-89.
收稿日期：2011-10-12
第2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索洛模型;儲蓄;投資;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6-0010-02
索洛的經濟增長模型主要討論了儲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三者的相互關系。總體來講,這三者之間是循環影響的,高儲蓄會帶來豐厚的資本積累,資本積累會推動產出的增加,產出又決定了儲蓄和資本積累……。但是,索洛認為,從長期來講,高儲蓄率并不能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經濟的持續增長最終要歸因于技術的進步。但是,高儲蓄率影響產出水平和生活水平,儲蓄率的上升將會導致一段時間內的更高增長并最終導致更高的生活水平。
索洛的研究是以美國經濟為主要對象的,而且在模型中設定了實際經濟無法滿足的苛刻假設,因而要對其理論進行嚴格的驗證是比較困難的。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有著很大的區別。美國是個低儲蓄率的國家,自1950年以來,其儲蓄率平均只為18.6%;而中國一直是個高儲蓄的國家,儲蓄率約在50%左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本存量相對較小。與美國這個發達國家相比,儲蓄應該有著更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與美國相比,中國目前還不具備發達的資本金融體制來進行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因此,索洛的有關儲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相關結論是否能夠適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本文要探討和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的高儲蓄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中國的高儲蓄率和高經濟增長率
中國居民一直保持的極高的儲蓄率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儲蓄節儉自古以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受此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中國居民相對喜歡儲蓄;市場化改革使得人們以前享有的福利逐漸消失,加之現今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居民的家庭預防性儲蓄還保持著較高水平;中國欠缺發達的金融體系使得人們缺乏借貸金融工具,那么就不得不為像買房買車等較大項目的支出進行提前儲蓄;人口結構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中國高儲蓄年齡群體人數眾多,年齡在50～70歲的人群具有維持較高儲蓄率和避免任何形式債務的傾向;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們的收入也在增加,這也造成了儲蓄的增加,尤其是具有較高儲蓄傾向的人群,他們收入的增加會更多地導致儲蓄率的升高。
與高水平儲蓄率一樣引起人們關注的,還有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那么,這兩者之間關系如何?從圖1和圖2可以看出,儲蓄和GDP的走勢是高度一致的,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二者呈高度正相關性。
(二)計量經濟模型分析
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計量經濟回歸模型來進一步闡釋儲蓄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選取GDP來表示經濟增長,用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來表示儲蓄s,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表示投資I。建立如下對數模型:
Ln(GDP)=Bo+B1Ln(s)B2Ln(I)+ε
其中,B;(i=0、1、2)為待回歸系數,ε為隨機擾動項,表示除基本因索外其他可能影響GDP的因素。
數據選取自1989-2008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用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回歸,得到以下結果:
lnGDP=2.6837+0.3305LnS+0.4938LnI
(2015)(3.83) (5.06)
R2=0.9971,D.W.=6297,F=2995.414
回歸結果表明,R2值和調整后的R2值都在99%以上,各項系數的t檢驗都顯著。因此,該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根據以上估計的結果可以看出,儲蓄s對經濟增長GDP具有顯著影響,從其回歸系數0.3305可以知道,儲蓄每1%的變動可以帶來GDP33%的變動。但是,與投資變量I相比,投資變量對應的回歸系數0.4938大于儲蓄的回歸系數0.3305,說明投資比儲蓄更能帶動經濟增長。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用中國數據分析出來的結果與索洛關于美國經濟的結論有所出入,中國儲蓄率對經濟增長是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和長期推動作用的。
除此之外,索洛在模型中將儲蓄和投資等同分析,即模型假定儲蓄能夠全部轉化為投資。但是,從以上中國數據的回歸分析結果上看,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存在較大差距的。為什么會存在這樣的結果呢?―個可能的解釋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制不健全,使得儲蓄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
二、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
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儲蓄轉化為有效的投資要經過三個環節,即足夠的國內儲蓄、儲蓄向投資轉化、投資變為有效的產出。
中國的高儲蓄率使得我們有較為充足的國內儲蓄,因此我們在第一個環節不存在問題。但是,我們在另外兩個環節上則存在著渠道不通暢的問題。
(一)儲蓄向投資轉化環節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儲蓄轉化為投資還處在比較低效的階段,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金融體系不發達導致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形式比較單一。目前中國的金融市場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不夠完善。金融工具的品種有限,不能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求,使一部分投資無法向投資轉化。其次,國有銀行的主導地位限制了競爭。目前中國從儲蓄向投資轉化,主要通過國有銀行作為金融中介從存款轉向貸款。這種帶壟斷性的資金供求市場會造成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再次,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實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中小企業在金融市場的融資渠道單一而艱難,經常面臨很高的融資門檻,這使得資金需求方難以獲得資金,而巨額的儲蓄卻不能轉為所用,儲蓄向投資轉化難以實現。另外,中國的利率制度降低了利率在調節儲蓄一投資方面的作用。利率是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重要環節。中國當前實行管制利率,各銀行的利率由中央銀行統一規定并要求保持穩定。這樣,利率就不能自由地反應市場上的資金供求關系,儲蓄和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大大降低,利率對投資和儲蓄的影響非常有限。最后,中國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完善性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目前中國政府部門的儲蓄一投資轉化率很高,近90%。但是,居民部門的儲蓄一投資轉化率很低,只有30%左右。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中國很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完善使得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必然導致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擔心和憂慮。因而,預防性的儲蓄也會加大,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在現今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國擴大需求的目標,也需要國家盡快完善中國社會保障體制。完善了社保體制,使人們無須再為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大量儲蓄,那么就會促進投資和需求的增加。
(二)投資轉化為有效產出環節
投資無法轉化為有效產出的問題,需要先進的技術水平來有效解決。從這個角度來說,索洛的“經濟增長最終歸因于先進技術”的結論是正確的。因此,在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前提下,需要先進技術水平的支撐才能最終推動產出的增加,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
三、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儲蓄具有較大的相關性,高儲蓄率在較長的時期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因而與索洛的結論有所出入。但是,儲蓄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仍然不如投資顯著,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的環節還存在障礙。因此,中國需要加速相關體制的完善,創新先進技術,保持儲蓄一投資的渠道暢通,促進儲蓄向有效投資的轉化,最終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參考文獻:
[1]奧利維爾布蘭查德.宏觀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240-246.
[2]徐忠秀.中國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3]孔麗頻.高儲蓄率可能阻礙中國經濟增長和穩定[N].中國改革報,2009-10-23(5).
第3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內容摘要：目前，國際社會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后金融危機時代表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征。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不高，消費增長困難。影響消費的消極因素主要有下崗失業人員增多、收入分配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壟斷行業商品價格和服務收費過高、消費習慣及歷史傳統等因素，本文結合我國的情況進行分析。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 消費 消極因素
下崗失業人員增多且就業困難
當前，我國正處在新舊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改革已到了攻堅階段，經濟生活中長期積累起來的各種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已從潛在狀態轉化為顯現狀態，就業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表現為既有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又有就業結構性矛盾；既有來自城鎮的就業壓力，又有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速度加快帶來的壓力；既有新成長勞動力就業的需求，又有失業人員再就業的需求。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有1000多萬，加上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大中專畢業生等匯聚在一起，形成勞動力供給的高峰。
而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給我國的就業造成了巨大影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指出，“金融危機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正逐步擴大，2009年將有2400萬勞動力需要安排就業”。2400萬各有來頭，其中一增一失是就業兩大難題來源。一增指的是，1300萬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一失即800萬下崗失業人員，這兩大群體構成了2009年就業工作的主要部分。藍皮書指出，2008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559萬人，比2007年增加64萬人。到2008年8月，全國大學畢業生實際實現就業率為70％，2008年底，畢業大學生未能如期就業人數仍然有150萬左右（汝信等，2008），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需求崗位的總體狀況相對趨緊，這將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近年來，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經濟發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大軍，由于農民工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以簡單勞動為主的加工制造業、低端服務業等領域，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力度更大。大批農民工因企業裁員而返鄉的現象，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據保守估計，2009年全國大約有650萬農民工面臨再就業問題（陳昌明，2009）。就山東來講，2009年城鎮勞動力供給超過190萬人，預計全年最多可實現就業120萬人。2010年畢業和近兩年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約60萬人，由于企業用工需求減少，相當多的畢業生不能實現當期就業。返鄉農民工節后回城的有181.0萬人，占節前返鄉的60.1%，較往年同期減少20%；2月底又新增返鄉農民工17萬人，全年至少有72萬農民工在城鎮無法就業。
就業的困難，使相當一部分人對預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觀心理，這也致使人們消費行為發生相應變化，即壓縮了即期消費，增加銀行儲蓄。與居民預期收入下降相伴隨的是居民預期支出上升。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居民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業提供保障的。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醫療養老保險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個人負擔的部分不斷增多，這意味著人們在當前或未來會有較大數額的支出。預期收入減少和預期支出增加，減少了人們對當前消費的支出，擴大整個消費需求仍面臨巨大壓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兩極分化的傾向
對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變化的總體趨勢，世界銀行的評價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會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已超越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我國由此成為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國家。近年來，盡管山東經濟迅速發展，經濟整體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導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兩級分化傾向明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擴大，2006年山東省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143.8元，相當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個百分點，差距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如把社保、義務教育等因素考慮在內，城鄉的實際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國際公認的3∶1的警戒線。山東省農村人口占60％以上，本應是巨大的消費市場，但農村消費額僅占35％。農村居民可支配的現金收入相對減少，致使農村居民消費意愿降低，也使社會總消費額中農村居民所占份額持續下降。農村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從1978年的62.1%，經1980-2005年（按五年一統計，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個百分點，而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揚，從1978年的37.9%，經1980-2005年一路上揚，上漲了35.3個百分點（王石生，2007）。
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地區間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擴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內部收入也存在較大差距，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擴大到2006年的7∶1。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社會財富不斷向高收入階層集中，廣大農村居民和城鎮中低收入者消費傾向雖高但是消費能力有限。當前我國少部分高收入群體掌握著大多數居民儲蓄，而這些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遞減的。據調查，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0.6，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是0.85（夏興萍，2005）。高收入階層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和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不足，仍將是今后影響我國消費增長的重要原因。因此，著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農民和城鎮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鄉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將成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
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費，而且還會增加居民未來的支出和預期的消費。社會保障的一般屬性是國民收入社會化消費的一種再分配形式，它通過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給付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通過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延期消費，它是指將目前取得的消費基金推遲到一定時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費，即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勞動者在一段時間內獲得的收入在更長的時間內平均使用；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調劑，使收入與消費在時間上銜接起來，使每個勞動者都有一個終生比較穩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勞動者的貧富差別，使低收入者獲得基本的生活消費。
總之，通過籌集社會保障基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即期消費，但它卻營造了一個讓勞動者消除后顧之憂的社會消費環境，減少了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預期，不用擔心年老、生病、失業等問題，可以在現有的、可支配的貨幣收入基礎上放心地去消費。而社會保障基金的給付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更為直接。由于社會保障基金給付具有選擇性，主要獲得者是老年人、失業者、傷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濟、優撫對象，它會立即用于消費，使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殘有所扶、災有所救、貧有所幫，從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處于改革階段，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約著消費支出增長。社會保障制度中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和就業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費支出的最大隱患，而且，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費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來儲蓄以預防意外支出和未來的支出。比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中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社會和家庭共同承擔費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從而增加了家庭的負擔，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會有一部分用來養老；醫療保險制度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廣大的農村居民還需要依靠自己來就醫；就業制度中對農民工的各種限制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困難，隨著面臨的失業也會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銀行來規避風險，而不是用來消費或是增加投資（黃國華，2007）。
壟斷行業商品價格和服務收費過高影響消費
目前，我國國有壟斷資源程度還比較高。如在電信、電力、民航、鐵道、郵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業等領域基本上還是國有企業控制。國有壟斷企業享有在市場準入、投資、貸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額的壟斷價格，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我國還是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但這些領域的價格遠遠高于國際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經濟困難時期，許多群眾對價格變動更加敏感，民生需要“減負”，而許多壟斷企業卻缺乏民生責任感，不從內部挖潛增效、節約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堅持產品的高價位，以維持自身高收入，兩者的反差影響了人們對消費的支出。
消費習慣、歷史傳統等因素影響消費
消費習慣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逐漸形成和發揚光大了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節儉美德，即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積蓄、輕消費、戒物欲、崇節儉，維持了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安定，這種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節儉觀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統治者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為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公認的傳統美德（王夢奎，2001）。而今我國居民仍保持著一概固守節儉、高儲蓄的個人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在消費的數量上，居民養成了先積累、后消費的習慣，寧愿省吃儉用，也不愿意“負債消費”或者“超前消費”。
我國居民儲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經濟學家查蒙（Chamon）和康奈爾大學的普拉薩（Prasad）教授在NBER（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了最新論文，他們基于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我國城市居民的儲蓄率從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我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的儲蓄率也在穩步上升（周業安，2008）。到2008年儲蓄率達到28.8％，刷新了過去最高紀錄。當前的儲蓄率無論與我國歷史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認為儲蓄率較高的日本（6％）。高儲蓄率意味著消費率較低，國內消費總需求不旺盛。更嚴重的結果是，高儲蓄率加劇了我國內需不振的經濟軟肋，阻礙了我國經濟從投資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不利于當前經濟的復蘇。
結論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單純通過某項政策和措施來促進消費已不可能，必須通過多元化的組合措施解決影響消費的消極因素，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以擴大就業為最根本的基礎，只有擴大就業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經濟支持，才能解決“有錢消費”的問題。同時，有錢消費還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率，這樣才能解決“敢消費”的問題。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鄉困難群眾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實現社會公平，縮小兩極分化。至于消費習慣的改變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需要社會輿論的引導，需要新的消費觀念的引入，需要堅強的經濟基礎。要引導消費者正確認識消費在社會再生產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導改變消費觀念，引導消費者不斷擴大消費領域。通過一系列組合拳，才能有效促進消費，刺激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于法鳴.系統性促進就業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3.陳昌明.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就業的影響分析.中國經貿導刊，2009（2）
4.王石生.理順投資與消費的關系.科學決策月刊，2007（3）
5.夏興萍.改善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宏觀思考.宏觀經濟管理，2005（11）
6.黃國華.從投資和消費的對比關系看我國的新農村建設.蘭州學刊，2007（1）
7.王夢奎.中國社會主義保障體制改革.中國發展出版社，2001
8.周業安.高儲蓄率讓人喜憂參半.上海證券報，2008-12-19
第4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進入2007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如何保持手上貨幣的絕對購買力成了一件大事。作者對當前我國形成通貨膨脹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簡要地提出了相應的策略觀點。
一、對通貨膨脹的分析
1、通貨膨脹的定義及其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的定義，大體上可分為“貨幣派”和“物價派”。“貨幣派”認為通貨膨脹是物價的普通上升，而且這種上升是由于貨幣過度供應引起的。“過度的貨幣追逐相對不足的商品和勞務”。“物價派”主張用一般物價水平或總價格水平的上升來定義通貨膨脹。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指出當達到充分就業后，貨幣供給的增加而引起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已沒有增加產量和就業的作用，物價便隨貨幣供給的增加作同比例的上漲。
兩派分歧的實質在于對物價上升原因的解釋。我們可以借助這樣一個“模型”來理解貨幣和物價之間的變動關系：假設市場是一個天平，貨幣是天平的左邊，物價是天平的右邊。當市場上貨幣量超出實際需要貨幣量時，大量的貨幣追逐一定的物品，物價就會上升；當市場上貨幣量一定時，由于物品供給的減少，也會使物價上升。實際上，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種區分，前一種情況下，是貨幣的絕對過剩，這種情況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們稱之為絕對通貨膨脹。后一種情況下，是貨幣的相對過剩，這種情況引起的通貨膨脹我們稱之為相對通貨膨脹。
2、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分析
結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從貨幣和物價兩個方面去探索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
（1）貨幣流動性泛濫。2006年以來，貨幣流動性過剩狀況越來越嚴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內外經濟失衡。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以及中國人消費觀念的原因，在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當中，內需一直是不足的。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是靠大量的基礎投資和迅猛增長的進出口貿易。在我國強制結售匯體制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意味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并且累積下來導致了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國外匯余額為13326億美元，同比增長41.6%。今年前6個月，累計對外貿易順差達到112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3.1%。龐大的外匯占款迫使央行不斷地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經過貨幣乘數作用之后，市面上創造出大量的可流通的存款貨幣，從而導致貨幣供給增多，流動性過剩。②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利用1992～2003年的資金流量表，分解出我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變化，分析結果表明，這些年間，特別是2000年以后，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率，而居民儲蓄率則是相對下降的。這意味著，推動中國儲蓄率居高不下的不是個人，而是政府和企業，尤其是政府。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政府收入已經連續數年以遠高于國民經濟增長率的速度在增長。稅收增加的同時，政府的福利開支卻出現了相對下降。政府沒有在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機構方面發揮積極的正面作用，而是更多地用于投資。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投資的沖動很大。
（2）物價水平持續上升。當前我國物價水平不斷上升，有著國際國內兩個方面的影響。①國際方面的影響。自2005年中期以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走出了一波快速上升的牛市。
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需求大增，導致礦產資源供給吃緊。以銅為代表，有效突破3000美元/噸的歷史高價后，更是在隨后近一年的時間內創下8825美元/噸的天價。由于戰爭、限產等原因，石油價格也持續走高，一度達到80美元/桶的高價，高盛等美國著名投行甚至預測在不久的將來，油價會突破100美元/桶的大關。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和生物能源替代政策等使得國際糧食減產，面對沒有減少的需求，國際糧價也持續走高。種種原因造成的基礎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再通過進口成本傳遞到國內市場，引起同類產品的價格不斷攀升。②國內方面的影響。定價權缺失是導致國內糧食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國農副產品在價格上沒有主導權，一來有國家限價，二來本身進入門檻較低，秩序混亂。農副產品價格每上漲1個點，其結果是農資產品上漲幾個點。絕對來看，好像價格上漲了，農民增收了，其實是由于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收入增加速度，所以反而是辛苦了一年，回頭一算，并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在這種情況下，就造成兩種局面：產品生產成本是決定產品價格水平的內在因素，糧食生產成本的持續上漲成為糧食價格上升的內在動力；農民開始考慮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不再固守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進城務工，農田拋荒比例明顯增大，從而造成糧食連年減產，導致產不足需。
總體來說，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情況表現為穩定的、緩慢的上漲，即溫和的通貨膨脹。這種溫和的通貨膨脹在實際生活中，又區分為兩種表現：一是在實物資產方面，表現為貨幣的相對過剩；二是在金融資產方面，表現為絕對過剩。因而在投資策略上也要分別對待。
二、通貨膨脹對投資的直接影響及其策略
通貨膨脹對投資的直接影響又可以視為通貨膨脹帶來的投資機會。這種投資機會分布在實物資產投資和金融資產投資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實物資產方面主要是實物資產供給不足，金融資產方面主要是追逐金融資產的貨幣太多。可以針對這兩種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投資策略。
1、實物資產的投資策略
認清了上漲的本質在于供給不足之后，有助于我們制定明確的投資策略。
以銅為例。1992年以來，我國銅消費量激增，年均增長率15.16%。2002年消費量414.04萬噸，占世界銅消費量1495.65萬噸的27.68%（四分之一多）。已經超過美國（237.24萬噸）、日本（116.39萬噸）和德國（106.34萬噸），居世界第一位。
建國以來我國礦山共生產銅1113.94萬噸，1999～2002年礦山產量在52萬噸～59萬噸之間徘徊，加上國內每年回收30多萬噸廢銅，國內原料生產的銅的供應量約85萬噸～90萬噸/年。以2000年的消費量239.5萬噸為基數，假設從2000年到2020年間，我國銅年均消費增長率為10.0%，2010年的屆時需求量約410萬噸，2020年約665萬噸，20年間累計需求量為8710萬噸。2010年國內原料生產的銅，只能滿足需求的20.49%，2020年為13.53%，供應嚴重不足，矛盾日趨擴大。像銅等礦產資源，煤、石油等一次性能源產品，生產投資周期長，可替代性差，如果發生短缺的現象，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它們的價格上漲具有持續性，就算因此而導致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政府和企業也只能接受而不可能違反市場經濟規律，采取強硬措施。因而對于此類的實物資產投資，可以買入并長期持有至市場基本面發生改變為止。而像大米、豬肉等糧食，玉米、棉花等農產品，增加供給是一件不算很難的事情，因而，假如要對它們進行投資，只能是看準時機，快進快出，獲得市場波動的價格差。
2、金融資產的投資策略
在當前的通貨膨脹下，由于我國的低利率政策，實際上大家手頭上的貨幣是不斷貶值的。因而，不管是對于普通老百姓，還是高收入家庭，保值增值成為了大家的一致共識。
從資金層面實現保值升值的途徑無非是儲蓄、住房、證券、保險、外匯。目前儲蓄率持續低于CPI指數，人民幣一直處于升值的預期當中，因而儲蓄、外匯基本上不會成為大家的投資選擇，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保險只是備萬一之需，解決意外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資金大量涌入住房和證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在住房受到了政策打壓而且高企的房價超出了老百姓承受范圍的情況下，面對火爆的股市，儲蓄進行搬家便成為普通老百姓唯一的途徑，股市的“瘋狂”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解釋，這種預期一旦形成，這將是一個過程，不會是短暫的結束。人與人、貨幣與資產之間的博弈生生不息的進行下去，直到預期改變為止。這場博弈在當前，主要表現為房價的高企并頑強上漲，股市的火爆并不斷創出新高。在實際情況中，盡管房產價格高到超出大多數人的承受能力之上，供過于求（相對而言，大多數人買不起房，有效需求不足），股票價格遠高于其內在價值，資產證券化率達到了100％以上，市盈率偏高（高出成熟市場一倍以上），但是，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場博弈才剛開始，或者說是才開始不久，更精彩的在后面，后面還有充足的時間和巨大的空間。
但我們還是要明確一點，這場博弈的起點是大家的保值增值預期。如何保值增值呢？只有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分享國民經濟的成果才行，做到這一點，惟有投資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藍籌股才能實現。因此，博弈的重點是有價值的藍籌股，而不是大多數人所喜愛但不適用的垃圾股。
地產也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但其牽涉面較廣，又時刻會遭遇政府的大棒，作為投資對象來說，謹慎樂觀對待為宜。
三、通貨膨脹對投資的間接影響及其策略
通貨膨脹是一把雙刃劍，溫和的通貨膨脹有利于經濟的增長，但超出一定程度后的通貨膨脹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因而在對待通貨膨脹的問題上，國家一直保持比較藝術的態度。既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又會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惡化。當前我國的通貨膨脹就有進一步發展至惡化的趨勢，通貨膨脹對投資的間接影響就是要規避政府出臺措施治理通貨膨脹而帶來的不利于投資的因素，同時發掘伴隨之的新的投資機會。
對于實物資產領域對通貨膨脹的貢獻來說，治理起來相對簡單，說白了就是要增加供給，比如現在的加大生豬繁殖，保障豬肉供應。而金融資產方面，很多變量不易統計，而且政策還有滯后效應，因而，調控的重點自然就在金融資產構成的通貨膨脹方面。
這方面，調控的核心指導思想就是緩解和疏通流動性泛濫問題，政府已經采取加息、QDII、發行特別國債和人民幣升值等措施，但這相對于當前的狀況來講，還是遠遠不夠的。循著上述提到的核心指導思想，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結合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政府有可能推出以下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多次調整利率水平，最終使得實際利率為正并保持一定的正值
2、利用財政政策（減稅、提高公共消費支出）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刺激居民消費
3、加大農業直補力度，保障農民收入
4、加大大盤股（央企為主要代表）發行力度，擴大市場容量
5、放開黃金交易，增加投資渠道
第5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一般而言，流動性分為三個層次：貨幣流動性、銀行系統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其中貨幣流動性是基礎，下游的是市場流動性，本文探討的銀行系統流動性處于中間層次。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指的是該銀行可以在任何時候以合理的價格得到足夠的資金來滿足其客戶隨時提取資金的要求。商業銀行的流動性主要包括兩方面：資產的流動性和負債的流動性。資產的流動性是指銀行資產在不發生損失的情況下迅速變現的能力，負債的流動性是指銀行以較低的成本適時獲得所需資金的能力。而流動性的水平主要取決于流動性供給與流動性需求，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額缺口即流動性缺口直接決定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狀況。
流動性是商業銀行管理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原則之前，因而確保足夠的流動性是商業銀行管理的主要目標之一。銀行的流動性受到央行政策波動、固定資產投資變動和金融市場波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逐步對外開放，國際收支持續多年順差導致外匯儲備增加，基礎貨幣數量被動增加，從而流動性增加。此外，國內儲蓄偏高也使得流動性出現過剩。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世界造成了嚴重影響，美國次貸危機產生了嚴重的流動性問題，一些商業銀行和國際投資銀行因此紛紛倒閉。同時，這一危機也使得國內商業銀行資金回收困難，各個銀行謹慎貸款，使得流動性風險管理受到挑戰。次貸危機后我國商業銀行信貸活動受到了一定的管制，銀行惜貸行為明顯，使得流動性呈現過剩現象。同時，銀行支付結算體系的完善和信用貨幣的減少了人們對現金的需求，銀行體系流動性供大求現象突出。
因此，本文擇取16家上市銀行2008至2014年的數據，擬通過貨幣供應量、存貸比率和短期資產流動性比率等銀行流動性度量指標，對我國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進行衡量和比較研究，同時借鑒美德對于流動性的管理經驗，尋找相關途徑以實現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均衡。
二、文獻綜述
商業銀行流動性受到宏觀和微觀諸多因素的影響。從宏觀外部環境看，Allen and Gale（1998）指出對銀行流動性有利的外部環境可以保證資產以合理的價格應對一般的流動性需求，但在不利環境下流動資產也會相對減少，實際清算價格低于內在價值，損害銀行利益。從微觀方面分析，商業銀行內部各項存貸款的指標影響且反正的銀行的流動性狀況。吸收活期存款是銀行流動性創造的主要源泉之一。Dimond 和 Dybvig（1983）提出了流動性創造均衡模型，這一模型表明適當保障活期存款人利益，合理的活期存款比率有助于穩定存款，保持充分流動性創造能力。鮑紅波（2006）提到用現金流來衡量銀行流動性。此外，謝志華、楊瑾（2007）選取備付金比率和存貸比來衡量商業銀行的流動性。
目前，人們較為關注銀行流動性的現狀，很多學者論文也提出了流動性過剩這一問題。陸磊（2007）指出了引起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的種種原因。武靜（2007）認為，造成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原因的銀行被動負債的增加，而主動投資的渠道不夠。馮學敏、何雁明（2007）認為我國經濟結構和區域發展失衡，貸款不足，外匯儲備等增加是造成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原因。朱睿（2006）認為過多流動性會使得銀行業過度競爭，非理性降低貸款條件，不利于金融體系穩定。朱慶（2006）提到針對流動性過剩，央行應該積極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同時要搭建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機制。
三、商業銀行流動性衡量與現狀―以上市銀行為例
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受收到內外部多個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貨幣供應量、存貸比率和短期資產流動性比率三個指標，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進行分析。
（一）貨幣供應量
貨幣供應量是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狀況，貨幣供應量的統計缺口在我國分為三個層次：M0是流通中的現金，M1是狹義貨幣供應量，M2是廣義的貨幣發行量。其中，M1體現了貨幣存量的重要流動性特征，而M2體現了貨幣存量總額的變化特點。
由圖1可以觀測到我國2008到2014年貨幣供應量的變化趨勢，狹義貨幣M1與廣義貨幣M2均呈逐年上升趨勢。但是，M2的增長始終快于M1的增長，且M1與M2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由于貨幣流動性比率為M1/M2，由圖可見至2014年分母M2已遠大于分子M1，這意味著貨幣流動性比例處于下降趨勢，表明居民和企業持有定期存款和儲蓄的存款的意愿增強，貨幣的需求減弱，流動性過剩。
圖1 2008-2014我國貨幣供應量
（二）存貸比率
目前，我國上市銀行業務日趨多樣化，但是存款和貸款仍是資產與負債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里存貸比率指的是商業銀行的貸款總額與存款總額的比值，其公式為：存貸比率=（各項貸款總額/各項存款總額） *100%
一般而言，銀行的各項貸款與存款比例不得超過75%，如果存貸比率較高，則說明銀行將大部分資金用來發放流動性較低的貸款。根據表2中的數據所示，這16家上市銀行的數據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其中南京銀行多次達到60%以下，存貸比不斷下降，說明銀行沒有有效使用資金，大量資金存在于銀行體系內部，無法轉換成貸款投放出去，這是銀行流動性過剩表現的一個方面。
表2 2008―2014上市銀行存貸比率 單位：%
（三）短期資產流動性比率
流動性比率是較為常用的流動性指標反映銀行償還短期債務的能力。其公式為：
流動性比率=（流動性資產/全部負債）*100%
流動性比率不僅可以表現商業銀行資金支付流動債務的能力，也反映了商業銀行短期流動性供給的能力。該比率越高，反映銀行的流動性越強。該比率一般應當保持在30%至45%左右。表中16個上市銀行均有流動性比率超過40%的情況，2008年普遍較高以外，至2014年仍有多數銀行的流動性比率在45%以上，這也表明銀行存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
表3 2008―2014上市銀行短期資產流動性比率 單位：%
四、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原因與影響
（一）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原因
流動性過剩主要指的是貨幣的供應量超過了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量，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原因很多，本文分別從供需兩方面探究。
（1）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儲備增加。我國逐步對外開放，外匯體制也日益完善，近些年來，我國的國際收支呈現雙順差，即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兩方面的順差。目前匯率條件下，基礎貨幣被動增加，商業銀行貨幣供給增加，流動性過剩。報告顯示，2014年12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84萬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17億美元。
（2）國內儲蓄率過高，消費占GDP比重偏低。2014年12月末，我國國內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高達49.9萬億元，在世界儲蓄排列中位置較前。由于我國社保體制、教育體制和住房體制等不完善，以及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大多數居民更愿意選擇較為保守的儲蓄存款，消費也難以提高，貨幣的需求減弱，使得流動性過剩。
（3）銀行信貸活動受管制，惜貸行為顯著。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嚴重影響，信貸市場流動性不足是危機爆發重要原因，即貨幣供應量小雨需求量。各商業銀行對于貸款更為謹慎，再加之近幾年經濟有過熱苗頭，政府加大對信貸活動的調控力度。貸款的減少也意味著貨幣需求的減弱。
（4）金融創新不足，資產配置單一。我國商業銀行的資金主要運用于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盡管存在一定的創新產品，但還是缺乏化解存差替代產品和金融創新手段，當存款大幅增加，流動性過剩就很難避免。
（二）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影響
（1）不利于銀行有效盈利。貸款是商業銀行進行盈利的手段，但是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信貸增長困難，這就使得銀行的利息顯著下降。另外，國內儲蓄率一向較高，成本負擔較大。分業經營的條件下，存貸利差是銀行盈利的主要渠道，流動性過剩無疑會增加營運和利息成本。另外，過高的流動性資金投向貨幣市場，使得貨幣市場利率走低，這對銀行造成了又一打擊，這些都擠壓了銀行的盈利空間。
（2）不利于央行政策的有效性發揮。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有三種：加息、公開市場操作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加息即通過提高利率使得使用資金成本提高，借此減少流動性。公開市場操作即通過大量發行央行票據來控制流動性。其中，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相對嚴厲，借此來降低銀行提高放款和信用創造的能力。盡管這三個手段有助于收縮流動性過剩，但是也使得過多資金沉淀在中央銀行，不利于支持實體經濟，削弱貨幣政策有效性。
（3）不利于金融體系的穩定發展。流動性過剩給銀行帶來巨大的運營成本，這勢必對銀行的盈利造成沖擊。這使得銀行之間過度競爭，盲目追求大戶，過分降低貸款利率，這使得不良貸款反彈，加劇銀行貸款風險，不利于金融體系穩定。
五、美德兩國商業銀行對流動性過剩的管理
（一）美國
（1）最低備付金要求限制。根據美聯儲規定，美國境內所有銀行對超過5200萬美元的活期存款必須持有不少于10%的現金儲備，對于5200萬美元以下430萬美元以上的必須持有的備付金。建立在活期存款基礎上的備付金比率，有助于銀行更好應對流動性過剩，即相應過多的活期短期資產，所帶來的風險，從而穩定銀行的經營。
（2）制定良好的流動性計劃。一個良好的流動性計劃有助于銀行減少融資成本以及使得銀行所需持有法定準備金最小化。美國絕大多數商業銀行通過利息流動性計劃來對潛在的流動性問題進行預測，這一計劃設計兩方面：一是銀行對其儲備頭寸最低要求實施管理，計劃周期為法定兩個星期；二是一年或一年以上資金的需要量。良好的流動性計劃，有利于在源頭上減少流動性過剩發生的可能性，對資金供需進行預估。
（二）德國
（1）特別最小準備金要求。德國的銀行對于外國儲蓄保持一個較高的法定準備金率，此外還有額外邊際準備金要求，從而來限制資金過多的流入。同時，準備金要求也賦予銀行抵消權，即外國的負債被一定外國投資所抵消，準備金要求將被免除，這一措施有利于鼓勵銀行將資金配置到國外，從而較好的控制資金流入流出，避免雙順差帶來的流動性過剩。
（2）利息支付限制。利息支付限制即聯邦政府禁止對外國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支付利息，但對于德國銀行向外國銀行借款則沒有此項限制，一定程度限制外國資金的流入，減輕國際儲備壓力。
（3）差別再貼現配額。聯邦銀行在特別情況下會減少銀行的再貼現配額，從而控制銀行部分潛在的流動性頭寸，間接調控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六、解決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對策―以上市銀行為例
（一）積極實施公開市場業務，實現貨幣機制的有效傳導
貨幣供應量對銀行流動性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目前，根據M2遠大于M1的情況。中央銀行應該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上調銀行體系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上調利率，短時間內緩解銀行流動性過剩。同時，實施有效的貨幣傳導，避免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滲漏現象。
（二）穩定國際收支，完善外匯管理體制
（1）努力實現貿易平衡，適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國際收支雙順差是流動性輸入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貿易順差、外商直接投資、熱錢流入等。首先，我們要從思想上改變“貿易順差一定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認識，適當減少出口鼓勵措施，使得出口降溫。另外我國出口通常是低成本擴張，出口的質量和效率不高。因此，我們應該使的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相結合，努力實現貿易平衡。
目前，外商投資占我國經濟的比重較高，近幾年我國主要以粗放式的方式吸引外資，這并不有利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當期經濟環境下，我國應該提高引進外資質量，有選擇的引進外資。
（2）設立最小準備金要求和利息支付限制。借鑒德國對于流動性過剩的管理，設立最小準備金要求和抵消權，從而有效控制資金的流入流出。目前，由于我國仍較依賴于外國資金，所以不能完全禁止利息的支付，而是相對減少利息。
（3）完善外匯管理體制，穩定外匯儲備。在我國固化的匯率管理制度下使得流入的外匯資金通過結售匯轉換成外匯儲備，使得我國外匯儲備被動增加。因此我國應該完善外匯管理體制，在經常項目下完全的意愿結匯和售匯制度。這不僅有利于緩解流動性過剩，還有助于滿足企業和個人的用匯需求。
（三）適當放松信貸管制，拓寬信貸領域
根據經濟發展現狀，適當放松信貸管制。銀行要改變過于謹慎貸款的作風，促進信貸規模的擴大，調整信貸投向，重點培育消費信貸市場、小企業貸款市場和貿易融資市場。
（四）適當降低國內儲蓄率，拉動消費
適當降低國內儲蓄率，使得居民將多余的資金投向更為高效的其他理財產品，推動金融市場的全面發展。另外，儲蓄率的降低也有利于降低銀行的利息成本，推動銀行積極性。同時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要解決醫療和住房問題，這有助于增強居民消費信心，拉動國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
第6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論文內容提要：管理層希望加大我國直接融資的比重，直接融資比重的提高離不開資本市場，我們需要一個健康快速發展的強大的資本市場。因此，我們應該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以資本市場需求為管理對象的傳統理念，科學疏導資本市場需求，擴大資本市場供給，優化供給結構，維護資本市場的供求均衡，做大做強我國的資本市場，這樣才能有效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
一、我國資本市場的跨越式發展
從2005年5月啟動股權分置改革開始，中國的資本市場進入了跨越式發展時期。上證指數從改革之初的1000點（2005年6月6日為998點）上升到了2007年的6100點（2007年10月16日上證指數曾到達創紀錄的6124點），市價總值也由改革之初的3萬億元發展到今天的30多萬億元。2007年8月9日，滬深兩市總市值達到了創紀錄的21.15萬億元，超過了2006年我國21.09萬億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既是滬深總市值首次超過GDP，同時也意味著我國的證券化率正式超過了100％。中國資本市場無論是從制度規范，還是市場規模和市值成長都實現了歷史性跨越，直接融資的比重快速上升。
資本市場的跨越式發展，直接表現為股指的推高和股價的上漲，從而引起不少人的憂慮，他們主張對此采取措施。這與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以需求為管理對象的傳統理念有關。
長時期以來，我們實際上沒有深刻理解發展資本市場的戰略意義，實用主義色彩非常明顯，需求政策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主導政策。在實際操作中，這種主導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需求政策又演變成一種以抑制需求為重點的政策。市場如果出現了持續性上漲，通常都會歸結為是由過量的需求造成的，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出臺抑制需求的政策，以防止所謂的資產泡沫化。如果長期實施這樣的需求政策，必然嚴重壓抑資本市場的成長，使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在較低的層面上不斷地復制一個個運行周期。在這樣的政策環境支配下，資本市場既沒有任何發展，也不可能對實體經濟的成長和金融體系變革起到任何積極作用。中國1990——2005年的資本市場基本上就處在這樣一個狀態。
二、資本市場需求的疏導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只有單一的現金、銀行存款等形式，1980年我國發行第一期國庫券開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開始發生變化，隨后，外幣存款、保險等金融資產開始進入居民的金融資產組合之中。1990年、1991年深滬股票交易所相繼設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動幅度加快，股票、企業債、各類長短期國債等金融品種成為了居民金融資產的新寵。但由于資本市場的制度性缺陷和運行規則的不完善，股票市場的發展波瀾起伏，盡管規模擴張迅速，但市場動蕩巨大，證券品種創新動力不足。居民儲蓄存款隨著收入水平和經濟社會領域其他改革導致的不確定性增加而不斷增長，表現為總量和增幅的雙高特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從1992年到2004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1759.4億元增長到119555.4億元，增長近十倍；同期股票總市值從1048.13億元增長到37055.57億元，股票流通市值從861.62億元增加到11688.64億元；國債和企業債發展不平衡，企業債規模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從2005年開始的股權分制改革掃除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最大的制度，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從2005年4月29日到現在，我國股票市場開始了持續快速的發展歷程，從2005年到2006年，股票總市值從32430億元猛增到2006年底的89403億元，同期銀行存款卻只從141051億元增加到161587億元，股票規模已經超過銀行存款余額的50%。此外，短期融資券、各類基金、權證、證券化產品、各類信托產品等也紛紛登場，居民金融資產結構開始進一步大幅度的變化。
近十年來，我國國民經濟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經濟實力的增強直接增加了居民的收入。據統計，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的2026元增加到2005年的10493元，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從784元增加到3254元，不僅表現在量的增長，而且表現出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這一趨勢反映了我國居民收入結構的日趨合理。
居民收入的增長必然導致邊際消費的降低，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在不斷降低，到2005年，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降到了36.7和45.5，均在50以下。這也反映了居民儲蓄率的上升，將有更多的資金投資于金融產品，這是金融資產結構調整的最為原始、最為長久的動力。
從結構上看，近些年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擴大，社會資金的集中度在不斷提高，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也在增加。據統計，社會資金的80%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我國行業間的收入差別也在擴大，目前已經達到了4.84倍。顯然，財富的結構性變動必然極大增加金融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另一方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不斷的加快，利率、匯率、產品價格、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會進一步加劇，繼續增加銀行存款資產將會導致更大的風險，這也是推動居民金融資產結構調整的重要變量。
在資本市場的參與主體方面，證監會通過幾年的市場整頓，特別是針對證券公司的違規操作問題，采取了區別對待、嚴格管理的整改措施，將證券公司分為創新類、規范類、問題類券商，分別進行管理，嚴肅了市場紀律，強化了市場秩序，證券公司的運作更為規范，截止2006年12月31日，我國證券公司數量降為104家。同時強化市場監管和信息披露，對各類市場信息和服務中介加強管理，其行為也日益規范。
在資本市場的運行規則方面，我國監管部門陸續出臺、修訂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力求以股權分置改革為契機，全面而穩步地推進我國資本市場運行規則的改革，重要的法律法規有：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和《證券法》、2006年3月修訂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2006年5月出臺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等。這些法律規范涉及到了投資者保護、證券承銷、公司重組等關于市場運行的方方面面，是股權分制改革后對市場運行主要方面規則的重新安排和調整，從而建立起了基本完善的市場運行規則體系。
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推進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我國監管部門開始對整個金融業進行改革，在2006年推出了銀行試辦基金的政策，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開始相互交叉、滲透，金融控股公司這一嶄新的組織模式開始浮出水面，形成了以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為主體的眾多的金融控股公司。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金融資產結構大調整的時代，投資者期盼著收益與風險在不同層次匹配的多樣化金融資產的出現。在金融資產結構正在發生裂變的今天，投資者越來越偏好收益與風險在較高層次匹配、并具有較好流動性的證券化金融資產。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對各類金融資產的需求不能也不應該抑制，而是應該進行科學的疏導。疏導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大力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它不但是一般投資者進入市場的管道，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其自身也是證券化金融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證券投資基金對于豐富金融資產品種，促進金融資產結構向市場化、證券化方向轉變具有重要作用。美國投資公司協會的調查數據顯示，2006年約有48%的美國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人達9600萬人，約占美國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共同基金是美國資本市場投資主力。2000年之后，證券投資基金、社保基金、保險資金等三類機構投資者的證券投資規模都在迅速增加，到2007年6月30日止，證券投資基金的證券資產總額已經超過了一萬億元，達到12400億元；2006年底社保基金的資產規模也已經達到了2827億元以上；保險資金的證券投資規模在2006年也達到了18493.8億元的規模，這些機構投資者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二是恰當的稅收政策。我們不應加重針對二級市場投資行為的稅賦，更不能開征對資本市場發展有釜底抽薪作用的資本利得稅，否則，試圖通過疏導需求而使新增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入資本市場，以實現供求動態平衡的目標不可能實現，市場必然又回到以前停滯不前的狀態。三是，積極培育外部需求。雖然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的市值已達30多萬億人民幣，但無限制流通股不到總市值的1/3，中國市值前10位的上市公司總市值達19.21萬億人民幣，無限制流通股市值只有9035.71億元，不到其市值的5%。禁售期過后，這些巨額流通股對市場會產生極大的壓力，因此必須尋找與此相匹配的外部需求者。當然，擴大證券投資的對外開放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比如提供必要的匯率風險避險工具。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將面臨匯率風險，因此，適當的匯率避險工具的提供是外國投資者急切需要的；其次是改善外匯管理，逐步取消相關限制。三、資本市場供給的優化
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看，我國資本市場的政策傾向應該是發展性政策，這種發展性政策的核心理念應該是供給主導型而不是需求主導型的。現行中國資本市場的政策的支點在于擴大供給、優化結構的同時合理疏導需求。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流動性過剩導致的后果之一，就表現為資本市場運行過程中供求關系的失衡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以股票、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揚。如果沒有相應的政策措施，資金需求驅動下的中國股票等資產價格存在較為明顯的泡沫化趨勢，資產價格的上揚不能維持，就會導致泡沫的破滅。由于我國資本市場中“垃圾股”不少，上市公司業績不盡如人意，再加上市場中來自上市公司的種種不規范行為的披露，使得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運行質量無從做出準確判斷而且信心不足，進而無法建立穩定的長期預期機制，致使市場參與者的投資、并購乃至發行上市決策普遍帶有短期逐利取向，市場投機氣氛非常強烈。
因此，擴大資本市場供給的核心是績優上市資源的不斷增加，此外還要改變中國資本市場當前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核心是股票與公司債之間的協調）、股票市場內部（其核心是產業結構或者說成熟產業與新興產業、主板與創業板之間的協調）、債券市場內部（核心問題是公司債市場的缺失）的結構失衡，進行資本市場供給的優化。資本市場供給的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是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進程中我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內在要求。如果不通過證券供給的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來加快中國內地資本市場的發展及其變革，打破既存的“路徑依賴”，就可能導致在中國資本市場上，中國的機構被邊緣化，而外資證券機構卻控制高端業務，攫取高額利潤。
第7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流動人口 消費結構 影響因素
引言
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邁入實施的第二個十年了。隨著2011年“成渝經濟區”獲得國務院批復，成都市“天府新區”的總體規劃思路的出爐，成都作為中國西部重鎮、新一輪大開發的引擎城市、成渝經濟區的中心城市，已經逐步形成了由一個特大城市、14個中等城市、34個小城市、170余個小城鎮、數千個新型社區等構成的市域城鎮體系。根據成都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辦公室（以下簡稱“成都市流動辦”）的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市登記流動人口456.45萬人，同比2011年的392.35萬人，增加64萬人，增幅16.34%。而作為成都市“西部新城”的核心區域，成都市溫江區三年里流動人口增長了一倍，吸引了30.32萬人到此，這也體現出成都市溫江區的城鎮建設、產業發展等各方面條件對各類人才的吸引。基于此，以成都市溫江區為例，調查當地流動人口的消費情況，探討流動人口消費結構的基本特點及其影響因素，對于拉動該地區消費市場、改善消費結構、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增長有著極大的社會經濟價值；同時，通過剖析流動人口的消費行為，為政府未來制定促進流動人口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制度和政策，為四川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決策依據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
為了使調查數據更具參考價值，項目調查組對此次調查對象有著嚴格的界定。本項目所指的流動人口需同時具備以下幾個條件：流入成都市溫江區的流動人口；跨省、跨市以及同一城市跨區流動的人口；因出差、就醫、上學、旅游、探親、訪友等事由短期內在溫江居住、預期將返回戶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員在本項目中不屬于流動人口范疇；在溫江居住的時間應達到半年以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年滿16周歲就可以參加工作，因此本項目中所界定的流動人口為年齡年滿16歲及以上的人員。
在本項目的調查方法上，主要采取的是多階段抽樣和配額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具體而言：先根據溫江區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辦公室所提供的該區流動人口總體數據，確定了1000份調查樣本數；然后根據該區流動人口在各鄉鎮街道的大致分布情況，按照相應的比例配額；最后，確定具體的調查樣本。在實際發放的1000份樣本中，共回收982份，其中有效問卷946份，有效回收率94.6%。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流動人口消費結構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一）特有的食物消費現狀導致恩格爾系數失靈
恩格爾系數（Engel`s Coefficient）是以19世紀德國統計學家恩斯特·恩格爾的名字命名的，是指個體（或家庭）食品消費支出總額占個人（或家庭）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它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下降。這說明在各類消費的增長中，食物消費的增長相對緩慢，因為食物消費屬于維持生存的消費，當生存需要得到滿足后，消費支出會有一部分擴展到生存以外的其他消費上。
因此，恩格爾系數成為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家庭或一個國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標準之一。聯合國根據恩格爾系數的大小，對世界各國的生活水平有一個劃分標準，即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窮；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于相對富裕；20%-30%為富足；20%以下為極其富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別下降到2011年的36.3%和40.4%。四川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四川調查總隊聯合的《2011年四川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也顯示：2011年四川省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40.7%；截止2011年前9月的統計數據顯示，成都市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例）為36.79%。
而在對成都市溫江區946名流動人口的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到：2011年該地區流動人口月平均工資收入為1984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費支出為568元，食品支出僅占其收入的28.6%，即該群體的恩格爾系數為28.6%。根據聯合國對恩格爾系數的界定，該地區流動人口已經屬于富足階層。那么，造成溫江區流動人口恩格爾系數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調查數據顯示：在接受調查的946位受訪者中，其常住地為農村的占據了絕大多數，為709人，占調查總人數的75%，而這其中又有428位的被調查者表示進城務工是他們到此的主要原因，占農村流入人口的60.3%。由此可見，該地區流動人口中絕大部分仍是由農村進城的務工人員。因此，造成該地區流動人口食物支出較低的原因可以從這一群體的特殊性考慮，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從事非技術勞力的工作或者服務行業的流動人口主要居住在由雇主免費提供的房屋內，其基本飲食也都由雇主免費提供，僅僅有部分個體會因為對食品需求的多樣化和口味的特殊需要而將極少的收入用于食品開支上，這無疑會大大降低他們在食物上的消費支出；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不享受雇主所提供的免費食宿的務工人員，也會本著“吃飽就行”的原則，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或匯款給老家，能省則省，這也造成了其在食品方面的支出盡量節儉。這一點在對其消費觀念的調查中也得到了印證—709人中有691位被調查者贊成“居家過日子要量力而行”，占比97.5%。
以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為主的大部分流動人口的食品支出如此之低，說明了他們已經將自己的生存消費壓縮到了最低限度，在當前的物價水平之下只能維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此時的恩格爾系數已經無法真實反映出流動人口的生活質量狀況了。
（二）各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高儲蓄率
從溫江區流動人口每月的儲蓄情況來看，有491人每月會有不同金額的固定儲蓄。通過對調查數據的分析可見：每月儲蓄在200-500元的占被調查者總數的15%；有17.8%的人每月儲蓄在500-1000元，主要集中在工資收入為1200-3500元的人群中；每月儲蓄在1000元以上的占被調查者總數的18.9%，主要集中在工資收入高于3500元的人群中；而有30位月收入均高于5000元的人群每月的儲蓄在3000元以上。通過綜合調查分析，溫江區流動人口的月平均儲蓄額為585.3元，占其人均收入的29.5%。如此之高的儲蓄率勢必會影響該地區流動人口的消費結構。那么，其形成的關鍵是什么呢？
西方近年來方興未艾的預防性儲蓄理論似乎能對此現象做一解釋。這一概念是由里蘭德于1968年提出的，是指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由于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而導致的額外儲蓄，與此同時，其消費水平會急劇下降。該理論將不確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分析消費者跨期優化選擇行為。
事實上，正是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人們的消費行為勢必會受到極大影響—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不確定性，人們在進行消費時會謹慎選擇，而這種“消費風險”意識提高的最直接結果就是居民儲蓄率的居高不下。
通過調查發現，影響流動人口不確定性較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流動人口的就業質量普遍不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也形成了其整體收入偏低的現狀。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在溫江的946名流動人口的平均月收入為1984元，且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在城市所從事的職業以體力勞動為主：如非技術性勞力（占比26.2%）、服務行業人員（占比17.8%）等。真正的腦力勞動從業者，如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分別僅占被調查者的3.9%和6.6%，共計99人。在收入上，有533人的人群月收入是在600-2000元，占被調查者總數的56.3%，即從事服務行業或個體經營的人員，其中又以1200-1500元的人群占比最高，為總人數的19.9%；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流動人口年齡大多在30-49歲之間，即部分技術性從業者或個體經商戶；而一些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或個體商戶每月超過5000元收入，這部分人群僅有41人。這樣的職業層次和收入水平使得以外出務工人員為主體的流動人口而言，在生活和工作中更是處處存在著各種不確定性。
其次，從流動人口的社會參保情況來看，在946名被調查者中，其所在公司（單位）為其購買了保險的僅有61人，占被調查總人數的6.4%，而絕大部分的人員都沒有購買保險。而在公司（單位）為其職工購買的各種保險中，最多的就是意外傷害險，占已購買保險的總人數的39.5%，以下依次為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分別占比為32.7%和20.1%。
最后，從工作的穩定性上來看，在溫江地區的流動人口中，有48%的人員從事現有的職業時間為一年以上，其中達到了三年時間的則有20%；現有工作六個月至一年的達27%，這三類人群基本達到了調查總量的三分之二，現有職業的工作時間不到半年的則有25%。
以上各類數據表明，流動人口存在著的工作的流動性大、整體收入水平不高、社保制度未落實到位等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不僅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其意外支出的不確定性而且還大大強化了流動人口的預防性儲蓄意識。因此，通過降低當期消費來抵御各種未來的不確定性所可能形成的風險成為了大部分流動人口的選擇。
以農村人口為主的群體結構形成匯款比例畸高
根據調查，946位受訪者平均每月向老家匯款金額高達209.5元。其中有415人每月會定期向老家匯出部分收入以補貼家用，而這部分群體中僅有89人來自城市，其余高達78.5%的人口其常住地為農村，而通過在城里賺錢補貼家用、贍養老人或供子女讀書則是其進城的主要目的。
具體而言，每月向家庭補貼300-500元的人群所占百分比最高，達到23.3%；而每月向家庭補貼200元以下、200-300元和500-1000元人群所占百分比相當；每月向家庭補貼1000元的僅有62人。這樣的高匯款比例勢必會影響流動人口在城市的消費—他們為了能夠多攢錢，會盡可能節衣縮食，然后再將相當可觀的收入寄回老家。
之所以會有這么高的匯款比例的現象發生，清華大學的李強教授專門在他的《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一文中做出了解釋：一方面，借助美國哈佛大學的斯達克和盧卡斯所提出的“契約安排”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匯款現象。即匯款行為是遷移農民與其家庭之間的自我約束的、合作的、契約性安排的一部分或一項條款。而且這種契約關系天然地具有長期性。這種情況反映在中國則是：以進城務工賺錢為主要目的的農村流動人口常常將子女放在老家由老年人照看，他們則定期將務工所得收入寄回，而農忙時他們也會回家幫忙。由此，兩者之間形成一種互補的態勢。不僅如此，當這些人員的工作受阻時，他們也可以選擇回歸家庭。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家庭歷來重視內部關系，家庭成員之間保持著高度的目標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動關系。因此，個人節衣縮食，為家庭積累財富，這在多數中國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
其余各項消費支出結構特點
通過表2可以看到，在較高的儲蓄及匯款比例下，這部分支出已經占據了流動人口每月收入的近一半，而另外一半的支出則主要體現在其生活所必須的食品、住房和服裝上，除此以外，流動人口在交通、通信以及娛樂方面的支出占比極少。由此可見，對于大部分的流動人口而言，盡管恩格爾系數較低，但其生活質量實質上并不高。具體而言，流動人口除食品消費支出外其他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住房消費占比較重
一方面，在接受調查的946名被調查者中，有26%的從事非技術勞力的工作或者服務行業的人員主要是居住在由雇主免費提供的集體宿舍內，即使居住條件簡陋，他們也不會外出租房，因為他們寧可暫住在城里居住條件惡劣的地方也要盡量節省開支以便攢錢回家蓋新房。這主要是受到傳統的農村思想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還有61.8%的人群主要選擇租房居住，且月平均租房費用為437.7元。這部分群體以18-25歲左右的人群為主，說明年輕人的消費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他們會更加強調居住環境的重要性、條件的舒適性以及配套設施的齊備等；除此以外，還有58位被調查者表示已經在成都溫江購房，可以說他們已經完全融入到當地的生活中，其職業主要是以成都溫江從事個體經營的為主，并且月收入均高于1500元。
（二）服裝消費支出位居第三
946名被調查者平均每月的服裝消費為219元。其中每月支付200元以內購買服裝的有625人，占總數的66.1%，這說明大部分的流動人口在服裝方面的消費仍以實用為主，崇尚節儉仍是其主要的消費觀念，正因如此，有40%的被調查者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衣著要講究質量款式，合乎潮流”的消費觀念；而另一方面，每月在服裝方面支出在200-300元的有210人，占被調查者的22.2%，每月支付超過300元用于購買服裝的則有111人，占比11.5%，而他們的收入水平基本在1500-2500元這一區間范圍內。這說明，在工作較穩定、收入較高的條件下，部分流動人口還是會注重自身的衣著外表，他們不愿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
（三）休閑娛樂消費支出兩級分化嚴重
通過本次調查發現，在946名流動人口中，共有410人主要的休閑娛樂方式是看電視或聽廣播；其次較為受歡迎的娛樂休閑方式是玩撲克或打麻將，占被調查總體的9.5%；與同鄉或者親友聊天排在第三位，因為這種方式簡便易行，又能交流信息、消除寂寞。除此以外，還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在閑暇時間選擇上網、睡覺等方式度過。基于此，大部分的流動人口每月在休閑娛樂上的支出都低于400元，甚至沒有。可見，在成都溫江的流動人口并未與本地居民共享各種文化設施，他們的生活圈也并沒有因為在成都溫江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是，還應看到，對于部分技術工人、個體商戶而言，他們開始逐漸融入當地的主流文化圈，享受生活，其每月的休閑娛樂支出在400-600元；甚至一些高級管理崗位從業者每月在這方面的花銷甚至已經高于600元。
（四）教育培訓支出嚴重不足
在是否接受相關的教育及培訓的調查中可以看到，有804人（約占85%）每年沒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培訓；而即使在接受了相關的教育培訓的人群中，每年花費在200元以下的占已接受培訓人員的絕大多數，大都為一些技術工人或服務業從業者；其次，每年花費500元以上的以專業技術人員為主，占比31%。可見，大部分流動人口特別是文化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對自身培訓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這對其素質提高極為不利。
結論
有關消費問題的調查或多或少都會存在因消費者或訪問員等各種主客觀因素而產生的消費者實際收入、實際消費與其填答的數值有誤差的問題，這是類似研究存在的一個普遍不足。但是，對于成都市和溫江區政府而言，此次調查可以使其大致了解流動人口的消費結構特點及其形成原因，進而有針對性地引導流動人口的消費方式、消費觀念，并最終實現提升該地區未來整體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目標。
參考文獻
1.馬宗保.社會資源共享與城市社會和諧—寧夏銀川市流動人口調查報告[J].寧夏社會科學，2007
2.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北京市流動人口的最新狀況與分析[J].人口研究，2007（2）
3.劉玉.中國流動人口的時空特征及其發展態勢[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1）
4.馬宗保，王卓卓，馬天龍.銀川市流動人口調查報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7（3）
5.姚華松，許學強，薛德升.廣州流動人口特征及空間差異分析[J].熱帶地理，2008（5）
6.蘇志霞，流動人口的“消費”功能初探[J].消費經濟，1999（3）
7.孟慶潔.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的生活方式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2007
8.張詠梅，肖敏霞.農民工的生活與消費—對蘭州市進城務工人員的調查分析[J].西北人口，2008
9.周文賢.人口流動與區域發展之一斑[N].國際商報，2008-3-26
10.李強.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1（4）
第8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關鍵詞：制造業轉型創新體系金融服務多層次資本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11-055-05
一、引言
從2010年上半年發展狀況來看，我國工業面臨“增速回落、企業生產經營難度加大和節能減排任務艱巨” 1等一系列問題。要想提高我國制造業的綜合競爭力，并增強抵抗經濟風險能力，只有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
現有的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粗略地歸納為兩類：一類是歐美模式，另一類是東亞國家模式。一方面，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使中國制造業無法重復歐美國家走過的老路，按部就班地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原來行之有效的策略在新形勢下障礙重重，引進－消化－替代－出口的東亞國家模式也難以為繼，我國必須探索新的路徑。
二、制造業創新體系的構建
（一）創新的概念和創新體系的第一層構架―產品價值鏈
創新是一條可行的出路。熊彼特將創新定義為五種情況：（1）采用新產品，（2）采用新生產方法，（3）開辟新市場，（4）掌控新的原材料來源，（5）實現新的工業組織2。如果把熊彼特創新理論中的采用新產品和新方法歸為制造業的研發和設計環節，開辟新市場歸為銷售環節，然后把原材料的范圍做適當地拓展，使其包含各種生產要素。那么前4種創新行為正好構成了完整的的價值鏈3。當然，僅僅做概念上的類比并不是本文的根本目的，前述聯系的深刻理論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創新的物質供應鏈和實體經濟基礎，并提醒我們要善于區分創新和研究開發，科學技術之類概念，決不能簡單將研發、高新技術等同于創新，因為創新概念的外延要廣于研發、高新技術。通過研發或購買來獲取高新技術，僅僅是創新的一個組成部分，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創新，判斷一個經濟行為是否是創新的經濟標準在于，新的生產組合是能夠比原來創造更大的價值，從而帶來經濟增長。認識到這一點對于產業政策的制定者和企業決策者來說非常重要。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到制造業創新體系的第一層構架，即創新，首先表現為一個由不同增值環節組成的價值鏈，其次創新的關鍵在于對價值鏈上關鍵增值環節的掌控能力。但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對價值鏈關鍵增值環節的掌控僅僅是創新能力的外在表象，在經濟實踐中我們常常觀察到即使行業中的某些企業已經認識到要掌握價值鏈的關鍵環節，甚至已經采取了加大研發力度，開展品牌建設等各種嘗試，但其結果往往不盡人意。
深入思考就會發現，從研究的側重點看，價值鏈理論只反映了創新體系的一個層面，但并不完整。價值鏈理論側重于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的分析，但該理論缺乏對發展中國家在現行國際分工體制下，應如何利用外部機遇積累自身實力，實現產業升級的具體路徑的指導（馬海燕 2007）。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應該將制造業的價值創造過程與知識創造過程結合起來考察。這自然引出了下文提到的創新體系的第二層構架，即知識價值鏈。
（二）創新體系的第二層構架 知識價值鏈
所謂知識價值鏈是指組織內部或組織之間的知識運動過程可以用鏈狀結構來描述，這種知識鏈起源于知識的獲取，并最終體現為對組織有價值的具體的知識（黃衛國 2006）。同時，由于知識價值鏈輸出的是企業價值鏈各個價值增值環節所需要的具體知識，所以知識價值鏈對價值鏈具有支撐作用，可以以下圖來表示。
說明：制造業從制造環節向價值鏈兩端延伸的戰略可以分成兩大層次。第一層次是產品價值鏈，共包括四個價值增值環節，分別是設計、制造、銷售和品牌營銷。其中銷售在這里主要是指企業將產品銷售給各級批發商，而品牌營銷主要是指面向消費者的銷售，是具有更高附加價值的環節。由虛線框起來的第二層次是知識價值鏈部分，具體又可以分成三個環節，從下往上分別是知識輸入環節、知識轉化環節、知識輸出環節。在知識的輸出環節，產品價值鏈和知識價值鏈實現了對接。
知識創造理論認為，隱性和顯性知識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是整個創新過程的關鍵（Ikujiro Nonaka 2000），而隱性知識4更寶貴，更能創造價值，是構成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作為新產品或新服務的市場先入者，可以提前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壟斷利潤和更知名的品牌效應；而后入者，無論是在占據市場份額還是品牌上都落后于先入者。創新給企業帶來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是企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在知識價值鏈的支持下，企業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業的知識型員工在創新決策過程、R&D過程、商業化生產過程、產品銷售過程等階段的創新能力，快速有效地開發出滿足市場需要的新產品和服務，從而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芮明杰等 2008）。
從上面的圖示給我們的啟示是，首先，在全球生產體系中主要集中在制造環節的中國制造業所掌握的主要是與產品的生產、加工、組裝有關的知識，而比較欠缺的是與設計、銷售、物流有關的知識。如果一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專業化于加工組裝環節，那么想要獲取價值鏈上其他環節的知識是比較困難的，而要想有所創新就更加困難。因為如同產品價值鏈，知識的獲取過程也需要吸收、轉化、輸出這樣一個完整的鏈條。試圖通過購買某個品牌，或者購買某個成熟的設計或技術來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做法，相當于截取了知識創新鏈條中的某個環節，可能暫時有效，但終究是不可持續的。
其次，從上圖中還可以形象地看到，隱性知識在整個知識價值鏈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隱性知識主要存在于知識型員工的頭腦中，通過運用這些隱性知識，為企業提供圖紙、設計、方案、工藝、制度等可以在企業內部有效交流的顯性知識，并創造性的運用到具體的價值創造環節中，企業將獲得源源不斷的增長。但遺憾的是，隱性知識是無法編碼化的知識，也就無法有效地、廣泛地傳遞，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大量的獲取，而凡是能夠通過市場交易獲取的技術必定是可以編碼的，能夠有效表述的顯性知識。
因此，如果某個制造行業單純依靠市場交易獲取其發展所需的技術，那么勢必會落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怪圈，因為引進的是顯性知識，而推動行業發展的卻是催生了這一顯性知識的隱性知識。由此引出一個推論就是：為了維護競爭優勢，企業必定千方百計將核心技術留在內部，而不會任其擴散出去。在經濟實踐中，有很多事實可以證明這個推論。如趙志耘等（2009）的研究發現，美國制造業保持競爭力的原因之一就是，“高端研發在國內，低端研發全球化”。同時，從技術層次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產業研發活動大都集中在應用領域。而且為了防止技術擴散，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研發中心以獨資為主，即使合資，也要保證外資的控制權（趙志耘等 2009）。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在制造業創新體系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只有掌握了相關的顯性和隱性知識，才能為價值鏈的關鍵增值環節提供智力支持。而顯性知識的獲得部分可以通過市場交易，更主要的是通過隱性知識轉化并輸出。隱性知識的獲得則主要來自創新者的親身實踐和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如Durcker（1993）就指出，隱形知識難以用語言來解釋，只能通過揣摩和實踐來掌握。也就是說，創新能力的獲取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從無數次失敗性嘗試中獲取經驗的知識積累過程。
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創新體系中，知識和技術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有了先進技術就萬事大吉了。研究發現在1980年至2007年期間科技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45.62%5 ，而美、日、韓等國家這一比例均超過70％（胡海峰,羅惠良2009）。我國每年平均產生的2.5萬項技術成果當中，“能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并且轉化成商品、形成規模效益的僅占10%-15％”（熊 波,陳 柳 2005）。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企業獲得所需的知識，還是社會已產生的知識成果的有效轉化都需要資金的支持。因此，創新體系的第二層架構需要金融系統來籌措資金、分散風險。這就引出了創新體系的第三層框架。
（三）創新體系的第三層構架 金融支撐體系
1.制造業在轉型時存在融資困難
在與企業界人士交流時，我們常常會聽到這樣的抱怨：“雖然認識到要向產業的高端轉型，但是由于缺乏資金，即使有好的創意也無法實施，也沒有能力引進高端研發設計人才，由于升級乏力，又反過來使企業長期局限于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無法實現轉型升級，形成了惡性循環”。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方面企業的創新活動缺乏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并沒有投入生產活動，而是存入了銀行，這使得我國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參見圖2）。央行行長周小川（2009）指出6，自1992年至2007年以來，在中國的儲蓄結構中，家庭儲蓄占GDP的比例在20%左右；政府儲蓄占比從4.4%提高到8.1%；企業儲蓄占比則從1992年的11.3％升至22.9%，漲幅較為明顯（參見圖3）。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較多，使得我國金融體系出現了資金閑置和資金短缺的情況同時并存的矛盾，資金使用效率較低，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失衡的背景下，高儲蓄也使我國面臨嚴峻的國際壓力。究其根源，創新型產業發展模式所需要的金融服務體系仍然有待完善是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以投資和出口導向為主（斯蒂芬?羅奇20097，吳敬璉 20098），與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相適應，面向制造業的金融服務體系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在國際產業轉移的背景下，由于制造企業承接了大量跨國公司轉移過來的生產加工業務，應用的技術較為成熟，面臨的風險相對較小，人們對相關產業的發展前途具有較一致的預期，企業現金流和償還能力較容易評估（巴曙松 2008）。因此以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是與之相適應的，能夠較為有效地支持制造業的發展，并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
但在制造業轉型背景下，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在完成了為國家盡快積累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和經濟基礎的歷史使命后，必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以創新與均衡發展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而要想成功地實現這一轉型，就離不開與之配套的金融服務體系的轉型。
2.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對創新活動的不利影響
然而，現有金融體系對高新技術企業和有轉型需求的一般企業都缺乏很好的支持。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儲蓄率過高，資金使用效率低。在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體制下，銀行吸納的儲蓄大多貸放給了大型國有企業，導致這些企業一方面要向國家繳納利潤，另一方面還要向銀行繳納大量利息，企業的經營負擔日益加重。根據黃金老（2009）的統計，“1998年－1999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分別為63.74％和61.83％，……到2009年5月底，全國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8.9％，……”多數年份下“我國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都在60％以上，甚至達到80％……”，而“工業企業60％的資產負債率，是普遍認可的資產負債率警戒線”（徐以升2009）。
第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對企業資信要求較高，不利于對創新活動的支持。創新活動的特點之一就是失敗率較高，但一旦成功將對行業甚至整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由于商業銀行對風險的偏好較低，并不愿也不應該過多地承擔創新失敗的成本，因為這些成本本應該由整個社會來共同承擔。因此，擁有良好創意的中小企業由于實力較弱，資信較差，因而得不到銀行貸款的支持，創新活動無法持續下去。
第三，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下，資本市場層次單一，資本的退出成本過高，因而其參與創新活動的意愿受到抑制。從國外科技成果的轉化過程與相對應的融資結構來看，隨著科技成果依次經歷實驗室階段，產品化階段，商業化階段，產業化階段等四個階段，其融資結構也從風險投資或科技基金，風險資本，私募股權，公開證券市場和債券市場等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獲取階段性的發展資金（熊波、陳柳 2005）。
3.通過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尤其是資本形成市場，解決制造業創新的資金來源問題
要想解決上述問題，就必須通過發展包括一板市場、二板市場和三板市場在內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來實現。使創新所需的資金來源多樣化，從主要依靠間接融資轉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均衡發展。使企業的研發過程中所面臨的巨大風險由全社會均擔，而不是由某個企業家、某個公司或某地方政府來承擔。使我國的金融體系成為創業者和資本市場的緊密紐帶，帶動包括養老金、保險金、投資銀行等各種來源的資金能夠充分發揮其作用，實現其價值。這個思想可以用下圖4所示的三維架構的創新體系來說明。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制造業向產業鏈延伸的戰略是由三個平行的層次所構成的創新體系來實現的。上層虛線方框中表示金融服務體系，下層虛線方框中表示知識價值鏈，只有在這兩個通常為人所忽略的層次支持下，制造業才能實現轉型升級，表現為中間層面，也就是能為人們所直接觀察到的從價值鏈的制造環節向設計、銷售、品牌營銷環節延伸。
另外，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企業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產業中心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在研發階段，對風險承受較弱的間接融資比例較低，直接融資比例較高。在制造階段，風險降低，間接融資比例較高，直接融資比例較低。到了銷售以及品牌營銷階段，通過股市和債市融資又成了主要手段但也會靈活運用間接融資渠道，因為這時企業一般已經發展到一定的規模，業務也比較成熟了，可以根據發展需要，靈活安排融資結構。
鑒于完善的金融體系對鼓勵創新，支持制造業轉型起著重要作用，金融管理當局的決策者要盡快下定決心切實推進金融體系的改革，盡快制訂并出臺可操作性的相關政策和法規。而對各類金融機構而言，應該善于敏銳把握制造業轉型的歷史機遇，積極探索如何將自身擅長的業務領域與制造業轉型的需求相結合，提供制造業亟需的各類金融服務產品，從而在幫助其實現轉型目標的過程中獲得自身的發展。
三、結論
綜上所述，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式下的制造業轉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復雜的內外部經濟環境注定了轉型之路必將布滿荊棘。在對制造業轉型之路的艱難探索中，人們已經初步認識到了創新的重要作用。但是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僅僅認識到努力的方向還遠遠不夠，要想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轉型之路，就必須建立起一套完整創新體系，而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研究清楚創新體系的運行機制問題。本文在這方面做了初步的嘗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由產品價值鏈、知識價值鏈和金融服務體系三維架構所組成的創新體系，并分別探討了各個層次對創新活動所起到的作用，但研究得還很不夠，有必要在理論探索和實踐檢驗兩個方面做進一步的努力。
注：
1.工業結構調整進入攻堅階段[EB/OL].工信部網站. ,2010-8-10.
2.約瑟夫?熊彼特著. 何畏 等譯校.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商務印書館,2000:第二章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3.波特認為公司的價值創造過程主要由基本活動（含生產、營銷、運輸和售后服務等）和支持性活動（含原材料供應、技術、人力資源和財務等）兩部分完成，這些活動在公司價值創造過程中是相互聯系的，由此構成公司價值創造的行為鏈條，這一鏈條就稱之為價值鏈。參見：張輝.全球價值鏈動力機制與產業發展策略[J].中國工業經濟,2006(1):40－48.
4.簡單地說，隱性知識是指技能知識、人力知識，而顯性知識是指事實知識、原理知識。參見：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R].Paris: OECD,1996.
5.2020年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60%的目標有望實現[EB/OL].,2009.12.20.
6.中國發展門戶網.周小川為高儲蓄率開藥方 政府將放寬民營企業投資限制[EB/OL]. ,2008-8-15.
2.徐以升.銀行終將間接持有企業股權 對話黃金老博士[N].第一財經日報，2009.11.6（A16）.
3.吳敬璉:經濟轉型與產業提升[J].浦東開發.2009(1).
4.約瑟夫?熊彼特著. 何畏 等譯校.經濟發展理論：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商務印書館,2000:第二章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5.汪斌,侯茂章.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J]. 國際貿易問題. 2007(3):92-97.
6.馬海燕. 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述評[J].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總71期)2007(5): 94-98.
7.黃衛國.基于知識價值鏈的知識工作者管理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28.
8.Ikujiro Nonaka . SECI , Ba and Leadership : 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 [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0 , 33 (1) : 5.
9.芮明杰等.公司核心競爭力形成過程:一個函數模型分析[J].科研管理. 2008(1):60-65.
10.趙志耘,楊朝峰,李海聞.研發真的會全球化嗎?―評全球產業創新[J].中國軟科學,2009(10):164-167.
11.胡海峰,羅惠良.自主創新國家戰略中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J].新視野,2009(1):24-26.
12.熊波,陳柳.高新技術企業技術成果轉化與多層次資本市場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05(4):98-104.
作者簡介：
第9篇：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
第一節 選題意義 1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結構 2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 3
第四節 本文的創新點和不足點 3
第二章 文獻綜述 4
第一節 西方古典消費經濟理論 4
第二節 西方當代消費經濟理論發展 5
第三節 當代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理論研究成果 6
第三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狀況 7
第一節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總體發展情況 7
第二節 用恩格爾定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9
第三節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10
一、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模型的引入 10
二、ELES模型的運用及相關數據的處理 11
三、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分析 13
第四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特征的比較分析 15
第一節 影響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分析 15
一、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因素 15
二、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 16
第二節 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情況差異分析 17
一、浙江城鄉居民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消費行為 17
二、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所處的外部環境具有較大差異性 17
三、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行為有顯著差異 18
第五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1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9
第二節 政策建議 21
一、加強宏觀調控，引導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行為 21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無序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 21
三、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理順供需關系，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 22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減小居民消費的不確定因素，釋放居民儲蓄，促進消費增長 22
五、分層次引導居民消費行為 23
【參考文獻】 25
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選題意義
居民消費行為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居民消費需求、消費能力、消費偏好的綜合體現。
眾所周知，居民消費是拉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源動力，而居民的消費行為是影響消費的內部因素。近幾年來，國內消費需求一直疲軟。據調查發現，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出現長期下降趨勢，居民消費需求呈現明顯不足消費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關系到城鎮的發展，也關系到農村，甚至全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通過刺激消費，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促進社會擴大再生產良性循環，促進經濟良性增長。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城鄉居民消費的差異變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由于長期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我國城鄉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處于相對封閉狀態，城鎮較發達而農村比較落后，城鄉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別是一項反映城鄉差別的重要指標，其集中體現為城鄉居民在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方面的差異。過大的城鄉居民消費差異不僅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而且也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縮小城鄉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建設小康社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而且也關系到全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對于從貧窮逐漸走向富裕的國家和地區，消費水平的提高，是生活條件改善與生活質量提高的首要標志。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經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但是與此同時，消費的增長特別是邊際消費逐年遞減；“十一五”期間擴大消費需求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而消費需求不足、消費率低下的問題將是當前一個時期必須直面的嚴峻問題。因此如何擴大居民消費、增強消費對整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是目前各方面普迫關注的問題。
由以上幾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研究消費以及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確實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目前國內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單方面的分析城鎮居民或者農民的消費狀況，并沒有把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把城鄉消費差異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的并不多見，對浙江省的城鄉消費情況的比較研究就更是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結構
本文以微觀層面的居民消費者為分析對象，運用Excel等軟件，收集1978-2006浙江省的實際數據(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2007》等)，通過對恩格爾系數、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的初步統計分析，來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特征、消費環境，再針對城鎮和鄉村居民的消費與收入的關系，分別建立回歸模型，簡單分析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差異。最后，對分析數據得出的結論進行總結并提出相關建議與意見。
文章的主要內容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是基于一般理論基礎上的實證性分析。因此，總的研究方法為基礎理論文獻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具體的來說，將采用以下的方法：
1、 文獻分析法：主要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來支持論文的研究，包括學校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的藏書和期刊、電子期刊的全文檢索、英特網的搜索引擎、各大專業網站等等；
2、 數據處理法：運用統計學原理進行系統調查，確定統計對象，進行數據采集，數據處理分析，本文主要采取了比較恩格爾系數和建立ELES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方法對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3、 列表法與圖示法：將整理好的數據列入表格，或作出相關圖示，有助于直觀、明了地進行分析處理；
4、 數理分析法：將整理好的數據與理論結合起來分析，以期得出結論；
5、 綜合實證分析法：將數據理論結合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比較分析。
第四節 本文的創新點和不足點
正如本文的選題意義中所述，研究消費以及城鄉居民消費差異確實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目前國內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多研究只是單方面的分析城鎮居民或者農村居民單邊的消費狀況，并沒有把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把城鄉消費差異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的并不多見，對浙江省的城鄉消費情況的比較研究就更是幾乎沒有。因此，本文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小小的探索。
而本文最大的不足就是題目攝取范圍偏大，以我本科四年學習的理論學習和研究水平較難在有限的篇幅內用精練的文字表述全部的研究結果。這也是我論文前期準備工作沒有做足而留下的遺憾。因此只得選取重點，即從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異方面下手，根據建立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做出結論分析和提出建議。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西方古典消費經濟理論
威廉•配第（1623-1687）的消費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節制和不必要的 消費，以保證資本和財富的積累。他把消費區分為必要消費和不必要消費，他認為最不利于生產的是用于大吃大喝的消費，其次是用于購買衣料的消費。同時，他提出通過稅收調節消費，主張通過征稅的辦法來控制資金的支出及用途，
亞當•斯密（1723-1790）也主張把資本積累放在首位，節制消費。他認為勤勞和節儉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必要條件，并區分了目前消費與未來消費、生產性消費與非生產性消費，以及它們不同的經濟效果，主張以增加消費來促進國民財富增長，還首次提出了生產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消費，繼承了配第節制消費，保證財富積累的思想。
大衛•李嘉圖（1772-1823）主張的消費經濟理論仍舊是強調資本及財富的積累，節制非生產性的消費。比斯密的消費思想更為深刻的是，他始終把工人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生產與消費、政府稅收與人民消費水平等關系上，更多地強調限制政府的非生產性，以維護人民的利益。他分析了消費欲望、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的問題，認為一個人只要有沒有得到滿足的欲望，他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只要他有任何新的價值可以提供出來交換這些商品，那對社會是一種有效需求。
魁奈（1694-1774）是重農主義思想體系的創建者。他的消費經濟思想表現在：第一，特別重視消費對財富增長的影響作用。他認為消費是再生產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第二，抨擊了法國重商主義的消費政策，提出了重農主義的消費政策。他認為有必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以便讓他們消費更多的產品，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第三，提出了“純產品”學說，主張必需品的供應要得到保證。
西斯蒙第（1773-1842）的消費觀點主要有：第一，第一個明確提出了消費決定積累、消費決定生產的基本觀點。第二，提出了消費不足的經濟危機理論。第三，強調政府對人們的消費行為、消費習慣的指導。他認為，政府應當指導人們消費，并采取措施發展消費品生產和便利消費品的銷售，制定合理、公平的消費稅制度，切實關心消費者的利益。
第二節 西方當代消費經濟理論發展
凱恩斯（1883-1946）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認為，消費支出與實際收入之間保持著穩定的函數關系，每個消費者都是根據其現期絕對收入個人可支配收入來決定其消費支出和儲蓄所占的比例。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的消費支出固然也會增長，但消費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卻在不斷減少。他的絕對收入理論是假定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只受當期絕對收入影響，不受其過去收入和其他人消費行為的影響。
杜森貝里（1918- )在《收入、儲蓄和消費者行為》中提出的相對收入從動態角度分析消費函數，是對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的一種修訂和補充。他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響，而且也受周圍人的消費行為及收入與消費之間相互關系的影響。杜森貝里從消費的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兩方面解釋了長期消費函數與短期消費函數的矛盾。他認為，在短期內消費函數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而使消費與收入偏離長期固定比例，但在長期過程中，人們的消費要受示范性和棘輪效應的影響，使收入與消費保持一個穩定關系。
弗里德曼（1912- ）消費函數在假定消費者行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認為在比較長的時間盡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穩定的，但消費卻是平穩的并從持久收入、持久消費、暫時收入、暫時消費的角度重新解釋了收入消費的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的關系。
莫迪里安尼（1918-2003）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個人消費或儲蓄行為并不僅與現期收入有關，他總是試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費和投資（即當前消費和計劃消費）之間做最佳分配，從而獲得最大效用。
羅伯特•E•霍爾(1978)在持久收入假說的基礎上引入了理性預期，提出了隨機游走假說。該假說認為，如果財富或永久性收入的估計和今后的消費都以理性預期為基礎，那么，由消費或收入過去的變化反映出來的過時信息對現期的消費變化不應有任何影響。
戴維森等人（1978）提出的誤差修正機制模型（ECM）。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區分了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過程。它首先假定消費C與收入Y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即C=KY，消費者將依據前期消費與收入的關系對均衡比例K的偏離程度不斷調整消費。因此， ECM 描述的是消費者利用控制變量C逼近或維持均衡比例K的過程。該模型的優點在于把解釋消費變量的長期與短期作用分離出來，并特別把長期作用的動態均衡機制顯示出來
利蘭德（1968）在《儲蓄和不確定性》一文中，首次分析了產生預防性儲蓄達到必要條件。預防性儲蓄是指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為預防未來不確定性導致的消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進行的儲蓄。利蘭德認為在引入不確定性之后，消費者不再只是將財富平均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還有另一個防范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重要作用，其邊際效用函數不再為線性函數。由于存在不確定性因素，使得消費者選擇當期少消費而多儲蓄。
第三節 當代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理論研究成果
袁志剛和朱國林（2002）指出必須在消費理論框架內研究收入分配和總消費的關系，并總結了不同消費理論對收入分配與消費行為的看法，認為收入分配確實會影響總消費，但該文并未用這些理論解釋中國經濟。
范建勇、朱國林和嚴燕（2002）在前者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經濟特征，把我國消費者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分類，研究了他們不同的消費傾向，證明了我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儲蓄傾向偏高，中間收入水平的消費者是消費需求的主力軍，他們的研究完善了我國經濟轉型期收入分配與總消費的理論框架。
王玉華和孫鳳(2001)利用1991-1998年的時間序列資料分析了我國城市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得出不確定性對即期消費有負影響的結論，我國居民儲蓄行為中存在預防性儲蓄動機。
施建淮、朱海婷（2004）利用1999-2003年35個大中城市居民儲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他們認為居民的儲蓄行為中的確存在預防性動機，然而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強烈，并且指出我國儲蓄占有結構不平衡問題才是儲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葉海云（2000）從理論上證明伴隨著消費變化而產生的流動性約束使我國居民不得不確立短期儲蓄目標，其現期消費水平不是由現期流動性資產和收入水平而是由短期收入流和短期儲蓄目標決定，因而現期消費低于最優水平，但是他并沒有為此結論提供實證證明。
劉建 民、歐陽俊、秦宛順（2003）通過相關性檢驗得出我國居民總體消費增長與流動性變量的一階滯后項顯著正相關的結論，因此我國居民總體消費不存在流動性約束他們對不同收入組的城鄉居民消費特征數據與借貸數據的分析也表明城鄉居民家庭的消費特征與面臨有效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行為特征不符合，從而得出我國居民消費決策并未面臨有效流動性約束的結論。
第三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狀況
第一節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總體發展情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浙江作為沿海開放省市中的佼佼者，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居民的生活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伴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升高，居民消費支出也不斷躍上新臺階，從表3-1可以清楚地看到1978年以來浙江省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發展情況（除恩格爾系數外，單位均為元）。
表3-1 歷年浙江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總表（1978-2006年）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純收入 人均消費性/
生活消費支出 食品支出 恩格爾系數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1978 332 165 301 157 — 93 — 59.1
1979 — 195 — 175 — 100 — 57.1
1980 488 219 428 192 — 109 — 56.8
1981 523 286 476 267 264 147 55.6 55.2
1982 530 346 471 302 270 170 57.3 56.3
1983 551 359 484 326 288 183 59.5 56.2
1984 669 446 795 369 407 202 51.3 54.6
1985 904 549 795 474 407 247 51.3 52.1
1986 1104 609 969 561 492 282 50.8 50.3
1987 1228 725 1100 659 570 320 51.8 48.6
1988 1589 902 1453 839 741 389 51.0 46.4
1989 1797 1011 1556 927 851 445 54.7 48.0
1990 1932 1099 1604 946 885 436 55.1 46.1
1991 2143 1211 1806 1027 992 518 55.0 50.5
1992 2619 1359 2154 1112 1111 548 51.6 49.2
1993 3626 1746 2856 1263 1417 633 49.4 50.2
1994 5066 2225 4079 1680 1945 800 47.4 47.6
1995 6221 2966 5263 2378 2489 1198 47.0 50.4
1996 6956 3463 5764 2702 2714 1367 46.9 50.6
1997 7359 3684 6170 2839 2723 1378 43.9 48.5
1998 7837 3815 6218 2891 2644 1362 42.5 47.1
1999 8428 3948 6522 2806 2629 1293 40.3 46.1
2000 9279 4254 7020 3231 2752 1406 39.2 43.5
2001 10465 4582 7952 3479 2888 1449 36.3 41.6
2002 11716 4940 8713 3693 3474 1508 37.9 40.8
2003 13180 5431 9713 4287 3558 1637 36.6 38.2
2004 14546 6096 10636 4659 3851 1839 36.2 39.5
2005 16294 6660 12254 5215 4140 2011 33.8 38.6
2006 18625 7335 13349 5762 4393 2141 32.9 37.2
本表格數據來源：《浙江統計年鑒2007》
表3-1中幾項專有名詞解釋如下：
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調查城鎮居民家庭在支付個人所得稅之后，所余下的實際收入。
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是指農村常住居民家庭總收入中，扣除從事生產和非生產經營費用支出，繳納稅款和上繳承包集體任務金額以后所剩余的，可直接用于進行生產性、非生產性建設投資、生活消費和積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性支出是指被調查城鎮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購買商品支出和文化生活等非商品支出，不包括罰沒、丟失款和繳納的各種稅款，也不包括個體勞動者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各項費用。
農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費支出是指農村常住居民家庭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開支，是反映和研究農民家庭實際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
若將表3-1中的數據制成曲線圖，我們可以更明顯地看出，1978年以來浙江省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無論城鎮還是農村，一直穩步上升，特別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增幅更是逐年變大。同時，城鎮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總是明顯高于農村，且增長曲線斜率明顯大于農村，說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城鎮居民消費發展速度和程度大于農村。
圖3-1 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支出曲線
第二節 用恩格爾定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消費結構是指各類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的比重，是實現了的消費需求。對消費結構的研究是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結構的研究將宏觀經濟中的消費理論與消費實際聯系起來，為宏觀消費問題提供了實證研究的角度、方法以及應用。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普遍認為，分析消費結構，對于了解消費者行為，研究產業結構及其變動方向，研究社會消費水平以及消費趨勢，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消費結構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且有廣泛影響力的是恩格爾定律和恩格爾系數。
1857年，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在研究英、法、德等國家不同階層的家庭調查資料時發現了一個定律：一個家庭或個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反之比重則越小。隨著家庭和個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費支出比例將逐漸減小。對于國家而言，越窮的國家，每個國民平均支出中購買食品的比例越大。這一定律被稱為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反映這一定律的系數被稱為恩格爾系數。用公式表示為：
思格爾系數(%) = 食品支出總額 / 家庭或個人消費支出總額 * 100%
聯合國糧農組織在世紀年代根據恩格爾系數確定了劃分貧富的標準，恩格爾系數與居民生活、消費水平關系如下：
EC＞60，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50＜EC≤60，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溫飽階段；
40＜EC≤50，居民生活消費實現小康水平；
EC≤40，居民生活消費趨向富裕。
我們可以通過計算浙江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來分析我省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水平狀況及其變化情況。將表3-1中的1978年以來反映我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的恩格爾數據繪制成折線圖（見圖3-2）。
從圖3-2中我們可以看出，按照聯合國規定的標準，浙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在1981-1992年處于50到60之間，說明這一時期浙江城鎮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處于溫飽階段，1993年以后浙江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基本在40－50之間并逐年呈下降趨勢，城鎮居民生活消費達到小康水平，2003年以后浙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開始小于40，城鎮居民生活消費趨向富裕；浙江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一直處于50-60之間，除了七十年代末期接近60，之后逐年下降并于1990年達到46.1，從這個數據說明八十年代末浙江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先進入小康，但九十年代初期三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重新回到50以上，直到1997年這個數值才回落并在以后繼續下降。
圖3-2 浙江省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折線圖
總的看來,浙江省二十多年來恩格爾系數的總體趨勢是下降的，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59.1%，到2006年的37.2%，城 鎮的恩格爾系數從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無論城鎮農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進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平均一直比農村的要低，消費水平較農村居民高。
第三節 用ELES模型分析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情況
一、擴展線性支出系統（ELES）模型的引入
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是在線性支出系統模型(EL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彌補了LES模型理論邏輯上的不足，是近年來研究居民消費的重要工具。ELES需求支出函數為：
piqi = piγi + βi ( I – pjγj ) i,j = 1,2,……,n （1）
定義域：pi＞0, 0≤βi＜1, Σβi≤1
在(1)式中，pi 為商品i的價格，為商品i的實際需求量，γi為維持生活的基本需求量，I為消費者總收入，βi 為消費者對于商品i的邊際消費傾向。其模型的解釋是：消費者對商品i的需求支出額為兩部分之和，第一部分為該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第二部分是總收入減去所有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后剩余部分中用于商品i的部分，其邊際消費傾向份額為βi 。
又有V = piqi，V為消費者進行各種消費的總支出，是由消費者購買行為內生地確定。可以將（1）式寫成計量模型形式：
Vi = piqi = (piγi – βi pjγj ) + βiI + ui = bi + βiI + ui （2）
其中ui為隨即誤差項，利用常用的最小二乘法可求出（2）式中的參數bi和βi的估計值。然后利用bi和βi的估計值可以求得商品i的基本需求支出piγi；
pjγj = bi + βi bi /（1 - βi） （3）
同時可以求出商品i的需求收入彈性ηi為：
ηi = （ӘVi / ӘI）* (I / Vi) = βi (I / Vi) （4）
二、ELES模型的運用及相關數據的處理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分類標準，居民消費性支出分為8大類：食品類、衣著類、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類、醫療保健類、交通和通訊類、娛樂教育文化類、居住類、雜項商品和服務類。以下部分的計算將運用ELES模型，利用時間序列和截面兩種不同類型的數據，對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進行分析。
1、按時間序列數據分析
不同年份的居民各類消費支出就可以構成時間序列數據。利用1996-2007年浙江統計年鑒資料，可以綜合整理得到時間序列數據，再利用EXCEL軟件的“數據分析”功能，得出ELES模型中(2)式的參數bi和βi的估計值(見表3-2)。參數估計值下面括號中的數據為該參數的T檢驗值，R2為判定系數(R2<1, T、R2值越大，表明該線性越顯著,通常T>2即可,表3-3同表3-2)。
表3-2 ELFS參數估計表(時間序列數據)
支出項目 城鎮居民 農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380.566
（11.75） 0.166
（16.25） 0.964 529.253
（7.64） 0.214
（15.27） 0.959
衣著 79.460
（0.82） 0.065
（7.70） 0.856 -5.398
（-0.21） 0.046
（8.79） 0.885
家庭用品設備、服務 731.237
（8.43） -0.007
（-0.95） 0.082 37.648
（2.04） 0.031
（8.45） 0.877
醫療保健 -87.925
（-1.39） 0.058
（10.57） 0.918 -156.642
（-9.29） 0.083
（24.38） 0.983
交通和
通訊 -1017.920
（-7.24） 0.180
（14.78） 0.956 -355.451
（-8.81） 0.142
（17.33） 0.968
娛樂、教育文化 -304.778
（-3.96） 0.132
（19.71） 0.975 -246.865
（-6.81） 0.139
（18.89） 0.973
居住 -20.429
（-0.59） 0.068
（22.93） 0.981 12.892
（0.261） 0.132
（13.23） 0.946
雜項商品和服務 191.804
（3.94） 0.013
（2.99） 0.472 58.563
（3.23） 0.008
（2.27） 0.339
合計
消費支出 991.517
（5.41） 0.671
（39.14） 0.994 -125.951
（-1.14） 0.795
（35.48） 0.992
資料來源：根據《浙江統計年鑒》1996-2007年有關數據整理計算
從表3-2中可以看出，各支出項目參數估計值中，不考慮雜項商品和服務項目后，城鎮居民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項目對應參數βi的估計值T過低，不能通過檢驗，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衣著項目對應參數bi偏低，R2也相對其他項目的判定系數偏低，而其余各項對應參數βi的估計值都能通過檢驗，并且判定系數R2都很高，線性顯著。
2、按橫截面數據分析
在對居民消費商品和勞務的種類進行分類的同時，為研究居民消費能力的層次性，還可按家庭的年收入不同進行等級分組，由低到高依次分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中等偏下戶、中等收入戶、中等偏上戶、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同一年份不同等級收入戶的消費各類支出就可以構成截面數據。
利用2007年浙江統計年鑒資料，綜合整理不同層次收入戶各項消費支出得到2006年城鄉居民消費的截面數據，同樣利用EXCEL軟件可以得到ELES模型中(2)式的參數bi和βi的估計值(見表3-3)。
表3-3 ELES參數估計表(橫截面數據)
支出項目 城鎮居民 農村居民
bi βi R2 bi βi R2
食品 1046.579
（13.20） 0.149
（16.71） 0.989 2483.836
（8.91） 0.105
（8.19） 0.931
衣著 94.269
（5.77） 0.036
（19.83） 0.992 135.467
（1.62） 0.067
（18.44） 0.986
家庭用品設備、服務 45.068
（3.51） 0.031
（21.61） 0.994 -66.943
（-2.77） 0.038
（35.73） 0.996
醫療保健 218.547
（8.94） 0.032
（11.69） 0.979 343.019
（2.96） 0.027
（5.35） 0.851
交通和
通訊 32.798
（0.72） 0.082
（16.06） 0.989 -1312.030
（-3.04） 0.214
（11.34） 0.963
娛樂、教育文化 195.298
（4.09） 0.072
（13.36） 0.983 332.046
（7.23） 0.088
（44.06） 0.997
居住 -85.127
（-1.48） 0.109
（16.78） 0.989 238.624
（4.19） 0.055
（22.143） 0.990
雜項商品和服務 22.035
（1.28） 0.014
（7.19） 0.328 -85.207
（-5.68） 0.0288
（43.95） 0.997
合計
消費支出 2068.815
（18.35） 0.618
（125.42） 0.9997 1555.963
（30.45） 0.573
（99.67） 0.9997
資料來源：根據《浙江統計年鑒2007》有關數據整理計算
從表3-3中可以看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各支出項目參數估計值中，除去雜項商品和服務項目外的其他所有項目對應參數βi估計值都能通過檢驗，并且判定系數R2都很高。
三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分析
由表3-2和表3-3可知，2006 年浙江省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為61.8%，1995-2006年的邊際消費傾向為67.1%；2006年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為57.3%，1995-2006年邊際消費傾向為79.5%。2006年城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比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都有所下降，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了5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則下降了超過20個百分點。這個數據一方面驗證了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的居民長期邊際消費傾向大于短期邊際消費傾向的結論，另一方面也說明浙江省城鄉居民由于受到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各項社會制度改革和收入預期的影響，他們通過減少消費支出、增加儲蓄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對比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還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長期邊際消費傾向顯著低于農村居民，但短期邊際消費傾向，特別是2006年這一年的邊際消費傾向卻比農村居民高。這種現象值得引起關注，說明近年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已經大幅上升，而相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城鎮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更不確定，不得不放棄更大比例的現期消費支出，以更高的儲蓄率來應對未來可能增加的支出。因此，穩定城鄉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預期，進一步提升邊際消費傾向對促進浙江省經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比各類消費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看出：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重點主要集中在食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幾個方面，其邊際消費傾向都較高；而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浙江省城鄉居民食品支出邊際消費傾向很高，特別是在時間序列數據中農村居民食品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達21.4%，雖然2006年城鄉居民食品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減少，分別為 14.9%和 10.5%，但這還是表明目前浙江省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仍然處于相對較低的階段，食品支出還是消費支出最為重要的構成之一，且作為沿海經濟開放較為高度的浙江省，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并不如人們想象中的落后于城市，而是已經開始趕超城鎮居民。
城鄉居民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兩項支出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特別是2006年農村居民交通和通訊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占據了首位(21.4%)，這說明經濟發展強化了農村居民的時間和信息觀念，特別是像發展民營、私營企業的鄉鎮中，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變化；也說明教育制度改革對城鄉居民支出的影響不容忽視，它們反映了城鄉居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和對教育的重視，對消費結構的改善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項目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不高，這說明城鄉居民對家庭高檔耐用消費品及家庭勞務、醫療保健服務等較高檔次的消費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浙江省城鄉居民居住項目支出的邊際消費傾向有較大的差別：長期邊際消費傾向方面，城鎮居民較農村居民低，是因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住房體制改革前，城鎮居民可以享受分房和相關住房保障，雖然1998年我國進行住房體制改革，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一段時間內城鎮居民仍然不用為住房擔心，其邊際消費傾向并不高；而本世紀以來，由于不再享受單位分房等相關福利，買房成為城鎮居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而日益飆升的房價也使城鎮居民身上的負擔加重，消費支出大幅增長。相比較而言，浙江省農村居民的住房消費支出增長很快，其住房需求卻比城鎮居民得到了更好的滿足。因此2006年數據表明，浙江省城鄉居民在居住項目上的短期消費邊際傾向為城鎮（10.9%）高于農村（5.5%）。因此進一步完善房地產市場，消除各種影響城鎮居民住房消費的因素日益重要。
第四章 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特征的比較分析
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在政治、經濟七存在著多重城鄉“二元結構”，這一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變，城鄉差別是這種二元結構的產物。幾十年來，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居民的生活也從貧窮經過溫飽逐漸走向小康和富裕，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作為較抽象的“消費者”的不同具體形態主體，其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設定具有相當多和相當大程度的共性。但是，城市和農村的差別依然存在，造成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有很大的差別，這一差別影響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行為。只有把城鎮居民和農村屠民的消費行為分開研究，才能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才能有針對性地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研究。
第一節 影響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分析
消費行為的過程既是消費者的思維、心理過程，也是不斷采取行動、產生方案、解決問題的過程。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包括社會的、歷史的、經濟的等各個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新古典經濟理論將這些方面的因素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內在行為因素。
一、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因素
關于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主要體現為五方面：
1.消費選擇自由
消費選擇自由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消費品和勞務時基本上不受限量、配額和短缺的約束。消費者在不同商品和勞務之間的選擇，主要取決于消費者對消費品和勞務的主觀偏好，以及其收入水平，即預算約束大小。
2.價格充分彈性
價格彈性是指當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商品和勞務的數量或支出對價格變化的反應敏感程度。如果價格下降，消費者對其消費數量增加；相反，消費數量減小。這種增加和減小的幅度受商品和勞務價格彈性的影響，如果價格彈性較大，則購買數量的變化幅度就較大，相反幅度較小。
3.預算約束
預算約束是指消費者購買消費品受到其實際收入的限制。
4.沒有流動性約束
流動性約束可以一般地定義為某些個人沒有能力用未來收入作擔保而獲得貸款。流動性約束大小，反映消費者能夠用未來收入實現現時消費的可行程度大小，或者是其消費在不同時期的轉換能力大小。不能借入而又缺乏金融財富存量的家庭就是流動性受約束的家庭，因為他們所能做的最大消費就是當期所掙得的收入。如果居民消費的流動性約束程度越高，消費在不同時期的轉換能力就越差，反之則說明消費在各時期的轉化能力越大，即可以用未來收入實現現時消費可行性程度越高。
5.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指消費者在消費的整個過程中，外部環境存在的一些風險性或不可預期性。包括收入不確定性和將來各種消費支出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很大，是消費者選擇消費與儲蓄 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要求并培植了消費者的風險意識，增強了消費者預期的困難，居民在消費安排上更加理性和謹慎，預防性儲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加快。
二、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
關于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內在因素主要體現為四方面：
1、理性主體
即西方新古典經濟理論中認為的 “經濟人”，特點即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如消費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滿足——效用最大化；生產者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利潤——利潤最大化；生產要素所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自身報酬。同時，“經紀人”的經濟行為都是有意識的和理性的，不存在經驗的或隨機的決策，因此又被稱為理性人。
2、追求效用最大化
依據新古典理性“經濟人”假設，消費者行為最基本、最主要的假定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消費過程中，理性主體——消費者是通過對消費品的合理組合來達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實現效用最大化。
3、規避風險
消費者規避風險與外部環境設定的不確定性相關，由于存在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作為理性主體的消費者存在著規避風險行為，即消費者在購買消費品或進行勞務消費中力求風險最小。
4、時間偏好
由于存有不確定性和風險，在消費的時間選擇上，即對現在消費和未來消費的選擇上，消費者較看重現在消費，這就是時間偏好設定的基本點。
第二節 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情況差異分析
在考察不同的歷史時期居民消費行為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設定差異的基礎上，分析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差異，結果表明：
一、浙江城鄉居民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消費行為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國居民消費行為所處的外部環境差異明顯，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同，導致居民消費行為不同。
改革開放以前，居民是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在先生產后消費的觀念和政策中進行消費的。其消費行為是被束縛的，是近視的；其預算約束是一期的。所以決定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現期收入，近似于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假說。
改革開放后，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同時，城鄉消費市場逐漸放開，城鄉居民消費選擇性增強。幾十年的消費欲望被釋放后，居民消費熱情快速升溫，產生了炫耀和攀比思想，同時，預算約束和流動約束有所放松，為居民實現跨期消費提供了條件，因此，這一時期浙江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更近似于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理論假說。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經濟體制改革對居民的消費行為沖擊很大。一方面，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預算約束和流動約束大為減小另一方面，由于制度變遷所增加的各種預期消費支出大大提高，于是居民不得不為將來巨額的預期支出進行預防性儲蓄，跨期消費時間拉長，甚至是一生或隔代消費，其消費行為更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假說。
二、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所處的外部環境具有較大差異性
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作為較抽象的“消費者”的不同具體形態主體，其消費行為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設定具有相當多和相當大程度的共性。但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在政治、經濟上存在著多重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所處的外部環境有很大的差別，這一差別具體表現在：
1.消費品分配方式的差異性
城鎮居民享受低價供給，福利分配的消費品和各種補貼，農村居民自給性消費占有較大比重。
2.工農業產品比價不同
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受工農產品比價變動的影響，工農業產品比價的變化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顯著，改革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逐漸縮小，這一變化促進了農村居民的消費。
3.消費者單位經濟功能上的差異
大多數城鎮居民家庭僅僅是消費活動的基本單位，而改革后，農村居民家庭一方面是消費活動的基本單位，另一方面又是生產活動的基本單位。農村居民消費者的雙重經濟功能使其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摻雜在一起，并使其消費者行為增加了一個特定的外部環境設定，即生產經營投入和收入風險的約束。
4.福利制度不同
城鎮居民享受包括保證就業和退休、福利性住房、各種補貼、公費醫療和勞保在內的各種福利制度，而農村居民手身份約束，不能享受這些待遇，福利制度的不同對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是明顯的。
5.消費環境和消費觀念的不同
城鄉分割的歷史形成農村居民在消費環境和消費觀念上遠遠落后于城鎮，拉開了城鄉居民消費的差距。
三、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行為有顯著差異
由于城鄉居民所處的外部環境的不同變化，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者行為表現出不同的特征，研究表明，浙江城鄉居民消費行為特征差異具體表現為：
1.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和收入取得方式具有明顯差異
改革開放后，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生產力得到了釋放，農民收入迅速提高。而城鎮經濟體制改革使城鎮居民工資增加，補貼增加，其收入也提高了。從城鄉對比來看，自計劃經濟時代延續下來的城鄉居民這間的收入差距不僅得以保留，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同時，城鄉居民在收入的取得方式上有明顯差異，浙江城鎮居民收入以貨幣形式為主，而農村居民收入有一定的比例實物收入。
2.浙江城鄉居民資產存量形式和流動性約束存在一定差別
城鎮居民資產存量中，金融資產所占比重穩定上升，流動性增強相對而言，農村消費者實物資產比重較大，資產的流動性較差。城鎮居民跨期消費的路徑比農村居民要拉長和平坦些。
3.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構成差異明顯
這一差異首先表現在自給性和商品性消費支出構成的差異，城鎮居民實際收入的主要部分是以貨幣形式獲得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費支出的貨幣化程度相應較高。而農村居民由于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和產品特點，決定了農村居民的實物收入在其總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自給性消費在其消費支出中占有較大的比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使農村居民生活的貨幣性收入增加，農村居民生活的商品化、貨幣化消費程度提高，自給性消費在其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不斷下降，但由于受農村產品特點和消費習慣的影響，自給性消費在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中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次，浙江城鄉居民消費性支出和生產性支出構成有顯著差異。城鎮居民是單純的消費活動主體，其支出以消費性支出為主，而農村居民消費者具有生 產活動和消費活動為一體的雙重身份。由于農村經濟采取的形式，農村居民的收入——支出結構中生產性支出占有突出位置。農村居民的個人消費行為不僅取決于上期的純收入水平和商品市場的供給與價格，還取決于生產的需要。
第五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觀念與消費習慣的差別，表現在購買行為與消費結構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的差異。
1、恩格爾系數
總的看來,浙江省二十多年來恩格爾系數的總體趨勢是下降的，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從1978年的57.1%，到2006年的37.2%，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從1981年的55.6%到2006年的32.9%,無論城鎮農村,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都日益提高.且進入九十年代后，浙江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平均一直比農村的要低，消費水平較農村居民高。更進一步分析：
（1）在外用餐因素。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居民生活節奏加快，同時洋快餐、中餐店遍布大街小巷，為了得到較多的休閑時間，上班族在外用餐比例提高，據一份調查顯示，自1995年以來城鎮居民在外用餐率每年平均以近20%的速度增長，而農村居民在外用餐率增長速度很慢。
（2）購買加工食品增加。加工食品（尤其是深加工食品）的價值是原料食品的兩倍至十幾倍，而且近幾年城市的超市快速發展也為居民購買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提供了方便，所以城鎮居民購買加工食品成倍增長，這也是增加食品性支出的原因之一；而農村居民除農忙外，平時空余時間較多，因而通常更多的是購買低值的原料食品，自行加工食用，特別是在近幾年現金收入增長較快的情況下，食品性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2、購買行為
盡管城鄉居民存在許多消費熱點，但是其購買具體產品的熱點及其購買的時間都存在某些差異。
（1）出現的消費熱點不同。目前城鎮居民出現旅游熱，浙江農村居民卻表現得很冷清。據調查，浙江城鎮居民目前有外出旅游者的家庭達86.9%，未來五年計劃外出旅游的高達96%，計劃跨省旅游的為73%，計劃出國旅游的為33%，旅游消費逐漸升溫；而農村居民對“未來五年內最大的支出項目”用于旅游的只有1.47%。
（2）出現購買熱的時間不同。從市場產品普及率分析，浙江城鎮居民出現家電（四大件）購買熱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出現飽和期，而農村居民出現這些產品購買熱是90年代中期，飽和期則是90年代末，產生購買熱的時間差城鄉為十年，產生飽和期的時間差為五年。
3、影響因素
影響城鄉居民購買行為因素很多，但從影響其購買行為的因素差異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消費意識的超前性與滯后性。影響城鄉居民購買行為的差異，除了收入水平的差異因素之外，還與居民的消費意識有直接關系，城鎮居民由于溝通信息比較方便，所以容易受現代消費價值觀的影響，消費意識容易超前；農村居民則相反，容易受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所以消費意識較滯后。因此，通常要以城市消費行為來影響與帶動農村的消費行為。
（2）品牌與價格的關注程度不同。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費意識的差異，城鄉居民對品牌與價格的關注程度不同。城鎮與農村居民在購買動機方面，雖然都把產品“性能”放在首位，但是對品牌與價格的關注程度就不同了，前者對“品牌”關注度居第二位，而“價格”居第三位，后者則恰好相反，“價格”居第二位，“品牌”則居五個因素中的第四位。
（3）影響購買行為信息來源不同。據小天鵝集團一份調查表明，城鎮居民選擇與購買產品的信息來源首先是廣告（包括傳統媒體廣告與網絡媒體廣告），其次是親戚朋友介紹。調查顯示，農村居民購買家電的信息來源首先是“看外觀與性能”（占48.27%），其次是親戚朋友介紹與推薦（占36.67%），其三是廣告（占14.67%）。這也充分體現農村居民“眼見為實”的消費習慣。
另外，城鄉居民購買行為還受消費價值取向、消費環境、消費政策、銷售渠道等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有關企業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方面都應認真地研究并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加強宏觀調控，引導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行為
當然其前提必須是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給居民消費提供寬松和健康的外部環境。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決定了居民消費狀況。改革開放引起了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發生實質性變化。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實施，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居民消費水平、消費結構等消費行為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是國家富強，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給人民帶來的最直接的利益。
除了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保證外，引導居民健康消費也很重要。隨著居民需求結構的轉換與升級，居民新的消費熱點己形成。居民消費行為在經歷了“填飽肚子”—“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消費后，隨著市場經濟制度改革的深入，發展到“住”和“行”高層次消費上。商品化住宅，高檔服裝和居室文化商品的消費日益多樣，同時，交通通訊，文化教育消費支出增加較快。中國未來的消費熱點會集中在住房、文化教育人力資本投資、家用電器的升級換代和家庭轎車等方面。為此，為了引導浙江居民消費行為，相關政府和機構應加強宏觀經濟調控中，為熱點消費品的生產開發和消費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服務，滿足有經濟支付能力消費者高水平消費需求，拉動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二、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無序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
在保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抑制收入差距的無序擴大，提高整體消費傾向。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政府要通過加大投資，擴大就業機會，解決目前較突出的下崗、失業問題，改善企業體制，放開國有企業工資，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家和企業員工的激勵機制等措施在較大范圍提高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對于城鎮居民除了職工工資的穩定增長外，還要鼓勵各類人力資本的充分發揮和利用，允許人們取得各種合法收入，保護私有財產。
與此同時，還需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盡可能地縮小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 特別是保證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從邊際傾向遞減的規律可見，高收入戶居民收入的提高帶來的消費要遠低于低收入戶，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成為制約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增長的障礙。因為，無論是消費結構的轉換還是消費梯度的形成，不能僅僅依靠少數富裕階層，要提高整體的消費傾向，使占人口大多數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消費者具備相應的消費能力。可以通過增加對高收入階層的征稅，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等，同時加大扶貧力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縮小收入差距，啟動消費。
三、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理順供需關系，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
浙江省目前出現的消費需求不旺盛、消費結構層次相對處于較低階段，原因不僅僅是居民支付能力不夠，供需脫節、產業結構的調整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浙江省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完成由溫飽型向小康型的過渡，并向富裕型邁進，消費結構也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和發展型轉化，對消費品的需求己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高型”轉變同時，城鎮還有少數貧困居民，農村大部分居民消費還處于“生存型”和“數量擴張型”階段。城鎮居民新的消費熱點將集中在住房、汽車、通訊旅游和文化娛樂等方面，而農村居民新的消費熱點主要在于耐用消費品和子女教育。因此，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應穩定發展第一產業、重點調整第二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滿足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另外，在產品結構調整中，既要大力開發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產品，也不能忽視物美價廉、經濟實用產品的生產開發，多層次產品結構是適應不同居民消費層次的客觀要求。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減小居民消費的不確定因素，釋放居民儲蓄，促進消費增長
研究發現，上世紀年代末期，浙江城鄉居民消費增長趨緩，有效需求不足表現突出，其重要原因是社會福利制度變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一方面造成居民工作不穩定，如下崗失業使人們降低未來收入的預期，另一方面住房、養老、醫療、就業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觸及到消費者的福利待遇，居民支出的不確定程度的提高。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居民的風險預期，居民消費變得謹慎，這就促使居民增加預防性儲蓄，降低消費傾向。因此要加快改革步伐，增加改革的透明度，減少居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只有盡快使教育、醫療、養老、勞保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明晰化，讓居民切實了解到未來的各項支出多大成分由自己負擔，多大成分由國家和集體負擔，才能增加居民對未來各項支出的理性預期，從而保證其在儲蓄與消費中理性地作出選擇。相反，如果各項改革措施遲遲不能到位，居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充滿了不確定性，那么，必然會導致居民增加儲蓄，減少現期消費，以應付未來風險，從而對解決當前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產生一系列不利的影響。針對社會保障覆蓋面狹窄，保障資金來源不足等缺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建立多種形式、多種資金籌措渠道、法定報銷和自愿保險相結合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在醫療保險，人身保險，失業救濟等方面增加扶持力度，讓居民解除后顧之憂，對自己未來的消費支出有穩定的預期，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促進居民消費的穩定增長。
五、分層次引導居民消費行為
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狀況的差異，決定了要分收入層次促進消費，這將比針對總體的消費促進手段更為有效。
1、從城市居民看，應分三個層次促進消費：
（1）高層次消費——引導大額消費
對于這一層次的消費群體而言，因其消費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都比較小，收入增加或者是市場價格下降對其消費都沒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因此要盡量促進他們在旅游、文化以及大件物品上的消費，關鍵是豐富其消費內容、提升消費品位、引導其消費方向。比如開發適合這一群體的文化和旅游消費項目，減少對汽車和住房等消費的行政性干預，同時積極改善這些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最終達到促進消費的目的。
（2）中等收入消費——促進即期消費
主要以穩定收入增加和改變其心理預期為主。其一是要給他們以收入將會持續穩定增長的信心。其二是要盡快出臺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改革的明確方案，讓老百姓對未來的支出狀況更加明朗，從而改善心理預期，從而增加當期消費。第三是改變居民對于我國價格走勢的不正確認識。雖然我國已經開始進入買方市場，但并不意味著價格水平一直下降。而且在加入WTO后也不是所有商品和服務都會大幅降價，像高級轎車和金融服務等有降價可能的商品是當前我國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費者還消費不著的。國家應給與消費者正確的引導，讓居民充分認識到價格上升的可能性和變化趨勢并合理安排即期消費。
當前，一方面要防止居民對未來消費升級換代進行大量的儲蓄而不利于目前的消費啟動，同時也要防止未來升級換代過于集中。當前應當細分消費群體的消費層次，維持消費升級的漸進性，使消費升級成為一個分層次、有步驟的穩定過程。對于中等偏上收入者可以以消費信貸等方式引導一部分中高收入者首先購房買車，對于中等收入者可以增加其文化娛樂消費，對于中等偏下收入者可以增加其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與換代。
（3）低收入消費——刺激日常消費
增加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將對促進整體消費帶來較大效用。政府可以考慮以稅收和補貼方式調整收入分配增加對低收入水平居民的補貼，如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增加對失業(下崗)工人的補貼，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等等。
2、從農村居民看，主要從兩方面啟動消費：
（1）對于部分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村居民
他們的消費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且正受到各種障礙的制約。這些農民并不缺錢，但是在消費上缺乏和城鎮居民一樣的平等待遇，比如進城買房受到限制，子女進城上學受到一定的歧視；再加上農村市場消費環境的惡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的消費，使得很多富裕農民的消費水平與其收入狀況不相一致。對于這部分消費者，主要是對其消費進行科學的引導并且切實改善其消費環境。
（2）對于大部分農民
收入水平低是制約其消費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增加這部分農民的消費，增加收入是關鍵。在當前的情況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其他產業吸收第一產業的 剩余勞動力，使農民在農副業之外的收入有比較大的增長。具體措施包括：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鼓勵和保障農民進城從事各種經濟活動；促進農村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重新振興鄉鎮企業，大量吸收農村勞動力；加快小城鎮建設等，通過這些措施來改善農民的收入狀況，從而使居民的各種需求轉變為現實的消費以帶動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黎清,李梅.浙江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5,(5):82-84.
[2] 奚艷,吳忠培.對城鄉居民消費行為差異的分析——以廣東省數據為例[J]．經濟論壇.2008,(4):26-29.
[3] 楊鈺畫.山西城鄉居民消費行為比較[J].研究與探討.2006,(11):19-21.
[4] 姚金海.基于ELES的城鄉居民消費差異比較分析[J].商業研究.2006,(25):65-67.
[5] Christophe Courbage.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risks[J]. Economic Theory (2007) 32:417–424.
. Econometrica 70, No.1 (2004.12):47-91.
[7] 吳東晟.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差異問題研究[C].西南農業大學.2004:25-35，51-53
[8] 孫鳳.消費行為數量研究:以中國城鎮居民為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 余約成.浙江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研究[C].浙江大學.2006
[10] 施曉虹.關于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問題的研究[J].統計研究.2007,(4):5-12.
[11] 徐浩然,王子龍,許簫迪.居民消費傾向與消費行為的實證研究——以江蘇省為例[J].統計與決策. 2006,(2):18-22.
[12] 龐智強.甘肅省城鄉居民消費行為比較分析[J].統計研究.2005,(17):47-50.
[13] 汪紅駒,張慧蓮.不確定性和流動性約束對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J].經濟科學.2004,(6):43-45.
[14] 王邦宜,孫高向.農村、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差異與消費政策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5,(4):8-12.
[15] 沈曉棟，趙衛亞.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與收入的動態關系[J].經濟科學.2005,(1):23-26.
[16] 才淦.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研究[C].吉林大學.2007
[17] 來雅萍,曹榮慶.浙江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比較研究[J].浙江統計.2006,(2):7-9.
[18] 周侃.浙江省居民消費行為的實證分析[J].新西部.2008,(2):73,92.
[19] 蔡瑞琪.中國城鄉消費差異的實證分析[J].金融學苑.2006,(1):49,55-59.
[20] 陳莞楨.福建城鄉居民消費行為之比較[J].閩江學院學報.2006,(27-3):103-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