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與理性的博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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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關鍵詞】企業競爭；博弈；完全理性；參與者行為

0 背景

西方博弈理論研究做了一個基本假設：參與者是完全理性的。博弈研究就是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下開展的。事實上，這種情況經常被打破，現實生活中基于人的主觀意識的強烈影響和各種外部環境等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博弈的參與者并不完全理性，信息也并不完全。在這一點上，東方的博弈研究，更準確的說中國的博弈研究就是在參與者不完全理性的事實基礎上進行的。古人的智慧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的大成智慧是在經驗和實戰的基礎上考慮到雙方的所有可能情況而衍生出的博弈智慧。在商業競爭中，企業會以自身獲得最大利益為目的，但是同時也會根據實際的市場情況、競爭對手的策略變動計劃，選擇對己方利益最大對敵方利益最少的策略、中間策略、雙贏策略或者雙失策略。后面談到的三種策略，是在商業博弈中的參與者不完全理性的體現。所以企業中既存在完全理性又存在不完全理性的競爭。這種綜合性競爭方式的存在充分說明了參與者人的人格特征：感知與認識層面上的感性與理性并存。此背景下本篇討論博弈參與者行為情況，并對各類情況進行分析。

1 故事

1.1 參與者的明確

我們在一個商業背景下闡述一個故事。有A、B兩個公司企業（假定兩個企業規模類似），消費者，旁觀者政府，背景是在政府賦予相對完全市場權利條件下，充分競爭。

消費者沒有直接參與競爭，但是是利益相關者，同時也是A、B公司設定博弈策略的條件。在A、B兩個公司博弈階段，消費者不會自己制定策略來和A、B競爭，而是會根據自己的影響選擇隊列或棄權以此來干系A、B公司競爭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間接博弈參與者。所以在此歸類為參與者之一。

對于兩個公司來講，競爭的產品市場。產品的關系，可以是同類產品，可以是相關產品，可以是不同類產品，也可以是實體或虛擬產品。消費者，即購買者，從事產品購買行為或非購買行為。A、B公司可以是競爭關系，也可以是合作關系。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我們看作是與公司的合作關系，非購買行為為不合作關系。此外，政府作為宏觀經濟中的關鍵角色以旁觀者身份間接參與，在恰當時候作為協調者。

總體來講，相對于有限的博弈邊界企業競爭不限制理性。這是任何環境下默認的相對規則。

1.2 參與者的行為

上文簡略提到幾種情況，參與者之間有以下幾種行為：企業A和企業B競爭市場或合作開拓市場，消費者購買使用或不購買使用企業產品，政府干預。鑒于討論的意義，不考慮企業A和企業B放棄市場的行為。

企業進入市場，首先需要分析市場，搜集信息并處理，制定相應策略。鑒于前文的假定：兩個企業規模類似，信息的搜集處理程度和策略制定的優越程度成正比。如《孫子兵法》第二章所說“未戰而廟算”，則有如下討論。根據A、B公司的關系，有下面幾種不同情況。我們設A公司搜集處理的信息為信息集{A}，B公司搜集處理的信息為信息集{B}，收益概率為P。

在AB競爭時存在兩種情況，根據人的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況，有如下解釋。

當A和B競爭時，如果信息集{A}>{B}，那么A制定的策略會優于B，從而A盈利概率PA大于B盈利的概率PB。但PB存在著兩種情況，大于0和小于0。根據參與者的完全理性分析，當處在競爭情況下，兩個參與者會以一方的失敗而告終，從而使獲勝的一方達到最大的盈利而不顧及失敗方的利益，他會以最大限度的盈利來制定策略霸占市場，從而導致失敗方的利益破壞，所以當AB競爭時，會有PA>0>PB；而根據參與者的不完全理性分析，當雙方競爭時，獲勝方會存在給失敗方留有余地的可能性，因為獲勝方可能會有利用失敗方促進自己長久獲勝的長久備戰不懈怠來促進產品的繼續優化，通過失敗方的策略調整也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來達到長遠發展的目的，所以所以當AB競爭時，會有PA>PB>0。當當A和B競爭時，如果信息集{A}={B}，A、B的策略會具有類似效果，所以PA=PB。但根據人的完全理性分析，競爭雙方都希望獲得最大利益，所以會盡力使自己盈利，所以有PA=PB>0；根據人的不完全理性分析，當雙方競爭時，可能存在惡性競爭，雙方寧可魚死網破也不愿讓對方利益得逞，有“破釜沉舟”嫌疑，所以有PA=PB

當A、B合作，參與者完全理性時，會盡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由于雙方是合作關系，A盈利會帶動著B盈利，由于信息集的差異導致策略的差異，所以會有當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

對于消費者來講，該參與者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福利的體現。消費者通過購買行為影響企業的行為，從而影響A、B企業的均衡態，使它處于動態均衡中，企業A、B所提供的產品所滿足的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功能就是企業的社會福利的一方面。我們將消費者購買行為視為合作，不購買行為視為不合作。那么，消費者存在以下四種行為：與企業A合作與企業B不合作，與企業B合作與企業A不合作，與企業A、B均合作，與企業A、B均不合作。我們通過決策樹來分析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與A企業合作與企業B不合作時，企業A會獲得消費者提供的利益。那么消費者會選擇A而不選擇B的原因用逆向歸納來解釋。企業要獲得利益，要做出讓消費者購買其產品的策略，通過產品的質量或價格等優勢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而產品所提供的質量保證或價格優勢等正是消費者獲得利益的一方面，消費者關注所獲得的產品能否滿足個人需求能否達到其所注重的產品性價比，這里解釋為產品提供的福利。

當A所提供的產品福利大于B時，那么以參與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發，消費者會選擇A的的產品而與A合作，A盈利。以參與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來看，消費者可能已經習慣某企業的產品，不論雙方企業所提供的福利如何都不會影響消費者的決定，那么消費者可能選擇與A合作，A盈利；消費者可能選擇與B合作，B盈利。當A、B所提供的福利不相上下時，以參與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發，消費者可能選擇A，A盈利，也可能選擇B，B盈利，或者二者皆選，故有與企業A、B均合作，雙方盈利。以參與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出發，無關產品福利，消費者可能認為兩者都可以選擇，不抱有比較的態度，所以也會存在與企業A、B均合作，或者與企業A、B均不合作。當A所提供的福利小于B時，那么以參與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發，消費者會選擇B的的產品而與B合作，B盈利。當A、B所提供的福利不滿足消費者要求時，從參與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發，不論雙方哪方所提供的福利較高，消費者也選擇均不合作。

2 總結

通過在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兩種條件下對參與者多種可能行為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參與者處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況下時，做出的行為可能存在差異，也可能相同。這與我們常規人始終完全理性條件下的博弈有著一定偏離和耦合。但是，這也正是實際中存在的多角度分析下的結果。實際中的分析更側重于兩種情況下的綜合分析得出概率最大的可能情況，然后做出策略選擇。又由于信息量的不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博弈雙方仍然可能做出差異策略表現出不同行為。這就類似于條件概率原理，只要條件有些許差異，分母就會改變，當你的策略即分子相同時表現出的行為是不盡相同的，而當策略有偏差時又可能表現出相同的行為。

【參考文獻】

第2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一、國際會計準則的產生與發展

（一）國際會計準則的產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成立于1973年6月，最初由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墨西哥、荷蘭、英國和美國的13個會計職業團體發起成立。IASC在其章程中提出兩大目標：一是制定國際會計準則（IASs），現更名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推動其在世界范圍內被接受和遵守；二是改進和協調會計準則（特別是各國國內準則）和程序，努力提高可比性。面對這兩大目標，IASC進行了長期的努力，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的質量都存在疑慮，其認為，IASC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為了爭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遵守，在會計處理方法上往往進行了妥協和讓步，從而保留的較多的備選方案，這就影響了可比性和透明度。20世紀80年代末，一項關于國際會計準則全球執行情況的調查表明，經濟發達國家，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起成員所在國對國際會計準則的執行程度，普遍較低。經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其準則完全獨立于國際會計準則。（Purivis and Diamond，1991）（轉引自劉峰，2000）

（二）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改組之前，是一個完全由執業會計師組成的松散的、無穩定資金支持的民間組織，在此期間，其發展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1973到1987年間，IASC頒布了一批實質性準則、解釋公告、概念框架及其他指南，并有很多公司直接采用其準則體系以編制財務報表，同時有許多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者在制定本國會計準則時予以參照，特別地，IASC制定的準則因適應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而被其廣泛采用，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大多沒有本國的會計準則。然而，由于制定國際會計準則本身會影響各國現有會計準則制定者的既得利益，因此，那時候的國際會計準則要做到真正的“全球化”還為時過早。劉峰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其認為，如果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通過努力，將國際會計準則轉變成一種具有管制力的規則，必然的趨勢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各國會計準則將會逐漸被國際會計準則取代，各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存在也將顯得沒有必要。因此，在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起的、推廣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度變遷中，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具有正的、較高的利益預期，而各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特別是那些已經存在較長時期并形成相當規模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將成為這一制度變遷的直接受害者：其必須要放棄已取得的各種資源優勢，包括每年金額不菲的辦公經費這一直接資源和因掌握了具有管制權威的準則制定權而帶來的間接資源優勢。很顯然，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愿意自動退出。這樣，各國的會計準則機構也必然要進行各種努力，以求自身的生存。（劉峰，2000）從1988年起，IASC從一個國家間的證券協調聯合組織――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簡稱IOSCO）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為了應對外界對國際會計準則的質疑，也同樣為了實現IASC成立之初的目標，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開始致力于提高其準則的質量。1989年1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可比性促進委員會，提出一份題為“財務報表可比性”的征求意見稿（E32），其內容主要是刪除大部分可自由選擇的備選方案。此后，美國FASB開始逐步參與IASC制定國際會計準則的工作，特別是IASC改組之后，FASB與IASC的合作更加密切，主要表現在：2001年4月，IASC正式改組為IASB。改組后，美國在IASB及其他機構中處于“主發言人”的地位。2002年9月18日，FASB與IASB在美國諾沃克（Norwalk）舉行聯合會議，商討共同致力于建立高質量、相互兼容的會計準則，以向國內和國際財務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質量的財務報告。2002年10月29日，FASB與IASB正式達成協議，共同了一份諒解備忘錄，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FAS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趨同作為雙方的義務。2004年10月，在FASB與IASB召開的聯合會議上，雙方決定將改進并建立共同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列合項目的工作日程。2005年，SEC“路線圖”，以增進IFRS與美國GAAP的趨同。2006年，IASB與FASB更新了雙方關于趨同的協議。

實際上，IASC改組之后，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掌握。這其實也是使其接受國際會計準則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由表1可知，目前IASB的領導層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其人數比例高達43%，掌握了絕對的領導權。而且，從國家組成上來說，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尚難在IASB中占據席位。（特別從州際組成來說，美洲、歐洲、大洋洲、亞洲均有代表，唯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非洲沒有代表。）就目前國際會計準則在全球的發展狀況來看，據2008年德勤（Deloitte & Touche LLP.）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全球已經有100多個國家采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進行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此外，還有許多國家在未來幾年內將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包括智利（2009）、韓國（2009）、巴西（2010）、印度（2011）和加拿大（2011）。中國和日本目前雖然還沒有完全接受國際會計準則，但是，兩國已經同意與IASB合作。（Deloitte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 Deloitte & Touche LLP.2008.5）

二、國際會計準則的全球化路徑――博弈分析框架

（一）“最優反應動態”模型國際會計準則（IFRS）的全球推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世界各國從最初的“抵制”到目前的“普遍接受”，其間經歷了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下文擬采用博弈論中的“最優反應動態（Best Response Dynamics）”模型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該模型參考謝識予，2006）

假設博弈方的博弈內容是圖1所示的得益矩陣表示的兩人對稱靜態博弈，稱其為“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s）。博弈雙方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國家，博弈的內容是決定是否采納國際會計準則。通過納什均衡分析，該博弈具有兩個純策略納什均衡（采納，采納）和（不采納，不采納）。這兩個納什均衡中，后者明顯帕累托優于前者。

顯然，如果博弈雙方都是理性的，那么，通常的結果應該是（不采納，不采納），這個協調博弈背后的經濟意義是，在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問題上，各國都存在明顯的變遷成本，因此，在一次博弈中，博弈雙方都樂于維持現有的準則體系，無論哪一方都不愿意負擔變遷成本，從而表現出一種所謂 “理智的冷漠”。但是，當考慮博弈方對對方理性的信任問題，或者對風險的敏感性等其他因素，（采納，采納）也許就是更好的預測。也就是說，由于該博弈本身是一個有多重納什均衡的博弈，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即使博弈方都是高度理性的，博弈結果也有不確定性，很難做出完全保險的預測。具體來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時可能只關心由會計準則變遷產生的變遷成本問題，而忽視了由不采納國際會計準則產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從機會成本的角度考慮，這實際上是采用國際會計準則，與其他國家實現趨同帶來的一項收益，根據成本效益原則，如果該項交易成本大于變遷成本，就應該采納國際會計準則。這就是博弈方所謂的“有限理性”的實質。

接著，從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上述博弈問題。假設博弈方雖然缺乏分析交互動態關系和預見能力，但是能夠馬上對上一階段的博弈結果進行總結，并立即做出策略調整。當然，考慮到對手的策略也在調整，因此博弈方的策略調整針對上一期的對手肯定是正確的，但對當前的對手策略不一定正確，而這正體現了博弈方的有限理性。同時，假定共有5個博弈方分別處于圖2圓周上的5個位置上，每個人都與各自的左鄰右舍反復博弈。

既然博弈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在初次博弈時，每個位置的博弈方都既可能選擇“不采納”策略，也可能選擇“采納”策略。所以，初次的博弈總共有25=32種可能的結果。這32種情況包括一種全部選擇“不采納”策略和一種全部選擇“采納”策略，其他都是兩種策略都有人采用。將這32種情況中對稱的部分剔除出去，可以得到8種具有實質性差異的情況。對這些博弈方依據最優反應動態進行策略調整的規則進行分析，以觀察通過重復博弈，是否會出現策略的收斂。假設xi（t）為在t時期博弈方i的鄰居中選擇“采納”策略的鄰居的數量，該數量有0，1，2三個可能值。選擇“不采納”策略的鄰居數量相應的為2-xi（t） ，也有0，1，2三個可能值。針對第t期的相關情況xi（t），博弈方i選擇“采納”的得益為xi（t）×50+［2-xi（t）］×49，選擇“不采納”則得益為xi（t）×0+［2-xi（t）］×60。因此根據最優反應動態機制，當xi（t）×50+［2-xi（t）］×49>xi（t）×0+［2-xi（t）］×60，即 xi（t）>22/61時，博弈方i在t+1期會選擇“采納”策略，而當xi（t）×50+［2- xi（t）］×49

由于5個博弈方是完全相似的，因此上述法則對其來說都適用。不難證明，除了初次博弈時所有博弈方都選擇“不采納”策略這一種情況之外，從其他所有的情況出發，經過一定時期的調整，最終都會收斂到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的穩定狀態。上面列舉的8種情況中，除了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和都選擇“不采納”這兩種情況之外，還有6種情況選擇“采納”的博弈方的數量和位置有差異。下面討論這6種情況是如何收斂到穩定狀態的。首先，討論初次博弈只有1個博弈方選擇“采納”的情況，根據上述的策略調整法則，給出最優反應動態的全過程。如圖3所示，5個博弈方經過4個時期的反復策略調整，最終收斂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的穩定狀態，此時的最優反應動態就不再要求任何博弈方改變策略，這意味著選擇“采納”不僅是單個博弈方的穩定策略，而且是群體意義上的穩定策略。

此外，圖3也同時包含了兩個不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三個不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和四個博弈方選擇“采納”這三種情況。下文僅需分析兩個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和三個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這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的調整，在圖4和圖5中給出。上述分析證明，在總共32種可能的初次博弈情況中，只有一種是穩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選擇“不采納”的狀態，其余31種情況都會收斂于選擇“采納”的狀態。雖然都選擇“采納”和都選擇“不采納”均是有限理性博弈方進行上述協調博弈的穩定狀態，但是，前一種穩定狀態顯然更重要一些，因為博弈方的策略調整收斂到這種情況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一種情況。進一步推論，在該博弈中，當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的穩定狀態出現以后，如果有部分博弈方偏離了該狀態，最優反應動態會使博弈方的策略很快返回到都選擇“采納”的狀態中來，而與此相對應，所有博弈方都選擇“不采納”策略就是一種不穩定狀態，某一個博弈方的偏離，最優反應動態都會使博弈方的策略離該狀態越來越遠。綜上所述，證明了“采納”策略是這個博弈的“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上述博弈分析告訴人們，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初期，參考甚至直接采用該準則體系的國家并不多，而且大多數是尚未建立一套完整準則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但事實上，正是這些國家推動了國際會計準則全球化。其中的原因是，當兩個在地緣上接壤或者商業往來頻繁的國家發生貿易往來，進而形成穩定的資本流時，透明的會計信息對雙方來講都是必不可少的。此時，如果兩國之間的會計準則存在明顯的差異，那么，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將是巨大的。因此，接受一個被普遍認可的準則體系以實現趨同，將是可行的解決方案。

（二）智豬博弈模型哪些國家會主動采納國際會計準則，并致力于取得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將采用博弈論中的智豬博弈（boxed pigs game）來進行解釋。（該博弈模型參考張維迎，2004）

該博弈的基本框架是，假設豬圈里有兩頭豬，一頭大豬，一頭小豬。豬圈的一頭有一個豬食槽，另一頭安裝一個按鈕，控制著豬食的供應。按一下按鈕會有a單位的豬食進槽，但是誰按按鈕誰就需要支付c單位的成本。（這里，a>c>0）若大豬先到，大豬吃到a-b單位，小豬吃到b單位（a>c>b）；若同時到，大豬吃到a-d單位，小豬吃到d單位（a>d>c）；若小豬先到，大豬吃a-e單位，小豬吃到e單位（a>e>d>c）。圖6中各符號的大小順序為：a>e>d>c>b>0。這樣，在重復剔除嚴格劣戰略過程中，最終的均衡解取決于（a-e-c）的正負。若a-e-c>0，則最終的均衡解為（按，等待）；若a-e-c

將上述分析應用到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問題中，就不難理解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一直以來都是由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主導這一事實了。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處于主導地位，當其從一套全球統一的會計準則得到的收益大于接受該準則付出的變遷成本的時候，就有接受國際會計準則的強烈愿望。而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在這一問題上采取“搭便車”策略同樣也是理性的選擇。特別地，就美國而言，其在IASB中的地位可以說十分穩固，并且FASB一直致力于提高國際會計準則的質量，以實現IFRS與美國GAAP的趨同，而事實上，這種“趨同”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國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變遷成本。其清楚地認識到，哪個國家掌握了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哪個國家就會在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過程中占有絕對優勢。

早在1998年12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就了題為“重塑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專題報告，其第二章“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面臨的挑戰”將這些具體因素歸結為：國際資本市場、世界貿易、商業規則的國際化、國別會計準則、商業交易的創新、各類新式信息的需求、信息的電子傳輸、過渡與發展中及新近工業化國家。（劉峰，2000）在該專題報告十年后，這些因素依然影響著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既是國際會計準則全球化的面臨的挑戰，同時也是推動國際會計準則不斷發展的動力。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的全球化的進程也不例外。縱觀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歷程，其路徑最終是由全球經濟環境的變遷決定的，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縮影。但可以肯定，會計準則全球化將是大勢所趨。我國目前努力實現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也是完全順應時展的，是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1］甘泉、何力軍：《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的利益博弈與經濟后果》，《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8期。

［2］劉峰：《會計準則變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3］汪祥耀：《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趨同――路徑選擇與政策建議》，立信會計出版社2006年版。

［4］謝識予：《經濟博弈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澤夫：《會計準則制定：理論與實踐――斯蒂芬?澤夫教授論文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7］Zeff.1978.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J］. 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December:56-63.

［8］Deloitte & Touche LLP.2008.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EB/OL］.see 省略. 20090212.

第3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在我們推崇的主體哲學中，理性與感性作為二元結構的對立面而存在，感性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視。而在消費文化下的日常生活中廣泛充斥的當代視覺藝術就成為視覺感性發生的合理性契合處，廣告、影視等視覺圖像成為感望的表達媒介。邁克•費瑟斯通在談到這一點時說道：“他們有能力對普遍的消費觀念予以推廣和質疑，能夠使與欲望，與、浪費、失序等多種消費影像流通起來，并將其推行開來。”[2]（P31）各種影像、圖像大量闖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來滿足人們以快樂為要求的，其所帶來的視覺符號導致了一個仿真世界的出現，消解了現實與虛擬世界的距離，人們沉浸在這種“審美”的生活中，淡化了現實生活中工具理性模式化的思維，從而為感性的發展提供了廣泛的存在空間。當代視覺藝術憑借表達上的優勢為感性正名，重新樹立感性的價值。因此，當代視覺藝術對感性體驗的表達讓大眾不再束縛于抽象的理念世界，顛覆了工具理性的主導，開始追求對世界的感性的體驗，讓現實的日常生活轉變為一個充斥感性體驗的回歸存在，以此讓感性力量在空間上得到釋放與滿足。

感性體驗取代了理性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位置，感性在社會主流文化層面獲得推崇。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當代視覺藝術成為了推動欲望的“場域”，從而迎合了人們在消費文化下對感性快樂欲望的追求，它彰顯了以欲望為旗號的消費商業文化出場的表征。當代視覺藝術在這種極致化的追求感性體驗和感性的倡導下，使大眾沉浸在了一個由影像符號所構建的虛擬的仿真世界，從而消解了現實與想象世界之間的界限，人們生存在了一種“超現實”的審美光環下，但這種拋棄了理性之本位的文化，成為了一種“毫無深度”的文化。“消費文化與電視產生了大量的影像與記號，從而產生了一個仿真的世界。在這個仿真的世界中，實在與意象之間的差異被消解，變成了極為表層的審美幻覺。

然而，對鮑德里亞來說，處于資本主義商品形式之邏輯核心的虛無主義———作為對馬克思加以完善的尼采主義———的發現，就是這樣打破了所有的‘指涉性錯覺’。”[2]（P79）當代視覺藝術當下正是以這種“毫無深度”的享受性的視覺性美學現實，來軟化理性主義的神經，注重感性感觀的美學原則被激發，使人們充分體會到感性體驗的回歸存在。因此，當代視覺藝術實現了徹底拋棄理性對其的引導性意義，走向了極致化感性的表達，感望與當代視覺藝術緊密聯系了起來。但是這種極致化的發展傾向造成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在批判工具理性的束縛性意義基礎上走向了過分夸大工具理性的消極意義；另一方面徹底拋棄了理性之于其存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毫無深度”的虛無文化的路徑方向。因此，人們在觀視這些視覺影像時，沉浸在虛幻的情景中，體會視覺沖擊的美感，而剝離了理性精神的凈化引導。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電視新聞強調災難和人類悲劇時，引起的不是凈化和理解，而是濫情和憐憫，即很快就被耗盡的感情和一種假冒身臨其境的虛假儀式。”[1]（P157）理性精神的喪失造成的就是視覺美感的意義性缺失，呈現的是空間的平面化畫面，從而導致主體精神意義引導的匱乏。可以說，當代視覺藝術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徹底拋棄了理性意義的引導，一味追求視覺感性的沖擊，這種極致化的發展之路，造成了主體意義的消解，人在當代視覺的觀視中無法得到價值論和生存論意義的引導，走向了感性主體的生存意義的虛無感。

在這種“毫無深度”的虛無文化下，單一化的視覺感知成為藝術的依賴性因素，視覺感性體驗被獨立出來，并無限放大到了極致化的程度，當下視覺藝術作品喪失了深層意蘊的表達，嚴重背離了視覺藝術的發展要旨。雖然相對傳統視覺藝術所倚重的深層意蘊這些因素，視覺感性的沖擊在當下商業消費社會也足以吸引到大眾的眼球，通過大規模的機械復制的影像來滿足人們的視覺消費需求。但是，當下視覺藝術作品的意蘊魅力逐漸喪失，缺少深厚意蘊對內容價值的支撐，完全依靠視覺感性的沖擊。然而像這種走向了單薄化路徑的視覺藝術是無法長期立足的。比如張藝謀導演的影視作品，前期作品《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在塑造手法上注重營造唯美畫面，同時不忘內蘊深刻的人性的哲理揭示，這種深層的意蘊對主體人的認識論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積極的引導。然而隨著商業氛圍的漸濃，高科技拍攝技術的運用，其《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電影過度追求視覺畫面的沖擊，而忽略了內在意蘊的闡釋，雖然在商業票房上攫取了利潤，但其作品的發展卻走向了極致化之路，以致當下其調整了發展路徑，《山楂樹之戀》等新近作品恢復到了意蘊的表達方向。我們也由此觀視到視覺藝術所蘊含的內在意蘊，對藝術空間的展現表達和人性價值論的引導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們要正視理性之于人本身的地位和作用，當代視覺藝術的價值和意義徹底拋棄了理性的引導，過度追求感性的表達，將最終走向主體精神意義的消解、靈魂的迷失而無家可歸。

在對抗現代性的理性霸權地位運動中，除感性對理性的反抗之外，依靠審美的自律性也同樣是當代視覺藝術對抗現代性的一條重要途徑。當代視覺藝術走向“純藝術”的唯美主義視覺審美泛化的傾向，主張以“為藝術而藝術”、“純藝術”的觀念來對抗現實的世俗生活，讓人們在精神世界實現對現實的洗禮，在超驗的精神主體中忘掉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實現對人的心靈的凈化。當代視覺藝術所展現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美學思想就是想通過這種藝術的自律實現與商業消費文化的反抗和抵制，在主體思想中通過美學的凈化掙脫現實世俗的侵染，幫助人從工業文明的桎梏中超脫出來，最終達到審美化的生存境界。因此，當代視覺藝術為大眾提供了一處唯美主義藝術自律的場所，大眾希冀通過唯美主義的審美自律性來彌補世俗社會下的精神危機，實現唯美主義的審美救贖，使其靈魂得到拯救而免受功利化和物化的侵蝕。由此，當代視覺藝術追求唯美主義的視覺審美展現，注重視覺審美的外在形式對大眾的沖擊，為彌合大眾對瞬時的體味，其發展中不斷追求強烈的形式主義的展現，呈現出強調其形式因素的審美特征傾向。傳統的視覺藝術在呈現中注重內在審美意蘊的表達，突出視覺效果下內涵的揭示，而將形式放到了相對次要的位置，也就是重內容輕形式。然而，在當下消費社會的氛圍中，當代視覺藝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方向性的把握，更加突出了形式的沖擊這一因素。自唯美主義以來，形式開始擺脫其附屬的層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藝術的核心范疇。比格爾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到：“藝術結構的形式———內容辯證法已越來越熱衷于形式。較之于其形式層面，藝術作品的內容，其‘陳述’變得越加衰微，形式層面則被狹義的界定為審美的。”[3]由此可以看到形式已經在一定意義層面上與審美相契合，成為了審美的“代言人”，而藝術這一種作為升華了的情感表達和體驗的獨特表達形式，此時通過形式的表現性凸顯了藝術的內在情感和意蘊。同時唯美主義的代表人王爾德也強調藝術形式的重要性。他說：“藝術只有一條最高的法則，即形式的和諧的法則。”[4]其強調了藝術展現中美僅僅存在于藝術的形式的美，而不承認其內在指涉性的蘊含意義，這也就是詹明信在闡釋后現代文化中所提出的“情感的消失”。詹明信認為，在后現代文化視野下，藝術作品的塑造趨向于膚淺，過去情感在藝術中的不斷融合的現象不斷褪去，情感因素逐漸趨于消失，藝術塑造中情感與形式的二元對立模式被消解。與此相對，當代視覺藝術的發展，也步入這一傾向，一切被形式所取代，表象形式成為事物的本體性特征。當代視覺藝術在其影響下，過度強調形式的重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一種平面化、無深度化的、極致化的形式主義的展現，而忽視甚至丟棄了價值和內涵意義的表達。因此，隨著這種強調形式因素的藝術風氣漸濃，其在藝術發展中的表達上也不斷展現，而當代視覺藝術的發展就在這種強調形式的氛圍下，不斷強化這一發展模式，為迎合市場化及大眾淺薄化的體驗需求，對藝術的形式因素不斷予以強化關注，試圖通過唯美主義的視覺形式展現來讓大眾沉迷于其塑造的藝術世界。#p#分頁標題#e#

第4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教育即生活，讀書即品讀教育、品讀生活。多年來，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鄭新蓉教授主持讀書會，涉獵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民族教育、性別教育等領域。本期讀書會主要介紹美國心理學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與弗拉達斯?格里斯克維西斯合作完成的著作――《理性動物》。

現代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作為經濟學理論基石的“理性人”的觀點深入人心，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理性，二是自利，即人能夠進行精確的計算為自身謀取最大的利益。這一觀點受到包括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現代行為經濟學家等的批判，他們從不同的學科視角提出事實上人未必總是理性的，人也不需要或不應該總是經濟理性的。具有進化心理學背景的美國心理學教授道格拉斯?肯里克與弗拉達斯?格里斯克維西斯則另辟蹊徑，將討論的焦點從“人是否是理性人”的爭論中轉移到從物種進化的“動物”視角，重新審視人類的理性問題。觀點別具一格，論述生動有趣，從另一角度拓寬我們對人類決策、人類理性的認識。

一、作者及作品簡介

《理性動物》（The Rational Animal）一書由兩位美國心理學教授合作完成。道格拉斯?肯里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獲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學位，是人類行為與進化學會執行委員會成員，被譽為現代進化心理學奠基人之一。弗拉達斯?格里斯克維西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市場營銷與心理學教授。他們將進化生物學和社會心理學相結合，在《理性動物》中向我們生動地介紹了人腦是如何運作的最新科學證據。英文原版書中，《理性動物》一書還有副標題，即《進化如何使我們自己變得比我們所認為的更聰明》（How Evolution Made Us Smarter than We Think），明確地亮出其進化心理學的視角。該書于2014年首次出版中文版本，介紹對西方現有人類行為研究進展的最新成果。因其論述語言生動活潑，采用“案例―理論觀點―案例”的反復推敲論證的方式層層推進，使其不僅具有很高的閱讀價值，而且具有極強的可讀性。

二、內容介紹

本書除去引言、結論及致謝部分，共分九章。每一章節內部，作者運用“案例―理論觀點―案例”的論證方式，以有趣的經驗現象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從而提出相應的理論觀點對其進行解釋，解釋過程中又重新回到案例映證，而各個章節則是觀點之間的層層遞進。

1.從“理性人”到“理性動物”

關于人類決策理性與否的問題，包括古典經濟學家、現代行為經濟學家等已經做了大量的討論。作為第三類科學家，即進化心理學家，作者對這一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在“理性人”的論述外提出“人是理性動物”的觀點。他們認為，人類的一些看似愚蠢、不理性的行為，從生物進化的角度來看，往往具有深度理性（deep rationality）。人類決策并非關于理性或非理性的問題，而是具有深層理性的特點。今天的選擇并不僅僅是由當下可見的近因所決定的，更是由根植于潛意識中的一套祖傳的精密機制的影響而造成的。比如，分析個體購買一塊蛋糕這一行為的背后原因，近因可能是他餓了或者是他喜歡吃蛋糕，但遠因則是高熱量食物曾幫助人類的祖先積蓄能量，使他們得以在高營養食物匱乏的環境中生存下來。所謂理性動物，就是將人類看作和其他生物一樣同樣具有生存、繁衍等進化需求的物種，所以在分析人類行為的原因時不但要考慮表層近因，還應從進化需求中找到遠因，即祖先留在我們身體中的遺傳密碼的作用。

但我們也應知道，人類的進化目標并非單一、完整的，而是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自我保存、繁衍后代、社會交往等互不相同的進化挑戰，由此引出另一關鍵概念――次級自我（subselves）。

2.七個“次級自我”

人類千百萬年的進化歷程中，為應對不同的進化挑戰而形成了七種不同類型的“次級自我”（見圖1）。在個體的生命歷程中，七個“次級自我”依次登臺。金字塔型的結構體現的不僅是時間上的先后關系，還代表人類進化的最高目標是育兒，即繁衍后代。

七個“次級自我”可以被理解為經常存在的人類決策的前后不一致現象。不同的“次級自我”遵循不同的博弈規則。在雙方都是冷血的理性經濟人的情況下，為了避免遭受被他人背叛而承擔更加嚴重的懲罰，人們往往傾向于選擇自己首先做出背叛行為。但當博弈雙方是親屬關系時，情況則會發生變化。從生物進化的角度來說，如果和我們有著相同遺傳基因的親屬獲得進化的機會，同樣意味著我們獲得進化的勝利。由此，作者生動地闡述了“血濃于水”的道理。而且，不同的“次級自我”具有不同的認知偏見，導致其在做選擇時的冒險傾向不同。如自我保護型的“次級自我”會使處于糧食危機中的贊比亞政府拒絕美國轉基因食品的援助，原因是轉基因食品對贊比亞人民來說，其安全性并不確定，人們寧愿暫時挨餓，也要避免可能出現的更嚴重的后果。而男性擇偶型的“次級自我”則傾向于冒險，高估女性對其感興趣的程度，以最大可能地實現其繁衍和基因延續的進化目的。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會做出前后不一致的決策，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我們會改變自己對同一問題的想法，做決策時會感到糾結，難以取舍，這是我們的七個“次級自我”爭斗的結果。如果我們希望做出盡可能合理的決策，則需要掌握激活或規避某個次級自我發揮作用的技巧。

3.快和慢的生命史對策

七個“次級自我”金字塔是每個生命體在個人生命歷程中需要經歷的進化路徑。其中，位于較低層級的指向個人的存續目標，維持個體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延續，而位于較高層級的則指向基因的繁殖目標，復制有機體的基因，使種族延續。由于個體所處的生存環境、掌握的資源總量和結構不同，導致其完成這一進化路徑的方式也不同，這就形成快和慢不同的生命史對策。生物學家基于各種生物體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建立了一套“生活史理論”（life history theory），縮短個體的存續進程，將更多的資源用于繁殖努力的方式即“快生速死”的快對策，而將更多的資源用于個體的存續努力，并不急于繁衍后代的方式即慢對策。

快對策和慢對策的選擇基于個體對環境的判斷及在個人所擁有資源基礎上的對環境掌控能力的判斷。作者尤其提到個體從小成長的家庭環境的重要性，然而成長于缺乏安全感和穩定性、動蕩不安、資源匱乏的環境中的人，傾向于采用“快生速死”的生命史對策，將有限的資源用于盡早地繁衍后代。因為生命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他們只能選擇盡早地完成最高層級的進化目標，其行為風格帶有冒險和及時行樂的特征。而成長于安全、穩定、資源充足的環境中的人，傾向于采用慢對策。對他們而言，未來具有預見性，即使遇到可能的風險，他們也有充足的資源將之化解，因而他們并不急于完成生育繁衍的任務。這類人的行為風格帶有思維的縝密性、決策的長遠性、計劃性的特征。我們無法簡單地判斷兩種生命史對策的優劣，而事實上，從個體實際的生存狀況出發而進行的選擇，從實現其進化目標的角度來說，都具有深層理性。

4.總結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討論“理性動物”，為我們開辟一個理解人類行為的全新視角。人類行為的理性與否不僅可以從其所獲的實際經濟利益角度思考，還可從物種進化需求的角度進行解釋。一些看似不理性的行為，實際上會滿足人類的某種進化需求，進而在進化過程中作為一套祖傳的神秘機制被確立下來，隱藏于我們的潛意識中并影響我們的選擇。與各個進化目標相對應的是不同的“次級自我”，出現在個體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有著各不相同的固有偏見及與人相處的博弈規則，導致當不同“次級自我”占據主導位置時，人們會做出截然不同的決策。由此，人類可以更加理解自身做出決策的原因和內在機制，重新審視決策行為理性與否的問題，防備深層理性的寄生蟲。通過了解敵人、了解環境、了解自己的三種途徑，我們可以規避深層理性被他人利用，使自身的進化需求真正得到滿足。

三、主講者評論

初次接觸進化心理學，覺得新奇而有趣。不可否認，這是人類在對自身行為機制這一恒久且又充滿神秘性、復雜性的問題探究之路上走出的又一重要的一步。一些觀點也會讓我們不禁會心一笑，或是豁然開朗，在被剖析的同時，似乎認為離我們自己也更近。這的確是一本閱讀過程引人入勝、讀后確有收獲的著作，但也會讓讀者生發出更多的困惑，懸而未決。

“理性”“動物”，反復讀著這幾個簡簡單單的字，細細斟酌又似乎有無窮無盡的含義。什么是理性？理性看似熟悉，但追問起來卻難道其究竟。經濟學中的理性人，等同于經濟人的概念，是指人在自利之心的引導下對自身所獲實際利益能夠做出精確計算的能力。亞里士多德說：人是理性的動物。此處的理性，是指人是具有過道德生活能力的不同于一般動物的物種。理性也常常和科學、邏輯等概念關聯，意指人對外部世界進行探求、追尋某種確定性的能力。那么，《理性動物》一書中的理性是指什么，人類是否總是需要理性？該書的邏輯似乎延續古典經濟學“理性人”的意涵，指人類作為眾多生物物種的其中之一，為保證個體基因進化進程的延續，力求有機體的生存、繁衍而做出的權衡努力。進化心理學中，人類的理性不是為了一時的、可見的經濟利益，而是為了滿足個體的進化需求，但其核心內涵是一致的，理性即精致的利己主義。

再看動物。此處的動物絕不單單作為一個名詞而存在，它是指遵循優勝劣汰、你死我活的叢林法則，追求個體基因存活和延續最大可能性的動物性。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理性動物，但正如作者試圖消解傳統博弈論規則時所提到的：經濟理性的市場規則只適用于一部分的人類決策，我們大多時候不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人類恰恰是在朋友面前可以不斤斤計較，只求付出和所得大體平衡，在后代面前可以自我犧牲、完全交付信任的物種。以“動物”之名勾勒出的七個“次級自我”模型，卻恰恰是一副近乎完整的人性圖景。人類究竟是不是理性動物，每個人心中都已有了一份保留答案，那是一份“我心自有明月”信仰的存在。

一、該書帶給人們哪些觸動及疑惑？

《理性動物》一書提出眾多核心概念，如深層理性、進化目標、進化適應性、次級自我的進化層級等，并在論證過程中提出一些具體而有趣的觀點或事例，如琳達問題、厭惡損失偏見、家庭經濟學等。那么，該書會帶給人們哪些觸動與疑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于理性，一些同學會說，“理性和非理性到底是指什么？”“理性有沒有外部環境和文化的影響？”“理性分為經濟理性、道德理性、直覺理性，而且理性之間也會有沖突，那我們該如何選擇？”“深層理性和感性有什么區別，深層理性是不是一種借口？”“教育者如何做到真正的理性？”也有人會提出，“這本書為什么解釋不了釋迦牟尼？”認為“人類決策是為進化目標服務的，那統一的進化目標該如何解釋人類差異？”對“次級自我”這一概念，有的同學說，“在人類需求的進化層級中，相對于次級來說的主級是什么？”“相比于獨立的七個‘次級自我’來說，有沒有一個整體的東西在起作用？”還有的同學提出，“是不是可以用本書的理論解釋我們做過的所有錯事，為它們找借口？”

整體而言，這些困惑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理論解釋的限度問題，為什么書中觀點不能解釋某些人類行為，我們是否可以為所有行為尋找理由，抑或是借口嗎？第二，關于理性的探討，即何為理性，我們應如何運用理性？除個體因素之外，理性是否會和環境、文化因素相關？第三，關于次級自我的決策問題，當它們之間發生沖突時如何選擇？在“次級自我”之上是否有一個更上位、更具全局觀的“自我”在起作用？

二、深層理性是否可以用于解釋人類的一切行為？

深層理性是否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的所有行為？有的同學指出，不看書，只想睡覺，這是不是在偷懶，但書中的觀點則說明睡覺是身體的需要，需要休息或者需要更多的睡眠來長身體，這是不是說我們可以借用深層理性為所有的行為找借口？

還有的同學認為，深層理性只是為我們提供一種解釋人類行為的觀點，但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用深層理性來解釋我們的一切行為，人類行為歸根結底是要為自身找到一種舒服的狀態。“理性為什么成為我們做一切事情的理由？如果我們做某些事情不遵循理性就是有問題的，就是不正當的。人不管是遵循經濟理性也好，直覺理性也好，道德理性也好，都是為了讓自己有一種舒服的狀態。這種舒服的狀態不一定是在這件事情上得利，也可能是良心上的安寧，或是它符合我們的最直接判斷，認為這樣做最合適，并非最合適，但在這個情境中是最合適的。人肯定會考慮利害，但也不是要像書中說的用深層理性來解釋所有的行為。”

也有的同學提出，即使是為我們自身的某些行為找借口的行為本身，同樣也可從深層理性的角度加以解釋。“書中有提到一個存續努力，就是為了我們繼續生存下去。我們為自己所做的事情尋找借口，不僅僅是為了求得心安的狀態，還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存活下去。因為在我們做某件事情不斷地感到內疚、感到自責時，這種狀態下的人處于一種非常不好的狀態。如果一直處于這種的狀態的話，我們可能會沒有辦法延續生命，沒辦法符合存續的進化。之所以我們會不斷地尋求一些看似借口的東西來安慰自己，其實這也是一種深層理性。”

也有的同學認為，深層理性的觀點在某些問題上的確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更多的人類行為是其無法解釋的，甚至人性這一復雜問題是否可被研究也有待商榷。“作者基于一種基本的判斷，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動物，但也會出現一些無法用理性解釋的現象，于是創造出一個詞，叫作深度理性。它的確有對的方面，但為什么這種觀點解釋不了釋迦牟尼，解釋不了如劉胡蘭等烈士的行為？要想用一項研究企圖解釋人性，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人的魅力，人所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它的不可解釋性，有它的客體性。”

三、何為理性？我們如何理解理性？

何謂理性，有的同學認為理性包含經濟理性、道德理性、直覺理性，也有的同學提出可以用“合理性”理解深層理性的概念。“讀這本書時，我們會看到，一些可能是不理性的舉動，但在一定的情境下，或是某個‘次級自我’的狀態中，可能那個狀態就是合理的。這種合理性有可能是為了種族延續，或是其他，其中的‘理’包含更多生活意義上的常規含義。”

可以用哪些更通俗的話或者詞語來解釋“理”或“理性”，如，智慧、聰明、做事的理由、借口等。鄭新蓉老師指出：“現在，如果沒有異議的話，我們可暫且使用‘理性’這個詞，但我們要回到它所描述的事實上。理性所描述的事實有其針對性，如經濟理性，是現代社會生活中，基于個體的計算、計量、裁判，并根據生產的投入和產出來進行計量。由于經濟理性被過分地意識形態化，基本覆蓋可解釋的所有人類行為，使得其他學科就有意見了，如宗教、心理學。”回到事實、現象本身，不囿于概念，這應該是一股新的力量，可開拓我們的思路。

四、從快對策、慢對策中，如何反觀自身和社會？

從社會學的角度，回歸理性，這存在一個經驗事實的討論：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健康有保障的中產階級家庭，往往是慢對策的。慢對策意味著計劃性和目標性，認定一個目標后能夠朝著這個目標有條不紊地前進，并認為未來是可預知的，即使可能存在風險也有足夠的資源規避這些風險的影響。而快對策往往具有冒險性，是“快生速死”的策略，因為對其而言，未來具有太強的不確定性，而使其寧愿選擇及時行樂。選擇快對策的原因既與其所處的環境及其對環境的判斷有關，也與大腦認知可能看不到通過慢對策也可獲得成功的路徑有關。

反觀自身，我們自己是屬于慢對策還是快對策？在過程中、細節上，是慢對策還是快對策？進一步將眼光投諸于中國社會，哪些人是快對策的，哪些人是慢對策的？在家庭環境的安全和社會環境的安全之間如何做出平衡？即使家庭是安全的，但面對政策的不穩定與社會環境的不安全，我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快、慢對策的選擇可能是基于個體對自身所處的階層背景、家庭背景的安全性評估，或許也存在地域差異，會受到地域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碩士研究生）

備忘

這一理論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一是需求的多樣性，并非今天投入明天就會有產出，存在長遠投入和產出，通過繁衍把多樣性呈現出來。二是解釋了經濟理性最不能解釋的合作關系和群體關系，其解釋范圍有群體的，有家族的，有為集體利益做出犧牲的，更為寬泛、廣泛。此外，它有一些數據性的顯示。

第5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關鍵詞：環境會計信息；利益相關者；博弈分析

一、引言

十期間，生態環境問題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與之相應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也已成為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必然要求。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作為企業向政府、環保監管部門和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報告其履行生態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情況的主要形式之一，既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也是公司內部管理的需要。目前國內外關于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文獻，多是基于影響因素和價值相關性兩個方面采用大樣本法構建統計模型進行研究分析。影響因素方面，Karim和Lacina等（2006）從公司特征出發，發現盈利能力、公司規模等與環境信息披露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是公司績效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之間的并不存在相關關系；價值相關性方面，MarlenePlumlee等（2009）將行業劃分為環境敏感性行業和非環境敏感性行業，得出前者披露環境信息的質量與資本成本負相關，后者披露環境信息的質量與預期現金流量負相關；但是胡華夏和胡東（2008）研究發現由于信息需求者并不關心環境信息，公司披露環境會計信息與否并不對公司價值產生影響。通過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看出，目前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理論分析方法與實證方法，采用博弈方法的研究較少。在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動因的研究中，大多利益相關者的文獻僅限于研究一方相關者與信息披露的關系，將利益相關者匯總研究的比較少。正是基于此，本文以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為主題，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構建不完全信息下的三方博弈模型進行相關研究。

二、環境會計信息披露三方博弈的作用機理

（一）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取向

一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正是由于各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他們之間復雜的動態關系，促成了企業最終得以持續經營。由此，看出利益相關者之間息息相關，作為企業要為其他利益相關者服務，以達到更好的管理和治理有效資源。各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取向不同，利益出發點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他們對環境會計信息需求的差異，以及披露環境會計信息得到的效用不同。（1）管理者的價值取向。相對于其他利益相關者來說，一方面，管理者的職責之一是實現企業與社會環境效益的最大化，為了達到其經濟目標，他就需要考慮環境問題的負面影響，因此管理者的環境會計信息需求比其他利益相關者更全面具體。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再一職責是向股東反映其委托受托責任履行情況，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可靠地信息，因此管理者必須披露環境信息造成的經濟效益。（2）股東的價值取向。首先，為了避免自身遭受投資損失，進而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股東非常重視企業的環境會計所帶來的問題是否影響企業盈利能力。其次，股東為了自身價值創造，通過獲取的環境會計信息可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激勵，以確保管理層忠實于股東。所以，股東希望掌握全面的環境會計信息，明了環境影響，及時糾正企業活動，最終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3）注冊會計師的價值取向。注冊會計師的職責便是獨立公正的對企業環境會計信息進行審計，這也是注冊會計師的主要收入來源。通過環境審計不僅保障了社會公眾的利益，而且為企業樹立了良好社會形象，是企業發展不可或缺的環節。可見環境審計對利益相關者的價值之大，注冊會計師為了增加其業務來源，也樂于對企業環境會計信息進行審計。（4）證監會的價值取向。證監會的職責之一是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對證券市場進行監督管理，以確保證券市場健康運行。這其中有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則、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框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內容等。還有對會計事務所等相關機構的監管，包括：參與會計事務所的審批過程、對會計事務所的審計行為進行監管等。因此證監會需要知曉企業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履行情況。

（二）上市公司股東與管理層兩方博弈分析

從整個博弈全局的一般順序出發，上市公司、注冊會計師、證監會的三方博弈必須以上市公司內部的博弈均衡為出發點，由此需要構建構建管理層與股東間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1）模型的假設。假設1：博弈方公司股東與管理層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其中管理層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而股東考慮的是企業的價值升值假設2：管理層的戰略空間（順從，不順從），股東的戰略空間（激勵，不激勵）具體參數設置如下。A：為管理層按個人意愿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時獲得的效用；B：為股東未采取激勵政策時股東獲得的效用；H：為股東對管理層披露信息實施的激勵成本；X：為管理層順從股東的披露要求獲得的額外效用；x：為管理層未順從股東的披露要求通過激勵政策獲得的額外效用；Y：為管理層順從時股東獲得的額外效用。其中：x>0。（2）模型構建與分析。現代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使得管理層對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擁有直接決定權，出于自利原則，管理層只披露那些對自身有益的信息，而不管隱瞞信息對股東的價值。這不僅影響了股東利益實現，還反映了公司治理過程中的缺陷。由于股東無法直接到公司經營治理過程中，相應的全面了解環境會計信息對其來說有些困難，出于理性原則，股東就要選擇是否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以鼓勵管理者采取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動，再者管理層也會選擇是否順從股東的要求，這就要取決于政策對他們而言的額外收益。由此構建了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其博弈樹如圖1所示（M代表管理層，S代表股東）。其中①～③為管理層與股東雙方收益函數，表達式如下。①：管理層的收益為A+X，股東的收益為B+Y。②：管理層的收益為A+x，股東的收益為B-H。③：管理層的收益為A，股東的收益為B。首先看M節點的策略選擇，當管理層順從股東的要求其所獲得收益為A+X；當管理層不順從股東的要求所獲得收益為A+x。這里分兩種情況：x>X時，管理層選擇不順從，也就是說此時股東的激勵報酬過低，不足以讓管理層放棄依個人意愿的披露；x<X時，管理層選擇順從，也就是說此時股東的激勵報酬帶來的額外收益大于按個人意愿披露的額外收益。再看S節點的策略選擇，當股東選擇不激勵時獲得收益為B-H；當股東選擇激勵時，這里同樣分兩種情況：x>X時，管理層的不順從使得股東收益為B+Y；x<X時，管理層的順從使得股東收益為B。綜合考慮股東的兩種策略其選擇結果如下：當x>X時，股東選擇不激勵，此時收益為B；當x<X時，股東選擇激勵，此時收益為B+Y。在現實企業中，股東為獲得企業價值最大化會制定一系列策略使管理層與自己站到同一立場。例如實施股權激勵方案，管理層出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相應的會做出增加企業價值的行動。在實施股權激勵的過程中股東還需綜合考慮支付報酬的方式、數量大小等因素，只有恰當的激勵方案才會帶來股東價值最大化。上述動態博弈模型中，管理層與股東之間將展開重復博弈，最初也許股東的激勵政策沒有發揮作用，但隨著股東對信息的掌握，其會加大激勵力度，使得管理層改變策略，從而管理層與股東達到博弈均衡狀態，結果便是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有選擇的披露，以使企業價值最大化，但最終并不是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狀態。

三、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假設前提

假設1：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其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利潤最大化，是理性的。審計師也是偏向于利己的選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證監會同樣會考慮自身成本效益問題，故而也是理性的假設2：注冊會計師在審查出上市公司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不真實時，上市公司可能會賄賂注冊會計師，注冊會計師為了得到額外收益，可能會選擇與上市公司合謀，出具不獨立的審計意見假設3：注冊會計師針對不同的公司選擇不同的審計質量策略。一般的，高質量的審計策略要比低質量的審計策略所需成本要高假設4：證監會隨機審查上市公司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對于查出虛假披露的上市公司給予行政處罰假設5：證監會的審查技術有限，不一定會審查出虛假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上市公司，查出與否與由自然決定假設6：在這個博弈模型中，有四個參與人，即上市公司、注冊會計師、政府等監管部門和自然。設參與人的集合為I=｛1，2，3，N｝，其中1代表上市公司，2代表注冊會計師，3代表證監會，N代表自然假設7：設S為參與人的策略集合，Sabk表示參與人a在第b個博弈階段的第k個行動。那么S111=真實披露，S112=虛假披露，S221=高質量審計，S222=低質量審計，S231=獨立意見，S232=非獨立意見，S341=檢查，S342=不檢查，SN51=查出，SN51=查不出具體參數設置如下。V：為上市公司真實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時的收益；v：為上市公司虛假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時獲得的額外收益；B：為上市公司真實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成本；D：為正常情況下，上市公司支付給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費用；d：為公司虛假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時，審計合謀支付給注冊會計師的金額；C：為注冊會計師采用低質量審計策略所耗用的審計成本；c：為注冊會計師高質量審計策略比低質量策略多耗用的審計成本；F：為監管機構的檢查成本；J：為審計師因選擇獨立審計，遭到上市公司的懲罰，即失去以后年度對該公司的審計及相關業務；L1：為當公司污染環境嚴重，選擇真實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時，給企業帶來的股價大幅下降、融資困難和聲譽等的損失；L2：為上市公司虛假披露信息被證監會等監管部門處罰金額；K1：為注冊會計師因為合謀被查處造成的審計誠信缺失；K2：為注冊會計師審計合謀被注冊會計師協會等監管機構處罰金額；P1：為外部審計師選擇高質量審計策略的概率；P2：為外部審計師選擇發表獨立的審計意見的概率；P3：為證監會等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隨機抽查，被抽中的概率；P4：為監管機構查出上市公司與注冊會計師審計合謀的概率；r：為上市公司選擇真實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的概率。

四、博弈模型建立與分析

（一）博弈模型建立

博弈順序為：第一階段，上市公司選擇真實披露環境會計信息還是虛假披露環境會計信息；第二階段，由被聘請的會計事務所估測決定審計質量高低，是派出經驗豐富和審計技術較高的審計人員執行審計工作，還是選擇級別較低的審計人員審計上市公司；第三階段，當注冊會計師審查出上市公司作假時，注冊會計師決定是出具獨立的審計意見，還是接受上市公司的賄賂款，出具不獨立的審計意見；第四階段，政府監管機構對環境會計信息和審計意見進行抽查監管，上市公司可能會被抽查到，也可能被漏掉；最后一個階段，政府監管部門對抽查到的公司進行審查，并不是百分百可以查出問題的，這由自然決定。由此本文構建了三人多階段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如圖2所示。其中（1）～（12）為各個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收益函數，表達式如下：（1）（S111,S221，S231，S341）=（V-B，D-C-c，-F）（2）（S111,S221，S231，S341）=（V-B，D-C-c，0）（3）（S111,S222，S231，S341）=（V-B，D-C，-F）（4）（S111,S222，S231，S342）=（V-B，D-C，0）（5）（S112,S221，S231）=（v-L1，D-C-c-J，0）（6）（S112,S221，S232，S341，SN5）=（v-L1-L2-d，D+d-C-c-K1-K2，L2+K2-F）（7）（S112,S221，S232，S341，SN52）=（v-d，D+d-C-c，-F）（8）（S112,S221，S232，S342）=（v-d，D+d-C-c，0）（9）（S112,S222，S231）=（v-L1，D-C-J，0）（10）（S112,S222，S232，S341，SN521）=（v-L1-L2-d，D+d-C-K1-K2，L2+K2-F）（11）（S112,S222，S232，S341，SN522）=（v-d，D+d-C，-F）（12）（S112,S222，S232，S342）=（v-d，D+d-C，0）本文采用逆向歸納法求解博弈的完美貝葉斯均衡，分析得出如下均衡結果：

（二）注冊會計師選擇高質量審計策略的條件

（1）注冊會計師選擇高質量審計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1））為：rP2（D-C-c）+（1-r）｛P2（D-C-c-J）+（1-P2）P3［P4（D+d-C-c-K1-K2）+（1-P4）（D+d-C-c）］+（1-P2）（1-P3）（D+d-C）｝（1）（2）注冊會計師選擇低質量審計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2））為：rP2（D-C）+（1-r）｛P2（D-C-J）+（1-P2）P3［P4（D+d-C-K1-K2）+（1-P4）（D+d-C）］+（1-P2）（1-P3）（D+d-C）｝（2）注冊會計師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策略的條件為：E（U2（S221））>E（U2（S222））整理得出：rP2+（1-r）<0分析得出：審計獨立性的概率和上市公司真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概率越大，注冊會計師選擇高質量審計策略的可能性越大。

（三）注冊會計師選擇發表獨立審計意見的條件

（1）注冊會計師選擇發表獨立的審計意見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31））為：r［P1（D-C-c）+（1-P1）（D-C）］+（1-r）［P1（D-C-c-J）+（1-P1）（D-C-J）］（3）（2）注冊會計師選擇與上市公司合謀的期望收益E（U2（S232））為：P1｛P3［P4（D+d-C-c-K1-K2）+（1-P4）（D+d-C-c）］+（1-P3）（D+d-C-c）｝+（1-P1）｛P3［P4（D+d-C-K1-K2）+（1-P4）（D+d-C）］+（1-P3）（D+d-C）｝（4）注冊會計師傾向于選擇出具獨立的審計意見策略的條件為：E（U2（S231））>E（U2（S232））整理得出：（1-r）J-P3P4（K1+K2）+d<0分析得出：審計獨立性與上市公司真實披露信息的概率、監管機構的審查概率、監管機構的查出概率以及注冊會計師審計合謀受到的聲譽和罰款損失成正比例關系。審計獨立性與上市公司支付給注冊會計師因審計合謀的賄賂款成反比。

（四）監管機構策略選擇條件

監管機構選擇審查策略的期望收益E（U3（S241））為：r［P1P2（-F）+（1-P1）P2（-F）］+（1-r）｛（1-P2）［P4（L2+K2-F）+（1-P4）（-F）］｝（5）監管機構選擇不審查的期望收益等于0。監管機構傾向于選擇審查策略的條件為：E（U3（S341））>0整理得出：-rFP2+（1-r）（1-P2）（P4L2+P4K2-F）>0（6）分析得出：加大政府監管部門監督審查的可能性，可以通過以下方法實現：政府監督審查技術和經驗提高，即是提高審查質量；給予上市公司和注冊會計師的法律罰款加大；監督審查的成本減少。此外，當上市公司可能受到的懲罰金額與審計師可能受到的懲罰金額大于監管機構的審查成本時，上市公司與注冊會計師審計合謀的概率越大，政府監管機構監督審查內部控制信息的概率加大。（五）上市公司真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條件上市公司選擇真實披露信息的期望收益為：V-B（7）當上市公司選擇虛假披露信息，注冊會計師選擇采取高質量的審計策略時，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1，S-1））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8）當上市公司選擇虛假披露信息，注冊會計師選擇采取低質量的審計策略時，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2，S-1））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9）顯然得知：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上市公司選擇真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條件為：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V-B整理得出：v-P2L1-（1-P2）d-P3P4L1-P3P4L2<0分析得出：當L1<d時，P2越大，上市公司更傾向于虛假披露信息。當L1>d時，P2越大，上市公司更傾向于真實披露信息。當L1越大，即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信息被公布，公司遭受的聲譽、股價等方面的損失越大；當d越大，即上市公司賄賂給注冊會計師的金額越多；當P3越大，即證監會監督審查的可能性越大；當L2越大，即上市公司虛假披露內部控制信息受到證監會的處罰金額越多，上市公司更傾向于真實披露信息。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通過對上市公司、注冊會計師、證監會的三方博弈分析，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注冊會計師、證監會等都不同程度地對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起到促進作用，但同時又會在某些方面阻礙著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因此我們可以從利益相關者角度探析影響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深層次原因，而不是僅僅限于從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現狀角度分析其宏觀表象原因。第一，上市公司角度。由于上市公司內部管理層和股東雙方沒有得到很好的監督，披露出于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大部門上市公司還沒有形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能做到自愿披露環境會計信息；同時，由于披露成本過高使得真實披露得到的社會形象收益不足以彌補成本，或者虛假披露獲得的額外收益超過真實披露獲得的額外收益；政策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如監管部門對其監管懲罰力度的不明確，導致上市公司在提供環境會計信息過程中產生逃避處罰的僥幸心理和機會主義傾向。第二，外部審計師角度。審計市場不完善，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行為不規范，證監會等監管部門還未能實施有效監管；目前注冊會計師行業還沒有完全觸及環境審計領域，缺乏環境審計的全方位知識體系，以至采用高質量審計手段還是低質量審計手段判斷不足；當事務所出具了令公司不滿意的審計意見時，公司可隨意撤換事務所，使得事務所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從而容易造成審計合謀事件發生。第三，政府等監管部門角度。政府、證監會等部門在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過程中并沒有發揮好它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引者導的角色，現實中甚至存在地方政府為了完成經濟指標與公司合謀的現象；環境會計法規的不完善使得上司公司在披露環境會計信息時不能有法可依；監管部門懲罰力度不夠或者檢查質量不高使得部分上市公司以及相關注冊會計師疏于管理。

（二）建議

（1）加強公司相關人員的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首先要加強上市公司內部相關人員的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其克服信息供給的“有限理性”。此外，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企業的股東和管理層不僅要努力提高專業素能，還要進行常規性財經法規教育，以加強其守法意識，將其用于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2）提高注冊會計師的審計獨立性。注冊會計師在執行審計工作或鑒證業務時，理應保持應有的獨立性，做到客觀公正、實事求是、恪守職責，不受委托單位或其他單位的影響，出具真實的審計意見。同時，應該從加大對注冊會計師的監督懲罰力度和規范注冊會計師的職業道德行為兩方面提高注冊會計師審計獨立性。（3）加強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監管。信息必須加大對違規行為的審查力度：對于虛假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的上市公司，對公眾造成嚴重影響的，應當嚴懲不貸，追究其刑事責任，在沒收非法收入的同時，應給予數額較高的罰款。

參考文獻：

［1］胡華夏、胡冬：《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市場效應》，《財會通訊》2008年第5期。

［2］包剛：《利益相關者理論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分析》，《財會通訊》2010年第10期。

第6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我欽佩這個女生，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男朋友是什么樣的，沒有被感動沖昏頭腦。試想一下，如果有人捧著足夠出一本書的情書來向你求愛——或者不是情書，是十克拉的鉆戒呢？如果是寶馬香車呢？如果是兩百平米的房子呢？你當然會“十動”，但你能做到“然拒”嗎？

每個人心中都有感性的一面和理性的一面，“十動”是感性的，“然拒”歸理性管，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十動”的同時還保留著“然拒”的理智。

“十動然拒”也不僅僅適用于愛情事件。十動是誘惑，然拒是選擇，我們也許還沒有遇到過糾結的愛情，但其他糾結的選擇，絕對經歷過。

幾年前，我在一家大名鼎鼎的公關公司工作。這是一份“看上去很美”的工作，有很多國際客戶，高端大氣上檔次，更重要的是團隊沒大沒小親如一家，工作愉快。每天大家一起開會，每次頭腦風暴都討論得海闊天空，笑到肚子痛；一起寫方案，分工合作，默契無間；一起加班，邊吃盒飯邊討論工作，享受并肩作戰的感覺；一起去給客戶提案，個個衣冠楚楚，讓實習生崇拜不已；年會時一起泡溫泉，一起胡吃海塞，一起花天酒地，掏心掏肺的述職報告感動彼此。我是如此喜歡那里的氛圍和狀態，以至于有個朋友的公司急缺人，向我拋出薪水翻倍的橄欖枝的時候，我十動然拒了。

然而，三年之后，我又來了一次十動然拒，這一次面對的卻是我一度那么熱愛的工作。三年日夜不分的工作，我的頭發大量脫落，白發開始生長，經歷了這輩子第一次嚴重到幾乎暈倒的低血糖，知道了原來胃疼的感覺就像一只手在胃里抓，腰肌勞損，肝氣郁結。我失去了對個人生活的控制權，我不能對這一個周末、下一個假期有任何計劃，因為無論什么時候，客戶的一個電話都可以把我從周末睡懶覺的床上、和朋友聚會的KTV里、三亞星級酒店的游泳池里或者任何地方拖回電腦前。最重要的是，在與不同客戶博弈拉鋸的無數次交鋒之后，我終于認識到，服務他們，不是我喜歡的工作。

于是我提出了辭職。上司找我談話，讓我留下，給我開出誘人的條件。我十分感動，因為他很少挽留要走的人；然后我拒絕了他，因為我已經明白，我想要的生活不在那里。

三年之后又三年，被我十動然拒的前上司，自己也十動然拒了一把。他在公關圈摸爬滾打，憑著過人天資和拼命努力早早躋身高層，幾年來收入已頗為可觀，在業內也小有名聲。但他偏說自己真正的愛好不是公關，要辭職去做一直感興趣的移動新媒體。他這個職級的人辭職驚動的是大老板，大老板以惜才愛才著稱，找他深談多次，承諾讓他不菲的薪水更上一層樓。可他最后還是拒絕了，跑到離家很遠的中關村去上班，在一家新成立不久的新媒體小公司當一個小小的合伙人，拿著微薄的創業薪水。

這樣的例子并不少，我身邊的很多朋友，都在職場中經歷過各式各樣的十動然拒，有的是為了改變現狀，去追尋自己想要的東西；有的是為了保持現狀，因為珍惜現在所擁有的。同樣也有很多人沒有在恰當的時候十動然拒，例如為了面子問題滯留在不稱心的崗位上，或受了戶口和待遇的誘惑而從事不喜歡的工作。誰都會享受十動，可更重要的是然拒，然拒的確沒那么容易，但你真的愿意用人生中最寶貴的時間來承受勉強的后果嗎？

第7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關鍵詞】企業管理　人情模式　西方制度式管理　融合與沖擊

一、人情主義

人情就是人與人在交往中產生的感情，而在中國這種關系顯得尤為突出，作為儒家道德核心原則的“仁”，本身就包含著厚重感情，由此我們民族是極其重視人情世故的。劉義慶曾說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正是在中國幾千年的影響和積淀下，人情模式無論是在組織關系還是在人際關系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是很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的，傳統交往的理論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遵循和繼承，成為中國各種傳統思想中影響最廣泛的一種。這點可以從中國古代對“義利觀”的探討看出，據《左傳?昭云十年》記載，子產對子皮說：“人之愛人，求之利也”，意思就是說，愛一個人，就是要為之謀利益，而中國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孟子在義利關系問題上也主張重義輕利，孔子就曾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當然，他們并不是一味的否定人對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可以看出重感情、講義氣的這種情愫在古代的中國就已深深扎下了根，并影響至今。

在如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系方面，古代先哲們也提出了諸如仁愛觀、忠恕之道等觀點，其中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兩點就是古代先哲們大都倡導“貴和”精神和“包容”精神，貴和精神就是主張和而不同，意思是說大家在社會中生存，要以和為先，和平共處，相互幫助，這與當今和諧社會的理念也是不謀而合的。包容精神就是說和別人相處，要多為別人著想，多關心別人，不要總是苛刻對人，從這兩也可以看出，“仁”與“利他主義”是中國人際關系中顯著的兩個要素。正是這些情感認知、倫理認知形成了具有明顯中國文化特點的人情網，和諧而深遠。

二、中國公司中的人情主義與科學管理

中國歷朝各代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復鞏固這種復雜的人情網，有的基于血緣關系，有的則是基于地域關系，唯一特殊的就是十年的那段時期，在那個動蕩的歲月中，人與人的聯系被界限明顯的階級立場無情的劃分起來，沒有人情之說，只有階級之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以理性著稱的西方管理制度當然也被善于學習的中國人引用起來，但古往今來，任何實行起來的制度無一不是附有所屬社會的特點的，因此即使是在中國的公司制中，這種紛繁復雜的人情網還是被細密的編制了起來。如看到一部片子中描述說A是某公司的一個元老，為公司立下過汗馬功勞，不幸的是A某一天犯了錯誤，更糟的是還被同事抓到了，老總考慮再三，并且找A談了話，最后還是決定留下A吧，但是扣幾個月工資，畢竟功大于過嘛，這不，濃濃的人情味就體現出來了。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的人際關系其實就是一種對別人恩情的回報，是一種的情感的交換行為，人情交往關鍵在于還不盡也道不明，這樣人情關系才能不斷地綿延發展下去。

公司管理從本質上來說還是對人的管理的，只有使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崗位的人員都積極有效的運作起來，整個公司才能有序高效的運轉。說到人，那就不得不提到人的感情，對于公司的管理者來說，如何處理好員工的感情問題一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根本上看，人情關系的處理模式正是這個公司員工管理模型的深度體現，建立起良好的人情調控模式對于公司的發展無疑是起推動作用的。另一方面，從公司與公司相交的角度來看，良好的人際關系無疑也會增多公司之間的合作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之間的互惠程度。因此并不是說帶有中國人情味的公司制度就是不好的，如果淡淡的人隋為有利于公司的發展，又何樂而不為呢?人情其實是人與人之間、人與組織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相互交往的良好感情基礎，并不一定就是索取利益的工具。

西方企業管理制度的理性精神是西方自然科學的產物，在以泰勒提出的“經紀人”假設的指導下，西方企業管理以科學理性為前提，追求利潤最大化，用物質利益去鼓勵員工，充分發揮了人性中機械理性的一面，但卻排斥社會性與情感性，所以當時企業中的人已類似于不停運作的工具。毫無疑問，這種高效率的運營模式在剛開始必然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利潤，但是時間一長，人畢竟不是機器，在高強度無情感性的工作環境中，必然會產生不滿情緒，繼而會影響工作效率。在這種背景之下，梅奧的“社會人”假設應運而生，強調職工的心態中追求感情、歸屬的一面，因此，要想長期保持高的生產效率，就不能忽視要從心理方面給予員工以關心。

由此看來，我國企業管理從突出情感，重視人的感情在公司發展中的作用到愈發看中科學管理體制的影響，西方企業從強調理性管理到發現人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都是有其道理的。因為：首先，不得不承認人情因素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是雙面的，既有積極影響，也有其消極影響。積極的人情因素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激發人的信心，從而影響員工的工作效率。消極的人情因素是有可能被壓制，但其作用確實不能被忽略的。其次，中西方對于人情因素的認識也是不同的，基于幾千年倫理型文化的影響，在中國，人情遠遠大于制度的作用，人和人之間的情感關系被置于一個很高的地位，人們經常會付出許多努力去維持與朋友、同事、家人的良好關系。還有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現在而言，西方的經濟發展還是遠領先于東方的，因此，在由工業社會向經濟社會的轉換過程中，人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在經濟社會中，我們會逐漸擺脫機器的束縛，轉而依賴信息、創新力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因素的唯一來源就是人本身。所以人情因素在西方企業管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高。相反，對于東方企業來說，在還未達到富足程度的時候是，高效嚴格的管理制度則是必須的。

由此看來，從國企業管理，網絡宣傳、電子報宣傳會逐漸走上歷史舞臺，因此，五星人情主義在公司管理中并不是可有可無的，發揮得好，還是能給公司帶來較大的益處的，但中國有句成語說得好：過猶不及。從現狀來看，在目前中國的企業管理中，普遍存在人情泛濫，理性不足的現象。先舉個題外話：不久前鬧得沸沸揚揚的藥家鑫案，大伙的一致的觀點是：殺，這種喪心病狂的人怎么還能留著呢!不難看出，情感要素一直是埋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的，有時甚至于幾乎超出了法制的影響，難怪有專家說中國的國情根本不適合搞依法治國。正是因為人情因子的蔓延，中國的許多公司也是在濃濃的人情氛圍中運行的，久而久之，這無疑會對公司的發展造成巨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在情與理之間的博弈也逐漸成為每個希望取得長足發展的中國企業的必修課。就目前看來，中國的企業在處理人際關系方

面存在著這幾個問題：

一是受古代思想的影響，中國的人情關系常常帶有很濃的地域性和血源性，對于家族內的、靠得近的人，我們更容易與他們發展友好關系，在企業中這就很容易形成小幫派，也易導致任人唯親的現象的產生，因此這就會嚴重影響企業人際關系的和諧和決策的公正性。當公司出于上升勢頭時，或許大家各安其事，各謀其利，不會有大的沖突，但一旦公司遇到挑戰或危機，這些隱藏的問題就會凸顯出來，小幫派各自為政，很難建立起統一戰線去解決公司面臨的危機。

二是一味的求和思想導致了企業的創新力不足，缺乏競爭能力。追求整體的一致性和和諧是中華文化中的一個特點，然而無疑的是過度的一致卻會淹沒企業中的一些好點子和新思路，當企業發展過度依賴舊的體系和技術，沒有絲毫的革新之處時，企業的發展空間也必然會變得狹窄，難以取得大的突破，而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沒有創新則意味著沒有出路，只有居安思危，不斷地突破創新，才可能保持領先地位。

其實說到底就是在中國的企業管理中還是過分注重感性的一面，沒有發揮管理制度中應有的科學理性的作用，從而致使中國的管理制度很難向前發展，一直停留在科學管理的底層。

三、人情與理性的結合

就西方與東方的管理經驗來看，過分的強調理性或是人情都是不利于企業的發展的，只有將二者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使企業更加高效健康的運營下去。因此當面對當前中國企業中的人情主義現象時，我們并不需要喊著要全部根除，畢竟在中國的大背景下，良好的人情關系還是能起到極佳的作用的，所以我們也就沒必要去重復西方企業“理性人”的老路，那如何才能將理性主義的作用真正發揮起來呢?

一是一定要建設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框架，讓人情調控在給定的區域里運行，時刻提醒我們在發揮人情關系的時候，不要超過整體的理性框架，也就是在易于感情泛濫的時候用嚴格的制度、科學的管理體系來限制泛濫的情感因素，讓理性成為一種主流。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企業也應該有企業的基本制度建設，只有這樣才能融情于理，真正做到制度先行。

二是應該在意識上要逐漸建立起推崇理性、創新的觀念，推動企業中的自由、平等氛圍的形成，在追求和諧一致的同時，不能讓個人主義完全消失，否則將會導致企業停滯不前，從目前的大環境來看，創新才是企業不斷進步的源泉和根基，而創新的根源就是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也只有在適宜的環境中，這種思想才能生根發芽，最終演變為帶動企業發展的武器。

第8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關鍵詞：藝術；廣告；商業；電影；公益廣告

藝術與廣告，是一個長久以來被人們津津樂道卻又始終沒有定論的話題。有人說廣告是藝術，有人說廣告不是藝術；有人說廣告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有人說廣告只是一種盈利的手段。有人把藝術看的很神圣，認為沒有藝術感的廣告不是好廣告，也有人更重視效益，覺得沒有必要無聊到在廣告中玩弄藝術。但無論是藝術家還是廣告商都已經有意無意的將藝術與廣告聯系在一起，我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藝術也缺不了廣告。那么我們該如何權衡藝術與廣告的關系呢？

由于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廣告由老套的格式漸漸多元化，由針對性轉化為意向性，由單純變得復雜，由叫囂、吹捧變為沉穩、現實。藝術同樣由具體轉化為抽象，再由抽象朝著現實方面轉化。它們沿著各自不同的軌跡，逐漸地趨向同一個點，即現實。不同之處在于表達方式，一個婉轉迂回，一個波濤洶涌。

藝術家在創作時，以其自身感受去成就作品，對于那些他不感興趣的事物可以不去理會，待作品完成后再去探討和發現其價值。但廣告創作者卻不是這樣，不管是否當時已有感受，他首先要確定作品的利益點，然后圍繞著這種主題去創作。作品的價值一虛一實，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廣告創作者在創作初期，要做足調研整理工作，再從中找感覺，以期作品推出后能夠創造出最大的價值，而一旦作品出爐，其價值也就定格了，并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水，除非在特定條件下，一些出色地作品被重新審視，但其價值也不會過分超出預期，就如同我們所看到的，某品牌廣告或商業電影不斷地推陳出新，只有通過這樣的途徑，才能不斷獲得報酬；而藝術家在創作作品時是根據自身的感覺去表達和發揮，其創作的空間和自由性極大，而博弈性也極大，在作品出世前，誰也不知道它能否被公眾接受和喜歡，而隨著時間推移，價值逐漸體現，甚至成為無價的寶貝，藝術大師文森特?凡?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我們習慣于從藝術的角度去審視商業廣告作品，如果轉而從價值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與廣告，反而看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一直致力于市場調查研究、收集整理資料而后去開發文案的廣告創作者好像一群務實的蜜蜂，而那些注重靈感反對褻瀆靈魂的藝術家們反倒成為了沉浸于有價證券買賣活動的投機者。

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都是價值，那么由藝術家來從事廣告創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我看來，廣告是藝術的感性與商業的理性結合的產物，不論從哪方面單一的去看待，都不會也不可能得到那種純粹的結果。藝術創作需要感悟，商業活動需要追逐利益，可是，追逐利益何嘗不需要遵循藝術的規律，藝術家們又何嘗不需要現實的肯定，二者皆是要回歸的。

在我們所能接觸到的世界里，沒有哪一項是不需要美的，即使每個人對美有不同的解讀，各行各業對美有不同的定義。我們烹飪時講究顏色，穿衣時講究花色，住房時講究格調，出門時講究氣場，這種種的講究，無一不在以美的規律運行，甚至在生活中要講究說話的藝術，在工作中要講究做事的藝術，“藝術”、“美”已經成為人們心中的一個既抽象又具體的概念，成為一種行為準則，那么廣告主這種最多向社會呈現產品的人為什么不能成為藝術家？而廣告這種最多撲向大眾感官的宣傳手段為什么不能成為藝術品？或許我們不能接受，這種形式的藝術違背了藝術的高尚與永恒，或許我們也不能接受這種藝術家的泛濫與低俗，但我們不得不考慮我們的時代和國情，并不是會寫字、能畫畫、識古董就稱得上是懂藝術，那么有多少人真正懂藝術？至少大部分本土企業家和高材生對于現代藝術是一竅不通的。

我們經常看到些不入流的、低俗的、根本不適宜廣而告之的宣傳品在眼前晃來晃去，我們又總覺得藝術家是藝術家、商人是商人，試想如果那些由廣告主買單的廣告作品經過藝術家的包裝考量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可現實卻是藝術家的孤芳自賞和商人的盲目追逐，我們缺乏的是藝術的感性與商業理性的結合，而廣告則是一種非常奇妙的結合形式，它作為文化，作為藝術，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對社會和人的影響，比起其它文學藝術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滲透力和強迫性。它從一開始就以爭取更多的受眾為基礎，不僅意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尺度，而且自身也早已徹底社會化了。

然而，藝術家們所擔心和反對的問題確實存在，資本的力量確實容易使人迷惑而導致藝術作品的藝術感缺失。到此不得不提由電影《變形金剛3》中中國贊助方的跨國植入而引發的對于植入性廣告的熱議。電影這種制造話題和體驗的藝術形式一直以一種特殊的魔力抓著很多人的神經。近年來，隨著植入式廣告在好萊塢的成熟，國內也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瘋狂的石頭》《杜拉拉升職記》《唐山大地震》無不在植入式廣告上做足文章。

在那個制片方通過尋找贊助商植入廣告以減輕成本壓力的時代，廣告植入還能服從創作大局，如《不見不散》中“十三，路易的，想吐我也不吐”的廣告語植入，成為影片中靈光閃現的亮點，其巧妙程度在今天看來亦可稱為植入式廣告的經典案例。而《杜拉拉升職記》的問世，影響了國產電影制作的觀念，即做好廣告植入，即使不靠票房影片仍能回本，引發了人們對導演是資本還是藝術的質疑。

在植入廣告迅猛增長之初，當廣告對創作出現明顯干擾時，為了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導演對植入廣告的態度還較為謹慎。馮小剛就曾在拍攝《非誠勿擾》時，因為植入式廣告的困擾而怒砸玻璃杯。而隨著廣告植入在資本運作上的成功，導演們的藝術底線出現集體失守，徐靜蕾在為《杜拉拉升職記》做宣傳時，就直接稱廣告植入越多越有面子。過去導演們還會以成本壓力為由為廣告太多而向觀眾致歉，現在導演們開始積極配合，肆無忌憚地在影片中穿插廣告，亦敢冒犧牲影片質量的風險。

導演的態度差異直接體現出其地位的變化，他們既是藝術家也是商人，而從他們身上表現出的不平衡又讓我們感受到在藝術創作中和商業推廣中平衡的重要性。廣告不是不可以植入，但廣告植入不可以簡單粗暴，有商業無美學已經給廣告創作帶來危機，造成藝術品位的下降。它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任何形式的商品都必須尊重藝術規律才具有更多商業價值。《阿凡達》、《建國大業》等利用自身影響力與商業資本進行博弈的資源置換方式已經顯示出電影行業對于藝術與商業的思考，而在更多的領域，我們仍需對廣告這種商業與藝術的結合物做更深更廣的研究。在這個充滿創意和商業敏感的時代，廣告制作者只有從自身把握住這種商人的敏感性和藝術家的創造力，才能在資本與藝術的博弈中，既保證藝術質量又能獲得商業利益。

相比于商業廣告，公益廣告則拋棄了一些浮華，以一種熠熠生輝的姿態詮釋著藝術的價值。

公益廣告所表現的是有利于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道德觀念、行為規范和思想意識，是以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為目的的非贏利性廣告。它以一種社會關愛為己任的嶄新姿態呈現在社會公眾面前，扮演著社會監督、輿論宣傳、文化傳播的重要角色，并遵循積極、進步、向上、健康的創作原則，將自己的思想與理念以獨特的傳播方式，滲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時代的進步、發展、變化必然帶來藝術的發展和廣告形式的變化。作為個體行為的公益廣告，體現了創作個體的藝術素養，也通過個體的藝術實踐對整個社會的精神活動進行著規范和強化。隨著社會的進步，公益廣告的獨特社會效益也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富于創意的公益廣告作品不斷產生，那些新穎別致、熱情友善、引人深思、給人啟迪而又文采斐然的公益廣告能讓人耳目一新，心悅誠服，在受教育的同時得到了美的享受。

廣告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生活的鏡子，是人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是人類展現其文化、藝術的創造力的窗口，是美學理想的大眾化信物。它對人外在生活和內在精神的滲入和影響，連同它在社會活動中的結構和作用，已形成了一種綜合性質的文化現象。而廣告的藝術品質，又使廣告本身橫跨在實用與審美的兩極之間，成為實用與審美的結合體，一個完全藝術化又實用化的藝術新形態。

參考文獻

[1] 沈海暉，章建春.網絡廣告藝術[M].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4（2007.8重印）

第9篇：感性與理性的博弈范文

也許我們不愿意承認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深深地消費化了，但毋庸置疑，中國的文化產品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符號化”“娛樂化”傾向。社會層化現象明顯，“二代”大量存在并不時地顯示出他們的權利占有，這些讓我們深感社會壁壘的存在、社會層間邊界的固化和社會個體自由流動的不易。區域分割和階層發展不平衡使繁華之上應有的意識傾向，尚未獨立出現或是出現卻裹帶著很多斷痕。經濟的發展不均衡所帶來的社會發展不均衡這一至關重要的影響是前提性的，我們的社會制度安排以及與之相應的接受心理、接受環境還沒有形成，當代中國與消費社會也自然不會完整和全息。“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費的法律、規定和嚴格的市場管理。”①所以，判定中國是否進入消費社會可能為時尚早。但是，“遠”和“無”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國經濟基礎的有效支撐，多元社會思潮的交互作用，這些共同體現到當下的文化存和審美走向上，讓我們對“消費”已然撲面而來的事實不能視而不見。消費社會所帶來的符號、快餐、平面化的產品已相當普遍，雅與俗、地域差別、受眾的年齡差別都在日漸消解。盡管消費社會不完全屬于我們，但“消費社會”的效應已隨處可見，且已經成為我們討論電影生產和傳播的最主要語境之一，它與傳統的儒學理性觀念一起構成了分析受眾審美心理的基本場域。

 

現代與后現代在電影文化中的博弈

 

在符號表征已經完全取代了主體價值，過分逼真的虛擬，完全籠罩了客觀現實的“大潮”面前，有人提出：美學時代終結了。他們認為現代意義上的美學，已經不再是藝術和美的學科，而是一種感覺、感性的匯聚和體驗。現代性的審美包含三個基本訴求，“一是為感性正名，重設感性的生存論和價值論地位，奪取超感性過去所占的本體論位置；二是藝術品代替傳統宗教的形式，以至于成為一種新的宗教和倫理，賦予藝術以解救宗教的功能；三是游戲式的人生心態，即對世界所謂的審美態度”②。現代審美突出了“消費”特征，經濟與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結成了已經相當的默契。與傳統美學主張相比，它不再崇尚嚴格和審本文由收集整理慎批判技術理性，不再希望經由高揚詩意來實現主體價值，不再建立在近代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基礎上，也就不能在支撐沉重的精神結構和徹悟內容了。于是，美學死去了。當然，這是所謂的傳統美學遁形。

 

與之相反，有人則把這種傳媒及其產品向“大眾”“消費”走近的過程，看作是一場新的美學革命。大眾文化的興起一定是植根于我們獨特的歷史的和文化的既定語境，他的出現對于之前我們一直強調的文化的政治性、墨守傳統，止步不前，是有極其重要的革新的使命和作用的。這種文化樣式的出現是與現代化的建設，社會的深入開放、文明同步的，對人們文化市場意識的出現有著很大的引導和帶動作用。③而美學是主體的思想體驗和理性批判，一切觀點和主張都應該立足和著眼在個體的無拘束和個性充分發散上。這樣看來，消費社會語境下的美學恰恰迎合和體現著這一訴求。只是美的體現方式和存在狀態，聯同批判它的時性都在發生一些不可捉摸但又實實在在的改變。從本質上看，改變是形式和包裝，體驗和感覺卻是類似的。只是，這類體驗可能是淺表的，是可能被更多的社會個體所感所受的，是略微地消除了某些差別的。

 

不僅如此，當下電影美學的抉擇還體現在主導思潮的矛盾和悖論上。一直以來數千年儒文化傳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電影，這種影響，可能從生產、傳播到接受每個環節都必須自覺和不自覺地遵從某種規范。道德、倫理的自律和主流的倡導一直壓制者非理性的、感性的審美實踐。或者說這些非審美的要素無時無刻不在規定著我們的審美活動。當消費社會來臨，這些東西并未霎時消退，土崩瓦解，而是在持續地發揮著作用。這兩類思潮體現在電影中，一方面是現實社會中不能提供給人們的那種對產品和服務的完全占有和“過分”需求，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供給，人們便會期待在影視作品中能夠得到。這種期待是人們對完整、完美期許的體現。《我的雷人男友》中對男友的期待，《非誠勿擾》中對大齡愛情的祝愿便是這樣的反應。年輕的群族對精神的渴望漸漸弱化，高揚崇高理想的思維不再成為他們的至高理想。這樣的前提下，過于強化直覺的感觸和不求深刻的光影刺激，過去所言之娛樂片和藝術片的區隔已經相當模糊，甚至不再存在，而作為定型化的一些征兆反而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戒狂暴，貴領悟，重經驗，輕邏輯，好歷史，戒玄想，這些儒家長期倡導的實用理性，又一貫地塑造了國人既定的思維形態。這些碎片雖常被遺忘，但在特定的時候會讓人們的選擇和喜好出現某種類同。《耳朵大有福》《瘋狂賽車》《斗牛》《小武》等對平民的關注，正是如此的一種體現。中西文化碰撞，傳統理性與消費社會的非理性觀念的滲透互動共同形成了中國電影審美的基本意識生態。在悖論和矛盾中我們的電影是堅持傳統美學，強調超驗，還是流入大眾文化，成為消費品或準消費品？電影似乎遁入各種矛盾和抉擇中。

 

審美接受：解讀當下電影生存狀態的邏輯起點

 

電影審美是人們對電影的一種認同和審視，是人類發出的，與電影有關的社會行動的最高形式。審美接受則是這種行為的轉入思想界域的源點。電影的審美其實質是人類思想、心理在光影和聲音之中的自由運動。也就是說“電影藝術作為審美對象，必須納入人類的價值目標體系內來實現，即將之視為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促進、對人的提升”④。如此，對電影的評鑒，要實現或貼近這一目標，電影審美才能完成他自身活動必須的整個鏈條。而人的思想變化和自由提升又有賴于美感的產生和體驗，美感又發端于主體的接受和品評。這種接受既源于“期待視界”又來源于“眼前的刺激”。 不僅電影是呈現人類心性和行為的，電影藝術本身也是人類用來交流思想感情的。若只有情感信息發出者而沒有接收者，交流便無從談起，電影的短期或終極的功能也將無可發揮。一部影片如果深埋于庫房，或是拒絕受眾的接受，它們就將是永遠未曾進入思想流通領域以兌現其價值的案頭之作。所以電影藝術功用的發揮和價值實現，無法離開接受者的介入。

轉貼于

審美接受是電影傳播鏈條上的最后環節，也是最負荷最重，最具制約性的環節。從傳播主體、信息源、介質到受眾的接受，傳播過程的完成，傳播效果的檢驗等都要以受眾的接受為終端。不僅如此，這一環節還包含著對作品的再造，包含著過濾性的修正。審美接受過程中的主體再創造，也是一種對藝術創造主體審美體驗的主觀物化形態和呈現。在這種體驗中，接受主體和創造主體一樣在體驗著情與理，同樣可以展現自己的智慧和心靈，并將自身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到電影作品之中，以獲得愉悅和提升。這種再造不僅蘊涵著作品的本義，也反映了接受群體的歷史、文化、地域、年齡、性別、信仰等諸多信息。這樣一組包容完整的信息要比單純的傳者意識值得審看得多，也將更有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觀照當下的中國電影，深入研究審美接受是理解電影生存狀態和發展傾向的關鍵。消費社會語境的存在和人們按消費社會的邏輯采取去的電影生產行動，使電影內涵從厚重走向膚淺，“一方面生產者不斷重復、引導觀眾習慣這種電影模式，另一方面觀眾的習慣更強化了這種電影的模式，從而使電影變成了某種固定模式的標準產品，人的欣賞思維活動也變得單一而僵化”⑤。如此延伸，中國電影正在喪失其復雜性和豐富性，剩下的僅是一種斷裂的、膚淺的、平面的電影符號。不僅如此，更多的信息還呈現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電影在拼命式地耍弄各種符號，加劇著電影的消費屬性。繼2002年張藝謀的《英雄》之后，一種被稱為“中國式”大片的影片類型大量噴涌。不管是本土還是港臺，具有十足引領力的導演們紛紛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從飽受批評《十面埋伏》（2004）到被戲耍的毫無顏面的《無極》（2005），從難以下咽《夜宴》（2006）到過分強調造型的《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還有香港導演陳可辛的《投名狀》（2007），張之亮的《墨攻》。吳宇森《赤壁》總投資高達6個億，把“中國式”電影的各種參數和指標發揮得淋漓盡致。但這些現象是中國電影之幸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中國式”大片一窩蜂地出現，大有非此不可之勢，但一般都披上中國古代歷史武俠的外衣，借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形式來表達一種人類的普遍情感和體驗，在過度地渲染一種浪漫，絢麗乃至奢華風格的同時，刻意追求達到感官上的新奇和愉悅。這些電影除了給人們留有一點視覺和語言的刺激外，余韻寥寥。這只是問題的一角。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哪？當我們對這些進行嘆息和反思時，我們難道該埋怨編導，埋怨演員，埋怨院線？似乎都過于狹隘。對明星的追慕、超高的票房、擁擠的影院和看后滿滿的罵娘聲，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也許真的該認真解讀一下受眾，從受眾的審美接受中反觀我們的電影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