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成果轉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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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命科學成果轉化范文
1 醫工結合的概念
“醫工結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1）從理念和研究模式看，它倡導學科間打破壁壘，交叉融合，圍繞醫學實際需求進行協同創新，取得“1+1>2”的研究效果；（2）從價值觀看，強調其研究的最終價值在于“保障健康，救死扶傷，敬畏生命”；（3） 從外延看，“醫工結合”中的“醫”，涵蓋了生命科學與大健康領域的各種學科分支， “工”則泛指醫學以外的理工科等廣泛學科范疇，“結合”不僅強調了“醫”“工”之間的廣泛交叉，也包括“醫工”與產業界的融合（促進成果轉化）。
2 醫工結合相關的熱點領域
2，1 智慧醫療與電子醫療保健 （e-health）
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并逐漸上升為各國政府的國家戰略。在此概念的引領下，人們提出了將物聯網、云計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與醫療健康產業相結合的“智慧醫療”概念，以此類推，還衍生出“智慧急診”、“智慧救援”等更細分的子概念。“智慧醫療”試圖通過打造健康檔案區域醫療信息平臺，利用物聯網技術，實現患者與醫務人員、醫療機構、醫療設備之間的互動，使醫療服務走向智能化，如靶向識別和切除癌細胞的智能手術刀，具有“記憶”功能的智能醫用材料，適于殘障人群的智能假肢、智能輪椅、智能啞語翻譯手套、智能助聽器、智能眼鏡，可自動采集生理信號的智能襯衫、智能心臟起搏器、智能腸鏡等。在急診醫學領域，人們已經研發了數字化智能救護車、實時虛擬重癥監護、適于家庭急救或區域急救的各種遠程急救系統等。在災難救援領域，研發人員也開始研發適于不同災害的信息實時監測和應急指揮系統，顯示了物聯網等技術對醫學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與智慧醫療類似，e-health也強調信息和通訊技術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全方位應用，包括了家庭保健、傳感器、遠程醫療、遠程手術、電子信息、電子掛號、數據庫、地區及國家的網絡。
2，2 災難醫學
我國是災害多發國家，汶川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暴露出我國災難救援的諸多問題，如各種災害信息的采集、傳送、建庫、、共享等信息建設尚不規范，大量適合于災害救援的先進儀器及通訊、電力、能源設備亟待研發；土木工程、城市規劃、環境污染與防災減災的關系有待深入研究等。這些都需要災難醫學和相關學科進行交叉研究。
2，3 轉化醫學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轉化醫學倡導建立“從實驗室到病房 （bench to bedside）” 和“從病房到實驗室 （bedside to bench）”的雙向研究通道，將基礎研究獲得的成果快速轉化為臨床應用、人群預警方案、藥物研發和健康保障等。醫工結合和轉化醫學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突出以實際應用為導向的學科協作和科技創新；兩者都以系統論的觀點，認為學科交叉、協調發展所產生的整體效應遠大于單學科效應的簡單相加，甚至產生混沌理論的蝴蝶效應；兩者也都注重科學研究的人文精神，即“以人為本”，為臨床服務。
3 我國醫工結合存在的問題
我國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已從學校乃至政府的層面，開始組織推動醫工結合，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從總體情況看，當前國內醫工結合工作還存在諸多問題：（1）在教育方面，相關理念遠未普及，從大學高層領導到理工科及醫學教師、學生、醫生，對醫工結合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還未深入了解，醫工結合的研究生教育還處于小范圍探索階段；（2）在組織管理方面，多數大學的體制壁壘遠未打破，尚未建立有效的醫工結合平臺；（3）在學術研究方面，存在信息屏障，理工科研人員不了解醫學臨床需求，而醫學科研人員不熟悉理工科技術進展；（4）在科研成果形成及轉化方面，有原創性、實用性及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較少，部分成果處于半成品狀態，離市場應用還很遠，科研成果的轉化率較低。
4 發展我國醫工結合的建議
醫工結合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整合政府、大學、醫院、產業界、學術組織、媒體等多方面力量進行長期不懈的努力。
4，1 理念普及
學科發展，理念先行。對醫工結合理念與價值的高度認同是推動事業發展的原動力。醫工結合理念普及的對象主要有：（1）政府和大學的行政與科研管理層，只有管理層重視，才有可能為醫工結合發展配置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自上而下地消除制度屏障；（2）從事醫學與理工科教學科研的教師；（3）醫學與理工科本科生與研究生；（4）從事藥械生產銷售及其他健康服務的企業家。理念普及途徑包括政府、大學、企業、學術團體建立相關的網站、博客、教材、期刊、報紙，宣傳手冊，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媒體工作者亦應積極參與普及。其中，大學是理念傳播的主要平臺和主導力量。
4，2 制度建設
科學健全的制度與靈活務實的機制是醫工結合發展的基本保障。（1）專門的管理機構：少數大學已建立了以學校或醫院高層領導牽頭的管理部門對醫工結合進行領導與監督工作，值得借鑒。（2）戰略規劃：政府、大學應結合國家戰略、國情、校情制定醫工結合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作為指導文件，明確醫工結合的發展方向與策略等。（3）協調機制：醫工結合涉及行政與科研管理部門、醫學與理工科多個學科分支的關系，需建立一套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4）項目和基金申請制度：應建立醫工結合專項基金，建立專家委員會，制定項目申請標準，遴選和扶持優秀項目。（5）其他，如人才培育、成果轉化、資金管理制度等。
4，3 人才培育
醫工結合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科研人才、教育人才、商業人才。大學應在醫工結合的教育模式上進行改革，包括：（1）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嘗試在醫學院與理工學院設碩士點、博士點，聯合招收醫工結合方向的研究生；（2）課程改革，生物醫學工程專業是醫工結合的產物，應得到進一步加強。
4，4 研究中心
有條件的大學、醫院、企業、產業園，可嘗試建立層次不同、側重點有別的醫工協同研究中心，作為學術交流地與成果孵化器。其中，綜合性大學具有建立研究中心的天然優勢。
4，5 學術組織
條件成熟時，可依托實力雄厚的大學或醫院建立專業學會，通過學會的組織和活動，推動醫工結合發展。這種學術組織形式應是多樣化的，其中各種由醫工界教授自發組織的學術沙龍，學術氣氛濃厚、創新思維活躍，是值得重視的非政府力量。
4，6 信息建設
醫工結合存在鴻溝的原因之一就是理工科對臨床需求不熟悉，而醫生雖有很多臨床需求和創新靈感，卻不了解理工科先進的理論和技術。因此，有必要利用計算機信息技術，建立一個為醫工結合服務的綜合信息平臺，包括臨床問題資源庫、基礎醫學資源庫、中醫藥學信息庫、理工科信息資源庫、生物制藥市場需求信息庫、醫療器械需求信息庫、專利信息庫等，為醫學、理工科、產業界相互溝通提供信息支持。
4，7 知識產權保護、成果轉化及市場推廣
應為科技人員提供專利知識培訓，提高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研究資料顯示，從1901—2000 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172 位科學家中，有76 位（44，2%）具有跨學科知識背景。由此可見，醫工結合、跨學科研究是推動現代醫學創新與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國的“醫工結合”之路剛剛起步，方興未艾，任重道遠。前不久在南京醫科大學成功召開了以“醫工結合、協同創新、敬畏生命”為主題的“鐘山醫工結合沙龍”。我們期望更多的有識之士加入到這個宏偉的系統工程中來，共同促進中國醫工結合的快速發展。
（收稿日期：2013-07-10）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4，01，003
第2篇：生命科學成果轉化范文
【關鍵詞】 轉化醫學； 臨床學科； 研究模式
轉化醫學又被稱為轉化研究，是鏈接基礎醫學同臨床學科之間的重要紐帶。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分子生物學、循證醫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轉化醫學在臨床學科發展建設中的重要性[1]。轉化醫學在基礎學科與臨床應用之間扮演著的橋梁作用，讓病床同實驗室之間聯系更加緊密，使醫學整體發展構成了完整的循環[2]。因此轉化醫學不是一個架空的觀點或虛構的想法，而是需要醫務工作者深入研究與探討的理論，可以成為加強與人類健康有關學科的現實理解的基石。當前威脅人類健康的各種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膽囊炎、心腦血管疾病等，為轉化醫學的控制和研究重點所在[3]。國外對轉化醫學的關注度及研究進展較快，多數知名醫學雜志列出專欄探討轉化醫學同臨床學科之間的關系[4]。國內于2010年9月成立協和轉化醫學中心后，轉化醫學研究也正式進入合理有效的發展當中，對臨床學科的建設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1 轉化醫學產生的背景與必然性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生命科學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醫學科學在這種巨變中亦有了飛躍式提升，對人們重新認識自身健康與疾病產生了巨大影響。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后，人類疾病譜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因素所致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腫瘤及遺傳與代謝性疾病等的危險性開始增加，以傳統的從單因素致病的研究方法對疾病進行診斷、治療、預后評價、高危因素分析及預防處理的模式已不適應時代的需要[5]。長期以來，基礎研究工作者同臨床研究工作者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溝通，在大量科研領域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同實際問題解決之間不能做到完整的對應與統一，研究目的性開始受到懷疑。如有關腫瘤疾病的研究中，對于其分子機制的研究比較深入且發現豐碩，但此成果對腫瘤患者長期生存率的提高并未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畢竟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有賴于腫瘤的早發現、早診斷及早治療，基礎研究的結論以遠瞻性的口吻對未來可能性進行解釋的情形占了多數[6]。如近幾十年來，美國耗費數千億美元的科研經費及人力資源致力于腫瘤機制的研究，“可喜”的是取得了上百萬與腫瘤相關的醫學研究論文，“可惜”的是大多數均以機制研究為主，同臨床應用關聯不大。上世紀60年代，在聽從了諾貝爾獎得主Renato Dulbeco在《科學》雜志上撰寫的“腫瘤等重大疾病要想治愈的話依靠零敲碎打的研究是徒勞的，需將關注點放在對人類基因組的破譯上”的話之后，美國耗時4年時間，啟動并完成了人類基因組計劃[7]。雖然人類基因組測序成功標志著人類在了解自身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紀念意義，但很明顯的是，基礎研究同臨床實際有了較大脫節，過分關注基礎性研究，難免產生偏離醫學科研主線的嫌疑。故在此環境下，可以彌補基礎研究同臨床研究之間壁壘與溝壑的轉化醫學順勢而生。
2 轉化醫學的發生、發展
上世紀60年代末曾有學者提出過“實驗臺到病床（bench-bedside interface）”轉化模式理論，但限于當時醫療技術水平落后及人們對疾病認識程度不足，此理論并未得到足夠關注[8]。到90年代初有學者開始提出基礎研究成果同臨床應用之間應有良好的轉化，標志著轉化醫學或轉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正式提出[9]。隨后經過醫務工作者對此概念的不斷提升、補充，逐漸形成了以轉化醫學為中心的科研模式，旨在通過其橋梁溝通作用達到提高人們健康水平的目的。轉化醫學的順利實現同綜合性轉化醫學團隊的合理有效操作密不可分。主要周轉于轉化醫學中心、醫院、社區醫療機構或醫藥集團等之間，系統性且高效有序的完成基礎同臨床之間的成果轉化過程。雖然在外文文獻中以“translational research”稱謂多于“translational medicine”，但相比而言，翻譯成“轉化研究”明顯不如“轉化醫學”更能體現出其針對性和特殊性，專指醫學領域的轉化研究，更容易被理解[10]。
轉化醫學連接的是基礎同臨床，但基礎學科與臨床學科涵蓋范圍廣泛，故不同學科或領域對此認識則有不同。總起來講目前出現了兩種模式，一類為基礎醫學-基礎研究轉化為臨床-新設備或新藥的產生，這種模式的理解主要以醫藥企業為主，因為本身醫藥企業目的在于通過相應的基礎研究及開發，研究新型藥品、設備或診療方案。而另一類則為基礎醫學-基礎醫學轉化為臨床-臨床應用的防治方法，該模式對于公共衛生研究人員或調查人員來說更好理解，轉化醫學之于他們則相當于臨床應用的開始。但在醫學大范疇內，兩種模式并列存在，基礎研究既需要借助醫藥企業的力量，將成功的轉化成果推廣開來，又要求成果能夠切實應用于臨床實際操作中，故兩種模式缺一不可[11]。需要說明的是，在轉化醫學的系統循環體系內，其實上述兩種環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要接受轉化醫學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即患者的信息反饋，并完成臨床再到基礎的轉化的全過程。雖然目前對于轉化醫學尚未給出公認的定義，但對其意義已得到了一致的肯定。
3 轉化醫學與臨床學科發展
臨床學科的建設發展是醫院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保障，常作為醫院發展規劃中的主要戰略部署。為提升醫院醫教研同管理的整體質量，奠定研究型大學的基礎，必須加強臨床學科的建設。根據十二五規劃的要求，醫院在發展過程中應當以發展綜合醫院特色，整合優勢學科，創建學科群建設，充分發揮優勢學科特點以帶動相關學科進步，加強基礎同臨床學科的交叉互補，推動診療技術、治療設備與藥物的創新改革，培養并鞏固醫學儲備人才，以臨床帶科研，以科研促臨床，最終實現臨床醫療水平的整體提升。有關臨床學科建設的認識，不能再單純定位于硬件設施的完善度或培養基地與平臺的完整性上，應當更多向與臨床學科密切相關的軟件建設上傾斜。當前轉化醫學的蓬勃興起，對臨床學科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轉化醫學的目的同醫學研究目的一致，都以促進新興科學技術走向臨床實踐，最終實現保障人類健康。探討轉化醫學模式，不僅是創建研究型醫院的必然要求，更是臨床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在現代醫學及未來醫學發展中，亦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醫院的學科發展中，應當臨床應用中的科學問題為導向，提高基礎研究的有效性及針對性，建立以疾病為紐帶，以相關疾病診療為基礎的學科群建設。如上海瑞金醫院在轉化醫學模式的指引下，為建設成科研型醫院，先后組建了器官移植學科群、胃腸腫瘤學科群、心血管學科群、內分泌代謝病學科群等[12]。這些學科群的建立除對核心學科本身發展有推動作用，更帶動了相關學科的共同提高。而轉化醫學在其中起到協調統一、溝通交流的作用，是各學科之間信息共享，信息反饋的主要環節。傳統上基礎研究者同臨床醫生在培養方式上就已存在顯著差異，導致兩者對各自學科研究更為深入，相關學科了解程度則不夠。在轉化醫學模式下，臨床學科交織互融，可培養出一大批具有臨床醫療資格的科學家，不僅對學科的醫療實踐技能有所掌握，敏銳發現臨床上的癥結，亦可熟練應用基礎研究的方式方法。這樣，原本獨立的兩家合并為一家，極大的提高了臨床問題的反饋能力，提高了基礎研究的準確度，確保了研究的方向正確，促使基礎研究成果順利轉化為臨床技術。此外，在轉化醫學指導下，現有教學模式、臨床醫療、科研組織模式也會出現做出較大改變，通過多機構系統協調，合理分工，建立轉化醫學中心，科研實驗室同醫院不再硬性分離。這在臨床學科發展中意義較大，可促進臨床疑難重癥的研究進展，加強基礎同臨床應用的結合度。醫務人員的工作除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外，還可利用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對醫務人員整體水平提升有較好的推動作用。
2010年9月，北京協和醫院轉化醫學中心正式成立，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在該中心成立儀式上提出轉化醫學的研究模式應以患者為中心，通過對臨床治療同基礎研究間的雙向交流，促進基礎研究成果向臨床應用的轉化，此對對于提高整體醫療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有重要意義，通過大力推動發展轉化醫學，可進一步提高我國生物醫藥研發的創新源動力，有助于在重大疾病發生機制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進展，為醫學事業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國內知名高校已陸續開始轉化醫學研究中心的建設工作，今后應將建立更多水平先進的醫學轉化中心，加強基礎實驗研究同醫學實踐的聯系，以促進臨床可用成果產出為導向，以提高醫療服務水平為目的，為保證人民健康做出更多貢獻。
參考文獻
[1]洪琪，郭進，劉媛，等.轉化醫學：新世紀醫學發展新動力[J].醫學教育探索，2009，8（3）：339-41.
[2]張鵬，秦嶺.轉化醫學：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實踐的橋梁[J].實用醫學雜志，2010（18）：3277-3279.
[3]凌寶存.轉化醫學的研究及發展[J].實用醫藥雜志，2012，29（1）：85-86.
[4]李亞子，錢慶，王敏，等.美國國家科研資源中心（NCRR）戰略計劃及對發展我國轉化醫學的思考[J].基礎醫學與臨床，2011，31（3）：339-343.
[5]徐婉珍，孫芳芳，蘇京平，等.以轉化醫學思想指導醫院學科建設[J].中國醫院管理，2010，30（1）：46-47.
[6]秦新裕，劉鳳林.如何切實有效地開展胃腸腫瘤的轉化醫學研究[J].中華胃腸外科雜志，2013，16（1）：1-3.
[7]趙玉沛.加快轉化醫學發展，促進醫學模式轉變[J].中華醫學雜志，2011，91（4）：217-219.
[8]田玲，張宏梁，馬凌飛.國內外轉化醫學發展現狀與展望[J].醫學研究雜志，2011，40（1）：17-20.
[9]桂永浩.轉化醫學：用多學科交叉策略推動醫學發展[J].復旦教育論壇，2007，5（6）：86-87.
[10]任成山，徐劍鋮.轉化醫學的概念，研究熱點及其前景[J].中華肺部疾病雜志（電子版），2010，3（6）：50-55.
[11] ZHONG N.轉化醫學：基礎研究應用到臨床實踐[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09，41（4）：381-382.
第3篇：生命科學成果轉化范文
高新技術在國外一般稱之為高技術(High Technology)，而在我國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高新技術是具有國際可比性的高技術的概念，廣義的高新技術，則包括“高技術”和“新技術”。
高技術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概念，國內外目前關于高技術、高技術產品和高技術產業的界定沒有統一的定義，處于眾說紛紜的狀態。關于高技術，有以下一些代表性觀點：
美國學者的定義。美國學者D.Crane指出：應用研究如果同科學有聯系，那么它有時被稱為高技術；如果沒有聯系，它就被稱為低技術。美國的J.Utterback認為：高技術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所指，冷藏技術、電器、汽車和航空技術，都曾是不同時期的高技術，高技術不局限于電子學、計算機、生物工程、材料、激光、海洋工程等六個領域。美國《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辭典增補9000詞》定義高技術是：使用或包含尖端方法或儀器用途的技術。
日本學者的定義：建立在當代尖端技術和下一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的技術即為高技術。日本學者津曲辰一郎認為高技術是經濟過程中的主導技術，他將高技術定義為下述技術的總稱：①為提高現有商品功能的必要的中心技術；②具有能賦予產品以新功能的主導技術；③構成下一代產品基礎的技術。
國內學者的觀點。高技術是指能帶來高效益、具有高增殖作用，并且能向經濟和社會廣泛滲透的技術，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涌現的新技術群的核心。王伯魯提出枚舉定義法，即當代高技術領域是指：微電子與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自動化與機器人、生物技術（包括制藥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包括核技術）、航空和航天技術（空間技術）、海洋開發技術。
從以上各種定義可以看出，高技術應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概念，不同時代的高技術內涵是不同的。現代高技術應反映如下3個方面的要求：
從技術的結構看，高技術是尖端技術，其主要原理建立于人類最新科學成就的基礎上，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之上的技術，這一點有別于傳統技術，傳統技術是經驗的積累；從時間上看，高技術是新技術，是以最新成就為基礎的技術；從與科學的關系來看，高技術是基于科學的發現而產生的技術，即高技術是Science-based技術。
因此，高技術是一種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最新尖端技術。必須強調，新技術不一定是高技術，新技術僅僅代表了技術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相對新穎的技術形態，而不是技術內涵的革命。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所謂高技術，是指運用當代最新科學知識和尖端技術而形成的技術群，它們構成新一代產品的基礎技術和主導技術，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有重大影響，具高增殖作用和廣泛的滲透功能。
2 高新技術產品的界定
美國科學基金會的定義：高技術產品是指每1000名職工中有25名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并把3.5%以上的凈銷售額用于研究開發而生產的新產品。
美國商務部依據某類產品銷售額中R&D支出的比重和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工人占全部職工的比重為標準確定的高技術產品為：①導彈以及航空器；②無線電及電視接收設備；③通訊設備；④電子元器件；⑤飛機及零部件；⑥辦公設備及計算、會計儀器；⑦軍械用品；⑧醫藥制品；⑨工業用無機化工制品；⑩專用設備及科學儀器；(11)發動機及渦輪機；(12)塑料材料及其合成制品，合成纖維及其他人造纖維（不包括玻璃制品）。
美國海關合作理事會在以往對高技術產品定義和分類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定性分析，對高技術產品進一步篩選，把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產品定義為高技術產品：①產品的主導技術必須屬于所確定的高技術領域；②產品的主導技術必須包括高技術領域中處于技術前沿的工藝或技術突破。據此所確定的技術10大領域為：①生物技術；②生命科學技術；③光電技術；④計算機及通信技術；⑤電子技術；⑥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⑦材料設備技術；⑧航天技術；⑨武器技術；⑩核技術。
廣東省“高技術企業統計方法研究”課題組認為：符合下述條件的①、②、③、④中的任一項及⑤、⑥兩項者，即為高技術產品：①（在國際或國內）首次應用新科學原理生產的產品；②（在國內或省內）首先應用我國獨創的新工藝或國際上最新工藝，并使產品質量或功能或勞動生產率、成本有顯著改進的產品；③采用新材料、新結構、新技術、新生物品種，并使質量或勞動生產率或成本或功能有顯著改進的產品；④符合國家或有關部門公布的高技術產品目錄；⑤符合國際標準或技術先進國家標準，若無國際標準，則應根據具體情況符合國家、專業、地方或企業標準；⑥達到本年代技術先進水平。
我們認為，所謂高技術產品，是以高技術為主導技術而生產的具有新的用途和性能，或質量、勞動生產率、成本有顯著改進的產品。
3 高新技術產業的界定
美國方面的研究。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定義：研究試制費和科技人員與職工總數的比例，比整個制造業高出1倍以上的產業，即為高技術產業。美國國立科學財團的定義為：研究和開發費用在銷售額中所占的比重為3.5%以上，職工中每千人中有25人以上的科學家和高級工程師的產業，即為高技術產業。美國商務部的定義為：研究開發費用在總附加值中所占的比重為10%以上，而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總職工中所占的比重為10%以上的產業，即為高技術產業。美國學者納爾遜(R.Nelson)在《高技術政策的五國比較》一書中指出：所謂高技術產業是指那些以大量投入研究與發展資金，以及迅速的技術進步為主要標志的產業。美國學者戴曼斯敘(D.Dimancescu)在《高技術》雜志上指出：對高技術企業的定義，主要依據兩大特點：一是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高；二是銷售收入中用于研究與發展的投資比例高。這兩大特點又反映了一個共同的東西，即知識密集，這是高技術產業的一個必要成份，也是技術持續創新的必需。美國學者杜迪(F.D.Doody)和芒塞(H.B.Muntser)認為，高技術部類可以被定義為是一類體現出高增長率、高額的研究與開發費用、高附加價值、強烈的出口導向和勞務密集（這里專指高技能的勞務）的生產技術公司。
在英國，高技術產業被認為是一組包含新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許多位于科學和技術進步前沿的其它技術的產業群體。
法國經濟學家認為，只有當一種產品使用生產線生產，具有高素質勞動力隊伍，擁有一定的市場且已形成新分支產業時，才能稱其為高技術產業。
在加拿大，高新技術產業被定義為是一種技術水平相對高的生產部門，這種相對高的技術水平通過勞動力的技術素質或用于研究與開發的經費來反映。
在澳大利亞，科學與技術部將高技術產業定義為投入大量研究與開發經費，與科學技術人員聯系緊密，產生新產品并且有科學或技術背景企業的產業。
在日本，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的定義為：能節約資源和能源，技術密度高，技術革新速度快，且由于增長能力強，能在將來擁有一定水平的市場規模，能對相關產業產生較大波及效果的產業。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把R&D密集度（R&D經費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作為界定高技術產業的標準，將相對于其他制造業而言具有較高R&D密集度的產業定義為高技術產業。
《歐盟科學技術指標報告》把有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和國際競爭能力，有較大的就業潛力，同時R&D投入高于所有部門平均水平的航空航天制造業、化工產品制造業、醫藥品制造業、汽車及零部件制造業、科學儀器制造業等產業作為技術密集型或先導產業。
在中國，目前采取的主要是概括法，也叫例舉法，即按技術類型定義高技術產業。《中國科技產業》公布的目錄包括：①微電子科學和電子信息技術（產業）；②空間科學和航空航天技術；③光電子科學和光機電一體化技術；④生命科學和生物工程技術；⑤材料科學和新材料技術；⑥能源科學和新能源、高效節能技術；⑦生態科學和環境保護技術；⑧地球科學和海洋工程技術；⑨基本物質科學和輻射技術；⑩醫藥科學和生物科學工程；(11)其它的新工藝、新技術。
從以上各種定義可以看出，高技術產業具有以下4項特點：
它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生產所用的設備、材料涉及到現代技術領域的許多尖端成果；它是資本高度密集型產業，其科研費用和設備投資大，產品的附加值高；它是知識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的科技開發人員和富有創新精神的經營管理人員；它的產品具有國際性和前景良好的市場需求。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高技術產業是指由高技術成果轉化形成的具有知識密集、R&D投入高、附加價值高、增長速度快、技術進步快等特征的先導型產業。
【參考文獻】
1 蔡莉，王新.高技術產業的劃分及發展分析[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997(12)
第4篇：生命科學成果轉化范文
論文摘要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基礎和關鍵環節。總結分析了浙江省在提高企業自主創新方面的經驗和不足,從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區域創新體系等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上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構建“五大”創新體系、全面提高浙江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的對策建議。
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基礎和關鍵環節是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近年來，浙江多管齊下，采取有力措施引導企業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推動企業發展壯大，提高市場競爭力，逐步使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明顯增強。據《中國創新能力研究報告2006~2007》顯示，浙江科技綜合實力、區域創新能力分別居全國第7位和第6位。知識創造能力、知識獲取能力、企業創新能力、創新環境和創新績效能力這5個指標分別居全國第7位、第5位、第5位、第5位和第6位。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由2002年的43.6%提高到2007年的47.6%。
1浙江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成功實踐
1．1確定戰略、制定規劃，營造創新環境，引導增加科技投入
2001年，浙江制訂了《浙江省十五科技發展計劃》，提出了建設“科技強省”的戰略目標，于2006年出臺了《浙江省科技強省建設和十一五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與規劃相配套，浙江省科技廳會同發改委、經貿、財政、國稅、地稅、統計等部門制訂實施科技強省的配套政策，引導企業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把科技強省和建設創新型省份作為浙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突出了科技進步和創新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營造了浙江自主創新的良好環境。在政策引導下，浙江全社會科技投入持續增加，全社會科技投入由2000年的104.89億元提高到2007年的516.78億元；其中財政科技投入從13.98億元提高到72.88億元；R&D投入由36.5億元提高到286.32億元。
1.2加快推進區域創新體系和創新平臺建設,著力改善企業自主創新條件
為有效解決創新資源不足的問題，浙江省大力推進區域創新體系和創新平臺建設,為中小企業的技術進步提供服務和支撐。2002年，建立了“中國浙江網上技術市場”，為企業和科研人員搭建了一個廣泛的產學研合作平臺,利用國內外科技資源服務浙江自主創新。從2002年開始，在區域特色產業或支柱產業發達地區建立區域科技創新服務中心和創新載體。到2007年底，已建成國家及省部級重點實驗室和試驗基地45家，省級重點實驗室和試驗基地74家；省級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622家，省級企業技術中心362家，其中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25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6家；省級區域科技創新服務中心80余家；科技企業孵化器64家，孵化面積超過136萬m2；風險投資公司30多家。浙江網上技術市場累計企業技術難題4.3萬余項，正式簽約1.4萬余項，技術合同金額123.5億元。同時加快公共科技基礎條件、行業和區域三類公共創新平臺建設。全省建設了科技文獻、大型儀器、實驗動物等4個公共基礎條件平臺和集成電路、新藥創制現代紡織與裝備等26個行業區域創新平臺。
1.3組織實施重大科技專項，突出重點，抓好龍頭骨干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
根據浙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科技需求，突出企業創新主體、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大企業、大工程，通過產學研合作的方式，組織實施重大科技專項，著力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2002～2006年，共組織實施省級各類科技計劃項目9337項，爭取國家各類科技計劃項目5684項。2006年以來，組織實施了重大科技專項項目，項目研發投入累計達到166.8億元，其中省財政科技投入8.2億元。重大專項的實施，共解決關鍵共性技術1656項。申請專利或獲得登記軟件著作權2835項，其中發明專利1153項。專項實施以來，風力發電、電動汽車、新藥創制、綠色化工領域已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力地促進了自主創新、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1.4引進大院名校，推進產學研合作，增強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
2003年以來，浙江大力開展引進大院名校工作，從政策層面推進產學研合作，引導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技術創新的共同體。2003~2006年，累計引進共建了清華長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寧波材料所、浙江加州國際納米技術研究院等350多家創新載體，總投資超過40億元，引進高素質科技人才7500余人。從人員的數量上來看，新引進的人才相當于再建一個浙江大學，超過省里40多個院所的科技人才數。至2007年，浙江企業分別與省內外500多家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同時，加強了與國際科技的合作，與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德國弗朗恩霍夫應用協會等歐美科研機構簽訂合作協議，先后建立了俄羅斯科學院嘉興技術轉移中心、烏克蘭國立船舶制造大學浙江船舶制度技術轉移中心、中俄巨化科技園、浙江加州國際納米技術研究院等產學研合作基地。
1.5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為自主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
全面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編制了《浙江省十一五知識產權發展規劃綱要》、《浙江省應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重要產品目錄》，明確知識產權的目標任務，加強知識產權的開發。2007年浙江專利申請量與授權量分別達到68933件和42069件，位居全國第二，其中發明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分別達9532件和2213件。推進知識首要試點城市、園區和企業的示范作用，加強專利執法，制定《浙江省專利行政委托執法暫行辦法》，涉及到知識產權的案件結案率超過90%。
2浙江自主創新存在的主要問題
2.1知識創造能力明顯不足
浙江由于缺乏大院名校，知識創新的基礎比較薄弱，制約了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2007年，浙江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286億元，占GDP的比例為1.54%，不僅與發達國家（一般占GDP的3%以上）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與上海（2.50%）、江蘇（1.60%）相比也存在差距。擁有的國際專利水平較低，2005年，浙江每百萬人口擁有美國發明專利只有0.53件，而國際上24個創新型國家每百萬人擁有的美國發明專利中位值已達77.4件。
2.2科研基礎條件薄弱,創新人才缺乏
2006年浙江省科研物質條件指數在全國列第28位，科技人才總量不足。浙江每百萬人研發人員數只有廣東的78%、江蘇的58%、遼寧的56%。高層次人才緊缺，高級技術職稱人員只占人才總量的3.9%，低于5.6%的全國平均水平。
2.3企業創新投入不足
由于浙江企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創新活躍但能力不強,缺乏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創新活動局限于模仿創新,存在著重引進、輕消化，重模仿、輕創新的現象。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投入比是1:0.2,與工業化中期的日本、韓國的1:5相比有較大差距。
2.4對外技術依存度偏高
技術引進存在重硬件、輕軟件，重引進、輕消化現象。發達國家的對外技術依存度一般在30%以下，中國也只有50%左右，而浙江卻高達63.6%。同時，浙江在大中型技術引進經費支出總額中，以設備為主的合同金額占93%，以技術為主的合同金額不足7%。3浙江全面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思考
全面提高浙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要堅持規劃先行、政策引導、資源整合和體制機制的創新，建立健全“五大創新體系”，全面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3.1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
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合作的區域創新體系是指在自主創新過程中,由企業來實現科技活動與經濟活動的有機結合,整個創新過程由企業主導控制,最終使企業真正成為研發投入的主體、成果應用和產業化的主體、利益主體和風險承擔的主體。要以政策引導,引導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技術開發中心和高新技術企業等自主創新的實體,共享創新資源,滿足企業創新需求,實現創新資源的最優配置。鼓勵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構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務實高效、開放靈活的產學研合作新機制，不斷充實產學研合作的內涵，擴大合作領域。支持由企業組織高校、科研院所一起形成創新聯合體或聯盟，實施企業主導的產學研聯合工程。按照政府推動、企業為主、公平競爭、自主聯合的原則，選擇若干重點領域建立產學研聯合研發基地，穩定持續地開展技術研發活動，在關系產業競爭力的重點領域聯合研發，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和標準。政府主管部門應根據浙江產業發展的特點，從產業集群特點出發，建立專業產業產學研協會，推動集群產業的自主創新。
3.2建立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依托的原始創新體系
高校、科研院所是提高知識創造能力和知識獲取能力的主陣地，因此，必須充分釋放創新能量，發揮其在原始創新中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要深化高校教學改革，優化學科和專業設置，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加快大眾化、國際化、現代化步伐，建設一批高水平的創新人才培養基地，建立原始創新體系。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握科學基礎和技術前沿，堅持學科推進與需求牽引相結合，突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重點，以應用基礎研究為主，對可能產生重大帶動作用，能夠形成新的核心技術和新的產業增長點的重大基礎性、前沿性科學問題，集成優勢，加強研究，搶占科學研究制高點，全面提升浙江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原始創新能力。重點發展生命科學、信息科學、材料科學、機械制造、工程科學、重視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力爭取得國際領先的原創性科學成果。進一步擴大自然科學基金規模，加大對浙江自主創新及高技術研究開發迫切需要的基礎理論和前沿技術研究的扶持力度，增強浙江源頭創新能力和技術儲備。
3.3建設以整合集聚創新資源為基礎的自主創新支撐和服務體系
集聚創新要素，加快建設創新載體，加快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區域和行業創新平臺等三類重大公共創新平……全科論文中心臺建設步伐。形成若干行業產學研戰略聯盟和區域創新集群，著力建設一批國內外一流的科研機構、公共科技創新平臺，為企業創新提供基礎支撐。提高浙江自主創新能力，真正實現產學研結合，還必須充分發揮各種類型的中介機構，特別是市場化中介機構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加快培育和發展重點科技中介機構，建立和完善以科技評估、科技咨詢、專利等為代表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以浙江網上技術市場、技術轉移機構、科技信息機構為代表的技術交易服務體系；以孵化器、科技園為代表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以產品設計、檢測、技術服務等機構為代表的技術服務體系。同時提高各類科技中介機構的服務能力，圍繞浙江自主創新需求開展各類創新服務活動，促進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間的知識流動和技術轉移；充分發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類社團在科技中介服務中的重要作用，引導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向專業化、規模化和規范化方向發展。努力構建技術交流與技術交易信息平臺，對國家大學科技園、科技企業孵化基地、生產力促進中心、技術轉移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開展技術開發與服務活動。
3.4建設以制度創新和環境建設為重點的宏觀管理調控體系
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創新經驗告訴我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加強政府引導，建立和完善自主創新的宏觀調控體系。要統籌規劃、完善政策法規，建立與自主創新相適應的科技管理體制。①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發展方針，從浙江經濟科技發展的實際出發，統籌兼顧、科學規劃，制訂引領浙江自主創新的5~15年中長期自主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用15年時間，完成建設創新型省份戰略目標，使浙江省的科技實力位于全國前列；②完善政策法規，營造創新環境，建立和完善自主創新的財稅、金融、知識產權保護、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自主創新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③建立和完善自主創新建設項目的投資、建設、運行、管理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為企業創新提供政策支持；④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健全科技決策機制，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浙江省科技工作領導小組在重大科技決策和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科技部門牽頭抓總、有關部門協同配合、省市縣集成聯動、專家咨詢與行政決策相結合的科技管理新體制；⑤優化科技經費使用結構，完善財政科技經費支持方式，對企業投入為主的科技項目實行事后補助和貸款貼息，努力提高政府科技管理水平和科技經費使用績效。
第5篇：生命科學成果轉化范文
〔論文摘要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既是經濟全球化大潮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推行中醫藥國際化戰略的重要基礎。實現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關鍵在于推動中醫藥教育的標準化，促進中醫藥教育與中華民族文化傳播相結合，推動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發展。高等中醫藥院校擔負著培養國際化復合型高級中醫藥專門人才的重任，必須加強與國外高校的合作辦學，積極推進中醫藥科技創新，促進中醫藥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國際交流，加速高等中醫藥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同疾病斗爭的經驗結晶，在世界醫藥學寶庫中占有獨特的地位。近年來，隨著人類回歸自然、重視天然藥物和自然療法熱潮的興起，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學再度引起世人矚目，推進中醫藥國際化已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一項重要的戰略舉措。高等中醫藥教育是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的基礎，在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中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國際化之路。了解我國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時代背景，把握其特點與規律，化解其矛盾與問題，提出其辦法與思路，對于加快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時代背景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
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機部分。中醫藥教育，尤其是中醫藥高等教育是我國的傳統優勢學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建設與發展，我國已經形成了包括本專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繼續教育、遠程教育在內，層次、科類齊全的高等中醫藥教育體系。目前，全國擁有獨立設置的高等中醫藥院校44所，另有設置中醫藥專業的西醫藥院校75所，非醫藥院校、研究院所126所，在校生達30余萬人。因為高等中醫藥教育地位的特殊性，國家有關部門在制訂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戰略時，總是把中醫藥連同中國傳統文化一起作為最有條件首先走出國門的兩個領域來規劃。高等學校也完全有能力、有責任率先走上世界，實現與國際現代高等醫學教育的對話與交流，并利用國際教育資源豐富和發展自己。實際上，我國中醫藥院校從1957年起就開始招受外國留學生，此后中醫藥留學生教育規模和范圍持續、穩定擴大，目前已有10多所中醫藥院校設立了承擔留學生教育和管理的國際教育學院，招收的留學生遍及世界各地。留學生教育層次也有了很大提高，學歷教育包括博士、碩士、本科等層次，非學歷教育包括高級進修生、普通進修生和短期進修生等多種形式。近年來，隨著中醫藥在國際上影響的日益擴大，中醫藥學成為來華留學最熱門的專業，其規模已牢牢占據我國自然科學留學生教育人數之冠。同時，在走出國門方面，經過我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和有關部門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進展，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顯著標志之一。
(二)中醫藥國際化
中醫藥教育國際化和中醫藥國際化是同一進程的兩種力量。它們互為基礎、互相推動，將祖國傳統醫學成功推向了世界。實際上，盡管經濟全球化是近年來才興起的潮流，但中醫藥學的對外交流與傳播，卻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有史可查的范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9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徐福東渡扶桑，首次將中醫藥帶出國門。從公元6世紀起，針灸學開始傳向國外，先是朝鮮、日本，17世紀后傳人歐洲，長期領先于世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直到進人近代，現代醫學興起之后，傳統醫學的地位迅速衰落，中醫藥學也逐漸淪落為“民間醫學”甚至被譏為“偽科學”。近年來，“回歸自然”、“綠色消費”成為時尚，天然藥物在世界各國開始成為醫療保健的首要選擇，中醫中藥在世界醫藥市場中重新受到重視。特別是在預防、保健、治療人類疑難病癥方面，中醫藥越來越顯示出其獨特的優勢。中醫藥正以其科學價值和確切療效，不僅在我國醫療衛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視和各國政府的關注。在機遇面前，我國政府積極推行中醫藥國際化戰略，努力使中醫藥重新走向世界、融人各國的主流社會，并在國際醫藥保健領域取得了較大的市場份額，正在實現從傳統醫藥大國向現代中醫藥強國的跨越。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科技支撐、文化滲透、醫療服務、產業開發和人才培養是其五大支柱，而人才培養更是實現中醫藥國際化的重要基石。在中醫藥國際化戰略布局中，高等中醫藥院校承擔著重要的任務。一方面，他們要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中醫藥人才，將其輸送到國外從事中醫藥國際化工作，同時吸引更多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中醫藥學;另一方面，還要在各國政府推動下與國外高校合作舉辦各級各類中醫藥教育，為世界各國和地區培養本土化的高級中醫藥專門人才。通過這些有效工作，最終在世界高等中醫藥教育中取得主導地位、發揮更大作用。
二、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關鍵環節
(一)推動中醫藥教育的標準化建設
標準化是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的前提，也是推動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上約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中醫藥教育，中醫藥院校達數百所，為各國培養中醫藥人才做出了貢獻。僅在美國，就有60余所中醫學校通過了美國教育部教育評審委員會的認定，擁有在校學生上萬名;在歐盟諸國，有全日制中醫學校11所、非全日制中醫藥培訓機構近200所，每年培養中醫藥專業人才達4萬人。即使在遙遠的非洲，在我國援非醫療隊及華人中醫的努力下，也已開始接受東方傳統醫學，并不斷派出留學生到中國留學，這些國家包括利比里亞、坦桑尼亞、貝寧、利比亞等。但總體看，中醫藥教育在世界范圍內發展極不平衡，尤其標準化程度低下更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除港臺及少數東南亞、歐美國家外，各國多數中醫藥培訓機構辦學層次混亂，人才培養目標和知識體系互通性不強，忽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缺乏對學生中醫藥辨證思維能力的培養，中醫藥學術交流不足，中醫藥術語翻譯標準極不統一。因此，制定一套包括中醫藥名詞術語標準、中醫藥教育機構設置標準和人才培養標準在內的中醫藥教育標準體系，并逐漸實現與現代醫學教育的接軌，已經成為推進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當務之急。實際上，醫學教育標準化早已成為國際慣例。世界衛生組織2001年就已經了《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本科醫學教育質量保證指南》(GUMEWPR) ; 2002年，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IIME)頒布《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 GMER)，對指導和規范世界醫學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教育部高等學校中醫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已經出臺《中國中醫學本科教育標準》，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也了《中醫學專業(本科)中醫藥理論知識與技能基本標準》。借鑒這些經驗，制定出通用性的世界中醫學本科教育標準，是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奠基之作。2008年11月，在天津召開的首屆世界中醫藥教育大會上，我國學者公布了《世界中醫學本科(CMD)教育標準(草案)》，標志著世界中醫本科教育標準化工作邁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將依照這一標準進行中醫藥教育的行業約束，規范中醫藥教育市場，保證中醫藥本科教育的基本質量和辦學水平。當前的任務，是加快“標準”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工作，并積極開展中醫藥教育標準的系列化工作，開展國際通用、符合中醫藥教育需求的教學大綱和基本教材編寫工作，開展各種類型、各個層次中醫教育資格認證體系的建設和教育質量評估工作，促進中醫藥教育在世界范圍的規范、健康發展。
(二)中醫藥教育與文化傳播相結合
從形態上看，中醫藥學雖然具有自然科學的一般屬性，但同時也表現出深刻的人文學科特征。中醫藥學以其東方文化的深厚底蘊，堅持個體化辨證論治、求衡性防治原則、多樣化的干預手段、天然化的用藥取向，從整體聯系的角度、功能的角度、運動變化的角度把握生命規律，已成為世界上獨具特色的醫學體系。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論體系的差異，中醫藥學與西方醫藥理論在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而且限于目前科技水平，對于中醫的治療效果、物質基礎、作用機理，還不能完全做出科學說明，尤其不能按照西方科學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中醫藥概念體系及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理論、方法和手段。加上以古漢語為基礎構成的中醫藥術語表述古樸深奧，國外的普通學生一般很難理解和領會其中蘊含的博大文化精髓。因此，要實現中醫藥教育的國際化，有必要將中醫藥知識納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播與推廣的大系統之中，逐漸推進世界各國和地區民眾對中醫藥知識體系的理解與認同。當前，隨著我國的迅速和平崛起，東方文化正在受到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重視，孔子學院等文化機構在世界遍地開花，與中醫藥一起成為盛開在世界文化園地的兩朵奇葩。中醫藥教育要與中國傳統文化漢語言教育互相造勢、互相推動，使世界各國人民在接觸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了解中國古代的自然觀、認識論與方法論，進而理解中西醫學的差異，信任中醫藥診治療效，讓更多有志青年自覺自愿地選擇接受中醫藥教育、從事中醫藥推廣工作。
(三)加速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進程
中醫藥是我國對外開放中有望取得原始性創新突破、對世界醫學乃至科學技術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學科。為此，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把“加強中醫藥繼承和創新，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作為重要內容，把“中醫藥傳承與創新發展”列為“優先主題”之一。經過多年的發展，中藥的新藥研發能力已基本形成，中藥產業已初具規模。據2006年公布的數據，我國中醫藥制造企業1 384家，產值1 234. 64億元，中醫藥企業的發明專利迅速增加，其數量已與化學藥品制造業大體相當。但總體看，我國中醫藥產業仍處于發展的初期，制藥技術落后，基礎研究和創新能力薄弱，與我國幾千年的中醫傳統和中醫藥資源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符。盡管我國目前擁有各類中成藥6 000余種，每年還推出不少新藥品種，但其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很少。在國際草藥市場中，我國中藥出口額僅占世界的3%左右，且主要以中藥材和飲片為主，中成藥出口僅占中藥出口總額的15.400。即便如此，對歐美國家，我國的中成藥只能以食物補充劑的身份上市。目前，在這一領域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是歐洲、日本、韓國，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占有90%的份額。中藥產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穩定性和均一性是進人國際市場的必要條件。要想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不但要選擇適銷對路的產品，更要加強產品藥材的可控化、制劑的現代化、工藝的工程化、質量控制的科學化、安全評價的規范化、療效標準的嚴格化和產品包裝的國際化等方面的研究，使中藥產品符合國際標準，達到出口國食品及藥品管理部門的基本要求。同時，中醫藥的研發工作還要加強與現代生命科學、生物技術、西方醫學的結合，尤其要加強中醫藥科學原理和機理的研究，加強中醫藥創新藥物的研究與開發，推動中醫藥科研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為此，要積極推進國內外高等院校、研究機構、醫院、企業之間的聯合與合作，共建雙邊甚至多邊的中醫藥臨床研究中心、聯合實驗室、診所等，全面提升我國企業在中醫藥國際市場上的核心競爭能力，取得我國在世界高等中醫藥教育和科學研究領域應有的權威地位。
三、推進高等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重要舉措
(一)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中醫藥人才
要解決高等中醫教育國際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培養一大批勝任高等中醫藥國際化推廣的高水平人才，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教育國際化與經濟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那些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無不重視國際化通用人才的培養。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要培養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美國在其90年代制定的《美國200。年教育目標法》提出要通過國際交流，努力提高學生的“全球意識”、“國際化觀念”。在韓國，其“21世紀委員會”提出的教育國際化培養目標，是提高學生國際化的意識，包括提高外國語言能力，增強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識，加深學生對各國多種多樣的社會、文化知識的理解，等等。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起步較晚，必須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把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中醫藥高級專門人才作為推進中醫藥國際化的基礎性工作來抓。各高校在制定人才培養方案中，要努力貫徹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要求，努力培養中醫藥學生的國際觀念、國際意識，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樹立向全球服務、向全球開放的觀點;培養中醫藥學生的國際交往能力，使其能與外國人和諧相處，尊重外國的風俗和宗教信仰，維護中國的民族尊嚴和法律權威;培養熟練的外語交際能力及對異域文化和國際知識的理解能力，使其在充分了解外國的歷史、政治、地理、風土人情等前提下將祖國傳統醫學成功推向世界。
(二)加強與國外高校的合作辦學
合作辦學是教育國際化重要形式之一。近年來，教育 部先后批準上海中醫藥大學與英國倫敦都市大學合作舉辦藥學專業本科教育項目，批準黑龍江中醫藥大學與英國利茲大學合作舉辦護理學、藥物制劑、制藥工程、生物技術等專業的本科教育項目，與俄羅斯阿穆爾國立醫學院合作舉辦中西醫臨床醫學專業本科教育項目。2007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按教育、醫療、科研三個類別在全國遴選首批 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上海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等11所高校被首批命名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國際合作交流基地”，使其成為承擔國際合作任務，開展中醫藥醫療、教育、科研、產業和技術服務等國際合作交流的骨干機構，政府間開展高水平項目合作的平臺，以及中醫藥國際化高層次人才的孵化源地。各高等中醫藥院校也通過自己的努力，加強與各國高校在多層面的合作，不斷拓展中醫藥教育的合作空間，不僅與亞洲中醫藥發展成熟的國家和地區高校開展合作，也面向歐美地區和澳洲國家，甚至面向非洲國家開展中醫藥教育合作。其形式也從傳統的以民間、小規模的個體或團體性質的伙伴性合作為主，轉向以各國高層次的教育機構和高校為主。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高校自身的努力和國務院主管部門的推動，促使世界相關國家政府的教育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開放中醫藥教育市場，幫助這些國家建設中醫藥教育、考試、注冊和認證機構，通過這些具體工作促進中醫藥及中醫藥教育事業在各國的興起。
(三)推進高校的中醫藥科技創新
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一所高校總體水平的重要標志。近年來獷我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與中醫藥教育國際化的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因此，要緊緊圍繞中醫藥發展的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建立健全我國中醫藥科技創新體系。一方面，要重視中醫藥理論與基礎研究，在自主創新與原始創新領域尋求新突破;另一方面，要以臨床重大疑難疾病研究為切人點，推進中醫藥關鍵技術的創新突破;同時，要努力弘揚中醫藥特色和優勢，重視健康產業的發展需求，多學科集成創新推進新藥創制。為此，要努力打造一支高水平科技創新團隊，培養學術大師和科技領軍人才，積極營造科技創新文化，著力推進科教經、產學研結合，力爭在解決中醫藥關鍵問題、實現理論與技術創新、科研成果轉化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