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需求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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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摘要】  目的 調查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及其對社區護理服務需求的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探索適合本地區老年人的照顧模式。方法 采用基本情況調查表、sf-36生存質量量表、自理能力量表和社區護理服務量表對長治市1328例老年人的生存質量、自理能力及社區護理服務需求及利用情況進行調查，并對結果進行t檢驗、相關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依據張磊的老年人生存質量劃分標準，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處于“中(72.1～117分)”占98.5%。影響老年人群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是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長治市老年人對健康宣教、定期體檢的需求率高于對治療性護理的需求率，而各級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的治療性護理服務率卻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體檢。結論 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而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需求與社區實際提供服務情況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將全面影響老年人未來的生存質量，故需專業人員積極探索，盡早采取綜合措施來滿足老年人不斷提高的社區護理服務需求水平，從而維持老年人現有的生存質量水平。

【關鍵詞】  老年人;生存質量;護理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then to analyze the factors.methods the quality of life,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demand and utilization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1328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shanxi province was measured simultaneously by sf-36,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community care needs scale, then survey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 test,correlation analysis,stepwise regression.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was proposed by zhanglei,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scored between 72.1-117 reached 98.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as impacted by the ability of caring oneself,marital status,the degree of culture,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 on. the demand rate for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rapeutic care. in contrast, the utilization of therapeutic ca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was a wid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of community car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care. the quail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ill be impacted by this gap in future. community care model was needed to find out by the professionals' active exploration,in order to 1.meet the high level demand of the elderly for community care. ultimatel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was kept by comprehensive measures.

[key words] the elderly;quality of life;nursing needs

2000年我國與全球同步宣告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已有老年人口1.53億并以3%的年增長率增長。長治市居太行之巔，轄13個縣市，2006年總人口312萬，老年人34萬，占總人口的10.6%，表明本市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與大城市相比，長治市受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限制，社區護理發展緩慢，社區衛生服務站工作范圍局限。為了解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狀況與其社區護理需求情況，筆者抽取城區、郊區及三個縣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入選2009年3—12月，長治市城區、郊區和11個縣市(縣市按經濟條件好、中、差各抽取1個縣)的老年人1328名，其中男性718名，女性610名，年齡60~92(68.39±6.94)歲。

1.2 老年人一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健康狀況、生活狀態等。

1.3 調查方法

采用一般資料調查問卷、簡明健康調查問卷sf-36(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老年人自理能力量表ad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及自行編制的護理需求調查問卷。在相關部門的配合下，本次抽樣調查采取分層、整群、多階段抽樣方法，由經過統一培訓的大專及以上專業人員進行入戶調查，由調查對象本人填寫完成，實名記錄，對書寫障礙者由調查員向研究對象逐條詢問記錄。

1.3.1 生存質量量表sf-36問卷

sf-36問卷源自美國波士頓健康研究中心，已被許多國家驗證，信度、效度及實用性較好[1]。包括生理功能(pf)、生理職能(pr)、軀體疼痛(bp)、總體健康(gh)、活力(vt)、社會功能(sf)、情感職能(re)和精神健康(mh)8個維度。老年人生存質量劃分標準依據張磊[2]的研究結果而定：良(>117分)、中(72.1～117分)、差(≤72分)。

1.3.2 自理能力量表

adl adl量表由美國的lawton和brody制定于1969年，主要用于評定被試者的自理能力[3]。內容包括使用公共車輛、行走、做飯、做家務、吃藥、吃飯、穿衣、梳頭(刷牙等)、洗衣、洗澡、購物、定時上廁所、打電話和處理自己錢財，共14項。本量表采用4級評分，總分最低14分，最高56分，≤20為基本正常，>20分為日常生活能力輕度障礙(21~30分)、中度障礙(31~40分)和重度障礙(≥40分)[4]。

1.3.3 護理需求調查表

在全面查閱文獻資料基礎上，參考健康促進模式，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自行設計，采用likert五級評分法。請有關專家審評調查表，并通過預調查對問卷進行反復修改和補充，其信度為0.82。

1.4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數據錄入和統計學分析。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自理能力、護理需求采用描述性統計性分析;對老年人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對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與其生存質量的關系進行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問卷發放情況

共發放問卷1340份，有效問卷1328份，有效率99.1 %。

2.2 老年人一般資料

2.2.1 人口學資料

1328名老年人中， 60～69歲的老人占63.41%，70～79歲的老人占28.46%，80歲以上的占8.13%;農民占總人數的50%;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占調查對象總數的82.83%;68.52%收入低于1000元;無配偶老年人占總調查人數的26.96%。

2.2.2 健康狀況

被調查的老年人中患病870例(65.52%)，存在各種心理問題的老年人有838例(63.1%)。

2.3 老年人自理能力

本次調查中，基本正常占76.5%，輕度障礙占24.40%，中度障礙占3.47%，重度障礙占3.01%。

2.4 老年人生存質量

2.4.1 老年人生存質量等級劃分

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處于“差”占1.05%，“中”占98.5%，“良”占0.45%。本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

2.4.2 老年人生存質量影響因素

將老年人生存質量各維度作為因變量，其一般情況作為自變量，經多元回歸分析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可以進入回歸方程(p<0.05)。結果表明：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見表1。

2.5 社區護理狀況

2.5.1 社區護理需求情況

長治市老年人對健康宣教、定期體檢的需求率遠遠地高于對治療性護理的需求率。在健康宣教這一維度中，疾病知識宣教需求率最高達25.38%，其次用藥指導為16.64%，見表2。

2.5.2 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服務情況

長治市各級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的治療性護理服務率遠遠的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體檢。在治療性護理這一維度中，注射或(及)輸液的提供率最高達33.28%，其次血壓或(及)血糖監測為24.32%，定期體檢的提供率最低僅為2.03%，見表3。

2.6 老年人生活質量與社區護理情況的相關分析

2.6.1 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需求情況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需求情況呈負相關(p<0.05)，結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質量得分越低，其社區護理需求越大，見表4。

2.6.2 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呈正相關(p<0.05)，結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質量得分越低，其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越差，見表5。表1 老年人生存質量影響因素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表2 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項目需求分布表 例

表3 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服務情況 表4 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表5 老年人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

3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其主要的影響因素為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認為其原因為：(1)長治市地處山區，農村人口居多，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在本次被調查者中農民占50%， 經濟收入1000元以下者占68.52%，雖然農民的經濟收入不高,消費水平偏低，但他們中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本市老年人面臨的經濟壓力較小。(2)長治市城鎮人口大多參加了城鎮醫保。問卷調查時，國家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已經落實，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就醫費用。(3)長治市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本次調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2.83%，他們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導致其對疾病的認識與重視程度不足。(4)sf-36量表主要反映的是調查者主觀的生存質量感受。雖然他們中有65.52%的人受各種慢性疾病困擾，有63.1%的人存在各種心理問題，但是這些身心的不適或病痛不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思想負擔。(5)長治市老年人幸福感指數的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幸福感指數較高，說明長治市老年人容易滿足。

但是在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需求與實際提供服務的調查中，發現老年人對社區護理服務的需求項目與社區服務站實際提供項目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社區護理服務站很少開展老年人需求率較高的健康宣教與定期體檢服務項目。隨著長治市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差距將會不斷增加，為了縮小差距并不斷提高本市老年人生存質量水平，建議：(1)居家照顧者支持對策：政府給予相關政策支持。建議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市場規范化、法制化。改進三級醫療保障制度，構建醫院、社區衛生服務站和家庭服務網絡，完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擴展衛生服務范圍。(2)醫院和醫學院校提供技術扶持：由具有一定規模和條件的醫院和醫學院校負責培訓基層和家庭衛生服務人員，并成立專門的社區服務組織，形成一支高素質的居家養老服務隊伍。開展家庭訪視服務，將護理服務范疇延伸到院外，醫院為出院老年人提供上門隨訪服務。護士進行家庭訪視時，對患者進行康復指導，對現存或潛在的護理問題進行干預，使老年人在享受到專業護理的同時，也因獲得了相關的健康指導知識而產生安全感，從而有效地應對各種問題。

【參考文獻】

  　1 王紅妹，李魯，沈毅.中文版sf-36量表用于杭州市區居民生命質量的研究.中華預防醫學雜志，2001，35(6)：428-430.

2 張磊，徐德忠，黃九儀，等.sf-36量表中文版的應用及分級截斷點選擇的研究.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4，25(1)：69-73.

第2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關鍵詞 城市社區治理域 域動力 合成

中圖分類號：F299.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區是城市的細胞，是社會管理系統中最基層的構成部分。而社區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區內部各種機構、團體或組織，為維持社區正常秩序，滿足社區居民物質、文化需要，促進社區發展，而進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動。面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社區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區治理創新，以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與和諧社區構建。

1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內涵界定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提出的。布迪厄將以各種社會關系聯系起來的社會領域作為場域，場域是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與規則共同建構的，由依據特定位置所產生的力量所組成，并包含著各種力量的比較與運動而存在。雖然場域中存在社會成員、組織和規則等因素，但其本質是這些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是“社會網絡”。這個社會“網”的每個結點就是組織和社會成員在這個網絡中所占據的“位置”，誰占據“位置”誰就擁有社會資源及權力。場域具有能動性，它不僅為社會成員及組織提供了社會互動的空間，也通過調整各種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獲得特定的結構與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體構建的合作網絡下，社會成員的參與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組織和規則等因素則共同建構了“城市社區治理域”。“城市社區治理域”是由社區成員按照特定邏輯要求共同構建的，是社區個體參與社區治理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集中著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的符號競爭是圍繞著各主體的利益而展開的，各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項措施能使社區居民受益，那他們會采取擁護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損，則會表現出反抗的態度和行為。場域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在“城市社區治理域”這個特殊的社會空間中，社區治理圍繞著特定的邏輯與規則開展，繼而由社區治理行動者和社區治理組織采取具體的社區治理行動。

2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動力構成

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動者或組織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占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組織為控制在這一場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權威而相互競爭，從而形成種種關系，即特定的客觀關系結構。依據各主體占據不同的位置和資源，可分離出城市社區治理創新的“四大域動力”，即基層政府、駐社區企業、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四大主體。

2.1 基層政府

基層政府由于其所處的獨特位置，使其在宏觀調控方面具有優勢。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基層政府扮演著領導者、決策者、協調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個角色之間彼此交錯，構成了基層政府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規劃社區發展。基層政府憑借其對社區信息和資源的掌握，可以較客觀、全面地評估社區的環境與社會的形勢，從而確定社區發展的使命與目標。社區不僅有社會目標，同時也有社區自身的特有目標，因而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一則遵循社會總目標的指導，二則挖掘社區自身的特性和獨特的目標追求，結合本社區自身的特色來完善城市社區治理。其次，協調社區平等。政府擁有著宏觀調控的能力，運用這種調控優勢可以有效調節社區資源。“城市社區治理域”內各成員因為歷史積累緣故，在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彼此間存在著一種起點的不平等，對此，我們需要在過程和結果平等方面著手，以實現社區資源滿足社區成員需要的目標。基層政府應在社區基本生活保障資源、社區公共資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規定以及實施上的落實。

2.2 駐社區企業

駐社區企業是處于社區地理區域外，但處于“城市社區治理域”的企業，在這些企業中包含著一定數量的社區成員，而數量的比例情況無法確定。由于企業具有運用各種生產要素的特性，因而駐社區企業內部擁有一定的資源，以及對這些資源的調控能力。借助駐社區企業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區內部資源得到發揮與延展，如將社區內部的特色資源借助駐社區企業這一平臺向外推廣。

駐社區企業與社區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社區的居民在駐社區企業中工作，實現自我需求的滿足，在社區內生活，滿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當社區居民暫時無法在工作中獲得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時，社區會對失業人員等弱勢群體提供相應的幫助，減少“集群事件”的發生，從而減輕企業壓力。此外，當社區居民在駐社區企業中實現自我價值，則會激發其生活熱情，有更多的動力和精力去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區的穩定與和諧，為社區創造價值。

2.3 社區居民

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的自我評估是社區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區居民親身經歷社區生活的緣故，他們對社區的生活環境、文化環境以及社區中存在的問題等具有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區居民還可以通過社區居民委員會等平臺表達自己的意愿與訴求。

社區居民由不同的年齡、職業的人群組成，日益呈現多元化的態勢。多元化帶來的是多元的需求，這便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對此，可將社區居民依據某種特性進行分類，并發揮各群體的特性來滿足某群體的需求。如，按職業進行分類，將社區內的老師組織在一起，對社區內的在讀學生群體在周末開展相應的課業輔導，或由社區內的醫務工作人員定期為社區居民開展志愿體檢活動等，這樣既能充分利用社區內的現有資源，又能加深社區居民間的互動，增強共同意識。

2.4 社區社會組織

伴隨著社區建設的縱深發展，我國的社區社會組織也開始步入前行的快車道，不斷實現著“量”的擴展和“質”的提升。所謂的社區社會組織，特指的是城市社區社會組織，是以社區居民為主要成員，以滿足社區居民的多元、多樣需求為目的，由居民自發成立并自覺參與、以公益或共益為目的的社會組織形態。在組織形式上，大約可以分為社區文體科教類、社區環境物業類、社區服務福利類、社區醫療計生類、社區治安民調類、社區共建發展類等六大類。社區社會組織為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居民自治的有效銜接和互動，提供了組織平臺，對鍛煉居民基層政治參與和有序公民社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3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動力合成

正如力學的合力一樣，“城市社區治理域”動力的合成也是多個力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個力的方向的一致與背離則決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達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設定“城市社區治理域”的發展主線，在此基礎上，明確四大主體的職責，進而達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發展主線的設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證符合社會發展目標的基本要求，這是主線設定的基礎；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城市社區作為獨立個體的自身發展需求。依據四大主體自身存在的資源優勢，以及其對社區特定部分慣習的影響作用，四大主體在域動力合成中，基層政府在社區治理是引導、協調動力，駐社區企業是支持動力，社區居民是內驅動力，社區社會組織是整合動力，如圖1。

具體表現為，基層政府從宏觀方面著手于規劃社區的發展，為社區指引方向，并且運用宏觀調控的力量來緩和與協調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區不平等；駐社區企業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優勢，借助市場發展的平臺擴展社區的發展，并通過企業與社區的良性互動促進社區的穩定；社區居民作為社區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區慣習的傳承者，以自身的多元來包容和滿足社區的多元需求；社區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特殊組織，可以更廣范圍地擴大社區資本的作用。四大主體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彼此間相互作用。例如，基層政府在社區政策方面發生轉變，那么駐社區企業等其他三個主體則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達到相互關系的動態平衡。此外，由于變化的永恒性與絕對性，域動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對最優值。基層政府、駐社區企業、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相互協同，再加之信息技術的整合，為“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各方面輸入動力。

參考文獻

[1] 宮留記.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

[2] 郭學賢.城市社區建設與管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 曹廣存，劉玨，曹春梅.城市社區治理主體權力的協調.城市問題，2006（8）.

[4] 周業勤.場域論視角下的城市社區建設.上海大學學報，2006（4）.

第3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棚戶區改造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更需要動員廣大棚戶區居民積極配合和參與。注重發揮居民在棚改社區建設中的主體作用，能夠使居民成為棚改新區建設的不竭動力和活力源泉。

把“改造人”放在棚改新區社區建設的首位

在遷入棚改新區后，一些居民不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社區環境遭到破壞。從平房搬進樓房后，也使原來的熟人鄰里關系變成了陌生人社會，居民在心理上會不適應。針對這些情況，棚改新區要注重培養居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增強居民對新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樣不僅能克服見物不見人的思想，抓住以人為本這個社區建設的核心，而且能夠激發居民自發、自覺參與社區建設，共同維護自己的生活家園。經驗表明，棚戶區改造決不僅僅是改造舊房子，更重要的是改造“人”，即提高社區居民的素質，全面提升社區的文明程度。不僅從外觀上或物質層面改變舊面貌，更要在內容上或精神層面呈現新氣象。

增強居民參與，能為棚改新區建設順利進行創造良好條件

棚改社區建設除了一般社區面臨的工作和任務外，在拆遷回遷、就業、社會保障、物業管理等各個方面情況更加復雜、任務更加繁重，原有的社區組織體系和管理功能難以適應棚戶區改造和棚改新區社區建設的需要。因此，只有在棚改新區建設中延伸和健全居民組織體系，搭建居民參與管理的平臺，調動居民參與管理的積極性、主動性，才能吸引更多居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參與式治理作為一種民主治理在城市社區的運用，不僅有利于彌補政府治理失靈，還能有效降低社區治理成本，培養成熟的公民精神。棚改新區發揮各種群眾性自治組織的管理功能，通過熱心公益的居民骨干帶動廣大居民參與管理，有效彌補了社區治理中政府部門鞭長莫及、居委會能力有限的缺陷，為棚戶區改造和棚改新區社區建設順利進行創造了良好條件。

無償也無限的社區志愿服務，會受到棚改新區居民的普遍歡迎

第4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區中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社區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在重慶隆重召開，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國社區治理的創新機制與路徑選擇，“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理念應運而生，為推動社區發展，創新社會社區治理的機制、構筑共建、共享的和諧社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并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下創新基層社區治理，推進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所謂“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由于社區建設在我國大陸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包括社工機構在內的社會組織更是處于初創時期，在近年來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的發展中，三者之間雖然開始了“聯動”，即互動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一些“聯動”多是雙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現實”權衡而形成的臨時性關系，有的甚至還有“兩張皮”現象。“進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區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社區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社聯動”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標、任務，認識及定位。通過建立互相學習、合作的關系，共享彼此所擁有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促進基層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建設與治理中，通過引導和激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或特定居民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開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務，提升居民素質，從而構建“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

二、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重要性

1.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城市基層組織的最小分子，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作用關鍵。社區治理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區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存在政府部門管理越位、服務缺位、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功能錯位、居民自治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要重視加強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創新。

2.加快推進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勢、實現社會治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居民群眾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眾民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聯動”背景下社區治理機制創新路徑選擇

1.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生活共同體，塑造社區文化與社區認同，讓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當前我國社區規模擴大了，類型增多了，然而人際關系卻疏遠了，服務也單一了。社區沒有成為人們所需要的共同體，沒有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要改變社區建設輕視社區價值和人際關系建設的現狀，逐步把社區建設的重心轉移到營造社區共同體上來。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夯實社會治理基石，成為當前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當前，社區建設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即將社區建設與基層政權建設混同，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區居委會承擔了太多的政府職能，工作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為此，必須明確城市社區治理功能定位，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

3.引入市場機制，激勵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通過市場化治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優勢，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權利壟斷，推動競爭-合作主義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壟斷，擴大社區居民選擇權，提高社區治理效率。

4.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化。當前，政府角色失調和行為失范是影響社區建設深入發展的重要問題。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變倡導者、指導者為控制者、領導者，超越了其本來的職能與權限，沒有很好地履行應盡的職責。為此，通過轉換思維模式，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通過營造法治環境，開展法治活動，建立健全社區治理相關法律規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

四、小結

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局面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勢在必行。“三社聯動”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時期群眾公共服務需求及表達途徑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及社會治理困境加劇的背景下日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的優勢，實現“三社聯動”發展，這不僅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也是不斷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與模式創新，全面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性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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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淑珩.連云港市創新探索“三社聯動”提升社會管理水平[J].中國民政報，2012年.

[3]謝志強.基層社會治理新思路[J].人民論壇2014（S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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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岳金.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新若干問題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第5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論文關鍵詞：社區教育；管理創新

社區教育是一項涉及到居民群眾學習利益訴求的社會事業，社區教育管理是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不僅對社區教育管理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對社區教育管理創新指明了基本思路與發展路徑。

一、社區教育管理的理念創新

理念是事物本質的抽象，在認識事物中具有先導、指導的作用。而這里所說的理念創新，又主要指關于社區教育管理的本質，管理者之間、管理與被管理者之間關系及價值的詮釋與定位。

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社情、民情，在社區教育管理中，究竟要創新并樹立哪些新的理念呢？筆者以為：

一是要樹立多元主體的理念。政府、社會、市場都是推動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互相平等的主體。要從歷史上單純重視政府作用、單純采取行政管理、輕視社會主體作用、排斥市場取向的傳統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樹立多元主體的理念，從一元獨進向多元協同管理轉變，這是適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的理念創新。

社區教育管理，要改變過去單一行政管理的狀況，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把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看作相互平等的主體，樹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居民是社區教育真正的主人，要尊重居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相互平等尊重，確立共同愿景，努力實現共同目標。

二是樹立公共治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良性互動、合作協商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是依靠單一政府的權威，而是多元主體合作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社區教育原本就帶有較大的自治色彩，是居民群眾自發參加、自主管理、群體享受的事情，因此，在社區教育中，引進治理的理念，既有現實的民眾基礎，又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治理當然包含管理的意涵，但治理是在主體之間平等尊重理念指導下所實施的行為，只要居民群眾真正發動起來，集思廣益，獻計獻策，就能開創社區教育的新局面。

三是樹立社區教育主體性發展的理念。根據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筆者理解，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以發展為本，居民是社區發展的中心，社區發展的主體，社區發展的目的。社區教育原本就是群眾性、平民化的教育事業，為了居民，依靠居民，成果惠及居民。只有切實提高居民的認知度、認同度、參與度，居民廣泛發動起來了，參與到社區教育中來了，居民的智慧力量貢獻給社區教育，把社區教育辦成為居民滿意的教育，社區教育才能實現其可持續發展。沒有居民積極主動的參與，社區教育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四是樹立管理即服務的理念。領導就是服務，管理也是服務，服務居民是社區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發展社區教育是為了居民，居民自己的事情，要支持居民自己來管，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管控。政府也好，教育及相關部門也罷，辦好社區教育，從本質上講，并不是一個恩賜，而是一種服務，一種服務惠民。如果居民不能從社區教育服務中得到實實在在的素質提高、學習快樂、精神享受，社區教育就是南轅北轍、本末倒置。

二、社區教育管理體制的創新

在我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傳統的管理理念往往把政府視作惟一的主體，帶有較大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具有自上而下管制的內涵，而被管理者則是政府的附屬，兩者在管理中的地位和價值存在著不言而喻的不平等。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行政管理必須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社區管理與單位管理有機結合，綜合運用多種管理手段，逐步形成管理與服務融合、有序和活力統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新模式。

我國的社區教育，經過十多年的實驗探索，業已形成“政府統籌領導，教育部門主管，有關部門配合，社會積極支持，社區自主活動，群眾廣泛參與”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的新格局，為社區教育管理改革創新奠定了制度基礎。

要深化社區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創新，下一步要著力研究解決的問題是，政府作為社區教育的領導主體，如何創新執政的理念與方式，從直接管理、具體管理中解放出來，著力培育并發揮社會組織、自治組織作用；社會、社區要成為一個主體，如何改變目前組織化程度以及素質均不夠高的現狀，提高參與管理的素質與能力，從配角變成主角，從而取得與主體地位相稱的話語權；社區教育本質上是一項公益性事業，而市場則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益性行為，但公益并不等于無償或免費，如何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間找到恰當的結合點，適度引進市場機制，促進社區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如何進一步從制度體系、政策法規方面，明確規范政府、社會、市場幾個主體的權利義務與職責功能，都需要假以時日予以解決。

管理不是控制，但也不是不要管理。在體制改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許多社會成員從單位人變成社區人，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依附—游離—組織的變化過程，管理和秩序是必要的。但管理的理念與價值觀需要變革更新，在平等尊重引導的觀念指導下，幫助與支持人的發展。特別在城鎮（市）化迅速推進過程中，更要通過社區教育的管理與服務，把農民轉化為市民，進而做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現代公民。

三、創新社區教育管理載體，實現教育惠民根本宗旨

堅持重心向下，推進社區自治、居民主體的社區教育發展。社區自治，這是我國基層民主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社區自治的本質特征，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直接管理與干預，而是依靠居民及其組織的力量，自主解決自己的問題；居民組織起來，民主選出代表，自信自立自律，帶領居民發展；調動居民積極性創造性，運用居民喜聞樂見的形式與途徑，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建設社會文明，促進社會和諧，建設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園。

成都市錦江區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對社區教育實行網格化管理，堅持重心下移，注重基礎建設，從去年開始，在居委社區層面建立居民學習點的基礎上，又往下延伸，分期分批建立“院落學習室”，拓展社區教育服務空間，配備服務設施，提高供給能力，擴大服務覆蓋面，把社區教育學習送到居民院落、家門口，形成方便居民的“學習服務圈”，使居民群眾從社區教育服務中，得到更多實惠。

上海嘉定區多年來，通過實驗項目的形式，注重創新社區教育載體，初步形成了五種社區教育新的學習載體：一是嘉定工業區于2005年啟動了 “百姓學習中心戶” 建設項目，將教育學習重心下移到了具有一定素質和能力的中心戶，帶動周邊居民的學習；二是嘉定鎮街道2007年由草根團體發展而來，建立了以學習為動力，擴及鄰里互助的“睦鄰點”組織形式；三是華亭鎮2006年建立“農家書屋”，形成了一個方便居民學習和培訓的園地；四是徐行鎮借助“村組黨建”平臺，建立了社區教育的基層學習載體“村組家園”；五是馬陸鎮在外來務工人員集中居住小區，2007年建立“社區學習中心”，形成了又一種新的新市民學習組織形式。總體上看，上述幾種教育學習的載體，深化延伸了社區教育三級網絡的覆蓋面，走出了一條重心向下、方便居民、教育惠民、特色鮮明的發展新路子。

從社區教育的本質看，民間組織是居民主體性的價值追求，是居民主體性的組織表現。總的看來，社會成員必須通過提高其組織化程度，來表達意志、反映訴求、體現參與、貢獻才智的。在今后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中，民間組織將作為一個主體，包括代表公眾利益的社團，或代表部分群體利益的社團，與政府合作，共謀發展。特別是在強調社會管理創新的新形勢下，在地方性、社區性的社會治理中，民間組織（包括志愿者組織）更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功能和作用，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我國社區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各類以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生活休閑為主體的、居民自發性的社區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在發動和組織居民群眾參與社區教育活動，已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尚難以承擔街鎮乃至區縣一級社區教育的任務，距離一個社會主體的角色要求還要繼續歷練與攀登。

四、搞好支持服務，重在教育惠民

社區教育管理的現實要求，是創造一個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秩序，根本宗旨則是教育為民、教育惠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管理的本質是服務，更要追求優質服務。搞好社區教育中的服務，主要表現在：

（一）調查需求，滿足需求

社區教育是以成人為重點的全民終身教育，必須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以需求為導向，滿足需求為宗旨，因此，堅持經常性的需求調查，以需求作為制定社區教育計劃、決定學習內容與形式的重要依據，應當成為社區教育治理第一位任務。

（二）建設學習資源，搞好資源供給

教育資源供給與群眾對教育資源需求之間的矛盾，是我國教育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搞好社區學習資源供給，就要整合優化現有各類資源，特別是社區內學校教育以及各類文化資源，開放共享，擴大效益。目前，已經成立了全國性的學習資源建設指導委員會，加強全民終身學習資源建設的統籌協調，有計劃地整合、建設、推介、評優，給居民群眾提供盡可能適需對路、特色優質的學習資源。

（三）搭建學習平臺，搞好支持服務

社區教育治理，要突出重點，重心向下，方便群眾，為居民搭建學習資源平臺，打造便民學習服務圈，逐步做到居民有什么需求，我就提供什么服務，你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需要，我就隨時、隨地提供，居民有什么學習障礙或有求助，我們就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提供幫助。

第6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關鍵詞：網格化管理；碎片化社會；社區自治

中圖分類號：C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隨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城市社會群體高度分化，城市社會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碎片化”成為基層社會的新形態。單位制的解體，導致應對計劃體制下社會結構的傳統管理模式也趨于瓦解。在社會關系復雜化、利益結構多元化，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碎片化社會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網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由于在設計理念以及內在機制方面的缺陷，網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區的應用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本文將回溯網格化管理的內涵及特點，并在深入分析其運行效果的基礎上，力圖提出創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從而實現協同治理格局的建構。

一、網格化管理之勃興與特征

在單位制逐漸解體、社區成為社會基本單元的背景下，社會事務向社區累積，但其尚未達到獨立承擔管理職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壓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須尋求新型管理模式，以應對日趨復雜的城市管理難題。一種新的治理思路“技術治理”，即國家通過引入新技術，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效能。并且國家在實現自身管理目標時，其管理技術、治理手段正在變得越來越“技術化”[1]。網格化管理正是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技術應運而生的。

學界對于網格化管理的內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認為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一般一個網格內常住人口為4000-5000人），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2]。

自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開始推行網格化管理模式以來，這種新型管理體制逐漸在全國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諸如寧夏石嘴山大武口區“4+6”模式、山西長治”三位一體”等典型模式。在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管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特色和優勢。

1.統一進行網格規劃與實施

城市網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預先規劃和有序實施。在實踐過程中，大多數城市提出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市區聯動的工作思路，將網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網格化管理的運行需要以全市統一的戰略規劃和管理信息數據庫為支撐，然后按照同一標準劃分單元網格，統一進行城市部件普查等，從而形成全市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的有組織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和工作指導手冊，從而保證網格化管理模式的穩定運行。

2.明確劃定各層級管理職責

網格化管理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從而在“區―街道一社區”三級管理結構之下，增加了“網格”這一新的層級，變為四級責任體系，并且實行市、區兩級分工、監管分離的體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體系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推諉扯皮、權責不清的種種弊端，理順市、區、街道各級之間的關系，將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體的權責界限更加清晰明確。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網格化管理借助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作用，加之權責的清晰化所帶來的人為因素干擾的減少，有利于職能部門及時發現問題、迅速處理問題，突破了傳統管理模式反映問題的環節過多的弊端，減少了中間環節和管理層級，整個問題處理流程的時間明顯縮短，結案率大幅提高，從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務的效率。

二、城市網格化管理實踐之局限

網格化管理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話語背景下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廣泛應用于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領域。值得肯定的是，網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構和治理技術，在打造“數字城市”、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但應該注意到，這種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層社會中往往出現“管理失靈”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持久性不強，運行成本過高

網格化管理是在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社會轉型期而創設，依托于信息技術和科層管理結構，將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層社區，進而應對和社會糾紛，帶有一定的應急性。盡管網格化管理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開通了較為便利的信息反饋和處理渠道，減少了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的現象，對于政府行政績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網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如在一些網格內設置多名網格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人力、設備和資金投入勢必增加。此外，網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應急措施而被運用到相關活動和事件中。雖然使社會治理水平在短時間內有所提升，但其性質仍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規的有力保障和相關機構的高度重視，從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廣泛質疑。

2.抑制社區自治力量的成長

網格化管理通過“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對基層社會進行科層式管理，體現出社區建設的行政化傾向，這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區自治功能的發揮[3]。政權力量對以網格形式存在的社區進行全覆蓋式管控，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基層社會，而且將各利益群體直接納入進行政性管理，體現出“總體性支配”所不具備的精準性和強制性的管控特征，嚴重削弱社區的自治能力。因此，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將引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區自我管理的弱化，進而對社區自治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3.全能網格的風險問題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對社會治理壓力的增大和社區在承接社會事務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條塊分割式管理和加強部門聯動的重要目標，網格化管理已成為政府創新管理體制的主導方向。然而，在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范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4]。“全能網格論”造成“管理依賴癥”，即確信一切問題和糾紛都可以通過網格加以解決、一切資源和服務都能夠通過網格來提供。這勢必造成社區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等社會治理主體的成長，影響社會協同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行政力與自治力之契合：網格化管理之創新思路

網格化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基層社區日趨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體日益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級管理體系利用科層式的組織隸屬關系對社會個體進行組織管理，導致行政力與基層社區的自治力的對接處出現“管理缺口”。因此，建構協同治理格局，關鍵是要實現政權力量與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從以下兩項策略著手進行：

1.推動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轉變，實現協同治理局面

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是基于政府對社會資源和權力進行全面壟斷的一種管控型治理模式，這與當前“社會協同治理”強調政府、民間組織和社區等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深入合作來管理社會事務的話語體系存在著根本性對立和沖突。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緊密銜接，民間組織則充當橋梁作用，通過三者的協同配合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應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必須通過創新治理理念和簡政放權來明確自身定位，正確履行管理職能，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其次，自主性社區建設需要政策法規和資金的強力支持，鼓勵社區利益和志趣團體有序發展，積極培育社區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區事務管理上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將碎片化的個體重新整合，增強基層社會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務性社會組織，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務職能，向社區內部穩步發展，發揮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調控矛盾、化解糾紛、扶貧幫困等方面的服務功能。

2.以社區服務聯動多元治理主體

社區服務著眼于社區需求，主要面向社區成員提供各種服務，是社區自治的主要內容；另外，社區服務也是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既包含聯結政府公共服務的諸多服務事項，也涵蓋了許多社會組織的服務內容。因此，社區服務可以作為彌合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斷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專業組織的發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規引導，進而以民間組織為中介，向社區居民提供系統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務資源來滿足其從物質到精神的各種需求，使社區重新成為以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體，最終實現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與和諧社區的建設。

綜上所述，社會管理的創新方向應是從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邁向與民間組織和群眾的參與管理相結合的多元化治理。實現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以社區服務來銜接行政力量與社區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與社區自主發展的緊張和沖突。以服務為導向，淡化科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進多元治理主體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夠賦予網格化管理以全新意義，使之在碎片化社會形態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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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創新社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應著力推動四個轉變，即推動由“輕”向“重”的轉變，即屏棄過去重視經濟建設而輕視甚至忽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的落后觀念，把社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作為事關全局的重大的任務，擺上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動由“堵”到“疏”的轉變，即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關口前移，在重視創新解決各類突出矛盾和問題的同時，也要注重創新源頭預防和引導化解的措施，實行標本兼治，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中；推動由“散”向“合”的轉變，即努力克服當前某些社會管理領域僅是某個或者某幾個部門“單打獨斗”的格局，努力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新格局；推動由“冷”向“暖”的轉變，即牢固樹立以人為本、服務為民的理念，充分尊重綜治對象，努力滿足群眾訴求，做到文明管理、熱情服務，實現“情、理、法”的統一。

多渠道保障社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財政投入機制

1．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社區建設的投入力度，將社區黨建和社區建設、運行經費列入財政預算，逐步形成與地方財政同步增長機制。2．實行專項扶助。借鑒某些地方做法，每年從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定比例資金用于社區建設的福利服務和公益事業。建立健全政府購買服務機制，規范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對社區公共衛生服務等由政府出資，社會提供服務。3．加大配套設施投入。由政府投資，按規劃同步建設配套的政務管理用房等。加強社區公共配套服務用房的規劃、建設、移交等環節的監督管理，確保社區公共配套服務用房的足額及時移交。4．鼓勵社會投入。積極探索建立政府投入與民間投入相結合、無償服務與有償服務相結合、社會化與產業化相結合的社會事業投入和發展機制。

著力提升社區管理服務水平社

1．搭建管理服務平臺。探索建立由街道或民政部門牽頭的集政務服務、公益服務、市場服務、志愿服務于一體的社區服務中心，實行“一門受理、內部協辦、資源共享”，滿足居民各個層次的社會化服務需求。2．推動城市執法職能向社區延伸。探索建立“邊界統一、協同巡查、分類執法”的社區行政管理執法機制，明確責任主體和范圍，形成管理主體清晰、執法到崗到位、一線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3．提供及時有效的社區服務。整合社區各類資源，積極開展醫療衛生、文化體育、就業培訓、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基本服務，啟動居家養老、育嬰托幼、美容保健、健身娛樂等新型服務，著力推進社區服務產業化、社會化，滿足居民不同層次的服務需求。

積極推進社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手段的科技現代化

第8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關鍵詞：機構；服務大廳；社區公共服務；服務模式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10-0040-03

一、問題的提出

公共服務供給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所在，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問題。以英國《濟貧法》為標志，早期公共服務主要針對特殊人群，以社會救助為主要內容。二戰后伴隨著各國國內社會問題的增多，國民對社會服務需求的上升及各國經濟的復蘇，歐美各國開始了大范圍的社會服務普及運動，社會服務的立法和實踐得到極大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后，受全球經濟和政治形勢的影響，西方各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果捉襟見肘，每況愈下。由此，英美等國以新公共管理理論為指導，率先開始了政府部門的民營化改革，并引領了波及全球范圍的公共部門改革浪潮，其中機構化（agencification）運動更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88年，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宣布批準《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方案》，標志著創設機構（executive agency）的開始，隨后相繼成立了130多個機構，[1]政府宣布將把90%的公務員轉到機構。這些機構執行著政府不同性質的職能，所涉及的公共活動范圍非常廣泛，如社會福利的管理、獄政的管理、證照的審核簽發、救濟金辦理、就業管理、會議服務、軍需供應、工商注冊、專利保護、破產服務、標準計量、地產登記、藥品管制、天氣預報、農牧漁業服務等。[2]隨后，這股風潮一直從歐洲到北美繼而波及亞洲和非洲。機構化被視為是政府行政系統內部決策與執行的分離，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社會服務需求增多而導致的政府職能擴張與政府機構精簡壓力之間的矛盾。

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著經濟政治環境的巨大變化，社會問題與社會服務的需求激增。政府面臨精簡機構與提高服務質量的雙重壓力，特別是在服務型政府理念之下，如何在控制政府規模的同時滿足公共服務需求，這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近年來社區作為承接社會服務的重要載體，發揮了越來越突出的作用。我國部分地市根據政府的要求，做出大膽嘗試，探索各種不同的社區服務形式，產生了一些值得借鑒和推廣的經驗，社會組織也因此得到了快速發展。但總體來看，社區組織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實踐中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其中，如何創新社區管理模式，整合社區服務載體，重構社區治理結構，以進一步滿足社區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等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二、我國社區公共服務的基本形式及存在問題分析

社區公共服務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需要為目標，以社區服務機構為主體，面向社區全體居民提供公益、公共服務以及便民利民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無償、低償或有償服務相結合的多層次、多功能的社會服務。[3]福利性和公益性被視為是社區公共服務的基本屬性。1987年民政部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城市社區服務會議，1989年在杭州又召開了全國城市社區服務經驗交流會，此后，社區服務廣泛興起，發展迅速，規模日益壯大。伴隨行政體制改革及事業單位改革的深入，社區越來越成為承載城市社會公共服務和居民自主服務的基礎平臺。在具體的實踐中，出現了幾種代表性的服務形式――服務大廳、流動服務站及為民服務模式，社區公共服務供給也呈現出階段性演化特征。

1服務大廳模式。該階段以建立社區工作站或社區服務中心為標志，基本做法是，在社區設置“敞開式辦公、一門式服務、一站式管理”的服務大廳，承接政府部門轉移的社區行政管理事務和社區公共服務。這種模式自2000年武漢市江漢區探索實踐以來，掀起了全國各地社區體制改革的浪潮，先后出現了諸如上海模式、銅陵模式、北京模式、沈陽模式、鹽田模式、南京模式等獨具特色的城市社區公共服務體制。這些模式雖然出現在不同的地區，在改革的側重點上也各有差異，但總體來說，都是以社區公共服務的提供為重心，依托一定的公共服務設施和建立相應的組織形成一定互動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有學者把其統稱為“社區工作站模式”，即“服務大廳模式”。[4]

2流動服務站模式。社區服務大廳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城市固定區域內人口相對集中的社區居民的需求。然而，對于一些自然條件比較惡劣的地區或者居民居住比較分散的大型社區，服務大廳設置上的固定性限制了其服務提供的可及性。作為對服務范圍的一種彌補，一些地區創新出流動服務的方式，即流動站模式。該模式主要針對山場廣袤、地域狹長、交通不便、群眾辦事路途遠等問題，采取流動上門服務的方法，為群眾提供流動服務，讓居民在家門口就能把事情辦好。流動站模式以基層政府為依托，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以流動性為主要特征，在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也實現了信息的雙向交流。一方面，將社區服務的咨詢和信息帶到居民家中，就地解決居民的生活難題。另一方面，在貼近居民的過程中，及時了解和掌握社區居民的動態及需求，將新情況反饋給社區服務機構。作為基層政府的派出機構，流動站采取“訂單化”的分類管理方式，工作人員從基層政府各職能部門抽調。

3為民服務模式。居民模式以社區居委會為依托，在社區設立居民事務全程代辦站，提供政務代辦、事務服務。2001年至2003年間，針對群眾反映的辦事難問題，浙江省玉環縣、重慶市大足縣、安徽省郎溪縣、山東省萊西市、北京市懷柔區先后開創為民服務。2008年1月19日萊西市的為民服務制獲得第四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在16家中央媒體的集中報道后，為民服務更是廣為傳播，各地政府競相開展。從為民服務涉及的內容來看，主要是居民日常生活急需的各種服務，發生在與居民的日常需求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供給部門。流動服務站通過延伸服務線打破了社區服務提供上的地域限制，擴展了服務范圍。而為民服務制則通過政府內部的流程再造，改變政府的服務理念與工作方式，滿足了居民對便捷化、優質化服務的需求。

無論是作為社區服務主體的服務大廳模式還是作為補充的流動服務站模式或是為民服務模式，表面來看，均改變了政府服務方式，提高了服務效率，在社會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認可度，然而，如果從轉變政府職能、創新社區管理模式、重構社會治理結構的角度來說，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

第一，需求導向不足。社會問題與社會需求是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邏輯起點，社區居民是社區服務的對象，也是社區服務的目標指向，社區需求結構決定著社區服務的內容、方式和重點。以“需求為導向”的邏輯，體現了社區公共服務的價值所在。經過各地多年的社區管理與服務體制的探索和實踐，服務大廳模式的運作已相對比較成熟。然而，以政府指令為導向的動力機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思維限制了其發展空間。而作為對服務大廳模式在地域上和形式上補充的流動站模式和居民模式，也表現出強烈的政府主導色彩。中國特有的壓力體制、逐級發包、目標管理責任制不僅描繪了政府機構任務實現機制，同樣也解釋了為民服務的運作機制。[5]因此，無論服務大廳模式、流動站模式還是居民模式，由于沒有從根本上明確社區服務的邏輯起點，造成需求導向不足。

第二，管理層級混亂。從目前我國各地社區服務實踐探索來看，可以劃分為分設模式、下屬模式、條屬模式和專干模式等幾種基本類型。[6]之所以會出現這么多不同的管理模式，還在于沒有從根本上理順社區管理體制，造成包括街道辦、社區居委會、社會服務站等多重治理主體間關系上的混亂。流動服務站在本質上是基層政府或各部門的派出機構，居民制在組織結構上，則借助現有的區縣、鄉鎮（街道）、村（居委會）、各組（小區），分別設立服務中心、服務站和點，或依托現有的行政服務中心來運作。[5]從表面來看，服務大廳、流動站、為民服務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呈現互補效應，實際上多重服務載體使得原本混亂的社區管理體制更加復雜。

第三，主體責任模糊。雖然在社區管理體制的探索中出現了諸如武漢百步亭、上海羅山會館這種走在社區治理前列的典型，政府、市場、社會力量各司其職，合作共治，但是，從全國社區發展的整體情況來看，多數社區中心服務人員仍以政府公派為主，如果加上流動服務站和服務站的工作人員則公派比例更高。流動站的服務人員主要是從現有職能部門抽調，站的服務人員同樣主要來自現有機構或相關職能部門，員只是起穿針引線或督促作用，這實際上使得基層政府、各職能部門、街道、社區與民眾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進一步模糊了相關主體的責任，同時也加劇了社區管理的碎片化程度。[5]

第四，缺乏靈活性專業性。由于服務大廳、流動站、制的服務人員以公派為主，特別是流動站與點作為基層政府或其職能部門的派出機構，在本質上其組織結構與政府部門無異，同為官僚體制。那么，所有官僚體制存在的弊病同樣會出現在這些派出機構上。帶著管理思維而非服務思維來提供公共服務，造成公益性有余而靈活性與專業性不足，服務質量與效果勢必大打折扣。

三、服務模式――社區公共服務供給的應然選擇

1改革社區管理體制。近年來在我國社區治理中各地政府一直試圖通過組織流程再造來探求整合社區資源的途徑，但由于改革理念上的偏差，一直未能擺脫“垂直整合”的傳統思路，各種嘗試沒能從根本上理順社區體制。城市社區在事實上形成了“兩級政府、四級管理”的治理結構――市、區、街道、社區四級。[7]從社區服務管理體制來看，我國發達地區社區社會服務模式可以歸納為體制吸納型，即以政府為核心，通過一定的吸納渠道（社會服務方式）、吸納機制和吸納平臺開始將社會服務的提供職能與生產職能相分離，實現社會服務的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有效分工與合作。[6]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無論服務大廳模式、流動站模式還是為民服務模式都只是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一種方式，在管理體制上也擺脫不了以政府為中心的行政框架。

2011年，民政部在《城鄉社區服務體系建設“十二五”規劃》中提出，逐步建立面向全體社區居民，主體多元、設施配套、功能完善、內容豐富、隊伍健全、機制合理的社區服務體系。新型社區服務體系的構建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面臨著理念、體制、機制全方位的創新。最根本的是要打破既有的體制框架，理順管理主體間的關系，重構社會治理結構，建立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社會服務體系。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能否打破“體制吸納型”這一格局，以市場、社會為中心進行體制創新。

自1951年蒂特馬斯（RTitmuss）第一次提出“社會服務”概念以來，高水平高質量的社會服務已成為當代福利國家一個最顯著的特征。伴隨著從早期的補缺型服務向普惠型服務的提升，發達國家的社會服務模式也在不斷創新。特別是對制的靈活運用，不僅實現了對公共部門這一龐大系統工程的改造，也實現了社會服務的有效供給。

在我國社會公共服務從補缺型向普惠型轉變的關鍵階段，經歷著與發達國家的類似階段，同樣面臨著政府與社會的系統改革。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服務模式無疑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一般認為，機構是一個由專門的立法機關設立的執行專門職能的官方自主機構，是一個獨立于政府序列和公務員體系之外的法定實體。[8]它們是承擔行政執行職能的公法人，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從事職業范圍內的各種活動，并由此承擔相應的義務。機構意味著一種“分散化公共治理”[9]局面的出現。

借鑒西方經驗，我們可以撤消目前作為政府職能部門執行機構或派出機構的社區服務中心、流動站或站，統一打造“社區服務機構”這一綜合性的平臺。以社區公共服務項目的分類（主要有行政事務類、居務管理類和社會服務類）為基礎，將三類服務項目承接出去，在社區管理層面上實現政府決策與執行的分離，基層政府就此脫離具體服務項目的提供，社區服務機構則扮演政府“大管家”的角色。街道辦不再作為基層社區管理單位，而是社區發展核心部，專司決策，負責與社區居委會協商制定社區發展政策與規劃；社區服務機構則負責社區公共服務具體項目的提供，由此實現政府職能自上而下的“縱向”分權到由里及外的“橫向”分權的轉變。這不僅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社區管理體制上多頭管理的混亂局面，還能全面推動社區管理體制重心下移的改革。

2構建社區服務機構的運行機制。第一，在人事安排上采取經理負責制、合同制管理。首席執行官（經理）是機構的負責人，該職位向全社會開放，通過公開競爭招聘產生，實行合同聘任制，只對社區發展核心部首長負責，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沒有任何領導與被領導的隸屬關系。在競聘別重視吸引私營部門的管理者擔當此角色，借此引進私營部門的管理技術和工作作風。機構的負責人對機構內部的組織結構、人員任用、工資福利、財務管理等享有自和獨立性。社區服務機構（即整合后的社區服務提供組織）與社區發展核心部（即改造后的街道辦）的關系，由過去的行政隸屬關系轉變為契約關系。

第二，在組織架構上以框架文件和首席執行官為主要構成要素。框架文件是社區發展核心部與首席執行官之間簽訂的一種協議或工作合同，文件規定服務機構的使命以及首席執行官的職責和權限機構存在的目標，一般有效期為3到5年。框架文件以長期規劃和年度報告為基礎，社區發展核心部承擔制定框架文件并根據年度審查修改框架文件的責任，機構負責人即首席執行官則對既定框架達到最佳結果承擔個人責任。[2]

第三，在內部管理上采用以項目制為主的企業化運營。在社區服務的主要類別中，除了涉及社區發展政策方面的行政事務需交社區發展核心部制定以外，其他行政事務和居務管理事項均可交由社區服務機構承擔。即便像市容監察、行政執法、公共信息采集等這樣的行政事務，社區發展核心部也可授權委托社區服務機構執行。而對于大量涉及社會服務類的項目，社區機構可以著眼于現代化的管理原則，采用企業化管理，以公眾需求為導向，通過公開招標，合同出租，啟動項目管理，明確業務范圍和責任機制，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

四、結語

長期以來我國行政制度的突出特點就是行政機構從政策的出臺到執行均需“對上負責”，委托鏈條是自上而下的。因此，無論是目前的服務大廳、流動站亦或是為民服務均呈現出強烈的政府主導色彩。如果政府服務的理念沒有根本改變，任何形式上的改造只是換湯不換藥。社區管理體制及模式的創新重在實現政府服務理念由目標責任制向需求導向型的轉變。社區服務機構作為社區服務執行機構，直接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居民是委托人，而機構是名副其實的人，承接居民交辦的事項。

現存的三種主要社區服務模式表面上看擴大了服務范圍提高了服務質量，實際來說卻使得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基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單從不同地市社區管理模式之多就足以證明管理體制本身的混亂。而服務模式意在打造真正意義上的一站式服務與一門化管理，實現社區管理體制的徹底變革，通過整合現存的各類社區服務載體，從而打破職能壁壘，理順管理體制。社區服務機構的設立一方面分解了政府職能部門的功能，防止因政府社會服務功能擴大而導致的機構膨脹現象；另一方面，對合同制在不同領域的廣泛運用會帶來全新的公共治理格局，重構社區治理結構。

采用企業化管理和市場化運作的社區服務機構，將服務出售給最適合的組織去承擔，后者可以是非營利組織、私營企業，由專門人才和部門完成技術性、專業性的工作，引導社區服務朝專業化、職業化、標準化方向發展，而這正是社區公共服務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 譚康林.歐洲國家的機構治理[J]. 歐洲研究， 2010，（2）.

[2] 王玉明.英國中央政府執行機構改革[J].地方政府管理， 2000，（5）.

[3] 劉志昌.轉型期構建社區公共服務模式探討[J].理論界， 2005，（12）.

[4] 詹成付.社區建設工作進展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5：491-498.

[5] 雷尚清，劉蕾.為民服務：演化邏輯及其困境[J].中國行政管理， 2012，（12）.

[6] 林閩鋼.我國社會服務管理體制和機制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2013，（3）.

[7] 盧愛國.公共管理社區化：模式比較與路徑選擇[J].中州學刊， 2008，（6）.

第9篇：社區治理需求范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并從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等方面作出了具體部署。作為邊疆民族地區，新疆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著眼于群眾所急所需，強化社區服務職能，打造數字化城市管理服務平臺，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引導社工、義工和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治理，并將每個社區的每個樓宇建成各具特色的溫馨家園，走出一條基層社會治理的新路。

專題調研組成員：

謝志強 朱紅文 陶建群 陳楠

初夏時節走進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下稱“克區”），我們被這里的景致所吸引：街道潔凈規整、樹木蔥蘢茂盛、建筑錯落別致，蜿蜒清澈的克拉瑪依河穿城而過，呈現一派祥和景象。如果說引水工程給這個昔日的戈壁灘帶來了生態改善、經濟騰飛的契機；那么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城區榮譽的取得，則開啟了克區社會治理跨越式發展新的起點。

近年來，克區以社區服務作為探索社會治理創新的切入點，打造社區、社會組織、數字化城管三個服務平臺，推出養老、青少年社區教育和樓宇文化三個服務品牌，形成了社會和諧發展的良好局面。

社區治理：管理和服務互動融合，構建和諧溫馨社區

在北斗新月社區心相印苑走訪中，杜女士告訴我們：“我骨折期間，鄰居們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感受到家的溫暖和關愛。”“獨居的杜女士得到鄰居幫助，得益于樓宇理事會的倡議。”該社區黨支部書記馮秀云介紹說，“樓宇理事會是小區的居民自治組織之一，在聯系服務群眾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克區現轄58個社區和一個農牧業鄉（不含駐區團場），社區的和諧穩定事關全區大局。克區區委書記張虎介紹說，作為邊疆民族地區，克區基層社會治理面臨極大挑戰：民族構成多樣化、群眾利益多元化、社會矛盾復雜化，亟需創新社會治理的平臺和方式。為此，克區以社區治理為突破口，寓管理于服務，倡導居民自治，著力提升居民幸福感。

要做好社區服務工作，就得以人為本，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積極化解民憂民怨。克區在探索完善社區治理中，逐步形成了綜合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的“五百”工作機制。據克區區委組織部長梁武軍介紹，“五百”工作機制，指的是以150-180戶居民為單位，將社區劃分為若干個責任區，由社區關愛居民聯絡員（兩委成員）帶領社區黨員積極分子、樓棟長、單元長骨干等組成服務管理團隊，串百家門、知百家情、管百家事、解百家難、暖百家心。通過“串門”、“知情”了解掌握所在單元及居民的全面情況，通過“管事”、“解難” 及時反饋居民需求，組織提供各類專項服務，切實把黨和政府的關心、社區居委會的熱心和社會各界的愛心送到千家萬戶，從而實現 “暖心”工作目標。

為保障該工作機制的順利運行，克區制定出臺了配套制度，如“分片包戶”、“民情日記”、“一崗雙責”、 績效考核等制度。這些制度調動了社區工作者的積極性，進一步提升了服務質量和效能。在“五百”工作機制的推動下，克區建立了項目齊全的居民檔案和社區資源檔案，建立健全了社區警務室和社區調委會，組建了由社區民警、協警、義務聯防隊、紅袖標、治安信息員等組成的綜治維穩隊伍，把社區建成了綜治維穩的前沿陣地，為數字化城市管理服務提供了基礎數據來源。

如果說社區優美的生活環境和完善的基礎設施讓人舒心，那么貼心的互助幫扶則讓人暖心。在社區服務中，克區還充分發揮社區自治組織的作用，堅持打造“一樓宇一品牌”，并給予活動經費支持，通過樓宇文化活動進一步擴大居民的參與和互動，有力促進了社區和諧發展。從2008年開始，北斗新月社區就著力打造特色樓宇文化品牌，如心相印苑的“百家宴”、團結苑的“樓組拔河賽”、連心苑的“鄰里情”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動。克區豐富多彩的樓宇文化活動，營造了親善友愛的良好社會氛圍，增強了社區建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克區副區長劉進夫認為，克區社區建設有四點經驗：一是以人為本、服務居民；二是資源共享、共駐共建；三是責權統一、管理有序；四是擴大民主、居民自治。目前，克區正朝著“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區治理體系目標邁進。

社會組織：承接更多公共服務職能，打造“一老一少”服務品牌

“社會組織是為承接政府職能而生，因解決社會矛盾而生，因滿足社會大眾需求而生。”勝利路街道樂齡社工服務社的總干事岳素君談起工作滔滔不絕：“社工是社會的劑，每當看到所幫助的青少年打開心扉、融入社會，我就會非常有成就感。”

為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克區積極引導培育社會組織，打造專業化的社工隊伍服務群眾。據介紹，樂齡社會工作服務社是克區首批注冊的民辦非贏利企業，致力于為青少年群體提供專業服務，如社區六點鐘學校、重度殘障少兒關愛、問題青少年幫扶等項目，在引導青少年健康成長、預防青少年犯罪，促進家庭、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克區是離退休“老石油”的主要居住地，截至2013年底，60歲以上老人已達27608人。對此，通過有序整合社會資源，克區構建起“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克區相繼建成老年活動中心、 25個社區養老日托中心（站）、專業養老機構“克拉瑪依黑油山老年社區”等設施，其中，社區養老服務覆蓋54個社區，居家養老基礎設施服務覆蓋面已達社區總數的93.1%。在古爾邦節、春節、敬老宣傳月期間，開展對高齡、孤寡、殘疾等各族老人慰問，老年優待政策和優惠待遇不斷優化，并及時兌現。

截至2014年5月底，克區社會組織達497家，其中，社會團體27家、民辦非企業56家、社區社會組織414家，142人取得社會工作師認證。近兩年，克區購買公共服務已覆蓋了養老、治安、文化、科普、教育和刑釋解教人員幫教等8個民生領域。此外，克區還加強志愿服務隊伍建設，當前共有19617名義工，團體義工隊伍共27類703支，開展了醫療衛生、心理輔導、剪紙編制、書法繪畫等服務項目。2013年，共開展各類活動20197次，受益群眾達189180人。

可以說，克區社會組織發展有序漸進，社會工作形成了社工引領義工，義工輔助社工，義工發動群眾，群眾參與義工，義工協助社工的良性循環。

數字城管：優化社會治理方式，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安全感

2014年6月10日，監督員阿曼古麗巡查網格時發現園丁小區2號樓旁的上水井蓋破損，她于16：45分將信息上報數字化城管平臺，半小時后，相關工作人員受理核實，將此案派遣至供水公司，供水公司當即派人趕赴現場并修理完好。事后，監督員再到現場核查并反饋城管平臺結案歸檔。該事件從信息采集到結案歸檔共用了2小時8分鐘。

每天早上，配備具有GPS衛星定位功能的“城管通”的克區城市管理監督員會出現在自己的責任區里，采集、反饋著相關城市信息，包括城市公共設施、道路交通、施工管理等各類公共問題。與此同時， 城管指揮中心有數十名工作人員同時受理來自監督員、“12319”熱線等各渠道反映的問題。

據了解，克區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于2008年9月正式開通運行。2009年，克區通過了國家住建部的驗收，被授予“全國數字化城市管理試點城區”的稱號，成為西北第一家通過驗收的城區。克區構建的“源頭治理、常態管理、應急處置”的服務體系，通過利用基礎數據采集成果快速定位，高效協調各業務部門快速處置，有效化解了社會各類不和諧因素。截至2014年5月底，該平臺共協調處置各類案件5965起。其中，“12319”城管熱線4500起，臨時處置案件718起，車輛巡查發現問題747起。案件處置回訪滿意率達到100%，并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

除了數字城管的建設，克區還完成了社會事務綜合管理信息系統、社區衛生信息系統等信息化建設項目，并在全區中小學、幼兒園安裝了全球眼監控系統，為打造高品質和安全城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信息化的應用，不但給老百姓生活帶來了安全便利，解決了部分人的就業問題，還打破了原來的各區獨立建設、分塊管理的狀態，實現了數據和應用統一集中管理，有效整合和運用了各種資源。這種流程的再造、機制的創新，在潤物細無聲中給社會治理帶來巨變。

（執筆：人民論壇記者 陳楠）

責編/王志遠 美編/于珊

【資料鏈接】

克拉瑪依社區治理各具特色

南林社區：“1+5”治理模式

南林社區構建起了以社區黨總支為領導核心，以社區區域化黨委作為協調機構，以黨員服務社、平安家園服務社、愛心互助服務社、快樂時光服務社、健康成長服務社五個社區自治組織為服務載體的治理架構，社區居民在自治中貢獻力量、得到幫助、交流情感、收獲快樂。

苑泉社區：網格化治理保居民平安

苑泉社區組建了由小區治安員、居委會關愛聯絡員、社區協警以及義務聯防隊、企事業單位保衛人員、物管站工作人員、店店聯防巡邏隊、批發市場保衛人員、樓棟長和單元長等組成的8支巡邏防控隊伍，將社區劃分為10個基礎“網格”，保證24小時有人值班，24小時有人巡邏，社區治安狀況令居民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