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歷史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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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的主旨是探討泰雅族的服飾文化，通過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紋身文化，獨特的衣著文化了解到衣飾對泰雅族而言，并不單純是穿戴的，而和歷史、宗教、生活、環(huán)境及風俗習慣都有很大聯(lián)系。

在遼闊的神州大地上，居住著五十余個民族，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鮮明的地區(qū)特色和民族傳統(tǒng)，而其中最具形象性的即為服飾。服飾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象征，也是人民思想意識和精神風貌的體現(xiàn)。

當人類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時，可以說就有了服飾。只不過，那些掛在頸項間的串飾不一定是為了審美，而是有著更鄭重的涵義，那就是護佑生命，祈福避邪。尤其在科學尚不發(fā)到的原始社會，人們更希望能有一種超越自然的力量，保護著一個部落甚至一個部落的繁衍興旺。因此，在現(xiàn)在這個以自然回歸、綠色、環(huán)保為主題的時代，我們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才能更準確地把握時代主題，創(chuàng)造服裝界新的歷史篇章。

一、服飾與文化的關系，我們要關注原住民族的文化

泰雅族，這個在我國臺灣寶島人口九族中為第二多，分布地區(qū)最廣的民族，擁有著獨特的文化歷史和服飾歷史。一直以來，泰雅族各社之間互相分立，沒有施行統(tǒng)一的政治體制，因此各種爭議最后都以武力解決。這不只是對異族，對鄰近的同族也是如此。所以男子稍大之后，就執(zhí)槍用刀。獵首時經常隨行，以鍛煉武藝及膽色。未取得敵人首級著不被認同為真正的泰雅族人，禁止施以種族象征的紋面。取得敵人首級著，還有衣服，手環(huán)，臂環(huán)等裝飾品來表彰勇武。因此，從某種程度上，服飾代表著男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價值。

二、泰雅族的歷史文化

（一）泰雅族的紋面文化

泰雅族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服飾應該就是紋面了。紋面文化其來已久，只能由神話傳說來推測紋面的起源。其一，兄妹通婚：很久以前，一兄妹從裂縫的大石頭中爬出來，長大后也要傳宗接代，但妹妹擔心哥哥不肯與她成婚，于是用煤炭將臉涂黑，哥哥見后不知道是妹妹，終于結成夫妻。此后，泰雅族的女性婚前必定在臉上刺青。當然，泰雅族的婚姻與其它文明國家一樣，男女關系已非原始自由的狀態(tài)，而是處于完整的婚姻狀態(tài)。其二，避災禍：以前泰雅族的年輕女子無故接連死亡，某日一女子夢見祖先告示她：紋面則可避禍。但無人知道什么是紋面，就將衣服上的圖紋刺在臉上，果然不再有人死于不明原因，而且泰雅族人變得很長壽?，F(xiàn)在泰雅族認為紋面乃祖先的訓示，可以避免災禍，延長壽命。紋面次數越多，顏色越深，花紋越美，死后能越早見到祖先。相傳在死后會經過彩虹橋，通過此橋就能到另一個世界，若沒有紋面或是生前功績太少，就只能走橋下，要花較多的時間才能到，若有紋面者，就走橋上，不僅能較快到另一個世界，而且祖先會在橋的另一頭等，陪伴你到另一個世界。紋面也是一種紀錄泰雅族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的方式。族中的男子必須學會打獵及獵到人頭，才能紋面。而女孩子紋面后，方能學習織布。由此可知紋面代表了泰雅族人的心智成熟及經濟自主。泰雅族認為紋面顏色越深，色彩越黑，越顯美麗，可見紋面對泰雅族的審美觀影響甚大。紋面所需的費用一般無法負擔，因此紋面也為財富的象征。

（二）泰雅族的衣飾文化

泰雅族的紋面是特殊而美麗的，它承載著泰雅族的歷史，也為泰雅族的衣飾增添了無限的魅力。因為地域的不同，泰雅族的服飾也與別的族飾有所不同。

1、泰雅族的衣服分為長衣，短衣，裙子，披風，胸兜，綁腿，遮陰布等七種。其中兜檔的款式男女完全不同，護腳布只有女子使用。此外頭部則男子戴帽，婦女用頭巾。男女腳上都不穿鞋。泰雅族的衣服，無論在結構上或衣服的種類上，男女的限制都很少，有很多衣服都是男女共享。除了婦女不穿無袖短上衣，遮陰布外，其它似乎都可以和男子共享。裙子本來以女性為主，但男性卻又可以穿珠裙。童裝形式和成人相同，但尺寸較小，花紋較簡單。衣服分夏天和冬天的，但結構上相同，厚薄也一樣，只有不同件數的分別，夏季穿較少件，冬季穿較多件。泰雅族的衣著也是隨著場合而變化的，工作時，為保護皮膚與保暖，便于工作，男子上身穿無袖的工作服，下圍遮陰布。女子下穿粗布白裙。慶典，交際及約會時，為了美觀、正式，男女都穿禮服，只是女子穿的裙子以絨線織成的條狀花紋為主，男女皆需穿肚兜。出征時，為了行動方便，鼓勵士氣，男子都穿戰(zhàn)服及披肩，頭戴熊皮帽。泰雅族人用他們久遠的歷史造就了他們燦爛的文化，以及他們美麗的衣飾、豐富多彩的生活。 轉貼于

2、除衣服之外，泰雅族還有各種佩戴在身上的裝飾品，有頭環(huán)、耳飾、頸飾、胸飾、臂飾、手環(huán)、指環(huán)、腳飾等等。泰雅族的飾品有男女共享的，男性或女性專用的，特殊資格才能使用的和任何人都可以佩戴的。男人們佩戴的有男壓發(fā)箍，菌形耳飾，貝錢頸飾，野豬牙臂飾，臂鈴貝珠串腰和腿飾。女人戴金屬手鐲，貝片頸飾，扇形耳飾，梯形耳飾和女壓發(fā)箍。男女可同用的有：貝珠串發(fā)繩，貝珠串腕飾和裸飾。泰雅族的飾品也有深遠的歷史及文化意義。泰雅族是以狩獵及獵首來衡量男人在社會上的價值，因此許多男人的飾品是以獵物的器官來制成，如獸牙，毛皮，擁有此類的飾品除了代表功績，也顯示對社會的貢獻。據說，泰雅族的一種耳飾，也和傳說中耕作的起源有關。古時糧食之攜帶極為方便。將數粒小米裝入穿耳作為裝飾的細竹管中攜帶即可。某處某頭目于耳上穿洞，戴上竹管，且常將小米數粒放入空管內攜帶。大家起而效行，在耳朵上戴竹管，并將小米放入其中。后來，將小米粒放入竹管之風雖已絕，但卻變?yōu)槎梻髦两袢?。即現(xiàn)在的耳管。

泰雅族沒有具體的錢幣制度的，他們采用物物交換的方式，以貝殼制成的衣服飾品，被視為是最貴重的東西，聘金就時常以若干件珠衣，珠裙來計算，如想成為巫醫(yī)，拜師前也須付給師父一件珠衣。

三、泰雅族的織縫文化

泰雅族的婦女早已懂得織縫之術。她們用自制的麻線或用麻線交換得來的棉線及毛線混合著織布，并且用麻布及交換得來的棉布制作衣服，不過泰雅族只有稱為“薯榔”的茶褐色染料，沒有紅、藍、黃、黑等色料。所以這些有顏色的布都是交換得來的，或是以交換得到的毛線混合織成。因此，泰雅族的衣服顏色有素色的，也有由各種色彩編織的花樣。衣服上的織紋記載著泰雅族的歷史，泰雅族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有的織紋形狀如同彩虹，和紋面一樣代表宗教信仰中的彩虹橋，通過此橋就能和已經過逝的祖先見面；有如同眼睛一般的織紋，透露出泰雅族人對祖先的崇敬；臼米形狀的織紋則代表小米在農業(yè)、飲食及祭祀上的重要性；還有鳥爪的織紋，代表泰雅族十分尊敬的一種鳥（sileq），此鳥是智能的象征，也是卜卦的依據；道路形狀的織紋，則顯示以燒墾方式的族人必須時常遷移的歷史。

第2篇：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少數民族地區(qū)；古籍保護；保護與利用

中圖分類號：G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812-2485（2014）03-04504

1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圖書館古籍文獻保護的意義

地方古籍文獻是地方圖書館收藏的具有較大參考價值、保存價值和版本價值 的文獻，它大都是線裝本。有的是古籍善本書，有的是反映地方歷史與發(fā)展的文獻，有的是拓印本或有的是手抄本，它的版本形式多樣，內容復雜。因此，認真保護好這些地方古籍文獻，一方面可以充分保護地方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可以為研究地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歷史發(fā)展的讀者提供第一手詳實的資料。特別是我們這些少數民族地區(qū)來說，很多資料是在國家圖書館均無法查閱的。如：《諾葉》、《洪水連天》手抄本，帶有較為濃重的地方色彩，是其它地區(qū)無法查到的，它對研究彝族民風民俗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和使用價值。又如光緒年間成書的《普洱府志》，《思茅廳志》等歷史典籍，詳細記載了普洱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歷史沿革等等資料線索，它是研究我市少數民族地區(qū)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其歷史沿革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資料。在國家高度重視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今天，作為文獻信息的收藏、管理、開發(fā)和利用的圖書館來說，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加強那些被稱為“老古董”的古籍文獻，并高度重視和加強其開發(fā)和利用的力度，對我們進行文化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2 普洱市少數民族地區(qū)古籍文獻資源現(xiàn)狀

2.1 數量、質量和價值

普洱市位于云南西南部，轄九縣一市，14個勤勞智慧的世居少數民族很早就在這塊富饒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各族人民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化，傳承下來了許多珍貴的古籍文獻，記載了幾個世紀，幾朝幾代以來普洱府、思茅廳、他郎廳、車里宣慰司、銀生城等普洱市古代各族人民的歷史沿革、地理概貌、經濟狀況，古跡名勝、民族文化、茶文化。體現(xiàn)了資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和意義，為今天各少數民族建設妙曼普洱、養(yǎng)生天堂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寶貴的借鑒。

少數民族文獻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知識資源。普洱市14個少數民族中近半數有自己的文字，在各縣圖書館都收藏有各個民族的文獻。文種上有拉祜、彝、傣、布朗、苗等。從版本上看，既有貝葉經寫本、草紙毛筆寫本、線裝本。

彝族有傳統(tǒng)文字，俗稱老彝文，普洱市尚存的彝文古籍手抄本有《諾葉》、《洪水連天》、《作泊布》、《無?！?、《買?！贰ⅰ兑妥迩楦琛?、《擇日歷書》、《彝族醫(yī)藥書》等70多卷。這些文獻，內容涉及天文、歷史、哲學、倫理道德、地理、醫(yī)藥、民族等，是研究彝族歷史、文化藝術的寶貴材料。

為了發(fā)掘彝族文化遺產，從1982年開始，市、縣民委和有關部門聘請彝族畢摩，對彝族古籍進行編目，翻譯和整理。目前已翻譯整理出《諾葉》、《洪水連天》、《彝族醫(yī)藥書》、《指路經》、《作泊布》、《作齋篇》、《六祖史》等近10部史書，約30萬字?！兑妥遽t(yī)藥書》成書時間為清康熙三年（1664年），全年共9000余字，完全用彝文寫成，經普洱市中草藥研究所驗證，確認是一部有重要價值的醫(yī)藥書。《諾葉》一書漢語可譯為“教育”主要宣揚彝族的倫理道德?！吨嘎方洝肥菫橹吲e行蔡祀活動時念誦的經文，內容是為之靈指路，使之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和祖先團聚，它從一個側面概述了彝族先民的遷徒路線。

拉祜族，有語言和文字，影響較深的文學作品有200多篇，代表作品有：《牡帕密帕》、《扎努扎別》、《古搓戛搓》和《古根》等，拉祜文獻有《拉祜族史詩》。

佤族，有語言和文字，口頭文學作品中，尤以“司崗里”、“三木落”等最為流行?！八緧徖铩彼淼氖聦嵰堰h遠超過文學范疇，成為研究佤族社會歷史的驗證史料。在膾灸人口的“三木落”長詩中，成功地塑造了佤族青年英雄“三木落”的形象。

2.2普洱市縣圖書館工作者對古籍文獻的保護與管理

2.2.1普洱市圖書館。2008年開始，云南省圖書館古籍保護中心，組織云南省各市州圖書館開展古籍普查登記工作。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義》（圖辦發(fā)〔2007〕6號）文件要求，依據這些精神，普洱市圖書館領導重視并認真落實。古籍普查是古籍保護的基礎性工作。古籍屬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料，一旦破壞就不能再現(xiàn)。為抓好這項工作，普洱市圖書館于2008年8月成立了普洱市圖書館古籍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劃撥了必需的經費，加強制度建設與管理，幾年來先后舉辦多次古籍講座和培訓班，保障古籍保護工作的正常進行，領導小組成員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為總的指導原則，先后對全市進行多次古籍的普查、收藏、管理工作。

2.2.1.1對私家藏書進行普查。2008年11月，先后到景谷，在景谷縣圖書館同仁的帶領配合下，到景谷永平鎮(zhèn)芒東村謝榮衛(wèi)家考察征集古籍。由于主人保管不善，古籍出現(xiàn)了蟲蛀、鼠嚙、火煙烤過的味道，古籍受損十分嚴重，工作人員耐心宣傳古籍保護的知識，給他們送去經濟上的補償，使普洱市圖書館購賣到這批古籍文獻，填補了普洱市圖書館無古籍的空白，這批古書內容為四書五經和教科書。有55種、205冊（其中古籍有100冊、民國的書有34冊、手抄本75冊、破損書22冊.）

2.2.1.2對宗教寺廟藏書進行普查。2009年至2012年先后幾次到孟連宣撫司置學習、普查、了解傣族貝葉典籍，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古籍是中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貝葉典籍是傣族創(chuàng)制，使用時間較早的文字，它是用特殊的葉子貝葉上刻字制作成一捆捆的。內容為佛經、民間故事、歌遙、詩歌等描寫本鄉(xiāng)土的山山水水，使民族文化遺產自古傳承至今，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共普查登記貝葉經28件（冊），近代古籍文獻385件（冊）。

2.2.1.3對全縣藏有古籍的單位機關進行普查。

①2012年在思茅區(qū)檔案局普查到2種3冊，分別是清時期《思茅廳志》上下冊原稿，清時期《思普志稿》一冊。并做圖片拍攝。

②2012年在江城縣檔案館普查到彝文稿1件，并做圖片拍攝。

③2012年在孟連縣檔案館普查到傣族貝葉經《侈啥》集卷之五1件。

④2012年在普洱市檔案館普查到3種21冊，分別為：光緒十三年丁西重修《普洱府志》原稿13冊。乾隆元年《云南通志》二十八卷、7冊。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欽定歷代職官表（文淵闊）四庫全書》1冊。

⑤2012年在景谷縣檔案館普查到景谷傣族貝葉經棉紙稿1冊，景谷縣傣文檔案1份，并做圖片拍攝。

⑥2012年在景東縣檔案館普查到彝文檔案10冊，并做圖片拍攝。

2.2.2墨江縣圖書館：漢文古籍59種、175冊，少數民族古籍16冊。

2.2.3江城縣圖書館：漢文古籍2種、2冊，謠族經書8種、14冊。

2.2.4景東縣圖書館：漢文古籍3種、4冊。

截止2012年11月，普洱市圖書館對本轄區(qū)內古籍登記聯(lián)合目錄總是數為494種，722冊。

3 少數民族古籍要搶救保護與傳承

3.1加強領導對保護古籍文獻的認識

無論什么工作，領導的重視與否，是這項工作能否順利而有效地開展的重要條件。因此，我們要借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東風，向當地政府和主管部門的領導們大力宣傳加強古籍保護和弘揚本地地方古代文化的重要意義，引起他們的高度重視。要讓他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真正重視此項工作，才能使這項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

3.2 加強對工作人員能力和素質的培養(yǎng)和培訓

工作人員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古籍文獻和整個圖書館的管理。因此，首先要加強工作人員文化素質的培訓。文化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整個工作的開展。其次，提高他們的思想素質。思想素質的高低在一定程度可以說是做好工作的動力。思想素質高的人，無論工作難度有多大，總是想方設法的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們有較強的工作責任心和使命感，無論什么工作都能認真的做好。再次，努力提高他們的業(yè)務素質和管理能力。業(yè)務素質的高低和管理能力的強弱 ，直接影響到業(yè)務工作的開展和管理工作的規(guī)范化 、標準化。

3.3 積極改善環(huán)境條件，加強古籍文獻的保護與管理

環(huán)境條件對古籍文獻的管理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大力弘揚我國古代傳統(tǒng)的優(yōu)秀文化。在改善管理條件方面，首先要改善館舍 ，讓那些破舊的館舍和書架告別古籍圖書的收藏室；其次古籍圖書長期以來由于管理不善，有的已經發(fā)霉、變黃；有的被蟲蛀；有的因紙張變脆，在過去的搬動中出現(xiàn)了嚴重的破損現(xiàn)象；有的缺張少頁；有的文字模糊不清。發(fā)霉、變黃的古籍文獻 ，是由于庫房空氣潮濕，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與紙張中的化學成分發(fā)生反應，在溫度過高時所致。因此，在具體工作中，我們一定要按照國家規(guī)定的有關古籍管理和保護的標準，在庫房內安裝溫度計和濕度計和空詞，隨時調節(jié)室內的溫度和濕度。避免古籍文獻的再次發(fā)霉、變黃。被蟲蛀的古籍文獻，一定要采取積極有效的殺蟲、防蟲措施。紙張變脆的古籍文獻，是由于紙張嚴重脫水而產生的。因此，我們在具體管理時，一定要經常觀察室內的空氣濕度，凡是溫度高或低都要盡快調整。缺張少頁、被蟲蛀壞的古籍文獻，應采取積極有效的補救措施，如：對缺頁的古籍，要請教有關專家學者，讓他們根據上下內容將該古籍補充完整，也可以向其他圖書館求助，請求他們幫助補齊、補全，使資料具有較全面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對被蟲蛀的古籍，我們也要進行修復，將被蟲蛀掉的字仿照書中字體補齊補全，將其修復完整齊全。文獻能具有較強的完整性和內容上的連貫性?？傊?，我們只有在當地政府和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下。在圖書館全體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工作下，積極改變原來的管理方法，才能使我們普洱優(yōu)秀的古代文獻、文化得以發(fā)揚光大。

4 加強西部地區(qū)古籍文獻的開發(fā)，提高古籍文獻利用率

4.1古籍文獻之所以利用率低，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原因：①宣傳力度不夠，讀者根本不知道圖書館里有哪些古籍圖書，于是使得這些古籍圖書長期積壓無人問津；②由于古籍圖書大都用古字體，大部分讀者群對古字體閱讀困難，即使是研究歷史的讀者，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困難和問題；③開發(fā)的力度不夠。在這些地方古籍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們撰寫地方史志、制定地方發(fā)展規(guī)劃和研究地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最有價值的資料，但由于資料分散，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才能收集齊全，大部分讀者由于缺乏耐心，使得這些資料也無法用上。

4.2加大對古籍文獻的開發(fā)，提高其利用率

一是利用圖書館的墻報和在顯要位置對本館的地方古籍進行宣傳、介紹，讓讀者進圖書館就看到本館有那些古籍文獻。還可 以通過廣播、電視進行宣傳 ，擴大影響和宣傳面 ，讓更多人知道、了解 、認識并利用圖書館的古籍文獻；二是加大古籍文獻開發(fā)的力度 ，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人手 ：①編制古籍文獻專題索引，將館藏古籍 中的各種資料按專題進行集 中，并利用宣傳櫥窗向廣大讀者進行推薦和介紹。②對古籍文獻 中的生僻字和不常用字用拼音字母進行注音，方便讀者閱讀。讓更多的讀者能夠讀懂它、理解它，并進一步利用它；③對古籍文獻進行全面介紹，主要是對館藏古籍文獻的結構、內容、編排體例進行全面介紹，讓讀者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 ，有選擇地利用現(xiàn)有館藏古籍文獻。

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fā)揮館藏古籍文獻的功能，為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服務，為更廣大的讀者服務。

參考文獻

1施廷鏞著。中國古籍版本概要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 廖廷唐等編著.圖書館古籍整理 [M ].武漢：湖北省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委員會，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湖北高校圖書館》雜志社，1986.。

第3篇：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歷史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對于這一點社會、家庭都有共識。但是學生歷史水平低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的反差？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應試教育。雖然學習是一個人不斷完善、提高自己的主動性的過程，但是人畢竟是社會的人。人的學習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學習帶有強烈的功利性：能實用的就學，要中孝、高考的就學，其它的馬虎過去就行了，這是影響歷史教學的大環(huán)境。二是傳統(tǒng)的歷史教學方法過時，手段單一，教學方式死板。教師一根教鞭、一支粉筆、一張嘴的填壓式的教學模式越來越壓抑學的個性，影響學的思維，使本身對歷史抱有濃厚興趣的學生離歷史越來越遠了。這也屬于應試教育的問題，當然，它是影響歷史教學的小環(huán)境。

當前歷史特別是初中歷史教育的現(xiàn)狀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從教學思維、教學方式、教學模式乃至教學評價的全方位的轉變。在短期內，影響歷史教學的大環(huán)境不能發(fā)生根本的變化，這就意意味著在學習動力系統(tǒng)中學歷史的需要和動機也不會有根本的變化，要尋求學的動力，我們只能從影響歷史教學的小環(huán)境，從學的興趣入手。而歷史學科的特點也為此提供了可能條件。

從上期開始我和另外兩位老師承擔了一項如何提高學學習歷史的興趣的科研課題。課題的重點在于尋求提高學學習歷史興趣的方法手段或教育模式，以達到提高學習效果、培養(yǎng)學生能的目擊的。在科研過和中在教育實踐中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歷史知識的文學化

1、故事化

許多學對先人的豐功偉績、各種事件的動人故事懷有濃厚的興趣，因而普遍希望老師

能以講故事的方工來講述歷史。據我們課題組對初一學生的問卷調查表明50%的學歡迎的教學方式是講故事。誠然，老師講故事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學生，而是將課文作一改編，使課文的主要內容貫穿于故事中去，這樣，既能使學生引人入勝，又能使學生掌握知識。這種方法對老師的語言表研究室能力、文字駕馭能力有較高的要求。

2、詩歌化

在古文學中，詩歌是高度凝縮的文學。優(yōu)秀的詩歌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思想性，能很快把人帶入歷史情境中去，并迅速產生共鳴。如講三國鼎立這一課時，由蘇軾的赤壁懷古引入，使學的思緒隨著滾滾的長江飛向檣櫓灰飛煙滅的古戰(zhàn)場，從而迅速切入主題。在講樂府詩時著重講十五從軍征一詩，通過老師飽含激情的朗誦和講解，使學生體會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從而總結出樂府詩的特點。

3、戲劇化

講臺是教師的舞臺，也可以是學生的舞臺。初中歷史的事性為學生扮演歷史中的人物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戰(zhàn)國七雄那一課講商鞅變法，可以編一歷史短劇商鞅舌戰(zhàn)公孫龍，找兩個學生分別扮演商鞅和公孫龍，辯論是變法這是守祖宗之法；講國境內的遠古人類可以讓學生扮演元謀人、北京人、山頂洞人，或自述歷史，或二者、三者對話。通過戲劇化的過程，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的熱情，使學生臨歷史的情境中去感受逝去的久遠的歷史，從百增進學習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歷史知識的形象化文物（模型）圖片在歷史教學中的運用。

文物是史實的實證，歷史圖片是史實某一瞬間的再現(xiàn)。前者以如山之鐵證，后者以具體形象，給學生形成歷史觀念，歷史概念提供豐富的可靠的想象根據和判斷根據。并能激發(fā)學習興趣，增強記憶。歷史文物反映著我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在教學中運用歷史文物，能有力激發(fā)學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陶冶他們的情操，提高他們的工藝術修養(yǎng)。通過歷史圖片，有助于培養(yǎng)學生觀察、分析能力和藝術鑒賞能力。

1、幻燈教學

幻燈教學是當前普遍運用于歷史課的電教手段。

教師可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選擇有關的文物圖片、歷史地圖或歷史圖表等在課堂上的放映，便于教師配合圖像進行講解。它的作用雖類似掛圖，但是，比掛圖更迅速、更準確、更逼真地反映歷史圖像。因此，教學效果遠遠超過演示掛圖。

2、錄音教學

近年來錄機已迅速普及，在歷史教學上應充分發(fā)揮它的作用，以加強歷史的生動性，活躍課堂氣氛，豐富教學內容，其運用方式除上述放映幻燈時，用磁帶配上解說或音樂，以增強視聽效果外，還可收存與教學有關的聲響資料，以配合使用。

3、電視和錄相教學

電視和錄相教學是聲音和圖像的最佳結合，它能使歷史教學更生動、更形象、更直觀，它能以多種方式剌激學生的大腦，能把已逝去的歷史現(xiàn)象有血有，肉的復現(xiàn)出來，從而加深學生的印象，增強記憶的效果。當然，以上的一些教學手段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趨勢，不過這是一個正在探索的領域，也是我們在教學手段研究中的一個重點。

三、歷史知識的個性化

歷史知識個性化的特點在于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通過討論會、演講會、寫歷史論文等方式讓學生自己去感受歷史，獨立地作出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價，它強調學生的活動。

1、專題討論會

為開拓學生視野，培養(yǎng)探索、研究問題的能力，由教師給學生介紹一些報刊上有爭論的，又有教育意義的材料或直接就書上的人物、現(xiàn)象，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并展開討論。專題討論可開闊學生的眼界、形成歷史思維，從而培養(yǎng)分

析歸納能力和從現(xiàn)象在場看本質的能力。

2、歷史演講會

在學生講故事的基礎上，選擇內容較好、思想性強的材料，由表達技能較高的同學，舉行歷史故事演講會，并進行評比。這對普及歷史知識，培養(yǎng)學生能力和進行思想教育都將起一定的作用。

2、歷史論文

對初中學生而言，歷史論文屬較高要求，在此略去不講

四、歷史評價的多樣化

第4篇：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41.（12分）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沖擊—反應”曾是國內外史學界解釋中國近代歷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觀點為中國社會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傳統(tǒng)框架的內部動力；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的沖擊促使中國發(fā)生劇烈變化。有人據此圖示中國近代歷史變遷（見圖10）。

根據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評析“沖擊—反應”模式。

（要求：對該模式贊成、反對或另有觀點均可，觀點明確；運用材料中的史實進行評析，史論結合。）

為了準確把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更好地備戰(zhàn)2013年的高考，2012年6月底，筆者組織了淮北市四所省示范高中即將升入高三的學生共199人進行了模擬測試。為了保證測試效果，盡量縮小和高考實戰(zhàn)之間的誤差，雖然筆者選擇了各?；A知識較為扎實的文科實驗班學生作為測試對象，但測試暴露出來的問題依然令筆者大跌眼鏡。

命題者選取了涉及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問題，以學術視野俯瞰高中課程內容，在總結中國人追求現(xiàn)代化歷程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思考在當今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該如何應對世界的挑戰(zhàn)。命題者希望出現(xiàn)“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希望看到有創(chuàng)意且論證嚴密的觀點，進而以此引領中學歷史教學的發(fā)展方向。但學生答題的現(xiàn)實和命題者預設的理想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反差，折射出存在于中學歷史教學現(xiàn)實中的偏差。

問題1：199人中，沒有一個人選擇“另有觀點”，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與“沖擊—反應”模式不同的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模式。（當然，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題目中的“運用材料中的史實”）

問題2：23人明確表示反對“沖擊—反應”模式（15人），或認為該模式觀點片面（8人），占總人數的11.5%。這其中只有10人能給出反對的理由，占總人數的5%。但理由無一例外都是干巴巴的一條：“外因決定論”的錯誤。至于其他解釋，如“西方中心論”“邏輯論證上的矛盾性”“預設前提”等等，無一人涉及。

問題3：選擇贊成“沖擊—反應”模式的，占總人數的88.5%，但在如何“運用材料中的史實進行評析，史論結合”方面漏洞百出。具體表現(xiàn)以下幾點：

（1）簡單抄題，不會評析。基本沒有什么評論，更甭提“評析”了。既沒有從政治、經濟、思想等角度對比分析近代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和近代中國文明的落后性，也沒有從“器物—制度—文化”被逐次認識的角度深入分析西方的沖擊怎樣促進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深化。

（2）有史實無觀點。部分學生自始至終未能清晰表明自己的觀點，含糊其辭，羅列史實，甚至沒有觀點，對題目中要求的“觀點明確”把握不夠。不能充分提煉與運用材料所提供的答題信息，絕大部分同學都只是根據圖片的提示，把“沖擊”和“反應”中的史實一一對應起來，把圖示中的重大事件用文字再重新描述一遍，依次羅列五次“西方的沖擊”所導致的“中國的反應”。

（3）有觀點，但缺乏史實支撐，而且有的觀點明顯偏離材料本意。

（4）史實與觀點明顯不符，分明是反對這種模式，但史實論證都是突出西方沖擊的作用。

（5）缺乏思維力度。僅僅滿足于完成觀點到史實的羅列或做出平行的結論，對該模式的深層內涵理解不夠，缺乏思辨精神，缺乏論證的理論高度。①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理想與現(xiàn)實兩張皮的現(xiàn)象呢？是教學出現(xiàn)偏差？學生基礎太差？老師引導不夠？還是命題者過高估計了中學歷史教學的水平？弄清問題的緣由方能有的放矢地解決問題。經過認真思考，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1.缺乏學術背景，無法做到高屋建瓴

為什么199名學生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與“沖擊—反應”模式不同的解釋模式呢？為什么學生反對“沖擊—反應”模式的理由僅能列出一條“忽視了內因的決定作用”呢？為什么學生不敢清晰表明自己的觀點，含糊其辭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在平時的歷史教學中，重材料訓練，輕史觀培養(yǎng)。師生缺乏學術背景，無法做到高屋建瓴，遇到超出教材范圍帶有學術性的問題，只能平視或仰視。在平時授課和高三復習時，中學歷史教師雖然會用“沖擊—反應”模式解讀中國近代史，也對“近代化史觀”與“革命史觀”有所了解，但有多少人做過系統(tǒng)的學術梳理呢？有多少人知道“西方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三種模式：‘沖擊—回應’‘傳統(tǒng)—近代’和‘帝國主義模式’”？②有多少人知道“20世紀以來，海內外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話語模式：一是‘沖擊—反應’模式……二是‘侵略—革命’模式……三是‘早期啟蒙’模式”？③有多少人知道“費正清‘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在70年代以后受到批判，被美國另一中國史專家柯文的‘中國中心觀’所代替”？④有多少人知道“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西方中心論’‘邏輯論證上的矛盾性’‘過分強調文化因素’‘預設前提’”？⑤……即使有人知道，又有多少老師認為為了應對高考，需要向學生粗線條地介紹“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模式”？即使老師偶有涉及，又有多少學生真正用心去記、去想、去思考？

有不少人反映這道題“超綱”了，其實，高考并不要求中學歷史教師進行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只是要求中學歷史教師了解基本的學術動態(tài)；高考試題也無意深究考生的學術觀點，而更在意其是否能自圓其說?！墩n程標準》就特別強調，要“學會從不同角度認識歷史發(fā)展中全局與局部的關系，辯證地認識歷史與現(xiàn)實、中國與世界的內在聯(lián)系；培養(yǎng)從不同視角發(fā)現(xiàn)、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①這道運用史料創(chuàng)設情境的小論文題，真正凸顯了對學生探究能力和創(chuàng)新意識的考查，讓學生在考試中充分體現(xiàn)主體性和建構性，是對新課程理念的最好的詮釋。既與高中課程方案相吻合，又符合高中歷史課程設計的基本思路。不僅沒有“超綱”，而且正是踐行了《考試說明》強調的思想。②對照《考試說明》，反思一下我們的高三歷史教學，是不是眼界太窄了，過于功利了，只顧就題論題了？！

2.囿于教材體系，沒有做到“用教材教”

為什么高達88.4%的同學選擇贊成“沖擊—反應”模式呢？從教材本身來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因為教材就是按“沖擊—反應”模式編的，教師就是按“沖擊—反應”模式教的，學生就是按“沖擊—反應”模式學的。例如岳麓版必修二第二單元的標題是“工業(yè)文明的崛起和對中國的沖擊”，下設“第7課新航路的開辟、第8課歐洲的殖民擴張與掠奪、第9課改變世界的工業(yè)革命、第10課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第11課民國時期民族工業(yè)的曲折發(fā)展、第12課新潮沖擊下的社會生活、第13課交通與通訊的變化”，非常系統(tǒng)地勾畫出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后中西歷史的發(fā)展脈絡，非常直接地將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納入西方工業(yè)文明崛起的沖擊之中，非常清晰地印證了“沖擊—反應”模式。再如，從二戰(zhàn)后一直到60年代末，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差不多成為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大多數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學者們都把作為近代中國的起點。這種劃分表明這樣一個觀點，即“中國近代的革命肇始于中國跟西方的接觸。西方對中國的武力侵略，西方思想和現(xiàn)代技術的輸入是這場革命的原動力”。③因為“沖擊—反應”模式強調的是西方之“沖擊”的決定性作用，所以只能把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④以教材為依托，中學歷史教師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傳授模式是：外部沖擊導致內部變化（破壞性的變化和建設性的變化），導致中國人民的抗爭與探索。學生高中三年都是在這種教材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熏陶下成長的，所以對于“沖擊—反應”模式，他們很難提出反對意見，更遑論“另有觀點”了。平時老師在指導學生復習時，都只是依賴于所使用的教材版本，拘泥于教材的表述，只是“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沒有在課程標準的指導下，把教材轉化為學習材料，訓練學生多角度地看問題，培養(yǎng)學生“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怎能指望學生在考場上面對新材料、新情境、新視角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呢？正如安徽省歷史教研員徐貴亮老師所言：“奉歷史教科書為圭臬，對教材知識、結論的固化與墨守，對教材以外史識、史料、史論和史觀的視而不見，不僅不利于歷史教師本身的專業(yè)發(fā)展，對學生知識觀、歷史思維和視野的開放與拓展也是極為不利的?！雹?/p>

3.思維能力不足，難于做到創(chuàng)新發(fā)展

本題的答題要求是“評析”，即分析和評論?！胺治觥笔前岩患虑椤⒁环N現(xiàn)象、一個概念分成較簡單的組成部分，找出這些部分的本質屬性和彼此之間的關系。“評論”是指批評或議論。“評析”本是帶有總結性的認識，是分析持這種觀點的原因和實質。但很多學生的回答卻有史無論，僅僅羅列了某個方面的史實，沒有用史實去說明自己的觀點，沒有將史實和觀點之間建立聯(lián)系，沒有做到史論結合，甚至是毫無根據地亂發(fā)議論。不能把對問題的認識上升到抽象的理論認識層次，不能從理論上分析為什么持某一觀點，以及這一觀點的本質特點是什么。限于知識背景和答題能力，學生對“沖擊—反應”這一模式唯有迎合，難以突破。只能就事論事，很難做出命題者所期望的有創(chuàng)意的分析、評論。

歷史思維既要有證據，又講究邏輯。沒有邏輯的思維必然是混亂的。①要把證據邏輯化地表達出來，需要平時有目的地進行“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歷史學習基本方法的訓練。進行這方面訓練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根據材料分析得出結論，而不是圍繞結論附會材料。但是，在日常的歷史教學中，脫離材料抽象分析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教師分析得“頭頭是道”，學生則聽得“一頭霧水”，還美其名曰：培養(yǎng)思維能力。其結果，除了給學生又生硬地傳授了一個結論，再次增加學生的記憶負擔之外，別無所獲。②

作為中學歷史教師，面對高考命題改革，我們所能做的應當是盡快適應而非單純抱怨。重視高考就應該研究高考試題，從優(yōu)秀的高考試題中，領悟命題者在教學方面的引領意圖，從中分析教學的差距，從而改進自己的教學，提高教學質量。

1.加強史觀教學，關注學術動態(tài)

隨著新課程的實施，從高考全國卷命題到地方自主命題都很重視聯(lián)系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和學術觀點的新變化，以此為命題素材，給學生以廣闊的思維空間，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分析問題，以考查其歷史思維能力和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目前的中學歷史教學，雖然引進了史觀，但基本上是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而且因編撰工作客觀性因素的制約，教科書的觀點難免存在著滯后性，因此，關注史學研究的新成果應該成為新課程背景下高中歷史教師的必修課。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利用教學雜志、專業(yè)圖書、互聯(lián)網等，搜索有關特定歷史主題的研究資料，了解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并將其適時運用到課堂教學之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命題改革的導向是迫使中學歷史教師大量補充學術資料，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而是強調引導學生學會從不同的視角全面解讀歷史。

2.勤于閱讀思考，完善知識結構

如何應對層出不窮的高考新題型？怎樣了解日新月異的學術成果？如何適應不斷發(fā)展的教學實際？除閱讀外別無他途。只有通過閱讀，才能主動吸收新的史學研究成果，并將這些新成果合理地運用到自己的教學與復習備考中來。③閱讀有助于舊知識的更新，有利于學術視野的開闊，有益于理解力的提高，使知識結構更趨合理。讀書的廣度決定人生的跨度，讀書的深度決定人生的力度，讀書的厚度決定教學的高度。不會閱讀的學生，是沒有潛力的學生；而不愛讀書的老師，也是沒有希望的老師。面對高考命題改革，中學歷史教師必須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廣泛閱讀，厚積薄發(fā)。

3.訓練思維能力，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意識

高達88.4%的同學選擇贊成“沖擊—反應”模式也說明平時的教學限制了學生的思維，中學歷史教師沒有充分做到帶領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歷史問題，學生面對新情境、新問題束手無策?？v觀近年來新課程高考一些歷史試題的材料或結論，常有突破教材束縛、質疑教材觀點的情況，要求考生運用所學知識對其進行解釋或說明，這代表著高考歷史命題的趨向。已逝的過去無法“如實再現(xiàn)”，歷史只能透過史料證據來重新建構。因此，所有的歷史在本質上都是對過去的一種解釋。教師的教學是一種解釋，教科書的表述也是一種解釋。研究者所處的立場不同，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時代背景與學識水平的差異，也會影響到同一個人對同一個歷史問題的評價。④新課程改革提出的“探究學習”，就是要讓學生“善于從不同的角度發(fā)現(xiàn)問題，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①因此，課堂上要求學生記憶的應該是那些基本史實，而不應當是歷史認識。中學歷史教師應當積極引導學生對歷史問題進行多角度的分析與理解，教師不應當只是知識的灌輸者，而應當是問題探究的引導者和方法的指導者，注重對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就學生而言，要改變過分依賴教師和被動接受的學習方式，要積極思考、分析歷史知識，特別是要積極參加研究性學習，培養(yǎng)探究問題的能力，在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做到史論結合，做到在歷史思維中的邏輯推理有史實依據。要以問題為主線，強化學生的思維訓練，教會學生整理思路，注意思維的層次性、邏輯性和整體性。②

4.練習歷史論文，學會論證問題

《考試說明》對考試的內容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它特別強調要“考查學科素養(yǎng)和學習潛力，注重考查在科學歷史觀指導下運用學科思維和學科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③其實，這就是對小論文題型所作的提示。歷史小論文的特點是用史實論證，有論點、有論據是小論文的基本思路。④獲取試題提供的信息，對試題信息的認識、理解和把握是解答小論文試題的前提條件。獲取和解讀試題信息就是全面、準確地理解試題所呈現(xiàn)的圖文內容和命題意圖。首先要讀懂試題探究的學術問題的范圍，即依據試題提煉出一個完整的歷史事物或歷史現(xiàn)象；其次要讀懂設問的角度；最后是解讀試題的要 求。在具體的習題訓練中，要注意避免將開放性的小論文試題當作列舉題解答，只會羅列史實，不會表達觀點；要通過不斷變換材料、變換視角練習“小論文”這種題型，樹立信心，把已有知識靈活應用，形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把觀點進行提高和升華。要注意做到答題思路清晰，層次分明，文字通順，邏輯性強。在表達過程中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將自己的思考融入文字中，做到論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述有力。

一石激起千層浪，如果真能像第41題的“沖擊—反應”模式那樣，高考命題的“沖擊”導致中學歷史教學的連鎖“反應”，引導中學歷史教師加強史觀教學，關注學術動態(tài)；勤于閱讀思考，完善知識結構；訓練思維能力，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意識，引領中學歷史教學改革進一步深入，那真是中學歷史教學界的幸事！

【作者簡介】趙劍峰，男，1969年生，中學特級教師，安徽省淮北市實驗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李廣元，男，1971年生，中學歷史高級教師，安徽省淮北市濉溪中學歷史教師。

第5篇：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關鍵詞】素質教育；創(chuàng)新；改革；策略；教師；學生

素質教育是指“依據《教育法》規(guī)定的國家教育方針，著眼于受教育者及社會長遠發(fā)展的要求，以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養(yǎng)受教育者的態(tài)度、能力、促進他們在德智體等方面生動、活潑、主動地發(fā)展為基本特征的教育”。素質教育的內容和任務表明，中學歷史課堂教學要把傳授知識為主要任務轉變到以發(fā)展學生的智能為主要任務；把以教師或教材作為教學的中心轉變到學生在教學關系上占主體地位；把注重學習的結果轉變到注重學習的過程；把側重學習的內容轉變到側重學習的方法；把強調教師傳授知識的方法轉變到強調教與學方法的結合，尤其強調學生學習的方法；從封閉式的教學組織形式轉變到開放式教學形式，這是歷史教學觀念的重大轉變。中學歷史教學的指導思想，培養(yǎng)學生的目標和任務與素質教育指向是一致的，應該把素質教育當作首要任務來完成。

1 中學歷史教育教學在素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歷史素質是人的素質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歷史教育可以培養(yǎng)具有世界眼光的開放型人才，可以涵養(yǎng)民族精神，增強民族的凝聚力，歷史教育在構建人的思想品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歷史課堂教學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主渠道之一，歷史學科具有其他學科所無法取代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社會功能，歷史學科具有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的德育功能，具有培養(yǎng)其綜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智育功能，具有培養(yǎng)各學科的學習興趣，加強知識縱橫聯(lián)系的特殊功能。學習歷史課程，可以培育學生的歷史智慧和人文素養(yǎng)，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和世界意識，培養(yǎng)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使學生更好地迎接未來社會生活的挑戰(zhàn)。由此可見，歷史教學在基礎教育，特別在素質教育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學歷史教學素質教育的實施

2.1 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

創(chuàng)新是素質教育的核心，開放式教育是實施素質教育的必由之路，為社會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的智能人才是素質教育的終極目標。創(chuàng)新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獨創(chuàng)性的思維方式，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是創(chuàng)新能力品質中的核心因素。在中學歷史教學中，只要老師樹立了創(chuàng)新教育觀，在教學實踐中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造意識、創(chuàng)造個性，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思維的教法，激發(fā)學生敢于質疑、勤于思考、善于實踐，必能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培養(yǎng)大批創(chuàng)新型人才。因此，教師必須抓住課堂教學的主渠道，開展創(chuàng)造性教學，即運用科學的教學方法，結合歷史學科教學的特點，挖掘教材內容中所蘊含的創(chuàng)造性因素，在傳授知識、發(fā)展智能的同時，訓練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培養(yǎng)創(chuàng)造精神。

2.2 確定學生在歷史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注重激發(fā)學生的主體意識，這是提高學生素質的重要途徑。素質教育的主體性原則告訴我們，要在充分發(fā)揮教師的主導作用下，廣泛地讓學生主動參與，積極思考、親自實踐；要培養(yǎng)學生的自我意識、競爭意識和創(chuàng)新意識；要發(fā)展學生的自我調控能力，創(chuàng)造性思維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學生是歷史學習的主體，推進素質教育，深化歷史課堂教學改革，需要我們認識主體、尊重主體、發(fā)展主體，讓學生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學生在自身的“體驗”中學習歷史，在體驗中“學會學習歷史”，就是能力的培養(yǎng)過程和人文素質的提高過程。認識主體，教師要明確“教”是為了學生的“學”，學生要成為教學活動的全面參與者，教師要成為學生主動學習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尊重主體，在教學過程中創(chuàng)設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平等、和諧的民主學習氛圍；發(fā)展主體，在教學中積極探索適合學生主體學習的教學模式。

2.3 發(fā)揮教師的主導作用。

歷史課堂教學過程中的思想教育的最突出優(yōu)點就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在教材所提供的知識范圍內，教師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引導培養(yǎng)學生的歷史感、現(xiàn)實感和未來感。我平時的一些做法有：一是經常挑選報刊、雜志上一些與現(xiàn)實有關的歷史論文、與歷史有關的時事評論輔導學生學習，培養(yǎng)學生歷史感與現(xiàn)實感聯(lián)系的素質。二是講課時，對教材中一些在史學界仍有爭論的問題，盡量把爭論各方的觀點介紹給學生。如，對孔子的評價問題，目前有多種不同角度的學術觀點。通過多種觀點的介紹，使學生具體體會如何把歷史感與現(xiàn)實感有機結合起來的方法，拓寬學習思路，提高分析問題的素質。三是針對教材中能與現(xiàn)實有規(guī)律性聯(lián)系的知識，精心設計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供師生共同討論，引導學生對其未來發(fā)展趨勢做一些嘗試性的預見，培養(yǎng)學生的未來感素質。如，反腐倡廉問題、禁毒問題、改革開放問題、引進外資、技術問題和外商在華租地辦企業(yè)問題等，都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去進行思考、分析、討論。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同時教師發(fā)揮主導作用，在活躍學生思維，培養(yǎng)學生各種技能的同時，讓學生樹立正確的情感價值觀。

2.4 注重提高學生全面發(fā)展素質。

素質教育的一條重要原則即是整體性原則。首先，素質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的教育。它要使每個學生在原有的基礎上都得到全面的應有的發(fā)展，無論是好學生，還是差學生，受教育的機會都是均等的；其次，要把素質教育內容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促進學生的整體成長和全面提高，素質教育強調學生的全面發(fā)展和整體發(fā)展。即不僅要使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而且要使學生個性得到充分的自由和諧的發(fā)展；最后，要形成教育合力，使其協(xié)調發(fā)展互相促進。實施素質教育在人的認識觀念上與應試教育有差距，這就需要學校、家長、社會重視支持，全社會協(xié)調一致，教師可充分利用家長學校、家訪、倡議書等形式，曉之以理，闡明歷史教育在素質教育中的地位，歷史的社會功能以及歷史學科在人格塑造上的意義，形成強大的教育合力，提高學生主體內部的積極性，達到實施素質教育水平的目的。

2.5 科學設問組織教學。

2.5.1 重視創(chuàng)設問題情境，即創(chuàng)造意境，制造懸念。問題的設計，一是可以激發(fā)學生學習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二是內容必須符合學生的認知水平。例如，在講四大文明古國時，我提出：“既然人類文明的發(fā)源地在亞非，那么為什么現(xiàn)在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卻在歐美” ？在分析中國的沒有取得成功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獲得成功時，可問：“假如19世紀60年代中國也同日本一樣進行改革，會不會成功”？“假如你是19世紀60年代的清朝官員，你將會怎樣做”?問題提出不僅能使學生思考多種答案，又能調動學生的好奇心。

2.5.2 積極設疑問難，鼓勵獨立思考?！耙伞痹谛睦韺W中稱之為“懷疑感”，是對客觀真理的探求，并加以評價的體驗。只有對現(xiàn)有的資料的觀點、結論敢于質疑，才能有創(chuàng)新。宋代的教育心理學家朱熹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睔v史教師應依據教材內容，合理引進課外知識，擴大信息，對現(xiàn)有的觀點提出質疑。

第6篇：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一

自清末以來人們對中華法系的體認與分析越來越倚重于來自西方的法學術語。將這套從西方法律體系———特別是民法法系———中抽繹出來的知識系統(tǒng)和概念范疇加諸中華法系之上，就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法系不重視民事法律關系，而且缺乏部門法律之間的分化。不過，盡管學者們充分認識到了中國古代法典的刑事化或行政化特色，甚至有不少人斷言中國古代法典都是刑法典或行政法典，但很少有人對中國古代“民法”之存在持否定態(tài)度。在教科書和法制史著作中，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最通常的概括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種標準化的看法近年來引起一些學者的質疑。如張晉藩指出，應該將中國古代的法典編纂體例與法律體系區(qū)分開來，從前一視角看，中國古代法典編纂的確具有以刑為主、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特點，但如果從后一視角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它同樣是由刑法、行政法、民法、訴訟法、經濟法等各種部門的法律所構成的，可以說是“諸法并存，民刑有分”[4]。黃宗智對前近代中國民法的看法與張晉藩頗有相合之處，不過他有著更加明確的方法論自覺性。他深刻認識到法律的“官方表達”和“具體實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背離現(xiàn)象，對通過“清代國家對它自己法律制度的表達”去研究清代法制史的傳統(tǒng)學術理路提出嚴厲批評，主張對清代國家及其法律制度“只能通過其道德表達和具體實踐的系統(tǒng)相關來解釋”，并且斷言“表達和實踐之間的背離才真正界定了這一制度的本質”[5]。在研究了可以據以觀察到“法律從表達到實踐的整個過程”的來自于現(xiàn)存清代地方官府檔案中的數百件民事案件后，黃氏深感美國學術界長期以來對中國法文化的基本看法———即認為“中國法律傳統(tǒng)中政治自由權利不發(fā)達，而此種自由，乃是英美現(xiàn)代民法的根本，缺乏這種傳統(tǒng)，便不可能具備現(xiàn)代型的民法”[6]———是不正確的。他爭辯說，對于西方人來說，與“私法”可以相互通用的“民法”的確帶有政治權利、個人權利以及國家與社會間之對立的含義，但民事自由并非構成民法的必要條件，比如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對政治權利就只字未提。因此，盡管“在中國的整個政治話語傳統(tǒng)中都找不到國家權威和個人權利，或國家權威和市民社會這樣一對對立的概念”，但清代中國事實上是存在民事法律的[7]?？梢钥闯觯S氏是從實證的立場來看待清代有無“民法”這一問題的。在他看來，只要放棄“民法必須體現(xiàn)自由民主傳統(tǒng)意義上的個人政治權利”這一概念要素，并且不被將“無訟”視為理想社會狀態(tài)、不關心民事糾紛的清代官方表達所迷惑，而從中國社會和法律制度的實際出發(fā)，就不會得出清代缺乏民事法律的結論。第一，清代的“律”和“例”之間有著明顯區(qū)別，“相對不變的律反映的是道德和行政-刑事原則，而不斷增加和變化的例則反映了法律對變化著的社會與政治現(xiàn)實的調適”，大清律例中(主要是“戶律”部分)包含著大量規(guī)范民事法律關系的條款[8];第二，與不理民事的官方表達相反，清代地方衙門實際上花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在民事案件上，檔案資料顯示民事案件事實上占了州縣法庭承辦案件的1/3，“民事案件在實踐中是國家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9];第三，盡管清代法律“沒有絕對權利意義上的、獨立于統(tǒng)治者行政和權威之外的產權觀念，然而事實上許多訴訟當事人還是成功地通過法庭保護了自己的財產”，也就是說清代法律的“實際結果是保護了產權”[10]，這說明民事關系在清代是得到了法律的切實保護的;第四，清代地方衙門“在處理民事案件時幾乎從不用刑”[11]，這說明地方衙門在法律實踐中已意識到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之間的區(qū)別。

黃宗智提出的法律的“表達”和“實踐”之間的區(qū)別和背離，是所有法制史研究者都應充分加以注意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但是，他所提倡的拋開價值觀念的爭論來思考清代法律之實際的務實態(tài)度，恐怕難以真正解決業(yè)已引起長久爭議的傳統(tǒng)中國的“民法”問題。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黃氏所描述的清代民事法律實踐的真實性，因為他對大清律例中民事條款的梳理和對地方衙門處理民事糾紛情況的分析，的確具有比較堅實的事實根據。問題是，“民法”或者說“私法”并不僅僅是一個用以區(qū)分法律部門的分類概念，更不是一個可以隨意粘貼的標簽，而是一套有著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的體系和理念。如果將它抽離其賴以產生和發(fā)展的社會基礎與文化背景并剔除其中的一些內涵，固然可以擴大這一概念的使用范圍，但也必然會弱化這一概念的分析價值。對于我們來說，中國古代存在著規(guī)范和處理民事事務的規(guī)條和機制是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相信在所有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發(fā)現(xiàn)這一點，這是因為“婚姻、田土、錢債等事所生的關系既然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則社會亦不得不提供相應的準則、規(guī)則，這是一個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要求”[12]。但是，我們絕不能將這些準則和規(guī)則等同于西方的“民法”或“私法”。為了使清代“民法”看起來與西方“民法”更相符合，黃氏認為政治權利和個人權利并非是“民法”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剔除了“權利”這一要素，我們便很難理解西方私法的起源與性質。誠然，“權利”在西方也是到中世紀將近結束時才出現(xiàn)的概念[13]，但其思想因素卻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頭，希臘思想中“正義”概念中所包含的“在利益互相沖突的情況下給與每個人應得的份額”一類的意義，“給以后的羅馬法的發(fā)展鋪平了道路，而羅馬法學又給現(xiàn)代的權利概念提供了思想基礎”，“羅馬法學含有對個人權利的有力的、盡管是默示而不是明示的肯定”[14]。換句話說，“私法是建立在個人權利平等基礎上的”，“私法誕生之時，必已有私權的平等，私法發(fā)達之日，必定有私權平等的普遍化”[15]。反觀古代中國，“人是用他在其中生活的社會人類關系來定義的，人性的實現(xiàn)是完成與個人擔任的社會角色相聯(lián)系的道德義務的問題，不存在純粹的個人”，因此很難出現(xiàn)“自主的、自立的和擁有權利的個人的概念”[16]。此種文化傳統(tǒng)中的法律，“涉及的僅僅是并且只能是治與被治的關系”，“自始便與權利無緣”，那些在今天看來純粹屬于民事法律的內容也被刑事化，“私法”無由產生[17]。概括地說，中國古代國家法和民間法中的確存在著與羅馬私法相對應的一部分法律，但這部分法律并不具有“私法”或“民法”的性質[18]。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必須顧及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

二

帝制中國晚期民事糾紛的解決原則、機制和程序，一向受到法制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也構成了黃宗智這本專著的主體內容。與其他學者一樣，黃氏也將當時解決民事糾紛的方法大致區(qū)分為兩大類:一是調解[19]，二是審判。但在對這兩類方法進行具體分析時，他提出不少不同于傳統(tǒng)看法的觀點。比如，傳統(tǒng)看法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統(tǒng)治者們一直秉持著“必也使無訟”的社會價值觀，將詞訟視為風俗澆漓、人心不古的表現(xiàn)，地方官對于被視為“細事”、“細故”的“戶婚田土”一類的自理詞訟持消極態(tài)度，本著息訟、教化的原則加以處理[20]。黃氏則指出，傳統(tǒng)學術視野中的清代法律制度反映的只是國家及其官僚們對這一制度的表達。事實上，清代地方衙門并不是不理民事或對民事糾紛漠不關心，民事案件在地方衙門審理的案件中占有較大比重;大多數民事訴訟也不是像官方宣揚的那樣出于貪圖個人私利的奸狡之徒與邪惡胥吏的挑唆，而是民眾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解決難以調解的爭端而采取的主動行為[21]。為了對這一現(xiàn)象作出合理解釋，黃氏對訴訟費用和胥吏勒索這兩個被認為是民眾涉訟的主要阻礙因素進行了分析。他在綜合考察了一些零星資料后認為清代的民事訴訟費用盡管從小農的觀點看來很高，但并不完全讓人望而卻步，如果為了給對手施壓僅是告上一狀而不堅持到堂審，費用就更低，小農完全可以承受;至于衙門胥吏在收費時肆意敲詐勒索的傳統(tǒng)說法，更多的是出于官方對胥吏形象的構想而非事實。實情是地方衙門內盡管存在著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但就通常情形而言，胥吏們收取的是早已被官方和民間普遍接受的“習慣性收費”，而不屬營私舞弊的范圍[22]。這些結論是建立在翔實的檔案材料基礎上的，當更符合清代民事法秩序的實況;當然，也應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看到體現(xiàn)在成文律例、牧令須知、判案范例匯編之類資料中的官方表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事實基礎和現(xiàn)實根據，并非純屬意識形態(tài)的道德說教。在這里，筆者還想對詞訟繁多的原因做點補充。黃氏對小民涉訟行為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支出－收益的理想預期上，實際上非經濟因素在涉訟行為中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比如，“面子”在中國社會中受到高度重視，“不論什么樣順良病弱的中國人，為了‘面子’可以同任何強者搏斗”[23]，許多訴訟的產生并非出于“理性人”對支出－收益的精打細算，而是出于忍無可忍的怨恨忿恚和維持個人與家庭“面子”的情感需求，為此有人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當然也不會計較經濟上的支出[24]。再比如，與厭訟心理密切相關的另一種社會心理現(xiàn)象，是普通民眾對國法懷有深刻的敬畏、依賴和利用的心理，以致“在一些作為國法認為不必要介入的領域人們也經常提起訴訟或申請，要求國法的介入”[25]，這也會導致許多不必要的訴訟的出現(xiàn)。

黃宗智對地方衙門審理民事案件的原則和方式的描述，向滋賀秀三等人的觀點提出了直接挑戰(zhàn)。滋賀氏對清代民事法源的考察，是“著眼于現(xiàn)實的訴訟場景，通過分析審判事例，來揭示什么被作為審判的依據”[26]。應該說，黃氏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也正是滋賀氏所倡導的;有趣的是，兩人運用同樣的方法，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固然是因為兩人所用材料的來源———滋賀氏所用事例均取自判語集，黃氏則取自地方官府檔案———不同，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因為兩人的學術背景和立場本就有所差異所致。根據滋賀氏的看法，“中國訴訟的原型，也許可以從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為，調停兄弟姐妹間的爭執(zhí)這種家庭的作為來尋求”，清代的民事審判“是沒有實定法依據的，而且不能以判例的形式來生成法的審判”，“在解決民事糾紛的方面，可以供調整私人間利益對立時作為依據的條文在大清律例中也不是一點沒有，但其數量既少又缺乏體系性，因而想依照法律但又無可依照的情況很多。不僅如此，即便是存在有某種關連性條項的場合，只要注意不是極端地背離法律，就沒有必要受法律文言的細枝末節(jié)所束縛。毋寧說，根據‘情理’，融通無礙地尋求具體妥當的解決就是地方官的職分”，這種審判情形滋賀氏稱之為“父母官訴訟”、“教諭式的調解”[27]。在黃宗智看來，滋賀氏所描繪的“教諭式的調解”的圖景，乃是“來自清代民事訴訟甚少而官方法律制度并不關心民事的假設”，并不合乎實際。實際情況是:“縣官們在處理民事糾紛時事實上是嚴格按照清律來做的。只要可能，他們確實樂于按照官方統(tǒng)治思想的要求采用庭外的社區(qū)和宗族調解。但是，一旦訴訟案件無法在庭外和解而進入正式的法庭審理，他們總是毫不猶豫地按照《大清律例》來審斷。換言之，他們以法官而非調停者的身份來行事?！盵28]為了給這一論點提供實證基礎，黃氏對他所使用的檔案資料進行了細致梳理。他發(fā)現(xiàn)，在221件經過庭審的案子中，有170件(占77%)都是“經由知縣依據大清律例，對當事雙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確的勝負判決”[29]。當然，黃氏也注意到縣官憑主觀斷案的事例，但他認為“這種憑行政權力隨意審理案件的情形只是一種例外，不屬慣例”[30]。

應該說，黃氏對滋賀氏觀點的概括有些失于簡單化[31]，實際上滋賀氏從未否認律例在民事審判中的作用，他主張地方官斷案“主要依靠建立在情理基礎上的判決”，“如果有相關的法律條文則不妨參考之”，“法官在聽訟時一般需要考慮國法中有那些可作為其判斷基準的條款”[32]。但是，也應看到，黃氏對學術問題的觀察和把握是很敏銳的。正如寺田浩明所說，日本學者在明清法制史研究領域“獲得的觀點僅構成了契約性的民間秩序這一論點的論據，至于現(xiàn)實的審判時一個個案件的處理中實體法性質的規(guī)范究竟占有何種位置，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考察”，黃氏所作的研究，正是為了綴合“民事實體性規(guī)范的研究與民事審判制度的研究之間存在的斷裂狀態(tài)”[33]。不過，黃氏分析此一問題的思路及結論，似乎并不足以否定舊說。梁治平就曾對此提出質疑說:黃氏舉出的地方官適用法典的例子幾乎盡是“原則”而非法條[34]，但“這類‘原則’并非清代法典所獨有，它們是私有制度的一般原則，因此不但為唐、宋法典所承認，而且也是包括士大夫意識形態(tài)在內之社會公平意識的一部分，它們同時還是習慣法上的‘原則’，在此情形之下，強調判案以‘法典’為根據到底具有什么意義呢”[35]?這一批評，很值得黃氏和所有對舊中國民事法秩序感興趣的學者加以重視。此外，還應注意，黃氏根據官府檔案立論亦有其局限性，至少所謂地方衙門“憑行政權力隨意審理案件的情形只是一種例外”的判斷，恐怕就過于樂觀，倘若真如黃氏所說，近代以來中國的現(xiàn)代化法制建設就不會如此步履維艱了。

三

在對關于民法制度的通?？捶ㄋ龅男拚幕A上，黃宗智還對清代國家性質及它同社會相互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一些新觀點。其中最引人注目、爭議最大的，當屬“第三領域”這一概念。黃氏指出，運用預設了“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之類的概念，難以真正把握中國社會的實況，應用“國家/第三領域/社會”的三元模式取代“國家/社會”的二元模式。具體到清代民事糾紛的解決問題，所謂“第三領域”就是介于村社族鄰的非正式調解和州縣衙門的正式性審判之間的一個領域，在此中間階段，國家與社會展開交接與互動，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發(fā)生某種對話，清代絕大多數民眾與國家機器的接觸實際上主要發(fā)生在此一領域。黃氏認為，第三領域既不同于“更嚴格意義上的非正式調解”，也不同于“更嚴格意義上的正式司法”，只有在這一領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糾紛處理才在幾乎平等的關系下相互作用”，“在理想的情形下，第三領域的司法活動卻能兼顧息事寧人的需要和法律條規(guī)的制約，將兩者結合起來，成功地解決糾紛”[36]。其實，對民事糾紛的解決層次、審判與調解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一類的問題，學術界早就進行過探討。比如，斯普倫格爾在其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著作中，就認為傳統(tǒng)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著三個層次:一是由適當的第三者居中進行的“非正式性調解”，二是根據宗族、行會、村落等人們直接所屬的民間集團享有的權威而進行的“正式審判”，三是知州、知縣衙門所從事的官方審判[37]。顯然，斯普倫格爾對清代司法制度———特別是對宗族、行會、村落等所從事的糾紛處理———所作的論述，存在著嚴重的誤解[38]，但她的研究也給后來的學者以諸多啟示。日本學者近年來也致力于依靠具體史料對民間解決糾紛、維持秩序的機構與國家官僚制度的結合部進行重新考察，如岸本美緒以清代初年上海知識分子的回憶錄《歷年記》為素材，指出訴訟提起以及訴狀被受理后民間仍然繼續(xù)調解是當時常見的現(xiàn)象[39]。黃宗智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可以說是深具學術價值的最新成果，理應受到高度重視。

不過，對于黃氏提出的“第三領域”概念，學術界從一開始就存有異議。如有學者指出，拋開“第三領域”仍未真正脫離“國家/社會”這個二元模式的理論預設不論，僅從制度本身的角度著眼，它是否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也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作為“國家法”上的一個程序，訴訟的“中間階段”當然是“正式的”制度的一部分，在此階段“社會”與“國家”之間頻頻發(fā)生“互動”，但是最后并沒有產生一套既不同于“正式法”又區(qū)別于“非正式法”的原則和規(guī)則，甚至在當今的美國，也存在著“正式的法律”和“非正式的法律”，存在著兩種制度之間的“對話”和“互動”，難道“社會/第三領域/國家”的三元模式亦可用以說明當代美國社會[40]?日本法學家棚瀨孝雄對“糾紛與審判的法社會學”作過深入研究，并為糾紛解決過程提供了一個統(tǒng)一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對我們很有啟發(fā)意義。他認為，糾紛解決過程的類型化可以考慮以兩條相互獨立的基軸來構成:“規(guī)范性－狀況性”基軸反映糾紛解決的內容是否受實體規(guī)范制約，“決定性-合意性”基軸則表示糾紛的解決是根據第三者的判斷還是根據當事者之間的合意;兩組基軸的兩極表面上看是用來區(qū)別兩種本質上完全不同的類型，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區(qū)別是非常流動的，“將現(xiàn)實生活中的糾紛解決過程以合意還是決定、狀況性還是規(guī)范性的類型來加以截然區(qū)分是不可能的，這些因素總是混合在一起，而且混合的程度隨糾紛當事者、利害關系者以及社會一般成員的利益所在、他們相互間的力量對比關系、與其他糾紛解決過程的關聯(lián)等狀況的不同而多種多樣”[41]?？磥?，與其將現(xiàn)實中的糾紛解決劃分為層次分明的過程階段和獨立領域，倒不如將其視為在合意性與決定性、狀況性與規(guī)范性之間混合與流動的綜合過程?？梢哉f，關于“第三領域”概念的有效性和適用性問題，還需要進行更加細致、系統(tǒng)、深入的探索，當然這種探索必須建立在將比較制度史的宏闊視野和中國社會史的微觀研究相結合的基礎上。

以上對黃宗智專著的述評，質疑多于褒揚，這是因為受篇幅所限，對這本專著的貢獻和價值無法在這里詳細予以評介。毫無疑問，這是一本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提出了不少發(fā)人深省的問題。作為一位出色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和法制史研究者，黃宗智對于自己研究所依據的“規(guī)范認識”一直抱著反思的態(tài)度。他注重發(fā)掘和使用更能反映現(xiàn)實社會生活的檔案材料和鄉(xiāng)土資料，將這些材料與學術界習用的理論框架加以對比，找出其間的窒礙矛盾之處，并以此為基點發(fā)展出一些新的理論和解釋。這種方法論的深刻自覺性使他的研究工作產生了一批既具有堅實的實證基礎、又有濃郁的思辯色彩的學術成果。我相信，這本關于清代法制史的新專著必將和他以前出版的兩本鄉(xiāng)村社會史專著[42]一樣，在中國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并推動此一領域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參考文獻：

[1]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鄭秦：《清代司法審判制度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2] (日)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 (美) Mark A. Allee ，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 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該書中譯本名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Civil Law i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anford，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 張晉藩：《清代民法綜論》，緒論，北京：中國的法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 - 2 頁。

[5] (美)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第1-3頁。

[6] (美)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中文版序，第1 頁。

[7] 同上，第7 —8 頁。

[8] 同上，第15 頁，并參看第四章。

[9] 同上，第11 頁。

[10] 同上，第16 頁。

[11] 同上，第8 頁。

[12] 梁治平： 《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頁。

[13] 陳弘毅： 《法治、啟蒙與現(xiàn)代法的精神》，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 – 119頁。

[14] 陳弘毅：《法治、啟蒙與現(xiàn)代法的精神》，第130-132頁。

[15]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第102頁。

[16] 陳弘毅：《法治、啟蒙與現(xiàn)代法的精神》，第121 —128 頁。

[17]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第102 —103 頁。

[18] 梁治平在《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第四章至第九章對此有系統(tǒng)深入的分析，請參看。

[19] 梁治平認為用“調處”一詞更為恰當，見所著《清代習慣法》，第16 頁注〔35〕。

[20] 梁治平： 《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第八章。

[21] (美)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第11 —12 頁。

[22] 同上，第174 —182 頁。

[23] 沙蓮香編：《中國民族性》(一)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 頁。

[24] 參看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第153 - 157 頁。

[25] (日)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39 - 40 頁。

[26] 同上，第19 頁。

[27] 同上，第13 - 16、20 - 21 頁。滋賀在《清代司法中判決的性質———關于判決確定這一觀念的不存在》一文中對此有詳細論述，該文收入《清代中國の法と裁判》(東京：創(chuàng)文社1984 年版) 中。寺田浩明基本上承襲了滋賀的觀點，認為“對滋賀氏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實和據此而展開的見解，幾乎不存在表示異議的余地”。他還循著滋賀的學術理路進一步開掘，探討了“把告狀和審案連接在一起的規(guī)范基礎是什么”這一問題，并總結出了一個“冤抑”－伸冤”的話語結構(見所撰《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載(日)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和民間契約》) 。這一論點具有重要意義。

[28] (美) 黃宗智： 《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第12 —13、77 —78 頁。

[29] 同上，第四章。

[30] 同上，第86 頁。

[31] 寺田浩明認為，黃宗智“以滋賀為代表而加以批評的大部分有關清代民事審判性質的論點，其實不過是美國學術界舊來的俗說，與滋賀氏毫無關系”。見(日) 滋賀秀三等： 《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252 頁注〔15〕。黃氏對滋賀觀點的把握或許不夠全面并有誤解之處，但說“毫無關系”，恐怕亦失之偏頗。

[32] (日) 滋賀秀三等： 《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85、29 頁。

[33] 同上，第253 頁注〔17〕。

[34] 如黃宗智為《淡新檔案》中經過庭審的絕大部分案件都找到律例上的依據，但這是出于他的推論。實際上，據艾力統(tǒng)計，《淡新檔案》中222 件民事案件明確提到律例的只有4 件，見Mark A. Allee， ' Code，Culture， and Custom：Foundations of Civil Case Verdi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ounty Court '，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35]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第136-137 頁注16〕。

[36] 參見(美)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第五章；“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甘陽主編：《社會主義：后冷戰(zhàn)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The Third Realm of Qing Justice '， Modern China，Vol . 19， No . 3，1993.

[37] 參見Sybille Van Der Sprenkel，Legal Insti u ions n Manchu China，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2.

[38] (日)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第77 —82 頁；第132 —133 頁。

[39] 岸本美緒：“清初上海的審判與調解——以《歷年記》為例”，載《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92年版。

[40]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第9 -14 頁。

[41] 參見(日) 棚瀨孝雄：“糾紛解決過程的理論框架”、“準審判過程的基礎理論”，均載所著《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