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形勢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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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2.高耗能行業在經濟發展中仍起帶領作用。“十五”以來高耗能的重化工業成為引領工業快速發展的主要行業。近幾年來，由于能源供需關系緊張，能源工業成為投資建設的重點，能源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列各行業之首。但是，能源工業本身的能源利用效率下降的問題非常突出，這反映了能源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沒有與規模擴長同步增長，基本上屬于低技術水平的粗放型的規模擴張。在許多發達國家，能源工業既是為社會提供能源產品的生產部門，也是實施節能工程、推廣節能技術的實施部門。在我國，能源工業本身在節能降耗、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就存在不少問題。這可能是由于能源價格的上漲使能源部門本身缺乏節能降耗的動力，能源工業發展的速度過快，一些高耗能企業和能源生產技術也獲得了機會。

3.價格還沒有充分發揮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工業部門是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部門，但是，從2000-2005年，我國能源消費進一步向工業部門集中。近幾年，高耗能行業包括能源工業成為利潤率較高、投資回報豐厚的行業。這說明，高耗能源產品價格增長幅度高于工業產品平均價格和能源產品價格的增長幅度。這也是高耗能行業在能源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仍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能源工業成為國民經濟各行業收益最高的行業，能源工業的利潤總額占全部工業利潤的30.1%，能源工業利潤率過高除了能源價格上漲之外，還有能源產品成本計算不完全的原因。

2007年是我國扭轉節能形勢的關鍵一年。針對我國節能形勢與存在的問題，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快發展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抓好重點行業的節能工作。要改變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第二產業，低能耗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的狀況。目前，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不到15%。按照目前的工業結構，如果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重提高一個百分點，而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業比重相應地下降一個百分點，萬元GDP能耗可相應降低1.3個百分點。在調整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同時，也要調整貿易結構，要適度減少高耗能產品的出口。要繼續狠抓有色、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點耗能行業節能。建筑和交通是目前用能增長最快的領域，必須高度重視這兩大行業的節能工作。

第2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四)積極推進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

加大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對外競爭力提升。繼續抓好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鼓勵淘汰落后產能、促進兼并重組。堅決抑制部分產能過剩行業新上項目。積極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設立創業投資基金支持新興產業發展。認真落實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毫不放松地抓好節能減排工作,強化目標責任制,加快節能環保重點工程建設,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適應消費升級和國際市場變化,調整外貿生產及進出口結構。堅持節約資源能源,對外實行出口升級和進口的替代戰略。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民間投資、中小企業、三農的支持力度,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五)繼續實施各項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堅持保增長與保民生相結合,加大就業資金投入,鼓勵自主創業,加強對就業困難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努力保持就業局勢基本穩定。著力做好高校未就業畢業生、農民工和困難群體等的就業工作。落實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政策。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推進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繼續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妥善安排好生活困難群體和災區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

第3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彩電；價格戰；競爭；國際化；反傾銷；對策

1中國彩電行業的發展及現狀

2004年，我國彩電生產8660萬臺，產量7328.8萬臺，其中出口2772.48萬臺，而到了2010年，中國彩電產量達到1.18億臺，出口6628萬臺，占到總產量的58%，出口量比2001年的1166萬臺翻了六倍。[1]

2004年1月29日，TCL并購了法國湯姆遜公司，這家多年占據全球彩電業霸主位置的百年老店，合資組建TCL—湯姆遜電子有限公司，TCL也由此成為全球最大的彩電企業。從2009年開始，TCL逐漸走出了陰霾，借助國際并購和全球化的經營規模，TCL已經在8個國家，有自己的工廠，在30多個國家建立自己的銷售機構，TCL從一個中國企業走向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入世十年，面對洋品牌的長驅直入，中國品牌不僅在國內彩電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易經確立，而且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彩電生產和出口國。長虹、海信等品牌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彩電在東盟、非洲、南美等國家建立了完整的研、產、銷體系，產品出口到了包括歐美在內的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1.1中國彩電行業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彩電業發展的整體態勢，2011年或許是個關鍵分水嶺。3D云電視作為彩電業未來的主流方向，其已有市場格局將決定未來全球彩電格局；而率先占據行業領先地位的企業必將讓消費者形成深刻的品牌。

2.中國彩電行業現行面臨的問題及瓶頸

國內彩電行業的生產廠家多而分散，行業進入壁壘較低，因此形成了市場秩序混亂，管理不成熟，自律性差的局面，不正當競爭的手段屢見不鮮，由于企業只片面注重銷售量和市場份額，海外市場開展又不盡如意，企業之間打起了內戰。再加上國家家電下鄉鼓勵以及以舊換新銷售策略對三四級市場的需求拉動政策逐步遞減，使得國內市場需求逐漸趨于動態飽和，彩電產量的增長超過了需求的增長，最終導致我國彩電行業的供求關系達到失衡，成為典型的買方市場。

2.1中國電視機品牌國際知名度微弱

2007年，以海爾彩電為代表的中國彩電品牌第一次進入CES的中央展廳，站在世界的中央向全球的消費者發出自己的聲音。CES中央展廳相當于世界最強勢品牌的俱樂部，以往微軟、索尼、三星等跨國品牌獨霸此處，今年第一次出現了中國彩電品牌的面孔。中國彩電產業的世界位置在發生變化，已經取得了世界級的承認，其產業位置和尊嚴位置一同置于了世界的中央。但是，5年之后，中國彩電品牌仍未打敗日、韓成為全球彩電行業的領頭羊，索尼、三星、LG依舊凌駕在長虹、創維、TCL、海爾、海信等之上，使得中國的彩電行業處于尷尬之地，再加上中國品牌在國際上一直展現的是“中國產品廉價”形象，因此很難進入高端市場。

3.彩電行業國際競爭的形勢

此前，國際彩電市場上被基本認定為歐、日、韓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星表示將在2012年繼索尼、羅技之后，加入GoogleTV，全球IT對智能電視機的入侵似乎已將中國“逼到了產業邊緣”。缺乏關鍵核心技術的中國彩電行業至今未建立起全球影響力。

4.中國彩電行業提高國際競爭的對策

4.1掌握核心技術是關鍵

美國的IT部開始進入彩電行業，全力準備進軍家庭數字彩電，這項工程需要軟件和技術的支持，一旦數字彩電普及，這些新進入者就會成為中國彩電最大的威脅。

企業在研發技術的同時，也要實現產業升級：推進彩電整體企業向高層領域延伸，支持國家規劃布局內的生產線建設及其配套產業建設；推動產業向智能化、數字化等方向發展，凸顯優勢，增加參與國際競爭的籌碼；支持3D電視、智能電視、超高清電視及交互式軟件平臺的研發和應用；鼓勵國內彩電企業進行商業模式、服務模式創新，支持彩電終端產品與內容服務融合發展。

4.2開展多層次的國際合作，實行跨國生產戰略

中國彩電行業最大的目標是成立擁有自己品牌的全球彩電生產跨國公司，而僅靠資本積累是不夠的。面對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彩電商品反傾銷的強大攻勢，中國彩電行業要想進軍國際市場并扎根立足，則開展國際合作和海外投資設廠顯得甚為重要，使得中國的彩電能夠在國外實現生產和銷售，從而繞開反傾銷的壁壘，提高企業國際化形象。

4.3國內企業抱團合作

我國彩電行業能夠面向國際市場的企業有十幾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是競爭對手，但是，若要像海爾集團一樣真正的被世界接受，恐怕這種魚死網破的斗法只能兩敗俱傷。在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戰略還未建立起來之前，無論在國內如何斗爭激烈，在對外關乎到一個國家行業的大事時，中國企業首先應該抱團合作，如果行業內部之間含沙射影，互相猜疑攻擊，不僅對中國彩電行業對外的形象大打折扣，還給外國企業見縫插針的機會。

5總結

我國彩電行業的發展整體上是樂觀的，所以我們要將目光從生產、消費大國放遠到真正的彩電強國。熟悉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把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巧妙的應對反傾銷勢頭，攻克技術障礙，團結一致對外，不久的將來，中國彩電行業定會穩步的與國際接軌，成為真正的大國。（作者單位：樂山師范學院旅游與經濟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參考文獻：

[1]徐高文.中國彩電市場現狀及發展趨勢分析國際光電與顯示2005年

[2]王艷.論中國彩電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形勢與對策嘉興職業技術學院教研室314001

第4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因子分析；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

中圖分類號O212.4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糧食，不僅是維持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食品，而且還是維護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戰略物資，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國家自2005年起開始對糧食主產區實行了糧食收購政策.在糧食集中上市期間，當市場糧價低于最低收購價時，由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按照最低收購價掛牌敞開收糧，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引導其他市場主體收購行為，實現支撐市場糧價、保護農民收益的目的；當市場糧價高于最低收購價時，則不啟動糧食收購政策.政策總體目的在于對市場糧價形成托底效應，并通過穩定糧價來保護農民種糧收益[1].

糧食收購政策已經成為了國家保護糧食生產的最為重要的舉措之一.但是不同時期在不同的省區，政策執行的效果卻不盡相同.對于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的評價，蘭錄平[2，3]運用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對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及影響進行實證分析；作者還分析了政策在設計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從優化政策設計、提高執行效果、完善配套措施三個方面，對糧食收購政策提出完善建議.張建杰[4]以小麥為例對執行省區與非執行省區產出的糧食總量、結構與效率進行動態及靜態比較，表明小麥收購政策的托市效應較為明顯.沈旭東[5]以江臺為例，闡述了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分析了執行糧食收購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完善糧食收購政策的建議.徐欣[6]以小麥為例分析糧食收購政策的效果及執行情況，并進一步分析了政策執行效果對各利益主體的影響.如何客觀評價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將因子分析法運用于綜合評價方法，克服了傳統評價方法在處理指標高度相關和權重設定上的缺陷，所構造的因子得分模型適用于對評價對象的靜態比較[7].張原[8]以區域信用環境評價為研究對象，以構建區域信用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為核心，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區域信用環境進行深入分析.本文構建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評價模型，并用因子分析法對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價.

2評價模型構建

2.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現根據各因素對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對評價糧食收購政策的影響因子進行系統分析及整合.國家實行糧食收購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民種糧積極性以及保障糧食市場供應.人口平均的糧食產量及糧食種植面積越大說明農民種糧積極性越高，則進一步說明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越好.機械化水平（如：農業機械總動力、大中型拖拉機、農用排灌柴油機、拖拉機配套農具）越高，說明農民在糧食種植方面的投入越大，也說明政策的執行發揮了效果，所以本文認為也可以將機械化因素作為衡量政策執行效果的評價因素.同時本文認為第一產業生產總值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高低也會受到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并且認為其影響是積極的.綜上所述，本文以農業產量、機械化和經濟效益3個維度的相關指標作為評價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原則，為方便計算，結合已有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選取額度，篩選以后，本文從上文指出的幾個方面，構建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本文指標體系中的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2.2評價方法―因子分析法

根據本文所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影響執行效果的因素較多，為體現不同影響因素對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程度，需要對每個影響因素的相關指標進行權重劃分，得到影響政策執行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指標.為增強評價結果的客觀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對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價.

通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指標原始變量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所以u價指標并不能直接用于對執行效果進行評價分析.

本文運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進行因子分析的擬合檢驗，以確定數據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KMO統計量用于探查觀測變量間的偏相關系數性.Bartlett球形度檢驗是一種檢驗變量之間相關程度的檢驗方法.進行KMO檢驗的結果顯示KMO值為0.785，因此各變量間的相關程度無太大差異，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為198.180，df為28，sig（球形檢驗的P值）為0.000.可見球形假設被拒絕，說明指標間并非完全獨立，取值是有關系的，適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法計算提取公因子前、后各變量的共同度，包括各變量對應的初始共同度和提取因子以后的再生共同度.根據初始解計算出的變量共同度，表示的是將所有變量都作為公共因子時的共同度，所以數值都為1.提取一定公共因子后每個原始變量的共同度數值也都接近于1，說明每個原始變量對提取出的所有公共因子的依賴程度較高，同時也說明提取的成分描述變量的效果讓人滿意.

表3所示為方差解釋表，顯示了主成分、初始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等信息.該表中，成分表示因子序號；合計為特征值，其大小反映公因子的方差貢獻；方差的為特征值占方差的百分數；累計的為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數的累加值.提取平方和載入列為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提取的1個因子的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數及其累加值.由表可看出2個因子其解釋力就能達到99%以上，已經包含了基本所有的信息，說明效果較為理想.

因子載荷矩陣是因子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通過該表可以明晰的看出各變量的因子歸屬.本文運用主成份提取法和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旋轉在 3 次迭代后收斂.進行了因子旋轉后的表4更好地對主因子進行解釋.表中給出了旋轉后因子（或成分）與原始變量的相關矩陣（按系數由大到小排列），可以看出經過旋轉后相關系數已經明顯地兩極分化了.第一個主成分與指標變量

從因子得分矩陣及主成分得分表達公式可以得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農村經濟效益和農業產業規模兩方面.且第一產業生產總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大中型拖拉機對第一主成分得分影響較大.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農業機械化方面，且農業排灌柴油機的使用量對第二主成分得分影響較大.

本文選取河北、山東、江蘇、黑龍江、湖南、四川、安徽7個省份2014年的數據，對這7個省份進行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分析.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根據表中F1得分、F2得分和F得分，可以得出安徽省的F得分最高，F2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第一，而F1得分排名第二，說明安徽省可以從增加第一產業的投入和增加農村居民純收入兩方面提高糧食收購方案的執行效果.而河北省雖然F1得分排名第一，但是F得分卻排第五名，究其原因是F2得分較低，運用綜合得分法對其進行分析，可得出河北省急需增加農業機械化程度.四川省的F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最后，F1得分也是排名最后，F2得分排名第三.說明四川省亟待提高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且可以從加大對本省第一產業的投入和增強農業機械化程度這兩方面進行改進.

參考文獻

[1]黃青青，胡亞光.基于農戶視角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應研究――以江西為例[J].價格月刊，2016（8）：29-33.

[2]蘭錄平. 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效應的實證分析[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45-49.

[3]蘭錄平. 我國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效應和問題及完善建議[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5）：3-7.

[4]張建杰. 對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果的評價[J].經濟經緯，2013（5）：19-24.

[5]沈旭東. 江臺：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情況、問題與建議[J].中國糧食經濟， 2015（12）：55-57.

[6]徐欣， 陳潔， 張照新.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效果、存在問題與對策――對江蘇省的調研報告[J].中國糧食經濟，2007（11）：15-19.

第5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隨著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對能夠符合其發展需要的創新人才需求日益加大。因此，貫徹素質教育政策，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變得尤為緊迫。但現實卻是，我國素質教育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偏離政策目標的失真現象。本文從當前素質教育執行的現狀出發，分析素質教育執行失真的主要表現，從而提出相應的矯正對策，以期能夠真正將素質教育政策落實到位。

關鍵詞

素質教育 政策執行 失真 對策

一、教育政策失真的概念

教育政策失真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教育政策失真是指在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偏離政策目標、與政策內容不符以及違背政策精神的所有現象。例如，在教育政策執行前方案失真，執行中方式、行為、目標失真，執行后評估失真等。狹義的教育政策失真是指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離政策目標和與政策內容不相符的現象[1]。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失真現象，而不包括政策執行前和執行后的失真現象。

二、素質教育執行失真的主要表現

1.完全照搬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往往不能結合地方教育實際情況，將黨和國家制定的素質教育政策完全照搬到地方素質教育實施過程中。

黨和國家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針對整個國家而言制定的高等級的宏觀政策，只能制定總體目標和原則，因此，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政策貫徹實施之初就應根據地方實際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辦法。但實際情況卻是，我國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為避免出錯或受地區環境限制照抄照搬政策，從而造成政策無法有效落實，缺乏與地方實際相結合的可操作性。

2.象征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象征式的政策執行方式通常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雖然能夠根據黨和國家的素質教育政策制定出相應的地方政策法規、實施措施等，但卻沒有切實有效的執行，政策、規定全部成為了擺設。例如，雖然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具體的基礎教育減負措施，以期切實減輕中小學的課業負擔[2]。但在實際學校教育教學中，為了能夠提高所謂的升學率，學校和教師往往會給學生布置遠遠超出規定的作業量，而上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并沒有行使監督管理的職責，使得政策執行很難取得實質性效果。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空喊口號，而無實際行動。地方政府或學校在執行政策時，無法擺脫形式主義和的作風，僅僅將政策視為文件上的文字，而沒有將政策轉化成實際措施加以實施。

3.截留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截留式的政策執行方式是指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對于黨和國家制定的素質教育政策采取截留的執行方式，具體表現為不向下級組織或政策實施對象傳達和部署政策或措施。這種截留的執行方式會帶來十分惡劣的影響，不僅使得下級組織和政策實施對象無法及時了解教育政策，而且會從根本上動搖黨和國家的權威性，從而無法貫徹落實政策。

4.選擇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為了地方利益，往往會對國家政策進行有選擇的執行，這會破壞我國素質教育政策的整體性和最終執行效果。素質教育政策要求要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包括德、智、體、美多方面。但學校、教育工作者為了政績，一味追求升學率，選擇著重發展學生的智力水平，即考試成績，從而造成學生發展不全面，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為改善地方辦學條件、減輕財政負擔，國家鼓勵地方發展社會力量辦學，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為了經濟利益，枉顧社會力量辦學的相關政策，通過將亂收費合法化、索取高額學費等手段，獲取經濟利益。

5.對策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貫徹實施素質教育政策過程中，為了地方利益，往往會出臺一些與黨和國家相悖的政策，以抵消國家政策的影響。這樣最終會導致政策的目標無法達成，并且會破壞國家制定政策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例如，部分中小學校為了升學率和對教師工作進行考核，往往制定兩種教學課時計劃。一種是為了應對上級部門的各項檢查，這類計劃會嚴格按照國家的規定來制定;另一種是減少技能課程而加大語數外的課時量，供教師日常教學過程中執行，這根本無益于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提高。

三、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的矯正對策

1.提高政策執行者的素質

對素質教育政策執行效果產生最直接影響的群體就是政策執行人員，因此，我們要根據政策執行人員的素質和對其專業執行能力的要求，通過各種手段和形式，不斷開展教育培訓，提高其執行能力，以滿足素質教育政策執行的需要。

（1）提高政策執行者的政治思想素質

政治思想素質是政策執行者最為重要的思想堡壘，如果沒有較高的政治思想素質，就無法堅持政策執行的基本原則，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就很有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選擇式政策執行方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領導要通過培訓和學習，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不能為了一時的政績而追求應試教育的短期效果，而要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3]。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更要提高政治思想素質，明確自身所肩負的社會教育責任，認識到只有真正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保證學生全面發展，才能真正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2）不斷完善教師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

作為最基層的素質教育政策執行者，教師要想提高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自身就要具備完善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而在現階段，許多教師依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足，所以，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要通過開展各類培訓教育提高教師的知識和能力水平。

（3）提高政策執行者的執行和管理水平

在我國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雖然政策執行者會嚴格按照政策的規定執行，但仍會出現執行失真的情況，究其原因是政策執行者的執行能力和管理水平不高。一方面，政策執行者知識理論有限，不能正確把握政策精神，不能充分利用政策資源，就很難保證執行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領導管理水平不夠高，在調動地方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方面缺乏經驗，不能將各方資源有效利用，從而影響貫徹和執行素質教育政策的效果。

2.不斷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增強對政策的認同感

一方面，通過對素質教育政策的宣傳，政策執行者可以更好解讀和把握政策精神，明確政策執行目標，避免對內容領會偏差的情況出現，從而減少政策執行失真的可能性。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既可以提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對素質教育的重視程度，認識到搞好素質教育的重要意義;也可以讓家長和學生充分認識到素質教育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反過來會更加配合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工作。因此，素質教育政策執行是需要整個教育界各方面力量共同協調、配合完成的。

另一方面，國家或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或學校的素質教育政策執行情況進行及時的宣傳，給予適當的通報表揚或批評。以此形成正確輿論導向，便于大家學習先進經驗和吸取教訓，最大限度地激發政策執行的積極性和責任感。

3.建立完善科學合理的政策和評價體系

預防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首先就要保證政策本身要制定得科學合理，這是杜絕政策執行失真的根本措施。

（1）明確素質教育培養目標

雖然很多地方政府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中，都會制定人才培養目標，關注學生創新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但往往目標規定不夠細致。各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根據各自發展情況，按照各年齡段具體制定素質教育培養目標，以便于教育工作者在政策執行中，能夠有具體的量化目標遵循。

（2）結合地方客觀現實制定素質教育政策

我國幅員遼闊，地域間差異較大，尤其是各地間的社會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因此，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不能夠一概而論，搞“一刀切”，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地方經濟、教育教學發展狀況、政策執行目標群體等情況，為各地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執行目標和標準，以確保各地方能夠順利貫徹落實素質教育政策。

（3）改善教育評價體系

一方面，改革考試評價制度。考試評價不僅包括文化考試，也要包括對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測試，做到對學生進行全面、科學的評價。另一方面，改革教師資格制度和職稱評價制度。我國教師資格證考試改革從今年開始已經在各省實施，改革后的考試內容有所增加，難度加大，無論是師范生還是非師范生都要參加考試，這樣不僅能保證保證教師隊伍的基本素質，也能激發教師主動提高自身能力的積極性，從而保證素質教育政策有效執行[4]。

4.加強監督力度，確保政策執行到位

目前，我國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執行不力，而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加強監督力度，確保政策執行到位，避免政策執行失真。

（1）保證素質教育政策執行監督機構的獨立性

采用各種切實可行的措施來改革現行的監督機制，改變由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領導兼任教育監督機構主要領導的現狀，使得監督機構的人員、工資、財政支出、管理等能夠獨立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才能從根本上建立一個獨立的、不受外界干擾影響的監督機制，從而有效的監督保障素質教育政策的實施。

（2）全程監督政策執行過程

對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進行全程監督，改變以往只重視政策執行結果的現狀，將政策執行前目標制定、執行中整個過程、執行后的結果評價納入到整個監督體系中，便于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及時、有效地進行監督以及調控。

（3）確保監督主體多元化

政策執行的監督機構不僅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也包括下級對上級以及平級之間的監督，因此，要加強不同政策執行部門間的信息溝通和互相監督體制。同時要將各類信息通過各種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便于社會大眾進行有效的外部監督。

5.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加強法治

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強和完善監督機制，但依然還是存在監督不力的問題，因此，當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時，就要適當加強懲罰力度，啟用責任追究機制，有效遏制政策執行失真問題。

（1）規范素質教育執行的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是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必須以法律作為唯一標準。要想保障素質教育政策的有效執行，就要以相應的法律法規作為制度保障。一方面，通過法律法規對政策執行過程、責任作出明確的規定，以便能夠在出現違規違法現象時及時進行監督和處理。另一方面，法律的強制性與權威性對違法者有一定的震懾作用，可以有效預防和遏制違法行為的發生，使得政策執行者能夠嚴格按照要求貫徹執行。

（2）確立素質教育政策執行的結果評估標準

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對政策執行評估的科學研究，不斷加強政策執行評估機制的建設，以便能夠建立起一個科學、合理的評估機制，為政策執行者提供明確的執行評價標準，這樣才能在出現政策執行失真時及時明確責任，找出執行失真原因，避免評估停留在單純定性階段。除了在政策執行部門建立評估機制外，還可以成立專門的評估機構，從而保證評估結果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3）建立責任追究制度

建立責任追究機制，明確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政策執行者所要承擔的責任。如政策執行者由于工作失誤造成執行失真，就要依據相關法律制度對其進行紀律處罰;對于有意造成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的行為，還要對執行人員追究其經濟和法律責任，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保證對政策執行監督的權威性，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素質教育政策能夠得到貫徹和落實。

總之，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對我國教育教學進行改革，切實有效地貫徹實施素質教育政策，為國家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參考文獻

[1] 茹陽.試論我國教育政策執行中的失真及其矯正對策[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08（2）.

[2] 陳學軍，鄔志輝.教育政策執行：問題、成因及對策[J].教育發展研究，2004（9）.

[3] 李江源.教育政策失真的因素分板[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1（11）.

第6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有限理性；認知偏差；投資決策

1.引言

在經濟學中，理性被定義為：1)個人的偏好理性；2)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決策；3)充分考慮所有已知的信息，對未來做出無偏的預測。因此，在不考慮非經濟目標的情況下，如果經濟主體的決策客觀上損害了經濟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達不到現實條件決定的最優水平，這種就是有限理性決策行為。

導致此情況發生的原因有三點：第一，投資主體客觀上不具備實現理性的條件，不具備處理和計算的能力；第二，投資者所處環境的復雜性和決策后果產生的不確定性。第三，投資者不能掌握有關于備選方案的所有信息。事實上，完全理性的投資決策只是一種理想狀態。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是在有限理性條件下做出投資決策的。投資者的認知偏差、知識水平、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對都使得投資者無法達到現實條件決定的最優水平。

2.中國證券市場投資者有限理性決策行為的表現

投資決策行為是深受心理因素影響下的一種動態投資行為過程，即投資者出于趨利避害的動機，在受信息和當前事件的刺激下，經過系列的心理活動和行為過程做出的具體決策與選擇行為。中國證券市場中投資者的有限理性決策行為通常會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2.1 處置效應的產生

處置效應表現為投資者對投資贏利的“確定性心理"和對虧損的“厭惡心理"。在行為上主要表現為在盈利面前趨向回避風險，急于賣出贏利的股票以鎖定利潤，輕易不愿賣出虧損股票實現損失的現象。處置效應主要是受到投資者心理因素的影響，這會削弱投資者對風險和股票未來收益狀況的客觀判斷，長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面因素的股票，使財富盈少虧多。

我國證券市場大量交易數據表明中國投資者的處置效應比較明顯，一份對中國投資者的問卷調查顯示，投資者處理深度套牢股票的方式上，選擇“長期持有，直到解套”的占41%，選擇“不斷補倉，拉低價位”的占32%。選擇“忍痛割肉”的只占27%。

2.2 羊群行為的產生

羊群行為，是一種基于從眾心理和思維慣性導致的學習和模仿行為。由于不同資本市場所在區域、文化、政策的差異導致不確定性進一步加深，信息搜尋的成本逐漸提高，投資者越來越依賴于他人所獲知的信息，從而引發羊群行為的進一步深化，導致區域性甚至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

我國證券市場存在明顯的羊群行為。例如我國2007年由于5月31日印花稅上調，股市大跌，股民們由于后悔厭惡心理、損失厭惡心理、心理賬戶等各種心理因素作祟，一下子聚集進入具有看空期權的認沽權證市場。而實際上，這些認沽權證本身就是價外權證，而且正股價格距離行權價相差甚遠，在正常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下跌到行權價以下，可以說形同廢紙，但仍被投資者們捧的火熱。

2.3 過度反應與反應不足

過度反應是指某一重大事件引起股票價格產生劇烈變動，超過預期的理論水平，超漲或者超跌，然后再以反向修正的形式回歸至其應有價位上的現象；反映不足是指當市場上有重大消息時，股價波動平平，而一些較大的波動卻出現在沒有什么消息的日子里。

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由于投資者對事件影響不能進行合理正確的分析判斷。從我國證券市場的成交量、換手率及交易頻率來看，我國證券市場存在著過度反映與反應不足的現象。例如2007年上半年我國的滬深股市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瘋狂牛市，滬深股市累計成交23.7萬億元，相當于上年全年交易量的2.6倍，創歷史新高；2007年新增A股賬戶數高達1407.77萬，接近06年全年的5倍。2006―2007年的北京，很多人把房產證送到當地的典當行抵押貸款，以便籌集資金進入股市。

3.中國證券市場投資者有限理性決策行為的原因

導致有限理性決策行為的原因很多，不僅有投資者自身認知偏差的影響還有投資環境、有限的信息等因素。

3.1 認知偏差的產生

由于中國證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仍然存在缺陷，媒體披露的信息不能為投資大眾所相信，個體投資者由于資金實力薄弱，投資規模較小，專業知識有限，文化程度不高，真實信息的獲取難度高，導致投機盛行，投資收益情況普遍不佳。較之與國外個體投資者大多以獲得分紅和參與公司管理的長線投資為入市目的，我國的個體投資者有78.6%靠獲取買入賣出的價差的短線投機為入市目的，投機之風在證券市場盛行，個體投資者很容易被貪欲迷失策略，產生認知偏差，只顧一窩蜂的交易投機性證券，而忽略很有價值的投資型證券，患得患失的投機心理會隨著證券市場局勢的變化更加嚴重，導致一連串的有限理性的認知偏差。

3.2 個體投資者缺乏專業分析能力

中國的個體投資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知識系統化程度低。大學及其以上的投資者僅占29.32%，只有2.6%的投資者是經過系統的學習，其他的投資者都是通過一些非正規的教育，例如自學、股評專家的講解、各種講座、以及親戚朋友的介紹等方式獲得零散的投資知識。由于學歷和自身經驗的局限性，大多個體投資者不完全具備吸納和加工整理投資知識的能力，對證券價值及其發展動向缺乏專業分析能力。此外投資者獲取信息的方式主要有報紙、電視、互聯網、電臺等媒體，這些媒體的披露信息中，由于相關利益主體的干擾和股評專家等的個人認知偏差，絕大多數的投資者會接受到相同的公眾信息，真實信息獲得難度較高。

3.3 高收入個體投資者比重小

中國證券市場的高收入個體投資者比重小，整體投資規模小，資金實力不強，個體投資者沒有必要也沒有精力花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去考證消息的準確性，他們往往憑借有限的經驗做出判斷。當這些個體投資者所擁有的證券被媒體大肆炒作時，由于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去考證消息的真假，又害怕不行動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或者錯過更好的投資機會，他們的損失厭惡心理、后悔厭惡心理在此時被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激發到極致，開始對這些信息反應過度，在群體壓力下被大眾追隨的噪聲沖昏了頭腦，理智被認知偏差所替代，開始盲目跟風。

3.4 投資環境的約束

我國證券市場的運行不僅取決于市場本身，更決定于政府的政策偏好，猜測政府意圖成為證券市場博弈的重要部分。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一方面，市場始終保持著對政策的警惕性，當嗅覺到政府意欲“打壓"市場時，往往就會出現恐慌性拋盤，導致股價暴跌；而當嗅覺到政策的“鼓勵"性暗示時，市場又會形成瘋狂的投機，導致股價暴漲。另一方面，市場又對政府存在著“政策依賴"，特別是當證券市場出現低迷時，市場就會期待政府“托市"和“救市”，市場低迷持續時間越長，這種政策期待和依賴就越強烈。而一旦利好政策出臺后，市場又演繹出一漲行情。政策過多的干預，導致證券市場的頻繁波動，因而投資者寧愿猜測政府意圖，而不愿花時間對行業或個股進行分析判斷。

4.總結

在我國證券市場上，由于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認知偏差等因素，導致證券投資者決策行為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而決非完全的。這種有限理性的投資決策行為引發證券市場中“羊群行為”經常性地出現，該行為加大了證券價格的波動幅度，同時也使證券市場變得更加不穩定；證券交易者在決策時表現出“處置效應”，在股票市場整體處于“牛市”或“熊市”時，加劇了市場波動，使股票的價值不能夠通過其市場價格得到真正的反映，容易產生股市泡洙，造成證券市場更加不穩定。

我國作為新型的資本市場，各項規范投資者行為的相關契約還不十分完善，導致違法違規者利用投資者行為偏差的缺陷，惡意操縱股市，嚴重損害中小投資者的權益，甚至危及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從而嚴重地影響了中國證券市場持續、健康的發展。因此，為了提高我國證券市場的整體效率，當前對我國證券投資者行為進行有效規范顯得十分必要。

參考文獻

[1]馮玉明.市場的非理性與投資策略.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投資與證券,2009(5):61-64.

[2]何大安.行為經濟人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J].中國社會科學,2008(4).

第7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投資性房地產 會計政策 成本模式計量

理論上講，隨著近年來我國投資性房地產市場價值持續增長、其賬面凈值顯著低于公允價值現象，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將會給企業帶來較為豐厚的賬面收益，進而為其獲得資本市場和再融資提供便利的條件。但是實際情況卻是大多數公司仍采用成本模式計量投資性房地產，使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模式的企業少之又少。若要深入的剖析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的選擇背后的深層原因，還應對有關會計政策及會計政策選擇的動因進行深入的了解。

一、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選擇原因分析

首先，會計計量與報告中的主觀性。會計計量與報告過程是人們主觀地期望以貨幣計量為手段，并用一些特定的方法對會計對象加以反映，以提供與會計管理相關的較為可靠地信息。由于會計計量與報告中存在的主觀性特點，就使得財務人員可能對通過以經濟業務產生不同的看法，由此產生了企業會計政策選擇。

其次，由于投資性房地產企業會計事務方面存在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企業之間由于所處環境、經營規模及經營狀況等條件的不同，為促使會計信息恰當的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情況，為獲取最大的利益且不違反準則、制度等目的，留給會計人員進行職業判斷的余地，企業需要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

二、現階段我國投資性房地產多選擇“成本模式”的原因分析

了解了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選擇原因之后，我們就應全方位、深入的剖析，以確定在新會計準則下為什么投資性房地產企業多采用成本模式的原因：

（一）成本模式的選擇對稅收更有利

成本模式計量時可以通過計提折舊抵銷的所得稅此時必須繳納。由抵稅效應的消失引起的所得稅稅賦的加重，也成了不少企業選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一大顧慮。另外，“企業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持有期間公允價值的變動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在實際處置或結算時，處置取得的價款扣除其歷史成本后的差額應計入處置或結算期間的應納稅所得額。”這一政策雖然明確了投資性房產在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不計稅，但卻不能計提折舊抵稅。

（二）公允價值模式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規定：“企業對投資性房地產的計量模式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 “已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不得從公允價值模式轉為成本模式”。可見，企業一旦采取公允價值模式計量，就很難再調回到原來的成本模式。正是由于計量模式的不可回轉性，使得大部分地產上市企業不敢輕易改變投資性房地產的后續計量模式，而仍處于觀望態勢。

（三）公允價值模式的應用不具備完全市場條件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明確規定：“有確鑿證據表明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可以對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計量。”準則同時規定了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投資性房地產所在地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2）企業能夠從房地產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作出合理的估計。不符合上述條件的，不得采用公允價值模式。但是由于相關市場體系還不健全，交易信息的公開程度還不夠高，還很難滿足新準則所規定的兩個條件。

三、完善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選擇的方向

（一）完善會計準則與政策法規

新會計準則體系改革的方向是國際會計準則相趨同的會計準則體系。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是：資本市場建立時間段、有關經濟的政策與法規不完善等。因此在多大范圍和多大程度上賦予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權還需要循序漸進。首先，會計準則的制定應具有較為廣泛的參與性，借此以提升會計政策選擇的民主性與科學性；其次，制定會計準則應具有前瞻性，不應使準則落后于實際的經濟活動管理中；再次，加強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化建設，防止企業在會計信息披露中的人為操縱和尋租行為。

（二）優化企業內部會計政策選擇中的相關權力

會計政策選擇權的配置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上。因此,有必要對相關的各方在索取權問題上有更充分的討價還價，優化企業內部不同層次在會計政策選擇中具有的相關權力，使企業契約的制訂更加的完善。具體而言：公司管理層享有會計政策選擇的建議權；董事會由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代表組成，所以公司董事會理所當然的享有會計政策選擇的決策權；監事會有各個締約主體代表參與，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四、結束語

企業無論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還是成本計量模式都各有利弊:公允價值的引入符合全球一體化的要求，能夠更好的體現投資性房地產的特性，使企業賬面價值更加及時、客觀地反映市場的公允價值。但是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在應用過程中存在諸多障礙,比如缺乏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成熟、有效的市場環境,可操作性不強,等等。成本計量模式則沿用了傳統的資產計量方法,會計處理相對比較簡單，也容易理解,不受公允價值變動的影響,使得企業的資產狀況及盈利水平較為穩定，不容易被人利用進行利潤操縱。但卻反應不出投資性房地產的市場公允價值，不符合全球一體化的要求。這兩種后續計量模式預計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共存,企業應如何選擇,關鍵還是看該企業適合于哪種模式,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進行合理的判斷。

參考文獻：

[1]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2]朱蓮美,李高波.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模式差異及影響分析[J].財會通訊，2007，（06）

第8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時滯;var 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

中圖分類號:F8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2017001

1 引言

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履行中央銀行職能、貨幣政策逐步轉向運用貨幣供應量、利率等間接調控手段以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其效應的研究日益受到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從制定調控政策并加以實施,到調控政策完全產生作用效果,整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延遲,這就是所謂政策效應時滯.政策效應時滯將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影響。貨幣政策時滯是指從客觀經濟形勢變化到貨幣當局調整或制定貨幣政策措施,以及實施貨幣政策直至對經濟運行產生效應之間的時間間隔,包括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

由于內部時滯更多地體現為政府的工作效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政府可以通過改進工作效率縮短內部時滯,與內部時滯相比,外部時滯較為客觀,而且比較容易觀察、分析和衡量。外部時滯主要由客觀的經濟和金融條件決定。不論是貨幣供應量還是利率,它們的變動都不會立即影響到政策目標。故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中,通常主要是研究貨幣政策的外部時滯。

弗里德曼經過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從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到名義收入的變化需要6-9個月的時間,對物價產生影響要在此后6-9個月,而索洛和托賓等人認為時差不過6-10個月(伍海華,2002)。目前我國學者對貨幣政策時滯的實證研究不是很多,研究方法大多來自對于時間序列數據或圖表的直觀估計,分析結果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王大樹(1995)認為,當某種貨幣政策實施以后,它的效應要等到幾個月乃至十幾個月以后才能顯現出來,因為經濟運行有其固有的慣性。鄭超愚(1994)的分析僅僅得出貨幣政策外部時滯肯定在一個季度以上的結論。黃先開、鄧述慧(2000)以1980-1997年的數據為基礎,采用兩階段OLS方法分析預期的貨幣供給增長對產出的效應,結論是貨幣非中性,即貨幣供給對產出有影響。王振山、王志強(2000)以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和1981-1998年的年度數據進行研究表明,信貸渠道是中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途徑,而利率渠道的傳導作用不明顯。李斌(2001)用1991-2000年的季度數據進行研究表明,信貸總量和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變量都有很高的相關性,但信貸總量的相關性更大。

第9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摘要】本文運用2010～2013 年的月度時間序列數據，利用協整回歸方法，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實證結果表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之間存在穩定的、單向的、正向的長期均衡關系，而與狹義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供應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另外，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還可知，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保持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時，能夠促進流通中的現金保持穩定，有利于中國現階段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

關鍵詞 信貸規模；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基金項目】本文由山東省人民政府金融學“泰山學者”建設工程、金融產業優化與區域金融管理協同創新中心專項資金資助。

【作者簡介】胡曉艷，廣東科貿職業學院財經系講師，會計師；張延良，山東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金融投融資。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銀行信貸的存量和增量也在不斷增加。2012年全國人民幣貸款總額增加了8.20萬億元，同比增加了7320 億元，其中住房貸款總額增加了2052 億元，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總額增加了5.66萬億元。銀行信貸是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發揮關鍵的作用。因此，在現階段研究銀行信貸中的人民幣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對于央行如何判斷和把握貨幣政策的“松”“緊”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將著重研究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本文收集了2010 年1 月～2013 年8 月的月度數據，利用誤差修正模型，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經研究發現，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并且關系是正向的，而與狹義的貨幣供應量、廣義的貨幣供應量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現階段，央行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及自身發展的需要，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可知，維持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進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有：一是通過新的視角，即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與貨幣供應量的關系，反映了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新意。二是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有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結論，即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保持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進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本文余下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已有文獻進行回顧，第三部分對相關理論進行分析，第四部分介紹了變量的選取和模型的構建，第五部分介紹了數據的來源并進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六部分對實證結果進行了分析，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Bernanke & Blinder （1990） 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研究銀行信貸狀況，認為由于銀行對貸款申請人的篩選，導致中央銀行降低準備金規模，進而限制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這就間接地說明了貨幣政策是通過銀行貸款渠道傳導的。Kashyap & Stein(1995)在研究中指出，銀行信貸渠道在滿足“價格調整非完全剛性、銀行負責一部分企業的外部融資、銀行的信貸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貨幣當局的控制”三個條件時是有效的。因此，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銀行信貸渠道是存在的，并且會對貨幣政策的實施產生影響。Cecchetti （1999） 基于美日歐的數據，對商業銀行的貨幣傳導過程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密切相關， 而且是正相關。Kishan & Opiela （2000） 通過對13042家銀行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不同信貸規模的銀行對貨幣政策的靈敏度不同。Van den Heuvel（2001） 也在研究中得出相同的結論。Tanaka （2002，2003）在利率函數的靜態模型研究中指出，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影響。Aikman& Vlieghe （2004） 在研究中，通過分別建立銀行與企業、銀行與儲戶之間的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模型，分析比較了無銀行信貸約束的經濟和有銀行信貸約束的經濟對不利沖擊的反應。因此得出結論，銀行信貸渠道確實是存在的，并且會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產生影響。但是，Hume & Sen?tence （2009） 在研究中指出，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說，全球的銀行信貸高峰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銀行信貸對宏觀經濟波動沒有影響，當然也對貨幣政策的實施沒有什么影響。

國外學者已經對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的關聯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借鑒意義的成果，而國內的研究大部分還只是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在少數的實證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是信貸渠道。王振山等（2000） 通過對中國的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了信貸渠道是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的結論。李斌（2001） 通過對中國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了信貸總量與貨幣總量間接相關的結論。朱慶（2005） 在研究中指出，信貸渠道在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且相對發達國家而言作用更明顯。周孟亮和李明賢（2006） 通過時間序列的實證分析，認為信貸渠道依然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并且市場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有利于貨幣政策的實施。索顏峰和范從來（2007） 通過對中國銀行部門近12 年資產負債表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銀行資產組合能夠為信貸觀點提供充足的證據。趙振全等（2007） 在研究中發現，信貸市場的狀況對經濟波動影響巨大，中國明顯存在著金融加速器效應。陸前進和盧慶杰（2008） 認為，當前中國金融市場還不完備，所以貨幣政策只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商業銀行。李連發和辛曉岱（2012） 通過對中國的季度數據進行研究，發現信貸總量與存款準備金率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郭家新（2013） 在對中國貨幣供給機制轉變和信貸規模控制的研究中指出，在信貸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過程將被打斷。劉書祥和吳昊天（2013） 在研究中指出，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存在著明顯的銀行信貸渠道效應。

從以上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的實施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將利用2010年以來的月度數據，從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對貨幣政策影響的角度進行分析。

三、理論分析

貨幣政策通過相關工具開始啟動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得以實現的過程，即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國內外學者公認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有兩個：一是信貸渠道，具體包括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此渠道是從銀行信貸的角度分析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另一個是貨幣渠道，具體包括匯率渠道、資產價格渠道、利率渠道。

由于中國的金融發展不協調等歷史原因，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是銀行信貸渠道，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間接金融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總體上來說起步晚、發展慢，銀行信貸在融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過大，而企業通過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所進行的直接融資所占份額過小，而且這種現象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從2010年起，銀行信貸在融資中的比重就沒有低過3/4。另外由于中國特殊的金融制度，貸款幾乎成為中小企業惟一的籌措資金的方式，中小企業基本上沒有直接融資的途徑，貸款難一直制約著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小企業的發展。與中國相對比，美國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資本市場，但是其融資方式主要還是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間接融資。從1970年開始，銀行等金融機構信貸總額占非金融企業外部融資的比重就沒有低過60%；同期新發行的公司債券中，直接融資的比重還不足5%。由此可見，間接融資是極其重要的。

其次，由于中國還沒有真正地實現利率市場化等客觀原因，貨幣傳導渠道并不是很有效。以利率傳導渠道為例，大量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中國的企業對利率并不敏感，尤其是對中長期貸款的敏感性更低。其原因一是大量國有企業在改革之前財務敏感性極差，基本只受預算約束的影響；二是所有的貸款全部按照央行提出的基準利率來執行，導致利率的期限結構不合理。再以資產價格渠道為例，其嚴重地受托賓Q不顯著和財富效應的影響，原因一是股票市場波動過大，普通散戶很難在股票市場中獲得收益；二是股票作為一種直接融資手段還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在現階段的中國無法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好的服務。

最后，由于資產抵押和利率管制的存在，使得貨幣傳導渠道間接地成為銀行信貸傳導渠道。現階段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是金融市場并未完全開放，金融管制制約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活動。在利率水平不高時，對正規金融的需求很強烈，此時信貸規模成為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將房地產市場和銀行業緊密聯系起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波動間接地影響了銀行信貸規模。這說明抵押資產的存在強化了銀行信貸傳導渠道的作用。

綜上所述，銀行信貸渠道是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本文將從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的視角，來分析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四、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為了深入理解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我們建立了計量經濟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

（一） 變量選取

1.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本文選取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作為變量，首先是因為這個變量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靈敏度最高，這是中小型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的根本所在；其次是因為人民幣信貸總額能夠直接影響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最后是因為中資銀行會更多地關注政府的宏觀政策。因此本文對此變量的選擇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2.貨幣供應量。按照我國貨幣當局對外的數據，將貨幣供應量分為三個層次：流通中的現金、狹義貨幣供應量和廣義貨幣供應量。本文將分別探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三個層次貨幣供應量的關系，以便得出更加客觀的結論。

（二） 模型構建

本文基于時間序列數據，使用協整回歸的分析方法探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因為JJ(Jo-han?sen-Juselius)協整檢驗(Johansen 等,1990；Johansen,1991)比Engle-Granger兩步法檢驗更加穩健，所以下文中的協整檢驗方法利用基于回歸系數的JJ協整檢驗。因此相關的VECM 模型（誤差修正模型） 如下：

DlnCRt=α1lnCRt-1+βlnM0t-1+C

DlnM0t=α2lnCRt-1+βlnM0t-1+C

我們主要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所以模型中沒有考慮短期因素。其中，下標t表示時間，CR表示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M0表示流通中的現金，在模型中將CR和M0做了對數化處理，C表示常數項。參數α表示調整速度，與參數α相乘的括號內的方程表示長期均衡關系。當α的值顯著時，解釋變量才能成為因變量的Granger因子。

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其他兩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之間的模型同上。

五、數據來源與描述性分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年報》《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人民網站pbc.gov.cn公布的數據和Wind資訊數據庫。為了盡可能地增加樣本數量，本文選取了2010年1月～2013年8月的月度數據。為了降低數據的波動幅度，我們將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為了分析方便，對上述調整后的相關變量進行定義，流通中的現金的對數表示為lnM0，狹義貨幣供應量的對數表示為lnM1，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對數表示為lnM2，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的對數表示為lnCR。上述各從新定義變量的一階差分項， 分別記作DlnTR、DlnM0、DlnM1、DlnM2。表1 描述了lnCR、lnM0、lnM1、lnM2、DlnCR、DlnM0、DlnM1、DlnM2 的統計性質。

lnCR、lnM0、lnM1、lnM2 的關系由圖1 給出，其相應的增長率參見圖2和圖3。從圖1可以粗略地判斷，lnCR、lnM0、lnM1、lnM2均顯得不平穩。從圖2 和圖3 可以看出，DlnCR、DlnM0、DlnM1、DlnM2 都顯得比較平穩，lnCR 可能分別與后三列數據存在一階協整關系。

六、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 單位根檢驗

由于lnCR、lnM0、lnM1 和lnM2 都是時間序列數據，必須先檢驗這些變量的平穩性，表2列出了ADF的檢驗值、檢驗“存在單位根”這一原假設時相應的p 值以及檢驗結果。檢驗結果顯示，lnCR、lnM0、lnM1及lnM2均不平穩，其相應的一階差分DlnCR、DlnM0、DlnM1及DlnM2都是平穩的。這說明lnCR、lnM0、lnM1 及lnM2 均為同階單整I（1），因此變量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二） 協整分析

表3分別對lnCR與lnM0、lnCR與lnM1、lnCR與lnM2在2010～2013年間的月度數據協整關系結果進行了列示。

從表3可以看出，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對流通中的現金有單向的因果關系，但是與狹義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供應量之間并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在2010～2013年間，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只對流通中的現金產生影響，并且影響是正向的，但是流通中的現金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并沒有影響。

（三） 脈沖反應函數

圖4是2010～2013年間的lnCR對lnM0的正交脈沖反應函數圖，即一個單位的lnCR沖擊對lnM0的長期動態影響；圖5是2010～2013年間的lnCR對lnM0的累積正交脈沖反應函數圖，即一個單位的lnCR沖擊對lnM0的累積長期動態影響。反應期限設定為20 個月，使用喬利斯基分解(Choleskyde-composition)方法計算正交殘差。從圖4可以看到，第一個月一個單位的lnCR的上升將立刻引起后續lnM0的接近0.014單位的上升，然后隨著時間的推移，lnM0的上升幅度減小，直到5個月后lnM0的上升穩定在大約0.004單位左右。從圖5可以看到，第一個月一個單位的lnCR的上升將引起后續累積的lnM0持續穩定地上升，只是初期的上升幅度較大。這說明從長期來看，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對流通中的現金有長期而持久的正影響。

（四） 相關檢驗

1.檢驗lnCR與lnM0之間協整方程的穩定性，基于協整關系殘差的ADF檢驗。殘差的ADF檢驗統計量為-4.055，檢驗p值為0.0011，因此協整方程是平穩的。

2.檢驗lnTR與lnM0之間協整個數的設定是否合理，如表4和圖6所示，協整個數設定合理。3.檢驗殘差是否服從正態分布。殘差的正態性檢驗沒有通過，不過JJ方法具有魯棒性，對非正態性分布的殘差也同樣適用（Gonzalo，1994）。

4.檢驗殘差序列是否存在序列相關。對模型殘差1階滯后的拉格朗日乘子檢驗不能拒絕無自相關的原假設，這說明所做的模型滯后階數的選擇是合理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

七、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協整回歸方法，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之間存在穩定的、單向的、正向的長期均衡關系。第二，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狹義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供應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綜上所述，說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僅對流通中的現金有正向的拉動關系。因此，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流通中的現金流，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

當執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時，基礎貨幣的投放將通過銀行信貸渠道成倍擴大，銀行的貸款傾向隨名義匯率和利率的上升而放大，此時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得到了加強；而當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時，由于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也將得到反向加強。因此，中國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擴大了貨幣政策的實際影響。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瓶頸，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金融體系就需要為實體經濟做好服務，為了維持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就需要央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可知，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保持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時，能夠促進流通中的現金保持穩定，有利于央行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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