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形勢與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際形勢與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2.高耗能行業在經濟發展中仍起帶領作用。“十五”以來高耗能的重化工業成為引領工業快速發展的主要行業。近幾年來，由于能源供需關系緊張，能源工業成為投資建設的重點，能源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列各行業之首。但是，能源工業本身的能源利用效率下降的問題非常突出，這反映了能源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沒有與規模擴長同步增長，基本上屬于低技術水平的粗放型的規模擴張。在許多發達國家，能源工業既是為社會提供能源產品的生產部門，也是實施節能工程、推廣節能技術的實施部門。在我國，能源工業本身在節能降耗、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就存在不少問題。這可能是由于能源價格的上漲使能源部門本身缺乏節能降耗的動力，能源工業發展的速度過快，一些高耗能企業和能源生產技術也獲得了機會。

3.價格還沒有充分發揮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工業部門是能源利用效率最低的部門，但是，從2000-2005年，我國能源消費進一步向工業部門集中。近幾年，高耗能行業包括能源工業成為利潤率較高、投資回報豐厚的行業。這說明，高耗能源產品價格增長幅度高于工業產品平均價格和能源產品價格的增長幅度。這也是高耗能行業在能源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仍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能源工業成為國民經濟各行業收益最高的行業，能源工業的利潤總額占全部工業利潤的30.1%，能源工業利潤率過高除了能源價格上漲之外，還有能源產品成本計算不完全的原因。

2007年是我國扭轉節能形勢的關鍵一年。針對我國節能形勢與存在的問題，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快發展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抓好重點行業的節能工作。要改變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第二產業，低能耗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的狀況。目前，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不到15%。按照目前的工業結構，如果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重提高一個百分點，而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業比重相應地下降一個百分點，萬元GDP能耗可相應降低1.3個百分點。在調整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同時，也要調整貿易結構，要適度減少高耗能產品的出口。要繼續狠抓有色、煤炭、電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等重點耗能行業節能。建筑和交通是目前用能增長最快的領域，必須高度重視這兩大行業的節能工作。

第2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石油行業；財稅政策；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10)04-0055-08

一、引言

稅收作為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和財富分配調節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不僅在理論界備受重視，在實踐中也是各行各業改善經營管理和稅收籌劃的重要依據。因此，關于稅收制度的完善及具體實施方案的變革，近年來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

本文以石油行業為例進行財稅分析。從建國到現在，石油稅制共經歷了多達6次的巨大演變，現行有26種相關稅費。。合理的石油稅收政策，不僅是企業經營狀況的真實反映，更能協調國家與石油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尤其是當今，石油在國民經濟中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如何確定國內稅收政策的改革方向，加強國家政策的扶持和引導力度，更好地實現石油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促進石油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更是眾多企業思考的課題。通過國內外財稅制度的介紹和比較研究，本文在為讀者展現出稅收制度改革的同時，更希望借鑒國外成熟的稅收體系和實施規范，為我國石油行業財稅政策的發展方向提供一點參考。

二、有關石油行業稅收理論的研究綜述

石油行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石油稅收是國家石油政策的重要體現，科學的石油稅制體系可以促進石油資源合理利用并增加石油安全的保障程度(羅東坤，2005)。多年來，研究石油領域的文獻、著作不斷涌現，碩果頗豐。總的說來可以歸納為3類：一是就現行的規定及發展狀況進行概括性的描述與介紹，二是利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對石油行業稅制存在的問題和國外石油稅制進行剖析與闡述并提出改進的建議。第三類是圍繞石油的可持續性發展、消費、環境保護等方面開展的。鑒于本文寫作的目的和出發點，著重介紹關于第二類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

我國石油稅費制度沿革經歷了創立、發展、改革3個時期，形成了以增值稅和資源稅為主的現行石油稅費制度，對促進我國油氣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石油工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律規定上的不合理、征收機制上的不規范以及理論認識上的不清晰，導致了增值稅、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等在實踐中的混亂。

荊紅麗(2007)著重剖析了我國油氣田企業增值稅實施中出現的問題，她采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完善油氣田企業增值稅稅制的建議與配套措施。

在資源稅上，王甲山與荊紅麗(2006)認為我國油氣資源征收的資源稅從量計征不夠合理，還有資源稅稅額與國內礦區使用費費率難以銜接等。這里面暗藏了許多影響因素。隨著石油價格的上漲，我國現行的石油資源稅費制度與初衷相悖甚遠，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李紅欣、楊魯、孫長遠(2006)從石油資源稅費制度的現狀出發，就石油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的征收比例和征收方式等問題進行研究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在另外一個大稅目――所得稅上，張貢生與馬衍偉(2007)認為我國石油企業現行所得稅法也存在著可以改進的空間，如不配套的石油企業會計制度，不規范的稅基界定，頻繁更換的管轄規定，不公平的匯算清繳等。王建銘(2005)與張、馬得出相似的結論，在所得稅改革上他更是主張調整所得稅稅率，確定稅收減免政策，實行完全成本核算和允許固定資產加速折舊，采取其他所得稅優惠措施等。

以上理論筆者是具體從稅種設計和實施環節上引用與歸納總結的，以便從總體上對我國現行石油財稅有一個基本衡量與把握，下文借用和埃克森美孚的稅負對比，分析我國現行的石油稅收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從而為我國石油財稅制度提出改革思路和實施的政策建議。

三、中石油與埃克森美孚稅負對比分析

為客觀認識我國石油企業的稅負水平，本文選擇世界頭號跨國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與我國石油巨頭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石油”)進行案例分析。這兩個公司除了有代表性外，還同為上下游一體化的跨國石油公司，在業務范圍、業務類型等方面非常相似，具有較強的可比性。但是上述兩家公司業務涉及的國家眾多，各國稅負差異較大，全面比較難以衡量我國的稅負水平，為此重點以其2003～2007年在本土的有關財務和稅費數據與中石油進行對比分析，以客觀認識我國石油企業的稅負水平。

1　企業背景　埃克森美孚是世界超大型上下游一體化跨國石油石化公司之一，由埃克森公司和美孚公司于1999年合并組建而成，業務遍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從事油氣勘探開發、煉油與化工、營銷等業務，擁有員工8萬多人。20O7年，埃克森美孚資產總額達到2421億美元，營業收入3903億美元，在2008年《財富》世界500強公司中排名第二，在美國《石油情報周刊》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球大石油公司排名中列第3位。

中石油是中國油氣行業占主導地位的油氣生產和銷售商，于2000年4月在紐約及香港上市，2007年11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中石油是全球石油石化產品重要的生產和銷售商之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事與石油、天然氣有關的各項業務，主要包括：油氣勘探開發、生產和銷售；原油和石油產品的煉制、運輸、儲存和銷售；基本石油化工產品、衍生化工產品及其他化工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天然氣、原油和成品油的輸送及天然氣的銷售。2007年，中石油資產總額達到1395億美元，營業收入1099億美元，在2008年《財富》世界500強公司中排名第25位，在美國《石油情報周刊》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球大石油公司排名中列第7位。

2　稅負對比　以下將通過對兩大公司本土實現稅費情況進行對比，以客觀衡量和反映我國石油企業的稅負水平。

中石油本土營業收入低于埃克森美孚，但實現稅費遠遠高于埃克森美孚，而且2006年開征特別收益金。以來稅費迅速增加，使中石油本土稅負高于埃克森美孚近一倍。其中，中石油本土所得稅外其他稅負遠高于埃克森美孚，尤其是2006年以來，比埃克森美孚高一倍多(如下圖所示)：

若將整體的稅費結合石油行業的生產流程進行細化對比，則情況如下：從上游油氣勘探與生產環節來看，近年來，中石油本土上游稅負高于埃克森美孚，其中，所得稅外其他稅負比埃克森美孚高1～2倍，2006年以來增幅更大(見圖3)。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靜態水平來看，中石油在本國的稅負高于埃克森美孚在美國本土的稅負近一倍，2006年開征石油特別收益金以來尤其明顯。

從變化趨勢來看，中石油本國稅費在增長，而埃克森美孚在美國本土稅負卻呈下降趨勢。

美國為了鼓勵本國石油公司發展，在稅收政策上給予支持，逐步削減稅負；而中國盡管在這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石油企業稅負仍然偏重，削弱了我國石油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也不利于國內石油企業參與國外油氣資源勘探開發的市場競爭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四、石油財稅政策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通過以上兩個國內外案例的直接對比，明顯可以看出：國內石油行業的稅負在國際競爭中是處于相對劣勢的，正在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的石油財稅制度仍背著許多包袱，步履維艱，主要表現在制度的設計上、調節的失衡上，在優惠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以下分別分析這些不足，并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成熟石油財稅制度進行比較與借鑒，摸索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和可提升的空間。

1　制度的設計　目前我國石油行業采用的是通用稅制，在此基礎上增添與油氣資源相關的稅費項目。在這種附屬體制下，國內稅種不僅名目繁多，更免不了重復征稅和操作的復雜化。在具體的稅種設計上，卻又相對簡化，許多設置與油氣所處的勘探開發階段性關聯不大，更多是集中在勘探和生產收益分配階段。石油行業存在的制度問題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國內現行很多稅目的征收方式和計稅依據不盡合理。長期的從量定額征收方法是建立在銷售量或自用量的基礎上，不是以實際開采量為依據的，更沒有按照國際原油市場價格或實際的銷售額征收，應該嚴格遵循國家財稅體制改革所推崇的“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推進對包含所得稅、資源稅和地方稅在內的一些稅種和稅率的改革。

其次，沒有實行石油區塊的招投標制度，缺乏石油區塊的競標市場，難以發揮市場機制對石油礦權進行資源配置的作用。這主要源于計劃經濟時期開始采用的行政授予方式，導致石油公司可以低廉的價格獲得礦權。相反地，美國不需要用法規形式規定資源收費額，而是實行國外通行的石油區塊招投標制度，將權利授予最具效率的公司，充分反映資源價值級差，提高開發商的內部收益率，同時使政府的收益增大，實現“雙贏”。

再次，早期石油稅費制度的規定難免單一或固定，它并沒有全面考慮影響的因素。從美國稅費制度發展的實踐來看，使用滑動臺階條款不失為可選之策。含有滑動比例的財稅條款有礦區使用費、利潤油分成、定金、所得稅及成本回收上限。如以產量規模的大小來確定礦區使用費、利潤分成和所得稅的比率，使得整個石油稅費制度建立在隨產量規模的增加而臺階式增長的基礎上，繼而實現不同開采階段的合理稅負分配。

2　調節的失衡

一個有競爭力的石油財稅制度不但能促進石油承包方將石油資源的總收益做到最大，從而獲得與之匹配的穩步增長的內部收益率，而且還能使政府收益隨之趨漲。而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個充分考慮資源國政府收益和石油承包方權益分配關系的遞進稅制。

我國的財稅政策并沒有完全使石油企業生產收益和政府稅收收入的天平保持平衡，并發揮確定分配比例和發揮調節的作用。現行的制度是遞減稅制，再加上已經實施的10余年不變的稅負標準，形成低價運行石油企業承擔過重，而高價運行政府卻未獲得相應額外收益的兩難境地。因此，將“收入調節型”稅費制度變革為“利潤調節型”的稅費制度，同時釘住石油市價穩定調整并滿足政府訴求的財稅政策已勢在必行。

此外，于2006年起征的特別收益金，政策的實施確實為企業帶來了額外的成本。雖然這個政策的初衷是為了調節石油產業上下游企業收入分配失衡的狀態并增加對弱勢行業的資金補貼。特別收益金是按國際原油的“虛價格”計征的，原本就沒有考慮中國的油價并沒有與國際實時對接，甚至頻頻出現倒掛的現象。尤其近年來隨著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相對變低的起征點更是讓石油企業雪上加霜。而且，它只是從價格的角度出發，也沒有考慮不同企業、不同油田的開采成本問題。政策出臺時，業內人士預計國內三大石油公司每年上繳特別收益金總計約200多億元，但2008年實繳了1000多億元，遠遠超過了當時的預期，形成對石油企業利潤的過度調節，造成企業現金流十分緊張，嚴重影響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3　優惠政策的缺失　目前的石油行業的稅制并沒有考慮石油行業和其他行業生命周期的區別，企業稅負在整個生產周期中基本是平均一致的。石油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有一般經濟行業的共性及其特性，符合普遍存在的生產周期規律：一個油田從投入開發到資源枯竭總是要經歷上升期、穩產期和遞減期等階段。在第二個時期實現單位效益最大化，但是在接下來的時期卻要面臨利潤逐步下降，堅守盈虧平衡點的考驗。若一棍子打死，不根據行業的特殊情況適當進行政策調整，會導致石油企業不得不在開發后期要么選擇虧損生產，要么在尚存技術潛力的情況下提前廢棄油田的非最優選擇。

石油行業是資源類的壟斷行業，開發的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同樣性質的還有煤炭、鋼鐵行業。但是據相關資料，我國石油行業的稅負略高于煤炭行業，遠遠高于鋼鐵行業。究其原因可能是國家稅收政策對石油行業現行資源稅和礦產資源補償的力度不夠，不足以體現國家對石油資源的政策扶植效應。石油稅制中也沒有鼓勵劣等資源開發的政策，這就忽視了我國高達60億噸難以運用的石油儲量，它們因達不到邊際收益而無法進入可采序列，但如果通過政策優惠，這些低品位資源是可以開發利用的。

國內現行財稅制度還缺乏國外通行的鼓勵邊際油田開發的優惠措施，不利于目前國內大部分邊際油田和邊際區塊的有效勘探和開發。這方面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它在邊際石油資源方面采取了多種稅收優惠措施，主要包括之前提到的實施礦區使用費滑動費率制，還有折耗優惠政策，新油、重油的生產使用低稅率，允許鉆井無形成本與開發費用在稅前扣減，對小油氣公司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等。美國的優惠政策條目眾多，在礦區使用費上，有免征礦區使用費；對邊遠地區和海上勘探開發條件較差的油田減免礦區使用費；對低產井減免礦區使用費；根據產量水平采取滑動制礦區使用費；對某一特定數量的初始產量免征礦區使用費、對新增產量減免礦區使用費；對進入開發中后期的油田、邊際油田、老井恢復和提高采收率的石油，減免礦區使用費等等。另外還有對輕油和重油區別對待，對重油的礦區使用費減免。在公司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有費用升值回收；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勘探費用回收前免稅。在增值稅和進口稅收上更是優惠，實行免征。同時考慮到石油勘探風險巨大，允許建立風險勘探基金，海外勘探支出成本化，并撥海外資源勘探補助金，實行虧損準備金制度和貸款擔保制度。此外，還通過配套的投資、財稅、金融等政策，加大對石油的財稅政策支持，以保障、鼓勵石油公司進行石油儲備。

盡管各國情況不同，采取的優惠政策不盡相同，但其基本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在承認石油投資特點的基礎上，采取各種措施減少石油投資的固有風險，保障石油公司的投資利益，與此同時實現保障國家石油儲備的更高目標。

五、對我國石油財稅政策改革的建議

每種制度都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土壤”，對于國際上這些成熟的模式我們不能簡單地

照搬照抄，只有不斷取其精華并銳意創新，適時適當適度地將其本土化，才能使石油財稅制度在特定行業里充分發揮其功效。本著這個原則，本文為我國石油財稅制度改革提供以下政策建議。

1　適時建立相對獨立、靈活、反映市場價格變化的石油稅制　石油工業管理體制經歷多番變遷，但國家仍遲遲沒有制定石油行業獨立的財稅法規體系，建議頒布與石油勘探開發生產相關的一套石油法及其附屬法規，并組建包括石油投資、國家資源政策在內的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石油稅收體系。它必須能克服原來體系設計和具體設置上的缺陷，是與國際接軌的、能適應石油市場價格劇烈波動的有彈性的、靈活的稅收機制。

2　采用符合石油生產周期的動態稅率　業內已有人發現，在不改變法人納稅主體的前提下，實行以油田(藏)為對象粗放計征石油稅額，并按照石油開發的效益變化規律實行動態稅率的政策是有其現實可能性的。各石油公司的基層采油單位在多年的工作中，掌握了油田開發的經濟壽命期內整體效益變化的規律，結合這些規律可以設計出與開發階段和資源高效利用相匹配的稅制。

3　針對不同級別的石油儲量實行級差稅率　級差稅率從零數值開始，結合儲量規模、資源一定風險上的經濟價值，建立相應的分級體系。它適用于難以動用的儲量的開發，當然也可以應用于不宜增加稅賦的常規儲量和優質儲量的開發。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制度是為了滿足石油安全的需要，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最大化開發那些按國民經濟評價處于經濟邊界的資源。

4　調整石油特別收益金的征收辦法　石油特別收益金是我國石油企業繁重的稅負的一個重要原因，它嚴重影響著石油企業的現金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議適當提高特別收益金的起征點，也可以通過浮動機制，使特別收益金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能隨各國貨幣價值相應波動，當然在具體的設置上也可以采用分級靠檔的方式，拉開差距。

5　在服從一般性稅制規定的基礎上，給石油行業更多的優惠鼓勵政策　對邊際油田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和投資補貼，是美國油氣勘探開發常用的優惠措施，特別是對于進入開發后期、成本不斷上升、邊際收益不斷下降的油田，它是確保其正常生產的重要手段。我國大部分主力油田面臨著開發和生產風險大、投資大、產量低的現狀，又處于開發的后期，因此國家和政府部門給予適當的投資優惠已經是勢在必行。除了以上介紹的美國的一些做法外，世界各產油國對石油企業還有很多其他的措施，特別是針對不盈利或者虧損油氣田實施的補貼，取消或放寬成本回收的限制等，以加大對石油行業的扶持力度。

6　完善海外風險勘探政策支持體系　中國石油企業早已走出國門，為實現海外油氣勘探的重大突破，取得較大規模儲量，建議國家設立海外風險勘探基金，對海外油氣風險勘探項目給予全額資金支持。對國家批準的項目，石油企業可以申請使用該基金；風險勘探沉沒的資金由國家風險基金核銷；風險勘探成功則將投資轉做國家資本。另外，也可以實行稅收優惠政策，例如對海外運回的份額油氣視同國內生產，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或先征后返；對境外風險勘探發生的費用，允許稅前扣除等。

六、結語

第3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彩電；價格戰；競爭；國際化；反傾銷；對策

1中國彩電行業的發展及現狀

2004年，我國彩電生產8660萬臺，產量7328.8萬臺，其中出口2772.48萬臺，而到了2010年，中國彩電產量達到1.18億臺，出口6628萬臺，占到總產量的58%，出口量比2001年的1166萬臺翻了六倍。[1]

2004年1月29日，TCL并購了法國湯姆遜公司，這家多年占據全球彩電業霸主位置的百年老店，合資組建TCL—湯姆遜電子有限公司，TCL也由此成為全球最大的彩電企業。從2009年開始，TCL逐漸走出了陰霾，借助國際并購和全球化的經營規模，TCL已經在8個國家，有自己的工廠，在30多個國家建立自己的銷售機構，TCL從一個中國企業走向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入世十年，面對洋品牌的長驅直入，中國品牌不僅在國內彩電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易經確立，而且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彩電生產和出口國。長虹、海信等品牌為代表的中國本土彩電在東盟、非洲、南美等國家建立了完整的研、產、銷體系，產品出口到了包括歐美在內的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1.1中國彩電行業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彩電業發展的整體態勢，2011年或許是個關鍵分水嶺。3D云電視作為彩電業未來的主流方向，其已有市場格局將決定未來全球彩電格局；而率先占據行業領先地位的企業必將讓消費者形成深刻的品牌。

2.中國彩電行業現行面臨的問題及瓶頸

國內彩電行業的生產廠家多而分散，行業進入壁壘較低，因此形成了市場秩序混亂，管理不成熟，自律性差的局面，不正當競爭的手段屢見不鮮，由于企業只片面注重銷售量和市場份額，海外市場開展又不盡如意，企業之間打起了內戰。再加上國家家電下鄉鼓勵以及以舊換新銷售策略對三四級市場的需求拉動政策逐步遞減，使得國內市場需求逐漸趨于動態飽和，彩電產量的增長超過了需求的增長，最終導致我國彩電行業的供求關系達到失衡，成為典型的買方市場。

2.1中國電視機品牌國際知名度微弱

2007年，以海爾彩電為代表的中國彩電品牌第一次進入CES的中央展廳，站在世界的中央向全球的消費者發出自己的聲音。CES中央展廳相當于世界最強勢品牌的俱樂部，以往微軟、索尼、三星等跨國品牌獨霸此處，今年第一次出現了中國彩電品牌的面孔。中國彩電產業的世界位置在發生變化，已經取得了世界級的承認，其產業位置和尊嚴位置一同置于了世界的中央。但是，5年之后，中國彩電品牌仍未打敗日、韓成為全球彩電行業的領頭羊，索尼、三星、LG依舊凌駕在長虹、創維、TCL、海爾、海信等之上，使得中國的彩電行業處于尷尬之地，再加上中國品牌在國際上一直展現的是“中國產品廉價”形象，因此很難進入高端市場。

3.彩電行業國際競爭的形勢

此前，國際彩電市場上被基本認定為歐、日、韓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星表示將在2012年繼索尼、羅技之后，加入GoogleTV，全球IT對智能電視機的入侵似乎已將中國“逼到了產業邊緣”。缺乏關鍵核心技術的中國彩電行業至今未建立起全球影響力。

4.中國彩電行業提高國際競爭的對策

4.1掌握核心技術是關鍵

美國的IT部開始進入彩電行業，全力準備進軍家庭數字彩電，這項工程需要軟件和技術的支持，一旦數字彩電普及，這些新進入者就會成為中國彩電最大的威脅。

企業在研發技術的同時，也要實現產業升級：推進彩電整體企業向高層領域延伸，支持國家規劃布局內的生產線建設及其配套產業建設；推動產業向智能化、數字化等方向發展，凸顯優勢，增加參與國際競爭的籌碼；支持3D電視、智能電視、超高清電視及交互式軟件平臺的研發和應用；鼓勵國內彩電企業進行商業模式、服務模式創新，支持彩電終端產品與內容服務融合發展。

4.2開展多層次的國際合作，實行跨國生產戰略

中國彩電行業最大的目標是成立擁有自己品牌的全球彩電生產跨國公司，而僅靠資本積累是不夠的。面對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彩電商品反傾銷的強大攻勢，中國彩電行業要想進軍國際市場并扎根立足，則開展國際合作和海外投資設廠顯得甚為重要，使得中國的彩電能夠在國外實現生產和銷售，從而繞開反傾銷的壁壘，提高企業國際化形象。

4.3國內企業抱團合作

我國彩電行業能夠面向國際市場的企業有十幾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是競爭對手，但是，若要像海爾集團一樣真正的被世界接受，恐怕這種魚死網破的斗法只能兩敗俱傷。在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戰略還未建立起來之前，無論在國內如何斗爭激烈，在對外關乎到一個國家行業的大事時，中國企業首先應該抱團合作，如果行業內部之間含沙射影，互相猜疑攻擊，不僅對中國彩電行業對外的形象大打折扣，還給外國企業見縫插針的機會。

5總結

我國彩電行業的發展整體上是樂觀的，所以我們要將目光從生產、消費大國放遠到真正的彩電強國。熟悉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把握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巧妙的應對反傾銷勢頭，攻克技術障礙，團結一致對外，不久的將來，中國彩電行業定會穩步的與國際接軌，成為真正的大國。（作者單位：樂山師范學院旅游與經濟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

參考文獻：

[1]徐高文.中國彩電市場現狀及發展趨勢分析國際光電與顯示2005年

[2]王艷.論中國彩電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形勢與對策嘉興職業技術學院教研室314001

第4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因子分析；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

中圖分類號O212.4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糧食，不僅是維持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食品，而且還是維護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戰略物資，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國家自2005年起開始對糧食主產區實行了糧食收購政策.在糧食集中上市期間，當市場糧價低于最低收購價時，由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按照最低收購價掛牌敞開收糧，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引導其他市場主體收購行為，實現支撐市場糧價、保護農民收益的目的；當市場糧價高于最低收購價時，則不啟動糧食收購政策.政策總體目的在于對市場糧價形成托底效應，并通過穩定糧價來保護農民種糧收益[1].

糧食收購政策已經成為了國家保護糧食生產的最為重要的舉措之一.但是不同時期在不同的省區，政策執行的效果卻不盡相同.對于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的評價，蘭錄平[2，3]運用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對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及影響進行實證分析；作者還分析了政策在設計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從優化政策設計、提高執行效果、完善配套措施三個方面，對糧食收購政策提出完善建議.張建杰[4]以小麥為例對執行省區與非執行省區產出的糧食總量、結構與效率進行動態及靜態比較，表明小麥收購政策的托市效應較為明顯.沈旭東[5]以江臺為例，闡述了糧食收購政策執行的情況，分析了執行糧食收購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完善糧食收購政策的建議.徐欣[6]以小麥為例分析糧食收購政策的效果及執行情況，并進一步分析了政策執行效果對各利益主體的影響.如何客觀評價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將因子分析法運用于綜合評價方法，克服了傳統評價方法在處理指標高度相關和權重設定上的缺陷，所構造的因子得分模型適用于對評價對象的靜態比較[7].張原[8]以區域信用環境評價為研究對象，以構建區域信用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為核心，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區域信用環境進行深入分析.本文構建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評價模型，并用因子分析法對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價.

2評價模型構建

2.1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現根據各因素對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對評價糧食收購政策的影響因子進行系統分析及整合.國家實行糧食收購政策的目的就在于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民種糧積極性以及保障糧食市場供應.人口平均的糧食產量及糧食種植面積越大說明農民種糧積極性越高，則進一步說明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越好.機械化水平（如：農業機械總動力、大中型拖拉機、農用排灌柴油機、拖拉機配套農具）越高，說明農民在糧食種植方面的投入越大，也說明政策的執行發揮了效果，所以本文認為也可以將機械化因素作為衡量政策執行效果的評價因素.同時本文認為第一產業生產總值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高低也會受到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并且認為其影響是積極的.綜上所述，本文以農業產量、機械化和經濟效益3個維度的相關指標作為評價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因素.基于數據的可得性原則，為方便計算，結合已有指標體系中的各指標選取額度，篩選以后，本文從上文指出的幾個方面，構建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本文指標體系中的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2.2評價方法―因子分析法

根據本文所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影響執行效果的因素較多，為體現不同影響因素對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程度，需要對每個影響因素的相關指標進行權重劃分，得到影響政策執行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指標.為增強評價結果的客觀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對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進行評價.

通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指標原始變量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所以u價指標并不能直接用于對執行效果進行評價分析.

本文運用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進行因子分析的擬合檢驗，以確定數據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KMO統計量用于探查觀測變量間的偏相關系數性.Bartlett球形度檢驗是一種檢驗變量之間相關程度的檢驗方法.進行KMO檢驗的結果顯示KMO值為0.785，因此各變量間的相關程度無太大差異，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為198.180，df為28，sig（球形檢驗的P值）為0.000.可見球形假設被拒絕，說明指標間并非完全獨立，取值是有關系的，適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法計算提取公因子前、后各變量的共同度，包括各變量對應的初始共同度和提取因子以后的再生共同度.根據初始解計算出的變量共同度，表示的是將所有變量都作為公共因子時的共同度，所以數值都為1.提取一定公共因子后每個原始變量的共同度數值也都接近于1，說明每個原始變量對提取出的所有公共因子的依賴程度較高，同時也說明提取的成分描述變量的效果讓人滿意.

表3所示為方差解釋表，顯示了主成分、初始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等信息.該表中，成分表示因子序號；合計為特征值，其大小反映公因子的方差貢獻；方差的為特征值占方差的百分數；累計的為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數的累加值.提取平方和載入列為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提取的1個因子的特征值、占方差百分數及其累加值.由表可看出2個因子其解釋力就能達到99%以上，已經包含了基本所有的信息，說明效果較為理想.

因子載荷矩陣是因子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通過該表可以明晰的看出各變量的因子歸屬.本文運用主成份提取法和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旋轉在 3 次迭代后收斂.進行了因子旋轉后的表4更好地對主因子進行解釋.表中給出了旋轉后因子（或成分）與原始變量的相關矩陣（按系數由大到小排列），可以看出經過旋轉后相關系數已經明顯地兩極分化了.第一個主成分與指標變量

從因子得分矩陣及主成分得分表達公式可以得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農村經濟效益和農業產業規模兩方面.且第一產業生產總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大中型拖拉機對第一主成分得分影響較大.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農業機械化方面，且農業排灌柴油機的使用量對第二主成分得分影響較大.

本文選取河北、山東、江蘇、黑龍江、湖南、四川、安徽7個省份2014年的數據，對這7個省份進行糧食收購政策執行效果的分析.分析結果如表6所示.根據表中F1得分、F2得分和F得分，可以得出安徽省的F得分最高，F2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第一，而F1得分排名第二，說明安徽省可以從增加第一產業的投入和增加農村居民純收入兩方面提高糧食收購方案的執行效果.而河北省雖然F1得分排名第一，但是F得分卻排第五名，究其原因是F2得分較低，運用綜合得分法對其進行分析，可得出河北省急需增加農業機械化程度.四川省的F得分在示例省份中排名最后，F1得分也是排名最后，F2得分排名第三.說明四川省亟待提高糧食收購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且可以從加大對本省第一產業的投入和增強農業機械化程度這兩方面進行改進.

參考文獻

[1]黃青青，胡亞光.基于農戶視角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應研究――以江西為例[J].價格月刊，2016（8）：29-33.

[2]蘭錄平. 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實施效應的實證分析[J].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45-49.

[3]蘭錄平. 我國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效應和問題及完善建議[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5）：3-7.

[4]張建杰. 對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果的評價[J].經濟經緯，2013（5）：19-24.

[5]沈旭東. 江臺：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情況、問題與建議[J].中國糧食經濟， 2015（12）：55-57.

[6]徐欣， 陳潔， 張照新.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效果、存在問題與對策――對江蘇省的調研報告[J].中國糧食經濟，2007（11）：15-19.

第5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隨著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對能夠符合其發展需要的創新人才需求日益加大。因此，貫徹素質教育政策，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變得尤為緊迫。但現實卻是，我國素質教育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偏離政策目標的失真現象。本文從當前素質教育執行的現狀出發，分析素質教育執行失真的主要表現，從而提出相應的矯正對策，以期能夠真正將素質教育政策落實到位。

關鍵詞

素質教育 政策執行 失真 對策

一、教育政策失真的概念

教育政策失真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教育政策失真是指在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偏離政策目標、與政策內容不符以及違背政策精神的所有現象。例如，在教育政策執行前方案失真，執行中方式、行為、目標失真，執行后評估失真等。狹義的教育政策失真是指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離政策目標和與政策內容不相符的現象[1]。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失真現象，而不包括政策執行前和執行后的失真現象。

二、素質教育執行失真的主要表現

1.完全照搬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往往不能結合地方教育實際情況，將黨和國家制定的素質教育政策完全照搬到地方素質教育實施過程中。

黨和國家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針對整個國家而言制定的高等級的宏觀政策，只能制定總體目標和原則，因此，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政策貫徹實施之初就應根據地方實際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辦法。但實際情況卻是，我國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為避免出錯或受地區環境限制照抄照搬政策，從而造成政策無法有效落實，缺乏與地方實際相結合的可操作性。

2.象征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象征式的政策執行方式通常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雖然能夠根據黨和國家的素質教育政策制定出相應的地方政策法規、實施措施等，但卻沒有切實有效的執行，政策、規定全部成為了擺設。例如，雖然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具體的基礎教育減負措施，以期切實減輕中小學的課業負擔[2]。但在實際學校教育教學中，為了能夠提高所謂的升學率，學校和教師往往會給學生布置遠遠超出規定的作業量，而上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并沒有行使監督管理的職責，使得政策執行很難取得實質性效果。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空喊口號，而無實際行動。地方政府或學校在執行政策時，無法擺脫形式主義和的作風，僅僅將政策視為文件上的文字，而沒有將政策轉化成實際措施加以實施。

3.截留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截留式的政策執行方式是指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對于黨和國家制定的素質教育政策采取截留的執行方式，具體表現為不向下級組織或政策實施對象傳達和部署政策或措施。這種截留的執行方式會帶來十分惡劣的影響，不僅使得下級組織和政策實施對象無法及時了解教育政策，而且會從根本上動搖黨和國家的權威性，從而無法貫徹落實政策。

4.選擇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為了地方利益，往往會對國家政策進行有選擇的執行，這會破壞我國素質教育政策的整體性和最終執行效果。素質教育政策要求要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包括德、智、體、美多方面。但學校、教育工作者為了政績，一味追求升學率，選擇著重發展學生的智力水平，即考試成績，從而造成學生發展不全面，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為改善地方辦學條件、減輕財政負擔，國家鼓勵地方發展社會力量辦學，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為了經濟利益，枉顧社會力量辦學的相關政策，通過將亂收費合法化、索取高額學費等手段，獲取經濟利益。

5.對策式的政策執行方式

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貫徹實施素質教育政策過程中，為了地方利益，往往會出臺一些與黨和國家相悖的政策，以抵消國家政策的影響。這樣最終會導致政策的目標無法達成，并且會破壞國家制定政策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例如，部分中小學校為了升學率和對教師工作進行考核，往往制定兩種教學課時計劃。一種是為了應對上級部門的各項檢查，這類計劃會嚴格按照國家的規定來制定;另一種是減少技能課程而加大語數外的課時量，供教師日常教學過程中執行，這根本無益于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提高。

三、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的矯正對策

1.提高政策執行者的素質

對素質教育政策執行效果產生最直接影響的群體就是政策執行人員，因此，我們要根據政策執行人員的素質和對其專業執行能力的要求，通過各種手段和形式，不斷開展教育培訓，提高其執行能力，以滿足素質教育政策執行的需要。

（1）提高政策執行者的政治思想素質

政治思想素質是政策執行者最為重要的思想堡壘，如果沒有較高的政治思想素質，就無法堅持政策執行的基本原則，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就很有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選擇式政策執行方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領導要通過培訓和學習，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不能為了一時的政績而追求應試教育的短期效果，而要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3]。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更要提高政治思想素質，明確自身所肩負的社會教育責任，認識到只有真正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保證學生全面發展，才能真正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2）不斷完善教師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

作為最基層的素質教育政策執行者，教師要想提高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自身就要具備完善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而在現階段，許多教師依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足，所以，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要通過開展各類培訓教育提高教師的知識和能力水平。

（3）提高政策執行者的執行和管理水平

在我國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雖然政策執行者會嚴格按照政策的規定執行，但仍會出現執行失真的情況，究其原因是政策執行者的執行能力和管理水平不高。一方面，政策執行者知識理論有限，不能正確把握政策精神，不能充分利用政策資源，就很難保證執行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領導管理水平不夠高，在調動地方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方面缺乏經驗，不能將各方資源有效利用，從而影響貫徹和執行素質教育政策的效果。

2.不斷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增強對政策的認同感

一方面，通過對素質教育政策的宣傳，政策執行者可以更好解讀和把握政策精神，明確政策執行目標，避免對內容領會偏差的情況出現，從而減少政策執行失真的可能性。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既可以提高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教育工作者對素質教育的重視程度，認識到搞好素質教育的重要意義;也可以讓家長和學生充分認識到素質教育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反過來會更加配合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工作。因此，素質教育政策執行是需要整個教育界各方面力量共同協調、配合完成的。

另一方面，國家或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對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或學校的素質教育政策執行情況進行及時的宣傳，給予適當的通報表揚或批評。以此形成正確輿論導向，便于大家學習先進經驗和吸取教訓，最大限度地激發政策執行的積極性和責任感。

3.建立完善科學合理的政策和評價體系

預防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首先就要保證政策本身要制定得科學合理，這是杜絕政策執行失真的根本措施。

（1）明確素質教育培養目標

雖然很多地方政府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中，都會制定人才培養目標，關注學生創新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但往往目標規定不夠細致。各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根據各自發展情況，按照各年齡段具體制定素質教育培養目標，以便于教育工作者在政策執行中，能夠有具體的量化目標遵循。

（2）結合地方客觀現實制定素質教育政策

我國幅員遼闊，地域間差異較大，尤其是各地間的社會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因此，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不能夠一概而論，搞“一刀切”，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地方經濟、教育教學發展狀況、政策執行目標群體等情況，為各地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執行目標和標準，以確保各地方能夠順利貫徹落實素質教育政策。

（3）改善教育評價體系

一方面，改革考試評價制度。考試評價不僅包括文化考試，也要包括對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測試，做到對學生進行全面、科學的評價。另一方面，改革教師資格制度和職稱評價制度。我國教師資格證考試改革從今年開始已經在各省實施，改革后的考試內容有所增加，難度加大，無論是師范生還是非師范生都要參加考試，這樣不僅能保證保證教師隊伍的基本素質，也能激發教師主動提高自身能力的積極性，從而保證素質教育政策有效執行[4]。

4.加強監督力度，確保政策執行到位

目前，我國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執行不力，而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加強監督力度，確保政策執行到位，避免政策執行失真。

（1）保證素質教育政策執行監督機構的獨立性

采用各種切實可行的措施來改革現行的監督機制，改變由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領導兼任教育監督機構主要領導的現狀，使得監督機構的人員、工資、財政支出、管理等能夠獨立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才能從根本上建立一個獨立的、不受外界干擾影響的監督機制，從而有效的監督保障素質教育政策的實施。

（2）全程監督政策執行過程

對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進行全程監督，改變以往只重視政策執行結果的現狀，將政策執行前目標制定、執行中整個過程、執行后的結果評價納入到整個監督體系中，便于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及時、有效地進行監督以及調控。

（3）確保監督主體多元化

政策執行的監督機構不僅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也包括下級對上級以及平級之間的監督，因此，要加強不同政策執行部門間的信息溝通和互相監督體制。同時要將各類信息通過各種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便于社會大眾進行有效的外部監督。

5.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加強法治

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強和完善監督機制，但依然還是存在監督不力的問題，因此，當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時，就要適當加強懲罰力度，啟用責任追究機制，有效遏制政策執行失真問題。

（1）規范素質教育執行的相關法律法規

我國是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必須以法律作為唯一標準。要想保障素質教育政策的有效執行，就要以相應的法律法規作為制度保障。一方面，通過法律法規對政策執行過程、責任作出明確的規定，以便能夠在出現違規違法現象時及時進行監督和處理。另一方面，法律的強制性與權威性對違法者有一定的震懾作用，可以有效預防和遏制違法行為的發生，使得政策執行者能夠嚴格按照要求貫徹執行。

（2）確立素質教育政策執行的結果評估標準

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對政策執行評估的科學研究，不斷加強政策執行評估機制的建設，以便能夠建立起一個科學、合理的評估機制，為政策執行者提供明確的執行評價標準，這樣才能在出現政策執行失真時及時明確責任，找出執行失真原因，避免評估停留在單純定性階段。除了在政策執行部門建立評估機制外，還可以成立專門的評估機構，從而保證評估結果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3）建立責任追究制度

建立責任追究機制，明確在素質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政策執行者所要承擔的責任。如政策執行者由于工作失誤造成執行失真，就要依據相關法律制度對其進行紀律處罰;對于有意造成素質教育政策執行失真的行為，還要對執行人員追究其經濟和法律責任，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保證對政策執行監督的權威性，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素質教育政策能夠得到貫徹和落實。

總之，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對我國教育教學進行改革，切實有效地貫徹實施素質教育政策，為國家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參考文獻

[1] 茹陽.試論我國教育政策執行中的失真及其矯正對策[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08（2）.

[2] 陳學軍，鄔志輝.教育政策執行：問題、成因及對策[J].教育發展研究，2004（9）.

[3] 李江源.教育政策失真的因素分板[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1（11）.

第6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 有限理性 模型 房地產政策

一、前言――中國房地產政策背景

2001年，中央195號文件確定銀行資金對房地產開發僅僅起輔助推動的作用，不能成為房地產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房地產企業取得相關土地開發資質后自有資金應不低于總投資的30%，商業銀行在項目施工近尾聲時可向個人發放不超過房價80%的按揭貸款，同時允許商業銀行提供房地產公司少量的流動資金貸款。

2002年，中央對房地產金融進行了一次大檢查，目的在于評估195號文件的落實情況。本次檢查后房地產行業暴露出許多當時房地產發展的不良現象，主要集中在違規放貸上，表現為對“四證”――《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使用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地施工許可證》不全項目發放貸款，在開發商自有資金尚未達到開發項目總投資30%的情況下發放房地產開發貸款，嚴重違背了195號文件的精神，房地產金融違規現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2003年，隨著2月《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披露，6月121號文件適時出臺。該文件是對195號文件精神的具體化，主要內容為商業銀行不得向未取得“四證”的開發項目發放任何形式貸款，并不得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用于繳交土地出讓金的貸款，一定數額的流動資金貸款只能用于施工所需設備，禁止為房地產企業墊資，個人住房貸款只能在住房主體結構已封頂時發放。遺憾的是，121號文件收效并不十分顯著。

2004年，中國銀監會2月《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風險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

“指引”以非常具體和富于操作性的方式，對商業銀行房地產信貸風險管理做出了要求。意見稿的主要內容是建立核查制度，商業銀行應當加大監督力度，對內部職能部門和分支機構進行房地產貸款發放質量的年度全面稽核，并形成報告；規定具體的違規懲戒措施；要求商業銀行在對房地產企業的貸款前做詳細調查。

2005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2005年“將重點抑制生產資料價格和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對住房貸款利率和公積金貸款利率有一定的上調。此次通過利率的調控并不是從緊縮開發商和土地供給上，而是從需求上調控，房地產商對此政策反應溫和，老百姓卻態度激烈，普遍人認為央行調整利率受影響最大的是普通買房人。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這份《通知》針對房價上漲過快的現象明確提出八點要求，即“國八條”。第一條要求高度重視穩定房價，第二條要求切實負起穩定住房價格的責任，其余六條均為調控房價的具體政策路徑，包括大力調整和改善住房供應結構，嚴格限制被動性住房需求，正確引導居民合理消費預期，全面監測房地產市場運行，積極貫徹調控住房供求的各項措施，認真組織對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督促檢查。4月，房地產形勢座談會召開，中央再次強調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勢頭是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5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建設部等七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遏制投機性炒房，控制投資性購房，鼓勵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合理引導住房消費，促進住房價格的基本穩定和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實行實名制購房，“期房”將禁止轉讓，預售商品房在住房未竣工前不得轉讓，推行商品房預銷售合同網上即時備案，防范私下交易行為。5月26日，國稅局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稅收管理的通知》，明確要求以契稅管理先繳納稅款、后辦理產權證書（簡稱“先稅后證”）為把手，加強部門協調配合，實現房地產業諸稅種間的有機銜接。

二、政策模型對于解析中國房地產政策變遷的現實意義

政策模型作為公共政策的一種分析途徑，具有簡化現實社會問題的作用，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社會的一些復雜現象。政策模型更是現實社會中一些利益群體價值的縮影，這些價值之間的相互關系往往體現了政策模型的歸納和分析能力。中國房地產政策作為一個客觀現實的產物，與政策模型應當具有一定的聯系性，這也正符合了政策模型應當以現實生活為參考依據的要求。房產政策一直關乎多個群體的利益，這其中包括政府，公眾，房地產企業，甚至包括寄生于房產企業下的眾多建筑裝潢裝修公司，可見房產政策是一種政治妥協的產物，這需要兼顧各方的利益訴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房產政策歷來是一個爭論的話題，“這些政策制定的對不對？落實后到底有沒有成效？”等等問題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為什么一直以來大家對房產政策都抱以希望，到最后卻有所失望，不在于這個政策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用，而是這個政策不是人們所想的那樣容易制定，政策制定以社會實際情況為參照，但房產政策兼顧的利益群體太多，往往不容易制定，不容易制定好，所以引入政策模型進行研究，可以對房產行業做一個抽象的概括，可以提取一些有分析價值的內容，可以讓人們思考房產政策的社會效果和心理趨勢，思考和預測未來的發展，為房產政策分析提供多種途徑。

三、有限理性模型解析中國房地產政策

有限理性模型是美國著名學者赫伯特?A?西蒙在對傳統理性主義總結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很少具備完全理性的前提。因為，人們很難對每個政策產生的結果具有完全的了解和預測，常常要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根據主觀判斷進行決策。現實生活中決策者的理性是界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他們不是“經濟人”，而是“行政人”。行政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往往是多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經常處于變動狀態且表現出沖突特征。由于認識水平和能力的有限，以及客觀環境因素的制約，所作出的決策往往是一種滿意解，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次優決策，并能滿足需要就行。

中國房地產行業所涉及到的利益群體很多，并受整個市場自身調節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往往很難掌握到反映行業發展的完備信息，特別是在早期將房地產作為調控目標的時候。這時決策者只能是以一種個人的價值取向去斷定整個房產行業的發展，而不是從一個宏觀長遠的角度去制定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2001年的195號文件僅僅體現了決策者只能在當時斷定出房產行業應當在行政審批的制度下進行監督，因此對某些房產企業在市場準入方面進行一定的限制，如“四證”的辦理和批準，都是對房產企業自有資金的衡量，并判定房產企業是否有能力涉足房產行業。在當時，國家并不知房產行業的發展在拉動經濟的同時，是否會有一些負面影響和不良現象的產生，因此只能去規范它，而不是去鼓勵或者抑制它，在某種層面上，這些政策往往是“試金石”，決策者希望這樣的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不知道這樣的作用是好是壞，是大是小，但決策者明白制定政策帶來的作用遠遠大于不制定政策的作用。遺憾的是，195號文件一直沒有得到有效實施，房地產企業往往用流動資金貸款交納土地出讓金，獲得“四證”，同時申請開發貸款，而施工單位為了單位效益往往墊資修建，項目地基一打好就開始進行個人的按揭貸款，施工單位也常常無力發放民工工資。這些不良現象都是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無法預測到的，而這些不良現象也是信息不完備程度的體現，壞現象越多，信息越不完備，所制定的政策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也不如人意。因此我們可以形成這樣一種邏輯：次優決策和最優決策之間，如果按照有限理性模型去分析，必定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往往取決于信息完備程度，而這些差距表現為最優決策預期效果和實際社會效果之間的差距。

(1)f(y)=f(x)(x>0)(2) f(y)=f(x)(x>0)

圖1中，隨著變量X信息完備程度的增加，決策者掌握的信息資源增加，基于有限理性的決策者所制定的次優決策效果漸漸趨近于理想的最優決策效果；（無箭頭的豎線表示最優決策下的預期效果）

圖2中，隨著變量X次優決策預期效果的增加，使最優決策預期效果和實際社會效果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無箭頭的橫線表示最優決策下的預期效果）

參考文獻:

[1]陳慶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第7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投資性房地產 會計政策 成本模式計量

理論上講，隨著近年來我國投資性房地產市場價值持續增長、其賬面凈值顯著低于公允價值現象，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將會給企業帶來較為豐厚的賬面收益，進而為其獲得資本市場和再融資提供便利的條件。但是實際情況卻是大多數公司仍采用成本模式計量投資性房地產，使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模式的企業少之又少。若要深入的剖析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的選擇背后的深層原因，還應對有關會計政策及會計政策選擇的動因進行深入的了解。

一、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選擇原因分析

首先，會計計量與報告中的主觀性。會計計量與報告過程是人們主觀地期望以貨幣計量為手段，并用一些特定的方法對會計對象加以反映，以提供與會計管理相關的較為可靠地信息。由于會計計量與報告中存在的主觀性特點，就使得財務人員可能對通過以經濟業務產生不同的看法，由此產生了企業會計政策選擇。

其次，由于投資性房地產企業會計事務方面存在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企業之間由于所處環境、經營規模及經營狀況等條件的不同，為促使會計信息恰當的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情況，為獲取最大的利益且不違反準則、制度等目的，留給會計人員進行職業判斷的余地，企業需要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

二、現階段我國投資性房地產多選擇“成本模式”的原因分析

了解了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選擇原因之后，我們就應全方位、深入的剖析，以確定在新會計準則下為什么投資性房地產企業多采用成本模式的原因：

（一）成本模式的選擇對稅收更有利

成本模式計量時可以通過計提折舊抵銷的所得稅此時必須繳納。由抵稅效應的消失引起的所得稅稅賦的加重，也成了不少企業選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一大顧慮。另外，“企業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持有期間公允價值的變動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在實際處置或結算時，處置取得的價款扣除其歷史成本后的差額應計入處置或結算期間的應納稅所得額。”這一政策雖然明確了投資性房產在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不計稅，但卻不能計提折舊抵稅。

（二）公允價值模式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規定：“企業對投資性房地產的計量模式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 “已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不得從公允價值模式轉為成本模式”。可見，企業一旦采取公允價值模式計量，就很難再調回到原來的成本模式。正是由于計量模式的不可回轉性，使得大部分地產上市企業不敢輕易改變投資性房地產的后續計量模式，而仍處于觀望態勢。

（三）公允價值模式的應用不具備完全市場條件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明確規定：“有確鑿證據表明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可以對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計量。”準則同時規定了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投資性房地產所在地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2）企業能夠從房地產交易市場上取得同類或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及其他相關信息，從而對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作出合理的估計。不符合上述條件的，不得采用公允價值模式。但是由于相關市場體系還不健全，交易信息的公開程度還不夠高，還很難滿足新準則所規定的兩個條件。

三、完善投資性房地產會計政策選擇的方向

（一）完善會計準則與政策法規

新會計準則體系改革的方向是國際會計準則相趨同的會計準則體系。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是：資本市場建立時間段、有關經濟的政策與法規不完善等。因此在多大范圍和多大程度上賦予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權還需要循序漸進。首先，會計準則的制定應具有較為廣泛的參與性，借此以提升會計政策選擇的民主性與科學性；其次，制定會計準則應具有前瞻性，不應使準則落后于實際的經濟活動管理中；再次，加強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化建設，防止企業在會計信息披露中的人為操縱和尋租行為。

（二）優化企業內部會計政策選擇中的相關權力

會計政策選擇權的配置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上。因此,有必要對相關的各方在索取權問題上有更充分的討價還價，優化企業內部不同層次在會計政策選擇中具有的相關權力，使企業契約的制訂更加的完善。具體而言：公司管理層享有會計政策選擇的建議權；董事會由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代表組成，所以公司董事會理所當然的享有會計政策選擇的決策權；監事會有各個締約主體代表參與，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四、結束語

企業無論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還是成本計量模式都各有利弊:公允價值的引入符合全球一體化的要求，能夠更好的體現投資性房地產的特性，使企業賬面價值更加及時、客觀地反映市場的公允價值。但是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在應用過程中存在諸多障礙,比如缺乏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成熟、有效的市場環境,可操作性不強,等等。成本計量模式則沿用了傳統的資產計量方法,會計處理相對比較簡單，也容易理解,不受公允價值變動的影響,使得企業的資產狀況及盈利水平較為穩定，不容易被人利用進行利潤操縱。但卻反應不出投資性房地產的市場公允價值，不符合全球一體化的要求。這兩種后續計量模式預計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共存,企業應如何選擇,關鍵還是看該企業適合于哪種模式,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進行合理的判斷。

參考文獻：

[1]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2]朱蓮美,李高波.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模式差異及影響分析[J].財會通訊，2007，（06）

第8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時滯;var 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

中圖分類號:F8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2017001

1 引言

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履行中央銀行職能、貨幣政策逐步轉向運用貨幣供應量、利率等間接調控手段以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其效應的研究日益受到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從制定調控政策并加以實施,到調控政策完全產生作用效果,整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延遲,這就是所謂政策效應時滯.政策效應時滯將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影響。貨幣政策時滯是指從客觀經濟形勢變化到貨幣當局調整或制定貨幣政策措施,以及實施貨幣政策直至對經濟運行產生效應之間的時間間隔,包括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

由于內部時滯更多地體現為政府的工作效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政府可以通過改進工作效率縮短內部時滯,與內部時滯相比,外部時滯較為客觀,而且比較容易觀察、分析和衡量。外部時滯主要由客觀的經濟和金融條件決定。不論是貨幣供應量還是利率,它們的變動都不會立即影響到政策目標。故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中,通常主要是研究貨幣政策的外部時滯。

弗里德曼經過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從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到名義收入的變化需要6-9個月的時間,對物價產生影響要在此后6-9個月,而索洛和托賓等人認為時差不過6-10個月(伍海華,2002)。目前我國學者對貨幣政策時滯的實證研究不是很多,研究方法大多來自對于時間序列數據或圖表的直觀估計,分析結果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王大樹(1995)認為,當某種貨幣政策實施以后,它的效應要等到幾個月乃至十幾個月以后才能顯現出來,因為經濟運行有其固有的慣性。鄭超愚(1994)的分析僅僅得出貨幣政策外部時滯肯定在一個季度以上的結論。黃先開、鄧述慧(2000)以1980-1997年的數據為基礎,采用兩階段OLS方法分析預期的貨幣供給增長對產出的效應,結論是貨幣非中性,即貨幣供給對產出有影響。王振山、王志強(2000)以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和1981-1998年的年度數據進行研究表明,信貸渠道是中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途徑,而利率渠道的傳導作用不明顯。李斌(2001)用1991-2000年的季度數據進行研究表明,信貸總量和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變量都有很高的相關性,但信貸總量的相關性更大。

第9篇：國際形勢與政策范文

【摘要】本文運用2010～2013 年的月度時間序列數據，利用協整回歸方法，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實證結果表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之間存在穩定的、單向的、正向的長期均衡關系，而與狹義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供應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另外，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還可知，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保持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時，能夠促進流通中的現金保持穩定，有利于中國現階段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

關鍵詞 信貸規模；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基金項目】本文由山東省人民政府金融學“泰山學者”建設工程、金融產業優化與區域金融管理協同創新中心專項資金資助。

【作者簡介】胡曉艷，廣東科貿職業學院財經系講師，會計師；張延良，山東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金融投融資。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銀行信貸的存量和增量也在不斷增加。2012年全國人民幣貸款總額增加了8.20萬億元，同比增加了7320 億元，其中住房貸款總額增加了2052 億元，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總額增加了5.66萬億元。銀行信貸是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發揮關鍵的作用。因此，在現階段研究銀行信貸中的人民幣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對于央行如何判斷和把握貨幣政策的“松”“緊”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將著重研究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本文收集了2010 年1 月～2013 年8 月的月度數據，利用誤差修正模型，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經研究發現，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并且關系是正向的，而與狹義的貨幣供應量、廣義的貨幣供應量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現階段，央行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及自身發展的需要，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可知，維持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進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主要有：一是通過新的視角，即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與貨幣供應量的關系，反映了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新意。二是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有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結論，即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保持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有利于促進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

本文余下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已有文獻進行回顧，第三部分對相關理論進行分析，第四部分介紹了變量的選取和模型的構建，第五部分介紹了數據的來源并進行了描述性分析，第六部分對實證結果進行了分析，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Bernanke & Blinder （1990） 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研究銀行信貸狀況，認為由于銀行對貸款申請人的篩選，導致中央銀行降低準備金規模，進而限制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這就間接地說明了貨幣政策是通過銀行貸款渠道傳導的。Kashyap & Stein(1995)在研究中指出，銀行信貸渠道在滿足“價格調整非完全剛性、銀行負責一部分企業的外部融資、銀行的信貸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貨幣當局的控制”三個條件時是有效的。因此，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銀行信貸渠道是存在的，并且會對貨幣政策的實施產生影響。Cecchetti （1999） 基于美日歐的數據，對商業銀行的貨幣傳導過程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密切相關， 而且是正相關。Kishan & Opiela （2000） 通過對13042家銀行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不同信貸規模的銀行對貨幣政策的靈敏度不同。Van den Heuvel（2001） 也在研究中得出相同的結論。Tanaka （2002，2003）在利率函數的靜態模型研究中指出，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影響。Aikman& Vlieghe （2004） 在研究中，通過分別建立銀行與企業、銀行與儲戶之間的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模型，分析比較了無銀行信貸約束的經濟和有銀行信貸約束的經濟對不利沖擊的反應。因此得出結論，銀行信貸渠道確實是存在的，并且會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產生影響。但是，Hume & Sen?tence （2009） 在研究中指出，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說，全球的銀行信貸高峰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銀行信貸對宏觀經濟波動沒有影響，當然也對貨幣政策的實施沒有什么影響。

國外學者已經對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的關聯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借鑒意義的成果，而國內的研究大部分還只是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在少數的實證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是信貸渠道。王振山等（2000） 通過對中國的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了信貸渠道是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的結論。李斌（2001） 通過對中國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了信貸總量與貨幣總量間接相關的結論。朱慶（2005） 在研究中指出，信貸渠道在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且相對發達國家而言作用更明顯。周孟亮和李明賢（2006） 通過時間序列的實證分析，認為信貸渠道依然是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并且市場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有利于貨幣政策的實施。索顏峰和范從來（2007） 通過對中國銀行部門近12 年資產負債表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銀行資產組合能夠為信貸觀點提供充足的證據。趙振全等（2007） 在研究中發現，信貸市場的狀況對經濟波動影響巨大，中國明顯存在著金融加速器效應。陸前進和盧慶杰（2008） 認為，當前中國金融市場還不完備，所以貨幣政策只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商業銀行。李連發和辛曉岱（2012） 通過對中國的季度數據進行研究，發現信貸總量與存款準備金率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郭家新（2013） 在對中國貨幣供給機制轉變和信貸規模控制的研究中指出，在信貸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過程將被打斷。劉書祥和吳昊天（2013） 在研究中指出，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存在著明顯的銀行信貸渠道效應。

從以上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銀行信貸與貨幣政策的實施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將利用2010年以來的月度數據，從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對貨幣政策影響的角度進行分析。

三、理論分析

貨幣政策通過相關工具開始啟動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得以實現的過程，即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國內外學者公認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有兩個：一是信貸渠道，具體包括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此渠道是從銀行信貸的角度分析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另一個是貨幣渠道，具體包括匯率渠道、資產價格渠道、利率渠道。

由于中國的金融發展不協調等歷史原因，中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是銀行信貸渠道，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間接金融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總體上來說起步晚、發展慢，銀行信貸在融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過大，而企業通過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所進行的直接融資所占份額過小，而且這種現象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從2010年起，銀行信貸在融資中的比重就沒有低過3/4。另外由于中國特殊的金融制度，貸款幾乎成為中小企業惟一的籌措資金的方式，中小企業基本上沒有直接融資的途徑，貸款難一直制約著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小企業的發展。與中國相對比，美國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資本市場，但是其融資方式主要還是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間接融資。從1970年開始，銀行等金融機構信貸總額占非金融企業外部融資的比重就沒有低過60%；同期新發行的公司債券中，直接融資的比重還不足5%。由此可見，間接融資是極其重要的。

其次，由于中國還沒有真正地實現利率市場化等客觀原因，貨幣傳導渠道并不是很有效。以利率傳導渠道為例，大量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中國的企業對利率并不敏感，尤其是對中長期貸款的敏感性更低。其原因一是大量國有企業在改革之前財務敏感性極差，基本只受預算約束的影響；二是所有的貸款全部按照央行提出的基準利率來執行，導致利率的期限結構不合理。再以資產價格渠道為例，其嚴重地受托賓Q不顯著和財富效應的影響，原因一是股票市場波動過大，普通散戶很難在股票市場中獲得收益；二是股票作為一種直接融資手段還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在現階段的中國無法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好的服務。

最后，由于資產抵押和利率管制的存在，使得貨幣傳導渠道間接地成為銀行信貸傳導渠道。現階段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是金融市場并未完全開放，金融管制制約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活動。在利率水平不高時，對正規金融的需求很強烈，此時信貸規模成為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將房地產市場和銀行業緊密聯系起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波動間接地影響了銀行信貸規模。這說明抵押資產的存在強化了銀行信貸傳導渠道的作用。

綜上所述，銀行信貸渠道是中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本文將從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的視角，來分析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四、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為了深入理解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我們建立了計量經濟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

（一） 變量選取

1.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本文選取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作為變量，首先是因為這個變量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靈敏度最高，這是中小型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的根本所在；其次是因為人民幣信貸總額能夠直接影響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最后是因為中資銀行會更多地關注政府的宏觀政策。因此本文對此變量的選擇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2.貨幣供應量。按照我國貨幣當局對外的數據，將貨幣供應量分為三個層次：流通中的現金、狹義貨幣供應量和廣義貨幣供應量。本文將分別探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三個層次貨幣供應量的關系，以便得出更加客觀的結論。

（二） 模型構建

本文基于時間序列數據，使用協整回歸的分析方法探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因為JJ(Jo-han?sen-Juselius)協整檢驗(Johansen 等,1990；Johansen,1991)比Engle-Granger兩步法檢驗更加穩健，所以下文中的協整檢驗方法利用基于回歸系數的JJ協整檢驗。因此相關的VECM 模型（誤差修正模型） 如下：

DlnCRt=α1lnCRt-1+βlnM0t-1+C

DlnM0t=α2lnCRt-1+βlnM0t-1+C

我們主要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所以模型中沒有考慮短期因素。其中，下標t表示時間，CR表示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M0表示流通中的現金，在模型中將CR和M0做了對數化處理，C表示常數項。參數α表示調整速度，與參數α相乘的括號內的方程表示長期均衡關系。當α的值顯著時，解釋變量才能成為因變量的Granger因子。

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其他兩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之間的模型同上。

五、數據來源與描述性分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年報》《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人民網站pbc.gov.cn公布的數據和Wind資訊數據庫。為了盡可能地增加樣本數量，本文選取了2010年1月～2013年8月的月度數據。為了降低數據的波動幅度，我們將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為了分析方便，對上述調整后的相關變量進行定義，流通中的現金的對數表示為lnM0，狹義貨幣供應量的對數表示為lnM1，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對數表示為lnM2，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的對數表示為lnCR。上述各從新定義變量的一階差分項， 分別記作DlnTR、DlnM0、DlnM1、DlnM2。表1 描述了lnCR、lnM0、lnM1、lnM2、DlnCR、DlnM0、DlnM1、DlnM2 的統計性質。

lnCR、lnM0、lnM1、lnM2 的關系由圖1 給出，其相應的增長率參見圖2和圖3。從圖1可以粗略地判斷，lnCR、lnM0、lnM1、lnM2均顯得不平穩。從圖2 和圖3 可以看出，DlnCR、DlnM0、DlnM1、DlnM2 都顯得比較平穩，lnCR 可能分別與后三列數據存在一階協整關系。

六、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 單位根檢驗

由于lnCR、lnM0、lnM1 和lnM2 都是時間序列數據，必須先檢驗這些變量的平穩性，表2列出了ADF的檢驗值、檢驗“存在單位根”這一原假設時相應的p 值以及檢驗結果。檢驗結果顯示，lnCR、lnM0、lnM1及lnM2均不平穩，其相應的一階差分DlnCR、DlnM0、DlnM1及DlnM2都是平穩的。這說明lnCR、lnM0、lnM1 及lnM2 均為同階單整I（1），因此變量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二） 協整分析

表3分別對lnCR與lnM0、lnCR與lnM1、lnCR與lnM2在2010～2013年間的月度數據協整關系結果進行了列示。

從表3可以看出，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對流通中的現金有單向的因果關系，但是與狹義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供應量之間并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在2010～2013年間，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只對流通中的現金產生影響，并且影響是正向的，但是流通中的現金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并沒有影響。

（三） 脈沖反應函數

圖4是2010～2013年間的lnCR對lnM0的正交脈沖反應函數圖，即一個單位的lnCR沖擊對lnM0的長期動態影響；圖5是2010～2013年間的lnCR對lnM0的累積正交脈沖反應函數圖，即一個單位的lnCR沖擊對lnM0的累積長期動態影響。反應期限設定為20 個月，使用喬利斯基分解(Choleskyde-composition)方法計算正交殘差。從圖4可以看到，第一個月一個單位的lnCR的上升將立刻引起后續lnM0的接近0.014單位的上升，然后隨著時間的推移，lnM0的上升幅度減小，直到5個月后lnM0的上升穩定在大約0.004單位左右。從圖5可以看到，第一個月一個單位的lnCR的上升將引起后續累積的lnM0持續穩定地上升，只是初期的上升幅度較大。這說明從長期來看，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對流通中的現金有長期而持久的正影響。

（四） 相關檢驗

1.檢驗lnCR與lnM0之間協整方程的穩定性，基于協整關系殘差的ADF檢驗。殘差的ADF檢驗統計量為-4.055，檢驗p值為0.0011，因此協整方程是平穩的。

2.檢驗lnTR與lnM0之間協整個數的設定是否合理，如表4和圖6所示，協整個數設定合理。3.檢驗殘差是否服從正態分布。殘差的正態性檢驗沒有通過，不過JJ方法具有魯棒性，對非正態性分布的殘差也同樣適用（Gonzalo，1994）。

4.檢驗殘差序列是否存在序列相關。對模型殘差1階滯后的拉格朗日乘子檢驗不能拒絕無自相關的原假設，這說明所做的模型滯后階數的選擇是合理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

七、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協整回歸方法，對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之間存在穩定的、單向的、正向的長期均衡關系。第二，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與狹義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供應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綜上所述，說明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總額僅對流通中的現金有正向的拉動關系。因此，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流通中的現金流，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

當執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時，基礎貨幣的投放將通過銀行信貸渠道成倍擴大，銀行的貸款傾向隨名義匯率和利率的上升而放大，此時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得到了加強；而當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時，由于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也將得到反向加強。因此，中國銀行信貸渠道的存在擴大了貨幣政策的實際影響。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瓶頸，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金融體系就需要為實體經濟做好服務，為了維持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就需要央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可知，中資全國性中小型銀行人民幣信貸規模保持穩定或者略微增加時，能夠促進流通中的現金保持穩定，有利于央行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

參考文獻

[1]郭家新.信貸規模控制與中國貨幣供給機制轉變: 1953～2012[J].金融經濟學研究,2013,(3).

[2]李斌.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1,(7).

[3] 李連發, 辛曉岱. 銀行信貸、經濟周期與貨幣政策調控:1984-2011[J].經濟研究,2012,(3).

[4]劉書祥,吳昊天.貨幣政策沖擊與銀行信貸行為的差異——基于銀行信貸渠道理論的一種解釋[J].宏觀經濟研究,2013,(9).

[5]陸前進,盧慶杰.我國利率調控面臨的困境及政策含義[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8,(5).

[6]王振山,王志強.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0,(12).

[7]索顏峰,范從來.貨幣政策能夠影響貸款供給嗎?[J].經濟科學,2007,(6).

[8]趙振全,于震,劉淼.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存在嗎?[J].經濟研究,2007,(6).

[9]周孟亮,李明賢.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的實證研究——基于1998 年以來的實際情況[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6,(3).

[10]朱慶.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中德比較研究[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5,(3).

[11]Aikman D, Vlieghe G. How much does bank capital matter?[J].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Vol.44,No.1,2004

[12]Bernanke B.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nd the Channels ofMonetary Transmiss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0.

[13]Cecchetti S G. Legal structur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Research, 1999.

[14]Hume M, Sentance A. The global credit boom: Challenges formacroeconomics and polic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Vol.28,No.8,2009.

[15]Kashyap A K, Stein J C.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bank balance sheets//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Policy[J]. North-Holland, Vol.42,1995.

[16]Kishan R P, Opiela T P. Bank size, bank capital, and the banklending channel[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0.

[17]Tanaka M. How do bank capital and capital adequacy regulationaffect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D]. CESifo, 2002.

[18]Tanaka M.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BaselAccord[J].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49,No.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