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能力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決策能力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決策能力范文

一、科學決策的內涵 

科學決策是指決策者為了實現某種特定的目標，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系統地分析主客觀條件做出正確決策的過程。科學決策的根本是實事求是，決策的依據要實在，決策的方案要實際，決策的結果要實惠。 

二、當前影響領導科學決策的原因 

影響領導干部科學決策，導致決策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唯上”引起失誤 

決策一般可以分為高層、中層和基層。相對較低層面的決策通常要以較高層面的決策為前提和依據，以確保較高層面的決策得到落實。但是，建立在單純“上級”觀念基礎上產生的形式主義往往導致脫離實際的照搬照抄和盲目執行，不僅使本級的決策缺乏創造性，而且使本級決策既脫離上級的精神實質，又脫離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造成決策不具有科學性，產生決策失誤。 

2.專斷引起失誤 

應當說，領導干部的科學決策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依靠充分發揚民主，依靠科學技術和決策者的知識、閱歷、經驗、直覺以及專家、群眾的意見，才能做出科學決策。如果領導干部認為領導決策就是領導者自己拿主意、作決斷，不重視發揚民主、不調查研究、不科學論證，單憑個人主觀意愿和想象，武斷‘拍板’，那就必然會由于領導干部的個人素質和掌握情況的局限性而導致決策失誤。 

3.情緒引起失誤 

情緒是情感的表現，具有很強的主觀隨意性。熱烈而健康的情緒與躁動和偏激的情緒對決策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領導干部憑著情緒決策，“跟著感覺走”，決策失誤就在所難免。 

4.經驗引起失誤 

經驗決策是一種傳統的決策方式，具有直觀感知性、認識表面性、分析情況的非定量性的特點。在生產不發達、科學比較落后、事物發展變化緩慢的條件下，靠經驗決策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進入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之后，如果還繼續沿用“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或者照搬書本經驗的老框框、老辦法，決策十有八九要失誤。 

5.低能引起失誤 

領導干部決策，必然受其運用知識的能力、理性思維的能力以及決斷能力、直覺能力的影響。如果不能綜合地運用現代科學知識，或者不能將科學知識轉化為理性思維能力，或者抓不住機遇而優柔寡斷，或者不能運用既以多向性思考為特征，又注重事物整體性的直覺能力，即領導干部能力低下，也會引起決策失誤。 

三、提高行政決策的有效途徑 

1.領導干部要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綜合素質 

正確決策是領導者的基本職責和各種素質的集中體現，也是衡量一個領導集體和一名領導干部能力與水平高低的主要標志。領導者是決策活動的主體，其能力素質直接影響決策，決定決策的效果和成敗。特別是現代社會信息瞬息萬變，社會形勢日新月異，新知識、新經驗、新理論、新觀念層出不窮。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積極樹立“學以立德、學以明志、學以增才、學以致用”的理念，不斷提高適應新形勢和崗位需要的各種能力。 

2.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科學決策的基礎 

實踐證明，調查研究是正確決策的前提，領導者的謀事之基，成事這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也就沒有決策權。只有通過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的深入調查研究，才能增強對事物的感情認識，掌握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能夠及時準確掌握上級政策、指示的貫徹落實情況，重大任務的進展情況和出現的傾向性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要處理好調查與研究的關系，堅持用聯系、發展的觀點對來源于群眾中的情況和問題進行全面綜合地概括、分析與總結，才能通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分析研究，從中找出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取得制定工作方針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可靠依據，才能使決策更加科學化。 

3.善于決斷，敢于負責是科學決策對領導的要求 

現代決策要求領導者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要有敢于擔風險，敢負責任的決策素質。領導者要正確處理“有為”和“有位”的辯證關系，不斷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發展意識、責任意識，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政治水平和駕馭工作的能力，注意理清工作思路，找準工作切入點，對自己負責工作的重點、難點、熱點了如指掌，能夠在發現問題、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方面，準確吃透情況，拿出正確的解決方案，且要有勇氣和魄力，敢于決策和負責，做到“必行，行必果”，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4.發揚民主，集思廣益是科學決策的關鍵 

民主決策的最重要標志便是建立在決策過程中能夠使各種不同意見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觀表達的體制，整個決策過程暢通、規范、透明和趨向完善，并浸透著一種寬松、自由和暢所欲言的民主氛圍。決策的決斷者、決策方案的選擇者、決策的評價者、決策的最終受益者在這里是高度統一的。因此，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決策質量，它也在最大程度上彌補決策者的信息不足、知識不足和能力不足，糾正他們價值的、理性的、觀念的偏見，并且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提升了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決策的實施獲得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5.認真遵循科學決策的程序和方法 

從決策議題的提出，到調查研究，開會討論形成多種決策備選方案以及聘請專家咨詢、論證和進行可行性分析以選出最佳方案，再到決策領導層的通過，各個環節都必須有嚴格的規范，以防止決策行為的混亂和決策權的濫用，也使領導的決策有章可循，為決策的科學化提供制度保障。 

第2篇：決策能力范文

【關鍵詞】中職護生；護理倫理決策能力

【中圖分類號】R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4）04-0178-01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活富裕了的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維護自身權益的法律意識也在增強，醫療護理糾紛呈上升趨勢，但醫務工作和一般的消費服務不同，是科學性、技術性、服務性很強的工作。在大量的醫務工作中，不僅因為客觀實際的醫療發展水平限制，還由于醫務人員個體上存在思維判斷能力、業務技術水平及道德水準等方面的差異，醫療事故和護理糾紛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良好職業道德是護士從事護理工作的基本條件，而護士的外部形象、服務態度、業務能力正是內涵的集中體現，具體表現在對護理事業、對人民健康利益的忠誠；對病人自、對病人人格的尊重；對個人隱私、醫療秘密的保密；對護理工作的盡職慎獨等。用法律的知識和頭腦去約束后，怎樣才能以更加道德的眼光和態度去對待所從事的護理事業？就需要培養護生的護理倫理決策能力。

1 中職護生年齡一般在15～18歲之間。從心理學觀點來看，他們屬于青年初期，是學生身心發展最迅速、最旺盛、最關鍵的時期，也是各年齡發展階段的最佳時期，又稱為人生的黃金時代。

2 護理實踐賦予護理主體倫理特性與護理主體自身內涵的道德自主性迫使護理人員在臨床護理中做出符合倫理的決策。護理倫理決策是指護理主體依據一定的價值觀念，分析護理倫理難題所涉及的倫理原則和各方利益，制定可行方案，預設可行方案的結果，最終對最為有效的方案進行選擇的道德實踐行為。護理倫理決策能力包括：觀察力、思辨力、學習力、探索力、判斷力和表達力等。在臨床實踐中它有決定護理程序和護理技術合理應用的道德支撐作用。

3 培養中職護生的護理倫理決策能力

3.1 強化相關護理倫理學知識的學習。護理倫理學的發展與護理作為一門專業的發展是平行的。隨著護理學從利用衛生學規則照顧病人演化到界定其實踐領域為促進健康、預防疾病、恢復健康和減輕痛苦的一門專業，護理倫理學也從遵循守候病人的行動規則演化到生命倫理學內一個確定的探究領域。 護理倫理學的研究包括如下方面：護士們最經常面臨的倫理問題，例如護士與醫生之間或護士之間缺乏合作，提出這個問題本身說明護士們對她們的社會責任以及她們在病人關懷照顧中所起作用的自覺意識日益增強；執業護士們的倫理推理能力和倫理判斷，例如護士們做出道德判斷的能力，護士對倫理問題的意識等；了解護士們做出倫理決策的方式，影響護士倫理決策的因素，護士對倫理問題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在關懷照顧嚴重殘疾和長期接受人工喂飼的病人時護士經歷的倫理沖突，在監護病房不進行搶救的病人如何使用護理保健資源，不進行搶救的決定對護理干預的影響；護士們在面臨復雜道德問題時如何做出倫理決策和計劃對病人的關懷照顧；單單從某一社會性別提出的或醫生做出的決策的理論結構也許對研究護士的倫理決策不合適，如此等等。讓護生明確護理工作中潛在的倫理問題，如給病人發藥、注射前不洗手；注射時皮膚消毒范圍不夠。其次是通過臨床典型的案例進行分析討論，加深理解。如對一些隱私部位操作如導尿、婦科沖洗時，不注意操作時為病人遮擋，或未經病人同意就帶學習人員觀摩等。以此讓護生知道護患雙方應享有哪些方面的道德權利、應履行哪些方面的道德義務，從而給護生帶來前車之鑒、后事之師，促進專業護理知識學習，增強職業道德修養。

3.2 各專業基礎課與臨床專業課程中的貫徹學習。基礎課課程如《藥理學》課程的教學傳授應著重教會護生藥物的配制、保存，藥物的配伍禁忌等。臨床專業課程如《兒科護理學》對兒科患者要做到體貼入微，治病育人。要向母親一樣親近他們，關心他們，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愛好，做好心理護理，使患兒像在家里一樣感受到長輩給與的照顧、體貼。臨床決定的做出是基于在一定情境下對有關各方的利益和價值權衡的結果。是否堅持倫理原則要視情境而定：視在一定情境下堅持原則會不會帶來積極還是消極的后果。

3.3 重視臨床帶教老師的選擇。帶教教師要求業務技能扎實，工作積極負責，有5年以上的臨床經驗，必須有高尚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素質，有提高自我修養的自覺性。重視帶教教師工作的實際考核，只有考核優良者才能勝任。

帶教中貫穿倫理知識的講解.帶教老師結合臨床強化護生的護理倫理決策能力。臨床帶教老師可以結合實際，一面講專科的理論知識及各項規章制度，一面講倫理學的知識。

4 倫理問題存在于護理工作中的方方面面，而從個人利益和職業利益出發幾乎是一個人的本能，即自覺不自覺的，你將會按照符合自己的利益方向來進行活動，這就必然會出現多方面的倫理缺陷。護生應清醒地認識到護理工作中的倫理因素和重要性，并自覺將衛生行為整合到護理實踐中，通過幫助他人找到更富尊嚴的生命，從而更好的實現自我價值，同時也能減少護患矛盾和糾紛，更大程度的構建和諧的護患關系。

參考文獻

第3篇：決策能力范文

一是研究支撐力。智庫只有扎扎實實做好研究，才能不斷迸發新的思想火花、形成新的研究成果，并促進這些研究成果的國內國際傳播，不斷增強決策咨詢能力。明確研究定位是智庫研究的起點。智庫必須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強項，選擇具有獨特競爭優勢的領域，堅持不懈地精耕細作，力求在這些重點領域形成核心競爭力和廣泛影響力。

二是思想創新力。這是智庫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真正的大國智庫應是思想觀點和價值目標的創造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創新是智庫的生命線，創新思想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智庫為政府決策服務，就要站在思想領域的前沿，著眼于長遠和宏觀分析，具有前瞻意識，關注戰略性問題，為政府決策提供有價值的思路。

三是社會傳播力。建立多層次的信息傳播機制，是智庫研究成果實現影響力最大化的必由之路。這需要智庫與各種媒體建立常態化的聯系機制，形成良好合作關系。只有借助有效的傳播方式，智庫才能更好地為社會大眾提供務實管用的思想觀點，有效引導輿論，教育和服務公眾。

四是國際傳播力。在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背景下，智庫必須具有全球意識與國際視野，在加強國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密切關注全球性問題；在充分利用國內資源的同時深挖國際資源，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通過人員交往、學術交流、聯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國際研究網絡；充分利用網絡媒介實現智庫成果的全球傳播；主動設定議題，在國際熱點問題上積極發聲，影響國際輿論，提升中國智庫的國際話語權。

五是決策影響力。在政策問題被提上議程之前，大多抵強飩研究成果以書籍、期刊、研究報告等形式呈現，通過會議、論壇等公共對話方式，幫助決策者、專家及公眾了解智庫新思想，引起公眾和媒體關注，從而影響思想輿論，并最終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智庫可以通過參與競標或接受定向委托承接政策研究課題，提供政策建議或備選方案；智庫專家學者可以通過參與政府決策機構召集的專題會議提供決策建議，還可以面向政府官員提供培訓、講座等服務。這些都是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有效方式。

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鼓勵各類智庫健康有序發展，培育更加系統、規范、開放的思想市場。需要強調的是，應鼓勵支持引導社會智庫發展。社會智庫所提出的學術觀點與政策建議，往往能超越狹隘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或地方利益，起到其他類型的智庫難以替代的作用。而且，社會智庫能形成“鲇魚效應”，是搞活思想市場的重要力量。正如改革開放后我國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鼓勵支持引導社會智庫發展也有助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整體發展。各種類型的智庫同臺競技，無疑將大大提升中國智庫的整體水平。

第4篇：決策能力范文

P鍵詞：教練員；決策能力；因素

教練員的指揮和決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訓練、競技比賽的命運，一場比賽的成功與失敗往往取決于教練員決策能力。對于教練員的業務水平的高低，淵博的知識，創新能力，豐富的經驗，情緒的調控能力，訓練、比賽全過程的全面評判、堅強的意志、良好的應變能等對教練員要求極高。

因此根據題目內容，并遵循體育科研方法關于問卷設計的基本要求，設計了“ 影響教練員臨場比賽決策能力因素的調查”問卷。對問卷初稿征詢了專家意見，多次修改，最終確定教練員調查問卷。并且在回收問卷后一個月內進行了復測。并對回收的問卷采用“進行數理統計分析”，根據《體育統計學》的回歸方程進行檢驗，最后對教練員決策主要能力因素的進行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教練員決策能力“掌握和運用理論知識因素”

根據數據的分析 “掌握和運用理論知識因素”在所有5個因素中貢獻率最高，為19.386%。說明該因素對教練員的決策能力的影響程度最大。同時，也說明掌握和運用理論知識是教練員決策能力的核心。

第一、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過硬的業務水平，可見教練員業務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決策能力的高低。新時代的教練員既要有業務上的專長，又要有寬廣的知識面。

第二、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這是教練員決策能力重中之中。由此可知淵博的知識，是教練員決策活動的基石。其自身所擁有的知識結構與其運用知識的能力，不僅直接影響著運動員的訓練水平，也直接影響著比賽成績。它是教練員決策能力至關重要的基礎。

第三、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聰穎的智慧，這因素對其決策能力非常重要。總而言之：掌握知識的目的，是運用知識。是否能夠靈活地運用知識，離不開聰穎的智慧。智慧是指運用知識的能力 ，是教練員在感知、記憶、想象與思維等認識方面的能力，是在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是教練員決策能力中的又一大要素。

二、教練員決策能力“豐富的實踐經驗因素”

根據數據的分析 “豐富的實踐經驗因素”，該因素的貢獻為17.604%。說明該因素對教練員決策能力影響程度較大。

第一、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嚴格管理、科學訓練，說明該因素對教練員的決策能力有一定的影響。如：我國一代乒乓球運動員、教練員徐寅生同志所論述的《如何打乒乓球》、袁偉民同志所論述的《我的執教之道》等。他們以辯證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提示并解決了運動隊伍的訓練、管理的思想體系，至今仍值得所有教練員訪學、借鑒。

第二、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豐富的經驗，可見豐富的經驗對教練員的決策能力在比賽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在第5屆全運會田徑預賽中，朱建華越過2.26米后，向2.34 米沖擊的事例。只要根據教練經驗的分析再作出行動，結果，獲得成功。可見經驗的作用不能低估

三、教練員的決策能力“穩定的情緒因素”

根據數據的分析“穩定的情緒因素”。該因素的貢獻率為14.737%。從從調查結果顯示，說明了情緒是影響教練員決策能力的又一重要因素。如：在第23屆奧運會女排決賽中對于運動員的情緒掌控而勝利的事例。說明，教練員穩定的情緒，對于整個決策過程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關鍵時刻對取勝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教練員的決策能力“堅強的意志品質因素”

根據數據的分析 “堅強的意志品質因素”該因素的貢獻率為12.184%，說明，該因素對教練員在比賽臨場的決策能力有較大的影響。

第一、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堅強的意志，說明決策活動是一種意志行為。意志在決策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表現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性和自覺性的同時，又體現了人類在實踐中征服自然、戰勝困難的頑強性、堅定性。面對激烈化競爭，在短兵相接的競技場上，如果沒有這品質，根本無法在極其困難的復雜條件下，實現決策目標并戰勝對方。

第二、從調查結果顯示要有勇往直前，說明了教練員要有識有膽，不懼不怯，無私無畏的魅力才能臨危無私不懼，遇強不餒，遇弱不懈。并且在當前無畏在于無私，無私在于有知，有知才能有膽，有膽才能無畏，智謀雙全的帥缺將少，必然造成我國體壇后備人才匱乏，人才匱乏也必然導致體育競技梯隊長期青黃不接，而最終致使我國體育競技水平徘徊不前，并呈“滑坡”之態。

五、教練員的決策能力“良好的應變能力因素”

根據數據的分析“良好的應變能力因素”其貢獻率為11.001%，說明該因素對教練員決策能力有很大的影響。

第一、從調查結果顯示要勤于思索，說明的該因素對教練員決策能力有一定的影響。特別當今隨著體育運動對于競賽制度的改革，并且在競賽規則在不斷修訂，能將實行的比賽節次的改變，比賽時間進攻的縮短，對技、戰術提出了新的要求，應如何改革、訓練指揮調度隊員，都是是教練員必須善于去解決的新課題，不思則退。

第二、從調查結果顯示要隨機應變，可知應變能力是指在創造活動中面對變化的情緒，迅速而靈活地利用復雜情境中的有利因素，應付事態變化的能力。例如在奧運會男籃爭霸戰中，美國隊與前蘇聯隊比賽到離終場還有最后兩秒鐘左右那一幕事情。這在當時創造了后場發球兩秒鐘反敗為勝的戰例，它充分說明了教練員在臨場指揮決策中良好應變能力的重要作用。

六、建議

1、通過繼承、借鑒、學習、思考、創新、積累、總結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理論知識，。

2、通過訪問，借鑒，實踐，豐富自己的經驗。

3、教練員在比賽臨場指揮時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保持清醒的頭腦，鼓舞士氣，放下包袱，不急不躁，臨危不懼，的良好情緒。

4、在當今的復雜，特殊的競技體育中應具備戰勝困難的頑強意志和堅定的信心。

5、教練員要勤于實踐，加強訓練，提高臨場指揮決策中良好應變能力。

參考文獻：

[1]趙映輝. 試論籃球教練員的智謀與臨場指揮能力[J]. 西安體育學院報，1998，.3

第5篇：決策能力范文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09)03-0062-01

摘要：隨著用電負荷的快速增長和近幾年成批大容量機組的集中投運，電網建設滯后問題日顯突出。為提高電網輸送能力以緩解電力供需形勢緊張的局面，我國電網建設力度也日漸加大。本文主要探討提高電網輸送能力的技術措施。

關鍵詞：電網　輸送能力　技術

我國地域廣闊，發電一次能源主要集中在我國的中西部地區，電力負荷主要集中在東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區。輸電距離長、輸送規模大是我國電網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特點。由此，在怎樣提高電網輸電能力方面出現了一些急待解決的技術問題，諸如：(1)需要對利用超高壓交流輸電和直流輸電技術進行大容量、遠距離的功率傳輸進行研究。以適應電網的長遠、快速發展；(2)對于受暫態穩定限制的輸電線，急需提高電網穩定極限的技術。同時，隨著電網互聯和遠距離輸電規模的擴大。電網動態穩定問題日漸突出。(3)新建輸電線路面臨路徑選取困難、投資日益增高和建設周期加長等難題。電網建設急需能節省輸電投資、提高單位走廊輸電能力、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輸電技術，以適應電網高速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4)為保證電網安全經濟運行，急需增加電壓和無功控制手段，改善潮流分布、降低網損的技術。

1、電網目前存在的問題

1　電網結構薄弱

網內主干聯絡線均為單回，承受和抵御自然、外力破壞的能力較差，抗干擾能力不強，電網從結構上不滿足N-1要求。發生垮網或電網瓦解可能性較大，降低了電網的供電可靠性，電網結構薄弱。

2　網內電源點布局不合理

電力遠距離輸送，線損大，能源損耗高，企業利益受損，網內電源點布局不合理。

3　網內有些TA飽和度不滿足要求

隨著輸變電工程投入運行，解決了電力供應短缺問題，同時致使阿勒泰電網的短路水平大大增大。導致網內有些TA飽和度不滿足要求，影響繼電保護正確動作，威脅電網安全。

4　無功補償設備容量漸顯不足

隨著用電負荷的增加。無功補償設備容量漸顯不足，電網無功無法實現就地平衡，遠距離輸送無功功率增大，增加了線損和電網運行成本。

2、提高電網輸電能力的技術措施

目前，我國正在研究和推廣應用的輸電技術有：

1　通過理論分析、現場調研和試驗、事故模擬分析以及實驗室模擬等方式研究系統動態特性。采用經研究推薦的負荷模型后，計算出在東北一華北聯網條件下，2005年黑龍江省和吉林省電網之間斷面(簡稱黑吉斷面)的穩定極限提高了300MW。

2　對發電機勵磁系統和調速系統進行測試。要求機組勵磁系統和調速系統必須滿足國家標準。

3　根據系統分析結果，在一些關鍵發電機上安裝穩定控制器(PSS)。提高系統的動態穩定性。目前，我國已在200多臺發電機上安裝了PSS。

4　推廣應用同桿并架和緊湊型輸電技術，提高單位走廊的輸電能力。目前。我國在三峽輸電工程的政平一宜興500KV線路上采用了同桿雙回500KV緊湊型輸電線路技術，可有效提高線路的自然功率、節省線路走廊、改善電磁環境。

5　研究采用大截面導線和耐熱導線技術，提高線路熱容量。對于已運行的線路，通過理論和試驗研究，適當提高線路最高運行溫度。提高輸電能力。如為了挖掘現有輸電線路在提高輸送能力方面的潛力，華東電網公司通過研究把導線溫升標準從70℃提高到了80℃，使線路輸送能力提高20％左右。

(6)采用基于半控型器件的串并聯柔流輸電(FACTS)技術。靜止無功補償裝置(SVC)能夠改善系統動態穩定性，提高輸送能力，在我國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3、應用串聯電抗器提高輸電能力的方法

目前聯網方式下電網最突出的問題是動態穩定問題，要解決動態穩定問題，一方面可以增加系統阻尼，另一方面可以考慮減小嚴重故障沖擊。在雙母接線的變電站線路出口發生三相故障時，如果能夠維持另一母線電壓，則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減小故障沖擊，提高穩定極限。提高電網輸送能力的可行方案一是雙母接線變電站分母運行。但分母運行可能造成潮流分布不均、電磁環網、供電可靠性下降等問題；二是在分段母線中串聯1個電抗，作用是穩態時保持通路。暫態時盡量維持另一母線電壓。

在系統中，電抗器有母線聯絡和線路端接人2種接線方式。在現有變電站母線可分段的情況下，可采用母線聯絡方式，提高電網輸送能力。

串聯電抗器包括不可控串聯電抗器和可控串聯電抗器，傳統的限制短路電流的措施是裝設不可控串聯電抗器，其優點是運行方式簡單、安全可靠。缺點是增加無功損耗及有功損耗，降低系統的穩定性，并需對現有線路上的距離保護方案進行修改。隨著電力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新材料等的發展，出現了可控串聯電抗器，在系統正常運行時對電網的影響很小，系統發生短路時又能快速限制短路電流。根據工作原理可分為串聯諧振型和并聯諧振型。正常工作時導通控制器件關斷，VC諧振，阻抗為0；短路故障時導通控制器件快速導通，電路諧振狀態改變，呈現出很大的阻抗，從而限制短路電流。

第6篇：決策能力范文

關鍵詞：應急管理；行為運作；過度自信

中圖分類號：F2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4）12-0060-05

How Overconfidence Bias Affects the Capacity

Management of Operation System under Disruption

HAO Yunhong1，YIN Xile1，BAO Xi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2.Th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e，Hangzhou 310018）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mathematic model based on newsvendor theory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overconfidence bias result in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practice and ideal optimal solution. Conclusions drawn in our research show that：overconfidence bias can damage system disruption performance；overconfidence will lead to inadequate recovery capability or excessive recovery capability based on the level of shortage punishment；regulators can take penalty or subsidy measures to drive operation system restore damaged capacity more positively，but this effect will be weakened by decision makers overconfidence bias.

Key words：disruption management；behavioral operation management；overconfidence

引言

許多大型生產和服務企業（如電廠、運輸及通信企業等）的正常運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能力運營狀況。一旦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系統受到諸如地震、冰雪災害等突發事件的沖擊，不僅系統本身會遭受很大損失，整個行業甚至全社會的經濟秩序都會受到很大影響。這意味著企業的生產及庫存計劃必須考慮到突發事件的影響并做出相應的調整[1]。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突發事件發生后，企業對運營能力進行有效的應急管理不僅能夠降低突發事件帶來的損失，而且能夠增強運作系統的“抗突”能力[2]。

多數運營系統的應急管理問題可以從受突發事件影響的供應鏈環節這一角度加以歸納：系統可能遭遇需求異常、生產中斷或供給中斷。此時系統需要決策如何通過自有能力的調度或修復、供應鏈契約協調以及聯盟企業的能力共享等策略快速補足需求缺口。除上述措施外，運作系統廣泛采用的另一種應急方式是從外部獲得替代能力支援[3]。這一觀點在2006年中國電信臺灣海峽光纜斷裂和2008年國家電網冰凍災難應急實踐中得到充分體現（如租用衛星信道、跨區域電力借調等）。另外，考慮電力、通信和石化等大型運作系統對社會經濟秩序正常運行的重要性，監管部門為避免因系統應急不力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采取一些監管措施，如對能力缺口進行懲罰或對能力修復發放補貼等[4]。

然而，近年來中國、日本在應對突發災難中表現出的應急績效往往不如人意，決策者所做決策偏離預案的情況時有發生，應急過程中出現了大量“應急過度”和“應急不力”的情況。事實上，行為科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已經充分證明了個體并非遵循完全理性的方式進行決策，而這種內生的本能反應會因為決策緊迫性、社會輿論等外界壓力進一步放大決策過程中的偏差，并給決策結果和決策效率帶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5]。該領域的研究還表明個體會受到多種行為因素的影響，如損失厭惡、時間偏好、過度自信等。在這些行為中，過度自信研究尤為引人注目：過度自信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特性，且在參與經濟活動的決策者群體上表現明顯[6]。

當前過度自信對個體及企業決策的影響研究集中在證券交易[7]、企業財務決策[8]及委托問題[9]。也有一些學者將過度自信引入供應鏈及運作領域[10]，如趙道致等[11]將過度自信引入傳統供應鏈系統VMI模型之中，探討隨機需求下供應商的過度自信水平對零售商和供應鏈系統產生的影響。Croson等[12，13][12][13]先后通過數學模型和實驗方法證明了過度自信心理會促使報童訂貨決策偏向需求均值，周永務等[14]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然而應急運作管理領域尚沒有研究考慮到個體過度自信偏差對其應急決策的影響。

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將決策者的過度自信行為引入運作系統的應急管理領域，從過度自信的行為視角探究應急情境下導致管理者決策偏差的原因，并分析監管部門的懲罰或補貼等常見監管措施在過度自信情景下的適用性。

1 模型假設

本文研究情景為電力等大型運作系統因突發事件能力遭受損毀時，如何將系統能力恢復到正常水平。與一般運作系統不同，對于電力、通信和石化等大型運作系統，其能力需求相對穩定且可以預估，而應急持續周期一般較短，系統需求水平與常規情景相比變動不大，因此在不影響模型解釋力的前提下為簡化計算，本文假定能力需求為常量。突發事件發生后，系統可從外部獲得替代能力，而大型運作系統的能力調度常常受到監管部門的外部調控（例如2008年我國南方地區因雪災發生電力短缺，各地區的電力由政府監管部門統一調度，某一地區的電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難以決策借入多少電力），因此假定外部替代能力為隨機變量。多數研究（如文獻[12～14]）將過度自信表示為對隨機事件的方差估計偏小，本文假定應急情景下決策者對外部替代能力產生過度自信偏差，表現為對其方差的估計偏小。結合文獻[12]，本出如下假設：

假設1：系統應急期間面臨的外部需求為D，D為常數。

假設2：系統受到沖擊之后殘存能力為d，其單位使用成本為c0，外部可獲替代能力Y為隨機變量，概率密度函數為f（?），分布函數為F（?），均值和方差為（μ，σ2），單位成本為c1；令X= （Y-μ）/σ，則X的均值和方差為（0，1），X的概率密度函數和分布函數分別用g（?）和G（?）表示。

假設3：運作系統難以憑借殘余能力及外部替代能力滿足需求，需要決策受損能力恢復水平r，能力恢復的單位成本為c2，因此恢復成本為c2r，決策者完全理性時系統能力最優恢復水平為r*。對同一運作系統而言，c2的高低與監管部門對系統能力恢復的補貼力度有關，補貼力度越大，c2越低。

假設4：單位能力缺貨成本（缺貨懲罰）為k，單位能力庫存成本為h。對同一運作系統而言，k的高低與監管部門對系統能力缺口的懲罰力度有關，懲罰力度越大，k越高。

假設5：決策者過度自信表現為對外部替代能力標準差σ的估計偏小，用（1-β）σ表示，β∈[0，1]表示過度自信水平，β越大，過度自信越嚴重。此時能力恢復最優解用r*oc表示。

本文將討論完全理性下的應急能力恢復決策及決策者過度自信下的應急能力恢復決策，從而比較分析不同情景下系統應急能力恢復水平、應急成本與過度自信水平的關系。

2 模型證明

2.1 決策者完全理性下的應急能力恢復決策模型

應急期間系統面臨多種成本，一個完全理性的決策者會在各成本間進行權衡，并以總成本最小的決策路徑進行決策。借鑒經典的報童理論，可以構造應急期間的成本函數如式（1）所示：

c0d+c1Y+c2r+k[D-d-Y-r]++h[d+Y+r-D]+（1）

式（1）中c0d表示殘存能力的使用成本，c1Y表示外部替代能力使用成本，c2r表示能力恢復成本。缺貨懲罰為k[D-d-Y-r]+，h[d+Y+r-D]+表示庫存成本。系統持有的總能力d+Y+r包括殘存能力d、外部替代能力Y及恢復能力r。

由式（1）求期望成本Cr得式（2）：

定理1：完全理性下的應急能力恢復r存在滿足應急成本最優的唯一解r*，且F（D-d-r*）=（c2+h）/（k+h）。

證明：由式（2）求C對r的一階及二階導數，得式（3）：

dC/dr=c2+h-（k+h）F（D-d-r）d2C/dr2=（k+h）f（D-d-r）>0（3）

假定r*滿足式（3）一階導數為零，可得式（4）：

c2+h-（k+h）F（D-d-r*）=0F（D-d-r*）=（c2+h）/（k+h） （4）

又由式（3）中d2C/dr2>0可知成本函數為凸函數，所以r*是滿足應急成本最優的唯一解。

根據分布函數性質，F（D-d-r*） =（c2+h）/（k+h）成立的條件需滿足c2≤k，即單位能力恢復成本要小于相應的單位缺貨懲罰，這一假定是符合應急現實的（否則系統沒有恢復受損能力的意愿），因此本文模型部分默認c2≤k。

推論1：r*/k>0，r*/c2

證明：由式（4）分別求r*對k，c2的導數得r*/k=F（?）/[（k+h）f（?）]>0，r*/c2=-1/[（k+h）f（?）]

推論2：D-d-r*=μ+σb，其中b=G-1（（c2+h）/（k+h）），即系統能力服務水平與k，c2有關。

證明：由假設2中X=（Y-μ）/σ可得式（5）：

F（μ+σb）=p（Y

式（5）結合式（4）可得式（6）：

F（D-d-r*）=F（μ+σb）D-d-r*=μ+σb（6）

第7篇：決策能力范文

規劃整合面臨4大誤區

目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在信息資源的組織與開發利用方面較為滯后，信息采集環節薄弱，缺乏對信息資源的深層次開發，部門間信息資源共享不足、封鎖嚴重，信息資源社會化利用有限。相關專家指出，在電子政務規劃、資源共享以及整合方面，我國電子政務主要面臨4個誤區。

首先是對電子政務本質及全局性、創新性、風險性認識不足。如一些政府部門把全局性的電子政務項目視為本部門信息系統的延伸，仍停留在建設辦公自動化和政務專網水平，對跨行業、跨部門信息共享缺乏足夠考慮，缺少對業務資源的共享與整合。

其次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強化了部門利益。對于跨部門共建的大型電子政務項目，由于共建單位的協作關系和工作模式不確定，資源共享和互連缺乏硬性規定，導致許多部門在建設方法上自覺或不自覺的強化了部門利益。

第三，基礎建設落后。電子政務公共網絡平臺、公共數據中心等關系全局的基礎設施建設明顯落后于各部門網絡系統建設，造成各部門信息化缺乏統一電子政務平臺，進一步強化了縱強橫弱管理格局，弱化了國家對電子政務的總體布局和整合能力。

最后，投融資渠道單一。目前，電子政務建設多依靠政府投資、建設，單一運作模式，一方面造成電子政務建設資金緊張。另一方面造成項目建設、管理效率低下。

正是電子政務規劃、整合方面的不足造成了我國電子政務信息的重復輸入和多口采集，影響了數據的實時性、一致性和正確性，不能實現信息的及時共享和反饋，并最終造成了政府決策支持和公共服務能力落后現狀。

標準問題加速信息孤島形成

業內部分人士認為，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目前存在大量信息孤島多是因為政府信息化工作缺乏總體規劃，前期系統咨詢論證不夠充分，實踐中更關注某一單一管理功能的實現，注重單元技術和短期效益，“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造成的。但也有人指出，電子政務標準的滯后，即統一標準的出臺速度跟不上電子政務建設步伐以及標準過多，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信息孤島的形成和泛濫。

目前，我國電子政務相關標準可謂非常豐富。僅我國已經頒布的國家級標準就達800多個，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行業標準。標準過多、過泛給政府部門和相關廠商帶來了很多困惑。對眾多標準加以統一和規范，是解決標準滯后與過多、過泛的唯一途徑。

但由于我國不同政府部門之間、各級政府部門之間、不同區域之間，對電子政務的需求差別又較大，在國家標準指導下，又不得不制定地方標準和部門標準。地方和部門標準的產生又擴大了標準范圍，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很難調和的矛盾。

用友安易高級咨詢顧問、市場經理耿劍認為，電子政務標準急需統一、規范和跟上時代步伐。因為標準的泛濫已經嚴重影響了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整合能力。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由于政府信息化缺乏宏觀、全面規劃，國家也沒有提出明確的發展目標，也沒有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政府信息化的建設體制、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導致各地、各行業、各部門各搞一套，采用的標準也各不相同，形成一個個“信息孤島”，重復投資現象嚴重。

電子政務資源即將整合

針對以上問題，國家有關部門近期即將出臺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指導意見。相關負責人指出，推進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主要是推動信息公開和跨部門的信息共享。

以前，政府在信息化建設方面，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都花費在信息化基礎設施上，如：物理網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單向應用的開發。

然而到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電子政務建設已經到了應用建設層面：OA、業務系統、門戶、決策支持系統、內容管理系統、視頻會議系統、安全系統建設在各地政府單位方興未艾，但這些多是單項系統應用，缺乏有效的系統規劃和信息資源整合能力(文后列了6類比較好的電子政務應用，也是有待進一步整合的單項應用)。

中關村科技軟件總裁朱希鐸指出：未來，電子政務建設面臨兩項內容，一項是建立有效的決策支持系統，一項是提供周到、方便的公共服務能力，即構建電子服務型政府。但這兩項內容目前都很難做到。“其原因在于我國目前電子政務物理網的基礎設施和單項應用雖然很豐富，但是信息資源共享與交換能力不足，因此電子政務建設需要經歷一個資源整合階段。”朱希鐸強調。

第8篇：決策能力范文

提高科學決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試錯機制。試錯蘊藏著巨大的創新機會，是提高決策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沒有百分之百成功的創新，因此在出現差錯的時候，不要急于追究領導干部的責任，而要仔細分析出錯的原因所在。試錯機制的重要性在于，對組織而言保持開放心態，對領導干部個人而言則鼓勵創新。試錯機制的意義在于，在現有的管理框架內，不斷審視目前管理行為背后的假設，同時提出并驗證新的假設。事實上，沒有當年建立經濟特區的試錯勇氣，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

試錯機制要得到有效執行，關鍵在于破除想當然的障礙。首先，要允許領導干部在決策中試錯。在小范圍內的試驗，既追求成功，也允許試錯。其次，要用制度保障試錯。使領導干部勇于試錯（也即勇于創新），使試驗完成之后不至于面臨追究試錯責任的危險。然后要考慮試錯的成本。試錯不是面越寬越好、數量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成本越少越好。企業的試錯成本可能是短時期的資金周轉困難，但作為公共管理部門的黨政機關試錯，其成本就可能是相當部分群眾生活、工作長期受到影響，因此，試錯必須要考慮成本，要在群眾可承受的范圍內試錯，以保證決策成本的最小化。

提高科學決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反證機制。“不能被反證的理論就不能被稱作科學的理論”。科學的決策態度應該是，不能僅靠一些正面的論證就認定某一命題是絕對的事實，而是要承認其中存在可能被反證的地方，不僅要做“可行性論證”，而且要做“不可行性論證”；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行性論證”比“可行性論證”還要重要。有不少所謂可行性論證只講前景如何樂觀、方法如何可取、條件如何成熟，就是刻意規避不可行因素，成了某些領導欺人和自欺的華麗外衣。因此，善于組織反證，就成了提高決策判斷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反證要在決策前進行。在提出預案的同時就要組織反證，越是反證有力，對決策越有利，即使最終采取的方案仍然是“正證”方案，但從反證方面吸取的有益因素恰恰可以彌補原有方案的不足，達到降低決策風險的目的。反證要相對獨立。設計反證方案的人應當相對獨立，反證環境應當盡可能寬松，不要受到原有預案的影響。反證要與預案充分溝通。在決策作出之前，反證方案要與預案充分溝通，互相吸取優點，不斷改進自身方案。領導要平等看待反證方案和預案。正反方案都應當成為決策依據，決策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兩種對立方案的優缺點，選擇優點較多而弊病較少的方案施行。

提高科學決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質詢機制。質詢是監督機關和決策相對人的權利，良好的質詢機制能夠保障決策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從而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質詢可以是事前、事中或事后，對特定決策的出發點、實施過程、預期目標等從決策機構外部進行咨詢、審視、監督的行為。質詢是一個集思廣益的過程，可以保證決策相對人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可以讓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了解決策過程和具體決策帶來的效益，保障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民利，促進各級組織不斷提高決策辨析能力。

要明確質詢對象、主體和內容。質詢主體可以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派人士，也可以是黨員、公民、普通群眾，質詢的對象是負責決策或執行決策的部門，質詢的內容是某個具體事項的決策。要明確質詢的方式。可以召開質詢評議會、專題質詢會、聽證質詢會等形式，質詢主體就決策主體在重大決策中的問題進行當面質詢，決策主體代表現場解答。要通報質詢結果。應當廣泛公布質詢結果，強化質詢反饋，讓全體決策相對人都了解質詢的處理情況，增強決策的透明度。要整改質詢出的問題。建立限期整改制度，對經質詢發現的問題及時進行整改，修訂原有決策方案，保證質詢的嚴肅性。

提高科學決策能力要建立和完善復核機制。良好的復核機制是提高科學決策能力的重要內容，主要針對關系多數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環境保護、重大資金投入或對將來產生長遠影響的決策進行復核，主要核查決策的準確性、實效性和經濟性。通過有效的復核機制，督促領導干部在“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補位”，從而提高各級組織針對自身決策的審視能力。

復核應當成為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復核可以由上級監督部門組織進行，也可以由同級的人大、紀檢監察部門組織進行。復核應當堅持申請－調查－復核－反饋的程序，確保復核不走過場，不搞形式。各級組織和領導者個人作為決策者，必須具備強大的糾錯功能，以隨時審視由本級和下級作出的決策，根據決策的實施情況及時進行調整，使決策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通過復核，決策者可以冷靜思考決策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操作程序，可以深化對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的理解，提供一個審視自身決策、檢索決策正誤的機會，從而提高決策水平。

第9篇：決策能力范文

關鍵詞：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企業績效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JUSRP211A6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0AGL006）。

作者簡介：劉進（1978-），女，江蘇鹽城人，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江南大學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戰略管理、財務戰略研究；揭筱紋（1957-），女，江西南豐人，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戰略管理、中小企業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2.91；F27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6-0087-05收稿日期：2012-04-10

當前，相關理論研究已明確認識到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企業績效的重要影響作用，但對其影響路徑研究較少。另外，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和戰略決策機制都是影響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但現有研究未對兩者的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見。本文基于企業家理論與戰略理論的觀點，遵循“能力—機制—績效”的戰略分析框架，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技術和結構方程建模技術來探討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與戰略決策機制的內涵和關系；（2）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與企業績效關系理論模型的提出和推理；（3）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檢驗。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深入研究與探討，旨在明確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理，豐富和完善企業家相關理論研究。

一、理論推演與假設形成

（一）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與戰略決策機制

作為連接外部信息和組織決策的重要環節，決策者的作用不能被低估。Sosik等（2005）認為高層領導所具有的戰略特質，使他們能夠制定決策并在危急關頭保證戰略的正確執行。高階管理理論認為高層管理者對組織的表現有關鍵性影響。Papadakis等（200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CEO和高管團隊的特征對戰略過程有重要影響。

薛云奎等（2005）發現中國企業普遍存在著領導者個人能力和素質決定企業成敗的現象，這也表明從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的角度分析我國企業的戰略決策過程更具針對性。 具有戰略領導能力的企業家重視對決策過程的信息收集與分析，這將大大提高戰略決策程序的理性程度；企業家具備戰略領導能力有利于減少決策層的利益沖突，提高決策目標的關注度。

假設1：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企業戰略決策機制有正向影響作用。

（二）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

國內外經驗表明，好的決策效果來自于好的決策機制。戰略決策過程與機制基于決策者對環境的認知，而這個環境是企業家及決策成員看到的環境，并不是企業面臨的全部真實環境，所以戰略效果受到企業家的認知與環境一致性程度的影響。基于認知學，戰略決策過程受企業家行為、價值觀和能力的影響。作為戰略決策主體的企業家，其戰略領導能力對戰略決策機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戰略決策機制是否合理主要取決于決策程序理性和決策目標關注度。關于理性決策機制與組織效果的關系，雖然目前還沒有定論，但是排除環境影響外，我們基本上認為理性決策與決策效果正相關。戰略決策機制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決策目標關注度。戰略決策涉及到利益的調整，它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較少關注環境因素和組織目標，不可能產生完全準確的信息。企業決策者提高企業成員對決策目標的關注程度將會提升企業績效。

假設2：企業戰略決策機制對企業績效有正向影響作用。

（三）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

Ireland 等（1999）認為公司績效存在差別的原因是其企業家的戰略領導能力存在差異。企業家高水平的戰略領導能力是企業面對全球性競爭環境取得滿意業績的重要保證。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的高低一方面會對企業績效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它也需要通過一定的決策機制才能更好發揮作用。決策機制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決策的質量。企業在初創時期，一般是由企業家構思戰略，并用言語和行動表達愿景，這時決策機制中企業家是戰略決策的頂點。當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時，企業家在不斷提升自身戰略領導能力的同時，更需要對戰略決策機制不斷優化，以利于企業不斷創新。分析發現，企業家通過決策機制的優化能更好地發揮其戰略領導能力，更有效地提高企業績效。

假設3：戰略決策機制是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影響企業績效的中介變量。

（四）概念模型提出

筆者在眾多研究成果基礎上，根據上述文獻回顧，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1）。

圖1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二、研究設計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樣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根據中國企業黃頁隨機抽取樣本企業；另一方面通過校友資源與各地企業家聯系；再一方面通過滾動取樣法，先以電子郵件形式向所認識的同學、朋友中的企業家發放問卷，再通過他們轉發給其認識的其他企業家。通過這些途徑，我們共獲得有效問卷398份，剔除成立年限低于1年的企業樣本和受測人員職位是中、基層管理者或其他的樣本（31份問卷），本研究實際使用問卷367份。正式研究樣本主要來自四川、福建、江蘇、河南、上海、湖北、北京、內蒙古等地，地域分布涵蓋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表明該樣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二）變量的定義與測量

1.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

關于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的維度，揭筱紋（2009）從案例研究的角度將其分為戰略規劃能力與戰略創新能力。企業家的本質是獨立或作為組織的一部分而行動的個體。他們捕捉創業機會，然后通過創新，抓住機會并承擔風險去從事該項事業。戰略管理是對一個企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制定決策并管理的動態過程，一般包括戰略分析、戰略選擇與評價、戰略實施與控制等階段。本文從企業家本質、戰略管理過程以及有效的戰略領導要素（Mintzberg，2007）等方面，對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進行概念界定和維度解析。本文認為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ESLA）是企業家能力與企業戰略管理過程的契合點；它既涉及企業家自身的目標、價值觀和領導能力，也涉及企業的資源能力以及外部環境的機遇與威脅等，是企業家在企業戰略管理各個階段體現出的一種獨特的思考型實踐能力。我們將其分為戰略思維能力（ESTA）、戰略決策能力（ESDA）、戰略規劃能力（ESPA）和戰略實施能力（ESIA）4個維度。

圖2有效的戰略領導要素

戰略思維能力已被界定為企業家或決策人應具有的重要特質，具體包括環境觀察能力（ESTA1、ESTA2）、觀念創新能力（ESTA3）、愿景形成能力（ESTA4、ESTA5）和方向選擇能力（ESTA6）。

戰略決策是企業家工作的關鍵部分。戰略決策能力是企業家在分析企業內外部資源基礎上，準確鑒別企業經營機會（ESDA1）、進行戰略判斷（ESDA2）并果斷決策以及承擔由此帶來的不確定風險的能力（ESDA3）。

企業家戰略規劃能力指企業家對企業的戰略目標、自身資源、組織能力、核心技術、企業文化等進行調整或重新整合，并保證企業始終圍繞企業家勾畫的總體藍圖發展的能力。它包括資源整合能力（ESPA1）、資源配置能力（ESPA2）、規劃設計能力等（ESPA3、ESPA4、ESPA5）。

戰略實施能力是指采取措施保證戰略順利實施以及實施過程中控制危機和戰略變革的能力。它包括戰略推進能力（ESIA1）、戰略實施過程的危機預控能力（ESIA2、ESIA3）和戰略變革能力等（ESIA4、ESIA5）。

依據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概念界定和四維度解析，該問卷共設計19個題項，其中測量戰略思維能力（ESTA）的題項有6個，測量戰略決策能力（ESDA）的題項有3個，測量戰略規劃能力的題項有（ESPA）5個，測量戰略實施能力（ESIA）的題項有5個。以Liskert7.0進行測量。

2.戰略決策機制

對于戰略決策機制的研究， Papadakis等（2003）采用程序理性、橫向交流和政治行為等維度；Dean等（1993）、劉麗珍（2010）采用程序理性和政治行為兩個維度；郭立新等（2010）發現理性程度、政治行為、參與度、橫向交流、沖突等是國外研究較多采用的維度。

戰略決策機制是指為實現戰略目標，企業決策層為規范決策權力和提高決策質量而形成的關于決策權力的分配以及決策運作程序等的一系列安排的總和。本研究以企業家為主體的戰略決策機制涉及到決策權限的分配、成員對組織目標的關注程度、決策程序的理性情況等。

根據概念界定和國內外相關研究，本研究中的戰略決策機制由程序理性（PR）和決策目標關注度（DC）兩個維度來衡量。程序理性指與決策相關的信息搜集程度以及做選擇時對信息進行分析的依賴程度。決策目標關注度綜合政治行為、參與度、橫向交流、沖突等概念，是指戰略決策以企業目標為導向，相互交流并減少政治行為和沖突而更關注環境的影響。該問卷總共有9個題項，其中測量程序理性（PR）的4個，測量決策目標關注度（DC）的5個。

3.企業績效

目前，企業家精神與戰略管理兩個領域的研究者都將公司績效作為主要的因變量。對財務和非財務績效綜合評價，一方面有助于管理者建立整體觀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溝通戰略，增加戰略的一致性。本研究借鑒平衡計分法思想，企業績效主要采用戰略績效，包括財務績效和非財務績效；而財務績效包括投資回報率和凈資產收益率2個指標，非財務績效包括運作效率、顧客滿意度和員工知識技能水平等3個指標。該問卷總共有8個題項，其中財務績效（FP）的題項2個，非財務績效（NFP）的題項6個。

（三）信度與效度檢驗

1.信度檢驗

信度檢驗主要是對問卷可靠性與有效性的檢驗。本研究對數據的采集根據被試者的態度傾向打分測量，適于采用Cronbach's α系數來考察量表信度。經檢驗（見表1），所有題項的Cronbach’s α系數均超過0.7以上的水平，說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在一致性。

表1量表信度檢驗摘要（Cronbach’s α系數）

變量Cronbach’s α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ESLA）0.843戰略思維能力（ESTA）0.789戰略決策能力（ESDA）0.797戰略規劃能力（ESPA）0.789戰略實施能力（ESIA）0.826戰略決策機制（SD）0.874程序理性（PR）0.899決策目標關注度（DC）0.824企業績效（SP）0.794財務績效（FP）0.737非財務績效（NFP）0.7212.效度檢驗

在效度檢驗方面，該量表經過預測試和咨詢企業家、戰略管理專家，并對題項進行了部分修改。在此基礎上，采用 Lisrel8.7軟件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測量項目與潛在變量之間的假設關系（王慧琴 等，2012），各指標基本上能夠達到要求（見表2）。

表2本文各變量驗證性因子分析摘要

擬合指標χ2/dfGFIAGFIRMSEACFINFINNFI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4.6070.820.870.0790.950.930.94戰略決策機制3.4430.950.910.0580.990.980.98企業績效4.7130.930.850.0200.950.940.86

三、檢驗結果

（一）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戰略決策機制的影響

我們以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4個維度為自變量，以戰略決策機制2個維度為效標變量，分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3）。結果表明，除假設1中戰略思維能力（ESTA）對決策目標關注度（DC）未達顯著（β=0.018，t=0.287，p>0.05）外，其余假設1中7個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得到數據支持。

表3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戰略決策機制的多元回歸分析

自變量企業戰略決策機制（SD）程序理性（PR）決策目標關注度（DC）戰略思維能力（ESTA）0.123*0.018戰略決策能力（ESDA）0.212***0.180*戰略規劃能力（ESPA）0.227***0.206**戰略實施能力（ESIA）0.261***0.313***R20.349***0.276***調整R20.342***0.267***F（0.000）48.217***34.227***注：*p

（二）戰略決策機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我們以企業戰略決策機制2個維度為自變量，以企業績效2個維度為效標變量，分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4）。結果表明，除假設2中決策目標關注度（DC）對財務績效（FP）未達顯著（β=0.066，t=1.505，p>0.05）外，其余假設2中3個均達顯著，得到數據支持。

表4戰略決策機制對企業績效的多元回歸分析

自變量企業績效（SP）財務績效（FP）非財務績效（NFP）程序理性（PR）0.651***0.599**決策目標關注度（DC）0.0660.120*R20.470***0.464***調整R20.468***0.461***F（0.000）160.826***156.939***注：*p

（三）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

以上分析了各主要變量維度之間的關系，但并未很好地闡明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接著，我們對所有假設關系進行結構方程建模，運用Lisrel8.7軟件分析。模型擬合優度指標分析結果為：χ2/df=2325，GFI=0.98，AGFI=0.97，IFI=0.918，CFI=1.00，RMR=0.021。

通過觀察模型中的路徑系數（見圖3）可以發現，企業戰略決策機制（SD）對企業績效（SP）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21=0.77，T=10.79）；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ESLA）對企業戰略決策機制（SD）有顯著正向影響（γ11=0.64，T=12.60）；但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ESLA）對企業績效（SP）的直接作用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γ21=0.07，T=1.13），這表明企業戰略決策機制（SD）在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ESLA）影響企業績效（SP）中起著中介作用，發揮著間接影響，從而驗證了假設3的結論。

圖3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

績效關系的路徑系數圖

四、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由戰略思維能力、戰略決策能力、戰略規劃能力和戰略實施能力4個維度組成；（2）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戰略決策機制有顯著正向影響；（3）戰略決策機制對企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4）戰略決策機制是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影響企業績效的中介變量。本研究結論支持了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通過戰略決策機制影響企業績效的觀點，并進一步彌補了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企業績效作用機理研究中實證檢驗的不足。

（二）管理啟示

從以上結論中可見，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的提升和戰略決策機制的優化能夠對企業績效的提高發揮重大影響作用，這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首先，從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對戰略決策機制的影響中可以發現，戰略決策、戰略規劃和戰略實施等能力對戰略決策機制均具有積極正面影響，戰略思維對程序理性具有積極正面影響。企業家應注重全面提升自身戰略領導能力，因為戰略領導能力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忽視任一方面能力的培養都將不利于整體能力的提升。

其次，從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來講，程序理性和決策目標關注度的增強有助于企業財務和非財務績效的提高。另外，程序理性對財務績效和非財務績效的提高均有重要正向影響，決策目標關注度的提高更有利于企業非財務績效的提高。這說明企業家在優化戰略決策機制時，要更注重決策程序理性程度的提高。從長期來看，除決策程序理性外，還要注重決策目標關注度的提高，只有這樣，企業才能真正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

最后，從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戰略決策機制與企業績效三者的關系來講，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通過戰略決策機制的中介作用，能夠強化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這表明企業家可以通過優化戰略決策機制來更好地發揮自身的戰略領導能力，提高企業績效。

（三）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的樣本缺少縱向數據支持，所以請讀者在研究結論的接受上持謹慎態度；（2）基于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的績效模型還需要進一步擴展和完善。由于研究篇幅和研究精力的限制，其他問題沒有納入本研究模型的考察范圍，比如環境不確定性等。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仍需將環境因素納入研究模型。另外，今后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們還將對原來企業樣本進行追蹤調查，獲取縱向數據，并結合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來進一步驗證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影響企業績效的路徑。

參考文獻：

郭立新，陳傳明. 2010.國外戰略決策過程理論研究述評與展望[J].科技進步與對策（11）：153-158.

揭筱紋.2009.企業家戰略領導能力與企業發展——基于兩個農業龍頭企業的案例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與評論（2）：27-37.

劉麗珍. 2010.戰略決策：過程與機制[M].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王慧琴，余海斌.2012.我國人才測評專業人才的勝任力與培養機制研究[J].經濟經緯（2）：135-139.

薛云奎，齊大慶，韋華寧. 2005.中國企業戰略執行現狀及執行力決定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9）： 88 - 98.

DEAN J W， SHARFMAN M P .1993.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n the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proces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0： 587-610.

IRELAND D， HITT A M， DAVID G.1999.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 of strategic lead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3（1）：35-41.

MINTZBERG H.2007.Mintzberg on management inside our strange world of organizations [M].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PAPADAKIS M P， BARWISE P. 2003. How much do CEOs and top managers matter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3）： 83-95.

SOSIK J J， JUNG D I， BERSON Y， et al.2005.Making all the right connections： the strategic leadership of top executives in high-tech organizations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34 （1）：47 - 61.

（編校：沈育）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Leadership，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LIU Jin1，2， JIE Xiaowen1

（1.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2.Southern Yangtze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