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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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主體思維一般是指，在探討人與世界、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立足于人的生存需要和生存目的。其中，之所以存在主體和客體的二分，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立足于主體性思維而言的。崇尚還原主義的西方文化往往都會過分重視人自身的生存目的、自身的生存價值以及人身的獨特性，人為地將人與外在自然絕對地分割、對立起來，主張只有“人”才可能具有生命力、思維力、主動索求力以及改造自然的創造力，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事物則都是一些孤立的、僵化的、被動的存在物。以這樣一種認識方式去看人與自然的關系，則必然無法深刻領會到人與世界萬物的普遍而有機的聯系，乃至將我們的“人”看做與自然彼此之間分離、彼此之間獨立的一種實體性存在。正是基于此，一些持本質主義思維的人聲稱：世界上萬事萬物具有恒定不變的內在本質和客觀規律，以致我們所看到的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聯系應該屬于某種客觀、而非主觀的機械聯系，而世界上的事物的演化律則也應該是一種永恒的律則，這種律則將是永恒不變的，它與人的存在與否毫無關聯。持還原思想的人往往將事物的存在看作是一種實體性存在，堅持某種強的實在論立場，同時將事物與事物之間的聯系，看做是一種機械的、固定的、內在的因果聯系，而將宇宙看做是一臺機器，這臺機器遵循某種恒定不變的物理定理或物理規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原主義所對應的世界觀是一種機械論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主要關注實體性存在物的內在不變的本質、事物之間的因果必然聯系、線性因果規律這三個方面。還原主義思維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的中心地位，加之其機械的世界觀，客觀上推動了人本主義思潮的發展，并逐漸確立起“人”在物質世界的主體地位。人本主義的價值趨向主要是崇尚人的理性，它力求剔除自古以來自然和社會對“人”的自由的束縛，不斷提升我們“人”作為個體的獨立性、自主性，甚至不斷發展我們“人”認識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提升人的尊嚴。然而，伴隨著當代科技的迅猛發展，擁有物質需求的人，其欲望也日益膨脹。以至于，我們在認識上和實踐工具的使用上，一些理性和理念逐漸發生了偏轉，因此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逐漸取代了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這種取代著重體現在：第一，過分追求某種物質性的需求；第二，無視外在自然對社會實踐活動的制約，并且否定世界萬物本身的內在意義和價值；第三，主張其他事物只有在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時，才具有相對于人的工具性價值。由此看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直接助長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和霸占，直接分裂了人自身的思維和肉體。筆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造成當前生態環境危機、“人性異化”的思想源頭。世界萬物是以整體存在的，各種事物都相互聯系著，共存共長地向前發展，但還原主義不能如實地認識世界萬物真實的狀態。這種提倡分割認識的理性方法，所帶來的是學科之間的日益分化和細化。相反，學科之間的整合和互動不復存在，學科之間的隔閡日趨堅厚。目前，各門學科知識正日益積累，而這種隔離和分化將阻礙新的學科體系﹙尤其是交叉學科﹚的創立和進步。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越來越變得互不相干；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自然科學各領域之內，比如物理學、化學，相互之間也隔閡極深，在協同創新上面難以真正形成有效的交流與合作。事實上，還原主義不僅對現代科技的發展產生極其消極的負面影響，對社會的發展也造成了影響。還原主義的思維方式使人們過分強調人自身的生存需要和利益，在發展人的認識理性化和科技理性化上片面化，在人—社會—自然三體之中，導致人的力量出現片面性的增強趨勢，這必然會帶來生態系統的失衡。除此之外，科學家和技術工程家在還原主義思維方式的指導下，其建構的科學體系和技術體系，與人的發展日益分離，兩者孤立的發展使得科技要適應人的本性的特點與人和諧發展的觀念日益淡化。在利益的驅動下科學家往往追求的是技術的快速發展，而忽略人的理性發展，致使人的精神世界產生危機。科學技術的這種發展造成了人與自然的疏離，摧殘了人的主體性，導致人精神的空虛。

科技異化與人類生存危機

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人們在享受這些成果的同時，科技異化的現象也愈演愈烈，科技異化問題給人類的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威脅，科技與自然生態的分離、科技與倫理的疏離是科技發展的直接后果，因此，研究科學異化與人類生存危機的問題十分重要。2.1科技異化從的觀點來看，異化作為社會現象同階級一起產生，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現象。所謂“科技異化”是指作為現實主體的人類對所創造了客體科技進行某種不恰當的使用，以致最終科技反轉過來變成某種異己的、敵對的力量，反過來支配和控制著我們人類自身的發展，并威脅著整個人類的生存。作為一種改造力量，科技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存在方式，這種改變多是積極和友好的，可是科技的負面性也不得不讓我們深刻反思其內在的合理性問題。一方面，發現自然內在的規律是當代科學的目標和使命，可是伴隨人類實踐的日益拓展，人類對自然的駕馭顯得越來越難以招架。由于主觀、客觀兩方面的制約，人的認識也存在著無法剔除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還原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本主義在現代主要表現為人類過分以自主為中心，無視自然規律，否定自然萬物自身的內在價值，認為其他事物只有在能夠滿足人的基礎上才具有價值，這種認識是人類加大了對自然的掠奪與破壞，導致生態環境危機。此外，作為中性的科技如何發揮作用取決于人的有目的和有意識的活動，如果科技工作者具有良好的素質，則就會使科技朝著造福人們的方向發展。反之，如果科技工作者動機不純，則科技所帶來的負效應是不堪設想的。另一方面，科學本質是人的科學，發展技術最終指向的是人，但科學技術的發展以還原主義作為依據，無限地分解并過分強調人的生存需求和利益，這使得在科技的發展征途中，人們逐漸拋棄了人文價值理念，而唯一地、或不自覺地主張科技的工具理性價值，這最終導致科技發展與人文精神的脫節，以致狹隘的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為了謀求私利，而濫用科學和技術，以致釀成嚴重后果。2.2科技異化與生態環境危機科學技術的異化表現在很多方面，從人和自然的角度來看，科學技術的異化突出表現在對環境的破壞上。科技異化使自然向著不利于甚至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向演進，結果導致了全球生態環境危機。在人類社會早期，科學技術水平相當低，人類主要懷著敬畏之情去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盡管科技異化現象在那時已經出現，如狩獵使一些物種稀少乃至滅絕，養殖使一些物種改變習性和狀態，種植使土壤成分發生變化等，但自然界的再生和自我調節能力能及時消解﹙即吸收、凈化、轉換﹚人類借助科學技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以不致于出現全球性生態危機。但近代以來，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發生了質的變化，科學技術異化現象日益嚴重，如大規模的開發和興修水利等活動、人工合成新的化合物改變著原有的地球化學循環，森林砍伐、建筑業發展、海洋和空氣的污染等，科學技術異化所帶來的對自然的干涉和破壞力日益超越了自然的再生和自我調節能力。20世紀以后，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使人對自然界干涉能力大大提高，科學技術對大自然的負面影響大大超過了其自身的修復極限，從而引起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問題：嚴重的煙霧、致命的酸雨、肆虐的塵暴、污染的空氣、空前的水荒、枯竭的資源、嚴重的噪音、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日趨滅絕的物種等等，這一切都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仔細分析，科技異化所導致的生態環境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科學技術在其發展、應用的過程中沒有也不可能完全達到對自然界的全面系統的認識。第二，通常我們所說的主體、客體二分法，雖然描述了人與自然的主客體關系，但是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自然界整體”，而是將人從自然界絕對地脫離了開來。人的主體能動性采用一種自為的方法去改變了整體的自在，但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人自為地改造了自在以后，大自然的自在也會約束和限制人的自在。具體而言，大自然這一整體將以其固有存在的自在規律維系著整體的平衡，假如我們人一旦力圖以自己的行為去促使自身的自在發生改變，此時，自然界的固有平衡將由于丟失被人掠奪的那一部分而遭到破壞，并進而危及人類的自身［2］。從實踐角度講，人類在發展、應用科學技術的過程中，沒有處理好人的能動性和自然界的自在規律這種受動的關系。人們在發揮能動性來發展、應用科學時，沒有相應地推進對于自身無法擺脫的受動性認識，使得人類不合理地、片面地、盲目地發展科學技術對自然資源進行無節制的開發利用，并破壞生態環境［3］。第三，從社會組織、制度來看，在私有制的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畸形發展和過度運用是科學異化及其造成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科技異化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是嚴重的，其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對科技異化對生態的負效應，科技的發展該何去何從？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2.3科技異化與人的精神危機科技異化不僅對人的生存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也使人陷入了精神淪落的困境之中。當近代科學技術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并取得輝煌成就繼而獨領的時候，人的精神生活與科學技術在人生存中的平衡開始遭到破壞。數字技術、基因技術、克隆技術等日益商業化、利益化發展使人的精神需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虛之中，我們面臨的不僅是資源危機，生態危機，還面臨嚴重的精神危機、倫理危機。數字技術以綜合的、全面的社會服務功能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自由的、互動的交往空間和生活空間，但是數字技術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其消極的一面也日益顯現：第一，數字技術造成了人與自然的疏離，人們沉浸于電子音樂、動畫世界造就的電子視聽世界，降低了人們對大自然最本質的感受力；第二，數字技術摧殘了人的主體性，使人的緊迫感、壓抑感、浮躁感上升，對信息消化程度降低，感覺麻木，思維不暢，深層思考受阻；第三，數字技術限制了人的自由，人們對“可能生活”選擇范圍在縮小，人類個體除了接受數字技術的支配以外別無選擇；第四，數字技術使人具有兩面性人格，在網絡上，人充分展示自我；在網絡下，人們淪為電腦、知識、信息、技術的奴隸；第五，數字技術帶來了“電子公共牧場的悲哀”，個人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而損害集體的利益。數字技術的負面影響使人陷入了精神陷阱，并誘發著人的新異化［4］。再如克隆技術問題，克隆技術的興起和發展，為人類認識自身和生物界提供了廣闊的前景，但也向人類社會現有的倫理道德及精神生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克隆技術包括以克隆人為目的的生殖性克隆，也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治療性克隆。對于“克隆人”所引起的倫理問題是毋庸置疑的，克隆人的尊嚴問題，克隆人是否符合人道，克隆人會否使人倫關系混亂，克隆人會否導致人類基因庫單一等問題，都引起了人們的高度爭議。但是涉及人類胚胎利用的治療性克隆在倫理上也是不被接受的，因為以經濟或其他醫療之外的科研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伴隨科技的迅猛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正經歷著一場革命，附帶了高科技元素的人與自然的新關系已經浮現。由這種新關系所帶來的新的科學理性，也已經全面深入到社會文化活動和人類精神活動的各個層面。其中，這種科學的理性精神，不僅體現在對自然界的理解和認識上，而且也體現在人們對社會經濟活動的認識上，科技甚至成為第一生產力，大大提升了人類的生產效率，也促進了生產管理方式中協作精神的發展。由此可見，科學技術在精神層面上對人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其積極性無容置疑。然而，由于科技存在異化的一面，因此科技在為人類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帶來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這種異化的科學致使人與自然產生分裂和對抗，并增加了人性中的貪婪，助長了人的趨利性，物質欲望充斥著人類的心靈，對產品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促進了科技的不斷演化和發展，而這種發展使人們偏重于物質生活，成為利益的奴隸，可以這么說，科技推進了人的異化，而這直接影響了人類精神世界的良性發展。

發展和諧科技觀

第2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關鍵詞 科技應用;科技異化;環境問題;發展辨析

1 科技的異化：家園的殘破，生活的灰暗

關于異化的概念有多種表述，但一般認為，"異化主要是指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客體），而這個客體又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轉過來反對自身。" 簡言之，科技的異化是指企望科技的應用造福于人類，而又出現制約人類發展的各種問題，如環境災難、倫理缺失、行為失范、取向單一等。

科技中的異化現象是伴隨著科技的廣泛應用而衍生出來的負面影響。在農業社會，人們更多的是滿足人口發展及糧食增長的需要而毀林開荒、移山填湖（河）、過度開墾而導致水土流失、干旱、風沙等人為的自然災害。顯然，人們在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想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農業社會人與自然的對立主要是人口較多的局部地區生態失衡。近代科技的興起及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欠發達國家相繼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人與自然的矛盾在多方面快速地迸發出來。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物資源、生物資源日益短缺，為資源而戰似乎是引發當今戰爭的根源；近些年以來我國的廣東、浙江、江蘇等地經濟較發達的省份，GDP增長和"癌癥村"的數量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甚至在首都郊區也出現了"癌癥村"，這不禁令人悲嘆。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出現了跨越式發展，但面臨的環境問題也十分嚴峻。以水資源為例，"全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了嚴重污染；3億農民喝不到干凈水。 科技應用的不當，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使一些地區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隨之又用更多的資金去治理環境。如滇池的治理，陽宗海的砷污染事件，都是得不償失的。甚至有些地區經濟增長的部分還不抵環境治理的費用。

一般而論，科技的盲目應用，項目的盲目擴張，環境的惡化在經濟有一定發展但又相對滯后這一過渡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中國的廣大地區正處于這一時期，面臨的環境約束矛盾也尤為嚴峻。

2 科技悲觀主義的沉思與呼喊

任何事物都有一種自然向上的本能，都有一種實現自我價值的傾向。人作為自然界的"萬物之靈"，自從它產生以后就企望擺脫自然的束縛，企望通過征服自然以獲得更好的生存與發展。當人類學會了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后，人類便向大自然進軍。

近代科學產生以后，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強，在經濟繁榮的同時環境也開始受到了大量的破壞，為此，激起了越來越多的人思考人的目的與行為問題。悲觀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20世紀70年代受到了人們的關注。1968年總部設在意大利并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羅馬俱樂部"， 在大力度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人類面臨的環境資源問題。該組織1972年發表了一份關于人類面臨困境的報告——《增長的極限》。這份報告運用系統動力學原理，以整個世界為對象，研究了人口增長、糧食生產、資源消耗、工業發展和環境污染等五種因素的變動和相互之間的聯系。他們通過定量研究后發現，這五種因素的共同特點是按指數增長，經過一定時間的倍增，會變得非常巨大。但人類所處的地球是一個"有限的世界"，無限的增長與有限的環境之間構成的矛盾必然導致"增長的極限"。 為了防止此種后果發生，他們認為："首要任務是迅速地從根本上調節目前不平衡的和危險的、惡化的世界形式"，"全新的態度是需要社會改變方向，向均衡的目標前進，而不是增長。" 這就是"零增長"的出典，即停止增長——"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均衡"。

羅馬俱樂部反思中的一些問題雖依據不夠充分，如資源只是當時所掌握的情況，不足以得出某些開采年限的結論，同時他們面對的一些問題表現出了一種悲觀的情緒。但是從總體上看，羅馬俱樂部所反思的問題是嚴峻的，因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關注，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充分反映了人類對所面臨的環境問題的反思，都體現了對環境問題的呼喚與關切。

3 科技樂觀主義的豪情

科技作為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因此，科技的發展倍受人們關注，自近代以來發表了大量頌揚科技福音的著述，其中佛朗西斯·培根則是早期的典型代表。他認為掌握知識的目的就是要認識自然，以便支配自然，而"要支配自然，就須服從自然"。為此，他認為應該設立專門的科學技術研究組織以"探明事物的本質和它們運行的秘密。并擴大人類的知識領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實現成為可能。"

第3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關鍵詞：人文視角；科技異化；利益；資本主義；科學發展觀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

――[德]馬克思

馬克思曾說：“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馬克思承認，科技的出現本身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也就是說，科技的主體是人，科技的發展也是如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一樣，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但是，縱觀科技史的發展，科技與人的關系已經漸漸改變。科技從開始的為人所使用，到了現在漸漸轉變為人開始淪為科技的奴隸，人對科技的依賴逐漸加深。而科技所帶來的危害漸漸明朗。資源短缺、環境污染、自然失衡、科技倫理的淪喪、高尖端武器如核武器的威脅等問題威脅著人類的生活。科技帶來的這些不正常的出現及其加重，是什么導致了這一變化呢？針對這一系列現象，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研究的學者都有很多，歷史也很長。

縱觀科技發展的歷史，科技是科學與技術的結合。為了生存，人類很早在生活中就掌握了技術，這時候的技術與科學聯系度很低。到了中世紀，商品經濟的發展，科學與技術開始接近。科學革命后，科學與技術開始漸漸融合，科學漸漸演變成為指導技術的理論。科學與技術的融合，使得無論是科學還是技術都得到了發展。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出現，就充分的體現了科學與技術融合程度的加深，是隨著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及至現代，科學與技術早已無法分隔，科學與技術早已交融，技術完善科學理論，科學理論指導技術創新。以現代各種高新技術為例，都是科學與技術的高度融合的產物。但是，近年來，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也愈加明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已經嚴重危害了人類的生存。馬克思在他的科技哲學思想中重點強調了人與科技的關系，這“既是馬克思人文關懷思想的充分體現，又是以人為中心的理念彰顯”[1]。這也是馬克思面對科技發展問題的解決方式。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對于科技的人本理念是支持的。

工業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而科技則是工業的主要手段，科技不斷的改造世界、改造人類，不斷的因為人類的需要而創新，可以說科技的出現就是為人類的需要而服務的。當然這是科技出現的初衷，科技作為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產物，是人類更好的生存的“工具”，無論是衣食還是住行，科技漸漸融入人類的日常生活，所占的地位也日漸重要。科技從古代的為人的存在，到中世紀的為神的存在，再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富有人性，進入近代，科技開始漸漸遠離人類，人與科技成為對立面。這一人與科技的關系的變化，正是生產力進步帶來的，歸根結底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出現，生產力急速發展，科技成為資本家手中為獲取更多物質財富的有效工具。這一原因也使得科技的工具理性漸漸替代科技的價值理性，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成為主導人類使用科技的思維觀念，而這也是科技異化的重要根源。在這一思維方式主導下，科技成為工具，而人類也漸漸淪為科技的奴隸，不僅僅是利用科技追求利益而不擇手段、道德喪失，更在于依賴科技便利所帶來的人的各方面功能的退化。

至于什么是科技異化，前面也有所表述。科技異化的現象有很多，科技異化的原因也有很多。科技本身作為社會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與社會的各個方面相聯系，自然能夠對科技產生影響的因素也有很多。前面我們說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對私有財產的物質追求，致使科技成為資本家獲得資本的工具，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為科技異化的產生提供了環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技也成為資本家奴役人的工具，這是使科技發生異化的原因之一。現代性也是科技異化的一個原因。現代性的實現是科技進步的結果。但是這樣一種成果卻是在把科技作為工具，作為人統治自然的工具。自然，現代性的追求中也極易引發主體性原則、個人主義。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是對人的主體地位的絕對肯定。主體性原則把人作為世界的主體，以個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為中心，肯定個人對自然的統治地位。現代性帶來的全球化也是引起科技異化的原因，全球化使得科技異化全球化。資本主義與現代性都是科技異化產生的原因，其實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它們共同的內在聯系在于利益。因為對利益的追求，大肆運用科技作為工具，科技早已失去其最終價值。道德的缺失，環境的污染，資源的短缺，生態的破壞，高科技武器的威脅等等，這一系列由科技異化帶來的問題，早已嚴重影響了人類的生活。

想要解決科技異化所帶來的危害，就要清楚明白科技異化的原因，從源頭入手。“科學技術的異化與其說是科學技術發展所導致的，不如說是我們對于科技的誤解和濫用所導致的，所以始作俑者是人類自己。”[2]科技的初衷就是為全人類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但是在運用科技的過程中，科技的使用者――人漸漸失去了本心，對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追求，漸漸掩蓋了對全人類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追求。想要克服科技異化的危害，協調好多種利益之間的關系使其達到平衡，把對科技的思維方式從工具理性轉變為價值理性至關重要。科技本身就是人的活動，科技的產生也是為了人。樹立正確的科技倫理思想也是必要的，從思想根源上指導人。“科技倫理思想是指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科技實踐活動中形成的關于科學技術的目的和價值、科技與道德的關系、科學技術規范、科學家的職業道德等觀點和思想的總和。”[2]當代，第四次科學技術革命即將到來，知識經濟社會的全新面貌將使科技創新成為新的實踐方式，新技術的發展必將帶來人的全面發展的新階段，而這也為科技的回歸人性化奠定了基礎。自然，科技也有非人性化。面對科技的非人性化，把握好度。

聯系中國的實際，中國目前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也處速發展的國家時期，如何使發展進程加快，而又不出現大的彎路，積極吸取發達國家科技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是必要的。中國也出現了科技異化，無論是來自外界如發達國家的直接影響，還是由于自身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失誤而導致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或者網絡濫用導致的社會不和諧因素，面對這些科技異化的影響，中國想要建設和諧社會，堅持科學發展觀是必須的。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就是時刻以的人文視角看待科技，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來給科技營造良好的環境，科技異化的問題自然就能解決了，而中國也將實現發展的新目標。（作者單位：南京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第4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關鍵詞 科學 理性 回歸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現代風險已經成為了社會存在的最大威脅。以前，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于自然，但是在科學技術的幫助下，人類對來自于自然的災害有了更大的預測、預防能力，純粹的自然災害已經不再是社會的最大威脅。在這一進程中，人們崇信科學技術，依賴科學技術、一切為科學技術是從，從而忽視了科學技術可能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近代科學史學科奠基者喬治?薩頓所就認為：“就建設性而論，科學的精神是最強的力量，就破壞性而論，它也是最強的力量。”①毫無疑問，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為社會帶來了危機；它的每一次重大創新也都為人類創造了更大的危機。近幾年來，世界上產生了像核能、基因科技、克隆技術等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些技術都具有著正面與反面的雙重效應。其中核能的負面效應就已經顯現無疑。深究這一切，我們會發現，科學技術因人而發展，受人的意識左右，所以說其本身并沒有過錯，有過錯的是人類的理性，具體表現是科學理性發生異化。

所謂科學理性是一種以人類自我為中心，以邏輯為依托，以征服自然為目的的思維方式。它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堅持認為客觀世界是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愛因斯坦指出:“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們的觀察和思維所能及的。”②第二，堅持認為世界是可知的。愛因斯坦曾經說過:“要不是相信我們的理論構造能夠掌握實在，要不是相信我們世界的內在和諧，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學。這種信念是、并且永遠是一切科學創造的根本動力。在我們的一切努力中，在每一次新舊觀點之間戲劇性的沖突中，我們都認識到求理解的永恒的欲望，以及對于我們世界的和諧的堅定信念，都隨著求理解的障礙的增長而不斷地增強。”③

科學理性的異化是指科學理性的發展偏離了服務于人的宗旨。科學理性的本質是讓人們按照科學的方向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實現對自然的征服。但是由于科學理性使人類在與自然的斗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所以科學理性極度膨脹，它所針對的對象就已經不在局限與自然了，而是從自然轉移到了人的身上。于是人被按照現代的社會分工組織了起來，成為了生產機器的一個部分，人的社會關系被物化，人的肉體被機械化。正如馬克思所說：“機器適應著人的軟弱性，以便把軟弱的人變成機器”④所有的人也都按照這一邏輯進行思考問題，于是新的統治意識形成了，這就是科學理性的統治。

盡管科學理性為社會帶來了風險，但是應對風險也同樣需要科學理性。貝克認為，“在這樣一個世界中，科學不能簡單地抽身退步，并說：好吧，就這樣，我們將這文明的命運留給你們”。“在如今越發文明的世界中，我們只能借助科學和技術范疇來描述和把握科學技術活動最糟糕的結果”。⑤

為了應對風險，科學理性的回歸是一種必然。科學理性的回歸是科學理性重新回到社會理性的麾下，接受約束與指引。貝克曾經說過“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是空洞的。但沒有科學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⑥這說明，在社會的發展中，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是相輔相成的。脫離了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勢必會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為了遏制現代社會中的風險，科學理性需要社會理性的救贖，需要回歸社會理性。

科學理性的回歸首先表現為破除科學理性的絕對權威。貝克認為:“取消科學的權威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可以說,在這個世紀,科學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確定性方面的局限,它們就更多地成為反思性的人為不確定性的源泉。科學在可能性范圍內發揮作用,這并不排除最壞的情況。”⑦那么，怎樣破除科學理性的權威呢？貝克認為：“在科學與技術內部，必定有一種分化、一種運動，它將更加強調對風險社會的反思納入科學研究行動與技術行動的邏輯，對那種一貫的漠然態度進行批判，代之以科學邏輯與科學行動所遵從的另一種反思性綱領”⑧其次表現為對人性的附和。要想規避風險，科學理性必須合乎社會的要求。這種要求的具體表現就是科學理性應當“從屬于人性、服務于人性，受制于人性整體演進升華的內在機制和規律的制約，從而有利于人性的存在和發展、完善和升華；僭越人性的科技終將成為人類自身的掘墓者”⑨。

毫無疑問，社會理性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明燈。只有依照社會理性的指引，科學技術才能夠“按照（人）的本質去估價這些關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⑩。

（作者：吉林大學2007級法理學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喬治?薩頓. 陳恒六等譯.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

②范岱年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7.2.

③范岱年，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7.516.

④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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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德]烏爾里希?貝克,路國林譯.自由與資本主義.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

第5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北京100089）

摘　要：科學技術具有雙重社會效應，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危及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西方學者在對科技效應的反思中，分析了其負面效應產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對人生存發展的影響。在我國反思科技的負面效應，要借鑒西方的理論，同時又要基于人學的視角，即從推進我國人的發展的根本要求出發，在充分肯定和發揮科技正面效應的同時防范和緩解其負面效應。

關鍵詞 ：科學技術；社會效應；人學；人的發展；工具理性

中圖分類號：B0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240（2015）02－0014－06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項目：本文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人的發展理論當代形態研究”（項目編號：11ZXA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陳新夏（1957-），湖南桃源人，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哲學研究。

科學技術是一柄雙刃劍，在極大地促進社會進步并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危及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本質上是就人的生存發展而言的，從人學特別是人的發展視角反思科學技術的雙重社會效應，趨其利而避其害，對于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更加合理地運用科學技術以推進人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在促進社會進步并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危及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在當代，隨著高新技術廣泛、深入地介入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科學技術的負面社會效應也愈趨明顯。從對人生存發展的影響看，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在生產中受到技術的控制，成了機器的組成部分甚至于附屬物。

在現代，隨著技術的力量日趨強大，出現了人與技術的異化，人的創造物成了他的主人，“技術似乎經常是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自主力量在起作用，比操縱它的人類還有力量。”[1]“技術變成有自主權的了……技術一步步控制著文明的一切因素……人類自己也被技術擊敗，而成為它的附庸。”[1]隨著技術的發展，工具變成了自組織系統，有自己的運行方式和節奏，人則成了機器的附屬物、機器的配件，隨著機器的運轉而動作。在這種“人-機”系統中，作為客體的技術裝置成了主體，控制人，作為主體的人則成了機器的部件，在生產過程中被客體化，成了附屬于機器并被動地圍繞機器轉動的部件。人與機器等技術裝置地位的轉換，顯然是一種主客體關系的顛倒，技術裝置在生產中對人的控制，直接導致人的能力及其活動的片面化。在被技術裝置控制的同時，人只能作為機器的配角從事某一種或某一個環節的工作，被片面化為單向度的人。人可以被機器置換，并且，離開了機器這一“主體”，人便一無所是，一無所能。

機器大工業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運用放大了人的能力，也使人產生錯覺，似乎機器設備成了有生命的自組織系統，一方面，機器似乎有了獨立于人的需要和運行軌道，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增強，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控制人的力量。與之相聯系，技術成為權威或權威的根據，被抬舉到近乎宗教的地位，異化為人們頂禮膜拜的對象。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在此在的一切領域中，為技術設備和自動裝置所迫，人的位置越來越狹窄。以任何一種形態出現的技術設備裝置每時每地都在給人施加壓力，種種強力束縛、困擾著人們——這些力量早就超過人的意志和決斷能力，因為它們并非由人作成的。”[2]又如弗洛姆所言，“工業社會蔑視自然界和一切非機器生產的東西以及那些不能生產機器的人們。今天，使人著迷的是機械性的東西、巨大的機器、無生命的東西，人甚至越來越迷戀毀滅力。”[3]

二是人在生活中形成對技術的依賴和崇拜。

在當代，科技已滲入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給我們生活帶來的便利實在太大，對我們的生存介入實在太深，已經成為現代人生存方式的內在因素，以至于人們對科技的依賴已達到積重難返、不可逆轉的境地，逐漸沉溺于其中難以自拔。科技在給人帶來了生活上的舒適和便捷的同時，也導致了人對自身的輕視和對外在力量的迷戀。在當代，人們舉手投足，吃、住、行、用，幾乎沒有一項活動能離開技術的支撐。不能設想，現代的人們離開了飛機、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離開了水、電、煤、氣等生活用具和物資，離開了電燈、電話、冰箱、空調等各式各樣的家用電器將如何生存。且不說生活質量將極大降低，就是能否繼續生存下去都成了問題。沒有現代技術，就沒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就沒有現代人的生存方式。

人對技術的依賴不僅體現在生理機能上，更表現在心理上，并且技術越是先進，這種依賴性就越強。“后現代的技術已經完全不同于現代的技術，昔日的電能和內燃機已經被今天的核能和計算機取代，新的技術不僅在表現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問題，而且造成了對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觀外部空間和主觀心理世界的巨大改變。……顯然后現代人已經被這種高度發展的新技術搞得心醉神迷，因此，當前像對電腦和信息處理機之類的新技術的狂熱追求和迷戀，對我們所說的文化邏輯來說就遠不是外部的了。”[4]在當代，對技術的依賴已深深地滲透于人們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技術已不僅是人生存的外在條件，而是成了人生活的內在因素，人們對技術的依賴如此地強大，以至于不僅離開了技術不知道如何生存，甚至根本就不能想象如何去生存。從一定意義上說，對技術的依賴已成為商品拜物教、金錢崇拜之外的又一種“物的依賴性”。

三是科學技術的不當使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

弗洛姆曾指出，“技術的進步不僅威脅著生態平衡，而且也帶來了爆發核戰爭的危險，不論是前種危險還是后種危險或兩者一起，都會毀滅整個人類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3]這雖然是一個個案，但既非危言聳聽，更非絕無僅有。科技的不當利用例如運用于戰爭，將放大人類的破壞能力，甚至毀滅人類。即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科學家警告我們，現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類自取滅亡的危險威脅著人類。然而，所有的國家都在繼續準備自己，繼續備戰，仿佛我們不是在用氫彈、太空武器和毒氣，而是在用長矛和弓箭打仗一樣。”[5]

此外，科技在其他方面的不當運用更是呈愈趨擴大之勢，一些新技術例如克隆技術、轉基因技術等的使用，給自然的變化包括人的生理變異帶來了潛在的風險。與以往不同，當代克隆人、基因工程、轉基因生物等高新科技，目標和結果都在于改變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狀態或機理，是對生物的重新設計和改變，并且，所改變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性質。這種對生命內在的干預，固然可以對人類的生存帶來了許多正面的影響如醫治疾病、提高生活質量等，但同時也潛存著危機，包括我們已經意識到的危機和尚未意識到的危機。

四是對科技的過分依賴使人的肌體及功能退化。

就人與動物的對比來看，表面上，人能夠改變環境，使環境適應于人，然而這其中卻潛藏著危機，長期對技術的依賴，導致人的肌體功能退化，使人在不借助于技術時生存能力遜于動物。達爾文的進化論早已證明，人的生理器官及其機能的變化規則是“用進廢退”。當代科技在許多方面代替了人的生理功能，最典型的如以車代步等。現代科技在替代人的某些機能而改善人的生活質量、方便人的活動的同時，也導致了人的一些生理器官和機能的退化或阻礙了其繼續進化。弗洛姆曾在生物學的意義上分析過人的軟弱性：“人和動物存在上的首要區別是一個消極的因素：人在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中，相對來說，缺乏調節的本能。而動物適應環境的方式卻始終如一；……動物能通過主動地改變自身而使自己適應變化著的環境；……人是所有動物中最無能的，但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軟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礎，也是人所獨有的特性之發展的基本原因。”[6]這里人與動物比較的本意在于說明人生存上的優越性，但卻顯示了人在自然生存能力上遜于動物之處及其原因。通過運用技術而最有生存能力的人，實際上正是在生理上最無能（就適應自然能力而言）的人。科學技術在給予人巨大能力和舒適生活的同時，也將人置于了高度的風險之中，因為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超出技術控制范圍或能力的變化，或者人在一定情形下失去了外部條件的支持，人類似將面臨嚴重生存的危機。離開了技術力量的支撐，人類勢將成為所有高等動物中最弱勢的種類。

五是新技術的發展使傳統倫理面臨新的挑戰。

前面談到，一些高新技術的使用，涉及對包括人在內的生物的重新設計，實質是對生命性質和發展過程的內在干預，這種內在干預將改變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生存狀態和秩序，其可能的負面影響雖然迄今尚難以預測，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僅會給人的生理或自然生存帶來潛在的危機，也對傳統的社會倫理提出了挑戰。其中最顯著的表現，是生命科學領域一系列高新技術給傳統倫理帶來的新問題和新困惑。例如基因工程和克隆技術等的不當使用（如克隆人），將徹底顛覆傳統的倫理關系和觀念，給人們之間的人倫關系造成極大的混亂。這些新問題和新困惑，迫切地要求我們重建相應的價值文化和倫理規范。

二

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首先出現于西方，二戰以后，隨著科技的迅速進步及其負面效應的凸顯，一些科學家和學者開始了深刻而系統的反思，他們認識到，科技是一柄雙刃劍，既隱藏著一些新的機會也隱藏著一些新的危險。他們揭示了科技產生負面效應的主要原因：

一是人們對科學技術的不當運用。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的，科技的價值不取決于其自身，而取決于人們對它的運用。巴伯曾正確地定位了科學和價值各自的社會功能，指出，“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價值之上的，而科學總是在這些價值的范圍之內發揮作用。這些社會價值提出某些非經驗的問題，即意義、邪惡、正義和拯救的問題，只關心經驗問題的科學是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答案的。”[7]“科學的社會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科學在我們的社會中具有獨特的強有力地位，所以它將不斷地與社會的其它部分互動，既對于良好的事情也對于糟糕的事情。……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一種社會安排和社會價值的問題。”[7]“科學的社會后果是社會和政治的問題，它們只能通過社會和政治的過程加以控制。”[7]這些論述指明，科技本身主要是手段性的，科技的社會效應取決于人們對它的運用。現實生活中，科技曾經一再地在許多領域被不當地運用，從而造成了負面影響。科技不當運用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戰爭和軍備競賽，其中又以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威脅使用為最。眾所周知，核能在給人類帶來更高效的能源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大規模也更恐怖的殺人武器。正如人們所指出的，如果說在以往常規武器所瞄準的都是特定的人或人群的話，那么在核武器時代，其所瞄準的則是整個人類和所有的生命。

二是人們對科學技術負面效應的認識具有滯后性。科技自身具有雙刃劍的特性，然而問題在于，“我們不可能在總體上，特別是在長期預言某種科學發現將具有何種特殊的社會后果”[7]，因為人類對其活動效果的預測是十分有限的也是滯后的，尤其是對其行為長遠結果的預見往往趕不上活動本身的發展。許多科技成果人們能夠創造出來，卻不能對其負面效應防患于未然，而總是在造成惡果后才試圖亡羊補牢，DDT殺蟲劑大規模運用給生態環境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就是典型的一例。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寫道：“這些噴霧器、藥粉和噴灑藥水現在幾乎已普遍地被農場、果園、森林和家庭所采用，這些沒有選擇性的化學藥品具有殺死每一種’好的’或’壞的’昆蟲的力量，它們使得鳥兒的歌唱和魚兒在河水里的歡躍靜息下來，使樹葉披上一層致命的薄膜，并長期滯留在土壤里——造成這一切的本來的目的可能僅僅是為了少數雜草和昆蟲。”[8]“自從DDT可以被公眾應用以來，隨著更多的有毒物質的不斷發明，一種不斷升級的過程就開始了。……而所有的生命在這場強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8]這種導致“寂靜的春天”的災難性后果顯然是發明和使用DDT殺蟲劑的人們所始料未及的。由于不能正確預見和駕馭其結果，人們手中的科技往往會成為無法收拾的“潘多拉的盒子”，給自然從而給人自身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害甚至毀滅性的災難。

西方學者在上述反思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分析了科學技術負面效應對人生存發展的影響。

一是揭示了技術對人的異化。在對科技負面效應的反思中，一些人提出了“技術異化”問題，認為“技術異化”突出表現為科技超出人的控制，成為一種異己的、危害人類的敵對力量，即表現為人由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變為被科技控制的工具，其結果是它的使用在給人類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災難。他們認為在當代，科技與人的異化已成為普遍的現象，而且異化的內涵大大超出了馬克思當年的理解，一些人還將“技術異化”現象比喻為人成了技術的“奴隸”，形象地反映了技術與人的異化關系。

面對“技術異化”問題，西方學者展開了多向度的反思。胡塞爾認為，19世紀下半葉以來，科學的危機日趨加深，這并非科學自身的危機，而是科學發展及其社會效應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機，科學張揚了工具理性，卻遮蔽了人生存的意義，“在十九世紀后半葉，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并迷惑于實證科學所造就的’繁榮’。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于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實證科學正是在原則上排斥了一個在我們的不幸的時代中，人面對命運攸關的根本變革所必須立即做出回答的問題：探問整個人生有無意義。”[9]海德格爾揭示了技術對人的負面影響，他尖銳地指出，笛卡爾以來的西方理性主義是對“在”的根本遺忘。技術發展將帶來價值觀扭曲、人的機器化、資源匱乏、環境惡化等問題，不合理地使用技術會使人類喪失自己的家園。他指出，“人就走到了懸崖的最邊緣，也即走到了那個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還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脅的人膨脹開來，神氣活現地成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種印象蔓延開來，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們是人的制作品。這種印象導致一種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處,所照面的只還是自身而已……但實際上，今天人類恰恰無論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質。”[2]一句話，現代科學的生存方式將使人類失去自己的本質，陷入難以自拔的生存危機之中。此外，馬爾庫塞對機械控制人的分析，弗洛姆對于人將成為機器附庸的警示，以及生態主義者對科技給自然帶來的危機的分析等，也是這類反思的代表。

二是指出了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排斥。在對于科技負面效應的反思中，一些人對科技至上導致的“工具理性”的過渡膨脹展開了批評，認為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與工具理性的過度張揚相關，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排斥是現代科學危機的癥結之一。韋伯較早地注意到工業社會中工具理性張揚的傾向，胡塞爾認為僅僅有工具理性不夠，還必須有價值理性和實踐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認為，工具理性本質上關心的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卻很少關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馬爾庫塞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技術理性的過度張揚，將人變成了僅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經濟動物，技術的發展壓制了個人的本性和自由。

丹尼爾·貝爾曾對于工具理性的制度性張揚作過生動地描述：“工業社會是圍繞生產和機器這個軸心并為了制造商品而組織起來的。”[10]“工業社會，由于生產商品，它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制作的世界。這個世界變得技術化、理性化了。機器主宰著一切，生活的節奏由機器來調節……這是一個組織的世界——等級和官僚體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沒有什么不同。”[11]“在現代社會里，它的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11]“經濟體系有自己的測量尺度，即實際效用……這一體系本身是具體化的世界，其中只見角色，不見人。他在組織圖表上突出的是科層關系與功能作用。其中，權威經過職位傳遞，而不經人遺傳。社會交換（必須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間進行。人因而變成了物件或‘東西’。”[11]對工具理性的信賴以至于信仰，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人與物地位的顛倒，程序化的生產和生活，理性對人性、自由的遮蔽，如此種種，正是工具理性過度張揚的表現，也是其必然的結果。

基于以上認識，西方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必須隨著科技的進步對其自發傾向和社會運用必須做出適時的調節和規制。他們認為，這種調節和規制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使科技對自然的影響盡可能有利于自然的持續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對自然的危害。尤其應當注意的是，由于現代技術極大地提高了人變革自然的能力，因而對可能深度影響自然性質以及改變自然物運行方式的各種新技術的運用，必須慎之又慎。其二是，基于科技的雙重效應，必須對科技的運用進行價值規范。所謂價值規范，就是以人類的整體利益、普遍價值和普世理性規范和約束特定利益群體因自身利益追求而對科技的濫用，使科技的使用適應并有利于自然從而有利于人類的持續發展。

三

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在我國也面臨著反思從而應對科技負面效應的問題。

反思科技的負面效應應當借鑒西方的理論。因為其一，西方曾經出現的科技的負面效應已經在我國逐一顯現；其二，不同國家科技負面效應的表現、原因及其影響本質上具有同質性；其三，西方有識之士的反思，無論是對科技負面效應的概括，對科技負面效應原因的揭示，還是對科技負面效應對人生存發展影響的分析，比較全面且深刻，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他山之石和前車之鑒的意義。有鑒于此，借鑒西方的理論不啻為一條有效的捷徑。

反思科技的負面效應又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特別是從推進我國人的發展的根本要求出發，對科學技術的社會效應進行人學的反思。從人的發展要求看，我國正面臨著加速實現現代化從而發展科學技術的任務這一特殊背景，因而對科技的負面效應的反思應當特別注重全面性，即在充分肯定科技正面效應的前提下反思其負面效應。對此，可以從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中得到啟示。

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從人的發展視角對科學技術的雙重效應做出了辯證的分析。一方面，他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對于社會進步和人的解放的促進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12]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技術發展對人的負面影響，認為“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13]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馬克思在洞察到科技負面效應的同時，又深刻地指明了其對于人的發展的必要性和歷史必然性，認為“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14]“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一說既揭示了科技可能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應，又肯定了這種“非人化充分發展”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條件，亦即指出了“非人化”在一定階段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這一論述顯然是非常辯證而深刻的，對于在當解科學技術的雙重效應，無疑頗具啟示意義。

從人的發展的視角看，科技的社會效應首先并主要是正面的。眾所周知，人類不辭辛苦、殫精竭慮地發展科學技術、進行發明創造，是為了增強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使自然朝著有利于人生存發展的方向變化，是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加舒適和便捷。近代以來，科技的發展和使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應對和改造自然的本領，提升了人類生存的能力，為人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顯著地提升了人們生活的品質，給人們帶來了更為舒適、方便、精致的生活。在當代，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成為造福人類最重要的手段。毫不夸張地說，離開了科技的支撐，人類不僅不能發展，甚至也不能生存。

從人的發展的視角看，雖然科技發展和運用之效果總體上有利于人的生存發展，但在一些情況下，又會與人們的初始動機相背離而出現負面效應，因而必須對其進行反思。愛因斯坦曾諄諄告誡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技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15]這一告誡提醒我們，科技具有雙重效應，因而必須關注科技對于人的影響，使科學技術與人的生存發展相適應；這一告誡啟示我們，科技的負面效應是可以防范或緩解的，因為科技異化為某種獨立于甚至凌駕于人和社會的力量顯然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說，負面效應并非科技發展和運用的宿命，本質上是人們對科技的不當使用所致——深層次原因是人們價值和認識方面的局限性，特別是他們價值定位和價值取向的失當所致。這一告誡還提示我們，對科學技術進行反思之根本尺度，是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發展。

以人的發展為尺度，反思科技的負面效應必須遵循趨利避害的原則。海德格爾曾就此提出了頗具啟示性的看法。他認為，反對技術崇拜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反對技術，而是要揭示技術的本性，從而讓技術作為技術存在。為此，他提出了外在地對待技術的態度，即在手段層面利用技術，同時又不為其所奴役。他指出，“盲目抵制技術世界是愚蠢的。欲將技術世界詛咒為魔鬼是缺少遠見的。我們不得不依賴于種種技術對象：他們甚至促使我們做出精益求精的改進。而不知不覺地，我們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術對象，以至于我們為技術對象所奴役了。但我們也能另有作為。我們可以利用技術對象，卻在所有切合實際的利用的同時，保留自身獨立于技術對象的位置，我們時刻可以擺脫他們。我們可以在使用中這樣對待技術對象，就像它們必須被如此對待那樣。我們同時也可以讓這些對象棲息于自身，作為某種無關乎我們的內心和本真的東西。”[2]這一論述，昭示著一種正確選擇的可能：合理地運用技術。

正如辯證法啟示我們的，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靠新的更高層次的發展來解決。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說科技的不當運用加速和加深了對自然和人的損害，那么同樣的道理，科技的恰當運用必將修復和緩解其對自然和人的損害。從長遠的觀點看，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根本上取決于科技的進步。由于科技的社會效應首先并主要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發展，由于修復和緩解科技的負面效應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的發展和正當運用，因而限制或消除科技的負面作用，絕不等于限制甚至摒棄科技，而是要前瞻性地分析預測其可能的雙重性，趨利避害地采取應對措施。我們固然不應重蹈西方科技發展與人的發展相分離、相異化即工具理性遮蔽價值理性的覆轍，但也不應矯枉過正，由反思科技的負面性而走向反科學的另一極端。

進而言之，對工具理性的反思同樣應從人的發展要求出發。應當看到，工具理性的張揚對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首先具有正面的意義。工具理性對于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目標確定之后，達到目標的手段往往會起決定性的作用。從現代化的運行邏輯看，注重工具理性、借重乃至于依賴工具理性，在一定時期中是必然的且具有合理性而絕非過失。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人類生存方式之優越，就在于具有工具理性及依據工具理性所創造的科學技術、制度和規則。滲透著理性的科技、制度和規則的運用，既放大了人的體力和智力，提升了活動的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產條件、降低了勞動的強度并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從勞動中解放了人，又創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使人們享受到更為便利、舒適和更有樂趣的生活。正是由于工具理性顯而易見的巨大威力，當代人類才憑借其創造了以往所不能望其項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即將在未來創造新型的生態文明。為此，反思理性并非去理性化，并非反對工具理性，而是更加合理地運用工具理性，使其與價值理性相適應，充分發揮工具理性的優勢而不為其負面效應所困擾。

從我國當前人的發展要求看，對科學技術社會效應的反思必須注重全面性。

科學技術和工具理性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都是必要的。對于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我國來說，科學技術對于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更是至關重要。眾所周知，我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總體上還處于初級階段，例如在經濟發展指標上，雖然我們的GDP總量已居于世界第2位，但人均GDP還處于世界后列，許多地區還處于欠發達狀態，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在科技方面，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許多核心的高新技術仍有賴于從國外引進，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例還很低，國家的科技核心競爭力亟待提升。作為正在追求現代化特別是追求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反思科學技術效應之出發點和歸宿，就是有利于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鑒此，我們對科技雙重性的反思應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因為如果不加限制地批判和否定工具理性，就難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為此，必須更加積極主動地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合理地利用科學技術，防范和緩解其負面效應，以更好地推進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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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關鍵詞：生態學；；生態危機觀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國外文獻研究現狀

“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

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陳紅兵《奧康納生態學與生態文化建設》一文分析了奧康納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立足于生產勞動范疇，將生態問題作為時代主題，把自然生態因素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聯系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及其現實解決途徑。

第7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關鍵詞:人性 異化 環境危機

一、人性的異化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

在遠古時代,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對自然的利用也只有一點點,涉及不到對自然的改造。在這個時期,人只能依賴自然,人的活動是簡單的生命活動,因此在這個時候,人類對自然的干預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不能引起人為的環境危機。到農業時代,人類開始懂得使用和制造工具,生產力水平提高了,對自然的干預程度也擴大了。于是在某些局部地區出現了自然資源短缺等環境問題。但在這時,環境問題還沒有成為影響整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也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環境問題的惡劣還要從工業文明時代以后開始,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進入了非凡的物質革命時代。由于人類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人類主體地位的提升,人們把自然完全看成是自己征服改造的對象,把自然完全看成是滿足欲望的工具。這是一種片面的實踐,是一種扭曲的實踐,最終,這種實踐導致了人性的片面發展,人類的貪婪欲望和利己思想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個人總是為了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去爭奪有限的自然資源,結果造成自然資源的枯竭。而事實上人是個性與共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一方面,人是個體性、單一性的存在,有其獨立的需要和利益。另一方面,人又不能完全孤立,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就是人的社會性,這就使人們維護共同的環境產生了困難。這一問題可以用“公用地悲劇”來解釋。“公用地悲劇”是美國著名學者哈丁描述的一個對所有牧民開放的公共牧場的情景。在一個草地生態系統中,草場是公用的,而蓄群是私有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承載能力來算,這個生態系統是平衡穩定的。但是偶然有個牧民發了私心,增加了蓄群的頭數,于是其他人也效仿,公用地就被毀了。在這個事件中,每個牧民都想多使用一下公用物品,結果是損害了公共利益,最終妨礙了每個人的利益。

這個情況體現在階級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帶來的后果就更為嚴重。比如,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高,工業發展快,生產過程所排放的工業廢物較多,成為環境污染的重要來源。一方面,發達國家將污染嚴重的落后工業直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直接在發展中國家建立污染嚴重的工業,把污染源直接從本國轉移出去。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會不遠萬里,翻越重洋,把工業廢物大量排放到發展中國家,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惡化。

二、人性的異化還表現在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關系中

所謂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異化,是指人類在改造社會的同時,創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社會體制,它們破壞社會的和諧,損害人類利益,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甚至成為敵視人類的異己力量。[1]在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不能孤立地就人或自然來考慮,而應把它放在社會中來考察。如生產方式的異化,消費方式的異化,都成為阻礙人類與自然和諧的重要因素。

1.生產方式的異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掠奪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物質生產表現為商品生產,其動力和目的已經完全背離了最初人類生存的需要,轉變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貨幣也已經由工具變成目的。因此,在生產過程中,一是很難保證資源的合理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加劇了自然資源的消耗量。二是由于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在生產過程中就忽略了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對自然資源大肆的掠取,還將工業垃圾任意排放,不考慮自然的承受能力。這種高消耗,高污染的生產方式給資本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卻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危機。三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還使人的勞動逐漸成為一種異化勞動。“異化勞動,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動機能,他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也就使類同人相異化。首先是人與勞動對象的異化,這實際上也是人與作為自己的存在對象的自然界的異化。其次是人與自己的勞動異化,即人與自己的對象化活動的異己化。最后,主體與自身也疏離了,即人與人關系的異化。

2.消費方式的異化

人的消費活動與生產方式密切相關。生產決定消費,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消費方式。反過來,一定的消費方式也影響生產方式。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使得生產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與滿足人們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相背離,隨著這種異化的生產方式對需要的背離,消費方式也與需要背離了,消費的功能發生了異化。消費已經不是滿足必須需求的一種手段,而變成了滿足欲求的一種手段,許多消費突破了人的基本需要,是無意義的消費或者是有害的消費,消費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更是一種社會行為。多姿多彩的產品刺激著消費者的購買欲望,而經濟的繁榮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這種消費成為可能。追求無限欲望滿足的生活方式反過來又成為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保證。人的生命和創造力完全被一個動力所左右――消費。這種消費方式加劇了資源消耗,自然資源不堪重負,嚴重加劇了環境危機。所以說,奢侈性消費的生產方式是奢侈性消費的原因,同時也是奢侈性消費的必然產物。這種異化的消費方式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對自然的惡性開發,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馬克思指出:“如果人的需要長期在物質享受層次上停留,就會產生惡性消費和惡性開發,從而破壞環境也摧毀人自身。”

要解決環境危機,就必須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到人的本性中來,完善人性,這應該是最根本的。

參考文獻:

[1]王鳳珍.人類理性的重建─環境危機的哲學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5.

第8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risis, to analyze the causes, proposes the solution path, with a view to the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played a role.

關鍵詞：生態危機；成因；解決路徑

Keywords: ecological crisis; causes; solution path.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日趨緊張，尤其是近年來，全球自然災害的頻發，生態危機的嚴重加劇，使得人類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響，人類對自我生存產生強烈的憂患，因此，分析和解決生態危機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一、生態危機的語義分析

所謂生態危機是指科學技術在當代的飛速發展為人類開辟了新的活動范圍,大大增加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為人類創造了更加豐富的物質財富。但是,這種強大力量在運用不當和失去控制的情況下又會造成不良后果,引起一系列人和人的未來的極其復雜的問題,產生由高生產、高消費所引起的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主要表現為壞境污染現象的屢禁不止、全球氣候變暖、公害事件層出不窮、臭氧層損耗日益嚴重、物種急劇消失、能源危機咄咄逼人、人類生活質量普遍下降等。

20世紀中葉以后，生態危機已不再是自然原因主導的，由于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頻繁，生態危機呈現出新的特征：首先，它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從地域空間看，生態危機不再是局部的生態問題，而具有全球性特征；從生態系統內部的構成要素來看，物種的多樣性受到來自危機的侵害取向于滅絕的地步。例如，在20世紀有近30種物種滅絕，有近9000種處于滅絕的危險。其次，它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生態系統是具有自我組織性的功能以及具有生態自凈能力。但是在當今的生態系統的破壞已遠遠超過了生態系統的承受界限，生態系統失衡就很難恢復到平衡狀態，因而這些消失的物種將再也不會出現在人類的視野中，人類所能解決僅僅是局部問題，面對這些難以恢復的破壞人類無能為力。最后，它具有持續性和快捷性的特征。目前的生態危機已造成了物種世世代代的生態遺傳隱患，對物種的進化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由于多年來的生態危機沒有的得到有效的治理，當前的生態系統已經異常脆弱，在生產活動中稍有不慎將會引發生態災難一次性清算的危險。近幾年的雪災、地震、海嘯就是生態危機對于災難的提示。

二、生態危機的成因

全球生態危機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資源和能源問題、人口問題，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科學技術、消費行為異化、國家觀念的出現上，但是我們都忽略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因素的主導又是誰？難道是憑空產生的嗎？

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是追求利益為目標，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追求短期利益，置長遠利益而不顧，并且短暫性的經濟效益將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掩蓋了，資本家只會關注他的產品的賣出以及所得的利潤，至于賣出后的產品，利用過的環境會變成什么樣則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革命促使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直到微電子和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激光通訊、海洋開發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技術的發展，對生態壞境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人類物質財富法增加，出于人的本性必不可少要追求享受、追求快樂，大量的奢侈品和大量產品被生產，而人們的消費觀念就是大量購物大量廢棄，大量浪費資源和能源。在加之，國家之間各自為政，發達國家轉嫁本國污染源給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犧牲壞境以求片面發展，生態在這樣的情況必將處于難以恢復的狀態，我們經過這樣的分析將會明白，以上這些的物質的主導者是人類，而為什么原始社會生態系統都沒有遭到這樣的極度破壞呢？正如盧梭所說的“土地的被分割變成生了一種新的權利——私有權，這種權利與根據自然法產生權利完全不同。”[]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的出現，因為私有制的出現，使人類出現不平等，人類只會關注于自身的利益，因為“財富是與人的幸福直接攸關的，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是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的。”[]因而產生了所謂人類中心論，這種極端的將人和自然對立的理論，將人置于人與自然的絕對主宰，忽視了人的存在和發展以自然為前提，導致了人類更加對于自然的漠視，認為人類自己是萬能的。當地球出現生態危機時，正如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地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而人類開始反思自己和自然的關系，我們要慎重處理自然和人的關系。

三、生態危機的解決路徑

在重新我們與自然的關系之后，解決好生態危機是關乎人類的命運，更關乎人類能否能夠在地球中永久生存，本文將從以下方面提出解決生態危機的路徑。

從個人角度上，我們要杜絕無效、負效和非理性的消費，要理性消費、文明消費、節約型消費，消費對象要科學，綠色消費。杜絕異化消費中奢侈消費，我國現在已經是奢侈消費的主要群體，為此每年就有許多物種消失，因而我們提倡在中國杜絕該類消費，也能減少過多垃圾的產生，減少空氣和土壤污染。尤其是要認清我們只是一群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種生物，自然是我們生存的前提和保障，要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因為恩格斯說：“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從國家的角度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共同來治理生態危機，保護壞境，地球是我們全人類的，發達國家可以自己發達的技術區解決生態危機，而發展中國要吸取發達國家的教訓，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政府之間要樹立科學的發展理念，控制生態危機的市場向度和資本邏輯向度，化解公害，制定出危機長效機制與國家可持續發展相統一的全球戰略。同時可以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對于破壞生態危機的國家予以處理，將公平、正義、和諧的價值取向在全球樹立起來。國家也要重視對國民環保意識的培養，從小抓起，進行環保教育，只有自小樹立地球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環境才能慢慢變好。而這對于我們國家來說，極為重要的，因為中國目前生態面臨著極大的問題，甚至是生存威脅，因而我們更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

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夠做到主席所說“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付立荃：《“生態危機”的憂與患》，載《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2年第12卷第1期。

2、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刷館2007版，第96頁。

3、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刷館2007版，第11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5版。

第9篇：科學技術對自然的異化范文

關鍵詞： 經濟轉型新時期 人的生存 路徑選擇

一、經濟轉型新時期人類生存遇到的問題

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一個雙向的作用的過程。人對自然的發展趨勢有了規劃，自然同樣也對人的支配權利有了限制和考核，人被自然化，同時自然也被人化，兩者共同發展、互利互惠、共生共榮。

（一）人類與生存環境的背離。

生存環境由于歷史的演進而改變，人類最初對生態環境的開發是無意識和無目的的。生存是人類首要的追求和向往。從發展的角度看，歷史要被翻新，要被創造，那么歷史就必須得到重大的變革，而變革的必需品是人類能夠生存，必須擁有能夠生存和創造的資料。所以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道路上對自然的依賴油然而生。人類必要的活動和勞作就是靠索取和加工材料來維持人類生產發展和生活，而這些材料是由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和對自然物的加工、改造而來。從人的成長歷程看，生源于自然，存在與發展利用自然，死也歸于自然。自然母親般的懷抱滋養著人類的產生與發展，這是人與自然無法擺脫的關系，也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最直接的體現。而人類對自然的選擇是出于人類對自然有選擇余地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對這一空間進行更有效的開發。當自然不堪重負，無法承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無法再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必需的消耗材料時，人類就沒有了可以選擇的余地，自然也就無法進行妥協，人類與自然終將分離，至此人類的生存將受到嚴重的威脅，眼前的生存環境也將無法保持。人類是自然界中物的主體，卻失去了在自然界中的平衡地位。隨著理性意識的增強，科技的威力得到顯著的發展，人類開始對理性效益產生迷戀。當理性成為主體，理性便與非理性沒了區別，人類對自然的索取、否定和支配便是理所應當。在工業科技眼中，地球便沒有了其他生命，一切的生存客體成為了人類的資源和利用的對象，人類否定了自然存在，忽視了周圍的生存環境，成為了自然界中的主宰，使人類的生存發展變得非理性化，人類與生存環境背離。

（二）人類本身的矛盾。

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使人類對生存的滿足逐漸減少，發展的浪潮蓋過了人類對生存的需要，科技成為了駕馭和控制自然的理性工具。而技術在給人類帶來資本的同時，其帶給人類的各種風險也更為具體。在物質得到極大滿足時，人與其自身的欲望開始從零無限擴大，從而與自身開始分裂對抗。這種工具理性與技術的聯合，確定了人類社會的霸主地位，至此人類開始從滿足自身需求的生存時代走向自我矛盾、自我對立批判的時代。

當今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三大問題中，人口是首要問題。資源和環境問題都與人類直接相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口問題是其他所有問題的根源。人和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為了獲得更適宜的生存環境，人類不斷地向自然界索取資源，滿足個人的需要，同時污染環境。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類，限制其無休止地開發，以各種災害來反饋人類。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均占有分布不均，人口素質差已對我國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壓力，因此造成了人與其本身的異化，人本身的創造物與人分離，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與人相對立，并使人的意識和活動從屬于它。這個已經“對象化”的東西取代了人的屬性，人本身在尋找問題的根源，但同時又成為了問題的根源，轉而對人本身構成否定。人的本體與意識分離，成為了對象的對象，異己的異己。這樣他發現了自己與外界的不同，他從與外界的同質同構關系中掙脫出來，他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外界的一部分，相反神秘莫測的外界對自身構成了威脅，導致人與外界疏離了，人經歷了最初的自我異化。

（三）人與其內在規律的不平衡

生存環境涉及人口、資源、社會、經濟等領域，它們均具有內在的規律性。人類發展影響環境，環境反作用于人類。當下人類生存所需的天然資料取得異常困難，人類生命受到了直接的威脅，而生命所需的三大要素也同時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此時人類的生命就變得相當脆弱，生產和發展較為困難，就連人類的健康也變得岌岌可危。經濟發展必須既遵循經濟規律，又遵循生態規律，才能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不認真考慮其生態效益，違背生態規律，破壞生態平衡，究其根本是人的本體和精神上的對立。人類中心主義始終保持著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在此基礎之上把本體和精神主客化，把人與身心對立化，忽略了人與生態規律的整體關系，使人的意識只存在于人與物之間，精神層面沒有達到一個可以驅使本體和精神合一的狀態。［1］人類對生態規律的輕視，使人類的認識論還停留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時代，主客二分的思維就是導致這些的直接原因，本體達到了極大的發展，而精神思維還沒有得到全面的進化，迫使人類對生態自然的凌駕，天性和精神無法同步進行的增長。因此，由于成長不平衡而導致人與自然精神緊張的關系。

二、經濟升級轉型過程中人類的生存路徑選擇

經濟升級轉型是指從一種經濟運行狀態轉向另一種經濟運行狀態。在這里是指我國由粗放型經濟轉向集約型經濟，由高耗能經濟轉向低碳經濟的一個升級階段。人類社會對人類生存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路徑選擇是當今的重大決斷。

（一）樹立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存價值觀。

生存價值觀是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反思的結果，它承認自然對于人類具有多重價值并要求人類充分認識其價值意義，強調人與自然的依存性和人類對生態環境保護及管理的責任，以生態的合理性為生產生活的價值歸宿，建立“人―自然―社會”的整體進化和諧發展的整體價值觀。價值觀的生態轉變有利于我們思維的整體轉變，將功利性的價值取向轉變為互利性的價值取向，把人類的幸福衡量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平臺上。人類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自然也會給人類以應有的回報。人類不是一個單獨的群體，自然界也不是一個霸道的母親，人與其他物種一樣都是自然母親的孩子，自然界中發生的一切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情的發生與結束都是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結果，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也作用于人。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個群體，生存和發展都依賴于自然界，但人并不是自然界的奴隸，人反作用于自然，改造并利用自然，為自身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人類通過理性地思維反作用于自然界，與其他物種相比較，人類理性地分析和計劃，是因為人類能夠更清楚地認識自然界的本質，可以根據其本質對自然進行改造，達到最終的目的。為了實現全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我們應當綜合運用多種方式，加大宣傳力度，普及教育管理，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尊重自然、愛護生態的倫理觀念；推進消費觀念的更新，抑制過度消費，形成利于環境的綠色消費；以生態價值觀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愛惜資源，提高利用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盡可能地減少資源能源的浪費和對環境生態的破壞。

（二）建立和諧的生存模式。

自然界中的一切系統都不是獨立或唯一存在的，他們都是處在與其他系統錯雜之中，互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也有不能相容的界限。但是，人類社會龐大的生物圈快速地融入了自然界，不斷地對自然界的生產資料進行掠奪來滿足人類自身的生產生活，同時眾多的資源瀕臨枯竭，大量廢棄的物質殘渣落入生物圈，對自然界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使自然界的物質失去了整體的循環能力。人類因此面臨著“缺氧”的生活，人類的生命體在這一條件下被孤立了。人類難以從剩余的自然界中索取想要得到的生存條件，自然界也難以分解吸收人類所拋棄的殘渣，生態平衡無法得到平穩的發展。

1.建立一種生態的價值觀。生態價值觀需要人類對科學技術及其應用持一種審慎的批判態度，將自然看做人類的朋友，它以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協同進化為出發點和歸宿，提倡以適度地利用自然資源取代過度地開發自然資源，以尊重和保護自然代替對自然的占有和征服。科學技術的運用不僅要從人的物質生活出發，而且要考慮到科學技術與生態環境的共生共榮，并注重人的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的實現。

2.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既然是可持續發展，就不再是一意孤行，而是與自然和平相處，是在不破壞自然狀態下巧妙利用自然。

3.建立一種生態文明的模式。生態價值觀的建立，增長模式的轉變，其最終目的就是實現文明的生態轉型，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

（三）規律化生產，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生存發展觀要求走規律化的發展道路。它轉變高消費、高生產、高污染的工業文明生產方式，以生態技術為基礎，通過對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進行生態化改造，以改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生態化生產方式是仿效自然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的過程進行生產活動的。因為自然和社會的內在規律是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所必須遵守的。［2］任何事物都是自己的規律，自然也是一樣，也有一些人類不可觸摸的內在原則，人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也需要有自己的規律。自然界是沒有廢物產生的，一種有機物的排泄物是另一種有機物的食物。再次利用，如此循環，支撐著自然界的萬物生生不息。人類的經濟活動實質上也是物質轉化過程。在這一發展的過程中，人類遇到困難是無法避免的，在自然規律的作用下人不能隨意地對自然進行改造和支配。在依賴自然的階段，人類始終保持被奴役的地位，人類無法向自然索取需要的物質，而往往對自然產生敬畏和崇拜。在人類對自然認識的過程中，人類由依賴轉為了征服，由于對自然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人類才能夠對自然更好地利用和支配，只有附和自然，才能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進一步提高。人類對社會規律的認識，使人類的生產方式得到了應有的改變，起初人類只能直接向自然索取生產資料，而不顧自然的后果，當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被人類掌握之后，人類才會更有效地對自然進行開發和支配，且不使自然受到破壞。只有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演變規律進行了解之后，人類才能與自然走入和諧共生的領域。從發展的角度來看，自然是人類的母親，人類是自然的工程師，只有這樣相互支持和諧的發展才能使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有更多的可以統一發展的地方。

（四）合理運用科學技術使發展做到又好又快。

人類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使科學沿著正確健康的方向發展，從而使科學技術造福于全人類的幸福事業。這必然要求我們:轉變思想觀念，正確認識科技發展的“雙刃劍”作用。科學技術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進步與發展，這是科技給人類帶來的積極效應。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生態環境的破壞、人類的生存危機都可以說正是科技的運用不當所帶來的惡果。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是一種有力的工具，怎樣用他而不取決于工具，全取決于人自己。刀子在人類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來殺人。”［3］所以我們的發展應是“又好又快”地發展，合理地利用科技，始終保持科技的良性發展。科技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工具，在實踐過程中如果使用不當，則會帶來極大的負面效應，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因此，我們要遵守“又好又快”的發展原則。所謂“又好又快”是指要始終保持科技發展與人類自身的生存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快速發展，理性地規劃科技發展的前景和后果。［4］在當下科技理性占主導地位的今天，我們面臨生存的問題，不應該把這種問題的根源歸咎于科技。科技只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工具和手段，而人類盲目地利用生產工具對自然進行瘋狂的索取，此時人才是最終的破壞者。只要規范人的行為，自律，自控，合理使用科技，那么科技的發展將給人類帶來的是“又好又快”的發展，而不是災禍。

人類實現對自然的和諧統一，這樣的和諧是人對自己，人對社會，人對精神和諧的基礎，只有人類的物質和生存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實現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社會理念，保護生態保護自然，這是人類經歷了千百年行為的總結。和諧是一切發展的本源。在圍繞本源發展的同時，自然允許人類在一定限度內開發利用，來達到人類的需求；而人類也是自然的一員，有權利和義務對自然做出應有的保護和讓步，只有自然得到了尊重和權利，才能更好地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劉福森.生態倫理學的困境與出路.北京師范大學學報.［J］，2008.

［2］何玉宏.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J］.中國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