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總效應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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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of study, western economics are divided into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and the microeconomics is the basis of macroeconomics.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contents, they are strict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gain, and they remain independent, and basically do not matter in content. For example: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s profits maximization, it only studies the conditions of a single firm's profit maximiz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but does not contact macroeconomics to consider the issues about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does not contact the consumer behavior theory to consider the utility maximization problem of consumers and does not contact price elasticity of commodity price to consider the issues about decision of maker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關鍵詞： 廠商理論；利潤最大化；邊際分析法；思考
Key words: manufacturer's theory；profit maximization marginal analysis；thinking
中圖分類號：F7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8-0138-02
0引言
傳統西方經濟學依據高等數學中關于連續函數取得最大值的必要條件，論證了生產者（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必要條件是MR=MC，對此結論，本文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認為：對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的分析和探討，除必然需要站在生產者的角度分析外，還需要把它放在更加廣泛的環境中考察，這樣才可能得到更加客觀和更加實際的結論。
1傳統生產者行為理論的具體內容
1.1 傳統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邊際分析法的基本推導西方經濟學中的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主要探討廠商如何在投入（成本）既定的情況下獲得最大的利潤（產出）。具體包括了邊際成本分析法和邊際收益分析法。邊際分析法利用高等數學中原函數（總利潤函數）的一階導函數（邊際效用函數）的值為零時，原函數可取到最大值的原理，論證了生產者在投入（成本）即定的前提下（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生產某種商品要取得總利潤最大（即：TR-TC的值最大）的原則是MR-MC=0，亦即MR=MC，實際上，（TR）′=MR，（TC）′=MC。也就是說，能滿足MR=MC時的商品生產量能夠保證生產者實現利潤最大化。
1.2 傳統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邊際分析法的基本分析框架西方經濟學把生產者生產商品所付出的所有投入稱為總成本（TC），把生產者每增加一單位產量所增加的總成本稱為邊際成本（MC）；把生產者銷售商品所得到的所有收入稱為總收益（TR），同時，把生產者每增加一單位的銷售所增加的收益稱為邊際收益（MR）。依據傳統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以下（如表1）是一個生產者生產（銷售）一種商品的短期均衡表（以壟斷市場的短期均衡為例）。
單純從數學角度分析：當一個連續函數的一階導函數的值為零時，該函數能夠取到最大值［實際上，MR=（TR）＇］。按照這一數學結論，在假設TP函數為連續函數的前提下，TP要取得最大值，即TR-TC的值要最大的必要條件是MR-MC=0,亦即當MR=MC時，廠商的總利潤TP為最大。從表1的情況來看，當廠商的生產（銷售）數量為5時，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廠商得到最大的總利潤60。
1.3 基本作圖根據以上表格，傳統教課書作出了MR,MC曲線和TP曲線，如圖1。
從圖1可以看出，當銷售量Q=5時，MR曲線與MC曲線有唯一交點，此時MR=MC，同時，TP取得最大值60。
2對傳統廠商利潤最大化理論的思考及修正
2.1 對廠商利潤最大化時的生產量（銷售量）和TP曲線圖形做法的思考及修正依據上表1可知，實際上能滿足總利潤TP的值為最大的銷售（生產）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亦既在(生產)銷售量為4到5這個階段存在一個總利潤保持最大值的平臺期。所以，嚴格來講，TP函數的圖象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拋物線，而是在拋物線的頂端應該有一條平行于Q軸的線段AB，如圖2。
圖2才真正反映了表一中廠商銷售（生產）量、邊際收益、邊際成本和最大利潤之間的相互關系。
2.2 對廠商利潤最大化條件的思考和修正從表一和圖二能夠看出，廠商利潤最大（60）時的銷售（生產）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但是從不同的角度并把宏微觀經濟學其他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利潤最大時的銷售（生產）量則有不同的結論。
2.2.1 單純從廠商的角度來考慮，最優生產（銷售）量應該為4。這是因為在保證總利潤TP為最大的基礎上，廠商生產（銷售）更多的產品意味著廠商在生產技術不變和其他要素投入不變的前提下需要增加一種要素的投入，這意味著生產成本的增加，同時也意味著固定資產（機器設備）的更大損耗。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假設廠商生產的根本目的是利潤最大化，而利潤最大化首先要滿足的必要條件則是成本最小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單純從廠商角度考慮，其最優的生產（銷售）量為4，而并不是大多數傳統教材中認為的5。
2.2.2 從商品價格彈性理論和廠商所生產產品的可替代程度的角度來考慮，如果該廠商生產（銷售）的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甚或無彈性，并且該產品的替代品（包括完全替代品和不完全替代品）很少甚或沒有，則意味著該廠商有能力在產品質量不變的前提下向市場（消費者）索要更高的價格，牟取更大的超額利潤。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廠商最優的生產（銷售）量應該為5。
2.2.3 單純從消費者角度來看，廠商的最優生產（銷售）量應該為5。這是因為當廠商生產并向市場投入更多的產品時，既市場供給量加大時，依據供求定理，產品的價格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產品價格的下降意味著在消費者收入既定的條件約束下，花費相同的收入會取得更大的效用（即收入效應：產品價格下降，消費者收入不變但其實際購買力增加）。
2.2.4 拋開以上三種考慮角度，單純站在宏觀經濟學資源配置的角度來分析，廠商的最優生產（銷售）量應該為4。這是因為在銷售量為4時，廠商已經取得了總利潤TP最大。如果廠商繼續生產，不但意味著廠商自身生產成本和固定資產損耗加大，而且意味著資源配置的低效和無效。多生產一單位產品（生產量從4增加到5）而投入的生產要素可以在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下配置到能夠更有效利用（或更需要）該生產要素的生產上去，最終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綜上所述，對西方經濟學中廠商總收益最大化問題的探討不能僅僅局限在廠商自身的角度來思考，而應該同時結合宏微觀經濟學中的其他相關理論綜合進行考慮，這樣才能不斷促進宏微觀經濟理論的融合，不至于讓人們產生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完全割裂和西方經濟學中各個理論相互割裂的印象。也只有這樣，對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才能得到更加客觀和更符合實際的結論。
參考文獻：
第2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關鍵詞]高等教育；西方經濟學教學；教學方法；教學效果；研究式教學法；實驗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F239.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8750（2012）02
一、引言：高等教育的新環境、新主體呼喚新方法
高等教育面臨國際化的新形勢，同時高等教育的受眾和主體也有新的變化，不僅包括“90后”的大學生受眾，而且還包括越來越多的新的教育工作者與教師隊伍（即“70后”、“80后”的加入），對西方經濟學教學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決定了西方經濟學在教學方式與手段上都要有所創新。
很多學者都認為經濟學教學改革十分必要。劉志彪等認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經濟學教學模式經過多次更新，但由于其是脫胎于蘇聯的教學設計思想，因此仍存在若干影響教學效果的因素或問題[1]。方福前指出，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兩大偏向：一是夸大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二是完全忽視西方經濟學中所蘊含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全盤地將西方經濟學作為方法論意義來對待。他認為要矯正這兩大偏向，必須進行教學理念、方法的改革[2]。逄錦聚從宏觀層面指出了經濟學教育教學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主認為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教學理念有待轉變，高校結構、學科專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合理化，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等方面[3]。
也有一些學者在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探索。元惠萍從現代經濟學本身的分析方法入手，指出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適合從具體到抽象，然后再由抽象轉化到具體[4]。阮守武認為，像西方經濟學這類基礎課程的教學應該以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為中心，教師應該側重教會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尤其是教會學生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5]。于澤認為，實驗輔助教學是本科經濟學教學較為理想的選擇[6]。唐國華認為，教師應通過比較教學法使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課程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學效果[7]。
這些研究都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筆者主要結合近年來的教學實踐，嘗試提出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幾種可能的“新方法”，包括換位思考教學法、批判式教學法、內容創新式教學法、研究式教學法、體系式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實驗教學法等，以期引發中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新探索。
二、我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創新
針對中國高等教育與經濟學教育宏觀環境的新變化，面對教師與學生的“新主體”，如何設計、開發與選擇西方經濟學教學上的新方法，是本部分的核心研究主題。筆者認為，“換位思考教學法”、“批判式與創新式教學法”、“研究式教學法”、“體系式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興趣式教學法”、“實驗教學法”等，抑或以上這一系列方法的綜合運用可能構成西方經濟學教學新方法的備選子集。
（一）換位思考教學法
在理論研究層面，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研究中有關換位思考法的研究較為鮮見；在實踐教學層面，這一方法也未得到廣泛運用。通過近年來的教學實踐與同行聽課，筆者發現，在西方經濟學課程開展的過程中，教師應該站在學生的角度，并促使學生站在教師的角度，實現雙向換位思考，尋求相互間的交集，這樣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師應主動將自身定位為學生，把握以下內容：學生需要什么，喜歡什么樣的教方法，期望達到怎樣的效果。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教學方法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難點與教學重點的把握和解決具有重要意義。當老師從學生的視角來開展教學時，一方面，更容易了解學生對教學重點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對教學難點的解決與根除功效更為顯著，更容易了解學生為何“卡”在某個問題上，找到問題的癥結。
例如，在微觀經濟學“替代效應、收入效應與總效應”的講解過程中，如若教師能實現學生身份的換位，就能夠很容易把握學生在理解這組概念的過程中的難點，這個難點在于對“補償預算線”的來緣和對替代效應的理解，即一種商品價格發生變動會對消費者產生兩種影響：其一，使消費者實際收入發生變化；其二，使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而我們界定替代效應時，卻提及“在實際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對于兩種商品而言，其中某種商品價格變動，引起二者相對價格發生變動，進而導致消費者對于該商品的需求量發生變動”，看似前后矛盾，而事實上，筆者認為，教學中的關鍵是讓學生明白分析某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時要剔除其他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由此，在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的界定過程常常出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這一表述，這樣也容易讓學生了解西方經濟學的嚴謹與作為一門“科學”的顯性特征。
（二）批判式與內容創新式教學法
這里的批判式與創新式教學法均是相對教學內容而言，而非方式本身的創新。筆者認為，這一方法如果運用得當，將不僅使該部分內容取得較佳的傳授效果，還將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獨立思考、創新的熱情。現在的大學生基本都是“90后”，是富有創意的一代，教師理應注重這一層面的培養與訓練。批判式與創新式教學法對教師主體有相對較高的要求，即不僅要求教師對教學內容非常熟悉，更要求教師對此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進而形成對原有內容的批判與創新。也恰恰因為這一要求較高，這個方法在中國高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并未得到廣泛應用。
例如，國內一些微觀經濟學教材往往傾向于將“需求”與“需求量”這一對基本概念相互混淆，進而使學生產生極大誤解，筆者曾在宏觀經濟學課堂上復習微觀經濟學內容時，問及“影響需求的首要因素”，95%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價格，而且其理論根據均是來自于教材。
（三）研究式教學法
所謂研究式教學法，就是針對相關課程中的核心內容、重點內容、難點內容，在對基礎理論進行講授的基礎上，引導學生進行專題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式教學法不僅有利于調動學生對本課程學習的興趣與積極性，還有利于對課程重點與難點的把握。當然，這一方法的運用應根據差異化受眾主體有針對性地、適當地應用，比如綜合性大學可以嘗試將其作為主導性的教學方法，而普通財經高校和其他一般性高校則可將其貫穿于重點章節和重要知識點的教學過程之中。對重點和難點內容適當開展研究式教學，不僅不會讓學生覺得枯燥或難度高，而且相反能提高其學習積極性，掌握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現實問題的方法，并能拓展其分析問題的思維和視野，提升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具體運用這一方法時，教師可以考慮學生的具體情況，在他們時間允許、精力充分和能力較強的情況下，要求他們個人單獨完成，如若某些條件受限，可以采用分組開展，團隊協作的方式完成。
例如，教師講解微觀經濟學的彈性理論時，可以布置學生在此基礎上開展一定的應用研究，如“如何運用彈性理論看待葉圣陶的《多收三五斗》”，“運用彈性理論對超市日常與周末商品差異化定價進行經濟學分析”，“從供求理論與彈性理論看公園門票的定價問題”等。再如，在講解宏觀經濟學中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實踐時，教師可以讓學生對中國近年來采用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思考并形成若干小論文，如“2008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為何提出保8而不是保7.6抑或9呢”，“家電下鄉政策的邏輯出發點、內在機制與效果”，等等。
（四）體系式教學法
截至目前，體系式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理論研究中較為鮮見，然而通過近年來的教學實踐，筆者逐步認識到該方法的必要性。這里的“體系”指的是西方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教師在講每一章、每一節甚至每一個知識點的過程中都應該注重其在整個西方經濟學知識體系中的坐標位置，即該知識點在整個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如若能做到這一點，章與章之間、節與節之間、具體的知識點與知識點之間的銜接與連貫自然是水到渠成。事實上，這一教學方法對教師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教師必須對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知識點和教學體系了然于心，否則就難以在教學過程中真正貫徹體系式教學法。
在教學實踐中，體系式教學[鑒于國內各高校的西方經濟學的教材有所差異，因此這里筆者基于國內目前較為普遍使用的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部分與宏觀部分）進行闡述。]十分必要。如從對微觀經濟學整個體系的把握來看，教師可以分以下幾個步驟來引導學生對整個微觀經濟學知識體系進行把握：（1）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的全貌進行介紹以使學生對之有個概覽；（2）通過供求理論引出課程核心理論，即一只看不見的手“市場之手”，尤其要強調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并將價格理論作為課程體系的主線；（3）進入微觀經濟學的兩大微觀主體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費行為理論）的介紹；（4）從生產論、成本論開始介紹另一大微觀主體――企業的供給行為決策過程；（5）引導學生思考連接兩大微觀主體的紐帶，這個紐帶顯然是市場（包括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6）圍繞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四種市場類型展開對市場行為的介紹；（7）在上述講述的基礎上可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討在市場體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經濟效率，后一問題可引導學生進入福利經濟學的學習范疇；（8）指出市場不是萬能的，由此引出對微觀經濟干預的介紹。
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教師可以主要以國民收入或總產出為分析框架展開教學：第一，從國民收入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紹國民收入的核算方法；第二，在國民收入內涵與核算基礎上，討論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第三，利用IS―LM分析工具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仍然是探討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與此同時對均衡利率的決定進行分析；第四，從政策理論與政策實踐兩個層面，仍借用IS―LM模型，論證財政或貨幣政策的運用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腳點同樣在國民收入；第五，借用另一種分析框架或工具，即AD―AS模型，放松在IS―LM分析中價格P不變的假定，使得分析更為接近經濟現實，探討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第六，表面上探討失業與通貨膨脹間的內在關系，實質上仍圍繞總產出為中間變量開展論證；第七，放松IS―LM、AD―AS模型中國際匯率E固定不變的假定，基于全球視角將匯率內生化進行考察，利用IS―LM―BP模型探討國內外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第八，從長期視角分析國民收入增長的趨勢問題以及周期性波動問題。顯然，國民收入構成其整個分析過程的核心主線。
這一方法的運用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教師在全程教學過程能否做到認真對待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每一門分課程、認真對待每一節課、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認真對待每一個知識點。
（五）啟發式教學法
我國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了啟發式教學法，然而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研究中并沒能具體細化，也不具可操作性。事實上，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應用于教學的初始階段，而且還可應用于教學的全過程。教師不僅可以利用教學內容之外的經典寓言、人生哲理、世界觀與價值觀等方式來開展教學，還可以利用西方經濟學課程自身內容進行啟發。
教學過程中的啟發非常重要，它能引起學生對本課程的興趣。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可以結合經濟生活的現實，提出一些問題啟發學生進行思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企業微觀經濟主體是如何定價的？該考慮和權衡哪些變量和因素？如若定價不當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現實當中又有哪些成功案例和慘敗的經驗教訓？這一系列問題對學生的啟發足以引起學生對微觀經濟學的興趣。再比如，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如何判定與認識宏觀經濟形勢與趨勢?宏觀經濟政策該如何制定？政策力度該如何把握與決策？政策效果當如何評價？這一系列貼近現實的問題必然能激發學生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的學習熱情與積極性。
（六）興趣式教學法
興趣教學法對于任何一門課程都非常重要，然而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研究中，筆者之所以撐起為“新方法”，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興趣式教學法的核心在于從根本上激發教師“教”的熱情與學生“學”的興趣。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如何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理應成為授課教師思考的重要問題。當學生興趣被調動時，教師就在一定程度上駕馭了整個課堂，教學效果的提升也就完成了一半。至于學生的興趣如何激發，其實上述每一種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學生興趣的調動，將學生導向有意義的學習，促進其知識的長期保持，并為其進一步的深入學習與探究提供了動機。從宏觀層面來講，校園的教風與學風、良好的校園文化塑造、學生整體的精神面貌等都會對其有較為深刻的影響；從微觀層面來看，教師的人格魅力、具體的課堂傳授方式等的影響更為直接。
從某種意義上說，調動學生對課程的學習興趣是一門藝術，它并沒有標準劃一的方法或模式。對于具體的課程內容而言，教師可以舉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常見的生活案例，“假定今天早晨你的口袋中只有3元錢，你如何安排你的早餐？”“假若只有饅頭和油條，你又會如何選擇你的消費組合？”這會讓學生對“消費者行為理論”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樣的興趣激發式教學會讓學生在課堂內外的學習產生意猶未盡之感。
（七）實驗教學法
盡管實驗教學法在眾多課程（如物理、化學等）的教學中被廣泛應用，然而事實上，這一方法目前在國內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中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盡管實驗經濟學這門課程近年來已逐漸被引入到我國，并重點采用實驗方法進行教學，但截至目前，它在我國高校的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中應用仍較為鮮見。
實驗教學法的應用，不僅可以充分調動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興趣，實現學生對課程教學內容的理解，還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新動力與熱情，進而轉向研究式學習的境界。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適當地運用這一方法。事實上，很多教師會有疑問：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中如何去設計實驗？換句話說，設計實驗很難。事實上，現有研究已為教師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素材，教師主體在這一領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經濟學家張伯倫（E.Chambelin）曾在哈佛大學創造了第一個課堂市場實驗，用以研究市場的不完全性。盡管由于眾多原因他當時未能取得成功，但這卻為實驗方法的應用與拓展提供了重要思路。隨后，當時還是哈佛大學研究生的史密斯（V.L.Smith）開始深入思考經濟學研究的實驗方法，并倡導經濟學實驗方法，促成了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借鑒史密斯有關市場機理方面的研究，筆者認為同樣可以設定由某班全班同學進行經濟學實驗，具體的做法是：將該班同學隨機分成市場上的購買者和銷售者兩組，然后由這兩組模擬市場進行自發交易，最后通過實驗中的供需情況，來觀察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是如何實現的。這樣可以讓學生充分體會供求理論以及均衡價格的決定過程，進而也使其能夠通過實驗實現對理論的驗證。
三、評價與建議
以上論述了筆者在西方經濟學教學實踐中探索的一些可行的新方法。事實上，以上方法的運用，教學效果也較為顯著。學生課堂學習與課外學習和討論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他們從事學術研究與創新的內在潛力也得到挖掘，不僅表現在課程成績和成果方面，還表現在理論的升華、分析問題的視角拓展與能力的提升、實踐應用等諸多方面，學生的創新實踐立項、獲獎、等比率均表現出不斷攀升的態勢。
需要說明的是，文中所述教學方法的先后順序并不意味對其重要性的主觀價值判斷。事實上，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我們也很難量化每一種方法的具體效果。這一系列的“新”方法，與傳統的高等教育學中所提及的一般教學方法相比，結合了經濟學專業的學科特點和西方經濟學課程的自身特征，顯得更為具體、更為專業，因此更具有針對性。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還應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筆者建議在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實踐中，對以上教學新方法進行綜合運用，而不是單一方法或單純幾種方法的組合運用。
其次，鑒于專業之間的差異，比如經濟學專業與其他經濟管理類專業之間的不同，教師也需要在教學方法的具體應用上有所側重。
最后，教學方法的內涵界定上通常不僅包括教師“教”的方法，而且包括學生“學”的方法，本文這里論及的“新”的教學方法，事實上更凸顯了這一方法論上的內涵特征，即不僅對西方經濟學教師在“如何教”方面具有借鑒意義，而且對學生在“如何學”（包括批判式學習、創新式學習、研究式學習、體系式的系統學習、實驗中學習等）方面具有重要啟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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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an Shide
第3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有關經濟學的論文范文一：發展經濟學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探析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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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經濟學的論文范文二：經濟學本科實驗教學改革
【內容摘要】高校近年都在進行本科教學改革，探討如何建立起特色人才培養機制，使學生的發展更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經濟學本科實驗教學改革，旨在以學生為本，通過經濟學實驗教學，使理論知識具體化、動態化、過程化，培養學生的實證思維模式，牢固掌握經濟學理論知識，提高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綜合應用能力。
【關鍵詞】經濟專業;本科教育;實驗教學改革
一、經濟學實驗在經濟學教學改革中的意義
經濟學是一門與現實緊密相聯的對現實經濟現象作出合理性解釋并探究經濟發展規律的學科。在一定假定條件下，其理論大多可以用現實經濟活動去驗證。經濟學實驗指用仿真方法，創造與實際經濟相似的一種實驗環境，以檢驗已有的經濟理論及其前提假設，它可以提高學習者的實際操作能力和動手能力，加深對所學理論知識的理解。經濟學專業是理論和實踐兼重的學科，需要在實踐中去深化對理論的理解。經濟類專業的培養目標是理論基礎和專業實踐能力并重的復合型人才，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學專業為例，其本科人才培養目標是堅持強化基礎、突出實踐、重在素質、面向創新，著力培養富有創新潛質，有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適應社會需要，有著寬厚理論基礎和動手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畢業生就業方向基本上是國家各級經濟管理部門、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經濟咨詢機構、國際貿易部門等。用人單位對經濟類人才的需求不僅須有良好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也對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都提出了更高更專業化的要求。而根據對近五年學生實習和就業所做跟蹤調查得到的信息，和有效專業教學軟件的實踐教學缺少有關，學生不懂實務操作，因此在銀行、證券、商務貿易公司等單位實習遇到較多困難。因此，經濟系迫切需要建立獨立的經濟學綜合實驗室，不僅在宏微觀經濟學的實驗教學方面，同時在主要核心課的專業方面，如會計實務、財務管理、信貸管理、國際結算、證券投資、市場營銷、國際商務、計量經濟學等，通過實操和模擬，鞏固和消化課堂理論教學的內容，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使其畢業后能更快地適應工作需要。經濟學本科教學過去是傳統教學法，基本上是以課堂和教材為中心，主要采取理論闡釋、演繹和模型推導教學模式，比較枯燥、單一，不能很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經濟學實驗教學是在教師對主要理論進行講解后，借助于計算機模擬系統將經濟學中的基本理論通過學生動手實驗觀察來鞏固課堂和教材知識。學生通過參與、體驗，會加深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提升對經濟學的學習興趣，加深對經濟行為現象的感性認識，更好地掌握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
二、本科實驗經濟學教學的主要形式與實驗內容
經濟學實驗主要有驗證型實驗、模擬型實驗和研究創新型實驗等三大類。本科開設經濟學實驗課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加深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掌握經濟學理論在現實中的應用，提高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因此經濟類本科實驗經濟學教學應側重驗證型和模擬型實驗。驗證型實驗是為驗證已學的理論知識而設置的實驗，通過計算機軟件模擬，觀察并記錄下實驗結果，最后整理出實驗報告。這一項實驗包括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兩個環節，主要課程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經濟學原理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是經濟類專業的基礎核心課程之一，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經濟學原理偏重于理論，比較抽象，學生學習難度較大。而傳統教學方式以講授為主，比較枯燥，教學效果不甚理想且無法鍛煉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經濟學原理為基礎的實驗課，通過動手實驗讓學生理解經濟學的關鍵知識，并結合現實案例，在系統的引導下讓學生完成對經濟問題的分析，從而掌握經濟學理論知識在現實中的應用。主要實驗包括:
(一)驗證類實驗課。
1.微觀經濟學。市場供求均衡、消費者行為與生產者行為理論實驗、邊際效益理論、完全壟斷市場實驗等。
2.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市場貨幣流通實等實驗。宏微觀經濟學每章內容都有一些較抽象難懂的概念和理論，需要借助實驗去理解。
3.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主要是通過統計的方法來驗證數理經濟模型中各種變量的關系是否和社會現實相一致，實踐性較強。要求學生將經濟學知識、計量經濟理論與方法以及計量軟件相結合，用計量軟件進行計量建模和分析，可以使學生更好地掌握所學的計量經濟理論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過程，序列自相關模擬實驗等。
(二)模擬類實驗課。
1.市場營銷。市場營銷綜合實訓主要通過傳統營銷管理的仿真模擬、商戰體驗、豐富的典型案例訓練鍛煉市場營銷的思維能力、實踐能力。在模擬市場營銷環境中運用所學的營銷學基礎知識，分析和解決企業營銷實際問題。
2.商業銀行實驗。通過對模擬銀行軟件和相關銀行系統各個功能模塊的具體操作，使學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銀行實務中所涉及的基本業務流程，熟悉業務操作中的關鍵要素，掌握最新的銀行實務操作流程。通過實際操作和模擬，鞏固和消化課堂理論教學的內容，增強學生對各種銀行、證券等業務流程和功能特征的進一步了解。
3.國際商務實驗。通過模擬操作，使學生對國際商務整個業務流程和做法基本掌握，從交易準備直至最后的核銷退稅，綜合操作和成套設備貿易等，并能夠以從事外貿業務人員的角色，包括進出口商及銀行等角色去仿真地操作，對業務反饋作出正確的處理。
4.財務會計實驗。通過模擬操作，主要有貨幣資金、應收應付賬款、成本、負債核算、報表編制等，幫助學生理解財務會計基本理論和方法。
(三)實驗教學理念和多元化經濟實驗教學方法。
1.實驗教學理念。為適應現實的需要，我們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需要更新，建構主義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是個體自我建構的過程，教師從以講授知識為主，轉變為以創設學習情境、指導學習方向、與學習者雙向互動、發現和解決學習疑難為主。在經濟實驗教學過程中，教師擔任的角色主要是組織者、指導者、輔導者和促進者，充分利用情境、協作、溝通等學習環境要素，使教學內容更具針對性和實用性，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在模擬的類似情境下去應用他們所學的知識。
2.多元化實驗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我們采用多種教學模式，主要有協作法、參與式與互動教學、自主學習法、體驗式教學、網上交流、專題討論等，并通過實驗反饋、調查問卷等形式分析這些方法對提高實驗教學效果和效率的影響。協作法就是實驗過程中的各環節由實驗團隊的多名成員協作完成，大大增強了學生們的團隊意識和溝通配合的能力。參與式與互動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當學生完成一項實驗后，讓學生自己介紹過程與經驗，和同學、老師進行互動交流，相互間的討論爭辯，可以互相激發、相互學習，師生互動中實現教學相長。專題討論就是以專題主題為導向，設計真實性任務，把學習設置到問題情景中，通過學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形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對實驗團隊的活動適時進行點評，給予指導。充分利用學校教務網絡平臺，將相關的經濟學教學大綱、教案、習題、案例分析、參考文獻等上網開放，實現資源共享，建立網上答疑、討論、測試系統，充分發揮網絡資源的優勢，使學生隨時可以通過網絡資源進行自主性學習、討論和向教師求教，實現超時空的教與學。
三、經濟學實驗教學課開設取得的效果和展望
近兩年經濟學實驗課的開設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使學生親身體驗到所學知識的真實性和實用性，有利于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增強了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提高了自身的綜合素質。學生們感受很深，評價頗高。在調查教學效果學生反饋中，摘錄幾段:印象比較深的是總效用和邊際效用實驗，即讓學生進入消費者角色并根據消費者均衡作出決策，合理分配收入得到最大總效用。這個實驗讓我體會到在不同的消費偏好下，消費者決策是不相同的，但是總效用卻可能相同。上機實驗將平時所學理論與模擬實驗相結合，更好地理解了一些經濟學原理。由于相對真實地進入了這些理論的角色方，我們對理論的接受度更高了，這些有趣的實驗也增加了我們對微觀經濟學的興趣。不得不說，這次的上機實驗十分令人難忘和受教。在試驗中，我們對這些經濟學理論有了直觀的而且更為深刻的認識與理解。觀看十遍同一個微視頻并在每一階段給出看后的邊際效應評分，我們真實地感受到了消費者邊際效應遞減的狀況;在啤酒與電影票的分配試驗中，我們體會到了經濟人的選擇問題與個人喜好的差異。在這次試驗中，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效用遞減理論實驗。平時在課本的學習中，我們似乎并沒有很好地感受到效用遞減的實際效果，甚至不太能理解為什么效用水平會成為一個負值。通過這次試驗中的視頻觀看，我們深深地感覺到，即使是一個能夠帶來歡笑的視頻，在許多次的重復之后也會變得索然無味，甚至讓人厭煩，這大概就是實際操作帶來的更深層的理解吧。由此我們感受到，我們在平時的課堂上學習的理論的確為做上機實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礎，而在實驗中，我們更加感同身受地體會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真正用處，更加能夠與實踐相聯系起來。通過做這些實驗，我們對于從課本上獲得的經濟學的知識有更深的了解，更加能夠設身處地地思考經濟學問題，將經濟學原理融入生活之中。雖說經濟學不像工科課程那樣要求非常多的實驗操作，但在我看來，經濟學實驗算得上是課程內容的精華之一，因為平時所接受的各種經濟變量與經濟活動都是以抽象的形式記憶在腦中，若是對其沒有足夠的理解，就很難在現實世界應用，而經濟學實驗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以本次在經濟學實驗室所做的宏觀經濟學實驗為例，我們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市場貨幣流通等四項實驗，每項實驗均是以互動的形式完成，學生、老師和計算機三方互動協作，推動實驗進展。想想平日脫離實驗所做的各種練習，那都是在紙上通過計算完成的，而計算數據和經濟變化過程都是題目所指定的，我們要做的僅僅是算出某項結果，這樣一來就少了自己動腦分析進行經濟決策的過程。而在經濟學實驗中，我們有多方互動，這意味著我們不光鞏固了如何進行經濟運算，更鍛煉了對于經濟市場運轉的把握能力。譬如老師那邊供給貨幣，而我們作為銀行，要留出存款準備金，之后發放貸款，再接收存款，這樣的過程一輪輪進行，我們所能看到的不僅是某一項經濟數據的結果，更親自參與到其中的某一環節，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這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它的運作機制。目前已開設的經濟學實驗主要是驗證性實驗、體驗型實驗。還可根據條件和需要適當開設研究創新型實驗等。研究型實驗層次是一種研究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教學模式。利用此實驗室平臺，對少數拔尖學生強化基礎，注重學生個性的發展，發揮其特長，鼓勵學生參與各個級別的大學生競賽。根據形勢的需要，將開設大學生創業實踐訓練課程，從了解創業、培養創業能力、體驗創業，到企業經營管理實訓，循序漸進地培養大學生創業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和能力，并通過大量實訓讓學生體驗創業的過程，訓練創業過程中及創業后的經營管理能力，培養大學生具備成功創業者的素質。同時，根據學校已有項目資源，將具體建設學校馮如杯、全國挑戰杯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指導中心。通過以上教學實踐創新基地的建設，有助于鍛煉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和創新型思維。同時，實現實驗教學與理論教學一體化，形成整體的課程體系，通過實驗教學補充學生的知識體系。教師要努力探索以科研帶教學，緊跟學術前沿，利用科學研究成果提升實驗教學質量，做到教學科研一體化。總之，近幾年來的經濟學專業的實驗教學改革與實踐使我們深深體會到經濟學實驗室是我們教學科研的技術支撐體系，它對學生鞏固經濟學基礎知識，培養動手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閔娜.應用經濟學實驗教學方法初探[J].當代經濟，2007，5(下)
第4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一、企業效率的經濟理論基礎
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的理論集中在“廠商理論”部分。所謂廠商是指能做出獨立生產決策的單位，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產者行為時，一般的理論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產量下實現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達到產量最大。廠商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生產理論。主要研究投入的生產要素與產量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產要素既定時產量最大，或者說使產量既定時投入的生產要素最少。（2）成本理論。主要研究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廠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談得上利潤的最大化。（3）市場理論。市場有不同的結構，即競爭與壟斷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當廠商面對不同的市場時，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產品的產量和價格。企業只有處理好以上三方面問題，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
廠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家的進一步分析認為，廠商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W·鮑莫爾分析了廠商以銷售量最大化為目標的行為；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K·加爾布雷斯則把穩定與增長作為大公司這樣的廠商的目標，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但是，在一般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仍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假設，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問題時，國內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并沒有對應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雖然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理論等主要關注的是實物量，但關注的不是總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變化率。例如，關注的不是總產量，而是邊際產量和平均產量；關注的不是總收益，而是邊際收益和平均收益；關注的不是總成本，而是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關注的不是總勞動量，而是勞動生產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狀況時使用“效率”作為指標順理成章。
在生產理論中，假定技術水平不變，那么，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總產量，L、K、N、E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則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難以估算，因此，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則進一步表述為：Q=ALα Kβ
在生產函數中，各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稱作技術系數。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術系數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術系數不變，如果技術系數可以變動，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的原則是：應該使所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與價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單位貨幣無論購買何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邊際產量，達到生產者均衡狀態。
生產理論分析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各種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術效率。但技術效率并不等于經濟效率，技術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產出組合，而經濟效率則是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的最低成本組合，它要求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比率等于生產邊界的斜率。因此，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還要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成本理論。
成本函數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為企業的總成本，Y為企業的產出變量，W是企業的投入價格向量，T為企業的制度結構。通常T被定義成“虛擬變量”。從該成本函數看，在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進行評估時，人們所選擇的指標主要不是通過工程成本研究來給定的一個絕對效率值，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相對效率。因此，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國有企業生產成本比私有企業低，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術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濟效率并不一定高。
當然，現實的市場結構由于競爭與壟斷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收益與成本變動的規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場環境的制約，只有面對不同的市場采取不同的決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產出效率，后者則為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是把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以綜合的生產率指標，它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測定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產函數，主要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然后運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取得了一定的增長，增長主要來自于獎金的激勵、人力素質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在此基礎上對1985~1994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數利潤后留給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數利潤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個變量。留利對產出效率的作用表現為，邊際利潤或留利的增長，會使邊際產出也相應增長。他們認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潤。
（2）浮動工資。浮動工資由獎金構成，來源于留利，以浮動工資占總工資的比例來測定。浮動工資是直接對職工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產出效率。
（3）經理（或廠長）的工資。這是對經營者的激勵因素，而經營者對企業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來推動和發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廠長）的工資對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齡。一些研究生產率的經濟學文獻都證實了企業年齡對于企業的效率具有顯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輕的企業有效率還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據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輕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則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驗，在其市場經營和組織管理和工人的技術操作方面積累了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國有企業中，企業年齡對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關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標志企業人力資本質量的變量，以企業的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來測定。通常認為，企業的教育程度對企業的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來，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增長中大約有一半得益于勞動力教育程度的改善。雖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對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釋變量。如開工率、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時間、地區、規模和產業等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可以作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 βiXi
其中，α為殘差，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為各種政策變量、制度變量、企業特征變量所解釋；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Xi為添加的各種解釋變量。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種解釋變量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對于上述生產函數，分別運用OLS方法和隨機前沿模型的極大似然方法（過程復雜，這里略去介紹）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第5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關鍵詞:需求彈性;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利潤;應用
1987年，福建某機械廠準備進口一套設備。據查，當時有6個國家能夠生產這種設備，價格在800萬~1200萬美元之間，廠長首先找到日商，打算開價800萬，爭取能1000萬成交，豈知，第一次談判，日商就同意800萬，并表示可以立即簽訂合同，廠長心里直打鼓:“日本人這么好說話?其中必定有‘鬼’!”但看來看去，貨真價實，便拍板搞定，這套設備運行一年以后，許多易損配件需要更換，廠長便要求日商按照合同供貨，日商表示可以，但由于成本增加等原因，價格得提高一倍。廠長一聽火了:“合同剛訂一年，怎么價格就變了?!”日商反問道:“合同哪一條規定必須按原價供應配件?”廠長鼻子一捏，心想:這顯然是“敲竹杠”，我何必“在一棵樹上吊死”，便向其他生產同類設備的國家求購，這些企業表示:這套設備的配件都是專用的，必須另做模具，價格會貴上好幾倍。沒法，廠長不得不以高價向日商繼續購買配件。幾年下來，這比當初花1200萬購買這套設備還要貴。廠長氣憤地罵道:“日本人就是‘鬼’!”最近，這位廠長有機會學到價格彈性，方才恍然大悟:成套設備的主機價格富有彈性，而配件價格則缺乏彈性，營銷商總是先在主機上讓價，把你套住以后再在配件上提價，這叫“堤內損失堤外補”。廠長深有感觸地說:“這本是營銷ABC，不能說日本人鬼，只能怪自己笨。”我們就導數在經濟中的應用略做討論。
一、價格彈性便是導數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應用之一
需求彈性，是指需求大小對價格變動的敏感程度，是需求量變動百分比與價格變動百分比的比率。需求彈性大，就是表示這種商品價格的變化，會引起需求的較大變化。需求彈性小，就是表示這種商品價格的變化，會引起需求的較小變化。影響需求價格彈性的因素有:一是替代品的數量和相似程度;二是商品的重要性;三是商品用途的多少;四是時間與需求價格彈性的大小至關重要。時間越短，商品的需求彈性越缺乏;相反，時間越長，彈性越大。比如，大米的需求彈性就很小，因為它是生活必需品，不會因為價格上漲而少吃多少，因價格下跌而多吃多少。相比而言，時裝的需求彈性就要大一些，價格變動對需求量的影響比較大。
二、邊際分析亦是導數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應用之一
1.邊際成本。理論上來講:邊際成本表示當產量增加1個單位時，總成本增加多少。一般而言，隨著產量的增加，總成本遞減的增加，從而邊際成本下降，也就是常說的是規模效應。邊際成本是指在一定產量水平下，增加或減少一個單位產量所引起成本總額的變動數。通常只按變動成本計算。邊際成本用以判斷增減產量在經濟上是否合算。它是在管理會計和經營決策中常用的名詞。例如，生產某種產品100個單位時，總成本為5000元，單位產品成本為50元。若生產101個時，其總成本5040元，則所增加一個產品的成本為40元，即邊際成本為40元。當實際產量未達到一定限度時，邊際成本隨產量的擴大而遞減;當產量超過一定限度時，邊際成本隨產量的擴大而遞增。因為，當產量超過一定限度時，總固定成本就會遞增。由此可見影響邊際成本的重要因素就是產量超過一定限度(生產能力)后的不斷擴大所導致的總固定費用的階段性增加。當增加一個單位產量所增加的收入(單位產量售價)高于邊際成本時，是合算的。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當產量增至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入時，為企業獲得其最大利潤的產量。
2.邊際收入和邊際利潤。邊際收入指增加或減少一個單位的銷售量所引起銷售收入總額的變動數。邊際收入就是每多銷售一單位產品所增加的收入。邊際利潤也就是邊際貢獻，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一是指每增加一單位產出所獲得的利潤，另一方面是指每增加一單位投入所增加的利潤，總體而言，當投入或產出較少時，總利潤會隨著其投入或產出的增加而增加，當其超過一定數值時，這一趨勢將停止甚至向負方向增長，邊際利潤總是減少的。單位邊際利潤=銷售單價-產品變動成本即:m=p-v。某時期邊際利潤=(銷售單價-產品變動成本)×銷售數量。某時期利潤=某時期邊際利潤-固定成本。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導數對于在經濟學中邊際問題的分析尤為重要，通過邊際問題的分析，對于企業的決策者作出正確的決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李林署，黎詣遠.經濟數學基礎微積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6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該理論動搖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證明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提出了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貿易福利的主張。這一核心結論正好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因其在理論的獨創性、分析方法的獨到性及其解釋現實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的貿易行為
1.規模經濟效應的非常數性。規模收益用于微觀經濟學分析廠商的生產函數始于20世紀30年代。顯然，國際經濟學在這一方面落后了許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分析基礎之上。戰后國際貿易發展現實顯然無法得到傳統貿易理論的合理詮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產品是以規模報酬遞增生產的，并且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經濟效應和內部經濟效應兩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是指廠商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體現的情況，因而這種廠商及其產業能夠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展。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往往并不能為各廠商同時同等程度地享受，廠商與行業間的競爭行為因而受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廠商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會隨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
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因而，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之間與產業內、公司內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這一現實。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才試圖突破這一理論與現狀的隔膜，將規模經濟引入貿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過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達到擴大出口、搶奪競爭對手市場份額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2.市場的非完全競爭性。由微觀經濟學可知，廠商這一層次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但是，畢竟放棄了傳統貿易理論最不現實的假設，即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這與無代價和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即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3)壟斷競爭。盡管一般性不完全競爭理論沒有產生，但是，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術對貿易的內生變量性質
傳統貿易理論早就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化、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克魯格曼等人認為企業內部存在著動態的規模經濟。技術的改變是企業獲得動態規模經濟的最重要形式，從而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技術變化包括兩種情形，其一是技術創新(Innovation)，其二是邊干邊學(Learningbydoing)。
技術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R&D)活動來獲得的。R&D所產生的技術創新改變了企業的生產函數，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在生產過程中，同樣的要素投入能帶來更多更好的產出，其表現為：(1)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這樣，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就會不斷下降，從而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能從學習曲線(LearningCarve)的角度闡述動態的規模經濟。假定邊際成本是累積產量的減函數，累積產量越多，生產經驗、銷售經驗和管理經驗越豐富，邊際成本就逐漸降低，這就是邊干邊學。一般而言，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其技術，而是在貿易、投資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即所謂的“技術外溢”。亞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傳播技術及其影響的國際技術外溢，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則系統研究了行業間和同行業內部技術的外溢及其作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重點強調了規模經濟效應是擴展國際貿易的動因之一，而技術進步是企業動態規模經濟效應的來源之一。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的擴展存在一種互動關系，貿易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及各國
努力來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技術開發不再是個別國家的行為，不再是外生的經濟變量，而是直接推動貿易發展的內生變量。
三、突破之三：對政府干預作用的重新定位
傳統貿易理論的主流觀點認為：政府干預導致資源配置扭曲，造成國民福利下降，如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政府對出口實施補貼等，都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凈損失。只有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才是“雙贏”。當然，主流觀點并不反對在出現市場失靈如外部性問題、壟斷、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時，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干預，目的是消除“反競爭”(Anticompetitive)現象，保證市場競爭自由有序正常地進行。但總體上強調的還是自由主義思想。當然，在自由貿易的喧囂聲里，還有幾聲應推行政府干預的呼聲，但其勢單力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幼稚產業保護論”，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一個良好的生存、成長環境，免受外國同行企業的競爭壓力。但這一學說并無完善、系統的理論證明。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則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R&D補貼、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征稅、保護國內市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利，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轉移其壟斷利潤，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政府起著關鍵的作用，必須有一個盡可能信息完備、決策獨立、干預有力的政府。理所當然，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中，政府的干預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解釋：
1.政府干預是實現規模經濟的最優途徑。
在非完全競爭及規模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中壟斷利潤普遍存在，一個企業的壟斷實力越強，獲得的壟斷利潤就越多。國家干預可以將國外企業的利潤轉移到國內企業。為此，對于各貿易國來說，如何擴大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并進而通過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取得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靠企業自身去積累和成長，在強手如林、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國家的企業，要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真正挑戰者，顯然困難。而借助政府力量作為“第一推動力”，選擇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在一定時期內給予扶助，使其盡快擴大規模，獲得規模經濟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徑了。
2.政府干預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實施的基礎。
“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英文簡寫IPAEP）是克魯格曼1984年提出來的重要理論。該理論有兩個假設前提：一是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規模經濟效應。當本國企業處于追隨者地位，生產規模遠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邊際生產成本很高時，這時本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全部或局部地封閉本國市場，阻止國外產品進入國內市場。隨著國內市場需求的逐漸擴大，這類產業的規模經濟收益便會出現，生產成本得以降低。同時，國外競爭對手由于市場份額的縮小而達不到規模經濟，邊際成本上升。此消彼漲，國內企業就可能占有國外市場更大的份額。而銷售額的擴大又進一步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以政府干預為后盾，IPAEP理論的實施便達到保護國內市場，擴大國外市場的目的。戰后，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經濟發展中，汽車、電器、計算機設備等的發展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3.政府干預作用內生化是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因素。
將政府干預作用作為比較優勢內生為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變量，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一大進步無庸置疑，而比較優勢依然是國際貿易的基礎。一方面技術變量已成為現代企業和國家相對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而技術變量的提升不管是來自于“邊干邊學”，還是R&D，都與法律、投資激勵等形成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都需要通過政府的支持，即取決于政府的干預情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源稟賦的內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創造型資源”（如信息、知識資本、創新、制度、技術等）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企業以及一個國家越來越依靠于這類資源來獲得比較優勢，因而政府干預也被內生為區位因素，成為直接影響這種“創造型資源”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潤轉移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通過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來進行國際貿易，使參與國雙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實現“雙贏”。但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卻提出了利潤轉移的論點，即把壟斷利潤從外國公司轉移給國內，從而在犧牲外國福利的情況下增加本國福利。利潤轉移理論顯然與傳統貿易理論能增進雙方福利水平的論點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國際競爭都具有寡頭競爭的性質。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揭示了利潤轉移理論的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關稅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提出的“新幼稚產業保護”模型，假設一家國外寡頭壟斷企業獨家向國內市場提供某種商品，正在享受壟斷利潤，且存在潛在進入的情況，那么，征收關稅便能抽取外國寡頭廠商的壟斷利潤。因為，外國寡頭廠商會吸收部分關稅來決定“目標價格”，以阻止潛在進入。否則，國內企業的進入將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國公司甚至會將關稅全部吸收。國內既不會發生扭曲，又可以獲得全部租金。稅收收入就是轉移了該廠商的壟斷利潤。該模型突破了傳統最優關稅理論關于只有大國才有可能用關稅來改善其貿易條件的限制，認為即使是貿易小國也同樣可以通過征收關稅來改善國民福利。
第二種類型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手段的利潤轉移效應。該觀點來自于20世紀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產業保護論”，認為一個有戰略意義的行業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里能迅速成長而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從而相對于外國廠商具有規模上的競爭優勢，使其能夠增加在國內市場和沒有保護的外國市場的份額，從而把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到本國廠商，使本國福利增加。
第三種類型是出口補貼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于1985年提出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認為向在第三國市場上同外國競爭者進行古諾雙寡頭博弈的國內廠商提供補貼，可以幫助國內廠商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增加國內福利。古諾博弈的特征是，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通過補貼降低國內廠商的邊際成本，使廠商有更高的反應曲線，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總之，出口補貼降低了非完全競爭產業的壟斷扭曲程度，增進的本國和消費國的總收益大于另一生產國的損失。
五、簡要評價
第7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邊際生產力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基石。邊際生產力理論是用于闡明在生產中相互合作的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所得到的報酬的一種方法。通常情況，當其他要素數量不變，而單位某種生產要素離開（或加入）生產過程時所引起的商品產值的減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該種生產要素一個單位的服務報酬或其他報酬。這里很明顯，決定生產要素的報酬是取決于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條件。在新古典理論中，一般用生產函數來表明這種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邊際生產力理論用數學公式來表達就是：
廠商的生產函數是Y=F(x[,1],x[,2],x[,3],x[,4]……)，Y是生產過程中的產出，x[,1],x[,2]……是生產過程中的投入，F是生產函數。一般情況下，生產函數滿足下面假設：產出對生產要素的投入滿足一階偏導數大于零，二階偏導數小于零，即附圖。一階偏導數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任何一種生產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帶來實物產出的增加，即邊際產品大于零，這一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公理，廠商沒有必要在產量減少時增加一種要素的投入量。二階偏導數小于零也就是生產函數的凸性假設，表明一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會隨該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遞減的，這是一個比一階導數大于零較強的假定，這就是經濟學中常常使用的邊際產品遞減規律。“實際上這并不是一個規律，而是大多數生產過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頁。）在生產過程中，任何一種要素的報酬超過了在少使用這種要素時損失的產值時，那么就會少使用一單位該種生產要素，并且如果這種不平衡沒有消除，就會繼續減少使用這種生產要素，直到相等為止，即：附圖，（注：實際上應該要素的報酬應該等于要素的邊際生產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邊際產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邊際生產力理論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競爭市場，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這種生產要素的報酬（價格），P為產品的價格。這個結論可以很簡單地從給定生產函數和廠商利潤最大化的條件下得出。
邊際生產力理論有兩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來說明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兩要素是指總資本和總勞動，在這種形式下，生產函數的形式是Y=F(L,K)，L、K分別是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和資本的數量。多要素是指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種類，就是在本文開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種形式。兩要素形式可以使邊際生產力理論進行簡化，但是這個模型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如何將一個廠商投入的不同質的勞動和不同質的資本進行加總，（注：加總問題是邊際生產力理論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難，邊際生產力需要一個總量勞動和資本的概念，資本的加總只能通過對其價值（格）進行加總的形式來實現，而資本的價格受到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利息率）的影響，即維克賽爾效應，從而使邊際生產力理論成為一個循環論證。）這也是在上個世紀劍橋資本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對不同的勞動和資本進行加總，但這種形式卻遠離現實，因為這種形式會使生產函數連續可微分的性質難以成立：許多廠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單獨地增減一種生產要素而不增減其他的生產要素，即生產要素之間不存在替代性，這樣沒有辦法得出一種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因此邊際生產力的理論適用范圍非常有限。本文在這里分析的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適用范圍，因此，在這里采用的是兩要素生產模型，將廠商的投入抽象地分為勞動和資本，而如何將異質的資本和勞動加總的問題給拋開，而抽象地認為勞動和資本是同質的。這樣邊際生產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對于一個廠商的生產函數Y=F(L,K)，勞動者的報酬也就是工資附圖，資本的報酬也就是利潤（息）率附圖。
二、總額相符問題(Adding-up Problem)
邊際生產力在直覺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為它體現了一個基本的經濟理論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變時，一種要素投入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從而使廠商的利潤最大化。但是這里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每個要素的每一單位都按照相應的邊際生產力得到相應報酬，那么廠商的產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論分配法則的協調》中詳細地論述了這一觀點，“這些分配份額加起來等于每個廠商的凈產量。”（注：《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第1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2-23頁；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07-409頁。）這個結論的詳細描述是：在生產函數是一次（線性）齊次性時，各種投入的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乘以其投入量的總和正好等于其產值，（注：詳細證明見黎詣遠：《微觀經濟分析》，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29-131頁；惠鳳蓮：《關于生產函數的分析》，《統計理論與實踐》2000年第11期。）這就是總額相符，也就是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從而使邊際生產力在理論上更加完美。如果用產品的價格和生產要素的報酬來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種投入要素的報酬總和正好等于總產值。（注：在歐拉定理Y=MP[,L]×L+MR[,K]×K兩邊同時乘以產品的價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廠商的（超額）利潤等于廠商的收入（總產值）減去各種生產要素的報酬總和（總成本），即總額相符，廠商的利潤為零。但是這里存在著一個條件，就是生產函數必須是線性齊次的，即生產是規模報酬不變的。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通常用生產函數的齊次性來表示規模報酬。齊次性是一個數學概念，它表明一個函數F(x,y)如果滿足條件：P(ax,ay)=a[n]F(x,y)，這個函數就是n次齊次性。如果n=1時，就是一次齊次性，也稱為線性齊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個生產函數是n次齊次生產函數，那么當n＞1時，該生產函數就是規模報酬遞增，n＜1時，是規模報酬遞減，n=1時，是規模報酬不變。這就意味著總額相符只有在規模報酬不變時，才能成立。同樣可以容易證明出：當n＜1時，即存在規模報酬遞減時，廠商的總產值就小于各種生產要素的得到報酬總和，存在著“總額不足”；當n＞1時，即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時，廠商的總產值就大于各種生產要素的得到報酬總和，存在著“總額過剩”。那么，誰來彌補“不足”和得到“過剩”呢？很明顯，這兩種情況下，邊際生產力理論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因為它與規模報酬遞增和遞減相矛盾，除非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中不存在著這兩種情況。在經濟中存在規模報酬遞減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規模報酬遞減，就可以把大企業分割成小企業來生產，而在現實經濟中很少出現這種現象。所以一般認為經濟是規模報酬不變和遞增的。
三、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的存在性
規模報酬遞增是現代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生產是逐漸集中，大規模生產可以實行分工，采用先進設備，聘請高級專家，節省管理費用，都能提高生產效率，這些足以表明現代化的生產肯定是存在著規模遞增現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會導致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使規模報酬呈遞增。（注：斯密：《國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8-10頁。）馬歇爾相信所有產業都顯示出總規模報酬遞增；只有受到短期固定性或土地稀缺的阻礙，在這種情況，他才同意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報酬遞減的觀點，“在那些不是從事于農產品生產的產業里，勞動和資本的增加，一般使得報酬有超過比例的增加；而且，這種組織的改進，趨于減少甚至超過自然對農產品產量的增加所能增大的任何阻力。”（注：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327-328頁。）斯拉法在《經濟學雜志》1926年12月發表了《競爭條件下的報酬規律》，指出“在純粹競爭的條件下，只要產量增加伴之有內部經濟，廠商便不會處于完全均衡狀態”，“遞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競爭的假設不協調的”，（注：P.Sraffa:The laws of return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Econ-omic Journal 36,535-550；《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第3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480-481頁；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23-426頁。）從此也就揭開了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序幕。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承認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現象，但是“根據復制的觀點，不變規模報酬是最自然現象，但這并不等于說其他情況不可能發生……遞增的規模報酬通常在一定的產量范圍內適用。”（注：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9頁。）用復制來說明不變規模報酬的存在是有疑問的，這種復制是遠離現實的，因為在現實世界，人們基本上看不到廠商擴大產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規模上擴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廠復制原來的工廠，范里安這種認為不變規模報酬是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但是不管怎么很難否認規模報酬遞增的存在。
四、邊際生產力理論對規模報酬遞增的解釋
既然規模報酬遞增是現代化生產中必然存在的現象，那么邊際生產力理論必然要對這種與其相矛盾的規模報酬遞增給以解釋。
一種解釋認為經濟中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之所以產生規模報酬遞增，是由于有一種促使規模報酬遞增的生產要素被人們忽視了，只要加入新的生產要素，生產函數就不會存在規模遞增現象：兩種要素的生產函數解釋不了現實經濟的真實情況，在現代經濟中，生產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學技術、知識、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產函數中去，生產函數成了Y=F(L,K,T,I,E……)，從而使生產函數變得越來越復雜，這樣處理之后，生產函數就成為線性齊次性，就可以滿足于總額相符，從而就使邊際生產力學說更加完美，甚至進一步找出科技、知識、教育等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來。這種學說存在著一個明顯的錯誤，根據生產要素的性質，生產要素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生產過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相應的報酬。盡管我們可以通過復雜的計算得出科技、知識和教育的邊際生產力，但是是誰根據這些要素的邊際生產力而得到它的報酬呢？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還是科學家？另外，科技和知識都是體現在勞動和資本中，不能從勞動和資本中獨立出來，生產函數的形式應該是Y=F[L(T,I,E……),K(T,I,E……)]，這樣，從數學的邏輯上分析，自變量之間必然是獨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術、知識、教育和勞動、資本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它們就不可能同時作為生產函數的自變量，即同時成為生產要素。因此，用多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使之成為線性齊次性，從而可以使之滿足總額相符的方法，是存在著邏輯矛盾。
還有一種解釋的方法是采用改變生產函數的方法，認為生產函數是不斷變動，即將生產函數動態化而成為Y=F[,t](L,K)。認為在靜態中，不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只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的現象，之所以存在規模報酬是因為隨著時間的變化，生產函數發生了變動，而這種變動的主要原因還是歸因于技術進步導致了生產函數的移動。在這里，我們用數學的形式加以說明：在靜態中，生產函數的形式是Y=F(L,K)，由于是規模報酬不變，即存在線性齊次性，因此可以得到：Y/L=F(L,K)/L=F(1,K/L)，Y/L是單位勞動的產出，即勞動生產率，我們用y來表示，K/L是資本勞動比，我們用k來表示，那么，生產函數就可以表示成y=F(1,k)，我們用一個新函數f(k)來代表F(1,k)，那么就得出線性齊次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形式：勞動生產率是資本勞動比的一個函數，一般情況，這個函數是凸性，即f′(k)＞0,f″(k)＜0（如圖中的f[,1](k)）。隨著時間的改變，技術進步改變了生產函數的位置，生產函數從時間t[,1]的f(,1)(k)移動到t[,2]的f[,2](k)。這樣在每個靜態的時點上，生產函數是線性齊次性，因此可以滿足總額相等原理，從而生產要素可以按照邊際生產力得到相應的報酬。而在不同時間上，這種生產函數的移動體現的是技術進步對生產過程的影響。（注：索洛：《資本理論及其收益率》，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5-27頁。）變動的生產函數不利于數學分析，因此把生產函數Y=F[,1](L,K)變形為Y=F(L,K,t)，t代表著時間。進一步，新古典理論又把生產函數擴展到宏觀總量生產函數，因素t不包括來自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的貢獻，為技術進步的貢獻，是扣除勞動和資本增加投入的影響后剩下的部分。很明顯，這樣的處理方法和前一種方法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把技術、知識和教育等因素全部歸因于時間的變動。問題與前者相同，即誰是這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誰將得到這種生產要素的報酬？誰是生產函數變動的收益者？
附圖
第8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關鍵詞]發展內涵；主體素質；市場效率；交易質量；監管效率
發展與增長是經濟學中相對的概念。增長指經濟規模擴張，主要通過GDP、人均收入等指標來衡量；發展不僅包括增長，而且指在增長基礎之上的結構優化、效率提升、質量提高，以及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的發展。經濟發展的概念，既有量的內容，也有質的規定。20世紀50、6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僅僅注意到發展的數量問題，即經濟總量的擴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從而導致兩極分化愈演愈烈，人力資源嚴重浪費，自然資源大量毀壞。故而制定經濟戰略時，不僅要關注數量的增長，而且更要追求質的變革。
具體到保險業，增長主要是指保險業規模的擴張，即保費收入、保險資產規模的擴張。一般用保費收入、保險業總資產等絕對數量指標，或保險深度、密度等相對數量指標來衡量。借鑒經濟發展的概念，保險業發展不僅指保費收入或保險資產規模的擴張，而且包括在此基礎上的市場主體素質、市場效率、交易質量和監管效率等四個方面的優化與提升。這四個方面涵蓋了保險業的微觀層面一參與主體，中觀層面一市場結構與組織，宏觀層面一行業監管與調控，還包括了從福利經濟學角度進行的效率與消費者剩余分析。
我國保險業一度普遍存在“以保費規模論英雄”、以規模增長替展的現象。目前的保險市場上，這種現象仍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把保險業發展有意或無意地片面理解為保費收入增長，是保險業粗放型經營的集中表現，導致了過度競爭、償付能力不足、盈利能力弱、誠信狀況不佳等問題。因此，理清保險業發展內涵，對我國保險業明確發展方向，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平穩而順利地轉型，實現集約化、內涵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提升保險市場主體素質
保險市場主體包括保險人、中介人、投保人。保險市場是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市場，道德風險、逆選擇等機會主義行為阻礙了保險交易的實現。促成保險交易需要疏導信息渠道，保險人和中介人的實力、信譽、品牌等素質是信息釋放的有效手段，投保人對保險的認知能力是決定保險需求的重要因素。從此意義上看，市場主體素質是決定保險交易的根本前提之一。
(一)保險人的素質提升。評價保險公司的價值是衡量保險人素質的主要核心指標。內含價值(EmbeddedValue)是評估保險公司價值的有效指標，它指在充分考慮總體風險的前提下，適用業務對應的資產未來產生的收益中可以分配給股東的利益的現值，等于自由盈余、要求資本與有效保單未來產生的股東現金流現值(現有業務價值)之和，減去持有要求資本的成本。內含價值更為準確地評估了保險公司的價值，被英、美等保險市場發達國家廣泛使用。表1是根據我國兩家已上市的壽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報反映的公司內含價值。
可看出，內含價值包含了調整凈資產的價值和有效業務價值，涵蓋面更廣，對公司價值的衡量也更加全面。同時，保險人素質還包括償付能力、創新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公司治理結構、內控管理水平、品牌價值等多方面因素。從一段時期來看，這些因素最終會通過公司的經營業績反映在內含價值的變化上。因此，我國保險業應該依據內含價值評估來制定經營戰略，優化業務結構。對一些內含價值相對較低的業務，如目前我國壽險市場上的銀行保險業務、產險市場上的車險業務進行革新。這類業務雖然內含價值不高，甚至時有虧損，但往往是經營費用的主要來源，維系了公司經營的固定成本支出，內含價值不高的原因主要來自于市場過度的費率競爭。對此類業務不應該采取簡單的限制措施，而是應該通過進一步細分市場，深入挖掘客戶資源，提升增值服務水平，樹立品牌影響，變單純的費率競爭為多樣化的產品、服務和品牌競爭，在此基礎上逐步提升此類業務的內含價值。對于內含價值較高的業務，如期繳個險、企財險等，一方面應當通過加大對此類業務的資源傾斜力度，不斷拓展和深化其覆蓋面。另一方面要意識到此類業務之所以內含價值高，原因可能是費率定價不合理、競爭程度小等因素。因此，保險人還須積極提升管理和服務水平，給予客戶實際的優惠，鞏固有效的客戶資源；預先制定應對競爭的策略，包括產品儲備、渠道維護等等。
(二)中介人的素質提升。保險中介人主要包括保險人(含保險營銷員、專業公司和兼業機構)、保險經紀公司和保險公估公司。保險中介人素質主要指：資本實力、專業技術能力、公司治理和內控管理水平、營銷能力等等。衡量保險中介人素質可以綜合看中介業務占保費總收入的比率，投訴和違規經營頻率等指標。我國保險營銷員從業隊伍龐大、素質良莠不齊，誤導、欺詐現象時有發生。專業中介機構普遍存在專業經驗和技能不足、違規經營頻繁的現象。保險中介總業務占保費收入的70%左右，但2006年專業中介業務僅占保費收入的7.3%。因此，加強保險營銷員的管理，促進專業機構的實力、技能和管理水平提升，是目前提升我國保險中介入素質的關鍵。
(三)投保人的素質提升。投保人的素質主要指保險意識、對保險法律及條款的認識與理解水平等。投保人的素質在很多情況下被忽視，但它是決定保險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費者對保險業的經營特點缺乏了解，一些國家普遍遵循的管理方法在中國被看作是“霸王條款”和不公平的歧視，使得一些本來有購買欲望和能力的消費者因此放棄了購買。同時，又有一些消費者由于缺乏對保險產品的認識，而忽視投連、分紅或萬能險中投資賬戶的風險，從而做出不合理的購買決策。可通過公眾媒體講解保險消費典型案例、積極開展投保人教育、向廣大居民普及保險知識等方式，提升投保人素質。
此外，保險市場參與者還包括為保險機構和中介機構服務的獨立會計師、審計師和精算師等，保險市場主體素質的提高也包含了這個群體專業技能和職業操守的提升。對此，相關監管機構也應該制定相應的資質審核和準入標準。
二、增進保險市場效率
效率是西方經濟學核心概念之一。根據經濟學經典著述，“效率是社會從現有資源中取得最大消費者滿足的過程。更確切的說，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有時稱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出現的條件是：社會無法進一步組織生產或消費，以增進某人的滿足程度，而同時卻不會減少其他人的福利。”限制市場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兩個：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s)和不能被接受的收入分配。保險市場失靈，主要包括不完全競爭、外部效應和不完全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保險交易的實現，是保險業發展需要克服的限制因素。
(一)不完全競爭。根據西方經濟學原理，不完全競爭損害效率、均衡交易量低于自由競爭時的水平，導致消費者剩余受損，影響社會福利的實現。目前，我國保險市場結構中存在寡頭壟斷現象，產壽險市場前三家保險公司分別占據了70%左右的市場份額，2000年和2006年產險市場前三家公司市場份額總計分別為97.8%、67.32%，壽險市場前三家公司市場份額總計分別為96.3%、71.57%。
但是，相對于西方經濟學原理中的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而言，我國保險市場結構具有特殊性。根據西方經濟學原理，寡頭壟斷市場指少數幾家廠商控制整個市場的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市場組織。在寡頭壟斷市場中，廠商的長期邊際成本LMC(相當于產品的邊際社會成本)低于商品的市場價格P(相當于商品的邊際社會價值)，廠商能夠長期獲得超額的經濟利潤Q)。而我國保險業處于市場份額前列的公司長期處于低盈利水平，尤其以財產保險公司為甚。某產險公司2002年—2005年凈資產利潤率見表2。
我國保險市場的寡頭壟斷主要體現于銷售渠道對客戶資源的壟斷。中介渠道控制了近70%的市場資源，處于市場份額前列的保險公司所具備的優勢是銷售渠道的優勢，而不是客戶忠誠度或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因此，盡管保險公司本身取得較大的市場份額，但維持銷售渠道所支付的費用也高，沖銷了保險公司的營利，導致了高成本率。我國產險的綜合成本率從2005年的97.5%上升到2006年的102.7%；壽險公司營業費用從2005年的270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340億元，增幅高于壽險公司保費收入增速14.7個百分點。同時，這種模式使得公司市場份額具有相當大的易變性。比如財產保險市場中，新興保險公司往往通過高手續費就可以從中介人手中迅速獲取業務，獲得靠前的市場份額。
優化我國保險市場結構首先要變革保險營銷模式，改善過度依賴營銷渠道獲得市場份額的現象。1.探索建立保險產品、服務創新保護期制度，保護保險公司在一定時期內獨享創新帶來的市場份額，逐步改變保險產品過度同質化的現象，鼓勵通過創新來實現市場份額拓展。2.推進保險機構在資本合作基礎上，與銀行、郵政儲蓄等系統性兼業機構開展更深層次的業務合作，改變目前保險機構在交易談判中的劣勢地位。3.進一步強化保險中介市場監管，特別是要通過治理中介市場商業賄賂行為，逐步改善中間環節壟斷客戶資源的現象。4.加快保險公司業務創新，利用電話、網絡等方式，開拓直銷業務的新模式。
(二)外部效應。投保人在消費一些保險產品時具有正的外部效應，如責任保險、農業保險，它們的社會收益大于投保人的個人收益。這類業務存在一定程度投保不足的現象，不能滿足大數法則的經營原則，導致此類業務長期虧損，又進一步加劇了業務規模的萎縮。
近年來，我國保險市場上除了機動車三責險、承運人責任保險等少數責任保險由于法律或行政強制，覆蓋面得到較大幅度提高外，火災公眾責任保險、高風險行業雇主責任保險等具有正外部性的責任保險覆蓋面仍然不高。農業保險覆蓋率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2006年，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8.5億元，同比增長16.2%，占財產險總保費收入的0.56%；責任保險保費收入56.3億元，同比增長24.3%，占財產險總保費收入的3.73%。針對上述情況，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具有正外部性的部分保險產品的扶持，采取法律強制、財政補貼、稅費減免等多種手段，克服外部效應帶來的保險市場效率減損。
(三)信息不完全。保險人、中介人和投保人構成了兩對信息不對稱關系：在保險產品方面，此三方信息優勢依次遞減；在被保險人信息方面，此三方信息優勢依次遞增。同時，信息不完全還包括保險業作為費用支付的第三方，與醫療機構等相關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不對稱影響了保險交易的實現，阻礙了保險市場規模的擴張，導致交易各方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我國保險市場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完全鏈：一方面，保險條款、費率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晦澀難懂，且還存在一定的保險人或中介人隱瞞、誤導現象；另一方面，少數知悉保險業運作的投保人又利用漏洞欺詐騙賠，有的醫療機構也存在協助被保險人故意擴大保險賠付的現象。保險監管機構應針對以上現象，組織和協調保險業、醫療等行業，采取多種手段疏導信息渠道。一是推進保險條款的通俗化，加強投保人教育，推進保險產品信息的傳遞。二是組織行業建立共享信息平臺，積累損失數據，聯合經濟偵察等部門打擊騙保騙賠等犯罪行為。三是與醫療管理部門溝通，建立通行的診療和理賠標準，實現診療信息的共享，并組織保險行業對醫療機構的理賠情況進行評估。四是探索建立有效的保險公司信息披露機制，強化保險機構的市場約束。
三、提高保險交易質量
經濟發展理論十分強調產品質量的提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產品質量提升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消費者剩余增加的過程。保險交易質量的提高，即在一定的費率水平下，保險產品、服務的質量與水平的提升；或在現有的保險產品與服務條件下，保險費率降低。如果僅僅維持當前的保險產品與服務水平，即使保險業的規模在一定時期內不斷擴大，保險業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值得質疑。
消費者剩余可以從消費者支出角度衡量保險交易的質量。保險交易中的消費者剩余是保險消費者愿意為購買保險產品而支付的價格與其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部分，差額越大，相應的保險消費者剩余也越大，消費者從保險交易中獲得的總福利也越大，意味著保險交易的質量相應較高。總體來說，我國部分保險費率高于國外同類產品費率水平，這也是地下保單現象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特別是監管機構規定了壽險產品預定利率上限為2.5%。在目前市場利率和其他金融產品收益率走高的背景下，壽險產品費率水平相對較高，與貨幣市場基金、部分銀行理財產品相比，實際收益率低，風險相當且流動性不足。對壽險產品預定利率的管制影響了消費者剩余的實現。
同時，保險產品與服務存在諸多不足：1.居民健康、養老、財產等保險需求與現實的保險產品之間存在很大差距，往往是居民有保險需要，而現有保險的保障程度不能夠滿足。2.保險費率制定過程中，缺乏公允的純費率標準，部分返還型(分紅、萬能和投連)險種，在風險保障程度較低的前提下，實際收益率相當或低于銀行利率，且流動性差，費率有失公平。3.保險產品同質性強，不同公司保險產品之間主要的區別在于品牌，居民多樣化的保險需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4.保險理賠環節缺少統一標準，一些公司動輒以內部規定來拒絕賠付，甚至為實現年度賬面利潤而拖延賠付。5.在保險營銷過程中，誠信缺失現象突出，誤導和欺詐行為時有發生而難以對相關責任人員進行取證和懲戒。這些都是保險產品與服務質量方面的不足與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險交易的質量，影響了保險業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保險產品與服務質量需要保險公司資產負債管理技術、定價技術、內控管理水平、營銷模式等多方面的綜合素質的支撐。為提升我國保險交易的質量，一方面，保險監管機構應逐步改革費率監管體制，賦予保險人在定價等方面更多的自，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通過管理等手段，適當降低保險費率，增加消費者剩余。另一方面，保險公司應加強管理與創新，建立有效的內控管理制度，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樣化、更優惠的產品與服務。
四、提升保險監管效率
監管的公眾利益理論認為，政府監管主要是修正由于市場失靈導致的資源錯誤配置，進而對社會福利進行再分配的一種機制或方法。保險監管的動因和目的在于克服保險市場失靈，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實現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保險監管效率體現在一定成本和資源(主要是財政預算和機構人員編制)約束條件下，應實現以下五個方面的增進與優化：
(一)克服保險市場失靈。1.限制壟斷，通過市場準入、資本擴張等方式配置新的市場主體，促進市場充分競爭。2.疏導信息渠道，實現保險信息的傳遞與共享，并且通過適當而公允的信息披露手段加強對行業的監管與約束。3.治理外部效應，通過適當的政策扶持和補貼，支持具有正外部效應的保險業務擴大覆蓋范圍，以增進市場效率。
(二)保護消費者利益。在條款設計、費率厘定，乃至理賠環節，保險人具有相對的信息、法律和精算優勢，在交易時處于優勢地位，因此需要有外在的權威力量介入，以維護交易的公平。在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保險監管機構應組織設計行業通用的保險條款，對基本險種的保險責任范圍、除外責任等進行界定；建立集中的保險損失數據庫，在公允的純損失率基礎上審批各保險公司費率；建立通行的理賠標準，為被保險人提供標準而公開的理賠服務。
(三)防范保險業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保險業屬于金融行業的組成部分，在金融市場融合的背景下，保險業與其他金融同業之間具有風險轉移和擴散效應。我國保險監管機構應當通過深化償付能力監管制度，建立風險資本管理體系，加強對保險資金運用的動態監控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保險風險預警、防范和處理機制，保障保險業和金融業的安全。
(四)適應經濟金融系統的創新變革。保險監管機構要在管制與鼓勵創新之間實現平衡。特別是當今國際經濟一體化、金融混業經營的背景下，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假借或利用金融創新，尋找金融體制變革過程中的漏洞以實現不當利益的行為也層出不窮，保險監管機構要進行審慎的判斷和甄別，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同時鼓勵提高市場效率的創新行為。
(五)克服自身的政府失靈現象。“監管俘虜”理論(Capturetheoryofregulation)認為，組織嚴密、資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團，如保險人、再保險人、保險中介入等，可以影響立法和監管為他們的利益服務：1.排斥外來競爭者和新的市場進入者，保護市場優勢。2.獲得政府的補貼。我國保險監管機構應當始終保持公允、中立的地位，在草擬法案、出臺規章、行政審批與處罰等工作中，把保護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利益作為自身的首要職責，避免受保險行業特殊利益集團左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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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微觀經濟學總效應范文
關鍵詞:家電下鄉; 農村; 消費 ;實證分析
一、引言
家電下鄉是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惠農強農,拉動內需,帶動工業生產的一項重要舉措。經財務部和商務部共同決定,自2009年2月開始在全國推廣實施,并將“家電下鄉”在各地區實施的時間統一暫定為4年。至今,家電下鄉政策已實施一年多時間,并且根據有關部門的通知,兩會后 “家電下鄉”實施力度將進一步加大。由于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并非簡單的投入產品,在實施期間關于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備受各界關注和爭議。
這些爭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策的完善和理性化,但其中一些重要的觀點一直未能達成統一意見。目前國內研究者對于“家電下鄉”效果的觀點主要可分為兩派:一些研究指出目前農村耐用消費品普及率低,而近年來農民收入提高,家電下鄉順應時勢,因此能夠刺激農村消費需求、拉動內需,并且減少城鄉差距。(王旭,孟慶瑋,2009;孫菲菲,2009)。而一些研究則對此政策并不看好。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2009)認為“家電下鄉”意義不應被高估,也不應對“家電下鄉”寄予太高的期望。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民收入太低、社會保障不健全、公共產品不足。即使給農民13%的補貼也不足以刺激其對該類產品的消費。相比耐用消費品,農民更關心的是將有限的收入用在婚嫁、農業生產資料、醫療、電價、子女教育等“刀刃”上(田英杰,2009)。即使在某些地區下鄉產品有熱銷的跡象,也不能排除是寅吃卯糧的需求透支(方筱萍,盧旋,2009)。并且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是此消彼長的,在農民收入水平及儲蓄較低的情況下盲目推動農村消費無疑是對農民生產能力的“壓榨”,而生產能力的削弱將通過制約農民增收反過來削弱農民未來的消費能力,造成長期消費的萎縮(郭振宗,2009)。
總結上述觀點后發現眾學者對“家電下鄉”效果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家電下鄉”短期內對農村消費是否具有拉動作用,如果有,那么這種短期的拉動作用是否以替代短期生產性消費和中長期生活性消費為代價的問題上。經筆者研究發現這些爭議實質不在于基本價值觀的分歧,而根源于實證研究方面的缺失。因此本文正是彌補這一缺點,根據三個城市的調研數據,深入分析了影響“家電下鄉”政策實施效果的關鍵因素、“家電下鄉”的短期和中期實施效果,從而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和政策建議來指導政策的實施。
二、相關理論回顧與分析
研究農民在面對因財政補貼所導致的下鄉產品價格變化時會如何調整自己的消費行為(包括對家電產品消費的調整、同一時期對其他消費品的調整以及現期與遠期消費行為的調整。)可以結合宏觀經濟學中的消費模型、與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者理論加以分析。
有效的需求需同時具備兩個特征:購買欲望和購買能力。前者主要受消費者偏好、消費環境、互補品價格、消費者對商品的重要程度影響,后者主要受消費者收入、替代品價格、信貸條件等影響。由于“家電下鄉”實質上是一種價格補貼,所以我們在下面的分析中都假設除價格外其他因素保持不變。
(一)消費理論模型
早期凱恩斯主義的“經驗性心里法則”認為人們的消費支出主要取決于當期的絕對收入,和利率無關。平均消費傾向隨收入增加遞減。而現代消費模型――LC-PRH理論認為人們的消費主要取決其一生的平均收入。但不管是早期的“經驗性心里法則”還是現代的LC-PRH理論都說明了一點:收入是決定人們消費的關鍵性因素。所以實證分析農戶的收入、存款情況和存款計劃是研究“家電下鄉”實施效果的關鍵。
(二)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
除了收入以外,價格也是影響人們對商品需求的一種重要因素。當一種商品的價格變化時,會產生兩種效應。第一種效用:替代效用。即由于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發生變化引起的需求變化。第二種效用:收入效應。即由于價格的變化導致的實際購買力發生變化(比如由于價格下降而引起的同量貨幣的購買力提高)而引起的需求變化。而斯勒茨基方程通過加總這兩種效應得出需求的總變化。用方程表示如下(其中ΔX1代表需求的總變動, ΔXS1代表替代效應, Xn2代表收入效應):ΔX1=ΔXS1+ΔXn2
下面用價格變動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結合斯勒茨基方程來分析“家電下鄉”所導致的農民消費行為的調整。
假設農民的收入僅用于生活性消費和生產性消費,并假設除補貼產品價格降低外,其他生活性消費品和生產性消費品價格均保持不變。家電產品的價格下降對應著生產性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價格上升將促使農民在增加生活性消費的同時減少對生產性消費品的需求,以滿足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此所產生的替代效應為負值。但由于價格水平下降,農民所持有全部收入的實際購買力增加,這將促使農民增加生產性消費,因此所產生的收入效應為正值。綜合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的影響,總的需求變動值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也可能沒有影響,最終結果取決于兩種效應抵消后的大小。所以,僅憑理論分析無法得出任何定論,唯有通過實證分析才能解答。對于家電產品來說,由于價格下降,替代效應的符號為正,收入效應的符號也為正,所以農民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量將增加,這也是該政策實施的理論依據。
三、實證分析與結論
(一)調查方法
本研究分為訪談、試調研和正式的問卷調查三部分。訪談部分主要是對消費者進行3次小組訪談,結合已有的相關研究文獻分析各個變量所涉及到的具體測量題項。然后將定性訪談的結果形成問卷,采用簡單隨機抽樣,進行試調研。根據試調研的結果對測量項目及其表述進行修正,形成最終問卷。
最終問卷的內容主要包括:1、家庭消費結構。其中包括家庭2009年伙食支出、2008年除伙食支出外的其他消費(下設10個項目)和2008年全年家庭其他支出,包括①交給村里及各級領導的費用;②送給親戚朋友的禮品,禮金紅包及其他實務;③修建房屋及裝修;④歸還2007年及以前的舊債和利息等四項。
2、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持有情況。并特別將2008年底擁有的耐用消費品和2009年購買的耐用品區分開來,分別詢問購買數量和購買價格,如果是2009年購買的,再繼續確認是否為“家電下鄉”或“汽車下鄉”等產品。
3、家庭的收入結構。其中包括①工資性收入;②農業生產收入;③自營工商業收入;④資產性收入;⑤政府補助;⑥征地及拆遷補償;⑦禮物與禮金;⑧社會捐助;⑨家庭其它收入等九項。所獲得的數據包括農戶2008年收入具體來源和總計和農戶2006、2007年收入總數。
4、家庭現金與存款儲蓄情況。其中包括①現金持有狀況②家庭儲蓄情況③存款計劃用途④沒有存款的原因等四項。
最終的調查選擇云南省的彝良縣、南澗縣、嵩明縣;湖南省的桑植縣、岳陽縣、醴陵縣;黑龍江省的龍江縣、東寧縣、漠河縣的農戶,在每個縣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7個村,在每個村則采取逢1、逢7抽樣的方式選擇樣本進行調查,發放問卷1800份,每個縣城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951份。
(二)數據整理與分析
1、家庭消費結構
家電下鄉產品屬于耐用消費品,為了了解農戶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情況以分析家電下鄉的實際效果,首先我們需要全面了解農戶的家庭消費結構。在全面分析農民家庭消費結構的基礎上看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現狀,以預期農戶對家電下鄉產品的反應。觀察圖二我們發現農民78%的消費用于食品(32%)、住房(20%)、醫療(10%)、還債還息(8%)和禮金支出(7%),其次是教育(5%)、購買衣服鞋子(4%)等消費,耐用消費品的支出只占消費支出的3%。可以看出在目前還債還息占農戶總支出8%的收入水平下農民更看重的是食品、房屋、醫療等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相對來說家電的需求對農民來說,除婚嫁外,不是農民用錢的“刀刃”,支出占農戶消費比重很低。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了在提高收入的基礎上農村的耐用消費品市場確實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間,下面將通過數據進一步研究農村耐用消費品普及率及對下鄉產品的反應程度。
2、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情況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年底主要家電擁有量,1996年洗衣機為90臺/百戶,電冰箱為70臺/百戶,彩色電視機為94臺/百戶。對比農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費品普及情況發現,洗衣機(61臺/百戶)、冰箱(37臺/百戶)還遠沒有城鎮居民家庭1996年的普及率,而彩電(112臺/百戶)也只恰好達到城鎮居民家庭1999年的普及率。這三種在農村普及率相對來說較高的家電產品尚與城鎮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其他,例如電腦、空調、微波爐等家電的普及率與城鎮的差距則更大。然而,進一步分析農民2009年耐用消費品購買情況卻發現,除手機、冰箱外,農民對各種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熱情并不高,其中“家電下鄉”產品比例最高的為電冰箱(59%),其次較高的為微波爐(40%),洗衣機(39%),彩電、空調(38%),但除冰箱(68臺)外其他家電購買的絕對數都很低。由此可見,盡管農村家電消費市場確實存在很大的消費潛能,但對“家電下鄉”政策反應不大,總的效果并不明顯。為解決農村耐用消費品普及率低,同時對通過13%價格補貼的下鄉產品反應不熱情的矛盾,根據消費模型下面將通過分析農村收入、存款情況以及存款計劃用途尋求解答。
3、家庭收入狀況
農民的收入水平最終決定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同時也可以通過分析農戶家庭收入狀況解釋農民現存的消費狀況。根據對農戶家庭收入數據的整理發現,農戶2006年家庭平均純收入為1.6415萬元、2007年為1.8495萬元、2008年為2.4694萬元,從2006年到2008年環比增長12.7%、33.5%。因此從增長水平來看,近年來農民收入水平確實有所提高,但由于農民收入基數偏低,從收入絕對水平來看,則與同期城鎮水平差距較大,僅相當于同期城鎮收入的1/3,相當于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將農村與城鎮的社會保障差距考慮進來的話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因此雖然上個世紀90年代正是家電迅速普及的年代,但卻不能期待農村會有當年城鎮普及家電的速度。
圖一顯示的是2008年農戶家庭收入結構。從圖形中可以看出農民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其中工資性收入占39%,農業生產收入占25%,自營工商業收入占23%。而工資性收入中,打工純收入占80.5%、擔任村干部收入占2.9%、其他工資性收入占16.5%。因此,通過分析農戶家庭收入結構可以發現農民創收集中在外出打工、農業生產和自營工商業等三條途徑,總的收入水平不高,且收入來源不穩定,受外部經濟環境和自然環境影響較大,與城鎮收入差別很大。這也可以用來解釋以上農村以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為主的家庭消費結構和保守的耐用消費品消費現狀。
4、家庭存款情況及存款目的
從已有的各項數據看農村消費市場,決定農村消費水平不在于一般號召,而在于農民是否有消費能力,手中是否有足夠的可支配資金。根據數據反映,2007年底,農戶平均每戶持有現金4030.1元,持有存款6893.7元。2008年底情況與2007年基本相同,平均每戶手持現金4183.8,持有存款7655.3。并且農村這種現金和存款的分布也是不均勻的,在1951份有效問卷中,持有存款的只有479戶,1329戶反映沒有存款,剩余的143戶存款情況數據因其它原因缺失。進一步分析農戶沒有存款的原因(表二)和持有存款的目的(表三),對數據整理分析后發現,農戶沒有存款的原因主要是“家里沒有太多現金”,而持有存款的農民的目的則主要用于教育、住房、農業投入、養老、婚嫁等基本生活支出。所以,無論是從農民收入的流量還是存量來看,都不能對“家電下鄉”的實際效果寄予太高的期望。
5、“家電下鄉”替代效應分析
由于在所調查的三個省份中,“家電下鄉”的實際效果并不明顯,這就給實證分析 “家電下鄉”的替代效應帶來了根本性的困難。因為無論是短期的生產消費以此由此造成的遠期消費替代都源于“家電下鄉”通過價格補貼所帶來的消費調整,但是如果“家電下鄉”本身的效果并不明顯,這種替代效應的效果即使存在也是很小的,至少無法達到一個足以得出肯定判斷的量。但這仍然是很有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已從實證上說明了“家電下鄉”事實上并未造成許多學者所擔憂的對短期生產性消費的嚴重擠占,因此也不必過于擔憂出現由此將引發的長期消費萎靡的嚴重后果。并且僅憑理論分析也并不能確定這種影響,可能為正可能為負,也可能沒有影響,具體的結果取決于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相互作用強度。同時由于缺乏充分的有關農村生產性消費和政策實施后中長期耐用消費品消費的直接數據,本文無法做出更多針對這方面的實證分析,這是本文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之處,有待眾學者的進一步分析研究。
四、政策建議
根據對“家電下鄉”實施效果的實證分析和結論,下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通過“家電下鄉”拉動內需、減少城鄉差距的前提是(1)政策的有效實施;(2)農民的理性購買。所以從短期來看,政府應采取各項措施保障政策的有效實施。財政部和商務部目前將“家電下鄉”政策實施時間暫定為四年,由于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而非簡單地投入產品,所以應采取各項措施既要保障政策在招標、領補、限價等環節實施的科學性,又要確保各個環節的實施到位,及時發現問題,并且因地制宜地解決問題。
(二)從長期來看,決定農村消費的根本問題在于農民的收入水平、以及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農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打工、農業生產和自營工商業。所以,應針對這三大收入來源采取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如發展中小企業,拉動二三產業發展,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面;積極推進農業生產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拉長拓深農業產業鏈,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更大農業就業;培育農村資金市場,改善農村金融服務,滿足農民不同的金融需求。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建立和健全包括醫療和養老在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民現期消費的后顧之憂,讓農民放心消費。
(三)明確政府職能,慎用政府“有形之手”。我國是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輔之以國家宏觀調控的國家。根據經濟學原理,政府的職能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與缺陷,如壟斷、外部性與公共用品。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應盡量交給市場來解決,才能確保經濟運行的效率與公平。按此原理,政府直接投資應放在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教育、增加就業崗位等財政支出領域之后,即使發展財政直接投資項目,也應以交通、電力、生態環境、社會公共事業優先,這樣才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效用最大化,防止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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