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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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

一、引言

2013年9月我國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制定了“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方針，這是中國政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舉措。一方面，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域遼闊，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能源資源、土地資源和寶貴的旅游資源，但區域自然環境較差，交通不夠便利，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區域內貿易及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是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和中國社會同步發展的關鍵所在，其中，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人力資源相比物力資源更具能動性和創新力，并能夠調動物力資源，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另一方面，“貨幣流通”和“貿易暢通”是金融在融通貨幣和配置資源方面的重要功能體現，區域金融功能的實現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資源、促進貿易流通，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合作的早日實現。發揮人力資源對生產要素配置的主導作用、完善區域金融功能是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基礎路徑和內在要求。認清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金融人力資源情況，預測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過程中對金融人力資源的需求，對我國實施金融人才戰略計劃、促進金融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交流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Kletzer&Bandhan（1987）、Rajan&Zingales（1998）、Baldwin（1989）、Svalery& Vlachos（2002）等經濟學家對金融促進區域經濟帶貿易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廣泛研究，認為金融具有資金配置的功能，而配置方式決定了國際貿易的交易模式。Rajan、Zingales認為一國的金融發展促進了行業的生產水平，進而影響了該國的對外貿易；Baldwin發現金融發展程度越高，一國在風險品的出口上就更具比較優勢；Svalery&Vlachos通過實證分析OECD國家金融發展與比較優勢的關系，驗證了Baldwin的結論。國內學者徐建軍，汪浩瀚（2009）研究認為，金融發展主要通過金融制度、技術創新、資源配置、分散風險和匯率調整等影響國際貿易，是外貿可持續的重要因素。戴卓（2012）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分析國際貿易的決定因素，發現金融危機對雙邊貿易的負面影響較大。

關于人力資源在促進金融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盧卡斯（1988）將人力資本納入到內生增長模型開始，就成為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現今，國內外的研究都已經較為成熟。Galor（2001）、Dutta（2005）、Fleisher（2009）認為在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積累是重要渠道之一。國內學者潘英麗（2007）從現代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角度分析，認為金融競爭的實質是金融人才的競爭，要創建適合金融人才效能得以發揮的有效激勵機制。目前對金融人力資源的研究多集中于現狀分析或金融機構人力資源管理和開發，如李全敏（2007）對我國加入WTO以后金融人才市場的發展進行了分析，發現我國金融人力資源具有素質結構差異明顯、行業分布不均衡、總需求量大等突出特點；李江、謝小蓉（2009）認為改革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是我國商業銀行在金融危機后的重要任務，關系到商業銀行的國際地位和穩定運行。專門針對金融人力資源需求預測的研究較少，如李緒紅、羅仲星（2009）專門對上海人力資源進行評估和預測，發現金融從業人員結構不合理、單位金融人才效率較低是約束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目前，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研究表明，我國處于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重要時期。王保忠、何煉成（2013）認為金融和貿易是絲綢之路經濟一體化的戰略路徑之一，貿易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級階段和核心問題。何茂春、張冀兵（2013）認為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和能源等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面臨的戰略難題。李忠民、夏德水（2014）對我國絲綢之路經濟帶交通基礎設施效率研究發現，貿易環境負向變化成為未來該經濟帶發展的重要問題。

總體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需要解決各種資源和資本的配置問題，從而通過貿易和貨幣的一體化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偉大戰略構想。研究證明，金融在配置資源、促進貿易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而人力資源的低效率配置成為制約區域金融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對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現狀的分析，對未來經濟帶發展所需要的金融人力資源進行需求預測，以期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促進該區域金融功能的逐步完善，最終實現“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

三、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現狀評估

要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未來的人力資源需求做出合理預測，首先應該對該區域當前的人力資源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在了解歷史數據的基礎上，總結該區域的金融人力資源發展規律，得出客觀科學的預測結果。本文根據《金融人才發展中長期規劃（2010-2020）》中提出的金融人才發展戰略目標，從人才總量、人才結構、人才素質、使用效能四個方面分析絲綢之路經濟帶金融人力資源發展現狀。

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是在古絲綢之路的基礎上延伸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區域，也是以亞歐大陸橋等鐵路大干線為紐帶的經濟帶（劉育紅，2012）。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各省市經濟金融發展差異較大，難以形成明確的橫向對比，因此分析時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劃分為西北段、西南段、中東段三個區域：西北段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北五省區；西南段包括重慶、四川、云南、廣西西南四省區市；中東段包括江蘇、安徽、河南三省份1。各段分析數據均由2002年至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和各省市《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及統計年鑒整理得出。

（一）人力資源總量

從業人員是指從事一定社會勞動并取得工資或其他形式勞動報酬的人員，反映了一定時期內該行業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利用情況，是衡量行業人力資源總量的關鍵指標。由表1可以看出，2001至2004年期間，三個區域金融業從業人員數量都呈現出一定波動。2004年后，各個區域的金融業從業人員總量都保持了較穩定的增長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時，西南段出現負增長，西北段增長幅度加大，說明西南段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金融人才向西北部回流。金融危機之后，各區域金融人力資源都呈穩步增長，其中中東部增加幅度最大，呈“√”型增長；西北段增速平穩，西南端增速呈倒U型。

從三個區段的對比來看，雖然中東段只有三個省份，但是金融從業人員總量一直都高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總人數，而金融業就業的區域差距是區域金融發展差異較大的重要原因（楊艷琳，2004）。

從金融業從業人員占第三產業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來看，西北段略高于西南段和中東段，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區域的服務業從業人員規模有所差異，后兩者較為相近，說明金融業占第三產業的比重同經濟發達程度不一定呈正相關，這與李俊（2013）的研究結論一致。為了發揮金融杠桿的作用，就要合理控制金融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例。

（二）從業結構

本文對金融人力資源的從業結構從性別結構、所有制結構、行業結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變化趨勢如表2所示。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各個區段的國有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比例都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說明更多的金融業從業人員選擇在非國有金融機構工作，即所有制結構變革推動了就業結構優化。從表2中看出，截至2014年底，中東段的國有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比重最低，其他兩個區段的比重相當，說明應該繼續推進西部地區的金融制度改革，調整金融人力資源就業結構。

金融業就業人數的行業結構變化較為明顯，體現了金融業從業機構多元化發展趨勢。2004年至2008年，三個區段除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機構從業人數出現大幅度增長，對比而言，中東段金融人才在除銀證保以外其他金融行業就業的比重最高，說明其所在區域金融服務更優，行業就業結構更為合理。此外，西北段這一比重起初低于西南段，在2009年之后反超，表明國家支持西部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部署在西北地區成效得以顯現。

（三）素質結構

隨著金融全球化，高素質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成為反映一個地區金融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金融人才的素質一般體現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此處用專科以下學歷、本科學歷、碩士學歷、博士學歷金融從業人數占總從業人數比例來衡量個區段金融人才的素質結構。表3根據2009-2015年的《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換算而來。

從表3可以看出，西北段人力資源素質結構弱于西南端及中東段，但總體而言三個區段的金融人力資源素質結構都出現一定程度的優化，其中西南段和中東段的學歷層次變動較大。

（四）人才效能

人力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的一種，可以按照邊際生產規律確定人力資源的效能，即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通過對各個區段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進行測算，發現西北段人才效能遠遠低于中東段和西南段，反映了西北段金融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方面水平較低，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存在約束（楊萬平，2014）。總體來說，三個區段的人才效能水平相對于國際發達區域均較低。如香港2014年的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為103.63（李緒紅，2009）），中東段人才效能僅為香港水平的57%。

四、模型分析及數據選取

（一）GM（1，1）模型

目前有關人力資源需求預測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可分為定性和定量兩種。定性分析多采用德爾菲法、名義小組等方法；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多元回歸模型、神經網絡模型、ARIMA時間序列模型、GM灰色系統模型等方法。區域金融人才需求受經濟金融發展水平、政策制度環境等多因素影響，影響因素繁雜，同時現有樣本數據少，信息不完整，結合各研究方法特點和適用條件，本研究確定采用GM（1，1）灰色系統模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金融人力資源需求總量和結構進行預測。該方法既可以彌補統計數據較少的缺陷，也可以避免預測值與實際值誤差較大、預測結果過于主觀等問題。

GM（1，1）模型通過部分已知的數據，將系統信息抽象的概念量化并模型化，通過模型優化來預測部分未來的數據。其計算過程如下：

（二）數據選取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金融人力資源需求模型分設兩個模型：人力資源需求總量預測模型和人力資源素質結構預測模型。由于GM（1，1）適合小樣本預測，且2005年的總量數據波動較大，影響預測結果的可靠性，因此采用2006-2014年的年度數據分別對西北段、西南段和中東段構建需求總量預測模型；采用2009-2014年的年度數據構建素質結構預測模型，分別對三個區段的本科學歷從業人員數量、碩士學歷從業人員數量、博士從業人員數量進行預測。根據GM（1，1）模型適合短期和中長期預測的特點，模型的預測跨度為2015-2020年2。研究中為了消除不規則變動對預測結果的影響，首先通過弱化緩沖算子生成灰色序列后，運用GTMS3.0軟件進行數據預測。

（三）總量預測結果分析

從表6的GM（1，1）模型精度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各區段的灰色發展系數-a均小于0.3，說明可以運用已經建立的GM（1，1）模型進行中長期預測。除中東段的為二級精度等級，其他的檢驗指標都達到了一級精度等級，表明建模很成功。

從表7的預測結果來看，2015至2020年金融業從業人員總量增長最快的是中東段，以4.239%的增長率領先。綜合來看，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期間，西南段和中東段金融人才的總量差距在逐漸縮小，而西北段金融從業人員年增長率為2.6%，加之基數本就偏小，與另外兩個區段的金融從業人員總量差距將繼續拉大。根據《金融人才發展中長期規劃（2010-2020年）》提出的2011至2020年，全國金融從業人員總量按照年均3.5%的速度增長的戰略目標來看，西南段和中東段都滿足全國金融發展的趨勢，西北段還需要政策支持以達到計劃平均增長水平。

（四）結構分析

根據前文所述，高素質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是反映一個地區金融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盧福財、羅瑞榮（2010），因此本文對未來金融人才發展的素質結構趨勢進行預測分析，并以此判斷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各區段金融發展的程度。表9中，各區段的本科、碩士、博士數量預測模型的灰發展系數-a都小于0.3，表明可以運用灰色預測模型進行中長期預測。各預測模型的均方差比值c和小誤差概率p都達到了一級精度等級，平均精度都到達了95%以上，說明模型的預測結果可靠性很高。

從表10的預測結果來看，2015至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中東段的本科學歷金融業從業人員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1.02%、6、67%和9.76%，碩士學歷的增長率分別為7.26%、7.28%、10.00%，博士學歷的增長率依次為12.48%、10.13%、10.9%。說明未來幾年西北段的本科學歷、博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的增長速度都要高于西南段和中東段；碩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增長率最高的是中東段，而西南段的各學歷金融從業人員的增長速度都較其他兩個區段緩慢。

就西部區域來看，西北區段基數小，各個學歷層次的金融從業人員數量遠遠落后于西南段；就全國來看，西北段和西南段與中東段金融人力資源水平有一定差距，尤其是碩士學歷和博士學歷人數較少，表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人才素質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國家金融人才戰略要求2015 年全國金融從業人員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學歷者所占比重達到6.4%以上，2020 進一步達到9.6%以上。根據上文對各區段的金融人才總量的預測結果分析，2015年西北段、西南段、中東段的碩士以上學歷從業人員數量所占比例分別為6.42%、7.63%、14.46%，2020年各區段碩士以上學歷從業人員數量所占比例一次為的8.28%、9.16%、19.08%。說明在短期內，西北段和西南段基本上會達到國家平均水平，但是中長期內將略低于國家計劃平均水平，需要在“十三五”期間內科學調整人才戰略，以促進未來區段內金融業人力資源結構優化發展。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三個區段金融人力資源發展現狀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灰色預測模型，對2015-2020年三個區段金融人力資源需求總量和金融人力資源素質結構進行預測，主要結論如下：

（1）就現狀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三個區段金融從業人員總量不斷增長，結構逐漸優化，但單位金融人力資源對金融業增加值的貢獻率較低，與國際發達區域貢獻率指標差距太大。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金融人力資源質量有待提高，配置效率較低，制約了金融對經濟貿易的促進作用。

（2）預測結果表明，在金融從業人員總量上，西北段依然落后于中東段和西南段。在2020年西北段金融從業人員數量將達到44.6萬人，西南段90.54萬人，中東段109.29萬人，西北僅占期間兩個區段的差距達到50%以上。就年均增長率而言，三個區段依次為2.6%、4.003%、6.7%，西北段落后全國3.5%的增長目標。

（3）在金融從業人員素質結構上，到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和中東段本科學歷金融從業人員將達到20.32萬人、33.91萬人和48.83萬人；碩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將達到3.13萬人、6.44萬人、16.64萬人；博士學歷金融從業人員依次為0.56萬人、1.86萬人、4.21萬人。結果表明，三個區段本科學歷人數差距較小，碩士和博士學歷人數存在較大差距。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絲綢之路經濟帶肩負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使命，積極促成人力資源對生產要素配置的主導作用、完善區域金融功能是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基礎路徑和內在要求。目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機遇與挑戰并存，應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人才戰略，以人才發展帶動金融發展，以金融發展促進經濟發展，形成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具體戰略路徑。

第2篇：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

工藝美術就是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環境的美術。又可稱為實用工藝，一般是指在造型和外觀上具有審美價值，與人類的生活用品或生活環境相關的一類工藝美術品的總稱。工藝美術直接受到物質材料和生產技術的制約，具有鮮明的時代風格和民族特色。主要包括三大類：一類是經過藝術處理的日常生活實用品，如漂亮的繡花枕套、精致的被面床單、美觀的玻璃器皿等，這些用品多是以實用為主，裝飾為輔，或者說，它們是在實用的基礎上兼有觀賞的功能。另一類是民間工藝美術品，如竹編器件、草編器件、蠟染織物、泥塑、木雕、剪紙等，它們采用的原材料一般比較低廉，工藝比較簡單，價格也比較便宜，既可供實用，又可供觀賞。再一類是特種工藝美術品，如景泰藍器皿、象牙雕刻、瓷器玉雕等，它們采用的原材料比較珍貴，工藝非常精細，價格也比較昂貴，主要供觀賞和珍藏之用，這些特種工藝品實際上已經不具有實用價值，其主要價值集中體現在審美和藝術上。

中國目前有各種與它混用的相關概念。例如，最早采用的實用美術或應用美術一詞，含義過于廣泛；圖案或設計一詞只是指意匠而言，未能體現工藝制作；工業設計是指現代材料、現代技術的大工業生產的美術；特種工藝則是指材料貴重、加工復雜的傳統手工藝而言。

二、工藝美術的用途

工藝美術既是一種物質生產，也是一種精神生產，具有物質的和精神的雙重屬性，并直接為人們的生活服務。這是它在藝術領域中區別其他藝術的根本點。

工藝美術創作，包括設計和制作兩個過程；即它不只是紙面上的美的圖案，而且要通過工藝材料，制成具體的物質成品。正是對于生活用品和生活環境的美術加工，所以它的物質功能是第一的，基本的；美觀則是第二的，從屬的。在歷史發展中，有的工藝美術品種已漸漸脫離實用而成為純粹欣賞品，按其藝術本質說，它已脫離工藝美術范疇而成為純藝術。

工藝美術從用途分，有生活日用品和裝飾欣賞品；從制作分，有手工制作和機器生產，包括現代電子生產；從材料分，有陶瓷、金工、木工、漆器、染織等；從時代分，則有傳統工藝和現代工藝等。

三、 工藝美術的內容及形式

工藝美術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由生活實用所規范的功能條件，由審美要求所體現的美的內容。工藝美術側重表現美好的、積極的和肯定的題材。工藝美術主要是通過把握人們的精神世界，以表現出特定的情趣、格調等生活趣味和精神面貌。

工藝美術也同樣具有兩個方面的表現形式:符合生活使用功能要求的基本型；表現審美要求的外在型。這種外在形式受功能要求制約，通常是以造型、色彩、裝飾三因素來體現。造型是以基本型為基礎的外在形式，一切工藝美術種類，造型是最主要的；色彩是以工藝材料或附加材料來體現，色彩具有重要的精神影響和藝術表現力，但是沒有造型，也就沒有色彩；裝飾是為了加強藝術效果的一種手段，優秀的裝飾不是附加物，而工藝美術的美，也并不完全取決于裝飾的有無。

四、工藝美術的表現手法

工藝美術的表現手法，由于要服從實用的要求，受功能條件的局限，所以，一般不宜采用對客觀物象的描寫，而以表現為主。通常是充分運用形式感，體現其特定的審美意識、情趣和藝術格調。而這種體現往往是比較含混的，非具象的。因而，工藝美術不只經常采用表號、象征、比擬、寓意、聯想等多種手法，而且要利用人們在生活中對于形式的體驗、積漸形成的審美心理和情感反映。

五、中國工藝美術發展脈絡

中國工藝美術的歷史呈現著清晰的發展脈絡。

古代工藝美術是中國人民為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采用各種物質材料和工藝技術所創造的人工造物的總稱。它是中華民族造型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體現了工藝美術的一般本質特征，在內涵和形式上保持著實用性與審美性的統一，又顯示了中華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鮮明個性。中國工藝美術以其悠久的歷史、別具一格的風范、高超精湛的技藝和豐富多樣的形態，為整個人類的文化創造史譜寫了充滿智慧和靈性之光的一章。

以實用為主體的民間工藝美術和以觀賞為主體的宮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藝美術體系。它們作為在不同社會環境和條件下生長發展起來、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兩種工藝文化形態，有著不同的生產方式、組織結構、功用目的和美學特征。民間工藝美術主要是自然經濟的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著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生產與消費的統一，使民間工藝美術產品完滿地體現了實用、審美一體的基本原則，具有樸質、剛健、明快的品質。宮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藝產生于官營或私營手工業作坊之中，迎合貴族和文人階層的需要和趣味，因而側重于顯示觀念意蘊和追求觀賞把玩價值，推崇精雕細刻、矯飾奇巧。

近年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也對工藝美術的發展起到了提升和促進作用。部分民間工藝美術技藝已上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范疇，對于工藝美術保護的內容也已包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這些都為工藝美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好環境。

第3篇：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

那么普賢菩薩是何等神圣？佛教經書《華嚴經》云：“普賢菩薩，證窮法界，久成正覺。為輔弼釋迦，度脫眾生，隱本垂跡，其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名號亦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今且約‘普賢’二字，以示其概。”普賢與文殊同為釋迦牟尼的主要助手，文殊表“智”，普賢表“德”。普賢因廣修十種行愿，故又稱“愿”王，號為“大行普賢”。正因為普賢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千百年以來峨眉山香火興旺不斷，至今不衰。可謂是佛因山而興盛，山因佛而揚名。

峨眉山為什么會成為普賢的道場？清人蔣超在其所撰《峨眉山志•形勝》中引用了一個傳說“漢，永平癸亥（公元63年）6月1日，有蒲公者采藥于石窩，見一鹿跡如蓮花，異之，追之絕頂無蹤，乃見威光煥赫，紫氣騰涌，聯絡交輝成光明網。駭然嘆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遷投西來千歲和尚（即寶掌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賢瑞象’于是蒲公歸而建普光殿”。這就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藥農蒲公”的故事，也是普賢道場由來的最早源頭。甚至世界遺產委員也承認了這個傳說“公元1世紀中葉，佛教經南絲綢之路由印度傳入峨眉山，藥農蒲公在今金頂創建普光殿。”

不過，“藥農蒲公”的故事真實性備有爭議。一個傳說不可能造就一個圣地，一個圣地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形成。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一個事物的產生必是內外因結合的產物。峨眉山之所以成為普賢道場，無論真假的“藥農蒲公”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推動力，筆者認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神奇自然的吸引、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佛教中國化三重合力推動下的結果。

一、鬼斧神工、得天獨厚的峨眉山地貌是普賢道場的形成的先天自然推力

峨眉山在成都平原西部邊緣拔地而起，是新構造期地殼抬升與地表夷平兩個相反方向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的構造——巖石地層背景產生不同的地貌成因類型。其主要類型有：構造地貌、流水侵蝕地貌、巖溶地貌和構造剝蝕臺地等是峨眉山的主要地貌類型。多樣的地貌類型產生了多樣的自然地貌景觀。主峰金頂絕壁凌空，高插云霄，巍然屹立。登臨其間，可西眺皚皚雪峰，東歐莽莽平川，氣勢雄而景觀奇，有云海、日出、佛光、圣燈四大奇觀。中部群山峰巒迭峰，含煙凝翠，飛瀑流泉，鳥語花香，草木茂而風光秀。植被垂直帶譜明顯，由山麓至頂可經歷亞熱帶至寒帶的氣候和觀賞多種帶譜的植物景觀。雄偉的山體景觀與秀麗的植物景觀以及神奇的氣象景觀有機地融合，在中國名山中實屬罕見。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也正是因為峨眉山山勢雄偉，層巒疊嶂，云蒸霧繞，到處彌漫著濃郁的神仙氛圍。東漢以前就有軒轅問道，葛由入山，楚狂歸隱等神仙故事流傳，成為人們向往的仙道之地。佛教的有心之人當然不會對此視而不見。天臺宗沙門志磐所著《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載：“三峨（大峨、中峨、小峨所組成的峨眉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歲和尚曰：‘此震旦國（古時印度稱中國為震旦）第一山也。’”

峨眉山對初來中國的印度和尚可用“震撼”二字形容。

“天生麗質難自棄”，鬼斧神工、得天獨厚的峨眉山從一開始就注定要聞名天下。“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道教稱之“洞天”，佛教視之“圣地”。只不過，最終歷史選擇了它以“普賢道場”的名義出現在今人面前。

二、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是普賢道場的形成的政權推力。

樂山麻浩崖墓1區1號墓門楣上發現的著名的“麻浩佛像”（高浮雕石刻佛像），其為中國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石刻佛像之一。這表明東漢時期佛教傳入樂山地區，峨眉山此時很有可能有寺廟。但這個時候的峨眉山卻以道家仙山聞名。

東漢時，道教的實際創始人張陵在峨眉山周圍地區設有稠梗治、北平冶、本竹治、平蓋治、平岡治和主簿山治六治，其中的本竹治“北有龍穴地道通峨眉山，上有松,昔郭子聲得道之處也”(《云笈七簽》卷28)。張陵之孫張魯于建安三年（198年）增設“八品游治”，其中第一治就是“峨眉治”。如果把廿四治及相關地方稱為早期道教發祥地的話,那么,峨眉山即是這種發祥地之一。后來的道士又在全國分設三十六洞天，峨眉山被列為第七洞天。晚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也將峨眉山列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稱之為“靈陵太妙洞天”。唐代一些詩人如司空曙、施肩吾、韋莊、鮑溶等人的詩歌中還記述了與峨眉山道士的交往，如司空曙所作《送張煉師還峨眉山》詩中有“前登靈境青霄滄，下視人間白日低。”詩人鮑溶在《寄峨眉山楊煉士》詩中有“道士夜念蕊珠經，白鶴下僥香煙聽”之句。直到宋初，峨眉山仍是以道家仙山聞名全國的。成書于太平興國二年（977）的《太平御覽》卷三十六—五十《地部》篇中將全國465座名山分為兩類：一是全國級的名山35座，峨眉山即在此列。該書“峨眉山”條下，所記是道家掌故，如楚狂接輿，漢武求藥等，無一點涉及佛事。這說明峨眉山是以道教仙山而進入國家級名山的。由此可見，雖然東晉時名僧惠持創立普賢寺（今萬年寺），標志峨眉山佛教已經走向普賢信仰的道路，但普賢道場的說法在宋初還沒形成氣候，影響甚微，只能是出家人的孤芳自賞。

北宋初期，也是峨眉山佛教地位發生轉變的時期。由于宋太祖及其繼位者，不遺余力地支持佛教的發展，峨眉山道教在長久以來的佛道斗爭中漸趨弱勢，逐步衰落，佛教開始扭轉局勢，占據統治地位。在朝廷的扶持下，峨眉山開始成為與“文殊道場”五臺山相抗衡的“普賢道場”。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敕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朝拜佛像。開寶五年（972），宋太祖“賜峨眉山新寺名光相”太平興國五年（980），宋太宗“敕內侍張仁贊，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并詔重修峨眉五寺”。宋太宗敕建的這座巨型金銅普賢像，至今仍完整地供奉于峨眉山萬年寺。巨型金銅普賢像在峨眉山的出現，是普賢道場形成的關鍵一步，因為它表明“普賢道場”獲得了世俗政權力量的官方承認，標志著普賢道場在大眾面前的正式確立，道教已不能與之相爭。

明清的統治者繼續扶持佛教的發展，佛教在峨眉山日趨興盛，明清之際達到極盛。一時梵宇琳宮、大小廟宇170余座遍布山巒茂林間。明朝時，萬歷皇帝御題“圣壽萬年寺”、“護國圣壽永延寺”；建無梁磚殿、大佛禪院、普賢金殿等，使得佛教以壓倒之勢占據了山中宗教統治地位。清朝時，清圣主取《釋氏要覽》“四恩四報”中“報國主恩”之意御題“報國寺”匾額，道教全面退出峨眉山，至民國徹底消失。今天，峨眉山上的一些寺廟雖然保持了道家的名稱如純陽殿、遇仙寺、仙峰寺等，但供奉的都是菩薩了。普賢道場的地位至此時已經堅不可催。

從峨眉山宗教文化史，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普賢道場的確立以及后來的堅不可催，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政權的力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個過程其實也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佛道相爭的一個縮影。

三、為適應發展需要佛教進行的中國本土化改造，是普賢道場的形成的公關推力。

孔子曰“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這句話揭示了這樣一個客觀規律：外來文明如果要被中國文明所接受，必須要進行中國化的改造。佛教能在中國扎根、發展、壯大和佛教的中國化分不開。

佛經所記載的普賢道場在何處？《華嚴經•菩薩住處品》經文：“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于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謄屬諸菩薩眾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佛法。”這是峨眉山為普賢道場的理論依據。且不說“光明山”只是佛家傳說，就算峨眉山的佛光勉強與光明二字有關，但西南一詞稍加邏輯推理便知站不住腳：《華嚴經》來自梵文翻釋，西南一詞指的應是印度西南，峨眉山處中國西南方，恰在印度東北方，可謂差之千里。歷史上高僧輩出的峨眉山僧眾不會對此不知，但有趣的是中唐時“華嚴四祖”澄觀“巡禮峨眉”，還以宗教權威人士的身份承認“普賢境界”。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佛教傳播者的用心良苦：遙不可及的“光明山”遠遠不如中國本土的“峨眉光明山”更能吸引信眾。本土的“峨眉光明山”對于佛教當時在樂山地區、中國西南地區的迅速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4篇：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

一、“茶馬古道”的定義、主要路線與歷史概貌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藏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范圍內。筆者以為，雖然甘、青藏區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青藏區歷史上并不處于茶馬古道的主干線上，它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歷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貫通和連結的，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們的功能與作用。當然，有的學者主張茶馬古道應包括“唐蕃古道”，主觀上是想擴大茶馬古道的包融性。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即任何一個概念若將其外延無限擴大，則其內涵亦會隨之喪失。因此，在對待“茶馬古道”這一特定歷史概念乃至在開發利用茶馬古道過程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客觀求實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記載，在贊普赤都松贊（676～704年）在位時吐蕃已出現茶和茶碗，稱“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且對不同種類的茶已有所區分和了解，并且還提到一本記載如何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書，名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國史補》也記載，唐德宗時監察御史常魯出使吐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處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這條記載恰好可與《漢藏史集》的記載相印證。常魯入蕃時間是建中二年（781年），較之赤都松贊執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據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見聞錄》記載，唐時飲茶風氣的形成與佛教禪宗的流行密切相關，因禪僧坐禪，“務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3）而唐時漢地佛教對吐蕃影響最大者正是禪宗，吐蕃時佛教所發生的最大僧諍一“漸頓之爭”即是漢地禪宗（頓悟派）與印度顯宗（漸悟派）之間的紛爭。（4）所以，茶之最初傳入吐蕃很可能與禪宗向吐蕃的傳播有關，也就是說，是禪僧們到吐蕃傳法的同時也將飲茶習俗作為一種“坐禪不寐”的技巧傳到了吐蕃僧眾之中。《漢藏史集》記載：“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又記吐蕃“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5）這段話能說明這一點。但從“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的記載看，吐蕃時茶還是一種奢侈品，其飲用者主要為佛教高僧和貴族上層。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

不過，漢、藏之間茶馬貿易與茶馬古道的大規模開通與興起應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潰以后的分裂時期。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為此造成了藏區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模茶馬貿易的興起。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有學者估計，北宋時官府用川茶交換藏區的馬匹每年達2萬匹以上，南宋達1萬匹以上，而兩宋時期四川年產茶3000萬斤中，每年至少1500萬斤以上銷往藏區。（6）宋代還“禁南茶勿入陜西，以利蜀貨”，（7）從而保證川茶向藏區的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元代銷往藏區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僧俗首領和對其優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8）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驛，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達賴喇嘛請求在云南勝州開展互市，以馬易茶，得清廷許可。（12）云南銷往藏區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時規定，云南商販所販茶葉每百斤為一引，由戶部頒發茶引3千，各茶商向麗江府申領引票，經中甸、阿墩子（今德欽）進藏售茶。（13）因當時普洱茶受到藏區歡迎，今中甸、德欽的藏族商隊每年有馱馬300～500匹到西雙版納運茶，銷往昌都、拉薩等地，稱“邊銷茶”、“蠻裝茶”，每年約3000擔。（14）茶葉還是清廷饋贈藏族上層的重要物資，如清廷每年賜達賴茶5000斤，班禪2500斤。由于清代茶葉輸藏規模擴大，促進了茶馬古道沿線市鎮迅速興起和繁榮。雍正時置打箭爐（今康定）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15）使邊茶市場由雅安碉門深入到藏區，從此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乾隆時，松潘也發展成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邊茶集散地，“人漸稠密，商賈輻輳，為西陲一大都會”。（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爐霍等集鎮也都因茶葉集市和轉運而迅速興起和繁榮。特別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為川藏茶路與滇藏茶路的交匯處，又是川藏南、北兩路入拉薩匯經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為“口外一大都會也”。（17）從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別形成了由雅州、碉門越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爐的“小路茶道”和由滎經、黎州（漢源）越大相嶺、飛越嶺至打箭爐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爐經理塘、巴塘、芒康、貢覺、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爐經乾寧、道孚、爐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薩的北路茶道。但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薩的單邊行程（借助畜力情況下）一般均需3～5個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漢、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的重要經濟聯系，并一直延續至民國末。

二、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特點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揮過重要聯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聯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后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并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并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19）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20）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這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原始文化發生交流聯系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匯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一帶，發現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均有較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于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現，（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現。（22）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現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23）從分布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目前所發現的石棺葬絕大多數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線范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是世界上地形最復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24）據有人統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驛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25）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26）張其勤的《爐藏道里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27）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干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28）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歷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各地。藏區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并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29）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茶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里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后標志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象，當地諺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淀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淀和保留在當地的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里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系并協同發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誠如先生所言，該地區“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30）

三、開發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筆者認為，當前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至少有以下三個意義：

一、茶馬古道可成為發展藏區旅游的一個黃金品牌和黃金路線。

當前藏區人民要求發展的愿望非常迫切。這種迫切的發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個藏區聯合舉行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主要動因。且從藏區的實際來看，旅游業可能是藏區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會協調發展的產業。發展旅游對于藏區社會至少有兩個最直接的好處：一可促進開放，開放可促成觀念的轉變與更新；二可促進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電力等）建設和對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這兩點乃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區發展旅游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即藏區的范圍太大，地域遼闊，藏區各地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又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各地都僅僅強調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就勢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難以發揮藏區在旅游上的整體優勢，也很難使藏區的旅游資源對外形成強大影響和輻射。因此，我認為，從“茶馬古道”這一有豐富內涵的歷史文化遺產的思路上切入，讓“茶馬古道”成為藏、川、滇藏區實現旅游發展的一個整體戰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對于有效發揮藏區各地的優勢和特點，構建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和輻射力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藏區各地各具特點的人文與自然等旅游資源是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馬古道”就是一根線，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連起來，將一顆顆單一、分散的珍珠變成一串美麗的項鏈，從而構建起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與品牌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力。茶馬古道獨具特點的旅游資源已顯示出其旅游開發前景無限廣闊。事實上，今天已經成為旅游熱點并仍在急劇升溫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兩地，都只是茶馬古道分別在云南藏區和四川藏區的兩個起點而已，它們率先成為旅游熱地絕非因為其旅游景觀在茶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內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馬古道的旅游開發前景來說，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與四川康定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馬古道開發對弘揚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知名度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茶馬古道不僅是一個旅游品牌，更是一個文化品牌。茶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僅記錄了千百年來藏族人民不畏艱難險阻，孜孜不息地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相抗爭的民族精神，也記錄著藏族人民的開放意識，記錄著漢、藏人民源遠流長的情誼與歷史關系。所以，茶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足跡，也是中華民族寶庫中一份珍貴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開發和宣傳茶馬古道這個品牌，既是宣傳藏民族的歷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與中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緊密關系與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此外，茶馬古道沿線本身即是一條展現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樣性及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一個極為典型的地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展示藏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點，宣傳和弘揚藏族文化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期以來，拉薩以享譽世界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景觀而馳名中外；日喀則以歷代班禪主寺扎什倫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則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擁有塔爾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點而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區則因地處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區，交通相對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區中一直偏低，其經濟發展程度在藏區中也相對滯后。不少對藏族情況較陌生的一般民眾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區。與川、滇藏區相接的昌都地區則因地處之最東部、又遠離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較低，其經濟發展條件也相對不利。在當今時代，任何一個地區發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開放之程度。而開放的程度又顯然與該地區的知名度即是否對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關。由于茶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區正是處于橫斷山脈地帶景色壯麗的昌都和川滇藏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的知名度，加快這一相對滯后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茶馬古道的宣傳及開發利用有利于增進漢、藏民族團結和維護藏區穩定。

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千百年來，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強有力的經濟文化紐帶，將藏民族同祖國大家庭緊緊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傳和開發利用茶馬古道，在今天對于密切漢、藏關系，增進漢、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團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航空、火車、公路等現代交通手段的開辟，茶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從前，昔日人背畜馱、“連年累月，絡繹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復了。但是，今天歷史又重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這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開發茶馬古道來發展旅游，通過旅游來溝通藏區與內地、藏區與世界來促進藏區的開放與發展，也促進漢、藏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聯系與溝通，從而讓茶馬古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煥發其加強漢、藏聯系與漢、藏團結的紐帶作用。因此，開發茶馬古道其意義遠不止于旅游一項，它對藏區社會發展各個方面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會更為廣泛和持久。

鑒于茶馬古道開發在當前對促進藏區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茶馬古道”應該是一個大思路、大手筆，需要有一個高起點的定位。也就是說，要把茶馬古道開發提高到加快藏區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來考慮和認識，而不能單單將它定位在旅游開發的層面（雖然不能否認旅游層面的操作將是茶馬古道開發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茶馬古道作為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獨特的文化品牌，作為中華民族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它的涵蓋及其對藏區發展所具有的現實和潛在意義與作用要遠遠超過了旅游開發層面。因此，從更高的目標著眼，如果我們能通過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與利用，讓茶馬古道成為一條與“絲綢之路”齊名的享譽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對于藏區的發展和弘揚藏族優秀文化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對茶馬古道的進一步開發與利用，不僅將使之成為我國西部一條絢麗多姿且極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會給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發展的茶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1）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

（2）李肇：《國史補》下卷。

（3）封演：《封氏見聞錄》卷二。

（4）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見注（1），第143～145頁。

（6）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7）《宋史·黃廉傳》。

（8）（9）《明英宗實錄》卷177、291。

（10）《續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1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開發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1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1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17）林雋：《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1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9）（20）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21）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會普查隊：《貢覺縣發現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會文物普查隊：《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掘石棺葬》，載《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文管會文物普查隊：《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5）《康藏交通與抗戰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26）（27）（28）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頁。

第5篇：絲綢之路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

早在13世紀，往來于泉州港與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的無數商船，就曾共同編織了一條充滿傳奇色彩的"海上絲綢之路"，古城泉州也因此名播四海。

在社會已進入信息化時代的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巨大聲浪撲面而來，開放的泉州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通過一種更便捷、更高效甚至無所不至的途徑與世界電信業務接軌。加強與世界電信業的對話和交流已經刻不容緩！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中泉州電信登上了新的歷史舞臺，呼吐晨風，吸納朝陽，用辛勤的雙手，托出片片豐饒。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個舞臺正預示著燦爛的前景，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目前，國內電信業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競爭格局，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后，競爭勢必更加激烈。如何在強手如林 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如何把最美的藍圖畫在蒸蒸日上的電信發展史冊上？

泉州電信認為：必須在總結繼承本地區、本企業原有文化的基礎上，借鑒汲取國內外優秀企業文化的成果，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以企業文化指導和統帥企業的發展。

一、泉州人文的形成及特征企業文化是要有底蘊的、有根基的，泉州電信的企業文化必須根植于泉州人文的土壤。因此，首先要對泉州人文有個全面的了解，這有助于我們把泉州豐富的人文內涵融匯到泉州電信的企業文化中，以構建深厚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企業文化。

泉州人的種族血脈系來自北方中原的漢人和當地居住的土蕃越人相互配合而成。根據考古學的研究，當地土蕃越系居民，以近海或江湖的海撈為生，有貝冢遺址為證，其文化富于海洋民族的屬性，后來被融合到南下移民之中，從而在泉州人的傳統生活中，積淀了若干海洋文化的因素。宋代泉州港與亞歷山大港齊名，成為東方第一大港。明代鄭和下西洋就從泉州招募水手，到東南亞、波斯地區。清代海禁，仍有漳泉“刁民”進行海上貿易。歷史上曾有許多沿海上絲路而來的番商、回賈與外僑，長期居留泉州，他們將不少異族血脈及商業秉性，積淀在當地人民的地方文化之中，從而成為當地歷史與文化傳統是善于經商的基本因素，作出貢獻。

泉州地區自宋代以來，更多的是海洋文化起主導，當地居民有較多的開放心態和傳統。尤其是泉州華僑眾多，對外聯系更多，在人文傳統上具有現實主義、合理主義或者功利主義的人生態度，敢于營利、善于營利、積極進取、吃苦耐勞，富于創業精神，有更多“民性”即民主意識。正如日本學者坂元宇一郎在《面相與中國人》一書中，對閩南籍華僑性格分析的那樣，他們"樂天，不拘泥于小事，是非常勤勉的；他們善于不斷積累資金，從事堅實的事業；他們富于進取精神，不愿受他人的支配，有在野黨的精神，充滿了不向權力獻媚的熱血性格；他們具有非常的耐心和堅忍不拔的意志，是可怕的商業對手；他們心地率直，有組織合作的心情，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安全感，事業的進展方法非常健全，他們是華僑的典型之一。"泉州人"民主性"的冒險、進取與工作狂的秉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釀成了巨大的創辦企業發展經濟的沖動。在極"左"年代，那樣非常的歲月里，為了生存，泉州人仍然盡一切可能基于當地的人文傳統，一次又一次地闖入意識形態的"禁區"。《愛拼才會贏》的歌是對泉州人文的最好詮釋，"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人文傳統，對現在進行體制創新，對市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具有良好的人文文化氛圍。

泉州電信正是在這種人文文化的熏陶下：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沿海小局，發展成為名列全國地級市第7位的電信企業。這展現了泉州電信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把握機遇、開拓創新、勇于創一流的爭先精神，這正是泉州人文精神的體現。

二、泉州電信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什么是企業文化呢？Terence E. Deal（特倫斯）和Allan A. Kennedy（阿倫）合著了一部頗具影響的專著，《企業文化》（Corporate Culture）。書中給企業文化的定義是，"用以規范企業人多數情況下行為的一個強有力的不成文規則體系。"《電子精英的經營智慧》（Business Wisdom of the Electric Elite）一書的作者Geoffrey James（詹姆斯）將企業文化比作河岸。"企業里的行為如同在兩岸間奔流的河水。隨著時間的推移，奔瀉的河水將河道沖刷得更深，從而加強了企業文化，不斷重復過去曾使企業走向成功的行為。"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認識到企業文化的重要，一個企業的動力及凝聚力都來自于企業的文化，技術只是一個平臺。沒有一套較成功的文化的企業，生命力是有限的。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企業理念的積淀和凝結，它是在特有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是企業的精神財富和精神動力，雖然是無形的，但卻是能動的，它時時刻刻滲透到企業經營行為的各個方面。塑造獨特的品牌形象，就應該有相應的企業文化理念精神作指導，這樣可以讓員工明確自己的職責是什么，讓消費者了解企業的服務方向是什么。經驗證明那些在概念上追求個性特色和文化品位，追求時代感和民族底蘊，并包含很強的文化內涵、人道和倫理的價值，把戰略目標同社會效益、人民大眾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立足于社會的精神理念，才能贏得社會的信賴。如雅戈爾“服務社會，裝點人生”這種服務理念作為核心，增添了品牌的競爭力，因為它時時向社會感召著服務于社會、奉獻于社會、求實創新的精神。

企業文化可以形成一種組織能力，把組織結成堅實的實體，可以作為一種協調力量，成為企業的凝合劑；還可以產生一種感情的力量，給企業員工以心靈的慰籍。

轉貼于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詹姆·赫斯克特指出，無論是對付競爭對手、為顧客服務，還是處理企業對內對外相互關系，企業文化所形成的企業競爭力必然產生強大的經營效果。日本政府在總結明治維新時期經濟能得到迅速增長的經驗時發表過一份白皮書，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日本的經濟發展有三個要素：即精神、法規和資本。這三個要素的比重是：精神占50%，法規占40%，資本占10%。這就是說錢和資本不是最關鍵的要素，精神的、文化的要素才是最關鍵的。在企業文化與企業經營業績的實證研究中，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兩者的互動性。

企業文化是融匯民族與時代特色的，繼往開來的、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能喚起激情和沖動的企業意志的價值理念。泉州電信企業文化是在對泉州電信十幾年來發展而形成的各種各樣的企業文化進行總結和揚棄，并結合泉州的人文精神、當代企業發展的背景和信息時代企業文化的特點，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的自己獨特的企業文化，并在發展壯大中充分發揮了企業文化的輻射力和親和力，再者，面臨我國加入WTO進程的加快，這不僅有利于泉州電信在體制上跟上國際潮流，與其接軌，還有利于兩種文化的融合。

企業文化不是企業的口號，它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企業核心價值觀是指企業內部成員對某個事件或某種行為好與壞、善與惡、正確與錯誤、是否值得仿效的一致認識，是企業文化的核心。統一的價值觀能使企業內部成員在判斷自己行為時具有統一的標準，并以此來選擇自己的行為。從泉州人文和泉州電信企業原有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泉州電信企業文化的五個核心價值觀：尊重個人、止于至善、誠信不渝、團隊共建、漸進創新，這五者相輔相成，互相聯系。

這種文化像一雙尖利的鐵爪，能抓住泉州電信員工的人心，讓文化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為泉州電信管理的特色。這使得泉州電信的管理能以柔克剛、柔中有剛、柔舉剛張、具有人性味。

（一）尊重個人

一個企業的發展基石是對員工個性的尊重和對員工能力真誠、堅定的信任。只有相信、尊重個人，尊重員工，才能夠激發員工的能動性。人都有追求自尊與心理滿足的需要，因此，良好的企業文化必將體現為企業成員心理的和諧。

每個員工都有他的重要性，因此一定要尊重每個人的重要性，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在一起很好地合作做事情，才會與員工之間有著良好的互動。如果有一方被輕視了，那雙方的溝通就不會有好結果。

尊重員工有利于在迎接激烈人才爭奪戰中，留住人才，避免高素質人才被競爭對手挖走。對于高級知識分子來說，他們追求的成功不是擁有多少金錢或多大的權力，而是一種生命的和諧。

因此，泉州電信把尊重自己的員工放在首要的位置，形成了關心和尊重個人及承認個人成就的傳統，泉州電信相信，只要給員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并相信、尊重他們，他們就能做好工作。泉州電信尊重員工的個性，排除心理障礙，創造了良好的心理環境，營造了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融洽文化氣氛，以體現對員工的尊重。并把尊重個人、依賴員工貫徹于整個的經營過程，局長辦公室敞開大門，一般員工都可以入內商談。在人際關系上，特別是領導與員工關系上重視和諧、團結。局長常常以下層意見為是，只有在部屬發生困難時，才親自出馬。他認為公司繁榮時期，主持者應默默坐著，不要干預公司工作。如果機構遇到了困難，主持者便應親自指揮一切。"以充分發揮各級組織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同時，企業的成功取決于把職工的積極性和才干與企業的目標結合起來，因此，泉州電信尊重員工自我價值的實現，將企業的發展目標和個人的發展目標相結合，使員工在實現企業目標的同時也實現個人的自我價值，從而構造企業與員工的命運共同體，達到企業與員工共同成長的目的。

（二）止于至善

追求卓越：追求最高的成就，追求最好。任何一個企業組織的失敗在于最高管理層缺乏鮮明的遠景規劃和使命感。作為一個整體，企業組織必須要有清晰的遠景目標并為這一目標奮勇前進。有了明確的遠景目標，就可以根據這個目標來評價每一位員工的業績表現。"激勵等于遠景"。一個相當振奮人心的遠景，讓員工們非常樂意有機會參與實現這樣一個使命，這個遠景比金錢的作用更大。

當前，中國電信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1997年2月簽訂的全球基礎電信協議為全球電信市場的自由競爭創造了條件，開放的電信市場將面臨著更為激烈的競爭，同時也意味著企業必須提高質量和服務的意識。據稱，未來幾年內協議的直接結果將導致國際長途電話的價格下降80%以上。英國《經濟學家》早在1995年就指出，"到21世紀中，只能剩下極少數幾家真正大型的全球性企業。絕大多數原來一國一個的電訊企業都要關門或干別的去。眼下，則是富裕國家搶占全球市場份額的時候"。中國的信息產業怎么發展？這是擺在電信企業每一個員工面前十分嚴峻的問題。因此，泉州電信應把企業發展的目標定位在質量世界一流，工作精益求精，盡快與國際接軌。

具有前瞻性的企業對于企業文化、企業形象建設的整體運作必然是自覺的、高度重視的。泉州電信理念導入和定位建立在追求世界通信產業一流水平基礎上，以此來激勵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所有的管理者和員工都以自強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向人的極限、管理的極限挑戰，把挑戰極限作為企業最根本的生存觀和發展觀。

（三）誠信不渝

做事情一定要非常正直，不可以欺騙用戶，也不可以欺騙員工，不能做不道德的事，企業是否遵從這一之"道"將是企業成敗的關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目標應始終圍繞"顧客"這一中心做文章，也就是說企業應使其提供的產品或勞務讓顧客滿意。

現代企業對"顧客"的概念已有延伸，分為內部顧客（企業員工）和外部顧客（用戶）。企業管理所表現出來的成果應使企業的內外顧客都感到滿意。從而，泉州電信提倡人本管理思想，企業管理以人為中心，尊重人、關心人，調動人的積極性，依靠全體員工發展企業。

泉州電信強調誠實、尊重、信任、公正的價值觀，在與用戶、員工、供應商、政府及社會大眾的交往中，保持誠信的最高道德標準，樹立企業的信譽，遵守"信義無價"、"不輕諾、不寡信"的原則，向用戶、員工承諾的，就一定做到。

（四）團隊共建

公司的成功是靠大家的力量完成，并不是靠某個個人的力量來完成。泉州人"心地率直，有組織合作的心情，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安全感，事業的進展方法非常健全……"這為泉州電信企業文化的團隊共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團隊生產的意義在于多項投入在一起合作生產得出的產出要大于各項投入在分別生產的產出之和，即實現1+1？2的功能。經濟學指出，如通過團隊生產所獲得的產出大于各隊員分別生產的產出和加上組織和約束團隊成員的成本，就會使用團隊生產。以合作性生產為基礎形成的"團隊精神"與忠誠是企業家實行團隊生產，達到高于隊員單獨生產的產出的優勢而誕生的根本保證，從而由生產的制度結構層面科學地揭示出了團隊意識、團隊文化、以及企業共同價值賴以生成的內在機制。經濟學家指出："公司和商業企業都試圖灌輸一種忠誠精神……它促進了雇員潛在的生產與閑暇的替代率更加接近，并能使每個隊員實現一個文明的境況"，"當然，要創造一種經濟的團隊的忠誠精神是很困難的，它可能要鼓吹道德行為準則"。團隊精神對于團隊生產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須有意識去培養，有意識地用道德手段去灌輸。可見，企業文化作為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的一種"團隊精神"，是企業賴以成長的豐厚土壤。他能有效制約生產中的偷懶問題等道德風險，實現"團隊生產"、"聯合勞動"的高效率。

不僅要培養企業內部員工的團隊精神，另一方面要尋求企業、客戶之間的協同合作。信息系統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兼執行總裁N. R. Narayana Murthy（默迪）的客戶中有60多家是美國《財富》（Fortune）雜志評選出的世界五百強企業。默迪"幾乎完全"同意詹姆斯的采訪對象們所表達的觀點。他認為，有必要用企業生態觀來取代軍事觀。"今天，沒有一家企業能單槍匹馬創造未來。你必須尋找協同競爭（coopetition）的領域，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 印度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Services and Company（編者譯：國家軟件服務行業協會）讓競爭對手們坐在一起，共同討論如何去刺激國內需求、增加出口等共同關心的問題。

在中國電信企業，在這方面具有一種優勢，因為通信企業在本質上有助于培養合作精神、發展共生關系。 泉州電信從推動整個信息產業發展的高度，處理好與其他電信運營商的關系，把他們當作重要的服務對象，既與之公平發展，又與之公平有序競爭，又為他們提供優質服務，聯合求發展，聯合求雙贏。抓住社會反映強烈的服務熱點、難點問題，自覺接受社會監督，真誠改善服務。

（五）漸進創新

相信不斷的創新，做事情要有一定的靈活性。要善于學習，博采眾長，在引進、吸收國內外一切先進的經營管理理論、體系和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勇于創新，創造出具有自我特色的一流管理，一流技術。中國企業的企業文化應提倡創新，但是必須明確的是，中國企業需要的漸進創新。漸進創新是在他人的成果上進行創新，有參照物，有后發優勢。

華為是中國目前最成功的通訊設備公司之一，其最被人看重的成果之一是它已是我國通訊產品集成電路開發能力最強的企業之一。其成績是如何得來的？華為任正非總裁的說法是，99%是別人的，只有一點是創新。

無獨有偶，聯想也有一句話，就是"90%的繼承，10%的創新"。聯想的各種創新，從技術到經營管理制度，從某中意義上都是以"引進"為基礎的。正是漸進創新，成就了聯想的事業。

在電信行業，技術、客戶的業務經營和嗜好都在迅速變化。員工隊伍來自不同的文化背影，面對的客戶也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因此，泉州電信具備靈活性和適應性，保持一種心態能夠接受變化，成功地應變。

同時，泉州電信致力于服務創新。生產和服務是連為一體的，生產出好的產品，還需要優良的服務才能獲得消費者的稱贊與依賴。商業文化學、企業文化學提出"服務增值"的概念是值得企業在實施品牌戰略過程中重視的。因為同樣質量的產品，可以因服務得好而增值，也可以因服務得不好而減值，客戶面對質量相差無幾的大宗產品，選擇的往往是服務。因此，泉州電信在品牌戰略中，面對客戶挑剔的心理，在服務方法、手段和策略上要不斷注入科技、文化和情感含量，使服務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特色不斷創新，并與客戶產生情感上的共鳴，以此來增加品牌的附加值和競爭力。

三、企業文化內化到員工的行為中

文化是人的主觀意識對客觀存在的一種反映。企業文化是凝聚企業員工歸屬感、積極性和創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論。同時，它又是以企業規章制度和物質現象為載體的一種經濟文化。正因為企業文化的內涵包含企業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構建企業文化對于管理者來說很重要，它可以把管理者的管理理念逐步滲透到全體員工中間，企業文化的形成不是把企業文化掛在墻上，或對其進行炫耀，而是讓每一個員工能深信自己的文化會成功，并把它內化到員工的行為中，從而引導全體員工主動去實現企業目標，促進企業的發展。

（一）營造可信的文化氛圍

公司不同，文化也不同。但不管你這家企業文化是軟性的、還是硬性的，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你的員工相信不相信你企業文化的價值觀，重要的是你的企業文化能否凝聚你的員工的向心力。如果企業所有的人都相信你的企業文化，你企業文化的力量就會很大，對人的約束力也就會很大。你的企業文化使員工的凝聚力越強、你的公司將來的實力就越大。

如果一家企業沒有可信的文化氛圍，正如一個人沒有思想中心，會很難獲得成功。因此，泉州電信把企業文化內化到員工的行為中，營造了一個濃厚的、可信的企業文化氛圍。

在構建企業文化的過程中，針對泉州電信員工進行一次市場問卷調查，以此對文化現狀進行投石問路。調查的內容主要包括：泉州電信的優勢是什么？目前有哪些方面最迫切需要提高和改善？未來5-10年中，集團應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企業？企業應具備什么樣的經營理念？在工作上是否受人尊重？所在的部門領導對員工的評定是否有一套標準？平時了解企業各類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現在企業內部活動（包括員工教育訓練和業余文化生活）足夠了嗎？您對塑造泉州電信企業文化有何建議？等系列內容。

（二） 營造人人平等的環境

泉州電信的領導層不是婆婆媽媽地告訴員工們應該做些什么，而只是提供一種企業文化的環境，這種環境可以鼓勵員工實現自己的愿望，同時又能滿足企業的需要，同時對待員工像同僚而不是下屬，從而承認員工的價值。

企業是一個共有體，共存共榮，目的是讓每個員工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了營造一個使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是公司大家庭中的一員的環境，泉州電信為員工提供一個幽雅的生活、休息和娛樂的環境和一個校園般的工作環境。一個公司的主要財富是員工，這些財富每天下班時身體和心理上都非常累了，公司的責任就是要確保他們第二天上班時保持高昂的情緒和充沛的精力。

泉州電信的領導認為管理是一種服務，而不是控制。一般人總以為領導的工作是指揮和管住員工，其實，領導應該只是確定方向，以便讓員工自由地完成工作。特別對我們電信這種服務性企業來說，授權賦能是成功的關鍵。在泉州電信，員工被視為領導的同仁，員工可自主做出相關決策，以取得客戶和員工的最大滿意度。

（三）營造平等競爭的環境

泉州電信向員工灌輸市場經濟的競爭觀念，樹立不斷上進的意識，樹立適應市場經濟"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品質和信譽是企業的生命"的新觀念。使員工們把自己的生存與企業的生存結合起來，從而有一種永不滿足現狀、不斷求上進的意識。

實施"以人為本"的管理，不斷致力于建立一個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工作環境，充分發揮每個員工的個性和特長。同時，要切實關心員工的生活，注重從增進交流與溝通，理順人心人手，逐步形成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凝聚人、培養人、發揮人的積極性的良好氛圍。在這種氛圍下，泉州電信員工的主人翁精神和責任感得到了充分發揮。

（四）營造具有創新精神的經營環境

以理想為動力，而不是以恐懼作動力。這種文化氛圍能夠激發人們的技術創新和積極樂觀的情緒。在企業管理中，傳統的組織模式是建立在管理人員的權威性基礎上的，這種管理模式主張：只有將員工變成像他們管理的資產一樣可以進行預測和控制后，企業管理才是成功的。家長式管理在我國企業管理中普遍存在，奉行上述管理模式的企業也是俯拾皆是。然而實踐證明，在選擇這種管理模式的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注重員工對企業管理的一致性和服從性，不會倡導員工的個人創新意識和能動精神，也不會鼓勵員工去承擔風險，久而久之，企業就會陷入一種死氣沉沉的管理狀態中。這時，有才能的員工往往倍受壓抑和排擠，他們的才能和專業技能也受到限制；基層管理者失去了尋求企業發展機遇或創造新設想的激情與動力，他們不關心會發生哪些問題和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做完必須要做的活。現代企業正面臨著一種新的競爭環境--不間斷地變革和高度不確定性。企業一旦陷入死氣沉沉的管理狀態，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自然會逐步走向死亡。

泉州電信創造了一種能夠激發普通員工建功立業的組織環境。泉州電信的管理不是把精力集中在控制新結構和體制所擁有的權利，而是集中于充分挖掘每個員工的潛力，在管理上從三方面著手，營造了一個具有創新精神的經營環境，以此來激發基層員工的能動性。

第一，培養員工的主人翁意識。激發員工的能動性，需要每一位員工對自己的工作有主人翁意識。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凝聚力首先要給員工當家作主的感覺，這樣員工才有自我表現的動力，較小的組織單位比較大的組織單位更容易做到這一點，因此，公司的領導者需要重新認識組織原理，用一種更小的經營單位來替換以事業部形式為基礎的現代公司管理模式。

第二，培養員工的自律性。在培養員工主人翁意識的同時，要相應培養其很強的自律意識，在有高度自律性的組織中，員工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組織中建立這種自律觀念最有效的辦法是：建立明確的績效標準和民主化的信息交流體系，以及形成一種建立在同事之間的相互可比性基礎上的自我挑戰環境。

第三，營造對員工有利的企業環境。管理層需要一種支持性的企業文化，以體現對員工的尊重，這種文化是開放型的，不但能接納來自基層的質疑，還要容忍他們的失敗和挫折，使員工建立起承擔風險的意愿和能力。只有在這種環境中，員工才能真正變得自信和自強，從而有所創造和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