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保險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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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簡要分析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融合的大背景，結合國際商保社保融合的成功案例，通過對宜春市城鎮居民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分析，總結出宜春市大病醫療保險的優缺點及可行性，提出我國在大力發展商保社保融合過程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融合發展是指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充分發揮商業保險的補充作用。
社會保險是在傳統商業保險的基礎上，在近代特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下在歐洲出臺的。隨著勞動者階層的壯大，社會保險的規模、范圍日益壯大，在各國都成為重要的保險保障組成部分，與商業保險形成競爭的局面。但是，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存在共性、競爭性同時還存在很多互補性。社會保險是政府舉辦的，由社會集中建立基金。社會保險為勞動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這種保障具有低水平、廣覆蓋的性質，并且有一定的保障范圍。商業保險可以提供客戶多層次、特殊的保險需求，而且商業保險具有較成體系的保險原理和技術。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實現融合，便可吸取對方的長處，滿足公民多方面的需求，充分發揮保險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為公民提供充分的經濟保障。使保險保障不僅具有高覆蓋、平民性的特色，還可提供全面的系統的保障，并運行機制、精算技術、投資渠道拓展社會保障空間。國際上，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已呈現出相互融合的趨勢，且日益發展成為社會保障的重要形式。
在我國醫療保險社保商保融合尚未深入發展的時候，宜春市率先提出了大病補充醫療保險費業務，并據此推出了公開招標業務 。
一、宜春市城鎮居民大病補充醫療保險費保險業務
我市城鎮居民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委托商業保障公司承擔的采購招標工作，基本情況如下：
投標報價為：
1.參保保費：城鎮居民醫保大病補充醫療保險；成人居民每人每年繳納 20 元；大中小(含幼兒園)學生及未成年居民每人每年繳納 15 元。
2.理賠限額：超過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基金年度累計支付限額以上符合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支付范圍的費用，年度累計最高賠付限額 6 萬。
3.理賠比例：超過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基金年度累計支付限額以上符合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統籌支付范圍費用賠付比例 75 % 。
參保基本情況：截止2009年12月底，已參保人數為48.33萬人，其中成年人25.24萬人；未成年人23.09萬人，總保費約850萬元，目標參保人數約76萬人。
參保范圍：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參保對象為已參加宜春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居民和大中小(含幼兒園)學生。參保居民和大中小(含幼兒園)學生在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同時，必須參加大病醫療補充保險。大病補充醫療保險賠付范圍按江西省勞動保障部門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基本醫療保險診療項目》和《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服務設施支付標準》三大目錄執行。
二、宜春市大病醫療保險的優越性
首先，商業保險公司能夠通過優質低價的醫療服務和方便快捷的補償支付方式參與大病補充醫療保險，既有利于解決廣大群眾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維護公共醫療的公平性，又有利于將商業保險的風險管控技術運用到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加強了效率性。保險公司與醫療服務機構通過簽訂盈虧分擔協議，雙方按照約定的賠付比例分享經營結果，有利于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費用控制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保證其可持續健康發展。保險公司也可以專業化優勢，為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科學化管理提供技術平臺。
同時，政府方面，有利于轉變職能，降低成本。政府通過把大病補充醫療保險的業務管理職能委托專業保險公司落實，由保險公司承擔具體的經辦工作，可以實現監督管理與具體降班相分離，政府得以從繁瑣的事務性和技術性工作中解脫，集中精力專攻政策的制定與監督管理工作，充分發揮政府的行政公信力，做好基金征繳管理工作。
此外，對整個市場而言，有助于的抗風險能力。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一種風險經濟，對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經濟風險，可以通過在社會保障則中社會化的方式噩耗政府行為來給予解決。然而政府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風險都納入到自己的職能范圍中，在此情況下，商保的存在就可以解決政府職能所不能覆蓋的層面，把社保意外的風險，給予保障，這樣有助于增強市場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三、宜春市大病醫療保險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我國尚未出臺有關的專門法律法規，商業保險公司、參保居民、政府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不明確，不利于其相互之間義務關系的合理確定，同時也使得商業保險公司在參與過程中存在一定的政策風險，降低商業保險公司的積極性。
其次，保險公司參與大病補充醫療保險仍缺乏經驗和動力。保險公司涉及社會保障的業務較少，如何管理日益龐大的保費收入無疑是個嚴峻的問題，加上大病補充醫療保險具有的公益性和低保費收入，保險公司缺乏足夠的動力。
顯然，社會保障對國家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采取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進行融合，以減輕對國家財政的壓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社會保障仍然欠缺廣度和深度，在運行機制和效率方面還相當不到位。于此同時，我國又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所以怎樣更快更好地發展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目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之一。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如今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正在逐漸走出舊模式，開始進行新的探索。
越來越多的地區嘗試著將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進行融合，并且很多合作案例都進行地比較成功，“湛江模式”就是由此產生的一個典型。但是，在這種探索發展的過程當中，必定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之處。
四、政府仍然要在社會保險的管理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管理者，政府在社會保險中的重要職責是天然具有的。盡管政府委托商業保險公司社會保險的運作，并不代表政府可以做一個“甩手掌柜”。如果地方政府將自己的管理權力和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全數轉交給了商業保險公司，這對于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的融合發展是相當不利的。作為商業保險公司，其主要經營目的就是盈利，而社會保險是以促進社會公平、增加社會福利為目的，因此，如果完全將管理權交給商業保險公司，極可能使社會保險功能弱化，社會保險被商業化趨同于商業保險。
明確管理權力和責任。在合同制定時，雙方的管理權力和責任沒有明確，可能在以后的合作中，雙方管理權限交叉，最后導致使管理缺乏效率。同時，在出現問題的時候，也可能導致雙方相互推卸責任。
構建共有的信息平臺，合理簡化辦理手續。在委托經營模式下，社會保險由政府和商業保險公司共同進行管理。因此，雙方信息應當是一致透明的，這是提高社會保險運作效率的基本。原本將社會保險委托商保公司運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提高管理和運作效率，但如果雙方溝通信息不充分，反而會降低效率。
從被保險人的角度來講，如果政府和保險公司不能有效地溝通協調，那么一旦遇到需要報銷醫藥費，被保險人可能面臨醫院、社保部門、保險公司三頭跑的境況，大大加大了被保險人的負擔，這也是有些人反對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們認為，在共同管理下，雙方應當構建一個共有的信息平臺，保證社保部門和商保公司都具有充分足夠的信息，并且合理簡化社保辦理手續，降低被保險人、政府以及保險公司各方的負擔。
參考文獻：
[1]宜春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市級統籌實施方案.
第2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中有共付制度的安排,為了能夠有效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本文在spss的平臺上分析研究發現,共付制度能夠有效節約醫療費用,不同的成本分擔水平能夠不同程度地節約醫療費用。共付制度能同時減少必需與非必需的醫療需求,且具有穩定性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中的共付機制對居民的健康狀況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還應考慮到年齡和性別等因素。
我國在醫療保險領域引進共付制度是為了解決民眾“看病貴,看病難”的困難的。共付制度的建立,既可以解決這個難題,又可以有效控制醫療服務費用,可謂一舉兩得。而共付制度,又稱成本分擔制,即要求患者在就醫時需要自付一定比例的費用,其效用的大小,則要看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否具有價格彈性,正如經濟學所述,彈性越大,共付制度的效用越大。但是,如果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剛性的,即彈性很小,那么共付制度則產生不了預期的效果。本文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城鎮住戶收入、消費與就業調查數據1999》數據庫初步分析了社會醫療保險、共付水平和居民健康之間的關系。
一、共付制度到底能節約多少醫療費用
在數據庫中區分了不同醫療保障的方式,共分為五種,即國家或單位的公費醫療、大病統籌醫療、自費購買商業醫療保險、自負醫療費和其他。這五種方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成本分擔水平,從公費醫療到自負醫療費,個人分擔水平逐漸提高。
健康人群中,屬于國家或單位的公費醫療的平均醫療費用為811.9365元。由于大病統籌的特殊性,大病發生的醫療費用一般都比較高,因此不適合參加比較。自費購買商業醫療保險人群的醫療平均費用為602.4078元,比公費醫療下降了209.5572元。而自負醫療費人群的醫療平均費用則進一步下降,僅為319.6040元,比公費醫療下降了492.3325元,是公費醫療的一半不到。
在非健康的情況下,自負醫療費用人群的平均醫療費用(1,651.9307元)依然比國家或單位的公費醫療人群的平均醫療費用(4,282.5085元)少很多,僅為1/3左右。
可以看出,不同的成本分擔水平對醫療費用支出有顯著影響,個人分擔水平越高,醫療費用支出越少。因此,共付制度能有效節約醫療費用,不同成本分擔水平能夠不同程度地節約醫療費用。
二、共付制度會不會影響到患者的健康狀況以及是不是影響居民健康的唯一因素
我們通過數據庫初步分析了社保、共付水平和居民健康的關系,主要是運用spss進行定性分析,以探求社會保險和居民健康的關系。首先建立了一個binary logistic回歸模型,自變量為城鎮居民的健康狀況,協變量為醫療保障情況,樣本量為13570。
從結果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自費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的居民和自負醫療費的居民的不健康概率分別是公費醫療居民的1.313倍和3.378倍。
我們再考查一下居民健康狀況和年齡、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收入的關系。由模型所得變量值可得不健康概率指數z=-6.136+0.063*醫療保障+0.064*年齡+0.292*性別-0.019*婚姻狀況+0.176*教育程度,概率公式prob(z)=1/(1+exp(-z))。
可以預測,一個50歲的參加公費醫療的已婚大學學歷男性不健康的概率為0.059524<0.5,由此可認為事件發生概率很小;同比,一個自負醫療費的50歲已婚大學學歷男性不健康概率為0.066982,女性的概率為0.087704。
一個自負醫療費的40歲已婚大學學歷男性不健康概率為0.036474,女性為0.048246,而一個參加公費醫療的40歲男性不健康概率為0.042778。
一個自負醫療費的60歲已婚大學學歷男性不健康概率為0.119834,女性為0.154204,而同樣條件下,參加公費醫療的女性概率為0.138477。
可見,社會醫療保險能夠有效改善居民健康狀況,但是這并不是唯一的影響健康的因素,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教育程度等都能明顯地影響健康狀況,因此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制定一個合理的共付比率水平。
三、結論
通過本次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共付制度能夠有效地節約醫療費用,不同共付水平能夠不同程度地節約醫療費用。
2、雖然共付制度能夠顯著影響居民健康和醫療費用,但是在制定共付水平時,還應該綜合考慮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以求公平、合理。
因此,在設計共付制度的成本分擔水平時,應該針對不同人群制定不同的成本分擔率,以達到不對任何一個人群的健康產生負影響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1]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第3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補償模式直接影響農民的受益率，因而是新農合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通過對甘肅省新農合運行的分析，提出完善新農合補償模式，應采取以下對策措施:選擇適宜的補償模式類型;突出補償方案設計的重點環節;將慢性病門診費用納入大病統籌;加大對特殊群體的醫療救助力度;加強基層衛生機構能力建設;強化對基金的監管;合理制定補償比例;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合)的目的是為了減輕農民因疾病帶來的經濟負擔，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和改善農民健康狀況，進一步提升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由于新農合補償模式規定了如何補償參合農民發生的醫療費用，決定著基金的支出方式、水平及使用方向，直接影響到參合農民的受益率，因此，采取什么樣的補償模式是新農合制度建設中函待解決的核心問題。
一、新農合的補償模式
(一)文獻綜述
由于新農合的籌資額度有限，擴大受益面與最大限度增加抗風險能力的矛盾始終是新農合制度運行過程中難以解決的矛盾。如果既保大病又保小病，既保住院又保門診，則合作醫療基金面臨的壓力較大。如何在有限的籌資額度與擴大受益面之間進行權衡，確實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從文獻分析來看，補償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大病”與“保小病”的探討，贊同“以保大病為主，兼顧保小病”。胡善聯認為如果基金僅用于補助大額醫療費用及住院醫療費用，會導致受益面小，影響未受益的農戶繼續參加的積極性;如果不兼顧保小病，農民可能會因小病延誤治療而拖成大病;如果只保大病，會導致資金向醫療傾斜，預防保健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的地位降低并影響資源配置。紀愛卿認為如果只補償住院醫藥費，會導致大量的造假住院材料及引發農民小病大治，增加監管難度，浪費衛生資源。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堅持“保大病”，“保大病又保小病”不可行。新農合制度規定以大病統籌為主，大病沖擊對于農戶的影響是長期的、嚴重的，應重點保障大病風險，保小病影響統籌基金抗大病風險的能力，應改變參保者“人人受益”的傳統觀念。譚湘渝、樊國昌認為由于小病和門診發生概率極高，是住院率的幾十倍，有限的工作人員根本無法監控數以萬計的門診報銷病例，并且基層衛生所、鄉衛生院管理缺乏規范，只能對衛生院和農民出于各自利益合謀套取新農合資金的造假等行為放任自流。
(二)目前新農合存在的補償模式
1.風險型補償模式
風險型補償模式在實踐中分為單純大病補償和住院與門診大病補償兩種模式(統稱大病補償模式)。單純大病住院補償模式將新農合的全部或絕大部分資金用于補償住院大病。其優點是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對防止“因病致貧”具有一定的作用，管理也比較簡單;其缺點是人群受益面窄，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需要進一步探索。住院與門診大病補償模式除了補償大病住院的病人外，還將部分慢性門診病人納人補償范疇。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鼓勵慢性病人平時的保健治療，盡量減少這部分病人的并發癥發生率，從而減少其可能因為住院而發生的醫療費用。該模式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對慢性病種、病人的診斷的界定要嚴格監控，以免帶來新農合資金透支風險。
2.福利風險型補償模式
福利風險型模式在甘肅省實踐中分為“住院統籌+門診統籌”模式和“住院統籌+門診家庭賬戶”模式兩種。“住院和門診統籌模式”意味著將補償基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補償住院，另一部分用于補償門診小病。對于門診補償資金也按照住院資金一樣實行統籌，門診補償制度也參照住院補償制度設立補償比例和封頂線。對住院和門診大病補償而言，門診統籌模式擴大了受益面，提高了參合率，鼓勵及時就醫，提高門診利用率;缺點是在按比例報銷時手續較麻煩，管理成本相對較高，門診基金有透支的風險。在“住院統籌十門診家庭賬戶”模式中，門診家庭賬戶是將家庭成員個人繳納的參加合作醫療的基金集中起來，以戶為單位建立起一個家庭成員共享的儲蓄賬戶，可用于支付門診醫療費用。該賬戶可用于該家庭任何家庭成員的門診消費，賬戶當年的節余可以積累起來用于下一年度的門診消費，但不能作為次年的參合費用，超出賬戶的門診費用則由農戶個人支付。這種模式的優點是易于動員農民參加，能控制門診費用的支出，建立農民健康儲蓄的觀念;缺點是帶來合作醫療門診資金的沉淀，不能充分發揮統籌基金互助共濟的作用。
二、甘肅省新農合補償模式比較分析
(一)甘肅省實施新農合補償模式的基本情況
甘肅省從2003年在5個縣開展新農合試點以來，到2008年全省87個縣(市、區)都開展了新農合，參加人口達到1869.12萬人，參合率達到93. 2%，比全國高1.7個百分點。籌資標準由2003年的人均30元增加到2008年的人均90元，2008年共籌資16. 84億元，比2007年增加7. 37億元，增長78.15%。其中，中央財政補助7. 26億元，省財政補助5. 61億元，市(州)財政補助0. 72億元，縣(區)財政補助1.15億元，農民個人繳費2億元。
甘肅省在實施新農合制度過程中，堅持以大病統籌為主，逐步規范統籌模式和提高住院補償標準，參合農民受益面進一步擴大，受益水平不斷提高。2008年，全省新農合基金支出147804.94萬元，基金使用率為88%，其中住院補償131150.66萬元(其中二次補償4497. 61萬元)，門診補償11857.58萬元，住院正常分娩補償2503. 7萬元，特殊病種大額門診補償1275.02萬元，體檢補償1017. 98萬元。從受益情況看，全年累計補助1033.5萬人次，受益面55.3%，比2007年增加176. 46萬人次，增長21%。其中，住院補償101. 25萬人次，門診補償812.46萬人次，住院正常分娩定額補償8. 72萬人次，特殊病種大額門診補償5.15萬人次，體檢補償105.92萬人次。
從2008年甘肅省開展新農合的87個縣市區來看，有76個縣市區實行福利風險型的補償模式，其中74個實行“住院統籌+家庭賬戶”的補償模式，占開展縣市區數的85.1%，2個實行“住院統籌十門診統籌”的補償模式;11個縣市區沒有設家庭賬戶，實行的是風險型的補償模式，占開展縣市區數的12.6%，其中，有5個縣市區實行的是“住院統籌+門診大病補償”模式，6個縣市區實行的是住院統籌的補償模式。(見表1)
(二)甘肅省不同補償模式的比較分析
1.福利風險型模式的分析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福利風險型即“補大又補小”模式是甘肅省實行的主要補償模式，在實踐中又分為“住院+門診統籌模式”、“住院統籌+門診家庭賬戶”模式兩種。這兩種模式都有各自的優缺點。“住院和門診統籌模式”具有以下優點:一是能夠刺激和鼓勵農民及時就醫，提高門診的利用率，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民將小病拖成大病的風險。由于甘肅省實行這種補償模式的只有兩個縣區(永靖縣和金川區)，并且目前只是試點，因此這一優勢還沒有體現出來。二是減少了農民就醫過程中的逆向選擇行為，可以有效地降低住院率，控制住院費用的不合理增長。三是受益面較大，更加體現了互助共濟的保險意識。
實行“住院統籌+門診家庭賬戶”模式，主要優點有:一是相比住院和門診統籌模式，能夠更好地控制門診費用，降低門診基金透支的風險。以甘肅省為例(見表2)，從表中可以看出住院統籌基金的結余比較低，家庭賬戶基金結余率較高。二是能滿足農民的既得利益，使農民覺得自己出的錢還是花在了自己身上，更容易得到農民的擁護和支持。三是可以形成積累，保證住院補償的水平。
從以上可以看出，福利風險型補償模式設計的初衷是為了以保大病為主，兼顧對小病的補償，但是實踐中難以完全實現保大又保小目標的實現。這主要是因為:首先目前的籌資水平較低，尤其是在甘肅省這樣的欠發達地區，有限的資金根本不足以解決農民所有就醫需求。其次，僅就保大病而言，農民因小病在縣、鄉級醫療機構住院費用低、補償比例高、自付費用少，而因大病在省、市級醫療機構住院費用高、補償比例低、自付費用多。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農合對小病的保障力度大，對大病的保障力度差(見表3)。再次，強調“補小”模式會導致更加嚴重的道德風險。相對而言，大病和住院發生概率很小，而且住院門檻較高，套取新農合資金的難度相對較大。但如果將小病和門診也納人報銷范圍，勢必加大新農合管理機構的監管難度，有可能出現衛生院和農民出于各自利益合謀套取新農合資金的情況。最后，新農合基金結余水平不平衡，增加了基金運行的風險。這種不平衡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同縣市區之間的結余水平不平衡，從而整體上不能有效地發揮新農合基金的作用。二是住院統籌基金的結余與家庭賬戶基金的結余水平不平衡，家庭賬戶基金大量結余，不僅影響了農民就醫狀況的改善，也影響了制度的吸引力和群眾參保的積極性。
2.風險型大病補償模式的分析
(1)風險型大病補償優勢分析
①大病補償模式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傳統合作醫療的目的是解決小病，而新農合是為了解決“大病”，幫助農民抵御大病風險，緩解農民看病貴問題。大病對于甘肅省農戶的經濟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大病治療直接對農戶形成較大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大病對于農戶的人力資本造成影響，對于農戶的長期收人與消費甚至于家庭會產生影響。因此，住院或大病是造成農戶貧困的主要原因，解決了大病問題，也就解決了很大一部分農戶的貧困問題。
②大病補償模式符合新農合初始階段的適度保障原則。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具有長期性和不平衡性，特別像甘肅這樣的欠發達地區，推進新農合就要選擇合適的發展規劃和合適的補償模式，從而循序漸進地推進，以保持保障適度的程度。當前新農合的補償目標確定為補大為主的模式，這比較符合當前甘肅省農民的實際情況:農民的收人水平對于一般的頭痛發燒等小病有能力自己應付。保障原則要求在設定補償政策時應力求科學合理，尤其是對最低起付線和最高封頂線的確定，應充分考慮當地農民的實際情況。
③與補小相比，補大的工作量小，易于管理和監控。大病補償不需要專門人員去管理家庭賬戶，并且住院人數比門診要少得多，因此更易于管理。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基層財政緊張，大病補償更容易集中管理，成本更低。
(2)大病補償劣勢分析
大病統籌保障模式的設計初衷應當說是符合農民醫療保障實際需求的，但這種制度設計在甘肅實施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①“補大病”會產生“逆向選擇”的問題。即身體較差以至于有病的人急于參加，而健康的人則不愿參加，即使參加了也可能會由于沒有受益而選擇退出，從而會導致留在新農合系統里面的都是疾病風險較高的人群，而較高的疾病風險必然帶來更高額的保險賠付，最終將使并不多的新農合基金人不敷出，農民的受益面窄，只有少數大病或住院患者受益。
②經濟條件越差的農民受益面反而越窄。因為甘肅省經濟條件較差，住院費用對他們的影響更大，一般農牧民不愿住院，即使住院也由于無力支付較高的費用而提早出院，從而報銷金額也更小。
③大病補償的做法還會降低醫療效率，影響農民的就醫行為。如果只保大病，農民的行為就會變成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再去治療，一方面增加了合作醫療基金的醫療費支出，另一方面也由于忽視預防措施而不利于真正改善農民的健康狀況，與建立合作醫療制度的最終目標背道而馳。 轉貼于 ④保障目標定位為保大病，事實上放棄了對大多數人基本醫療需求的保障責任，也不可能獲得良好的投人績效。在農村的現實生活中，真正影響農村居民整體健康水平的是常見病和多發病。如甘肅省河西地區是高血壓的高發區，許多農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為“小病無錢治而扛成大病”的，從衛生投人績效看，對大病的干預所獲得的健康效果遠不如對常見病和多發病的及時干預。目前河西地區一些縣市建立健康檔案，并且對生活方式進行干預，效果顯著。
⑤易導致重治療輕預防的傾向。在大病為主的補償模式下，一方面預防保健人員、預防保健機構運行費用政府不能承擔或不能全額承擔，預防保健工作雖能帶來較大的社會效益，但是短期內經濟效益不明顯。因此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就可能忽視預防保健工作，導致防保機構地位下降。另一方面，國家和各級政府本著保大病的宗旨，把大部分的衛生資源投入到已經發生的大病重病、大醫院里，而在衛生保健和公共衛生上，則投人相比之下很少。這種相差懸殊的投人比例使大多數人確信大病為主就是“治療為主、預防和小病為輔”，結果是偏離農村衛生工作的總方向。
三、完善新農合補償模式的對策建議
(一)選擇適宜的補償模式類型
模式類型的選擇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當地的經濟狀況，政策規定，農民的意愿，對減輕因病致貧和照顧受益面的優先考慮等等。從前面分析看，“大病統籌”補償面太窄，影響參合農民的長期積極性。從甘肅省大部分縣市區實行的“住院統籌+家庭賬戶”模式來看，家庭賬戶在設計思路上是提高參合農民的受益面，促進農民參合，但總體上補償的水平還是比較低，尤其現在新農合已經進人全面開展階段，家庭賬戶不過是停留在新農合初級階段吸引農民參合的權宜之計。鑒于此，應進一步完善“大病統籌十門診統籌”模式，因為從長遠來看，這種模式比“住院統籌+家庭賬戶”模式更有利于新農合的可持續發展。完善這種模式，需要進一步解決好“大病”界定、村衛生室的生存、基層醫療機構的有效監管、門診統籌補償比例的確定等問題。
(二)突出補償方案設計的重點環節
首先是合理劃分基金，將盡可能多的資金劃入“基本醫療補償金”。隨著籌資水平增加，應提高住院補償的水平，尤其是提高縣級以上醫療機構的補償比例。其次是科學地設定起付線、補償比及封頂線。起付線、補償比的作用主要是調節病人的過度醫療行為，用經濟杠桿調節病人盡可能首先在基層就醫。一般來說不宜采用零起付的方式，否則可能會出現門診轉移為住院的現象。最好采用梯級起付的方式，即醫療機構級別越高，起付線越高。其次應使起付線盡可能地低，即盡量使住院者都能有機會得到補償。封頂線的設定要避免過多的超大額費用占用新農合基金的太大比例。三是補償方案測算應向精細的模型化方式轉變。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采用計算機來收集和分析信息，各地都記錄了越來越多的個人信息，這樣就有條件改變目前的簡單測算方式，轉而采用模型化的精算方法來測算補償方案。
(三)將慢性病門診費用納入大病統籌
目前，慢性病已成為農村居民最常見疾病，慢性病的危害和疾病經濟負擔也已成為新農合方案完善的重要內容之一。現實中，患有慢性疾病的農民通常的就醫特點是:一般不需要住院治療，一次的門診費用也不會太高，但是慢性病的累計門診費用卻很高，最終有可能成為農民重要的疾病經濟負擔。新農合制度重點關注大病保險的原則，在各地方具體運作過程中，往往把住院治療確定為大病，實際上應該包括長期在門診或家庭中治療的慢性病。慢性病門診費用納人大病統籌基金管理，首先要明確納人的程序和方法，通過測算慢性病基金分攤比例和基金額度，確定門診費用人均累計起付線和封頂線。其次是建立規范、完善的制度和運行機制。將慢性病門診費用納人大病統籌后，最明顯的特點是增加了合作醫療基金管理的工作量和管理的科學性要求。在實施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基線測算的科學性，提高操作的科學性和規范性。三是加強并完善相關制度。慢性病門診費用的管理需要服務機構的密切配合。慢性病門診費用一般由村衛生室或鄉鎮衛生院定點醫療機構提供，基金管理部門要制定一套對醫療機構的監督和評價機制，以有效控制費用和質量。
(四)加大對特殊群體的醫療救助力度
調整新農合補償模式可以提高公平性，但無法解決低收人群體的全部醫療保障問題，畢竟現階段的新農合是共付醫療保險，其規則是針對全部參合農民的。解決低收人群體醫療保障問題，要發揮農村醫療救助制度的作用。實踐表明，雖然貧困人口名義上參加了新農合，但還是無力承擔起付線以下、封頂線以上和按比例補償后的個人承擔部分，享受不到合作醫療的補助。因此，除了利用救助資金為困難群體代繳參合費用，還應當由政府直接為貧困農民購買一定的醫療服務，保證他們真正得到最基本的衛生服務。患大病住院的農民由于住院總費用高，導致個人負擔加重，因病致貧的可能性很大，對這一部分特殊群體要加大救助力度。在充分掌握救助對象信息基礎上，改變事后救助的方式，先用救助資金墊付部分醫藥費，緩解因大病致貧的現象。
(五)加強基層衛生機構能力建設
目前，鄉鎮衛生院在各級醫療機構中有著最高的補償比和最低的平均住院費用，因此加強鄉鎮衛生院能力建設，引導農村病人到基層衛生機構看病不失為一種雙贏措施。病人就醫的目的是為了治好疾病，在選擇就診地點時，大多首先會考慮什么醫療機構有能力治療好這種疾病，再接著考慮所需花費和方便程度。選擇在基層衛生機構看病，一方面由于醫療費用降低、報銷比例較高，使得患病農民可以得到較大補償;另一方面由于醫藥費用較低，可以緩解新農合統籌基金的壓力。因此，完善新農合制度，必須同步建設基層衛生服務機構，提高基層衛生技術人員的服務能力，使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具有提供適應農村居民就醫需求的能力。
(六)強化對基金的監管
新農合補償是新農合鏈條中最敏感的環節，嚴格執行補償方案的規定，減少不確定風險，是保證補償順利實施的關鍵。因此，補償環節減少和消除管理方及提供方的不規范行為，有利于提升政府在新農合管理中的公信力。要明確監管主體和監管對象，建立包括政府在內的紀律監察、審計監督及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監督、主管部門對管轄機構的監督以及外部的參合農民和社會各界的監督在內的監督網絡。建立健全各種監管制度，發揮制度對行為的約束力，增大監管對象的違規成本。充分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吸收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或其他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集體經濟組織等參與新農合監督。
第4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養老保險水平,合作醫療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1中國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評估
參照穆懷中教授測算社會保障水平的模型，得出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的計算公式，以代表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代表農村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代表農業GDP的值，代表一次分配中農民勞動所得。則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的計算公式為:（1-1）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Hr取0.75。其中為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農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稱為農民社會保障負擔系數；為農村居民收入占農業GDP比例，稱勞動生產要素分配系數。以農村現有的社會保障項目：社會養老保險、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之和來確定農村社會保障適度水平。以分別代表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支出、合作醫療支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社會福利支出各自占農民勞動收入的比例。則由可以得到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適度水平值為:（1-2）
1.1養老保險水平評估
給付確定型（DB）養老保險通過事先確定年老后的每月養老金待遇水平，在根據享受待遇人員的年齡，服務年限等因素，逐年計算參保人的繳費額，即先推導未來給付的精算現值，利用給付分配繳費方法，建立養老保險的繳費模型。
價格P
S
PA
PE
BD
QQ需求量
圖1-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供求均衡情況
由圖1-1可以看出，目前，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已經遠遠大于供給，由市場決定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供求均衡點為E點，均衡供給量為Q,均衡價格為PO。而實際上政府的供給水平只有Q，由此確定的價格為P，高于均衡價格P。其結果導致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價格高于均衡價格，農民為了獲得相同的養老保險水平，不得不多支付(P-P)Q的代價，從而削弱了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以代表領取養老金的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代表每位老年人口每年領取的養老金與其具有勞動能力時每年可獲得的勞動收入的比值(即養老金替代率)，則
（1-3）
為計算方便，取值為老人年人均領取的養老金額與具有勞動能力的農民的人均年純收入的比值。根據統計資料，到2007年底，中國共有5171萬人參加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392萬農村老人領取養老金，養老金支出40億元。同年，農村總人口為72750萬人，則可以得到2007年的的值為:=392/72750=0.54%
由統計資料可得2007年農村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人均年的勞動收入(即不含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內的農村家庭人均收入)為3790元，由此可以得
出:
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水平為。
1.2合作醫療水平評估
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一般分為家庭保險賬戶，大病醫療統籌基金和醫療救助基金三部分，而大病醫療統籌又可以分為醫藥補償費、管理費和風險儲備金。（1-4）其中：表示基金支出，表示醫藥補償費，表示管理費，表示醫療保健賬戶，表示醫療救助資金。管理費和風險儲備金都以基金支出為基礎分別按不同比例計提，即：（1-5）
其中：分別是管理費和風險儲備金的計提比例，是常數。由此，公式可變為（1-6）
可見，醫藥補償費，醫療保健賬戶和醫療救助資金的測算是計算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關鍵。
1.2.1醫藥補償費的測算（采用粗估法）
預測年醫藥費補償費=(門診費用門診補償比+住院費用住院補償比)保險因子增加系數其中：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通過對上一年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醫療費用支出統計數據得到，門診補償比和住院補償比根據往年的時間數據和政策規定進行綜合測算，保險因子反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開展對醫療需求的影響，增加系數反映了醫藥價格水平的變動。增加系數=1+醫藥價格增長率。
1.2.2醫療保健賬戶的測算
醫療保健賬戶主要用于一年內沒有使用合作醫療基金的農民進行一次性常規性的常規性健康體檢，其做法是按照向年內未利用合作醫療基金的農民的醫療保健賬戶中劃撥體檢費用資金。其算法是：醫療保健賬戶=一年內未利用合作醫療基金的人數體檢費用其中：未利用合作醫療基金的人數根據歷史數據估算，體檢費用則按照實際價格和相應的待遇確定。
1.2.3醫療救助資金的測算
醫療救助資金主要用于對補償額已經超過封頂線但仍會造成“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病例的救助。
醫療救助資金=封頂線以上“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病例數人均救助資金。其中：封頂線以上“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病例數和人均救助資金同樣可以根據歷史數據和實際待遇進行估算和確定。
表1-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醫療保險參保人數比較
年份
覆蓋農業人口萬人
實際參加新農合萬人
參合率%
新農合支出億元
參加醫療保險人數萬人
2003
22500
16300
72.6
50.38
7974.9
2004
14229
10700
75.2
75.2
9044.4
2005
23658
17900
75.66
92.83
10021.7
2006
50800
41000
80.66
155.81
11580.3
2007
73000
62926
85.7
第5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保險營銷；SWOT；分析法；優化產品營銷策略
一、引言
貴州省地處中國西部,經濟比較落后,就目前貴州省保險市場來看，貴州省保險市場蘊藏著巨大的潛力。A壽險貴州分公司自2007年開設以來,經過近10年的奮斗,已由年保費不到千萬,發展為現在年達成保費超過2.1億的壽險分公司[2]。本論文通過對其產品營銷調研得出的優化建議，制定出一套適合A壽險貴州分公司個險業務發展的產品營銷策略,為實現公司業務發展、客戶有效開拓提供一些思路及參考。
二、A壽險貴州分公司個險營銷現狀分析
（一）A壽險貴州分公司個險銷售產品營銷現狀
1.A壽險貴州分公司個險銷售產品分類。目前A壽險的產品結構總體是較完善的,涵蓋了理財險（低風險、高收益、分紅型）、意外險（綜合意外、交通意外、旅行意外）、健康險（大病、防癌、住院急診）、人壽及養老險（返本型、定期壽險、年金險）等產品,除了傳統壽險產品外還有新型的萬能、投資連接等產品。2.A壽險貴州分公司各地主險種銷售狀況分析。本部分通過對主力險種的實動率、件均保費兩項指標，來衡量A壽險貴州分公司的產品銷售狀況。第一，主力險種實動率。某險種實動率高,說明銷售某險種的業務員多,通過對不同地區實動率的分析，可以了解不同區域產品銷售是否具有合理性。如下圖2-1：圖2-1為貴州分公司不同區域的主力險種實動率,該險種實動率最高的是貴陽本部,達到43%,銅仁37%,由于該產品屬于中高端產品,其實動率高,保費貢獻就大,而黔西南的實動率為22%，黔南29%，黔東南26%，目前貴州分公司對于中高端品的險種實動率三級機構均普遍低于貴陽本部，從市場環境看,這不僅取決于市場狀況,與產品營銷策略也有很大的關系。第二，件均保費。件均保費是指首年標準保費與承保件數的比值，它反映了銷售人員的展業技能，件均保費高,說明中高端產品銷售較好。圖2-2是2015年A壽險貴州分公司各地市件均保費情況，由上圖可以看出安順地區的件均保費最高，三級機構中六盤水與貴陽本部相差不多，但其他6家支公司件均保費均低于4000元，這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營銷策略組合有直接關系。
三、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完善的產品體系。目前A壽險的產品結構總體是較完善的,涵蓋了理財險（低風險、高收益、分紅型）、意外險（綜合意外、交通意外、旅行意外）、健康險（大病、防癌、住院急診）、人壽及養老險（返本型、定期壽險、年金險）等產品,除了傳統壽險產品外還有新型的萬能、投資連接等產品。
（二）劣勢分析
三級機構弱小，發展不均衡。A壽險貴州分公司共有9個三級機構，但各機構發展步調差異較大，黔南、黔西南等弱體機構貢獻乏力，貢獻度低的背后是其發展速度落后于本部。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在現行保險機制下，人行業準入門檻相對較低，吸引了社會上大量閑散人員到保險公司再就業。由于人員來自社會各階層，素質參差不齊，其收入完全依賴業務提成，導致一部分人為了提高收入，急功近利，誘導、誤導客戶的事件屢有報端，社會影響極壞。
（三）機會分析
外部宏觀經濟政策利好。2014年國務院頒發《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3]，貴州省出臺了“省十條”保險政策促進了貴州保險業的高速發展。2015年貴州省GDP總值達到了1.05萬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增長了10.7%。A壽險貴州分公司作為在貴州壽險市場上征戰多年的老公司,目前市場份額穩居前四,相信憑優秀的經營理念、積極地營銷策略,一定會抓住這前所未有的機遇,努力提升市場份額,實現成為貴州市場上規模最大、品質最優的壽險公司的愿景。
（四）威脅分析
同業競爭。貴州經濟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全面實施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貴州保險市場將會有更多的潛在進入者,壽險市場也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截止2015年底共有12家壽險公司加入貴州壽險市場。而A壽險貴州分公司在這些機構中累積保費市場份額僅為第四，與同業當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平安貴州分公司對比，無論是從銷售隊伍規模還是在人均產能還有保費規模上與其都有很大的差距。
四、A壽險貴州分公司個險營銷策略優化建議
（一）目標市場的細分
A壽險貴州分公司市場細分應主要集中在地域、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變量。按這些變量考慮,依據不同的市場細分類，各營銷機構可以根據自己的銷售目標有的放矢選擇消費群體，使各機構更好更均衡的發展。
（二）實現多樣化的產品推廣方式
體驗式營銷。從保險公司角度來看,A壽險貴州分公司應該從“準確的產品定位,創新的銷售模式,百分百的售后服務”上下功夫。由于保險產品是無法做到“售前體驗”的，所以在總結了傳統銷售模式的優缺點的基礎上,公司可以采取保險“產說會”的模式,讓客戶了解保險產品的真正的意義與功用,加深客戶的保險意識，同時有效促成保單的簽訂。
（三）建立高素質營銷隊伍
第6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在全面建設和諧社會、加快城市現代化建設、推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滁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遭遇到前所未的挑戰，主要表現為農村勞動力就業不充分、財政收支中社會保障事業支出壓力較大、農民收入低繳費能力弱、現行社會保障體系管理不完善、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等方面。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農民保障制度四個方面闡述完善滁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措施。
黨的十六大提出:“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社會保障不僅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難題。積極探索并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使其適應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已成為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社會課題。
一、滁州市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進展
滁州市2008年末全市戶籍人口約447. 37萬人，其中非農業人口約97. 60萬人，農業人口約349. 77萬人，常住人口約412萬人。1992年由民政部門試點農村養老保險，1994年全市逐步推行，全市2區2市4縣共設立6個農保機構(瑯娜、全椒除外)為自收自支事業單位，人編76人。2004年累計參保人數達75031人，年末領取農村養老金人數444。多人，累計農保基金滾存結余3150多萬元，其中2090多萬元存四大銀行，770多萬元購買國債，50多萬元存省農保基金運營中心，170多萬由地方財政托管，農保基金管理符合國家政策，運行良好。截至2008年底參加農村養老保險人數已達6. 23萬人;參加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12. 16萬人，比上年末增長32.4%;農村傳統救濟人數3534人，比上年增長4.4%;全年城鄉醫療救助4727人次，比上年增長31.9%;2005年農村五保戶供養率達100%供養人數2. 82萬人。
截至2007年，滁州市農村人口344. 33萬人，參醫療保險人數302. 45萬人，參保率87. 8 %。 2008年覆蓋全市所有市縣，覆蓋率達90%以上。
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步伐，近年來滁州市積極探索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初步形成了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要是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重點的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和以最低生活保障為基礎的農村社會救助制度。
二、滁州市農村社會保障面臨的制約因素
本世紀頭二十年，是滁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擴大招商引資、實施東向戰略、對接“長三角”、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關鍵階段，處在“戰略機遇時期”和“矛盾凸顯時期”并存的階段。這期間，社會保障事業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既面臨著難得的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1.農村勞動力就業不充分，社保工作艱巨
未來5年，主要矛盾仍然是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素質不相適應之間的矛盾。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受經濟結構變動和勞動力素質等因素的影響，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2008年滁州市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2006年末，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約176. 7萬人，男勞動力占50.5%，農村從業人員約159. 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90.4%。其中，在第一產業就業的占74. 3%;在第二產業就業的占14.0%;在第三產業就業的占11. 7%。在51. 9萬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從事在建筑、采掘、制造業等第二產業從業的勞動力占55. 5%;第三產業從業的勞動力占42. 9%。并且，外出從業勞動力中，20歲及以下占17.5%;21-30歲占32.9%;31-40歲占32.8%，年輕人社保意識淡薄。另外，在農村勞動力資源中高中文化程度13. 7萬人，占7.7%;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1. 5萬人，只占0. 8%。勞動者技能水平需要進一步提高，技術工人特別是高技能人才數量少、技能水平低，與發展經濟，提高產業競爭力的要求不相適應。因此，多元化經濟形式帶來多樣化的就業方式，靈活就業群體的擴大對就業、社保管理和勞動關系協調提出了更高要求。
2.財政收支矛盾突出，社會保障事業支出壓力較大社會保障屬于純公共產品，其特性決定了政府在社會保障中一般都要承擔相當的財政責任。社會保障支出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一項主要的支出項目，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一般占20-50%，發展中國家也達到10%左右。根據《關于滁州市2008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09年預算草案的報告》稱，2008年全市財政支出完成810328萬元(含省追加支出),2008年全市財政總收人完成556102萬元，地方收人完成286367萬元，地方收人中稅收收人完成220572萬元;非稅收人完成65795萬元，一般財政收人只占當年財政總支出35.3%，從絕對差額，收不抵支高達500多億;從財政補貼支出來看，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46679萬元，占當年財政支出18. 1%。以滁州市南憔區自2008年起每年預算中按上年末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累計余款總額3%予以補貼為計算標準，全市僅養老補貼財政支出就占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近30%。總體來說，在這種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下，要求財政再擠出財力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有很大困難，使得各級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過程中，難以有所作為。
3.農民收入低，繳費能力弱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是社會保險，由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五個險種組成，其社保基金由個人、集體和國家三方共同承擔。因此投報人個人也要承擔相應的繳費義務。但滁州地區農村收人水平偏低，盡管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相臨市差距也大。從農民現金和消費支出對比看，2008年上半年全市農民現金收人2216元，其收人來源主要種植業，約有32%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貨幣工資，但同時生活消費支出也達1969元，扣除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子女教育費用，以及生產生活資料上漲，農民現金純收人低下，繳費能力有限，客觀上制約了社會保險制度在農村的廣泛開展。
4.現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管理不完善
現行社會保障管理體系不健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未形成救助等級評價制度和缺乏具體助評標準，如特困救助、災害救助、貧困生救助等評定。下級往上報時有意夸大數字，上級核定過于主觀，隨意性較大;核定救助對象時，無明確操作標準，實踐中“人情救助”的現象大量存在。二是各項救助制度之間存在重復覆蓋的情況，不同制度對保障對象的甄別標準不同，實際中有的農民享受多項的救助保障。三是社會保障組織管理機構不健全，社會保障管理權力分散，政出多門現象嚴重。由于各部門所處地位和利益關系不同，在社保工作管理和決策上常常發生沖突。甚至不少地方出現了挪用社保基金、違規投資、亂收管理費的情況，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
5.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現行保障制度乏力
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加快，諸如社會福利，養老保險等一系列老齡化社會問題凸現。目前城鄉之間差別較大，城市中的老人一般都能享有退休金和公費醫療，農村地區的老人沒有這些良好的條件，生活上存在諸多困難和不便。200。年安徽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省總人口比例11. 02 %，達到650萬人，絕對數字十分巨大。到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1000萬，全省75. 56%的老年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目前，我國農村以家庭養老和居家養老為主的養老方式遭遇兩難境地。根據搜狐網2008年兩會調查顯示，66%的農村居民選擇依靠子女來養老，選擇商業性養老的農村居民僅占1. 2%，選擇在民政養老機構養老的也只有5. 2%截至2008年底，滁州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1. 52 %，比國際標準高4. 52個百分點。2008年末，全市各類福利院158個，福利院床位10265張，這些床位數僅為老年人口的1. 95%,而且養老機構普遍規模小、設施簡陋。我們不難發現，農民的養老，醫療等問題依然是個大問題。
三、健全滁州市農村杜會保障制度的構想
滁州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的農業地級市，農業人口約占全市人口的78%。雖然近年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不可否認還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還缺乏許多必要的保障，農村養老問題、看病問題、被征地農民就業和社會保障間題等都制約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穩定，直接影響著滁州市未來社會的建設。因此，要探索建立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各項保障措施相配套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形成全市框架相對統一、待遇大致相當、覆蓋全體農民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使農民“貧有所扶，困有所幫，病有所醫，老有所養”。
1.建立農民個人積累、國家和集體補貼配套，全市農民統一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多元協調的社會保障模式是社會保障的目標。社會保障涉及到包括政府、社會、個人等各利益主體。建立健全把廣大農民包括在內的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關系到振興農村經濟、維護農村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政府引導，農民自愿參加，凡年滿18-60周歲、戶籍在本市的農村公民和未能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非農村公民，不受性別、職業限制，均可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具體參保對象為:農村務農人員;外出或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未能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非農村公民。養老保險待遇保證領取期為10年，不足10年死亡者，保證期內的養老保險金未領取部分，根據其法定繼承人或指定受益人領取;參保人領取養老保險金超過10年者，其養老保險金按原標準繼續領取至死亡止。基金籌措主要來源參保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區財政養老保險費補貼;農保基金收益。參保人可以根據自身年齡和經濟條件，選擇養老保險金按月、按年或一次性大額參保的繳納方式和繳費標準，建立個人統籌賬戶，由各級財政管理，補貼比例隨當地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各級財政根據農民繳費的一定比例進行補貼，納人財政統籌賬戶。有條件鄉鎮、村可以對參保農民另行補貼，增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吸引力，鼓勵農民參保。
2.逐步完善“大病統籌”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目前，滁州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由中央、省、縣(市區)和個人分擔，參合農民每年個人繳費不低于10元，中央財政每年對參合農民補助人均20元，省級和地方財政每年對參合農民補助人均20元，實行大病統籌帳戶和家庭帳戶相結合。大病統籌帳戶主要用于住院醫藥費用、慢性病門診費用的補償等。家庭帳戶按每人每年5元標準從基金中提取，用于門診費用報銷。按照年人均50元的籌資標準，確定了100-500元起付線和封頂線1. 5萬元。但是，實踐中，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主要有:一是加大政策和財政支持，建立多種形式和內容的新型合作醫療模式，逐步形成以村合作醫療組織為基礎，鄉(鎮)合作醫療組織為重點，一定范圍(如大病及康復醫療合作)的縣(市)聯合的多級合作醫療體系;整合衛生資源，改善村級健康服務的籌資和管理。二是完善“新農合”的實施方案，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科學合理確定報銷范圍、起付線、報銷比例和封頂線;健全醫療救助制度，通過民政和扶貧部門資助貧困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照顧貧困人口的特殊情況。三是完善籌資機制，加大對協調機構、經辦機構和監督機構的市縣、鎮、村三級管理服務機構監管力度，規范臺賬務管理制度以及醫療服務制度，確保基金支出、合作醫療正常運作。
3.建立健全以“應保盡保”為基拙、廣覆蓋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8年滁州市貧困人口約13. 95萬人，占全市農業總人口的4%。病殘、農戶素質不高、家庭負擔較重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大多數貧困人口如因病殘、受災、子女上學、缺勞動力等致貧的，開發式扶貧難以使其脫困，自身又無力獲得經濟收人增長，對這部分貧困人員救助的惟一手段就是醫療保障和社會救助。結合全國各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做法，根據滁州市縣實際情況，逐步嘗試建立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凡具有農村常住戶口的農村家庭，年人均純收人低于最低保障線的，均屬保障對象。低保對象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五保戶，主要是農村中無法定撫養義務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二困難戶，主要是因家庭成員在勞動年齡因常年有病基本或者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家庭生活困難者、或家庭主要成員因病、災死亡，其子女不到勞動年齡或者是在校學生，生活特別困難者等;三是一般低保戶，主要是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標準的困難群眾，低保標準線由市人民政府財政部門依據各市縣區當年農民人均純收人1/3設定。低保對象采取自愿申請，縣鄉村民政部門三級審核審批，發放“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領取證”，低保對象實行等級動態管理;保障金標準即在保障對象家庭現有收人的基礎上由縣鄉地方政府和村集體分擔一定比例補足至現行最低生活保障線。
4.繼續完善失地農民補償安置辦法，逐步建立失地農民生計生活保障制度
第7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村土地流轉；失地農民；社會保障
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之下，農村大量的土地將被征用，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對于依賴于土地生存的農民而言，其失去土地之后，如何保障其生存與發展，成為了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必須化解的難題，也成為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構建過程中必須考量的因素。
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前提：完善土地流轉法律法規
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必須堅持走制度化的道路，這就要求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不斷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避免土地流轉過程中對農民權益的損害。就當前的情況來看，在征地過程中，存在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政府征地行為。比如政府強行征地導致農民被迫失業，征地賠償不合理等等。這樣的政府失范行為導致失地農民的生存境遇更加艱難，農民拿不到自己應有的保障，經濟困難也導致他們很難再參與其他社會保障體系，最終損害了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歸根結底，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行為缺乏監督，我國的現行法律存在漏洞導致的。因此，政府在解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要規范和完善農村土地流轉程序。現階段我國的土地流轉制度存在著諸多問題，比如違背農民的意愿，強制征地；缺乏規范，謀取私利；流轉市場發育遲緩，配套改革制度不完善等等。那么應該如何解決呢？本文認為，要切實保障土地流轉過程中失地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首先就必須賦予農民對于農村集體土地長久的使用權，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失地農民之所以“失地”，只是暫時向其他市場主體讓渡農村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基于此，建議在《土地承包法》與《物權法》中，對于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性質、使用主體進行明確的說明，避免土地流轉過程中對于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絕對剝奪。其次，在農村土地流轉法律中明確界定各個利益主體的權利范圍。當前我國失地農民在土地流程過程中的權利之所以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正是源于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法律中對于各方利益主體的利益分配方式沒有進行明確的說明，特別是針對農民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利益分配方式，缺乏相關的規定。基于此，應逐步完善當前土地流程過程中各個主體對于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范圍，以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合法權利。最后，在土地流程法律中進一步規范政府的職能。作為政府部門而言，要有效、合理地引導土地流轉，避免土地流轉過程中對于農民合法權益的剝奪。土地管理部門要切實加強對土地流轉的監管，用法律手段來禁止擅自違法征用土地的發生，并且要不斷提高土地流轉過程中對于失地農民的補償標準，以滿足失地農民生存與發展的需求。
二、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核心：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與城鎮居民相比，失地農民的文化程度較低，他們大多數都是初中或初中以下的學歷，加之相關的職業技能較為缺乏，這就導致了他們在求職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在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之后，其生存面臨巨大的考驗。基于此，對于失地農民而言，要緩解他們的生存壓力，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從制度上保障土地流轉之后農民的生存問題。從這個維度來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應是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核心。在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路徑上，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一是建立和完善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土地沒有流轉之前，土地可以說是農民生活最低生活的重要保障，但在土地流轉之后，這一最低生活保障的載體也不復存在，就必須完善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議在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將因為土地流轉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之中，特別是針對那些因為土地流轉而失去土地的老年人、殘疾人等，必須予以最低生活保障。在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方面，對于那些土地流轉之后生活在城鄉結合部的失地農民，其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與城鎮居民大致保持一致。對于那些仍然生活在農村的失地農民，可以根據當地的物價水平制定合適的標準，以保障失地農民的衣、食、住、行。二是完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當前制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首要問題是資金問題，建議從土地流轉收益中，專門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失地農民繳納養老保險費用的補貼，這有利于提高失地農民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當前失地農民養老經費不足的問題。與此同時，要加強對失地農民參與養老保險的引導。由于農民群體對于養老保險的認識有限，他們在土地流轉過程中領到一定的收益或補償之后，往往不愿意用于繳納養老費用，這直接影響了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基于此，建議各地針對失地農民做好養老保險的宣傳，并做好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與增值工作，讓失地農民切實感受到養老保險的益處。三是完善失地農民醫療保障制度。對于失地農民而言，疾病問題也是影響其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在廣大的農村，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較為突出，要切實保障土地流轉之后失地農民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完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第一，作為農村土地流轉的承包方，可以要求其每年從土地流轉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來，為失地農民投保一份大病保險，以避免失地農民因為大病而致貧或返貧。第二，可以嘗試設立農民醫療救助基金，通過社會公益募捐的形式籌集經費，針對土地流轉過程中所出現的失地農民無法支付醫療費用問題，可以由該基金提供一定的支持，以分擔當前農村醫療經費不足的問題。第三，進一步創新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各地農村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依據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具體效益狀況，建立多層次的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障體系，滿足失地農民對于醫療保障的需求。
三、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支撐：提升失地農民的就業能力
要為失地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可持續的保障，還需要不斷提升失地農民的就業能力，以為其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相應的補充和支撐。從失地農民自身素質來看，失地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在初中以下（含初中）。除了耕田種地之外，其他的職業技能薄弱，對于絕大多數的失地農民來說，失去了土地就意味著失去了生活來源保障。而且失地農民的年齡偏高，再次就業的難度就更加大。，失地農民在城鎮生活相對比較拮據，經濟水平很低。從社會外因來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社會各方面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失地農民就業的過程中，只有少部分的失地農民能夠抓住城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要破解失地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提升失地農民的就業能力。一是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失地農民多半涌入城市市場，農村勞動力急劇增加，就業和崗位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匹配，尤其是就業人員的素質與所需勞動力之間存在差距，導致農民就業困難。因此，最為主要的就是要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這個市場有別于傳統的就業市場，它針對的大多是失地農民的就業。在市場中，企業可以給出所需的要求，鄉鎮機關可以根據這樣的需求組織失地農民進行針對性培訓，這樣在就業時農民就能夠有較強的就業競爭力，也能夠及時適應市場的需求和企業的需要，找到一份較為理想的工作。在此基礎上，還應該加強對失業農民就業后的權益保護。比如做到同工同酬，不差別待遇等等。在勞動合同簽約環節，政府也可以采取相應的宣傳措施提高失地農民的法律意識，提高自身的能力，再比如建立完善的勞動法律法規，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和調控等等，也可以鼓勵失地農民投入發展地方政府工程建設中來，優先選擇失地農戶，進行地方基礎設施的維護與建設，在建設過程中，給予他們提供適當的工作，這些都是解決失地農民就業的有效措施。二是加大人力資本開發。加大人力資本開發則是政府對于失地農民自身的素質提高所做出的努力。人力資源的開發，可以根據市場行業的導向，培養技術類人才，將農業人轉向工業技術，以及服務行業類的人才培養方向發展，在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應該結合本地區的主要經濟發展行業，進行有選擇的技術培訓。具體來看，政府可以投入部分資金建立一個培訓機構，加大對失地農民能力素質的培訓，這不僅包括實踐能力還包括失地農民的文化能力，比如法律知識，權益維護等能力。其次是要加大對失地農民的培訓補貼。針對當前的情況來看，盡管有培訓機構的存在，但是失地農民也不愿意參加，這是由于培訓時，培訓機構沒有盈利，失地農民也拿不到報酬。此時政府就可以通過加大對培訓機構的資金投入以及給予失地農民相應的培訓補貼的方式來提高失地農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同時失地農民所在的村也可以為準備外出的失地農民發放相關資料，提供免費的就業咨詢、信息提供以及具體職業介紹等服務。讓失地農民能夠及時了解就業市場的信息，從而有針對性地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減輕失地農民的就業負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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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病案信息；挖掘；利用
病案是醫療活動的記錄，也是醫療信息的主要來源。隨著健康意識和法律意識的增強，病歷檔案信息的利用己不再局限于醫院的醫療、教學、科研和管理，它的利用也延伸到社會更廣闊的領域。如何挖掘病案信息資源，在促進醫院全面、可持續發展上有著深遠的社會意義。因此，病案信息的挖掘是病案管理工作值得積極探索的領域。
1 病案信息是監控醫療質量和醫師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
病案信息是醫療質量指標的直接來源，是醫療質量管理與持續改進的主要核查依據。通過對病案內容的檢查評審，發現問題、提出建議、改進方法、制定措施、完善制定，提高病案內在質量，保證醫療質量安全，防止和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1]。因此，病案是醫療質量監督、評估的主要依據，在醫療質量管理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監控作用。病案信息經過統計學處理，為醫療質量管理提供一系列有價值的參考數據，如收治患者數、手術例數、3d確診率等，以此考評醫師工作的數量、質量和診療水平，為醫院的醫師聘任、培養、晉升、分配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據。
2 病案信息為醫院科學管理提供依據
病案是醫院管理中最重要的原始信息資料，管理者的謀略，相當一部分來源于有價值的病案信息。在醫院實行信息化管理的今天，數據已成為人們比較、評估事物的標準。通過病案首頁錄入系統，可以檢索查詢許多信息，如患者疾病、患者手術、平均住院日等數據，通過這些數據院領導可以對臨床工作效率、醫療質量進行監控。結合病床利用和收治情況的分析，確定重點科室的發展方向，人員配備、技術調整、技術引進等經營策略。運用病案信息綜合分析，醫院管理者可以宏觀了解醫院病源現狀，確定醫院發展戰略，提高醫院管理的科學性。
3 病案信息在臨床科研中的應用
病案信息不僅是教學、科研的原始資料依據，又是醫學歷史經驗和總體水平的體現，在教學、科研方面有著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2]。臨床科研項目科目繁多，每年研討課題、學術論文的病案資料大都直接來源于病案信息資料的分析和總結。除此之外，統計疾病的發生率，死亡率等，也是借助病案資料總結出規律和特點，為疾病流行監測控制、衛生發展規劃、預防保健、地方病及職業病的防治提供有關數據資料，發揮應有的信息支持、儲備與利用功能。由此可見，病案信息為臨床醫務人員進行科研課題設計和實驗研究提供了原始客觀依據，為醫學科研事業起到了推動作用。
4 病案信息在臨床藥學管理中的應用
醫院患者用藥信息具有數據量大、專業性強等特點。利用患者用藥信息可以進行藥品需求預測，對抗生素使用檢測、特殊用藥和專科用藥分析，判斷其是否屬于合理用藥、合理治療，找出各種疾病的最佳治療方案，用于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對醫療項目醫療費用進行綜合分析評價、降低患者醫療費用，使醫方、患方、支付機構三方面的利益都得以維護，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5 病案信息在醫院感染監測中的應用
病歷信息資料是醫院感染監測資料的主要來源，通過對全院住院48h以上的患者所發生的醫院感染及其相關因素進行監測，探索致病因素與感染性疾病之間的關系，明確相關致病因素，從而達到防治疾病的目的。通過全院醫院感染病例的分析，掌握本院醫院感染發病率、多發部位、多發科室、高危因素等，及時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減少醫院感染率的發生。
6 病案信息在醫療付費中的運用
患者費用信息貫穿整個診治過程，是患者報銷住院費用的依據，隨著醫療制度改革的深入，患者參加的醫療保險、商業保險以及新農村合作醫療等在報銷住院費用的時候都要求復印或者核實病案信息。病案費用信息是醫療保險機構測算定額付費的首要渠道，利用患者費用信息可以進行醫院經營狀況分析、醫保費用分析、單病種費用分析、藥物經濟學研究等工作[3]，以此了解患者自付和統籌的費用及構成，有利于科室自覺控制患者費用，合理用藥，合理治療，認真履行服務協議，減輕患者經濟負擔。
7 病案信息利用的社會化挖掘
病案既是臨床、科研和教學的重要工具，同時又是國家法律承認的法律文書，具有提供醫學法律依據的法定功效[4]病案既是涉案理賠和醫療費用報銷的基本憑證，又是司法機關做出鑒定、判決和處理糾紛等的直接法律依據。病案信息是公民出生、死亡、遺傳、傷殘等民事權利問題的第一手原始資料證明。由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頒布實施，使病案利用目的更加復雜化，從過去為醫療、教學、科研、統計服務，擴展到現在為全社會各行各業服務，如保險理賠、保險參保、保險排查、傷殘鑒定、社保報銷、新農合報銷、學生險報銷、傷殘鑒定、特殊病種申請補助、病退、學科研究機構、上級行政主管部門、公檢法各類民事和刑事辦案等，只要與醫院發生過醫療關系的任何人員均可成為實際病案的利用者。
綜上所述，病案信息在社會服務多元化中的利用，正隨著醫學科學飛速發展和醫療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其應用價值正在逐步提高，應用范圍也呈擴大趨勢。病案信息廣泛利用的同時，也為醫院競爭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來源和技術支撐，可見病案信息也是醫院管理有力的支持系統。將病案原始資料轉化為信息，再將信息轉化為決策和管理能力，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病案利用者日益增長的權益要求，促進病案信息的挖掘和利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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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大病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村；老齡化；合作養老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0-0-01
依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今后幾年，此比例還將上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青壯年繼續向城市遷移，農村老齡人口的比重會遠遠超過城市。因此，解決好農村的老齡化問題是解決整個中國老齡化問題的核心內容。
一、尋找農村合理、安全養老模式的必要性
目前，農村地區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保險養老為輔的模式，其他的養老模式發展比較滯后。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這兩類模式，都存在很大的風險。隨著生育文化的深入人心，未來50年內的家庭結構以“4+2+1”為主流，一對年輕的夫婦贍養四位老人和撫育一個孩子是非常艱難的；而鄉村地區農民的參保率也比較低，60歲以上參保率不足10%，即使參保的農民也存在貨幣貶值的風險。
其他養老模式存在較多的缺點。一是傳統的家庭養老隨著家庭規模的減小、養老費用的上升變得越來越艱難；二是隨著通貨膨脹和房價波動，以保險、住房養老的風險逐步增加；三是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農村勞動力的缺失，以土地養老也變得不切實際。因此，探尋農村地區合理、安全的養老模式成為必須。
綜合考慮中國農村的經濟條件、青壯年日益減少等問題，農村合作養老應該是順應了時代和鄉情的。
二、合作養老的基本框架構建
1.合作養老范圍的區域選擇。合作養老適合住房位置上接近、心理以及價值取向上差異不大的人群，所以，合作養老的范圍選擇該綜合考慮當地人口密度、交通方便程度、耕地集中度等。最好按照村莊規模的大小、親緣關系，適當考慮上述因素進行劃分。
2.合作養老的制度建設。①區域內所有家庭都有參加合作養老的權利，同時遵循自愿參加、自愿退出的原則。②管理制度的制定。在合作養老的家庭范圍內選出管理人員，制定出管理人員應盡的職責。③財務制度的制定。④運轉機制的制定。⑤退出合作養老的制度建設。⑥監督與改組管理人員的制度建設。
以上制度的建設均由區域范圍內的鄉民進行民主決議、政府監督。
3.合作養老的具體運作。①合作養老的經營設想——成立合作養老公司，進行市場化運作。參與養老的農民以土地入股，土地的經營權歸公司所有，經營所得用于老年人的養老補貼。②護理方面的相互合作。在參與養老的老年人中，選取體力、精神狀態相對較好者對體力、精神狀態不好的老年人進行日常的陪護與聊天，并以大循環的模式輪換。③小病的治理費用由自己的家庭支付，遇到大病尋求集體的幫扶。在醫療費用特別大的情況下，資金來源于家庭、農保理賠以及集體資金三部分、并有合作公司出面向國家申請大病救助。④老年人的文化和娛樂需求。合作養老公司用經營所得添置書籍、視聽設備、健身器材；在老年人中選取有一定文藝才能者成立文藝隊，進行藝術創作與表演。⑤財務每一個季度公開一次，選取老年人中有一定文化知識者對財務進行審查。
三、合作養老的主要問題與對策
1.合作養老的制度缺失。目前我們國家合作養老模式還處于探索階段，沒有現成的模式加以模仿，所以政府對于養老模式的探究與應用該加以扶持與引導。
2.管理與經營人才的缺乏。就目前來講，農村地區的管理與經營人才是非常短缺的。隨著我國教育水平的提高，這樣的狀況在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會逐步解決。解決當前人才短缺的辦法是，養老公司聘請社會上的相關專家、學者對管理人員進行培訓。
3.合作養老過程中矛盾的化解。參加合作養老的農民絕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各種紛爭很容易導致合作養老非常艱難。因此，吸引高素質人員加入以及提高管理人員的服務意識極為重要。
四、農村合作養老的優點
與傳統養老模式相比，農村合作養老存在較多的優點：
1.迎合了老年人不愿意離開鄉土的心理要求。老年人在故土生活了幾十年，對家鄉的風俗、人情以及自然環境有很強的依賴性，因此他們絕大多數不愿意離開鄉土去遠在異鄉的兒女身邊養老。
2.兼顧了中國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文化需求。在中國子女贍養老人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當子女因為工作繁忙而將長輩送往養老院等養老機構養老時，往往被社會傳統文化責難為“不孝”。所以，不管作為子女還是作為老人，不到萬不得已是不去養老院的。而合作養老不需要老人離家庭。
3.降低高昂的養老費用。合作養老以相互幫助為基礎，以純福利性質為宗旨，節省了床位費、伙食費、護理費等，這與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村實情相吻合。
4.合作養老解決了老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養老不僅僅是要解決吃飽、穿暖、醫病等問題，老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一個難題。合作養老由于都是鄉里人，語言交流、情感溝通不成為問題，況且合作養老還組織一些文、體活動，這些都滿足了老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五、結語
1988年，7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聚集巴黎發表《巴黎宣言》，鄭重聲稱：“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人類在二十一世紀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孔子的智慧——孝文化，無論“孝”的形式如何變化，都將重新點燃人類生命的火焰。
“合作主義模式”在中國是可行的，這不僅是因為它可以調動一切資源，用最低的成本實現最多數量和最高質量的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孝文化的底蘊已經為“團結”與“互助”奠定了基礎，這種模式的選擇能夠為民間團體的發展壯大給予足夠的空間，為福利的服務社會化提供機會，這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經濟危機盛行的當世，此模式的推廣顯得至關重要，當經濟復蘇時，社會成員將受益無窮。而實踐這種模式的最好形式無疑是“家庭合作，團體服務”。
另外，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小，目前的時間段是政府引導、解決養老問題的最佳時間窗口。緊緊抓住這個時間段做些文章，我國可以使得農村老年人口“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參考文獻：
[1]胡亞云.我國農村養老的主要問題與對策[J].理論與實踐，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