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幾個自治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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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

在迎接成立60周年大慶的日子里，回顧我區風電發展的光輝歷程，感到無比振奮。在過去的32年中，我區的風電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持續發展，保持先進，成為各省區的排頭兵。從1975年開始，自治區離網型小風機累計推廣應用了約16萬臺，解決了65萬農牧民的生活用電問題；從1989年起，安裝的并網型大中型風電機組近1200臺，合計裝機容量60.4萬千瓦，約占全區電力總裝機的2.4%，具備了14.28億千瓦時的年發電能力。按照自治區“十一五”發展規劃目標，離網的小型風機保有量要超過20萬臺；并網型的風電機組合計容量要超過500萬千瓦，約占全區電力總裝機的10%，屆時，風力發電對于我區電力工業實現節水、節能、減排的約束目標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二、風電的春天已來到，全國“風電熱”在升溫

風力發電是利用自然風中的動能，轉換成機械能，再轉換成電能。在發電過程中，不排放任何有害的氣體，國際上稱其為“環保能源”、“綠色電力”。在科技、環保、節能、節水的四輪驅動下，全球風電產業持續高速發展，近20年來平均風電裝機容量由1986年的122萬千瓦，增長到2006年的7422.3萬千瓦，增長率為22.8%，遠遠高于水電、火電及核電等的平均年增率。

目前，德國風電裝機位居世界第一，其后是美國、丹麥和印度，我國位居第七，與我國電力裝機容量居全球第二的位置極不相稱。

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頒布實施，龍源、國電、華電、大唐、華能、魯能、中廣核、三峽工程公司等各大國有發電企業紛紛開展并加強了風電前期和建設工作，一些民企也不失時機地加入風能開發的行列，形成我國風電建設史上的第一個熱潮，在2006年的一年中，全國風電裝機增長了126萬千瓦，達到了259萬千瓦，年增率達到94.7%。據專家預測，2007年全國風電裝機有可能達到或接近500萬千瓦，可望躋身于世界四強。

我區風能資源總量巨大，品位較高，居全國首位。據中國氣象科學院測算，我區風能總功率為10.1億千瓦，約占全國的1/4，依此風電裝機也應占1/4，至少占全國的1/5，2006年約占23.3%，從已核準的項目和實際進度來看，2007年有可能達到120萬千瓦，在全區電力中的占比可達3.4%。

目前，我區經國家發改委核準的風電項目有6個，合計裝機為110萬千瓦，如果再加上自治區發改委核準的風電項目都能夠在 2008年以前建成投產，則我區風電裝機將突破200萬千瓦，風電在全區電力中的占比可能達到5%左右。按此速度，可以完全實現自治區風電發展規劃中2010年400萬千瓦的裝機目標。

我區各盟市對風電發展都很重視。赤峰市的克什克騰旗塞罕壩風電場裝機17萬千瓦，暫列全國94處風電場的首位。烏蘭察布市的輝騰錫勒風電場裝機16萬千瓦，暫列全國第二。烏蘭察布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中國風電之都”的目標，如能妥善安排、力促其成，2010年，風電裝機將達到200萬千瓦，為全區乃至全國樹立一個風能開發的樣板。

2007年4月10日在中國（上海）國際風能展覽研討會上，中國龍源電力集團公司領導在開幕式上的代表發言中說，“龍源公司爭取在2010年以前保證實現風電裝機500萬千瓦的目標，并爭取達到600萬千瓦”，這是我國眾多風電企業中最為宏偉的目標，如能按期實現，則是對我國風電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

三、我區風電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風電技術裝備供不應求

我國風電產業是有一定基礎的。十年前就已經能生產120千瓦、200千瓦、300千瓦及600千瓦的風電機組了。如今已能生產750千瓦、850千瓦、1兆瓦、1.2兆瓦及1.5兆瓦的成套機組，全國已有風電機組總裝廠和專業部件廠共35家，國產化率有的是50%，有的是70%，有的達90%。但是每個廠每種機型一般年產僅幾十臺，多則幾百臺，唯有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夠年產1000臺750千瓦的風電機組。這就造成了設備造價偏高和“風機缺貨，業主著急”的尷尬局面。

作為全國風電的最大市場――內蒙古，近兩年雖有金風、安訊能、順風、Dewind、Gamesa等5家風電設備制造商前來考察洽談，但真正動工建廠的只有金風一家，而且目前尚無產品出廠。

（二）風電價格形成機制原有模式已過時

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電力價格的形成機制是“還本付息微利”電價，風電也不例外。那時我區風電（含稅）上網電價是每千瓦時0.671～0.795元。2002年起，實行的是“特許權招標定價”、“低價標勝出”。風電項目中標價是每千瓦時0.382～0.48元。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有明顯的偏低問題和影響風電市場秩序的弊端。2006年12月22日國家發改委―發改價格[2006]2908號文，批復我區烏拉特中旗、百靈廟、阿巴嘎三處風電場的上網電價（含稅）分別為每千瓦時0.5497元、0.548元和0.579元，這個批復合理合情，應認真執行。

據測算，我區近幾年風電場項目工程，單位造價為每千瓦時8000～9200元，每年滿發的等效小時為2100～2500，發電成本為每千瓦時0.45元左右。按現行的風電增值稅率為8.5%計算，上網電價應為每千瓦時0.56元左右，凈利潤約為每千瓦時6分，加上CDM交易的營業外收入，約為每千瓦時0.12元，有利于健康持續發展。建議國家發改委物價部門把每千瓦時0.56元作為我區風電上網的標桿價，不同階段國家調控范圍在每千瓦時0.03分以內。

（三）電力網職工的疑慮影響工作效率

內蒙古電網（過去稱蒙西電網）原先負荷較小，網架較弱，近三年，實施了“三橫三縱”的發展戰略――每個地區至少建有一座500kv的變電站，每個旗縣至少建有一座220kv變電站，電力網架大大加強。如今，內蒙電網的可調出力達到了1200萬千瓦，加上內蒙東南部的“東電”網，全區可調出力超過了2000萬千瓦。這就為200萬千瓦風電上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條件。內蒙電網大發展，是內蒙經濟大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電網職工對自治區做出的杰出貢獻。

但是，由于一些職工誤信了“風能是劣質能源，風電是電網中的雜質”等不負責的傳言，產生了擔心和顧慮。因此，電網公司對風電上網的研究過分謹慎，以致影響工作效率，遲遲不予承諾。如果電網公司考察了解國外的成功經驗，就能逐漸解除這些顧慮，重新安排上網次序，落實“風電優先”政策。

隨著自治區風電規劃的全面實施，肯定會遇到一些接入系統的設計和技改問題。過去風電極少，電網的規劃跟著火電廠走，今后風電大上，電網的規劃也要跟上風電的發展，毫無疑問，電網必須安全運行，還要為電力能源的優化配置服務。這是電網企業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有關法規的實際行動。

四、對風電發展認識的誤區

（一）單機容量越大越好

上世紀90年代，普遍認為單機300～600千瓦是經濟容量，十年后人們認為這種容量的機組已經過時，而提出了750～1500千瓦的機組是經濟容量，最近又有一些風電業主盲目跟風，要上2～3兆瓦的巨型機組。理由一是充分利用優良風場，以為同一面積、單機容量越大，安裝的風機總容量就越多，其實這是個認識的誤區。風機的布陣是以幾倍D來安排的，認真計算就會得知，單位面積中，用不同容量單機的布置總容量是一樣的。二是充分利用高空的風。以為所有場址輪轂越高風能越強，發電越多，成本就越低。其實這是海上風電場的一般規律，而對陸上的不同場址，特別是對內蒙古風電場，并不都是如此。只需訪問一下內蒙古各風電場的職工，看看臺帳就會知道，1500千瓦風機的經濟效益有時還不如750～850千瓦的風機。從最近的報價來看1500千瓦的主機每千瓦6400元，綜合造價約為每千瓦9200元，而750千瓦的主機僅為每千瓦4900元，綜合造價僅每千瓦8000元。1500千瓦的主機可用率目前僅為91～94%，而750千瓦的主機可用率可達94～97%，從CF的理論計算值來看，1500千瓦的機組僅比750千瓦的機組高15%左右，如果再考慮安裝、檢修、停機等因素，1500千瓦機組的優越性幾乎全被抵消了。所以說，單機容量越大越好是個認識的誤區。

（二）單場容量越大越好

上世紀80年代一個風電場裝機容量上兆瓦就算不小了，90年代一個風電場裝機上萬千瓦就算不小了，如今，有人認為一個風電場裝機5萬千瓦還算小的，要10萬千瓦、20萬千瓦、30萬千瓦、40萬千瓦才算大風電場。尤其是一些特大的發電企業介入風電以后，都希望搞特大型的風電場，在火電商、核電商看來，一臺大機組就100萬千瓦，一個風電廠也要上百萬千瓦，其實，風力發電的本來屬性就是“分散發電，就近上網”。不加分析盲目追求百萬千瓦的大型風電場是個誤區，業內人士都明白這個道理。德國風電全球第一，裝機2000萬千瓦，還沒有聽說有幾個百萬千瓦級風電場，大部分是分散發電。

（三）只有特大型國有電力企業才能搞風電

前來我區的風電投資商有上百家，真正運作、發電的只是少數幾家大的電力國企，而很多中小型業主都在長期觀望，因此，人們誤以為他們全都是在“炒作”。其實，全區現有的200多座70米高的測風塔和600臺NRG測風儀，絕大多數是他們投資建設的。每千瓦0.382元的電價，著實讓他們惶恐不安，但他們相信法律會保護風電，政策會逐步完善，政府不愿讓他們虧損。如果引進的都是虧損企業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因此，他們步子很穩，進展緩慢也是情理之事，一概而論“假投資”是不客觀的。由此使我們想起印度Suzlon公司，作為一個市值85億美元的大型風電企業，有開發建設風電場的豐富經驗，有規劃、勘測設計、施工、運行、管理和資本運作的全套技能，又有自己的專利產品和完善的營銷體系。他們將上千臺并網機組實行股份制，所有業主及個人投資者都可以“領養”幾臺乃至一臺風電機組。投資者一次投資后每年可以得到協議約定的固定回報和適當獎勵。這樣就使企業資產盤活、擴大再生產，公司發展、個人受益、市場穩步擴大，走上了良性循環的發展之路。在德國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風電機組也是“個體戶”當業主。充分利用農莊的場地和民間游資，成效很大。這些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思考借鑒。所以，風電企業不應走一家壟斷的路，而要走“投資多元化”的道路。

五、提高認識，建設好內蒙古風電基地

內蒙古電力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發展壯大起來了。到今年年底，全區電力裝機容量可達3500萬千瓦，相當于山東省的70%，而人口僅相當于山東的1/4。內蒙古電力40%輸出到東北三省和北京市，是“西電東輸”的典型省區之一，對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有重大的貢獻。

然而，內蒙古的電力能源結構很不合理，很不均衡，能源單一，弊端凸現。我區缺水及環保壓力很大。電力系統的峰谷差非常大，既不經濟也不穩定。火電調峰能力差，系統中可供調峰的水電及抽水蓄能電站容量相對很小，蘊藏的資源也不夠豐富。而風能的資源極為豐富，總功率達10.1億千瓦，其中可以開發利用的部分約有3.3億千瓦，主要分布在陰山山脈以北的廣袤草原上。全區優良風場的總面積達8萬平方公里。技術標準有幾種，粗略地說，地表以上70米高處，年均風速大于每小時7.7米，年有效風速小時≥7700，“5個7”就很好了。這種高品位的風，在其他省是比較少見的，南方有，但是有破壞性的風和鹽霧，開發的難度要加大。

內蒙古除了風資源的優勢外，廠址優勢、區位優勢、交通優勢、電網優勢和人才優勢也比較明顯。如果我們把優勢整合起來，就可能做到2015年全區裝機1500萬千瓦，2020年3300萬千瓦。就是年發電876億千瓦時，相當于三峽大水電。

第2篇：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

【關鍵詞】污水處理市場化現狀發展對策

近年來，城市水業市場化成為熱門話題。城市水業市場化是涵蓋城市供水、污水處理、節水，包括污水再生利用等產業范圍的改革。其中，污水處理市場化在實際運作上剛剛開啟，問題很多，探索的意義更為明顯。因此，本文以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為主題，具體分析其市場化的各個方面。

從概念角度來看，污水處理市場化至少應包括三方面：（1）防治水污染、保護水資源的集約化；（2）水資源利用主體產權的多元化；（3）污水處理和污水處理設施運作、服務的市場化。在具體運作過程中，要把污水處理看作生產性事業，拓寬籌資渠道，形成政府、銀行、國內外企業和個人等多元化投資建設的局面，讓市場機制貫穿于污水處理運作的全過程。

一、推行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市污水處理一直被當作公益事業，靠政府養著，很多城市污水處理廠都是事業單位，準事業單位的運作模式使得競爭缺乏，運行成本高，其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城市維護建設稅，這筆稅額很小，與幾十億元的建設費用相比差得很遠，同時常年生活污水處理費征收水平低，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和有效的宏觀調控，難以調動起積極性，城市污水處理廠長期處于虧損狀態，難以適應城市化發展要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持續上升，如果光靠政府投入，必然給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帶來巨大壓力。可以看出，在當前城市污水處理設施急需建設及資金嚴重短缺的雙重壓力的環境里，政府投資、建設、運行的傳統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解決這一問題，根本在于改變計劃體制中的思考方式，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走出認識上的誤區，走水業市場化道路，將一些政府部門想辦但辦不好的事情轉移到社會上去，從而推動潛在市場向現實市場轉變，進而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二、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發展現狀

（一）初現成效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公用事業進行改革以后，明確了城市污水處理行業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地方政府對城市污水處理行業改革方向的認識也逐漸統一起來，我國城市污水處理真正開始了市場化的進程，在主體、投融資體制、價格機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政府根據宏觀政策框架，相繼出臺了一些實施細則和指導意見，全國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由沿海到內地逐漸成了三個發展程度不同的區域，而且初步建立了污水處理收費體系，至2002年底，除西藏自治區外的30個省、市全都實行了污水處理收費制度。以此為基礎，近三分之一的污水處理單位由純事業單位管理向企業化管理過渡，有幾個城市的相關企業還實現了完全意義上的企業化改革。傳統污水國營企業也積極進行了產權結構改制，提高了市場競爭力，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社會資本開始通過眾多上市公司或投資公司進入城市污水處理行業，各種資本積極進入，產業結構逐漸優化。以威利雅、蘇伊士和泰晤士為代表的國際水務和環境集團均已不同程度地投資中國污水處理行業。

（二）仍存在著很多問題

我國污水處理市場化實踐僅幾年時間，在一些認識、政策和管理體制方面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污水處理市場化的發展。

第一，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上仍存在偏差。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極端上：一方面，計劃經濟慣性思維方式的影響使人們的認識還停留在依賴政府的層面上，過分強調政府對提供設施的責任。另一方面，沒有全面認識市場機制的實質和風險，片面夸大市場化的作用，有的甚至將BOT項目誤解由投資者最后承擔項目成本，忽略了政府的主導作用。

第二，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缺乏完善的政策框架支撐。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一兩項制度的改革。較之供水、供電、通訊等這些有天然市場需求的公用事業，人們并不容易把排放的廢水與污水處理企業之間建立起供求關系，仍需要由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法律制度予以安排。同時，現有的有關市場化的政策缺乏對細節的規定，特別是當遇到諸如解決企業化改制中的人員安排和實行稅收優惠等深層次問題時，既缺乏可供操作的實際辦法，也沒有明確賦予地方政府實施的權限，往往造成有政策無作為的局面。因此，市場化改革要想繼續進行，急需把市場化過程中的核心內容法制化。

第三，現有污水處理收費力度小，價格難以體現價值。良好的收費體系是污水處理市場化方式建設和運營的前提，政府付出的污水處理費好比房租，只要有穩定合理的租金，市場中自然會有人投資出租。專家認為，供、排水企業的凈資產利潤率只有達到6%以上，才能吸引投資者介入，然而目前我國城市污水處理費的收費標準普遍偏低，因此難以吸引企業投資。如果各地政府能夠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切實貫徹水價改革政策，使投資回報水平趨于合理，全面推動水處理市場化將指日可待。

第四，地方政府應用市場化模式的能力欠缺，沒有明確的監管和服務機制。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許多地方政府對如何運作BOT、TOT等市場化模式缺乏了解，也缺乏專業人員的管理，污水處理廠常常隸屬多家管理造成管理混亂。同時，目前與此項工作最為相關的市政和環保部門，相互之間的職責授權不明確，存在多頭管理。因此，規范市場化動作，有效規避市場化模式給政府和社會帶來的風險，必須要有專門的機構去監督和管理。

三、針對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的對策建議

實行市場化，政府并非可以甩手不管，政府的職責是做好規劃，做出科學的公共決策進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充分發揮政府的監管職能。

（一）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首先，適當集中政府職能，把政府部門從污染治理的“運動員”轉變為“裁判員”。在此以前，市場中其實只有政府一個投資人，監管市場就是監管自己。只有政府不再作為直接投資人，才有可能建立各種資本的平等關系，非國有資本才可能進入這個市場。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只能靠經營的成功，而非政府的行政保護。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理好污水處理市場，但絕不能直接進入市場去投資和運營。

其次，因地制宜地選擇市場化模式，統籌管理城市水資源和水污染治理。在中長期設施建設方面，對于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化開始較早的城市，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市場化方式；而對于西部地區，應更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給予財政支持。拓展投融資渠道方面，政府可以利用BOT模式，以特許經營形式引入私人資本。具體說來，可以對新建項目，采用BOT投融資方式，政府以將來的收益來換取資本對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的投入。對國家為改善經濟不發達地區投入的項目，可以采取準BOT模式。對近期已建成的污水處理廠項目，采用TOT方式，有利于盤活存量資產，利用變現資金進一步加快新的污水處理廠建設。對早期已建成且不適合采用TOT投融資方式的污水處理項目，采取委托運營模式。在給水缺口較大地區，可以采取供排水“一體化”模式。

（二）建立配套法規、政策體系，營造良好政策環境

污水處理行業經營過程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法規約束，使投資者感到風險難測，在上文中，已經對此進行了詳細說明，因此要吸引投資首先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在目前資金短缺的環境中，政府更要改變以往單純投資者的心理，努力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從公共決策角度看，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投資回報政策，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個保障所有投資者利益的法律法規體系，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　爭環境，建立多元化的污水處理投資機制。

最近有文章把污水處理同城市供水放在一起進行市場化的研究，從國際經驗看，二者捆綁式發展有一定必然性。但應注意的是，這兩個相關行業的市場化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對于剛剛起步的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仍需要一個單獨的政策框架。

總體而言，這個框架的建立應該是一個從小處著手、逐漸完善的過程。最初因缺少經驗而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但法律上的權威性必須保證，起碼也應是行政規章。框架的核心內容應該包括產權體制、投資體制、收費制度、政府對市場的監管等等。細節上至少應涉及特許經營制度、過渡期的政府補貼、BOT規則等細節內容。框架還應該是可操作的、發展的。最初的框架可以在實踐中修改完善，但不能推翻已有的承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行業有法可依，形成開放、規范、有序的污水處理市場。

（三）建立合理的污水處理收費體系

合理的污水處理收費體制可以逐步將污水處理費調整到居民的承受能力范圍內的合理水平，這有助于完善水價形成機制。在污水處理方面必須由政府掌握收費標準，這既是權利也是義務，核心原則就是使用者要付費，污染者更應該付費，保證污水處理廠的正常運行。我國城市污水中工業廢水約占40%—50%，比發達國家要高得多，而污水處理廠運營及管理成本是依據污水排放系統的水量與水質而確定的，因此計費時，這兩個標準都要考慮，要綜合排出污水中各種污染物的多少來計費。

當然，近期內，我國城市污水處理收費尚難以滿足污水處理的完全商業化運作，在一段過渡期內，政府補貼是明智的選擇，是啟動投資最有力的杠桿。畢竟，比起政府籌資建污水廠來說，支付價格補貼要少得多，只發生在有限的幾年中并且隨著收費的提高逐年減少。

總之，城市水業涉及千家萬戶，政府必須承擔監管責任。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時，必須對改革的復雜性、廣泛性和影響的長遠性有足夠的重視。在進行過程中，必須時刻把握一個準則：切實保護公眾的利益。這既是最重要的，也是目前經常被忽略的。但也只有做到這一條，才算真正實現政府、企業、公眾“三贏”，才能使城市污水處理走上科學發展道路，改善我國的水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丘國堂.關于水市場化法律問題的研究——防治水污染的根本出路在于水市場化.武大環境法律研究所.

［2］是公益還是產業？——污水處理市場化需要新機制.中國環境報，2002.

第3篇：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

[關鍵詞]團體保險，政策環境，養老保險，醫療健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

團體保險是指壽險公司針對團體銷售的養老保險、醫療健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產品。2006年我國保險市場團體保險保費收入為648億元，占壽險總保費的17%，相對于壽險業發展的初期，團體保險業務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曾經作為保險公司主要收入來源的團體保險業務，現在卻處于成本高、收益低、增長乏力的發展困境中。本文試圖通過對外部制度、政策、環境的研究，找到制約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瓶頸及未來的增長點。

一、影響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外部政策環境

（一）國家政策鼓勵發展商業保險

為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全社會保障水平，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保障需求，2006年《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給保險業發展帶來重大利好。文件提出，統籌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大力發展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等人身保險業務，積極發展個人、團體養老等保險業務；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通過商業保險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計劃；努力發展適合農民的商業養老保險、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積極探索保險機構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健康發展；立足我國國情，結合稅制改革，完善促進保險業發展的稅收政策等一系列措施。該文件的出臺體現了政府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的力度，鼓勵商業保險發展的決心，同時給團體保險業務的發展帶來了利好信息。

（二）團體養老保險稅收政策不到位

國家鼓勵發展團體保險業務，但因稅收政策的不到位及《企業年金試行辦法》的出臺，給壽險公司團體保險業務的發展帶來了重重困難。

團體補充養老保險與信托型的企業年金從大的范圍來講，同屬于補充養老保險。目前全國有26個省市給予信托型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從工資總額的4%～8%不等，而按照財政部最新的《企業財務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的要求，原本可以從應付福利費列支的團體養老保險，隨著應付福利費科目的取消，而沒有了可列支的渠道。雖然《通則》中提到：“已參加基本醫療、基本養老保險的企業，具有持續贏利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可以為職工建立補充醫療保險和補充養老保險，所需費用按照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規定的比例從成本（費用）中提取。”我們可以理解《通則》中提到的補充養老保險包含了企業年金和團體補充養老保險，但《通則》下發后各省并沒有出臺給予補充養老保險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

從現有稅收政策看，團體養老保險無論是企業交費還是個人交費均缺乏稅收優惠政策，推動困難。且國資委在2005年8月下發了《關于中央企業試行企業年金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中央企業以企業年金形式滿足對職工的補充養老功能，團體補充養老保險失去了一塊重要的市場。

（三）團體醫療健康類產品未全部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通則》及財政部2003年下發的《關于企業為職工購買保險有關財務處理問題的通知》（財企（2003）61號）規定，補充醫療保險可以享受4%的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中國保監會2006年度下發的《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的定義：“醫療保險是指保險合同約定的醫療行為的發生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為被保險人接受診療期間的醫療費用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險。”“醫療保險按照保險金的給付性質分為費用補償型醫療保險和定額給付型醫療保險”。嚴格按定義歸類，保險公司團體保險中屬于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險種僅包括補充醫療保險、住院類保險、意外醫療類保險、各類住院收入保障保險等險種，而對于以重大疾病為保險責任的險種是不屬于享受補充醫療的稅收優惠政策的。政策上的制約同樣壓縮了團體保險業務發展的空間。

（四）管理式醫療保險不計保費收入

《保險行業新會計準則實施指南》中明確：“如果僅具有保險的法律形式，但并無保險風險，或保險風險沒有發生轉移的合同不屬于保險合同。”并以基金型補充醫療保險合同為例，說明該類合同不定義為保險合同。

由此可見，管理式醫療不定義為保險合同，不計算保費收入。意味著對于要做大壽險保費收入的公司來說，單純的管理式醫療產品需要做相應的修改，增加一定的保障因素，或者放棄該類業務的推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對于壽險公司團險業務來說，年金和重大疾病類保險可以帶來比較穩定且較大的資金流，而這兩類產品目前均無明確的享受稅收優惠的政策；與社保銜接的補充醫療保險市場需求較大，但同時保險公司面臨的風險也較大，往往賠付率較高，經過前幾年的發展，壽險公司對這類業務均進行了一定的控制；意外類業務對保險公司而言屬于盈利性險種，但由于財產險公司也可以經營，往往競爭比較激烈，且該類業務所帶來的資金流非常有限。

二、農村團體保險市場分析

（一）按險種分析

1.壽險公司未嘗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社保層面經辦，制度設計屬于商業保險），自1986年啟動以來，到2005年全國有1870個縣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5500多萬名農民參加，基金累計為300多億元。但由于長期以來在認識方面沒有做到完全統一，且因制度設計本身的缺陷，加之基金管理混亂，造成目前中西部地區資金有很大缺口，養老保險難以推進。而東部地區經濟較發達，部分省市設計了新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新的嘗試，但均限于社保經辦。目前，商業保險公司沒有參與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從以往的經驗看，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1）政府參與度要比較高，制度穩定性要比較強，增強制度的信任度；（2）保費來源應多樣化，包括個人、集體、政府等多方面，減輕農民交費負擔；（3）收益率在有保證的前提下，滿足農民較銀行存款高的投資收益率的需求。

商業保險參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優勢在于其較靈活的產品設計能力和精算能力，以及較高的資金運用效率。如果能在政府主導和參與的前提下，由商業保險公司實施運作將是一種非常好的形式。

2.農村醫療保險推動成本高

農村醫療大體上有合作醫療、醫療保險等形式，其中合作醫療是最普遍的形式。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支持、農民群眾與農村經濟組織共同籌資、在醫療上實行互助互濟的一種有醫療保險性質的農村健康保障制度。它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幾乎覆蓋了85%的農村人口，這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80年代的實現，使家庭重新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經營單位，以農業合作社為依托的合作醫療制度出現了滑坡的局面。根據1995年的調查，全國實行合作醫療的行政村由過去的90%猛降至5%.90年代初期，全國僅存的合作醫療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蘇南地區，這主要得益于這些地區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異軍突起，是鄉鎮企業經濟支撐了蘇南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使其達到了鼎盛時期。我國政府決定從2003年起進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新型合作醫療試點的主要特點：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政府等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

目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的經辦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衛生部門所屬合作醫療管理中心經辦，此種模式比較普遍；二是勞動保障部門所屬社保中心經辦模式，主要分布在東部農業人口較少的地區；三是保險公司經辦模式，主要分布在東部和少數中部地區。

目前保險公司對農村醫療保險市場還未全部深入和投入進去，只在一些地區進行了試點和參與。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1）保險公司進入農村醫療市場缺乏基礎數據，給保險精算帶來一定難度；（2）國家并沒有給商業保險公司參與農村醫療保險一定的稅收支持政策；（3）只有少數保險機構網絡能夠深入到農村地區，也給農村醫療保險的開展帶來困難。（4）對醫療機構的監管不夠，醫藥費用上漲快；（5）籌資水平比較低，籌資成本偏高。

目前全國有6家保險公司參與了“新農合”試點工作，分別是中國人壽、太平洋人壽、平安人壽、泰康人壽、新華人壽和中華聯合保險公司。2006年在8個省、自治區的66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業務，參合農民2136萬人，共籌集合作醫療基金11億元。

保險業參與“新農合”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

模式一，基金管理型。政府委托保險公司經辦服務，并支付適當的管理費用。基金赤字由政府承擔，基金節余轉入下一年度。有32個縣市采取此模式。

模式二，保險合同型。政府將籌集到的“新農合”資金為農民投保團體醫療保險，保險公司與政府就保險責任、賠付比例等協商后，簽定保險合同。有22個縣市采取此模式。

模式三，混合型。介于上述兩種之間的一種模式。保險公司代政府管理基金，收取適當管理費，基金赤字由政府和保險公司按一定比例分攤，節余轉入下一年度。有10個縣市采取此模式。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籌資水平是50元，而現在城鎮醫療保險則是1000元左右，這個差距的消除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籌資水平偏低，意味著進入試點的保險公司的管理費率偏低，不足以補償經辦成本，實際運行中往往出現“賠本賺吆喝”的情況。

（二）按群體分析

1.失地農民保險依賴政府推動

近年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快，伴隨著農業用地的減少，在我國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失地農民。目前失地農民達到4000萬人，每年仍以200萬人的速度在遞增。這個群體無法依賴土地提供生活保障，面臨“務農無地、就業無崗、生活無保障”的狀態。目前，從全國來看，還沒有建立全國性的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各地對失地農民的征地安置補償方式也都有所不同，主要方式包括：（1）現金補償方式。目前這種方式最為普遍，這種方式的缺陷在于補償款的滲漏，以及農民的短期消費行為，難以達到養老保障的作用。（2）實物補償方式。提供糧食作為養老保障，這種方式的缺陷在于無法滿足農民的其他需求。（3）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將補償款作為保險費，在城鎮社保體系中取得養老保障，缺陷是政府成本較高。（4）商業保險方式。將失地補償費投保商業保險公司開辦的儲蓄性養老保險，政府給予利差補貼，缺陷在于制度穩定性較差。

目前，各地都在積極探索如何為被征地農民建立可靠的養老保障機制，政府也給出了指導意見，即“失地農民中屬于城市規劃區的，納入城鎮社保體系，城市規劃區外的，納入農村社保體系”。這就意味著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一部分失地農民逐步融入城鎮保險體系中去，由政府負擔養老保障的給付責任，還有一部分需要納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去。

從政府的指導意見看，失地農民保險是屬于社保體系的，但社保因其在基金管理等方面的效率較低，農民的獲益較少，商業保險也有可參與的空間，這方面重慶保險公司有著比較好的經驗。重慶市政府依托商業保險公司，探索出了發放養老保險金，以解決失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障的新模式。政府通過合同方式與保險公司約定了權利義務，從制度上保障了資金的安全性，避免了資金被挪用，解決了農民養老金的安全性問題。農民自愿投保，到一定年齡后由保險公司按月向農民支付養老保險金，直至參保人死亡。截止2004年，商業保險公司收取的失地農民保險費達11億多元。據了解，采用該模式后，重慶市很少發生因征地安置中的養老保險問題鬧事或上訪，不僅讓政府、失地農民滿意，也為保險公司增加了一條服務社會的新渠道。

2.壽險公司參與農民工保險處于探索中

近年來，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約1.2億人，他們對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由于城鄉的二元社會保障結構，農民工無法加入城鎮的養老保險體系中來，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處于停滯狀態，因此農民工基本處于無保障的狀態。目前全國有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進行了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實踐探索，但實施效果都不理想。

深圳采取社保型模式，是單獨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人口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該制度同城鎮養老保險制度一樣由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部分組成，個人賬戶屬于完全積累制。但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規定，包括繳費期需滿15年且退休前5年需連續繳費的要求、農民工退保無法得到統籌部分的保障等，與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及現實問題都差得很遠，因此事實上農民工難以享受到養老保險待遇。

北京也采取社保型模式，由單位和農民工繳納保費，在領取條件等方面要寬松一些，但因為同樣是社會統籌部分農民工享受的少，加之農民工流動性強，短期作業的多，在領取方面和繳費方面有諸多不便之處，因此無論是農民工還是所在企業繳納保費的很少。

上海市采取社保與商保結合型模式，農民工養老保障有別于城市職工，是一種由商業保險公司實施的政府加企業型保障，政府進行強制性推動，企業負責養老保障費用繳納。制度規定用人單位為個人繳費每滿一年，農民工即可獲得一份老年補貼憑證，并可在男性滿60歲，女性滿50歲時，到戶籍所在地商業保險公司約定機構一次性領取。截止到2005年底，參保人數達到247.65萬人。這種老年補貼與養老保障還具有比較大的差異，只能算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上述幾個地區的實踐都是單獨為農民工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養老保險相隔離，對農民工的保障也是限于“只保不養”。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全國僅有幾個地區在探索，而實施的效果又各不相同，目前看，上海市的做法在實施效果上要更有優勢一些，農民工得到的實惠和方便程度更高一些。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農村市場有其特殊性，由于社會保障基礎不同于城鎮，因此政府在基礎保障層面也在嘗試借助商業保險的優勢和力量，為商業保險參與提供一定的空間。

三、良好的經濟環境為加快團體保險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006年是我國實施“十一五”規劃并實現良好開局的一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經濟效益穩步提高。國內生產總值達20.9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7%；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1.5%.經濟增長連續四年達到或略高于10%，沒有出現明顯通貨膨脹。全國財政收入為3.93萬億元，比上年增加7694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31%，增加4442億元。

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團險業務來說，支柱行業的日益發展，經濟增量的不斷擴充，企業利潤的快速增長，國外資本的不斷涌入，民營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國企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等都為團體保險業務帶來巨大的市場空間和豐富的保源。國家統計局2007年3月27日的報告顯示，2007年前兩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932億元，同比增長43.8%，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2個百分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1390億元，同比增長49.3%，比2006年同期提高了35.8個百分點。

良好的經濟環境促進了企業健康快速的發展，也因此擴大了市場對團體保險業務的需求，為團體保險的加快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4篇：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

【關鍵詞】 艾滋病；性解放；性倫理

1 “性解放”與艾滋病

艾滋病從它被人類發現那一天起，它就與人類的、性倫理緊密聯系在一起。艾滋病1981年在美國被發現，31例男性同性戀者患卡氏肺囊蟲肺炎。因為這些患者都是同性戀者，所以人們從一開始就認為艾滋病的產生與同性戀生活方式存在著某種關系，因此，有人稱艾滋病為“同性戀瘟疫”，認為此病是“上帝對同性戀的懲罰”，這種疾病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恐慌。

同性戀現象的大規模公開出現，不能不歸咎于西方社會中出現的性解放運動。“性解放”萌芽于資本主義文藝復興時期，上世紀20年代前后在西方開始被大力宣傳，1925年后，避孕知識和設施幾乎普及全美。二戰后西方人的開始背離傳統的價值觀和性制度，性解放在六、七十年代流行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們采取了的人生觀，其中包括性自由和運動，反對結婚，主張隨心所欲地尋歡作樂，結婚、生育受到嘲笑；進入20世紀70年代，“性解放”或“性自由”風靡西方一些國家，性自由觀念從美國傳播到許多國家，西方社會普遍彌漫著“性解放”的風氣。西方“性解放”運動鼓吹一切為享樂，以滿足和享樂為唯一標準，攻擊社會上的清規戒律，逃避一切形式的束縛。追求陽光、大海和成為一時流行的生活模式，這一模式沖擊了人們兩性關系的傳統習慣。

性解放的結果是的發生率大大增加。據1929年的《漢密爾頓調查》：婚前者在男子中已占54%，女子中已占35%。然而，到了1953年，據《金西報告》：男子中占98%，女子中占50%，即有半數的女子結婚時已不是處女[1]。1967年美國社會學家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院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未婚學生中有兩性關系的占62%[2]。性解放還導致了西方社會混亂、同性戀、、等違背傳統道德的性關系和性活動，也造成離婚率大為上升，單身、獨身增多，未婚先孕、少女懷孕、傳統性道德觀念的淪喪等社會問題。

六、七十年代以來，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里，性解放不僅破壞傳統的性倫理，而且破壞了傳統的系統，這種沒有任何限制地經常變換的，使存在于中的HIV病毒，迅速地廣泛傳播開來，性的社會網絡理論很好地揭示艾滋病擴散的機制[3]。據美國有關研究表明，一次婚外受艾滋病感染的機會是1/10到1/100，多受感染機會就多。在一群同性戀和雙性戀者中，有48.5%受感染，其中單一的為18.2%，而多者竟高達70.8%[4]。因此，這種違背傳統性倫理的混亂的性關系是傳播艾滋病的溫床。隨著艾滋病以其高速的流行和傳播，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艾滋病不單是一種自然疾病，它更是一種社會疾病；不單是細菌或病毒傳播，更是以社會為媒體傳播的。

2006年11月21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的《2006年世界艾滋病報告》，指出2006年全球有290萬人死于艾滋病，430萬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至此全球感染數已達3950萬人，15歲以下的兒童達230萬人[5]。

在國外，同性戀這種不良是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而在中國，異性性傳播、異性和合法婚姻成為艾滋病流行的首要危險因素，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2007年)》指出，估計到2007年底，我國現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人，全人群感染率約為0.05%(0.04%～0.07%)。其中，在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占44.7%，男男性傳播占12.2%，注射吸毒傳播占42.0%，母嬰傳播占1.1%[6]。

艾滋病流行在我國大致經歷了1985~1988年的傳入期，患者主要為外國人或海外歸國人員;1989~1993年的擴散期，艾滋病從7個省擴大到21個省，主要以吸毒人群為主;1994~1997年的增長期，全國除青海省外全部發現感染病例，并在1996年發現第一例母嬰傳播病例;1998年后的快速增長期，患者遍布全國，部分地區還出現暴發性流行。近年來艾滋病流行日趨嚴峻，病毒感染者和病例報告數明顯上升，1999年開始報告艾滋病病例數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長。衛生部報告：至2005年底全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4089例，艾滋病病人32886例；至2006年10月31日，全國艾滋病183733例，艾滋病病人40667例，死亡12464例。可見，我國艾滋病的增長速度相當快，如不加以控制，照此速度預測到2010年感染人數可達到100萬例[7]。

2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的傳播差異

2.1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傳播的性別差異

我國的有關資料顯示：H1V感染者男女比例由1990~1995年的9∶1，1996~1997年的7∶1，1998~1999年的5∶1下降至2000~2001年的4∶1[8]。這一事實說明，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比重在逐漸加大，它也說明了男女兩性之間在感染艾滋病方面存在某種差異。導致這種差異出現的原因是生理因素的，還是文化社會因素的？一般認為，既有生理因素，也有文化社會因素，體現在性倫理方面原因主要有：

第一、在對象方面，女性傾向于與年長的男性結婚或發生性關系，因為年長的男性往往在社會地位、經濟勢力方面優越于女性，無疑對于經濟不獨立的女性來說，這些物質條件會成為選擇性對象時考慮的重要因素，但這些男性往往曾經有過多個，這自然就增大了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機會。

第二、男性中心的性倫理模式影響女性獲得性知識的機會。

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封建思想在兩性性觀念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反映在性知識方面則影響到女性與男性難以有平等的性教育機會。人們對男性比較寬容，獲取性知識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傳統觀念要求女性應溫柔順從、不懂性事，主動獲取性知識則被視為“壞女人”。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文化都希望女性對性方面的事情一無所知以示純潔，因此，常常不愿意向她們提供與性有關的知識，這樣有可能將女性置于艾滋病傳播的危險之中。

第三、男性中心的性倫理模式導致男性對女性健康權和生命權的漠視。

在傳統性文化中，男性處于主導地位，女性則處于從屬地位，女性被要求在性關系中持被動和順從，因此男性在以男性為中心的模式中，在上是掌握主動權的一方，能夠決定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與哪個女性、以什么方式發生性關系，也能夠決定是否使用安全套。女性在的安全方面十分被動，在與自己的伴侶的中，女性幾乎無權決定是否進行、是否使用安全套。男性安全套是目前惟一廣為使用的防止感染傳播的方法，女性安全套則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很難推廣和普及。這種司空見慣的性文化，是導致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以及性病患者中男性對女性健康權和生命權的漠視，并使女性被感染的重要原因。

第四、以生殖為目標的傳統性倫理增加了婦女的易感性。

在中國農村地區，人們普遍有生男的偏好，沒有兒子或沒有小孩的婦女，常常面臨來自社會、家庭，尤其是婆婆和丈夫的巨大壓力。由于農村的農民目前仍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他們只有依靠親屬關系和社區互助形式，以及反哺式的孝道來解決老、病、死的問題，因此，生兒子不僅是“面子”的需要，更是實際利益的需要。這往往造成女性或多次生育直到生出一個兒子為止;還有HIV陽性女性冒著感染丈夫和嬰兒的危險，執著地要生兒子。

2.2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在同性戀中傳播的性別差異

艾滋病在同性戀中傳播，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相比有明顯的差異，一方面是在性伴數量方面，同性戀者往往比異性戀者有著多得多的，男同性戀者的數量又要多過女同性戀者；另一方面，在方式方面，男同性戀者又經常采取和等方式，一般會導致流血，血液能把傳染艾滋病的病毒傳給插入的一方，而小的撕裂又能將病毒通過傳給接受的一方。因此，同性戀男子比女女同性戀者更容易成為感染、傳播艾滋病的人群。在國內，由于大多數人對同性戀又不認同，同性戀受到的壓力比較大，為了保護自己，很多人又會選擇與異性組成正常的家庭，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戀又會將艾滋病傳染給他的配偶或子女。此外，如果男性受到性暴力的侵害，他們尋求保護而且得到治療的可能性很小，男性的易感性反過來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女。

2.3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的年齡差異

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我國50歲及以上的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報告人數已達到全國感染者的1/10，并呈快速增長趨勢。在老年人群中經性傳播感染HIV趨勢應引起注意，盡管老年經性傳播感染的比例不足5%，但是在局部地區已經有一定數量，值得關注[9]。實際上大多數老年人仍然保有適度的性需求，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51%的老年女性和92%的老年男性性生活仍然活躍。對那些喪偶的年輕男性老人、獨居以及其他原因單身老年男性，偶而發生不安全的并不奇怪。近幾年，老年不婚同居現象有上升趨勢，由于這一代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性病、艾滋病知識，而出于對性生活的渴望，有些人像年輕人一樣加入到商業行列，使得該人群中性病傳播擴大。在泰國，有學者對HIV流行地區的部分老年未婚男性的性生活進行了研究，發現這些未婚老年男性通常有多個，有些是商業性的易，因此他們是極易感染HIV和傳播HIV的人群。據張珠珍等的報告：中老年性病患者的增長速度超過性活躍期年齡組（20～49歲年齡），成為90年代性病流行的新動向之一[9]。

在一些地區，男性擁有幾個商業，婦女很少有保護措施，老年婦女在性安全方面處于劣勢。大多數老年婦女認為現在她們不用擔心意外懷孕了，因此趨向不使用。美國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與年輕人比較而言，僅有6%的老年人愿意使用。隨著年齡的增長，衰老使老年人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老年醫學研究認為，幾乎所有的女性在更年期間，她們的陰道逐漸變窄，而且度降低，因此在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傷，從而有感染HIV的風險。已有的研究表明，多數老年婦女感染HIV是因為其配偶不檢點的婚外的結果。

2.4 性倫理影響艾滋病在流動人群中的傳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年幾千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迅速向城市轉移，這些流動人口受現代性解放觀念片面影響，許多人都認為婚前及婚外“很普通”、“很正常”，而普遍文化低，相應知識準備不足，他們由性無知走向性開放，這種開放的思想觀念或許是不少外來打工仔或打工妹婚前較當地人為多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中夫妻兩地分居的現象非常普遍，已婚和未婚的大量民工背井離鄉，生活在缺乏原有社會支持和控制的網絡中，這就導致他們中許多人的變化，多和婚前成為普遍現象[10]。

此外，由于外來人口受自身素質以及社會等限制，致使許多的外來人口一時找不到令自己滿意的工作，導致收入不穩定，生活缺乏保障。正是他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上的弱勢或邊緣地位，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容易或被迫或“自愿”地選擇通常被認為有感染上艾滋病的高危行為，包括從事工作等[10]。

流動人群離開家鄉和配偶后，心理和就業壓力都增大，甚至流浪街頭，食不飽夜不寢，致使其不得不從事商業。由于這些人群文化底子薄，缺乏正確的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相關知識，性意識淡薄，只求金錢，不求健康，多數是無保護的，通過這種長期性的城市流動而引起病毒跨區域迅速蔓延。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流動到城市的農民打工者數量越來越大，這個群體逐漸成為艾滋病防治的重點人群。據統計，我國目前進城農民工人數為1.4億左右，占全國9億農民的15.5%。他們由于流動性大、多數處于性活躍期、社會約束力弱、接受艾滋病宣傳教育的機會不多、本身文化程度和衛生知識缺乏等原因，逐漸成為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和傳播的高危人群。

3 艾滋病防治技術的突破性發展會導致“性解放”嗎？

到目前為止，艾滋病防治技術并沒有突破性發展，艾滋病疫苗也可能在數年或數年后才能夠問世，現有艾滋病的治療手段不僅費用昂貴，而且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從艾滋病被人類發現那一刻開始，人們就對它懷有恐懼心理，再加之媒體的過度渲染，人們更是談“艾”色變。例如，2001~2005年中國幾個城市都流傳艾滋針刺的流言，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恐慌。近年來，醫學工作者發現一些人甚至患上了“艾滋病恐懼癥”[11]，他們既不是艾滋病患者，也沒有感染HIV病毒，但卻一直擔心自己具有感染的危險，或者堅信自己已經感染了HIV病毒，有些甚至表現出了與艾滋病非常相似的臨床癥狀。有數據顯示，在我國的男同性戀群體中，大約80%已經結婚，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報告在進行時會采取使用避孕措施。這意味著有相當數量的人群有可能在今后發展成“艾滋病恐懼癥”。

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假設，如果人們基于對艾滋病的恐懼，勢必會減少一些不安全的，那么艾滋病防治技術一旦取得突破性進展，人類治療艾滋病就如同治療感冒時，人類是不是更加混亂呢？國內學者李傳俊教授就持這種看法[12]。他的理由是：根據美國著名性學家金賽的調查，三、四十年代時性亂現象已很盛行，然而，實際上有不少人因懾于梅毒、淋病而不敢參與性亂，40年代后期青霉素問世，治療梅毒和淋病有了特效藥，有人樂觀地認為性病可以控制，可是恰恰相反，正是性病特效藥促進了“性解放”，由于性道德淪喪，人們上的放縱，青霉素反起到促性亂和性病流行的反作用。

李傳俊教授的觀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夸大了艾滋病技術可能引起的后果，實際上“性亂現象”并不是現代人的發明，正如美國性學家馬斯特、約翰遜所認為那樣“混亂的性生活并不是現代大學生的發明，事實上這一現象并沒有比以前嚴重多少。1966年，愛沙德爾•魯賓醫生認為，決定人們是否開始過性生活的因素，是社會結構、文化、宗教和倫理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人類對艾滋病的恐懼并不能夠阻止性倫理的變革，這是因為即使今后人類能夠完全治療艾滋病了，但是我們也不能保證沒有另外的性疾病出現，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缺乏性傳播疾病，就如同過去的梅毒、淋病并沒有阻止西方性解放發端于20年代。這說明了性革命并不是由于醫療技術發展所導致的，性革命是由于性倫理變革的結果。因此，無論今后人類社會的性倫理往什么方向發展，我們很難將這種變革完全歸咎于醫療技術的高度發展。

4 恢復傳統性倫理能阻止艾滋病的傳播嗎？

越來越成為艾滋病在國內的主要傳播途徑，其中男男性傳播從2005年的0.4%上升到2007年的3.3%，異性性傳播從2005年的10.7%上升到2007年的37.9%。2007年估計5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占44.7%，男男性傳播占12.2%[13]。以上說明，通過不安全將艾滋病傳播到一般人群的情況正在發生。因此，在沒有開發艾滋病特效藥的情況下，有學者認為，遵守性道德是預防艾滋病的靈丹妙藥，堅持中華文化優良的性道德觀念，是預防艾滋病的靈丹妙藥[12]。

雖然禁止婚前、婚外、多性伴等行為在傳統性倫理上是可行的，但是實踐層面是困難的。目前我國并不具有五、六十年代那樣政治社會環境，國家、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力是越來越弱，思想是越來越多元化，人們的自由度是越來越高。從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人們的只會越來越活躍、頻繁，不會越來越少。即使能夠禁止婚前、婚外、多性伴等，但社會也不能夠阻止離婚率、再婚率的上升，再婚也會起到與多的同樣傳播效果。此外，社會性觀念越保守，高危活動就越頻繁，向高危人群提供預防艾滋病信息就越困難，這對預防艾滋病的傳播同樣是不利的。

參考文獻

1 彭憲.美國“性解放”面面觀[J].當代青年研究，1988，4.

2 韶沖.“性解放”已不時髦[J].當代青年研究，1984，12.

3 楊頌平，祝平燕，婦女艾滋病與性網絡.

4 朱琪.艾滋病與生活方式[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87,5.

5 .

6 中國科學院cas.省略/html/Dir/2007/11/30/15/41/15.htm.

7 吳易雄.我國艾滋病防治的倫理難題及對策研究[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7,9.

8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監測資料匯編.轉引自：龍秋霞，艾滋病傳播與社會性別關系分析[J].學術研究.2003,11.

9 張珠珍,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93-2000年性病流行趨勢分析[S].第一屆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大會論文集, 2001，11.

10 翁乃群.艾滋病傳播的社會文化動力[J].社會學研究，2003,5.

11 王建平,等.艾滋病恐懼癥的研究初探[J].心理科學進展，2004,3.

12 李傳俊.防治艾滋病與性道德[J].中國醫學倫理學，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