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譯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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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電影翻譯;文化意象;寓意;重構;修潤;轉換

中國的電影翻譯事業已走過了五十多年輝煌的歷程。在這半個世紀中,電影翻譯工作者給廣大觀眾奉獻出了許多優秀的譯制片,觀眾從這些優秀的譯制片中不僅領略、了解到了異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感受到了語言給人帶來的無窮魅力。許多優秀譯制片中的精彩對白已成為中國觀眾爭相傳誦的佳句。如“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前蘇聯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幾代身處逆境中的中國觀眾。由此可見,電影作為大眾傳媒,其社會效應是無可估量的。然而,在學術領域內,由于受世俗偏見的影響,電影翻譯研究卻頗受冷落,翻譯研究人員似乎“完全把這一領域給忽略了。”[1](P99)為此,我國著名影視翻譯界學者錢紹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譯界對影視翻譯的重視遠不如文學翻譯。”而這“與影視翻譯的社會作用不相稱。這一現象亟應引起翻譯界的注意。”[2](P61)鑒于此,本文擬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

一、語言與文化意象

語言(Language)不僅是人類思想感情表達與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能真切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地域、政治經濟、物質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語言在有聲電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為聲畫同步的視聽藝術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擬現實,創造出酷似“真實”的藝術時空。如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簡愛》、《王子復仇記》、《葉塞尼亞》等優秀譯制片中那玲瓏別致、清晰明亮、頗具異國風情的語言,逼真、自然、隨意,充滿了生活氣息。因而這些精彩的對白、片段令人百聽不厭,久久不能忘懷,它們留給觀眾余韻不盡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了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意義,深遠的聯想,人們只要一提到它們,彼此間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溝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與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義的載體,是形成意象的客觀事實;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語言文化環境中的引伸意義。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語境中,“以具體來表現抽象,以已知或易知來啟迪未知或難知。”[4](P137)如宋代大詩人蘇軾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賦”中用蜉蝣這種朝生暮死的小昆蟲來比喻人生的短暫,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5](P509)英語諺語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為“駱駝負載過重時,再加上一根稻草也會把它壓死。”諺語中意象詞語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動形象地寓意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極點。”

二、重構文化意象

譯制片又稱翻譯片,顧名思義,一些國外優秀的影片必須通過翻譯方能為中國觀眾所接受。電影翻譯與其它文學作品翻譯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形象思維中高超的藝術意境。但電影翻譯又有區別于其它翻譯的特殊性,即其譯文要做到能見之于文,形之于聲,達之于觀眾。著名翻譯家Nida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是間接地反映一個相應的文化,詞語意義最終也只能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幾乎很自然地體現在語言上的不相同。”[7](P28)

漢語、英語分屬兩大不同的語系。漢語是象形文字而英語是一種字母文字。要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際間進行成功切換,這對電影翻譯工作者來說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電影翻譯工作者不僅給觀眾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優秀譯制片,同時也給電影翻譯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電影RedShoes播放時被譯成“紅舞鞋”,覺得也無可厚非。此片主要講述了英國一名芭蕾演員面對愛情與事業而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終走向斷崖的凄惋的故事。盡管“紅舞鞋”正確無誤地譯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緊扣劇情,但直譯的平鋪直敘,沒有更深的寓意。觀眾如果光看片名,確實難以激起任何聯想的波瀾。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國優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廣告上RedShoes這部英國影片片名被譯成了“紅菱艷”,細細品味“紅菱艷”這一譯文,譯者把那雙纖巧的紅舞鞋比作了中國觀眾婦孺皆知的紅菱。它寓意紅菱雖生長于濁水污泥,卻嬌艷迷人,特別是那兩只彎彎的紅菱角,猶如中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雖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淚,有的甚至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紅菱艷”這一片名隱含穿著如紅菱般舞鞋的艷麗卻薄命。

譯者把這一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紅菱”注入其翻譯中,從而成功地重構了一幅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悉、能會意、肯接受的嶄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構(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這一巧奪天工的翻譯手法在電影翻譯中隨處可見。如美國電影WaterlooBridge這一片名原意為“滑鐵盧橋”。眾所周知,1817年英國在泰晤士河上出資建造了滑鐵盧橋,以此來紀念威靈頓公爵指揮英國軍隊打敗拿破侖而取得的滑鐵盧戰役的勝利。如果依據英文直譯成“滑鐵盧橋”,乍一看,觀眾定會認為這是部與拿破侖打仗有關的戰爭片或介紹與該橋建筑有關的紀錄片。但看過此片的觀眾都知道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愛情片。

影片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瑪拉在滑鐵盧橋上結識了青年軍官羅依,并成了戀人。而后,瑪拉獲悉羅依戰死疆場,痛不欲生,為了生存淪落為妓。當羅依奇跡般地出現時,她無法面對現實,為了愛情和名譽,她再次來到與羅依初戀的地方,喪生在車輪滾滾的滑鐵盧大橋上。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中,有著許多與之相仿的神話傳說。如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陜西省藍田縣一年一度的“藍橋相會”等。而“藍橋相會”的傳說與WaterlooBridge故事情節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譯者把原名“滑鐵盧橋”譯成了“魂斷藍橋”,這樣做不僅避開了中國觀眾由于地城文化差異、歷史背景知識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藍橋”這一隱含中國文化的意象能使觀眾一看到片名即刻領悟到這是部關于愛情的電影。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的意義在于它能及時有效地達到使譯文與觀眾勾通,使觀眾心領神會的效果,由此來吸引廣大的影迷,創造譯制片票房紀錄的新高。仔細認真研究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這樣的翻譯手法會不時令人拍案稱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潤

由于中外觀眾知識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電影翻譯工作者應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去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等有著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電影翻譯中如果對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潤(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處理,就事論事直譯,會造成這一文化意象的缺損,文化涵義支離破碎。英國電影《魂斷藍橋》[8]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應該指出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觀眾不知道這個“唐寧街10號”在什么地方?其二、他們更不知道廣播員在這里特地提及這個地名有何特別的寓意?為了使電影譯文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達之于廣大觀眾。譯者宜對上述譯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補修潤,如:

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通過增補“英國首相府邸”,觀眾這才真正認識到了“唐寧街10號”的“廬山真面目”。至此,“唐寧街10號”所隱含的意象立體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觀眾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寧街10號”的全部文化內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哥城墻,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此例選自英國電影《一夜風流》[9]。這段對白譯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這段譯文中出現了“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三個與《圣經》歷史故事有關的詞語。眾所周知,東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國,中國觀眾對佛教還可略知一二,而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宗教歷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換的瞬間讓中國觀眾把上述三者的關系聯系起來是件難事,他們會搞不懂這“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直譯用于上述譯文中不僅令中國觀眾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失去了電影翻譯的真正意義。

為使中國觀眾明白這三個詞語間的關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豐滿起來,譯者應在電影翻譯過程中對這段文字作如下潤色: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圣經》中的耶利哥城墻,雖比不上《圣經》里以色列人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由于對“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些出自《圣經》故事的詞語增補了必要的文化涵義修潤詞后,觀眾不僅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同時在上下語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個詞語“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潤增強了語言文字在語境中的透明度;增強了文化意象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轉換

語言學家認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會給它“刷上不同的顏色”。緣于此,文化意象的錯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會具體表現為作為喻體的文化意象上的差異。換言之,在一種文化傳統中一個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種文化里卻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國電影《呼嘯山莊》[10]中有這樣一個片斷: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貝拉:這是一個哥哥的義務,親愛的埃得加,你總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風的年輕詩人吧。埃得加:哦,你該不是想嫁一個龍騎兵吧?

第2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一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人把握為自我創造、自我生成的活動，將人的本質界定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即勞動，即人作為“類存在”意義上的勞動的存在。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則摒棄了以抽象的人道主義和人類學概念理解人的本質的做法，將人的現實性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人的存在的社會性。20世紀50年代以前，西方把分立為青年、老年馬克思的做法（即早期馬克思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而后期的思想是早期思想的退化）正是基于對這個研究而得出的，而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統一于人道主義是20世紀西方思潮的主流觀點。大多數西方學者明確反對“兩個馬克思”論，認為“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的思想實質上是一致的。本文從西方統一的人道觀點出發闡述西方的“人本”觀點。

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明確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就此開啟了把人本主義化的浪潮。西方產生的重要原因是反對第二國際把機械化為經濟決定論，他們認為歷史的發展不是機械化的經濟決定論，而必須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在歷史發展過程當中所起的作用——人是歷史的主體。他們認為現實的總體性，就是歷史運動中主體與客體的直接統一，哲學的核心內容就是研究社會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辯證法，即主客體辯證法。而“人本身作為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基礎，作為歷史辯證法的基礎的同一的主體——客體，是以決定性的方式參與辯證過程的”279。人類歷史過程中最真實的存在是人的客觀活動本身，即社會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如果“沒有這一因素，辯證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50。在主客體運動的歷史過程中，盧卡奇認為只有大工業的產物無產階級才能做到把自身作為主體的同時，把客體也作為同一整體的一個方面來認識，從而實現主客體的統一。他認為馬克思第一次用歷史唯物主義真正地說明和揭示了歷史的本質，第一次真正地發現了歷史的主體，即無產階級。盧卡奇認為：“每個社會的力量按其本質是一種精神力量，只有認識能夠使我們從中解放出來。”350據此，他把無產階級革命歸結為一種意識活動，認為“只有無產階級的意識才能指出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出路”136，因而也就把意識形態斗爭提高到了革命的首要位置。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梅勞·龐蒂認為，蘇聯模式的與斯大林主義者只看到外部的客觀因素，而低估了無產階級意識的主觀作用。這種觀點體現了一些西方強調人學來源于黑格爾的主觀辯證法，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過分強調了人的意識的能動作用，以至于陷入一種“意識決定論”的主觀唯心主義當中，忽視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法蘭克福學派著名代表人物弗洛姆認為，“正統的者”將馬克思的哲學誤解為經濟決定論式的唯物主義。這種經濟決定論式的唯物主義更接近于馬克思所反對的19世紀資產階級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而不接近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然而“馬克思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人從經濟決定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在于恢復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達到與他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與和諧。”在弗洛姆看來，馬克思絕不是簡單地認同經濟決定論，將所謂的客觀規律說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更不是試圖將人性泯滅在歷史物質的總體運動中，總而言之，馬克思從不否認人之精神存在的重要價值，恰恰相反，馬克思追求的正是人的解放。馬爾庫賽在對待斯大林主義的問題上，也說明了他把馬克思的人學理解為人道主義。他在《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一文中說：“最近《手稿》被用來證明‘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對抗官僚極權的蘇聯模式；這些手稿有力地推動了反斯大林主義和后斯大林主義的斗爭。”弗洛姆認為馬克思把人性理解為人的本能和欲望。弗洛姆的目的是在突顯人的自然存在，而貶低馬克思的人的社會存在本質。馬爾庫賽認為，馬克思把感性作為人的本質規定，馬克思人學的根本變革在于感性這個本質規定上，他說:“也許正是在感性(作為對象化)這個概念上，在人的本質規定這個中心問題上，馬克思完成了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革命理論的決定性轉變。”馬爾庫賽最終把馬克思的人性思想歸結到了一點:人的自由和全面性的實現，在馬克思那里是人的感性需要、和本能的實現。西馬理論家們都從馬克思學說的社會批判方面中獲取了最初動力，都以批判作為人本主義立場的原點。他們力圖使自己所關心的對象是現實中具體的、個人化的實際存在。

二

無論是西方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要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從各個方面構建不同的主體觀，盧卡奇人的總體性、馬爾庫塞的多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人以及列斐伏爾總體的人都把人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們不大一樣的理論背景又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的救贖之途。比如盧卡奇的浪漫主義，霍克海默的理論批判性，薩特的哲學確證，馬爾庫塞的審美之維，弗洛姆的技術人道化，還有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改造。不過，他們的相同處在于，都把革命從街頭挪進了書齋，企圖通過心靈革命和思想改造來變革社會，從中體現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行動取向和現實的巨大壓力。

在當前物欲橫流的社會，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到底是不是手段？國內外研究者都贊同“人”是目的，因為我們最終是為了人，很多學者都從人的角度出發，認為人不應該是手段，人不可以作為手段，筆者認為在當前社會下，人不僅是目的，而且應該是手段，而且大部分時候是作為手段而存在的。只要生活在社會中，自我與他人就必然互為目的和手段。對此，馬克思曾作了辯證的闡釋：“(1)每個人只有作為另一個人的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2)每個人只有作為自我目的（自為的存在）才能成為另一個人的手段（為他的存在）；(3)每個人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為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當作自我目的才能成為手段。”可見，人本身就是手段與目的的統一。如果把手段和目的割裂開來，僅僅把人當作目的，其實無異于否定了實踐的必要性和社會存在的可能性。

無論是人本主義還是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目前大部分學者都過分地強調了人，并且在現實中又

沒有對人給予實際的關懷，只停留在理論上面，筆者同意人最終是我們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社會現實中人肯定不可避免地作為一種手段而存在，不僅是別人的手段，也是自己的手段，況且目前社會生產力還不發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們目前所強調的人更多地應該從關注人的現實生活出發，如果連人的基本生活都滿足不了，何談“人本”？我們要敢于承認人除了是作為目的存在于這個社會的，也是作為手段而存在于社會生活當中的，當然這個手段我們不能理解為盧卡奇等西方者的“物化”或者“異化”，這個手段應該是合理的，而且應該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為了人類社會的往前進一步發展，我們必須合理很好的“利用”這個“手段”，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以期向人的全面發展而努力。

第3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摘 要：語言學術語翻譯的基本原則是準確、一致，但是語言學術語翻譯不一致、不規范的現象仍然很多，作為現代語用學最重要的理論來源之一的“言語行為理論”，其譯名以及相關術語的中文翻譯都存在譯名不一致以及未準確傳達理論內涵的問題。此外，這一理論又和其它理論的中文譯名相混淆，缺乏區別性，而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的文章卻很少。本文對這一概念體系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甄別，區分該理論和其它理論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內容方面的不同，并在此基礎上，遵循術語翻譯的基本原則，探討這一理論相關術語的恰當、貼切的中文譯名。

關鍵詞 ：術語翻譯 言語行為理論 準確性 一致性

一、引言

術語是專業語言的核心和靈魂，術語的標準化對學科建設有重要意義。“術語翻譯的具體標準跟所有翻譯一樣，第一個要考慮的也是準確性”（姜望琪 2005：80）。語言學術語的譯名亟待規范，語言學術語的翻譯問題也值得專門探討（羅天華 2012）。王宗炎（1987）提出術語譯名的六條原則：通用、準確、明白、簡潔、有系統性、有區別性。趙世開（1992）把語言學術語的譯名簡化為三條：準確、好懂、照顧系統。從上述對術語翻譯的論述可見，“準確”是術語翻譯中需要遵循的第一原則。語言學術語的翻譯存在不一致和不規范的現象，表現為兩個方面：同一個術語有不同的中文譯名，且各個中文譯名的意思相差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術語的準確性；不同理論中的術語又有相同的中文譯名，造成了混淆，失去了區別性。這些現象影響到對語言學的理解和學術交流。作為現代語用學最重要的理論來源的“言語行為理論”[1]，其譯名以及相關術語的中文翻譯也存在著譯名不一致、和原文所表達的意思不同甚至錯誤的問題，同時這一理論又和其它語言學理論的中文譯名相混淆，缺少區別性，而這一問題得到的關注卻很少。系統地梳理和甄別這一理論的概念體系，根據原文探討各個相關術語的確切涵義和所指，區分該理論和其它理論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內容方面的不同，有助于找出恰當、貼切的中文譯名。

二、文獻綜述

“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是二戰后英國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奧斯汀（1962~2002）首先提出的。奧斯汀屬于日常語言學派，研究非理想化的語言和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在他之前，大多數人都沒有關于“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概念，他們把語句看作在實際上與陳述相同的東西，并且用研究語句的方法來研究陳述。由于奧斯汀、維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學家的工作，人們開始認識到，語言學習中所涉及的東西并不僅僅是抽象的語句形式，而是使用這些語句實施的一種行為，這種行為正是通過說出這些語句完成的。這種認識為研究語言哲學指明了一個新的方向，將語言研究變為人類意向行為的一種形式，由此產生了“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在語言哲學中，整個“言語行為理論”是對傳統的語言研究狹隘性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奧斯汀打開了語言學研究的新領域，他研究的具體問題是人們如何以言行事。他之前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僅關心命題的真偽問題，但奧斯汀發現，很多情況下，人們說一句話并不是要表達一個命題，而是要做一件事情，例如宣布開會或給一個嬰兒命教名（christen），這就是以言行事（陳國華 2007：F24）。

國內對于奧斯汀的介紹和引進始自1979年許國璋（1991）對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的摘譯和介紹。近四十年來對奧斯汀及其理論的研究從未中斷，一類研究主要集中于語言學領域，側重于對“言語行為理論”的闡釋和發展。一類研究致力于探究奧斯汀理論的哲學淵源和哲學意義。第三類研究屬于應用研究，主要是將“言語行為理論”應用到不同研究領域。除了傳統的領域如運用該理論研究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反諷（曲家丹 2006）、英語教學、翻譯、廣告、跨文化交際等等之外，有些研究也結合了較新的領域。陳海慶、張紹杰（2004）將之應用于分析語篇連貫性的問題。劉風光、張紹杰（2007）運用該理論中的以言行事分析詩歌語篇問題。付習濤（2004）認為“言語行為理論”的提出為自然語言處理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盡管上述研究涵蓋了“言語行為理論”的很多方面，但是都未關注一個問題：“言語行為理論”這一中文譯名是否確切，是否準確反映了原本的意義。特別是speech act theory，其最普遍的譯名是“言語行為理論”，但是這一譯名和另一常用的語言學術語“言語行為（verbal behavior）”完全相同，使人無法區別二者的異同。另一方面，“言語行為理論”是奧斯汀自創的體系，概念是新的，術語也是自撰的，他將“言語行為”分為三種：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初學者很難理解其中的前綴il-，per-，將它們翻譯確切則更為困難。

最早關注這一問題的是陳國華（1984：35）。他將speech act這一術語譯為“言語動作”而不是沿用已有的“言語行為”。他認為有兩個原因：1） 將act譯為“行為”，其漢語意義與behaviour（行為），無法區別，而verbal behavior（言語行為）又是語言學的一個常用術語；2）acts是可數名詞，“動作”也是可數名詞，（如two directive acts指兩個指使動作），而“行為”前面的量詞只能是“種”，不能用來翻譯單位意義上的acts。盡管這一探討很有意義，但是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固有的譯名仍然被沿用下去。

王宗炎（1987）討論了翻譯中術語譯名的問題，認為有如下的原因會導致譯名的錯誤：1.誤解原文，如對喬姆斯基的術語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誤解而譯為“語言習得方法”，而喬姆斯基實際上講的是人類大腦中的一種機制（mechanism）；2.原文意思清楚，譯名意思含混；3.原文一名一義，譯文一名兩義；4.兩個原名意義各異，譯名的界限不大分明。他也分析了“言語行為理論”的涵義以及它所包含的三種行為：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在理解上的困難以及給翻譯所造成的困難，但是沒有給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和譯名。本研究在對“言語行為理論”的涵義以及相關的譯名進行仔細分析梳理后，發現其譯名的翻譯所存在的問題和王宗炎的歸納基本吻合。

三、“言語行為理論”以及相關術語的譯名辨析

通常speech act theory被譯為“言語行為理論”，《現代語言學詞典》也使用了這一譯名，但是該譯名和語言學中常用的另一個由斯金納首創的理論verbal behavior完全相同，因此，這一譯名存在的問題有兩個方面：和原文的意思有偏差；原名名字意義各異，譯名界限不清，一個譯名對應了兩個原名，失去了術語該有的區別性。speech act theory和斯金納的verbal behavior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內容上都完全不同。verbal behavior 和speech act都是各自研究領域里重要的術語，作者選擇某個單詞自有其意圖和含義，而漢語卻用完全相同的字眼表示，未免會引起混淆和誤解。Verbal Behavior是斯金納的代表作，屬于行為主義語言學說，是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哲學和心理學理論基礎。斯金納認為人類的語言行為不只是簡單的刺激和反應，他研究可觀察到的行為，以及為什么有這種行為，該行為是如何形成的，屬于行為學的一種。其研究對象是可見的，能說出因果關系的，可控制的。behavior一詞被翻譯成“行為”由來已久，如behaviorism被翻譯成“行為主義”。

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verbal：1a：of，relating to，or consisting of words b：of，relating to，or involving of words rather than meaning or substance

behavior：1a：the manner of conducting oneself b：anything that an organism does involving action and response to stimulation c：the response of an individual，group，or species to its environment.

中文維基百科對行為的解釋：行為是指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動作、行動方式，以及對環境與其他生物體或物體的反應。詞性為中性。在人類或其他群居動物的社會里，有一些行為是不被接受的。對動物而言，行為可以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可以是自愿也可以是非自愿的，而且受到內分泌系統與神經系統的控制。綜合上述釋義可見，verbal behavior譯為“言語行為”符合源語言的含義和用法。

和斯金納一樣，奧斯汀也創造了新術語，而這些術語對于理解奧斯汀的意圖很關鍵，術語理解不準確，對其理論的理解也會有偏差。因此其理論中術語的中文譯名不可忽視。奧斯汀主要關注說話的作用和說話者的意圖，研究非理想化的語言和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他不研究言語如何起作用以及人的表現，他關注的是不同情況下說話者不同的目的，強調的是言語的交際及效果層面。

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eech：1a：the communication or expression of thoughts in spoken words b：exchange of spoken words

act：a：the doing of a thing b：something done voluntarily

由上述釋義可見，speech 側重于交流，符合奧斯汀關注說話者意圖的研究目的，而act側重于某一具體動作，正是奧斯汀（Austin 1962/2002：94）所強調的“就通常意義而言，‘說某事’的舉動，如‘封……為爵士’，就是以言行事，因此在這個層面就是研究言語，或者是整個言語的舉動”[2]。克里斯托（Crystal 2008：446）認為，奧斯汀所謂的speech act并不是僅僅指 an act of speech（張嘴說話）這一動作，而且指a communicative activity（交際活動），并且交際活動是其術語的重心所在。其翻譯不僅要表達出系統性，還要表達出區別性，因此，將speech act theory譯為“言語行為理論”，既和已有定名的“verbal behavior”相沖突，也不完全符合奧斯汀的本意。“言語舉動（speech act）”（陳國華2007：F24）這一譯名既可以避免和verbal behaviour的譯名相沖突，又強調了“說話”這一具體動作和交際目的，更為符合奧斯汀原意，同樣，speech act theory可以譯為“言語舉動理論”。

而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中的三個acts： 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的中文譯名情況更為復雜。最常用的是言內行為，言外行為，言后行為，其它相對應的譯名分別還有：1.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2.言內力，言外力，言后力；4.說話行為，施事行為，取效行為；4.話語行為；5.話語施事行為，話語施效行為。這些譯名是否全面準確地傳達原文的意義和內涵，還需要對原文進行深入的解讀。

細讀原文，先看奧斯汀如何闡述“locutionary act”。“言辭舉動”大約等于說出某種感覺和指稱，這還是相當于傳統意義上的“意義”[3]。（Austin 2002： 109）由原文可知，“言辭舉動（locutionary act）”只是奧斯汀把言語舉動抽象化后所分析出的其中的一個層面，并無內外之別；奧斯汀也闡述了關于“言辭舉動（locutionary act）”和“以言行事舉動（illocutionary act）”的關系，“我們可以說，通常而言，實施‘言辭舉動’本質上也是實施‘以言行事舉動’，這是我打算采用的術語。因此，在實施一個‘言辭舉動’時，我們也在做這樣一個舉動：問或回答一個問題，給出信息或確認或警告。”[4]（同上：98）可見，“以言行事舉動（illocutionary act）”是同一言語舉動的另一個層面，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in- or il- or im- or ir-意為in，within，toward，所以將其譯為“言外行為”正好與原意相反。奧斯汀對另一個術語“言辭取效舉動（perlocutionary act）”的表述是：再進一步講，實施一個言辭舉動的同時也在實施一個以言行事舉動，同時也還在實施另一種舉動。說某件事常常是，甚至通常是對聽眾，說話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產生某種效果…我們把實施這種舉動稱之為“言辭取效舉動（perlocutionary act）”[5]（同上：101）。

這段話更加清晰地闡明了所謂的三個acts并非把一個言語舉動切分為三，事實上是做了一個言語舉動就一定同時有這三個舉動，奧斯汀原文一直用的是“sense”，即從不同的層面來剖析同一言語舉動，也即在闡釋奧斯汀理論的核心“說話就是做事”。“per-”在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的釋義是through，所以perlocutionary 表示透過locution完成的舉動。姜望琪（2005）在分析了奧斯汀的理論和原文之后，也認為在實施一個locutionary act時，也是在實施下列行為，如提出或回答問題，提供信息、保證或警告，宣告一個決定或表達一種意圖，認為奧斯汀在挑戰傳統的把說話和做事、言論和行為對立起來的觀念。如果將locutionary act譯為“言外行為”，就將其理解為游離于言說之外的行為，如此奧斯汀所謂的“說話也是一種行為”就成為毫無意義的命題。另一方面，將三種acts譯為“言內力、言外力、言后力”則忽略了奧斯汀在闡述該理論時所強調的“言語是一種具體舉動”，而且，“力”和acts在內涵和外延上都沒有對應之處。因此，本文認為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較為確切的譯名分別為：1）言辭舉動（locutionary act）；2）以言行事舉動（illocutionary act）；3）言辭取效舉動（perlocutionary act）（陳國華 2007：F24）。

四、結語

原則上一個術語指稱一個概念，一名一譯是理想的，但在實踐中很難做到。準確地翻譯術語需要研究其概念、所指對象、文體特色、語義區分度、語境以及術語產生的背景。術語譯名的統一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過程，在一定時期內多個譯名并存的局面常常存在，原有的譯法可能會被新的譯法取代。在遵循一定的術語翻譯原則的基礎上，逐漸地規范術語翻譯，促進其標準化，不僅是語言學發展的要求，也是翻譯學研究的要求。

注釋：

[1]“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中文譯名，但是和另一語言學理論“verbal behavior”的中文譯名完全相同，本文將會詳細對比二者的異同。

[2]英語原文：the act of‘saying something’in this full normal sense I call，i.e.dub，the performance of a locutionary act，and the study of utterance thus far and in this respects the study of locutions，or of the full units of speech.

[3]英語原文：A locutionary act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uttering a certain sense and reference，which again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meaning”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4]英語原文：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 is in general， we may say，also and eo ipso to perform an illoctionary act，as I propose to call it.Thus in performing a locutionary act we shall also be performing such an act as：asking or answering a question，giving some information or an assurance or a warning.

[5]英語原文：There is a further sense（C）in which 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and therein an illocutionary act，may also be to perform an act of another kind.Saying something will often，or even normally，producing certain consequential effects upon the feelings，thoughts，or actions of the audience，or of the speakers，or of other persons.…we shall call the performance of an act of this kind the performance of a“perlocutionary”act.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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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一）風俗習慣方面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人們所處地域不同，文化也會有差異，每個人都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風俗習慣是一個地區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多方面的英漢風俗習慣的差異使得翻譯過程中對某些詞匯的理解大相徑庭。中西方對“狗”（dog）這一詞語的理解則最為突出。西方把狗看做是最忠誠的朋友、最忠實的伴侶，有關狗的習語也大都是褒義的。如：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時。）而在漢語中，狗是一種相對來說較為低級的動物。“狗”這一詞條往往作為貶義詞來用，那些漢語中與狗有關的成語大多表達了貶義。如：“狐朋狗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走狗”、狼心狗肺、雞飛狗跳等。另外，中西方在生活習慣方面也大不相同。就餐點而言，西方人喜歡面包加牛奶，而東方人喜歡米飯。在翻譯成漢語時，帶有“bread”的詞組完全失去了“面包”之意。例如：“breadandwater”譯為“粗茶淡飯”。再如：“Onecannotmakeanomeletwithoutbreakingeggs”意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在日常翻譯工作中，譯者要尤為注意此類風俗習慣的差異，否則會產生很多翻譯曲解，甚至是錯誤的譯文。

（二）思維方式方面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思維方式不同，對同一事物的語言表達方式往往也會不同。思維方式的不同實際上就是內在的文化差異。西方人的語言表達比較抽象是因為西方的思維方式重視抽象思維。而漢語則比較具體，這是因為中國人在語言上重意合。例如，在Thereisawhitebirdbetweenthegreenoftheforest中，“green”是典型的抽象詞，它是用抽象的表示顏色詞語來形容具體的森林的植被樣態。所以譯為“翠綠的森林中”比較合適。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要研究中西方的思維方式，然后用符合各自思維方式的語言將原文作者的意思準確無誤的表達出來。

（三）生存環境方面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語言的產生與人們的勞動和生活息息相關。航海業在英國十分發達，一度領先于世界。他們通過航海認識了世界，對大海有著深厚的感情，因而生活中有許多習語源自航海業。如allatsea（不知所措），drunkasasailor（爛醉如泥）。漢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亞歐大陸，人們的生活和土地密切相關。用“揮金如土”來比喻花錢大手大腳，英語則是“spendmoneylikewater”。可見,英漢兩個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環境不同,他們觀察事物,反映客觀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并不一致。所以翻譯切忌照詞典上的詞義逐詞逐句對譯,不合習慣的詞使會使信息出差錯或覺得美中不足。（四）宗教方面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民族也都有不同的，翻譯時把宗教差異因素考慮進去是很有必要的。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者居多，因而有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幫助那些幫助自己的人)的說法。在中國，人們多信仰佛教，這使得在漢語中涉及到宗教的詞匯多與佛教有關。比如借花獻佛、菩薩、佛祖、玉帝等。所以在翻譯含有宗教的句段時就要特別注意，以免引發錯譯、漏譯，而使翻譯失去了其文化交流的作用。

二、中西譯論的相異性

中國強調人對事物的往往無法“言傳”、只能“意會”的領悟；而起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西方思想哲學傳統，則強調人的理性思維，強調人對于世界的萬事萬物都應當、同時也能夠作出理性的認識，并能予以形式上的解釋。

三、中英句法的差異

英語句子常常由好幾個從句和復句構成，將不同的主體粘連到一個長句中，即化零為整。但是漢語句子通常不長，鄰近的句子之間通過不同的主體分開，也就是化整為零。例如：“Thehuntforthepumabeganinasmallvillagewhereawomanpickingblackberriessaw“alargecat”onlyfiveyardsawayfromher.”（L.G.Alexander，1997）在這句話中有好幾個主體，第一層面：“huntforthepuma”beganina“village”，“awoman”saw“alargecat”第二層面：The“woman”livesinthe“village”.通過“where”引導的定語從句，兩個層面的句子連在了一起，第二個層面成為修飾語。如果不調整結構直接按照這個復雜結構翻譯的話，中文譯文是這樣的：“對美洲獅的搜尋在一個某采摘黑莓的婦女看見離她五碼遠的地方有一只‘大貓’的小鄉村開始。”不用說，這個版本對中文讀者來說很費解，他們更希望看到化整為零的句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根據目標語言對源語言句子的結構進行解構，更合適的譯文應該是：“對美洲獅的搜尋從一個小村莊開始。那里的一位婦女在采摘黑莓時看見離她五碼遠的地方有一只‘大貓’。”

四、人本主義和物本主義的差異

第5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自1979年中美經貿關系正常化以來，發生了許多影響中美經貿關系的大事。分階段看，從1979到1989年，中美兩國戰略合作關系良好，詳細內容請看下文試論國際貿易中的風險防范。

貿易爭端主要集中在個別商品貿易領域;1990到2001年，美國出于政治需要，對華的貿易保護不僅有商品貿易領域，還涉及知識產權保護、最惠國待遇等制度層面，但這些年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加強，貿易上的自我保護能力也有所提高;從2002年至今，中美在貿易爭端解決方式上，由原來的雙邊磋商變為利用爭端解決機制。

中美經貿關系恢復正常化當年，美政府單方宣布對中國輸美七大類紡織品實行限額，美對華貿易保護從此開始。其特點有：保護手段多樣化，貿易爭端發生頻率高，貿易爭端領域擴大化和顯著的歧視性。

美國是我國輪胎產品出口最大的海外市場之一。數據顯示，我國2008年共向美出口4600萬條輪胎，占出口總產量63.8%。對此，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于2009年4月20日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遞交議案，要求對中國輪胎進行特保調查。4月29日ITC正式啟動調查，并于6月29日以中國輪胎擾亂美國市場為由，建議美國在現行進口關稅(3.4%-4.0%)基礎上，今后連續3年對中國輸美乘用車與輕型卡車輪胎分別加征55%、45%、35%的從價特別關稅。

對這起輪胎特保案，中方認為其輸美輪胎未出現連續快速增長，與美國國產輪胎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中國輪胎出口不是導致美國輪胎廠工人失業的直接原因。此案是奧巴馬時代美對華首起特保案，也是奧巴馬對華貿易政策的風向標，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和地區抵制中國產品。

第6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交際翻譯理論，吳歌，諧音雙關語

 

1. 吳歌中的諧音雙關語

吳歌是指吳語地區包括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滬等太湖流域地區的同屬一個語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謠。吳歌中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即喜用諧音雙關語，是由“諧言”和“關語”構成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這在吳歌中運用得非常普遍，歷史上稱之為“吳格”。使用最鼎盛的兩個時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時期，《子夜》、《歡聞》、《讀曲》等數百首歌曲，都是這一類歌謠。其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中一半使用了諧音雙關語。如：“今日已歡別，合會在何時? 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關語為“棋”，取其諧音為“期”。再比如“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春蠶”關“絲”諧“思”）；“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芙蓉”關“蓮”諧“連”） 都是這一類諧音雙關語。而在《讀曲歌》八十九首中，幾乎三分之二使用了諧音雙關語。如：“打壞木棲床，誰能坐相思? 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三更”關“夜”，“石闕”關“碑”諧音“悲”，“書”關“提”諧音“啼”。）又：“非歡獨慊慊畢業論文格式，儂意亦驅驅。雙燈俱時盡，奈何兩無由”（“雙”關“兩”，“燈盡”關“無油”諧“無由”）。更有諧音雙關語加嘆謂構成歌謠的:“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可見諧音雙關語在當時的民歌中運用很廣泛。而且同一諧音雙關語在多種曲調中反復出現，某些意象關系相對固定，比如“芙蓉”關“蓮”，“方局”關“棋”“，黃蓮”關“苦”，“石闕”關“碑”等等，說明當時諧音雙關語運用已經格式化，成為一種很成熟的歌謠語言表達方式。吳歌中的諧音雙關語，體現婉轉細膩的情感特征，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傳情，以隱寓意，曲折詭譎，撲朔迷離，聽眾的思緒須得拐幾個彎才能真正領會其本意，是這一時期吳地歌謠的重要標識。[1]

明代吳歌十分豐富，也喜用諧音雙關語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如劉效祖《鎖南枝》之“瞎蟲蟻逃生，實撞著你線索。”等，然實不多見。唯近現的天啟崇禎年間馮夢龍之《山歌》，諧音雙關語俯拾皆是。馮系江蘇吳縣人，對吳格諧音雙關語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吳方言寫兒女情長，成就極其偉大，是吳歌史上難得的好歌詞。請看幾首用諧音雙關語寫就的短 歌：[2]

脧

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眼上起，千丈綾羅梭（諧“脧”）里來。

別

滔滔風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開舡。挾絹做裙郎無幅（諧“福”），屋檐頭種菜姐無園（諧“圓”）。

舊人

情郎一去兩三春，昨日書來約道今日上我門。將刀劈破陳桃核，霎時間要見舊時仁（諧“人”）。

馮夢龍運用諧音雙關語更活，有的經過擴充令節奏更加活潑。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筍出頭再吃你逐節脫，花竹仿子繪竿多少班（《作難》）。”又:“好似黃柏皮做子酒兒，呷來腹中陰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腸（《思量》）。”另外畢業論文格式，諧音雙關語大都用在短歌中，長篇山歌如《籠燈》、《門神》等卻很少見。這說明諧音雙關語最適用于獨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對此已經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將《吳聲歌》中所用之諧聲字概括成兩大類.第一類，同聲異字以見意者，如 “藕”為配偶之“偶”，以“芙蓉”為“夫容”，以“碑”為“悲” ，以“題”“蹄”為“啼”，以“梧”為“吾”，以“油”為因由之“由”，以“棋”為期會之“期”，以“堆”為“涕”，以“箭”為“見”，以“籬”為“離”，以“博”為“薄”，以計謀之“計”為發髻之“髻”，以衣裳之“衣”為依舊之“依”，以然否之“然”為燃燒之“燃”。第二類，同聲同字以見意者，如以布匹之“匹”為匹偶之“匹”，以關門之“關”為關念之“關”，以消融之“消”為消瘦之“消”，以光亮之“亮”為見亮之“亮”，以飛龍之“骨”為思歸之“骨”，以道路之“道”為說道之“道，以結實之“實”為誠實之“實”，以曲名之“散”為聚散之“散”，以藥名之“散”為聚散之“散”，以曲名之“嘆”為嘆息之“嘆”，以曲名之“吟”為之“吟”，以“風”波“流”水為游冶之“風流”，以圍棋之“著子”為相思之“著子”，以故舊之“故”為本來之“故”等。此外，還有以二字聲音相近而諧聲以見意者，如以“星”為“心”，以“琴”為“情”之類皆是[3]。王運熙先生《六朝樂府民歌》中的《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將諧音分成“同音異字，同音同字畢業論文格式，混合”三類加以論述，同時還論述了六朝時期普遍使用諧音雙關語的社會風氣，并由此上溯到《詩經》與《史記》，論述了雙音諧字的歷史淵源，頗為詳盡[4]。可以說，諧音雙關語是吳歌最重要的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已成為歷代研究者的共識。

2．交際翻譯理論（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際翻譯理論即“譯者應該將原語文本以其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都容易為譯語讀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準確的傳遞出來。”在交際翻譯中，譯作所產生的效果應力求接近原作，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交際翻譯把翻譯的重點轉移到原文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在譯文中再現的過程和結果上來。在交際翻譯中，譯者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寫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來，譯者有權力糾正或改進原作的邏輯關系，用優美的語言替代原文中晦澀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復和冗長之處，修改或闡清術語。譯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實錯誤和筆誤，將腳注中的內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際翻譯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符合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來，并且還能產生和原文一樣的語勢[5]。

3. 諧音雙關語的翻譯

諧音雙關是利用字或詞語的語音條件，使某些字或詞語在特定語境中具有雙重意義。英語和漢語雙關在格式和修辭作用上雖然大致相同，但由于兩種語言的語音和表達方式等不同，英語雙關譯成漢語或漢語雙關譯成英語時，往往難以找到理想的翻譯。但是，筆者認為以交際翻譯理論為指導，可以實現諧音雙關語的恰當翻譯。下面以筆者曾參與編譯汪榕培教授主編的《吳歌精華》（英漢對照）[6]一書中處理諧音雙關語的例子來論述。

交際翻譯理論認為，譯者應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并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符合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所以除了首先要尊重原文的意義之外，還要回到譯作的讀者這個中心上來。而《吳歌精華》（英漢對照）一書是編譯給參加第27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的中外嘉賓看的，所以譯文必須明白、通暢、易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讀懂，所以我們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把諧音雙關語的字面意思和所隱藏的意思都翻譯出來，或者是直接把諧音雙關語所隱藏的意思翻譯出來，否則，中外讀者往往不知所云。事實證明，我們的翻譯為吳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傳作用，因為吳歌已經越來越少的人知曉它了，正因為此畢業論文格式，國家已于2006年把吳歌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下面來看書中幾例：

例1：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子夜歌》）

譯文：I love my charming sweetheart all the more/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 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見梧子”，“梧子”諧音“吾子”，即“女方所愛的男子”，這里我們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 man）兩層意思都翻譯出來了，同時，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個詞me押韻，整首詩形成abab的韻式。

例2：朝登涼臺上，夕宿蘭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蓮子。（《子夜四時歌》）

譯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 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諧音，指被女性所鐘愛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儀容的意思。“蓮” 諧“憐”，“蓮子”即“ 憐子” ，譯成口語就是“ 愛你”。這首歌曲顯然是女子的口吻，“ 乘月采芙蓉”者，乘月會情郎也，“夜夜得蓮子”者，即每個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愛的機會，這兩句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在翻譯這首詩時，我們同樣把它的兩層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譯出來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眼上起，千丈綾羅梭里來。（《山歌?脧》）

譯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So you won’t escape from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 So love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絲”、“思”諧音，“眼”雙關“網眼與人眼”；“梭”諧“脧”，又與前文“眼”相呼應。馮夢龍有贊語道：“眼上起，梭里來，諧音雙關語最妙，俗所謂雙關二意體也。”此詩原文只有四行，但譯文卻有六行畢業論文格式，因為我們把最后兩句所隱藏的諧音雙關語也譯出來了。因為譯文的讀者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譯成Fish won’t escape fromthe mesh，/ And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們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覺咦立冬，/風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麥牽來難見面，/厚紙糊窗弗透風。”（《久別》）

譯文：In spring，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whole year. / “It’s hard to see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bit of news from you，” I’ll say to mydear.

在這首《久別》中，最后一句“厚紙糊窗弗透風”意即“沒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句背后的諧音雙關語翻譯出來There’s not a bit ofnews from you，讓讀者一目了然。

4. 結語

總之，諧音雙關語是吳歌最重要的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是由“諧言”和“關語”構成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這在吳歌中運用得相當普遍。但是在把吳歌翻譯成英語的過程中，這種諧音雙關語給翻譯造成了很大的障礙。最后我們根據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際翻譯理論原則：“譯者應力圖傳譯出原文確切的上下文意義，使譯文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形式上都能為讀者所接受；并以譯作的讀者為中心，為那些不期待遇到閱讀障礙的讀者提供更通順、清晰、合符讀者語言文化習慣的譯作來。”而我們編譯《吳歌精華》（英漢對照）一書是給參加第27屆世界文化遺產大會的中外嘉賓看的，所以譯文必須明白、通暢、易懂，讓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讀懂，所以我們采取的翻譯策略是把諧音雙關語的字面意思和所隱藏的意思都翻譯出來，或者是直接把諧音雙關語所隱藏的意思翻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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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理解障礙語境文化差異

AbstractAnaccurateandthorough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listheperrequisiteintransl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causesofunderstandingerrorsintranslation.Sincethereexistvast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understandingerrorsintranslationhappenquiteoftenfromthefollowingthreeaspects:①languagecontextandchoiceofthemeaningofwords;②differencesinwaysofmodesofthinkingandexpressionbetweenEnglishandChinese;③culturaldifferenceandtranslation.ExamplesfromChinese-EnglishorEnglish-Chineseareincludedanddiscussed.Thediscussionleadstotheconclusionthatonlywithaccurateandthoroughunderstandingcanweexpectourtranslationtobefaithfulandidiomatic.

Keywordsunderstandingimpedimentcontextculturaldifference

翻譯作為語際交流手段,不僅僅是語言符號的轉換過程,而且也是文化信息的轉換過程。

翻譯準確和通順是檢驗翻譯質量的兩個重要標準,正確地理解原文是準確翻譯的基礎。

上圖概括了翻譯中的語際交流過程,可以看出,翻譯始于理解,落實于表達,即譯者只有在正確理解原文所傳達信息意義的基礎上,才能用合適的譯語將原文的信息意義表達出來、并傳達給譯語讀者。譯者的理解不僅涉及原文的寫作目的、地點、篇章結構、上下文、修辭手段、寫作風格,還涉及到兩種語言的差異及社會、歷史、文化等眾多因素。同時由于英語和漢語各屬不同語系,中西思維方式、語言結構和表達、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別。

1語境與詞義選擇

任何詞語、語句和語段都必須處在特定的詞語聯立關系中,即上下文中,同時又受到特定的大于上下文、擴及相關的社會交際情景即廣義語境的調節。因此語境是意義的基本參照系。[1]詞匯所表達的意義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字面意義(denotation)和引申意義(connota2tion)。字面意義只是詞匯意義的基礎,翻譯時不能只停留在這一點上僵化、孤立地去理解。

在詞意的理解和確立過程中,語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詞的意義是和其他意義組合在一起而存在的,它只有通過語境才能確立。否則會給正確的選詞帶來一定的難度,引起歧義的理解。

例1Wereitlefttometodecidewhetherweshouldhaveagovernmentwithoutnewspa2persornewspaperswithoutagovernment,Ishouldnothesitateamomenttopreferthelatter(ThomasJefferson,CollegeEnglish,Book2).在翻譯此句時,學生們一看到“newspa2pers”,就直接譯成“報紙”,對此譯文讀者感到納悶:為什么政府和報紙對立起來了呢?文中杰克遜將“報紙”和“政府”相提并論,實際上所指的是“自由”和“統治”的人權問題。因此,在此處應突出“newspapers”的引申意義,將這句話譯為:“如果讓我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政府,還是要一個只有自由而無政府的國家,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例2SothatwhenlieutenantOsborne,comingtoRusselSquareonthedayoftheVauxhallparty,saidtotheladies,“Mrs.Sedley.Ma’am,Ihopeyouhaveroom;I’veaskedDobbinofourstocomeanddinehere,andgowithustoVauxhall.HeisalmostasmodestasJoe.”———W.Thackeray(VanityFair)

譯文:到游樂場去的那一天,奧斯本中尉到了勒塞爾廣場就對太太小姐們說:“塞特笠太太,我希望您這兒有個空位子。我請了我們的都賓來吃飯,然后一塊兒上游樂場。他跟喬斯差不多一樣怕羞”。

“modest”有多種意義,“客氣”、“羞怯”、“謙虛”、“謹慎”、“端莊”等。但從這句話中很難確定“modest”的確切含義,這就需要從整個段落或其相鄰段落、章節甚至整篇文章去獲取其含義,選定符合原意的漢語對等詞語。

《名利場》第3章末尾有一句話說明了喬斯的性格:PoorJoe,whywillhebesoshy?(可憐的喬斯,他干嗎那樣怕羞呢?)據此,就準確地理解了“mod2est”的確切涵義“怕羞”。[2]

2中西思維方式與語言表達形式的異同

語言和思維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思維離不開作為材料的語言;另一方面,思維還支配著語言,中西民族思維上的差異是形成各自對應語言形態特征差異的理性根源。從語言學角度來說,英、漢語言之間最重要的區別莫過于形合與意合特征的區分[3]。漢民族的模糊思維使得漢語呈現出意合特征,詞語或語句間的連接主要憑借語義或語句間的邏輯關系來實現,句子松散,句法功能呈隱性。漢語的主語在全句中作用不太嚴格,謂語不具備詞形屈折變化,用詞匯手段來表示時間。而西方民族的邏輯式思維使其語言呈現出形合特征,詞語或語句間的連接主要依仗連接詞或語言形態手段來實現,句子組織嚴密,句法功能呈顯性。全句有一個主語,圍繞一個謂語動詞展開,其他動詞都必須變成非謂語形式,作相應的補充或起修飾作用,謂語具備詞形曲折變化來表示時間,句子成分之間或詞語之間必須在人稱、數、性和意義之間等方面保持一致的關系。

例3年輕時,他對學習漫不經心,加之,他一直也不愿考慮運動員以外的職業,到這時候,這一切終于給他帶來了不幸。(JimThor2pe,CollegeEnglish,Book4)。

譯文:Whenhewasyoung,hewasindiffer2enttohisstudies,andhewasunwillingtothinkofanon-sportscareer.Afterthat,allthesecaughtupwithhim.

受母語的影響,學生譯出的這個句子多用簡單句,句型單調,結構松散,頻頻使用動詞,通常把能施加動作或有生命的物體作為主語,是典型的“漢式英語”。若改譯為:“Afterthat,hisyouthfulindifferencetostudiesandhisunwill2ingnesstothinkofanon-sportscareercaughtupwithhim.”,則符合英語形合的表達習慣,常用非生物詞作主語,句式多為復合長句,以主謂賓為核心,用各種短語或從句進行修飾、擴展,連接詞的使用使句子的邏輯關系清晰。

例4WhatIsawthatdayinMadridwastamecomparedtowhathappenedinItalyandBrazilwhentheirtwofavouredteamswasshamefullydefeatedinearlyrounds.(Soccer’sWildWorldCupScramble.CollegeEnglish,Book4)

譯文:那天我在馬德里之所見可算是溫和的了,與在早先的比賽中,意大利人在巴西人喜愛的球隊不光彩地踢敗時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轟動相比。

這個句子不符合漢民族思維習慣。漢民族一般先從側面說明闡述環境,最后點出話語的信息中心,因而句式結構是重話題,多后重心,頭大尾小。而英民族直截了當的思維方式使他們習慣于把要點放在句首先說出來,然后再把各種標志一一補充,因而句式結構是重主語,多為前重心,頭短尾長。因此,在翻譯中要根據英漢民族各自獨特的思維風格調整句子重心,將上句改譯為:“與在早先的比賽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愛的球隊不光彩地踢敗時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轟動相比,那天我在馬德里之所見可算是溫和的了。”

3中西文化差異與翻譯

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又受文化的影響并反映文化。一個民族的語言折射出這個民族紛繁多彩的文化形態。植根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的英漢兩種語言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它不僅涉及到一種語言所代表的民族風俗習慣、歷史傳統、、心理意識,還涉及到人文地理等因素。中西方文化差異必然會帶來翻譯中的理解障礙,正如美國翻譯理論家E.A.Nida所指出的:“語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對詞義,習語含義的影響如此帶有普遍性,以至于在不考慮語言文化背景的情況下,任何文本都無法恰當地加以理解。”“筆譯與口譯中出現的最嚴重的錯誤,往往不是因詞語表達不當所造成的,而是因錯誤的文化假設所導致的。”[4]文化上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對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釋。

例5劉姥姥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紅樓夢》第六回)

譯文:Manproposes,Goddisposes.

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必然會滲透在各自的語言表達中,導致各民族語言表達形式的不同。中國是一個以信仰佛教和道教為主的國家。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人們把“天”(Heaven)視為自然界的主宰。而西方人多信仰基督教,認為上帝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世上萬物都是按上帝(God)的旨意安排的。上則譯文出自英國學者大衛·霍克斯之筆,他考慮到英美讀者的,直接引用英語諺語。

但如此一來就把原文的佛教色彩變成了基督教色彩,使譯文讀者誤以為劉姥姥也是一個基督徒了。我國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將之譯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用“Heav2en”(中國古代人民心目中自然界的主宰)替代“God”,傳達了原文中劉姥姥信佛教的宗教背景。

語言與翻譯的密切關系注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系。文化滲透于語言的各個層面,如詞匯、句子、語篇等,而詞匯與使用該語言國家的文化傳統、民族風情等關系最為嚴密,最明顯地承載著文化信息,并反映著人類社會的文化生活。因此中西文化差異在詞匯層面上體現得最為突出,涉及面也最廣泛。從文化角度來分析,詞語的意義分為“指示意義”和“文化內涵”。

詞語的文化內涵是詞義在跨文化交際中以民族文化比照所呈現出來的本族文化的映射。[5]因此,理解詞語的文化內涵是翻譯的關鍵。英漢詞匯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反映英、漢文化獨特事物或具有獨特的民族色彩的詞語,如英文中“whiteelephant”是指昂貴而無用的東西;“AmericanDream”指美國標榜的立國精神,人人自由,機會均等;源于《圣經》諾亞方舟傳說中的“olive-branch”(橄欖枝)在英語中象征著“和平”;而漢語中“松”(pine)象征剛直不屈、不畏嚴寒、長壽;“牡丹”(peony)象征著“雍容華貴”、“國色天香”;以及“狀元”、“科舉”、“中山裝”等都是反映漢族文化獨特事物的詞。

二是英漢詞匯中均有,表面上對應,但深層的文化內涵不同,在英漢兩種文化中產生不同的聯想意義。

比如,“dog”和“狗”在東西方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聯想意義。“dog”在西方被看成心愛的動物和人類忠實的朋友,帶“dog”的成語及諺語含有褒義,如“luckydog”(幸運兒)等。但在中國,大多數情況下,漢語中帶“狗”字的詞語一般都含有貶意,如“狼心狗肺”等。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絕對等值地再現原語詞匯的文化內涵是不可能的,但達到有效等值則是可能的。

4結語

翻譯是超越語言障礙和文化障礙而進行的信息傳遞過程,對原文的正確理解是準確翻譯的基礎,交際成功的前提。這種理解主要包括英漢雙語翻譯過程中不同語境下詞義的確立,英漢思維及語言表達方式異同的認識和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掌握,同時需要進行大量的翻譯實踐,才能提

高翻譯的準確性。

5參考文獻

1劉宓慶1當代翻譯理論1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9

2周方珠1英漢翻譯理論1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

3NidaE.A.TranslatingMeaning.Tennessee:ThomasNelson

Publishers,1982

4Nida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Shanghai:

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3

5徐1文化內涵詞———翻譯中信息傳遞的障礙及其對策1

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1):77～81

6張海濤1英漢思維差異對翻譯的影響1中國翻譯,1999

(1):21～23

7JinD.&NidaE.A.OnTranslation.Beijing:ChinaTransla2

tionPublishingHouse,1984

8羅天妮1理解的度和翻譯的準確性1東南大學學報(哲社

版),2001(3):106～108

9楊天明1漢英口譯的領悟與表達1中國科技翻譯,2001

第8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翻譯；不可譯性；問題；討論

一、引言

翻譯屬于一種交際活動，它能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障礙，翻譯的目的不僅是完成語言的轉換，更重要的是完成文化的轉換，使翻譯后的語言仍能展現原有的社會特征。因翻譯活動具有上述特征，導致翻譯家及眾多翻譯人員就語言的可譯性和不可譯性存在嚴重分歧。奈達談及語言和文化差異時，曾作出這樣的結論，翻譯人員在翻譯的過程中，因文化差異會造成較語言結構差異更復雜的情況。因此可知，在奈達看來語言的不可譯性在于其自身是復雜的和抽象的。“可譯性”是指運用翻譯手段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從而使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環境的人群能夠對同一種事物產生相同的認知。而“不可譯性”和其正好相反，即就是翻譯手段不能使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環境的人群對同一種事物產生相同的認知。不可譯性主要是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其主要為外來詞匯中較為頑固、未充分物化及還未揚棄的一部分。

二、詞語和文字尚存在差異

（一）文字上的差異性

漢字主要是由表意漢字和聲調漢字構成；而英語則是拼音文字，多為語調語言。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中重視對民族語言的應用，如漢字中常見的同音異義字、拆分字以及象形字等，這也為翻譯工作造成了很多的不可譯問題。

如，以趙元任的文章《施氏食獅史》中一句“石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為例，該句是十一個同音異義字構成，而四個聲調與卷舌音等屬于漢語所獨有的特征，該句就屬于非常典型的不可譯類型。例2：我的張，是弓長張的張。在以上例子中作者運用拆分及象形的方式，巧妙的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但卻為翻譯工作帶來很大麻煩，英語很難做到表情達意。

（二）語匯層面上的差異

量詞屬于漢語特有的詞匯，因此在翻譯時英語中很少有詞和其對應。常見的翻譯方法就是應用冠詞代替量詞。不僅僅是量詞，四字成語也屬于漢語所獨有的語匯現象。四字成語的應用能增加文章的音韻美，也是漢語言特有的韻律。所以四字成語在漢語文章里應用的非常廣泛。這也為翻譯工作帶來很大難度，翻譯人員在翻譯時只能就成語的比喻含義及引申義進行闡述。而有的四字成語若僅將其涵義譯出，不僅會造成原文音律美遺失，更會使讀者產生云里霧里的模糊感，進而引發文化沖擊，使譯者和讀者不能產生共鳴。造成不可譯性存在的另一大原因則是不同語言存在的詞匯不平等性。通常來講每種語言多同一種事物都會具有一定的符號描述，因此可以進行互換，但在實際翻譯時就會發現理論和現實具有很大差距。以“cousin”為例，這個詞能夠代表漢語詞匯中的哥、弟、姐、妹，及堂哥、弟、姐、妹，再比如翻譯“你吃飯了沒有？”時，飯能夠表示“break-fast”，也能表示“lunch”和“supper”或“dinner”。同時漢語言中有的詞匯因具有濃厚政治意味在進行翻譯時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譯性，如對“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及“和平演變”等詞匯不能簡單的譯為“Capitalist Freedom”，和“Peaceful Evolution”，就連對“干部”這個詞匯也存在很多翻譯爭議。

三、形式及表達方面存在差異

（一）因形式引發的不可譯性

漢、英兩種語言因形式存在差異使雙語翻譯難度增加。漢語中存在大量意合語，而英語則主要由形合語構成。根據音系學的解析可知，英語中常見的修辭多為頭韻之類的音系手法。與之相反的是，漢語主要采用音調作為表意方式，語調手段在漢語文章中也很常見。雙語翻譯時音韻美和音調美之間無法起到代替作用。由此可見，雙語翻譯的難度在于目的語不能表現出源語言的某種特征，這也使雙語翻譯存在形式上方面的不可譯性。如下例：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sting day /The t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tea /The ploughman home ward plods his weary d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暮鐘鳴，晝已怠，/牛羊相應，遷回草徑，/農人荷鋤回，蹈姍而行，/整個浩瀚世界僅存我與黃昏。

分析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源文章運用節奏美展現出莊嚴凝重的氛圍。這正是詩人想傳達給我們審美信息。而郭沫若先生在翻譯時已盡可能依據漢語音韻安排語言，但因漢、英語音存在形式差異，使得譯文很難為讀者營造出源文章的氛圍。

（二）漢語模糊表達的不可譯性

不僅是形式差異給翻譯工作帶來很大障礙，很多非形式差異也是翻譯難點。漢語言喜歡運用模糊的語言表達方式引起讀者的思考想象。而重視形合的英語則喜歡運用句法結構及形式標志使讀者體會到語言的完整性。所以，漢語文章中的模糊表達將會給英漢翻譯帶來很大障礙。翻譯人員采取措施克服這種障礙將會有兩種后果出現：對模糊語言的翻譯會導致不清，另一方面則是會使源文章原有的模糊美被破壞。非形式差異將給翻譯工作帶來很大的客觀制約性。因英漢文化存在差異性，譯文將難以體現出源文章的意境美，這是由于英語重視邏輯性及形合性，讀者缺乏可以想象的空間。

四、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差異

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不可譯性就像巴斯內特所說的，翻譯工作不僅局限在語言行為上，其更多的是一項文化行為，原因在于語言自身就屬于文化，“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不可譯性，將會成為雙語翻譯不能解決的問題”。

（一）中西方關于思維方式方面的差異

漢英雙語翻譯的另一問題是，雙方語言不能直接在對方語言中展現出完整含義。這也是引起不可譯出現的重要原因。如：Whats black，white and red all over？

這是一則采取雙關手法的謎語，它的謎面是由read諧音red而形成。若將其翻譯為“有個東西身上有黑、白及紅三種顏色？”，猜謎人將很難猜出“newspaper”的謎底。

（二）中西方在文化衡量上存在標準差異

作者在闡述及記錄一件事物時，會按照自身常用的衡量標準進行遣詞造句，這個標準與他周圍大部分人的標準是一致。中西方存在文化差異，看待事物的衡量標準自然有差異。因此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不可譯問題，大多是為防止衡量標準沖突而產生的。如將“哈大辦學史已經持續九十年，歷史悠久。”這句話譯成“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90 years”九十年辦學史相對于其他中國大學屬于歷史悠久，但卻不能和西方有的大學作比較。如，牛津大學已經擁有八百多年辦學史。上述譯文可能會導致西方讀者出現誤解。

五、小結

不可譯問題不止在漢英翻譯中出現，其存在于各種雙語翻譯過程中。但隨著世界各國聯系的不斷加強，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語言差異不斷縮小，不可譯問題也在逐漸減少。用于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動越來越多，漢語中融入了很多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現象及思維方式。翻譯人員為解決不可譯問題而付出的努力將會被更多的讀者理解。譯者在解決不可譯問題前要對源文章作出充分理解，并不斷增強自身駕馭漢、英雙語的能力，并盡可能的發揮自身創造力，在此前提下才能創作出優秀的譯品。（作者單位：天津外國語大學）

參考文獻

[1] 段勝峰，李里，英漢翻譯中不可譯性探究田[J]，益陽師專學報，2012年02期

第9篇：中文翻譯論文范文

關鍵詞：歸化；異化；翻譯；跨文化；后殖民主義

一、引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國內的外語類學刊發表了不少有關歸化和異化的文章，這些文章努力將西方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理論中關于歸化和異化的討論運用于翻譯理論和實踐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從文化的角度對直譯和意譯作出概括，還有的文章運用關聯理論來尋求歸化和異化的最佳關聯點，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拓寬了歸化和異化的研究。

但歸化和異化翻譯的討論仍存在一些誤區，最明顯的是將歸化與異化翻譯等同于直譯與意譯，將文學策略和文化的意識形態同語言的策略和翻譯的技巧等同起來，從而將關于歸化和異化的討論拉回到傳統和經驗的討論之中，這樣做有礙歸化和異化翻譯研究的發展。《中國翻譯》2002年第5期有王東風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討“歸化”和“異化”翻譯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問題，是歸化和異化翻譯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將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翻譯的歸化和異化問題。

二、關于“直譯”與“意譯”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不少學者常常把它們放在一塊來討論。王東風在“歸化與異化：矛與盾的交鋒”一文中就對它們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歸化與異化之爭，是直譯與意譯之爭的延伸，可謂由來已久。”但他沒有將它們簡單地歸于一類，而是指出：“歸化和異化可看成直譯和意譯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譯與意譯。如果說直譯和意譯是語言層次的討論，那么，歸化和異化則是將語言層次的討論延續升格至文化、詩學和政治層面。也就是說，直譯和意譯之爭的靶心是意義和形式的得失問題，而歸化和異化之爭的靶心則是處在意義和形式得失旋渦中的文化身份、文學性乃至話語權利的得失問題。”（王東風，2002：24-25）筆者基本上贊同上述觀點，并就直譯/意譯與異化/歸化翻譯補充一點自己的看法。

在談到直譯和意譯時，人們常常用英文詞語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時人們關心的是語言層面的技術處理問題，即如何在保持原語形式的同時，不讓其意義失真；而意譯則認為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表達形式，當形式成為翻譯的障礙時，就要采取意譯。還有人提出形合與意合來與直譯和意譯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