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地白梗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西高地白梗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西高地白梗范文

西部寶貝

西高地梗犬昵稱為西部寶貝，體型小巧玲瓏、性格溫和、活潑、精靈逗人，對主人忠實而開朗，倍受女士和兒童的青睞。它似乎隨時準備同孩子一起嬉戲蹦跳或來一場激動人心的球賽。

強大的好奇心，是它們的天性。在最初的飼養地蘇格蘭，西高是用來抓狐貍和獾這些小動物的。聰明如它，安靜的時候靜若處子，活潑的時候動如脫免。西高特別適合家庭飼養，在室內又具有所有寵物應具有的一切。對主人忠實，有理解力和具有獻身精神。在戶外時機警靈敏，非常聰明。和其它梗犬一樣，在院子里挖坑、刨土，對于它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活動。

此外，西高地還非常有自己的個性，偶爾和主人鬧一些小倔脾氣是它撒嬌賣萌的必殺技。

一顆勇敢的心

因為有著獵犬的個性，西高地有著勇敢、好勝的個性。有人說它們喜愛吠叫，其實在過去，它們這樣做是要告訴主人害蟲的正確位置，而今天，它們的叫聲使我們成為了稱職的看門犬。因為它們只是對陌生人大聲吠叫，提醒主人有陌生人靠近了它們共有的家。它們和其他的梗犬一樣，都喜歡挖坑，在院子里挖坑，對它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活動。如果說挖坑和叫是它們的第一天性，那么獵奇就是它們的第二天性。

阿粽――淘氣小鬼頭

“阿粽”這個的名字由來是因為端午節的時候它初次來到爸爸媽媽家，所以給它起了個好玩有趣的名字。4個月大的它是個頑皮淘氣的西高寶寶。它什么都喜歡咬，非常喜歡與主人玩游戲，交流感情。

最愛：水蜜桃、蔬菜

Dolly――玩真布娃娃

每只西高地都擁有不同的特質，Dolly就像它的名字一樣，像個玩具布娃娃那樣的人喜歡，非常受小朋友們的歡迎。性格中性的它既有粘人、好奇的一面也有愛憎分明、倔強的一面。喜歡和小孩子一起玩的它還有一些欺軟怕硬，臭牛傲嬌呢！

最愛：掃把、球類、長毛絨類的東西多

Max――害羞“小妹”

活動力極強的西高地還有另一個隱性的性格就是害羞。和阿粽比起來，它的同胞兄弟Max，就顯得乖巧許多。來到主人家后，不僅與他們相處特別和諧，而且像極了安靜內斂的“小姑娘”。

最愛：高爾夫球，會發聲毛茸茸玩具

西高寶貝養成記

給初養西高地家長們的建議：西高地只有白色一個顏色，可愛的立著的耳朵和胡蘿卜狀的尾巴都是天生的，不需要后期的剪耳和斷尾；西高地白梗是一種非常健康的犬種，幸免于很多困擾其他犬種的遺傳問題；西高地沒有體臭，很少掉毛，尤其是天生剛毛的西高寶貝。

如何打理西高地的毛質：

西高地梗犬屬于剛毛，毛發需要定期的梳理。還要定期帶寶貝去專業的美容師那里拔毛，修剪毛發，比如臀部的毛過長會影響到排便，腹部及腿部的毛過長容易影響到走路并且會弄臟，如果腳底的毛過長，走路則容易打滑；平時每隔5-7天，給它每個耳朵滴上幾滴耳液（強烈推薦舒露朗或者B10的耳部乳液）；每隔10個月給你的寶貝加強一次免疫疫苗的接種（美國輝瑞）；對于超過6個月的狗狗來說，直至終老，每隔3個月要進行一次體內驅蟲（拜寵清），每年的4月至10月，給你的寶貝做體外驅蟲，個別一年四季都是潮濕悶熱氣候的城市，一年12個月，每個月都要做好體外滴劑。

必要的美容工具：

鬃毛刷用于每天的清潔，輕松刷去不必要的死毛，絨毛，表面的灰塵，促進狗狗的新陳代謝，重要的是每天使用，也等于是給狗狗按摩，它們會很享受哦！這是唯一每天可以給西高寶貝使用的；一把直排梳這個每隔5-7天，給它由里至外，徹底的梳通；西高地盡量不要多洗澡，家庭養的寶貝，基本1個月一次就OK，如果平時臟了，建議用干洗粉。對于耳朵的養護，則要定期拔除里面的耳毛；一個月一次的剪指甲，修腳底的毛也是必不可少的。

飲食注意：

西高地的美在于它的壯實，所以，建議所有的西高地家長，不要將自己的狗寶貝養的很是纖細，過分的纖細，對于西高地來說是一種失格。成犬每天最好是2頓，加起來的克數基本是150克左右（針對每天有活動量的西高寶貝），幼犬3個月至5個月，一天3頓最好，一天的量為130克左右，要加上肉或者罐頭，發育寶（個人非常的推崇），酸奶（原味的就OK）；6個月后的，已經換好牙牙的狗寶貝，要給它牙齒很好地保護，進口的咬膠和潔牙粉可以很好的保護西高寶貝。西高地雖然屬于小型犬，但是它的咬合力驚人，足以與大型犬相媲美！

此外家長們一定要謹記：骨頭、牛奶、花生、牛肉、西瓜等都不可以吃，尤其骨頭，是堅決不可以吃的。還有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那些巧克力，蒜，提子，葡萄之類的。另，因為西高地是白色的，所以飲水嘴相當的需要，可以保證它的胡子不會變黃。

第2篇：西高地白梗范文

關鍵詞：明代；湖田；河港

中圖分類號：K92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2-0143-12

作者簡介：王建革，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433）

東太湖港圩田主要分布于太湖東岸太湖出水口一帶，宋代太湖出水口是吳江，就是吳淞江的開始區域，當時一片水域，無淤積也無湖田。吳江長堤和吳江長橋形成以后，陸淤部分逐步形成了湖田，一開始淤圍在運河以東發展，港圩田是運河以西地帶的淤積形成的，圩田中的河港稱港。吳江長橋出水口最早開始淤積，淤積逐步擴散，太湖東岸的湖田與河港日益發達。吳江湖田出現于宋代，港河網體系與港圩田主要發展于元明，特別是明代。由于長橋一帶淤塞比較嚴重，太湖出水口最后轉移至北部的瓜涇口，其間的淤積、河網形成與湖田的發展過程非常復雜①。港圩田對應的河道主要是吳江十八港和南部一些水流時而出太湖、時而入太湖的河道②。河港的水流與湖田積淤變化在明代格外顯著，水流、作物與植被都相互交錯地發生影響，地理、農業與人為的因素都在交織發生影響。由于江南環境變遷的重點集中于太湖出水口一帶，明代湖田的研究也有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出水口變遷與湖田形成

吳江縣建于太湖出水口地區的沙洲上，那是一片浩淼水域中的沙渚，太湖出水沿長橋和長堤向東北流去，這是松江，也是吳淞江。長橋與長堤就是太湖東岸的界線。以前湖岸不明顯，唐代因漕運時太湖風浪之險，建吳江塘路，單堤運河，此單堤是運堤也是太湖堤。“震澤東受群川巨浸，至吳江尤廣衍，地為南北沖，千帆競發，駛風怒濤，舂激噴薄一失便利卒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筑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歷八年邑宰李問始建長橋由是各舍舟以途來往。”宋時在吳江塘路的基礎上修五六十里吳江長堤。“慶歷二年，守臣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筑長堤，界松江、太湖之間，橫截五六十里。”太湖出水口處無法建堤，建長橋以出水，松江口以長橋為中心，沿吳江長堤所有的五六十里區域內的水域都是松江口水域。以后運河的堤外落淤，運河修雙堤成渠系運河。慶歷中期，“通判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為渠益漕運，其口溉田千余頃”。這一漫長的松江出水區主要集中在長橋一帶。長橋界吳淞江和太湖的缺口之間，水面浩瀚，垂虹橋成為一時的美景。長堤、長橋抵擋太湖風浪，運舟穩定，太湖東岸一片湖光水色同治《蘇州府志》卷三十四，津梁二，吳江縣城外橋，“元袁桷記略”。。形成長堤與長橋后，運河以東地區的淤塞最先開始形成，吳江一帶人口增多，經濟繁榮。但宋代的湖岸西部湖田似乎集中在長橋一帶，那里出水集中，泥沙也會集中，淤積成陸會形成淺灘，淺灘地區即早期的湖田區。塘路附近有大量的蘆葦，也有一部分湖田，南宋時官方管轄塘路，禁止占墾水道。“乾道五年置撩湖軍兵，專一管轄，不許人戶佃種茭菱，因而包圍堤岸。”乾隆《吳江縣志》卷四十一，治水一。早期有佃戶在利用湖田種植茭菱。光緒《平望志》引明代陳克禮描述平望附近的景觀：“相傳隋唐以來，此地淼然一波，居民鮮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葦之間，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自唐置驛亭于堤之旁，民居稍集，往來有憩足之所。”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卷一，沿革。宋時水環境豐富，湖西水勢甚大，難以形成淤塞所要求的緩慢水流。“夫吳江岸界于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伍堰之上眾川由荊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筑此堤，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 ⑥ （宋）單鍔：《吳中水利書》，清嘉慶墨海金壺本。長橋成后風平浪靜。大量文人停留后寫詩吟詠，形成垂虹橋文化。楊萬里言：“東是吳江西太湖，長橋橫截萬尋余。”（宋）楊萬里著，王琦珍整理：《楊萬里詩文集》上，卷八，舟泊吳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頁。在岸東，由于水流緩慢，形成許多淤塞與圩田。吳江塘路的其它地區也有類似的情況，既然湖東水流變緩，肯定發生淤陸。

每至五六月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睹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污淀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江岸之東，自筑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涌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⑥

太湖水的水位與岸東相比有一二尺的落差，太湖出水口以西形成急流，不容易停水淤積，湖東水位較低，水流減緩，則會產生大量的落淤。運東淤塞抬高水位，太湖與運河以東的水位落差就會減少，湖西水流也會緩慢，緩慢造成落淤，落淤形成湖田。清代以后，岸西淤陸愈加穩固，并大規模地在西部發展。宋時剛剛開始淤塞長橋東部與長堤東部，東部淤塞，吳江大片水域逐步分割，最后形成一些渠系河道，運河也成為渠系河道。宋代岸東落淤與圩田的發展使吳淞江下游不暢，蘇軾建議將余處的塘路再修長橋以通水流。“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余，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于舊橋外，別為千橋，橋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蘇軾建議在舊橋處別為千橋，舊橋不是原千橋，只能是塘路上的橋，這是一種加大過水面寬度以加強清流的方法。“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堤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筑田圍。”（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東坡奏議，卷九，錄進單鍔吳中水利書，明成化本。他又提到了單鍔的觀點：

鍔以謂古無吳江岸，眾水不積，運河高于荊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眾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眾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于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停畜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畜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鳥雁而已。（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東坡奏議，卷九，錄進單鍔吳中水利書，明成化本。

隨著長橋與長堤不斷修筑、固定，淤塞在出水口的湖岸西部發展成灘涂，進一步發展成圩田。北宋中期孫覺曾將松江堤加固，當時他“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堤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余，長百里，堤下化為良田”（元）脫脫：《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列傳第一百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堤下化為良田，明顯是太湖泥沙形成的過水口外落淤與圩田。孫覺修堤塘岸加固的材料先是竹筱，后用石料。“孫覺，字莘老，高郵人，舉進士。熙寧中知湖州，以吳江水患命治之江橋，延袤二百余丈，覺募民修筑，勢愈雄壯。又湖塘兩岸，嘗責民以竹筱捍御，率數年一修，易敗或致潰決。覺復市石增筑，遂得支久，岸旁皆為良田。”（清）潘檉章：《松陵文獻》卷十三，官師志一，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可以看出，當時吳江長堤是土堤，堤防崩壞重修時也更換出水口，堤西也難以形成灘涂或湖田。由于工程質量的原因，土塘常在風濤之中。

吳江居具區上游，昔吳郡也，其地濱太湖，故筑堤塘以為保障。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為橋以達其道路。宋紹定間提刑吳淵命知縣李椿重修之，自版圖入國朝，以民眾升州，又五十余年矣。州長諾海公至州，之明年乃謀諸僚友曰：“為政莫大于安民，安民莫急水患，由長橋而南至于平望延袤四五十里，風濤沖激日夜無休。時置郵，慮危官具，修以數，則民多蒙其害。予甚然，將筑以厚完之，必鎮之巨石，然后可。”對曰：“斯塘之為民害也久矣，或巨浸颶風，小石皆為之漂蕩。官日修治因循塞責，朝壘夕傾皆虛其費，自省郡及州之官屬，往往有志于斯卒無成議。”（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記，張天英至正石塘記至正七年，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906頁。

在這種豐水環境下，地方豪強在吳江南部占田圍墾，由于淺水地帶眾多，修湖田時要擋住太湖水流侵浸圩田，故形成壩田。

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為軍下兵卒侵據為田，擅利妨農，其害甚大。隧伍既眾，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于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從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卷一百六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壩田之區就是湖田之區，這時淺水區甚多，壩田是圍田的外岸，外岸也有堤水的作用，故稱壩田。在南部，太湖水流入水與出水轉換比較快，旱時用壩擋住太湖水流東出，澇時用壩抵擋外水排入太湖，壩田正此意義。大部分塘路是土塘，部分石堤南宋就已經出現，石堤塘路的落淤非常快速，而土堤難以形成固定的落淤區。紹興年間，范成大在《思賢堂記》中記載吳郡太守洪遵“五月來臨吾州，由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刮天，旁無邊垠，而石堤截然浮于巨浸之上”（宋）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吳郡志》卷六，官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頁。。巨浸之中和石堤浮于水面，堤東西一片水域，落淤不會大面積發生。楊萬里有詩曰：“才轉船頭特地寒，初無風色自生湍。堤橫湖面平分白，水拓天圍分外寬。”這是對水面很大的描述，他在垂虹橋南部行駛時被風阻，“阻風只怕松江渡，過了松江卻阻風”（宋）楊萬里著，王琦珍整理：《楊萬里詩文集》上，八十三，已過吳江，阻風上湖口；卷二十八，過太湖石塘三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496頁。。隨著元代石堤的全面修建，石堤使周邊地區形成落淤。沒有石塘，隨處坍塌，被水沖刷，淤積難成。至正石塘成于至正七年，“總其費為鈔八千余錠，石之工五萬四千，佐其役者倍之。塘基崇丈，其廣丈四尺有奇，其修一千八十丈。相其地勢，輒水竇，以疏橫流，凡為竇一百三十有六”（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四記，張天英至正石塘記至正七年，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906頁。。疏水孔道眾多，水流中的淤泥物質自然在出水口處集中沉淀，石塘修建后泥沙淤淀量大增，陸淤過程也必然加速。盡管成陸加速，宋元時期官方的政策一直是以清理水道為主，不讓人種植灘湖之地，“乾道五年，置撩河軍兵專一管轄，不許人戶佃種茭菱，因而包圍堤岸。按：始而佃種茭菱，旋即包圍圩岸，故曰因而也”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八，經略一，治水。。這時權豪侵占較多，“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蘆葦。又于吳江之南，筑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罾籪，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淀，下流淺狹”（宋）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吳郡志》卷十九，水利下，第281頁。。江之中流置罾籪處應在太湖岸以東，湖西灘地應在至正石塘修建以后，石堤使太湖水流開始在堤西出現淤塞，水流要通過一些孔道與閘竇，就形成孔道外的淤塞與圩田發展的條件。

二、湖面、河港與湖田

至正石塘為明代湖田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人們也知道種茭以固堤岸，留淤成灘。弘治年間已經有湖水渾與茭草合一可以促成湖田發展的概念，史鑒言：

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眾流以入湖，吳港、東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瓜涇港、七里橋、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系分泄湖水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其有害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因而筑之。又湖水之渾滓，易為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蒲，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瓜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深闊。而瓜涇港居民慮賊所侵，輒夤緣巡捕官為之筑堰。長橋又為豪家湮塞，規為田宅，為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泛濫不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尤甚于今日也。（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史吳江水利說”，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731頁。

可見看出，明人已經發現太湖水變渾了，這是周邊山區農業開發引起水土流失的結果，湖水渾更易淤留成灘。明代修石塘四次。“明永樂九年趙通政居仁，重修；正統五年，周文襄忱，再修；嘉靖三十五年，倭平后曹令一麟，議開勝墩塘河壩，重修三塘；萬歷二十九年，劉侯時俊躬勘崩壞，力倡修筑，自吳江至王江涇砥如周道，稱為劉公塘。”（清）徐崧：《百城煙水》卷四，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石頭的塘岸穩定的出水口使湖田穩定地增加。萬歷三十三年，知縣劉時俊又修石塘八十八里，從秀水縣一直修到長洲縣，用巨石修筑。淤積進一步加速，塘西淤漲也使湖田在一些地區遠離湖岸，這種地方已經不需要再修石塘了，但許多地方仍在修石塘，這樣的塘岸仍是太湖岸。石堤以西的湖田足夠多，石塘不臨水，無坍塌危險，也就無需修塘了。出水口地區淤積很盛，也出現湖田，但官方仍在開長橋，說明那些淤積距離也不甚遠。弘治四年吳中大水，“吳江萬六千人開浚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蓋江口被民田之，及叢生葦荻蔓延數千畝，到是墾除之”乾隆《吳江縣志》卷四十一，治水一；卷四十三，修塘。。水道淤積處多有野生植被的生長，植被加速泥沙淤積，湖田向遠離長橋的湖西發展。弘治年間，太湖“在（吳江）縣治西南二里許”弘治《吳江志》卷二，山川。；嘉靖年間，《吳江水考》載太湖已“西去縣城三里許”，這是長橋一帶淤積距離的變化。至于東南部地區，許多離太湖岸較近的湖面已淤塞成陸，吳江縣治西南三十余里處形成一處平沙灘。“平沙灘，去縣治西南三十里，湖心浮漲，周可三十里許。”在這種新形成的地段上，蘆葦是先鋒植物，“蒲荻葦蘆，年產其一，民頗利之”。這一沙灘還在擴展之中，“彼灘此地漲，變徒不居，科則有定，蓋利而不能常有也”（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一，水道考，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21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629、634頁。。長期以來，其生態環境到明末仍處于野生植被狀態。萬歷年間，吳江縣令霍華欲丈量平沙灘圩田，以定賦額，有人做“平沙謠”規勸官方取消賦稅，詩文首先講平沙灘的植被，“平沙灘頭千畝蓼，萑葦綿芊寡麥菽”，蘆荻蓼等先鋒植物眾多；再講農民生活的貧困，“泥涂胼胝斫為薪，時傴僂才盈掬”，已成的圩田不穩定，經營困難。“漸有良農辟作田，三時風雨供櫛沐。具區濤浪拍天浮，咫尺堤防不須筑。幾番赤地涌鯨支，幾度苗實魚腹。間值驕陽雨露稀，桔槔無計施輪。堯木湯干兩不宣，三耕一稔猶云福。”乾隆《震澤縣志》卷三十三，撰述三，詩集三，趙鳴陽 “平沙謠”。 明中葉以后湖田快速發展，水流環境非常微妙。黃浦江成為吳淞江主干河道后，吳江塘路的許多水口亦可以直接出水入東部湖泊，由湖泊群直接進入黃浦江，長橋以南的許多水流方向不一，河道也因此分化。吳江縣城東部的龐山湖一帶開始稱吳淞江。長橋一帶的水流已經不稱松江了，過長橋后通過水道進入龐山湖，也就是進入吳淞江河道區弘治《吳江志》卷二，山川。。隨著吳江東部高地的形成，吳淞江不再納長橋一帶的來水，只納瓜涇口的太湖出水。“吳淞上流，南漸漲為田，去水惟瓜涇為速，故夾浦最險，今夾浦以下沙亦漸淤矣。” ⑥ （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卷一，水道考，沈氏家藏本。在這種環境下，長橋一帶已經徹底脫離原來的水環境。從垂虹橋南看吳淞江堤，以前一片水，明時一片灘。

吾嘗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無涯，牛馬莫辨。長橋河西南以上皆納數郡之水，以備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過其半，大則為圩田，小則散為草梗，居民比屋，沃墅連疇，此治農者之所當患也。（明）伍余福：《三吳水利論》七論長橋百洞，明金聲玉振集本。

這種淤積而成的圩田有豐水的環境。“吳江惟二十八都為水窟，東抵周莊，西抵囤村，南抵牛場涇，北抵白蜆港，聞勝國時，大姓堤湖為田者故，小水即淹云。”運河東西河港互通。以翁涇漾為例，“翁涇漾，去縣治南二十三里，為橋一，為竇十九。其受太湖來水凡三，曰錢家港，曰牛尾港，曰巴涇，與八斥、大浦港水同出運河”。翁涇漾在太湖西岸，與此小湖泊相聯的有三條港。未出運河時仍屬于太湖的一部分，出運河后，運河東部為一系列的小湖泊和小水蕩，“合而東播為謝家漾、車漾，為泥潭蕩，又東為六百畝蕩（一名三百畝蕩），為女兒蕩，為廊廟蕩（一名蛾蜂廟蕩），為槐婆潭，為李婆蕩，為桂枝蕩，為南戴蕩，為戾開蕩，為東長蕩，為蚌殼蕩（一名蠣殼），俱合為長白蕩（沈志云：此為東長白蕩），與元鶴蕩水會為楊墳蕩（一名王墳），為孫家蕩為江澤蕩，為楊盧蕩，東經義家路亦出元蕩，其北為楊家蕩為白蜆江東，為急水港出松江淀山湖”。這些小湖蕩與圩田、河道組成的景觀實際上就是碟形洼地景觀。吳江南部的運河區由于湖田開墾，水流漸涸，運河常常改道。“今運船遇旱為震澤、梅堰、積瓦阻淺，改從烏鎮白米蕩由爛溪出平望，平望、市中前溪復淺，多從后溪行。”⑥在垂虹橋一帶，昔日的風景不再，河網縱橫，形成幾條主干河道。

按史志：附近運河自三江橋分而為二，其一曰：從南關前北流入吳淞江，折而西流至三里橋，沈志云此指塘河之路。其二曰：從南津口過江南，至垂虹入山湖為站船路。沈志云：此指學宮前至長橋河之路也。按《運河志》云：從南津口西行，其地曰江南，經大明橋過雪灘而西至長橋河，至橋下播而為三：一自垂虹前北流入吳淞江，俗呼為站船路；余二支即后所載之二河也。其三曰從垂虹西流至縣城東，循城址北行三里橋。沈志云：此指東門外泰安橋，沿城從南倉河三里橋之路；其四曰：從福民橋入東門，逾北門而出。沈志云此指城中之河也。此四河之志可謂詳矣，而今止存其一，以下三者皆塞而不通。夫史之志此也在弘治間不六十年而陵谷之變若此。沈志云今四河雖淺狹，而舟楫皆通，乃當時反云塞者，意其后復開浚也。 ⑤ （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輯》卷一，水道考，沈氏家藏本。

從宋時的一片到明代的多條運河，這是一個水網形成過程。黃浦江成為主干后太湖出水加速，吳淞江又北移瓜涇口，吳江水流難排的形勢稍有改變，形成一定的落干，淤漲與圩田開墾加速。太湖水流長橋以東受阻，部分水流擴展到南部河港出水，南部一些原流入太湖的河港變成出太湖水流的河港。“有直港、烏橋、楊家、黃沙、上橫、新涇、后浜、孫田八港”，這八港，“昔為來水，今為去水，故附后唐家湖下”。這種變化是中部地區淤塞淤高引起的，“吳中之水皆北流，惟此八港之水皆南流，蓋太湖下流，甘泉等處壅塞，則水漫波溢，惟隙是求，唐湖之東諸蕩駢集，宜其舍彼而就此也”。出太湖后水流以南流為主，這種已經變化了的水流也常被人為地壩塞，“八港條分，警于鹽盜，或壩或開，有通有塞矣”（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一，水道考，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21冊，第631、637頁。。這些河港到清代有六條已經被淤塞。八港入太湖時，水流為天目山水流，沿荻塘而來，“荻塘以北之水，為漾為蕩，支派紛錯；及歸于橫草路，又合諸水而為一。欲確指某水從某港下太湖，條分而縷析之，雖土著亦不能辨” ⑥ （清）金友理撰，薛正興校點：《太湖備考》卷二，沿湖水口，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2、85頁。。附近地區的鶯湖，這時期由于容納眾水，其水勢與水位都比較高，“北接吳淞南苕，西連震澤東滔滔。五溪容納無窮水，水勢從來此倍高”乾隆《震澤縣志》卷三十四，撰述四，詩集四。。

正是湖岸東部地區的淤高與干田化，湖岸以西的東太湖地區的落淤也非常快。吳江的淤塞使得吳江長橋正東地區變高，南北低，部分出水北移，部分南移，而吳江中部相對應的西部湖面開始形成大量的灘漲并被開墾成湖田，在坍塌與淤積交替過程中將水面分割成小湖泊，然后形成河道景觀，穩定地形成了“湖中十八港”，“諸港樞紐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蝕于湖者，謂之坍湖；其東之沙曰漲為田者，謂之新漲。各以萬計，東南二湖俱成原隰，則壤為科亦以萬計，城南高壤俱成民居”⑤。坍塌部分基本上接近湖面。淤漲是在一點點的凸起的基礎上聯合而成，淤積點的聯合使湖面被分割成數個小內湖，小內湖最后變成河港。十八港中“城西七港非湖漲所成”，其他十一條都由淤陸而成，又在淤陸中消失或萎縮。淤漲之前，垂虹橋西一片水域，淤漲中先形成“東南二湖”，就是東湖與南湖，二湖淤，河港成。南仁與吳家港在二湖淤塞后形成。“向時東、南二湖，未曾淤漲之前并無港形，太湖之水直至長橋石塘，由諸橋泄入運河。自湖漲成陸，始有南仁、吳家港等港西接湖水。”⑥東湖靠近吳江長橋的西南部，在淤積下形成封閉的內湖，以后淤成湖田。嘉靖年間，“湖水東北流由廟涇、甘泉、三江等塘二十里直達龐山湖入吳淞江，今東湖盡淤成田，止存三大河泄水。其由南仁河入者為西水路，由十家籪入者為江漕路”。東湖又叫牛茅墩，一開始河道廣闊，南仁河最早是一片水域，弘治九年定的泄水規模是一百二十丈，淤塞發展得很快，正德十三年，標準降為二十三丈。水路北折后形成闊七丈，長十八里的河道進入吳江長橋。東湖另一條淤出的河港是江漕路，一開始也闊一百二十丈，泄水方向與西水路不同（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二，水治考下，第676-677頁。。在淤積的影響下，湖田發展的一般模式為湖面――小湖泊――寬河道+不穩定的湖田――窄河道+穩定的湖田。

東坍西漲也是風浪所致，太湖湖田發展與太湖波浪有關，湖面在6-7級的風力作用下，湖心波高達1米，近岸地區波可達0.7-0.9米，由風浪掀起的泥沙流構成對湖岸的塑造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所湖泊室編：《江蘇湖泊志》，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頁。。唐宋時太湖東岸更為廣闊，運糧之船長期受太湖風浪的危脅。太湖岸形成后，運舟安穩，但湖田承受風浪，東坍西漲。坍田發生時往往形成積荒田，這種圩田灌水后就像小湖泊，需要重新戽水。有的淹一半，有的全部淹沒。弘治年間，吳江縣派員查勘湖田情況。沈岱言：“看得各都田，今昔坍入湖中者，有全圩俱坍，有一圩半坍不等，俱在水中。年坍年告，有前勘已完而糧未豁，有前勘已明而未報，有前勘未明而尚勘，渾亂其中，所據各役指某處水中，原無疆界為準，難以為據。”（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五，公移，沈經勘報吳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517頁。官方為了出水，往往拆毀一些圩田就地使圩田成湖，治水者曾試圖恢復南湖的湖面景觀。

長橋，闊一百三十丈，其南即湖，今淤為田，上有牛茅墩東西江漕等路并吳家港等港數漲數浚。弘治四年浚還為湖，嘉靖元年浚南至十字港，即三汊港，長一百九十九丈，闊如舊。北至顧公廟闊五十六丈，嘉靖二十三年浚南灘上段，東長三百九十二丈，西長二百四十九丈，南闊一百三十四丈，北闊一百丈。下段垂虹橋基之東西各長八十四丈，各闊七十八丈。 ③ （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之二，水治考下，第678頁。

治水者使南湖區重新擴展為湖面，當時河道闊百丈左右，極易恢復成湖。隨著湖田的發展，河港變小，無法恢復湖面，官方也只好“多開河渠以泄湖勢”③。從宋元到明中葉，太湖出水以吳江長橋為中心，明中葉后形成十八港散漫出水的狀態。隨著圩田與湖中河港的擴展，出水的咽喉拉長、變細，湖水的宣泄由集中變為分散。出水口增加，出水湖岸增多，總體上卻散而無統。狹小而曲折的河港使太湖出水形勢更加困難。隨著淤塞的發展，長橋和長橋以南地段以吳家港、南仁港和浪打穿為主要出水口。吳家港――吳江長橋是在原出水口縮小情況下發展的一條主水路，稱西水路；南仁港穿運河達龐山湖，為東水路；經浪打穿達淀山湖的一條為江漕路。明代中葉時吳家港為主要泄水通道。到明末，十八港淤塞嚴重，吳家港――吳江長橋一路淤塞，一分三。吳江長橋水路淤塞后，北部瓜涇口一帶成為出水主流，湖水繞道東山進入瓜涇口，下泄更加迂回鄭肇經主編：《太湖水利技術史》，農業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頁。。出水口日益堵塞，大水時需要進行疏通。“宏治四年、五年、七年，吳中大水，給事中邑人葉紳疏請疏導，朝廷從之。八月敕工部侍郎徐貫，與從行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鑒，知府史簡尋訪水道通塞之由，以吳江萬六千人開浚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蓋江口被民田之及叢生葦荻蔓延數千畝，至是墾除之。”嘉靖二十三年又浚一次，“巡按御史呂光洵，以地方被災，疏開三吳水利，浚長橋、三江、八斥、平望四處”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八，經略一，治水一。。這種辦法也無力阻擋太湖出口的日益堵塞。

三、水則碑

吳江長橋處的水則碑立于宋代，以刻度記載周邊水面的淹水情況。在水面豐富的宋元時期，太湖東、西部，各湖泊與河道之間的水流大多聯為一體，垂虹橋附近古代測水位的水則碑很有功效，水則碑以局部的水位可以探知吳江整個地區各處的水位。

左右一碑，面橫七道，道為一則以下一則，為平水之衡，水在一則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淹，過三則稍低田淹，過四則下中田淹，過五則上中田淹，過六則稍高田淹，過七則極高田俱淹。如某年水至某則為災，即于本則刻曰：某年水至此。凡各鄉都年報水災，雖官司未及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不被災者，已豫知于曰報水則之中矣。（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卷二，水則考，沈氏家藏本。

水則石碑在元代仍有這種功能，當時水環境豐富，垂虹橋處的水則碑的水位變化與其他地區有一致化表達。隨著豐水環境的消失，來水與去水通道可能完全被堵塞，水體不能一體化。長橋周圍除了吳家港外沒有大規模的出水洪流，垂虹橋附近與其他各處的水面聯系大大減少，水面分割，水位變化難以反應在水則碑上，此碑開始失效。

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紹熙五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斷，稽其碑刻，水到六則，與宋紹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在，而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止有減水則例四字，亦非其舊，乃于大直刻“正德五年水到此”，“六年水到此”，既無橫道，何以為則，且增六年而遺四年，繆矣哉。失古建置之意，不知伊誰之過也。 ② （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卷二，水則考，沈氏家藏本。

南宋和元代一直有刻石字跡，說明刻石有效。明代抹去原字，說明測量可能出現了問題，有關人員欲修正水則與吳江高低田的關系，測了一次就放棄了。說明這時水流不相聯，水則碑無效了。乾隆年間，官方欲重建水則碑，卻根本不能正確地測量水位。各地淤淺與開墾已經經過了很長時間，地形差異加大，水則碑完全不能體現各地水位，客觀上失去了測量意義。

馮志云：吳江垂虹亭水涯有國朝乾隆十二年立水則石碑，高七尺有奇，面橫七道，分七則為合邑被淹高下田準。注：誠善矣，然即一邑上則田，稽之其高下有難。一例視者，八斥以北田俱高，至同里嚴扇等處則又高，至小廂薛塔田最高，通邑全淹，彼處平岸而已，皆上上則田也，平望以南田低，震澤西路其低彌甚，然亦皆上上則田也。水則每則僅得尺許，今統計合邑上上則田高下或四五尺，六七尺不等，何以為準。大抵兩邑地勢北高而南下，立水則時或第就近而舍遠，抑今昔地勢變遷歟，低田亦同則，辦賦以視漲湖田糧仍蕩則者，高下相反。②

清人考證當時高低田差達六七尺，而水則碑也只有七尺。終明一代，吳江湖田處于不斷地擴張中。湖田西部盡管有坍的現象發生，東部的湖田卻不斷地淤漲，水面少，河道窄，淤塞嚴重。伍余福言：“為今之計，去其泥沙以伐其葦草，仍令佃之者，經野分守，以時蕩滌而后水有余利，久無滔天壅積之患矣。”（明）伍余福：《三吳水利論》七論長橋百洞，明金聲玉振集本。水災時湖岸東西的水面才處于一體化狀態。“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沖激，其害又甚于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泛，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湖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浚一涇，置一閘以為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二議，史“吳江水利議”，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799頁。此外，水則碑也會因社會機制失效而失效。水則碑有效可以指示水位，官府看到水位大漲時便動員官員下鄉。明后期民間水利共同體失效，水則碑即使準確也已無濟于事。

四、岸制與水利體制

廣闊的東太湖水面使湖田暴露在風浪沖蝕之下，官方的水利在于加強圩岸建設，規劃河港寬度，并在合適時機興眾疏通。弘治八年，湖田與植被的發展使吳江長橋一帶已經出現了淤塞不通的現象，官方發動了一萬六千人“開浚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入吳淞江，蓋江口被民田之叢生蘆葦蔓延數十畝，至是墾除之”（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之四，水議考中，第707頁。。這種人為的社會干涉只能暫時緩解壓力，寬大水道的變窄在傳統的技術時代是不可避免的。官方制定了許多湖田圩岸制度，湖田區的官員動員鄉村社會建立維護圩岸的機制。史鑒這樣分析明初治水者的堤岸制度：“吳江之田盡居江湖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茍不致力于堤防以御捍之，則未見其可也。本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于前，通政使趙君繼任于后，無不注意于堤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于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筑樣墩一為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后筑堤如之。其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筑，務令牢固，堤既訖，工令民罱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于堤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蓋堤既高峻，無基以培之則歲久必頹矣。又課民于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不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此雖為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繇之而不知也。厥后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由堤防猶存之力也。”（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二議，史“吳江水利議”，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800頁。

夏原吉修湖田時，設計的制度規則需要對鄉村共同體進行充分動員。標準極為具體，甚至包括種藍靛固岸這種細節，圩岸成了“抵水”。隨著湖田的發展，湖岸植被人為地演變成各種樹木。有的用柳，沈周有詩：“百畝良田湖水陰，門前楊柳路沈沈。”后期桑樹更多，“吳江長橋如長虹，西來太湖橋下通。我家落日水如鏡，見人影在水中；蘇州南來是太硝，少見楊柳多桑株。誰家女子在樓上，手揭紅看打魚”（明）沈周：《石田先生詩抄》卷五，太湖竹枝歌二首；卷六，耕隱，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5、111頁。。這一帶的居民仍在一片水沼中生活，兼事漁業，圩岸種楊柳或桑樹。圩田穩定時，一般為小圩。《吳江水考》中記載一次坍湖后圩田報廢數達589個，合165頃77畝，以后又續勘出19頃91畝和28頃89畝，共計21457畝（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之一，水道考；卷之二，水蝕考。第629、668-669頁。。平均每個圩田36畝，這樣的圩是小圩。單獨圩田的規模也有記載：

十都前副扇涼角圩，濱臨太湖，不必開，止筑圍岸，長十丈，面闊四尺，底闊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該用木椿土石工料銀五錢五分，東至莊蕩，西至月字圩界，南至付字圩界，北至角字圩。

十都前副扇帶字圩，濱臨太湖，不用開，止筑圍岸，共長三十一丈二尺，面闊四尺，底闊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該椿石料銀五錢五分，東至郎字圩，西至束字圩，南至束字圩，北至徐家漾。

十都前副扇仰字圩，濱臨太湖，不用開，止筑圍岸，共長六十八丈，面闊四尺，底闊六尺，加高四尺，每丈該椿石料五錢五分。 ⑤ （明）五圻：《東吳水利考》卷之五，吳江縣水利圖說，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22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33-134、132頁。

臨水立岸，要有固基的木椿，每個圩岸要加木椿。周長在一百丈以下的圩很小，十丈圩田面積不足一畝。稍離湖水的圩，已經成為較為穩定的圩田，要開十字河才能排水。那些圩往往都一二百丈長。“二十八都副扇七圖北氣字圩，開十字河，長一百九十二丈，面闊一丈五尺，底七尺，深七尺。”⑤十字河達到一百九十二丈，圩岸長度大約是這個數的二倍，為三百八十四丈，按正方形估算，這種圩田的規模當有153畝，規模稍大。但湖田形成初期的大圩應達千畝左右，沈岱認為積荒田的前身往往是大圩。“按積荒者，皆洼下之田，其端肇于圩岸之不修，以非開辟時阪隰也。觀其深，洼田身恒與河底相等，中心潭田深倍于河。審形度勢，蓋昔人占江湖水面，乘時旱涸，破波筑土，崇圍設堤為此畝，頃動以萬計，非所謂圩田、壩田者。輿是非大集人力以勝于天不能也。是以今當欲之先，已耕之后，一遇雨潦漲，必多集桔以戽之，一名曰‘大’。動以百數，蓋計田派人，計人派車，計車料水，建標立限，時驗刻量，更番戽踏，日夜無休。聚散有時，催督有法，此又非大集人力以勝天亦不能也。是故塘老圩長，沿堤分岸，糾察巡警。岸之漏者塞，者實，沖者捍，坍者繕，低者崇，隘者培，亦日夜無休，些毫失慎，水走岸崩，百力皆廢，民無為生。謂：非民以岸為命輿。弘治以前，能舉此政，縣無荒田，正德五年一遭水，土荒民流，千家無十存者；百家無一存者。則岸既罔修，車安復集，逃者不歸，官不為理，無怪其為拋而為積也。” ② ⑥ （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之二，水蝕考，第669-670、665-666、668頁。

最初的圍田“頃動以萬計”，這是很大的圩，為地方豪強所圈占。這種圩田必然要求一定規模的戽水人員，一旦戽水制度不行，水利崩潰，圩田很快便會進水荒廢。大水漫淹以后，外人不容易分出圍田與太湖的水面。嘉靖三十七年大水，水淹至中下之田，“吳江二十八都最低，知縣曹一麟勘至淹處，圩大而水深，曹怒曰：‘湖也’！責引路者。三十民泣曰：‘此田，從春蒔苗可證。’命隸人沉水底取出爛苗，視之不信，復行復取數處，皆然”。圩岸失修，積水不排，即成拋棄之田。正德四年夏天大雨成災，正德五年“舊水未消，春雨連注，至夏四月橫漲滔天，水及樹杪，陸沉連海。官塘、市路彌漫不辨，舟筏交渡。吳江長橋之不浸者尺余耳，浮尸積骸塞途蔽川。凡船戶悉流淮揚通泰之間，吳江田有拋荒自此始”②。總之，當時許多圩田大而深。宋元豪強圍墾時大圩盛行，明初亦以這種大圩制度為主。此種田制在明中后期改變，在小農經濟的壓力下分成一百多畝的中等圩。無論在什么時候，臨水區都是十幾畝或幾十畝的小圩，這種圩突于深水前緣，人們要通過各種水利技術，特別是立椿技術才能保住小圩岸，大圩成本大，無法圍筑。淤塞到一定程度后，豪強往往才能整合成大圩，以后豪強勢力受削，水利制度不行，自然又分成小圩。并圩可以形成千畝以上的圩，穩定圩田區的圩田規模大都百畝左右。儒林六都的圩田宋元時期已經圍出，類型很多。“宋元定制，七則起科，上分三等，中、下各二等。下則有圍田、灘田之目。圍田者，圍筑淺灘，便于耕種。今里圩有‘照圩’、‘中騰下圍’、‘焯圍’、‘巨圍’、‘箕圍’之名此。灘田者全無圍岸，叵四都之平沙灘，故里有‘煒灘圩’。明制，九則起科，上三則為田，下三則為蕩。”乾隆《儒林六都志》賦役。

圩田起于河灘地上，四周起土成圩岸，圩田內部的土壤逐步發展成良性水稻土，成為上等田。灘地隨時會因水淹而無收成，圩田卻有穩定的收入。儒林六都的上等田，“租額米二石或一石九斗，以其土高而肥。若遇豐年，每畝可收三石余。年之次者，畝可收二石五六斗。年之下者，亦可收二石一二斗。從無淹沒之患，且種菜、麥亦必豐收，故其租獨重”乾隆《儒林六都志》土田。。新形成的湖田擋在河道處，官方對此往往無可奈何。

江湖非丈尺可計，計丈尺于江湖之間，非得已也，何也？昔水而今淤為田也，浚則奪其田以為江湖，不有章程，人焉遵信。若吳江之牛茅墩，以及甘泉之上下，吳家港以及垂虹橋之上下，皆嘉靖二十三年察院呂公所勘應浚之丈尺而未浚者也，是固可征也。然今亦可執以為的乎？曰：觀元之水道不同于宋，今之水道又不同于元，其可泥乎？（明）沈岱，（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輯》卷二，水治考下，沈氏家藏本。

成田要報稅，坍田要免稅，終明一代，湖田的漲坍造成了賦稅問題。“通量新漲以攤其糧，照得坍湖告勘，年積歲繁。以田日攤而糧愈少，糧日倍而愈多也。虛糧非經奏請，焉得除免。切思本縣西有坍湖，東有新漲，東漲之土即西坍之田，是坍湖者，新漲之原額，新漲者坍湖之后身，非有二也。今坍湖之民，日苦賠糧，貧困愈甚，新漲之民，日享其利，國課不輸，利害不均。”⑥坍湖區新漲與坍湖在不斷進行，此漲彼坍。為了圩田防坍，有人提出一種斜坡岸式：

照得太湖風浪，勢如排山，岸遇崩，日就成浸，非人所能御也。又查有等低灘形如鱉裙，風趕浪沖，反不坍損，因求其故。站岸壁立，與浪相抗，必傾斜，坡不深，隨浪相迎，不。為今之計，不若令各有田之家各于其站立之處，或石或瓦屑或煤鐵等灰填滿其處，一如斜坡之式，加之泥沙或植茭蘆楊柳等樹，以殺其奔突之勢，則其圍塍未必如往年崩塌之易矣。況有水利專官督其工程，不甚為難，果得舉行萬民幸甚。（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十五，公移，沈經勘報吳江水利呈弘治十一年，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518-519頁。

沈岱所記的筑式也很詳細。“昔人謂：有一尺之堤障一尺之水，是已無此。而田蝕于水，謂之坍湖。水積于田，謂之拋荒。”岸式有多種：“岸高六尺，以平水為定高下增減。基闊八尺，面闊四尺，謂之羊坡岸。其內有丈許深者，于大岸稍低處植以桑苧，謂之抵水。”岸式有土名。“俗名馬蹄環圩，植以茭蘆謂之護岸，其遇邊湖邊蕩，以石塊，謂之擋浪。又于圩外一二丈許列柵作埂，植茭樹楊謂之外護，今盡廢無遺焉。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詳于二十八、九都，蓋此最低也，每年縣官于農隙時詣看坍損，督塘長圩甲修之，后官不出，民亦不舉，乃遂廢焉。”（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卷二，水則考，沈氏家藏本。擋浪之法為明初周忱之法，當時水多田少，圩岸多臨風浪，筑岸防坍，首要在于擋浪，因為圩岸多因風浪而坍。“前明周文襄公筑圩之法，所謂擋浪者也。”乾隆《震澤縣志》卷三十，經略三，修塘。按難易程度分三等：“一等難修，水中突起，無基而成，又兩水相夾，易于浸倒，須用木樁、竹笆、石方可成功；二等次難，系平地筑基；三等易修，系古岸頹塌者。三等筑法頂闊皆六尺，腳闊皆九尺，高以一丈為率，極低之田，岸務極高，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一尺，則永無患矣。”深水中開圩田需要“水中突起，無基而成”，這是最難開墾的圩田。需要打樁，填上竹笆、石等物，最后才排水成田。低水區還要做子岸，圍岸內層再筑一岸稱子岸，“子岸較圍岸又卑一、二尺，蓋慮水浸易壞，故內作此以固其防，筑法與圍岸。同腳而異頂，如圍岸頂闊六尺，子岸須頂闊八尺方為堅固，其腳基總闊二丈，須一齊起筑為妙”。圩內要筑戧岸，戧岸將大圩分成若干個小圩。“戧岸，岸外開溝，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稍低之別。若不分彼此各立戧岸，將一隙受水遍圍，法于圍細加區分，隨其高低形勢截斷，另小岸以防之。筑時要于低田外邊開溝取土，內邊筑岸，內岸既成，外溝亦就。外溝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內侵，內岸以衛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為高低兩便之法。”湖田都在低鄉，土壤稀缺，取土有規定：“河渠既多，浜又深，無撮土可取也。須查本地有老板荒田或新荒田，與夫年遠廢基遺址不便耕種者，入糧緩征項下，聽民采土筑岸，又不然查本地有茭蘆之介居水次，止收草利，止征蕩稅者，申免其稅，聽民采土筑岸。”（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卷二，附筑岸法，沈氏家藏本。明代姚文灝的圩岸制度通行于太湖東部各地，非常詳細地規定了高地與低地、圩岸與子岸的不同，也規定了種茭制度。“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茭蘆以御風浪，其狹河宣泄去處卻不許一概侵種以遏水勢。”（明）沈岱：《吳江水考》卷之四，水議考中，第710頁。在與水道直沖的圩岸上，官方不允許種茭，水漲時這些圩岸被沖毀后可以泄洪，種茭則不利于洪水毀岸。史鑒也發現農民在水口種茭使河港淤塞的情況。他說：“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雖兩修之（運河），不能復如疇昔之固，隨葺隨壞，竇有傾者，輒隨而湮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種茭草，淤而為田。而水道日微，歲長月增，其害將見。”（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十八志，史鑒“運河志”中，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672頁。

也有各種圩岸堵漏技術與規則。鄭樟華條例規定有：“田有漏，旱則易涸，潦則易溢。修補之法：先將漏處開掘深六尺至磉底為度，廣三四尺。小漏，用牛；大漏用石灰，俱以土泥和勻塞於漏處，將土泥填高一尺，用木舂實。以一尺為一層，漸次層筑舂，極堅實與老岸平。”在一般的易沖毀之處，要固基、修子岸并種植茭蘆，“瀕臨湖蕩之圩及匯角等處之岸，風浪沖激，尤易損壞。須將老岸增筑極闊，或更于岸內筑，即抵水也，岸外筑埂，種楊及植茭蘆以蔽之，即護岸也”。在圩田內部，要求修戽水溝。“開總溝，此即水之車溝也，（圩）大小不等，有數十畝至數百畝，由此戽水入。遇水漲之年，不先修筑，甚至沖坍，害及一一圩者。今議堅固砌法，大溝墻底俱用硼光磚灰，砂砌筑高三尺闊、二尺、六尺上，用石或短木架于上，復于水門置，板與老岸相平。其小溝丈尺工料遞減。”（明）沈岱撰，（清）黃象曦輯：《吳江水考增》卷二，附筑岸法，沈氏家藏本。吳江塘路一帶水災多有，要求有較好的鄉村水利社會組織與官方的支持。夏原吉和趙居仁的治水對吳江水流的穩定作用甚大，湖田因此常豐。“然人亡法廢，堤日就傾，水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恬下嬉，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偽應之。”結果堤防“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者難矣” ② （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二議，史“吳江水利議”，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78冊，第800、801頁。。史鑒認為筑岸、車戽等環節的運行都需要鄉村水利自組織系統。“夫水之泛濫者，既筑堤以障之矣；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獷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沈，在乎上之人為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自簿尉，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寬之，由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后，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恤，欲求其無誤，難矣。”②

他發現水利官設置以后，地方水利反而不行。正是水利共同體的某些功能受到了打擊后，縣府才通過集權系統專管水利。史鑒認為以前的治水官方與鄉村皆處于動員狀態，后期官方委官，鄉村水利共同體組織反而無力了，共同體組織渙散無力，必然會導致水利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