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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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貿合作;臺商;本土化經營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155-02
自1979年年初祖國大陸提出“三通”倡議以后,海峽兩岸經貿合作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雖然由于兩岸特殊的政治關系,政治因素在兩岸經貿發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但另一方面,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使兩岸經貿關系迅速發展,互利基礎上的兩岸分工合作逐步形成。
1979年以來,兩岸貿易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9―1986年,是初步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轉口貿易為主,以轉口投資為輔,經貿額度小,項目單一,兩岸貿易處于不穩定狀態。這個階段兩岸的貿易額是39.9億美元。第二階段為1987―2001年,是平穩發展階段。以臺灣當局宣布自1987年11月起允許臺胞經第三地轉赴大陸探親為重大契機,臺灣廠商紛紛到大陸考察市場與資源情況,商務活動日益頻繁,兩岸經貿關系迅速發展。此期間無論是兩岸的總貿易增長率還是中國大陸對臺出口和從臺灣進口增長率都保持在較高水平。在投資方面,大陸成為臺商對外投資和尋求發展的經濟腹地。第三階段,2002年至現在,兩岸貿易增長保持在較高水平。2001年底和2002年初,兩岸先后正式加入WTO,這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兩岸的經濟環境,也對兩岸經貿往來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加入WTO為兩岸經貿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推動兩岸經貿關系大大加強。為了履行對WTO的承諾,兩岸均采取了一些擴大開放、減少限制的實際措施。加入WTO后,在雙方均擴大開放的互動作用下,兩岸的經貿出現了高速增長的態勢。臺灣已成為大陸的第七大貿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場,第四大進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地;而大陸則成為臺灣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從以上數據不難看出,兩岸貿易具有明顯的單項性和不平衡性。兩岸貿易的單項性,使臺灣對大陸貿易形成巨額順差,除了1979年臺灣從大陸進口的金額高于出口的金額,出現0.35億美元的逆差外,臺灣對大陸貿易每年都呈現順差的局面。到2006年臺灣對大陸貿易順差累計為3 987.6億美元。自1992年起,臺灣對大陸順差每年均超臺灣對全球順差,換句話說,若扣除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臺灣已經陷入巨額貿易逆差的窘境,可見兩岸貿易對臺灣出口市場之重要性。
兩岸貿易相互依存度逐漸提高,兩岸之間已經有很深的貿易依賴關系。兩岸貿易總額截至2007年底已達6 036.9億美元。從2003年起,大陸超越美國、日本,成為臺灣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并且是臺灣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臺商在大陸累計投資項目71 847個,合同金額1 010億美元,實際投資439.1億美元。從以上數字不難看出,兩岸經貿發展越來越緊密。
二十多年來海峽兩岸貿易合作呈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兩岸貿易在雙邊經濟中地位不斷提升。海峽兩岸的貿易規模由1978年的0.46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912.3億美元,增長了1982倍,海峽兩岸貿易占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比重由1978年的0.22%增長到6. 4%。2007年臺灣地區從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中獲取581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大陸成為臺灣地區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
其二,海峽兩岸貿易商品結構不斷改善,參與貿易產品結構發生較大變化。伴隨著臺灣地區工業制造業企業向中國大陸地區的不斷產業轉移,海峽兩岸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參與貿易的企業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期,臺灣地區向中國大陸出口產品主要以輕工類消費品為主,占臺灣地區向大陸出口貿易的70%以上, 20世紀90年代后由于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資企業對上游原材料的需要,臺灣地區主要向中國大陸出口中間品和半成品,向中國大陸出口這類產品占其向中國大陸總出口的90%以上。2000年后機電產品、電子信息產品和其配件居向中國大陸出口產品前列。與臺灣地區向中國大陸出口商品結構變化相對應的是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出口的商品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向臺灣地區出口以土特產品為主,占向臺灣地區出口規模的90%以上, 20世紀90年代后對臺出口商品轉變為以工業原材料、農產品、工業半成品為主,占80%以上,到2000年后則以電機機械設備、電子配件為主,目前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雙向貿易成為構成海峽兩岸貿易商品的主體。與海峽兩岸商品貿易結構不斷變化相對應的是海峽兩岸參與貿易的企業主體也發生了較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期海峽兩岸貿易基本上由兩個區域內部的企業參加,進行垂直的產業間貿易。20世紀90年代后,貿易主體由區域內的企業轉變為以跨區域合資企業和跨區獨資企業為主。
其三,臺灣地區對大陸的投資,首先,在地域分布上偏向東部沿海地區,其中又以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為重中之重,由東向西呈逐漸減弱的梯度狀。臺商大陸投資的地域分布特點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政策因素。大陸改革開放后,在區域發展戰略上形成了兩大重點,一是以珠江三角洲為基礎的東南沿海地區;二是以長江三角洲為龍頭的長江流域地區。臺商大陸投資的空間流動軌跡基本上與之對應。區位因素。東部沿海地區與世界聯系的交通便捷,是國際跨國公司在大陸較為集中的區域,這對以外銷為主的臺商企業是一個巨大的便利因素。產業結構因素。臺灣對外投資的主要產業為電子等產業,而大陸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歷史積淀、開放的思想及當前的發展戰略都與臺商投資產業結構吻合。其次,在產業上目前偏重于高科技產業,以出口導向為主。在臺商投資大陸初期,主要都以傳統的制造業為主。但是近年來,臺商的投資領域發生了變化,逐漸將視線轉移到了高科技產業。目前電子類產業在大陸投資的主要領域有: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資訊硬件產業、平面顯示光電產業。最后,臺商在大陸的投資主要以出口導向為主。近年來,在大陸的臺資企業尤其是IT產業仍秉承“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出口,香港押匯”的生產模式。因此在大陸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方面,臺資高科技企業普遍表現優異。這些企業使大陸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資訊產業硬件制造國,也是輸美資訊科技硬件產品的最大出口國,這些輸美產品超過50%是由臺商制造的。
從今后看,海峽兩岸經貿合作有以下發展趨勢。
其一,海峽兩岸經貿合作的規模與地位會繼續上升。由于島內市場需求有限,臺灣地區經濟增長對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很高。祖國大陸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因而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同樣較高。所以,海峽兩岸經貿合作對于各自的經濟增長均有重要影響。隨著今后海峽兩岸經貿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其在各自的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會進一步上升,具體表現在:海峽兩岸貿易與投資額在各自的對外貿易與投資總額中的比例將繼續上升;祖國大陸可望長期成為臺灣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臺灣地區可望繼續成為祖國大陸前四位貿易伙伴;隨著海峽兩岸經貿合作關系的發展,這種合作在各自產業結構升級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海峽兩岸二十多年的經貿合作發展加深了海峽兩岸經濟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關系,使海峽兩岸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
其二,在祖國大陸實施本土化經營。過去臺灣地區產業向祖國大陸轉移時,轉移的主要是生產加工能力與設備,產品與技術的研發、所需原材料、中間產品和關鍵零部件的生產仍在臺灣地區。而如今在祖國大陸設立研發基地從事產品與技術研發的投資增多,所需原材料、中間產品和關鍵零部件在祖國大陸的生產也逐漸增多,成為一個新的本土化經營趨勢。導致這一新趨勢的原因有二:一是祖國大陸經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科學技術水平已經大大提高,科技人員數量大且素質有所提高。并且,祖國大陸科技人員的工資遠遠低于臺灣地區同層次的科技人員;二是由于海峽兩岸未能全面“三通”,人員來往不便,生產所需原材料、中間產品的運輸成本高。
第2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一、時間上漸進式發展
海峽旅游合作與兩岸政策緊密相關，兩地旅游合作的實現需要兩岸的政策支持，不可能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而應分步驟、有計劃地選一些旅游合作開發條件較成熟的地區作為開發試點合作，一方面可以在建設初期集中人力、物力、精力以取得較好的發展成效，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優先發展的地區總結出一套較好的發展經驗，為日后海峽旅游合作面的拓展和合作深度的加深奠定良好的經驗基礎。海峽旅游合作區建設初期應以閩臺兩地間城市合作交流為主，比如將廈門和馬尾作為閩臺旅游合作的先導與臺灣地區的金門和馬祖進行旅游合作開發，合作內容可以市場互動、企業交往、游客互通等為主要形式，通過城市旅游合作的試點，尋求閩臺旅游合作的理想模式，為中后期的合作打下基礎。
隨著合作的深入，在中期繼續穩步推進福建省沿海地區的莆田、泉州以及內陸的南平(武夷山)等城市與臺灣的合作，而臺灣地區的合作也將不僅僅局限于臺北、高雄等城市，與臺中、臺南、新竹、嘉義、花蓮等地的合作也將提上議事日程。
通過合作將閩臺地區打造成又一重要旅游目的地；待時機成熟時再將合作面推廣至整個大陸地區與整個臺灣地區的合作，合作內容也將不僅限于旅游，還可以加強閩臺兩地在經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通過合作增進閩臺兩地的相互溝通與了解，進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實現。
閩臺兩地的合作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一)地緣優勢為閩臺旅游合作提供客觀條件
從地理位置看，閩臺兩地之間的咫尺海峽為雙方旅游交流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成為相互聯系與溝通的紐帶。福建是臺灣人的主要祖籍地，在臺灣人口中，閩南話、客家話語系的人口占88％，構成了臺灣移民社會的主體，兩岸民眾血緣相親，語言相通，民情、風俗相近，孕育了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為閩臺旅游合作提供了天然的紐帶和橋梁。尤其是閩東南與臺灣的地緣關系更為密切。例如，廈門與高雄有165海里，距離嘉義僅120海里，福州距基隆僅149海里。它們是兩岸經濟交流的結合部。從歷史上看，以廈門和高雄兩城市為例，廈門歷史上就是我國東南沿海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也是兩岸貿易的重要港口。清朝初期，兩岸間貿易往來曾限制在一條路線上，這就是廈門至臺灣鹿耳門港的航線，從此廈門就成為當時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一個重要的貿易通道。現在廈門至高雄之間的航線又是兩岸貨輪試點直航的第一條航線。廈門還是臺胞、僑胞的重要祖居地，廈門與臺灣有著密切的地緣、血緣關系。
高雄位于臺灣西南海岸，北依半屏山，東臨屏東平原，西扼臺灣海峽南口，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高雄已成為臺灣西南部的重要門戶與貨物集散中心。高雄與大陸之間特殊地理位置，使它又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港口。目前高雄至廈門、高雄至福州的貨輪航線成為臺灣直航到大陸的試點航線。
閩臺之間不僅地理區位臨近，而且擁有同宗共祖的血緣關系與同音共俗的傳統文化這一天然紐帶，因而在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臺胞到大陸探親以來，臺胞游客就成為福建入境的最重要客源之一。由表1的數據可知，2000―2005年，福建接待臺胞人數由47.8萬增加到58.9萬，占福建入境總人數大致穩定在30％左右，2006年，臺胞來閩人數呈更明顯增長趨勢，全年福建接待臺胞人數74.0萬人次，占來閩境外旅游者的32.2％。
(二)中央賦予閩臺旅游合作政策優勢
中央賦予福建一系列對臺特殊政策，推進了對臺旅游的穩步發展，使福建成為臺胞進出大陸特別是東南沿海省市的重要通道。2007年以來，《大陸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可在廈門直接審批、制證、發證，金門旅行社在廈門市的銀行設立賬戶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廈門市旅游局、財政局已經出臺對福建全省赴金門旅游組團社的獎勵政策。赴金門旅游擴大到外省的問題也正在爭取解決之中。金門方面已經同意大陸領隊可多次辦證，并制訂了相關的規范措施。
近年來，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對臺工作中提出“五緣六求”的基本思路，把“求閩臺旅游合作與發展”作為重要內容，成立對臺旅游工作領導小組，把對臺旅游擺上重要的工作日程。通過開展一系列文化交流、旅游論壇、節慶活動，以及全力做好赴金門、馬祖、澎湖地區旅游(簡稱“金馬澎”旅游)等工作，為兩岸旅游交流與合作積累了很好的經驗。
二、合作區域采用圈層模式
海峽旅游在合作區域上可以通過圈層模式及圈層內部的點軸模式來實現海峽旅游合作區內部地域之間以及海峽旅游合作區作為一個整體與長三角、珠三角等旅游合作區之間的互動發展。在分析、綜合考慮海峽兩岸的旅游資源特色、經貿往來關系、歷史文化脈絡、交通格局等旅游發展現狀及趨勢的基礎上，構建包括核心圈、拓展圈、輻射圈的“海峽旅游合作圈”。其中核心圈涉及臺灣海峽、海峽東岸的臺灣和海峽西岸的福建全省，可以福州廈門為主節點，莆田、泉州為副節點，同三高速等交通線路為軸線。實現與臺灣的馬祖、金門等城市的互動對接，通過客源互送、節慶共辦、線路共組等形式，形成以媽祖朝圣游、濱海度假游、尋根訪親游為主體，以商務旅游、觀光旅游為補充的綜合旅游圈；拓展圈將地域范圍擴展到了浙江南部溫州地區、廣東東部汕頭地區，并以溫州、汕頭為門戶，以沿海高速公路為通道，使海峽旅游與北部的長三角和南部的珠三角兩翼得以連接，在有效互動的前提下形成以濱海休閑、娛樂、文化、商貿、度假旅游為特色的海峽旅游拓展圈；輻射圈則囊括了整個大陸以及香港、澳門兩大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三大旅游增長極。
(一)核心圈層――閩臺區域旅游合作
推動閩臺區域旅游合作，構建“海峽旅游區”的核心內容是雙方要打破行政體制和區劃的限制，共同整合和優化旅游系統各個要素的配置。《福建省“十一五”旅游產業發展專項規劃》中提出，構建“海峽旅游區”，要“遵循‘平等互利、循序漸進、對應需求’的原則，實現閩臺旅游互動，與臺灣在資源開發、市場互動、產業投資、企業管理、信息交流等方面進行廣泛合作，提升區域整體的競爭力水平，把海峽兩岸旅游區建成世界級的旅游目的地”，同時，閩臺兩地“共塑海峽旅游形象，共
同打造海峽旅游品牌，形成海峽兩岸旅游市場的一體化，……將海峽兩岸旅游區建成全國旅游合作示范區。”
從海峽西岸入手，聯合東岸，打造“海峽旅游”品牌，共筑合作雙贏平臺，攜手將海峽兩岸旅游區建設成為世界級旅游目的地。福建省已敲定打造海峽西岸旅游產業方案，明確將加快閩臺旅游合作區建設：構建以福建、廈門為軸心，以湄州島、東山島、平潭島、崇武古城、閩東霞浦三沙、武夷山為支撐點的對臺旅游格局；打造媽祖、陳靖姑、關帝等對臺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推出一批高檔次的對臺招商項目，吸引臺商來閩投資旅游項目；以金、馬游為基礎，拓展對臺旅游。
1 閩臺簽署相關協議
早在2001年，“兩馬”與“兩門”就先后簽訂了《福州馬尾一馬祖關于加強民間交流與合作的協議》及《關于加強廈門與金門民間交流交往合作協議》，為金、馬地區與福建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奠定了較好基礎。
在兩岸旅游界的共同努力下，福建居民赴金門地區旅游已于2004年12月7日正式實施。福建省旅游協會與臺灣金門方面，曾為此簽署了《福建居民赴金門旅游原則協議》。福建居民赴馬祖地區旅游也于2005年6月27日正式開始實施。
2006年以來，廈門市積極加強與金門聯系，建立了廈金旅游合作懇談會制度，討論《赴金門旅游品質保障規范》。通過共同舉辦黃金周新聞會，形成了互聯互動的格局，在旅游推介、品質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
2007年3月泉州旅游協會與澎湖縣旅游發展協會簽署了《建立旅游市場合作和交流關系協議》，以推進泉澎兩地加強旅游文化合作，構建泉澎旅游共同市場。此外，自2006年以來，為配合落實國家旅游業“十一五”規劃，福建省積極推進《海峽兩岸旅游合作規劃》的編制，以進一步完善閩臺旅游合作機制，推動閩臺旅游合作深入開展
2 加強閩臺旅游業界的交往，開展旅游景區對接。
2005年1月，福建省旅游局邀請臺灣120家旅行商來閩考察旅游線路；2月份又在廈門成功舉辦第八屆海峽兩岸旅行同業聯誼會，來自大陸旅游業界的880余位代表與臺灣348家旅行社代表參加了會議。在全國率先開展兩岸旅游景區對接工作在業內引起較大反響。兩岸名山武夷山與阿里山簽署了《福建武夷山和臺灣阿里山旅游對接合作備忘錄》，福建著名旅游品牌泰寧大金湖與臺灣著名旅游景點日月潭就兩地旅游的對接與交流簽署了旅游合作意向書，使兩岸旅游業界的交往更加頻繁。
在2005年首屆海峽旅游博覽會上，簽署了武夷山與阿里山、大金湖與日月潭“兩山兩水”的旅游合作意向書，首次實現了海峽兩岸旅游景區的對接，使閩臺旅游合作在企業層面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深化閩臺旅游合作的基礎上，將海峽西岸旅游拓展到包括浙江溫州和廣東汕頭地區，構建一個更為廣闊的泛西岸旅游區，進而推向整個大陸地區。
(二)拓展圈層――將地域范圍擴展到了浙江南部溫州地區、廣東東部汕頭地區、并以溫州、汕頭為門戶。以沿海高速公路為通道，使海峽旅游與北部的長三角和南部的珠三角兩翼得以連接，在有效互動的前提下形成以濱海休閑、娛樂、文化、商貿、度假旅游為特色的海峽旅游拓展圈。
海峽旅游拓展圈主要省份接待臺灣游客數(見表2)
以2004年為例，廣東接待臺胞人數占大陸2004年接待臺胞總數的34.75％，浙江占9.00％，福建占8.29％。在上述三省中，一些主要城市又集中了主要的臺灣游客，尤其是福州、廈門、泉州、漳州集中了福建省73.75％的臺灣游客，顯示出福建與臺灣一水相隔的特殊關系。
加強旅游合作，共謀海峽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海峽旅游圈內各個省市的共識，由于福建在地理位置、親緣的特殊關系，福建非常重視與臺灣相關部門開展旅游合作，借助海峽兩岸旅游博覽會平臺，大力發展濱海旅游、生態旅游文化旅游；借助武夷山與和阿里山姐妹山、大金湖和日月潭兄弟湖對接的契機，推廣福建旅游品牌，推進閩臺旅游線路對接，資源共享，構建兩岸一體旅游線路；繼續作好福建居民赴金門、馬祖旅游工作，使福建成為兩岸旅游雙向對接合作的基地。
汕頭旅游規劃(2001―2020)將僑胞探親作為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旅游市場開拓的重點，目前珠三角、閩南、華東、港澳臺、東南亞都是汕頭旅游的重點客源市場。汕頭區域旅游合作也初見成效。自與閩粵贛13市和珠三角建立旅游合作關系以來，到汕頭的廈門、泉州等地游客也逐漸增多。
海峽旅游拓展圈(廣東、浙江、福建)的各個省市要在一個新的戰略高度上認識和對待將海峽旅游業的發展，不能僅僅將旅游觀光業作為當地的重要產業，更重要的是將海峽旅游圈的形成和發展作為推進兩岸交流、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戰略途徑。基于這一戰略定位，各省市要根據國家的宏觀政策，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共同構建海峽旅游合作區，打造海峽旅游品牌，積極推動海峽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發展兩岸關系，促進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
同時要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作好海峽旅游圈在泛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加強福建、浙江、廣東各省之間的互動合作，共同營造海峽旅游圈。
三、與海峽兩岸各種交流互惠共贏
海峽兩岸交流不止于旅游的交流合作，在經貿、文化、服務業等方面，交流也日漸頻繁。在各種合作蔚然成風的大背景下，兩岸的旅游合作不能孤軍奮戰，而應通過聯合、協調等方式實現與旅游以外各部門的互惠共贏。
旅游活動的綜合特征決定了旅游業的綜合性，涉及到以六要素為主的方方面面。區域旅游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堅持“大旅游、大市場、大產業、大合作”的發展戰略。所謂“大旅游”至少應包括三層的內容：一是旅游活動項目不僅包括傳統的觀光游覽和度假產品，而應包括商務、消遣及其他各類的專項旅游產品；二是旅游業不僅包括食、住、行、游、購、娛等六大主要直接服務部門，而且包括銀行、保險、電信、文化、體育、教育等諸多間接部門；三是旅游者、旅游活動項目、旅游業及旅游環境共同構成大旅游的整體概念。“大市場”旨在區域旅游發展中，各個分區(或組織)依據自己的特色和彼此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聯合，形成合力，共同開拓旅游市場，只有開拓廣闊的旅游市場，“大旅游”才能落到實處，這樣旅游“大產業”自然就形成了。區域的大旅游不僅是旅游部門、旅游企業的聯合，而是一個跨部門、多行業的聯合與旅游要素的全面優化整合的過程。區域大合作也不僅僅是旅游方面的合作，而是一個經濟區、文化區的概念，包括經
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
(一)海峽旅游合作要突出文化交流
海峽旅游合作要面向民族統一大業，發揮兩岸同根、同種、同源的優勢，以文化為魂，以情感為紐帶，推進兩岸區域合作，是兩岸旅游區域合作最大的特點和亮點。兩岸親緣、血緣、神緣共融，地理相連、歷史同源、文化同根、語言相通、習俗相近，旅游相互作用程度相對較高、潛力相對較大，完全有潛力、有條件建設成為一個旅游聯系相對密切的功能性旅游圈。
深度挖掘媽祖文化，發揮其連接海峽兩岸感情金色紐帶的作用，媽祖文化的內核如熱愛祖國、熱愛和平、除暴安良、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無私無畏、甘于奉獻等，凝聚了中華傳統美德。臺灣的媽祖信仰主要是從福建傳人的，媽祖代表著“根”，“媽祖朝圣游”現在已是福建省吸引臺灣游客的一大“品牌”。媽祖文化是聯系福建和臺灣民眾的紐帶，兩岸媽祖同根同源，是兩岸民眾割舍不斷的情感寄托。莆田的湄州島是媽祖的故鄉，隨著湄州島至金門和馬祖島不定期航線的開通，湄臺民間交流日益密切，每年有10萬人次的臺胞到湄洲島進香朝圣。2006年9月下旬，臺灣媽祖聯誼會暨大甲鎮瀾宮組織4300名媽祖信眾來湄洲島謁祖進香，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場面之壯觀、影響之深遠，都是海峽兩岸開展媽祖文化交流以來前所未有的，大大拉近了兩岸民眾的距離。在湄州島，一年一度的中華媽祖文化旅游節成為福建旅游業一大亮點。自1994年以來，湄洲島成功舉辦了8屆媽祖文化旅游節，以突出的和平主題、深厚的文化內涵、鮮明的地域特色、豐富的活動內容，吸引海內外游客、臺灣媽祖宮廟和信眾前來參加，在海峽兩岸產生了轟動效應。目前媽祖文化旅游節已經升格為由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海峽兩岸旅游交流協會聯合主辦的國家級旅游節慶活動，大大提升了媽祖文化在海峽兩岸的影響。
加強兩岸各種文化交流，還可以舉辦各種文化論壇，如：海峽兩岸關帝文化論壇；海峽兩岸觀音文化；海峽兩岸炎帝神農文化論壇；海峽兩岸佛教文化交流。
(二)全面開放兩岸直航，實現旅游交通便利化
跨區旅游線路的形成是區域旅游合作的重要內容，也是促使區域旅游合作形成的重要因素。旅游線路的基礎是旅游交通。跨區旅游線路的形成必須要以完善的區域交通網絡保證。
旅游交通是為旅游者由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的往返，以及在旅游目的地各處旅游活動而提供的交通設施及服務。旅游交通使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空間相互作用的產生成為可能，它同整個交通運輸體系聯系在一起。旅游交通提供旅游者的也是旅游產品的一部分，就旅游者主體來講，影響其行為的時間、距離等因素往往通過交通便利程度表現出來，影響著其決策與選擇；從旅游目的地來看，旅游交通聯系客源地，使旅游地接待旅游者、發展旅游經濟的愿望得以實現。因此，旅游交通便利程度，或稱可進入性(可達性)，不僅是開發旅游資源和建設旅游地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衡量旅游業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旅游交通包括兩部分，一是旅游地與客源地和集散地的交通聯系；二是旅游地內部景區之間的交通聯系。旅游交通整合就是要暢通旅游地與客源地和集散地的進出通道，讓游客不走回頭路，根據旅游產品整合要求，在中心城市、重點景區和一般景區形成環狀線路和網絡狀線路，減少旅游時間比，增加信息擁有量。
旅游交通整合是區域旅游合作的骨架。大旅游呼喚大交通，區域旅游合作要素的流動必須建立在完善的旅游交通體系上，沒有旅游交通的整合，其他要素的整合就難以完成，旅游地域綜合體也最終難以形成。特別是旅游產品整合和旅游市場整合更是以旅游交通整合為基礎的。
旅游交通整合主要是點、線、環的整合。“點”的整合是指中心城市交通樞紐的建設和中心城市之間交通干線的建設；“線”的整合是指按照旅游線路整合的思路，進行旅游精品線路和主題線路的交通通道建設和整合，并按照等級向一般景區輻射；“環”的整合是指進行重點景區和一般景區環線建設。
在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下，兩岸已實現由春節包機到節日包機到周末包機。2008年6月13日，根據《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附件，海峽兩岸周末包機時段為每周五至下周一計4個全天，自7月4日起正式開始實施。雙方同意初期每周各飛18個往返班。
根據海協海基簽署協議。大陸方面同意先行開放北京、上海(浦東)、廣州、廈門、南京五個周末包機航點，并陸續開放成都、重慶、杭州、大連、桂林、深圳，以及其他有市場需求的航點。臺灣方面同意開放桃園、高雄小港、臺中清泉崗、臺北松山、澎湖馬公、花蓮、金門、臺東等八個周末包機航點。
兩岸周末包機與大陸居民赴臺旅游2008年7月4日正式啟動，這是具有跨時代的重大之舉，有助于增進兩岸人民相互了解和拉動臺灣經濟發展。但這兩項進展還只是“第一步”，兩岸同胞都盼望加快推進兩岸直接“三通”的進程，以造福兩岸人民。
交通事業就是要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選擇。目前兩岸周末包機仍有局限，臺灣旅行業者表示，現在的兩岸周末包機每周共36個往返航班，相較于兩岸人民往來的榮景仍是“大大的不足”。臺灣民眾每年到大陸的約有490萬人次，大陸居民赴臺的約有30萬人次，節日包機加上周末包機仍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況且，兩岸周末包機目前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直航，仍須繞經香港飛航情報區。業界和旅客希望盡快實現兩岸客運包機的常態化，不斷擴大規模，并且盡快實現兩岸空中直航，這既有惠于往來兩岸的旅客，也有惠于兩岸的民航業者。
另外，兩岸“小三通”擴大，也讓兩岸同胞更加感受到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火熱新局。人們同樣期待進一步拓展“小三通”航線，使之向臺灣本島延伸，進而實現“大三通”，為兩岸人員往來開辟更為直接、便捷、經濟的海上通道。海峽兩岸旅游業界攜手合作，資源共享，對接整合，必將帶動兩地旅游業的繁榮發展，推進海峽旅游區的崛起。
(三)海峽旅游合作區的形成對于兩岸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兩岸在旅游業的發展上都具有很大的空間和潛力。據相關測算數據，目前旅游觀光業對臺灣GDP的貢獻率只有1.6個百分點，大陸旅游業對GDP的貢獻率也僅有2.4個百分點，而美國是4.1％，西班牙是7.3％。同時，臺灣和大陸旅游業所創造的就業率也非常低，都只有2％左右，而西班牙是8％。可見，海峽兩岸的旅游業與歐美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3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此次論壇是在“一帶一路”、亞投行、自由貿易區和亞太自貿區等發展機遇下，兩岸如何協作以融入經濟新常態的情況下舉行的，主辦方希望能夠充分吸收本次論壇的成果，將它轉化成推動兩岸經貿合作發展的動力。
兩岸嘉賓聚首經貿論壇
作為廈門首屆工博會期間分量最重的一場論壇，海峽兩岸經貿論壇邀請了兩岸眾多重量級的政商界嘉賓，包括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德銘，廈門市市長裴金佳，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理事長詹火生，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臺灣皇冠集團董事長江永雄，全國臺灣同胞投資聯誼會會長，臺升國際集團董事長郭山輝等。
在“一帶一路”、亞投行、自由貿易區和亞太自貿區等經濟新常態的發展機遇下，這場論壇所探討的主題也備顯分量。
據商務部臺港澳司副巡視員康文透露，2014年兩岸貿易額已經達到了1983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大陸批準臺商投資項目2318個，同比增長了15%，實際使用投資金額超過20億美元。在陸資、入島方面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截至去年底，大陸有228家非工農類企業到臺灣設立了公司或者辦事機構，投資金額達到了5.9億美元，涵蓋了批發零售、通信、旅游等多個行業。
作為兩岸貿易的橋頭堡，廈門是臺資企業最密集的地區之一。論壇公開的數據顯示，在廈的臺資企業已經超過4300家，其中包括聯華電子、友達光電、宸鴻科技等20多家臺灣百大企業，臺資企業的工業總值占廈門市工業產值的40%以上。截至目前，廈門累計審批臺資企業4363個，合同利用臺資達到120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96億美元。廈門企業赴臺投資項目累計28個，投資2.2億美元。
兩岸發展迎來新機遇
“大陸進入了一個三期疊加的經濟發展新常態后，兩岸發展迎來了新機遇。”陳德銘認為，首先大陸的一帶一路規劃是合乎產業布局的，不僅是臺企，中小企業以及國際上各個資本都有機會。亞投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等之間是一個補充，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關系，亞投行的積極籌備，對于我們如何在新常態下走向世界有更多的機遇。大陸經濟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必須經過一個轉型升級的過程，更多地注重高附加值的、低能耗的產業，這個過程就需要有創新和自主的品牌。這里面的機會很多，臺灣在這方面有很多年輕的科技成果，如果和大陸的科研結合，和大陸的市場結合，就會有很大的發展。
“數量龐大的臺資企業迫切需要通過貿易投資便利化，降低貿易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加投資機會。”裴金佳在論壇上解讀了促進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的背景。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國際市場需求下滑，廈門與臺灣對外經濟依存度都比較高，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進一步抵御外部風險，提升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兩岸經濟發展的共同理念，加快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需求顯得更加迫切。
裴金佳說，這是臺資企業的客觀需要，也是雙向投資和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臺資企業到大陸設立企業的程序可以進一步簡化，時間可以進一步縮短，在服務貿易領域可以進一步擴大開放。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簡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
廈門將力推兩岸貿易便利化
作為“一帶一路”核心區中的核心區，廈門則把制度創新放在了首位。
裴金佳說，廈門先行推動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形成了一批廈門特色。比如一表申報，一口受理，率先開展對臺海運快件的業務，首創臺灣商品快速驗收做法等，這些經驗做法為進一步深化兩岸經貿合作探索了新途徑，積累了新經驗。
裴金佳表示，下一步，廈門將充分利用自貿片區平臺以貿易便利化為突破口，帶動兩岸經貿合作向更廣范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邁進。
第4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一、支持和鼓勵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發展提供法律的緣由
對于海峽兩岸的貿易發展實際而言，從法律法規的層面頒布相應的刺激和鼓勵政策十分必要：這不僅是為海峽兩岸經濟發展本身的推動，同時還是我國經濟發展整體戰略規劃實施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內在趨勢。具體而言：
（一）更好地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發展
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關系到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關系到全體民眾的日常生活。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面臨著經濟體制落后、經濟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從大陸地區來看，實體經濟發展緩慢，傳統行業整體發展前景不明朗。尤其是近年來房產經濟發展泡沫的負面作用逐漸爆發出來，內陸經濟發展增速放緩，且出現較大規模的股價暴跌等不正常金融現象。從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來看，由于臺灣地區對自身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原因，其十分重視對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導致過早將傳統工業及制造業轉移，但是由于后續的第三產業發展不及時，導致了其在后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洞期”的產生。因此，鼓勵兩岸貿易發展，不僅是為大陸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空間和機遇，同時也是臺灣地區發展經濟，安全渡過經濟發展空窗期的必然舉措。
（二）更好地實現對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順應
當前，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的不斷擴張，世界經濟發展呈現去一體化的趨勢，并且借助世界金融市場的完善和成熟而逐漸擴展至世界各國。我國作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自然無法置身于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大趨勢之外。而臺灣地區作為我國固有領土，是我國經濟發展宏觀大局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為了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趨勢之中，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進一步騰飛，在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大趨勢之中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必須從經濟立法的層面上為我國海峽兩岸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三）更好地應對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
在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大趨勢之下，區域間經濟發展與合作成為各個國家應對一體化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普遍選擇和對策。從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現狀來看，東盟“10+3”、“10+1”成為當前主流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和組織。然而，我們必須清晰地看到，由于地緣政治伴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愈演愈烈，而臺灣由于歷史原因在國際舞臺上十分受限，這對于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言十分不利，而這種原本就處于的劣勢地位最終會冬至臺灣地區在所在地域內經濟發展的邊緣化地位。因此，我國大陸頒布的鼓勵政策，不僅僅是出于經濟發展的考量，更加是對于臺灣地區經濟發展的一種支持和鼓勵，也是我國長久以來堅持的基本經濟發展戰略方向。
二、合同法中對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鼓勵原則的體現
所謂的鼓勵原則是指在不違反憲法及基本法的基礎上，盡可能地為經濟交易行為提供方便和自由。由于海峽兩岸關系的特殊化，這種鼓勵原則所代表的方便和自由，往往正是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具體而言，合同法為了確保海峽兩岸經濟的繁榮昌盛，增加貿易交易總量，特從以下三個方面提供了經濟貿易的方便和自由。
（一）細化無效合同的相關規定
對于無效合同的認定工作直接關系到多種行業和多種形式的經濟貿易行為從我國合同法對無效合同的認定來看，最初的無效合同是指那些“違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合同。這種定義相對來說比較狹隘，并且內涵模糊，容易出現多種可能性情況的延伸，造成經濟貿易行為中合同簽訂工作的不通暢。但是頒布新的合同法之后，關于無效合同的認定更加細致，更加明晰，有效防止了其他模糊性情況的出現。合同法則在原先法律條紋的基礎上，將無效合同的范圍擴展到了簽訂形式、簽訂目的、簽訂主體人等弍層面。表面上看，對于無效合同的規定范圍的擴展增加了無效合同產生的可能性和范圍。但實際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為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合同簽訂提供了更多、更大的發展空間。因為一旦無效合同的定義條款變得清晰明確，那么只要在上述規定的五種情況之外的情形下所簽訂的合同就是有效合同。因為經濟傳統、法律法規以及語言規范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海峽兩岸經濟發展中合同訂立過程往往耗時較長且容易出現法律層面的模糊問題，而合同法的頒布則在極大程度上降低了這種混亂現象的出現和產生。為兩岸經濟發展的更加高效、更加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對于合同形式的規定更加自由和寬松
合同法為了充分促進和鼓勵海峽兩岸經濟的發展，在合同形式的規定方面提供了更加廣泛的自由發揮的空間。因為從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兩岸業務往來正朝著更加復雜、更加多元、更加大量、更加高端的方向發展，在比如資本原作、股份投資等經濟活動中，常常商機轉瞬即逝，并且對于貿易行為所耗時間有著更加細致和短暫的客觀要求。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現狀，使得合同法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放款了對合同形式的相關要求。一方面，合同法認為經濟活動中各項因素變換激烈，因此在合同制定形式上可以視情況而定，不必僅僅局限于書面合同，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可以在海峽兩岸經濟貿易活動中充分使用。并且明確規定，只有在當事人約定簽訂書面合同以及我國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需要簽訂書面合同的情況下才必須簽訂書面合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這就為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合同簽訂的便利。另一方面，我國合同法還對合同的批量使用和標準化制定提供了使用和推廣的空間。對于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而言，相同領域內的經濟貿易活動往往在簽訂合同的內容方面有著極大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正是模式合同的產生和應用的基礎。之前處于對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嚴格管控的考量，模式合同的使用范圍和簽訂條件都有較為明確和細致的限定。而合同法認為，規定模式的合同的應用與傳統其他書面合同的使用并不沖突，這為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極大便利，一些重復的經濟貿易行為得以借助規定模式的合同的簽訂迅速完成，提高了兩岸經濟貿易行為的效率。
（三）對主體不合格合同的獨特看待和處理
我國合同法對于簽訂合同兩個不同主體有著更加明確的要求：“人超越權限簽訂的合同無效”。尤其是對于法律意義上的不合格主體所簽訂的合同進行了更加細致的規定。基本的立法精神認為，法律行為和法律問題應該盡可能全面地、真實地考量各個相關因素。因此，在海峽兩岸經濟貿易中，對簽訂合同的兩個主體的考察應實事求是，這也是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發展的客觀需求。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中，如果某一個合同的簽訂主體存在不合格問題，那么具體該合同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還需要相關執法部門進行具體、細致的分析和評估。這對于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發展而言，充分兼顧了兩者之間的易變性因素，保證貿易合同的簽訂是有效的，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而合同法對于主體不合格合同效力的特殊規定貫徹了實事求是的基本法律精神，同時也是對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一種不違法法律基本原則的兼顧，是合同法對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鼓勵性原則的重要體現之一。
三、海峽兩岸如何充分利用法律優勢實現自身發展
一是結合相關法律規定，注重海峽兩岸貿易發展的標準化和模塊化。海峽兩岸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行為常常集中在旅游、中藥材進出口、茶葉進出口等固定的領域內。因此，分析兩岸經濟貿易發展情況，進行標準化合同制定，能夠為兩岸貿易發展的標準化和模式化提供基礎和前提。二是遵循新合同的相關固定，在海峽兩岸貿易發展往來的過程中，忠實合作伙伴的選擇。對于合同訂立的主體資格進行仔細審定是簽訂合同的必要準備工作。為保證經濟行為的合法以及合法利益的保障，應盡量避免與不合格法律主體之間簽訂合同，這樣的合同雖然不等于是無效合同，但最起碼是帶有經濟風險的。三是積極擴展兩岸經濟貿易發展領域，采取更加自由、靈活的合同形式，一切為兩岸經濟貿易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便利。合同法對于合同形式和簽訂程度有著更加自由和寬泛的規定，因此海峽兩岸在進行貿易行為的過程中應充分利用這一自由和空間，盡可能提升海峽兩岸經濟貿易的效率和規模。
四、結語
第5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摘要：本研究根據對兩岸411名大學本科生所做的問卷調查，研究了兩岸大學本科生英語學習動機與策略的異同。研究表明，兩岸大學本科生在英語學習動機尤其是內在興趣、成績等方面差異較大，在英語學習策略上較為相似。
關鍵詞：兩岸; 英語; 學習動機; 學習策略
1.引言
1.1研究背景
1.1.1 學習動機
大量研究已經證實，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動機對L2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動機促使學生關注外語教學并積極參與，一旦遇到困難，有動機的學生會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解決，而非退縮。動機會使學生主動地選擇任務，即使并沒有要求他們去做。在傳統心理學概念中，動機是內部驅動力的反射，或是由刺激和強化決定的，通常被理解為完全靜態的心理狀態，或者某一目標。根據Atkinson的二維分法，動機可分為外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和內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前者是達到某一目的的途徑，比如獲取獎勵；后者是在學習及運用語言本身的活動中獲得的愉快經歷。著名社會心理學家Gardner和Lambert則認為學習動機主要有兩大類：融合型動機( Integrative Motivation)與工具型動機( Instrumental)。[5]融合型動機是指學習者所表現出的對目的語積極、肯定的態度，希望了解和融入目的語文化；工具型動機是學習者為了“追求學習一門新語言所帶來的實際價值與優勢”，把語言作為工具達到實際的目的，如獲得畢業證書或好的工作。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外許多學者對這兩個理論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出現了“學習情境”、“效價”等新的因素。
我國的諸多學者也對上述兩種學習動機進行了綜合與整理，并有一定程度上的探索。例如，聚焦于內部動機結構的研究（秦曉晴、文秋芳，2002），“證書型動機”的提出（華惠芳，1998；石永珍，2000），高一虹（1994，,2001,2002）借鑒人本主義心理學家Erich Fromm的“生產性取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概念，提出了“生產性雙語現象”(Productive Bilingualism)。近年來，針對我國大學生英語學習動機的研究不斷增多，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主要有英語學習動機與成績的關系，與自我認同的關系，以及文理科學生之間英語學習動機的差異。
1.1.2 學習策略
學習策略是指向于成功地完成任務的認知計劃。Holec(1981)認為：“自主學習能力即是掌管自身學習的能力。”在他之后的諸多研究者對這一概念進一步探索。R. L. Oxford提出，學習策略是學生用來增進自身學習的方法步驟，是學生能夠主動及自我導向涉入學習的工具。適當的語言學習策略能夠幫助產生語言能力上的進步以及自信心的增加。[13]Oxford所編寫的語言學習策略調查問卷（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作為一個語言學習策略診斷工具，已被諸多研究者所采納。
Oxford將學習策略分為直接策略和間接策略。其中，直接策略包括記憶策略、認知策略和補償策略；間接策略包括情感策略、元認知策略和社交策略。
語言學習策略中直接與目標語言有關的策略屬于“直接策略”，所有的直接策略都與語言的心智處理過程有關。記憶策略是被使用最久的一個策略，在具備讀寫能力之前，人類已經開始運用記憶策略去記住關于農耕、天氣等方面的信息。認知策略則是指學習者能夠運用或者轉換目標語言，這一學習策略的運用非常普遍。補償策略可以使學習者通過猜測以及其他一些方法彌補語法或者詞匯的不足來理解目標語言，換句話說，補償策略可以讓學習者越過知識上的不足，理解、產出新的目標語言。
語言學習策略中幫助語言學習的相關事物、不直接與目標語言相關的策略就是“間接策略”。元認知策略包含三大策略群：集中學習、安排與計劃學習以及評估學習。情感策略中的情感在此指動機、態度、情緒以及價值觀。社交策略則是指通過提出問題、與他人合作等方式進行學習的策略。
1.1.3 兩岸關系
臺灣海峽兩岸關系一直牽涉亞太地區情勢，乃至世界策略布局與全球安全。兩岸關系亦始終在發展、變動。1991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在北京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在臺北成立。隨著兩岸三通問題不斷進展，兩岸的交流也愈發頻繁。通過兩岸的學術、藝術、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可以增進兩岸的理解，縮小兩岸差距，促進兩岸的和平安全。由于歷史原因，大陸和臺灣的教育體系、教育環境存在一定差異，兩岸學生在英語學習中也存在著差異。通過探尋兩岸大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與策略上的異同，對兩岸教育工作者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1.4 英語教學的重要性
在全球經濟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浪潮之下，信息的交流在各個領域中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英語作為使用最為廣泛最好重要的信息語言載體，不可避免的要成為公民素質教育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日益加深，英語教學也獲得顯著成就。然而英語教學現狀遠不滿足社會發展和時展的需要，因此我們希望能通過調查研究，能夠有助于改進英語教與學。
1.2 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以兩岸大學本科生英語學習動機與策略為研究對象，探尋兩岸大學本科生在英語學習動機與策略上的異同。具體問題如下：
1）兩岸大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有哪些異同？那一種是各自最主要的英語學習動機？
2）兩岸大學生英語學習策略有哪些異同？那一種是各自最主要的英語學習策略？
2.研究方法及結果
2.1 學習動機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由于本研究的動機分類采用了高一虹等提出的分類模式，所以采用高一虹等制定、并且已有研究者實際測試和使用過的《動機類型調查問卷》。問卷共有30個相關問題，其中對于每個問題都有五個備選答案：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有時符合，基本符合，完全符合，且在數據分析時分別賦值1 - 5分。
學校的抽取采取判斷抽樣，以蘭州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為大陸地區樣本，臺灣抽取的是新竹清華大學、東華大學、東吳大學。由于資金和人員有限，預計問卷是大陸、臺灣各120份，每個學校抽取40份，最后由于南京大學和臺灣部分的學校的各種不可控因素，最終大陸三所高校回收110份問卷，其中廢卷5份；臺灣三所高校回收105份，廢卷6份。有效率94.9%。
表一 學習動機問卷統計
學校
蘭州大學 南京大學 山東大學 新竹清華大學 東華大學 東吳大學
問卷數量 37 29 39 29 50 20
105 99
Total 204
表二 臺灣地區英語學習動機類型分析
動機類型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內在興趣 1.83 4.83 3.2912 .79694
成績 1.40 5.00 3.2909 .87050
學習語境 1.00 4.60 2.9859 .68348
出國 1.33 5.00 3.4815 .84813
社會責任 1.00 5.00 3.1414 .77238
個人發展 1.80 5.00 3.9980 .66055
信息媒介 2.00 5.00 3.8838 .74172
表二顯示，對于臺灣地區的大學本科生而言，“個人發展”和“信息媒介”是其學習英語的最主要動機，“學習語境”和“社會責任”是其學習英語的最弱的動機。
表三 大陸地區英語學習動機類型分析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eviation
內在興趣 1.00 4.50 2.7984 .77683
成績 1.40 12.20 3.4229 1.14835
學習語境 1.00 4.80 2.8115 .72558
出國 1.00 5.00 2.6222 .93834
社會責任 1.00 5.00 2.7333 .87633
個人發展 1.00 5.00 3.5124 .84440
信息媒介 1.00 5.00 2.9762 .92866
表三顯示，對于大陸地區的大學本科生而言，“個人發展”和“成績”是其學習英語的最主要動機，而“出國”和“社會責任”是其最弱的動機。
表四 臺灣地區學校和大陸地區學校的學習動機類型對比
學校 內在興趣 成績 學習語境 出國 社會責任 個人發展 信息媒介
大陸地區學校 Mean 2.7984 3.4229 2.8115 2.6222 2.7333 3.5124 2.9762
臺灣地區學校 Mean 3.2912 3.2909 2.9859 3.4815 3.1414 3.9980 3.8838
表四顯示，兩岸學生中“個人發展”都是其學習英語的最強動機，但是在整體排序中，“出國”、“成績”這兩個動機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成績對于臺灣學生來說動機很弱，但對于大陸學生相對強一些。
表五
動機類型 學校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t P（Sig. (2-tailed)）
內在興趣 大陸 105 2.7984 .77683 .07581 -4.472 .000
臺灣 99 3.2912 .79694 .08010
成績 大陸 105 3.4229 1.14835 .11207 .921 .358
臺灣 99 3.2909 .87050 .08749
學習語境 大陸 104 2.8115 .72558 .07115 -1.760 .080
臺灣 99 2.9859 .68348 .06869
出國 大陸 105 2.6222 .93834 .09157 -6.848 .000
臺灣 99 3.4815 .84813 .08524
社會責任 大陸 105 2.7333 .87633 .08552 -3.520 .001
臺灣 99 3.1414 .77238 .07763
個人發展 大陸 105 3.5124 .84440 .08241 -4.556 .000
臺灣 99 3.9980 .66055 .06639
信息媒介 大陸 105 2.9762 .92866 .09063 -7.684 .000
第6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臺商到福建投資茶文化產業的意義與作用
1、推動福建茶文化產業的現代化全面發展。一是促進烏龍茶品質的提高。臺灣茶文化產業掀起“清香型”烏龍茶熱，“臺式烏龍”制作工藝傳入福建，促進了烏龍茶制作工藝的改革，提高了烏龍茶品質。二是促進了福建制茶機械的改進。三是引進新品種，豐富了福建的茶葉品種。四是延長了茶文化產業的產業鏈，促進了經營觀念的改變。臺資企業到福建辦廠后，經營的連鎖化與產品的多樣化，給福建帶來新思維。五是帶動觀光茶園的發展。
2、擴大臺灣茶文化產業的營銷，為臺商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臺灣茶業者向福建省轉移，有效擴大了臺灣茶葉銷售。臺灣島內茶葉產量很有限，根本無法滿足大規模的茶葉市場。因此臺灣茶商多數采用“臺灣接單，福建提貨”方式，利用原有的國際渠道，銷售在福建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拓展了臺灣烏龍茶的市場占有量。目前，臺商投資福建開辦的茶企業，多數為小型企業，規模都不大。企業生產的產品多數為傳統茶葉，品種比較單一，很少進行深加工。就連這樣的小企業已經能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給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回報。
今后臺商到福建投資茶文化產業的趨勢
在茶文化產業領域，臺灣需要繼續保持和深化與福建省的交流與合作，才能互利互惠，達到雙贏。福建省方面，結合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的總體規劃，應在政策上進一步加大茶文化產業的對臺優勢，優化配置資源，合理調整要素配置，推動臺商到福建投資茶文化產業。在政策上福建省可以從以下方面進一步吸引臺商到福建投資。一是，積極爭取中央的政策支持，使海峽西岸經濟區保持先行先試的優勢。二是，通過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加快整合要素，進一步拓展閩臺合作空間。吸引臺資將營運總部、研發中心、金融機構、創業基地等重要機構設在福建，通過集聚形成區域內高附加價值的經濟增長模式，從而進一步輻射周邊區域。三是，利用ECFA的政策優惠，利用臺灣在品牌塑造、國際營銷、資本運作等方面的優勢，積極向臺灣島內延伸發展，實現閩臺合作的跨越式發展。
臺灣方面，今后臺商到福建投資茶文化產業可能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1、臺商投資福建茶文化產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應進一步增強集聚效應。例如，福建漳平臺灣農民創業園至2012年3月已入駐臺資企業59家，比2010年增加5家，常住臺商490多人，其中高山茶企業48家，種植面積5.5萬畝,增加4800畝，種植茶葉面積是臺灣高海拔茶園總量的近五分之四，是大陸地區最大的臺灣軟枝烏龍茶生產基地。2011年經過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有機茶研究與發展中心認證委員會審定，臺商楊瑞投資的漳平九德農場已有茶場500畝，茶園環境、生產條件，加工設備、產品質量等符合有機茶標準，獲得有機轉換產品認證，是創業園48家臺資茶企業中的第一家。在漳平永福臺灣農民創業園投產的高山茶得到了兩岸權威專家的高度認同與肯定，在各大型茶事評比活動中屢獲金獎，永福高山茶列入“故宮貢茶”給臺商們帶來了信心。這種集聚效應一方面為臺灣廠商提供了有效降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也使臺資企業對區域產業集聚環境形成依賴。
2、臺商對大陸投資區域格局正在逐步調整與變化，對福建茶文化產業將產生積極的影響。目前，臺商到大陸投資的區域布局正在調整。企業經營決策除了考慮商務成本之外，對投資地的進行選擇時，更多是以綜合評估為基礎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臺商赴大陸投資總額前五名依次為江蘇省、廣東省、福建省、上海市、浙江省。如果以合同臺資排序，則依序為江蘇省、廣東省、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據臺灣“陸委會”主持的《兩岸經貿統計月報》統計，2010年以來臺商投資大陸的地區，仍主要集中在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及浙江省，合計約占投資總額的84%左右。從農業合作發展趨勢分析，福建不但能為臺商提供優越的自然條件，還將逐步完善便捷的交易平臺、完整的產業配套、充沛的專業人才和寬容的人文環境，臺商到福建投資茶文化產業的空間將越來越廣闊。
第7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關鍵詞］“個人游” 女性旅游市場 對接與合作 閩臺
2011年6月12日在廈門舉行的第三屆海峽論壇大會上國家旅游局局長邵琪偉宣布大陸居民赴臺“個人游”將于6月28日正式啟動，北京、上海和廈門成為首批試點城市。兩岸雙方還同意開放福建居民赴金門、馬祖、澎湖地區的個人旅游。閩臺兩地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聯、法緣相循，是互為目的地的巨大客源市場。2010年閩臺旅游界簽訂了“10萬福建鄉親臺灣游”的旅游合作協議，共同打造海峽旅游市場。21世紀是“她”時代，“個人游”的啟動將吸引更多女性游客出游，為閩臺女性旅游市場發展提供新的契機。
一、閩臺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的現狀分析
2010年第一季度大陸赴臺游客達34萬多人次，成為臺灣最大的旅游客源，福建作為我國海西經濟建設的重點地區以及國家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與海峽東岸交流日益加深。臺灣是亞洲最大的客源地之一，出游人次驚人。2010年臺胞出島旅游達941.51萬人次，其中前往福建156.92萬人次，占出島旅游人次的17%左右；福建是大陸游客主要赴臺通道，在客源輸送方面成績斐然：2011年前4個月福建居民赴臺灣本島旅游769個團，18195人次，其中經“小三通”赴臺381個團，10333人；福建接待臺胞近36.72萬人次，同比增長16.6%，隨著6月28日“個人游”的正式啟動，兩岸旅游對接將更為頻繁。
《2009-2010年：中國女性生活狀況報告》顯示，城市女性對于旅游的熱情持續升溫，75.9%的被調查者有旅游計劃，其中27.5%計劃出境游（含港澳臺），這部分女性收入集中于4501-5000元/月，消費能力較高；旅游成為繼住房、汽車之后的中國城市女性自身消費第三大支出。臺灣女性旅游以其快速的增長速度和龐大的消費支出已經引起世界各國旅游地的關注，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Queensland和Guam就將臺灣女性作為其目標市場；同時，隨著福建女性在社會家庭中角色的轉變、經濟的獨立以及自我意識的提升，使得她們越來越注重生活品質，旅游逐漸成為其品質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1.入境、赴閩臺灣女性旅游市場的現狀
長期以來，多數入境臺灣游客都將福建作為自己的目的地。臺灣游客在福建省入境旅游市場所占份額一直保持在30%-40%左右，廈門成為臺胞大陸旅游首選目的地。另一方面，隨著兩岸關系回暖，經貿、文化方面合作加強，臺灣游客自身旅游動機的變化，赴閩臺客占入境臺客的比重正在逐漸縮小，福建在兩岸交流中的地位有所下降。閩臺交流需要在新的時期、新的合作項目中繼續加強。
根據臺灣方面近五年的數據統計，臺灣女性出島游蓬勃發展，盡管2008、2009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短暫下十年來的《入境游客抽樣調查資料》數據表明，目前入境臺灣游客仍以男性居多，但臺灣男性游客比重呈下降態勢，女性臺灣游客比例由25.3%躍升為36.4%僅僅只用了6年的時間。筆者對福州、廈門、泉州地區旅行社的調研結果也基本符合這一規律。可見，越來越多的臺灣女性游客選擇赴大陸觀光休閑。在旅游花費方面，入境臺灣女性游客人均天花費增長速度明顯慢于男性游客；而赴閩臺灣同胞人均天花費普遍高于全國大部分地區，2009年達193.26美元/人天。
2.赴臺福建女性旅游市場的現狀
2007年我國出境游市場份額中男性比例大于女性10%之多，而2008年兩性比例基本持平，男性游客多傾向于組團旅游而女性游客則偏好自助游，我國女性游客在出境游中表現更為積極，赴臺“個人游”符合女性市場需求特點，值得引起出境旅游運營商和旅游地關注。2010年經廈門直接往來兩岸的游客達160多萬人次，其中大陸居民經廈赴臺游的為16.5萬人次，同比增長84%，名列大陸口岸第一位；接待臺灣游客87.9萬人次，在大陸城市排名首位。在福、廈、泉幾家大型旅行社的訪談表明，福建地區女性赴臺積極性有所提高，赴臺人次增長迅速，但相比國內其他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如京、滬、廣）女性赴臺旅游意愿不明顯，旅游消費也較低。
二、閩臺女性旅游市場的產品分析
1.福建女性旅游市場產品分析
福建省山海交融，旅游資源豐富，旅游區位優良，武夷山、鼓浪嶼、客家土樓等旅游景區品牌響、美譽度高，但針對女性游客所開發的旅游產品卻少之又少。每年的“婦女節”是春節后旅游市場的第一支催化劑。而全省僅有個別大型旅行社推出“婦女節”專題線路，且這些線路和平時的相差無幾，并非是女性專享的旅游產品，也很少針對女性優惠。由于與常規團不同，專享團需專門設計產品與線路，成本較大。如果專為女性打造的特定產品與線路而不收男游客，旅行社成團幾率將隨之降低，加大其運營風險。據此現狀，一些旅行社也正在探索滿足都市高端女性市場需求的特色旅游項目，但距離大規模的市場開發還尚有一段距離。
2.臺灣女性旅游市場產品分析
臺灣地區與國際交流頻繁，女性自覺自知自主意識強，更關心自身全面發展，將出游看作是自我完善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出游率、旅游消費相對較高。島內女性旅游市場細分明晰，旅游產品燦若繁星：針對不同年齡女性（如年輕女性的美容瘦身旅游）、不同生理周期女性（如懷孕女性的孕期保健旅游）、不同社會角色女性（如職場女性的減壓旅游）、不同家庭組成方式女性（如單親媽媽的親子旅游）等。島內的一些旅游專列上還設置了柔美氣息濃郁的女性游客專用車廂，保障了女性出游安全，增強了旅途舒適感。臺灣女性旅游產品富有創意、特色鮮明、目標客源市場定位準確，體現細致入微的人文關懷。
三、閩臺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的利益者分析
1.婦女聯合會
福建婦女聯合會是黨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紐帶，它的基本職能之一是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加強同港澳臺地區及華僑婦女的聯誼，促進祖國統一大業。臺灣婦女聯合會（FTWA）也一貫秉承著與全世界婦女組織共同聯合，保障并推動婦女權利在各項事業中的實現的宗旨。海峽兩岸婦女組織活動一直都很活躍。2007年福建省婦聯與臺灣婦女會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婦女委員會、澳門福建婦女聯誼會在臺灣聯合舉辦以“親情合作•共享和諧”為主題的第三屆海峽婦女論壇。論壇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并被評為當年閩臺關系十大新聞之一。“海峽婦女論壇”工作品牌得到了各界的充分肯定，婦女交流成為兩岸民間交流中的一大亮點。旅游以交流溝通為特點，它作為一項提升女性綜合素質的事業，積極推動女性自身的全面發展，以及與外界的交流。閩臺兩地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在兩岸女性組織廣泛共識的土壤中萌芽，也將為兩岸婦女事業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
2.旅游企業
閩臺兩地旅游企業合作迫切、意向明顯。作為同一經濟文化合作區，兩地旅游業合則兩利，分則兩害。旅游企業是隨利益活動的經濟體，他們發現兩岸女性日益多元化的旅游需求，認識到到赴臺“個人游”將為兩岸女性旅游市場開啟一扇新的大門，注意到女性作為新的經濟主體在旅游經濟發展中的突出作用。在顯性方面，女性出游越來越頻繁、旅游消費日益增多；在隱性方面，女性作為家庭事務的主要決策者，掌握著諸如全家出游等事務的實施與否。加之兩地的“五緣”優勢，閩臺女性旅游市場的開發前景廣闊，利益豐厚。
3.女性游客
女性游客是閩臺兩地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的主體，也是最終的受益者。她們在時空轉變中分別扮演游客與當地居民的角色。這種對接與合作更利于旅游過程中各主體利益的實現。它不是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的碰撞，也不是一種零和博弈，而是一種強強聯合，共同進步的合作。在這種合作中可以還原對方生活的本來面貌，更真切體驗對方的感受，增進對話，加深了解，以游會友、以友促游。
四、閩臺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機制的構建
中國旅游研究院的《中國區域旅游發展年度報告2010-2011》顯示，2011年區域旅游呈現“東中西”梯度發展格局。2000-2010年，我國國內區域旅游合作項目約90多個，但多數合作協議都流于形式。從區域旅游合作伙伴的空間關系模式角度劃分，可以將閩臺旅游合作區歸為伙伴空間不連續關系模式，旅游合作旨在建構穩定的“互為旅游目的地與客源地”的合作伙伴關系。筆者試圖基于汪宇明（2009）提出的 “認知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y)之上來探討閩臺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機制的構建。
閩臺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機制(如圖一)將圍繞閩臺互為客源市場與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和女性旅游權利的保障這兩大戰略愿景所構建。兩岸成立閩臺姊妹旅游合作同盟，并以此為平臺整合相關資源、協調利益沖突，形成政府、企業、媒體、非政府組織（主要包括海峽兩岸旅游協會、婦女交流會）、游客與當地居民五位一體的旅游合作態勢。其中，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分別為對接合作機制提供政策、資金、智力支持，打破了旅游合作機制中一貫的“政府搭臺，經貿唱戲”模式，參與主體由一元向多元轉變。政府的政策導向決定著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方向，影響著兩岸合作發展進程，其在區域旅游合作機制中所發揮的領航導向性與整體調控性作用毋庸置疑；旅游活動的異地性以及旅游企業紛繁龐雜的系統與門類，使得企業成為區域合作的先遣隊，追逐利益最大化是企業的本質屬性，因此它們尋求區域合作也最直接、最積極；非政府組織既熟悉自身領域發展動態，又具有相當的學術水平、資源優勢，可以為閩臺女性旅游市場的對接與合作獻計獻策。當今社會誰掌握了信息主導權，誰就可能在發展中處于優勢地位，目前兩岸資訊傳播仍較為滯后，“個人游”的發展需要加強媒體紐帶作用，女性自身對出游安全十分重視，在合作中推動海峽媒體的互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女性游客因所掌握信息的有限性而導致對閩臺旅游的不確定性。游客與當地居民在旅游合作機制中既是旅游經濟的創造者又是受益者，為旅游合作發展提供最牢靠的群眾基礎。組織結構中的會長、專家小組以及秘書處分別從組織、理論、實施三個方面保障游客與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解決出入境有關問題以及協調解決女性游客旅游安全與購物方面的問題，針對女性心理對價格的敏感性與市場對接的需要，以“多予少取”的優惠政策打造多贏格局，汲取泛珠三角旅游合作成功經驗，實施常態化會議機制。
閩臺兩地共建“海峽旅游區”是兩岸業界的共識，是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更是促進兩岸加深了解的必要手段。“閩臺女性旅游”品牌作為“海峽旅游”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區域特質與市場特性，赴臺“個人游”時代的到來，將促進閩臺女性旅游市場對接與合作的實現，將海峽旅游區打造為區域合作的典范，成為繼京津冀、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之后的中國區域旅游第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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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一、兩次涉過同一條河流
接到廈門樂團的邀請，筆者于6月21日抵達鷺島。夜聽吳少雄作曲的“交響樂集”《我的海峽》初版，對作品對樂團，都有特別的感觸。
在飛機上，看到報紙上報道海峽兩岸周末往返航班設置情況，似乎已經在為聽《我的海峽》渲染氣氛了。香港和之后，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臺灣。閩臺兩地有相同的歷史遭遇；文化相通，血脈相連。作曲家乃泉州人氏，對地方文化有深切的理解和體驗，因此創作這一題材的音樂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雖然是委約創作，但是吳少雄真誠地表示這項工作也符合他內在的需要。由于歷史的原因，被海峽阻隔的親人生離死別，天各一方。那些令人撕心裂肺的真實故事，銘刻在人們心中，也銘刻在吳少雄的腦海。于光中的詩歌《鄉愁》，在閩臺人中間傳誦多年，也把兩岸的“鄉愁”匯成一種共同的祈望。因此吳少雄一直想用音樂來表現這種祈望。近年來，兩岸交往日益頻繁。從民間往來開始的閩臺關系，如今越來越密切，越來越深厚了。廈門政府高度重視海峽兩岸的方方面面；作為音樂之鄉，尤其重視海峽題材的音樂創作。委托吳少雄寫《我的海峽》，就是政府和藝術家聯合優化海峽兩岸關系的舉措之一。
從題材上看，“海峽”是一個特殊的意象。狹義上，它指臺灣海峽，是阻隔親人團圓的天塹。寫這樣的海峽，具有現實意義，那就是道出兩岸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今天寫此題材的作品，應和了時代的需要和人民的呼聲。正如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王世光所說，這個作品具有“好創意”；中央歌劇院院長劉錫津認為它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筆者認為，廣義上，“海峽”還具有抽象的意義，那是一件具有超越性、長久價值的藝術作品所必備的深層意韻，即“阻隔與連通”的張力之“海”。從6首樂曲的內容看，有漫長的辛勤勞動建設家園的古代史、屈辱和抗爭的近現代史，也有民間風情和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有深層思索和對未來的憧憬。就此而言，吳少雄具備了多重文化身份：他是閩臺文化圈的局內人，是親歷地方文化的體驗者，民風鄉情皆在他的記憶里，文化傳統流淌在他的血脈里；他是超越者，能夠站在跨文化的高處表現“海峽”；他是敘事者，用音樂談今論古；他是代言者，抒發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心聲；他是呼喚者，呼喚海峽兩岸光明的未來；他還是探索者，探索新的音樂形式，嘗試新的美學道路和創作手法。
吳少雄稱《我的海峽》為“交響樂集”，是為了區別于交響組曲。組曲雖然由若干樂曲組成，但是在確定之后，基本上就成了統一的整體，不再變化。而“樂集”則是開放性的“單曲連綴”：其中的每一首樂曲都具有相對獨立性；樂曲之間的排列順序雖然是確定的，但是它們之間還可以插入新的單曲。似乎作曲家有預感還要擴展這個作品，他命名的“樂集”確實很快就增加新段落了。
經過短短的一段時間，吳少雄增添了4個樂章，使樂集擴展為10首，并于10月12日在北京音樂廳隆重上演。擴展了的《我的海峽》，篇幅更為宏大，卻由于穿插了對比性章節，整體上更有張力，也更符合審美規律。初版的6樂章分別為《海峽之籟》（合唱與樂隊）、《海峽之風》（樂隊）、《海峽之淚》（女高音獨唱與樂隊）、《海峽之魂》（男中音獨唱與樂隊）、《海峽之脈》（樂隊）和《海峽之光》（女高音獨唱、男中音獨唱、合唱與樂隊）。而增加的樂章為《海峽之源》（樂隊）、《海峽之靈》（竹笛與樂隊）、《海峽之埠》（樂隊）和《海峽之月》（洞簫與樂隊），分別作為第一首、第三首、第五首和第六首（詳見下文所列）。
二、關于《我的海峽》的對話
北京音樂會之后，筆者與吳少雄有如下對話。關于筆者提出的若干問題，吳少雄一一作了回答。這些對話的內容，一方面印證了筆者對“樂集”的感受和猜測，另一方面道出了作曲家的心聲。
其一，為什么寫？
吳少雄的家鄉在海邊。臺灣海峽，從兒時就開始深嵌在他的記憶之中。1993年春訪問臺灣，發現海峽東岸建筑、習俗、容顏等，都和閩南一樣，從此他的內心就包含了海峽兩岸。他說：在東岸生活的都是我的鄉親。我的心愿是兩岸和平，繁榮。這是發自內心的，是創作的動機。海峽題材，反映了當代的人文精神，是個大題材。海峽兩岸的文化非常豐厚，源遠流長，它具有中原傳統文化，又有海洋文化，包括南島語系，古絲綢之路，馬來、阿拉伯、印度等文化綜合，是文化的聚集地。歷史上，那里人多土地少，因此男人出洋，留給在家的女人無限的身心重負。因此有刻骨的思鄉情結，有深刻的情思內涵。這樣的家庭結構，在世界上體現了族群的特殊性。無論外游者走到哪里，都永遠思念家鄉。這種思念是確定地理方位的思念，與遷徙的族群不同。閩南語系占很大比例。吳少雄的祖父祖母就是這樣分離的，“我的祖父到了生命盡頭還葉落歸根，還是躺在了家鄉親人的懷抱。”泉州有7個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道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彼此和睦相處，這在世界上少有。再加上媽祖等民間信仰，精神崇拜、精神家園非常豐富。這一方面體現閩南地區文化的深厚，另一方面為創作提供了豐厚的基礎。海峽兩岸6次受外族入侵、外辱屢屢被驅逐，體現出兩岸人民的英勇頑強。“愛拼才會贏”的精神，勤勞、刻苦，拼搏精神，都是吳少雄要表現的。
其二，寫什么？
這樣一個博大的題材，吳少雄具體概括為10個方面――源、籟、靈、風、埠、月、淚、魂、脈、光。前5個基本上是從地理、人文、精神、文化、風俗等方面表現，后半部分是抒情、史詩性的吟誦，表現一種大愛。以下羅列的是各樂章的內容、藝術類型的選擇、美學追求、技術運用和素材選取的大致情況。
源：海峽兩岸的文化源遠流長。音樂詩歌，浪漫主義。運用了干支和聲。采用了閩南韻味的音調。
籟：天籟、地籟、人籟。當地百姓崇尚生命，崇尚生活，崇尚自然。包括先祖開墾這塊土地的艱辛；勞動號子是遠古的回聲。音樂散文，現實主義。綜合性技法。采用了東海漁歌素材和傳統民歌《天烏烏》等。
靈：人杰地靈，表現靈性，還有民間的媽祖信仰。海的靈性，給人很多幻想。音樂詩歌，意象主義。運用5個干支極式、和聲?熏采用了莆仙音樂素材。
風：風土人情，多方面表現――幽默輕松，陽剛進取。音樂散文，現實主義。綜合性技法。采用了兩岸人民耳熟能詳的拍胸舞《車鼓調》、民歌《一只鳥仔》、南音《八駿馬》等素材。
埠：商埠，海上絲綢之路，海浪沖刷巍然屹立，佛教精神貫穿古今。音樂散文詩，綜合性美學追求。綜合性技法。采用了佛曲韻味的音樂素材。
月：海峽人民大愛情懷，南音婉轉悠揚，積淀著大愛情懷。月亮是一種象征――圓滿、團圓，思鄉、盼歸。音樂抒情詩，浪漫主義。綜合性技法。采用了南音素材。
淚：6次外族入侵，一部血淚史。人們想往美好，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音樂小說，批判現實主義。綜合性技法。采用了傳統民歌《思想起》等素材。
魂：不可戰勝的民族之魂，如鄭成功的光復，驅逐外敵。音樂朗誦詩，浪漫主義。綜合性技法。綜合性音樂素材。
脈：一灣海峽水，就是流淌在兩岸人民血管里的心愿，呼喚永恒的和平。“脈”是血脈、文脈。音樂散文詩，意象主義。運用了干支和聲。采用了南音素材。
光：時代的呼聲，兩岸攜手共建美好生活。音樂朗誦詩，浪漫主義。綜合性技法。綜合性音樂素材。
其三，怎樣寫？
“樂集”容量大。這樣的宏大題材，一般4樂章交響曲是無法表達的。歐洲浪漫主義時期的創作也有采用多樂章的作品，還有組曲。但是吳少雄覺得那些體裁無法表達他的樂思。而“樂集”有交響合唱、協奏曲、純交響樂、人聲與樂隊等體裁，表達方式多樣。
如上所列，吳少雄在藝術追求上取向“多元美學”：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意象主義，分別對應寫實、寫情、寫意。傳統交響曲往往是單一的表現。而“樂集”有不同追求，具體說，是各個單曲各有美學特征，這體現了精神向度上的獨特性。
技術上運用了綜合技法。所謂“綜合技法”，就是自由采用各種西洋的傳統和現代作曲技法，也局部采用作曲家自己創立的“干支合樂論”技術。吳少雄指出，“作品的語言、語法、章法非常重要”。素材上大量采用閩南傳統音樂，包括南音、歌仔戲、高甲戲、漁歌、民謠等，為了表現民間的海洋保護神媽祖，還采用了莆仙地區的民間傳統音樂素材。
吳少雄認為作品還是要有統一因素貫穿的。“樂集”每一首的表述方式和風格都不一樣，但是用個人的品格來統一。這就是作曲家自己的人格和審美趣味。在音樂的“文學性”上，也反映了這種起統一作用的“人格／趣味”。其結果有的是音樂小說，有的是音樂散文，有的是音樂詩歌。作曲家認為，表現內容多方面，表現形式也應該多樣化；情緒結構大起大落，整體構成對比統一。
其四，為誰寫？
吳少雄明確地概括出作者、作品和聽眾的關系鏈：當代人寫當代音樂給當代人聽。他說，“樂集”是一種現代的情緒結構，能為當代人所了解。好萊塢的作品以時間片段來變化，是為了符合人的感受規律。作品要有變化、豐富性。否則會引起審美疲勞，太長的音樂再精細也會引起感知的飽和。如今的社會生活節奏快，人們普遍需要具有更多變化和豐富性的音樂。所以“樂集”的安排考慮到當代人的審美需要，盡量做到有序而豐富。
從審美規律看，有序和豐富是各個時代的人們所共同追求的，并非當代人才如此。區別在于當代人對變化的頻度和程度要求更大，對豐富性的要求更高。相比之下，“情緒”時代性更明顯。“海峽”情結是特殊社會歷史的產物，至今它還在兩岸人民和當地文化中有著無數鮮活的表現――在人們的言談舉止中，在眾多離散家庭的企盼中，在文學藝術的作品中，甚至在政府行為和媒體報道中。“樂集”無疑是當代海峽兩岸人民所能體悟的。
三、寫得怎樣：關于評論的評論
兩場音樂會之后，都有一次簡短的研討。
在廈門，反饋的聲音不僅來自學者，而且也來自當地的黨政領導。人們充分肯定作品及演出的成功，同時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幾個方面：希望進一步凸顯閩南風格，建議增加一些地方特色樂器如洞簫、小盞等；各樂章氣勢都很強，建議穿插一些對比片段；歌聲有的地方受遮蔽，建議進一步協調聲樂與器樂之間的關系，等等。吳少雄虛心吸取了這些意見，很快就做了增添和改進。筆者基本贊成這些意見。
在北京，作曲家、理論家們對改進結果的10樂章大作，也進行了評論。大家都很贊賞吳少雄的新作，對作品的意義做了充分闡發，對作曲功力表示充分肯定，紛紛建議在不久的將來拿到臺灣演出。音樂家們提了以下改進意見：閩南風格的曲調應更突出、更完整，作品應更通俗些，以便能夠在臺灣海峽兩岸的百姓中產生共鳴；既然用了合唱，就應在更多樂章里插入人聲，使作品更為豐富；現代記譜應盡量簡潔，使演奏更為方便，等等。
筆者想談談以下幾點看法。這些看法具有針對性，也具有引申的意義，不全是對“樂集”而言。
其一，通俗化問題。多位作曲家和理論家都提到《我的海峽》應該更為通俗化，其理由是讓兩岸人民更易接受。具體建議是完整引用閩南傳統音樂，如南音和傳統歌謠等。這確實是個難題――一方面作曲家要寫的是交響作品，另一方面又要考慮大眾的感知能力。目前“樂集”引用了不少閩南音樂，但具體音調都比較隱晦，甚至不易辨認。巴托克總結了3種改編民歌的方法：一是移植，將民歌完整地改編為器樂；一是引用，將民歌全部或段落作為器樂作品的主題；一是意譯，只吸取民歌的韻味，不采用具體民歌曲調。中國作曲家的作品也涉及這3種做法，前者如鮑元凱的許多改編作品，中者如《嘎達梅林》等眾多作品，后者如王西麟等作曲家的許多作品。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第四種方法，即直接拼貼。如Tape Music，像朱踐耳的《第八交響曲》，磁帶聲部引用了原生態民歌，譚盾的《地圖》直接拼貼了湘西民間音樂的聲像，劉的《土樓回響》直接讓當地人登臺表演一個聲部，等等。吳少雄的《我的海峽》介于引用和意譯之間而更靠近意譯。顯然，一些專家的意見是將意譯改變為引用、拼貼或干脆移植。對此，本文認為那還不如重新寫一個作品。因為眼下的“樂集”經過改善，已經接近定型，也就是接近達到作曲家目前各方面條件的可能性的飽和點。與其對“樂集”進行傷筋動骨的變動，不如另起爐灶按通俗化的意見，采用移植等方法再創作一個新的連綴曲。
其二，選擇的空間。音樂創作和所有藝術創作一樣，需要一個相對自由的選擇空間。但是，由于目的不同，選擇的自由度也不同。尤其是委約創作，需要協調自由創作與約定需要之間的關系。美國的羅蒂在其《后哲學文化》一書中區分了“個人事務”與“公共事務”，前者包括哲學、藝術等，后者則指政治、經濟等。在他看來，個人事務理應由個人自由選擇處理方式，那么音樂創作屬于個人事務，自然應享有選擇的自由。當然，“自由”指單純按藝術規律創作。有些領域的寫作，并不能單純行事。例如通俗音樂領域的寫作，受政治、經濟和藝術3個“婆婆”的管轄。同樣，委約作曲遭遇個人事務和公共事務的交叉。特別是政府的委約，必須考慮政治和藝術的雙重制約。羅蒂認為在個人事務之間，人與人之間并非必然陷入沖突狀態，而是可能在開明的社會制度中，蘿卜青菜各取所愛，彼此相安無事。本文認為，在個人事務和公共事務之間，在開明、科學的社會制度中，也不一定導致矛盾，交叉有可能滿足各方的需要。目前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的好時期，藝術創作空前繁榮。以往“百花齊放”僅停留在口頭上，如今已在現實中初步顯現。吳少雄的“樂集”受廈門政府委約，理所當然要符合約方目的。所幸的是，廈門政府相關領導非常開明，而且有些領導的音樂藝術修養頗深，給予作曲家很大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這個委約題材和吳少雄本人的意愿完全吻合，這提供了個人與政府、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契合點。《我的海峽》這個標題就說明了這一點，“我”既是作曲家的“小我”，也是兩岸人民和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的“大我”。與此相似的是在我國舉辦的本屆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以小見大。盡管如此，如上所述的“通俗化”問題，作曲家還是需要和政府協商。
其三，多元美學問題。有評論者說，《我的海峽》追求多元美學，是一種不統一的表現。如上所述，作曲家考慮到這一點，采取“人格／趣味”的統一方法來整合“樂集”。從實際效果看，整個作品除了意象主義的“海峽之脈”略顯蒙朧之外，其余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樂章并無不統一的感覺。所謂“風格”，就是作品所體現的所有特點的總和。吳少雄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閩南文化的精髓，是海峽的風情。大海和閩南韻味幾乎是他所有作品的風格特征，“樂集”也不例外。翻開《我的海峽》總譜，隨處可以捕捉到大海的音型和閩南音樂的蹤跡。這就是統一的因素。如果從后現代主義的角度看，多元美學的綜合體現了某些后現代性。多元主義的一個典型是“復風格”，例如著名俄羅斯作曲家施尼特凱的許多作品體現了這種特征，哈特維爾在《后現代主義與藝術音樂》一文曾細致分析過他的《第三弦樂四重奏》，指出該復風格作品的后現代性。相比之下，吳少雄的多元美學在作品中的體現并沒有那么鮮明。筆者的理解是，不同的美學追求主要體現在作曲的構思上，實際效果并沒有很大的風格差異。所謂文如其人、樂如其人，只要不是按照整體序列主義的寫法，就很難不暴露作曲家個人的特點，何況吳少雄本來就沒有遮掩個性，反而用“個人品格”來統一“樂集”。再說了，“樂集”本來就是“單曲連綴”，即便各曲風格真的不同也無礙。
其四，作曲技法問題。北京音樂會指揮《我的海峽》的邵恩指出，“樂集”某些地方存在著復雜記譜取得的實際效果卻不顯著的現象。這一點確實值得注意。指揮家具有豐富的音響經驗，從表演的角度提出問題，作曲家應該參考他們的意見，進行合理的改進。歷史上很多這樣的事例，作曲家和指揮家相互配合修改總譜，使演出效果日趨完善。作曲家們對樂譜寫得漂亮卻沒效果的學生作品有種說法：這是給眼睛看的，不是給耳朵聽的（當然，吳少雄絕不是這樣的學生，而是成熟的作曲家）。這其實是20世紀音樂創作的普遍現象。朗格在《十九世紀西方音樂文化史》一書概括浪漫主義時期歐洲藝術音樂的特點，即古典的嚴謹形式與浪漫的自由精神之間的沖突。而漢森在《二十世紀音樂概論》中則指出有些現代作品精心設計的細節，人們卻聽不出來。筆者根據前人及自己的研究，概括20世紀以來音樂的現代主義存在著的一種比較普遍的沖突，即是理性設計與感性效果之間的分離。試想，12音總譜擺在面前，讓你找到序列原型都很難，更何況能聽得出它和逆行、倒影及逆行倒影，還有各自的移位。整體序列主義的作品又怎樣？完全的計算結果卻造成無序的感覺！只要聽聽布列茲的《結構》就足夠了。對此作曲界又有說法：這是理性控制的無序！相比之下，“樂集”的實際效果還是很充分的。這是吳少雄歷來的創作特點。
美學關心的是感性感受，關心的是作品最終化成的感性樣式，能否讓聽眾充分感受到。聽覺服從感性規律，創作時的理性設計，須考慮感性轉換的充分性。按照體系套路的創作，作曲家的經驗表現在記譜和音響對應的能力；通常能根據想象直接寫出音符。例如有這樣的看法：莫扎特之所以在那么短暫的生命中能寫出那么多的作品，是因為在他的腦子里往往能出現作品的全部總譜，“創作”僅僅是把腦子里的東西紀錄下來而已。那是在“共性寫作”時期的情形。到了20世紀，音樂創作進入“個性寫作”時期，許多作曲家未形成自己的新體系，或不愿搞新體系，沒有現成的套路可循，創作時往往需要進行音響實驗。顯然，這樣的實驗本來就是感性直觀的，創作結果自然具備理性與感性充分統一的特點。吳少雄的創作采取“綜合技術”，其中有套路性的，也有實驗性的。由于他曾長期在樂團工作，擁有豐富經驗，因此在筆者看來（相信聽眾的判斷也和筆者相同或相似），他的創作屬于感性效果比較充分的類型。
第9篇：海峽兩岸關系范文
據悉，自2009年開始，臺灣商品展先后在南京、廣州、天津、北京、重慶、沈陽、武漢等城市成功舉辦13場次展會，累計近432萬人參觀，促成67.7億美元商機，成功促進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此次在南寧舉辦的臺灣名品博覽會，是該博覽會在首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和除重慶外的第二個西南地區城市舉辦，也是年度盛大的臺灣商品綜合展會，對擴大桂臺經貿合作規模，提升桂臺交流合作水平，加快廣西現代服務業發展，擴大南寧城市知名度和影響，促進兩岸經貿文化往來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本屆博覽會除了名品薈萃的展覽，還安排了幾項配套活動，如廣西情況介紹會、一對一采購洽談會、北部灣經濟區考察，以及投資政策宣傳咨詢、旅游宣傳等一系列活動。
高規格高層次的開幕式
4月28日，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和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共同主辦的2012廣西(南寧)臺灣名品博覽會在南寧國際會展中心開幕。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郭聲琨宣布博覽會開幕。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副會長李炳才，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董事長王志剛，自治區主席馬飚，自治區黨委常委、南寧市委書記陳武分別在開幕式上致辭。博覽會開幕式由自治區副主席藍天立主持。
馬飚說，2009年以來，廣西連續3年派團訪問臺灣并成功舉辦了大規模綜合性的經貿文化交流活動，桂臺交流合作邁上了新的臺階。兩地貿易額年均增幅超過了35％，越來越多的臺商朋友充分利用廣西作為大陸面向東盟開放的前沿和窗口，作為連接多區域合作的國際大通道、交流大橋梁、合作大平臺的獨特優勢，前來廣西投資興業，桂臺交流合作正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展現出廣闊的空間和美好的前景。
馬飚指出，此次博覽會在廣西舉辦，是深化桂臺交流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增進雙方了解、擴大合作的新機遇，必將成為廣西及周邊民眾親身了解臺灣產品的新窗口，成為桂臺兩地深化產業合作的新契機，成為兩地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新盛會，為推動兩地經濟繁榮發展、造福兩地人民作出新貢獻。
陳武代表南寧700多萬各族人民向蒞邕參加盛會的嘉賓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他說，舉辦本次博覽會，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和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共同推動的桂臺合作重點項目之一，是廣西及南寧擴大對臺經貿合作交流的重大機遇。借助本次博覽會平臺的推動，將提升南寧與臺灣的經貿交流合作水平，共同譜寫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新篇章。
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董事長王志剛表示，兩岸關系發展不僅要靠高層推進，還需要民眾交流。舉辦臺灣名品展讓兩岸人民親切溝通，交換意見，也為臺灣企業帶來廣闊商機。他稱廣西是臺灣人向往的地方，希望雙方在工業制造業、高新科技產業、生態保護、農業、文化、旅游、服務業等方面加強合作，實現互惠共贏。
開幕式結束后，郭聲琨、馬飚等出席儀式的領導和嘉賓興致勃勃地進行了巡館。被稱為“展中展”的臺灣精品館精彩紛呈，令人流連忘返。領導和嘉賓們邊走邊看，不時駐足了解，不時親身體驗，對博覽會的展會規模、科技創新、招商招展等給予充分肯定。
琳瑯滿目的臺灣名品
此次博覽會設有三大主題展示區，即產業形象區、地方特色區和廠商展示區。產業形象區，包括了臺灣精品館、節能減排、文創金點及臺灣名茶等；地方特色區，特別展出新竹縣、彰化縣地方特色商品；廠商展示區，匯集了美容生技、運動休閑、服飾配件、文化創意產業、臺灣名茶，以及農產食品等。展出范圍之廣超出了歷屆。
博覽會中，最具亮點的首推臺灣精品館里的精品展。臺灣精品展于2011年首次集體亮相中國一東盟博覽會，共有61家臺灣知名企業參展，展出了141件精品。這次精品館精選展出了創新含量高的65個品牌、132件產品，其中多項產品享有世界美譽。例如：全世界第一臺無線實物攝影機、全世界速度最快的29英寸登山車、全世界第一臺燃燒效能最高的智慧變頻熱水器；全世界第一臺疲勞偵測器。另外，在博覽會的節能減排專區還展出圖像化薄膜太陽能電池、360度空調節能循環扇、LED玻璃磚燈等環保尖端科技展品。
新能源及節能環保產業已被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南寧作為大陸的綠城，是創建生態文明的示范區。為此，博覽會上還特別規劃了“節能減排區”，展示臺灣太陽能、LED照明、智慧電網等相關最新綠能科技產品，呈現臺灣節能環保的尖端技術。
在博物院衍生商品區，中國古代畫卷和書畫銅瓷玉等仿制文物，引起了觀眾的極大興趣。而作為光緒帝瑾妃隨身嫁妝的“翠玉白菜”仿制玉器，令人百看不厭。來自臺灣的博物館商店與餐飲服務總經理何春寰介紹，“翠玉白菜”的相關衍生性商品共202種，僅2011年，“翠玉白菜”衍生商品營業額合計達30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據介紹，這些仿制品的原型大多是古代宮廷珍品，仿制的目的是為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博物館，最主要的功能是把我們的文化傳統傳承的擔子挑在肩上。”何春寰表示。
行走在各種臺灣美食之間，也不時蹦出“傳統”的身影。一家名為“得意中華”品牌的臺企負責人告訴記者，鹵味食品是中華民族很重要的食品，要發揚中華民族的文化，鹵味食品也是一種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