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重天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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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名重天下范文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國旗下講話的題目是：收獲今天，展望明天。
雖說寒意料峭，但也春意融融。圣誕老人還沒來得及把他的長襪收起，我們的耳畔又傳來了新年的腳步聲，為了迎接新年的第一縷曙光，我們匯聚在國旗下。
滿載收獲的2010年已經從我們身邊輕輕掠過，充滿希望的2010年信步向我們走來。即將過去的201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們一起用一中人的青春和激情，理性和智慧書寫了一段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的一中歷史。
這一年，我們的中考再一次取得了耀眼的成果;這一年，取得了圓滿成功;這一年，我校的管理、教育教學成績等工作又上了一個新臺階，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生家長的高度評價;這一年，學校在緊抓管理和教育教學的同時，還積極開展學生活動：校歌國歌比賽、籃球比賽、秋季運動會等等，豐富了校園生活，增強了班級凝聚力。一年來，老師們孜孜不倦的辛勤工作，同學們勤奮努力的學習，可以說這些成功是大家共同的成果。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還有更多的高峰需要我們去攀登，還有更多的競爭需要我們去挑戰，面對新機遇，迎接新挑戰，我們深感任重道遠。
2010年的風帆已經揚起，一個美好的年輪正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一起整理好行囊，放飛理想，為美好的明天努力奮斗!也許我們的基礎比較差，也許我們的征途過于坎坷，但相信自己，讓我們再加把勁，一起斬斷荊棘，劈開纏藤，用信念與堅毅劈出一條星光大道;用頑強與不屈，踏出一條堅實有力的人生軌跡。也許高處不勝寒，也許遠方很渺茫，也許我們會失敗于人生的荊棘中，但我們敢問路在何方，我們百折不撓，我們將無怨無悔。
沒有流血的手指，哪有動人心魄的琴聲，我們不能改變昨天，但我們可以決定明天。我們相信，今天在一中灑下了辛勤的汗水，明天就能收獲自豪與驕傲!
第2篇：名重天下范文
劍門豆腐，都是用石磨推、拐磨拐，磨出的豆渣少，點出的豆腐不僅量多，而且柔滑水嫩，吃起來上口。在劍門的餐館，菜單上，200多種豆腐菜名看得人眼花繚亂，沒飽口福先飽眼福。
三國豆腐以劍門山區礫巖油沙石土出產的黃豆為原料，使用來自劍門七十一峰的“劍泉”水，經浸豆、磨漿、濾渣、煮漿、點漿、脫水等工序制成。豆腐顏色雪白，細嫩鮮美，口感不澀，且有淡淡清香，并韌性極強。采用炒、炸、熘、燒、燉、蒸、氽、涼拌等烹調方法。
劍門豆腐重創新，分創形和創味兩種。前者如水井豆腐，白盤中間倒扣一個玻璃杯，杯中2/3是清水，水面上飄著一朵蘿卜雕成的小荷花；店家端上桌后囑咐：“杯子是看的，不要碰。杯子周圍的什錦豆腐才是吃的。”食客們便一邊吃、一邊看、一邊猜這道菜是怎么弄出來的，一頓飯平白增添了許多熱鬧。創味菜的典型是懷胎豆腐。這是一道象形菜，盤中有十幾個金黃色橢圓形的豆腐球。整盤懷胎豆腐像懷胎的母兔，兔肚子是雞蛋包豆腐、豆腐包肉餡，層次分明，各層味道迥異。
近年來隨著劍門三國文化的開發，又制作了燈籠豆腐、懷胎豆腐、草船偷箭、水淹七軍、八陣圖等十多個新品種。劍門場僅千余人口，但經營豆腐的店家就有130多個。人們一進入這個古老的場鎮，就仿佛到了“豆腐之鄉”，只見店內桌上擺著豆腐，鍋里烹著豆腐，籠里蒸著豆腐。游客們進餐也無不在吃著豆腐。
劍門豆腐不僅質優味鮮，而且物美價廉，豆腐店經常承包豆腐席，每桌三四十元不等，按質論價。一二人只需幾元錢就可飽食。
劍門鎮有個人叫董凱，經多年研究，發明了“即食保鮮豆腐”，保質期達8-10個月，可制成各種風味的袋裝、罐裝豆腐，已獲發明專利，走向世界各地了。
劍門關帥府大酒樓的“劍門關三國豆腐宴”，以18道造型優美、口味各異，色、香、味俱佳的豆腐全席，被評為“四川名宴”。
豆干是著名的休閑小食品，遠銷國內外，是當地一絕。
第3篇：名重天下范文
關鍵詞：能源革命；天然氣市場；特征
0 引言
我國發展中面臨著全球能源供求關系深刻調整、地緣政治格局復雜多變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和嚴峻挑戰，推動能源革命迫在眉睫，當前，我國已形成五大產氣區和四大天然氣進口戰略通道，成為世界消費大國。而我國天然氣產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為此，為推動研究能源革命背景下中國能源市場的未來走向的研究，有必要從宏觀角度分析中國天然氣市場現狀及存在問題。
1 我國能源革命主要內涵
根據的重要講話，我國能源革命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
第二，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
第三，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
第四，推動能源體制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
第五，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
2 我國能源形勢主要特征
2.1 能源消費快速增長，國內供給制約較多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能源消費量快速增長，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從需求側分析，預計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51億噸標煤，主要呈現增量仍然較大、增速有所下降的特征。從供給側分析，預計2020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43.5億噸標煤，總體上煤炭和非化石能源基本可以實現自給，石油和天然氣國內供需缺口越來越大。
2.2 能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國際地緣政治變局影響國家能源安全 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將在2020年上升到12.5%，油氣對外依存度將分別上升到2020年的63%和38%，獲取和利用境外油氣資源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將越來越大。再加上美國對外依存度下降，俄羅斯能源合作格局發生改變，國際地緣政治變局對我國能源安全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大。
2.3 能源結構不合理，能源生產和消費對生態環境損害嚴重 2013年，我國一次能源結構中煤炭、石油、天然氣和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別為66%、18.4%、5.8%和9.8%，與世界平均水平30%、33%、24%和13%相比，油氣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明顯偏低，以煤為主、高碳消費的特征十分明顯，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由此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嚴重損害人民生命健康和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4 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落后，創新驅動發展能力不強 我國能源技術水平持續提升，形成了一批核心技術和特色技術，科技創新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能源科技貢獻率不斷提高。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基礎研究薄弱，產業創新缺少技術支撐，創新成果轉化不力，創新內生動力不足，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和尖子人才稀缺，激勵創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還不完善。
2.5 能源體制障礙較多，能源發展通道不暢 從當今世界能源發展大勢和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來看，現行能源管理體制不適應推進能源革命的需要，有些方面也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市場結構不合理，改革力度和放開程度還不夠。二是價格形成不合理，除煤炭外其他能源產品都沒有完全形成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三是政府監管不合理，政企不分的問題仍然存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理順。為此，亟需全面深化能源體制改革，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
3 我國天然氣產業鏈現狀
3.1 我國天然氣供給情況 近年來國家對天然氣的開發和利用越來越重視，不斷加大開發力度，新增探明量不斷增加。同時，隨著非常規天然氣、進口管道氣以及進口LNG的快速發展，我國天然氣供給量出現穩步增長態勢。
3.2 國內天然氣生產現狀 我國是一個“富煤、缺油、貧氣”的國家。天然氣資源有限，為了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需要，國家不斷加大天然氣地質勘查力度。國土資源部數據統計顯示，2014年，我國常規天然氣新增探明地質儲量9437.72億立方米，新增大于1000億立方米的大氣田5個。
3.3 我國天然氣消費情況 近年來，由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對環保的重視，天然氣的消費量逐漸增長，消費結構也發生著顯著變化。
隨著對環保的日益重視和對天然氣認識的深入，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天然氣消費量逐年增長。2014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量同比增長8.6%，遠低于過去十年平均增幅。國內天然氣產量已不能滿足人們的消費，要考慮從國外進口來補充。近些年，我國天然氣進口量不斷增大，對外依存度也不斷攀升。
4 我國天然氣產業鏈存在的問題
4.1 天然氣產業鏈不協調 首先，消費結構不合理。我國一次性能源的消費結構不合理。天然氣在我國能源消費結構所占比重很小，處于相當重要的位置，其次是石油，而天然氣由于其儲量和產量較小，長期以來在全國一次能源的消費結構中所占比例保持在2%-5%。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次，供需市場分布不平衡。我國天然氣資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一些老、少、邊、窮地區。天然氣的消費市場卻主要分布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和南部地區。
4.2 定價機制存在問題 我國天然氣是以“成本加成法”來進行定價和調價的，價格水平普遍偏低。
第4篇：名重天下范文
[關鍵詞]墨家 公益倫理 兼相愛 交相利 志功統一
[中圖分類號]B8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3）04-0125-05
公益倫理，即公益活動中基于調整各方面關系的需要而產生的道德意識、道德心理和道德行為的總和。在墨家的著作尤其是《墨子》一書中蘊含著豐富的公益倫理思想。挖掘和批判地繼承墨家的公益倫理思想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
“兼相愛”是墨家倫理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精華，也是墨家最基本的公益倫理原則。
所謂“兼相愛”，即指不分人我，不分親疏，以及不別貴賤、強弱、智愚、眾寡地彼此相愛。《墨子·兼愛下》說：“兼士之言……曰：吾聞為高士于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后可以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墨子“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主要是針對“別相惡”這種社會現象而言的，“兼相愛”的首要含義也體現在同“別相惡”的對立之中。《墨子·兼愛下》說：“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所謂“別相惡”，即彼此分別對立，不能容納對方，“也就是只愛己、利己，而不愛人、利人，作為一種觀念就是自私自利”。《墨子·兼愛下》說：“別士之言日：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
墨子提出“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墨子所處的時代戰爭頻繁，天下處于亂世之時，“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墨子·兼愛下》）。在墨子看來，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墨子認為，這些天下之害都是由“別相惡”、“不相愛”所造成的。《墨子·兼愛中》說：“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墨子認為，既然“別相惡”是造成天下各種禍害的原因，那么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應當“兼以易別”，即“以兼相愛、交相利”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兼愛下》說：“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在墨子看來，只要做到“兼以易別”，天下人就會彼此相愛，強者就不會欺壓弱者，人多的就不會欺辱人少的，富有的人就不會貧窮的人，高貴的人就不會鄙視低賤的人，奸詐的人就不會欺騙愚笨的人，天下的災禍怨恨就可以消除了。《墨子·兼愛中》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
對于墨子“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時人提出質疑，認為是“不可行之物”。對此，墨子指出：“天下之土君子，特不識其利，辨其故也”（《墨子·兼愛中》）。一方面，墨子借助天志的神秘權威，指出“兼相愛”是天意所在。《墨子·法儀》說：“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墨子·天志中》說：“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另一方面，墨子認為愛人與愛己并不矛盾，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為結果，“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并以夏禹、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情為例說明了兼愛的可行性。《墨子·兼愛中》說：“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弧，注后之邸、哮池之竇，灑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日；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丑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在墨子看來，視人若己，愛人利人，不僅不會損害自己的利益，相反自己的利益還可以通過愛人、利人而得到實現，認為“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中》）。
墨子“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在后期墨家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和發揮。一方面，后期墨家在墨子的“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的基礎上提出了“體愛為仁”的觀點。《墨子·經上》說：“仁，體愛也。”在后期墨家看來，愛人與愛己是內在一致的，愛人就是愛己，即是仁。《墨子·大取》說：“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于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后期墨家認為，愛人就是愛所有的人，包括“己”在內，愛人并不排斥愛己，但愛人與愛己是有程度差異與厚薄之分的，不能將兩者同等看待，應當將愛別人放在第一位，當個人的利益與別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保全他人的利益。《墨子·大取》說：“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后期墨家還將是否厚愛別人作為區分“賢人”的標準，認為愛自己厚于愛別人的不是賢人，即“愛無厚薄，舉（譽）己非賢也”（《墨子·大取》）。另一方面，后期墨家將墨子的“兼愛”進一步發展為“周愛人”。《墨子·小取》說：“愛人，待周愛人而后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
二、“交相利”的公益倫理實踐路徑
從“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出發，墨家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倫理實踐路徑，認為“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必須通過“交相利”的行為來實現。
“交相利”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如何處理義和利的關系的問題。與儒家貴義賤利的主張不同，墨家主張把義和利結合起來。《墨子》多次將“義”與“利”并提，如“天欲人之相愛相利”、“愛利萬民”、“兼而愛之，從而利之”等。“交相利”主要指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幫助，不能只顧自己不管別人，更不能損人利己。
墨子認為，義就是不侵害別人的利益，不做有損“天下之利”的事情。《墨子·非攻上》說：“今有一人，人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人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茍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在墨子看來，無論是侵犯一個人的利益，還是侵犯眾人的利益，都是不義。在此基礎上，墨子進一步指出，“義”即利人。《墨子·天志下》說：“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圣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這里的所謂‘三利’，實即‘一利’；‘利鬼’、‘利天’不過是對‘利人’的神圣化或對象化罷了。這就是說，有利于天下人的現實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標準；世間的一切‘善名’，都須以此作為價值標準。”墨子認為，“利人”還是“害人”，“利天下”還是“害天下”，是區別義與不義、善與惡的唯一標準。一切行為之善或惡的道德價值就在于行為本身對于他人和天下所產生的是利還是害的功效。據此，墨子提出了一條公益倫理行為準則——“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樂》）。從這條行為準則出發，墨子主張“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中》），并將之視作“為賢之道”。據《墨子·魯問》記載，魯國有個叫吳慮的人，冬天制陶器，夏天耕作，他把自己比作舜。‘墨子聽說此事后便前去見他。見面后，吳慮對墨子說：“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對此，墨子質問道：“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墨子認為，要成為高賢之士，就應竭自己所能，以自己的勞動和財產幫助別人，用道義去教導他人，以實踐“兼愛”之原則，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不僅如此，墨子還把能否做到“兼愛”、“利人”看作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之一，認為“有余力不能以相勞，腐臭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若禽獸然”（《墨子·尚同上》）。可見，在墨子的“交相利”觀念中充滿著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公益倫理精神。
從“交相利”的公益倫理主張出發，墨子提倡“非攻”，認為攻打別人的國家是至為不義之事。《墨子·非攻上》說：“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墨子認為，攻戰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理所當然地應加以反對。《墨子·非攻下》說：“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圣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墨子還認為，攻戰消耗巨大，也會給本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之舉，即使戰勝也得不償失。《墨子·非攻中》說：“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暑行恐暑，此不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然則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既然攻戰是損人叉不利己之事，因此墨子說：“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
墨子的“交相利”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又作了進一步的闡發。首先，后期墨家闡釋了什么是“利”與“害”，認為利是“所得而喜”，害是“所得而惡”。其次，后期墨家強調愛、利統一，反對“有愛而無利”，認為“愛”就是以天下事為自己的分內事，使天下人都能得到利益。《墨子·大取》說：“圣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墨子·經說上》說：“志以天下為芬（分），而能能（兼）利之。不必用。”最后，后期墨家認為，仁愛與私愛、利愛是不相容的，主張“仁而無利愛”（《墨子·大取》），強調在個人利益與他人之利、天下之利發生沖突時犧牲個人利益。《墨子·大取》說：“殺人以存天下，非殺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也。”《墨子·經說上》說：“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在后期墨家看來，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是理所當然的。《墨子·大取》說：“于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斷指與斷腕，利于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
三、“志功統一”的公益倫理評價觀
墨家從“兼相愛”的公益倫理原則和“交相利”的公益倫理實踐路徑出發，提出了“志功統一”的公益倫理評價觀。“志”，即行為的動機；“功”，即行為的實際功效。墨子認為，在公益倫理評價中要注意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不僅要看行為的動機，更要看行為的實際效果，二者不可偏廢。《墨子·耕柱》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于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在墨子看來，公益倫理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需要通過人們的實際行動及其實際效果體現出來。《墨子·貴義》記載，墨子云：“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認為，行為的實際功效越大，其道德價值也越大，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去爭取更多的功善。《墨子·公孟》記載：“公孟子謂子墨子日：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街，人莫之取也。今子遍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日：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為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后期墨家進一步發展了墨子的志功統一的公益倫理評價觀。首先，后期墨家認為，動機善是行為善的前提，善的行為首先要有善的動機，否則就不可能有善的行為。《墨子·經說上》說：“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巧也，若為盜。”在后期墨家看來，公益行為不是為了追求善名，如果為了求得善名而從事公益活動，那就同盜賊沒有兩樣，不過是投機取巧、欺世盜名罷了。其次，真正的公益行為既要有好的動機，還要使人們得到實際利益。獲得好的效果，即所謂“志工（功），正也”（《墨子·經說上》）。最后，后期墨家提出了“志功為辨”的觀點。“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在后期墨家看來，志與功是有區別的，不能以“志”代“功”，“志”轉化為“功”需要通過“為”，即付諸實際行動，所以，《墨子·經說上》說：“志行，為也。”
四、墨家公益倫理思想的歷史影響和現代價值
墨家公益倫理思想最根本的特點在于其倡導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的公益倫理理念。墨學與儒學并稱戰國時期的兩大“顯學”，墨家的公益倫理思想盡管與儒家的公益倫理思想有著思想上的淵源關系，但卻在具體思想內容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儒家主張愛有差等，一方面認為“仁者無不愛”，卻又同時以“愛親”為“仁之本始”，強調“急親，賢之為務”，主張從親情出發，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與儒家不同，墨家主張“兼愛”和“周愛人”，認為“兼愛”應該不分遠近、不受地域的限制，“遠施周遍”，“愛人”就是要普遍地愛世界上所有的人，否則就是“不愛人”，同時對別人的愛也應不分厚薄，主張把別人的國、家、身當作自己的國、家、身一樣地看待，同樣地愛護。
墨家在闡述“兼相愛、交相利”主張的過程中總是借助“天志”、“明鬼”的神秘力量，把“兼相愛、交相利”歸結為天之意志，從而使其公益倫理思想涂上了一層濃厚的宗教色彩。同時，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墨家的這種“兼相愛”的公益倫理思想在其所處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帶有空想的性質。盡管如此，墨家的公益倫理思想在歷史上仍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各民族的關系一直以和睦相處為主流。“各安其所，我爾不侵”，“不貪其功，不貪其利”，數千年來逐漸成為各民族人民的共識。同時，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總是以博大開放的胸襟積極發展同世界其他民族的友好往來，同世界各民族和平共處。中華民族這種和睦相處、協和萬邦精神的形成雖然是各種歷史環境和因素相互碰撞的產物，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墨家所倡導的“兼相愛、交相利”的公益倫理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其次，受墨家“兼相愛、交相利”的公益倫理思想及其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精神的影響，歷史上特別是下層群眾中互助友愛、扶危濟困的行為從未停止過，涌現出了無數慷慨解囊、急公好義之士。
墨家的公益倫理思想不僅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至今仍未失其現實價值。批判地繼承和弘揚墨家的公益倫理思想對當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乃至社會的和諧、穩定與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公益慈善事業的道德性很強，需要以“兼愛”作為其道德基礎。社會成員是否具有兼愛之心對公益慈善事業能否得到可持續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說，公益慈善事業能否發展以及發展的程度如何從根本上取決于社會成員能否積極主動地參與公益慈善活動，做到“兼相愛、交相利”。只有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甚至全體社會成員積極主動地參加公益慈善活動，做到“兼相愛、交相利”，才會形成熱愛公益、樂于助人、扶危濟困的社會氛圍，促進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5篇：名重天下范文
原文：
《送謝見齊同年奉命歸娶 其一》朝代:明 作者:李上馨
江南詞客謝玄暉，年少名成衣錦歸。
負弩前驅天下少，倚門雙玉世間稀。
第6篇：名重天下范文
關鍵詞：敦煌；姓望譜；格式；物質形態；綴合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4）01-0078-09
長期以來，學界周知的敦煌本天下姓望譜①（下行文多簡稱“姓望譜”）共有五件，即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1]、BD08679（北位79號）《唐貞觀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條舉氏族奏》[2]、P.319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3]、S.5861《姓氏書（？）》[4]與P.342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5]。其中，只有S.2052有原題，其他四件皆由后人擬定名。
隨著各國所藏敦煌文書的不斷整理，又有S.9951《姓氏書（？）》[6]、BD10076《姓望氏族譜》[7]、BD10613《郡望姓望》[8]與羽59R《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9]四件姓望譜陸續刊發，其中也只有羽59R有原題，其他三件皆由后人擬定名。
九件姓望譜中，有關前五件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②，后四件卻尚未引起學界全面關注。筆者從抄寫格式、內容銜接與物質形態等各方面入手，對九件姓望譜進行了綜合比對，發現以S.5861為中心，該卷與羽59R、P.3191、S.9951、BD10613、BD10076間存在著銜接或綴合關系（圖1），進而對敦煌本姓望譜的抄寫體系與定名等問題有了一點新思考，故撰成此文，以求教于大家。
探討文書間的內在聯系乃至綴合關系，書寫格式無疑是首要直觀的判斷標準，借助已有成果及筆者的分析，可先將前五件姓望譜按抄寫格式大致分為三類：
P.3421為一類。該卷首尾皆殘，存四郡的郡姓與姓源共20行，以郡姓氏數州姓氏姓源為序抄寫各姓望所出，因與其他四件的格式和內容都大不相同，該卷一般被當作姓源類譜牒文書單獨介紹研究，本文對該卷也不做過多探討。
BD08679為一類。該卷首殘尾全，存66郡的郡姓35行，以郡姓氏數州姓氏為序（雙行）抄寫各姓望所出，再加署名高士廉的奏抄11行與悟真的題記2行（單行抄寫），共計48行。因高士廉和悟真的雙重知名度，使該卷一直備受學界關注，但關于其創作時期、真偽與定名等問題卻又一直存在爭議{1}。
S.2052、P.3191為一類。S.2052首尾俱全，由題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1行、序言3行和十道九十郡的郡姓共106行組成；P.3191首尾俱殘，存第五、六、七道十九郡的郡姓共22行。相較P.3191，S.2052內郡望數大增，與P.3191在道州次序的安排上也有所差異，但兩卷皆以十道為序，按道州郡姓氏數姓氏次序抄寫，內容也有大致相合處，說明它們是相近底本不同時期的抄本，唯S.2052時代更晚、內容有所增改而已{2}。
所余S.5861的書寫格式較為特殊。該卷由四塊殘片組成，按《英藏敦煌文獻》刊布的圖版，可依次標識為A、B、C、D片，分別殘存6、9、10、6行內容。王仲犖、唐耕耦（將B片標為（一）、能與該卷綴合的S.3191標為（二）、D片標為（三）、C片標為（四）、標為（五））、鄭炳林等皆認為B片是另件文書。因筆者求助劉波先生聯系IDP項目負責人能否將S.5861圖版提前在網站公布時，由劉波先生轉告，該卷因早年托裱在一張背襯上而無法拍攝背面，也就無法依據背面的內容再次確定它們之間的關聯。不過，B片的抄寫格式顯然與其他三片不同，部分內容在P.3191中能找到相同記載，而P.3191又能與D片綴合，故B片的歸屬有兩種可能：一是與其他三片為同卷抄寫的兩種姓望譜，屬同卷不同件；二是與其他三片不同卷，只因外形性質相似而被整理者誤歸為一卷。無論何種情況，B片與本文的討論確無關聯，故凡提到S.5861而不做說明時，皆特指A、C、D三片的組合，而據前賢的研究及殘片間的內在邏輯，應以DCA為序排列。其中D與C（1-8行）片按道州郡姓氏數姓氏為序抄寫了第六、七、八、九道十一郡的郡姓共14行，這與S.2052、P.3191的格式完全一致；C（9-10行）與所抄內容（李錦繡認為是敕旨）卻與BD08679奏抄極為近似，即S.5861兼具兩類書寫格式的特征，其歸屬一時很難確定。為方便下文對比敘述，先參照諸家錄文將BD08679奏抄內容過錄如下：
（前略）
36 以前太史因堯置九州，今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
37 九十八姓。今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
38 后，明加禁約，前件郡姓出處，許其通婚媾。結
39 婚之始，非舊委怠，必須精加研究，知其囊譜相承
40 不虛，然可為疋。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雜
41 姓，非史籍所戴（載），雖預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
42 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類，
43 雖有譜，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祿大夫兼
44 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等奉
45 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別條舉，恐無所
46 憑，準令詳事訖，件錄如前。敕旨：“依奏。”
（后略）
也先將S.5861敕旨的相關內容引列如下：
（前略）
9 太史因堯置九州，今分■
10 ■ 月十日 ■
（以上C片）
1 定偶。其三百九十八姓，■
2 非史籍所載，或■ ■
3 戶，商價（賈）之類。上柱 ■ ■
4 甫等 奏，敕令■
5 各別為條舉，■
6 聽 進。
（以上）
如此，要判斷S.5861的確切歸屬，還得進一步分析卷中蘊含的深層信息，而在此之前，筆者以為有兩點需要略作回顧，再就S.5861的歸屬及本文的主題進行探討。
首先，關于姓望譜的主要研究方法。姓望譜屬譜牒類作品，史籍中也多有相關記載或作品傳世，前賢因此多據兩《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廣韻》、《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辯證》、《通志·氏族略》等傳世史地或譜牒作品與之相較，逐一核實某一姓氏及所在州郡是否史籍有載，以及與史籍所載之別，由此判定寫卷的時期、性質、真偽等問題。進一步講，對爭議較多的BD08679是否與貞觀《氏族志》有關，前賢也多從相關史籍中尋找各種蛛絲馬跡支持各自論點。利用傳世史籍比對敦煌寫卷，固然是研究姓望譜的主要方法，但前賢的很多探討有時不免拘泥于此，過分強調了姓望譜與史籍間的對應點，并將一些對應關系任意引申所用，相應的解釋難免會流于牽強。
其次，關于姓望譜的定名依據。除了參考史籍中各類天下姓望譜的題名作為敦煌寫卷定名的依據外，S.2052是五件姓望譜中既有原題且首尾俱全者，也是其他寫卷定名和校錄的主要參考。實際上，雖然P.3421、P.3191、BD08679、S.5861等的部分定名確以該卷為準，但因BD08679與著名的貞觀《氏族志》有所牽連而成為另一個主導其他寫卷定名的因素，更因BD08679本身定名的不確定，也深刻影響并導致了其他寫卷定名的混亂，如原本出自一卷的S.5861、P.3191、S.9951、BD10076、BD10613等號卻各有定名（詳下），這也為初識敦煌本姓望譜的學者造成了不少困惑。
筆者以為，學界長期以來偏重將敦煌本姓望譜與傳世史籍的比對研究，相對忽視了寫卷間的一些共性或特征；也為貞觀《氏族志》的盛名所惑，將過多的關注集中在了BD08679號上并盡力將二者等同{1}。如果暫時拋開以上兩種傳統的影響，將無法歸屬的S.5861與其他寫卷的抄寫格式、內容、物質形態等聯系起來考慮，就會發現S.5861（綴合狀態）不僅可以解決其本身的歸屬問題，或許對解決諸如BD08679的真偽、缺名姓望譜的定名等爭論也有所啟發，或許能為姓望譜的研究多提供一種方法參考。
S.5861，首尾下部殘，高約15—16厘米，D、C、分別長約14.5、21.5、13厘米，依次抄寫第六至九道，即河南、淮南、江南、劍南道的郡姓所出及敕旨。因下部也有殘缺，該卷所存多止于州郡姓氏數部分，各片間也不能完全銜接；卷末敕旨若與BD08679號奏抄相較，也似未抄寫完整。總之，S.5861若為全卷，首尾與下部尚缺很多內容。
S.5861的定名主要有《天下姓望氏族譜》（仁井田陞）、《姓氏書》（王重民）、《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唐耕耦）等，《英藏敦煌文獻》編者為其擇名《姓氏書？》（似沿用王重民定名又不甚確定），此外，編者還提示該卷可參S.9951、P.3191{1}。
先說P.3191。該卷抄寫了第五至七道，即河北、河南、淮南道的郡姓所出，除第1、20—22行上部有所殘缺外，第2—19行的內容相對完整。P.3191定名主要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王重民）、《郡望姓望》（黃永武）、《殘姓氏書》（王仲犖）等，《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編者為其擇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池田溫最早提出可將該卷置于S.5861D前綴合，唐耕耦認同并作了示意圖；鄭炳林認為兩卷字體不一而分別校注；李錦繡認為該卷即使不是S.5861的一部分，也是同一書卷的不同抄本。
盡管抄寫格式相同，但P.3191與S.5861既無同一定名，能否綴合也有爭議，就是因為無法對比原卷（或彩色圖版）以及無法得知寫卷物質形態等客觀條件所限，前賢的相關判斷因此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干擾{2}。所幸以上限制已有所解除，我們也可借助新的信息重新判斷寫卷間的關聯。
據IDP網站上的物質形態描述，可知P.3191長、高分別為46.9、29厘米。盡管網站公布的彩色圖版（該卷似乎也被托裱在一張硬襯上）依然略有變形，一些字跡，如第3—5、7行的郡姓數、第6行“江南道”三字的墨跡已淡化不清，但從筆跡（具體如“弟”、“郡”等字在各卷內的字形）、州郡的間距、每郡“幾姓”的字號略小且墨跡較淡等方面比對，該卷與具有同樣書寫特征的S.5861確為同卷。正如唐耕耦所示，P.3191第20—22行正好能置于S.5861D第1—3行的下部，綴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為S.5861D）：
海州東莞郡 〔四〕■ 盛 關 何 公孫
第七淮■ ■一郡
揚州廣陵郡囗〔姓〕 ■ 高 盛■
除了文字上的銜接，筆者將兩卷圖版的缺口按比例處理，完全綴合是無疑的。再關注綴合部分的高度，也依然保持在29厘米左右。這也提示S.5861原卷的高度、該卷與S.9951、BD10076、BD10613綴合后的高度以及羽59R的高度也皆應在29厘米左右。
再說S.9951。該卷首尾上部殘缺，僅存4行，因前人尚無錄文，先過錄如下：
（前缺）
1 ■ 鄔 戚
2 ■ 紀 甘 左 許
3 ■ ■ 黃 賴 豐
4 ■ 陶 翟 騫
（后殘）
該卷所存為姓氏部分，應為姓望譜的下部，最早關注該卷的榮新江將其定名為《唐天下姓望氏族譜》并有詳細描述：
首尾上均殘，存4行。第三行上部殘存“姓”字下半，所余4行字分記十二姓，對比位字79號，知分別為杭州二姓、潤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審其字體，當與S.5861+P.3191同卷，按順序，當是唐耕耦等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一，91頁所錄（三）、（四）二片中間一殘片。
〔11×17厘米〕[10]
榮書的定名參照了S.2052，有關描述及復原位置也已相當準確，但仍有三點可略作補充：
第一，榮書提供該卷長11厘米、高17厘米，但IDP網站公布為長11.4、高17.2厘米。兩個測量間的誤差盡管很小，但后一尺寸似應更為精確。
第二，盡管榮書已有定名并指出其與S.5861為同卷，《英藏敦煌文獻》的編者或許為了保持兩件文書本為一卷及定名的一致性，仍將其定名為《姓氏書（？）》。
第三，榮書認可S.5861與P.3191的綴合關系（但應P.3191在前S.5861在后），接著指出該卷能置于S.5861（三）（D）、（四）（C）片間，并指出殘片的內容應為杭州二姓、潤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之姓氏部分。筆者進一步參照BD08679的相關內容，如杭州鹽官郡出三姓：“岑、鄔、戚”；潤州丹陽郡出四姓：“紀、甘、許、左”；括州松陽郡出四姓中有“黃、瀨、曲”；江州潯陽郡出二姓：“陶、翟”。再參照S.2052中第八江南道下也有相近內容，如：“杭州鹽官郡出五姓”，其中有“戚”姓；“潤州丹陽郡出八姓”，其中有“甘、紀、左”姓；“處州松陽郡出五姓”，其中有“賴”姓；“江州潯陽郡出六姓”，其中有“陶、翟、騫”姓。綜上可知，S.9951本應屬第八江南道中的內容，具體所抄為杭州鹽官郡三姓、潤州丹陽郡四姓、括州松陽郡三姓、江州潯陽郡三姓的姓氏部分，若補足原卷或當為：
1 〔杭州 鹽官郡 三姓〕 ■ 鄔 戚
2 〔潤州 丹陽郡 四姓〕 紀 甘 左 許
3 〔括州 松陽郡 三〕 ■ 黃
賴 豐
4 〔江州 潯陽郡 三姓〕 陶 翟 騫
不過，S.5861D最后一行為“湖州二郡 長城郡”，若將S.9951直接置于其后，再參考BD08679，其首部至少還應有“（湖州）吳興郡”的內容才能實現與D片的完全綴合；其尾部卻可與C片的部分直接綴合（S.9951第4行之“陶”字與S.5861C第1行之“能”字部分可完全拼合），即S.9951與S.5861D間仍略有缺失。
筆者注意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書中的BD10076與BD10613兩塊殘片與S.5861等應有關聯。
BD10076（L0205）號，首尾下部殘，存3行，長6.3厘米，高14.4厘米，編者判定為9—10世紀歸義軍時期寫本，定名《姓望氏族譜》。BD10613（L0742），首尾下部殘，存3行，長5.9厘米，高13.2厘米，編者判定為7—8世紀寫本，定名《姓望郡望》，還提示該卷與P.3191、S.5861為同一文獻。筆者也先將兩件文書分別過錄如下：
BD10076號：
（前缺）
1 錢唐郡 三姓 ■
2 鹽官郡 三姓 ■
3 丹陽郡 四姓 ■
（后殘）
BD10613號：
（前缺）
1 ■ ■ ■ ■
2 蘇州 吳郡 四■ ■
3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三■ ■
（后殘）
編者雖注意到了兩塊殘片與其他姓望譜間的關聯，卻忽視了它們之間的聯系，于是出現了兩種定名和判定了兩個抄寫時期，這有些令人不解。當然，相較而言，有關BD10613的判斷描述更接近其本來面目。
這兩塊殘片與S.9951不同，殘存了錢唐郡、鹽官郡、丹陽郡（BD10076）；囗興郡、蘇州吳郡、杭州余杭郡（BD10613號）的州郡名與姓氏數，應為某姓望譜的上部。參考BD08679中有：湖州“長城郡一姓”、“吳興郡七姓”，蘇州“吳郡四姓”，杭州“余杭郡三姓”、“鹽官郡三姓”，潤州“丹陽郡四姓”。再參考S.2052，其第八江南道下有：“湖州吳興郡”，“蘇州吳郡”，“杭州余杭郡”、“杭州錢唐郡”、“杭州鹽官郡”，“潤州丹陽郡”。那么，由“杭州三郡”分別為“余杭、錢唐、鹽官”郡，首先能確定兩塊殘片間存在綴合關系，且應是BD10613在前BD10076在后。
上文所示，如S.9951與S.5861D要完全綴合，至少尚缺“（湖州）吳興郡”之內容；S.9951上部缺失，第1、2行分別缺少“杭州鹽官郡三姓”、“潤州丹陽郡四姓”的州、郡與郡姓數等內容，而BD10076第2、3行的“鹽官郡 三姓”、“丹陽郡 四姓”正好能與之銜接。如此，BD10613與BD10076成為置于S.5861D尾部與S.9951上部完全銜接的兩塊關鍵殘片，各卷綴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為S.9951）：
（前略）
湖州二郡 長城郡 ■
（以上S.5861D）
〔吳〕■ ■ ■
蘇州 吳郡 四■ ■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三■ ■
（以上BD10613）
錢唐郡 三姓 ■
鹽官郡 三姓 ■ 鄔 戚
〔潤州〕 丹陽郡 四姓 紀 甘 左 許
〔括州 松陽郡 三〕■ 黃 賴 豐
〔江州 潯陽郡 三姓〕 陶 翟 騫
（以上BD10076+S.9951）
洪州 豫章郡 五姓 能（熊） ■
（以上S.5861C，后略）
在梳理已知敦煌本姓望譜的學術史之余，筆者利用比對抄寫格式、內容與參照物質形態等方法，認可和進一步確定了P.3191與S.5861間的綴合關系，還由此確定了其他三件姓望譜殘片間的綴合，即以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
S.9951+S.5861C？+S.5861A？為序綴合后（對比BD08679號奏抄內容與S.5861殘存敕旨內容，以及S.5861原卷29厘米高度內所能容納字數的上限，其C、A兩片間應還有部分缺失，暫以“？”示待定），文本較前賢的研究已有所推進，但有一個關鍵問題仍尚待解決：S.5861的抄寫格式和內容與S.2052及BD08679皆有交叉，但其所屬與定名究竟為何，從目前完成的綴合中仍無法確定。最后，唯期望第九件姓望譜即羽59R號能為解決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羽59號，長4.2厘米，高28.9厘米，正背面皆有文字。羽59R號存2行，錄文如下：
1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
2大唐天寶八載正月十日京（晉）{1}國公隴西郡臣李林甫
羽59V號存1行（其前端還粘貼一塊僅存1行半的碎片，為某書信殘句，與本文無關而不予關注），錄文如下：
天下五姓族譜望（望譜）一卷
羽59為李盛鐸舊藏之一，王重民編為散0248，并轉抄底本目錄中（對該卷正面即59R）的定名并描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李林甫撰 止有書名而書佚）”[11]；《敦煌秘笈》的編者卻將其改名為《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或許為了強調寫卷作者是著名人物）。筆者以為，遵循敦煌寫本定名時有原題者一般照錄的原則，羽59R應還原本題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此外，這2行文字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問題：
李林甫是否撰寫過“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其題名是否如該卷首題，成書時間是否與該卷所載一致，是否有傳世本以及該卷是否與其他敦煌本姓望譜有關？
史籍中確有李林甫撰寫姓望譜的記載，這在仁井田陞、姜伯勤、李錦繡的論述中早已關注并注明了三個主要出處，筆者也轉引相關內容如下：
《新唐書》卷58《藝文志二》：
唐新定諸家譜錄一卷李林甫等。[12]
《直齋書錄解題》卷8《譜牒類》“天下郡望氏族譜一卷”條注：
唐李林甫等天寶八載所纂，并附五音于后。[13]
《玉海》卷50《藝文·譜牒》“唐新定諸家譜錄”條：
《書目》：天下郡望姓氏族譜一卷，李林甫等撰。記郡望出處，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寶中頒下，非譜裔相承者，不許昏姻。[14]
綜上記載，有幾點可以明確：
第一，李林甫確曾撰寫過姓望譜一卷，但署名中皆隨“等”字，說明這是一部集體作品，李林甫是領銜者而已，這就如同高士廉領銜《氏族志》一樣，據《唐會要》卷36《氏族》所載，參修者還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諳練族姓者”[15]，但習慣上也以受命兼主修者高士廉為《氏族志》的作者。因此，羽59R號中的李林甫單署名與史籍所載不算沖突。
第二，李林甫所撰姓望譜的具體題名，各家所載皆不同，分別為“唐新定諸家譜錄”、“天下郡望氏族譜”、“天下郡望姓氏族譜”，究竟孰是原題名，或許已無法核實了，不過這或許與各類姓望譜多有別稱的現象有關。如高士廉等奉修氏族志事見載于多處，唯所成書名不確，有《氏族志》、《貞觀氏族志》、《大唐氏族志》{2}等名；還如李義府等所撰天下姓望譜，也有《姓氏錄》、《姓氏譜》、《姓錄》{3}等名。尤其高士廉作品因成書于貞觀年間，故以《貞觀氏族志》之別名流傳最廣，至于其本名與其他別名，世人反而知之甚少。那么，羽59R號題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與史籍所載各題名不完全統一，似也在情理之中，且李林甫原作已無法得見，本文只能暫定以羽59R號的題名為該作品的題名。
第三，李林甫所撰姓望譜的頒行時間，《新唐書》闕載，《直齋書錄解題》記為天寶八載，《玉海》記為天寶中，而羽59R號確載為“天寶八載正月十日”，提供了這部作品頒行的具體時間，可補史籍所闕。
第四，李林甫所撰姓望譜已佚，故后世學者僅在譜牒著述目錄中提及，這或許也能作為解釋第二個問題的旁證，因原書已佚且譜牒類作品皆多有別稱等因素影響，故至后人轉抄及南宋時人記載這部作品時，其題名也變得難以統一，唯能確定李林甫修撰過此書而已。
在確定了李林甫等所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確于天寶八載正月十日頒行后，再結合以上所舉姓望譜殘片的物質形態與史籍所載，羽59R號與其他敦煌本姓望譜間的關聯也就顯而易見了：
首先，本文提出判定各寫卷間的關聯，除了關注抄寫格式外，還應關注內容和物質形態等因素。就物質形態而言，已知P.3191原卷與S.5861等綴合高度皆大致為29厘米左右，而羽59R的高度為28.9厘米，二者之間的差距可謂微乎其微，這是說明它們本為一卷的一個基本前提。
其次，結合羽59R、S.5861與史籍的雙重比對，它們之間重合的字眼如“天寶八載”、“月十日”、“李林甫”、“三百九十八姓”、“甫 等”（尤其羽59R號中之“甫”字，與S.5861A中之“甫”字，除了字形相像，皆少了“一”，顯然出自一人之手），皆說明羽59R、S.5861等寫本就是李林甫等所撰、頒行于天寶八載正月十日的《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抄本：羽59R號為開頭部分，保存了題名、作者和頒行時間，其后缺失第一至四及第五道的部分郡姓內容；P.3191為中間部分，所存第五至六道的部分郡姓內容；S.5861、BD10613、BD10076與S.9951等號為后段部分，保存了第六至九道的部分郡姓內容和敕旨。羽59R號與上綴合本當屬同卷，S.5861等號的定名問題也因此迎刃而解了，也可確定綴合本和時代更晚的S.2052當屬同類姓望譜。
S.5861的定名與歸屬問題雖得以解決，但關于S.5861敕旨與BD08679奏抄的相似問題仍需贅述幾句。
如上所引，牟潤孫等先生已判定BD08679是有意“攀附”于貞觀《氏族志》的偽作，李錦繡進一步確定BD08679是以S.5861為底本的偽作，筆者也贊同李先生的判斷并有幾點小發現：第一，作偽者略去十道次序，僅以各州郡為序抄寫，還有意調換打亂各州郡間的原屬位置，如在“徐州沛郡”和“徐州蘭陵郡”中間隔了“沂州瑯琊郡”，在“湖州長城郡”和“湖州吳興郡”中間隔了“越州會稽郡”、“蘇州吳郡”等，以顯該卷與底本的不同；第二，作偽者不僅篡改了姓望譜頒行的時間和作者，甚至將原敕旨的內容也有所擴充改動，以顯官方刊定本的權威。但作偽者忽視或并不清楚《氏族志》成書于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入譜二百九十三姓的基本前提{1}，不僅照抄了底本上的三百九十八姓，還將成書時間提前為“貞觀八年五月十日”，甚至犯了五月“十日”當為“庚辰”而非“壬辰”{2}的錯誤。如此，雖有底本原題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在先，但作偽者是否沿用確難以肯定，筆者猜測BD08679號還是很可能仍被作偽者冠以貞觀《氏族志》或其他相關別名，而我們若要為該卷再擬定名，或許凡貞觀《氏族志》無關者皆可，如上注文所舉各種其他定名似皆能適用。
當然，作為確定綴合本定名、時代和性質的羽59，其中也有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抄寫者的字跡雖相對工整，但從其將李林甫之爵“晉國公”誤作“京國公”，再結合先賢對綴合本中各種錯漏的校錄，可知抄寫者的水平并不高，可能只是粗通文墨的書手。
第二，該卷背面即羽59V還有“天下五姓族望譜一卷”之題名，因目前皆無P.3191等背面的信息，一時無法判斷這是雜寫還是別件姓望譜的題名。山東、關中、江南、代北等地區皆有世胄大姓，其中“崔盧李鄭王”為山東大姓，時人推為諸姓之首，亦簡稱“五姓”[15]773。唐中書令薛元超，本出身關中大姓，又為太宗侄女婿，卻有“不得娶五姓女”之恨[16]，由此可知“五姓”在唐人心中的分量。如羽59V中的這行字確為別件姓望譜題名，就說明當時有專為山東五姓所作之姓望譜，為專載或推崇“五姓”郡望的一類作品。
第三，羽59R中（原卷開頭）李林甫的結銜為“晉國公隴西郡臣”，但S.5861A中（原卷末尾）又有“上柱國……甫等”字眼。據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上呈《唐六典》時的結銜為“集賢殿學士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臣李林甫”[17]，其中確有“上柱國”，那么羽59R與S.5861A中的李林甫官職結銜為何不符，筆者暫時也找不到答案或依據。
第四，據上引史料，李林甫所撰姓望譜題名中有兩處出現了“郡望”，而羽59R則為“郡姓”氏族譜。盡管本文已注意到歷史上知名的姓望譜多有別名，但同一作品名在史料與出土文書間存在著“郡望”與“郡姓”之別，這究竟是傳抄中無意識的筆誤，還是抄寫者的有意改動，由此反映了從“郡望”轉向“姓望”的時人觀念，這點也頗令人思量。因為這種觀念的變化，在其他敦煌姓望譜中確已有體現，如時代晚于綴合本的S.2052，該卷題名不僅已變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連序文都以“夫人身立世，姓望為先”起首，顯然“姓望”已完全代替了“郡望”。
本文對現存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在先賢已經判定P.3191、S.5861、S.9951間存在綴合關系的基礎上，將BD10613、BD10076與羽59R加入其中，形成羽59R+……+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S.9951+
S.5861C？+S.5861A？的綴合本，也由此以抄寫格式為標準，將九件姓望譜區分為三個體系：P.3421為一類；BD08679為一類；綴合本與S.2052為一類。其中以S.5861為中心的綴合本是李林甫等撰、天寶八載正月十日頒行《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民間抄本，BD08679是以此為底本的偽作，而S.2052很可能是以此為底本的、時代更晚的擴充本。盡管綴合本依然殘損甚多，但其題名、作者和時間的明確性，使其成為敦煌本姓望譜中的一個重要坐標，尤其對BD08679的定名、性質等問題的解決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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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名重天下范文
1、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2、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山為陵，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好盜息心，存沒無累。
3、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4、食為人天，農為政本。
5、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
6、選賢之義，無私為本。
7、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8、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9、今中華強盛，徒兵一千可敵夷狄數萬，夷雖眾，有何懼哉！
10、天下英雄入我轂中矣！
11、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12、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13、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14、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15、慷然撫長劍，濟世豈邀名。
16、遠饞佞，近忠良。
17、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
18、官在得人，不在員多。
19、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
20、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
21、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
22、取本分之財，戒無名之酒。常懷克己之心，閉卻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貴功名可久。
23、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饑，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幫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側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24、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
25、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推而為主，無道則棄而不用！
26、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
27、耕夫碌碌，多無隔夜之糧；織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當思農夫之苦，身穿一縷，每念織女之勞。寸絲千命，匙飯百鞭，無功受祿，寢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絕無義之友。取本分之財，戒無名之酒。常懷克己之心，閉卻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貴功名可久。
28、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籓維，愿假數年之期，請系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
29、食為人天，農為正本。
30、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而朕愛之如一也。可見文皇之胸懷，不愧天可汗之名也。
31、心隨朗月高，志與秋霜潔。
32、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遍告諸將。
33、會須殺此田舍翁！
34、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
35、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36、朕聞以德下人者昌，以貴高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亙地，納污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當無罪，是其狂也。譬尺霧障天，不虧于大；寸云遮日，何損于明！
37、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
38、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39、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其對為本。
40、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第8篇：名重天下范文
一提起張家界就覺得不陌生了吧，可謂融峰、林、洞、湖、瀑于一身，集奇、秀、幽、野、險于一體的張家界，令我們想到的第一個就是:“五步一個景，十步一重天。”只是說有什麼用呢？身臨其境才能撫摸到每一處景物，聆聽到每一處歌聲，品嘗到每一處美食，細看到每一樣東西。
下午3點多，我們到達張家界后，乘車前往被中國譽為最美的小城——鳳凰古鎮。這里古色古香，比想象中還要美，這里有名人沈從文、熊希齡的故居，歷史悠久的大家族——楊家祠堂，湘西才子黃永玉的畫室，古老的東門城樓……游覽了這麼多的地方，肚子也餓了吧，我們品嘗了當地的土特產——姜糖，它不僅味道好，而且形狀各異，這一天的行程開心極了。
第二天一早，吃過早餐后，我們乘車前往如詩如畫的黃石寨，它海拔1200米，四周懸崖峭壁，是張家界最大的凌空觀景臺。黃石寨有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漢代名臣張良在此地修行遇難，被其師黃石公搭救，此地便以黃石名之。這里的景色無與倫比、鬼斧神工，讓你驚嘆不已。午飯過后，我們還游覽了穿行于絕壁奇峰間的金鞭溪，此處幽靜異常。溪畔明凈如鏡，小魚游弋其中，溪畔花草鮮美；人沿清溪行，勝似畫中游。最后我們還看了谷為紫紅色的砂巖，因流水經多次沖刷成槽狀而得名的紫草潭。晚上我們品嘗了當地特色小吃——三下鍋。
第9篇：名重天下范文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20-0-01
在儒家社會思想長時間占據主流的背景下，一些名家也指出我國歷史中缺少帶有女性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其實不然，早被孔子問道的老聃早就在儒家思想成為完整的體系前，創出了一套主要以女性視角論述的哲學體系。
一、女性哲學思想在《道德經》中的體現
（一）對母性生殖的崇拜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王弼著《老子》第六章）《說文》注：“牝，畜母也。”此處的“牝”字，高亨注為母體之意。道是老子思想哲學的根基，以道做天地萬物之母體，可見老子的生殖崇拜更重于雌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明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章）《說文》訓：“始，女之初也。”《爾雅》訓：“胎，始也。”“始”字是指女子剛剛懷孕之時，而“母”字依舊是指母體。從兩個例子中看出老子喜歡運用女性的生殖和身體比喻道和天地萬物自然的關系，不比其父，只言母體，足以看出老子對母體崇拜的意識特征。
除此以外老子還直接運用“母”等字眼直接比喻道，如二十章中提到：“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我愚人之心也哉。”老子在散文論述中僅僅類比“母”可見其濃烈的女性生殖崇拜意識，類似的例子不再贅述。
（二）老子思想中帶有女性特質的思想主張
1.守柔貴雌
老子首推雌性之柔，“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十章）在本章中，老子指出要集中精氣，行為柔弱，在眼睛、耳朵、口鼻一張一合中像個嬰兒和雌性一樣退讓不爭，堅持以柔克剛。女子似水的比喻隨處可見，且老子崇尚水的智慧：“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七十八章）此外，老子甚至以是生是死來強調柔弱處世的重要性和優越性：“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七十六章）。正如古話常言：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如若在某方面過于強勢，并不會一定如己所愿，甚至會背道而馳。
由人生觀擴展到政治論，老子提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于天下。其事好還。”柔弱勝剛強才是王道。《老子》的貴柔思想在某些領域某些事件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被反復強調，絕對闡述，足見其思想的片面性，是陷入自己哲學體系的表現。
2.尚靜守謙
寧靜也是老子追崇的境界，正如老子所言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二十六章）就像分量輕的東西要依附于重者，靜就是躁的主宰者。重女傾向更加明顯的還有“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對于此處的“牝”和“牡”，高亨先生在《老子注釋》中直接解釋為女性和男性，而以女性的謙卑安靜之性，來作比大國在對外斗爭中應該采取的策略。
二、老子產生女性哲學思想的原因
存在即合理，在《老子》一書中透露出的老子重視女性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母系氏族社會時期。
就像伏羲部落的圖騰是母虎一樣，女性在那個生產力水平低，人口稀少的時代，因為孕育而被眾生敬仰，涵養后代，哺育眾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現象為數不少，當然這也是文明尚未開化的體現之一。老子在這種慣有思想的影響下，將這種生殖崇拜，鬼女重雌思想融入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老子作“周守藏史之史”，親自掌管圖書使得老子有機會接觸各類古書，比如重弱輕強，把上陰卦多設置為吉卦，上陽卦作為兇卦的《易經》。但是好景不長，周景王死后，其子爭位，引起國家內亂，其中王子朝帶著東周王國的圖書逃往楚國，作為送給楚王的禮物。正是這個時候，老子的官職也沒有存在的意義了。老子便去往秦國，而后寫下“五千言”。
目睹十幾年眾王紛爭，爾虞我詐，互相殘殺的慘象也是老子秉承帶有女性特質思想的原因。周景帝的三個兒子互相蠶食，斗爭長達十幾年，這種奴隸主貴族爭權奪利、藐視生命的行徑使得老子堅定地贊成退讓、謙卑之道，以柔勝強。
三、帶有女性哲學思想的現實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