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實習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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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兼并是指兩個或多個企業按某種條件組成一個新的企業的產權交易行為。而收購是指一個企業以某種條件取得另一個企業的大部分產權,從而居于控制地位的交易行為。在這里,所謂“以某種條件”通常表現為現金、證券或二者的結合。人們習慣將兼并與收購一起使用,簡稱并購。有效的并購活動對于克服企業資產存量效率低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產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并購活動中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所屬行業及所生產產品的上下游關系,可以將企業并購活動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三類。伴隨著新并購類型的出現和新并購浪潮的發生,經濟學對于并購動因的解釋也不斷發展和完善。古典經濟學從降低成本和擴大市場份額的角度解釋企業并購的動機,這種解釋主要適用于橫向并購,其對縱向并購的解釋,則不能讓人滿意。現代企業理論從降低交易費用和成本的角度解釋并購的動機,但對混合并購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企業并購作為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行為，在西方發達國家100多年的發展史上經久不衰，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并購更是愈演愈烈，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影響之廣前所未有。事實上，企業并購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現象。在當今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企業越來越重視利用并購這一手段拓展經營，實現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達到企業外部增長的目的。因此，深人研究企業并購問題，在當前對指導我國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以實現國有企業資產的優化配置，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面對企業并購的動因及我國企業并購中存在的問題作一淺析。并購是企業的一種直接投資行為,其根本動因在于利潤最大化,這一根本動因是隱藏在作為根本動因表現形式的形形的直接動因之下的。引發企業并購行為的動因是多元的,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在每個企業都以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目標的情況下,資源的稀缺決定了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并購動因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競爭的壓力。并購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并購(主要是橫向并購)可以直接將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從這一角度看,并購可謂是市場競爭的最高形式。因此,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根本動因相聯系,提高競爭力的要求也是重要的并購動因。而且不同的并購活動背后的動因常常無法用單一的理論來解釋。并購是一個多因素的綜合平衡過程,既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因素,并購活動是在企業內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產生和發展的,因此,在實際進行并購的決策時,要結合企業自身的特點進行全面的分析與論證,這樣才能對并購的績效作出正確的評價。企業并購的一般動機為：(1)獲取戰略機會。并購者的動因之一是要購買未來的發展機會。當一個企業決定擴大其在某一特定行業的經營時,一個重要戰略是并購那個行業中的現有企業,而不是依靠自身內部發展。原因在于:第一,直接獲得正在經營的發展研究部。門,獲得時間優勢,避免了工廠建設延誤的時間;第二,減少一個競爭者,并直接獲得其在行業中的位置。企業并購的另一戰略動因是市場力的運用。兩個企業采用統一價格政策,可以使他們得到的收益高于競爭時的收益。因為:大量信息資源可能用于披露戰略機會,財會信息可能起到關鍵作用,如會計收益數據可能用于評價行業內各個企業的盈利能力;可被用于評價行業盈利能力的變化等,這對企業并購十分有意義。(2)降低企業經營風險。企業通過橫向并購和縱向并購可以增強企業在行業內的競爭力,并通過規模經濟、市場占有率和市場控制力的增強而降低經營風險。而通過混合購并可以實現多元化經營,這樣,當某一行業不景氣時,可以由其他行業的生產經營來支撐,從而使企業可以增強抵御不可預見的突發性環境變化的能力,使企業能較穩定地發展。(3)獲得經驗共享和互補效應。并購可以取得經驗曲線效應。在很多行業,尤其是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的行業中,當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經驗積累增多時,單位成本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經驗的積累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人勞動熟練程度,使經驗—成本曲線效果顯著,從而具有成本競爭優勢。企業通過購并,不但獲得了原有企業的資產還可以分享原有企業的經驗,形成有利的競爭優勢。另外,企業通過并購還可以在技術、市場、產品、管理,甚至在企業文化方面取長補短,實現互補效應。(4)獲得規模效益。企業并購可以獲得企業所需要的資產,實行一體化經營,實現規模經濟企業的規模經濟是由生產規模經濟和管理規模經濟兩個層次組成的。生產規模經濟主要包括:企業通過并購對生產資本進行補充和調整,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在保持整體產品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在各子公司實行專業化生產。管理規模經濟主要表現在:由于管理費用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分攤,使單位產品的管理費用大大減少。同樣,這種規模經濟也可大大降低企業的營銷費用,使企業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致力于新技術、新產品的開發。(5)實現借殼上市。目前,我國對上市公司的審批較嚴格,上市公司的殼資源比較短缺。某些并購并不是為獲得目標企業本身,而是為了獲得目標企業的上市資格。通過買殼上市,企業可以在資本市場上直接籌集其所需要的更多的資金,可以大大提高企業及其品牌的市場知名度,等等。這些恰恰是目前許多企業把目光瞄準上市公司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6)降低進入新行業、新市場的障礙。當企業尋求不斷發展和面臨所處行業市場萎縮時,都可能將投資轉向其他行業或市場。其動機一是可以通過投資新建方式擴大生產能力,二是可以通過并購的形式來實現。采用投資新建的方式時,往往會受到原有企業的激烈反應,還可能面臨原有企業擁有的專門技術、積累的經驗、取得原料的有利途徑以及政府的優惠政策等不利因素。而通過并購方式進入新行業和新市場,其進入障礙就可以大大降低。因為企業的并購并沒有給行業和市場增添新的市場能力,短期內行業和市場內部的競爭結構不變,所以引起價格戰或報復的可能性減少。同時,購并方企業可以獲得現成的原材料供應渠道、產品銷售渠道,可沿用目標企業的廠房、設備、人員和技術,能在較短的時間內使生產經營走上正軌,獲得盈利。企業并購的財務動機為：(1)避稅因素。由于股息收入、利息收入、營業收益與資本收益間的稅率差別較大,在并購中采取恰當的財務處理方法可以達到合理避稅的效果。在稅法中規定了虧損遞延的條款,擁有較大盈利的企業往往考慮把那些擁有相當數量累積虧損的企業作為并購對象,納稅收益作為企業現金流入的增加可以增加企業的價值。企業現金流量的盈余使用方式有:增發股利、證券投資、回購股票、收購其他企業。如果發放紅利,股東將為此支付較企業證券市場并購所支付的證券交易稅更高的所得稅,回購股票易提高股票行市,加大成本,而用多余資金收購企業對企業和股東都將產生一定的納稅收益。在換股收購中,收購公司既未收到現金也未收到資本收益,因而這一過程是免稅的。企業通過資產流動和轉移使資產所有者實現追加投資和資產多樣化目的。并購方通過發行可轉換債券換取目標企業的股票,這些債券在一段時間后再轉換成股票。這樣發行債券的利息可先從收入中扣除,再以扣除后的盈余計算所得稅。另一方面企業可以保留這些債券的資本收益直至其轉換為股票為止,資本收益的延期償付可使企業少付資本收益稅。(2)籌資因素。并購一家掌握有大量資金盈余但股票市價偏低的企業,可以同時獲得其資金以彌補自身資金不足。籌資是迅速成長企業共同面臨的一個難題,設法與一個資金充足的企業聯合是一種有效的解決辦法。由于資產的重置成本通常高于其市價,在并購中企業熱衷于并購其他企業而不是重置資產。有效市場條件下,反映企業經濟價值的是以企業盈利能力為基礎的市場價值而非賬面價值。被兼并方企業資產的賣出價值往往出價較低,但兼并后企業管理效率可以提高職能部門改組可以降低有關費用,這些都是并購籌資的有利條件。當前許多國有企業實施的技術改造急需大量發展資金投入,因此應采取產權流動形式使企業資產在不同方式下重新組合,盤活存量以減少投入,迅速形成新的生產力。(3)投機因素。企業并購的證券交易、會計處理、稅收處理等所產生的非生產性收益,可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同時也助長了投機行為。在我國出現的外資并購中,投機現象日漸增多,他們以大量舉債方式通過股市收購目標企業股權,再將部分資產出售,然后對目標公司進行整頓再以高價賣出,充分利用被低估的資產獲取并購收益。(4)企業增值因素。通常被并購企業股票的市盈率偏低,低于并購方,這樣并購完成后市盈率就可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通過股價上升使每股收益得到改善,從而提高股東財富價值,因此,在實施企業并購后,企業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得到擴大,控制成本價格、生產技術和資金來源及顧客購買行為的能力得以增強,能夠在市場發生突變的情況下降低企業風險,提高安全程度和企業的盈利總額。同時企業資信等級上升,籌資成本下降,反映在證券市場上則使并購雙方股價上揚,企業價值增加,并產生財務預期效應。(5)財務預期效應因素。由于并購時股票市場對企業股票評價發生改變而影響股價,成為股票投機的基礎,而股票投機又促使并購發生。股價在短時期內一般不會有很大變動,只有在企業的市盈率或盈利增長率有很大提高時,價格收益比才會有所提高,但是一旦出現企業并購,市場對公司評價提高就會引發雙方股價上漲。企業可以通過并購具有較低價格收益比但是有較高每股收益的企業,提高企業每股收益,讓股價保持上升的勢頭。在美國的并購熱潮中,預期效應的作用使企業并購往往伴隨著投機和劇烈的股價波動。
二、企業并購的財務分析
1、一般意義上的財務分析從財務決策的角度出發,無論是財務并購還是戰略并購,只有當企業能增加企業的價值,即并購效益要大于并購成本時才可行。企業并購的經濟收益(R)指并購后新企業的價值大于并購前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的價值之和的差額。假定A公司并購B公司,并購后A公司的價值為VAB,則企業并購的經濟效益為:R=VAB-(VAVB)只有當R>0時,經濟上才是可行的。企業并購成本(C)指并購企業因并購發生的全部支出。并購企業的全部支出包括:并購過程中所支付的各項費用,如咨詢費、談判費和履行各種法律程序的費用等,記為C1;并購目標企業的應付價款,記為C2;并購后的整合成本,記為C3。設因企業并購,并購企業所發生的全部支出為C,則并購成本可表示為C=C1C2C3。對于并購企業來說,只有并購收益大于并購成本才可行。對于目標公司來說,如果C2<VB,于己不利,不會同意被并購。企業并購的凈收益(NR)指企業并購的經濟收益減去并購成本后的凈額。企業并購的經濟收益是并購活動中產生的全部經濟收益,這個收益要在主并企業和目標企業之間進行分配。對于并購公司來說,來自并購活動的凈收益為:NRA=R-C對于目標公司來說,凈收益為:NRB=C2-VB只有在分配后雙方的凈收益為正時,并購才可能成交。2、會計角度上的并購財務分析（一）現金收購的財務分析假定企業甲擬收購企業乙。設V甲為甲企業的市場價，V乙為乙企業的市場價值，V甲乙為并購后聯合企業的市場價值。成功的并購前提條件是：這也就是說，并購后聯合企業的現金流量現值應大于并購前兩個企業現金流量現值之和，并購才應進行。就甲企業而言，并購后帶來的收益應該高于并購所支付的成本，否則，并購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現金收購是一種由收購者以支付現金取得目標企業所有權的收購行為。收購是否經濟合理的判定條件為：式中：為企業甲為收購企業乙所支付的成本，由于收購行為常會引起企業乙股票價格上升，所以主要包括企業乙的原市場價值和溢價部分。如果企業乙被收購后，不組成新的聯合企業，而是在企業甲的控制下獨立經營，那么收購成功與否的評價標準是：式中：為企業乙在企業甲控制下的市場價值；為企業乙在被收購前的市場價值；為企業乙因被收購而引起的溢價；為因收購而引起的企業乙的溢價率。顯然，對企業甲而言，也存在收購后的市場價值大于其收購前的市場價值。企業甲收購企業乙的最低和最高的價格標準應是：（1）最低收購價———指在既定的投資報酬率的條件下，目標企業（企業乙）可包含溢價的市場價值，即：式中：為目標企業第t年的現金凈流量；為目標企業的預測期限;i為既定的投資報酬率；g為目標企業預測期限后每年現金凈流量的固定增長率；L為目標企業目前的負債。在預測期后，假定目標企業每年現金凈流量的增長率固定為g，上式才成立。(2)最高收購價———指目標企業(企業乙),在收購企業(企業甲)的控制下，產生協同效應后所能形成的新的市場價值，即：式中:表示目標企業在收購企業控制下第t年的現金凈流量。成功的收購應有。（二）股票收購的財務分析企業并購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股東的長期財富。因此采用股票收購方式進行企業并購時，必須兼顧并購雙方股東的利益。其衡量的標準是：企業股票的市價是否超過其并購前的水平。因此，在確定調換比率時，并購雙方通常關注的是并購對每股收益（EPS）的影響。股東都希望并購使其每股收益得到增加，而不希望被稀釋。并購價格AP對EPS的影響如下圖所示。顯然，并購后的每股收益隨并購價格AP的提高而不斷下降。當時，(并購前每股收益)；當時；當時，。那末，臨界并購價由什么來決定的呢?設：為并購后的收益總額；為并購企業并購前所發股票數；為并購企業的股票市價；為協商的并購價格；為被并購企業(目標企業)并購前所發股票數；為并購企業為實行并購而必須增發的股票數。則并購后每股收益為：其中：并購價格.，X為股票交換率，X*為并購企業為并購目標企業所需增發的股票數。假定：(并購企業并購前的收益)(目標企業并購前的收益)所以，當股票交換率時，則有，此時并購價格即為臨界并購價格，即此時的股票交換率也就是臨界股票交換率。三、結束語與國外上百年的企業并購歷程相比,我國當前企業并購活動仍然十分幼稚,在規模上、方式上、動因及成效方面均有很大的差距。特別的是,有相當數量涉及有關上市公司的并購案例均帶有明顯的投機因素。這些并購事件對廣大投資者、投資機構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也有損于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本文通過對并購的一般理論認識和并購財務分析的闡述，基本上為我們在評論并購的財務分析上提供了一個框架。
參考文獻：
1：艾青向正軍，企業并購的動因與理論分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4第2期雙月刊總第143期
2：淺析企業并購的動機，《發展論壇》2003年第6期
3：劉磊，關于我國企業并購動因的分析，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總第74期
第2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投資者如何利用財務分析師提供的盈余預測來提高回報,一直是資本市場上熱烈討論的話題。隨之而來,財務分析師的盈余預測活動本身也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
近些年來,西方學者開始對財務分析師的遠期(>1年)預測信息的有效性進行廣泛研究。Collins、Kothari、Shanken和Slone(1994)以及Liu和Thomas(2000)的研究發現,加入未來年份的盈余指標后的模型解釋能力大大提高。Copeland、Dolgoff和Moel(2004)又研究發現,下一年盈余預期的改變和對未來第3-5年的長期盈余預期增長率的改變都與市場調整后回報有顯著的關系。這些證據表明,財務分析師的有關未來遠期盈余預期,具有信息含量。
我國的財務分析師行業起步晚,發展總體水平還比較低(胡奕明等,2003),但已有資料顯示我國的財務分析師的盈余預測具有一定的價值。吳東輝和薛祖云(2005a)實證表明,我國證券分析師的(年度)盈利預測比隨機游走模型(年度)盈利預測準確;徐躍(2007)發現利用財務分析師的季度盈利預測一元時間序列模型所獲取的年度盈利預測比利用年度盈利的一元時間序列模型所獲取的年度盈利預測更加準確。吳東輝和薛祖云(2005b)利用財務分析師的公開的盈余預測進行套頭交易策略研究,及王征、張崢和劉力(2006)對六大券商財務分析師的投資評級進行組合研究,都證明了財務分析師預測的經濟價值,而且在統計上顯著。
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我國學者仍主要囿于對財務分析師的短期盈余預測的研究。而在我國“新興加轉軌”的市場中,我國財務分析師的遠期(≥1年)是否具有有效性,首先要解決如下問題:財務分析師遠期盈余預測的準確性如何?哪些因素會顯著影響財務分析師的遠期預測精確度?
二、研究設計
(一)盈余預測精確度的計量
我們采用PRECISION表示預測精確度,PRECISION=︱FEPS-AEPS︱/|AEPS|,其中FEPS表示財務分析師預測的每股收益,AEPS表示實際的每股收益。分子、分母都取絕對值,是因為無論是正的預測偏差,還是負的預測偏差都是不精確的預測。
(二)影響預測精確度的因素
理論上說,影響財務分析師盈余預測精確性的因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預測主體方面,如財務分析師自身素質和預測能力,如對宏觀政策信息、行業背景信息及公司的基本面信息解析能力和利用能力,對各方面未來趨勢的把握能力等;二是被預測客體方面,如上市公司的規模、發展速度、盈余質量、信息披露質量和被關注程度等(姜國華2004)。總體說來,鑒于對財務分析師預測行為研究的復雜性,大部分研究仍集中在對公司因素的研究。
結合國內外文獻研究,我們作出相關假設:
1.公司規模(Scale)。Brown等(1987)及Kross等(1990)研究表明,分析師的盈余預測受公司規模變量影響;我國上市公司存在主業不突出的特點,公司越大往往所從事的行業也越多,多元化跨地區經營,各年行業變化也很大,必然增加盈余預測的難度。因此,提出假設1:公司規模與盈余的預測精確度呈現負相關關系。
2.公司擴張(Growth)速度。從盈余的變異來看,公司的高成長性,通常會伴隨大的盈余波動,因此分析師難以預測其盈余。由此可以得到假設2:公司擴張速度與盈余的預測精確度呈現負相關關系。
3.公司經營性盈余的可持續性(EarningPersistence)。凈利潤的不同來源部分具有不同的持續性,一般認為經營性利潤(即營業利潤)的持續性要高于非經營性利潤(包括投資收益、補貼收入和營業外收支等)。因此,如果公司的利潤總額中更多是由非經營性利潤構成的,則該公司的未來盈余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更不容易預測。所以可作假設3:經營性盈余的可持續性與盈余的預測精確度呈現正相關關系。
4.公司盈余波動(EarningVariance)。公司是一個持續經營的主體,歷史盈余的波動蘊含著不穩定因素,影響盈余可預測程度。公司歷史盈余波動性越大,意味著未來盈余越不確定,其盈余也越難以預測。這樣可以得到假設4:盈余波動與盈余的預測精確度呈現負相關關系。
5.公司受關注程度。(1)對同一公司預測的機構家數越多,說明該公司受關注的程度越高,盈余預測中所包含的信息就越多;(2)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預測值越多,估計值也將越接近期望值,預測偏差將越小。這樣,眾多分析師對同一公司都比較關注,就容易得出比較一致的預測意見,而該預測可能比較接近企業的實際情況,這也反映了整個市場對公司未來盈余的預期。于是可以得到假設5:預測機構家數與盈余的預測精確度呈現正相關關系。
(三)模型構建
結合以上的假設,我們建立如下多元回歸方程:
PRECISION=α0+α1Scale+α2Growth+α3EP+α4EV+α5Number+ε。其中:對于Scale變量,反映的是當前信息,我們選擇公司總資產規模的自然對數;公司擴張速度(Growth),反映的是未來成長信息,我們采用股本增長百分比來衡量;經營性盈余的可持續性EP(EarningPersistence),反映的是未來經營利潤的可持續性信息,我們采用利潤構成比重來衡量,以非營業利潤與利潤總額比值的絕對值來計量利潤構成情況;盈余的波動程度EV(EarningVariance),反映的是歷史信息,我們利用過去3年每股盈余的標準差計量;Number變量表示公司當前受財務分析師的關注程度,是當前信息,我們用同一公司盈余預測的預測機構的數量計量。
(四)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我國財務分析師的遠期盈余預測共識的準確性,Wind資訊中包含財務分析師對未來盈余的市場共識。但由于2007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的《企業會計準則》會對2007年年度會計盈余產生巨大影響,從而系統影響財務分析師的盈余預測。所以,我們選取了2004年和2005年年報后一周內35家券商(機構)財務分析師對未來盈余的市場共識作為研究對象。在當前最新可比較范圍內,財務分析師市場共識的遠期預測有兩類:一類是預測期為1年的預測,如2004年報后對2005年度EPS的預測,以及2005年報后對2006年度EPS的預測;另一類預測是預測期為2年的預測,如2004年報后對2006年度EPS的預測。
三、描述性分析
2004年報后和2005年報后財務分析師對上市公司未來EPS的遠期預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在財務分析師平均關注程度方面:(1)預測期為一年時,即2004年年報后預測機構對617家上市公司的2005年度EPS預測,平均關注程度為8.06;2005年年報后,預測機構對481家上市公司的2006年度EPS預測,平均關注程度為11.48。(2)預測期為2年時,即預測機構在2004年報后對716家上市公司的2006年度EPS預測,平均關注程度為9.71;另外統計,發現2005年報后預測機構對573家公司的2007年度EPS預測,平均關注程度為6.78。這些說明,上市公司的未來業績開始受到了我國財務分析師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財務分析師預測偏好方面:(1)預測期為1年時,即在2004年報后對2005年度EPS的市場共識中,預測EPS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34元和0.30元,高于2005年度實際EPS的均值0.30元和中位數0.27元;在2005年報后對2006年度EPS的市場共識中,預測EPS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44元和0.37元,高于2005年度實際EPS的均值0.41元和中位數0.37元。(2)預測期為2年時,即在2004年報后對2006年度EPS的市場共識中,預測EPS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40元和0.33元,高于2006實際EPS的均值0.38元和中位數0.31元。上述數據說明分析師的預測,預測期不論是1年還是2年,都偏好樂觀。
在財務分析師的EPS預測精確度方面:(1)在預測期為1年時,即2004年報后的對2005年度預測和2005年報后對2006年度預測精確度變量的均值分別為0.84與0.28;(2)在預測期為2年時,即2004年報后對2006年度的預測精確度變量的均值為1.26。這些資料,一方面說明我國財務分析師預測精度不高,且不穩定;另一方面說明預測期越長,精確度越低,與Kross(1990)及Dreman&Berry(1995)的結論類似。
四、回歸結果分析
為了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在回歸估計時剔除PRECISION>2的公司和PV>2的公司,結合回歸結果來看,可將影響財務分析師遠期盈余預測的因素分為兩類:
1.無顯著影響的因素。在對財務分析師的1年期預測模型的回歸中,公司規模變量(Scale),擴張速度變量(Growth)和歷史盈余波動性變量(EV)這三變量估計系數符號基本與預期符號一致,說明上市公司的規模越大,公司股本擴張越大、或歷史盈余波動都可能影響財務分析師的遠期盈余預測的精確度,但這些因素的影響基本不顯著;而在對財務分析師的2年期預測模型的回歸中,上述這三變量的估計系數符號與預期符號都相反,而且都不顯著。
2.有顯著影響的因素。不論是1年期預測,還是2年期的預測,盈余可持續性(EP)變量的估計系數的符號與預期符號一致,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公司的利潤總額中非營業利潤的增加,降低了盈余的可預測性,即EP越大,預測的誤差越大,預測精確度越低,與假設4一致。
不論是1年期預測,還是2年期的預測,預測機構家數(Number)變量的估計系數的符號與預期符號一致,并且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越多的財務分析師對同一上市公司關注,越能形成市場共識,越能降低盈余預測偏差,提高預測的精確度,與假設5一致。
五、研究結論及啟示
本文使用2004年和2005年年報披露后一周內財務分析師對上市公司的未來遠期盈余預測的市場共識為數據,對財務分析師的遠期盈余預測的精確度及其在公司層面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分析師有樂觀預期的偏好,遠期盈余預測的偏差較大,而且預測期越長偏差越大;上市公司規模、歷史盈余變動在一定時期會較顯著影響財務分析師的遠期盈余預測的精確性。上市公司受財務分析師的關注程度和上市公司的未來利潤的可持續性兩大因素,則一直顯著地影響財務分析師的遠期預測精度:上市公司越是受到財務分析師的關注,財務分析師越是能達成較精確的市場共識;而上市公司的未來非營業利潤比重越大,財務分析師遠期盈余預測的偏差越大。
通過以上研究結論,我們可得到如下啟示:
1.對于國家來說,應進一步培養和發展我國的財務分析師行業,擴大財務分析師的數量,對上市公司盈余遠期盈余預期,提高上市公司受關注程度,更好地融通資本市場信息。
2.對于上市公司管理當局來說,要積極主動向市場(包括財務分析師)提供信息,特別是公司經營業績可持續性方面的信息,以削弱市場的“信息噪音”,實現濾波效應,減少公司股價的波動。
第3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財務困境(Financialdistress)又稱“財務危機”(Financialcrisis)，最嚴重的財務困境是“企業破產”(Bankruptcy)。企業因財務困境導致破產實際上是一種違約行為，所以財務困境又可稱為“違約風險”(Defaultrisk)。事實上，企業陷入財務困境是一個逐步的過程，通常從財務正常漸漸發展到財務危機。實踐中，大多數企業的財務困境都是由財務狀況正常到逐步惡化，最終導致財務困境或破產的。因此，企業的財務困境不但具有先兆，而且是可預測的。正確地預測企業財務困境，對于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對于經營者防范財務危機、對于政府管理部門監控上市公司質量和證券市場風險，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縱觀財務困境判定和預測模型的研究，涉及到三個基本問題：一是財務困境的定義；二是預測變量或判定指標的選擇；三是計量方法的選擇。
(一)財務困境的定義
關于財務困境的定義，有不同的觀點。Carmiehael(1972)認為財務困境是企業履行義務時受阻，具體表現為流動性不足、權益不足、債務拖欠及資金不足四種形式。Ross等人(1999；2000)則認為可從四個方面定義企業的財務困境：第一，企業失敗，即企業清算后仍無力支付債權人的債務；第二，法定破產，即企業和債權人向法院申請企業破產；第三，技術破產，即企業無法按期履行債務合約付息還本；第四，會計破產，即企業的賬面凈資產出現負數，資不抵債。從防范財務困境的角度看，“財務困境是指一個企業處于經營性現金流量不足以抵償現有到期債務”，即技術破產。
在Beaver(1966)的研究中，79家“財務困境公司”包括59家破產公司、16家拖欠優先股股利公司和3家拖欠債務的公司，由此可見，Beaver把破產、拖欠優先股股利、拖欠債務界定為財務困境。Altman(1968)定義的財務困境是“進入法定破產的企業”。Deakin(1972)則認為財務困境公司“僅包括已經經歷破產、無力償債或為債權人利益而已經進行清算的公司”。
(二)預測變量的選擇
財務困境預測模型因所用的信息類型不同分為財務指標信息類模型、現金流量信息類模型和市場收益率信息類模型。
1．財務指標信息類模型。Ahman(1968)等學者(Ahman，Haldeman和Narayanan，1980；Platt和Platt，1991)使用常規的財務指標，如負債比率、流動比率、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周轉速度等，作為預測模型的變量進行財務困境預測。
盡管財務指標廣泛且有效地應用于財務困境預測模型，但如何選擇財務指標及是否存在最佳的財務指標來預測財務困境發生的概率卻一直存在分歧。Harmer(1983)指出被選財務指標的相對獨立性能提高模型的預測能力。Boritz(1991)區分出65個之多的財務指標作為預測變量。但是，自Z模型(1968)和ZETA模型(1977)發明后，還未出現更好的使用財務指標于預測財務困境的模型。
2．現金流量信息類模型。現金流量類信息的財務困境預測模型基于一個理財學的基本原理：公司的價值應等于預期的現金流量的凈現值。如果公司沒有足夠的現金支付到期債務，而且又無其他途徑獲得資金時，那么公司最終將破產。因此，過去和現在的現金流量應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價值和破產概率。
在Gentry，Newbold和Whitford(1985a；1985b)研究的基礎上，Aziz、Emanuel和Lawson(1988)發展了現金流量信息預測財務困境模型。公司的價值來自經營的、政府的、債權人的、股東的現金流量的折現值之和。他們根據配對的破產公司和非破產公司的數據，發現在破產前5年內兩類公司的經營現金流量均值和現金支付的所得稅均值有顯著的差異。顯然，這一結果是符合現實的。破產公司與非破產公司的經營性現金流量會因投資質量和經營效率的差異而不同，二者以現金支付的所得稅也會因稅收會計的處理差異而不同。Aziz、Emanuel和Lawson(1989)比較了Z模型、ZETA模型、現金流量模型預測企業發生財務困境的準確率，發現現金流量模型的預測效果較好。
3．市場收益率信息類模型。Beaver(1968)是使用股票市場收益率信息進行財務困境預測研究的先驅。他發現在有效的資本市場里，股票收益率也如同財務指標一樣可以預測破產，但時間略滯后。Altman和Brenner(1981)的研究表明，破產公司的股票在破產前至少1年內在資本市場上表現欠佳。Clark和Weinstein(1983)發現破產公司股票在破產前至少3年內存在負的市場收益率。然而，他們也發現破產公告仍然向市場釋放了新的信息。破產公司股票在破產公告日前后的兩個月時間區段內平均將經歷26％的資本損失。
Aharony，Jones和Swary(1980)提出了一個基于市場收益率方差的破產預測模型。他們發現在正式的破產公告日之前的4年內，破產公司的股票的市場收益率方差與一般公司存在差異。在接近破產公告日時，破產公司的股票的市場收益率方差變大。
(三)計量方法的選擇
財務困境的預測模型因選用變量多少不同分為單變量預測模型和多變量預測模型；多變量預測模型因使用計量方法不同分為線性判定模型、線性概率模型和Logistic回歸模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財務困境預測的研究方法又有新的進展。網絡神經遺傳方法已經開始被應用于構建和估計財務困境預測模型。
(四)我國對企業財務困境預測的研究
在國內的研究中，吳世農、黃世忠(1986)曾介紹企業的破產分析指標和預測模型；陳靜(1999)以1998年的27家ST公司和27家非ST公司，使用了1995—1997年的財務報表數據，進行了單變量分析和二類線性判定分析，在單變量判定分析中，發現在負債比率、流動比率、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4個財務指標中，流動比率與負債比率的誤判率最低；在多元線性判定分析中，發現由負債比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營運資本／總資產、總資產周轉率6個指標構建的模型，在ST發生的前3年能較好地預測ST。張玲(2000)以120家公司為研究對象，使用其中60家公司的財務數據估計二類線性判別模型，并使用另外60家公司進行模型檢驗，發現模型具有超前4年的預測結果。
二、本文的樣本和研究方法
本文與以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困境的研究有所不同。第一，樣本新、時間長、容量大。本文研究的ST樣本包括1998—2000年發生ST的公司，即A股市場上全部的ST公司，同時剔除了非正常的ST公司；此外，樣本數據的收集時間延至公司發生ST前5年，樣本時間跨度較長。選入研究的ST樣本公司70家和相對應的非ST樣本公司70家，樣本容量達到了140家，可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估計和預測誤差。第二，選擇多種研究方法，建立單變量判定模型和三種多變量判定模型，并比較各種模型在財務困境預測中的效率。
(一)財務困境公司的樣本選定
本文從我國A股市場上3年中出現的82家ST公司中界定出70家公司作為財務困境公司，進行財務困境預測研究。它們是：(1)連續兩年虧損，包括因對財務報告調整導致連續兩年虧損的“連虧”公司，共51家；(2)一年虧損但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股東權益低于注冊資本，即“巨虧”公司，共16家；(3)因注冊會計師意見而特別處理的，共3家。但排除了：(1)上市兩年內就進入特別處理的公司，共8家。排除原因是財務數據過少和存在嚴重的包裝上市嫌疑，因此與樣本中的其他公司不具有同質性；(2)因巨額或有負債進行特別處理的公司，共2家。排除原因是或有負債屬偶發事件，不是由企業正常經營造成的，與其他樣本公司不具有同質性；(3)因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等進行特別處理的，共2家，原因同(2)。
(二)研究程序和計量方法
本研究首先計算140家樣本公司的盈利增長比率、股東權益收益率等21個財務指標，這些指標綜合反映了企業的盈利能力、長短期償債能力、營運能力、成長能力和企業規模。在此基礎上，使用剖面分析對樣本中的財務困境公司和非財務困境公司在財務困境發生前5年期間歷年的21個財務指標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對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影響顯著的變量。其后，應用單變量分析，選擇4個財務指標為例估計單變量判定模型。最后，篩選和確定對企業陷入財務困境影響最為顯著的6個指標為模型的判定指標，應用線性概率模型、Fisher二類線性判定模型、Logistic模型三種計量方法，建立和估計財務困境的預測模型，并比較這三種模型的預測效果。
三、實證研究
(一)剖面分析
首先分組計算70家財務困境公司和70家非財務困境公司的21個財務指標在財務困境發生前1至5年的平均值和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量，比較這二組在21個財務指標各年的平均值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其次計算各年的Z統計檢驗量，結果如表1所示。剖面分析結果表明：(1)在ST發生的前1和2年，財務困境公司和非財務困境公司的17個財務指標的平均值存在顯著的差異；(2)Z值隨著ST發生時間的臨近而顯著增大，即二組的財務指標平均值的差異隨ST發生時間的臨近而擴大。由此可見，在所選的21個財務指標中，除利息保障倍數、存貨周轉率、Log(總資產)和Idg(凈資產)外，其余17個在財務困境發生前1至2年中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
表121個財務指標Z統計量的計算結果*
(二)單變量判定分析
本文選擇凈資產報酬率、負債比例、營運資產與總資產的比例和資產周轉率4個財務指標，應用單變量判定分析分別建立4個單變量預測模型，通過確定模型的最佳判定點，可以判定某一企業在財務困境發生前1至5年其是否會陷入財務困境。估計模型的結果如表2至表5所示。
表2凈資產報酬率在財務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由表2至表5可見：(1)從各個單變量判定模型的判定效果來看，凈資產報酬率的判定模型誤差最小；營運資本／總資產的判定模型和負債比率的判定模型誤差次之，資產周轉率的判定模型誤差最大。(2)財務指標作為預測變量具有信息含量和時效性，其信息含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遞減，即指標值離財務困境發生的時間愈短，信息含量愈多，預測的準確性愈高，反之信息含量愈少，預測準確性愈低。(3)結合剖面分析，在兩組均值的差異性檢驗中非常顯著的財務指標，在單變量判定分析中的誤判率卻較高。例如，財務困境公司與非財務困境公司兩組的負債比率在財務困境前1年的Z統計量為7．0696，差異性非常顯著，但在單變量判定分析中誤判比率卻高達24．46％。以上結果表明，應用不同研究方法分析同一個指標所得結果不同。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在剖面分析的z檢驗中，誤判率不僅與兩組的均值有關，而且與兩組的樣本分布的狀況有關。因此，應用不同判定分析方法構建的單指標判定模型，結論往往相互沖突。
表3負債比率在財務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表5資產周轉率在財務困境前1-5年的判定模型
(三)多元線性判定模型的變量選擇分析
本研究首先應用LPM，采用逐步回歸選擇變量方法，對5年的樣本數據依次進行回歸，從21個變量中選擇若干變量。選擇的標準是：F值的概率值小于0．10時進入，大于0．11時剔除。
利用財務困境前1至5年的數據，分別進行逐步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我們最終選取了Xl(盈利增長指數)、X3(資產報酬率)、X7(流動比率)、X11(長期負債與股東權益比率)、X12(營運資本與總資產比)、X19(資產周轉率)等6個指標作為多元判定分析的變量。選取這些指標的原因是：(1)以財務困境前1年的逐步回歸結果為主，參考其他年份的回歸結果。由剖面分析可知，財務困境前1年的財務指標作為財務困境預測的信息含量最多，時效性最強；離財務困境發生的時間越遠，指標的信息含量越少，時效性越差。所以，財務困境前1年逐步回歸所得的變量全部入選。結合其他年份特別是財務困境前2年的結果，營運資本總資產比、速動比率、負債比率、應收賬款周轉率是表現較好的變量。(2)兼顧全面綜合的信息反映，適當避免同類信息的重復反映。首先，財務困境前1年逐步回歸所得的變量盈利增長指數、資產報酬率、長期負債股東權益比率、資產周轉率分別是反映企業成長能力、盈利能力、長期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的指標，但沒有反映短期償債能力的指標。營運資本與總資產比是財務困境前2年逐步回歸所得的變量之一，而且參數估計值的顯著性水平在0．05之上，故也把該變量作為預測變量之一。其次，速動比率是反映短期償債能力的指標，但更能全面反映短期償債能力是流動比率，結合剖面分析，歷年兩組間的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均值差異性檢驗統計量Z值比較接近，表明這二個指標都能反映的兩組的差異性。因此，從反映短期償債能力的全面性來考慮，我們在建模時選擇了流動比率，舍棄了速動比率。再次，考慮到若企業短期償債能力較強，會減少其在短期內陷入財務困境的概率，因此把短期償債能力的兩個指標——營運資本與總資產比和流動比率同時引入預測變量組合，加強短期償債能力信息在預測中的比重。第四，負債比率與長期負債股東權益比同是反映企業長期償債能力的指標，長期負債股東權益比已在財務困境前1年引入了變量組合，為避免信息的重復反映，舍棄了負債比率。最后，應收賬款周轉率與總資產周轉率同是反映營運能力的指標，但應收賬款周轉率不及總資產周轉率反映全面，所以反映營運能力的指標選用總資產周轉率，舍棄應收賬款周轉率。
表6各年逐步回歸的所得的變量結果
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對選定的6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本文使用的檢驗指標是容許度(TOL)和方差膨脹因子(VIF)。計算公式為：
TOLj=1—R2j=1／VIFj
其中，群為均對其余k—1個自變量回歸中的判定系數R2。當TOL較小時，認為存在多重共線性。一般地，方差膨脹因子VIF大于10，認為具有高的多重共線性。VIF檢驗的結果見表7。從表7可知，6個變量的VIF均小于10，可認為各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
表7多重共線性檢驗
(四)多元線性判定模型的估計結果
1．LPM模型。根據上述選定的6個變量及其財務困境前1年的樣本數據，得到LPM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LPM模型的方程可表示為：
Y=0．3883+0．1065x1-2．7733x3+0．0537x7+0．1970x11-0．3687Xl2-0.1388x19
其中：Y是陷入財務困境的概率；X1是盈利增長指數；x3是資產報酬率；x7是流動比率；X11，是長期負債股東權益比率；x12是營運資本／總資產；X19是資產周轉率。
表8LPM模型的回歸估計結果
線性概率方程是以70家非財務困境公司與69家財務困境公司在財務困境前1年的6個財務指標的數據為因變量值，取財務困境公司為1，非財務困境公司為0作為因變量值進行估計的。因此，理論上取0．5為最佳判定點。根據估計的模型對原始數據進行回代判定，若預測值大于0．5的，判定為財務困境公司；否則為非財務困境公司。判定結果如表9所示。
表9LPM在財務困境前1年的判定結果
在回判過程中，70家非財務困境公司有4家被錯判，誤判率為5．71％；69家財務困境公司有10家被錯判，誤判率為14．49％；總的誤判率為10．07％。判定正確率較高。采用同樣的方法可以計算其他年份的最佳判定點和誤判率。
2．Fisher二類線性判定模型。把財務困境公司劃分為組合1，非財務困境公司劃分為組合2，對樣本公司的財務困境前1年的財務數據，使用同樣的6個變量，估計Fisher二類線性判定分析。
對于組合1，判定模型為：
Z=-6．059+0．331x1一25．865x3+4．033x7+3．250x11-11．905x12+4．428x19
對于組合2，判定模型為：
Z=-4．859—0．812x1+3．989x3+3．432x7+1．142x11一7．734x12+5．924x19
以典則(Canonical)變量代替原始數據中指定的自變量，其中，典則變量是原始自變量的線性組合，得到典則的線性判定模型為：
Z=0．448—0．435xl+11.374x3—0．229x7—0．803x11+1．589x12+0．570x19
根據上述判定模型，以財務困境發生前1年的原始數據分別進行回代。二個組合的平均Z值分別是-1．3254和1．3065，樣本個數分別為69和70，所以按完全對稱原則確定的最佳判定點為z*。由此可知：當把財務困境發生前1年的原始數據代入判定模型所得的判定值Z大于Z*，則判為組合2，即非財務困境公司，否則判為組合1。由此得到的判定結果見表10。同理可計算其他年份的最佳判定點和誤判率。
表10Fisher二類線性判定模型在財務困境前1年
值得指出的是，Fisher判定模型在財務困境發生前1年的誤判率為10．07％，與LPM模型的誤判率相同，這從應用上證明二個模型是等價的。
3．Iosistic回歸模型。使用同樣的財務指標和數據，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得到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11。
表11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截距模型是將所有自變量刪除后只剩一個截距系數模型。當前模型是含有自變量的Logistic回歸模型。“Likelihood"為似然函數值，“—2LogLikelihood"(縮寫為—2LL)是似然函數值的自然對數的—2倍，常用來反映模型的擬合程度，其值越小，表示擬合程度越好。因為Idsistic模型是使用最大似然估計，似然函數值越大，則表明越接近最大似然值，擬合程度越好。從表10可見，變量x1、X3、X11的顯著水平均小于0．05，說明其預測能力較強；其余3個變量的顯著水平較高，說明其預測能力較弱。
方程可表示為：
log(p/(1-p))=-0.867+2.5313X2-40.2785X4+0.4597X8+3.2293X12-3.9544X13-1.7814X20
即
P=1/(1+e-(-0.867+2.5313X1-40.2785X3+0.4597X7+3.2293X11-3.9544X12-1.7814X19))
根據回歸所得到的Logistic方程，以0．5為最佳判定點，對財務困境前1年的原始數據進行回代判定，結果見表12。
表12Logistic回歸模型在財務困境前1年的判定結果
在財務困境前1年，70個非財務困境公司有4個被錯判，誤判率為5．71％，69個財務困境公司有5個被錯判，誤判率7．25％，總體上看，139個公司有9個被錯判，誤判率6．47％。同樣地，使用二元Logistic回歸可以對財務困境前2年財務困境前5年的情況進行判定分析，判定結果見表13。
表13三種多元判定分析方法估計模型的比較
四、結論與啟示
第一，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指標包含著預測財務困境的信息含量，因此其財務困境具有可預測性。第二，在我國上市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的前1年和前2年，本文所選的21個財務指標中16個指標具有判定和預測財務困境的信息含量，但各個指標的信息含量不同，預測財務困境的準確率不同。在單變量分析中，凈資產報酬率的判定效果較好。第三，多變量判定模型優于單變量判定模型。第四，比較三種判定模型的效果表明，Logistic模型的判定準確性最高。
內容提要：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選取了70家處于財務困境的公司和70家財務正常的公司為樣本，首先應用剖面分析和單變量判定分析，研究財務困境出現前5年內各年這二類公司21個財務指標的差異，最后選定6個為預測指標，應用Fisher線性判定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和Logistic回歸分析三種方法，分別建立三種預測財務困境的模型。研究結果表明：(1)在財務困境發生前2年或1年，有16個財務指標的信息時效性較強，其中凈資產報酬率的判別成功率較高；(2)三種模型均能在財務困境發生前做出相對準確的預測，在財務困境發生前4年的誤判率在28％以內；(3)相對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預測模型的誤判率最低，財務困境發生前1年的誤判率僅為6．47％。
參考文獻
陳靜，1999：《上市公司財務惡化預測的實證分析》，《會計研究》第4期。
第4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1.各級政府事權范圍：分級管理，以縣為主。2001年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基礎教育管理體制“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1]2002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了《關于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通知》，進一步強調了縣級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負有主要責任，并且較為具體地規定和劃分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投資責任。2005年11月，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明確各級責任、中央地方共擔、加大財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布組織實施”的基本原則，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根據相關規定，教職工工資、新增校舍建設和改造資金、購置圖書儀器等維持學校基本運轉的管理責任主要由縣級政府承擔，中央主要投入以轉移性支付形式負責各種政策性的轉型補助。縣級政府作為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承擔者，其教育經費支出主要有個人部分、公用部分、基建支出。其中，個人部分包括：基本工資，補助工資（含民師補助），其他工資，職工福利費，社會保障費，獎貸助學金；公用部分包括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業務招待費，其他費用；基建費用中包括自籌基建支出部分。因此在整個義務教育體系中，縣級政府的管理對保障基本教學秩序，維持正常教學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2.各級政府財力比較：中央強，地方弱。如前所述，根據中國國情和政策法規，“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政府作為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主體，依據中國稅收體制、征稅范圍不同導致政府可用財力不同，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也有較大區別。
分稅制實施后，縣鄉級財力被削弱，對義務教育的投入能力大不如前，與此同時，縣鄉級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即縣鄉級政府的事權不減反增。以2001年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可用財力作對比，中央和省級政府用縣鄉級1.37倍的財力負擔的人口卻只有縣鄉級總人口的2.2%，無論是在財政總量還是人均可用財力上，中央和省級政府都占據了明顯的優勢（見下表）。
中央財政居于明顯的優勢地位，縣鄉財政可用財力不足，但是按照中國現行的義務教育責任范圍劃分來看，縣鄉級政府卻是農村義務教育主要責任主體，出現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實力與教育責任倒掛的現象。
3.經費瓶頸：經常性經費增長緩慢，投入結構不合理。義務教育經常性經費是指學校用于教師工資、公務費等日常教育經費，由于地區差異的存在，中國中西部農村中小學普遍存在經常性教育經費短缺的現象。
2000年起，中國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即取消按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統籌費，取消現行按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村兩級辦學經費（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籌資及政府性基金[3]。中國政府義務教育撥款增長率約為同期GDP的一倍多，但仍然存在“教育經費快速上漲，而義務教育經費相對停滯”的矛盾現象。
二、對中國現行模式的思考
根據有關調查研究的統計資料顯示：由于中國公共教育投資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比例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初等教育的投資比例卻偏低[4]。
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主體是縣鄉級地方政府，履行統發教職工工資，籌措新增校舍建設和改造資金，購置圖書儀器等維持學校正常運行的重要職能。根據中國現行的分稅制體制，中央財政實力具有絕對優勢，而中國現行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體系中作為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主體的縣鄉級政府，卻以微弱的財政能力承擔著重大的事權責任，按目前流行的通俗說法，就是出現“小馬拉大車”的尷尬困境。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近幾年來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省級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政府通過轉移性支出進行調節等。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義務教育發展狀況已經成為衡量地方官員政績和升遷的重要指標，困境局面也正在逐步改善。除了政府目前正在進行的改善措施外，筆者認為，還可以從以下方面考慮困境出路：
1.增加中央政府財政總支出傾斜。據教育的實證研究分析，基礎教育的社會邊際收益大于個人的邊際收益，而高等教育的社會邊際收益低于其個人邊際收益。因此，政府的教育支出應更多的用于發展基礎教育方面，以促進社會總福利的增加[5]。各類教育對經濟增長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現階段，無論是從各級教育投資還是從各級教育有效勞動力來考察，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潛力最大，說明初等教育能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結合初等教育巨大的非經濟效益，則無論從公平角度，還是從經濟角度考慮，都為中國義務教育的實施作了肯定的評價，也為今后制定有效的教育投資分配政策提供了導向，即中國在今后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在各級教育的投資分配結構上，應加大義務教育的投資比重。
2.細分各級政府事權，提高管理體制重心。農村義務教育問題根源是中央與地方間、各級政府間的財權與事權的矛盾，為了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要徹底改變分稅制的預算管理體制以解決財權困境是不可取的，但是可以對中央與地方財權在分稅制體系下進行適當調整，切實履行“以支定收”的原則，適當提高事權重心。各級政府應當在“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的體制下進一步細分責任，分清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責任。同時注重區域差異，協調地區間的教育公平。中央和省級政府要共同負責對困難縣進行專項資金補助，對中央提供的各項義務教育專項補助，省、市財政應按照一定比例提供配套資金。由于分稅制以及農民減收導致農村財政縮水、事權責任過重造成的收支財政缺口，導致的縣級財政無力全額負擔的中小學公用經費和教職工工資部分，省財政應當積極彌補縣鄉級財政，以提高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支出重心，承擔起原本轉嫁到農民身上的義務教育負擔。
3.保障義務教育資金效用的最大化。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各自責任，尤其是作為日常教育秩序維持者的縣鄉級政府部門應當注重財政資金的運用效率，將基礎教育經費全部實行預算統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農村基礎教育財政支出使用效益和加強農村基礎教育財政資金管理。
4.建立健全農村義務教育財政轉移機制。中央政府在加大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的同時，也要加強對下撥資金的監管力度，確保財政資金尤其是轉移性財政支出能順利到位，防止資金被用于非教育事業。鑒于中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財力差異巨大、政府管理水平總體來說還比較低的特點，可采取如下方式：義務教育經費預算單列，即義務教育經費必須足額列入預算，縣級政府建立全面需求預算，地（市）、省、中央財政建立義務教育財政轉移支付預算；采用“因素法”確定本縣義務教育經費的標準支出需求和標準收入，進而確定需要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經費數量；建立縣級義務教育收支缺口彌補的責任制度，對縣級政府無力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需求，上級政府應該足額彌補，并列入各自的預算，地（市）、省、中央要明確各自分擔的責任，其中，省級政府應該對義務教育財政轉移支付承擔主要責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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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一）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內容
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主要包括財務事項等經營信息和非財務事項信息，主要是指財務會計信息、法律事務、資產評估等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中財務會計信息是最根本的,它是公司各方面情況綜合作用的結果。
（二）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對象
1、公司信息披露的對象首先是公司的股東,包括國家股東、企業法人股東、社會個人股東和外商投資者。
2、公司信息披露的對象還包括公司的各種債權人,如銀行、原材料供應商、公司債券持有者等。
3、政府的有關管理部門也是公司信息披露的對象。代表政府的證券監管部門有必要通過各上市公司的定期或不定期報告,掌握各上市公司的經營情況,實現對證券市場的有效管理,保證證券市場朝著健康、積極的方向發展,維護公眾的投資利益。
4、證券市場上存在一些打算購買股票或債券的投資者,他們被稱為潛在的投資者。這些潛在的投資者也是公司信息的使用者。
5、公司信息的披露對象還包括公司職工。從自身利益出發,公司職工同樣希望公司能以公開的方式提供有關信息。
二、當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在質和量兩方面取得了一定進步，與此同時當前上市公司財務信自披露仍然存在著可信度低、決策有用性不強和時效性差等幾方而的問題。
（一）財務信息可信度低
當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不真實的表現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會計政策與手段使用不當。有的上市公司不顧職業道德，配合莊家炒作進行利潤包裝，少計費用和損失，不恰當地提前確認或制造收入和收益；二是利用銷售調整增加本期利潤。為了突擊達到一定的利潤總額，如扭虧或達到凈資產收益率配股及格線，有的公司在報告前做一筆假銷售，再于報告后退貨，從而虛增本期利潤；三是將費用掃在“待攤費用”科目，采用推遲費用入帳時間的辦法降低本期費用。
2、違反有關證券和會計法規，編制虛假財務報表，誤導市場。
3、利用關聯交易操縱利潤。我國上市公司發生關聯交易的情況十分普遍。其主要手段有：①關聯購銷。上市公司與關聯公司之間通過低價購進，高價售出，應收帳款高額掛起，在不產生現金流的情況下，達到形成高額利潤的目的；②資產重組。由于我國對資產價值評估缺乏相應的理論體系及操作規范，加上地方政府刻意參與，使得上市公司常以集團公司及其下屬公司為依托進行系列資產重組、資產置換，達到將不良資產轉讓給關聯公司，將優良資產轉讓給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短時間內經營業績有較大改善；③費用分攤。上市公司改制上市前，一般都將企業社會性的非生產性資產剝離出去，但股份公司上市后仍需要存續的關聯公司提供各方面的服務。這些服務涵蓋醫療、飲食、物業等多方面。各項服務收費的具體數量和分攤原則是否合理外界無法判斷，操作彈性大。當上市公司不理想時，通過調低收費價值和上市公司承擔比例，達到增加利潤目的。
（二）財務信息決策有用性不強
財務信息披露是會計決策的重要依據，也是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必須考慮的因素，然而當前我國上市公司的在非財務事項、預測性信息、和財務信息內容上的缺陷使得披露的財務信息決策的有用性不強。
1、非財務事項披露不夠
會計信息也是一種商品，相關性差不能適應會計信息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對于投機成份較濃的市場，投資者對相關性的需求有時甚至比可靠性還要高。相關性會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企業的社會責任、人力資源、經營背景等非財務信息、對投資者決策尤為需要。上市公司非經營信息的評價已成為證券市場投資選擇的重要環節，年報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也隨之發生變化，現行年度報告體系往往局限于財務數據及其相關說明，而沒有考慮用戶全面了解企業的機會與風險以及企業現狀與發展前景的需要，在非財務數據的披露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
2、預測性信息披露不規范
我國上市公司預測性財務信息披露的隨意化主要表現在：①有關部門對企業披露預測性信息的要求太低。體現在:強制披露主體范圍過窄，僅限于上市公司上市時；要求披露的內容太少，僅要求披露盈利預測信息，其他重要的預測性財務信息則沒有要求；盈利預測的披露渠道主要局限于招股說明書和上市公告書。②沒有完善的預測性財務信息的外部監管機制，對企業約束不夠，新上市公司盈利預測的可靠性不高。③責任不清，沒有建立盈利預測保險制度。盈利預測存在重大偏差，誤導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時，由于責任不清，不知追究企業管理當局還是注冊會計師的責任，籠統歸結為宏觀環境的影響，推卸責任了事。
3、信息披露內容不規范
現行財務信息披露制度不系統,散見于各種規定之中,因此信息披露制度不穩定,不易執行。從內容上來看,也不夠規范,《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實施細則》雖對公司收購的信息披露有所規定,但并沒有解決下列諸多的問題,如大股東應披露的會計信息包含的具體的內容；公眾吸收、消化信息的時間段；對公開披露信息的虛假性,嚴重誤導或重大遺漏方面,以及專業性中介機構公開披露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都沒有明確的界定。
（三）信息披露時效性差
現行財務報告模式是根據持續經營和會計分期假設，一般按年、月編制。《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六章第57條規定，上市公司“在每個會計年度的前六個月結束后60日內提交中期報告，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后120日內提交經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年度報告”。這種定期報告在經濟生活較為穩定的前提下，對決策是有用的，信息使用者可以大致準確地頂測企業下一年甚至以后兒年的財務狀況。但面臨的現實是，知識經濟產品生命周期縮短，經營活動不確定性日益顯著，因而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期就大大縮短。
三、規范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往來日益密切，規范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不僅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國融入世界資本市場獲得更大發展空間的必然選擇。
（一）規范財務信息披露是我國引進外資,推進證券市場的國際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發展迅速,需要大量吸收外部資金。近幾年西方經濟持續衰退,大量資金未能找到適當的投向,資金使用成本很低,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對海外資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但目前我國公司吸引外資或在海外上市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國內公司按國際慣例充分披露信息的困難較大,而國外投資者對國內公司提供的信息也存在許多疑慮。外商投資者難以通過公司提供的信息準確地評價公司的投資價值。因此,按國際通行的方法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增強信息的可比性,不但有利于吸引外資,更將進一步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規范化國際化建設。
（二）規范財務信息披露是防止信息壟斷、擴大投資的必然要求
股票市場是一個對信息極其敏感的市場。許多政治、經濟等外界因素以及公司的經營業績,重大事件都會引起股價的波動。一旦這些信息被少數人壟斷,他們就很可能利用這些信息在股市上興風作浪、牟取暴利,而大多數投資者則要蒙受損失。為了防止少數人壟斷信息,就必須使信息公開化,通過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讓廣大投資者同等地獲得可能影響股價的信息,保證投資者獲得平等的競爭機會。只有建立清晰、明晰、及時、快捷的財務信息披露方法體系，提高投資者去偽存真，甄別好壞的能力，才能使廣大投資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得到保障。
（三）規范財務信息披露是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督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國的股份制企業中,由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改組的約占85%,這些公司無論是內部管理機制還是在市場中的行為,多少都還帶有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色彩。通過規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公司經常處于社會的監督之中,才能促進經營者改善經營管理,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質。
四、規范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對策
事實證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規破壞了上市公司的誠信形象，損害了廣大投資者的利益，為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為企業改革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必須規范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
（一）完善財務信息的市場環境
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不真實主要原因在與需求主體缺位，為此必須完善財務信息的市場環境，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投資者素質。
1、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加強股東等財務信息需求者參與監控的動機和能力首先必須完善公司產權制度。完善的產權制度是股東等市場主體根據真實財務報告進行交易活動的先決條件和基礎，只有完善的產權制度，才能使得股東追求資本收益的最大化，才能形成其與公司管理層之間經濟上的契約關系，進而形成真實財務報告的需求主體。為此有必要推行三級法人制度使投資主題明確化，落實股東權利使董事會受到股東大會的有效制約；其次必須完善上市公司的內控機制，完善公司章程，明確界定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經理的權限，做到分工明確、責任落實，并盡量避免董事和經理交叉任職，從而確實建立起董事會和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經理對董事會負責的制衡機制。
2、提高投資者素質。提高投資者素質，使其具備一定的會計基礎知識，從而能根據自身決策需要，更好地閱讀、理解和分析所披露的會計信息。并善用股東權利，針對會計信息披露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向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員施加必要的壓力，使之得以改進。與此同時，廣大投資者還應增加法律意識。投資者應該學會利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利益，針對會計信息披露上的一些違法行為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有關責任人士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3、完善相關制度建設。完善證券市場法規體系，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建立以《證券法》為核心的證券制度規范，制定完善的會計準則和審計執業規范。
（二）完善公司財務信息披露內容，鼓勵自愿提供非財務信息
企業報告應考慮投資大眾的廣泛信息需求,滿足用戶全面了解企業的經營機遇和風險,以及企業現狀和發展前景的需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類型應包括以下幾方面:①企業管理部門對信息的分析說明。主要說明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業績、未來的發展趨勢；②財務和非財務信息。包括財務報表信息和經營狀況信息；③未來的預測信息。包括企業面臨的機遇和風險,企業的發展和開發投資計劃；④股東和管理人員信息,包括董事、大股東、管理人員的持股情況、酬金以及關聯交易方面的說明；⑤背景信息。包括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目標,企業經營業務,資產的范圍、內容、規模,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的影響等。
鼓勵支持上市公司對企業非經營性財務信息的披露，主要包括管理當局的短期和長期目標、發展規劃、增值表、環境保護報告等,既有對過去經濟事項的解釋,又有對現在情況的說明,還有對未來結果的預測。
（三）加大執法力度，建立獎懲機制
上市公司財務信息的違規披露一方面是其私利因素影響的，然而加大對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監督，建立有效的獎懲機制能夠有效的規范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
1、強化業務檢查。中注協應建立、健全對事務所的業務檢查制度，并加強對同業互查的組織與領導，有步驟地開展執業質量檢查工作。在上述業務檢查及調查的基礎上，針對所發現的會計信息披露違法行為，證監會應在其職權范圍內，對有關責任人予以嚴厲懲處，絕不姑息遷就，對于其中構成犯罪的應堅決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而在注冊會計師的懲處上，中注協應會同財政部門、審計署、證監會、司法部門等各方監督力量，盡快建立注冊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制定懲戒辦法，統一懲戒尺度，對違法亂紀的注冊會計師，及時予以嚴肅處理。總之，各有關執法部門應強化執法意識，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各種會計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公正執法，鐵面無私，維護股票市場發展的正常秩序。
2、加大對違規財務信息的處罰力度。一方面要加大懲處面，除對有跡象顯示存在信息披露違規情況的上市公司進行針對性的查處以外,還應對上市公司年報建立正常的抽查復審制度；另一方面加大處罰力度，對信息披露中存在虛假或重大遺漏的上市公司,應給予嚴格的處罰,比如采用警告、沒收違法所得、摘牌等方式,嚴重的還應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
3、建立舉報違規獎勵基金。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形成高效嚴密的監督網絡，才能夠有效抑制上市公司違法違規上升的勢頭。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個面向全國的舉報上市公司違規違法行為的獎勵基金。對于舉報者的舉報，經調查核實確有其事后，給舉報者以重獎。
結論
規范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積極配合，在優化財務信息市場環境的同時，完善公司財務信息披露內容鼓勵提供非財務信息，加大監督和獎懲力度，促進我國上市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規范，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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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財務管理的萌芽時期
企業財務管理大約起源于15世紀末16世紀初。當時西方社會正處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地中海沿岸的許多商業城市出現了由公眾入股的商業組織，入股的股東有商人、王公、大臣和市民等。商業股份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企業合理預測資本需要量，有效籌集資本。但由于這時企業對資本的需要量并不是很大，籌資渠道和籌資方式比較單一，企業的籌資活動僅僅附屬于商業經營管理，并沒有形成獨立的財務管理職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
籌資財務管理時期
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革命的成功促進了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生產技術的重大改進和工商活動的進一步發展，股份公司迅速發展起來，并逐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企業組織形式。股份公司的發展不僅引起了資本需求量的擴大，而且也使籌資的渠道和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企業籌資活動得到進一步強化，如何籌集資本擴大經營，成為大多數企業關注的焦點。于是，許多公司紛紛建立了一個新的管理部門—財務管理部門，財務管理開始從企業管理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管理職業。當時公司財務管理的職能主要是預計資金需要量和籌措公司所需資金，融資是當時公司財務管理理論研究的根本任務。因此，這一時期稱為融資財務管理時期或籌資財務管理時期。
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是籌資。主要財務研究成果有：1897年，美國財務學者格林（Green）出版了《公司財務》，詳細闡述了公司資本的籌集問題，該書被認為是最早的財務著作之一；1910年，米德（Meade）出版了《公司財務》，主要研究企業如何最有效地籌集資本，該書為現代財務理論奠定了基礎。
法規財務管理時期
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30年代西方經濟整體的不景氣，造成眾多企業破產，投資者損失嚴重。為保護投資人利益，西方各國政府加強了證券市場的法制管理。如美國1933年和1934年出臺了《聯邦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對公司證券融資作出嚴格的法律規定。此時財務管理面臨的突出問題是金融市場制度與相關法律規定等問題。財務管理首先研究和解釋各種法律法規，指導企業按照法律規定的要求，組建和合并公司，發行證券以籌集資本。因此，西方財務學家將這一時期稱為“守法財務管理時期”或“法規描述時期(DescriptiveLegalisticPeriod)”。
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是法律法規和企業內部控制。主要財務研究成果有：美國洛弗（W•H•Lough）的《企業財務》，首先提出了企業財務除籌措資本外，還要對資本周轉進行有效的管理。英國羅斯（T•G•Rose）的《企業內部財務論》，特別強調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的重要性，認為資本的有效運用是財務研究的重心。30年代后，財務管理的重點開始從擴張性的外部融資，向防御性的內部資金控制轉移，各種財務目標和預算的確定、債務重組、資產評估、保持償債能力等問題，開始成為這一時期財務管理研究的重要內容。
資產財務管理時期
20世紀50年代以后，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買方市場趨勢的出現，財務經理普遍認識到，單純靠擴大融資規模、增加產品產量已無法適應新的形勢發展需要，財務經理的主要任務應是解決資金利用效率問題，公司內部的財務決策上升為最重要的問題，西方財務學家將這一時期稱為“內部決策時期（InternalDecision-MakingPeriod）”。在此期間，資金的時間價值引起財務經理的普遍關注，以固定資產投資決策為研究對象的資本預算方法日益成熟，財務管理的重心由重視外部融資轉向注重資金在公司內部的合理配置，使公司財務管理發生了質的飛躍。由于這一時期資產管理成為財務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稱之為資產財務管理時期。
50年代后期，對公司整體價值的重視和研究，是財務管理理論的另一顯著發展。實踐中，投資者和債權人往往根據公司的盈利能力、資本結構、股利政策、經營風險等一系列因素來決定公司股票和債券的價值。由此，資本結構和股利政策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視。
這一時期主要財務研究成果有：1951年，美國財務學家迪安（JoelDean）出版了最早研究投資財務理論的著作《資本預算》，對財務管理由融資財務管理向資產財務管理的飛躍發展發揮了決定性影響；1952年，馬克維茨（H•M•Markowitz）“資產組合選擇”，認為在若干合理的假設條件下，投資收益率的方差是衡量投資風險的有效方法。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1959年，馬克維茨出版了專著《組合選擇》，從收益與風險的計量入手，研究各種資產之間的組合問題。馬克維茨也被公認為資產組合理論流派的創始人；1958年，莫迪哥萊尼（FrancoModigliani）和米勒（MertoH•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提出了著名的MM理論。莫迪格萊尼和米勒因為在研究資本結構理論上的突出成就，分別在1985年和1990年獲得了諾貝爾獎；1964年，夏普（WilliamSharpe）、林特納（JohnLintner）等在馬克維茨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系統闡述了資產組合中風險與收益的關系，區分了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明確提出了非系統性風險可以通過分散投資而減少等觀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使資產組合理論發生了革命性變革，夏普因此與馬克維茨一起共享第22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譽。總之，在這一時期，以研究財務決策為主要內容的“新財務論”已經形成，其實質是注重財務管理的事先控制，強調將公司與其所處的經濟環境密切聯系，以資產管理決策為中心，將財務管理理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投資財務管理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產品更新換代速度加快，國際市場迅速擴大，跨國公司增多，金融市場繁榮，市場環境更加復雜，投資風險日益增加，企業必須更加注重投資效益，規避投資風險，這對已有的財務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60年代中期以后，財務管理的重點轉移到投資問題上，因此稱為投資財務管理時期。如前述，投資組合理論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揭示了資產的風險與其預期報酬率之間的關系，受到投資界的歡迎。它不僅將證券定價建立在風險與報酬的相互作用基礎上，而且大大改變了公司的資產選擇策略和投資策略，被廣泛應用于公司的資本預算決策。其結果，導致財務學中原來比較獨立的兩個領域—投資學和公司財務管理的相互組合，使公司財務管理理論跨入了投資財務管理的新時期。前述資產財務管理時期的財務研究成果同時也是投資財務管理初期的主要財務成果。
70年代后，金融工具的推陳出新使公司與金融市場的聯系日益加強。認股權證、金融期貨等廣泛應用于公司籌資與對外投資活動，推動財務管理理論日益發展和完善。70年代中期，布萊克（F•B1ack）等人創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tionPricingMolde1，簡稱OPM）；羅斯提出了套利定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在此時期，現代管理方法使投資管理理論日益成熟，主要表現在：建立了合理的投資決策程序；形成了完善的投資決策指標體系；建立了科學的風險投資決策方法。
一般認為，70年代是西方財務管理理論走向成熟的時期。由于吸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豐富成果，財務管理進一步發展成為集財務預測、財務決策、財務計劃、財務控制和財務分析于一身，以籌資管理、投資管理、營運資金管理和利潤分配管理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活動，并在企業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1972年，法瑪（Fama）和米勒（Miller）出版了《財務管理》一書，這部集西方財務管理理論之大成的著作，標志著西方財務管理理論已經發展成熟。
財務管理深化發展的新時期
20世紀70年代末，企業財務管理進入深化發展的新時期，并朝著國際化、精確化、電算化、網絡化方向發展。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普遍遭遇了曠日持久的通貨膨脹。大規模的持續通貨膨脹導致資金占用迅速上升，籌資成本隨利率上漲，有價證券貶值，企業籌資更加困難，公司利潤虛增，資金流失嚴重。嚴重的通貨膨脹給財務管理帶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問題，因此這一時期財務管理的任務主要是對付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財務管理一度成為熱點問題。
80年代中后期以來，進出口貿易籌資、外匯風險管理、國際轉移價格問題、國際投資分析、跨國公司財務業績評估等，成為財務管理研究的熱點，并由此產生了一門新的財務學分支—國際財務管理。國際財務管理成為現代財務學的分支。
80年代中后期，拉美、非洲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陷入沉重的債務危機，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政局動蕩、經濟瀕臨崩潰，美國經歷了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貿易保護主義一度盛行。這一系列事件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使企業面臨的投融資環境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因此，企業在其財務決策中日益重視財務風險的評估和規避，其結果，效用理論、線性規劃、對策論、概率分布、模擬技術等數量方法在財務管理工作中的應用與日俱增。財務風險問題與財務預測、決策數量化受到高度重視。
隨著數學方法、應用統計、優化理論與電子計算機等先進方法和手段在財務管理中的應用，公司財務管理理論發生了一場“革命”。財務分析向精確方向飛速發展。80年代誕生了財務管理信息系統。90年代中期以來，計算機技術、電子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迅猛。財務管理的一場偉大革命—網絡財務管理，已經悄然到來。
財務管理發展趨勢
現代的財務管理，將繼續朝著國際化、精確化、電算化、網絡化方向發展。而網絡財務管理變革則遙遙領先。
當今是信息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拓寬了經濟活動的空間，改變了經濟活動的方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網絡化。容量巨大，高速互動，知識共享的信息技術網絡構成了知識經濟的基礎，企業之間激烈競爭將在網絡上進行；二是虛擬化。由于經濟活動的數字化和網絡化加強，開辟了新的媒體空間，如虛擬市場、虛擬銀行。許多傳統的商業運作方式也將隨之消失，代之以電子支付，電子采購和電子定單，商業活動將在全球互聯網上進行，使企業購銷活動更便捷，費用更低廉，對存貨的量化監控更精確。同時，網上收付，使國際資本的流動加快，而財務主體面臨的貨幣風險卻大大地增加。相應地，財務管理理論和實踐，將隨著理財環境的變化而不斷革新。網絡財務管理主體、客體、內容、方式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有待進一步研究討論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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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關鍵詞：企業集團；財務控制力；模式選擇
1引言
目前。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企業國際化和集團化趨勢明顯，因此。企業財務控制需要相應地進行調整，國際化企業的財務控制管理要與國際上通用做法接軌，而企業集團化則需要財務控制適應集團化的要求，本文探討了我國企業集團財務控制模式及其選擇。
2企業集團財務控制模式
企業集團是指以資本為連接紐帶的、母子公司為主體、以企業章程為共同行為規范的、由母公司、子公司、參股公司共同組成的、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法人體。目前，企業集團的財務控制主要有集權式控制、分權式控制、集權分權相結合的三種財務控制模式。
2.1集權式控制模式
集權式財務控制模式是指企業集團中的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所有財務決策權都進行集中統一。母公司相關財務部門成為企業集團財務的最高管理機構，不但參與決策和執行決策。而且在特定情況下，還直接參與子公司決策的執行過程；子公司則沒有財務決策權。這種財務控制方式有利于規范子公司的經營行為，最大限度地發揮企業集團財務資源的整體復合優勢，有利于集團整體戰略目標的貫徹與實現，同時也增加了集團財務部門的財務決策和管理難度，不利于發揮子公司個體經營的靈活性。
2.2分權式控制模式
分權式模式是指子公司法人財產權基本上歸子公司支配與行使，母公司只保留對子公司的重大財務決策權或審批權。子公司相對獨立，母公司不干預子公司的生產經營與財務活動。分權式財務控制模式有利于提高子公司對市場信息反應的靈敏性與應變能力，調動子公司的經營積極性，但有可能因子公司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公司整體利益，也弱化了母公司的財務調控功能，不利于母公司及時發現子公司面臨的經營和財務風險問題。
2.3集權分權相結合的財務控制模式
集權與分權是企業財務相關權利分配的兩種方向相反的控制方式，集權是為了形成規模和整體效益，避免資源重復配置和浪費；分權是為了靠近市場、降低溝通成本、提高反應速度、提高專業化水平。企業集團的本質決定了集團既要發揮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又耍面對成員企業在法律上相對獨立的事實。因此，在現代經濟條件下集權和分權不是絕對的，在不同的企業集團規模、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行業經營領域和不同的企業集團經濟資源條件下各有側重。在任何一種情況下企業集團都是在控制與自由兩難中尋求一種集權與分權的平衡，大多數都遵循“有控制的分權”這一原則。即重要決策集中，其他決策分散；對某些地區的子公司實行財務集中，對另一些地區的公司實行財務分權。它可以有效的將集權與分權的優點集合起來。一般地，企業集團在建立或變革財務控制模式時，往往面臨的是什么領域分權、什么領域集權、何時分權、何時集權的選擇問題。
3財務控制權分配的影響因素
上述三種財務控制模式的主要區別在財務控制權的分配。財務控制權分配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受制于多種因素。
3.1集團層次結構
首先是集團層次結構的影響。從集團總部擁有下屬子公司的股權比率來看，分為全資子公司、非全資子公司和參股子公司三大類型，企業集團內部的成員企業按照其與母公司緊密程度不同劃可分為核心層、緊密層、半緊密層和松散層，集團中位于不同層次的成員企業擁有的財權是不同的，所以，具體財務控制的目標和方法也不同。如母公司處于核心層，集團總部應直接實現對其戰略、決策、財務的監管與控制，即完全集權；如參股子公司位于半緊密層，集團母公司雖然持有這層企業的股份，但不構成對它們的控制，一般通過委派股權代表進入成員企業董事會、監事會，實施有效的財務監控；而對處于松散層的成員企業，它們在財務決策方面完全不受集團母公司的控制，應采用完全分權的方式。
3.2集團內部組織結構
集團內部的組織結構直接影響財務控制模式的選擇。一般來講，職能型(u型)結構是一種典型的集權化結構，相應地，其財務控制模式也應是集權式的。控股型(H型)是一種有機的組織結構，各部門之間聯系較松散，部門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在這一組織結構下，采用分權式的財務控制模式較為合適，而事業部型㈣型結構屬于相融式組織結構，企業集團相適應的則是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模式；還有一種新型的組織結構倒螺旋(N型)結構，這種結構下，企業與其他無產權聯結關系的外部單位建立廣泛的承包關系或者長期協作的網絡關系，母公司主要通過集團的規章制度以及各種契約或合同實現對協作單位的控制，對這種成員企業的財務控制也是通過規章或契約實現的。
3.3企業集團規模大小
小型集團公司因總部缺乏足夠的資金來源和財務專家，往往較多地把財務決策權交給子公司經理，實行分散化的財務管理。它們通過政策指導、下達命令、信息交流和規定的報告程序，統一管理、協調各子公司的財務活動。而大型集團公司資金雄厚，有大批財務專家，它們試圖實行集中財務管理，但因其產品種類多、分布廣和所處環境復雜，而較多地實行集中與分散相結合或偏向于分散的財務管理。
3.4集團公司的發展戰略
企業發展戰略按性質可劃分為穩定型戰略、擴張型戰略、緊縮型戰略和混合型戰略。企業集團在不同階段采取的具體戰略的差異必然要求不同的集權、分權模式來支撐。如在緊縮戰略下必須強調高度集權；而在實施擴張戰略階段，為鼓勵子公司開拓外部市場，形成集團內多個新的經濟和利潤增長點，分權程度應大些。
3.5企業集團的發展階段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企業集團的控制體制也存在著很大的權變性。在初始階段，集團管理總部不管從自身能力、企業規模還是從市場進入與地位的初步奠定等角度，可能會傾向于集權管理。隨著集團規模的不斷擴大與逐漸成熟，基于總部的戰略和企業文化已得到各成員企業的認同，無需集權管理，或由于總部管理層素質能力的限制而無力集權，宜采用在集團總部統一政策目標與領導控制下的分權管理模式。
3.6管理文化結構的差異
從財務控制的角度，文化觀念的差別既影響政府對企業財務管制的強度和方式，又會在企業內部財務控制的安排上有所體現。比如，英、美等國強調個人價值的文化特質，使其在財務控制安排上更注重分權制和授權制；而在注重集體價值的東方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日本等國財務控制更傾向于集權制。
4我國企業集團財務控制模式的選擇
我國的企業集團目前正處于發展的初期，集團公司制定的集團發展戰略尚未得到集團內其他成員企業的認同和貫徹執行，各成員企業在資金配置和市場定位及企業文化等方面尚末
形成合力，沒有達到規模經濟，完全分權控制的條件還不成熟。所以，母公司有必要對各子公司進行一定程度的集權控制，依據產權關系，“迫使”子公司在其所劃定的范圍內開展財務活動。因此，我國企業集團的財務控制宜采用相對集權的財務控制模式。
其次，從我國企業集團所處的文化環境看，也適合采用相對集權的財務控制模式。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更強調集體利益的實現。從現階段情況來。我國的誠信法治環境還不夠完善，各種法律法規有待于進一步健全；金融市場尚不發達，企業主要通過銀行信貸和發行股票籌資，籌資渠道相對缺乏，籌資成本高、籌資難度大、普遍缺乏后續資金。尤其是籌資、重大投資等項目應由母公司集中控制。
再者，從我國企業集團組織結構的特點看，也適合采用相對集權的財務控制模式。我國的企業集團中，以母子公司以基礎，同時擁有事業部或職能管理單元的企業集團越來越多，多數大企業集團都采用這種組織結構；而小的企業集團仍然較多的采用職能型的組織結構。特別是近十年來，民營企業集團異軍突起，民營企業集團一般采用家族式集權管理。因此，從總體上看，組織結構的特點也適應相對集權的控制模式。
最后，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發展為實現集團財務相對集中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在我國，大多數企業已經實現了會計核算的電算化，而且集權式的財務控制軟件或者網絡財務軟件正在得到大力推廣，使得母公司的管理人員能夠通過網絡及時了解子公司的財務狀況；通過網絡，也可以使母公司的財務政策迅速傳遞到各個子公司。另外，通信技術的發展也有助于企業集團實現其財務的相對集權控制。
第8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關鍵詞：財務管理；問題；對策
1現階段我國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1)投資決策隨意性大。在我國企業，不顧自身的能力和發展目標，熱衷于鋪新攤子、盲目投資，造成嚴重虧損的例子比比皆是。2001年2月27日，猴王集團破產申請案在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隨即猴王A也加入ST行列，這可以說是盲目投資、無序擴張帶來嚴重后果的典型案例。在經營上取得一系列成果后，猴王集團推出了所謂的“三百”方針：建一百個企業，開一百家商店，搞一百個公司。很快，集團所屬企業達100多家，而且橫跨幾十個行業，其產品除著名的猴王焊條外，還包括玻璃酒瓶、啤酒、柴油、柴油發電機、金剛石、甚至鋼琴等，簡直無所不包。按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企業在進行一項投資之前，都應對投資項目進行可行性分析，只有在綜合考慮各項因素的基礎上，當投資項目產生的未來各項收益的凈現值之和大于投資項目的現行成本時，即投資項目產生的凈現金流量為正時才值得投資。猴王集團盲目追求外延式擴張及所謂多樣化經營，未經深入調查研究便亂上投資項目，走向破產也就不足為怪了。可是，像猴王集團這樣的情況在我國企業中屢見不鮮。
(2)在籌資方面，我國資本市場尚不夠發達，企業籌資手段尚不夠豐富。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對資本市場的了解還比較匱乏，對資本市場的運轉、資本市場的理論缺乏研究，在籌資時較少考慮資本結構和財務風險等，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些上市公司面對高達90％的負債比率無動于衷，甚至更有一些上市公司純粹是為了圈錢而籌資，根本不考慮什么企業價值最大化、股東價值最大化。它們拿今天的籌資款還昨天的債，那明天的籌資款還今天的債，導致公司財務狀況日趨惡化，最終受害的是廣大股民。猴王股份獲準上市后，公司一位高層領導曾說：“證券市場究竟是哪位高人發明的?我真的好好感謝他!以前借錢還要還，現在一上市就有那么多錢，可讓我怎么花”可見其對資本市場的無知。
(3)在收益分配上較少考慮資本結構問題。這里講的收益分配是指在扣除依據“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給企業職工的報酬以外的利潤分配。企業在存續期間內實現的利潤，要在企業和所有者之間按一定的比例進行分配，分別形成企業的留存收益和所有者權益。股利分配政策不僅影響與企業相關的各方面的利益，而且與公司的籌資問題資本結構問題密切相關，涉及到公司的長遠發展。在我國，由于企業為了長期穩定的發展，一般較注重資本積累，而不傾向于導致企業現金流出的現金股利分配方式；較注重企業的經營成果即利潤指標，而對股票價格關心較少，從而在收益分配上與國際慣例差別較大。與國際上廣泛采用的股利政策相比，我國上市公司大多較少分配現金股利，代之以配股或送紅股的分配方法，這就在有意無意間助長了證券市場上的投機氣氛，從而不利于投資者形成正確的投資理念。不僅如此，我國企業股利政策的制定也往往無章可循，股利分配方案朝令夕改，令投資者無所適從。
(4)在流動資金方面，我國企業也存在很多問題。流動資金是指可以在一年或者超過一年的一個營業周期內變現或者耗用的資產，包括現金、短期投資、應收及預付賬款、存貨等，其特點是流動性大、周轉期短。在現金管理上，我國企業往往不能確定理想的現金余額或者對理想現金余額的確定缺乏正確的核算方法，從而影響現金周轉。現金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其流動性最強而獲利能力最弱，現金持有過多，會降低企業的投資收益；現金持有過少，出現現金短缺，又會影響企業的償債能力。甚至威脅到企業的生存。在存貨管理上，我國企業往往傾向于持有較多的存貨，存貨儲備量較大。大量的存貨占用了企業大部分經營資金，如果企業銷售狀況不佳，企業資金周轉就難以為繼，再加上存貨儲備要發生管理成本，存貨儲備時間過長會發生變質過時成本，這些都會使企業財務狀況更加惡化。在應收賬款管理上，我國企業片面追求銷售業績，而忽視應收賬款的規模狀況。企業持有應收賬款過多會降低企業的經營收益，影響現金周轉。過多的應收賬款也給企業帶來了各種成本，如機會成本、管理成本和壞賬損失成本等。
2財務管理的改進措施
(1)改變陳舊觀念，從思想上重視財務管理。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的財務工作與會計工作一直未能很好分開，財務管理從屬于會計工作，“財務管理跟著會計核算走，會計核算跟著領導意志走”，財務管理的內容也僅限于應于營運資金管理。在許多學者認為財務管理一取代生產管理成為企業管理核心的今天，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加入WTO后將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接軌，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生存壓力將迫使企業調整和改變過去陳舊的管理觀念。為此，企業應自上而下形成重視財務管理的風尚，重視財務預算、營運資金管理、財務控制、財務分析等工作，緊緊圍繞企業目標，從全局上把握企業經營，提升企業財務管理層次。
(2)加強流動資金管理。流動資本管理包括現金管理、存貨管理和應收賬款管理等。加強現金管理主要是在國家有關規定的范圍內，做好日常收支，加快現金周轉速度，控制現金持有規模。針對傳統上我國企業往往傾向于持有較多存貨，占據企業的資金，增加管理成本的情況，我國企業可引進最佳訂貨批量模型，加強訂貨提前期、保險儲備量的控制，降低存貨成本。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信用經濟，信用銷售一成為企業間交易的主流方式，因而應收賬款管理始終是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我國企業必須改變只注重銷售業績，忽視應收賬款的控制狀況，加強應收賬款管理，在日常經營活動中注重對客戶的資信調查工作，并提高信用分析能力，控制應收賬款規模，防止壞賬的形成。
(3)科學地進行投資決策。企業的生產經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技術不斷進步的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必須不斷研制出更新、更好、更受顧客歡迎的產品才能在市場中立足；一個企業如果不能發展，不能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就會無情地被淘汰。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投資，投資決策是企業所有決策中最為關鍵、最為重要的決策，投資決策失誤是企業最大的失誤，一個重要的投資決策失誤往往會使一個企業陷入困境，甚至破產。要避免盲目投資的傾向，科學地進行投資決策。對我國企業而言，主要是做好以下兩點：首先必須明確投資是一項經濟行為，在進行投資決策是要克服“政治”“人際關系”等因素的影響，要從客觀經濟形勢出發決定是否投資。其次，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還應搞好投資項目的各項預算，充分考慮到投資項目所面臨的風險。做好投資項目現金流量預測。只有充分考慮了貨幣時間價值和投資風險價值的投資決策才是教科學的投資決策，才能取得良好的效益。加入WTO給我國企業跨出國門提供了更好的機遇。在充分做好投資項目預算、風險與收益均衡分析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進行國際投資將給企業提供廣闊的發展前景。在國際投資方面，我國的寶鋼、海爾已先行一步，為公司的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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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財務實習論文范文
摘 要 財務管理精細化已成為企業精細化管理的核心部分，它可以有效地控制企業運營成本，提高財務管理水平，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本文通過對企業財務管理精細化存在的問題進行簡要分析，進而提出加強財務管理精細化的具體對策。
關鍵詞 財務管理 精細化 財務信息化
企業財務管理精細化是以關注細節、精益求精為原則，對每一項具體業務、每一個崗位，都建立起規范的工作流程，并把財務管理融入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領域，充分發揮財務管理的監督職能，實現財務數據管理精細化、流程管理專業化、人員管理精細化以及各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企業實施財務精細化管理可以更為真實地反映出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提供準確的財務信息，為企業生產經營決策提供可靠依據，從而使企業獲得最佳的經濟效益。基于財務管理精細化對企業經營管理具有的重要作用，本文初步論述了目前企業財務管理精細化存在的問題和具體對策，以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增強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一、企業財務管理精細化存在的問題
（一）財務管理手段落后
許多企業沒有采用現代的科學管理方法，如全面預算、全面質量管理與控制等方法，進行有效地開展精細化財務管理，而是沿用了傳統的財務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已不適應企業內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從而造成了對成本控制管理不到位。
（二）建立財務信息化的進程緩慢
雖然部分企業引入了先進的財務管理軟件，但是由于財務人員的電算化水平有限，只能成為化簡工作量的替代品，而沒有更好地利用軟件發揮計算機處理信息的優勢。企業沒有實現信息的及時共享傳遞，使得財務信息的利用率較低，限制了信息為管理層決策提供可靠依據的作用。同時企業也忽略了財務軟件的及時升級與培訓。
（三）財務人員的市場競爭意識淡薄
許多企業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仍沒有轉變觀念，企業的財務部門也沒有把自身的工作目標與企業的目標相統一，對于控制成本費用的觀念不強。另外，由于財務人員的自身素質較低，對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變化，未能在財務預算中作出及時、合理的調整。
二、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精細化的具體對策
（一）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
企業財務制度必須根據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制定，并把財務制度融入到內部控制體系當中，通過建立和實施內部控制，實現財務管理精細化的目標。
1.制定考核激勵機制，使財務人員的責、權、利相結合。企業制定財務管理精細化考核條款，把可控性財務指標納入經濟責任制中，實施獎懲措施，這樣才能使財務人員分享管理成果，從而調動起工作的積極性。
2.強化全面預算管理。企業的全面預算管理應對企業整個業務流程，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過程中的成本費用支出進行監管，實施現代化的成本管理；企業應成立預算管理組織機構，建立和執行預算指標評價體系，目的在于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計劃來控制成本費用支出；預算管理機構要對及時獲取的企業內外與企業有關的市場、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信息，進行科學地判斷分析，必要時要根據信息調整預算指標。
3.加強物資控制。企業應成立物資管理機構，建立物資使用控制制度，對物資采購和倉儲進行管理與控制，并且負責對大宗物資采購的招標活動，完善存貨的內部管理制度。
4.強化資金控制。對企業業務流程中銷售與購貨環節所涉及到現金和銀行存款加強控制，制定資金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完善的企業資金自我約束和風險管理機制。嚴格審查對外投資項目，進行科學、合理的評估，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確保資金良性循環。
（二）合法稅收籌劃，降低企業稅負
稅收籌劃的精細化是財務管理精細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對于降低企業成本具有積極作用。首先，財務人員要熟悉和掌握稅收的法律法規，避免在納稅中存在錯誤；其次，要靈活運用稅收政策，在企業籌資、投資、經營過程中，以合法為前提進行合理稅收籌劃，使企業稅負降至最低。
（三）建立財務管理信息化系統
財務管理信息化是提高企業財務管理工作效率，促進財務管理科學化、規范化的一種有效手段，也是企業財務管理精細化發展的必然趨勢。首先，企業必須加大對財務管理工作的資金投入，引入和購買適用于本企業實際生產經營情況的財務軟件，按部就班地完成財務信息化進程；其次，將財務人員從繁重的財務工作中脫離出來，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財務數據的分析中，以便做好預算管理及成本管理工作。通過建立財務管理信息化系統，可以實現對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涉及到的財務活動進行動態監視，把原本復雜、繁瑣的財務數據進行快速處理，從而能夠及時地為企業管理層提供更為準確、全面的財務信息，以利于作出正確的決策。
（四）提高財務人員的綜合素質
高素質的財務人員是企業做好財務管理精細化的關鍵所在，同時也對企業健康、持續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精細化財務管理的目的不僅是要規避和控制各種風險，更要為企業的創造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必須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財務隊伍。
1.加強財務人員的思想教育。企業要加強培養財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愛崗敬業精神以及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把企業制定的經營戰略及各項措施，落實到財務管理工作中，統一財務人員的思想，目的在于明確財務人員的工作目標要與企業的發展目標相一致，從而使其充分發揮本職崗位的職能。
2.重視對財務人員進行業務培訓。企業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對財務人員進行業務培訓，拓展與財務管理相關的知識領域，如經濟法、稅法、審計、時事政策等，不斷完善其知識結構體系，以提高財會人員的工作水平和業務處理能力。
3.建立財務人員交流制，促進員工之間的相互交流。在財務人員彼此了解財務崗位工作特點的基礎上，進行互幫互助，優化崗位結構，為企業落實財務管理精細化奠定人力資源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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