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經濟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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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韓國經濟論文范文
造船行業既是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又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產業關聯度大、創造就業機會多等特點，造船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對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和穩定社會就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主要造船國如日本、韓國等，都把造船業作為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行業，政府通過政策性融資等手段大力支持造船業的發展。我國造船業憑借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造船行業廣大干部職工的辛勤努力下，近二十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制造行業。
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重點支持大型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等資本性貨物出口的政策性銀行，支持船舶出口也是其義不容辭的職責。成立八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始終把支持我國船舶出口作為出口信貸的工作重點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進出口銀行出口信貸業務累計對船舶出口發放貸款434億元人民幣，占同期放款總金額的23%；辦理船舶出口的對外擔保22.5億美元，占擔保總金額的74%；共計支持了包括超大型油輪、大艙口集裝箱船、液化石油氣船、化學品船、高速水翼船和自卸船等在內的各種出口船舶708艘，總噸位1767萬噸，合同總金額121億美元。同時，為貫徹國家鼓勵國輪國造的政策，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對內銷遠洋船舶的建造也提供了少量的出口賣方信貸支持。目前，國內的大中型造船企業基本上都是我們的客戶，中國進出口銀行近年來對我國船舶出口的支持率已經達到90%，與廣大造船企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八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對船舶出口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促進了造船工業及其上游行業制造能力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幫助相關行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我國船舶出口連續數年居世界船舶出口第三位的成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目前，我國造船業的發展既存在優勢也面臨困難。從優勢來看，一是我國造船業技術力量較強，管理水平較高，不僅可以建造一般大型船舶，而且能夠建造30萬噸級超大型油輪，造船的質量和服務都能滿足船東的需求。二是我國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造船具有價格競爭優勢。三是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船舶出口得到了政府在出口退稅和出口信貸等方面的支持。我國造船業雖然與韓國、日本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但發展速度快，潛力巨大，發達國家的不少船東預言，未來世界船舶建造的主要市場將轉到中國，中國很有希望成為世界第一造船大國。從面臨的困難看，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造船業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世界船舶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際市場船價降低，我國造船成本提高，船舶出口難度加大。船舶出口如不能保持穩定增長，或者出現下降趨勢，勢必極大地影響造船業的發展，并將對拉動經濟增長和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產生很大影響。我們應該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支持造船業發展的重大意義。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我國船舶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使我國早日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造船和船舶出口大國。
二、借鑒國際經驗，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
近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主要利用出口賣方信貸支持我國船舶出口的同時，借鑒國際同類機構的通行做法，為我國船舶出口提供了出口買方信貸支持。向船東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是國際上通行的船舶融資方式。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般貸款相比，買方信貸具有期限長、利率低等特點，為造船企業、船東和融資銀行所普遍接受。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們先后向挪威索莫蓋斯有限公司和溫特蓋斯有限公司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支持他們從我國進口四艘8刪立方米液化石油氣船和兩艘1萬立方米液化石油氣船，反響很好，受到出口企業和國外船東的歡迎，這兩筆貸款成為我們運用買方信貸支持我國船舶出口的有益嘗試。
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有兩個明顯的優勢：一是向購買我國船舶的外國船東提供出口買方信貸，可以增強對船東的吸引力，提高我國出口船舶的競爭力。國外船東、船舶融資和中介服務機構普遍看好中國造船業的發展，他們希望能夠在為船舶及相關貿易提供融資與服務方面加強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合作，并得到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支持。我們向挪威斯考根海運集團提供買方信貸后，在國際上引起積極反響，一些國際知名船運公司和船東對我們向船舶出口提供買方信貸等融資服務很感興趣，紛紛前來咨詢，表示愿意探討具體的合作項目。事實證明，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能夠有效地增強我國造船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讓國外船東作借款人，可以解決國內造船企業資產負債率高和貸款擔保難的問題。從船舶建造到出口收匯，整個過程所需資金量大、占用時間長，如果單純使用出口賣方信貸，會加大船舶制造和出口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使企業承擔一定的出口收匯風險。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也增加了船舶出口企業持續獲得貸款和擔保的難度。出口買方信貸免除了由造船企業直接承擔的長期負債，不僅可以改善國內船廠的資產負債狀況，解決他們貸款難及尋求擔保難的問題，也解除了企業船舶出口后存在收匯風險的后顧之憂。
中國進出口銀行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有不少有利條件。首先是所需外匯資金有保證。建行初期，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外匯營運資金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曾通過為國外銀團貸款提供擔保的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現在，國家外匯儲備比較充裕，作為支持資本性貨物出口的國家政策性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通過購匯等方式補充外匯營運資金，因此，運用買方信貸業務支持船舶出口所需的外匯資金來源充足。其次是貸款風險能夠得到較好的控制。中國進出口銀行自成立以來，積極開展船舶出口融資業務，對中國船舶市場和造船企業的狀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與國外著名船東和融資機構也有比較廣泛的聯系。目前，我們已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船舶出口信貸風險管理制度，船舶貸款的信貸資產質量也比較高，不良貸款比率低于其他行業的水平。在對船舶出口提供買方信貸時，我們可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加強對借款人、擔保人的信用評估，控制和防范船舶建造風險。可以說，我國運用買方信貸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的條件已經成熟，只要各方共同努力，買方信貸應該也能夠在我國船舶出口融資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并逐步發展成為我國主要的船舶出口融資方式。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同時發揮出口賣方信貸和出口買方信貸的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進一步加大對船舶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幾點意見
中國進出口銀行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們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發展這項業務，加大利用買方信貸對船舶出口的支持。
一是充分利用中國進出口銀行政策性金融業務品種齊全、功能強大等優勢，為船舶出口提供“一站式”融資服務。根據企業的需要，在船廠交船前我們可提供出口賣方信貸，同時提供所需的履約和預付款等保函服務，滿足企業在建造船舶中對資金的需求；在交船后根據船東及擔保情況，或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或繼續提供出口賣方信貸，使造船企業和船東得到全方位的融資服務。我們鼓勵造船企業積極利用出口買方信貸方式進行融資。
二是進一步加強與國外有關金融機構的交流與合作，為國內船舶出口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利用自身優勢，請國外金融機構繼續為我行出口買方信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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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運用買方信貸業務
供擔保，還可利用這些機構長期從事船舶融資的經驗，借助它們廣泛的客戶網絡，為國內企業提供國際市場的相關信息。此外，對采用國外船用設備和材料、在中國制造并出口的船舶，可探討由中外雙方分別提供出口信貸，進行聯合融資。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開展利用國外買方信貸進口國外造船設備的轉貸業務，以支持國內造船企業更新設備，提高造船能力。要通過上述廣泛的合作與交流，擴大我國船舶建造項目訂單的來源，為國內船舶出口企業爭取更多的市場機會。
三是加強對船舶融資擔保方式的調研，有效地控制船舶融資風險。目前，中國進出口銀行船舶融資模式還主要建立在銀行信用擔保基礎上，我們要借鑒國際經驗，積極探索建立在船舶抵押擔保基礎上的融資模式，以降低船東的融資成本，有效地控制船舶融資風險，擴大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規模。此外，我們將借鑒國外有關金融及中介機構在控制船舶融資風險方面的成功經驗，改善船舶融資的風險評估辦法，更加有效地支持我國船舶出口。
第2篇：韓國經濟論文范文
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與內涵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是多樣性的，還是單一的，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經濟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注：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和越南十個東亞經濟體。）。在浩瀚的學術文獻中，有關概念的使用及其內涵極其混亂。因此，在探討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多樣性問題之前，必須區分“東亞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內涵上的差別。
筆者認為，東亞模式這個概念屬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范疇，是從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其內涵是指“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強政府的干預下，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在經濟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實行趕超戰略，加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則是屬于經濟學的概念。其研究對象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規律及其增長源要素，包括勞動投入要素、資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勞動與資本投入后的促進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也屬于經濟學的范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以及基本經濟發展狀況。其本質內涵是分析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包括研究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的發展趨勢；經濟結構的基本變化；經濟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國（地區）人民而非外國人參與的經濟發展過程及相應的收入分配關系；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注：參見馬爾科姆·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邁克爾·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但是，隨著近些年來各門學科的相互融合，經濟學家在考察一國經濟發展時，已將視野從經濟增長擴展到社會發展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同時，為了簡便，在國內外經濟論文中，東亞經濟發展模式通常被統稱為“東亞模式”。
閱讀有關英文論文或著作時，可以發現，東亞模式在英文中有兩種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雖然僅相差一個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與內涵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為東亞地區的各種模式，后者則指東亞地區單一的模式。
認同于單一“東亞模式”的一些學者認為東亞模式的內涵包括了以下六個重要特征：(1)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高投資；(2)合格教育與人力開發的高投資；(3)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4)促進出口的自覺政策（即在經濟增長初級階段，采取本國本地區貨幣貶值政策，在經濟起飛階段，則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業的工業政策）；(5)注重公平增長，避免了西方國家在早期經濟增長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平現象；(6)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和在對外經濟政策支持下的穩定康健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幸的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單一“東亞模式”的內涵似乎又變為“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與國家壟斷”、“道德公害與道德敗壞政權所致的劣質銀行業”、“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腐敗關系”、“經濟基礎脆弱”綜合體的代名詞（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多元性，很多外國學者沒有用East Asian Model （單一東亞模式）的提法，而是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樣化的東亞模式），以示區別。有的學者把“亞洲四小龍”稱為“亞洲第一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First-tier ANIEs)，將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稱為“亞洲第二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Second-tier ANIEs)，或“東亞虎”(East Asian Tigers)與“東南亞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較亞洲兩個不同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同點（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學者使用世界銀行的提法“經濟實績優良的亞洲經濟體”(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東亞經濟體”(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學者使用“亞洲型經濟發展模式”。很多學者贊同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報告書中提出的東亞不存在單一“東亞模式”的論點，明確提出，“在世界銀行所涉及的八個經濟體中，至少存在三種模式。日本、韓國、臺灣的模式與城市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應視為兩種不同的模式，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這三個東南亞國家可被視為第三種模式。”
單一“東亞模式”與多樣性“東亞模式”論爭的實質
單一“東亞模式”與多樣性“東亞模式”論爭的實質性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應采取何種理論作為指導；第二，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否與東亞模式有著直接的關聯。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際理論學術界就對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模式”的形成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魯格爾(Kreuger)和巴拉薩(Balassa)的理論為代表的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這五個經濟體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推行了金融和貿易市場自由化，采取現實主義的兌換率和經濟對外國的開放，在實行進口自由化和關稅削減的同時，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張國家推動發展論(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經濟學家卻強調政府干預的作用。認為“亞洲四小龍”的強政府正是通過采取極其反市場干預的政策，如“選擇贏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將價格搞錯”(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對出口部門和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投資、貸款和稅收優惠傾斜政策，擴展了經濟并促進了產業的升級，最終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離開了政府的干預，這些都是難以實現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亞洲四小龍”經濟取得快速增長之后，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中國和越南的經濟也相繼得到了快速增長。日本政府與學術界認為，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所創造的“經濟奇跡”都是引進日本直接投資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結果，也是與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模仿和復制日本早期經濟發展的經驗、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強干預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