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稅收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證券稅收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一、我國證券稅收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其政府都無例外地利用證券市場為人們提供籌資和投資場所，充分利用有價證券融資特點，集中社會資金，優化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由于證券稅法具有強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數國家都注重利用稅收手段對證券市場上的投資行為進行調節，使證券市場朝著健康方向發展。稅收對證券業起著導向作用，因為稅收開征與停征、稅收減免、稅率的升降對證券業風險性、投機性起著高與低、擴張與抑制的影響，可以增強股民的風險意識和投資意識。

通過在一定范圍內選擇不同的納稅方法等鼓勵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達到促進或抑制證券市場的目的。如果對公開上市公司股票的資本收益免稅或減稅，對公開上市證券投資的個人或企業所分得的股息、紅利實行低稅率，能起到鼓勵個人或法人購買證券的作用。從證券發行角度來看，還本付息是在稅前支付或在稅后支付，對證券供給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還本付息是在稅前支付，就可將它計入成本，在籌資成本（與銀行貸款相比）相同情況下，企業就會大量發行股票和債券，增加證券供給。從證券轉讓角度來看，如果證券交易的稅負較重，投資者寧可長期持有，減少轉讓頻率，從而減少證券的供給。相反，證券的供給就會增加。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稅收調節力度不夠，主要體現在：

（1）我國把有價證券作為一種法定權益證書列入印花稅的征稅對象，用征收印花稅來取代證券交易稅。1990年6月，深圳經濟特區在股價暴漲時，為適度調節炒股收益采取了向賣方征收6‰的稅收。后來，參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國印花稅法的產權轉移書據稅目對股票交易雙方各征3‰的印花稅。1991年上海參照深圳經驗，對股票交易課征了3‰的印花稅。1992年國家稅務局和國家體改委聯合發文肯定了上述做法，從而建立了我國股票交易的稅收制度。

印花稅是以商業活動和產權、特許權的轉移行為所立書據，以及使用、領受的憑證為征稅對象的一種稅。可見，印花稅是憑證稅，用其代替證券交易環節的行為稅，顯然是不科學的；再有，我國利用印花稅代替證券交易稅，且對證券買賣雙方都征收3‰的稅，不利于國家利用稅率作為經濟杠桿，抑制不法分子投機行為，規范證券機制順利運行。因此，我國應停征印花稅，采納國際通常做法，征收證券交易稅。

（2）1994年國家宣布股票轉讓所得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我國現階段在對個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納稅的情況下，用印花稅來補充所得稅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稅從宏觀上看，有鼓勵投資者參與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著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我國現行證券稅制中對證券投資征收的稅種只有證券投資所得稅（主要是股息、紅利征稅）和印花稅，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機聯系，難以發揮調節資金流量和證券結構的作用。

（3）我國現行證券投資所得稅法對企業所得僅規定了對企業債券所得利息征稅，對各種國債、金融債券及重點企業債券免征利息所得稅，并且允許企業將貸款利息列入成本，貸款與國家銀行或儲蓄于國家銀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稅的內容。對從事國庫券交易所獲得的增益及國庫券交易行為也都沒有納入稅收政策中，使稅收在個人投資中缺乏有效的調節作用，對金融資產多樣化也同樣缺乏適當的引導。

（4）我國現行證券投資所得稅主要體現在對股息、紅利征稅上。根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五條規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稅率。《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規定，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適用20％的比例稅率，實行源泉課征；對股息、紅利的征稅沒有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相銜接，出現重復征稅。實際上，股東得到的股息、紅利是企業稅后純利的分配，但按現行稅法規定，股東在取得這部分收入的同時，還應再繳納所得稅，這顯然是有悖稅收公平原則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國際上證券稅制，我們發現各國一般通過征收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所得稅、證券投資所得稅這幾種手段來發揮稅收對證券市場的調節作用。試分述之并提出針對上述我國有關問題的建議。

二、證券交易稅

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各國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國家認為既然是交易，就應與一般商品流轉一樣課稅；有的國家則從鼓勵資本流動的角度出發免予課稅。

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征收證券交易稅。在日本，有價證券交易稅是由資本利得的形式轉化來的，原來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額的5.5‰降至3‰，可轉移公司債券和附認股權證的公司債券的轉讓稅收則從原來銷售金額的2.6‰降至1.6‰；在韓國，對股票出售者按銷售額的0.2％征收證券轉讓稅；我國臺灣從1987年開始開征了證券交易稅，稅率為6‰；新加坡、泰國等一些國家則對證券轉讓者征收印花稅；在英國，對證券購買者征收1％的交易稅；在德國，對交易雙方征收0.8％的交易稅；美國在證券市場形成初期，開征證券交易稅，目前業已停征。

可見，證券市場發育初期，各國為加強對證券市場的管理和引導，征收交易稅是很普遍的現象，而且很多國家的證券交易稅都存在過較長時間，如美國、英國等，只是近幾年才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逐步取消。目前發達國家多采用證券交易稅名稱（或證券轉移稅、證券周轉稅），很少征收證券印花稅。而即使少數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國家和地區也不再征收證券交易稅，二者只居其一。

我國把有價證券作為一種法定權益證書列入印花稅的征稅對象，針對這種情形，有關專家建議改成“證券交易稅”。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稅，認為有利于證券市場公平競爭和合理監管。

筆者贊同這種觀點并認為我國應停征印花稅，開征證券交易稅.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家債券，都應征稅。各國開征證券交易稅都是以證券交易額為基稅，而稅率一般比較低，如日本從0.1％到3％，比利時股票5.5％，債券1.4％。我國證券交易稅的稅率采用復合稅率，即根據不同的交易對象規定不同的納稅比率，股票交易投機性大且收益也大，債券交易投機性小收益也較小，因而股票交易稅率要高于債券交易稅率，股票交易稅稅率可考慮定為2‰，債券稅率為1‰。納稅人既可以是經批準從事有價證券出售業務的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及信托投資公司從事有價證券出售業務的單位和個人。證券交易稅由賣方交納稅，而證券承銷商、證券經紀人、受讓人負有代扣代交義務。

三、證券交易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因其收入的數量和在財政稅收政策中的意義被譽為“稅中之后”。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所得稅最早是1799年在英國產生的。從各國所得稅法的理論和實踐看，應稅所得可界定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時間具有合法來源性質的并以貨幣形式表現的純所得，從總體上可概括為經營所得、財產所得、勞動所得、投資所得、其他所得五類。財產所得又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動產所得和動產所得，另一類是因財產包括各種動產和不動產的轉讓過程中所產生的溢余收益，這類所得通常稱為資本利得。當股票轉讓時，轉讓值與持有值會發生差異，當轉讓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時，便產生收益；反之，出現損失。從稅收理論上講，對收益征稅屬于所得稅范疇。但它是否是一種盈利。如果征稅，是征收“普通所得稅”還是“資本利得稅”？目前除馬來西亞、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征收了證券交易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但對其征稅的具體規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國家，如德國、奧地利在稅收結構中沒有單列資本利得稅這一稅種，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課征所得稅。

有的國家在稅法中作了明確規定，轉讓證券增益屬于資本利得范疇，與普通所得稅一樣征收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美國、英國、西班牙、比利時、日本、澳大利亞即如此。如美國規定將其與土地、建筑物等不動產一并列入資本利得課稅，并依其持有期間長短分為長期資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資本利得，在稅率設計上，個人長期資本利得視同一般所得，稅率為28％，短期資本利得為38.5％。此外，如果長期與短期資本損失大于資本增益時，其損失可全部沖抵一般所得，但減除額不得超過3000美元。日本對自然人取得的這部分資本利得采取兩種繳稅方式，納稅人可任選一種：一是在取得銷售收入時按銷售價繳納1％的稅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納稅申報時按凈資本利得繳納26％的所得稅，對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預提稅。法國對個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資本利得中超過28.1萬法郎的部分征稅，稅率為16％，對公司則分短期（2年以內）、長期分別征42％和15％的資本利得稅。

還有一些國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傾向于把資本利得和經營利潤等同起來，而對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稅收征免規定。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將逐步高。美國著名現代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對近40個國家的有關資料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間接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負相關，而個人所得稅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正相關。即隨著一國經濟的增長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間接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將相應下降，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比重將相應上升。從我國現實看，近幾年來，特別是1994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遞增50％以上），這充分說明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源潛力巨大，我國目前已具備提高個人所得稅收入比重的經濟基礎。與此同時，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一份課題報告顯示：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面尚不足總人口的1％，個人所得稅的平均稅負亦不足1％，遠遠低于世界各國平均水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個人的收入會朝多樣化、復雜化、多渠道的方式發展，可以將資本所得、超勞動報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納入征收范圍，以拓寬稅基。

我國要不要征收證券交易所得稅，始終存在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

贊成說認為：（1）從稅法理論上講，居民和企業的這部分買賣價差收益應作為個人收入征收個人或企業所得稅，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稅；（2）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國家理所當然地要利用稅收杠桿來緩解收入分配懸殊的矛盾，縮小市場機制可能帶來的兩極分化的消極作用。

反對說認為：（1）在證券市場發育初期，由于資本利得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資風險，降低了居民投資信心，因而不宜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2）資本利得稅的征收，還必須充分考慮到具體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開征，不僅增加課稅成本，而且還可能出現大量逃稅現象，最終導致稅收調節目標的失敗。

我國目前沒有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采取列舉的方式，將個人應稅所得分為11項，有關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問題，新個人所得稅法在外延上大大擴展了原個人所得稅法所定義的“存款、貸款及各種債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資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僅包括因現金債權、股權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而且還包括了個人因持有實物債權而取得的這類所得。為了適應我國股份制和證券業的發展，新個人所得稅法增加了對”個人轉讓有價證券、股權、房屋、機器設備、車船等所得“的財產轉讓所得的規定。這是一個進步。

筆者認為應完善企業證券交易所得稅，試點征收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順應國際潮流，符合所得稅原理，有利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國家宏觀調控證券市場的能力。課征證券交易所得稅對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導投資結構合理化，防止大戶操縱證券市場均有積極功效。

現在我國試點開征對全社會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機構和個人的證券（股票）行為一直免征營業稅，促進股市造就出的百萬、千萬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對所得稅不征收，這種影響是負面的。從稅源的角度看，個人證券交易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的稅源。美國證券行業吸引的資金約占全國資金三分之一，銀行業占三分之二。如果將我國銀行業和證券業發展來比較，可以看出證券交易行業的發展加速度更快。我國證券業資產總額中的個人資產，高的時候可能達到7500億，少的時候也會在3800億元。銀行資產總額雖然更大，但總體經營效益不好，信貸資產形成呆帳過多。相比之下，證券交易的收入是現貨交易，即時清潔，記錄完整，電腦處理業務的自動化程度高，所得稅計算和操作比較容易。

征收股民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的最大顧慮是影響市場的個人參與。個人股民的資金與銀行的個人儲蓄有直接聯系，個人儲蓄多，銀行貸款增多，反之，個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銀行儲蓄就要下降，銀行工商企業貸款就相應減少。從國家金融市場總額來看，此消彼漲，此漲彼消，只是不同市場不同資金的轉換。另外股票轉讓個人所得稅，目前還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種所得稅，參與證券交易的“股民”不會超過1500萬人口，占我國總人口不到1.17%，對全國經濟影響不大，不象銀行個人儲蓄那樣大眾化。

股票投資正日益成為個人證券投資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國股市尚不規范，多數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賺錢的動機極為強烈。在投資回報方面，他們更熱衷于送紅股、股分拆細甚至配股，而不是實實在在地派發現金紅利。投資者對現金股利這一投資回報的期待已逐漸轉化成對新增股分走出填權效應的期望，這樣投資者就可以通過拋出股票獲利。可以說在我國，股息紅利與股票轉讓收益相比，在多數情況下是微不足道的。

從現階段看，我國試點征收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的外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一是隨著多年來大張旗鼓的稅法宣傳，稅收知識的廣泛普及，公司納稅意識已有很大提高，隨著利息所得稅的開征，公民對稅收的心理承受能力進一步加強，不至于排斥和抗拒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二是經過20年的個人所得稅征管實踐，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個人所得稅征管經驗，稅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穩步推行的稅收計算機網絡化管理，為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的科學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條件；三是從1999年10月1日對居民身份實行終身號碼不變制，以及2000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存款實名制，是科學地掌握納稅人收入來源，防止稅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國法律制度和會計制度進一步健全，并與國際慣例接軌，亦有利于個人股票交易所得稅這個國際化稅種的征收。

當然，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個人所得稅征管水平相對較低，征管手段還相對落后，但西方發達國家較為完善的個人所得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經歷了逐步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因此，我們在構建證券交易所得稅時要立足于現有的條件，并在實踐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須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對證券交易或轉讓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種廣義資本所得，對證券資本因買賣而發生的增值所得或資本利得，是由證券資本價格波動的結果，是一種不能預期的利得，其出發點是投資，如果濫加征稅或稅負過重，將導致對原有資本的剝奪，所以，國際通常采用低稅率的資本利得稅，加之我國證券市場剛起步，急需國家扶持。因此，其稅率要從低，并規定一定數額的免征額，我們可以考慮把其稅率定為3％。為了促進證券市場穩定發展，在稅收政策上應把長期投資和“短線操作”區分開來，對其分別適應不同稅率，以達到鼓勵投資，制約投機行為的目的。

第二，由于證券資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預期所得，包含通貨膨脹的因素，它是一種投資承擔風險成功的報酬，所以對這種資本增益應給予較寬的優惠，規定適當的免稅額或扣除額，可以參照我國目前開征特許權使用費征稅的做法。對于買賣國家發行的公債所得可以按實際常規給予免稅待遇。對于中長期證券交易所得給予稅收優惠，如對賣出持有兩年以上的證券所得可以減半或減少一定比例交納所得稅。應規定凡是年從事證券交易收益在3萬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國立法皆規定了納稅人在納稅后的一段時期內，如證券交易出現虧損，可以申請一定的稅收抵免，返還部分稅金。我國證券市場正處于初級階段，采納這一國際慣例，對于證券市場健康發育具有積極作用。

四、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

綜觀各國所得稅法，公司與自然人無不為獨立的納稅主體，這樣，在實踐中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作為納稅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稅后，稅后利潤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給股東時，股東是否還要納稅。

對此，各國所得稅法實踐中曾經有基于兩種不同理論。

一種是“法人實存說”，該理論認為，法人是一個獨立于它的股東而實際存在的經濟實體。對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稅，對股東的所得，向股東征稅，是兩個不同納稅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復征稅的問題。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國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這種理論，它們對法人和股東分別征收所得稅。

另一種是“法人虛構說”，該理論認為，法人不過是一種法律上的虛構物，它僅為股東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對法人的所得征稅，那么，就應該完全排除對股東的股息所得征稅，否則，就屬重復征稅，違反公平稅負原則。美國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這種理論，它對股東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課稅的。

隨著各國所得稅法與公司法的發展和完善，對法人和股東雙方分別征稅，已日漸成為世界各國政府財政利益之所在。各國逐步折衷調和而趨向大致統一.即對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稅；對取得股息的股東，原則上將從法人已稅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計入總所得予以課稅，但可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以消除或減輕對公司股息重復課稅因素。

證券投資所得稅是根據投資者所獲得的股息、紅利、利息收入來征收的。由于證券投資所得稅充分體現了稅負公平原則，各國幾乎都利用它來調節投資者的收入水平，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對證券投資所得予以征稅，但各國征稅方法不盡相同。

美國稅法規定，個人所獲得的股息、紅利屬于“任何來源的所得”范圍，列入毛所得內，在計算凈所得時允許扣除借款利息；對公司所獲得股息、紅利，則作為公司所得稅的應稅所得額計列，計征公司所得稅。據德國個人所得稅法第20條規定，相對于工作收入的是資金財產收入，這是來源于資金財產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類，其中包括盈利來自于參與資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經濟團體，如股息，紅利。

我國所得稅法對股息所得在實踐中有三種作法：一是對內資企業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計入其所得總額中按33％稅率課稅；二是對外商投資者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和外籍個人從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分得的股息、紅利，免征所得稅；對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國企業和外籍外人，從發行該B股或海外股的中國境內企業所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三是對中國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適用工資薪金所得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而是一次性地適用20％的比例稅率.

我國應當允許股份制企業扣除分配的股息，僅就余額部分征收企業所得稅，以消除由于對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業所得稅又征個人所得稅而產生的重復課稅現象。

第2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以企業視角來看，首先，知識產權投入和其他投資的關鍵差別在于創新投入的產出是不確定的，往往沒有明確的投入回報比，這也讓知識產權投資成為高風險投資；其次，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在產生后往往會被同行業其他企業簡單模仿，創新成果在行業內外迅速蔓延，瞬間即喪失了技術研發優勢；最后，知識產權投入可能會出現不平等的企業收益和社會收益，當企業收益小于社會收益時，高新技術企業自然不會對自主創新活動產生足夠的主動性。因此，通過稅收政策給予企業更多的優惠和扶持將極大幫助高新技術企業解決上述難題。

2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欠缺

在我國，雖然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礎且在不斷的進步之中，但對知識產權發展所起到的激勵作用卻尚不明顯。

2.1稅收政策法律位階較低

目前，我國涉及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成文法很少，除《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稅收征收管理法》外主要是行政制度、部門規章或地方性規章，如《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高新技術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扣除管理辦法（試行）》《關于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等均是以試行辦法或者通知的形式下發的，其法律位階較低，法律的剛性不足，稅收政策的落實效果十分有限。

2.2稅收政策的針對性不強

稅收政策如果不能有的放矢，就會浮于形式，并產生政策漏洞，使優惠效果大打折扣，目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稅收政策在許多方面均存在“空白地帶”。

2.2.1缺少科技研發中間環節優惠。通過稅收政策來激勵高新技術企業開展知識產權活動，一般是在產出研發結果后才給予稅收優惠，但在研發的過程中則較少支持。在這樣的政策影響下，企業必然會只注重先進技術的引進，而對研究開發新產品和建立知識產權創新體系投入不足，我國許多高新技術企業熱衷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結果造成“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

2.2.2缺少知識產權具體項目優惠。現行稅收政策將企業本身作為受益人的做法，無法清晰地辨別在企業收入中有多少是知識產權相關收入，又有多少是其他收入，造成稅收優惠政策被盲目執行卻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這種政策的最大獲益者往往是那些已經具備較強實力的大型高新技術企業，對于處于孵化期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缺少扶持。

2.2.3缺少固定資產專項抵扣優惠。2009年1月1日起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改革，雖然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稅，但企業購入無形資產（如專利、技術等）以及與知識產權產生密切相關的費用（如研究開發費、技術轉讓費等）均無法抵扣，2011年的“營改增”改革也未涉及到此方面的調整。這種政策導致高新技術企業的進項稅額較少，稅負相對較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研發技術專利的熱情。

2.2.4缺少知識產權轉讓交易優惠。轉讓土地使用權、銷售不動產等取得的收入屬于有形資產收入范疇，而轉讓商標、專利、著作權等知識產權成果取得的收入屬于無形資產收入范疇，現行稅制將兩者同樣看待，按相同稅率征收營業稅，忽視了轉讓無形資產的風險遠高于有形資產，極大打擊了高新技術企業參與知識產權活動的積極性。

2.3稅收政策的覆蓋面較窄

雖然政府希望通過稅收優惠來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但事實上大多數優惠很難全面覆蓋高新技術企業，往往只是針對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同時，由于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的政策標準較嚴格且門檻過高，導致許多高新技術企業很難達到標準，進而“沒條件創造條件”地過度包裝，以求可以“搭便車”獲得優惠，卻沒有真正起到激勵知識產權發展的作用。

2.4稅收政策忽視科研人才

目前，我國免征個人所得稅主要是針對省級以上政府機構授予的科教文衛事業重大成就獎、科技進步獎或是國外組織頒發并得到國際認可的各類獎勵，對省級以下的同類型獎勵，不論貢獻大小均需征稅，這種級別上的限制不利于激發高素質人才的創新精神，阻礙了知識產權的產生。此外，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對個人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所獲得的股息、分紅等收入沒有稅收優惠，對個人轉讓知識產權所得，不論是技術專利還是著作權或商標權，不論在稅率上還是在納稅額扣除標準上，都與勞務、租賃所得一致，打擊了科研人才的創新熱情。

2.5稅收政策存在盲區

隨著全球化電子商務的興起，諸如互聯網域名、虛構角色名稱等新型知識產權已悄然出現并逐漸成為許多高新技術企業最具價值的財產之一。比如一個域名獲得的市場認知度越高，其能帶來的訪問流量和廣告投放越多，其對企業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又比如利用電影、電視劇中大家耳熟能詳的角色名稱（如三毛、喜羊羊等）作為企業的宣傳標語、產品商標等，可以通過網絡傳播獲得巨大的市場關注度和商業利益。可見，隨著信息時代到來，新型知識產權的價值毫無疑問會越來越大，但面對這些與傳統知識產權完全不同的權利時，稅收政策卻鮮見蹤影。

3國外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世界范圍來看，西方國家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經過了較長時間的發展，雖然政策內容、執行方式不盡相同，但都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積極的借鑒意義。

3.1稅收政策的法律位階高

西方國家由于實行知識產權制度較早，知識產權稅收政策較為完善，對知識產權的促進和規范均已形成有效的稅收措施且大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稅收體系較為完整，如美國的《經濟復興稅收法案》《研究開發減稅修正法案》等均是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了對知識產權的稅收優惠。

3.2稅收政策的針對性較強

西方國家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重心隨著知識產權產業的發展不斷調整，對知識產權活動的優惠具有明顯的目的性，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在研發環節的優惠、對具體項目的優惠等方面針對性較強，有稅收減免、研究開發費用扣除，加速折舊、特定準備金制度等多種方式，將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活動開展前的資金扶持和開展后的風險分擔有機結合，對促進知識產權的發展給予了雙重保障。

3.3稅收政策的覆蓋面較廣

在稅收政策的覆蓋面上，西方國家奉行全面、高效原則，在突破行業限制的基礎上，保證所有高新技術企業都能享受到同等政策。同時，利用信息化手段簡化稅收政策申請的審批手續，縮短了審批周期，使企業能及時享受稅收優惠，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3.4稅收政策惠及科研人員

西方國家從鼓勵教育和保障利益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培養高素質人才，以稅收政策鼓勵教育，在美國，各州政府通過多種多樣的教育性稅收優惠來支持企業的人才培養工作，其中涵蓋了教育支出的所得稅稅前列支，免征特別稅以及在征稅時按照一定的標準予以返還；另一方面則切實保障從事知識產權活動的個人權益，通過降低交易稅率鼓勵知識產權投資。

4完善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建議

針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不足，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并加以完善，是我國實現以稅收優惠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產生、持有、轉化、交易的必由之路。

4.1提高稅收政策立法層級

與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稅收法定”思想相比，我國的稅收立法理念仍處于起步階段。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體系，保證稅收政策的剛性落實和實施效率，就必須提高稅收政策的立法層級，通過法律法規來保證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對知識產權發展的激勵作用，并將支持自主創新的精神納入稅法，使之成為稅收政策的關鍵性要素。

4.2加強稅收政策的針對性

4.2.1加強研發階段的針對性。由于知識產權活動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因此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重點應放在降低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風險方面。在知識產權研發期——成果轉化期——初步產業化——規模市場化的縱向鏈條中，風險集中于鏈條前端，因此，稅收政策的重心越是前移，其驅動效應就越明顯；重心越是后移，就越可能忽視前期研發，導致核心技術“空心化”。

4.2.2加強具體項目的針對性。針對知識產權具體項目，建議將多種稅收優惠方式相結合，最大限度地刺激知識產權產業投資。對高新技術企業將稅后利潤再用于知識產權投資的給予退稅支持；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攻關項目，擬定相關的風險預估方案并予以稅收補貼，引導社會以集聚資金的方式設立風投企業，減輕企業資金壓力。

4.2.3加強轉讓交易的針對性。知識產權轉讓是提高其利用效率的關鍵，為提高稅收政策激勵高新技術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轉讓的力度，建議針對轉讓環節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上均實行較現行稅制更為優惠的稅率或稅前抵扣政策。

4.2.4加強專項抵扣的針對性。由于“生產型”增值稅原則上不允許對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進行扣除，這在現實操作中形成了對企業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活動的雙重征稅，客觀上限制了高新技術企業不斷擴大創新性投資的步伐，對企業的技術進步產生了抑制作用。建議進一步推行增值稅改革，優先將稅費壓力較大的高新技術企業作為試行“消費性”增值稅的試點。

4.3擴大稅收政策的覆蓋面

擴大稅收政策覆蓋面主要應做到兩點：一是知識產權稅收政策適當弱化對重點扶持行業的稅收優惠，建立具有普惠性的稅收政策，以“普惠制”取代“特惠制”；二是在高新技術企業申請稅收優惠政策的審批方面，通過規范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標準，簡化審批程序，加大政策宣傳力度，使高新技術企業了解稅收優惠政策的申請流程，主動參與到稅收政策的落實中來。

4.4提高科研人才的積極性

科研人才是知識產權產生和應用的主力軍，其創造性的發揮程度決定著知識產權產生和應用。建議對高新技術企業里的科研人員允許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費用，充分調動科研人員學習和掌握新知識、新技術并積極應用的主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負擔。同時，對于知識產權交易而獲得的投資收益，建議從“效率原則”出發給予稅收優惠，在個人所得稅中適當降低個人轉讓專利、技術所得的稅率，對個人獲得的知識產權提成收入以及進行知識產權研發的各類投資減征個稅等。

4.5填補稅收政策盲區

4.5.1填補新型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缺漏。利用稅收手段激勵新型知識產權發展的首要問題是要明確新型知識產權的定價機制，舉例來說，與互聯網關聯度密切的新型知識產權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是否有穩定的訪問流量和廣告投放，因此可以對其固定時段訪問量和廣告投放所帶來的利潤進行樣本統計，然后剔除對樣本客觀性影響較大的特殊事件，取樣本算數平均值計算此新型知識產權的單位收益，據此對新型知識產權進行估價并明確稅基。同時，出于促進新型知識產權發展這一目的，建議規定針對新型知識產權交易的征稅，按其估價和交易價二者中較低的價格進行征收。同時，新型知識產權領域的稅收政策還應具備保護功能，當出現盜用、濫用新型知識產權等侵權行為時，如無法估計實際損失，高新技術企業以征稅時的估價或交易價為憑據，亦可向侵權責任人進行追償。

4.5.2設置新型知識產權稅收兜底條款。由于新型知識產權同傳統知識產權相比，在征稅方面還存在不少未知因素，因此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積累了一定經驗的基礎上再考慮固化稅制。鑒于此，建議在稅收政策中添加一項“兜底條款”：“無法窮盡的特殊情況下，如高新技術企業的新型知識產權征稅出現不利于新型知識產權產生和交易之狀況，不排除實時對征稅政策進行調整的可能。”

第3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歸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許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歸入普通所得稅計征。總體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認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流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舊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許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因為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如果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成本，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認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認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平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問題。現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合理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提高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歸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歸。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流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總體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合理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現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

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預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容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總體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入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顯著，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入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雖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挽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入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入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入。如果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入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因為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最終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雖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平均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其實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合理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問題。[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現狀分析

證券交易利得稅理論上應列入資本利得稅范疇，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證券買賣所獲得的差價收益列入企業所得范疇，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這與多數國家相關稅法規定一致。而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從事證券買賣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應列入財產轉讓所得，按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我國相關稅收法規又規定，對個人買賣股票取得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事實上我國并沒有征收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轉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完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將是今后證券稅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我國證券稅制的政策調整

綜合考慮國際上證券稅制的發展趨勢和我國證券市場實際狀況，我們認為，我國證券稅制調整的總體思路應為：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初級市場的運行。初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初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統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入股市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入，也可適度調節初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合理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平均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平均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合理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入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統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入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問題，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詳細。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門可以確定宣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歸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將公司的稅前所得分為兩部分，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掌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歸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2．合理設計計稅依據，保證投資者稅負適度。原則上，證券交易利得稅的計稅依據是證券賣出價減去買入價以及相關合理費用后的差額。為減輕中小個人股東的稅收負擔，應考慮設計免征額，例如每次交易允許1000元的免征額，每月最多允許運用一次交易免征額，這樣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東的稅收負擔。另外，證券投資虧損實行特別抵扣，企業證券投資虧損只允許用投資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經營所得抵扣；個人證券投資虧損也只能用投資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無限期結轉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3．根據稅負從輕原則，合理設計稅率水平。原則上不單獨設置資本利得稅這個稅種，證券交易利得稅仍歸人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征收。企業的證券交易利得應合并計入企業總所得征收企業所得稅。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可適度調低至15％左右(世界平均最高個人短期資本利得稅率是19.4％，最高個人長期資本利得稅率是15.9％，這是保持適度的投資激勵所需要的。另外，在證券交易利得稅起步階段，還是實行比例稅率為好，技術操作也相對簡單。而投機旺盛時，則可考慮對證券交易利得實行超率累進稅率，這是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較為嚴厲的稅收調節手段。

4．特殊的稅收規定。為防止關聯交易，對公司之間持股比例達25％以上或者個人對公司持股超過10％的，其證券轉讓利得不論持有期限長短，均應按法定稅率繳納證券交易利得稅，不再享受減免稅優惠。另外，為吸引外資流入，促進B股等市場的發展，還可對境外居民購買境內證券的交易利得給予適度的稅收優惠。

第4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內容提要：證券市場稅制是相與證券市場行為主體或其行為有關的稅收政策、制度及規定。稅收制度、政策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1994年我國金融制度和稅收制度改革以來，隨著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證券法》的頒布實施，作為規范證券市場內容之一的稅收制度，如何通過自身的改革和完善，積極支持和正確引導證券市場的發展，已成為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對我國證券市場現行稅收政策的評價和分析，提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稅制的初步設想。

一、我國證券市場稅制的現狀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稅制主要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稅、證券投資所得稅和證券營業稅3種。

（一）股票交易印花稅

股票交易印花稅是對股票交易雙方的交易行為征稅。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書立、領受證券轉移憑證的單位和個人，都是股票交易印花稅的納稅人。

我國最早于1990年7月在深圳開征股票交易印花稅，當時是出于穩定股市及適度抑制投機氛圍的需要，其稅率規定為對賣方征千分之六，當年的11月23日改為對買賣雙方各征千分之六，此后不久又因市場的變化調整為千分之三。上海證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開征了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定為千分之三。1992年6月12日，國家稅務總局和國家體改委下發《關于股份制試點企業有關稅收問題的暫行規定》，對公開發行股票進行轉讓的交易雙方各征千分之三的印花稅，由交割單位代扣代繳。1997年，為抑制投機、適當調節市場供求，國務院作出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的決定，自5月10日起，將印花稅稅率調整為千分之五。1998年6月12日，國務院又作出決定，將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調整為千分之四。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

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稅，也就是資本利得稅，但從一開始就開征了證券投資所得稅。證券投資所得稅是對從事證券投資所獲得的利息、股息、紅利收入的征稅。按納稅人的不同，可分為對個人證券投資者征稅和對企業證券投資者征稅。

對個人投資者的股息、利息和紅利所得征稅采用比例稅率，稅率為20％，計稅依據為每次所得的利息、股息和紅利收入。另外，對于投資國債所獲得的投資收益免征證券投資所得稅。

企業投資獲取的股息、利息及紅利收入也采用比例稅率，但其稅率要高于個人投資所得稅，為33％。對于外國企業，其取得的股息、利息及紅利收入按30％（另有規定的除外）的稅率納稅，并附征地方所得稅。上述對外國企業的規定只限于在中國境內設有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外國企業。對于那些未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但有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息、利息、紅利收入的外國企業，或雖設立機構但上述所得與其機構沒有實際聯系的外國企業，按20％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同時，還對下列所得免征所得稅：（1）外國投資者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利潤（股息、紅利）；（2）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給中國政府及中國國家銀行的利息所得；（3）外國銀行按照優惠利率貸款給中國國家銀行的利息所得。

（三）征券營業稅

證券營業稅是指對從事證券發行、交易活動的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機構，就其營業收入按“金融保險業”稅目課征的營業稅。按照1993年12月13日國務院令第136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當時稅率為5％，現已改為8％。我國證券營業稅的征稅對象是金融證券業的營業收入額，納稅義務人是在我國境內從事證券業務的法人。非金融機構和個人買賣有價證券或期貨，不征收證券營業稅。

二、我國證券市場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印花稅名不副實

從理論上講，印花稅的課稅依據應是各類書立的文書，而證券交易的過程是一種有價證券的轉讓行為。隨著科技的發展，證券交易實現無紙化和電子化，每筆交易應繳納的稅收均由證券交易所的清算系統自動扣劃，證券交易時既無實物憑證，又無印花稅票，如果再適用這一稅種有悖法理，名不正言不順。

（二）稅收負擔過重

稅收不僅是一國政府聚集財政收入的工具，同時也是政府行使其經濟管理職能、調控宏觀經濟的一種手段。尤其是涉及到證券市場的稅收，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其稅負的高低與輕重，不同的國家在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時，可能會有不同的考慮。但就目前我國證券市場的現狀而言，稅負顯然重了一些。目前，我國滬深兩市交易傭金率為0.35％，加上證券交易印花稅A股為0.4％，B股為0.3％，而且兩者均是雙向征收，因此投資者承擔的雙邊證券交易稅費率（A股）達到了1.5％。這個水平。不用說與歐美發達國家比較，即使與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也明顯偏高。首先，以我國股票交易印花稅與西方主要國家股票交易稅作比較。荷蘭的股票交易稅稅率為0.12％，日本的證券交易稅稅率最低為0.01％，最高為0.3％，均低于我國目前0.4％的水平。更有一些國家如美國等對證券交易實行免稅。其次，再將西方主要國家股票交易所得稅與我國股票交易印花稅進行比較。包括荷蘭在內的許多國家只對出售股份超過公司股份較大比例者才予以征稅，還有一些國家如瑞典等僅對出售持有時間少于固定年限的證券所取得的利得征稅，更有一些國家如加拿大等允許將投資凈損失在課稅所得額中扣除，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如新西蘭、南非、希臘、我國的臺灣地區等對證券投資所得實行免稅政策。由此可見，從投資所得稅這個角度來看，不同國家（地區）或者免稅，或者給予各種優惠待遇。相比較而言，我國的股票交易印花稅卻沒有任何優惠可言。金融證券市場較為發達的國家的經驗證明，對證券交易課以高稅，從總體效果來看是不理想的。尤其是對于我國證券市場而言，稅率過高，會抑制投資者進入市場的熱情，不利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

（三）現行證券交易印花稅實行雙向同率征收，造成調節不力

我國1990年在深圳開征此稅時，只對賣方征收，后來改為對買賣雙方實行雙向同率征收。這種制度設計存在兩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是不能有效利用稅收杠桿抑制過度投機。因為只有在市場交易中買入成本較低，才可吸引大量資金進場；而賣出成本高，會使持倉的投資者產生惜售心理。二是沒有考慮到交易額大小和證券持有期長短等因素，造成利潤分配不公平現象。我國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是對股票交易雙方按交易金額0.4％的比例稅率征收，且沒有免稅額規定。事實上，機構投資者、大戶投資者往往因為具有資金雄厚、信息靈通等優勢，其利潤率一般都比中小投資者高。而實行比例稅率就會導致兩者稅負水平不一樣，中小投資者反而承擔了更高的稅收負擔，進一步加劇了分配的不公平。同時，由于設計稅率時沒有考慮持有期長短，中長期投資者與短線投資者均按相同稅率納稅，不利于抑制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

（四）稅負不公

1.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中，主要是對二級市場上的各種股票交易征收印花稅，而對其他金融商品的交易如國債等則不征收。這種做法的理由是希望通過征稅來抑制股票市場上的過度投機，鼓勵廣大投資者購買國債。其實，無論進行哪種證券投資，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的投機行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證明，若為抑制過度投機，僅僅對證券市場中某些品種如股票的交易征收印花稅是遠遠不夠的。在同一個證券市場中，對某些金融商品征稅而對另一些不征稅，會造成各種金融商品交易成本的差異，從而導致市場條件的不一致，可能影響證券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

2.上市公司之間、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之間的所得稅稅率不一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聯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均為33％。而現實情況是，僅有少數隸屬中央部委的上市公司按33％的所得稅稅率計算繳稅，大部分歸屬地方的上市公司實際執行的是15％的所得稅稅率，因為在這些上市公司向中央財政繳納33％的所得稅后，地方政府會給予它們17％的財政返還優惠。

3.上市公司之間及上市公司內部各股東之間稅收權利不平等。無論從有利于公司平等競爭，還是從稅法嚴肅性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統一稅制。但各上市公司執行的所得稅稅率可謂五花八門，不僅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執行不同的稅率，即使處于相同行業的公司，稅率執行情況也不盡相同。同是汽車行業，北旅汽車執行的所得稅稅率為33％，而松遼汽車為10％；同是玻璃行業，洛陽玻璃為33％，福耀玻璃和耀皮玻璃卻為10％。同時，股份制企業中的國家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待遇也不一致：對國家股、法人股的勝利所得不征稅，只對個人股征稅，這種做法既違背了公平稅負的原則，也不符合“同股同利”原則，不利于國有股權的實現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五）重復征稅

股份公司派發給股東個人的紅利股息是從其稅后利潤中支付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卻規定，個人取得股息紅利應按2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不作任何扣除。這不僅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形成了對股息紅利收入的稅收歧視，而且妨礙股東將分得股息收入投資到更有效的公司中去，同時也誘使股份公司通過少分紅而拉升股價的方式幫助股東避稅。

三、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稅制的建議

（一）取消證券交易印花稅

鑒于目前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已名不副實，可考慮逐步取消。2000年以來，各國交易所紛紛取消證券交易印花稅或降低稅率。先是新加坡在2000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表示6月30日開始廢除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稅。最近，英國證券交易中心向英國財政部提交了一份報告，也要求政府取消現行0.5％（單邊征收）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我國可考慮先降低印花稅稅率，待條件成熟后，再逐步取消。

（二）開征證券交易稅

取消印花稅和開征證券交易稅要同時進行。也就是說，證券交易稅不是在印花稅基礎上增加稅負，而是以證券交易稅取代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這種替代只是使名稱更為準確，規則更為明確而已，不會引起股市的劇烈波動。因為這是國家規范股市的一個舉措，對股市是長期利好；投資者的稅收負擔并未增加，不僅不會引起股市下跌，反而會對我國股市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三）降低稅率，公平稅負

證券市場是一個高風險的市場，如果其稅負水平沒有顧及到這種風險的特性，對于投資者而言是欠公平的。如果說高風險是證券市場固有的特性，那么我國證券市場的風險程度則更高。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目前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投資隊伍的不成熟決定了市場具有較大的風險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證券市場的大起大落就是明證。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激發投資者的風險投資傾向，就需要有相應的補償方式。對政府而言，減輕稅負就是一種手段。應實行只對賣方課征制度，并適當降低證券交易稅的整體負擔。

同時，應調整上市公司的企業所得稅政策。針對目前上市公司所得稅政策執行中不一致的問題，應明確規定所有公司，無論是國內上市公司還是海外上市公司，無論是內地公司還是特區公司，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執行統一的33％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促進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有利于公司公平競爭。

（四）開征資本利得稅

大部分國家對證券交易所得都課稅，多數國家將證券買賣的價差增益視同一般所得，或作為資本利得征稅，或按普通所得征收所得稅。我國也應考慮在時機成熟后，對買賣證券的差價收益征收資本利得稅。在具體的征收過程中，可借鑒國外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在稅制設計上，視差價收益額的大小給予區別待遇。法國對個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利得課稅僅限于超過233700法郎的部分，或出售股份占某一公司股份25％以上者，其稅率為16％。荷蘭規定只對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33.3％以上者所取得的利得征收資本利得稅。考慮到證券投資的時間成本，各國一般根據投資者對某種證券持有期限的長短給予不同的稅收待遇。法國對公司資本利得分短期（兩年以內）和長期（兩年以上）兩種，前者按42％征稅，后者按15％征稅。澳大利亞則對居民持有不超過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綜合收入課征個人所得稅；超過一年的，則允許在計征個人所得稅時按通貨膨脹指數調整計稅額。瑞典對出售持有時間少于兩年的證券取得的利得按全額征稅，并且每年給予3000克郎的扣除。這些做法我們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以鼓勵長期投資。基于證券投資的高風險性，各國在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同時，也允許資本損失在資本利得范圍內沖抵與結轉。在加拿大，資本凈損失的50％可從課稅所得額中扣除，但以2000元為限；不足抵扣者，可向前結轉一年和無限期向后結轉。我國在征收資本利得稅時。這一點尤其需要借鑒，因為，對征收資本利得稅，投資者最大的反應就是，“我賺錢了得繳稅，那我賠錢怎么辦？”若允許將損失扣除，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征收資本利得稅對證券市場造成的沖擊。

（五）避免重復征稅

對于這一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有扣除制、雙率制、抵免制和免除制。隨著股份公司與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我國消除重復課稅的條件已日趨成熟。筆者認為，比較理想的選擇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為這樣既能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消除重復課稅。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的免稅制雖然可以徹底消除重復課稅問題，但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流失，這在我國當前財力很困難的形勢下不宜使用。

（六）加強對發行環節的征稅

從世界范圍來看，許多國家均設置了與證券發行環節相關的稅種。如日本、荷蘭對公司發行債券或股票都課征登記許可稅；英國、愛爾蘭、比利時、奧地利、丹麥在股票發行環節向發行公司課征資本稅。筆者認為，我國也應開征這方面的稅種，依據如下：

第5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摘要]當前，對證券投資基金課稅存在問題的癥結在于其法律性質和地位，從證券投資基金財產的獨立性、基金外部管理者的運行架構以及運行效果可以看出，證券投資基金具有組織體的特性，并具有獨立的稅法主體資格。在明確這些問題后，可以分別從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投資者三個不同的納稅主體來重新構建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稅法主體資格；有效課稅模式

一、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之爭：實定法上的迷失

證券投資基金在我國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中國銀行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海外組建的“中國投資基金”。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我國在1997年頒布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規定》，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相關法律問題做出了規定。在此基礎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先后制定了《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8]55號)、《關于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財稅字[2002]128號)，由此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的基本稅收規則，對證券投資基金在發行、運營及收益分配過程中所涉及的稅種及納稅義務人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然而，由于1997年所頒布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規定》認為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證券投資方式，并不認為證券投資基金是獨立的法律主體，因此，在構建證券投資基金稅制時，基金本身能否作為獨立的納稅主體而獨立承擔納稅義務，上述兩個規章用語含糊，甚至存在諸多的矛盾。這種狀況到2003年《證券投資基金法》頒布后仍未得到解決。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投資人之間的稅法地位不清，造成了納稅義務分擔上的錯位，這成為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存在諸多弊端的根源。

(一)質疑一：基金管理人作為營業稅的納稅人

在《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和《關于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暫免征收營業稅。盡管這一規定為免稅規定，但其言外之意則是基金管理人仍為稅法上所明確的營業稅的納稅人，只不過這一納稅義務在法律所規定的期限內暫時免除。照此規定，在基金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如果運用基金買賣了股票，則基金管理人應當因此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人。在這里，證券投資基金僅是基金管理人買賣股票、債券時所運用的“資產”，是作為“物”而存在的，不能成為稅法的主體，自然不承擔納稅義務。而在國家稅務總局2002年頒布的《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申報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的納稅人包括證券基金管理公司、證券投資基金。根據該規定，則證券投資基金是作為金融保險業的營業稅的納稅人而存在的，基金本身即作為納稅主體，證券投資基金如果買賣股票、債券，則仍應繳納營業稅，證券投資基金是“稅法上的人”，而非“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負有營業稅納稅義務的單位為發生營業稅的應稅行為并向對方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的單位和個人，包括獨立核算的單位和不獨立核算的單位。于是，問題的關鍵便在于，基金管理公司運用基金財產實施買賣股票、債券的行為，其法律后果是應該歸屬于基金管理人還是證券投資基金?基金是物還是作為獨立的主體存在，法律性質的不同判斷造成了對收益歸屬上認識的不同，由此也造成了對納稅義務人的規定上的矛盾與沖突，勢必造成稅收征管上的困難。

(二)質疑二：證券投資基金成為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

在1998年所頒布的《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中明確規定，對投資者從基金分配中獲得的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以及企業債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發行債券的企業在向基金派發股息、紅利、利息時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基金向個人投資者分配股息、紅利、利息時，不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這一規定，在2002年針對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頒布的規章中，則變為“對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企業和銀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時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對投資者(包括個人和機構投資者)從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根據上述規定，對于封閉性證券投資基金，20％的個人所得稅是針對投資者進行扣繳的，而對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同樣的20％的個人所得稅，其納稅主體卻變成了“基金”本身。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個人所得稅針對“個人”征收，亦即“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機體”，而“基金”顯然是非獨立存在的“自然人”，對基金征收個人所得稅顯然是存在納稅主體上的誤解的。在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中，盡管法律明定該個人所得稅針對投資者進行扣繳，然而，這些由上市公司、發行債券的企業和銀行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后，分配到證券投資基金中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收入”，仍應抵扣基金在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費用(如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費用)、購買股票、債券等所發生的虧損后才能分配給投資者。因此，這20％的個人所得稅的稅基顯然并非投資者分配到的基金收益的總額，而僅是基金所取得的收入總和。再加上投資者顯然并非都是個人，不加區別地對其扣繳個人所得稅，顯然也是違反稅法的規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對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者所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實質上也是針對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本身而征收的，同樣也會產生納稅主體上的混淆。

(三)質疑三：證券投資基金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

1998年所頒布的《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規定，對基金從證券市場中取得的收入，包括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暫不征收企業所得稅。即證券投資基金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只是其納稅義務被暫時免除。而在2002年的《關于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中，基金買賣股票所取得的差價收入，其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卻是“基金管理人”，基金不過是其買賣股票、債券時所運用的資產，是“物”而非“人”。根據200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顯然，如果基金僅作為“財產”存在，是無法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的。但封閉式證券投資基金與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的差別僅在于封閉式基金的發行總額事先確定，在封閉期間內基金單位總數不變，投資人不能自由申購或贖回基金；而開放式基金的發行總額不固定，基金單位總數可以隨時增減，投資者可以按基金的報價在規定的營業場所申購或贖回基金單位，兩者之間并不存在“主體”與“物”之間的巨大差別。因此，兩份通知在認定證券投資基金的企業所得稅納稅主體資格方面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基金管理人成為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下的股票、債券的轉讓所得的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入”，減除各種可扣除的項目后，為應納稅所得額，即只有在某一所得能夠實質歸屬于該企業的情況下，該企業才會因此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但問題在于，根據200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6條的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不得將基金財產歸人其固有財產，似乎認為基金管理人并不對基金財產享有所有權，進而對運用基金財產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也不得享有所有權。因此，由基金管理人對該差價收入承擔納稅義務，同樣也是值得商榷的。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由于《證券投資基金法》對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性質、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關系并未做出明確的規定，證券投資基金是獨立的商事組織還是財產的集合，基金管理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機構、投資者的受托人還是證券投資基金的所有者等問題的存在，造成了對基金投資收益的所有權歸屬認定上的困難，在此情況下，對該收益應負納稅義務者也必然變得含糊不清。因此，要解決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過程中，各稅種納稅義務歸屬錯位的問題，首先應當探析證券投資基金本身的法律性質。

二、證券投資基金在稅法中的地位解析

(一)證券投資基金法律地位的重新叩問

對上述問題，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投資基金的法律地位問題，即投資基金在此法律關系中究竟是法律主體還是法律客體。這一問題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議，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中對證券投資基金的性質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導致了證券投資基金法律主體地位的模糊不清，也導致了證券投資基金運行過程中各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的非明確化，難以明確界定證券投資基金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總的說來，目前對證券投資基金法律地位的認識可分為以下幾種：(1)投資方式論認為投資基金是集合投資方式，我國1997年頒布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第2條即規定，證券投資基金是指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證券投資方式。(2)資本集合體論認為，所謂投資基金是指由多數投資者繳納的出資所組成的、由投資者委托他人投資于約定的項目、投資收益按投資者的出資份額共享、投資風險由投資者共擔的資本集合體。(3)投資組織形式論則認為，投資基金是指通過發行基金份額募集資金形成獨立的基金財產，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以資產組合方式進行證券投資，基金份額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額享有收益和承擔風險的投資組織。

從目前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的規定來看，根據組織形態的不同，投資基金可以分為公司型基金和契約型或信托型基金兩種。公司型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資目標的投資者依據公司法組成的以盈利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資公司。公司型基金就表現為投資公司，是具有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具有獨立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當然的法律主體。問題的關鍵在于契約型或信托型基金是否能夠成為法律主體。

1.從基金財產的獨立性看證券投資基金的主體性。信托型基金的當事人的一系列權利義務關系都是圍繞基金資產展開的，可以說基金資產是信托型基金的核心，信托型基金就表現為基金資產。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第6～8條的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將基金財產歸入其固有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財產的管理、運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財產和收益，歸入基金財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銷或者被依法宣告破產等原因進行清算的，基金財產不屬于其清算財產。基金財產的債權，不得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固有財產的債務相抵消；不同基金財產的債權債務，不得相互抵消。非因基金財產本身承擔的債務，不得對基金財產強制執行。基金設立之后，投資人也只能通過請求贖回或轉讓處分其持有的基金單位，不能直接處分基金財產。由此可見，基金資產是受基金目的拘束，并為基金目的而獨立存在的。即基金資產具有與各基金當事人相互獨立的地位，并非任何基金當事人的財產，而是“具有潛在主體性的財產的集合”。

2.從基金架構看證券投資基金的獨立性。在信托型基金中，投資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采用信托的原理來組織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但這種信托型基金與傳統意義上的信托已有很大的差異，其組織化的趨勢十分明顯。“從傳統的信托法理來看，委托人轉移財產的所有權于受托人是信托成立與生效的要件。如果信托型基金所成立的是信托關系，則基金財產的所有權應該轉移到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那么，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應當對基金財產行使共同所有權。這便意味著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進行管理和保管基金資產的時候，應當取得一致的同意，才能對基金資產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但實際上，基金托管人只是負責資金資產的保管、清算和會計核算，不能參與基金的運作，只是按照約定執行基金管理公司的指令，基金托管人僅在基金成立后負有基金財產的保管和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督職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不存在對基金財產的共同共有的所有權的。投資者購買基金單位之后，所投入的資產的所有權與投資者相分離，卻并未如一般信托轉移給受托人，而是形成了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集合資產，其目的在于通過這一資產的集合，能夠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提供管理服務，從而進行投資獲利。因此，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顯然并非基金財產的所有人，相反，由投資人提供資本、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提供管理服務才最終形成證券投資基金。而組織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標，將其行為彼此協調與聯合起來所形成的社會團體”，證券投資基金已構成“財產和人(自然人)的有機集合體”，具有組織體的特征。

3.從基金運行的法律效果歸屬看證券投資基金的主體性。在基金設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資產的管理與運營，基金托管人負責保管基金資產，并對基金管理人進行監督。基金管理人投資于股票、債券、期貨、期權等金融資產，所產生的費用、稅收和債務以基金資產進行支付，所投資購買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歸入基金，所取得的財產和收益，也歸入基金財產中，再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份額持有人分配收益，并不歸基金管理人所有，也不直接歸投資者所有。因此，基金管理人投資基金資產的法律后果由基金承擔，基金管理人并不直接分享基金財產投資所取得的收益，而僅能依據基金契約或托管協議從基金資產中領取管理基金資產的報酬。不僅如此，如果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違反法定義務，造成基金資產的損失，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也有權以基金的名義向對方追償，所取得的賠償也同樣歸入基金資產。由此可見，盡管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實際上運營、管理、保管基金資產，但其法律后果并不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承擔，而是由作為“基金財產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集合體”的證券投資基金來最終承擔。

因此，在投資基金設立后，投資者認購基金單位所交納的金額匯合在一起形成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的資產集合，與作為外部管理者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形成了“人與財產”的集合體，具有團體的性格，能夠成為法律主體而存在。從證券市場上看，證券投資基金一旦成立，即成為證券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不僅參與股票、債券的買賣，甚至通過入主上市公司，直接介入企業經營管理和內部治理，充當上市公司的積極股東。就其“機構投資者”的身份而言，證券投資基金并不僅僅作為財產存在，而實際上具有一定的主體性。

(二)證券投資基金的稅法地位解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證券投資基金并非僅以作為客體的物而存在，而是具有了團體的特性，能夠作為法律主體而存在，那么，證券投資基金是否能夠作為稅法上的主體呢?

1.納稅主體資格的基本判定。一般說來，在私法上享有完全權利能力的主體，在稅法上也享有完全權利能力，具有納稅主體資格，如自然人和法人。但在相關證券投資基金法規肯認證券投資基金的法人資格之前，其并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事主體。這是否意味著證券投資基金不能成為稅法主體，則不無疑問。稅法與私法有著不同的價值追求，其權利能力的設定也必然與私法上的權利能力有所差別。民法所關注的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各個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意志的自由表達以及市場的自由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因此，對私法主體的權利能力的設定更多的是從主體的行為及承擔責任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而稅法所關注的是市場經濟下主體承擔稅收負擔的可能性，其權利能力的設定更多的是從主體取得收益的可能性以及稅收負擔能力予以考量的。在稅法上，應當以具有經濟上的負擔能力(例如所得稅)或在技術上可把握的經濟上的負擔能力的對象(例如營業稅)作為稅收權利能力的享有者。因此，在私法上不享有權利能力或享有部分權利能力的主體，在稅法上出于把握經濟負擔能力之技術的需要，則有可能賦予其完全權利能力或部分權利能力，如非法人團體、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但對于那些在私法上不具備權利能力或僅具備部分權利能力的主體，其稅收權利能力的取得則要根據稅法的具體規定而定。由于稅法是根據負擔能力來分配納稅義務的，因此，一般來講，只要具備稅收負擔能力的主體，無論其在私法上的地位如何，都可以取得稅收權利能力。

那么，作為具有團體性的證券投資基金，并不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是否能夠享有獨立的納稅主體資格，則必須探求其是否具備稅法上所要求的“稅收負擔能力”。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征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只有在動態的財產變動中實現經濟的流轉，始有可能基于由此發生的增值來重新評價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只有某一主體從事市場經濟活動并取得經濟收益，才能表明該主體具有經濟能力而足以分攤國家的稅收，也才能現實地承擔納稅義務。另一方面，由于稅收是私人財產向國家的無償轉移，只有經濟收益的實際歸屬主體才能就該收益承擔納稅義務。就證券投資基金而言，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財產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買賣，進而能夠取得金融資產的買賣差價，進而取得投資收益。此投資收益歸入基金財產中，為基金的增值，基金財產增加的數額便直接反映了基金分攤納稅義務的能力。因此，證券投資基金以其名義進行投資行為并能夠取得收益，表明其具備一定的稅收負擔能力，能夠成為稅法上的納稅主體。相反，由于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從事市場交易活動所產生的任何收益均不帶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財產的增加，其稅收負擔能力不會因此有所變動，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無需就基金所從事的交易行為及其經濟后果承擔納稅義務。

2.證券投資基金成為納稅主體的法律可能性。根據稅收法定原則，某單位和個人要成為納稅主體，在形式上必須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只有在稅法上明確規定某一主體為該稅種的納稅人，該主體才具有相應的納稅主體資格。納稅主體應當是稅收法律或稅收行政法規所明確規定的主體，稅法未明確規定的主體不能成為納稅主體。例如，盡管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同樣為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但《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不適用《企業所得稅法》，則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不具備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主體資格。因此，證券投資基金是否能夠成為稅法主體之一，還必須明確其在當前的稅制下是否具有成為納稅主體的法律可能性。

從證券投資基金的設立運營過程來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主要包括買賣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行使由此取得的股權和債權。因此，其可能涉及的稅種主要包括營業稅、所得稅和印花稅。我們不妨考察在我國當前的稅制下，證券投資基金是否可能成為上述稅種的納稅主體。

(1)營業稅。根據《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11條的規定，負有營業稅納稅義務的單位為發生應稅行為并向對方收取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的單位，包括獨立核算的單位和不獨立核算的單位。因此，只要符合以下條件，便可以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主體，具備獨立的納稅主體資格：第一，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銷售不動產。其中應稅勞務是指屬于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金融保險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稅目征收范圍的勞務。第二，該交易行為必須是有償的，即以從勞務接受方或受讓方(購買方)取得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為條件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者轉讓不動產所有權的行為。營業稅是以應稅商品或應稅勞務的營業額作為計稅依據的一種商品稅，因此，只要該主體所取得的“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足以表彰其經濟能力和稅收負擔能力，即能夠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主體，進行獨立納稅，而不論該主體是否具備法人資格，是否在銀行單獨開設結算賬戶、是否建立賬簿、編制財務會計報表、是否獨立計算盈虧。因此，證券投資基金盡管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仍可以成為營業稅的納稅主體。進行獨立納稅。(2)所得稅。證券投資基金存續期間產生的所得在形式上屬于受托人，但這些所得并不能歸人受托人的固有財產，受托人最終必須將信托的收益分配給受益人，受益人才是財產收益的最終所有人。但在收益分配給基金持有人之前，證券投資基金所得應當被歸入基金財產本身，由基金財產承擔納稅義務。因為證券投資基金非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機體，從而也就排除了其作為個人所得稅納稅人的可能性。于是，關鍵的問題在于證券投資基金是否能夠作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l條的規定，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企業是指依法成立并具備一定的組織形式，以營利為目的獨立從事商業生產經營活動和商業服務的經濟組織。作為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企業應當同時具備獨立性和營利性這兩個基本的經濟特征。營利性強調的是企業必須是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活動、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獨立性則強調，企業擁有自己的財產、獨立承擔財產責任，企業與其投資者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財產相互獨立。具備經濟性和獨立性的企業和其他組織，無論其資金來源、組織形式、法律屬性如何，都可以成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

證券投資基金是具有人和物相結合的組織體，已如前所述。根據《證券投資基金法》第58條的規定，基金財產以資產組合方式投資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和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證券品種。通過證券投資，基金能夠獲得相應的證券轉讓收益或權益性投資收益，具有營利性。其第6條規定。基金財產獨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財產。因此，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證券投資基金同樣具備作為企業所得稅納稅主體的資格。

確立證券投資基金納稅主體資格的最大隱憂在于此種課稅模式必然形成對證券投資基金和投資者的經濟性雙重征稅。但對企業投資者而言，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26條第2款的規定，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為免稅收入。因此，可以將持有基金的企業從證券投資基金分配的權益性投資收益“視為權益性投資收益”，從而適用第26條的規定，基金投資收益僅在證券投資基金層面上課稅，不會產生雙重征稅的問題。同樣，為避免對持有基金的個人投資者的經濟性雙重征稅，對其來自基金分配的收益也可以給予免稅，則可以避免由于確立證券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納稅主體資格而產生的雙重征稅問題。因此，雙重征稅問題能夠通過技術性的規范設計加以避免，是稅收政策選擇的問題而非證券投資基金能否具有納稅主體資格的決定性因素。

(3)證券交易印花稅。根據《印花稅暫行條例》的規定，印花稅的納稅人為在我國境內書立、領受應稅憑證的單位和個人，具體包括各類企業、事業、機關、團體、部隊、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及其在華機構等單位和個人。因此，只要能夠作為合同訂立的一方當事人，即應成為印花稅的納稅人。證券投資基金由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資產買賣股票、債券等基金資產所訂立的合同，也是買賣股票、債券這一所有權轉移合同的法律效果的最終承擔者，是有價證券買賣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也可以成為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納稅人。

無論由基金管理人還是由投資者作為證券投資基金運營收益的納稅人，都是有違稅法基本理論的。既然證券投資基金具有團體性，能夠從事經濟活動并有取得收入的可能，具備稅收權利能力。而證券投資基金作為經濟實體，根據我國當前稅法的規定，也具備成為相關稅種的納稅人的法律可能性，因此，其納稅主體資格應當得到確認。

三、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在稅法中的確立

(一)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課稅的基本模式

從當前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課稅的方式來看，可以分為以下5種模式：

1.在稅收上無視證券投資基金的存在，僅直接對投資者個人進行征稅。如在日本，投資基金不被視為法人，不必繳納所得稅；在比利時、韓國、巴西等國家，投資基金不是納稅人，也不需納稅；在德國、印度、芬蘭和我國香港地區，則豁免信托基金所獲利息及資本利得等繳納相關稅項。

2.承認證券投資基金為納稅實體，但如果滿足一定的條件，就給予免稅待遇。在盧森堡，如其投資者或收益為某種級別，則可以免稅。在美國，無論是契約型還是公司型共同基金，均被視為納稅主體，應當繳納公司所得稅，如投資基金可保留已實現的長期資本收益，并就此納稅。但根據美國1942年稅法規定，投資公司的股息、利息和任何資本增值在一定條件下是免稅的。條件是：第一，投資公司必須是經證券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合格公司；投資公司為“受控”公司。

3.對證券投資基金適用正常的稅率，但允許其在分配收益時扣除，因而其實際稅負近乎為零。如在英國、加拿大、挪威，投資基金需全額納稅，但對已分配給投資者的收益部分，可從稅基中予以扣除。最終，投資基金雖然負有納稅義務，但交稅很少，甚至不需交稅。

4.對證券投資基金適用較低的稅率。在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如投資基金能滿足一定條件，則可適用低稅率，甚至零稅率。如在意大利，投資基金按資產值適用差別稅率，以代替直接投資所要負擔的較重的預提稅和累進的所得稅。

5.將證券投資基金視為一般的公司，適用正常的公司稅稅率。如在以色列和愛爾蘭，投資基金根據適用一般公司的稅率完全納稅，但投資者分配到的紅利則完全免稅。

從上述5種課稅模式中不難看出，除第一種模式不承認投資基金是獨立的納稅主體外，其他四種模式均認為投資基金是獨立的納稅主體，需要承擔一定的納稅義務。即便是在第一種模式下，對投資基金予以“免稅”待遇，但仍認為投資基金是作為納稅實體存在的，只不過其納稅義務出于稅收政策的考量而被免除而已。如根據德國《投資稅法》的規定雖然投資基金無須納稅，但投資基金仍被視做獨立的納稅主體來確定稅基。因此，無論對投資基金是否征稅，實際上并不影響投資基金本身所具有的獨立的納稅主體資格。我國在構建投資基金稅制時，可予以借鑒。

(二)我國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的前提——證券投資基金納稅主體資格的確立

由于對證券投資基金是否作為納稅主體問題的法律規定含糊不清，由此也使得整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問題重重，甚至相互矛盾和沖突。因此，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首先應當確立證券投資基金在稅法上的納稅主體地位。證券投資基金成為納稅主體，不僅符合稅法理論，也具有法律可能性。但在證券投資基金運營的過程中，還存在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資者三方主體。在確定哪一主體應當就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收益而承擔納稅義務時，我們不妨考察證券投資基金的相關當事人能否作為該收益的納稅人。

1.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如前所述，投資基金是作為團體性組織存在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無疑僅是投資基金這一主體的外部管理機構。在基金正式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資產的管理和運營，托管人負責基金資產的保管，并對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資產的情況加以監督，他們對外以投資基金的名義買賣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行使因基金財產運作和處分所產生的債權和股權。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機關和對外代表機關，只不過所采用的是外部管理的方式，其所有的運營都是通過第三方來進行的。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所實施行為的一切后果均應歸屬于證券投資基金，無論積極財產和消極財產最終都應當由證券投資基金來承擔。因基金運營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和債務，也都應由投資基金來承擔。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有權向投資基金追償其所支付的因投資基金運營所產生的一切費用。稅收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成本之一，因證券投資基金從事經濟活動所應當承擔的稅收負擔，同樣應當由投資基金來承擔，由基金管理人從基金財產中進行支付。從制度設計上來說，固然可以要求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而繳納營業稅。但該差價收人因基金投資而產生，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賺取的差價收入只是基金財產的一部分，并不歸基金管理人所有，因此所負擔的納稅義務最終應當以基金財產進行繳納。如果由基金管理人作為營業稅的納稅人，基金管理人固然是以基金財產來進行支付，而一旦基金剩余財產不足以支付該營業稅，作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的基金管理人便需要以自有財產來繳納該稅款，這便使得基金管理人對基金的稅收債務負擔一定程度的“無限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都不應當成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的納稅人。

2，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設立的目的是通過集中投資者所投入的資金，透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經營運作，實現盈利的目的，因此，投資者是基于其所認購的投資基金的受益憑證而成為證券投資基金的最終受益人。證券投資基金運營所取得的收益最終都應當分配給投資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投資者作為證券投資基金投資收益的納稅人，似乎是沒有疑問的。但一方面，投資者所取得的收益必然是扣除了所有費用、彌補了投資損失并由基金管理人分配的凈所得，以投資者為納稅主體，則尚未分配的收益部分便無法對其進行課稅。另一方面，如營業稅等以營業額作為課稅對象的稅種，更是無法以投資者所取得的凈所得為稅基進行征收。在我國目前的課稅方式下，這種問題則更為突出。根據我國目前的規定，投資者從基金分配中獲得的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以及企業債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發行債券的企業在向基金派發股息、紅利、利息時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由于投資基金可能將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分配的收益用于彌補投資虧損、扣除投資成本和費用，投資者所實際取得的投資收益遠遠低于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或發行債券的企業在派發股息、利息時即予以扣繳，無疑提高了投資者個人所得稅的稅基，增加了其稅收負擔。況且，從上市公司分配收益到證券投資基金分配該收益，所間隔的期間是無法預期的，如在上市公司分配收益時即對投資者自證券投資基金所分配的收益扣繳其個人所得稅，則要求其在納稅義務成立之前即提前履行其納稅義務，而基金投資收益未分配的部分也無法享受稅收遞延待遇。更重要的是，企業和個人投資者所取得的股息和紅利，其稅收負擔存在巨大的差異。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符合條件的居民企業之間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從居民企業取得與該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系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為免稅收入。而根據《個人所得稅法》以及相關行政規章的規定，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征個人所得稅。然而，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財產進行投資、行使股權，上市公司也很難確知所分配的股息的最終取得主體是企業還是個人投資者，無法真正的“依法課稅”。所以，出于稅收公平和效率的考慮，就基金從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仍不應以投資者作為納稅義務人。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無論是直接以基金管理人還是投資者作為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納稅義務的承擔者，都存在諸多的問題。既然投資基金能夠以其投資者的財產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有機結合形成組織體，則無論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均為投資基金的代表機關，其以基金名義所實施的行為，法律后果均應歸屬于投資基金。因此，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財產所實施的買賣股票、債券的行為，是投資基金的行為，投資基金應當根據營業稅法的規定負擔納稅義務。就所得稅而言，只有確立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才能使得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收益、費用、成本和虧損最終集中到投資基金這一層面上，使得成本、費用得以從收益中扣除，所產生的投資虧損也能夠得到彌補。同時，只有確立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才能夠明晰投資者的納稅義務的范圍與界限，使得投資者僅對分配所取得的投資收益承擔納稅義務，留存于投資基金的未分配的投資收益仍歸屬于投資基金本身，投資者對其不負任何納稅義務，從而才能解決稅收公平與稅收遞延的問題。因此，只有在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之后，才能明晰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資者各自的納稅義務的范圍及成立時間，才能使證券投資基金稅制的制度設計符合稅收公平，并促進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

(三)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的完善

在確立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資格之后，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稅制中所存在的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我們可以分別從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投資者三個不同的納稅主體，來重新構建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稅制。

1，證券投資基金。證券投資基金應當對其運營過程中所發生的收益承擔納稅義務。具體來說，證券投資基金設立之后，作為證券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證券投資基金的主要業務范圍在于進行金融資產的投資，由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資產買賣股票、債券、期權等金融資產，所取得的差價收入屬于營業稅的征稅范圍。證券投資基金應當就此差價收入承擔納稅義務。

就所得稅而言，證券投資基金從證券市場上取得的所得，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股票的股息、紅利收入，債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應當統一歸屬于證券投資基金所有。證券投資基金取得該所得后即應就該所得承擔所得稅的納稅義務。并確定證券投資基金運營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和費用，計算證券投資基金當期的凈所得。如在投資過程中產生虧損，則可以該所得彌補虧損。扣除成本、費用、彌補虧損后的所得為應納稅所得額，用以計算納稅。但投資者自證券投資基金分配收益時仍應承擔納稅義務，為避免經濟性的重復征稅，可對已分配的收益免稅或對允許投資者在納稅時抵扣證券投資基金已繳納的所得稅。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代表機關，其對外所簽訂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的買賣合同，應以證券投資基金作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作為訂立該合同所產生的印花稅的納稅人。

2.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確立了證券投資基金的納稅主體之后，基金管理人的納稅義務可以進一步明晰化。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證券投資基金的代表機關，其以基金名義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應歸屬于證券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并不對此負有任何納稅義務。因此，并非如《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稅收問題的通知》所稱，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的差價收入，暫免征收營業稅，而是證券投資基金并不作為該營業稅的納稅人，不對此負有納稅義務。同樣，對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買賣股票、債券而產生的印花稅。同樣不以基金管理人作為納稅主體，其不對此負擔納稅義務。

但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基于其對基金的管理和保管，從證券投資基金所取得的報酬和收入，則應當依照稅法的規定征收營業稅、企業所得稅以及其他相關稅收。

第6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關鍵詞】優先認股權計劃 稅率 協調發展

兩權分離的背景下，怎樣讓經理人員對股東負責，是一個長久困擾公司法的問題。優先認股權計劃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美國。之后，它作為一種能夠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提高公司業績和整合公司人力資源的薪酬激勵工具，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迅速推廣開來，并獲得很大成功。[1]稅收是公司、股東和高管都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它深深地影響了公司和管理人員的稅收支出安排，并體現在不同種類的優先認股計劃中。

一、稅收：優先認股權計劃的導向

在公司稅制方面，美國是古典制模式的典型代表，即對公司所得在公司層面課征公司所得稅，對其獲得股利分配所得的自然人股東再課征一道個人所得稅。[2]經理人員的薪金和獎金當然納入了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范圍。在優先認股權計劃計劃中，因為主要涉及公司盈利的分配，所以在這里我們主要討論公司所得稅、經理人員的個人所得稅和資本收益稅。

（一）公司涉稅的三大稅率

1.公司的邊際收入稅率。公司邊際收入稅率是指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在美國，公司所得稅實行的是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相結合。目前美國采用的稅率如下：年所得額在5萬美元以下的，稅率為15%；年所得額在5萬美元至7.5萬美元的，稅率為25%；年所得額在7.5萬美元以上的，稅率為34%。另外，對年所得額在10萬美元至33.5萬美元之間的部分，再征收5%的附加稅，以使實際比率接近34%。而對超過33.5萬美元的，全額適用34%的公司所得稅稅率。[3]

2.經理人員個人贏利或日常收入的邊際稅率。這里所說的經理人員個人贏利或日常收入的邊際稅率即經理人員的個人所得稅。薪酬和獎金是經理人員管理服務的對價。而經理人員的這些收入正好構成了美國《國內稅收法典》個人所得稅的稅基。

美國個人所得稅采用超額累進稅率，基本稅率分為5檔，即：15%、18%、31%、36%和39.6%，根據2001年的減稅法案和2003年的減稅計劃，現行稅率實際上按10%、15%、25%、28%、35%和36%6檔執行。[4]

3.經理人員的長期資本收益稅率。證券交易利得稅是以證券交易所取得的價差收入為課稅時象的一種稅收，有的國家稱之為證券利得稅、資本利得稅。[5]在這里我們稱之為資本收益稅。證券所得主要包括持有證券的所得和轉讓證券的所得，因而證券個人所得稅稅種具體有對持有證券的所得課征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和對轉讓證券的所得課征的證券交易所得稅。[6]

在優先認股權計劃中，公司賦予經理人員一種股票期權，也稱認股權證，事實上是一種看漲期權。是指公司授予激勵對象的一種權利，激勵對象可以在行權期內以事先確定的價格（行權價）購買一定數量的本公司流通股票。[7]由于行權價和股票的市場價之間存在差額，差額便構成了資本收益稅的稅基。對于證券個人所得的征稅，美國為15%、28%的二檔累進稅率。[8]

（二）稅率組合對優先認股權計劃的影響

1.優先認股權計劃的本質。經理人員通過優先認股權得到的收益不同于其工資和獎金。工資和獎金在公司納稅層面作為“資金流出”被扣除，并未作為公司所得予以課稅，而是作為經理人員的個人所得稅稅基。因此，它只是在一個層面上的征收。而經理人員行使優先認股權所得到的資本收益則來源于公司盈利。

我們看到，在經理人員行權時，公司直接發行新的股票，這些多出來的股票參與到公司的紅利分配中去。由于此處的資本收益來源于公司的盈利，于是，資本收益稅是第二個層次上的稅收。因為其源泉——公司的盈利已經作為公司所得被課稅。

2.總稅收支出最小化的尋找。公司所得稅稅率、個人所得稅稅率以及資本收益稅率雖然都采用比例稅率，但都又兼采累進稅率。公司和經理人員負擔的這些稅率各不相同，而且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因時而異。[9]不同的分配方式面臨著不同的稅種，適用不同的比例稅率。美元金額的變動要適用不同的累進稅率，比例稅率的變動造成分配結果的差異。

在優先權計劃中，公司和經理人員都被課以稅收，一方面對于經理人員而言，個人所得稅稅率和資本收益稅率存在著重大差異。另一方面就對于公司來說，其稅收優惠在鼓勵性優先認股權和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之間存在差異，對于后者，公司可以獲得對給予經理報酬成分的扣除。尋求公司和經理人員總稅收支出最小化，不僅關乎著股權激勵措施的成效，更是一個稅法上頗具技術含量的難題。

二、四種優先認股權計劃的稅收安排

（一）有限優先認股權：資本收益稅率的優越性

美國《國內稅收法典》1950年修正案規定，如果某公司的優先認購權計劃滿足了某些必要條件，在以出售或其他方式處分通過行使其購買權得到的股份之前，獲得購買權的經理人不必核定任何收入，并且還可以將其全部贏利當作資本收益。[10]

實現優先認股權，需要兩步走。首先，行權，從公司買入股票。然后，出售，將行權得到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上售出。其稅率遠低于薪金和直接現金獎金的稅率。可以認為其認購的是稅收優惠。優先認股權本身將經理的收入與公司的股票價值捆綁在一起，以激勵經理。

（二）有保留的優先認股權：非稅收目的的條件附加

有保留的有限認股權是享受稅收優惠的優先認股權，它依照《國內稅法法典》1964年修正案而得名。根據這些修正案，要想享有特殊稅收優惠，優先認股權計劃必須滿足更嚴格的條件。若有保留，一個計劃必須規定，計劃應經股東批準；在計劃被采納或被股東批準之日（以較早的一個為準）起的10年內必須授予優先認購權；優先認購權在被授予后可行使期限不得超過5年，優先認股價格不得低于授權時股票的應有市場價值；取得該權利的管理人除非死亡不得轉移優先認股權；授權后他不得擁有超過5%的公司股本；以及他至少保存有依據優先認股權購買的股票三年。[11]

但是，由于個人所得稅率和長期資本收益稅率的接近，使得優先權計劃逐漸喪失了魅力。并最終被1976年修正案廢止。

（三）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兩種稅率的排列組合

所謂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是指那些不受稅收一般規則制約的優先認股權。一般來說，管理人員在接受無保留優先認股權之時，不核定任何應稅收入。在管理人員行使優先認股權之時，他應把所購股票的應有市場價值和他為行使該股票權利支付的價格之間的差價總額核定為應稅收入，而這種收入按他的日常個人所得稅稅率納稅。[12]

我們看到，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與有限優先認股權及有保留的優先認股權不同，其對“行權”和“出售”兩個環節進行區分：行使優先認股權認購股票時的應稅收入，是買入股票時的收益，這種收益是按照個人所得稅征收。當其出售股票時，其收入是資本收益，適用長期資本收益稅率。

（四）鼓勵性優先認股權：恢復與寬容

美國《國內稅收法典》第442A條和《1981年經濟復蘇稅收法案》的補充創設了鼓勵性優先認股權。它不僅恢復了1976年廢除的有保留的優先認股權，而且對納稅人更加寬容。享受鼓勵性優先認股權的待遇所具備的條件：

1.依據優先認股權購得的股份在優先認股權被授予后兩年內不得出售；

2.這種股份在優先認股權被行使后一年內不得出售；

3.如果除了上述兩個條件之外，本表列中的其他條件都得到了滿足，那么，雇員在行使優先認股權時不必納稅，但在出售該股份時要納稅（在這個方面，它類似于稅收優惠優先認股權），但是收益被視為日常收入并且公司的相應稅負因此得以減免（在這些方面，它類似于無保留優先認股權）；

4.從授權之日起直至權力行使之日前三個月，優先認股權的享有人必須一直被公司雇用；

5.優先認股權計劃必須明確說明依據優先認股權發行的股份數額以及哪些雇員有資格獲得優先認股權；

6.在采納優先認股權計劃之前或之后的12個月內，該計劃需經股東批準；

7.從計劃被采納之日或經股東批準之日（以較早的一個為準）其的10年內，公司必須授予優先認股權；

8.行使優先認股權的有效期限最多為該認股權授予之日起的10年內；

9.優先認股價格不得低于優先認股權被授予時股票的應由市場價值；

10.除非雇員死亡，優先認股權不可移轉；

11.在授予優先認股權時，雇員擁有的公司各類股份的表決權不得超過總表決權的10%（對此某些微妙區別和例外）；

12.雇員必須按照授予的順序依次行使其所得的各個優先認股權；

13.如前所述，每個雇員每年優先認購的股份有100，000美元的上限。

我們看到，在鼓勵性優先認股權的情況下，其依然適用有保留優先認股權的優惠稅收待遇。雖然其在第13項中有股份價值100，000美元的上限規定，而這一項并不適用與有保留的優先認股權，但是，在第2、8、11項中對于有保留優先權股權的變更，確實給納稅人帶來了更多的實惠。

（五）優先認股權之間的博弈

上面我們討論了四種優先認股權，在本質上其主要是兩類：一類是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將經理人員因優先認股權帶來的收益根據實施環節的不同分成行權收益和出售收益，并且適用不同的稅率；另一類是一脈相承的有限優先認股權、有保留的優先認股權和鼓勵性優先認股權，其稅收優惠都是不區分行權收益和出售收益，而是將所有收益都作為資本收益適用資本收益稅率。

立法發展到今天，擺在所有公開公司面前的是一個貌似簡答的難題：要采用股權激勵措施，是選擇鼓勵性優先認股權還是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對于所有公開公司而言，采用鼓勵性優先認股權而非無保留的優先認股權似乎更加適當。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有限制的、有保留的或激勵性的優先認股權計劃是否具有經營明智性，關鍵取決于三種不同稅率之間的關系：公司的邊際收入稅率、經理人員個人贏利或日常收入的邊際稅率以及經理人員的長期資本收益稅率。公司和經理人員負擔的這些稅率各不相同，而且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因時而異。[13]節稅是我們選擇優先認股權計劃時要考慮的第一要素，尋求公司和經理人員總稅務支出的最小化是最重要的工作。

一方面，鼓勵性優先認股權使經理人員行權時的收益免遭稅率更高的個人所得稅課征，為經理人員節省了一部分稅收。另一方面，它并沒有給公司帶來任何稅收利益。而無保留優先認股權，雖然將雇員行權時的收益列為個人所得稅的稅基，但是對于這部分費用可以為公司帶來可抵消的稅收利益，降低其稅后成本。[14]因此，優先認股權計劃孰劣孰優不能簡單地下定論，要根據公司的不同景況，比較三種稅率的差異以及組合關系，并通過精細的計算分析，才能得到較科學和合理的結論。

三、總結與反思：公司法與稅法的協調發展

兩權分離的背景下，股東與公司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必然成為公司法永恒的話題。我國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公司已經成為市場上最重要的經濟主體，也必然會成為稅法上最重要的納稅主體。在如何構建合理的高管薪酬機制方面，美國公司法和稅法給我們提供了思路。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以公司法和稅法的協調發展來促進公司機制的正常運轉。

（一）現實意義：公司治理機制合理與高效的必然要求

現代公司兩權分離下的集中管理，已經將股東排除在了公司的經理管理之外，經營權由管理層獨享。問題就在于如何既保持管理人員對股東的其他指令義務負責，而又仍然準許他們對適當的事項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就是公司法要處理的主要問題。[15]為了使經理人員更好的履行其信托忠誠義務，公司法構建了許多激勵機制，本文中優先認股權就是股權激勵中的一種。

公司從事經濟活動必然要權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其中稅收就是公司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16]筆者主張我國公司法在激勵機制的構建和操作中也應當進行稅收因素的考量，尋求公司和高管稅收支出的最小化。當然，這也需要稅法的立法完善與技術支持，為節稅和股權激勵多樣化提供可能性。

（二）理論研究：橫向協調與縱向深入

公司法和稅法研究的縱向深入，離不開橫向的聯系與分析。橫向的協調可以可以促進縱向研究的深入。我國國有公司經過放權讓利階段，兩權分離階段和公司化改造階段，現在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公司的核心特征。再加上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公司已經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主體。公司也不再是公司法學者研究的專屬領域，它正逐步地進入各個部門法的視野，更為稅法所關注。

公司法如何將公司制度細化并進行可行性構建，需要進行稅收因素的考量；稅法研究如何在公司領域大展拳腳，也必須遵循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學術研究、理論分析不是圈地運動，更不能閉門造車。以橫向聯系分析來促進縱向研究深入，保持公司法和稅法的協調發展，才能促進學科繁榮，保證科學立法。

參考文獻

[1]陳少英.公司涉稅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15，21.

[2]朱智躍.企業所得稅課稅理論的反思與重構[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6.

[3]陳少英.公司涉稅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37.

[4]徐麗.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基于中美比較分析[J].特區經濟，2006（1）：133.

[5]楊光海，韓治.證券交易利得稅的國際比較及其借鑒[J].經濟學情報，2000（3）：51.

[6]劉小兵.各國證券個人所得稅制度比較分析[J].涉外稅務，2000（3）：47.

[7]王琳.現代企業股權激勵研究[J].東方企業文化，2008（8）：63.

[8]劉小兵.各國證券個人所得稅制度比較分析[J].涉外稅務，2000（3）：48.

[9][10][11][12][13][14][15][美]羅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則[M]，等譯.北京：工商出版社，1999.171，166，167，167，171， 171-173，21.

第7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截止到2007年底，我國A股上市公司達到上千家，證券市場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應該看到，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不分配股利或分配股利以再融資為目的的現象，這被學術界稱為“中國股利政策之謎”，股利政策已成為國內外公司財務、金融領域的一個研究重點。

論文關鍵詞：現金股利股票股利股利政策

公司稅后利潤究竟應該分配給股東還是留在公司內部?應該采取怎樣的方式把股利分配給股東?應該分配多少股利給股東?股利分配的金額和方式對公司價值和股東財富有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一致的回答，因而，公司股利政策的問題也成為公司財務領域長期以來的研究熱點和難點。

一、國外研究

西方國家對于上市公司股幣政策的研究歷史較長，最先是和證券估價分析聯系在一起，還沒形成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對股利政策的真正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兩位財務學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發表了《股利政策、增長和股票估價》一文，股利政策一時成為眾多學者的研究熱點。此后，很多財務學家對此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并形成了傳統股利政策理論與現代股利政策理論。前者主要側重于研究股利政策與股票價格的相關性方面，形成了股利無關論與稅差理論；而后者側重于研究股利引起股票價格變動的原因，形成了追隨者效應理論、股利信號傳遞理論和成本理論。

(一)傳統的股利政策理論

傳統股利政策理論認為，投資者更喜歡現金股利，而不大喜歡將利潤留存給公司。這是因為：對投資者來說，現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鳥”，是實在的，而公司留利則是“躲在林中的鳥”，隨時都可能飛走。既然現在的留利并不一定轉化為未來的股利，那么在投資者看來，公司分配的股利越多，公司的市場價值也就越大。1956年哈佛大學約翰·林納(John．1inth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為的理論模型，拉開了股利政策研究的序幕。

1．“一鳥在手”理論。“～鳥在手”理論主要的代表者是戈登。1962年戈登(Grordon．M．J)和夏普(EliShapiro)在眾多研究的基礎上推導出了戈登模型。該理論基于投資者偏愛即期收入和即期股利能消除不確定性的特點，認為股票價格變動較大，在投資者眼里股利收益要比留存收益再投資帶來的資本利得更為可靠，由于投資者一般為風險厭惡型，寧可現在收到較少的股利，也不愿承擔較大的風險等到將來收到更多的股利，故投資者一般偏好現金股利而非資本利得。在這種思想下，該理論認為股利政策與股東財富息息相關，股利支付的提高將會增加股東財富。

2．股利無關論。最著名的MM股利無關論是由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1961年提出的，因為兩人姓氏的第一個字母均為M而簡稱為MM理論。Modigliani和Miller認為，在一個信息對稱的完善資本市場里，在公司投資決策既定的條件下，公司的價值和公司的財務決策是無關的，因此，是否分配現金股利對股東的財富和公司價值沒有影響，股利政策與股價無關，公司的股利政策不會影響股票的市價。

3．稅收效應理論。法勒(Farrar)和塞爾文(Sel—wyn，L)通過研究認為，在不存在稅收因素的條件下，公司選擇何種股利支付方式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現金紅利和資本利得可以不同稅賦，如現金股利稅賦高于資本利得的稅賦，那么，在公司及投資者看來，支付現金股利就不再是最優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見，存在稅賦差別的前提下，公司選擇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僅會對公司的市場價值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且也會使公司(及個人投資者)的稅收負擔出現差異，即使在稅率相同的情況下，資本利得只有在實現之時才繳納資本增值稅，相對于現金股利課稅而言，仍然具有延遲納稅的好處。

(二)現代股利政策

現代股利政策認為，在完善資本市場環境中，股利政策并不重要，每個股東都能無成本地選擇公司的股利政策，以適應自己偏好，所以股利不影響公司價值。但是，在現實經濟中，由于資本市場存在不對稱稅負、不對稱信息和交易成本三種缺陷，公司的股利政策將對公司的價值產生影響，這時股利政策就顯得十分重要。

1．追隨者效應理論。追隨者效應理論是稅差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該理論認為股東的稅收等級不同，導致他們對待股利水平的態度不同。有的稅收等級高，而有的稅收等級低。公司應據此調整股利政策，使其符合股東的愿望達到均衡。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將吸引一類追隨者，由處于低邊際稅率等級的投資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將吸引另一類追隨者，由處于高邊際稅率等級的投資者持有。

2．信號傳遞理論。股利具有信息內涵的思想萌芽于Lintner，由MM最早提出。Bhattacharya(1979)建立了第一個股利的信號傳遞模型。該學派從放松理論的投資者和管理當局擁有相同的信息假定出發，認為當局與企業外部投資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管理當局占有更多的有關企業前景方面的內部信息。

3．成本理論。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成本學說為整個公司的委托——問題研究奠定了理論框架和分析基礎。Jensen和Meckling將關系定義為一種契約，在這種契約下，一個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人)代表他們來履行某些服務，其中包括把若干決策權托付給人。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由此他們將成本定位為委托人發生的監督支出、人發生的約束性支出和委托人承擔的剩余損失。

4．股利信息不對稱理論、交易成本理論、成長機會理論。信息不對稱是指公司管理者與投資者在有關公司信息方面存在時間及數量上的不一致性。股利信息不對稱理論認為，公司的管理者比外部投資者占有更多的內部信息，且在時間上也比外部投資者早得多。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雖然股東可以創造自制股利或將其所獲股利用于再投資，但是在交易中會發生交易成本(如經紀人傭金等)。成長機會理論指的是當公司進入成就期后，通常從某一時刻起開始支付股利，并逐步提高所付股利占凈利潤的比例。經驗證據表明，公司股利政策的模式一般保持不變，當股利政策改變時，股票平均價格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公司一般保持穩定的股利政策。

二、國內研究

我國的股利政策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建立了資本市場，90年代中后期逐步開始股利探索。翻譯借鑒西方成熟而完備的股利理論與實證，研究方法結合我國資本市場實際情況的股利研究是我國在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大特色。目前理論和實證研究對股權結構和股利政策的研究側重點不同。對股權結構主要探討股權結構對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并已有多項實證結果。對于股利政策的研究偏向于對股利分配政策的多項因素的綜合分析，較少從股權結構方面展開進行分析。二者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兩者均較少涉及股權結構和配政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對于經營業績的研究是針對一個過程的結果，屬于事后控制的范疇，而股利政策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選擇不利于公司發展的分配方式，將會直接影響到公司業績；另一方面，公司業績反過來又會成為發放股利的一個制約因素，兼具事中和事后控制的作用，可以幫助投資者及時發現問題并采取措施保護自己的利益。1999年，呂長江和王克敏采用因子分析法在對可能影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38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基礎上構造了8個與現金股利有統計顯著性的因子，進一步采用逐步回歸分析法研究因子與股利支付水平之間的關系顯示，國有股和法人股控股比例越大，內部人控制度越強，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越低；國有股及法人股比例越低，公司越傾向于將利潤留存于未來發展，易采用股票股利代替現金股利的支付政策。

2001年，趙春光、張雯麗、葉龍選取1999年底前上市的210家公司為樣本研究股利政策的選擇動因，結果也表明股權集中度越高可能越不分配股票股利。原紅旗2001年在對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1994-1997年除金融概念股外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分年度進行橫截面分析，結論表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存在通過現金股利從上市公司轉移現金的行為，而對以股票股利留存于公司內部的資金存在浪費現象。魏剛2001年以389家公司1367個樣本觀察值為基礎，采用Legit多元回歸模型分析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和股權結構的關系，發現國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高；相反，國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低，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低。

第8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主要欄目

產業經濟、區域經濟、民營經濟、統計與數理經濟、財政與稅收、金融與保險、投資與證券、財務與會計、工商管理、理論研究述評

 

投稿須知

1．來稿請用打印稿。稿件一般不超過5000字，正文文字宋體五號，單倍行距。請務必注明全文字數、作者工作單位及聯系方式。

2．注釋寫在當頁地腳，參考文獻集中列于文末。請在文獻題名后注明文獻類型（專著M、論文集C、報紙文章N、期刊文章J、學術論文D、報告R、標準S、專利P）。文獻著錄格式如下：

A、專著、論文集、學位論文、報告

[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文獻類型].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碼.

B、期刊文章

[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J].刊名，年，卷（期）：頁碼.

3．國家、省部級、院級科研項目產出的文章請在首頁地腳處注明項目名稱，并在圓括號內注明其項目編號。

第9篇：證券稅收論文范文

關鍵詞：收入再分配；收稅；財政轉移支付；社會保障

當前我國收入再分配的方式主要有稅收、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這三種制度在具體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使得收入再分配成效并不顯著。作為回應，許多學者也開始探討收入再分配體系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并形成了大量的學術成果。本文將結合收入再分配的三種主要方式，分別論述各種方式在實踐操作中遇到的障礙。

一、稅收視角下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現有稅收制度，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制度的不完善，被許多學者當作是收入再分配過程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收入再分配制度建設芻議》（易培強）、《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宋桂霞、齊曉安）、《我國社會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和志蓉）等諸多文章對這一問題均有論述。學者的論述主要是從個人所得稅的不完善、其他現有稅種設計不合理、具備社會公平功能的稅種缺失、稅收征管制度不健全等四個角度展開的。

（一）個人所得稅制度不完善

和志蓉、宋桂霞、郝秀琴等學者都認為，目前政府通過個人收入所得稅手段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幾乎還沒有體現，根本沒有實現對高收入者的調低和對低收入者的扶持。個人所得稅制度不完善，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比重太低、具體制度設計不合理、征管制度不健全三個方面。

首先，郝秀琴認為，個人所得稅規模小，是稅收制度難以有效發揮收入再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與西方的個人所得稅相比，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規模較小，涉及面較窄，沒有起到將國民收入應有份額從社會富裕階層向貧窮階層轉移的作用。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低于發達國家，也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水平。

其次，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不合理。個稅起征點偏低，使多數人稅負過重，而且缺乏對高收入群體的必要限制和調節，使得高收入群體稅負過輕。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長期偏低，稅率缺乏累進性或累進的程度偏低。征收方式采取分類稅制，對不同來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征收標準和方法，不能準確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客觀上有利于高收入者用分散所得或分次支付方式逃稅。

最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制度不健全，而且落實也不到位，導致個人所得稅變為事實上的“薪金調節稅”，使得高收入群體逃稅避稅更加容易，進一步擴大了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使得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

（二）現有其他稅種的不完善

霍軍在《收入分配差別與稅收分配調節》一文中對現有的證券交易稅、資本所得稅、利息稅和消費稅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他認為，對證券交易行為課征印花稅代替證券交易稅，證券交易稅因“錯位”而缺位，未能發揮調節證券交易收入的作用；個人股息收入存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雙重課稅問題，使個人股東間接投資、資本投資的稅負重于直接投資、生產經營性投資，影響了個人股東資本再投資的積極性；對教育儲蓄存款利息、特定專項儲蓄存款利息或者儲蓄性專項基金存款利息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的政策，留下了利息稅逃避稅的隱患，且免稅方向沒有體現對低收入者的照顧；我國現行消費稅政策一成不變，未能適時實現高消費征稅項目的新老更替，對消費行為和投資導向調節不力。

（三）遺產稅、贈予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的缺位

易培強認為主要功能在于調節財產收益差距的遺產稅、贈予稅、物業稅或不動產稅等缺位，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之一，因為當前居民財產的差距比收入的差距更為突出。和志蓉也認為，遺產稅、贈與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的欠缺，使得財產轉移更加容易。

霍軍則對財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社會保障稅等具備社會公平功能的稅種缺失，對收入再分配的影響進行了具體分析。我國高收入階層的財產規模巨大，使征收財產稅更加必要，也提供了充分的稅源。遺產稅、贈與稅長期缺位，使稅收對居民財富的調節一直處在真空狀態。社會保障稅缺位則使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失去法律保障，因為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基金是以收費的形式籌集的，規范性和約束力差，籌資成本高，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

（四）稅收征管的透明度低、監管弱

這既影響了納稅人納稅的主動性、積極性，又造成隱性收入、灰色收入大量增加，而且逃稅現象嚴重。宋桂霞也認為，已有的稅收制度沒有落實到位，其結果造成了我國稅收的嚴重流失。

也有部分學者從累進稅率在現有稅收結構中使用比例較低的方面進行了研究，具體可參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探析》（陳文茹、孫大巖）。作者在文中提出，累進稅率一般被認為是政府進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但我國稅收結構中具有累進性的部分（也就是個人所得稅收入）僅占總稅收的3%左右，沒有起到平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財政轉移支付視角下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財政政策是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近年來，出現了很多從財政政策的角度探討收入再分配問題的研究成果，如《我國政府收入再分配能力與規模的國際比較》（郝秀琴）、《縮小收入差距的財政思考》（劉嵩）、《強化我國財政的收入再分配職能作用問題研究》（李吉雄）等。

（一）財政收入角度

劉樂山、劉嵩、唐文光在《財政收入分配職能弱化與收入差距擴大》一文中認為收入再分配的職能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擔。因為如果允許地方政府行使再分配的權力，則會在全國范圍內出現地方間的差別稅收、差別轉移支付等制度，從而導致生產要素不合理流動，以致缺乏經濟效率。如由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運用政策手段，就可以避免居民通過移居來避稅或通過移居來競相享用政府轉移支出的現象。

劉嵩在《縮小收入差距的財政思考》中提出，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高低以及中央財政占總財政收入比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財政職能的發揮。目前我國財政收入的這兩個比重都偏低，遠遠低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財政職能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

（二）財政支出角度

首先，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陳文茹、孫大巖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探析》一文中認為，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具體體現為財政支出中支農比重持續偏低，公共服務支出嚴重向城鎮傾斜，財政轉移支付不規范。

郝秀琴認為財政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財政支出規模小，對政府收入再分配等社會責任關注不夠，主要體現在教育支出不足、衛生保健支出較少、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不足等，而且政府機構運營效率低下，也降低了再分配的效率。

魏杰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兩個“為什么”》中也認為，我國再分配機制在財政支出上存在缺陷，無法有效調節收入差距、有效啟動居民消費。政府在財政收入支配上更多地傾向于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再分配收益的增加。作者還認為政府之所以偏重于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為了為追求 GDP 和所謂政績，還有可能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與有些人的私利緊密相連。

其次，財政支出決策機制不合理。盧現祥、朱巧玲在《再分配的制度分析》中提出，我國的再分配失靈與我國公共支出的決定機制有關。在我國，再分配給誰，如何再分配，一般是由行政權力決定的。我國行政權力受到的制約比較少，這就使再分配規則的確定、再分配方式的選擇容易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按照利益集團理論的重要原則，即組織起來的集團往往比沒有組織的集團能向官員們施加更大的壓力，而小集團組織起來的可能性又比大集團大的多。在公民權利未被充分實現的情況下，部分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能夠使政策更多地向他們傾斜，這樣便發生政策扭曲，加劇本來已經由于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不平等。所以他們認為從深層次看，我國再分配失靈和再分配目標的偏離主要還是一種體制性現象。

三、社會保障視角下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政府逐漸加大了對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視程度，也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不過也有學者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詳細而深入的分析，探討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相關論述主要從制度構建不完善、社會保障待遇不均、社會保障的逆向調節三個方面展開的。

（一）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

首先，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不能有效滿足實際需要。和志蓉在《我國社會收入再分配忽略公平之原因及其矛盾化解》一文中就提出了這一觀點。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體制日趨合理、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大量員工的下崗、失業、分流、退養，老齡化現象的加劇使得社會保障壓力空前加大。社會保障無論是覆蓋范圍還是保障力度都遠遠跟不上社會實際需求，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巨大壓力也成為了關系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全局性重大問題。

其次，現有社會保障制度責任劃分不清，責任分擔機制不明晰。楊燦明，胡洪曙，俞杰在《收入分配研究述評》一文中認為這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健康發展無法逾越的障礙。具體來講，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民間、政府與企業之間責任劃分不清晰，嚴重影響了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

再次，和志蓉還提出在我國現行體制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資源的分配并不是根據實際需要，而是根據身份。有些福利和保障項目，只有體制內人員或城鎮人口可以享受，而體制外人員和廣大農村人口無法享受。這就導致越是相對富裕的人，越有機會享受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而越是收人低的和困難的人，越沒有機會享受這種待遇。

（二）社會保障待遇不均

首先，區域之間社會保障待遇不均。劉娟在其碩士論文《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研究》中提出，由于各地社保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別，也使得不同地區社會保障待遇存在顯著差別，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普遍比中西部地區高，各地區的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

其次，城鄉之間社會保障待遇不均。楊翠迎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差異及統籌改革思路》一文中提出，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非均衡發展，使得城市居民與農民享受著很不公允的社會保障待遇。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穩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會保障水平遠遠高于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這對農民是極大的不公。施曉琳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一文中認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標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保護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實現社會意義上的收入分配公平。但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已相當齊全，而農村社會保障項目相當少，進一步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

也到學者提到了不同企業之間社會保障待遇不均，如國有企業高于集體企業，集體企業高于個體和私營企業等。

（三）社會保障的逆向調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