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社會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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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藝術體制理論的源頭———分析美學陣營中的藝術定義危機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逐變求新經常達到了令觀賞者震驚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現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爾(AndyWarhol)的波普藝術(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約翰•凱奇(JohnCage)的“無聲音樂”(4分33秒)乃至奧蘭(Orlan)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光怪陸離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一次次地沖擊著藝術邊界，讓觀眾對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產生質疑。
有人認為這種凸顯觀念而弱化審美的當代藝術不過是一場嘩眾取寵、虛張聲勢的符號游戲，它利用哲學化的觀念外衣掩蓋了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的本質;也有人認為當代藝術的勃興不過是藝術界各方如拍賣行、畫廊、策展人、投資商、經紀人、藝評家、收藏家聯手，通過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來的藝術泡沫。這些爭端背后的一個基本問題浮出水面: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這種大潮的沖擊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在大量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和實踐面前顯得束手無策。隨著杜尚、沃霍爾們被冠之以前衛藝術家并逐漸被藝術機構所接納，隨著藝術品和日常物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我們不僅疑惑:到底何為藝術?誰是藝術家?藝術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到底是獨特的天賦授予還是一種社會生產制造出的集體幻象?藝術界或曰藝術體制論正是在傳統藝術理論頻頻遭受當代藝術實踐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曾指出:“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藝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Becker145)。面對花樣翻新的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以莫里斯•韋茨為代表)先是從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藝術不可定義”說，這一觀點因其邏輯漏洞以及無建構意義的虛無和空洞性而很快被眾多美學家(如曼德爾鮑姆)攻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可以定義”說又應運而生，只不過這種定義的路徑已和本質主義藝術定義(如模仿說、表現說)大相徑庭，它超越了傳統美學只從外顯性(exhibited)特征出發尋找藝術普遍本質的局限性視域，而主張從非顯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來重新界定藝術。沿著這條路徑，20世紀60年代在美學內部圍繞著藝術定義展開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對藝術品資格問題進行討論，這就是以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Dickie)為代表的“藝術界”(artworld)和藝術慣例理論。關于二者的相關理論的詳細介紹目前已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簡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藝術需要藝術理論氛圍和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的闡釋，而迪基則更為關注各種藝術界體制———如已建立的慣例、習俗、常規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藝術品資格的，因此其理論常被稱為“藝術慣例”論。盡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藝術哲學的理論視域內，然而可以看出，當代美學越來越呈現出溢出藝術哲學邊界，向文化社會學靠攏的趨勢，尤其是迪基的“慣例”說，空前地將“體制”這一因素引入到藝術定義的思考中，體現出鮮明的社會學特點。而社會學家貝克和布迪厄通過合作的“藝術世界”和沖突的“藝術場”理論體系則擺脫了哲學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將當代藝術問題、藝術體制的考察落實到更為具體的實處。
合作與沖突并存的藝術世界———借鑒社會學資源的藝術體制理論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們的藝術體制論不久，社會學領域也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S．Bec-ker)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對藝術體制的專門研究。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中就已初現從藝術體制視角來研究藝術的苗頭，此思路源于對“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這一藝術形而上概念的駁斥，如法國的斯達爾夫人(MadamedeStael)和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泰納(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會環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史流派的影響，而后者反過來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況。這種藝術反映觀的主要持有者還包括以馬克思以及活躍在二十世紀中葉，直接或間接借用了經典理論的一大批學者，如夏皮羅(MeyerSchapiro，1973)，豪澤爾(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藝術主張的核心是: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賦予藝術品以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這一主張的啟發，藝術反映論的學者們并將藝術品的研究同對藝術家的生活的研究結合起來，去分析生產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階級結構，他們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義的分析原則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這些原則包括:藝術家是特定集體的成員，而非被賦予獨特創造性天才的孤立個體;在商品社會中，藝術品是商和社會機構用貨幣或其它類似方式購買或投資的對象;藝術品取決于物質和技術的生產媒介，而后者以社會勞動體系為先決條件;藝術品用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反映”或“編碼”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結構;藝術品所負載的價值并非在一切時代都是必然有效的，僅僅對那些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消費”它們的特定社會群體才有效(哈靈頓10－11)。這些主張雖然為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而其相對單維的反映論難逃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嫌疑，沒能捕捉到藝術界尤其是當代藝術體制中各個節點之間互動性和動態性關系結構。
幾乎與分析美學對藝術定義問題的討論同時開展的另一種研究，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國和法國社會學學者進行的關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比如它對價值判斷的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并回避審美評價、審美內容，而是更加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接收實踐，它“建立在對藝術市場、藝術職業機構、藝術管理、專業藝術網絡和藝術消費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在經驗上的種種應用”(哈靈頓23)。美國和法國的研究者分別以貝克和布迪厄為代表，二人都表現出與社會學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種親密性。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藝術世界》(ArtWorlds)。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顯然是受到丹托“藝術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會學理論中“符號互動論”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啟發。從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來看，藝術和語言、文字等媒介一樣，是一種通過不斷交流、溝通與協商來塑造意義的物化手段。如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將藝術等同于一般的社會結構，認為應以“互惠”的社會互動關系框架來研究藝術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另一位符號互動學派的社會學家鄧肯(HughDun-can)也提出從分析微觀機制的社會互動出發研究藝術和藝術生產的過程。鄧肯建構了一種“作者－批評家－公眾”的三角互動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動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盡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號化的，并非是社會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還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隱含著一種“社會團結”(socialsolidarity)，這種社會團結又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促成互動各方的“同態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貝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復數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藝術圈(演奏爵士樂)的親身經歷，貝克與藝術家群體有著更為廣泛而密切的聯系，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藝術領域具體活動和實踐的特點，因此他不是像哲學家或一般社會學家那樣在簡單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層面上談藝術，而是依據他本人在幾種藝術世界中的個人經驗和參與，對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過程進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說丹托和迪基將傳統藝術哲學的本體化追問“何為藝術”置換為“為何某物為藝術”或“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類問題，那么可以說貝克則將這一追問轉化為更具社會學色彩的問題:藝術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細分析這一追問，不難看出貝克對藝術界問題的討論是以某對象已經被藝術體制接受為藝術品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簡單總結貝克關于藝術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個，即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s)、常規(conventions)和標簽理論(theoryoflabeling)。按照貝克在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關文章③中的理解，藝術世界是圍繞著一種慣例而實現合作生產的藝術界公眾所構成的關系網絡。在《藝術世界》的開篇，貝克就對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界定:“藝術世界是由所有這樣的人組成的，他們的活動對于這個或其他世界規定為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之生產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世界的成員要參照慣例性理解協調那些活動，生產出作品，而這些理解則包含在共同實踐和經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樣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復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產類似的作品。因此，我們把藝術世界視為一個諸多參與者合作關聯的網絡”(Becker34)。
藝術首先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這是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了藝術生產中的協作性:藝術家雖然占據藝術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藝術品并不是個別天才藝術家通過天賦、靈感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參與者在作為行動者共同存在的社會空間———藝術世界中協同合作的產物。貝克采用“任務組”(bundleoftasks)和協作鏈(cooperativelinks)———即藝術世界中參與和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行動者們來代替傳統美學中的天才藝術家。在長期合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因時而變又相對穩定。貝克這里還指出了我們在分析藝術世界的勞動分工時容易產生的一種狹隘理解:我們會認為表演類藝術(電影、音樂會、戲劇、歌劇)是基于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的藝術，但是像詩歌和繪畫這類的藝術似乎不存在勞動分工，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作品是由藝術家獨自一人完成。然而勞動分工并不僅僅意味著藝術活動的參與者必須像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同時甚至同地協作勞動，而是要求每位參與者在適當的時間或者環境下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以當代美術為例，一幅畫作背后的勞動分工網除了藝術家本人之外，還應該包括:畫布、畫架、顏料、畫筆的生產商;提供畫展場地和經濟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館管理者;制定美學理論的評論家和美學家;提供保護和優惠的稅收政策的政府機制;對作品做出回應和反饋的公眾;過去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畫家，因為一幅畫必須置于他們所創造的傳統背景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④同樣道理，表面上更為獨立自足的詩歌創作實際上也無法脫離出版商、印刷業、詩歌傳統等分工。
然而藝術世界中的諸行動者之間的集體合作行為并不是暫時和隨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約，而是按照某種彼此一致認同的規范(norms)組織起來的，是什么保證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種程度上承擔后果等方面產生默契?這就涉及到貝克藝術世界理論體系中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常規(conventions)，⑤常規并非藝術界內在的、先在的結構，而是經過藝術界各方在長期的沖突、妥協、調和中產生的結構性規則，同時又反作用于藝術界，起著整合、凝聚、規范藝術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規的雛形是行動者相互協調后達成的一致性意見和協議，其后逐漸演化為常規。藝術觀念是藝術常規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種藝術觀念隨著藝術界合作行為而逐漸被結構化和體制化，它就能發揮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藝術界資源的作用。正是常規使得藝術生產中形態各異的勞動分工和實踐得以反復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順利進行。貝克將藝術界常規分為非專業和專業常規兩種類型。非專業化常規指的是所有社會化成員都熟知的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藝術觀念等，例如我們習慣性地根據不同媒介將藝術分為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認定存在藝術和非藝術的領域等等，非專業化常規通常體現為在社會發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觀念，這些觀念有些來自于文化傳統，有些源自藝術世界內部或藝術媒介本身。專業化常規主要包括一門藝術的專業知識、美學理論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過專業的藝術機構才能學到，可以說是進入藝術場大門的通行證。另外，非專業和專業化常規并非固定不動的觀念，而是隨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相互轉換。無論是專業化常規，還是非專業化常規，都屬于藝術觀念，是藝術界公眾共同認可的規則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貝克關于常規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著藝術觀念展開的。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體現了貝克藝術界理論的優勢:他并不像傳統藝術社會學那樣，僅僅將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藝術品放置在社會、歷史背景下以考量諸社會外部因素對藝術生產、傳播的影響，而是借用對藝術世界常規理論的研究，把關于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會學理論中，即藝術是藝術觀念控制下的藝術，藝術價值是在藝術觀念或常規的運作下的美學判斷。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觀念。在貝克的理論視域下，我們不僅僅思考“什么是藝術”、“某物品是否為藝術”等問題，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們將某物判定為藝術”，或我們對物品做出的審美價值判斷是在何種藝術觀念的影響下進行的，而這些藝術觀念又是如何形成、變更和產生作用的。
貝克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大貢獻是標簽理論，《藝術世界》及相關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大篇幅的深入討論，但卻處處滲透著標簽論的色彩。在貝克看來，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和聲譽(reputation)都是通過“藝術世界”獲得的，并非是像傳統美學所宣揚的那樣，藝術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啟發性的、深邃的等本質屬性被賦予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進而藝術家因其作品的“偉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賦而獲得聲譽的光環。從貝克的標簽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不難發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藝術世界的集體行為，是藝術界的行動者如策展人、經紀人、拍賣商、藝評人多方生產和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解構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祛魅藝術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們揭示:二者的獲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與生俱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藝術界公眾運用共同的藝術常規對其“標定”而產生的一個稱號，或者說是一種“標簽”。藝術家的聲譽是協作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聲譽一經確立以后又會成為藝術品生產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區分和篩選的功能，因此，貝克“標簽”理論對我們重新發現藝術世界中聲譽機制的確立和運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傳統美學中被神圣化了的“聲譽”在標簽理論的破解下被還原為藝術世界通過集體合作而生產出的一個神話，一種幻象。
“藝術世界”(artworlds)這一技術性定義，是貝克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它凸顯了藝術生產中的集體協作性;在微觀上，這一概念又將研究觸角伸向了藝術生產網絡中依據共同的“常規性理解”而反復合作的形形的個體，而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核心概念———常規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藝術觀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藝術觀念如何在藝術世界維持相對穩定的結構的同時又在不斷流動和變革中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貝克將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資源拓展到藝術領域，克服了傳統經驗主義過于實證化的局限，他對藝術生產，尤其是藝術分配領域的分析具有結構性框架的特征，從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藝術品的審美價值是如何在藝術關系網絡的運作中生成及演變的，而藝術家的“天賦”又是如何經藝術界各行動者的點石成金之手而逐漸被神圣化為“聲譽”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機制，后者作為藝術界體制權威和象征資本又進而投入到藝術再生產中去，有效地行使著篩選和區分功能。可以說，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藝術品”這一問題。從這些層面上來看，貝克的藝術世界體系和兩位分析美學家的理論相比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明顯的先進性。有關藝術體制的社會學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作為將當代藝術體制理論置于社會學路徑下進行研究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貝克和布迪厄都將關注點放在了藝術世界或藝術場中個體和體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貝克通過大量的列舉和描述展示了藝術世界的復雜性，有著將藝術生產泛化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的傾向，然而在藝術觀念的頻頻發生革命性變遷的現當代藝術界，僅僅用合作來解釋新藝術對既有藝術體制的反叛、否定和顛覆顯然是不夠的，而布迪厄的藝術場概念則對理解新舊藝術觀念之間及其相應的人或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沖突有著頗有助益的啟發。不同于貝克的是，布迪厄試圖用諸概念搭建起一個理論構架，通過這個構架來分析藝術場內部的運作，他更注重的是復雜藝術世界中的總的結構、法則和機制，他堅信藝術界和其它社會場域一樣，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構的基本秩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對布迪厄的影響。
布迪厄對藝術場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92年發表的著作《藝術的法則》(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貝克和布迪厄都將藝術世界定位為一種動態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被命名為“藝術場”。為了尋找藝術界內部的客觀關系結構，布迪厄引入了幾個重要的概念來分析藝術界內部的沖突與競爭:“場”(field)、“慣習”(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資本(capitalofculture)，這四大概念無疑是布迪厄藝術場理論大廈的四座基石。“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貝克的由互動行動者構成的合作關系網相比，布迪厄的場是一個更為結構性的概念，場中的每個行動者(個體或群體)都占據著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結構主義者的是，布迪厄對藝術場域的考察滲入了權力的思考。或者說他將文化藝術生產場域放置于權力場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說是一種“元場”(meta－field)，元場控制著所有場域中的各種資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據的位置。和結構主義理論的靜止不變的結構相比，場域中的位置是相對的和動態的，是在各種關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預先存在的。攜帶著不同資本的行動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構成了場中結構的不平衡性，是作為權力場的藝術場中各方沖突和斗爭的源動力:行動者為了占據、保持或改變位置而進行著權力爭奪，這種沖突推動了藝術場內的關系結構在保持相對穩定狀態的同時不斷變化。簡單概括，藝術場是一種各個位置之間的關系結構，這些位置被諸行動者所占據，他們攜帶著幾種形式的資本去爭奪特殊的符號資本(權威、聲望、名譽等)。
布迪厄對的資本概念進行了改造和拓展，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轉換成金錢，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兩者則被布迪厄稱為“符號資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將文化資本描述為一種知識形式，它賦予了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識別力或競爭力，用以解碼文化關系或解讀文化產品。文化資本的引入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和權力分配不單單依靠物質因素或者說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曰符號資本這類非經濟力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資本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具體的狀態(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觀的狀態(objectifiedstate)和體制化的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體的狀態指的是行動者用以應對文化話語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長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習得的;客觀狀態是指文化資本以物質載體(如書籍、繪畫、歌曲、電影、樂器)等形式出現;而體制狀態下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頭銜以及各種形式的體制認證。從文憑所帶來的經濟價值(進入職場，獲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場為例，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規模生產場(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以文化產品盡可能被更多的大眾所接受為主旨，藝術品的廣泛認可與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資本直接掛鉤。和其它社會領域如經濟場或政治場一樣，作為文化場子系統的藝術場也有著自身的場的邏輯和資本形式，藝術場存在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資本，它遵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然而和大規模生產場的運行模式正好顛倒的是，自主的藝術場以否定經濟利益、“擺脫”功利性為準則，并依托于以少數藝術界專家所構成的精英機制。然而布迪厄卻敏銳地指出，這種“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資本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實現權力操控和統治，將文化等級分層變得神圣化、合法化的過程。換言之，藝術場中文化資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潛能，這種相互轉換的潛能也更好地解釋了藝術領域中的創新作品如何被最終體制所接受并認可的過程:藝術中介(拍賣商、策展人等)通過發現、展出、闡釋及評估那些不同于常規趣味或傳統學院派風格的藝術品，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累積，通過培養出新的審美趣味導向，在藝術場內創造了新的位置，從而也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收藏、拍賣)。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合謀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藝術中的一些現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在國際雙年展上頻創佳績，掌握了可觀的文化資本(聲譽)，進而通過拍賣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利潤，從昔日的藝術場的異端和忤逆者變為體制內的主流和強勢占位者。
和貝克從合作和常規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藝術世界不同，布迪厄是從沖突和競爭的層面來分析藝術場的客觀關系結構。這種考察既涉及藝術場內部人之間的占位爭奪，自律(autonomy)原則與他律(heteronomy)原則、正統(orthodoxy)與異端(heterdoxy)的斗爭，又包括藝術場和大規模文化生產場之間的相互滲透。我們可以將藝術場的自律原則(為藝術而藝術)看成是以專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階層(藝術家、美學家、藝評家等等)為了維護或將自己所持有的權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號。在藝術自律的主張下，他律原則(經濟、政治)因其“不純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藝術場之外;通過制定“正統”的藝術觀念并將其神圣化，權威守護者把不符合其“正統”藝術觀念和美學原則的異己驅除場外或將其邊緣化，從而完成了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鞏固。一個藝術場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導地位的專家階層就越強勢。隨著資本的介入，當代西方藝術界越來越受到他律原則尤其是經濟原則的圍攻，專家所標榜的“純粹的”無功利藝術只是一個美學幻象，藝術從來就不曾真正地脫離過藝術市場。
隨著大規模文化生產場向藝術場的滲透，專家和精英階層的優勢位置已經開始動搖，拍賣行、策展人、出版發行商、藝術經紀人、藝廊、博物館、收藏家、媒介等“不純”因素所發揮的作用讓我們意識到，藝術場內以美學家、藝術理論家等為代表的“權威”階層對位置的壟斷面臨著逐漸勢微的趨勢，任何對藝術場權威位置的獨霸都不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統和異端的斗爭是每個場中基本的、持續的過程。最重要的斗爭武器之一就是［……］藝術的合法定義，包括藝術的分類和劃界”(轉引自Maanen63)。回顧六七十年代美學界關于藝術定義、區分藝術和非藝術的論爭，其實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看也是學者階層通過為藝術立法而爭奪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過程。布迪厄還深入分析了藝術場中體制化的符號資本———信仰(faith)。信仰和貝克的“聲譽”有著相似性，是聲譽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作為藝術世界集體認同、集體信念的“常規”的特殊形式，是常規高度體制化后的結果。具體地講，信仰包括藝術場行動者對某些藝術觀念、美學原理、審美價值的認同，對藝術家的技巧、天賦、創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對藝術中介人、藝評家、拍賣商擁有發現藝術珍品、正確鑒定、評估藝術品價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當人們對一件藝術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卻盲目地跟隨藝評家或“資深”媒體的評價而對藝術品的價值高度認可時，實際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聯系文化資本的非物質表現形式，可看出這種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認可與信任反映了文化資本對藝術場實施控制的隱蔽性。各行動者為維護各自的藝術觀念而進行的權威爭奪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為外衣，掩蓋了權力運作的實質。和聲譽一樣，信仰產生于藝術場的競爭關系結構中，同時也會循環再生產，并反作用于藝術場。
第2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20世紀以降，學者們堅持不懈、殫精竭慮地探索學習的有效模式，各種理論相繼登場。20世紀上半葉，行為主義學習觀占主導地位。行為主義基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應理論認為通過加強刺激，反復強化，就能學會知識。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的語言學家認為學習就是在外界正反饋的刺激下，通過反復操練，逐步形成習慣，學習成功的關鍵是適時提供正反饋。但是由于這種學習理論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了有意義的學習，因而遭到質疑。20世紀60～70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認知心理學家將人與計算機對比，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人腦好比信息處理器，它將外界輸入轉化為攝入，作為陳述性知識存儲起來，再經過不斷練習，逐步轉化為程序性知識。其間學習者形成假設，通過外界反饋檢驗假設，修訂假設，使自身的語言體系不斷完善。學習的進步體現在大腦內部知識體系的變化，其學習過程呈現出普遍性的特征。”這種理論將學生視為個體的信息處理者，有將人的學習孤立化、簡單化的趨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因素對語言學習和發展的制約作用上來。以前蘇聯維果茨基（vygotsky）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
1 社會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和內化論。中介論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認知功能在低級生物性功能（如聽覺、嗅覺）的基礎上產生，以社會文化的產物——符號來中介個體和社會物質世界的關系。人是運用符號工具作為輔助手段來控制和重組低級生物心理過程（這種過程大部分屬于自動的對外界刺激的反射），這種控制使人區別于其他物種，是自覺而有意的，以間接地調節與他人、與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號工具包括數字、計算系統、音樂、藝術成果、文學作品，尤其是語言。通過社會互動，語言符號才開始在行為中由外到內發揮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將自然的心理過程轉化為高級認知功能。
中介的一種形式是調節。調節分成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物體調節指個體直接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影響；他人調節指兒童的思維和行動依靠成人的語言；自我調節指兒童能夠依靠自己的語言思維和行動。
在二語學習中，他人調節指學習者在老師、父母、同伴等的指導幫助下進行協作式交談的學習；自我調節指學習者具備了自主運用語言的能力。學習是從他人調節到自我調節的中介過程，依靠面對面的交流一起解決問題。
內化指社會成員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物轉化成心理產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是從社會關系或更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大腦。維果茨基指出，內化過程是從人際活動的心理間平臺轉化成個體的心理內平臺的過程， 內化是通過模仿機制形成的，內化的關鍵在于人具備模仿他人有意識活動的能力。但這種模仿并非機械重復，而是受制于社會文化調節，只有當學習者積極參與社會交流或者在自我話語中創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話語時，語言輸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會文化理論還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較重要的是最近發展區和搭架子。
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發展水平在成人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發展區可以：（1）在專家與新手之間的互動中，能力通過社會互動轉移給新手；（2）在新手與新手的互動之間，能力相當的同伴通過合作、討論得以構建（donato， 1994）。
最近發展區是由教育所創建生成的，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也由教學動態來決定，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近發展區的向前發展就是學生學業的不斷進步。維果茨基認為“教育學不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昨天，而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明天為方向。只有這樣，教育學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激起那些目前處于最近發展區的發展過程。繼而他發現，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學生現在已經完成的發展過程，而是要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兒童或專家——新手的協作的行為。兒童或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些知識和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搭架子”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兒童或學習者通過專家或較成熟者進行協作式交談，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wood 等認為支架式幫助有以下六個特點：激化完成任務的興趣；簡化任務；維持任務目標的方向性；突出任務的關鍵特征，以及目前任務完成狀態和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二語習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認知派和社會文化派，二者的語言觀、學習觀、研究對象和哲學傾向都不同。一般來說，通過分析事物對立面，更能認識事物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這里談談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語言觀上，認知派認為語言是心理現象，由抽象規則組成，存在于個人大腦中；社會文化派則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混為一談，無法分割，存在于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在學習觀上，認知派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學習者將輸入有選擇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通過不斷輸出，逐步將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社會文化派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的結果，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內活動的材料。在研究對象上，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第二語言的運用，而不是語言習得，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習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點在于社會/互動因素
及其對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認知派認為學習的最終狀態是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達到目的語水平或者出現僵化現象；社會文化派認為語言學習沒有最終狀態，學習者永遠都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在哲學傾向上，認知派主張現代派觀點，堅持人和社會環境互為獨立實體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無論社會環境因素發生多大改變，二語習得終究是心理過程，語言學習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不會引起習得方式大的變化；社會文化派主張后現代派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使用對二語習得起著根本性而不是輔的作用，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
3 社會文化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
3.1 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
前述內化論認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并不完全依靠學習者對語言知識的內化，批評認知框架下的二語習得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進而強調社會環境對語言學習的重要作用，強調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加深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這對內化學生學習能力有益處，學生能夠更好地把握語句隱含的意思，領會作者的意圖，掌握語篇結構，真正學會英語，有效提高交際能力。
3.2 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
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語言習得看作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語。只要我們指導學生多動腦筋，多下功夫，就會找到許多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比如到在本地召開的涉外商務洽談會、博覽會、體育比賽中做翻譯助理、志愿者，到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兼職，主動找外國人交流，在網上和外國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種多樣。
3.3 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
如前所述，維果茨基認為，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是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想方設法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對學生剛學到的英語知識和英語技能要趁熱打鐵，及時復習，及時運用。這樣，學到的東西才能過手，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為此，我們要認真分析哪些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并據此制定及時循環，及時復習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學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穩固形成，學生英語綜合素質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導學生協作式學習
前述搭架子是通過協作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這種協作可以是成熟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也可以是學習者之間的，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注意與學生的協作，了解學生的學習目標、學習時間、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困惑等等，也讓學生了解老師的教學風格、教學思路、教學安排，相互溝通，協作學習。我們也要鼓勵學生相互之間協作學習，互相請教，互相探討，順利地從他人調節過渡到自我調節。只有完成這一過渡，學生的英語學習才會更輕松，效果才更好。
第3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關鍵詞： 社會文化知識 跨文化交際能力 中職英語教學
外語交際與母語交際不同，用母語進行交際的人屬于同一文化背景，而外語交際的雙方來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外語交際能力實際上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能力。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就必須把傳授社會文化知識作為外語教學的重要內容。
一、語言與社會文化知識之間的關系
“文化”一詞含義非常廣泛，它包括社會信仰、傳統觀念、風土人情、文學藝術、衣食住行等，因此可稱為“社會文化”。社會文化與交際密切相關，是一整套約定俗成的社會生活方式的體系。就語言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來講，語言有以下幾種功能：（1）交際功能。語言是人們交際中傳遞信息的工具，而交際是語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2）載體功能。語言在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反映著社會文化，并將其一層層地積淀下來，世代相傳，所以語言是社會文化的載體。（3）指導功能。人們可以通過語言對別人施加影響，也可以從語言中得到知識，接受教育。因此，語言與文化不可脫離或單獨存在。
東西方人由于生活環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思想、信仰、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方面差異很大。這些差異反映在語言中，則涉及詞匯、句法、禮貌用語、禁忌語等方面。
比如，漢語中表示親屬的詞特別多，而英語中這方面的詞語卻很少。如漢語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在英語中只有一個對應詞uncle，伯母、嬸母、姑母、舅母、舅媽、姨媽在英語中只有一個對應詞aunt，而“嫂子”、“弟妹”等詞在英語中找不到對應的稱謂。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漢民族封建文化非常重視家庭結構特征，無論哪一方面的社會關系，都必須按親屬稱謂進行規定。英語中沒有類似的文化背景，因而缺少與漢語稱謂一一對應的詞匯。
二、在中職英語教學中講授社會文化知識的必要性
由于受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及追求升學率或考試過關率，中職英語教學往往也過分注重詞匯和語法的講解，不太重視社會文化知識的傳授。結果不少學生雖學了幾年英語，卻仍難以進行較自然、有效的交流。既然語言不能脫離文化單獨存在，那么在英語教學中，教師就應該重視相關社會文化知識的講授，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提高他們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三、社會文化知識的教學原則
加強英語社會文化知識的講授，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意識。
教學內容必須與時俱進。社會文化知識不僅應包括歷史事實，更應注重研究當代社會中的文化現象。
在比較兩種文化時，應重視各民族文化的特點，對任何文化都不帶有歧視或偏見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知識的教學內容
行為方面——包括衣食住行、購物、文化活動等；社會生活方面——包括工作場所規定、婚姻與主要社交禮節等；體勢語言如面部表情、手勢等。
五、社會文化知識的講授方法
（一）實物與圖片
講授社會文化知識如僅依靠書面教材，學生聽起來會感到比較抽象。因此，在教學中，教師可使用郵票、明信片、報紙雜志的插圖等實物和圖片輔助教學。由于中職生英語詞匯有限，聽力水平一般，教師可用英語和母語結合起來講解和表述，以便學生理解。
（二）多媒體教學設備和網絡
電腦、投影儀、電子白板、播放機等多媒體教學設備與網絡能生動、自然地反映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語文化的內涵。在運用此教學方法時，應注意處理好影像與文字、英語與母語的關系，使教學內容與教材一致。為強化教學效果，教師可事先提出問題，在學生看完視頻或聽過相關材料后，進行口頭問答或討論。
（三）常用課堂練習的類型
1.多項選擇
在多項選擇中，可創設一個情境，選擇項為回答，以下是一個關于禮節的練習：
You have been having a headache for a week and have just started to feel better.One of the parents of your friends says：“How are you？”，What would you do？
A.Start talking about your problem.
B.Say：“Not bad，thanks.”
C.Say：“Thank you，how are you？”
D.Say：“Thank you，and you？”
（答案是B）
2.填空
填空是創設情境后讓學生回答，不同之處在于它要求學生寫出答案，其難度略高。如：
Situation：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dinner at an American friend’s home.
You are about to sit down to eat，but you want to use the toilet before dinner？
Question：Could/Can I use the bathroom？
Your friend’s answer：Sure.
（注意：這類練習的主要目的是練習運用社會文化知識。）
3.模仿
模仿相對而言難度較大，但如選題適中，往往更能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參與的熱情。如：
Situation：At a restaurant.
Student A has ordered food but the server brought him a different dish because she has forgotten what was originally ordered.
本練習要求學生扮演飯店顧客與服務員的角色，練習用“澄清事實”與“爭議”這兩項語言功能，由于情景設在飯館，爭議的內容具體，因此難度并不太大。需注意的是，中職生詞匯量較少。為使活動較順利地進行，教師不僅應選擇合適的學生，而且應補充一些相關的詞匯和短語。
4.對比
對比是講授社會文化知識的有效方法。
（1）利用教材內容與本國文化進行對比。
如中職英語教材中一般都有關于節假日的文章，教師可要求學生將中外節假日（如圣誕節、春節等）作比較，并讓學生區分出這兩個節日期間常用的不同祝愿語。
（2）選擇一些社會文化差異的練習，比較中外文化的特點。
You are visiting an American friend in her new apartment.You like the apartment and you want your friend to know .What would you do？
A.Say：“Your apartment is nice.How much is the rent？”
B.Say：“The place is really nice，I like it a lot.”
C.Say：“I like your apartment”.Then pick up some things.
D.Say nothing，but walk around and look at everything in the apartment.
（答案是B）
中國人詢問同學或朋友物件的價格是常見的事，但在西方，這是一種禁忌。教師對這類文化差異可能已講過多次，但在與外國人交談時，不少中國學生仍會下意識地提出這樣的問題，通過練習可以避免犯類似錯誤。
六、結語
外國文化不可能自然習得，它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獲得。因此，在教學中講授英語社會文化知識就十分必要，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提升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在英語教學中進行社會文化知識的講授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這方面的教學歷史還較短，有待我們進一步努力和創新。
參考文獻：
[1]邢福義.文化語言學增訂本[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第4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英語寫作;寫作教學;角色轉變
引言
社會文化理論促使人們站在更具創新理念的角度來思考第二語言的習得。在社會文化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更加充滿了現代化與人性化的教學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轉變理念更是作為一種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漸推廣開來。與此同時，伴隨著社會文化理論的深入應用和廣泛普及，該理念也逐漸應用到教育事業中。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扮演的角色區別于傳統英語課堂中的教師角色，教師的定位更加側重于引導學生、調動學生和開發學生的方面，并積極實現多角色的轉變。下面筆者站在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圍繞英語寫作教學中教學主體的多角色轉變進行展開討論，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師在英語寫作教學中發揮的效用和發生的角色轉變。
一、社會文化理論概述
社會文化理論最初是由蘇聯心理學者維果茨基提出的，其認為在社會文化理念的引導下，對第二語言的學習方式會更加多元化和開放化，會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實現二語習得行為的創新化發展。應用在語言學習領域中的社會文化理論，其推崇在教學過程中實現教學主體角色的轉變，在更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語言教學活動。社會文化理論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性，可以被看作為在多元化語言環境下完成教學行為，同時在文化理念的互動過程中實現施教者與受教者的角色互換，改變教學方式，提高語言的學習效率［1］。在社會文化理論自身特點的基礎上，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主要由以下幾個分支組成:第一，教學對象。即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年級的學生;第二，教學內容。圍繞英語知識的聽、說、讀、寫、譯五大方面展開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綜合化的寫作視角進行高效化的英語寫作教學;第三，教學環境。社會文化理論構建出來的整體環境極具開放性、平等性與和諧性的氛圍，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環境可以說極大地體現了該種教學模式的真實概念，正是由于極具開放化與自由化概念的整體教學環境，使得英語寫作教學工作展現出更強大的吸引力和實踐性。
二、社會文化理論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特點
第一，英語寫作教學活動的主體為學生。由于在傳統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學活動的開展是以教師為主體進行，而教學內容也是由教學者層層“下發”給學生。從教學的互動性來看，傳統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是單方向的互動。然而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中的主體是學生，其更加突出了學生在寫作教學活動中的主體性地位，提升了學生在教學行為中與教師的互動性和溝通程度。而教師被定位為寫作教學活動的組織者，負責教學活動的紀律、節奏、覆蓋面積等，更多的是教師服務于學生，為學生構建一個良好的英語寫作教學與學習氛圍。第二，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環境更具個性化特點。這種個性化的特點主要展現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學生對英語語言知識的學習技能和學習方式。學生以社會文化理論為學習理念，并以該理論下營造的開放性學習環境為基礎，在信息量更大、與外界接觸更多并且與教師、與同學互動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對英語語言聽、說、讀、寫、譯五大方面的學習。因此，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營造出來的教學環境非常豐富，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學習傾向、學習特點來選擇極為個性化的英語寫作學習內容，使作為活動主體的學生更加充滿了主動性意味。所以說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環境具備了個性化的特點，也滿足了現代化英語寫作教學理念的個性化需求［2］。第三，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方式呈現多元化發展。由于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開放性學習平臺理念為基礎，而開展英語寫作教學活動、實施教學行為。在語言、文化交流形式為基礎的開放性平臺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學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體技術進行英語寫作課堂教學，或者開展多種類型的英語課后輔導活動以及課余時間的英語寫作教學活動等。這樣能夠使學生在隨時隨地的狀態下完成對英語寫作的學習，多角度的英語寫作教學方式也更是展現了多元化發展的特點。第四，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工作更加突出了聽、說環節。在社會文化理念的帶動中英語寫作教學工作更加注重對學生英語寫作的多方面培養。其立足于全方位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聽、說、讀、寫、譯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語聽、說環節，以此為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礎。同傳統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相比，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突破了傳統的“啞巴”英語教學，利用更為先進和即時性的文化交流平臺，有效提升了學生的英語寫作水平和表達水平。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通過不同形式的寫作環節和“英語角”等活動，引導學生積極投身于更加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英語環境中，以此來利用開放性的心理溝通與互動平臺積極推動學生進行英語寫作和英語寫作學習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學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學模式體系中。所謂教學管理，是針對教學活動的一項全面管理活動，其是立足于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集合了教務部門、教師和在線管理系統等環節而組成的。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將教學管理納入其中，并在教學活動開展的過程中有效融合了規范的教學管理行為，使整體教學工作更為規范化和科學化，進一步完善英語寫作教學平臺，為良好的教學內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教師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盡管建立在開放性極強的社會交流平臺基礎上，也需要教師作為教學活動的引導者，為學生帶來更加全面和豐富的學習信息。所以說，教師在該理念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師進行信息收集的過程中，由于語言信息過于繁雜，信息良莠不齊，那么針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抉擇便非常重要。教師便發揮了對信息的有效篩選的角色職能，挑選出對學生有益、促進英語寫作教學工作有效開展的相關學習信息，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進行信息分配與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適合學生進行學習的信息資料，以此來為后續的英語寫作教學行為奠定基礎。
2.教學內容安排者
課堂教學內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現課堂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和層次感，對教學內容進行科學的安排與規劃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對每堂課的教學內容都應該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體和極具層次感的教學計劃。這樣在開展實際教學活動時能夠保證課堂教學節奏，與開放性環境實現科學融合，從而提高英語寫作教學行為的有效性，為有步驟、有規劃地完成系統的教學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此同時，在教學活動的開展過程中，教師立足于英語寫作課堂教學的根本目的，從而明確教學行為的直接目標，以此在更具條理性、導向性的環境中完成對學生的英語寫作教學信息輸出和教學工作［3］。
3.課堂引導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集合了現代化教育理念和傳統教學方式二者的優秀之處，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極具個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學系統。那么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的創新教學氛圍中，會由于信息過于繁多，不僅具備積極的、有益的學習信息和學習資料，同時也存在負面的、消極的相關信息。然而學生無法在自主抉擇的狀態下完成獨立的英語寫作學習活動時，教師便需要發揮寫作課堂的引導性作用，作為英語寫作課堂的引導者帶領學生實施有效的學習行為。因此，教師本身作為教學計劃的實施者，在開展英語寫作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更要發揮對學生的引導性職能，立足于有計劃、有目的地引導學生學習英語知識，從而推動學生更為準確和科學地學習英語寫作并提高英語寫作水平。
4.教學管理者
建立在開放性教學理念基礎之上的社會文化理論英語寫作教學模式，其具備了更為廣闊的“頭腦空間”自由和學習自主選擇性。教師作為更加直觀的教學行為管理者，學生在英語寫作課堂中可以根據自身的英語喜好和英語興趣選擇更加適合自己的英語寫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這種過于開放和自由的教學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課堂管理的難度。因此，教師要良好把握社會文化理論的教學思想，正確發揮對英語習作課堂的管理職能，作為課堂的教學管理者來維護課堂教學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語寫作課堂模式和學習習慣，以此來帶動學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學習行為，同時也帶動英語寫作課堂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效率［4］。
5.學生培育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更為注重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性和溝通性程度，主張學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動過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獲取，從而實現有效的學習行為。為了在課堂中更好地培育學生自身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教師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應該發揮學習培育者的效用，實現自身教學角色的完整發揮，作為培養和教育學生學習英語寫作行為和學習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語寫作課堂知識輸出與輸入的效率。
四、社會文化理論下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的多角色轉變
1.由知識灌輸者轉換為學習引導者
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的定位與扮演的角色同傳統英語課堂教學模式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扮演的角色區別于傳統英語課堂中的教師角色，教師的定位更加側重于引導學生、調動學生和開發學生，并積極實現多角色的轉變。針對教師角色在傳授英語知識的目的來說，教師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的定位更為傾向于作為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行為的引導者，而不是傳統教學行為中的英語知識灌輸者。為了充分實現我國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學行為的科學性，教師作為英語課堂的重要“領路人”，需要積極鍛煉學生獨立選擇英語寫作學習導航的能力，引導學生選擇更加適合自身的學習板塊［5］。2.由教材執行者轉換為教育研究者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需要具備更為高素養和高水平的專業研究能力，從而由英語教材的執行者轉變為英語教育的研究者，發揮教師的真正存在價值。立足于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學生在積極豐富自身學習行為的同時，教師更要實現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轉變。社會文化理念構建出更加開放的學習平臺，其賦予了教師更加廣闊的教學心得交流窗口，教師可以把握英語寫作教學信息的多樣性，不斷學習、充實自我，積極與學生進行學術交流和對英語寫作學習方式的見解互動。以此來成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傳統課堂教學模式中的教材硬性執行者。
3.由教學管理者轉換為學習促進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發揮了教學管理環節的積極效用，然而很多情況下會過于重視教學管理的死板規定和強制性。這樣就會導致英語寫作的教學課堂失去了本真的樂趣和輕松，不利于營造更為歡快和自由的英語寫作教學氛圍。因此，當下在英語寫作教學行為開展的過程中，教師應該積極轉變自身的教學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會文化理論中的“前進性”原則，向學生的學習促進者角色發展。所謂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是要求教師在英語寫作教學行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與互動的教學行為，將各個學習目標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輕松化，讓學生體會到學習英語寫作的樂趣，促進學生產生良好的學習理念，體現對學生學習英語寫作行為的促進職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轉換為情感支持者
教師不僅是向學生傳播英語知識的教學者，也承擔了學生思想品德、個人行為的管理者。為了使教師角色的定位與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實現高度融合，教師也需要對自身的角色進行轉變，即由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品德培育者向與學生進行良好交流、實現心靈溝通的情感支持者角色轉變。以此來更好地保持師生關系，營造充滿愛和關懷的師生相處氛圍，為構建科學的英語寫作教學環境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5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這一模式在以往應用較多的針對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女大學生、少數民族大學生及殘疾大學生四類特殊畢業生群體進行重點一對一幫扶的基礎上，開拓思路、擴充內涵，將一對一幫扶理念擴展延伸，構建社會化、全程化、系統化、個性化的一對一就業指導新模式，主要實現以下轉變：第一，將指導工作時限從單純的畢業階段擴展為從學生入學開始直至就業崗位落實以后；第二，將指導工作面向的群體從就業困難群體擴展至全體在校大學生；第三，將指導工作項目從單純的就業指導擴展為升學、就業、創業等學涯及生涯規劃多領域、全方位指導；第四，將指導工作者從班主任、就業指導工作人員擴展為涵蓋專業課教師、優秀校友和優秀畢業生、用人單位招聘代表等不同群體；第五，將指導工作從單純的就業推薦指導擴展為指導、咨詢、推薦、跟蹤為一體的新模式。
二基于社會化全程式一對一大學生就業指導模式的師資隊伍建設及實施要點
為了真正達到指導效果與目的，該模式倡導以專業或學科為基礎構建以班主任為主體，充分整合就業指導工作人員、專業教師、優秀校友、優秀畢業生及用人單位招聘代表等相關力量，形成專項指導導師及“一對一”指導導師兩支隊伍，實施具體幫扶工作，具體實施要點如下：第一，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將領導負責制與班主任聯系制、專項導師制與“一對一”導師制有機結合，統籌安排并分專業制定所有在校生的就業指導工作。第二，各專業要制定專人負責“一對一”指導方案的制定、實施、協調及完善工作，如提交隊伍建設建議、工作實施方案，具體負責幫扶人員的聘請、選拔及使用等具體問題，接受學生的學業、就業、創業及職業發展等相關問題的咨詢指導，為學生配備“一對一”指導導師，安排相應的活動、約談等，并建立、配發、回收幫扶臺賬，整理留存學生的成長發展情況，為對其進一步的咨詢指導提供依據。第三，為各專業配備專業素質強及工作熱情高的優秀專業導師、校友導師各一名，負責通過郵件、講座、座談、約談等方式解答學生相關困惑。在每屆畢業生中選拔優秀就業、升學或創業畢業生作為朋輩教育導師，向低年級學生提供成功求職、升學或創業經驗，分享最新的成功資訊。同時，聯系在該專業就業過程中發展方向對口且廣受學生歡迎的用人單位招聘代表作為社會導師為學生提供企業招聘要求、發展需要、入職條件、職業適應及發展等相關問題的講座及指導。綜合構建專業導師、優秀校友導師、朋輩教育導師及社會導師的專項、多維指導模式，積極鼓勵家長參與幫扶教育工作，綜合使用講座、咨詢及一對一指導等多種手段，全方位關注學生成長發展需要。第四，構建階段化、個性化、漸進式的幫扶模式，結合專業及不同學生個體發展需要，根據學生的學業、就業、創業等成長需要，分階段設立有針對性的、漸進式的幫扶目標并完善實施。
三基于社會化的全程式一對一大學生就業指導模式的階段劃分及實施要求
基于社會化的全程式一對一大學生就業指導模式以綜合性的師資、全程化的系統指導見長，充分整合多方力量，以各專業、各年級學生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為著眼點，具體指導方式以“一對一”約談為主線，輔以專項講座、座談、分享等形式，通過“了解、引導、解答、幫助、跟蹤”，在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和職業發展力的同時促進就業指導工作的良性發展與循環。該模式具體指導工作的階段劃分及實施要求如下：
1大一年級（了解及信任建立期）
建立“一對一”指導檔案，為每專業學生配備專業導師、校友導師、朋輩教育導師及社會導師，以班主任為主，其他領域導師力量為輔，全面了解學生家庭、經濟、生活、學習等各方面情況，接受并解答學生以大學生活適應問題為主的各種咨詢，整理專項導師情況簡表及學生“一對一”指導扶導師情況表，制作指導臺賬。2大二年級（引導及方向明確期）在此階段，結合學生專業及個性發展需要，引導其明確方向，積極完善自身素質，充分認識專業特征及社會發展需要，從而科學規劃人生，更好地利用時間、分配精力，努力成長。組織“一對一”指導導師分階段進行專業認識問題、學業規劃問題及素質養成問題的專項約談，幫助學生認識了解專業、進行學業規劃、完善自身素質。同時組織專業導師進行專業介紹講座、校友導師進行素質養成講座、朋輩教育導師進行專業學習講座、社會導師進行專業前沿發展講座等活動。
3大三年級（解答及整合準備期）
既要整合學生的共性特征也要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需要開展有針對性的指導工作，積極解答學生成長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困惑，幫助學生積極探索社會，明確專業與社會需要的對接重點，錘煉情商、逆商，合理規劃職業發展路徑并指導其積極進行準備。組織“一對一”指導導師就實習實踐、畢業準備等問題進行約談，根據學生的自身情況幫助引導其制定自主實習實踐方案，幫助學生探索畢業去向并進行準備。組織專業導師講解專業與社會需要的對接重點、校友導師講解社會相關要求及情商逆商錘煉、朋輩教育導師結合自身及相關同學的經歷幫助學生探索畢業去向及準備條件、社會導師活動講解相關專業招聘要求及就業準備要求。
4大四年級（幫助、解決就業期）
將共性指導與個性指導有機結合，充分關注畢業生的各種發展需要，對畢業去向受阻畢業生予以重點幫助，為實現其夢想助航。一方面積極促進畢業生高質量、高滿意度地落實畢業去向，一方面積極聯系就業、升學及創業領域的優秀畢業生，發展朋輩導師，積極貯備力量。同時對畢業期間沒有就業的學生進行重點指導，幫助其分析原因，解決問題，為離校后繼續幫扶做好準備。組織“一對一”指導導師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畢業選擇進行簡歷設計、升學準備或創業準備的專項約談，及時針對準備就業的同學進行心理調適、畢業準備及離校入職問題的約談，幫助同學們設計簡歷基礎模板、確定升學方向并進行準備、評估創業成功的可能性及風險，引導學生適時進行心理調適、明確畢業準備及相關政策和流程、幫助學生做好離校準備。同時，組織優秀校友導師及社會導師從社會化的角度進行就業準備及職業發展準備相關問題的講解，并進行職業角色轉換等相關問題的咨詢答疑。
5畢業離校后（跟蹤及校友關系儲備期）
第6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制度文化下東西方體育發展方向的迥異
社會學家普遍認為：制度文化是人類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的法律、政治、經濟制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準則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實證明人類制度文化發展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關系變化而變化，而不同時期制度文化發展卻直接影響人類體育文化發展，勢必造就東西方體育演進方向不同。
（一）古希臘時期
古代東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國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國普遍實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國家政治結構，其中文化專制成為政治專制副產品。但由于尚未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從而造成古中國文化發展始終未出現斷層，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發展為主海納百川文化特征。而體育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特殊形式，必然從觀念到組織運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權制及制度文化影響，從而選擇體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視內在修為，強調以內為基，以外為輔的身體活動成為人們解壓和內省的運動方式，也成為古代東方主要體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臘是以小國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體制，基本實行民主制。而古羅馬卻經歷了從共和走向帝國的政治變化，以法為權的羅馬法成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發展短時間內達到高峰的現象，古希臘人直接繼承和發揚了埃及、巴比倫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現的文化特征成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體育作為直接展現外在美的主要載體，力成為主要的運動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權分散，羅馬王朝迅速分裂而滅亡，歐洲進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發展也出現了斷層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歐洲中世紀時期
以中國為代表東方社會，處于兩晉南北朝至元朝結束時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設存在人性的一面，從而使體育文化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崇尚以普度眾生為理念的佛教，于是體育文化的表現及運動形式確實是披上了“以人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間體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文藝復興以前，西歐大部分領域處于落后狀態。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來之前，封建統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眾來保護其階級利益，以身體活動為運動的體育形式被遏制，僅有騎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體運動。也就是說，中世紀的歐洲制度文化建設中人性的被剝削，長期封閉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體育文化的發展，諸多體育項目和運動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從而造成了歐洲中世紀時期西方體育處于灰暗期。
（三）工業革命時期
東方社會仍然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文化一直作為農業社會的附屬品而存在，小農意識及封建制度諸多弊端滯緩此時東方諸多文化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盡管印刷術和火藥誕生于北宋但卻發揚于西方，盡管蒙元時期出現了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誕生但僅限娛樂與貴族，這都說明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統治，一切文化的傳播都將為其服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此時的社會理念是以宋明理學為基本，主張“靜”和“敬”，反對體育，限制了體育的發展。工業革命的到來，標志著社會正經歷上一個時代終結和下一個時代伊始的變更期。新興的市民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其別是自由主義取代了重商主義，這些都體現了西方主張民主、自由、人性等價值理念。體育文化建設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將體育融入到教育、休閑等諸多領域，使體育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內外兼修的體育發展模式開辟了西方體育文化發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會以來
近代社會是一個以西方文明發展為主體的社會，東西方社會存在迥然不同的發展模式必然促使東西方文化發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過三次工業革命的變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擴展過程，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一個充滿西方強權特征的文化體系，而東方文化受封建統治根深蒂固的階級統治思想影響，強勢的西方帶著大炮和文化打開了東方的大門。東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傳統體育模式在清代達到了高峰，卻伴隨著西方體操浸入，最終取代我國傳統的體育模式，確立了核心社會地位。因此，近代東西方體育發展的狀態：以西方體育模式權威的普遍建立，東方體育模式的全面讓步為背景的單元化體育發展狀態。
風俗習慣性文化下東西方體育發展方向的迥異
東西方風俗習慣差異最終根結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響，東方文化受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使東西方風俗習慣文化間存在著差異性。西方信奉上帝，認為上帝寬恕罪惡，而東方普遍信奉佛教，認為佛光賜福。西方待人接物強調直截了當，而東方強調以和為貴。西方的愛，強調以神的名義表達愛情，被稱為“神的婚禮”；而東方的愛，講究憑人的力量宣揚愛的意義，被稱為“人的婚禮”。從中不難看出，西方自古呈現人性外在表現力，宣揚人的感性，而東方自古展現人性的內在自修力，闡釋人的理性。無論體育是以休閑化、世俗化、還是現代化的方式存在，體育都是以人的身心發展為核心而發展，東西方社會不同風俗習慣文化必然影響東西方體育演進方向的不同。
思想與價值性文化下東西方體育發展方向的迥異
（一）第一次思想與價值文化的交鋒
四大文明古國的出現，文化領域的先導們開始了中西方文化領域的思想與價值觀的早期的交鋒：以孔子的儒學觀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東方文化和以西方猶太教的一神論、古希臘理性主義思想為代表西方文化為對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東西方文化。而這種文化直接影響了東西方體育的體育價值觀和體育方法等。孔子的“禮”與“仁”的思想，闡釋了以禮制治國，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學觀，而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強調倫理至上，“射”被當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國倫理至上體育價值觀。而以古希臘理性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蘇格拉底反復強調做任何事情都離不開強身健體和精神，特別是《理想國》強調終身體育的重要性。猶太人的一神論認為神是宇宙的唯一創造者和萬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導多神論，宣揚因果報應，主張眾生平等，導致宗教觀念和種姓制度限制了人們參加體育運動的范圍，以瑜伽和保健術為代表的體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發展。
（二）以教育為主的思想和價值觀的文化交鋒的第二次交鋒
歐洲中世紀的東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交鋒是以教育為依托的文化交鋒。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中國形成以教育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價值觀文化。引進佛學教育的中國，將戒欲輕生思想作為武術和養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學和顏李實學，形成以佛學、儒學、道學重新結合的中國文化思想大融合的開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勢必為體育文化發展注入新生機，先秦兩漢時期修生養性的氣一元論生命觀，禮之仁之的倫理至上的體育價值觀等體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續。而此時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義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棄現實、鄙視肉體、棄絕一切歡樂和幸福的禁欲風，對人生和身體予以否定，導致體育滯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騎士教育，倡導武技培養忠誠的武士道勇士，用于軍事的體育文化正是束縛于以基督教義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發展。
（三）14-18世紀末的第三次交鋒
明代王陽明曾說：“圣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我之用，是之謂大道。”明代顏元一反程朱理學“重心輕身”，提倡“文武相濟”“兵學合一”全面發展的儒家體育的教育觀,從中難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為主統治。到了清代，閉關鎖國政策加強了思想文化專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頸期。盡管此時的中國體育正向休閑化和世俗化發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國社會發展大背景的影響，體育的休閑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曇花一現呢？留給后人佐證。14－18世紀未，近代西方思想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的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將神的光環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將世俗神圣化，啟蒙運動使人的主體性價值得以體現。文藝復興以人文主義為核心內容，人文主義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學問”代替“神的學問”，宗教改革是以馬丁路德為代表，提出因信稱義、信仰得救、先定論為核心內心的人文主義宗教觀；啟蒙運動是以宣傳理性、民主、科學、平等的理性主義為根本的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不難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發展。體育是以人為根基，以人的身心發展為根本的社會活動，體育作為人的內在和外在表現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體育運動方式勢必解放。
（四）十九世紀以來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用“大炮”和文化打開了東方社會大門。作為“大炮”的前鋒先進的西方思想迅速滲入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師夷長技”，再到資本主義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傳播，與西方倡導民主、科學、理性、民權、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張普世價值觀與以中國為代表主張科學發展觀的思想交鋒，下，使原本處于不同軌道思想文化不斷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據理力爭，體育便成為人類認識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徑，使體育具有系統、規范、科學的方法體系，全新闡釋人文主義體育價值觀和體育人生觀。
第7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兒童入學準備；應用
入學準備是指"學齡前兒童為了能夠從即將開始的正規學校教育中受益所需要具備的各種關鍵特征或基礎條件。"[1]入學準備的項目一般包括身體健康和運動發展、社會性和情緒發展、學習方式、言語發展、認知發展與一般知識。實踐表明，引導兒童做好入學準備，對其后續乃至終身學習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兒童入學準備受到多種理論的影響，其中社會文化理論具有重要的影響價值。本文試圖從兒童入學準備的理論發展角度出發，嘗試探索社會文化理論在兒童入學準備中的應用。
一、兒童入學準備的理論發展
受發展心理學這一科學中個體發展理論的發展影響，兒童入學準備理論經歷了從傳統的生理成熟理論到現在被普遍認同的生態發展學理論的轉變。生理成熟理論代表觀點認為，個體發展遵循一定的順序，強調生物因素在個體發展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在生理不成熟的情況下，包括經驗傳授和教學在內的早期訓練并不能達到推動或促進兒童發展的預期效果。兒童是否做好了入學準備取決于其個體內部的生物鐘，外部教育刺激或后期補救性工作對兒童入學準備幾乎沒有作用。對于入學準備不足的兒童，父母或者教師應該做的是等待，等待那些準備不足的兒童自然成熟。在此基礎上，生理成熟理論將入學準備看作是兒童成熟的準備，兒童自身應該為即將開始的學校生活做好各方面的準備。這一觀點片面強調了兒童個體對學校的適應，忽視其他因素在兒童入學準備中的作用。在實踐中通常對準備狀態不足兒童采取“延遲入學”的措施。這不免會帶來基于種族、智力、背景對兒童的“二分法”、對兒童早期特殊教育產生負面影響和造成低年級入學標準的惡性上升等多方面的消極影響。隨著個體發展理論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布朗芬•布倫納的發展生態學理論在兒童發展的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大，生態學取向的兒童入學準備概念也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布朗芬•布倫納將生態學描述為“對貫穿一生的、主動的、成長的、高度復雜的生物心理有機體———具有復雜而又與眾不同的，正在形成內在關聯的，用以思維、情感和行為的動態能力特征———和發展中的個體生活于其中的直接背景的變化中的性質進行累進的、相互包容的科學研究，而這一過程受到這些背景之間關系以及背景所嵌入的更大背景的影響。”[2]264也就是說個體發展是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并和外界環境不斷發生互動的過程。就兒童入學準備而言，這不僅是兒童個體的事情，包括其生理成熟和個體學習經歷的發展；更是兒童與家庭、學校和社區環境多個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最終將共同影響兒童未來學業成績及其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為此，美國國家教育目標委員會（NEGP）提出了兒童入學準備的生態化模型，包含了兒童與學校、社區和家庭多方因素的互動：兒童個體對學校的準備（具備參與課堂和學習的能力）；學校為接受兒童進入學校所做的準備（學校對兒童入學的反應）；兒童入學準備的社區服務和家庭支持（促進支持兒童學習的家庭和社區環境）。[3]1-2從上述理論的發展變化中不難看出，關注兒童入學準備的理論研究從重視兒童作為"自然人"存在的單一自然屬性，即要達成生理上的成熟，逐漸發展到關注兒童社會性的重要特點與品質。
二、社會文化理論概述
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是基于前蘇聯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維果茨基的兒童認知發展理論-文化歷史心理學理論而發展出來的一個學術流派。該理論充分反映了人類區別于動物的高級心理機能的社會起源思想，其中文化對個體心理機能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創造特殊的行為方式，文化改變著心理機能的活動形式，文化在人的行為的發展系統上添加著新的層次……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的人改變著自身行為的方式方法，改變自然的素質與機能，形成與創造新的行為方式及特有的文化形式。”[4]社會文化理論呈現了個體的認知和心理發展源于交際和個體心智活動的聯系，強調認知不僅是個體自身建構起來的，更受到在一定社會文化背景下包括語言、歷史等多方面因素在內的情境的影響，并和這些情境發生交互作用，包括同家庭成員之間、同伴之間的人際交互，以及同學校、社區等情境的交互作用。在維果茨基看來，這種交互作用要借助“記號”這一輔助手段來進行的。“記號是人造的刺激-手段，并且仿佛是人在自己的心理活動中所使用的心理工具，照維果茨基看來，可以作為記號的例子有：語言、形形的號碼和計數、各種記憶裝置、藝術作品、信、圖表、圖紙、地圖和各種各樣的暗號等等。”[4]隨著人類語言的出現和發展，語言在眾多記號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借助記號的輔助作用，個體在交互作用中逐漸將外部動作行為內化為內部的智力活動。這也是個體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重要途徑。
三、社會文化理論在兒童入學準備中的應用
從社會文化理論觀點不難看出，要想確保所有兒童在進入小學時作好入學準備，應建立社會文化環境和兒童入學準備的相互作用模型。學校、家庭、社會環境都會對兒童的入學準備產生重要影響，兒童通過與外部環境和教育發生積極的互動，才會促進自身發展，從而適應學校學習和生活。其中，學校要承擔起重要責任，科學地引導家庭和社會形成合力，與兒童之間建立三位一體的雙向交互作用。入學準備不是兒童一個人的事，不是兒童單方面的適應，應該從兒童對學校單方面的適應轉變為雙向的適應，即入學準備不僅包括兒童對學校的適應，也包括學校對入學兒童的適應，突出學校系統要為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不同以及表現不同的兒童做好更全面的準備。
（一）學校應做好科學統籌工作，全面引領兒童入學準備
學校要為兒童做好入學準備，落實到實踐中就是建立一個學校項目或者學校系統。這樣的項目要求從以制度為中心的模式轉變為以兒童為中心的模式。即兒童進入小學必須滿足一些先決條件轉變為允許所有的適齡兒童按時入學。要想建立這樣的系統需要針對以下幾個方面做出進一步調整。
1.學校項目延伸至學前班。
在學校系統和學前班之間建立一個全面的延伸項目。入學準備不僅是幼兒園和小學之間的聯系或銜接，學前班也應該被納入其中，將入學準備年齡下延至3-4歲的幼兒。學校教師和其他成員要了解即將入學的幼兒的發展情況，從而能夠更好地為這些兒童服務；另一方面幼兒園教師也應了解學校的期望，從而可以為幼兒做好更充分的準備。
2.實施小班化教學。
理念的轉變導致兒童的入學要求降低，基于兒童發展的差異性，因此適當控制班額、實施小班化教學對開展教師對兒童的個性化指導而言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改變傳統評估方式。
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在之前的入學準備范式中，評估就像售票員，對兒童是否獲得了進入小學的門票進行嚴格的控制。在這一過程中，兒童的入學準備測驗成績結果被認為是影響其是否能獲得入學資格的重要內容。而在新評價模式的影響下，評估兒童是否做好了入學準備，更應該通過觀察教師為兒童提供了怎樣鮮活的課堂任務，兒童與他人表現出怎樣的交流互動等內容，對兒童進行更為動態、全面和科學的評估。
4.加強教師在職培訓。
從以高控的、制度為中心的課程轉變為靈活的以兒童為中心的課程，需要打造高質量的教師隊伍。教師在職培訓是提升教師專業水平的重要途徑，培訓內容應盡可能廣泛，除了正式的課程培訓之外，教師還要具備兒童發展、課堂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識；同時考慮到兒童文化背景的多元性，教師應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勝任力，有效應對不同文化情境下兒童的行為表現。
（二）家庭可以開展豐富的親子活動，有效促進兒童入學準備
家庭是兒童早期生活的基本的社會環境。研究表明，包括家庭經濟、營養狀況、家庭結構、家庭氛圍、家庭的教養方式和態度、家長的身心素質、生活方式等在內的家庭環境對兒童的入學準備具有重要影響。作為家長，要準確了解自己孩子的準備狀況，把握對孩子的合理期望，時刻知道自己也是兒童入學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實施全面的社區計劃，將學校、幼兒園和家庭緊密聯系起來，以此引導家長重視家園聯系和家校合作，強調家長工作的重要性。要想建立這樣的系統需要針對以下幾個方面做出進一步調整。
1.樹立科學的兒童觀。
每個兒童都是一個有獨立存在價值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權利、思想、情感、需要，是正在發展中的人。兒童發展應是體、智、德、美的全面發展和貫穿其一生的終生發展，這就說明衡量兒童的發展不應僅看他認識了多少字，會做幾以內的加減法，而是看他們是否養成了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學習品質，這才是個體終生受用的寶貴財富。
2.開展豐富的親子活動。
豐富的親子活動不僅有利于增進家長和幼兒之間的情感交流，更是促進兒童動作、語言、認知、自理等方面能力發展的有效途徑。研究表明，有針對性的親子閱讀、益智玩具資源、多媒體教育資源等方面對兒童的認知水平和言語發展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家長帶兒童戶外散步或玩耍對兒童的情緒和社會性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即使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也可以結合自身特長陪伴孩子選擇適宜的親子活動。因此，家長作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引導者和陪伴者，在日常生活中陪兒童學習或玩耍的時間的保證、有耐心、“讓孩子在玩中學”是非常重要的。
（三）社會應搭建平臺，助力兒童入學準備
兒童入學準備不僅是學校和家庭的事，更需要社會強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國的兒童入學準備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五領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城鄉兒童間入學準備發展的不平衡和背景支持的缺乏。[5]其中城鄉兒童間入學準備發展的不平衡和背景支持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目前的教育服務機制建設尚不完善，政府、社區等和兒童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并未充分發揮切實的作用。如何針對社會經濟地位不利和家長缺乏科學教育理念的兒童進行入學準備的有效幫助，可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1.政府方面。如美國的“起點計劃”(HeadStartProgram)是一項國際著名的早期入學準備干預項目。該項目于1965年啟動，致力于縮小處境不利兒童在入學之初與其他兒童的差距。從項目啟動開始，美國國會及各州政府都對該項目給予強有力的資金支持，至2003年，該項目財政預算達67億美元，獲得該項目資助的學齡前兒童在入學后的適應方面表現出顯著的效果。[6]2.社區方面。社區聘請高校專家，以社區為中心，舉辦的家長育兒專業技能指導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先行計劃的實驗項目———父母兒童中心（ParentandChildCenters）、先行親子教育項目（AdvancedParent-ChildEducationProgram）、綜合兒童發展項目CCDP（ComprehensionChildDevelopmentPro-gram）、平坦起點家庭讀寫項目（EvenStartFamilyLiteracyProgram）、親子共讀項目（Parent-ChildSharedBookReading）等。這些項目都是通過提高父母養育技巧來達到促進兒童發展的目的。[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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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蓋笑松，楊世君，孫蕾.中國兒童的入學準備：問題分析與促進途徑[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16.
第8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一、宿舍文化內涵
宿舍文化作為高校和諧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高校校園環境中，把學生作為主體，把宿舍及其周邊場所作為主要活動區域，把積極向上、健康的課外活動作為主要活動內容，把校園精神作為主要特征的一種學生共同創造和享受各種文化形態的群體文化。良好的宿舍文化對優良學風的養成起著積極地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和教育也在宿舍文化的構建和完善中不斷地得以促進和發展。特別是在當前高校后勤社會化工作的逐漸深入，學生公寓制與社會化管理模式已經開始施行，學生宿舍越來越成為學生生活和學習的重要場所，高校大學生管理和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勢必要向學生宿舍轉移。
二、新時期加強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必要性
（一）幫助大學生正確處理好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
集體主義本身是對社會主義社會集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倫理關系、經濟關系的概括，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它不但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個體行為的道德價值導向，同時也是社會主義集體行為的道德價值導向。在大學生群體中，每個個體來自不同的地域，受到過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因此，每個人在處理與他人、集體、社會的關系時，就會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在當前多元價值觀開放的年代，大學生對個人、集體和社會之間關系的處理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認識和表達方式。大部分的思想認識和表達方式都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性質和發展方向的，但任然有少部分大學生對待集體和社會的態度已經超出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所倡導的范圍，甚至已經滑向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深淵。這就要求高校應該及時地對大學生的精神追求做好積極的引導，教會他們如何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堅決杜絕學生個人利益至上的不良習氣，想方設法培養學生集體主義精神，在實際生活中養成集體主義至上的觀念。
（二）幫助大學生提高現實交際能力的需要
新一代大學生普遍是獨生子女，從小幾乎都是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的，較為習慣“唯一”的生活狀態。進入大學之后，臥室由在家時的一人間變為了四人間或六人間，以前的屬于自己的私人區域變為四個人或六個人的私人區域。環境的突然改變沒有立即帶來大學生心理上的變化，當代獨身子女身上普遍存在的溝通障礙和個人主義思想在大學宿舍里面有所蔓延。其中，缺乏有效溝通更是成為了阻礙宿舍里、室友間深厚友誼養成和寢室良好學風形成最主要的因素。特別是當前網絡環境下，大學生善于運用網絡獲取信息和知識，通過網絡來學習和生活。同時，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他們寧可選擇不相信寢室的室友，反而將這種情感的宣泄和釋放通過網絡來實現，從而使得本來應該屬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成了人與機器的交往，嚴重淡化了學生的現實感，忽略了構建現實良好人際關系的生存守則，導致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缺乏現實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和最基本的自我表達能力，進而導致不少大學生在踏入社會之后，長時間適應不了現實社會生活，存在嚴重的溝通障礙和社會融合力。對大學生進行集體主義精神教育，有助于大學生盡快適應學校群居生活，幫助大學生在集體中重新定位自己、發現自己的個人價值、集體價值和社會價值。
三、新時期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一）大學生的“集體主義”觀念淡薄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給人們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在逐漸淡化著人們的集體主義精神。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大學生自我意識、成長意識不斷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對青年價值觀的形成有積極的作用，但是正是由于大學生主體意識的增強，從而導致了利己主義、拜金主義。部分大學生過度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而忽視了他人利益、集體利益的實現，在很多大學中都存在著大學生為得獎學金、評先進資格、入黨資格等進行明爭暗斗、撕破臉皮的現象，對學校的校風、學風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這值得引起社會和學校的廣泛重視。
（二）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容易使學生產生逆反心理
目前，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普遍認為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集體主義教育非常困難。其原因就在于書本上的內容和現實的發展有時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只要在現實生活中，同學們發現書本上闡釋的內容和實際生活是脫節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的所有努力都會白費。同時，任課教師與學生接觸的機會往往僅限于課堂，走出課堂后，很少有時間和機會關注學生的日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輔導員成了鞏固課堂教育成果最主要的人員。但是，一個輔導員往往要帶幾百個學生，不可能對每位學生的思想狀況都掌握得滴水不漏，而且現實狀況是大部分的輔導員常常忙于日常的工作瑣事，往往忽視掉對學生至關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也僅體現在每年定期舉行的各種大型活動中，并沒有將這項工作細化到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造成學生在形成集體主義意識的過程中，很容易就中途淡化、甚至完全喪失了這種思想認識。
四、宿舍文化建設對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重要性
（一）加強寢室文化建設是培養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有效途徑
一般來說，大學里的各個學院（系）相對比較獨立，學生群體主要有學生宿舍、班級、年級、學院（系）等四種群體組織。其中，宿舍是大學生四年中呆的時間最多的場所和活動區域，生活里的瑣事閑聊、學習中的奮進拼搏、情感中的歡樂悲傷，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同寢室的人。因此，加強寢室文化建設就成為了當前培養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最為有效的途徑。充分利用寢室文化的構建，引導和教育大學生樹立集體主義的意識，努力增強他們的凝聚力。例如，舉辦寢室美化大賽、寢室才藝大比拼等活動，充分釋放和挖掘同學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讓他們在打造完美寢室的過程中，認識到集體的力量、感悟到集體的溫暖，讓大學生明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辯證關系。只有這樣寓教育于活動中，把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與自身的實踐統一起來，才能使集體主義教育更加形象化、具體化，才能更好地弘揚集體主義精神。
（二）加強寢室文化建設是檢驗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試金石
當前，各高校對于集體主義精神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課堂上，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和引導促進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但是，對于如何檢驗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的培養情況，還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渠道來得出結果。目前，正值后勤改革的發展階段，探索寢室文化建設如何促進學風建設的方向正好賦予了寢室文化建設檢驗大學生集體主義精神培育情況的這一重要使命。寢室文化建設的優劣直接反映著這一寢室凝聚力的高低，體現著寢室個體最基本的集體主義意識和集體榮辱觀。一個寢室的文化氛圍營造的特別好的話，相對來說，該寢室在寢室之間的感召力、寢室成員之間的友愛度、成員個體內心的集體主義意識就要強得多；相反，該寢室各種反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各項指標都是呈負增長的趨勢。同樣的，如果一個寢室成員之間的友愛度、成員個體內心的集體主義意識強的話，也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寢室文化的構建。
五、宿舍文化建設對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作用發揮
（一）構建良好的宿舍環境
良好的宿舍環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熏陶人的心靈。構建良好的宿舍環境既要靠宿管工作人員打造好一個良好的物質環境，同時還需要大學生與宿管人員一起維護，將基本的物質環境盡量最優化，使得宿舍環境為學校的校風建設、學風建設提供最佳的教育環境。真正讓學生自己感受到在宿舍里邊住得舒心、住得放心、住得安心。這就要求，宿管人員要在衛生干凈整潔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宿舍布局，將不同學院和專業劃定在不同的區域，這樣便于開展個性化宿舍建設評比活動；同時，根據以學院和專業為單位的寢室劃分，不同專業的同學根據他們的專業特色，從整體色調、墻貼內容、物品擺放、綠化美化等方面進行寢室風格的設計，力爭打造專業特色鮮明、格調品味高雅的宿舍文化，形成積極向上的文明風氣，弘揚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
（二）強化科學的宿舍管理
“三點一線”的生活是對大學生活最簡單但卻最真實的概括，大部分學生的生活無外乎就集中在宿舍、教室和食堂。其中，宿舍又是大學生普遍呆的時間最多的地方，因此，加強宿舍的管理是大學生常規管理工作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宿舍成員一般來自不同的地區，生活習慣、性格和經濟條件等有很大差異，而且大部分學生都是第一次在學校過集體生活，要通過規范、科學的宿舍管理引導他們學會適應集體生活、學會如何與人和睦相處。通過寢室衛生的檢查、寢室大功率電器使用的規范和限制、寢室晚歸情況的登記和處理，將宿舍管理的獎懲通報情況納入到個人德育考核中，通過這種方式，不斷規范大學生的行為，積極引導他們將共同的“家”打理得更好，從而幫助他們培養起從小集體到大集體的集體主義精神。
第9篇：化學社會論文范文
翻轉課堂課前活動教學模型，結合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問題，分析課前教學活動中各個要素與教學視屏中介工具之間的相互關系，對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建議：首先，教學視屏難易程度的制作不應該超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其次，教學視屏的內容包括監督機制、習題環節和師生及生生互動平臺等一些硬件設施;最后教學視屏時間應控制在10分鐘以內，短小，重點突出，可回放。
關鍵詞：活動理論 翻轉課堂 教學視屏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02
一、前言
翻轉課堂，就是在信息化環境中，課程教師為學生提供以教學視頻為主要形式的學習資源，學生在上課前完成對教學視頻等學習資源的觀看和學習，師生在課堂上一起完成作業答疑協作探究和互動交流等活動的一種新型的教學模式（李湊，劉贛洪，2013）。翻轉課堂的課前活動是指學生通過觀看視屏結合適當的測試進行自主學習。翻轉課堂的課堂活動是指教師和同伴根據課前活動中的遺留問題為學生提供支架幫助進行針對性解答，這樣最大限度地照顧到了每個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并最終使學生跨越最近發展區域，并為下一輪的翻轉課堂提供了反饋和指導。
翻轉課堂的基本要義是教學流程變革所帶來的知識傳授的提前和知識內化的優化（趙興龍，2013）。但是，翻轉課堂在具體應用過程中遭遇知識傳授、知識內化以及知識傳授與知識內化的銜接三方面的問題。知識傳授發生在課前，學生不僅要觀看視頻，還要在觀看教學視頻的過程中發現疑惑，并帶著問題與同伴在線交流或者在課堂上參與討論，強調的是自主建構知識體系（王紅，趙蔚，劉紅霞，2013）。然而，隨著翻轉課堂在我國的應用，一些教育工作者對其提出了質疑，認為翻轉課堂教學模式使得教師的作用明顯下降，教師在課堂中僅僅是看著學生做作業或者解答他們的疑問;學生在家不喜歡觀看枯燥的教學視頻，調動不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學習效果不好;教師不能監控學生是否觀看了教學視頻;翻轉課堂的核心內容就是教學視頻，教學視頻決定教學質量（張金磊，2013）。要解決翻轉課堂中在實際應用的問題，尤其是在課前活動所遭遇的實際問題，翻轉課堂中教學視屏的制作成為決定教學質量的關鍵性因素。
二、研究背景
國內近幾年主要研究翻轉課堂教學模型的設計主要從教學要求（張新明， 何文濤， 2013）、或從翻轉課堂的內涵結合翻轉課堂中的各個要素（張金磊，2013）、或是借鑒國外已有的教學模型并與多種網絡平臺相結合的角度構建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型（張新明， 何文濤， 李振云， 2013）。可以發現翻轉課堂的研究在最近幾年剛剛興起，對翻轉課堂教學設計的研究理論支撐不足。本文希望通過應用社會文化理論中的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為理論框架，分析構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的教學模型，并以此來發現影響教學視屏制作的各個因素，從而為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建議。
三、活動理論概述
Vygotsky（1978）的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中介思想，維果茨基認為人類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來改造物質世界和人們的思維，思維不是人類大腦中的生物屬性，而是通過應用中介工具參加具有目的導向的活動中逐漸發展形成的。中介工具包括物質工具和符號工具。其中最重要的符號工具是語言。二語教學是通過文化建構的中介工具進行調節的社會活動，語言作為最重要的中介工具對社會交互中的語言發展進行調節，在學生認知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Lantolf，2003;Lantolf & Thorne，2006）。教師的語言在學生二語習得過程中起到了中介和支架作用。而在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教師語言是以教學視屏為載體，所以教學視屏的設計直接關系到教師語言這一中介工具如何有效發揮教師的支架作用。
以教學視屏為載體的教師語言在活動理論體系中，得到了體現。芬蘭學者恩格斯托姆（1987）提出的活動理論三角模型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理論框架，在這一框架中主要包括7元素組成：活動主體、調節工具、整體目標、 規則、社區、不同個體的分工。這七個要素中，中介工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可以作為分析翻轉課堂活動的理論框架，教學視屏是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主要中介工具與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各個因素相互影響。所以要解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問題，首先是根據活動理論三角模型設計翻轉課堂課前活動模型，明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各個要素及教學視屏的相互關系，最后對教學視屏的制作提出建議。
四、活動理論下翻轉課堂教學模型的構建
根據翻轉課堂的定義以及借鑒美國富蘭克林學院的 Robert Talbert 經過多年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經驗積累，總結的翻轉課堂結構模型，如圖1所示。本文通過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理論構建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模型，如圖2所示。
[課前教學活動][觀看教學視屏][針對性課前練習] [課堂教學活動][快速較少的測評][解決問題促進知識內化][總結反饋]
圖1 Robert Talbert 的翻轉課堂結構圖
[教學視屏][學生]
[結果][學生]
規則 教師 分工 [規則 教師 分工 ]
圖2 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模型
根據翻轉課堂的教學活動模型中各個因素與在實際教學中遇到的問題，本文對翻轉課堂內的各個因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可以看出影響多媒體視屏的因素主要：學生的注意力、學習興趣、計算機能力;教師的教學理念、準確判斷學生認知水平的能力和制作教學視屏的能力;課前教學活動的目標;課前活動師生及生生互動規則和分工。
學生是視屏制作對象、是制作視屏的受益者。翻轉課堂在實際應用中有關學生的問題有，學生的注意力不集中，缺乏學習興趣。所以，視屏的制作優劣可以從是否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集中了學生的注意力為出發點。而學生的注意力分散的主要原因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視屏內容的難易程度與學生的學習能力不能匹配，即不符合每個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失去學習興趣，注意力不能集中。第二，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所以針對第一個問題，視屏制作的內容必須要符合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教師在制作視屏之前對學生的學習水平進行測驗。通過學生對新課程基礎部分的掌握效果，教師可以據此來確定視屏制作的難易程度。針對第二個問題，引入督導機制，將學生家長的監督和教學視屏的督導模式相結合。教學視屏借助提示性畫面或者警示性的聲音來回籠學生的注意力，在學習過程中做到張弛有度，層次分明（鄭軍，王以寧，王凱玲，2012）。
翻轉課堂中教師的角色由主演轉變為導演。在新的教學模式下，教師應作為課堂的引導者和參與者，注重課堂互動和考慮學生學習的個體差異（Ellis，2005）。首先，教師在制作視屏時不僅要考慮教學目標和教學計劃，而且還必須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來決定視屏的難易程度，突出學生的主角地位，所以教師可用試卷測驗的方式及其他方法來確定學生的最近發張區域。其次，翻轉課堂中教師錄制講課視頻時面對的是鏡頭，沒有了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視屏的制作需要增加視屏互動的場面，插入難度適中的問題，來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最后，教師是視屏制作的操作者，教師制作視屏的能力影響視屏質量的優劣。所以很有必要對教師的計算機能力加以培訓。
課前教學活動目標。翻轉課堂教學活動中的教學動機是使學生最終達到知識內化的水平。而課前教學活動的教學目的是要求學生獨立完成課前練習，這是實現知識內化的一個具體目標。在這一具體目標的要求下，視屏制作的內容還包括與教學內容相配套的在線測驗功能。而練習題的難易程度成為實現課前教學目標的關鍵。所以，根據學生不同的最近發展區域，教學視屏中設置層次不同的練習題，最大限度地使每位學生跨越最近發展區域，實現個性化教學。
課前活動規則。課前活動規則包括觀看視屏的時間，師生之間和生生之間的互動規則。如果視屏制作時間太長，會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注意力不集中，失去學習興趣。但如果教學視屏時間太短則會造成因學習輸入不足引起的學習效果差。第一， 翻轉課堂應采用教學短視頻，即微視頻，其主要特點是：短小精悍、可以回放、符合學生注意規律（朱峰，2014）因為學生的視覺駐留時間一般在 5～8 分鐘，每段的教學視屏的時間應控制在10分鐘以內。第二，師生之間和生生之間的互動主要發生在完成在線測驗的這一活動內，教師對學生的測驗進行評分。所以課前活動師生互動規則要求教學視屏的制作包括在線評分功能。此外，對于生生之間的互動可以把QQ，微信，微博等多媒體交流工具與教學視屏的制作相結合，學生既可在微視頻學習中提出問題，同時又可提出自己關于相關思考題的意見與看法，共享學習心得，解決問題。
課前活動的分工。學習共同體中各成員的勞動分工、身份地位和權力關系也會影響活動過程。翻轉課堂主次地位的區別，決定了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分工應該是：學生是課前活動的主要執行者，觀看教學視屏，并做相關的練習。而教師則是教學視屏的制作者，并為學生的練習結果進行評價。教學視屏的制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學生。所以，學生可參與教學視屏質量的評估，為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反饋。教師對于學生在做練習中的錯誤不進行太多的講解，錯誤的解決應發生在學習主體之間的小組互動過程中。在此活動中那些沒有做錯的學生則要為其他做錯的同學提供講解，這就要求視屏制作還要有可視功能，及鏡頭切換功能，讓做正確的學生充當教師的角色。這樣做不僅給學生展示的機會，而且增加了學生之間的競爭，學習效果顯著。
四、結論
教學視屏在翻轉課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教學視屏的質量同教學質量密切相關。所以要解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在實際應用中的問題，首先必須要解決教學視屏的制作問題。本文首先以社會文化理論中的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系統理論為理論框架，分析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因素，并與翻轉課堂現有教學模型相結合，構建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模型。然后，把翻轉課堂課前活動模型中各個要素同翻轉課堂課前活動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問題相結合并加以分析，發現影響教學視屏制作的主要因素，并為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建議。
本文的貢獻在于為翻轉課堂視屏制作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社會文化活動理論的應用能夠較為在翻轉課堂中影響教學視屏使用的因素提供了理論層面的詮釋。然而，本文沒有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考察教學工具的實用性，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來的研究則可完善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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