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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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激勵機制設計信息經濟學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1、烏家培.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動態,1997(8)

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3、黃奕林.信息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動態,1998.1

第2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家長送子女上學主要是為了使其獲得謀生的本領，他們關注的更多的是考試的成績及能否考入大學，以便在日后激烈競爭的社會中獲得最佳的位置；學生被身不由己地卷入知識與技能的理性訓練之中；教師或主動或不情愿地充當著應試教育的幫兇……

長期以來，社會、家長、學校、教師的目光集中在了少數——在個別學校也可能是多數——“成功”學生的身上，而那些被遺忘的失敗者只有帶著沮喪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走上社會，那不甘的“升學情結”便會變本加厲地追加在下一代的身上。教育對于受教育主體——學生的意義到底應在當下的教育過程中展開，還是應放在尚未觸及的未來實現？如果說那些“成功”的學生雖然失去了很多，但畢竟也算成功了，而那些處于我們視線之外的學生，他們得到了什么？

受應試困擾的基礎教育如此，那相對自由的高等教育如何呢？

在知識經濟已見端倪的背景下，作為直接面對就業市場和生產并傳播知識的大學，浮躁之風日漸盛行。教師忙于科研疏于教育，學生也急于投入社會一顯身手，沒有硝煙的應試教育仍大行其道。專業化知識的加深，使人文知識相對貧乏，“快餐知識”卻炙手可熱。各種資格證書漫天飛舞，人格證書卻難覓蹤影。先天不良，后天欠補，難怪有人驚呼，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太貧乏了。不知是應試教育的慣性使然，還是為了使迷航的心靈得到慰籍，投身新一輪更加實際的功利性追求成了大學生消除迷茫的必然選擇。

我們不妨再換個角度來看一下今天的教育。

隨著人力資本理論和知識經濟概念的提出和實踐，教育活動本身已經逐漸成為知識要素和人力資本的生產性活動。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離，使專業化知識更顯示出了其優越的經濟價值。由于知識本身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受到重視，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和直接。

于是乎，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呼聲日漸其高。教育成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領導也抓住了挽救教育補給不足，促進教育規模發展的救命稻草。市場經濟的概念和運行方式沖進了校園，仿佛一夜之間，學校、教師、學生都裸地置身于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了。教育的經費來源、辦學模式、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招生分配、內外部管理體制等開始轉向了經濟的要求，學校創收、開發不得不列入學校的主要工作日程。盲目的擴招、合并、設立分校成了某些部門、某些人追求經濟利益的合理的運行方式。教育的這種功利性追求不但在形式上得到了體現，同時也更深入的影響著教育的其他方面。

由此，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在教育與社會諸關系中正超乎尋常地凸現出來，教育的功能被狹隘地以經濟上的功利主義所涵蓋。正在膨脹的功利性追求越來越模糊和遮障著人們審視教育價值取向的視線。僅在教育與經濟關系圈內爭論的，經濟決定教育還是教育與經濟相互作用，無異于置身廬山而欲辨其本來面目，其結果是進一步強化了教育對經濟的依附，使教育淪為經濟的附庸，從而使教育喪失了其在建構人的精神上的主體獨立性。教育的價值取向不得不服從于經濟發展的要求，并受制于不健全的社會需求及評價，從而導致教育的裂變。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教育的舉辦和發展正在以片面地追求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為主要目標，經濟意識和經濟行為日益滲透到了學校教育活動中。在教育的諸功能中，過分強調教育的經濟功能，相對忽視教育的其他功能的經濟主義傾向已經出現。

如果說工業化時代的教育在批量地生產著“技術理性工具”的話，那么，信息化時代的教育卻在更高層次上快節奏地生產著“知識理性工具”。如果說教育的社會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忽視著個體的人的話，那么，教育的經濟主義傾向則把所有的人拉回到了“經濟人”的樊籬之中。這樣的教育不但違背了為社會培養和諧發展的人的初衷，長遠地看，也未必會對健全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第3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帕累托最優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必須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第4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經濟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模”，這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魯格曼和維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福基塔和歐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決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總之，當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魯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雖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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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1總體水平不高

經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我國2014年的GDP將高達10萬億美元，雖然近年來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在增長，但是總體水平不高，我國仍然處于發展中階段，收入處于中低水平。

1.2各地區發展不平衡

國西部、中部的經濟發展長期不如東部、南部沿海城市，反映出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且情況比較嚴重，數據顯示，經濟水平最低的城市甚至不如經濟水平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種平衡不僅是鄉鎮和城市之間的，而且是城市和城市、地區和地區之間的。

1.3工業化水平低

雖然在數量上我國工業在經濟中占據的比例已經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當前國家工業化程度是從工業化附加增值效率反映出來的，而不僅僅是工業化數量。工業效率提高才能帶動經濟水平提高，人民才有更強大的消費能力，以此帶動諸如服務業等行業的增長。因此我國的工業化水平仍然不高，特別是在計算機、汽車等高科技領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國外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核心技術并不屬于我們。

1.4城市化水平不高

我國的城市人口數量在2012年超過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不平衡現象，由于城市建設占據了大量耕地，農民不得已進入城市從事薪資很低的艱辛工作，這并不能稱之為城市化，實際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1.5人民生活壓力大

物價上漲是現在人民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前段時間燃料價格也在上漲，這也說明很多行業、物品價格也會隨之上漲，這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生活壓力。

1.6自然資源負擔重

我國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人口密度也在不斷加大，但是可用土地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小。目前我國的淡水資源是每人2160立方米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為每人7000立方米，還有我國的石油已經很難滿足自身需求，大部分石油需要進口。

2.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重要性

我國的經濟體系正處于轉型時期，人均GDP僅是世界人均GPD的一半左右，造成社會發展和國家組織管理結構不相適應，因此必須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才能達到管理的目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成熟，中西部和中部發展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些都制約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施行適合區域實際的經濟發展計劃；我國沿海地區的科技水平較為先進，已經開始廣泛應用各種新技術和新產品，而相對的我國中西部由于缺乏先進技術的支持，生產力不及沿海地區，因此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才能實現經濟協調發展。

3.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實際情況

3.1放眼世界，針對實際

要做好劃小經濟范圍管理工作，必須立足實際和本地，放眼世界，必須要充分了解每個地區的人文狀況和地理情況，才能針對當地實際經濟情況采取針對性措施，對自身的缺點和優勢有充分了解，才能抑短揚長。

3.2加強沿海和內陸城市的合作

我國內陸城市經濟水平不及沿海城市，因此內陸城市要在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基礎上，首先明確發展目標，和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開展合作，爭取獲得更多的投資，讓沿海城市帶動內陸城市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3.3把握機遇，開拓市場

要充分實施劃小經濟范圍管理工作，應該發揮地區優勢，加強發展地方產業。例如廣西河池有一個小縣城叫天峨縣，水資源豐富，當地居民原先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產業大都是種植果樹和沙木，經濟水平不高。隨后意識到該縣豐富的水資源，在這里建立了龍灘水電站，這也是亞洲最大的水電站。而該縣的旅游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整個地區的經濟水平都得了大幅度提升。

3.4促進經濟穩定健康發展

第6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介紹了貴州省黔東南地區西瓜上架與苗寨農家游之間有機結合發展農村經濟的新途徑

凱里市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是以苗族為主的聚居城市，是全國優秀旅游城市，是巴拉河國家農業生態旅游示范區所在地，其苗寨農家風情游發展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豐富的農業資源、旅游資源，便利的交通條件，優越的區位優勢等為觀光立架西瓜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禮品西瓜以其形體美觀小巧、肉質細嫩、汁味甜、品質極佳、生育期短、攜帶方便等特點，深受消費者喜愛，適合現代家庭消費和市場發展的要求。城郊農家樂的迅速發展，為農村帶來了無限商機，也為禮品西瓜提供了一個新的消費市場，兩者的有機結合為雙方發展起到了互助的推動作用，是發展農村經濟的一種新途徑。

1立架禮品西瓜生產概況

2007年，貴州省凱里市三棵樹鎮巴拉河國家農業生態旅游示范區夢里水鄉苗寨休閑娛樂山莊種植了禮西瓜，面積7344m2，每公頃產量為32175kg，總產量2.36萬kg；每公頃產值8.04萬元，總產值5.9萬元禮品西瓜種植有紅小玉、黃小玉、金福、小鳳仙、禮品3號5個早熟西瓜品種.通過增施有機肥、地膜覆蓋、立架引蔓、網袋吊瓜等栽培技術，西瓜產量、產值得到了很大提高。

2西瓜上架促進苗寨農家樂風情游發展的原因分析

2.1種植新穎，吸引游人觀光立架禮品西瓜與人們常見的爬地西瓜不同，西瓜懸浮于空中，能夠滿足游客的好奇心，開闊眼界，實現觀賞品嘗的需心。前來游玩的城市游人90％以上是第1次見到吊掛懸空的西瓜，對他們很有吸引力。新穎的栽培方式能吸引更多的游人來欣賞苗寨風情和觀賞園風光。

2.2提高景區知名度觀光立架禮西瓜與旅游業相結合、交叉后形成了一種新興產業，其發展打破了產業界限，既能提高當地禮品西瓜知名度，打響禮品西瓜旅游品牌，促進產品銷售，拓展產品增值空間。實現產品增效；并能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拉動當地餐飲、娛樂等服務業的必興旺發達，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又能為苗寨農家樂推波助瀾現在到巴拉拉河游玩的游客80％以上都知道夢里水鄉苗寨休閑山莊有禮品西瓜，到山莊游玩的每個游人都會帶上幾個禮品西瓜給家人或朋友品嘗，既提高了苗寨的知名度，又實現子西瓜的增效。

2.3增長農業科學知識苗寨種植禮品西瓜其銷售是以游人采摘為主的方式進行，因參與性較強而深受旅游者歡迎，既有成人，也有少年兒童，特別受中小學生喜愛，禮品西瓜集中住7～8月成熟，正好是學生放暑假之時，而多數學生都喜歡到時大自然中去一邊游玩，一邊了解各種自然知識，禮品西瓜恰好迎合學生的這種要求，是中小學生在游玩中得到農業啟蒙教育和普及現代農業知識的好地方，這種種植與觀賞采摘的方式，即可提高游人的農業知識，又能使其欣賞苗情苗寨。

第7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對集體資源性資產實行源頭管理。

對規劃內的集體土地、荒地開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嚴格報批程序，未經批準，不準占用。同時對集體資源性資產實行跟蹤管理。由鄉鎮“三資”委托服務中心負責對各村集體資產建立臺帳。對農村集體資產的增減變化情況，由該村村務監督委員會進行跟蹤核查，隨時進行記錄，年終填寫“資產年檢表”，報鄉鎮“三資”委托服務中心備案，防止集體資產流失。

2.對開發、出租、出售農村集體資源性資產的，事先必須由村委會按“四議兩公開一監督”的工作程序進行審議

同時，報鄉鎮“三資”中心備案，方可進行。

3.每年組織一次大規模的摸底清查

將村集體資產進行摸底、登記(清償)、評估（核資），明確了村集體資產的分布、存量、結構及效益狀況，做到了心中有數，防止村集體資產被閑置、流失、侵占，確保了資產的保值增值。

4.在處置資產時，通過公開招投標，規范運作程序

嚴把投標關，使村集體資產處置能在合理的招投標上進行公平競爭，產生了較高的中標額，保證了村集體資產、資源的保值增值，增加了村集體收入，保護了群眾的利益。

5.加強集體資金管理，保證村級資金應收盡收。

加強對大額資金使用、建設工程的決策、預算、招投標等方面審計監督。對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發包、租賃、投資、資產處置等集體收入，上級轉移支付資金以及補助、補償資金，社會捐贈資金，“一事一議”資金，集體建設用地收益等，及時入賬核算，做到應收盡收。但是，我們通過近年來的農經工作實踐發現，隨著國家強農惠農政策力度的逐年加大和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日益凸顯出一些矛盾和問題，認真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并有針對性的采取對策，有利于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二、這些問題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村級集體經濟的社會負擔日漸沉重。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發展和運行的過程中，其任務非常之大。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事項涉及的范圍非常廣，諸如道路施工與維修、垃圾回收與清理、水電建設與維護、社會治安、農民醫保、五保戶供養、低保供養等方面，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的負擔越來越大。同時，當前國家在對農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項目建設以及社會事業支出時，改變了以往國家全額支付項目建設資金的政策，而是實行“財政出一點、村集體配套一點”的“兩點”政策。此類政策的實施更是無形之中加劇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擔，這就要求農村企業組織必須適時地進行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的調整來實現資金的流轉，造成了原有經濟發展項目的滯后發展。

2.村級集體經濟出現負債現象。

由于國家政策變動或經營管理不善都會造成集體經濟企業的虧損或倒閉，導致了村級集體經濟存在較多的債務。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收支缺口比較大，有的甚至出現嚴重的收不抵支的現象。

3.村級集體經濟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日漸變小。

主要表現在：鄉鎮企業在進行產權制度變革時，農村集體經濟企業大多被變賣，逐漸退出了經營領域；國家和省市區重點工程項目的建設，占用了大量的農村土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和資本優勢的逐漸喪失，造成了集體經濟發展空間日益變小；為了實現農村經濟的總體發展，迎合新的招商引資企業經濟發展目標，相應地削弱或消除了原有的經濟增長點，制約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目前，國家對廣大農村實行的政策優惠和扶持具有較大的普遍性，這就決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要想真正實現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必須在利用國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的能動性，結合集體經濟的具體發展現狀，制定符合農村實際水平的發展策略。

三、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引導

1.加強農村的領導組織建設

要嚴格選拔村支書和村主任等職位人選，發展一批懂技術、善經營、政治強、素質高的年輕人來擔任具體職務，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同時，加強對農村領導班子的思想教育和能力培養，讓領導班子成員牢固樹立為農民服務的思想。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定期培訓，努力提高其集體經濟的經營能力。進一步完善考核機制和獎勵機制，將領導班子成員的業績與其收益進行直接掛鉤，以調動其工作的積極性。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對國家投向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資金要進行整合，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發展二、三產業，增強農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同時，要加大對貧困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將經濟政策和行政拉力相結合，對其進行項目安排和資金傾斜，實現各個集體經濟發展水平階段的農村都能獲得較快的發展。

3.實行“一村一策”的發展模式

要將國家政策的普遍性與單個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殊性相結合，實行“一村一策”的發展模式，結合每個農村的具體情況，充分挖掘其發揮集體經濟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對發達村、較發達村和欠發達村實行不同的經濟推進步驟，制定不同的發展目標，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四、依靠自身發展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的創新

1.對集體存量資產進行盤活

對集體經營不善的資產進行合理、有效的管理、使用和運作，實現集體存量資產的合理流動。通過對企業的經營產權進行向外租賃和承包，用租賃承包所得的資金投入農村的經濟建設，用于農村公益事業的建設，發展農村的基礎設施等；或通過租賃和拍賣實現集體資產由以實物為主向以價值形態為主的管理模式的轉變，進一步開發資產資源，在提高農村集體資金使用效益的同時，促進集體資產的滾動發展以及保值和增值。

2.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

圍繞特色農產品發展和交易市場，建立流通經營服務實體，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向產業化的發展。充分利用農村、城鎮的地理位置優勢，采取大戶帶頭、集體主導、攤販唱戲的多元化形式，建立專業的銷售市場。組建農產品流通企業，通過與農民簽訂農作物產銷合同，實行產加銷一條龍服務模式，拓展農產品的流通渠道，在實現村集體經濟增收的同時，解決農民農產品銷路不暢的難題，實現農民增收。

3.積極進行招商引資

要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優勢，全方位、多渠道地引進外來資金，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資金支持和發展活力；同時，要積極進行招商引資，實現招商引資模式的多元化發展，可以通過多元參股的方式，結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辦一些運作活、機制新、上檔次的較大規模的二、三產業的發展項目，在更高層次上吸引外來資金。

4.健全村級財務管理制度

第8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1、會計實體的變化帶來審計實體的多樣化、復雜化。

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不僅突破了過去地域空間對經濟交往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導致企業組織之間的界限不再象工業經濟時代那樣清晰，特別是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會計主體的外延不斷擴大，一個公司可能擁有大量的子公司，而且總公司又有許多的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和關聯企業。一個顧客——供應商的松散聯盟集團，使得公司的結構和功能具有了很強的變動性。隨著“網上公司”、“網上實體”的迅速發展，通過虛擬的網絡媒體空間，使不同地域各種各樣的人，為了某個工作目標暫時的聯結到一起來，而業務完成后就自行解散。帶來會計實體越來越多，也越發難以界定。由于空間范圍的擴大，使原來的傳統意義上的空間概念，擴大到虛擬的網絡空間，組織結構也由新的橫向網絡組織取代了傳統的金字塔式組織，由此使得我們的審計客體——被審計單位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被審計單位，范圍變大了，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難以界定，例如，我們在對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的高新技術公司進行審計時，就遇到這樣的問題，該公司是由世界銀行貸款支助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轉制而來，同時它吸收了相關的投資公司、科研機構等入股成立，同時該公司又參股某一上市公司，使這一上市公司對其控股達到90%。這樣我們在對世行貸款這個項目進行審計時，就必須對這個項目本身支助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轉制形成的新公司，及其參股的上市公司進行審計評價，然而，但我們在審計實務中，卻發現兩公司的互為關聯企業，兩家公司本身在賬務會計的處理上遇到了難以界定的資產沒有入帳，這樣，我們在對項目的審計評價時難以全面、正確的下審計結論。

2、會計信息的不確定性，使審計的目標受到挑戰。

以網絡為依托興起的虛擬公司僅僅是一個抽象的聯合體，它更重要的資產只是人力資源和知識產權，根據會計理論的要求，會計信息必須和即將進行的活動或預期產生的結果完全相關，然而在目標情況下，會計信息在某些方面正逐漸喪失這一標準。企業大量的資產沒有得到或難以得到充分的確認和計量，某些特殊的資產如土地、自然資源隨著社會的發展會不斷增值，但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卻未充分反映出來。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知識正作為一種全新的資本、一種關鍵性的生產要素進入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知識創新這種無形資產的比重日益增大，在資產負債表上也得不到任何反映。同時，新技術的采用使得產品生產的周期縮短，會計人員在現行的定期（年度、中期）財務報告制度下，無法為我們審計人員提供及時、充分有相關性的會計信息，使得我們的審計往往是在事件發生以后才進行審計，審計難以對審計對象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效益性進行準確、及時的判斷和評價，加大了我們審計的風險，同時，在工業經濟時代，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我們的審計目標主要為投資者、債權人服務的，而在知識經濟時代，審計的目標不僅要維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也要維護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利益。因此，審計的目標將不再局限于物質資本要素所有者，而應定位于整個社會。例如對企業人力資源利用狀況、企業商譽、商品品牌等無形資產價值等發表審計意見。

3、會計信息產生、傳遞方法和途徑的變化，帶來審計技術和方法的變革。

在現代知識經濟和信息化大潮的推動下，現代會計信息實質上是會計人員按會計準則挑選最有用的數據利用現代計算機、網絡和通訊等信息技術加工處理形成的綜合信息，它是對傳統會計模式進行重購，并在重購的現代會計模式上通過深化開發和廣泛利用會計信息資源，通過計算機系統網絡化的傳遞，使會計信息能夠滿足不同使用者對會計信息不同層次的需要。由此，作為審計證據的會計資料的信息化，必將帶來審計技術和方法的重大變革。否則，現代審計將會越來越難以適應目前會計信息化發展的要求。

一方面，會計數據的存儲介質和形式、會計數據的生成和傳遞方式實現無紙化，我們審計人員將很難甚至根本無法能過肉眼跟蹤會計業務的處理，也無法用傳統的方法考查會計檔案數據的安全性、有效性、完整性和準確性。

另一方面，企業內部控制的重點會計人員和會計業務部門轉移到電子數據處理部門，財會人員對交易的直接監督減弱了，原來的內部控制體系難以適應這一變化。計算機數據處理的集中性、連貫性，使大部分職權分割的控制作用近于消失，數據庫存儲主體的改變及其共享程度的提高，又使會計中的賬簿控制體系失去了作用。在這種條件下，用經符合性測試得出的控制風險極低的結論來決定實質性測試的范圍、重點，必將加大審計風險，降低審計效率。

從上述幾個方面可以看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和審計所面對的巨變環境是一致，尤其是審計和會計關系的血緣性聯系，使得會計每一次的重大變革，都直接導致審計的重大變革。傳統手工會計對應的是手工作業審計及手工作業審計技術，而面對知識經濟條件下的會計信息化的發展，我們的審計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任何正視這些問題，不斷尋求新的辦法，去適應新時代對我們審計的要求，這個艱巨的任務擺在了我們每一個從事審計工作的人員面前。

一、對政府審計的內容進行調整和拓展

作為政府審計的實際業務部門，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必須順應時展的要求，及時調整和拓展政府審計的內容。首先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審計，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創新金融工具種類和數量迅速發展，衍生金融工具給審計提出了新的內容和要求，另外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和智力密集型行業如高科技、軟件公司等的大量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的額作用。與此相聯系，企業資產結構中，無形資產和人力資本的比重將會大大提高，并且成為企業價值的重要決定因素，這樣，在知識經濟條例一廠，兩者將逐漸成為審計的內容，而且從地位將逐步得到提高。同時，由于政府審計賦有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維護國家財政經濟秩序的責任，因此，在未來發展中對影響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各種非財務信息如：某些管理咨詢信息或財務報告分析信息；財務預測信息；事關企業未來經營成敗的因素；企業近期所面臨的營業和行業風險等明細信息，這些信息在當前是政府宏觀經濟發展決策和各行業或企業發展戰略決策的十分重要的依據，理所當然，這些信息也就成為了我們政府審計不可回避的審計范圍。

二、重新評價審計人員的地位和作用，注重對內容控制制度的研究

在網絡信息時代，具有信息意識、掌握現代網絡信息集成方法和傳遞技術的新一代審計人員，作為社會公認的獨立鑒證者，將對社會不同層次人員需要的許多財務或非財務信息的質量及其充分性、及時性、公允性等方面，提供更為突出的審計鑒證服務。與此同時，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各個公司或企業的管理部門，為了適應新經濟的要求，一定會建立和維持著一系列的有別于傳統并高新運行的內部控制制度，以協助管理機構實現其管理的目標，同時更為完善自身信息質量提供有效保證，這樣，對于我們審計人員來說，為了大大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效率，對于客體的內部控制制度的評價和研究的重要性地位將會日益突出。超級秘書網

第9篇：經濟倫理論文范文

在現實生活中，信息不對稱現象廣泛存在，不對稱信息可能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是事前發生，指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交易的一方可能隱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借著提供不真實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行為卻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風險是事后發生，指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交易的一方在雙方簽訂契約后會作出某種選擇，一旦契約中所包含的刺激設計不佳或是沒有考慮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極可能會引起一方渾水摸魚，致使另一方權益受損。例如在同質的情況下,花巨資廣而告之的商品因為比不做廣告或少做廣告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它們更容易為消費者接受；在“囚徒困境”中，囚犯互相不知道同伴是什么樣的選擇，因而選擇坦白交待；產品市場上著名的“檸檬市場”(次品市場),賣主比買主擁有更多的關于產品的信息，從而產生了較大的信息差價，逐漸地買方會刻意壓價,而賣方通常會選擇以次充好，形成惡性循環。信息不對稱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信息經濟學就是研究在不確定、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如何尋求一種契約和制度來安排規范當事者雙方經濟行為的理論。

二、稅收征管工作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分析

稅收領域中的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政府與稅務機關、稅務機關與其他部門、稅務機關內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本文主要研究征納雙方以及稅務機關內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以及稅務工作人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一）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稅收信息本身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稅收法規的復雜性以及納稅人作為“經濟人”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天然存在。

1.從稅收政策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優勢方。

稅務機關作為稅收法規的參與制定者和解釋者，其對稅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必然高于納稅人。同時，納稅人經濟能力與知識水平的不同也會影響其對稅收法規的掌握與理解。如果納稅人長時間地不能獲取充分信息，就會對稅務機關缺乏信心,對納稅行為產生抵觸，導致納稅遵從度和納稅人滿意度的降低。由于信息的獲取和處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獲取稅收政策方面投入大的納稅人比投入少的納稅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這時不對稱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對信息成本的投入差異。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憑借信息優勢獲利，這些納稅人利用掌握的信息進行稅收籌劃，少繳稅款正是為了補償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是利用信息投入差異獲取利潤，實質上是資本的獲利性在另一種層面上的體現。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這種行為可以激發其他納稅人學習稅法的積極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稅法的完善，促進整體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2.從納稅人生產經營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劣勢方。

稅務機關獲取納稅人的信息主要通過要求納稅人申報的各種報表及相關資料，一方面由于納稅人稅收知識的欠缺，可能會存在非主觀錯報的情況；另一方面有些納稅人為了少繳稅款，可能會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者提供虛假信息。稅務機關掌握的信息越少，就越難發現納稅人的偷漏稅行為，納稅人違法成本很低，在利益驅動下這些納稅人傾向于提供更少的信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行為不僅造成國家稅款源流失，而且嚴重破壞了公平公正原則，降低了依法納稅的納稅人的市場競爭力，由于稅務機關很難區分誠信納稅人與非誠信納稅人，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納稅人會選擇隱瞞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出現阿科爾洛夫在《檸檬市場》中描述的“劣幣趨良幣”現象，造成納稅人整體質量的下降和誠信納稅人的減少，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納稅人逆向選擇。

（二）稅務機關內部的信息不對稱

在稅務機關內部，由于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不同人員掌握的資源不同，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

1.從不同層級方面來看

上級稅務機關掌握本地區的宏觀數據，但是不能完全掌握某下屬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稅源分布情況，同時也不能完全了解下級稅務機關征稅的努力程度。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下級稅務機關從本位主義出發，出現應征未征或者收過頭稅的現象。

2.從不同部門方面來看

稅收管理部門掌握納稅人的基礎資料，收入規劃核算部門掌握納稅人的繳稅情況，稅政部門掌握稅收政策，信息部門雖然掌握的數據比較全面，但是缺乏稅收業務知識。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信息利用效率降低，有時還會存在多頭采集的現象，加大稅收成本，也會造成納稅人的不滿。

3.從稅務機關與稅務工作人員方面來看

稅務工作人員更加了解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情況和納稅情況，同時稅務機關不可能完全了解稅務人員的家庭情況以及工作能力。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引發稅務人員的“道德風險”，具體表現在稅務人員不努力工作，或者利用信息優勢尋求信息租金。

三、解決稅收征管工作中信息不對稱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信息傳遞機制

1.主動對外提供信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向信息貧乏的一方傳遞信息獲益。所以稅務機關應該率先共享信息，加強稅法宣傳，創新納稅服務手段，以此來換取更大的納稅遵從。例如可以對納稅人進行分類，根據納稅人經營規模、行業、性質的不同，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稅收專業服務，有針對性地解決困擾納稅人的稅收難題。

2.減少信息傳遞環節。

在信息科學研究領域，著名的美軍傳遞有關哈雷彗星命令的案例說明信息在一級級傳遞的過程中，從上到下不斷發生變化，最終得到一條面目全非的信息。也就是說信息傳遞的環節越多，出現消減、誤差或者變形的概率就越高，減少信息傳遞環節是實現信息準確傳遞的關鍵要素。所以在稅收征管體制上可以嘗試進行機構扁平化改革，合并內部機構，減少中間層級，重點抓住兩頭，即基層工作人員的信息采集和總局、省局的信息。

3.加強信息共享。

整合不同部門掌握的信息，消除信息孤島，特別要重視整合后的信息應用，讓所有部門共享統一信息。統一操作標準，規范流程，努力將一線稅務工作人員掌握的納稅人信息全面納入管理系統作為征管依據，同時還可以防范信息不對稱背后隱藏的道德風險。

4.加強培訓。

通過對納稅人和稅務機關數據采集人員進行培訓，強化數據質量意識，減少由于非主觀因素形成的信息不完整和不準確。

（二）設定合理的獎懲機制

1.建立納稅信用等級制度。

對失信納稅人采取在社會上公告、增加檢查頻次等方式，引導和提升納稅人信用意識，營造誠實、自律、守信、互信的社會信用環境。對信用等級較高的納稅人，開辟綠色申報通道，享受更多的納稅服務和一定的稅收優惠，簡化辦理涉稅申請的手續。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納稅人申報納稅的積極性，確保申報資料的真實、準確；另一方面稅務機關也減少對他們的稅務檢查力度，降低征稅成本。

2.建立考核機制。

主要針對稅務機關內部，包括信息質量考核、績效考核、風險點考核等。例如：對按照規程操作，數據采集質量高的工作人員給予獎勵，反之則進行教育與處罰；對稅務人員執法過程中容易出現風險的關鍵點定期審核、公布，防患于未然。對稅務人員的激勵考核機制應以鼓勵稅務人員努力工作為目標，同時防范道德風險。

（三）加快信息化建設

推行征管手段現代化、全程化，建立涵蓋稅收各項工作，貫穿數據采集、審核、加工、分析、應用各個環節的信息系統；為納稅人提供多渠道、便捷、高效的辦稅系統，提高納稅人獲取、申報信息的能力；使用先進工具簡化信息采集，例如建立電子影像系統，保證信息一次采集，永久使用；建立規范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和平臺，積極獲取第三方信息，加快全社會的信息共享。

（四）強化信息甄別

運用審計技術對納稅人信息進行分析審核，包括兩個方面：

1.對稅務人員采集信息的審計，測重于審核采集信息的完整性、準確性和及時性。

根據數據采集標準，對不完整信息進行提示或，根據數據內在邏輯，查找可能不準確的數據，根據工作規范要求，排查超過時限未辦結的任務。例如：稅務人辦理稅務登記后，在一定時限內要求稅務管理人員對其進行納稅限定，可以定期對超期未限定的納稅人進行篩選，防止漏征漏管。

2.對納稅人申報信息的審計，側重于審核申報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通過對納稅人申報的各種資料，如納稅申報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基本信息表等進行比對，尤其是要和第三方信息進行核對，如從工商部門獲取的股權轉讓信息、國土部門獲取的土地信息、建交部門獲取的立項信息等，同時還要對本地區相似企業進行橫向對比，甄別納稅人申報信息的真實性。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