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先進個人申報材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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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銀行先進個人申報材料范文

耿明總結案件的能力源自在反貪、反瀆領域偵查一線奮戰(zhàn)20余年的經驗。進入檢察系統(tǒng)工作以來，耿明多次被評為優(yōu)秀公務員、武漢市先進檢察官，榮立個人三等功五次。2007年，耿明被武漢市檢察院授予“檢察業(yè)務尖子”，2010年，又被武漢市委、市政府授予“反瀆職侵權，促依法行政”先進個人。

自2012年1月耿明擔任反瀆局局長以來，他著力查辦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案件。2012年到2014年，3年來武昌區(qū)檢察院反瀆局共查處處級干部9人、大要案23件，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1200余萬元。

她家的支出與合法收入并不匹配

《方圓》：你的辦案經歷很豐富，什么時候開始從事反瀆工作的？

耿明：1993年，我從公安學校畢業(yè)就到了武昌區(qū)檢察院反貪局工作。因工作需要，2008年2月調到反瀆局，開始從事反瀆辦案。2012年1月，我被任命為反瀆局局長，主持全面工作，在此之前是正科級的偵查室主任。

《方圓》：你的同事介紹，你到反瀆局之后，辦了不少大案要案。

耿明：是的，我到反瀆局以后，辦理了武昌區(qū)勞動局勞動就業(yè)訓練中心原主任金強、受賄案，武漢市科技局原副局長李佳容（化名）、受賄案等幾個有影響的案子。其中，武昌區(qū)房地產管理局祁海松、受賄案被湖北省檢察院、武漢市檢察院均評為“精品案件”，并入圍“全國反瀆職侵權百件精品案件”。

《方圓》：能不能具體談一下這幾個案子？

耿明：我先介紹一下李佳容案吧。李佳容當時是武漢市科技局副局長。當時武昌區(qū)檢察院收到武漢市紀委移送的線索，李佳容涉嫌受賄、瀆職。我們于是展開偵查工作，對李佳容的個人財產、銀行存款都進行了調查，也接觸了一些涉案單位，掌握了她的部分犯罪事實，決定以瀆職為突破點突審李佳容。

《方圓》：結果如何？

耿明：剛開始很不順利。李佳容到案后聲稱是偶爾打麻將時收了點別人給的錢，逢年過節(jié)也收點2000元到3000元價值的購物卡，此外就是一些在健民藥業(yè)公司報銷車油費、修理費等小事情。基本上供述的內容都是一些違規(guī)違紀的問題，沒有大的問題。

就憑這些內容把李佳容移交是不可能的。這跟我們事先掌握的情況也不相符。于是我們辦案人員回到院里，立刻召開了一次“火線諸葛亮會議”。

《方圓》：什么是“火線諸葛亮會議”？

耿明：“火線諸葛亮會議”是我給取的名字，一般是指在案件突審遇到阻力或者沒有進展時，召集所有辦案人員開的一個短會，目的是幫助大家明確形勢、統(tǒng)一認識、集思廣益、群策群力，鼓足全員干勁，攻堅克難。

會議上，每個人都要對案子的偵查獻言獻策，根據會議的調整部署，往往隨后能收到出奇制勝的效果。例如之前我們在審訊另一個案子的行賄人黃先貴的過程中，就遇到無法取得有效供述的情況，黃先貴本人性格偏激、多疑善變，前面交代過的問題，只要形成正式的調查筆錄，他馬上予以否認，拒不簽字。

后來，經“火線諸葛亮會”后，大部分辦案人員認為，黃先貴的心理防線已經動搖，只是還心存僥幸，不愿意面對現實罷了，因此態(tài)度反復多變。所以，我們加強了對黃先貴的偵查和取證，使黃先貴意識到案件的嚴重性和不如實供述的嚴重性，最后把情況都交代了。

《方圓》：李佳容的案子中，開完會后有什么突破？

耿明：當時開會時，大家分析判斷，武漢市每年有好幾千萬的科技扶持資金，李佳容具有決定這些扶持資金歸哪些單位享有的巨大權力，我們認為收取這點購物卡的行為，與我們掌握的情況明顯不對等。

此外，我們還對李佳容的家庭、存款、家產、社會關系等進行了調查，發(fā)現她家境貧寒。她是農村家庭出身，48歲做到副局長，完全靠個人打拼，很不容易，然而，她家的支出與合法收入并不匹配。所以我們調整了審查方向，決定讓女檢察官去和她交談溝通，也許能動之以情。

最后是辦案人員馬麗娜接到這個任務，她主動去找李佳容拉家常，掌握了她老家里的一些情況。她有兩個智障的弟弟，生活費都需要她支付，需要很多錢，以她的正常收入是無法負擔的。就這樣，我們利用外偵調查掌握的證據，最終使李佳容開了口。

原來，李佳容負責對健恒藥業(yè)公司申報的新藥百癬夏塔熱膠囊推廣應用項目、通滯蘇潤膠囊推廣應用項目審核過程中，沒有嚴格按照武漢市科技局申報科技項目的相關規(guī)定及流程進行審核，明知這些項目含有虛假申報材料，仍然審批通過并下撥相關科技扶持資金。

《方圓》：正常獲取科技扶持資金流程是什么樣的？

耿明：正常獲取科技扶持資金的程序應該是：首先由科技局在網上通知，符合申報條件的企事業(yè)單位就把相應的材料準備好，并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向科技局成果處提交。科技局成果處收件后，然后組織專家評審驗證申報材料提出的科技項目。評審通過后，成果處作出推薦立項的建議，由科技局報市財政局審批，然后再報市人大預算委審批，通過后由市科技局、財政局聯合下文下發(fā)通過的企業(yè)項目名單。最后由市科技局相關處室與申報企業(yè)簽訂“項目計劃任務書”，由市科技局對企業(yè)撥付科技扶持資金。

《方圓》：李佳容負責什么工作，她是怎么做的？

耿明：李佳容所在的科技局需要對企業(yè)申報的項目材料進行形式審查、確認申報材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確認后推薦上“專家評審會”，根據評審結果報科技局辦公會討論，辦公會通過后就下通知立項。本案中，李佳容明知申報企業(yè)財務報表、財務審計報告等材料均系造假。

而李佳容之前長期擔任成果處、高新處等主要業(yè)務處室的處長，在擔任科技局的副局長后，也分管這兩個業(yè)務處室，專家評審時，處長向專家打個招呼或事先定個基調，一般就能順利通過。另外在申報資金額度分配上李佳容作為處長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誰與她親近她就多撥付，誰疏遠就少撥付或卡住不通過。這個“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讓旁人很難發(fā)現她有明顯的不當或問題。對此，我們后來還向科技局發(fā)了檢察建議。

核實造假名單上的所有人

《方圓》：像這樣的案件，涉及專項資金審批，涉事企業(yè)和犯罪嫌疑人多數素質都很高。和他們打交道，查辦案件有難度嗎？

耿明：武昌區(qū)檢察院反瀆局辦理的案件確實有這個特點，高學歷、高素質者較多。例如武昌區(qū)勞動局就業(yè)訓練中心原主任金強，伙同武漢市文昌高級職業(yè)學校原校長葉文，利用承擔農民工培訓的機會，相互勾結，利用職權弄虛作假，大肆套取國家專項農民工培訓補貼資金60多萬元，也是典型的這一類案子。

在辦理這個案子時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讓人難忘。當時，武昌區(qū)勞動局的培訓檔案很多都封存在檔案室，可以說是多年未有人進去查閱，積滿灰塵。我們在尋找農民工培訓資料時，吃了很多苦。我還記得，那天，我們一打開區(qū)勞動局的檔案室，因長久無人查閱且有動物在里面安家，氣味十分難聞，就在那間閉塞的檔案室里，當時又是6月，天氣很熱，我們汗流浹背地尋找農民工資料，并逐一進行核對。那次經歷真的令人難忘。

《方圓》：看來這個案子給你的印象很深刻，能否詳細講一下？

耿明：這個“農民工培訓”案是源于省院發(fā)起的一次專項行動：國家對農民工免費培訓，以提高其就業(yè)技能，本來是一項惠民政策，但是有少數社會培訓機構卻打起了這塊“唐僧肉”的主意。

當時收到省院的專項行動通知后，我們對本轄區(qū)的農民工培訓情況進行了梳理，發(fā)現文昌職校和新澳學校幾家民辦職業(yè)培訓機構申報數額較大，可能存在問題，于是決定以文昌職校為重點進行排查。

首先，我們辦案人員到勞動局將這幾年文昌職校上報的名單明細調了出來，進行初查，由于武昌區(qū)是中心城區(qū)，無農村戶籍人口，所以文昌職校培訓的農民均是外地人。我們先對應著名單上留的聯系電話逐個撥打，發(fā)現要么是空號，要么人機不符，后來發(fā)現部分農民的聯系電話留的是文昌職校教職員工的電話，有時幾十個人留的都是同一個電話號碼。這樣疑點就出來了，留下聯系方式是為了方便主管部門核實農民工培訓情況真?zhèn)蔚模瑸槭裁匆艚搪殕T工的電話呢？這其中肯定有造假情況。

由于農民工培訓完后極為分散，全省各地都有，還有到外省的，而且大多數農民工不在戶籍地，很多在外地打工，只能從中篩選一部分核實。于是我們盡量找武漢周邊的或電話能聯系上的，先后到黃陂、隨州、咸寧、黃岡、仙桃等地出差核實了培訓情況。

核實了幾十名農民工后，我們發(fā)現，文昌職校上報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偽造的，要么是將國家補貼政策出臺前他們學校已收費培訓人員名單造冊上報，要么是在外收集熟人的身份證造假，要么就直接在電腦上打印假身份證造假。

《方圓》：要確定文昌職校的造假數額，需要對上報名單上的所有人進行核實嗎？

耿明：是的，工作量很大。我們從勞動局堆積如山的申報資料中將文昌職校近幾年上報的資料全部調了出來，經大量的人員、長時間的加班，進行一一核實。首先是將一看就明顯是造假身份證的資料挑出來，統(tǒng)一到公安網上進行查詢，如果身份證號是造假的，就可以斷定這個申報材料是造假的；其次，我們將真身份證與真人進行一一對比調查，如果他們的身份證被熟人借出去用過，而他們本人根本就從未參加過農民工培訓的，證明這一類也是造假的；還有就是往年在文昌職校繳費培訓過，但資料卻顯示其與同期學員均享受過補貼的，我們只要從中找出一個人取證，讓他將畢業(yè)合影上的人員信息都提供出來，即可證實與這些人有關的申報材料也是造假的；最后就是到首義路街道派出所去查詢相關人員的暫住證登記情況，因為文昌職校培訓的學員每期都必須在派出所登記暫住證，當期的人員沒有登記過，這也可以證明申報材料系造假的。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核實造假情況確實花費了辦案人員大量心血。當時我們每天加班，到最后都要崩潰了，如果不是強烈的責任感和毅力，是堅持不下來的。當然，查清了這些內容，最后辦案就是水到渠成了，我們帶著大量證據直接接觸犯罪嫌疑人金強、葉文等人，二人很快就繳械投降了。

案件最后辦理得非常成功，金強、葉文等人分別以罪、被追究刑事責任。

閑下來喜歡琢磨和寫東西

《方圓》：你們查辦了這么多案件，存在案件線索發(fā)現難的問題嗎？

耿明：以前存在線索發(fā)現難的問題，可我上任當局長后就開始了著手調研，省院反瀆局內部這幾年也出臺了《發(fā)現線索一百招》，幫助我們解決線索難找的問題。

現在我們主要案件來源是靠紀委和相關部門移送，比如武昌區(qū)紀委前期調查掌握的具體線索。再就是在各類突發(fā)事件或事故的新聞報道中發(fā)現、收集和判斷是否有領導干部、執(zhí)法人員、的行為。這些線索有些盡管沒有形成案子，還是能發(fā)現不少問題。例如轄區(qū)內的白沙洲水廠為了除掉水中的氣味，加大了氯的劑量，使水中有很大的氣味，無法飲用，引起居民強烈不滿。我們調查后發(fā)現，水廠取源時，因為上游的閘口清淤，把閘口打大了，水廠只有通過加大氯氣劑量來處理水，這個加大量對人體沒有多大的傷害。因為這個事情不好用刑法去評價，所以我們就沒有立案偵查。

《方圓》：從媒體報道中，也有找到過最終立案偵查的線索？

耿明：之前提到的祁海松、受賄案件線索的發(fā)現，就源于從群眾舉報、群體性上訪事件中獲取的信息。當時武昌區(qū)的房地產“綠洲廣場”項目爛尾，一直不能交付業(yè)主辦理房產證，業(yè)主曾多次上訪，媒體也做過報道。后來，我們又結合湖北省檢察院反瀆局反饋的信息，查辦了該案。

除了媒體揭發(fā)和紀委、相關部門移送之外，深挖案件也是發(fā)現案件線索極其重要的方法，而且成案率極高。比如我們在辦理青山區(qū)土地整理儲備中心原副主任戚昌耀一案中，在對青山區(qū)商務服務中心企業(yè)服務科主任張良和青山區(qū)冶南副食品市場法人代表劉傳云進行調查取證時，發(fā)現二人表情極不自然，通過敏銳的察言觀色和多年辦案經驗，我們斷定二人可能有問題。隨后經一番攻心斗智、因勢利導，二人均交代在拆遷中受賄10萬元的犯罪事實，又挖出兩件受賄案。

《方圓》：從反瀆辦案中挖出貪污賄賂案件的線索，說明你們院內部有很強的聯動機制？

耿明：反瀆的工作，被稱為不進腰包的腐敗，所以通常很隱蔽，我們也注重加強與其他部門的聯動，才能更好地發(fā)現案件、查辦案件。例如我們跟民行科密切保持聯系，因為瀆職線索很多都隱藏在民事案件糾紛中。例如法院法官徇私枉法裁定的情況，只要認真查看分析判決書就可發(fā)現。之前，我們查處武昌區(qū)法院楊園法庭原審判員張勝的案子，就是由民事行政檢察科在辦一起民事申訴案件中發(fā)現，因為張勝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所以案件就移交給我們偵查。

同時，我們也保持與偵監(jiān)科等部門的聯系?，F在我們推動的反瀆“1+N模式”，就是反瀆加民行、偵監(jiān)、公訴等，形成合力辦案。

《方圓》：聽說你平時除了工作，還喜歡寫點東西。

耿明：我這個人好靜，不好動。忙完手中的工作，閑下來就坐得住，除思考案子外，我就喜歡亂七八糟地寫。而且以前年輕，上進心很強，總認為多寫材料，能表現一下自己，這些年我在《人民檢察（湖北版）》、《武漢檢察》等刊物上發(fā)表過好幾篇調研文章。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認為多動筆能保留當時辦案的真實場景，也能提高個人寫作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這對我的工作也能起到促進作用，說不定今后寫回憶錄時還能用得上。反瀆局事多人少，有限的人力要用在一線辦案工作上，那么工作總結、經驗交流材料、調研文章、集體和個人的先進事跡材料等綜合性事務工作我就責無旁貸地要多擔待些，盡量做到讓大家安心做好辦案，不為這些瑣事再耗費精力。

《方圓》：這種愛想愛寫愛琢磨的性格是不是也有助于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