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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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孫子兵法;溫網決賽;戰術思維

中圖分類號:G845.2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 編號:1007-3612(2010)06-0129-04

An Analysis of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on the Perspecti ve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in the Win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

HE Wensheng1,ZHANG Liwei2

(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 Zhejiang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p tennis athletes have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before the match and their achievements depend on whether their tactic think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 Sport strategy thinking is a thinking process that the player chooses,sets d own and implements tactic plan to gain mastery over the enemy according to the p 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opponent and himself before and in the match. The aut hor of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process and measure exertion in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which are including ge tting victory through str atagem,strength,vigor and change,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establ ishment of the tennis players’ spor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in the match

Key word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t actic thinking

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本質屬性與規律概括的間接的反映。它是基于感知覺等初級認知 過程基礎上的復雜的高級認知過程。思維能力是個體智力的核心成份之一。在激烈的運動競 賽場上,運動員最后的獲勝需要綜合考慮其各項素質,包括體能、技能以及心智能力;而前 兩者最終都是通過各種心智能力來控制和調節的。因此,可以說運動戰術思維能力是引導運 動員取勝的核心能力之一。運動戰術思維,是指在比賽前和比賽中,根據對手和本隊實際, 選擇制定戰術并實施戰術方案、克敵制勝的思維過程。[1]以往的運動員戰術思維 研究較少 關注戰術思維的整個過程,即使有,也僅僅粗略地提及一般化過程即感知判斷信息、制定計 劃、實施計劃及評估結果。但是在世界頂尖級的運動交戰中,不僅需要一般的思維過程作出 基礎支撐,更需要進一步探索先進的戰術思維。《孫子兵法》作為兵家圣典,歷代將帥和學 者對其進行孜孜不倦地探索,力求從中汲取孫子戰略戰術思維的精髓。本文即試圖用孫子兵 法的戰術謀略思維過程及其思維策略來具體分析世界排名第二的網球選手納達爾與世界排名 第一的溫網五連冠費德勒兩大天王的交鋒,以期為網球競技的戰術思維提供一些借鑒。

1 實戰案例

網壇的巔峰之戰,在同樣的地點、同樣的觀眾、同樣的對手、同樣艱苦卓絕的比賽,最后得 到卻是不一樣的結果。納達爾、費德勒在2007、2008年兩次對陣結果分別是2007年6-7(7) 、6-4、6-7(3)、6-2、2-6和2008年6-4、6-4、6-7(5)、6-7(8)、9-7。比 賽分別用時3 h45 min和4 h48 min,兩人總得分差距僅只有7分和5分(表1),異常 激烈。運動員參賽目的只有取勝。獲勝不僅可以得到巨大的物質獎勵,如高額的獎金和更多 的商業機遇等;同時還能獲得巨大的精神獎勵,如積分的增加,排名的提高等。億萬人關注 下,巔峰對決,毫厘之差決定鹿死誰手,運動員的精神壓力非常人所能承受。作為都曾取得 世界排名第一的運動員――費德勒和納達爾,他們的對決具有技戰術意義中不同類型典型代 表的碰撞,這樣的比賽與其說是技能的較量,還不如說更是心理較量的經典案例。

2 戰術思維分析

2.1 戰術思維的準備階段――先計而后戰的慎戰思想

“慎戰”是孫子戰爭思想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重點講人的因

投稿日期:2010-03-26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點項目子課題。

作者簡介:何文盛,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運動訓練學、運動心理學。 素,知己知彼,全方位收集信息,提出目標。通觀全篇,孫子的論述都體現著理智、冷靜、 審慎的態度,從中看不到任 何簡單、輕率的言論。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計篇。其要義是闡述要慎重對待戰爭。其“慎 戰”思想的體現是先“計”而后 戰。“計 ”就是謀略、籌劃,同時也有“算”的含義。基本思路是:“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 索其情。”[2]計篇不但要算的全面(道、天、地、將、法),而且要定性定量分析 。在運動 戰術思維的謀劃中,考慮到臨場所會發生的一切和準備好應激的預案,預案必須包括運動員 無法控制的所有內外部因素。只有工作做得越細致,運動員才會處變不驚,鎮定自若。在08 年的決賽中,納達爾在發球局中被費德勒拿到了13次破發點而挽救了12次;他和費德勒出于 裁判的誤判、漏判、錯判等各有30個重賽球;甚至在納達爾領先和就快分出勝負的情況下兩 次因下雨比賽中斷,致使整個比賽延長到近7個小時,直到晚上9點多幾乎快天黑才結束。但 這些都沒對納達爾造成多大干擾,最終贏得比賽。這當然和他平時早就做好各種戰術措施的 預案有直接關系。正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2 ]虛實篇。

“慎戰”思想的又一體現是“知勝”思想,“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 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2]謀攻篇納達爾和費德勒已交鋒過17次, 對費 德勒的特點已很熟悉,特別是通過與費德勒在之前溫網里的兩次決賽,對費德勒在草地球場 的技戰術、體能以及心理特點都有深刻的認識。這是納達爾能在溫網戰勝費德勒的基礎。

表1 2007和2008年溫布爾頓網球錦標賽決賽技術統計

數據統計納達爾2007年

2008年費德勒2007年

2008年一發球成功率70%(118/167)73%(160/218)71%(111/156)65%(127/1 95)一發平均時速111MPH113MPH120MPH118MPH一發得分率68%(81/118)69%(111/160)71%(79/111)72%(92/127) 二發得分率57%(28/49)58%(34/58)62%(28/45)57%(39/68)一發回球得分率28%(32/111)27%(35/127)31%(37/118)30%(49/160 )二發回球得分率37%(17/45)42%(29/68)42%(21/49)41%(24/58)破發成功率36%(4/11)30%(4/13)37%(3/8)7%(1/13)挽救破發點率62%(5/8)92%(12/13)63%(7/11)69%(9/13)盤點2/33/73/102/5冠軍點0/01/41/20/0ACE球得分率1%(1/158)3%(6/209)15%(24/165)12%(25/204)雙誤2332非受迫性失誤32274052非受迫失分率21%(34/165)15%(30/204)27%(43/158)26%(54/209) 受迫性失分率9%(15/165)12%(25/204)29%(46/158)28%(59/209) 致勝分率32%(50/158)33%(68/209)38%(62/165)40%(82/204)上網得分率%69%(18/26)71%(22/31)59%(30/51)56%(42/75)總得分158209165204 2.2 除了收集與比賽直接相關的人的信息之外,還綜合利用天時地利,使之服務于人和, 服務于目標――把握主動權的勢戰思想

孫子在《勢篇》中指出,“故善戰者,求之于勢”,把注意力放在把握、運用和創造出 戰勝敵人的有利態勢上。所謂勢是指一種在戰爭中對主動權的把握,是由戰場自然、地理和 人的因素綜合決定的。[3]謀勢是《孫子兵法》勢勝思想的核心,所謀之勢分為三 種 :氣勢、地勢和因勢。高昂的士氣稱為氣勢,險峻的地形稱為地勢,乘敵之需稱為因勢。

通過表二數據可以看出,總體上納達爾在比賽中積極情緒表現遠高于消極的情緒表現; 費德勒則相反,消極情緒表現多于積極的情緒表現。從運動員的個性特征來看,納達爾是比 較開朗熱情的運動員,而費德勒給外界的印象則是穩重少言的運動員。連續幾年來跟費德勒 的交手,納達爾的成績穩步提升,17次交戰中曾贏得11次勝利,并且在08年溫網前的熱身賽 英國女王杯草地網球賽中獲得冠軍。從觀眾角度來講,很多球迷和資深人士認為,費德勒已 經統治草地很長時間了,對納達爾的獲勝期望很高,所有這些都從氣勢上給了費德勒賽前一 擊。比賽中,納達爾也攜剛在法網中奪冠并完勝費德勒之威,表現出了強烈的取勝愿望。從 表二中可以看到,08年納達爾在比賽中盡管積極情緒表現只比費德勒高一次,但在消極情緒 的表現上卻比費德勒低得多,同時也比07年下降很多。觀眾的支持對納達爾情緒的自我控制 起到不小的幫助,他在觀眾的助威聲中拿下前兩盤。

表2 07和08年溫網球決賽中運動員情緒表現統計

納達爾積極情緒(次) 消極情緒(次)費德勒積極情緒(次) 消極情緒(次)2007年1679122008年1221112 2.3 目標設置階段――不輕言實力的力戰思想

孫子主張一切智謀都是在實力的基礎上展開,“先為不可勝”[2]行篇,“上下 同欲者 勝”[2]行篇,不但要求戰前做好實力積累,而且要從各個方面整合力量。絕對的 實力還可 達到威懾對手的效果。這種實力來自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2] 行篇即強調實力建立在綜合實力基礎上。有備則勝利可以預見,但敵人是否有可乘之機則不 能強求。只能先使自己強大起來,當敵人有可乘之機時才能抓住機會。所有前面的準備階段 ,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在這里強調比賽的終極目標、個人在比賽中所指定的目標以及為了 實現這個目標所制定的計劃。

從表1可以看出,相比07年溫網決賽而言,08年納達爾發球成功率比較穩定且有所提高 ,一發球成功率由70%提高至73%,一發平均時速由111MPH提高至113MPH,一發得分率變化是 68%～69%,二發得分率變化是57%～58%。一發和二發回球得分率也很穩定甚至有所提高,一 發回球得分率變化是28%～27%,二發回球得分率變化是37%～42%,挽救破發點率有明顯提高 :62%～92%,ACE球得分率變化是1%～3%。而費德勒在一發成功率由71%降低至65%,發球速 度也有所降低至118MPH,在一發、二發得分率和一發、二發回球得分率方面都有所降低,AC E球得分率降低了3%。這些都表明了納達爾的接發球技術的大幅提高和發球技術的不斷完 善。從比賽的關鍵點來說,納達爾挽救破發點率兩年相比得到很大的提升,從62%～92%提高 了30%,盤點由3個到7個,贏得盤點由2個到3個,拿到4次冠軍點;費德勒挽救破發點率從37 %降到7%,由10個降到5個,贏得盤點由3個降為2個,冠軍點2008年一次都沒有。從這 些數據看來,納達爾除了贏得比賽的能力得到提高外,把握比賽關鍵點的技術能力和心理技 能也得到極大的加強。

運動員在每一階段都要設置好自己的目標,并踏踏實實按照設定好的目標努力,才能 實現自我的突破。正如納達爾突然提高的接發球能力,令費德勒措手不及,發球時壓力大增 ,所以一發球成功率大降6%,發球得分率降低2個百分點;同時納達爾努力提高了發 球技能,發球的得分率08年比07年提高了7%。納達爾正是通過這種強化自身素質,加強技能 訓練,達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2.4 計劃實施階段,以及在實施中運用多種策略――上兵伐謀的謀戰思想

《謀攻篇》把制勝戰略模式歸結為四種:“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四策因情況而變,以實踐為基礎進行組合。對于具體操作,孫子在兵法中強調通過詭道 、示假,引誘,迂回,挑動,痹之,怒之等手段使敵人決策失誤,行為被動,通過饑之, 亂之,分之,離之等使敵整體作戰能力下降,有兵無勢;通過避實攻虛,避強擊弱,攻其要 害,攻敵之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出奇制勝,攻其惰歸,攻心奪氣,以火佐攻,半濟而 擊等手段勝于易勝。孫武以智取勝思想的核心是:強我弱敵以強勝弱,攻敵之弱,攻敵之誤 。[4]在計劃實施階段,以及在實施中運用多種策略,不僅有認知策略還有情緒策 略,充分 運用了情緒對個體表現的影響。回看2007、2008年納達爾與費德勒的比賽。也正是這些方面 的一個寫照。

“兵者,詭道也。強而避之,怒而撓之”[3]。避開敵人強大的方面,激怒性格暴 躁的敵人 。從表3可見,2007年決賽納達爾在每次發球前平均拍球5.20次,平均用時3.28 s,到200 8 年決賽每次發球前平均拍球7.25次,平均用時4.05 s,從拍球次數和拍球時間都有增加, 以 至于在比賽中受到主裁違反20秒時間準則的警告和費德勒的指責,實乃有意為之。其目的有 3:

1) 拖慢比賽節奏,強而避之。從以往的經驗可以看出納達爾具備超人的耐心,慢節奏是他 的強項,而費德勒屬于脾氣急躁的選手。如果想在快速的對抗中戰勝費德勒,那是納達爾力 所不能及的,這在2007年的比賽中已經得到證明。揚長避短,是納達爾明確的戰術意圖。規 則 規定網球比賽分與分之間有20 s的間隔,所以他想盡一切方法使比賽節奏慢下來,包括增加 拍球次數、減慢拍球的頻率、擦汗、來回走動等。單從比賽時間2008年288 min,比2007年 多63 min,就足以證明納達爾達到了目的。他超人的耐心對于費德勒絕對是一種艱難的心理 考驗。

2) 破壞費德勒的接發球。我們知道,注意動搖時間平均為8 s～12 s,接發球前準備時 間過長很這容易發生注意的動搖。在納達爾的發球前,故意慢拍球,最多甚至要拍到12次, 用時近5 s,故意引發對方注意起伏,造成失誤。這都是在達到他的戰術意圖。

3) 誘發費德勒煩躁情緒。發球前納達爾的多次拍球,先是對費德勒的注意力造成挑戰,次 數多了,情緒上自然煩躁,心態上容易起伏波動,甚至是影響到比賽裁判的判定。在2007年 比賽中,費德勒曾因挑戰鷹眼和裁判發生爭執以至于一度情緒失控,所以納達爾利用這種方 式在2008年比賽中增加了很多次的鷹眼挑戰(2007年11個,其中發球2個;而2008年17個, 發球5個),以此考驗費德勒的心態。

表3 納達爾發球前拍球次數和時間統計

比賽時間 最多拍球次數最少拍球次數平均拍球次數最長拍球時間/s最 短拍球時間/s平均拍球時間/s2007年925.209.231.113.282008年1227.258.481.174.03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的比賽結果證明了納達爾的運動戰術思維成功運用。第三盤 開始納達爾成功利用挑戰鷹眼化解了兩個破發點,費德勒的心理平衡出現問題,連連失誤, 如果不是強勁發球追回比分和大雨侵擾中斷比賽得以緩沖的話,費德勒甚至有可能會丟掉第 三盤。

2.5 強調在整個過程中要加強監控與調節,隨時調整策略應對比賽――因變謀略的變戰思 想

面對敵強我弱的競爭形勢,有效的競爭策略就是在“變”。任何一個運動隊或運動員, 無論它有多強實力,都不可能獨攬競技場,洞察競爭對手的弱點,以己之長擊彼之短,以我 之實擊彼之虛,從而占據主動權。孫子任勢求變,突出體現在攻守、奇正、虛實等戰術思想 的活用。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4]。用兵的規律都是避開敵人最有實力的地方而攻 擊敵人空 虛的地方。根據陶志翔(2008)統計,納達爾和費德勒交手中不論是發球還是對打,有超過 五成的球都擊向費德勒的反手區域[5]。由于納達爾的球旋轉強,上跳高,而費德 勒的單反 擊球方式很難對高上跳球用力造成進攻機會,所以費德勒對于這樣的球只能進行防守。通過 表一可以看到,納達爾這樣的底線型運動員非受迫性失誤是非常少的,08年決賽只有27個, 幾乎只有費德勒52個的一半。這樣的戰術思維運用,最后迫使費德勒只能通過大范圍移動側 身才能發揮自己正手所長,所以非受迫性失誤急驟升高。對于納達爾或者他的叔叔教練團隊 來說,創造性地運用運動戰術思維訓練是納達爾能獲得08年溫網冠軍的堅實基礎。戰術創新 都是根據本方特點,采用避實就虛的方針,創造出特別的獲勝之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4],納達爾屬于防 守反擊型 選手,但是在2008年溫網決賽中,他卻加強了進攻,從表1可以看出,上網得分率變化是69% ～71%,制勝分率變化是32%～33%,ACE球方面上升了兩個百分點。在防守方面也有很大提高 ,非受迫性失分率由21%降低到15%。雖然總體來說進攻是費德勒的主要得分手段, 但納達 爾的進攻給了費德勒很大的壓力,其受迫性失分率由27%提高到28%。因此進攻時運用對手所 不熟悉、不適應的戰術,使對手被動挨打,窮于應付,同時又抑制對手的長處,削弱其進攻 的銳氣。

2.6 結果評估階段――勝利以后的總結評估思想

盡管孫子兵法沒有直接提到勝利后應如何,但網球競賽是一個比賽接另一個比賽。自我 評估與反饋對于運動員來說極其重要。繼2008年奪得溫網冠軍后,納達爾在09年初的澳網比 賽中更是氣勢如虹,再次戰勝費德勒奪得他第一個硬地比賽的大滿貫冠軍。這和他在08年溫 網比賽中戰勝費德勒后所獲得的經驗與自信,以及賽后對在快速場地與費德勒比賽的研究總 結是密不可分的。

3 結 論

納達爾在2008年溫網奪冠絕非偶然,而是力與智的完美結合,是《孫子兵法》慎戰、謀戰 、力戰、勢戰和變戰五戰策略的鮮活演繹,充分展現了運動心理學中戰術思維的不同過程以 及各種高級策略的嫻熟運用。具體說,這個過程包括準備階段目標設置與計劃制定階段 計劃實施階段評估階段。首先是準備階段包括運動員本人的內部準備和外在環境因素準備 ,即慎戰與勢戰;第二階段為目標設置與計劃制定階段,即力戰,以 目標為導向,制定計劃整合各方力量;第三階段為實施階段,即謀戰,不僅運用智力策略, 更運用情緒策略攪亂對方的心理,攻破陣局順理成章;第四階段為結果評估,最終取得勝利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為監控調節,它既獨立于以上四個階段,又滲透于各個階段,即 變戰思想。

具體模式如下:

圖1 “五戰”策略的戰術思維過程

綜上所述,運用《孫子兵法》戰略思想,對納達爾與費德勒在07、08年溫網決賽中戰術 思維的分析,總結出網球運動的“五戰”策略的思維過程,以期在以后的網球運動訓練與競 賽中得到檢驗和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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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語言順應論；《孫子兵法》；英譯本；辭格；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3?0135?05

《孫子兵法》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兵學著作，內含豐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語言文學方面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它具有詞約意豐、朗朗上口的文學特點，其句式結構獨特，內容言簡意賅，帶給讀者閱讀美感。該書幾乎運用了先秦時期中國文學所有的辭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對偶和排比等），并且讀起來酣暢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孫子兵法》英譯歷程中，許多譯者僅僅視之為標準的軍事議論文，為了迎合英語讀者的理解需要，選擇的也多以歸化的翻譯策略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傳最廣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譯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馬翻譯小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簡稱丹馬)才在辭格的翻譯策略方面作出顯著性變化，他們選擇以斷句分行的散文體來譯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韻體形式，以期再現該書的文學藝術價值。

在李運興教授看來，翻譯時有五種處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語文化表達形式直接進入譯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語文化表達形式與目的語表達形式相融合，以一種新語言形式進入目的語；文化詮釋(Annotation Model)，源語文化表達形式提供文化語境信息；文化歸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語表達形式，代之以目的語表達形式，使得源語文化意義喪失；文化阻斷(Block Model)，源語文化表達形式消失，文化意義未進入目的語語篇[1](123?124)。借鑒這五種模式，我們可以勾勒

出《孫子兵法》各英譯本針對源文辭格所作出的翻譯策略選擇。

比利時語用學家杰夫?維索爾倫(Jef Verschueren)在《語用學新解》一書中提出了“語言順應論(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綜觀視角和適應論觀點來理解語用學現象，深刻地闡釋了文學翻譯的策略選擇。維索爾倫認為，人們之所以能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語言選擇，原因就在于語言具有變異性(variability)、協商性(negotiability)和順應性(adaptability)[2](59?61)。語言可供選擇的一系列可能性即為變異性，而協商性指出高度靈活的選擇策略是人類對語言選擇的基礎。順應性則是語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語言使用者能夠根據相關語境，從許多可能選項中作出協商性的語言選擇，發揮出主體性，以滿際對象的需要。文本意義的生成過程是語言和語境互動的過程，不同的語境左右著語言的選擇，并改變了語言符號的意義，而語言選擇的目的則是為了保證交際的順暢性。

語言順應論常用于指導對文學翻譯的探討，筆者擬嘗試在該理論框架下，結合李運興教授的文化成分處理模式的比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馬兩部譯本為研究對象，針對比喻、對偶和排比這三種典型辭格，考察譯者在翻譯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順應性選擇，最終揭示典籍英譯活動中處理源文辭格的譯介規律和原則。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項目(2010JD03)；中南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專項資助項目“翻譯本體研究”

作者簡介：屠國元(1964?)，男，浙江寧波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吳莎(1976?)，女，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一、兩譯本在比喻上的順應性選擇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辭方法。它可以將生動、具體的形象訴諸視覺、聽覺、嗅覺和味覺，增加讀者對文章的形象感。《孫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認為“莊子妙于用虛，左傳妙于用實，兼之者孫子之論兵也”。丹馬在《導言?應用孫子兵法》中寫道：“《孫子兵法》松散地組建起一套觀察結論和模式，卻極少討論它們之間的聯系。孫子沒有通過邏輯實證來形成其學說，而是采用類比(analogy)和隱喻(metaphor)。”[3](xix)顯然，丹馬已經意識到比喻辭格可以使得議論透辟曉暢，也讓概念呈現得爽利俊潔。隨后，讓我們比較一下翟林奈譯本與丹馬譯本是如何就“勢”這一核心概念來譯介復雜微妙的比喻辭格的。

《勢篇》中“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上，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一段中，孫子所指的“任勢”即為“造勢”——造成有利的主動態勢。他以木石“可方可圓、方靜圓動”來比喻“造勢”的訣竅——掌握規律，因勢利導，其關鍵在于掌握和運用好軍隊，因敵變化地運用戰略戰術。作戰指揮如果能夠做到機動靈活，就像將沉重的圓石從高山上滾下，用力小，卻戰果豐。此后，他又談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礦弩，節如發機”。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瀉，以至于沖走石塊，這就是‘勢’啊；兇猛的鷹鷂搏擊小鳥，以至于獵物毀骨折羽，這就是‘節’呀。所以善于指揮作戰的將帥，他所造成的‘勢’是險峻的，突擊行動時節奏短促而猛烈。‘勢’，就像拉滿的弓弩；‘節’猶如扣動弩機。”這段文字生動地表現出“勢”和“節”的文化意蘊，而巨石、激流、雄鷹、強弩這樣一些力與美的形象突出了戰爭要素“勢”與“節”的重要意義。

因此，在闡述“勢”這一抽象的軍事學概念時，孫子摒棄了直接采用文字定義的方法，而是化抽象為形象，變深奧為平易——通過間接的比喻(“轉木石”“激水”“礦弩”），如同繪畫般描摹景象。丹馬在分析“勢”時就指出，“該書通過隱喻和意象(image)來說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勢如礦弩’，‘如轉木石于千仞之山者’。這些意象留在我們腦海中，無意識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體(in linear prose)卻無法復述出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譯本則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兩個譯名來指稱“勢”[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語讀者根本無法認識到它們源自同一個概念——“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統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馬則深刻地認識到孫子闡釋“勢”的表達形式是“隱喻和意象”，于是他們選擇了“以隱譯隱”的翻譯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譯名“shih”來譯介“勢”，隨后又通過詳加評論來進一步注釋。這頗具“無為而治”的風范，也屬于“文化直入”的翻譯選擇策略。事實上，這種明顯的異化翻譯策略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應：丹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強調了文化差異，喚起了西方讀者極大的興趣。而此前，所有的譯者都采取的是“化隱為顯”的譯法，正如翟林奈，他們不得不選擇一個或多個近義詞在譯文各處中解釋“勢”。

按照闡釋學觀點，無論是《孫子兵法》源文本，還是英譯本，它們都不可能成為一個完美自洽的整體，其內部存在很多“未定點”和“空白處”，而這些“文化空白”正是帶給西方讀者閱讀樂趣的源泉。因此，譯者在典籍英譯過程中，應該盡可能避免選用多個近義詞來闡釋某一個反復出現的關鍵性概念，這樣容易讓讀者感到思緒不清，撲朔迷離；而且隱含意圖被顯義譯出后，也造成“信息淺薄化”，讓讀者無法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來體悟比喻，自然也無法深入體驗中華文化的藝術魅力和美學效果。有時候，像丹馬這樣刻意經營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讓西方讀者參與其中，激發出興趣來慢慢品味、細細解讀。西方讀者的閱讀可視為一個不斷向譯本提問的過程，譯文則在不斷提供答案；適當的問題會不斷激發讀者去追根窮源，這就順應了讀者強烈的閱讀愿望，讓比喻造成的審美意象交叉、重疊、纏繞，逐步推進閱讀進程。所以說，閱讀“文化直入”法處理的譯文可以讓讀者的文學審美體驗融入新的文化語境，經過再次整合，將呈現出潛在意蘊。所以西方讀者經過細心閱讀和回味隱喻，往往可以逐漸發現“未定點”和“空白”中所隱藏的微言大義。

因此，丹馬譯介“勢”時避免選擇近義詞，也就規避了產生文化歧義的可能性。他們適當“留白”，不去追求在譯文中進行“最終”的闡釋。這樣就讓西方讀者保持了心靈的開放，使之自行尋覓豁然開朗的閱讀喜悅。此外，丹馬還結合了文化詮釋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們在第三部分的評注地交代了“shih”的來龍去脈，給出了詳細注釋：“勢是形態（軍事布局）的內在力量。勢并不單單依賴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態，沿溝壑而成瀑 布。”[3](154)該翻譯小組還評論道：“隨著條件的變化，任何特定形勢下的‘勢(shih)’會持續改變；正如我們沿著秤桿掛上砝碼，其平衡點總在移動。通過‘計’獲得認識后，更容易找到支點。”[3](132)于是，西方讀者在閱讀譯文正文時雖然心存“懸疑”，卻能夠一氣呵成地完成閱讀；在激發出聯想和審美愉悅之后，讀者被誘導著深入思考，然后通過“評注”中與譯者的理解“協商”，最終探尋到“shih”的真意。

二、兩譯本在對偶上的順應性選擇

《辭海》將“對偶”定義為“采用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語句表現相反或相類的意思”。因此，“對偶”這種修辭格是將相反、相對的事物放在一起，通過相互比較，來描述和說明它們的性質。對偶的靈活應用可以極大地增強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而在英文修辭中，“對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調和的對立面或對比強烈的意思駢置一道并處于持久的張力中”[5](151)。從英漢語中對“對偶”的定義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別：漢語嚴格要求“字數相等”，在古漢語文學形式中的駢文和律詩中尤其如此；而英語只要求“對偶”做到短語、從句或句子在長度上大致相當，并不強求字數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語屬于多音節語言，并且在語法上也富于詞尾變化。從拼寫形式來看，即便是單音節詞，其拼寫字母的數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漢字在語音上具有單音節性，一字一音，聲調也可資區別；在語法上，漢字也具有孤立性，既無詞尾變化，又書體方正。因此，將兩個英語單詞駢置一道，不太可能產生像兩個漢字那樣“結體方正、兩兩相對”的對偶效果。不過，英漢民族在文學領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視覺效果上呈現出形式整飭的美感。

(1)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虛實篇》）

孫子將“先敵到達立即部署”與“后敵到達倉促部署”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軍事行動置于一處，形成鮮明、強烈的比較，讓讀者易于鑒別，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譯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與“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論是句式結構、還是從句長短，其屬性均有所不同；而從譯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與“arrive exhausted”，我們無法看出源文“對偶”的辭格特質。所以說，翟林奈的譯法屬于典型的文化歸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處理思路，采用英語讀者常規的表達形式，從而順應讀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馬譯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細看丹馬的譯文，我們隱約可以看到翟林奈譯文的影子。但該譯文采用分行斷句的技巧，凸顯前后兩句在結構上的工整對稱，三對核心詞“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間的對比強烈，具有鮮明的文化融合特點，體現出源文“對偶”的文學特質。不過遺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對“hastens to do battle”，這在結構和單詞數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軍爭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與“堂堂”這樣的疊字形容詞，要譯成英文，追求在外形與音調上與源文對等幾近不可能，而要實現這十二字的“對偶”也極為困難。

翟林奈譯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顯然這句話完全無法再現出源文的“對偶”特征。

丹馬的譯文則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對“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們盡力讓句子的長度保持大致相當，并讓句子結構呈現均衡平行。不過，即便是這樣，“對偶”仍然不太徹底，從譯文中很難看出源文的文學特征。事實上，英語在修辭中的“對偶”遠不如中文那樣嚴格，并不追求絕對工整。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文的“對偶”在譯介為英文時，往往淪為排比。

三、 兩譯本在排比上的順應性選擇

“排比”是《孫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辭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貫全文。大量巧妙地應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孫子兵法》的語言節奏鮮明，和諧流暢，條理清晰，氣勢貫通。《辭海》定義“排比”為：“修辭學上的辭格之一，用結構相似的平行句法構成。如：‘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陳望道先生指出：“排比與對偶頗有類似處，但區別有三：一是對偶必須字數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對偶必須兩兩相對，排比不拘；三是對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卻以字同、意同為經常狀況。”[6](437)在《文學百科全書》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義為“英語詩體及散文體修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在短語、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協調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辭相似的各成分間平衡、勻稱”[5](153)。詳細的譯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計 篇》）

翟林奈譯文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從這段譯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視源文的排比辭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進譯文的齊同性。這些譯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無法再現排比辭格的氣勢。

而丹馬的譯文則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馬曾對此評論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韻聯(rhymed couplets)體行文，措辭為中國最古老的詩體，也具有戰國時期文體的常見特征。”[3](132)此處的韻聯指的是“兩行一韻”，但丹馬譯文并未完整體現出源文用韻的特質；不過，他們讓譯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現出排比的文學特征。

(2) 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勢篇》）

源文呈現出“三句一組”的結構，其中有兩種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譯本寫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馬的譯文則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針對源文，翟林奈選擇了兩種排比句式來作出合適的應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詞+ B is a C。丹馬則分別采用兩種排比句式來譯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譯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將“文化融合法”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3)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形篇》）

這三句話屬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孫子連續采用三個排比，形象地說明：不可能輕而易舉、真正高明地預測出戰爭的結果，而實施完美的全勝戰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輩就可以達到的，并且強調了預知勝負以及爭取全勝的重要性。丹馬針對第一個比喻“舉秋毫”作了以下注釋：“根據中國古代傳說，秋天來臨后鳥獸的柔軟羽（皮）毛十分纖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來譯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譯本則寫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觀之，譯介排比辭格時，翟林奈沒有特意去保持譯文句式的齊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歸化法”，以順應讀者的閱讀需要。而丹馬則應用“文化融合法”來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達成形式上的對稱之美，其結構工整、使得譯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權威感。不過，終因英語語言文字特質的制約，譯文在“形對”和“義對”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遜于源文。

四、結論

在《孫子兵法》英譯歷程中，譯者們逐漸認識到應當盡量讓譯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學神韻，既適應同時代英語讀者的閱讀需要，又順應文化語境的動態變化。于是，譯者會根據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采取個性化的翻譯選擇策略，以順應讀者閱讀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約因素；這本身也是一個對譯文語言的動態選擇過程。譯者在辭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體現出譯者如何與孫武以及英語讀者進行“協商對話”，并彰顯出翻譯活動的主體創造性。在英譯《孫子兵法》這一動態選擇過程中，譯者選擇的方式是協商，選擇的目的是順應。其具體的順應選擇模式可以表述為：譯者解讀源文本《孫子兵法》，選擇源文本意義（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選擇英語表述的意義（明確翻譯目的，在詞匯短語、句子辭格、篇章文體方面選擇相應翻譯技巧），實現順應性選擇。

就《孫子兵法》英譯本辭格的嬗變來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實漢學功底、治學態度嚴謹的漢學家，因此其譯文嚴謹通順，行文流暢，還富有一定的韻律，至今仍為經典之作，并且在譯文的文學性上頗受世人推崇。不過，他的譯文并未著意去再現源文辭格的文學美感。而丹馬不同，他們經過歷時十年的《孫子兵法》研究，選擇典型的異化翻譯策略，力爭讓譯文在形式上更為接近源文。其文筆簡潔，甚至有些晦澀，文體上也介乎詩歌體與散文體之間，目的就是為了盡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學風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為了較好地再現源文的辭格特色，譯者理應力爭采用文化直入法來保留源文的語言形式，選擇異化性的翻譯策略；或是運用文化融合法來實現源語與目的語的文化表達形式之間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達形式必需具有獨特性，句法辭格這一文學語言特征則可以為英語讀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際線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專著《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中指出：“譯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風格，并不完全是因為它們的內在價值，還因為它們提供了交際線索，這些交際線索能夠引導讀者獲知作者的交際意 圖。”[7](98)若實在無法再現源文中“交際線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樣，多采用文化詮釋法來補充足夠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寫大量的評論、注釋和附錄，以消除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障礙。當以上三種處理模式仍然無法取得理想的順應性譯介效果時，還可以考慮文化歸化法和文化阻斷法這兩種模式。在《孫子兵法》的英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具有歷時性特征，而不同譯本的辭格處理模式也順應了當時代讀者的閱讀需要。在典籍英譯活動中，譯者應當去探索如何讓譯文盡量保留源文的風貌，并予以相當程度的文化補償，來凸顯出源文的文學特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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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onel Giles. The Art of War[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 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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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rne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nd edition), 2000: 98.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第3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先聲明一點，此文就像《諸葛亮必敗》一樣，是據《三國演義》的內容而論的，如果據《三國志》《魏略》等而論，想必大家會拿石頭砸我。

先說荊州。荊州是東漢末年最大的兩個州之一，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第一，荊州是軍事要地，有著相當好的地理位置。當時，曹操虎踞北方，孫權穩坐江南，而荊州正位于二地之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諸葛亮與劉備在隆中時，諸葛亮就曾說：此用武之地。第二，荊州為第二大州，人力物力資源自然豐富，這為鞏固霸業提供了有利條件。所以，荊州這塊“肥肉”到誰嘴里誰就會死死地咬住，能把它送人么?對劉備來說，就更不能扔了。為什么呢?他一直四處流浪，無家可歸，怎么對得起他那頂“英雄”帽子?而諸葛亮是為劉備這個老板做事的，一個能讓蛟龍騰飛的要地，他能拱手讓人?而且占了荊州，就等于王業開辟了一半，就可再取益州、漢中，他諸葛亮不就能大顯身手了么?所以，為了劉備能夠早日立業，為了他自己能有用武之地，諸葛亮自然不會讓出荊州。

可他不讓荊州，有人就不高興了，那個人，就是為孫權辦事的周瑜。

諸葛亮、周瑜二人是各為其主，他們對荊州的戰略地位都心知肚明，自然免不了要為荊州一事大動干戈，從最初的以禮相待到智斗再到武斗，周瑜可沒少下工夫，但是，周瑜的智慧怎么也比不上臥龍啊，自然得了個悲慘下場。

諸葛亮的不守信用以及氣死周瑜，都是為了能讓劉備立下霸業。在軍事和政治中刀光劍影，沒有什么信用可言，有的只是成王敗寇的現實。這是當時的政治體制下的必然。

(請作者速告知詳細聯系地址)

【參謀】駁論文是議論文一種，目的是要駁倒對方的觀點。張思源認為。在三國時代“沒有什么信用可言”，打贏了就好。孫子兵法上也說過：兵者，詭道也。可見，“戰爭時期不必講信用”的確是祖宗流傳下來的看法。

第4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為了解鳥類在面對氣候與環境改變時的因應之道，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袁孝維與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研究員沈圣峰組成研究團隊，長期觀察臺灣特有種鳥類─“冠羽畫眉”，結果發現可愛的冠羽畫眉并不會因環境變惡劣而加強競爭、相互搶食，反而會攜手合作、抱團取暖，令人意外的創新發現引起全球關注。

研究冠羽畫眉長達二十年，為臺灣該領域生態權威的袁孝維表示，冠羽畫眉只有分布在臺灣的中高海拔山區，是臺灣特有種鳥類，可說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討喜模樣常吸引不少鳥迷拍下動人姿態。有趣的是，冠羽畫眉不只臺灣獨有，生態也相當特別。

為一窺堂奧，研究團隊搜集了37個冠羽畫眉鳥巢，共85天的孵蛋競爭錄影畫面，分析了近三百個小時的喂食雛鳥資料，從中研究發現，冠羽畫眉具有很特殊的“共用一巢”合作生殖行為。她表示，這種生態在自然界十分少見，以目前全球將近一萬種的鳥類中，大約只有不到二十種鳥類會出現這樣的繁殖行為。

袁孝維解釋，所謂的“共用一巢”合作生殖行為就是指多對冠羽畫眉會在同一巢內彼此競爭生蛋，但為了讓后代可以順利繁衍與生存下來，而共同合作筑巢、孵蛋與照顧雛鳥。

以冠羽畫眉生態為博士論文主題的沈圣峰表示，研究團隊發現冠羽畫眉在惡劣的天候如暴雨不歇、臺風等環境下，冠羽畫眉會減少族群內的個體競爭，像是降低為爭奪生蛋時的鳥巢“卡位”戰等，或是減少下蛋顆數以增加雛鳥存活率，甚至還從觀察中發現"共同孵蛋"的互助行為，也就是別只畫眉媽媽會幫另一只鳥媽媽孵卵，藉此發揮互助合作效果。

而果然是“團結力量大”，研究團隊發現藉由這樣的互助機制，不但冠羽畫眉彼此競爭減少，就連雛鳥也因此受惠，不只降低死亡率，長大后離巢成功率也大大增加。

第5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古代激勵思想,當代企業管理,啟示

在中國古代，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懂得人才對于治理國家的重要性，也在實踐中逐步總結出如何讓激勵人才大量涌現的方法，從而產生了我國古代的激勵思想。我國古代重視人才、激勵人才的思想和方法是一套完整的體系，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大潮中，企業的效益倍受市場經濟的考驗，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建立完整的管理機制是其必然。近年來，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用適當的激勵方法充分調動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進行創造性的工作，已成為當代管理的核心。這些文化遺產，對于現代企業組織選人、用人、增強凝聚力以及賞罰分明的管理方法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

1、中國古代激勵思想的基本內容

我國古代傳統的激勵思想，廣泛的運用于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領域，有著極其豐富的內容，既有精湛的哲理，又有生動的事例，方法靈活，形式多樣，奇妙無窮。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惠民

孔子以前惠民思想已經流行。例如，周定王時卿劉康公說：“……惠所以和民也。……惠以和民則阜”（《國語·周語》中）。楚大夫申叔時說：“德以施惠，……莫不盡力以從上命”（《左傳》）。到孔子時代，他把惠民作為仁政在經濟方面的主要表現。孟子則認為“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提出“以正裕民”（《富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王制》）。他們從不同角度闡述了惠民是統治者的良策，惠民思想是讓老百姓“盡力以從上命”、“親其上”、“死其長”的激勵思想。他們用的是隆恩、養民，達到“務攬英雄之心，……通志于眾”。這樣就把統治者意志變成民的意志，收到暴力不能具有的績效。

兵家的施惠思想表現在非常重視體恤士卒，主張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共命運。兵家非常重視士卒在戰爭中發揚主動的精神，把激勵士氣視為戰守勝敗的重要因素。因此，兵家有《勵軍》、《勵士》之作和視兵如己、愛兵如命的將帥。將帥愛兵施惠，如同儒家的惠民，都是激勵思想的基點。

二、賞罰

人情有好惡，所以賞可以勸善，罰可以止惡，賞罰有激勵的功能。韓非說：“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奸，故為刑罰以威之”。適當的刑罰可以充分發揮人的才能，所以它在傳統激勵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傳統的賞罰標準是功過。以功行賞，首先要明確什么是功，使賞有明確的統一的合理的標準。賞罰能否起到激勵作用，關鍵在于是否做到該賞則賞、該罰則罰、賞罰適當，必要時輔之以厚賞、重罰。賞有信、罰有必是能產生激勵績效的重要條件。如果賞罰不信，必然是禁令不行。用行賞激勵還必須注意不同層次、不同職業者的情況。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由于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不同，個人素質與性格的差異，各人追求的目標與要求也就不同，因此，中國古代特別注重根據激勵對象的特點采取相應的激勵措施，做到有的放矢。

三、教化與表率

教化在激勵中的作用是賞罰不能代替的。對待相同的激勵對象，由于運用的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也往往產生不同的效果。關于教化的作用，孔子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顏淵》），即施以政、刑，使民可以不犯法，免于受刑，但不知有羞恥之心。政、刑對人是外部條件，是非持久性的外因；導之以德、禮，不僅可以免受刑罰，懂得廉恥，而且能自我完善。自我完善是內因起作用，具有激勵的持久性、穩定性。“三王先教而后殺故事莫不功焉”，就是注重培養思想品德，樹立起從善的信念，并輔之以刑罰，一切事情都會做好，說明施以道義教化在激勵從善中的巨大意義。

2、古代激勵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激勵方法雖然大多都來自于對國家和軍隊的管理中，但表現為多注重“情”，強調心“治”，重視精神鼓勵。最終實現對民“愛之如父母，則歸之如流水”的目的。借鑒古代激勵思想，當代企業管理者在實施管理的過程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有的放矢的管理。

2.1運用情感激勵，培育良好的人際關系

所謂情感激勵就是加強與職工的感情溝通，尊重、關心職工，建立平等和諧親切的感情，讓職工體會到溫暖。人具有豐富復雜的情感世界，感情因素對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很大的影響。孫子曾說過：“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孫子兵法·地形篇》）。即把士兵看作自己的兒子，那么他們就會為你赴湯蹈火，生死與共。劉備三顧茅廬，用那份真誠感動了諸葛亮，諸葛亮感激涕零，用了一生的精力和智慧來報答劉備。諸葛亮也說過：“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后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諸葛亮兵法·哀死》）。這些都表達了通過感情溝通，以心交心、增強歸屬心理、激勵下屬的思想。

“心治”是中國古代激勵的重要特征。現在管理者也應該充分利用人性化管理，通過情感激勵，使員工在激烈的企業競爭中為其努力拼搏、浴血奮戰。

這種主張靠領導者榜樣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來影響群眾達到目標，以心理情感為紐帶的“德治”方式，體現著高超的管理藝術，受到無可比擬的巨大效果。在現代社會里，強調人際關系的和諧，注重利用人情感應來控制人的行為，是現代管理的高明之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質激勵成遞減趨勢，員工對精神、個人追求、社會價值等要求不斷提高，這就要求我們建立以人情為核心的管理體制，借鑒孔子提倡的仁治來調節組織內部員工關系，實現人和，以同員工的情感互動來達到交流、統一思想的目的，這樣一方面可以滿足人們社交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可以以情感為紐帶把整個組織團結起來，這種情感需要的滿足、人際關系的和諧、人情的濃郁，都將成為組織向心力的來源。

2.2運用表率激勵，樹立良好榜樣

表率一般指領導者的帶頭作用。經營者的素質是指其品德、技術與能力的綜合因素而言。作為領導者來說，品德好、為人公正，則是首要的條件，因為他的任務是領導大家一起前進。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我國古代十分推崇領導的榜樣作用。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管理者個人的舉止行動其實就是下屬模仿的對象，是無聲的命令。可見，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古今皆然。在現代企業中，領導者的權威固然重要，但表率作用往往會起到更大的效果。表率做的好，員工就能得到強有力的感化、促進和帶動。因此，企業領導者應努力提高自身的各種素質，加強自己的修養，從而達到組織中的人性化管理。身正正人，嚴于律己，這是古代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美德。企業領導者要做到大公無私，誠實守信，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楷模，激勵職工向上、以搞好企業為己任的活榜樣。

2.3運用賞罰激勵，激發員工積極性

賞與罰共同構成對人的雙向激勵，兩者不應偏廢。古人認為要以賞為主，以罰為輔，加強正面激勵。古語常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就是最常見的賞罰激勵。“賞必行，罰必當”，即要求管理者要賞罰嚴明，善于通過獎賞和懲罰兩種強化激勵手段，以次鼓勵先進，鞭策后進，提高績效。韓非也指出:“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偷賞，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奸臣易為非”（《韓非子·主道》）。只有做到恩威并施，賞罰分明，才能達到鼓勵先進，鞭策后進的真正效果。

物質與精神獎勵企業激勵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實際應用中，往往還存在著獎懲的適度性、時效性、公平性及有效性等方面問題，尤其在懲罰方面，往往“人情”味太濃，力度不夠，失去了應有的激勵作用。因此，現代企業要完善獎懲制度，在獎勵方面，要注意獎勵的量度，把握好獎勵時效，同時注意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相結合，充分發揮其激勵效果；在懲罰方面，應嚴格按制度辦事，既要做到懲罰及時、足量，也要與教育相結合，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做到賞罰分明，才能取得相應的激勵效果。

2.4運用目標激勵，激發員工動機

所謂目標激勵，就是通過目標的設置來激發人的動機、引導人的行為，使被管理者的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激勵被管理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孫子曾指出“上下同欲者勝”（《孫子兵法》），將帥和士兵要確定同樣的目標，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在現代企業的人事管理中，我們要通過目標的設置來激發動機，指導行為，使個人的需要與組織的目標結合起來，以激勵他們的積極性。

因此，目標激勵就是把企業的需求轉化為員工的需求。為了解除這一需求給員工帶來的緊張，員工會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員工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時候，管理者還應當把成果反饋給員工。反饋可以使員工知道自己的努力水平是否足夠，是否需要更加努力，從而有助他們在完成階段性目標之后進一步提高他們的目標。此外，管理者運用目標激勵時還應注意一下幾點：

①目標設置必須符合激勵對象的需要。即要把激勵對象的工作成就同其正當的獲得期望掛鉤，使激勵對象表現出積極的目的性行為。

②提出的目標一定要明確可行。比如：“本月銷售收入要比上月有所增長”這樣的目標就沒有“本月銷售收入要比上月增長10%”這樣的目標更有激勵作用。

③設置的目標既要切實可行，又具有挑戰性。目標難度太大，讓人可望不可即；目標過低，影響人們的期望值，難以催人奮進。

2.4運用公平激勵，樹立和諧氛圍

公平激勵認為，員工的工作動機和積極性不僅受自己絕對報酬的影響，更重要的還受相對報酬的影響。員工總會把自己的貢獻和報酬與一個和自己相等條件的人的貢獻和報酬相比較。當這種比值相等時，就會有公平感，就心情舒暢，積極性高漲；反之，就會導致不滿，產生怨氣和牢騷，甚至出現消極怠工的行為。而中國古代就曾提出賞罰公平的原則，而且提出其關鍵在于要嚴明、公正。“嚴懲不避親貴”(《韓非子》)，“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諸葛亮集》）都指出誰有功就賞誰，有過者即使是皇親國戚也要嚴格懲罰。

曹操有過，要“割發代首”；街亭失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這些歷史典故都是賞罰公平的例子。這種對事不對人的公平態度非常值得現代企業學習。

此外，運用公平激勵，還要做到努力滿足激勵對象的公平意識和公平要求。在現實社會中，不公平的現象較多。例如：由于地區、行業、單位、個人等條件的不同，加之制度和政策上的某些弊端，造成了人們在報酬上的較大差異，并因此引發了一些矛盾。公平激勵，就應積極減少和消除不公平現象，但正確的做法不是搞絕對平均主義，而是領導者要做到公平處事、公平待人，不搞好惡論人，親者厚、疏者薄。當然，世上沒有絕對公平，在企業激勵中最終追求的只能是相對公平。一方面，企業在工作量分配、報酬、績效考核、任用、獎懲等諸多方面都必須注意其公平性，另一方面，在激勵過程中也要注意對員工公平心理的引導。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激勵思想有其獨特的魅力，也極大地豐富了現代的管理理論。今天，我們要以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趨勢來看待，充分汲取中國激勵思想中的精華，不斷地深入挖掘前人的激勵管理思想，深入結合現行的管理方式，使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與西方理論融會貫通，立足于本國國情，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在實踐中探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管理方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3月版.

2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版.

3 諸葛亮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7月版.

第6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2007年4月18日，一場名為《陽光控股?余秋雨縱論文化河南》的演講在鄭州大學學習堂拉開大幕，為中原國學講壇帶來了。

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從免費入場到有部分門票出售，從無人問津到有企業贊助，中原國學講壇通過一年多時間的運營開始成長、成熟起來……

從免費入場到消費文化，

中原國學講壇艱難培育講壇市場

2006年5月，央視“百家講壇”剛剛為國人所知，還沒有今天那么火暴。那時的王昕看到了這個節目以后靈光一閃：能不能把這個節目在河南落地呢？經過一番思考，他說做就做。王昕向親戚借了錢，成立了公司，第一場就請來了剛剛在百家講壇講過《老子》的姚淦銘先生，經過媒體的宣傳，所講兩場，共有三千多人聽講。王昕看到了這個產業人群背后的市場潛力。接下來，6月24日，他們又請來了臺灣大學教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國際專家邱明正講了《孫子兵法與經營管理》，這一場吸引了部分企業高管前來聽講。中原國學講壇的聲名開始在企業高層層面傳播。7月5日，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莊子研究專家王利鎖先生做客中原國學講壇演講了《莊子的哲學智慧》。同月29日，中原國學講壇請來了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演講《康雍乾治世之道》。

如果前面幾場是中原國學講壇的試水秀的話，那么二月河先生的到來則正式拉開了中原國學講壇的大幕。鑒于二月河的市場號召力，此次演講的門票定價為50元與100元兩等。中原國學講壇開始有了票房收入。從免費入場到文化消費，中原國學講壇開始進入消費時代。

中原國學講壇在鄭州開始掀起一場國學熱運動

如果說央視“百家講壇”以現代闡述方式重新喚醒了人們心中溫暖的國學情結，那么中原國學講壇則在中原腹地點起了國學的火把。這一火把照亮了鄭州與河南精英階層的心靈。一場講座結束以后，人們會很關注下一場講座的老師是誰？什么時候講？周口、新鄉、許昌，遠至三門峽的聽眾，為聽一場講座，許多人不惜放棄休息時間，驅車趕到鄭州，像小孩子追歌星一樣，許多成年人開始追捧學術明星。有專家說，這樣一種現象的出現說明文化已經成了當今社會人群的普遍需求。同時，這一現象的出現也說明了社會在多元化發展的同時，傳統文化與正統文化在被娛樂文化、消費文化等新興文化遮蔽很長一段時間以后，開始進入復蘇期。

稍有文化基礎的人會記得，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幾乎是作家與詩人風行的年代。以至于人們戲謔地說：“如果街上走十個人，九個都是詩人”。這話雖有些夸張，但說明了那個時代的一種現象。那個時代，舒婷的一首《致橡樹》發表以后迅速為國人所傳誦；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使顧城成為家喻戶曉的詩人；海子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至今仍然被人廣為引用，有時候會成為報紙重要文章的標題；在那個時代《人生》成為經典小說，《平凡的世界》成為青年學子的指路明燈，英年早逝的路遙成為人們的精神偶像。那是一個三人行以不談詩為恥的時代，那是一個眾人聚在一起以不談文為羞的時代。一本新書出版，誰讀得晚了，誰在人群之中、朋友圈里就沒有了話語權。可是時間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股經商的熱潮席卷中華大地。十億人民九億商，許多文人與教授也開始下海折騰。這個時候，文化就成了一朵羞答答的玫瑰，只能躲在墻角靜悄悄地開了。艱澀難懂的國學，更是“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文化就是清貧，國學成為廢墟。一切被經濟狂瀾所席卷。可一花盛開不是春，一個社會需要經濟、政治、文化等支柱的支撐才能興旺發展。這是國學復蘇的內在原因。這也是中原國學講壇在鄭州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的重要原因。

中原國學講壇幫人們尋找心靈之根

第7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 地方本科院校 信息素養 檢索與利用 實踐訓練

1.問題的提出

1984年2月，教育部印發了《關于在高等院校開設（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的意見》的通知，一些高校紛紛開設了文獻檢索課程（以下稱文檢課），至今已30余年。2010年7月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指出：“鼓勵學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動學習、自主學習，增強運用信息技術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張羽，2014）。掌握文獻信息檢索的方法并能實際運用，對每一位本科院校大學生都是一項必備的技能，只有較為完整地掌握信息z索方法，學會對有效信息的利用，具備獨立研究問題的能力、自學能力，改善知識結構，豐富專業知識內容，才能在專業學習和職業道路上越走越遠。文檢課是一門應用性廣、實用型強的課程，長期以來，在有關文獻信息檢索與利用的教學研究中，已有大量的教學研究成果，其理論上研究的成熟度和廣泛度高于實際的效果。在實際教學中，還是存在由于課時少、資源有限、學生重視不夠等導致的教學效果不佳的情況，教師注重理論知識的傳遞，但往往止步于讓學生掌握一些文獻檢索的方法和路徑，教學過程停留在信息檢索層面（謝禮妹，2014），學生的實踐能力沒有得到訓練，課程結束時也沒有標志性的成果，課程沒能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課程學完，仍有學生無法獨立完成檢索任務，或者檢索來的結果不知道如何使用或用在何處的情況。本研究從應用型本科院校學生的實用能力培養入手，通過組織操作性和實用性強的實踐訓練，立足“從做中學”培養學生快速準確地獲取有用信息，識別、辨別、篩選和整合利用信息，做到學以致用，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從而達到課程開設的目的。

經實踐，在教學中通過“理論講授+實踐上機檢索+課題研究報告”的“從做中學”的模式完成學生文獻信息檢索能力的培養具有實際意義和可操作性。該模式構想基于以下幾點認識：依據“任務型教學法”，倡導“從做中學”，強調動手能力的培養，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主動學習、主動學習和運用信息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

2.存在的問題及成因分析

地方本科院校與一般研究類院校相比，更加注重培養實用型的人才，但由于地方本科大學“大多辦學時間短，很多必要的改革尤其在應用型本科院校教育改革中占有重大比例的各科教學改革還沒有全面鋪開，還沒有跟上”（王哲，蘇建新，2015），且目前存在著“地方本科大學圖書館在接受信息資源挑戰帶來轉型的同時，又迎來了向應用技術型辦學轉型的新挑戰的雙轉型”（李全華，2015）。面臨著“雙轉型”的本科院校，由于種種原因，《文獻信息檢索與利用》課程的作用未能完全發揮出來，據調查，主要表現為：學生對此課程不夠重視，認為學不學沒多大關系，上課熱情不高；教師則往往采用滿堂灌的教學方法，照本宣科，沒有學校元素，不能解決學生的實際需求，毫無吸引力，教學效果不佳； 學習方式恪守學生選課的原則，重視與干預不足（李全華，2015）。教學過程中存在著二重二輕，缺乏系統的信息素質教育：重“獲取”輕“利用”、重“課堂講授”輕“信息實踐”（李培培等，2016）。除了上述問題在地方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外，以下為實踐中關注到的一些具體實際問題。

2.1教師層面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現代教育技術的廣泛使用，文檢課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文獻檢索課程的內容及檢索方式都已經無法適應信息化時代的要求。現在的大學生，是電子產品伴成長的一代，對電子產品的依賴和使用程度很高，進校前就養成了用手機搜索解決心中困惑或難題的習慣，所以，在開課之初，一些學生對開設此課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缺乏認識的，以為無非就是教學生上網、用搜索引擎、查工具書等。這對教師的信息素養和現代教育技術能力和手段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教師在教學理念和教學內容上都需要及時更新和提升，教學手段和教學模式也需要進行及時調整和優化。教師的在職繼續教育培訓和加強教學研討需要學校重視和個人自覺意識的雙重作用。

2.2學生層面

學生重視不夠，沒有自主檢索的習慣和意識，主動獲取信息的能力較差，對圖書館的信息資源了解不夠，認識不足，學習目標不明確，感受不到學習的意義，學習缺乏動力和積極性。由于課時有限，學習內容難以面面俱到，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現課程教學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的問題。而且，課程貌似與專業結合不夠緊密，往往讓學生感覺到課程與專業學習無關痛癢、可有可無，因而有的學生上完該門課后還有信息觀念和情報意識缺失的情況。

2.3課程定位層面

關于課程性質定位，原國家教委教高司1992年第44號文件對文獻檢索課的性質定位是“文獻檢索課是培養學生的情報意識，掌握用手工方式和計算機方式從文獻中獲取知識和情報的一門科學方法課”，旨在培養學生“懂得如何獲得與利用文獻情報”（李培培等，2016）。這一關于“方法課”的定位，導致學生滿足于只懂得獲取信息的方法，而缺乏系統完整的信息素養和情報意識。

3.對策研究及建議

針對地方本科院校《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普遍存在的問題，可以采用以任務為導向，課題為引領，授之以漁，實現理論學習與實踐訓練無縫對接，把專業學習嵌入信息素養培養中的模式，滿足實現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依據“任務教學法”理論，“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任務型教學法，最早起源于西方，隨著教育全球化的推廣，逐漸滲透到中國教育領域，經過著名學者的深入研究，總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任務型教學理論……任務型教學法注重師生間的溝通與交流，強調課堂教學效率的提高（蘇麗敏，2016）。“從做中學”是現代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以“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改造”為依據，對知與行的關系進行了論述，并提出了舉世聞名的“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理論。在《明日之學校》（School of Tomorrow）一書中，他明確提出：“從做中學要比從聽中學更是一種較好的方法。”杜威認為，“從做中學”充分體現了學與做的結合，也就是知與行的結合（單中惠，2002）。由此可知，依據“任務型教學法”理論，“從做中學”就是由任務驅動，目標引領，讓學生在有實際活動的環節中積極大膽地實際動手操作，帶著任務（學會某一項技能，掌握某一項技術，弄通搞懂一個道理），帶著目的（完成任務）進行實踐，任務完成了，目標實現了。將外在的驅動力（任務）變為內在的自覺力（實現目標），提高實際運用能力。任務型教學模式與其他教學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參與度和實踐性（蘇麗敏，2016）。

（1）教學內容的選取應注重科學性、合理性、完整性和專業性，除了把握內容上的整體完整外，還要注意與學生的專業知識學習緊密結合。學生系統完整地學完文檢課所具備的信息素養有助于學生日后發展。在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檢索能力和獲取信息的速度快慢決定了贏得機會抓住機遇的快慢。與專業課程學習內容高度融合，才能促進學生專業知識的穩固和提升，有效解決信息素養與專業學習脫節甚至是兩張皮的困境。

（2）培養學生信息素養和檢索能力，把能力的培養嵌入專業教學中。信息素養是終身學習的基礎和保障，校園里的學習是有終點的，而人生旅途中的學習是沒有的，個人的可持續發展與個人的信息素養息息相關。如英語專業學生的文檢課就注重把文獻檢索的能力培養與英語專業知識結合起來，把專業課程論文撰寫、小課題研究報告、學位論文撰寫及考研、出國等方面信息的檢索能力培養相結合，使學生在上完文檢課后，已完全能夠靠自己的檢索能力解決處理好上述各方面的問題，消除上述各方面的困惑與迷茫。

（3）結合學生的學習和科研開展實例教學。用本專業學姐學長們的成功范本進行實例教學，讓學生感受科研之路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學，學著做，鼓勵和指導學生圍繞“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等問題進行實踐訓練，就能實實在在掌握檢索技能、具備信息素養、學會利用，為自己的成才之路打好基礎。

（4）加強與學生課后的交流和指導，滿足不同層次學生不同的檢索需求，對學生的檢索困難或問題進行個性化的指導，重方法的傳授和能力的培養，重學生綜合能力的提高和專業知識學習結合，重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參與及主動性的發揮。

（5）實際操作并拿出成果申報大學生科研課題或大學生創新創業課題，讓學生自主設計選題，通過信息檢索，分析并模仿進行開題報告的撰寫，親身體驗科研訓練整個過程，避免出現重檢索輕利用的情況。

4.“從做中學”實踐分析

理論教學與實際操作相結合相交叉。18課時的《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程分為9次課，每次2課時。理論講授文獻檢索基本概念和常識與實踐上機操作檢索相交叉，在對基本常識有了初步了解的前提下，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親身體會、體驗文獻檢索；有了實際感受之后，再對進一步的理論知識進行講解和介紹，然后做實際操作。檢索實習是本課程的重要教學環節，通過完成一定量的實習題，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培養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重視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參與性，注重協調傳統教學手段和現代教育技術的應用，強調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重，重視在實踐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在課程進行到一半時將期末課程結業報告的任務布置下去，要求學生明確任務，由任務引領進行實際操作。課程結束時完成課程報告，并在課程結束后，由教師從中挑選出質量較高的課程報告，從申報校級大學生科研課題或大學生創新創業課題入手，幫助學生進一步挖掘和深化課題，指導學生做好項目的申報，用實際效果讓學生感受到“從做中學”的實效。

5.案例分析

案例學習任務一：以《中國文化英語教程》關于“天壇”和“紫禁城”的歷史背景探究為例，培養學生信息意識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就課本上不同章節中針對天壇和紫禁城的修建背景和建成時間基本一致且都與明永樂皇帝相關的論述，激發學生探究興趣，采用任務驅動法、問題導向法和網絡法展_信息檢索和探究，引導學生親自動手尋求答案，從而培養和訓練學生的實踐能力。

案例學習任務之二：以《中國文化英語教程》關于被冠以“兵書中的兵書”的“百代談兵之祖”的《孫子兵法》里所論述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上上伐謀，其次伐交”等論斷，引導學生帶著問題“為什么中國古代軍事家認為最好兵法就是不要打戰”，通過問題引領學生進行文獻檢索，查閱相關資料，培養學生信息交流及批判性思維能力，了解孫子所談的用兵，其實包含了現代戰爭里所謂整體戰爭的理念，他談兵，卻并不強調一開始就以大規模的毀滅性的殺傷和打擊，相反，他認為這是最下策，戰爭的目的是取得勝利，而不是殺人越多越好，所以“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引導學生在探究中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的本質，了解農耕民族安土重遷的思想和求穩定保和平的美好愿望等文化背景常識。

案例教學三：以《中國文化英語教程》中關于“帶著永恒微笑的佛像”的介紹，引導學生探究為什么在中國已有影響力的本土宗教道教之后佛教還能夠深入徹底地進入中國，并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以此培養學生綜合運用信息及探究學習的能力。

6.結語

通過文檢課上的實際操練，結合專業知識的學習探究，“從做中學”，一方面培養了學生信息素養，掌握了文獻檢索的技能，使學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科研訓練，為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完成學位論文撰寫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為學生終身學習，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適應社會需求的應用型人才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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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1 跳離治學誤區

體育科研專題講座,人們習慣以“體育科研方法”稱之。這種稱謂本來并無大錯,但在實際運作中卻常常 引起極大誤解。來聽“方法”講座的人,多急于學得一個二個甚至更多個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科研方法; 而講授科研方法專題的人,也總是盡力地按自己的理解對有關教材資料巧加增刪擴簡,以圖滿足學員的所需。 這樣的供需心態,似乎亦屬正常,然而,如此運作的結果每每卻是,學員越來越沒有耐心去聽那些初看上去與 “方法”系列似無關聯的內容,越來越率直地要求教員立即給出現成的、實用的、甚至“拿來就能用,一用就 見效”的具體可見的方法;而敢來講授科研方法的教員,也都自稱備有速成的、可靠的、并且適合于每一位學 員或大多數學員也適合于每一個體育項目或許多體育項目的具體可摸的科研方法。——這里的破綻是顯而易見 的,遺憾的是,一遭遭期待落空和承諾無效,并沒有使人發覺是認識偏差在做崇,大家仍舊不知灰心地一回回 重新期待和承諾下去。

為什么“體育科研方法”這個稱謂會導致認識偏差?對“體育科研”一詞暫無須究詰,因為它只是指一個 待發之矢。問題的癥結只在于“方法”一語。以往至今,無論將“方法”釋為門路、程序,還是將“方法”說 成方式、手段,只要是掛在嘴上或印在紙上的方法,無論是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方法,還是現成的、實用 的、普適的方法,其實均屬預先給定的方法,而任何預先給定的方法,毫無例外地都是未賦生機活力的方法, 需有人的參與才能予以激活,也恰恰就在“需有人的參與才能予以激活”這一關鍵環節近前。人們止步了。這 并不奇怪,這是相對論思想尚未普及而經典時空觀仍居主導的社會環境中的必然現象。既然看不到人的參與在 方法激活上的決定性作用,既然此類講座的主題醒目標明是講方法,那就怪不得在科研方法講座中大家一同“ 炒買炒賣”具體方法,盡管緊接著的就是無從兌現的怨尤。

那么,回避使用“方法”一詞是不是可以糾偏矯枉呢?有人做過嘗試,例如用“體育科研新論”、“體育 科研元理論”來取代“體育科研方法”作為講座標題。但是,講座標題中若沒有“方法”兩字,講座主題的屬 性還能算是明確的嗎?所謂新論,能維持多久?講過1、2次之后的內容還能算是新論嗎?所謂元理論,原是指 以研究現象世界的科學自身為研究對象的理論,雖然“體育科研方法”本身也具有體育科學無理論的意義,但 若啟用這樣一個更為概括更為抽象的術語,是不是會徒勞地增加一層理解負擔呢?而且,元理論概念的引入, 還會激發無限上溯的意識,元元理論,元元元理論會相繼提出,這于基礎建設時期的體育科研理論的基礎構建 又何益之有呢?所以,思辨磋磨再三,回避使用“方法”一詞,并非上策。

方法講座確實容易產生治學誤導,但細細忖度,誤導產生的根源卻不在“方法”詞語本身,那是一個更為 深層的理論課題,我們將另文專論。這里應強調指出的是,不論如何稱謂體育科研專題內容,其真實內含只能 是對一般科研方法的深入認識,而一切具體方法均不過是無可原樣重復但可供適當參考的實例。作為教員,一 般都無暇真正了解眾多的學員,即便達到真正了解的程度,真正負責的作法,也只能是講清楚他本人對體育科 研方法的認識,用以啟發學員,以有助于學員最終也能形成屬于學員自己的方法認識體系,然后再由學員自己 去運思籌劃其獨自的具體方法的操作。在講述方法認識的時候,作為教員,理當列舉他自己具體運用特定方法 而成功完結科研課題的實例,其目的仍在于啟發學員的思路而不是提供成熟方法的模板。特殊情況下,作為教 員,也可能一對一地幫助學員從事科研活動,例如導師與研究生,但只要不是包辦代替的作法,那么,教員也 只能更多地在某些具體方法的運作方面提供更加細微的參考意見;假如學員自己尚不具備相應的認識水平和方 法積累,這種幫助或任何幫助都是無濟于事的。

我們如此強調對于方法的認識,其實已經進入方法論的語境。在體育科研講座中,方法一詞既回避不掉又 易致誤解,如果將講座主題改稱體育科研方法論,很有可能,這個兩難問題即刻迎刃而解。從方法論的視角望 出去,體育科研方法連同一切其它方法,都只能是最終產生于求學者的自身而不是從外部被給予,正如吃進食 物長出肌膚而不是貼上饅頭人可變胖。從方法論的視角望出去,每一個體育工作者連同其它領域的人士都自有 或將有一個屬于個體的方法庫,庫中的所存不論是盈多還是匱乏,均不可讓與他人,不是風格之高下所致,恰 是存在于個人知識結構中的方法儲備的不可讓與性使然。從方法論的視角望出去,在方法求索道路上的大塊誤 區便晰然在目,略轉位向便不難跳離。當然,雖說不難跳離治學誤區,但若干必要前提的思考功夫還是不可缺 少的。

2 問究科研其事

何謂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不同于一般勞作,它是專為高效助推一般勞作而進行的對于事物本質的深入思考 。與科學研究相對應的是技術操作,技術操作是按一定程序運用一定手段對事物狀況進行改造的表層活動。技 術操作屬于一般勞作,只是它有特定的程度和手段。為了認清科研其事,將技術操作用來對照比較,是為簡捷 辦法。

科學研究在整個實踐活動中總是處于更為基礎的深層,故而對實踐的進展常常更具制導作用。技術操作則 基本處于實踐活動的表層,故而也更容易為人們所關注并發揮可見可感作用。科學研究和技術操作各有所長及 所用,絕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貶抑,不過,更為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不宜將科學研究和技術操作等質齊 觀。在人類史上,科研和勞作這兩類事物并不是從來就有且同時產生的。早在刀耕火種的原始時代,人類沒有 余力去做那些與其果腹御寒眼見無關的事,因而也不可能允許存在科研其事;勞作,勞作,為了生息繁衍,就 只有緊緊把握勞作。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生產力水平有所提高,且當人類社會的局部基本達到不再為隔夜糧 遮身衫而憂心忡忡的境界之時,那些與吃飯穿衣全無直接關系的科學活動以及藝術活動才得以萌芽。科學事業 的發展當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技術操作的立見功效與科學事業的久蓄緩發,形成鮮明反差,時時都在影響著 人們對科學事業的予奪取向,靠遠見灼識而大力支撐科學事業的情況畢竟不多。但是,科學事業自從萌發問世 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到其與經濟實力直線對應的因果律上去,而總是憑倚人的意志努力在頑強地尋求生機。當 然,科學事業最終也確以其巨大的精神及精神變物質的力量真實地回報著那些敢于投資于它的人。科學事業每 前進一步,技術操作的效率就成倍地增進一層;而技術操作的有效成果,又為實現一次次社會分工鋪平了道路 。由于社會分工的進步,社會實體已經越來 越允許并鼓勵一部分人脫離技術操作層面而去專門從事科學研究活 動,所以,是科學事業而非技術操作的發展程度,事實上已成為一個社區領域發達程度的突出標幟。

科學研究的成果,其實并不直接作用于現實活動,毋寧說科研成果直接影響著人的思想,而有思想的人是 遲早要參與變革現實的,所不同的是他究竟能以什么方式和多大力量去變革現實。科學研究活動恰恰就是為人 提供一種最好的變革現實的方式和盡可能大的變革現實的力量。

由此可以想到,數據測量及其統計,僅只是對事物可見因素的把握和度衡,它并不是科研其事的主成份, 充其量也不過是技術操作活動而已。舉例說,醫生是科學家,護士是技術員,這種分工層次之差,與職業貴賤 并不相關,但確實是與價值梯度緊密相聯的。醫生診斷病因,開寫藥方;護士按照藥方,給藥打針;醫生 指令,護士遵令操作。不難看出,醫生的責任是首要的,在醫生做出診斷的前提下,才能談到護士的作用。當 然,護士的作用也不可少,但畢竟,醫生的責任是難以替代的,而護士的工作是正常換班的。看不到這一點, 就不能算是真正理解科研其事;而由此偏斜出去,錯認技術操作為科研運作,誤將測試報告當成科學論文,都 是可能的。

3 慎言方法分殊

廣義相對論的創立,將經典力學中相互矛盾的慣性系與非慣性系統一起來了,這使我們更加確信:世界本 來是統一的,研究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基本方法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人們自身的時空局限,只能接觸少量事物 ,所以才把自己對有限事物進行研究所采用的習慣性方法,稱做某某專門的或獨特的方法,例如,體育科研方 法。這是誤解。其實,科研方法是有的,用科研方法來研究體育現象的活動也是有的,但基本分辨不出哪一種 是專屬體育的所謂體育科研方法,更不必說會有某一體育單項的科研方法。凡稱體育科研方法者,其內里必有 一般科研方法之原型。所以嚴格說來,“體育科研方法論”這個稱謂,也是有誤的。不過,這樣地誤用一下, 或許是必要的,否則,單講“科研方法論”,不是顯得更為抽象了嗎?當然,“誤用”是有代價的,那就是容 易攪亂思想,將本來是為理解方便而做的觀念上的分殊,錯當作事物的本原狀況來理解。所以,在實際論說體 育科研方法的時候,我們應當拓展并保持一般科研方法的視野廣度,注意把握體育科研常用方法的原型特質。 這并非自陷繁瑣,卻是體育人士科研入門的真正捷徑。

4 明辨教材用場

講述科研方法的書很多,其中有不少值得一看。傳授科研方法的課也有,其中某些話也值得一聽。不過, 真正的科研工作是沒有照搬書本去做的,也沒有聽從別人的指令去做而成功的。這其中的原委說復雜卻也簡單 :書是寶貴的,給人以營養,但書又是外在的,務須經由人的內在轉換方派用場;前人的經驗是寶貴的,給后 人以啟迪,但任何經驗又都是獨具背景的,無法原樣重現。百歲壽星不是對照食譜去吃飯的那種人,諸葛孔明 不是拿著兵書去指揮打仗的某軍師;同理類推,一個成熟的科學工作者也不會循圖索驥地去做任何一項課題。

有人會問,諸葛亮初出隆中的時候是不是參照著某些訓典而巧布兵陣的?史書上并未這樣記載。大家知道 ,孔明熟讀孫子兵法,尤其善用火攻,但想想看,火燒博望坡,建立第一功的運籌過程中,諸葛亮是不是親自 察看地形,是不是充分探知曹兵的驕橫心態,是不是巧妙調遣關張趙這僅有的三員虎將?這些細情在孫子兵法 上可沒有寫到呀。再后來,火燒新野,火燒赤壁,火燒上方谷,哪一次不是相機變通而出奇制勝的?同理類推 ,我們也不要對科研方法的成規抱存不切實際的幻想。當你還只能對照書本上的條款依樣畫葫蘆的時候,你仍 須繼續就學而不必急于出徒立灶。當你獨立承擔某一課題的時候,你應當已經做到心里有書而眼前無須有書。

5 界定學科類屬

關于體育學科的屬性問題,早在70年代后期就有爭議,觀點不外有三:一是自然科學屬性觀,一是社會科 學屬性觀,一是自然社會綜合或雙重屬性觀。論爭持續10余年尚無公斷,80年代末卻不期然偃旗息鼓了。這是 學術領域里的不正常現象。

由于學科屬性問題沒有搞清楚卻又放棄了思辨之機緣,近10年來的體育科研活動實際上是在嚴重扭曲狀態 下進行的,其結果是有目共睹的:那些與其學科屬性相一致的研究,例如將生物化學當作自然學科所做的研究 ,尚取得一定進展;而那些與研究者所理解的學科屬性明顯矛盾的研究,例如將體育教學當作自然學科所做的 研究,非但沒有進展,反而大步倒退了。

說體育學科的屬性是綜合的,不對!等于什么也沒說,因為“綜合”一詞并不表明屬性。說體育學科具有 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不好!一種事物的主導屬性絕無“雙重”之理,需要再做甄別。其實,這類綜合說、結 合說及兩重說是十分有害的,表面上看煞有一副不偏不倚的公允姿態,似能統攝全體,實際上卻給不出任何有 效信息,只會令人茫然不知所從。

說體育學科是自然科學屬性的,狹隘!這是生物體育觀的論調,而生物體育觀終究不能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若用之指導體育實踐,那就什么也不要做了。例如,競技體育傷身費錢,首先就得廢止;而一旦取消競技體 育,整個體育也就失去了主導和靈魂。

說體育學科是社會科學屬性的,對路!但要把問題說到位。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只有能說服人的理 論才會有力量。所謂體育活動,必定是人的活動,既然是屬人的活動,就必定要受到社會科學法則的激勵,尤 其是當兩類法則發生沖突時,必定是自然科學法則向社會科學法則做出退讓。這是因為,人有情感,有心理活 動,有價值判斷和意志傾向,這些內在的因素累積達到一定程度,就會迫使自然進程發生偏移甚至逆轉。為什 么會有如此變異?因為說到底,人是萬物的尺度,是人為自然立法。那么,具有如此重要意義的因素貫穿于體 育實踐,體育學科的類屬問題難道還不清楚嗎?

認清體育學科類屬社會科學,這對于體育科研尤為重要,因為這種認識有助于我們避免簡單套用自然科學 的研究方法而誤入歧途。體育學科系列中也有將體育活動作為生物現象來認識的操作性理論,但那是必須最終 回歸到社會科學大背景中才能秉賦意義的較低層次的研究和理論。體育學科系列中還有一些更具宏觀決策意義 的將體育活動作為社會現象來認識的制導性理論,如教學理論和訓練理論,對這些領域的研究,則必須力戒還 原論的傾向,不然,何止會貽笑大方。有人試圖對體育課上整班 學生的注意力、意志力以及情緒表現分別評出 1分2分3分—1分—2分—3分,而且是在全課45分鐘內每隔3分鐘即評定一次。 這種作法不僅僅把學生們當成機 械運動的剛體,而且也把評分人自己當成計算機器了,因為若不是機器就做不到如此精細運作而無意念疏失。 用這種方法以采集科研素材,將會給體育科研帶來多大的誤導!

體育學科類屬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卻有一大弱點,就是同一課題由不同人來研究,會得出不盡相同的結論 。這是社會科學不甚成熟的表現,或者嚴格地說,社會科學還不能算是真義科學。但這并不妨礙有關社會現象 的課題研究,因為各種研究結論終將接受實踐的檢驗,從而做出真偽判別;即便在近中期內無緣提交實踐檢驗 ,那么,對于這類課題成果,還有一個中繼性的邏輯檢驗標尺。在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的理論,必定首先被淘 汰;邏輯鏈上的大小破綻,還將自行瓦解一批理論。這樣,經過邏輯標尺嚴格初檢之后的所剩理論,必定也會 具有成功通過實踐終檢的更大可能。

參考文獻

1 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第9篇：孫子兵法論文范文

關于“新聞策劃”的爭論集中發生在1996至1997年，《新聞記者》、《新聞大學》、《新聞知識》、《新聞界》等一批新聞學術刊物和新聞業務刊物曾先后開設專欄，集中刊登對“新聞策劃”發表不同見解的論文和文章，《新聞戰線》、《新聞出版報》、《中國報刊月報》、《新聞三昧》等一批全國性新聞學報刊也發表了有關這一問題的研討文章。討論雖然規模宏大，但爭論的焦點“新聞策劃”本身，卻注定這場討論難以達成共識。有一類觀點是將“新聞策劃”理解為對新聞傳播活動的策劃，如策劃新聞報道，對此絕大多數人表示贊同。另一類觀點是將“新聞策劃”理解為“在新聞事實發生之前由記者參與設計促成事件發生并予以報道的一種行為”，即策劃新聞事實。對此有認同的，也有反對的。這種意見分歧實際說明。由于“新聞”一詞的多義性特點，如可以指新聞事實、新聞報道、新聞信息、新聞體裁(消息)等等。

一、策劃與新聞策劃

(一)何謂策劃

策劃一詞最早出現在《后漢書?隗器傳》中“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之句。其中“畫”與“劃”相通互代，“策畫”即“策劃”，意思是計劃、打算。策最主要的意識是指計謀，如：決策、獻策、下策、束手無策。劃指設計，工作計劃、籌劃、謀劃，指“劃”，意思為處置、安排。孫武在《孫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就用到了“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iE"就是艱苦奮斗，“奇”就是銳意創新。什么是策劃?策劃就是想到常人所不能想的地方，說出來的道理又能讓常人理解。美國哈佛企業管理叢書編纂委員會認為：策劃是一種程序，在本質上是一種運用腦力的理。

(二)新聞策劃

新聞策劃是新聞媒體依據新聞傳播的宗旨與原則，對新聞傳播介入新聞傳播的關系媒體生存與發展的一些新聞活動的創造性系統謀劃和組織，是策劃主題的主觀思維與客觀純在的事實相結合、策劃的創造性思維與策劃實施時間相統一的產物。新聞策劃的主要特性

二、新聞策劃的特征

(一)行為的目的性

新聞策劃是既定目標的起點，并以對既定目標的實現作為最終檢驗的標準的思維活動。這個目標叫做“新聞的宗旨”，就是新聞策劃主體在不同時期、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市場環境下，針對不同目一標受眾和不同競爭對手制定的新聞傳播最終達到的目標。總體來看。新聞策劃的目的是通過對新聞資源的挖掘、判斷整合與優化重組，達到充分揭示新聞本質、充分滿足受眾的新聞需求、最大限度地提升新聞傳播的影響力、實現新聞資源效益最大化得目的。新聞策劃的行為目的決定新聞策劃必須具有可行性特征。

(二)思維的創造性

新聞策劃是人的創造性思維與策劃實踐相統一的過程。新聞策劃的思維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思維。即：充分發揮認識的能動作用，突破固定邏輯通道。不斷以新穎方式和多角度的思維轉化來尋求獲得新成果的思維活動。新聞策劃思維的創造性表現為對新聞事件的新聯系、新聞事件的新屬性、事件發展的新規律的深度發掘、敏銳判斷和超前把握，進而策劃出具有新視角、新理念、新趨向的新聞傳播結構，創造出“驚世駭俗”的傳播效應。新聞策劃的創造性還表現為新聞策劃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彈性特征。

(三)新聞策劃的前瞻性

前瞻性就是對未來之事的提前認識。新聞策劃的前瞻性表現在對未來預計發生或可能發生地新聞事實的傳播進行當前的策劃；對不可預料的突發事件的發展、演變、進程的預見性及根據這種預見性對突發事件的新聞第二落點或第三落點進行提前策劃與組織；新聞策劃的前瞻性還表現在對未來的新聞事件的因果關系的深度挖掘和自由把握及根據這種深度挖掘和自由把握對新聞事件做，出科學判斷與傳播策劃；新聞策劃的前瞻性還表現在對新聞選題、新聞素材、新聞報道結構等新聞要素的前期籌劃準備及對新聞策劃實施的前期安排上。

(四)新聞策劃的系統性

新聞策劃的系統性指新聞策劃是一個各種要素按照一定關系聯合起來的有組織的整體。新聞策劃的系統性指新聞策劃是一個各種要素按照一定得關系聯合起來的有組織的整體。

三、新聞策劃遵循的原則

新聞策劃是新聞媒體依據新聞傳播的宗旨與原則，對新聞傳播及介入新聞傳播所進行的關系新聞媒體生存與發展的一切新聞活動的前瞻性謀劃和組織控制，并通過對新聞資源的整合配置，達到預期效果的主管創造性思維與客觀事物的原則。

(一)取信原則

無論編輯如何策劃，新聞報道都要實事求是、取信于受眾。新聞報道的選題策劃要以客觀純在為依據，及時是連動型的報道策劃，也要以客觀存在的社會需要或社會問題為依據來策劃活動和策劃報道。

(二)創新原則

新聞策劃的價值在于通過精心謀劃與周密組織是報道出的不同凡響的傳播效果，因此從報道選題策劃到報道方案設計都要追求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在策劃過程中，突破傳統思維方式的創意、集思廣益的智力碰撞、源源不斷地創造靈感構成了策劃的精彩內核，孕育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報道。

(三)變通原則

任何新聞策劃是對未來行動的謀劃和規劃，新聞報道策劃也是一樣。策劃者總是在報道客體發展的某一點謀劃報道，但客體的這種發展變化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隨時都可能會出現策劃者未曾預計到的新情況，新變動。因此。要把握傳播的主動權，策劃者就要傷愈審時度勢，隨時變通。

(四)可行原則

新聞報道策劃的成果最重要在新聞實踐中得到檢驗，因此報道設計方案必須具有操作性，能夠準確無誤的指導新聞采編活動，而不流于紙上談兵。在報道策劃過程中，要注意對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分析論證，使每一步驟的設計都切合實際，能夠揚長避短，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