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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世界自由主義經濟學傳統及其政治實踐發軔于英國。自18世紀亞當-斯密氣宇軒昂地贊揚英國政府通過充分利用“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鼓勵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實現了偉大的經濟增長,從而建立了以其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而自由放任的社會治理模式也隨著英帝國不可一世的迅速發展而被西方各國(特別是與英國最鐵的美國)奉為圭臬。然而,上帝并沒有一味地偏愛英國人民――隨著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自由主義經濟學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亞當?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貌似抽筋兒了。于是乎,時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經濟學教授的約翰?凱恩斯(1883―1946年)受美國羅斯福總統救市舉措的啟發,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并指出政府干預經濟是促進就業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必要手段,從而引爆了經濟學界的一顆重磅炸彈。同時,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以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展現出來的社會建設能力,也頗為博人眼球――西方人一看,原來依靠行政手段居然能把土得掉渣兒的俄國人都搞成了世界第二了(此時蘇聯工業產值僅次于美國),看來我們也得改改。于是,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反對自由放任主義的凱恩斯學派占據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頭把交椅。也正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迅速崛起,劍橋大學經濟學聲名鵲起,甚至產生了以國家干預為主要理論基礎的“劍橋學派”。要知道在英國這樣一個把自由看得比命都重的國度宣揚國家權力簡直是離經叛道啊!于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術大佬們終于看不下去了。下邊咱就來聊聊今天的主角――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們,是如何勵精圖治跟國家干預主義叫板、死磕,并成功改造自由主義經濟學,最終使之重現活力的。
盡管20世紀30年代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疲軟、社會動蕩,然而亂世出英雄,這也給經濟學家們提供了新的素材來發展他們的學術思想。當時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商學院本科生的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在前往美利堅旅行的途中完成了其本科畢業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并于1 937年發表在Economica雜志上,該文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以這一概念解釋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即商業組織內部的治理機制代替了外部缺乏確定性的市場機制,從而降低了交易費用。這一觀點現在被認為是20世紀經濟學領域最有價值的思想創新之一,因為,正是科斯的這篇論文改變了經濟學家對于經濟生活,特別是對于商業組織的理解,即真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遠非古典理論中所認為的那樣完美,交易費用的普遍存在使得商業活動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也正是因此,合同條款、商業組織的制度設計才變得尤為重要,而國家干預必須讓位于契約自由。結果,科斯這小子年紀輕輕,卻一不小心開創了經濟學的一個偉大時代: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就此發韌。科斯也因為這篇在當年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及其20余年后發表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于1991年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篇文章加在一起不足30000個英文單詞,如果按字數計算,的確算得上一字千金了!沿著科斯的思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經過美國學者Alchian、Williamson等人的發展,如今已然占據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半壁江山并走出了包括科斯、威廉姆森等5位諾貝爾獎得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也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常客:他曾于1980年代前期執教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并在移居美國后多次返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客座教授。
如果說科斯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生里面最有才氣的經濟學家,那么接下來要出場的兩位來自奧地利的社會理論家就可謂是20世紀自由主義的鐵桿粉絲和忠實捍衛者。著名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3年)于1931―1950年任教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在哈耶克定居倫敦的年代里,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下的極權政治陰霾久久無法驅散,生靈荼毒和荒誕的社會政策時時見諸報端,同時,凱恩斯主義在英國的興起也讓這位對個人主義深信不疑的思想家深感不安。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強烈抨擊以蘇聯為代表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在英國初現端倪的集體主義思潮,以期捍衛不列顛寶貴的自由主義傳統――一時間該書迅速躍居暢銷書榜首,成為英美學者的必讀書目。時隔16年,哈耶克將其宏大的自由主義哲學理想在其巨著《自由秩序原理》中予以了系統闡釋,其所倡導的“自發秩序”也成為了自由主義執政黨的治國法寶。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曾在英國國會辯論時手持該書大聲疾呼:“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由此可見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念在政治實踐中的巨大影響力。1974年,哈耶克因為對于經濟、社會以及制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榮登諾貝爾獎寶座。
正方
(1)牛津和劍橋大學生所得國家資源更多,這個事實表明這些設施中的能人主義是利上加利。這個教育制度所發出的信息是,天生喜歡讀書的人比能力天生差一些的人更值得得到這個國家的諸多投資。而事實上應該是相反的情況。那些足夠幸運,天生就有智力上的優勢,或者其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總是鼓勵他們去上牛津或者劍橋大學的人,恰好就是最不需要國家提供的額外教育資源的人。額外的錢應該用來改善其他所有大學的設施和教職工與大學生的比例。
(2)如上所述,誰上牛津和劍橋大學很大程度上是機會所致,就是一個人出生的生物學和社會學的環境。有了這樣的機會上的優勢,就更不應該再為他們提供更超級的資源,比如牛津和劍橋大學提供的資源。為了平等機會的緣故,所有人都應該得到同樣好的高等教育。這意味著大學教育制度的平等化,并取消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特權。
(3)學院制度特別不平等,因為它使資源重復投入。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圖書館、小教堂、酒吧和輔導老師,哪怕每個學院的學生數量只有幾百名。這些都是對資源的浪費,應該有所約束。
(4)說這兩所大學的學生學習更努力,認為他們用努力和自我犧牲彌補了這些特權,這是不實之辭。任何在上述兩所大學讀過書的人,去那里看過學生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學生一樣喝酒、懶惰和享樂,跟別的任何地方的懶人一樣。他們比起別的大學的學生來顯然并不是更值得完成三年學習后拿到MA。
反方
(1)能夠應付牛津和劍橋大學嚴格和要求更高的教學方式并從中受益的學生只是少數,這種教育方式的確更昂貴一些,但是,它會以更優良的教育造就出更杰出的學生來。迫使牛津和劍橋大學放棄學院和輔導制教育,就如同要求實現“最小公倍數”高等教育制度,而這種制度并不鼓勵杰出,所有的學生都一視同仁,也就是以倒轉過來的勢利眼跟那些有天賦的人為難。至于重新調配額外資源的問題,所涉及的總金額只是國家高等教育經費的極小的一個部分(我們正在談的畢竟只是兩所大學)。跟私立學校一樣,在幾個中心投入資源可造就杰出人才,而同樣一筆錢廣撒到所有大中學后,就會變成微不足道的一些不起作用的投入。
(2)認為任何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的想法是愚蠢的。高等教育跟許多基礎教育不一樣,它是一種特權而不是權利。它是一項特權,或者是一個機會,只向那些有學術能力的人開放。在那些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的人當中,其中一些人的能力又強過另外一些人。自由主義教育學家并不管這些基本事實。英國的前兩屆政府都曾墮入為所有人(或為盡量多的人)倡導高等教育的泥坑,而不管事實上這會濫用資源,降低標準,并吸引半心半意的學生。雇用者一方面承認畢業生越來越差勁這個事實,同時又要求有學位,這就使這個情形更糟糕了(因為有如此大量的學生都塞進了高等教育課程)。游說廢除牛津和劍橋大學的教育方法的人就是這一部分不加思考的自由主義思潮的一部分,他們要把人人都變成同一水平的大學生,而不管他們的學術能力如何。
(3)學院制是極成功的歷史上的制度,廢除這一制度無異于犯罪。每所學院都有各自的長處和傳統,并符合不同程度的學生。不錯,學院的資源是多些(教職員工、圖書館等),但這就是這兩所大學的教育制度的長處所在,是使牛津和劍橋大學成為使我們為之感到驕傲的杰出的學術中心的因素之一。
論文摘要:《呼嘯山莊》中希斯克里夫以桀驁不馴的性格,強烈的愛情、孤獨性格、暴戾乖張的復仇者形象,體現了拜倫式英雄人物所具有的特點。文章從以上希斯克里夫所具有的特點進行分析,解析該作品中拜倫式人物性格的體現。
一、引言
拜倫由于其詩作而創造了拜倫式男主人公這一形象。而拜倫式男主人公則來源于其于1813—1816年寫的《東方敘事詩》,該詩塑造了一系列的“拜倫式的英雄”。《東方敘事詩》是一組典型的浪漫詩,包括《異教徒》、《海島》等篇。這些詩以抒情格調為主,抒發詩人自己的感受,詩中描寫的環境和情節。都是東方或南歐的。充滿異國情調,情節富有傳奇性而緊張。詩中的主人公都是與社會對立的、孤獨的反叛者,被稱為“拜倫式的英雄”。這些人物有非凡的性格,追求自由、獨立,敢于蔑視現存制度,不向社會妥協,頑強堅定,寧愿為自由而死,不屈辱而生。但同時又十分高傲、孤獨,脫離群眾,個人奮斗。因而往往前途渺茫,悲憤憂郁,注定悲劇的結局。他們既是社會的叛逆者,又是社會的犧牲者。他的詩作對后世的文學作品有一定影響,如《簡·愛》、《呼嘯山莊》兩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形象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拜倫式英雄的化身。
二、拜倫式英雄主義的特點
拜倫式英雄,又被稱之為反英雄、悲情英雄、浪漫英雄。其不同于傳統正派的、義氣昂然、豪氣萬千的大俠,拜倫式英雄是寂寞的,多情的,矛盾的,悲哀的,偏激的,叛逆的。他們高傲倔強,既不滿現實,奮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時又顯得憂郁、孤獨、悲觀,脫離群眾,我行我素,始終找不到正確的出路。這類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們熱愛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熱的激情,強烈的愛情,非凡的性格:敢于蔑視現存制度,與社會惡勢力誓不兩立,立志復仇,因此,他們是罪惡社會的反抗者和復仇者。另一方面,他們又傲世獨立。行蹤詭秘,好走極端,他們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斗爭中單槍匹馬,遠離群眾,而且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因而最后以失敗而告終。
三、《呼嘯山莊》中拜倫式人物
《呼嘯山莊》中富有拜倫式人物特點的男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是呼嘯山莊的老恩肖撿回的棄兒,老恩肖非常寵愛希斯克里夫,由此而引起亨得利的憎恨,當老恩肖死后,亨德利虐待他,使他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并從事仆人的勞動,像動物一樣活著。希斯克里夫開始變得孤寂。凱瑟琳成了其情感的唯一寄托,兩人之間產生了真摯的愛情。當他聽凱瑟琳說如果嫁給他會使她降低身份時,他悲憤地逃離了呼嘯山莊。愛情的背叛、生活的環境及成長中個性的形成,使希斯克里夫養成了向往自由與個人中思想。并為其對社會的反叛和復仇埋下伏筆。
1、希斯克里夫的社會生活
作為孤兒被收養的希斯克里夫。起初倍受恩肖的寵愛,而當恩肖死后,卻受到周圍人的歧視與虐待。從而使自己深感命運的不公,導致心理產生巨大障礙,從而產生心理的不平與憤懣,這為其今后的愛情及命運的結局埋下了伏筆。希斯克里夫拒絕與他人的交流,而與之保持親密關系的只有恩肖的女兒凱瑟琳,在交往過程中,由于兩人均不喜歡受社會的束縛與羈絆,相同的性格使兩人產生了深刻的愛情。而由于其行為的粗魯,加之社會地位的低下,使兩者的愛情也成了社會的犧牲品。社會地位的低下、愛情的消逝、受教育權利的被剝奪,導致其孤傲、仇視社會、渴盼愛情的撫慰心理的產生。
2、希斯克里夫拜倫式英雄的性格
(1)強烈的復仇者與叛逆者
希斯克里夫叛逆、孤傲的性格,加之社會地位的低下。愛情由此而逝去,生活的經歷與磨難使其成為了一個極端的復仇者。從小寄居在呼嘯山莊的他。與凱瑟琳青梅竹馬。但當老恩肖死后。他受盡亨德利的虐待。當時希斯克利夫只有十三、四歲,但曾是棄兒的生活經歷、惡劣的家庭和自然環境,使他逐漸形成了敏感、冷漠、頑強而又質樸的性格。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性格不斷被強化表現得越來越粗野。他沒有受過教育,被當作仆人使喚,卑微的社會地位使他失去與凱瑟琳結合的機會。他為此悲憤出走,而凱瑟琳則嫁給當地富有的紳士愛德加·林頓。兩年之后,希斯克力夫重返呼嘯山莊。他表面看上去溫文爾雅,內心實則燃燒著復仇的火焰。他有計劃地對每個曾經傷害過他的人展開報復。誘使亨德利賭博,從而侵吞呼嘯山莊:他騙取伊莎貝拉的芳心以獲取林頓的家產,婚后卻不斷地從精神上折磨她:當凱瑟琳、亨德利、愛德加相繼死去后,最終將兩家的家產合二為一。他虐待亨德利的兒子。從小不讓他接受教育,教他粗俗的言語和行為,打發他做仆人的工作等等,他把亨德利當年對待他的手段變本加厲地運用到小亨德利身上。
在復仇的過程中,其表現出強烈的對曾經傷害過自己人的憎恨心理,同時也表明了其叛逆心理。對凱瑟琳愛情的背叛,他的復仇行為卻充分體現在迎娶伊莎貝拉而對凱瑟琳實施的感情報復。當凱瑟琳生命即將垂危時說:“你會忘了我嗎?當我在墳墓里時,你會興奮嗎?”希斯克里夫回答道:“在你即將死去時以那種方式與我講話。難道你是魔鬼嗎?你沒想過你死后,那些話將刻在我腦海里,并深深地吞噬我的靈魂嗎?你知道你在撒謊說是我殺了你:另外,凱西,你知道我很快會忘了你!你的自私難道還不夠嗎?你平靜了,而我卻在受煉獄般的折磨?”
(2)社會的反抗者
希斯克里夫的復仇實際上體現了其對社會的反抗與不滿。由于社會地位的懸殊,從而使其愛情成了社會的犧牲品,而對于當時英國的社會來說,婚姻講求的是門當戶對,上層階級絕不允許下層階級的融入,由此而造成自己愛情悲劇的發生,為此他要對命運與社會對他的不公進行反抗。為了贏得愛情,希斯克里夫通過不同尋常的復仇手段進行反抗。從而使其愛情提升到靈魂上的相戀。
同時希斯克里夫敢于打破社會的常規,為了愛情而不顧一切。而社會的常規是:下人應遵循主人對自己命運的安排,甚至包括婚姻。但希斯克里夫為了追求愛情與人格的自由,卻在內心深處,通過感情、身心的報復實現其愛情復仇。第15章中,為了和心愛的人一見,敢于冒風險與閑言碎語,請耐莉幫忙轉達求見信件,在未得到許可時,迫不急待的闖入凱瑟琳的家,對凱瑟琳的緊緊擁抱,當得知林頓就在回家并已在上樓梯時。仍不顧事態的發展而不愿離去。并大叫:“凱西,我的生命,我怎么能沒有你的日子?”當耐莉告知林頓已經回來。而凱瑟琳要求他留下,因為自己即將死去時,他不顧世俗的約束,不管林頓對其態度。為的是陪伴自己即將死去而摯愛的愛人。他們的愛情,本來就是對世俗的對抗,而在情敵面前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感,卻成了希斯克里夫拋開世俗越俗,勇于與社會對抗的性格特征。
希斯克利夫的反抗除體現在愛情外,還充分體現在其粗野、不受宗教信仰的約束上,在被呼嘯山莊的主人恩肖收養后,雖然得到老恩肖的寵愛,但卻受人歧視,被剝奪教育的權利,整日像一個會說話的牲畜一樣的活著,只有莊園里的凱瑟琳喜歡他、親近他,使他們成為一對青梅竹馬難解難分的伙伴。他們常常乘著呼嘯的狂風,赤著雙腳在荒原上奔跑:一起反抗偽君子約瑟夫的教導。拒絕禱告。把經書扔進溝里。雖然他們一個是來歷不明的野孩子,而野孩子的特征通常在不愿受社會的束縛而表現出我行我素的性格。
3、火熱的激情,強烈曲愛情
希斯克里夫具有強烈的愛情,為了愛情,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由于出身地位的低微。在呼嘯山莊里,希斯克里夫一直生活在鄙視和虐待中。但奇怪的是他與凱瑟琳自小親密無間,兩人在本性上如出一轍。一起在山間游玩、談心。漸漸地萌生了愛意,凱瑟琳成了他生命中的唯一,換句話說他把愛情放在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
當愛情隨風逝去時,則采取極端復仇的手段使自己受到傷害的人經受折磨。凱瑟琳答應林頓的求婚后對管家耐莉說:“我愛希斯克里夫不是因為他漂亮,而是因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他的靈魂和我一模一樣的。”他們的戀情,猶如荒原盛開的石楠,渾然天成,粗獷奔放,頑強對抗著世人的挑戰。當他們誤闖畫眉山莊。山莊的繁華,舒適吸引了凱瑟琳,林頓兄妹的文雅使她意識到自己的粗俗,林頓的英俊、活潑和彬彬有禮深深地吸引著她,她答應了林頓的求婚。畫眉山莊是這一地區的名門望族,嫁給林頓她就可以過上體面而富裕生活,成為眾人羨慕的對象,她的虛榮心得到滿足。她知道她對林頓的愛就像樹葉一樣,會隨季節的變遷而枯萎:而對希斯克利夫的愛則如巖石般久久不變。但是同時她也清楚:“如果希斯克里夫和我結婚,我們就得做乞丐,同時我的身份也會降低。”在世俗的偏見和純潔的愛情之中,她選擇了前者,并以此尋找借口:“如果我嫁給林頓,我就能幫助希斯克里夫,把他安在我哥哥無權過問的地位。”婚后。雖然生活富裕充足,然而她卻像失去了靈魂的軀殼,最后在劇烈的內心沖突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希斯克里夫對凱瑟琳的背叛并沒使自己對她的愛情消逝,相反,他的愛情絲毫未減,仍然深愛著凱瑟琳,凱瑟琳的死使希斯克里夫悲痛欲絕,他喊道:“我有生命。我不能沒有靈魂啊!”小說結尾,希斯克里夫、凱瑟琳的愛情終于以死亡而告終,達到靈魂升華境界。構成了一個孤獨的靈魂在大地上徘徊,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團聚與回歸。由于凱瑟琳的自私、愛慕虛榮,他們的愛最終成為悲劇。從凱瑟琳充滿激情的愛情宣言中我們能夠體會“超越了兩個靈魂伴侶間相互得到充分滿足的那種個人主義的夢想”的愛情觀,同時也看到希斯克里夫火熱的激情和強烈的愛情。
4、拜倫式結局
拜倫式結局一般表現在傲世獨立、行蹤詭秘、好走極端,他們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斗爭中單槍匹馬、遠離群眾,而且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因而最后以失敗而告終。
在《呼嘯山莊》中希斯克里夫為了對社會不公進行反抗。神秘失蹤三年之后,又神秘地出現,舉止溫文爾雅。實則無人了解其內心所想。由于兒時的遭遇,使其性格造成了極端的復仇思想,并對每一個傷害自己的人進行逐一報復,其中主要由于其不愿受世俗約束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而決定。在與社會和命運的不公抗爭過程中。單槍匹馬,遠離社會群體,在復仇的過程中并未使自己獲得興奮與滿足,最終郁郁寡歡,以神秘死亡的故事結局而告終。
論文關鍵詞:法國,營利性組織,公民意識,路徑
公民意識簡而言之是指公民個人對自己在國家中地位的自我認識。長久以來,公民意識的推廣主體是民主國家,其借助公民教育、公民實踐模范等方式培育公民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意識、公德意識、民主意識等基本道德意識。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非營利組織的產生,成為政治民主化進程的轉折點。如今,公民社會的建立已經成為發展趨勢,如何吸引營利組織的力量,從而構建全面發展的公民社會,已成為時代的命題。
中國和法國在文化歷史淵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決定制度,制度決定行為,行為組成和影響著社會。相近的文化認同,使中法兩國在民主路徑選擇方面有相互參考的意義。法國作為有著悠久民主歷史傳統的國家,在大革命中就開始了政治民主的實踐,期間通過不斷的斗爭與反復最終在國民心中種下了民主和自由的種子。在公民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法國選擇了政府、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共同參與的構建形式,其影響之深遠成為人類民主進程的里程碑。尤其,營利組織與公民意識培育的結合,一方面推動了民主進程演變,另一方面,優化營利性組織的公眾形象,促進其利潤目標的達成;公民意識促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二者形成良性互動。
法國傳媒業與公民意識建設
法國早在15世紀就開始了傳媒與公民意識的結合,一方面,傳媒成為公民意識傳播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公民意識的文化內涵為傳媒業注入源源不斷的發展活力。
研究法國的傳媒行業,報刊業最具有代表性。在法國國內,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從影響廣度來看,報紙都具有較其它傳媒載體更豐富的研究內涵。在國際方面,法國的印刷技術長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同時報刊的藝術創新引領時代潮流,其思想新聞、調查新聞以及革命時期的戰斗新聞,都曾使法國在世界傳媒的舞臺上大放異彩。
法國的報刊業誕生于17世紀,在18世紀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750年左右,全法國已有80多種期刊,而在全歐洲發行的170余種期刊中,多數也是在法國編輯的。法國的報刊在向人們提供政治、科技、時事新聞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對本民族新知識、新文學的傳播。新知識、新文學是民族精神的載體。
如1672年創辦于里昂的《文雅信使》,以刊載文藝作品而著稱,1724年改名《法國信使》,由外交部贊助,作為通過文學載體傳播公民精神的刊物。再如,雨果、巴爾扎克、大仲馬等文學家都直接參與到報刊的創建與運營中,雨果1819年創辦《保守文藝雙周刊》,大仲馬曾獨立主編過文學性質的報紙《火》等,這更是為法國報刊的文學傳統奠定基石,文學藝術的繁榮,為公民意識的萌發創造條件。發展至今,法國報刊業表現為以評論取向的特點,在陳述時事的同時增添法國式思考的評論,評論政治與社會正反映了公民參與的愿望。
再者,法國報刊業非常注重對新思想的直接推動。18世紀,法國封建專制統治岌岌可危,自由主義的新思想也漸漸孕育,涌現出一大批啟蒙思想家,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民主思想的傳播極大地啟發了民眾的民主意識和革命熱,同時為法國資產階級新聞傳播事業新體系營造好了一個廣泛認同的社會輿論氛圍,奠定了政論性報刊在法國的悠久傳統,提高新聞傳播事業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地位。
由此可見,實現營利性組織與公民意識建設的良性互動,一方面,需要營利性組織對公民意識建設的理解與尊重,主動成為其推動者。另一方面,需要公民意識通過影響制度法規切實改變營利組織發展環境,使社會環境更加開放,從而滿足營利性組織自身發展的達成。
中國營利性組織構建公民意識路徑選擇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不斷強調“公民的有序參與”,并將其作為中國特色民主政治進程演變的重要環節。尤其,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并大規模促進了非營利組織的建立。這些非營利組織,在鼓勵公民政治參與、公民自治,促進政府決策民主、政務公開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如今,全球化浪潮洶涌,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演變,如何搭建營利性組織與公民社會的鏈接,從而加快中國公民社會建立,已經成為中華民族面臨的時代命題。依然以傳媒業為研究對象。
當今最主要的問題是內容低俗傾向。比如,一些媒體專注于如何取悅和迎合受眾的低級趣味,滿足人性好奇、求異等“原始興趣”,以為如此能夠贏得受眾和經濟效益。一股彌漫在新聞報道中的低俗之風,已受到各界的強烈抨擊。
治理低俗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化的端莊和思想的高尚。這就要求傳媒行業不僅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同時要著力傳播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通過營造發達的公民意識環境,立足中國國情,將新聞做深、做透,真正提高新聞的信息含量,從而建設一個“有價值、有進取心、有公益精神”的新聞傳播事業。
首先,建立嚴格的法律監督體系,切實加強對傳媒行業的管理,按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傳媒發展規律,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建立有利于推進傳媒產業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并在實踐中不斷予以完善,推動產業的規范、健康發展。
第二,提高傳媒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規范。強化在職教育和崗位培訓,努力提高傳媒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培養機制、選人用人機制、人才評價機制、人才激勵機制等相關制度。
第三,逐步提高公眾的公民意識和文化審美水平。傳媒行業歸根結底是要為大眾服務。由于我國現階段許多讀者對于帶有刺激性的新聞內容饒有興趣,這就為低俗傾向的產生提供客觀的動力。因此,為了杜絕該現象,應該鼓勵讀者關心關注公共新聞,將國家主人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義務觀融為一體,加強公民意識,以此促進傳媒行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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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波維茨基(法),2007.責任的落寞新民主時期的無痛倫理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 秦樹理,2008.西方公民學.鄭州大學出版社.
關鍵詞:凌叔華 小說 男性形象 女性意識
在男性啟蒙者的影響下,伴隨著轟轟烈烈的,一批女作家走上了文壇,她們用手中的筆書寫著女性的悲歡離合,成為現代文學史上蔚為壯觀的“五四女作家群”,凌叔華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她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表現了她們蒼白的人生和艱難的生存空間,而男性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子。作為從深閨走到書齋的她,刻畫的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①。她對于男性的刻畫大體上呈現出一種趨勢:整體形象單薄模糊,在文中只是起了點綴的作用,但卻給人以極深的印象。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可分為:
新式青年
在這一類中,又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具有一定文化素養、善解人意、包容異性的知識男性。傍著妻子“臉上掛著酒暈”的永璋(《酒后》),在得知妻子要kiss他的朋友時,由“很為難”、反對到“很果決”地答應、急切詢問妻子放棄的原因,我們從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永璋的溫文爾雅、寬容的一面;當然,“永璋基于對妻子的信賴、理解和尊重,判斷妻子所提出的要求和將做出的行為是不會破壞雙方的感情和婚姻的”②;而被妻子牽掛和注視下“正睡的沉酣”的子儀卻是這樣的“溫潤優美”:“像浸了胭脂一般”的兩頰、以前充滿神秘思想如今微微閉著的雙眼、兩道烏黑的眉、平常充滿了詼諧和議論,而現在“正彎彎的輕輕的合著”的嘴、“盈盈帶著淺笑”的腮邊,凸顯出女性作為主體的欲望。詩人幽泉在情書的誘惑下去赴約(《花之寺》),被妻子捉弄時,他搭訕著,“笑了笑”仍然很開心,能夠“換換新空氣,不用見不愿見的人”。有著“又黑又硬又多的剪成法國式的頭發”、“紫色的臉”、“瞇瞇著笑意”的棣生(《他倆的一日》),面對分離一年的妻子,體會到“相聚時,覺得沒意思,離別后,又那樣一日三秋”。“戴著雨笠,穿著雨衣,騎了一條小黑驢”的詩人覺生(《瘋了的詩人》),在妻子返璞歸真的影響下,也迷戀上大自然,和妻子一起“瘋”了。王斌在歸國后(《吃茶》),處處以“男子服侍女子”這種“外國最平常的規矩”,殷勤地對待中國的閨秀,引發了諸多誤會。患病的霄音在聽到悲哀的曲調想到給舊日情人寫信(《春天》),貓卻舀了一桌子水毀了信;丈夫意外出現,立即“拿出一塊干凈擦桌布,幫她拭桌上水”,還建議妻子飯后去公園走走,處處體現出他的體貼。生病的芷青看到妻子早出晚歸(《病》),以為她移情別戀,想發脾氣,主動提出分手,卻原來是一場誤會。大學教師高先生看到楊媽晚上加班干活(《楊媽》),“早就有些看不過了”,建議妻子給她加薪;在聽說楊媽的事情后,主動幫她打聽她兒子的事。
在這一類男性形象中,他們受過新式教育,性格溫文爾雅,雖然大都理解、尊重與寬容女性,追求兩性平等,對異性的情感是真摯的和健康的,但他們的形象外貌大都模糊不清。在這類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某種審美觀以及對自由主義文化的渴求。
在新式青年中,還有一種從新式青年轉變的世俗男人。他們開始是新思想的受惠者,后成為世俗的人。漂泊無所歸宿的女性筱秋,在遇見初戀情人俊仁時的“暖烘烘”“眼眶有些發潮”的神態表情(《再見》),透露出她微妙的心態。在聽說對方已經結婚的誤會消除后,她的“臉慢慢的泛紅”。昔日貧窮的他如今比以前豐潤,“皮鞋擦得閃亮”,“頭發刷得油光”。在經過雙方看似無意實則有心的問答后,只能無可奈何說聲再見:他已經學會打牌、請客、倒賣雷峰塔的經卷、訓斥仆人和巴結上司,成為一個渾身充滿著市儈氣的小政客。丈夫胡卓群信誓旦旦要等待在歐洲學習音樂的妻子(《綺霞》),三年后毅然拋棄了自己的摯愛,另娶他人,但學成歸來的“高先生還等他呢!”胡少爺在國外留學歸來(《“我那件事對不起他”》),看妻子處處不順眼,要和她離婚,“去外國留學原來學出這些不合人性的勾當”。李先生的哥哥們大學畢業后(《李先生》),“做事收入極微,娶了親后又不斷地輪流生兒育女”,把家里的負擔全部丟給了李先生。到李先生29歲時,家里不須添補了,但“哥嫂們漸漸也露出不愿她不嫁的意思”,最終李先生為了家庭和母親犧牲了她的青春。相對于女性形象而言,作者著力體現出五潮之后,這些新式男性的思想蛻變以及他們的世俗自私。
傳統男人
凌叔華在勾勒“高門巨族的精魂”的同時,也用簡練的筆墨涉及傳統男性。他們或成為女性命運的掌控者,或卑瑣無能,只能依靠女性來生活。富家大小姐之所以精心繡制繡枕(《繡枕》),最終還是得到父親的默許――“懂得老爺的意思了”,要求“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送去,為的是攀上白總長的二少爺;繡枕最后被踐踏,是因他們根本不在。與之相似的是,婉蘭的丈夫、姑丈、父親以及三姨娘的叔叔(《女兒身世太凄涼》),由岳父替他捐了一個候補道缺的老太爺(《有福氣的人》),與女學生廝混的軍官們(《寫信》)以及老爺(《太太》)、《送車》)等,他們只是作為女性形象的陪襯而出現,根本沒有涉及相貌,但這些缺席的男性,卻無形之中操縱著中國傳統女性的命運。鳳兒爸爸低調教孩子畫畫(《一件喜事》),實際上卻控制著家里所有女人的命運:已經有五個女人,卻又要迎娶新姨太。敬仁在中秋晚上得知干姐姐去世的消息被妻子阻攔后(《中秋晚》),對妻子產生仇恨心理,經常在外游蕩,導致兩個孩子早產而死,家庭解體。在丈夫成為“婆婆”的管轄品,最后在外混了一身怪病死去后(《楊媽》),楊媽為了整天不務正業、偷雞摸狗,十分卑瑣,“說不到三句話就是要錢”、“給慢了些”就瞪眼的兒子也賠上了老命。男人為了維持生計(《奶媽》),要妻子離開孩子當奶媽,“一年一百多大洋錢呢,我們銅皮鐵骨的男子漢,累到死也找不到這樣多的錢”,最終孩子因為缺少母親的照顧而夭折。
在這一類傳統男性形象中,凌叔華很少涉及他們的外貌,性格不鮮明,他們的出現或缺席,雖大多作為女性生活的一個補充而存在,但實際上是他們真正決定或影響著女性的命運。
在凌叔華的小說中,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兩類男性形象呢?這自然與她個人成長的環境有關。凌叔華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官宦世家,父親凌福彭是清光緒年間的翰林,頗通文墨,愛好詩書文章,家中來往的親戚朋友如云,“無形中倒也耳濡目染學了些東西”。早期顯露出的繪畫天賦得到客人的認可,父親認為她得到了粵中畫家外曾祖父的遺傳,自然對她精心培養、寵愛有加,使她有幸師從繆素筠、王竹林、郝漱玉等著名畫家;隨賁先生學習四書五經和古典詩詞,培養了她的古典素養。老師辜鴻銘對理想的中國淑女形象推崇備至,他認為真正的“中國婦女”的特征,是“幽靜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字所表達的那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后是純潔或貞潔”③,對凌叔華也產生了潛在的影響。書香門第的出身、雍容富貴的生活環境、深厚淵博的古典文學素養、敏感細膩的女性心態、自言“生平用工夫較多”的作畫習慣、對中庸和諧審美意識的追求,形成了她溫文爾雅的淑女性格。1924年泰戈爾訪華,在畫會上,凌叔華結識了徐志摩、陳西瀅等人,“背著守舊的父親,與陳西瀅秘密戀愛了兩年多……直到1926年由雙方央求一位父執輩出面,凌福彭才同意女兒與陳的婚姻”。④“陳西瀅與凌叔華屬‘郎才女貌’一類,在性情、興趣、學養諸多方面,亦多投契。婚后事業上互相影響,是少不了的。”⑤徐志摩、陳西瀅等紳士文人直接繼承“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國傳統文士的儒雅趣味”,以及前輩文人的人格風范的傳統⑥,這些“紳士風情”與出生于貴族之家的現代閨秀風范產生了共鳴。正是由于五潮的影響和對現代女性的追求,凌叔華此后逐漸融入具有自由主義精神氛圍的“現代評論派”、“新月派”與“京派”之中,而在她的小說所塑造的這些新式青年大多善解人意,尊重女性,具有鮮明的“紳士風度”,正符合她心中的審美理想。
另一方面,也與她的鮮明的女性意識有關。雖然被舊式文人父親視為掌上明珠,但由于自小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家族里,親眼看見妻妾之間無休止的爭斗、母親處妾的身份的無奈與心酸、四個姐妹中沒有男兒的情況的自卑等,都令凌叔華熟悉人情世態,并感受到封建家庭的壓抑,從而激發了她對舊家族婚姻制度的強烈不滿,以及對女性作為“人”的現代意識的自覺追求:難道男孩子長大個個的都做官,為什么拉車的挑糞的都是男人?從小乖巧得“就像角落的小貓”的姐妹們“就立志要強,好讓母親別受欺負”。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洗禮和所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女性強烈的自尊等,都使她成為現代女性。在她所塑造的傳統男性形象中,雖然有對孩子表現出慈愛的父親形象(《晶子》),但也只是閃爍其詞,更多的是對世俗和卑瑣傳統男性形象的批判。這是由于大家族成員復雜和人際關系的復雜,凌叔華的童年是在戰戰兢兢和小心翼翼中度過的,父親給童年的凌叔華的印象是遙不可及和模糊陌生,甚至具有支配和傷害潛能⑦。就像她自己所說的,“在報上看見冰心、之的新詩,因為自己不大懂,只覺得可笑,等到二三年后,自己也用語體文寫作時,卻又怕爸爸不高興,常常偷偷的藏過那本或那張有我作品的報紙或刊物(先父始終沒有讀過我寫的小說)。”“雖然凌父對子女和藹可親、溫文客氣,但父親在情感上的缺席、疏離,以及對父親權威的敬畏,一直是凌叔華所深感遺憾的。即使父親后來對她特別照顧和栽培,也仍然無法彌補凌叔華在童年時所遭受的冷落以及異常孤獨寂寞的感情生活。”⑧這種對傳統男性的批判,也體現了當時大部分作家群體的“情感結構”,“飽含著人們共享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⑨。在凌叔華筆下的這些傳統男性形象整體也模糊不清,他們大多是作為女性的陪襯而出現的,操縱、影響著女性命運;而新式男性多作為探討兩性關系的一個道具,彰顯了女性作為主體的欲望以及追求男女平等等問題,也體現出對未來的思考,體現出作者鮮明的女性意識。
總之,凌叔華筆下的男性形象,一方面表現出在西方文明沖擊下,新式婚姻中男性與女性對家庭的經營與思考,也凸顯了女性作為主體的欲望,彰顯出追求男女平等的意識;另一方面體現出對控制影響著傳統女性命運的傳統男性的強烈批判。而這兩類形象的出現與她自身的經歷與鮮明的女性意識有關。(基金項目:南陽師范學院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費資助項目:在傳統與現代中穿行――凌叔華小說論。項目編號nytc2004k19)
注 釋:
①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頁。
②⑦廖冰凌:《尋覓新男性――五四女性小說中男性形象書寫》,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頁,第148頁。
③辜鴻銘:《辜鴻銘文集》(下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頁。
④⑤傅光明:《凌叔華:古韻精魂》,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第41頁。
⑥朱壽桐:《新月派的紳士風情》,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⑧張毅:《從五四到抗戰:中國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31頁。
>> 司法裁決可接受性:理論、困境及優化路徑 物業管理治理化的理論視角與可接受性 藥物流產的可接受性及影響因素 計劃生育門診醫務人員對開展主動提供HIV檢測與咨詢服務的可接受性及影響因素研究 男男者艾滋病預防藥物可接受性及服藥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淺析翻譯的可接受性 談論辯修辭視角下司法判決書的可接受性 進行黨員教育要堅持可接受性原則 翻譯中文化傳遞的可接受性 淺析英語中懸垂結構的可接受性 會計語言的可接受性研究 國外影片的可接受性與影視翻譯 教學語言的規范性、可接受性、生動性和趣味性 論規制性公共政策執行的可接受性 翻譯的可接受性和其實證研究的可行性 高等數學的嚴謹性與可接受性教學 納米技術倫理研究的可行性與可接受性 淺談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與可接受性 關于語文教材選文可接受性的思考 人工流產后即時放置曼月樂的可接受性觀察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最后訪問時間為2013年7月15日)。
④ 盲從民意或社會效果審判,不僅會容易陷入司法民粹主義的窠臼之中,引起法官裁決思維的混亂,而且從認識論角度瓦解法治的權威性與嚴肅性。對此進行的批判與反思,可詳見王利明:《法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450頁;江必新:《在法律之內尋求社會效果》,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3期;陳金釗:《為什么法律的魅力擋不住社會效果的誘惑――對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統一論的反思》,載《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法治信念的危機與法治論者的姿態――法治進入方法論時代的背景考察》,載《法學論壇》2011年第1期、《被社會效果所異化的法律效果及其克服――對兩個效果統一論的反思》,載《東方法學》2012年第6期。
⑤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認為,符合交往理性的話語活動,必須實現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符合有效性要求的、在平等的主體間達成的共識,強調的是一種程序和規則的合理性。章國鋒:《哈貝馬斯訪談錄》,《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第29―30頁。
⑥ 阿列克西的理性商談理論認為,商談理論屬于程序性理論的范疇。依據所有的程序性理論,一個規范的正確性或一個陳述的真值取決于,這個規范或陳述是否是、或者是否可能是一個特定程序的結果。[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談:法哲學研究》,朱光、雷磊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頁。
⑦ 作為“浪漫而崇高的夢想者”德沃金,面對以碎片化、多元視角觀、邊緣敘事等為特征的后現代主義挑戰,頑強地高舉著“認真對待權利”的自由主義法學大旗,通過建設性闡釋獲得法律整體性事業,在法律帝國中精心編織著為有目的的司法實踐提供連貫性與原則一致性之網,尋求司法中惟一正確的答案,然而,在實際司法裁決中不可能存在惟一正確的答案。
⑧ 有關民事訴訟調解社會化的具體內容,參見劉加良:《民事訴訟調解社會化的根據、原則與限度》,《法律科學》2011年第3期、《民事訴訟調解模式研究》,《法學家》2011年第2期;張嘉軍:《民事訴訟調解政策的內涵及其形態》,《公民與法》2011年第9期;張愛云:《司法調解社會化的實踐探析》,《人民司法》2011年第2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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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讀書的涵養抵抗低俗的風氣
溫儒敏教授指出,人們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動力、有目標,對讀書與寫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普遍認為讀書主要是為了考試或者找工作,這些都沒有錯。其實,讀書還可以養性,寫作也可以練腦。養性是一種涵養、一種素質,更是一種生活方式。讀書可以拓展人們的視野,提升人類智慧,提高自身素質。在學生本科畢業或研究生畢業找工作之后,很多人就整天忙于工作,很少閑下來讀書,雖然工作不一定要求有廣闊高深的學問,但是氣質、風范還應該是儒雅的,這不是為了給別人看,不是為了展示一種成效,而是為了修身養性,只有習慣讀書才能形成這種儒雅的氣質。在當今物質化、功利化、粗鄙化的社會氛圍中,我們提倡通過讀書養成一種博雅的氣質,這是很有意義的。
而寫作與讀書是緊密聯系的。學習寫作不完全是為了能力的提升,不僅僅是為了以后找工作的需要,它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練腦。寫作可以讓我們的大腦思考問題時更加清晰、更有深度、更有創意,而且養性練腦是對自己的一種準備與提升。如何具備讀與寫的能力,做到讀書養性、寫作練腦,溫教授指出,學生,尤其是本科生要有思想,不能隨波逐流,要灑脫和超越一些。現在是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校園已經卷進了市場經濟的大潮,使得有理想、有志向,愿意為國家、民族做點貢獻,或者說愿意畢業之后在自己的事業上做點事的年輕人,起碼來說太少了,顯得過于實際,與他們的年齡不太相符。而且,現在的大學校園充斥著四大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與庸俗的現實主義。他對一些大學三年級學生的讀書情況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一些低俗的、粗鄙的思潮已侵蝕了這些學生,他們對未來感到迷茫。所以溫教授認為要對年輕人的世界觀,特別是人生觀進行教育,這很重要,也可能是更為基本的,對人的成長起關鍵性的作用。因此,他認為大學教育要注重本源性教育與終極關懷,這些本源性的探討會導向人生觀、世界觀的確立,從根本上揭示人這一生的追求和行為思想的落實。讀書養性,超越低俗風氣,使個體變得有理想、有追求、有涵養。
二、現有的課程設置不能滿足讀書的需要
溫教授認為,全國絕大多數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置并不合理,甚至是很不合理,難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中文系不一定能培養作家,但要培養寫家,即“筆桿子”,但現在中文系的課程中有太多的文學史、概論之類的內容,講的比較多,學生也學了很多知識,但寫作能力并不過關,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所以,他認為要降低文學史、概論等課程所占的比重,突出作家作品與原典閱讀,讓學生自己讀,在閱讀中體驗文化,培養學生的想象力、語感與文氣,提高審美能力,提升創造性。
此外,溫教授指出,強調原典閱讀,強調讀書,并不意味著放棄理論。要寫出有分量、創造性的文章,離不開理論訓練,但這方面的訓練最好安排在高年級或者研究生階段,本科生還是應該沉下心來完整地多讀幾本書,并且將寫作和讀書相結合。他主張所有的課程都應該有寫作訓練,布置一定的寫作作業。有一個好辦法就是常常用三五百字寫下自己的感想與思考,他認為這是一個思想整理的過程,里面有分析和歸納,有助于養成學生思考的習慣,他們的思辨能力就會得到提高。
三、網絡時代的讀書與寫作
互聯網的出現給人類帶來太多的便利,文化交流變得非常便捷,但溫教授認為有些負面影響也在到來,比如現在一些人得了“百度依賴癥”,什么都靠“百度”,不讀書,只有結果,沒有過程,當然也就沒有感覺和創意。現在很多學生寫論文不像以前有一個資料搜集和思考的過程,而是百度一下,拼貼一下,就成文了。他們的腦子并沒有在收集材料和形成思路的過程中得到鍛煉。百度獲得信息確實很方便,可以作為參考,但要注意網上的東西往往不可靠。現在很多年輕人的思維方式是碎片化、拼接式的,缺少思辨,這可能和過分依賴網絡有很大的關系。我們不能忽視網絡的負面影響,網絡也不能代替我們自己讀書(當然有一部分書網上也可以讀到)。溫儒敏教授用他在微博上寫過的一句話來告誡年輕的朋友:“一個年輕人如果每天用六分之一的時間看手機、上網,六分之一的時間去打球、玩游戲,六分之一的時間看《非誠勿擾》,還有六分之一的時間……注定,以后會處在金字塔的塔底,社會就是這樣分流的。”意思是提醒大學生要適當控制上網時間,合理分配時間。
同時,溫教授指出,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如互聯網的信息存儲功能、鏈接方式和信息傳播的即時性與便利化,極大地改變著人們閱讀與思考的方式,但會造成人們思維的跳躍、碎片化、無深度與專注力的喪失,這是新問題。對這些問題,人們很難改變,但是應該有意識地去警惕。實際上,記憶是一種輸入過程,如果人們的記憶完全依賴互聯網,而不去讀書的話,那么本來的生物記憶過程就變成物理記憶,這對人的性格形成、感情養成是有影響的。溫教授強調讀書可以培養“定力”,不隨波逐流,不對信息爆炸的漩流所裹挾;不要老是抱怨,要沉下心來,按照自己的計劃與愛好讀書、寫作與思考,建立良性的生活方式。
四、提高公民素質有賴于讀書風尚
溫教授主持過國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的修訂。他說課標中有他最喜歡的一句話,那就是“少做題、多讀書、讀好書、好讀書,讀整本的書”。溫儒敏教授說,現在國人讀書的情況很糟糕。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曾做過一次調查,發現國人在幼兒園到小學階段讀書還比較多,但到了初二年級閱讀量就一路下滑,即使讀一些書,也盡是時尚、娛樂、實用的書籍,談不上養性。
溫教授指出,大學是一個精神高地,要培養讀書種子,引領讀書風氣。讀書對大學生來說是本義,每位大學生,無論什么專業,都要通過讀書不斷地給自己充電,充實和提升自己。
五、圍繞“三個圓圈”讀書
大學生應該讀些什么書?溫教授指出,學生不僅要讀專業書籍,更應該多讀些經典作品。經典是歷史篩選沉淀下來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年輕時多讀些經典,可以說是“打底子”與“磨性子”。讀書養性,發現和思考本源性的問題,這是一種涵養形成的過程。經典有隔膜,可能并不好讀,但要慢慢讀,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逐步消化與理解,化作自己的血肉。大學期間要讀一些最基本的書,特別是一些經典。溫教授建議每位大學生自己都要有一份書單,這個書單怎么開,因人而異,但有共通之處,即所謂通識部分。溫教授主張書單應劃分成“三個圓圈”,包括三部分內容,是通識的部分,是最基本的,是一些人文經典,凡是上過大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應當讀;往里的第二個圈,是與自己從事專業或者職業相關的部分;再往里的第三個圈,主要就是自己的專業,或者特別感興趣、希望有所研究與發現的那些書。溫教授認為,那個圓圈部分的書最重要,“三個圓圈”要配合好。
現在各個大學都在講通識教育,到底“通識”指的是什么?溫教授認為,通識教育應當包含這么幾層涵義:它是面對所有大學生的教育;相對專業教育而言,它屬于非專業、非職業性的教育,與專業教育可以互相補充;它是全人教育或博雅教育,通過接觸人類文化的精粹,在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等領域獲取知識的同時,培養有教養、有能力、有責任的公民,最好是那種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因此,他認為通識教育不要“搞拼盤”,在短短三四年的大學時光里,浮光掠影地學習很多概論與學科史,不如真正地讀一二十種圖書。最后,溫教授還給大學生開了一份通識教育書單,包括20種中外經典書籍。
《圣經》是西方文化的本源;《理想國》(柏拉圖)對整個西方哲學與文化也有著本源性的影響,當前很多西方哲學討論的問題,如人生問題、世界觀問題、對世界的認識問題,其實都是“柏拉圖問題”;《沉思錄》(馬克?奧勒留?安東尼)是一本有關反思與激勵的書,告訴我們要尊崇自然,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人的生命應該與宇宙協調,講究真善美,強調靈魂的清醒,強調處理好自身與萬物、神與普遍迷信等的關系;《哈姆雷特》(莎士比亞)代表藝術發展的一個高峰;《社會契約論》(盧梭)涉及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東西,如自由、人性,講述社會是怎樣形成的,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要追求自由,但不要忘記社會契約的存在。
《國富論》(亞當?斯密)是一本古典經濟學著作,研究國民財富形成及其原因,呈現出最本源的經濟知識,如市場、貨幣;《實踐理性批判》(康德)的哲學思辨性思維豐富,涉及生命、情感、道德等,能夠啟發人們對人、對未知世界保有一種神秘感;《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錄》,這本書涉及很多對人生社會的理解,比較好讀;《論自由》(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是一本古典自由主義著作,涉及自由與社會等基本含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4卷),馬克思肯定算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思辨能力與批評精神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鑒。
阿諾德?湯因比是西方影響最大的歷史學家,《人類與大地的母親》一書則從全球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全景式考察,了解人類漫長的歷史,拓展自己的視野;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被視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治學、法學、哲學的巔峰著作,得到西方世界的廣泛重視;詹姆遜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有助于人們理解當代文化轉型及媒體社會現象。
關鍵詞:西進運動;影響;美國國民性
中圖分類號:K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西進運動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場規模巨大的人口遷徙活動,對美國國土擴張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小規模的人口西遷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真正的西進運動直到北美獨立戰爭時才開始出現,到十九世紀中期達到,最后結束于十九世紀晚期。西進運動是美國建國之后系列領土擴張行為的一部分。其經濟內驅力是工業革命環境下的國內市場擴張和資源開發的需求。東部最先建立的13個殖民地,地形狹長,資源相對中西部匱乏。在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的背景下,向中西部廣袤地區擴張成為了解決經濟發展與資源貧乏之間矛盾的必經之路。另外,從精神內驅力來說,西進運動是“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在領土擴張活動中的實際操演,其將領土向西推進至太平洋的結果,和經濟加速發展的事實,又反過來印證了“天命論”的正當性。西進運動從根本上豐富了“天命論”的內涵,使其具體表現為美國國民性的逐步形成。美著名歷史學家,“邊疆學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在其開創性的論文《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中有過相關論述,他說道:“這場向西的領土擴張運動,帶來了新機遇,使人們不斷與荒蠻的初民社會接觸,并賦予了美國國民性那些最為重要的部分。”[1]19關于國民性概念的界定,從社會學角度而言,它是一種受特定環境、習俗、制度等影響的社會實在,是“一個民族的大多數成員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所普遍表現出來的道德價值觀念、社會心理與相應的行為方式的固有特征的總和。”[2]就美國國民性而言,西進運動賦予了使其形成的社會實在,促使其道德價值觀內核逐漸形成,具體包括個人主義、對民主制度的追求、實用主義、崇尚自由、平等、競爭和樂觀主義。
二、對個人主義形成的作用
個人主義是美國國民性道德價值觀部分的核心,可以進一步表述為自我意識、自力更生、自我實現、個人尊嚴、個人價值、個人自由等。個人主義觀念緣起于歐洲,傳至美國后,個人主義便有了新的內涵,且影響了美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廣袤富饒的西部讓人們體會到了真正的自由,個人主義理念便慢慢生發出來,綿延輻射到生活的表里之中。”西進運動確為個人主義思想開辟了茁壯生長的土壤。
首先,個人主義價值觀在西進運動中得到彰顯。在向西開拓的過程中,個人的付出、個人的努力和個人的價值不斷受到肯定和頌揚。人們相信只要不懈努力就可以克服困難。在張揚個人主義的背景下,誕生了許多民間英雄,丹尼爾?布恩這個名字在當時幾乎家喻戶曉。
雖然遭遇蕭尼族等印第安部落的抵抗,布恩還是于1788年在荒野中開辟出一條道路,并且穿過坎伯蘭埡口進入到阿巴拉契亞山脈中。整個行程從北卡羅來納開始,一直到肯塔基結束。在肯塔基,他建立了一座城鎮,名為布恩斯伯里。這座城鎮是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最早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定居點之一。到18世紀末,已有20多萬歐洲移民循著布恩開辟的道路,遷徙至肯塔基和弗吉尼亞。①
民間流傳著許多關于布恩的故事。在西進的道路上,他全憑一己之力,跨越艱難險阻,從不依靠別人。他憑著強大的求生欲望,在荒野中開墾貧瘠的土地,同時傳遞著美國人的信念。丹尼爾?布恩的故事體現了美國人民對個人主義信念和價值觀的尊崇,體現了對個人尊嚴的理解和認同。
西行的嚴酷也要求人們必須具有頑強的自力更生精神。許多人在西行途中都和丹尼爾?布恩一樣,遭遇了超乎想像的艱難:貧瘠的土地、不友好的印第安人、危險的野獸、可怕的疾病等等。面對這些,只能選擇依靠自己,否則將難以生存。此外,在廣闊的西部,各家各戶都相隔遙遠,更沒有來自政府的支持和社區的互助。正是這樣的境遇使得自立和自強精神慢慢浸潤到美國人的國民性當中。
再有,若想在西進運動中實現個人價值,也唯有依靠自立、自強。選擇遷徙至西部的人們,必須得放棄原先的熟悉的生活方式,這意味著,他們只得進入未知的、未開化世界。在那里,舒適、文明等,一概都不存在。同時,原有的社會背景、社會地位也變得無足輕重。在西部,他們只能憑借自身,自由,平等地打拼。由此,個人成功被奉若神明,在對抗權威時的自由選擇也備受推崇。總而言之,西進運動強化了自由主義精神,并使之不斷影響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乃至成為美國國民性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三、對民主意識形成的作用
在西進運動的背景下,美國人民的民主意識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首先與西部邊疆的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美國人對于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態度取決于一種信念,即在開發大自然利用大自然的過程中,人人平等。”[3]429對于一切可利用的資源,人們普遍認為:誰先到,誰先得。這種共識讓民主平等觀念不斷生根發芽,舊的等級觀念也隨之漸漸消亡。對民主平等的追求也成為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核心,并不斷塑造著美國的國民性。
另外,民主平等觀念也貫穿于西部各州的憲法之中。雖然西部各州憲法脫胎于東部各州,然而西部各州獨有的情勢在各自憲法中得到了體現;此外,東部憲法中最開明、最民主的部分得到了很好地保留,比如:
幾乎所有的立法機構都被賦予了不太尋常的權力,即應更多地響應民意的要求,而非州長的指令;議員應更快地輪換以避免職權過于集中;應堅持選舉程序,以確定各級官員;州長、議員以及法官都應由人民選舉產生。到了19世紀,新建立的州率先開始嘗試通過動議、公投、罷免等手段,使大眾直接參與到立法進程中。雖然這些做法極少實施,但確實是在東部各州憲法基礎上,進行的最開明、最民主的嘗試。[3]429
總之,正如比林頓所言:“西部邊疆地區并沒有壓制民主理念的新擴張。當西歐還在通往政治平等主義的路上緩慢摸索的時候,美利堅合眾國土地上的定居點已然開始了嘗試。新世界的荒蠻為民主化運動的確立提供了絕佳環境。”[3]429
四、對實用主義思想形成的作用
實用主義思想可作為美利堅民族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化身份標簽。就像個人主義一樣,實用主義也誕生于歐洲,可到了美利堅土地上,它才真正發揮了影響作用。實用主義思想強調實效、經驗、收益、效力。換言之,就是利益至上,原則靠邊。美式的實用主義哲學產生于殖民地時期,可真正發揚光大還是在西進運動期間。
一方面,西部地區獨特的環境催生一種新的價值觀――務實。向西遷徙的過程中,人們沒有現成的生活方式可以借鑒,只能邊摸索邊適應。環境之惡劣,導致唯有適者才能生存,唯有務實才能生存。因此,所有理念和思想都只為對抗逆境服務。西進運動時期的探險家約翰?史密斯就曾說過:“能使用斧頭和鏟子的普通士兵能頂五個騎士。”[4]9
另外,西進運動讓人們逐漸認識到,唯有經驗才是最重要的。要想征服大自然,實踐的經驗比僵化的原則管用,結果好不好只有嘗試了才知道,動手獲得的遠優于已有現成的。所以,邊疆開拓者不會用教條限制自己,科學創造和技術革新成了生存之道。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也提到,美國人更注重應用而非理念。[5]954人們在西進途中不斷向當地印第安人學生存經驗就體現了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也在向西的路途中得到發展。
五、對自由、平等和競爭觀念形成的作用
自由、平等和競爭觀念是美國國民性的核心部分。西進運動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于這三個觀念的理解。第一,西進運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獲得財富,更是為了贏得發展的自由。廣袤的西部可以讓人擺脫各種限制,擺脫在東部因社會地位低下帶來的種種制約,使得所有人,無論貧窮抑或富裕,都可以通過辛勤努力獲得成功。
第二,在西進運動中,人人平等。“生活在西部邊疆,每個人都要面臨同等的境遇,這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3]430同樣,機會也是平等的。因而西進運動促進了平等觀念的形成。事實上,在決定向西遷徙之后,每個人都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所有人,不管經濟條件如何,也不論教育程度如何,都駕著同樣馬車,或乘坐同樣的船只,向西行進。一路上,并無高低貴賤之分,人人平等。一個出身高貴的人曾這樣描述自己西行路上的經歷:“我從不覺得我應該拿出一副紳士的派頭,沒有人這樣做,大家都是旅途中人。”[6]137就這樣,等級觀念逐漸消亡。貴族和紳士們慢慢消失,人人都是西行的開拓者,無人例外。
再者,西部為自由、平等觀念的生長提供了土壤,這片土壤也同樣滋養了競爭意識。雖然在西遷途中互幫互助并不鮮見,但是激烈地競爭仍舊是主流。大家都對“適者生存”的道理深信不疑,加之“先到先得”的規矩,使人們不得不競相獲得土地以及礦產資源。那時坊間流傳的說法是:“到得晚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好東西拿走”,“機不可失失不再來”。[6]137所以,所有人都爭先恐后,爭相占據金礦和農場等資源。如此強烈的競爭意識貫穿于西進運動的始終,從而為美國日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六、對樂觀主義精神形成的作用
樂觀主義精神也是美國人民開拓西部原始驅動力之一。對西部的開拓反過來也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樂觀主義精神。首先,西部廣大肥沃的土地以及豐富的資源都極大地吸引著拓荒者,他們都堅信,只要順利到達西部,就可以發家致富。“要論優越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資源,這世上沒有第二個地方比得上西部了。只要努力,再加上點運氣,每個人都能致富。”[4]12在拓荒者們看來,西部遼闊的土地上充滿了機遇,他們的未來也充滿著希望。他們剛到西部就發現,土地唾手可得,金礦也接連被發現,而且想做什么都可以,沒有任何限制。就這樣,樂觀主義精神開始慢慢在人們心中扎根。
此外,在通向西部的道路上,拓荒者必須穿過阿巴拉契亞山脈以及沙漠。路途之艱險,生活之乏味,他們也不得不忍受。另外更有疾病和死亡的威脅。一路上可見亡者陳尸野外。有人受不了路途折磨,打道回府,有更多的人選擇繼續跋涉。可見樂觀主義精神讓人們最終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最終支撐他們到達目的地,開始經營美好生活。
七、結語
綜上所述,西進運動使得個人主義觀念得到加強,使美國人的民主意識得到發展,使實用主義思想得到豐富和擴展,加強了美國人追求自由、平等,推廣競爭理念,實踐樂觀主義精神的決心。經過時間的沉淀,這些價值觀就慢慢內化成了美國國民性的思想內核,成為了普遍的社會心理和固有的行為方式。可以說,西進運動對美國國民性的形成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注 釋:
①Wikipedia,“Daniel Boone”,July 28,2016.On-line @ http://en.wikipedia.
org/wiki/Daniel_Boone.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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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埋下正義的種子
1921年2月21日,羅爾斯出生于巴爾的摩一個富裕的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威廉?李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杰出律師和憲法專家,也是當時馬里蘭州州長艾伯特?里奇的密友和非正式顧問。母親安娜?埃布爾曾任婦女選民聯盟巴爾的摩分部的主席。羅爾斯受母親的影響巨大,她爭取婦女權利的工作引起了羅爾斯后來對于婦女平等權利的關注。
雖然衣食無憂,但他的童年卻還是遭遇了兩次悲劇。在連續的兩年中他的兩個弟弟因為從他那里傳染了疾病――分別染上了白喉和肺炎――而相繼離世。悲傷的記憶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靈。羅爾斯后來提起,正是這些不幸使得他的口吃進一步加重而困擾其一生。兩個弟弟的相繼離世使年少的羅爾斯感受到命運的冷酷無情,也使他對弱勢群體有了一種特別的關切。他也開始把目光投向周圍的黑人,并和一個黑人孩子成為好友,但這受到了母親的反對。父親也像他那個階層的人一樣懷有種族偏見。種族和階級問題又進入了他的腦海。有一次隨家人在緬因州度假時,他發現了當地的窮苦白人受教育的機會和人生前景遠不及他。在多年之后,他在《正義論》中寫到,由社會制度決定了人們不同的社會地位和不同的生活前景。這是一種特別深刻的不平等,需要正義原則來進行調節。童年的經歷似乎已經注定了他今生的使命。
在二戰中死里逃生
二戰爆發時,羅爾斯進入了普林斯頓大學。在對化學、數學甚至藝術史一一嘗試之后,他最后選擇了哲學,并遇到了其大學時代最重要的老師馬爾科姆。1941年夏季二人的初次見面以羅爾斯提交的論文被嚴厲批評和退回而告終,但這反而強化了他對哲學的興趣。1943年1月,聰敏而勤奮的羅爾斯以最優成績提前一個學期從哲學系畢業。一個月后他接受軍訓并成為太平洋戰場的一名步兵,先后在新幾內亞、菲律賓和日本服役,度過了他一生中并不愉快的兩年戎馬生涯。其間有一次差點遭到日軍伏擊,但是幸運女神再次降臨,因為日軍槍響得太早,羅爾斯幸免于難。對于美國向廣島投放原子彈的行為,他表示了深深的譴責。這個正直的青年發出了這樣的詢問:為什么世間會有邪惡?人類是否可被救贖?建設一個正義的秩序良好的社會是否可能?戰爭引發了他對人類正義問題的思考,他試圖尋找人為的災難背后的深刻原因和解決之道。他一生的工作就旨在發現正義對我們的要求,并且顯示我們人類有能力去實現它。
1946年初羅爾斯放棄升任軍官的機會離開了軍隊這個“陰郁之所”,并得以重返普林斯頓攻讀哲學碩士學位。在那里他邂逅了布朗大學的四年級女生馬迪,6個月后,二人于1949年6月結婚,從此羅爾斯有了一位53年溫柔相伴的賢內助。1950年羅爾斯可謂雙喜臨門,他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也迎來了他的第一個孩子安娜。
險遭火焚的傳世巨著
1949-1950學年羅爾斯在普林斯頓的一個研討班上,研習了美國歷史上幾乎所有有關正義的重要觀點,并試圖把每一種觀點融入一種系統的正義觀念之中。1950年到1952年,羅爾斯擔任了哲學系的講師。在普林斯頓,他遇到了很多良師益友。得益于他們,羅爾斯擺脫了對形而上學爭議的糾纏,投入到建構性的哲學任務之中。1951年的《用于倫理學的一種決定性的程序的綱要》是處理羅爾斯成熟理論中中心問題的早期嘗試:什么樣的決定程序有助于我們公正解決有爭議的問題。此后他便一直致力于《正義論》的研究和寫作。
1952年至1953年,他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在牛津基督教會學院游學,在牛津所從事的有關法律和政治哲學的實質性工作對他啟發巨大,特別是受到哈特和伯林的影響,奠定了他以后的學術目標:尋找一種將自由和平等在一個政治正義的概念中統一起來的方法。
在他寫作《正義論》的年代,美國正處于一片混亂之中,外有越南戰爭,內有黑人運動、學生抗議運動和女權運動。羅爾斯將產生種種社會危機的癥結歸于財富的嚴重分配不均,并把正義問題的解決放在社會制度的合理設計之上,希望構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以使人們獲得一種有價值的美好生活。
1962年他來到哈佛大學執教。1969-1970學年羅爾斯帶著200頁的《正義論》第三稿來到斯坦福大學以便專心完成他的巨著。當時還沒有用電腦寫作的條件,修訂的部分由秘書打印出來。一天早晨6點鐘,研究中心主任給他打來電話:“夜里幾顆燃燒彈在中心爆炸了!你的東西全完了!”羅爾斯的心頓時一落千丈,他8個月以來全部的寫作稿都在辦公室的書桌上。不過令他欣喜的是他的書稿在火災中幸免于難,只是經受了水的洗禮。
1970年9月,羅爾斯又回到哈佛,由于同時承擔著行政和教學任務,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對手稿進行最后的潤色。他自己也不知道手稿的長度,當哈佛出版社送來587頁的校樣讓他校對時,他也大吃了一驚。1971年年底,這部凝結著近20年心血的劃時代巨著一經出版,即震驚了美國和世界,羅爾斯被公認為政治哲學的領軍人物。《正義論》引起了對道德和政治哲學中實質性問題的重新關注,實現了政治哲學向正義的轉向。眾多的學者很快發現,從此他們必須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中開展研究。羅爾斯對西方的影響涉及哲學、法律、心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領域。他也為后來者樹立了一個把全部學術生涯都奉獻給對一個知識性問題的孜孜不倦研究的楷模。在《正義論》出版之后,他又發表了《政治自由主義》(1993)、《萬民法》(1999)等書,作為對其正義理論的進一步闡釋和完善。他的一生在他的論文集中清楚地呈現,這些杰作見證了他嘔心瀝血的48年。
正義二原則
羅爾斯把社會基本結構作為正義的主題,而把功利主義作為其主要的理論對手。他把對正義原則的選擇當作一種訂立契約的過程。《正義論》的第一部分設計了一種原初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只知道人類社會的一般事務,但又處在無知之幕后,對于任何個人信息一無所知。他問道:假如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天分、財富或者觀念,我們將選擇何種正義原則?他的答案就是正義二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基本的平等自由原則,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相應于自由原則。第二個原則包括機會的公平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分別對應于平等和博愛的原則。差別原則主張社會和經濟不平等要最有益于最少受惠者。其中,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第二原則中機會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表明了在優先性上,羅爾斯認為自由優先于平等,正義優先于效率和福利。兩個原則強調了社會制度的兩個不同的方面。第一個原則是關于公民的政治權利,第二個原則是有關社會和經濟利益的部分。他宣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羅爾斯通過原初狀態和社會契約論來證明人們為什么會選擇這兩個原則。另一條證明途徑是通過“反思的平衡”,即將兩個原則與常識的正義判斷進行反思和對照來達到二者的平衡和一致。羅爾斯堅信他的正義原則具有現實的可行性,為此,他在《正義論》的第二編中探討了正義的制度要求,第三編論證了正義理論的穩定性。他堅信,他的正義理想決不是烏托邦。
人如其文的慈父良師
正義的觀念不僅是羅爾斯一生研究的主題,同樣也是他人生的信條。當新婚的妻子告訴他,她重男輕女的父母只給她的兄弟準備大學教育費用而她和妹妹卻無此殊榮時,他就決定一定要為自己的兒女提供同等的機會。后來他的4個子女都在他的支持下念完了大學。
越南戰爭爆發后,國防部決定不征募學業優良的學生,而有一門不及格的學生則可能被征入伍,這也等于給了教授特殊的權力。羅爾斯認為這樣區別對待學生是不公正的。那些家庭富裕和社會關系廣泛的學生應該和別人一樣承受相同的命運。他和自己的同事聯合起來,在學校會議上建議學校采納他們的建議。
在他的同事和學生眼里,他是一個安靜、謙虛、舉止優雅、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他如此完美,以致于有人戲稱他為“基督”。他不逐名利,也不希望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除了享受和家人朋友一起的輕松時光之外,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了研究和教學。1999年他終于同意接受國家人文學科杰出成就獎,在此之前他通常拒絕各種榮譽。她的女兒利茲說他愿意做更多其他的事情而非與首相共進晚餐。他經常指責英國王室的做法和特權腐敗影響。這也說明了他喜歡林肯的原因――他認為林肯是一個重視人人平等而且從不向邪惡妥協的總統。在他哈佛的辦公室里還掛著一幅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馬迪畫的林肯肖像。對于妻子熱愛的藝術活動他也一直給予支持和關注。在介紹他的劍橋手冊封面上,是他妻子親繪的他的肖像。他曾一度拒絕刊登自己的任何圖片,不明白人們為何會關心他的長相。
羅爾斯在哈佛的教學生涯一直持續到1991年。他把大量精力用于課堂教學,他的演講總是精心準備,寫成講稿后再三修改。他把講稿分發給學生,以免因自己有時口吃而影響他們的理解。雖然有時口吃讓他難以完整地說出一個單詞,而且不用來聽也能通過講稿了解學習內容,但是他每次上課總會讓容納幾百人的階梯教室人滿為患,必須早早前去才能搶到座位。上完課虔誠的學生都會拍紅了手掌送他離開,直到他聽不到為止。在他的學生中有數十名引人注目的哲學家,其中不少是女性,美國大學大多數重要的哲學系里都至少有一名他的弟子。羅爾斯自己喜歡研究歷史上的偉大哲學家――洛克、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對他們滿懷敬意,并一直在思索能夠從他們那里學到什么。作為無數研究生的良師益友,他引導很多人成為了這些哲學家的有影響的詮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