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技術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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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作畝法 旱田 大豆 間作
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隨著高句麗南下政策的展開出現了密切的交流和沖突，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古代朝鮮國家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在4～6世紀，由于三國之間的頻繁戰爭，導致了人民力量的不斷壯大，農業也由此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各國通過王權強化，來謀求新的支配體制，因此，這個時期又是各國引進先進的文化，圖謀富國強兵的活躍時期。
但是，由于農業經濟史料不足，至今還不能確認是否農業經濟引起當時各國內部的變化。由于高麗時代以前的農書尚未發現，把握三國時代的農業技術和農業狀態是十分困難的。但從朝鮮時代的農書可以看出來，當時受中國農書《齊民要術》或《農桑輯要》等的影響很大。
本文為了弄清三國時代的農業實態，研究了在朝鮮半島中部出土的大約3～4世紀、上面刻有當時農耕圖象的大田市盾牌農耕文青銅器，又進一步考察了在晉州南江流域大坪里出土的青銅時代的農田遺址，并比較了其與農耕文青銅器上描繪的作畝方式的差異。從中發現其上層和三國時代的農田遺址相互關聯，并可據此推知古代韓國的作畝法和農作法是如何發展過來的。另外，通過對4～6世紀漢江流域渼沙里的上、下層農田遺址的研究，發現三國時代的農業發展很迅速，從中進一步地考證了古代韓國的旱田農業實態。
一、農耕文青銅器的農作法
初期農耕中的起耕是靠什么方式實現的呢？現在對此存在著很多解釋。朝鮮半島中部大田發現的農耕文青銅器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公元前3～4世紀農耕方式的形象資料。
農耕文青銅器表現的高田作畝方式，是一個人以后退的方式用雙齒耒挖出播種溝[1] 。這和同時期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作壟的耕作方式一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農耕文青銅器上表現出了兩個人一組的勞動組合，其中一個人用木耒直接在田地里作畎、作畝、起耕。在圖1中，描繪了木耒末端的一部分田畎，真實的體現了作壟的過程[2] 。作畝過程是耕者后退著完成的，這和中國上古的耕作方式完全一樣。
但這時期的作畝和《周禮》中所講的耦耕中兩個人用5寸耜并耕并不一樣。古代韓國是一個人單獨勞動作畎和壟。這說明耒耜勞動不一定是兩個人并耕的。
從農耕文青銅器的耕作圖象和耒的構造來看，耒是直接入土來做成畎和壟，水溝比以前更深，從后退作畝形態、水溝和田埂的相交的長度以及當時使用的石制農具看，推斷田地的規模比以前擴大了。這和后述的江邊沙質土沖積而成的下田的作畝方式完全不同。這里講的耕作地點是丘陵的上田。所以，根據“上田棄畝”的原則[3] ，這里做成的溝不是排水溝，而是播種溝。
現在我們舉一個“（造字）”字形钁的例子[4] ，钁的出現與農耕文青銅器時代相近。據《管子·輕重乙》記載，種地 “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铚”[5] ，這也是現在所了解到的當時華北地區所使用的重要農具。但是朝鮮半島使用的钁是能除草、起耕、開墾和碎土的多用途農具，其主要特征是功能眾多。
耒是用于起耕的。而這里的钁是于起耕后的作業。在牛耕還沒有普及的華北地區，這種作業是用木榔頭進行的[6] ，在農耕文青銅器上，則是用钁在播種后覆土，同時進行碎土和摩平。即，耦耕的時候，一個人在前面起耕做出播種溝，另一個人在起耕后播種，然后覆土，也就是所謂“耰”。“耰”是春旱多風的華北地區保墑農法中施行于表土層整地作業的一個環節。耕耰體系有很多種，在朝鮮半島的上田采取的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在農耕文青銅器上耰這種作業是在耕者后面拿钁的人進行的。通過這些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土壤耕作和播種是緊密相關的。
只看農耕文青銅器的圖，還不能了解這種耰作業的土壤耕作原則的；但可從同時期中國文獻中獲得啟發。《國語·齊語》中有“疾耰”[7] 的記載，這是指播種后迅速用耰碎土、覆土于播種的種子上。《莊子·則陽》篇 “深其耕而熟耰之”則提到了“熟耰”。熟耰是指把土塊打碎，細致均勻地覆土，也包含了摩平的意思。從中可以了解一人耕一人耰的耕作方式所重視的是什么[8] 。
農耕文青銅器耕作圖后面表現的是在春秋時舉行的祭祀活動[9] ，左側圖表現的是收獲時往儲藏容器里面裝谷物的情形。可見農耕圖象表現的是播種主谷的春耕。圖中后面的人是往播種溝里播種。從當時的生產工具和農業技術看，在播種前除去前茬作物的陳根或除草是不可能的[10] 。即用木制的耒耜不能在播種前直接起耕，然后播種、覆土。也就是說，在鐵制起耕農具普及之前，春播前除陳根或除草是很困難的。據《管子·山國軌》。在收獲后要進行一次除田，即除草整地[11] 。在收獲后進行除田是比較容易的，它不但可以把田間的青枯草翻到下面，使土壤變得肥沃，還起到了改善“旱田”土壤組織的作用[12] 。經過了冬季的除田，翌年解凍之后可以比較順利地起耕和播種。從中得知，農耕文青銅器上的勞動場面描述的是上田春耕的情景。
農耕文青銅器上所體現的這種耕種方式與古代中國耦耕中的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完全一致的。農耕文青銅器的發現，使人們對上田作畝方式、勞動形態、耒耜耕作方式的長期爭論獲得解決，是研究古代農耕的十分重要的資料。
《左傳》記載了公元前593年“初稅畝”[13] 。可知“畝”在很早以前就出現了。但是這里的畝是上田的畝還是下田的畝，以及用什么方式作畝，還不是很清楚。農耕文青銅器證明，在大約3～4世紀，朝鮮半島已經開始用木耒在田地上挖播種溝進行作畝。
誠然，朝鮮半島和中國華北地區的氣候、土質和風俗是不同的，所以在上、下畝的耕作方式上也存在著差異。華北地區夏天集中降雨和低濕地的開墾，使人們逐步認識到了排水溝的重要性，《周禮》中記述的是用二耜作排水路。農耕文青銅器上的畎則是播種溝，而不是排水溝；為了防備夏季的集中降雨，推測畎的方向是和等高線直交的。
畎和壟的大小由當時耒耜的寬度決定。但是從農耕文青銅器上的木耒的形象不可能得到其準確的寬度。當時的土質不是后述的沙質粘土層，而是丘陵地帶的黃土層，耜的前端也沒有鐵刃，因此不容易入土，另外，翻土時要承受很大的土壓，因此耜刃不會很寬。由此可見農耕文青銅器上畎的寬度不是《周禮》中所記載的5寸耜（刃部≈12cm）的寬度[14] 。韓國鐵器時代初期的光州市新昌洞農田遺址中以壟寬40～70cm，畎寬10～25cm為標準作畝，壟比畎寬3～4倍，畎寬10cm左右，畎深也與此相近。后述的大坪里玉房4號地區的青銅時代農田遺址中畎的深度都是在10cm左右，這就說明了用木制耒耜進行起耕的局限性。由于畎的深度和壟的高度不同，做畎時翻出的土可將壟上播種的種子覆蓋上。由此看來，在新昌洞作畝所使用的農具也是木制耒耜，播種方式也和農耕文青銅器上描述的一樣，也是在畎上條播，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
當然，正如戰國后期的《呂氏春秋》中記載的那樣，如果在耜頭上附著鐵刃，刃的寬度8寸左右；用這樣的耜可以做成寬一尺大小畎和壟[15] ，所以畎的深度要大于5寸。下田的情況大概是兩個人用5寸耜并耕作成1尺大小的排水溝，并作成比上田的播種溝寬4～5倍的廣畝，然后在畝上散播，最后通過開溝進行覆種[16] 。但是，和8寸耜一樣，為了適應朝鮮半島的降雨量偏多的條件，耒耜的刃變寬，所以畎也變寬了，這樣就更有利于排水，然后再做出相應的壟，在畝上進行播種；但在灌溉及排水設施發達的部分地區，也是在溝里播種。 二、晉州大坪里青銅時代的作畝法
我們對南部地區晉州南江流域三國時代的10，000余坪以上的農田遺址[17] 進行了發掘和調查。大坪里玉房農田遺址位于南流的南江彎曲處，并與這里的自然堤防的傾斜面相對，中央部分人口居住密集，在先史時代這里的農耕已經很發達[18] 。大坪里玉房2地區的農田遺址與青銅時代中后期（公元前6～前4世紀）的松菊里型階段相當，其農田遺址的特征非常清晰。大坪里農田遺址的上部土層是由沙質土和沙質粘土反復堆積而成的，可以推知這里當時經常洪水泛濫。
（一）作畝形態
前面，我們對農耕文青銅器上的作畝方式進行了寫實性的描述，但下田畎和壟具體形式尚不清楚。晉州大坪里農田遺址補充了它的不足，我們可以從中知道具體的畎和壟的大小。
玉房2地區農田遺址面積5，016平方米（1500坪；南北33m×東西152m），東西方向上呈細長形。大部分畎和壟的方向（南北）與等高線的方向（東西）直交。我們是通過對沙質土壤的分析得出這個結論的[19] 。在朝鮮半島的南部，農作物的生長期正是夏天集中降雨期，排水尤其重要；播種后，如果排水不好，種子和作物很有可能流失，壟和畎的形態也難以保持。所以，為了便于排水，必須與等高線直交作畝，或者說與江的流向直交作畝。
田址內最洼的中央部分東西方向分布著5處有一定間隔的豎穴遺溝（大小是1～1.5×1.6～2.4m）。其可能的用途是水洼或糧食儲藏庫，但從江邊丘陵地帶的特點來看，更像是用來防備集中降雨的儲水庫。漁隱1號地區農田遺址的中央部分也發現了與此相似的情況。如果當時田的外圍沒有排水溝，下雨的時候水會直接流進田地中，為了防止農作物流失或作畝被毀壞，在堤防附近設置水庫是正確的策略。當然，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在村落的周圍都挖有環壕，在與大坪里地理條件相似的三國時代的渼沙里下層田地遺址中也發現了溝遺址[20] 。二者的作用雖有所不同，但都是為了在集中降雨時排水和防止水土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漁隱1號地區遺址(4000余坪)的田地規模十分龐大（150 m×50m＝7500 m 2=2300余坪），但在其中間沒有區劃[21] 。這種情況會影響勞動效率，而在集中降雨時很容易出現問題[22] 。實際上，青銅時代的農田還沒有邊界線。如果仔細考察其作畝形態，當壟的方向發生變化或壟中斷時，農田會起相應變化，所以地頭都不十分整齊。在大坪里玉房號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里，雖然畎和壟維持了原型，其地頭也不整齊，玉房6號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壟的方向是朝著西南流向的南江，在壟的中間出現了中斷現象。這也說明了當時的田雖然沒有明確的邊界線，但實際上仍然存在著某種邊界。這樣的痕跡在三國時代的田里也同樣存在。
這個邊界可能是標志著耕作者的不同或栽培的作物的不同。在青銅時代不同的農田遺址上往往同時發現播種期基本相同的農作物，它們是通過改變壟來予以區別的。
與此相近的時期，中國春秋戰國就出現了把象征著土地邊界的“封”偷偷挪動的事件（“盜徙封[23] ”）。這也許與大坪里農田遺址中設置的豎穴遺溝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24] 。在古朝鮮的八條禁法和《周書》的百濟傳里面“對盜竊者處以其所盜贓物二倍的懲罰”。這些都說明了很早以前就發生了超過邊界線侵犯別人所有權的事例。
表1：大坪里玉房3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樣式（2500坪）
區分田遺址 畎和等高線 畎寬（cm） 壟寬（cm） 畎長(cm) 畎合壟的斷面 寬度比較 坪 播種位置 備注
6號 直交 40-50 80-100 23 壟寬，穴孔呈 畎
7號 直交 50-70 40-60 鋸齒狀 畎>壟 230 畎一邊很深，一邊是傾斜的
8號 直交 40-80 40-60 鋸齒狀。間或底面呈W字形 畎>壟 1300 畝上播種 隨小谷間田壟的變化，畎是點列的圓形小孔形成的播種溝。作畝形態是不凸凹不平
50-70 40-60 鋸齒狀 畎>壟 畎種
30-70 60-100 寬壟 上面有穴孔 畎
9號 直交 40-60 40-60 波狀 畎≒壟 30 地面下4m處
10號 直交 40-100 30-60 21 W字形 畎>壟 150 畎內點種 畎內部有不定型的小型穴孔(播種溝)
11號 直交 20-40 80-100 10 壟寬波狀 畎
直交 5 壟寬波狀 畎
12號 直交 40-60 60-80 30 波狀 畎
13號 直交 40-60 60-80 25-30 波狀 畎
青銅時代的作畝形態多種多樣。從玉房2號地區壟的形態來看，其兩地頭不整齊，壟和畎的大小也不一致，畎和壟的寬度分別是28～40cm、28～44cm，深8～10cm，最長的畎長達34m。漁隱地區的作畝形態與玉房2號地區相似，壟的長度也相似，長35m[25] 。與此不同的是，青銅時代大坪里田畎比農耕文青銅器上所表現的田畎更寬，平均是40～60cm，壟寬50～90cm以上。這與玉房4號地區的農田遺址相同[26] 。像這樣的畎和壟，尤其是比較寬的壟，由于受當時一次性利用土地方式的限制，在上田的播種溝中播種實行自然的休耕。換而言之，畎和壟變寬說明了當時不定期改換耕地，畎和壟也隨休耕法的改變而改變[27] 。
當時畎的斷面是U字形，整體成波形，由此可知在青銅時代采取的不是在縵田中散播的原始農耕方式，而是通過壟作耕法作畝，畎種或在畝上播種。當然，因為資料不足，還不能像《呂氏春秋·任地篇》那樣描述當時具體的耕作原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作畝形態已經成為初期國家時代的溝洫制或土地制的基礎。
（二）耕作方式
通過青銅時代農田遺址尚難具體把握當時從事耕作的必要勞動力數量，但也可以作一些大致的估算。玉房2地區的農田規模很大，一整塊田達5，016平方米，1，500坪，在勞動工具十分粗陋的情況下，只靠2、3名勞動力耕作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廣闊的農田里還沒有清楚的邊界線，推測是由集團式的大家族共同耕作。
從玉房2地區的平面圖來看，從南、北方向開始的畎的末端中間被切斷。玉房4地區青銅時代農田遺址中畎的中間也被切斷，分成東西兩部分[28] 。這種形態的田在玉房3地區8號的田址中也有發現。這肯定不是發掘不完全所致，因為現在發掘出來的田已有1，300余坪。2地區的青銅時代農田遺址也存在這種情況。由此可知，這些田是由幾個大的集團共同耕作的。又由被區分的田的面積小規模化，推斷共同參加耕作的勞動單位已變成了個體家族（或夫婦勞動）。
從大坪里農田遺址還可以推知用耒耜耦耕的方式[29] ，當時作畝用的是寬度超過20多厘米木制耜，勞動方式是二人一組，或者兩耜并耕，或者是用一個耜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或者一個人在前面起耕作畝，另一個人在其后播種、覆土（一人耕一人耰）的方式[30] 。
如前所述，農耕文青銅器上的耕作方式是利用耒一人耕一人耰。這種方式適合春旱地區的春耕，在黃土丘陵地帶被廣泛采用，但不適合像大坪里那樣的廣畎和廣畝。在利用畜力之前，采用的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方式。在單靠人力挽犁起耕的階段，如果耜的刃的寬度是20厘米的話，通過耦耕也能做成廣畝。但是，大坪里農田遺址的畝凸凹不平，壟與等高線直交，可知當時是由人力起耕的，而不是采用農耕文青銅器上的作畝方式，因為如果利用5寸耜的木制耒耜做寬50厘米左右的畎，需要二人一組并耕，往返兩次才能做成一個畎，那么這樣的勞動效率將很低。
在大坪里3地區的5號田和8號田中，在畎的底部發現了被挖成W字形的痕跡，推知當時的耕作方式是一人扶犁一人拉犁的往返勞動，或者是兩個人同時并耕。使用耒耜的勞動是很艱苦的，如果耒耜的寬度超過20cm，耜刃入土時要承受很大的土壓。即使是沙質粘土，用人力進行翻土也十分困難，在壟長35m情況下，耕作會更困難。玉房2號地區農田遺址的畎深8～10cm，如果用木制耒耜入土和翻土的話，會很費力。假如耒耜的寬度在20cm以下，作畝將需要更多時間[31] ，其勞動生產率也會相應降低。發掘出的農田遺址中畎和壟凸凹不平是因為入土時左右搖擺所致。
目前，在農田遺址中還沒有發現過這樣的木制農具。出土的都是石材工具。在玉房3號地區收集到的農器具中，石钁長11.8cm、寬12.7cm、厚2.0cm，重412克；另外，石鏵長10.4cm、寬6.0cm，重103克；在玉房2號地區出土的石斧長12.3cm、寬7.2cm，石钁長15.6cm、寬10.1cm[32] ，而且這些工具刃部的寬度都沒有超過5寸耜的寬度。
如果利用這樣的石材農具作畝，作畎時應是蹲著用手拉著鏵形石器后退著勞動。青銅時代作畝的形狀大部分是凸凹不平的，這可能由于當時勞動的動作是斷續且反復的。特別是在表1中，鋸齒狀的作畝形態是耕者蹲著用石鏵或石钁翻土的過程中形成的。當時用這樣沒有手把的石材農具進行起耕，投入的勞動力該有多大！由此又可以推測，農耕文青銅器上所反映的點種方式或根耕復種的農作技術已經能靈活運用木制起耕農具了。
那么，為什么當時要用木石農具極費力地作很寬的畎呢？這與前述的土地利用的限制和氣候及水土條件有關。由于朝鮮半島南部地區的氣候特性和江邊沖積地的地形特征，夏天集中降雨，在田埂和排水溝不發達的情況下，江邊的下田需要快速排水，做很寬的畎是十分必要的。根據《呂氏春秋·任地篇》中記載的“下田棄畎”的原則，在廣畝上散播時，如果畎很窄的話，挖10cm左右深的畎所挖出的土不能把壟上播種的種子全部覆蓋，因此，必須一次性的把畎加寬。
另外，栽培作物對畎的寬度也有影響。大坪里農田遺址的作物有大麥等，大麥是既不耐旱又不耐寒的越冬作物，必須實行畎種。據《四民月令》，黃河流域8月播種冬大、小麥，在翌年的4～5月雨季到來之前收獲，因此無須排水，也無須畎種。在畎里播種不僅可以防止動物的侵害，而且也可使種子越過寒冬。當時究竟是在寬畎上畎種，還是像玉房6號地區那樣在廣畝上開出小畎來播種，現在還不得而知。無論如何，為了保障播種處的種子，寬畎和壟都是必要的。
在大坪里農田遺址中，田壟形態是不確定的。它一般取決于使用的農具，農具不同，其勞動生產性和編制也不同。如果使用石材農具作畝，必須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在大坪里3地區的、6號、7號、8號和13號，其田壟接近直線形，其田的規模也很大。由此可知，當時存在貧富差距，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也不盡相同。
綜上所述，農耕文青銅器上的農田是由一個人用耒耜在溝中播種的，如新昌洞農田遺址中的壟很寬，其播種的面積相應就少。這就是說，當時上田的土地利用率比大坪里的下田低。所以，在以后的三國時代，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畎和壟變小了。 注釋
[1] 崔德卿：《中國古代農業史研究》，白山書堂，1994年，第100~104頁。
[2] 韓炳三：《先史時代的農耕文青銅器》，《考古美術》112號，韓國美術史學會，1971年，第8頁。
[3] 《呂氏春秋·任地篇》：“上田棄畝，下田棄畎。”
[4] 钁與鎬形態相近，附著著鐵刃的農具。
[5] 《管子·輕重乙》：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為農”
[6]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 p.276~277.
[7] 《國語·齊語》記載的管仲返齊主政時農田耕作情況：“及耕，深耕而熟耰之，以待時雨。”
[8]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 pp.126 ~127.
[9] 前揭韓炳三文《先史時代的農耕文青銅器》，第12頁。
[10] 渡邊信一郎在《古代中國小農經濟的形成》（載《中國古代社會論》，青木書店，1986年，第33~43頁）中把耕作方式分為兩類。即，戰國時代以前采用的是除田（冬）耕種（春）蕓耨（夏）收獲、儲藏（秋），由于勞動工具的原始，不可避免的在播種之前進行除田。戰國時代及漢代的耕作方式是耕種（春）蕓耨（夏）收獲（秋）儲藏（冬），在春天耕種之前的除草作業成為可能。鐵器農具的普及，使得能在播種之前進行整地作業。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木制耒、耜，還有附著的鐵刃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
[11] 《管子·山國軌》篇：“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蕓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中國農學史》（上）中認為除田一定是在秋耕以后。但根據《管子》時代的勞動工具，秋耕是不可能的，所以這里的除田只是在收獲后，除去休耕田中的枯草，以及進行整地。參閱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 p.67。
[12]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科學出版社，2000， p.280.
[13] 從這時候畝稅的單位來看，是根據播種的廣畝（1×120步：1畝）為基準征收的。
[14] 戰國秦漢時代勺形寬耜，《周禮·考工記》匠人條記載為5寸，在《呂氏春秋·任地篇》記載為8寸。在戰國、秦漢時代1尺是23.1cm，因此其大概是12~18cm，利用它作畎的時候，畎的寬度大概是16~24cm。
[15] 閔成基，，《釜山大學校論文集》第九輯，1968；大島利一，，《史林》53卷5號，1970；西嵨定生，《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東京大出版會，1981，pp.91~94.
[16] 像這樣寬廣畝的耒，關于耜的長度是6尺，這個寬度很適合在生苗以后進行中耕除草。這個廣畝的寬度是通過農民們實踐經驗形成的。所以這是比較正確的。
[17] 發掘的大坪里玉房有9個地區，漁隱分兩個地區，玉房第1、9地區是晉州博物館和慶南考古學研究所發掘的，玉房第2、3地區是慶尚大學校博物館負責發掘的，玉房第4地區是東義大學校發掘的，玉房第5地區是鮮文大學校歷史學科，玉房第6地區是東亞大學校博物館，玉房第8地區和漁隱第2地區是昌原文化財研究所發掘的，漁隱第1地區是慶南大學校博物館發掘的。這些大部分地區的發掘報告書還沒有發表，但慶南大學校負責的玉房第2、3地區的報告書已經發表，通過以上這些，可以了解先史時代的農作法和耕作方式。
[18] 慶南晉州市大坪面大坪里796-17番地附近的彎曲面為中心坐落在南部玉房洞和北方漁隱洞。
[19] 據尚大學校博物館研究叢書第20輯，《晉州大坪里玉房2地區先史遺跡》，慶尚大學校博物館，1999，p.232中記載。
[20] 據漢城大學校博物館篇，《渼沙里》第4卷，渼沙里先史遺跡發掘調查團，1994， p.214中記載，到現在為止，能夠被確認的大約是廢棄100m以下的下層田以后形成的。水渠寬20cm，深50~70cm，另外的一個寬120cm，深40~50cm。
[21] 參考 郭種喆， 2001. 《韓國農經文化的形成》， 韓國考古學會， p.65.
[22] 與漁隱1地區居住地田遺址中和畎直交相反的方向郵溝存在的遺跡。這些溝只分布在田的南、北末端和中央的一部分，之間沒有聯接，起到了水庫或排水作用和邊界線的作用。
[23] 《睡虎地秦墓竹簡》田律，p.178。
[24] 據慶南大學校博物館外，《蔚山無去洞玉峴遺跡》，1999年排水條件好的水田要維持水位，可以分成小塊的田，在青銅器時代，田埂的寬是16~25cm，高1.4~6m，內外的水溝的長度相等。然而在排水條件不好的稻田里，就沒有設置田埂。
[25] 漁隱1地區青銅器時代田的畎寬大約35cm左右，壟寬50cm左右，畎深施8~10cm，其斷面呈波狀。參考 郭種喆， 2001. 《韓國農經文化的形成》， 韓國考古學會， p.65.
[26] 據鑠園，《南江DAM水沒地區的發掘成果》，領南考古學會，1998年中說，壟的斷面呈波狀，畎寬40~60cm，壟寬52~84cm深10cm。
[27] 崔德卿，《中國古代農業史研究》，白山書堂，1994. pp.100~104.
[28] 據鑠園前面的報告書；李相吉，《晉州南江遺址和古代日本－古代韓日文化交流的諸樣相一》，慶尚南道，2000，p.346，參考的(2) 。
[29] 據耦耕方式存在二人并耕說，二人對耕說，一人扶犁一人拉犁說，二人一耜說，二人前后共發說，一人耕一人耰說及慣習說等。郭文韜編，《中國古代的農作法和耕作法》，農業出版社，1981，pp.81~84；崔德卿，《中國古代農業史研究》，白山書堂，1994. p.89．
[30] 據日本的彌生，古墳時代的木制農具是雙齒、三齒和鍤形農器具，并發現了許多挖土用的鏟形器具和钁。可以想象，如果這樣的農具在朝鮮半島的沙質土壤普及的話，會是非常適用的。在光州新昌洞出土的木制農具就充分說明這一點，這些農具入土部分的部分非常小，所以消耗的勞動力非常大。
第2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哈尼族文化 漢族文化 民族管理 文化融合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7）03-0038-02
我國云南的哈尼族養育著一批學習熱情很大，對外來文化包容性很強的當地居民。在當地族人進入地區高校學習的預期方面，各項調查顯示十分有優勢。本文主要根據地方特色進行對哈尼族鼓舞進入高校的實踐研究。
1 哈尼族聚居地簡介
哈尼族出自云南省，它是我國少數民族中民族人口過一百萬的民族之一。哈尼族人保有了世代承襲的勤勞、智慧的性格特征，云南省著名的哈尼梯田就是哈尼族勤奮耕作和群體智慧的結晶。另外，哈尼族在住處建設、服飾穿著、文藝活動、體育競技等領域有超群的天賦。
哈尼族民間舞蹈源遠流長，有哈尼族盛行的祭祀性舞蹈“打莫撮”和“鼓舞”，其中鼓舞是以民族特色為解讀，當作是哈尼族母權時代的產物。“棕扇舞”由河縣哈尼族民間傳說而形成的古老而神奇的舞蹈。
紅河州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邊疆少數民族自治州，紅河哈尼族是該地區的一個極富特色的少數民族，此地高校紅河學院是一所"省州共建"的省屬綜合性本科高校。普洱哈尼族處于寧洱彝族自治縣，此地高校教育一直在抓，民族文化特色也很豐富。另外德宏、西雙版納、玉溪等地都有哈尼族聚居。
2 哈尼族進入地區高校的優勢
2.1 正面的性格因素
《中國學生家庭教育問卷》（l1-18歲）和《中國學生性格問卷》（l1-18歲）對云南西雙版納州的漢族與哈尼族初中學生的家庭教育狀況及性格發展進行了比較研究，調查發現兩種民族的學生的普遍性格發展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差異性，這是符合客觀預期的。好的結果是，漢族和哈尼族兩族學生的性格特征在整體上是健康向上的。相對而言，哈尼族學生具有理性客觀、自覺自律、勇敢誠懇等優秀的性格素質。
2.2 強勁的學習能力
統計表明，在云南省多民族高校實施的學業成績檢測結果中，漢族學生位列第一，而哈尼族W生僅次于漢族學生，平均分位列第二。但相比于國家中東部地區的院校，這個地區的學生總體成績不算太高，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根據統計數據，在云南省的四大少數民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中，屬哈尼族學生的學習興趣最高，族群內有興趣的百分比高達85%，由此得出，哈尼族對新知識的學習積極性高漲并會主動詢問老師問題。另外，所有科目里哈尼族最拿手的是藝術和體育。
從哈尼族各具特色的舞蹈來看，出于對當地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的不同解讀，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舞蹈文化。因此，高校內開設舞蹈教育課程，在輕松愉快、歌舞說唱中促進了哈尼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的發展融合。如紅河地區表演的“同尼尼”，即反映了當地的祭祀守靈文化，目前紅河學院和玉溪學院都有開設相應的舞蹈本科專業。
2.3 傳統族群的文化滲透
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這是一豐富的文化資源。我們應該要利用起這種資源，打開民族交流的大門，促進各民族互相學習，揚長避短。因此，一方面，漢族人民也在向哈尼族汲取豐富的農耕經驗，學習別人的優秀文化。另一方面，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歷史中，漢族用文字記載的歷史更長、更完整，典籍更豐富，文化更成熟更發達，這是放之世界都不容置疑的事實。那么勤勞向上的哈尼族自身也有迫切的愿景想要掌握漢文化。
3 哈尼族進入地區高校的劣勢
3.1 地理位置和農耕文化的局限
不同民族的自然環境差異和生產方式的不同，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作息習慣。哈尼族均居住在高山地帶，主要從事梯田水稻耕作。農忙季節青少年要參與家庭的農耕活動，可能造成學生在校率不高。再加上交通不便，很多族人就不再愿意接受高校教育，認為其沒有用處并且上山下山給學生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另外，哈尼族更多從事傳統的粗放型農業經濟，長期生活在高山地區，在惡劣的環境下靠農耕事業一天天發展起來。但他們缺乏科學技術知識，走出社會來缺乏競爭力，生產力不能得到質的飛躍，這也是山地民族社會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心理情況和人際交往的局限
在人際交往方面，不同民族學生也有差異。要知道，在西雙版納的學校教育進程中，學校容納多民族共校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滿足要求，它響應了中央政府對于多元一體的教育結構的期望；但實質上，一般本族學生更適應本族老師的教學，不同民族的師生之間互動較少。這就浪費了蘊含著巨大的教育優勢的多民族共校資源。
然而不同民族學生間的交往非常少，甚至出現了不同民族“各自為政”的小團體現象，也并沒有引校方的足夠重視，使得我們的多民族期望停留在理論層面。
調查得出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比當地漢族學生嚴重。好的方面是，教師及機構對哈尼族青少年的性格評價為：大多數活潑、健談、待人誠懇、進取心強。他們想見世面，愿求學的愿景應該受到社會重視。另外他們喜歡新事物，喜交朋友的陽光的個性特征，應該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和維護。
4 為鼓舞哈尼族進入地區高校的措施
4.1 重視對民族學生的心理關懷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漢文化的沖擊使得少數民族學生在維護傳承民族文化和接受適應現代社會的雙重責任中背負巨大壓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帶入與原始農耕的自然經濟價值判斷發生正面的碰撞，高校所教的主流文化價值與少數民族學生從小習得的傳統文化的沖突巨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產生迷茫無措的感覺，給民族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帶來了不適和壓力感。我國應該引起足夠重視，根據民族情況，合理掌握教學進度，開展漢化教學活動，逐步穩定地進行科技文化普及。
4.2 抓好文化融合和共同進步
對多元化的理解，不僅要體現在各民族共同教學，還包括對各個民族間差異的承認和對各民族文化的認同，對他們平等的尊重。而事物是在矛盾沖突中不斷發展和進步，一個民族要想不斷地提高發展，就必須接納民族之外的先進文化和更高級的生活、生產方式，必須打開大門，促進各民族的交流和溝通，去陳求新。在這個過程中，尊重民族差異是促進少數民族積極學習外來文化的前提和尊重，但尊重差異并不代表著圍繞少數民族的利益打轉，不意味著對學生差異性的不加約束；而是要考慮保留優秀的差異特色，逐漸減弱落后的文化差異的影響。
各大高校，如紅河學院、普洱學院、西雙版納教育學院、和德宏教育學院都開設了學報專欄并且將期刊上傳到互聯網，這些學報主要根據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進行一些專題研討，例如《紅河學院學報》對普洱地區哈尼族喪葬習俗的特點探討。又如紅河學院的哈尼族歌曲課堂教學實踐就是民族音樂教育對“西方模式化”教學沖擊的一個勇敢的探索。現在紅河學院也已經把哈尼族舞蹈進入了課題進行專業教學，其開設的課程有《紅河本土舞蹈》《哈尼族舞蹈訓練》《紅河本土舞蹈教學與表演》，其它哈尼族地區高校也都有哈尼族鼓舞的作品等。
4.3 政府出_相關鼓勵政策
不同民族之間交往和摩擦，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其中，民族偏見常常出現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生活摩擦里，表現出先入為主，以偏概全等特點。例如一些漢族學生認為，少數民族學生都不講衛生，習慣不好。由于哈尼族聚居高山，膚色受陽光長期暴曬，導致膚色偏黑。在此我們想要提醒，民族偏見或民族歧視問題屬于政治意味較敏感的問題，此類問題目前沒有較為妥善的解決方案，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向漢族年輕人普及尊重少數民族的觀念，鼓勵漢族學生多與少數民族交朋友。
另外，在高山地區基礎教育設施較為落后的情況下，政府設立助學基金和各種優惠政策，提供機會讓山區優秀學生進入到國內頂尖學府進行深造。鼓勵他們將高級科學技術和人文價值帶回家鄉，促進少數民族文化建設，各民族文化共同繁榮。
5 結語
本文就云南省哈尼族為例，論述了地區鼓勵少數民族學生進入高校進行學習深造，于推進邊遠地區建設，民族共同發展有重要意義，也是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個熱點問題。相信在不遠的將來，現代化發展能帶動少數民族，實現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的理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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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滿清文化；歷史；遺產；旅游產品；設計與開發；裝飾
沈陽故宮作為《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資源，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點或旅游產品。如果簡單將沈陽故宮這一世界遺產資源，其旅游裝飾產品簡單地按照市場化的旅游方式定位，必然造成以旅游價值評價取代遺產價值評價的后果，甚至可能引起遺產資源的核心價值――歷史的深刻性和文化的傳承性的喪失。所以，對沈陽故宮這樣世界遺產的旅游裝飾產品的開發，必須充分發揮公共政策的潛在作用，對遺產資源要進行多方面的價值挖掘，包括美學、思想史、宗教、社會學、歷史、科學與技術等，即通過考察研究、審美實踐而不斷發掘其科學、美學和歷史文化價值，并不斷提高對遺產所在地的文化、民風、習俗等資源價值的研究與開發。這就是筆者對沈陽故宮旅游產品開發設計的基本定位。旅游裝飾產品開發設計定位是旅游目的地不斷擴展和深化其旅游產品的前提。通過對沈陽故宮旅游裝飾產品開發設計定位的分析，今后沈陽故宮博物院旅游裝飾產品的深入開發，似應將重點放在能夠充分反映滿清歷史文化民俗特點的旅游裝飾商品的開發上。而在設計這些旅游產品時，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 文化架構上要充分反映滿清文化的特點
沈陽故宮博物院作為清代初期政治的中心，充分體現著滿族的民族文化特色。滿族是我國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長期居住在祖國白山黑水之間的廣大地區，在不斷的生息繁衍中，經歷了從野蠻社會形態進入文明階段的歷史進程，并在不同歷史時期內不斷分化、整合，最終形成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有自己的語言、文字、習俗、文化。其中不少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的文化風俗，也被列入保護或搶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中。滿清的這些民族文化習俗，雖然在沈陽故宮博物院里沒有逐一的具體展現，但是人們從其建筑風格、藝術設計、展品陳列中，仍會領悟到這些民族的特點。因此，我們在沈陽故宮博物院旅游產品開發設計中，一定要堅持以滿清宮廷文化為其內核，以滿清民俗文化為其外延，充分挖掘滿清文化的深刻內涵，以生動的形象設計體現滿清文化的獨特個性。
2 商品品味上要體現旅游地的地方特點
沈陽故宮博物院的所在地沈陽素有“一朝發祥地，兩代帝王城”之美稱。沈陽作為聞名遐邇的歷史文化名城，既是滿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沈陽遠在七千多年前，本土先民新樂人就在這里農耕、漁耕，生息繁衍，創造了光輝的新樂文化，成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重要支系。之后，這里發展成為漢族和東北各民族的共居地。由于沈陽靠近中原，作為其進入東北地區的交通要道，因此被歷代中央王朝列為其控制東北的戰略要地。沈陽城邑形成于漢代，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歷經數代王朝的更替，幾經廢置，又不斷得到復建，并逐漸形成規模，而且始終處于東北邊地軍事重鎮、區域內政治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后，它是國家重點建設起來的以裝備制造業為主的全國重工業基地之一。沈陽的地域特征決定了它區別與其他地區的產品開發的特殊性、地域性，也是吸引旅游者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在開發設計沈陽故宮博物院的旅游產品時。一定要以當地的民風、民藝為載體，充分反映當地物質文化產品的歷史淵源，使每個旅游者所購到的旅游商品，都能銘刻著對這個旅游地難忘的經歷。
3 商品裝飾上要堅持滿清文化與現代設計相結合
如前所述，我們在開發設計沈陽故宮博物院旅游產品時，一定要突出滿清民族文化的特點，就是說，要以博大精深的滿清民族文化作為支撐和根基，但又不能拘泥于滿清文化的傳統特點，而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的裝飾藝術的設計手段與方法，使傳統的滿清文化與現代設計元素相結合，將現代的設計元素合理的運用到傳統文化的設計中去，使二者恰到好處的融合起來。創作既有深厚的滿清歷史文化的氣息，又能反映出現代裝飾藝術特點的優秀設計作品。
4 市場定位上一定要堅持實用性、方便性和禮品性
我們開發設計的旅游產品，是為了滿足旅游者的市場需要。它必須從旅游者的需要和可能兩個方面來考慮。因此，我們在高度重視其文化價值內涵的基礎上，一定要考慮其實用性、方便性和禮品性。所謂實用性，就是所設計的旅游紀念品要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用途，如文化衫、風情包、特色扇子、室內裝飾產品等；或者有一定的收藏和保存價值，如歷史文物的復制品等。方便性就是體積不要過大，要便于旅游者攜帶。禮品性就是包裝要牢固輕便，外觀造型要美觀大方、精美別致，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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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浩.傳統文化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研究：以成都地區餐廳空間室內設計為例[M].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6.
[3]劉霏霏.中國傳統裝飾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研究[M].中國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10.
第4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市濕地公園，規劃設計，生態景觀
城市濕地是濕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重要的自然資源。利用納入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適宜作為公園的天然濕地類型，通過合理的保護利用，形成保護、科普、休閑等功能于一體的公園，為城市濕地公園。作為一種新興的公園類型和城市生態恢復保護的重要手段，城市濕地公園受到了城市管理者和建設者的熱捧，成為近年城市建設的熱潮，推動了城市濕地的建設發展，讓人們看到了改善城市生態的希望。但由于建設的盲目性和管理法規監管缺位，過度公園化、景觀同質化、生態硬質化和地域文化缺失等問題，使城市濕地公園遺失了生態恢復和保護的本位。如何在規劃設計的源頭，從規劃設計理念、功能布局的技術角度，把住城市濕地公園城市生態恢復保護的使命，筆者試圖從湛江市濱湖公園（西岸局部）規劃設計項目中探索尋求。
1項目概況
濱湖公園位于湛江城市中心區的北部，海田區的東側。論文格式。本次規劃范圍屬于濱湖公園用地內的一部分，在公園西岸的西南角。規劃用地的南面為軍民大道，西面為海灣路，北面為東盛路。用地南北長2080米，東西寬40--160米，規劃用地面積18.14公頃，呈狹長帶狀形態。濱湖是圍海造湖形成的，而本次用地范圍內的現狀地形地貌除了防浪堤、淺灘外，大部分為魚塘，屬于人工濕地地形。但由于魚塘這類人工濕地缺少植被、生態系統單一，所以自我更新能力很差。
湛江市濱湖公園是城市總體規劃及綠地系統規劃確定的“六區五心四廊三帶”這一城市綠地系統結構中的“五心”結構之一，其性質定為市級公園[2]。
2 規劃布局
規劃對現狀人工濕地的地形進行改造，通過局部縮小水面、局部提升水底標高、推填緩坡等方式，將原有的單一濕地形式改造成湖泊、池塘、沼澤等形式的濕地。遵循生態性、藝術性、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設計理念，將濱湖岸線空間與防浪堤內外水體有機融合，充分體現自然特性、創造充滿生態情趣的湖濱環境。而根據不同的親水界面、環境特征，反映不同綠化群落特色，突出自身的不同個性，濱湖公園可以劃分為臨湖游賞區、生態休閑區、飛鳥休棲區和生態培育區等4大景觀區。
2.1臨湖游賞區
結合海灣路的規劃走向，在海灣路東側吹填部分濱湖水面形成高底錯落的公園陸地，沿瀕湖岸線布置“浮舟戲波”、“松風杉影”和“落日晚釣”3個主要的景觀節點，構筑宜人的游賞園路、配置特色的綠化植被，創造充滿休憩情趣的湖濱環境。
“浮舟戲波”景觀節點主要是為了方便游人泛舟湖面，從水上欣賞公園陸地景觀，結合吹填出來的瀕湖岸線，設置了大臺階形式的碼頭和寬敞的平臺，方便引導、疏散人流。
“松風杉影”是在濱湖主園路的西側倚坡種植馬尾松、東側臨水種植水杉、落羽杉等，在園路兩旁形成高大蔥郁的樹林，讓游人享受到陽光下涼風襲襲、光影流動的悠閑空間。
“落日晚釣”是在岸邊設置一個出挑在水面的棧橋，主要供釣魚愛好者享受午后、傍晚臨水垂釣的樂趣，豐富游人的親水體驗。
2.2生態休閑區
規劃現有堤壩、魚塘進行整合、改造，擴大部分水面形成4個較大的湖泊，保留其中最大面積的一個水面作為觀水親水空間，在其北側布置“水車疊映”，其余3個水面分別通過種植不同種類的綠化植物形成不同的景觀節點：“水碧菱荷”和“水庭暗香”。論文格式。
“水車疊映”主要是模仿農家農耕所使用過的灌溉設備，如水車、輸水道等，了解到歷史上曾經是農村重要生產生活方式的農耕取水方法，讓游人親身體驗過去歲月里的生產、生活樂趣。
“水碧菱荷”主要是在2個整合后的湖泊及其周圍種植挺水類的濕地植物，主要是水陸兩棲的挺水類花卉，再配合種植些以浮水類的植物。這些植物或在岸邊與巖石相配；或立在水塘中，伸手可及；或聚在路旁，讓人把玩。通過這些綠色植物和水面的相互映托，從而形成構筑成景點的意境。
“水庭暗香”主要是在湖泊里種植沉水類、漂浮類的濕地植物，這些植物在水面或水底若隱若現，給人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觀賞效果，吸引游人的注意力，再配以成群的魚類，更加強景觀環境的趣味性。
2.3飛鳥休棲區
在遠離海灣路、最接近濱湖水面的一側，通過局部改造地形，利用水面為分割，形成一個全封閉的綠化小島，營造一個適合鳥類棲息覓食的環境，從而營造一個“歐鷺棲歸”的環境，使人和鳥類和諧地共存在同一個公園中。小島的東側設計一個小碼頭，供公園管理人員日常上島維護。
2.4生態培育區
將原有的魚塘，通過局部提升水底標高，在坡腳采用石籠、木樁或漿砌石塊（沒有魚巢）等護底，其上筑有一定坡度的土堤，形成水位較淺的沼澤濕地，種植各類水生植物，使水景廊道有盡量大的綠化覆蓋率，提高郁閉度，形成一個較為封閉的濕地培育環境。另外，為了模擬自然生態的物種結構，規劃建議有意識引進“消費者”形成食物鏈：選擇能吸引“初級消費者”（食草、果類的動物，例如鳥類、魚類等）的植物種類，形成森林群落的亞喬木層、灌木層等，為“還原者”（細菌、真菌、微生物，原生動物等）創造生存環境，使它們的分解作用得以進行，以形成完整的食物鏈。從而逐步完善食物鏈，提高生態系統的生命力。
在沼澤了設置棧橋（局部加設遮蔭擋雨的聯廊），蜿蜒穿梭在濕地之間，供游人進入到沼澤的內部，親身經歷野趣盎然的濕地，形成“棧橋探幽”的景觀空間。
在靠近濱湖水面一側的堤岸上營造緩坡疏林草地，種植以柳樹為主，形成疏密相間、不同郁閉度的水岸風景林，形成“柳堤花明”的景觀環境。
3 生態景觀設計
在規劃設計過程中，以生態景觀恢復為出發點，從豎向、植物、生態建筑等方面，因地制宜，融匯進地域特色文化，為整個濱湖的生態恢復和保護作出實踐。
豎向上考慮減少填湖工程土方量，結合現有地形，利用現有防浪堤，保持外側原有淺灘，通過局部人工增加種植濕地植物；改造內側現有魚塘成的湖泊、沼澤，水位線均高于濱湖水位，形成常年有水的濕地環境；增加水線以上的土質緩坡，種植濕地植物。
綿延2公里的駁岸處理，是本項目的一大難點。論文格式。從生態景觀考慮，提出了生態駁岸處理方法：對于坡度緩的淺灘（防浪堤外側岸線），考慮保持自然狀態，配合植物種植，達到穩定堤岸的目的。種植柳樹、水楊、構樹以及蘆葦、葛蒲等具有喜水特性的植物，由它們生長舒展的發達根系來穩固堤岸，加之其枝葉柔韌，順應水流，增加抗洪、護堤的能力；對于較陡的坡岸（防浪堤內側），不僅種植植被，還要在坡腳采用石籠、木樁或漿砌石塊（沒有魚巢）等護底，其上筑有一定坡度的土堤，斜坡種植植被。實行喬灌草相結合，固堤護岸。
植物景觀規劃旨在重塑和恢復濱湖生態景觀，將改造自然轉變為回歸自然、順應自然，延續和恢復濱湖自然生態景觀，恢復其生態服務功能，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通過體現濱湖公園的總體特色，突出濕地景觀框架，保護和弘揚自然生態優勢，實現濱湖生態機能的恢復回歸，植物品種選擇以湛江鄉土樹種為主，因地制宜植物造景，從場地捕捉設計靈感，注意植物的形、葉、花、果的特性變化，注重植物景觀的透、藏、露，注重植物景觀的借景、障景、對景，做到有景可望，有徑可尋，有境可感，貫徹自然生態理念，營造植物群落景觀，重塑和恢復濱湖生態景觀。
4結語
濕地在城市中心區土地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回歸，形成城市生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加強了城市生態恢復的步伐，形成綠色生態區域，是城市衰敗區域得到恢復和再生，促進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在現有法律法規的情況下，鑒于我國現行城市綠地管理和監管現狀，建議制定相關城市濕地公園規劃建設規范，完善城市濕地公園規劃恢復保護范疇，強化對其生態系統評價體系，真正做到城市濕地景觀生態的回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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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第6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地方高校 旅游管理 畢業設計 產學研結合
一、湖南工學院旅游管理專業產學研結合情況
產學研相結合，是現代高等教育的辦學機制之一。它的興起和發展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共同趨勢。旅游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年輕的教育門類，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培養旅游應用型人才。它的職業特性促使其應更加明確地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旅游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應是逐步建立使旅游院校具有適應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有效機制。實行產學研相結合，正是為了加強旅游院校同社會的廣泛聯系，讓社會參與辦學，實現旅游院校的科研面向旅游市場的辦學新路子。我院專業產學研合作建立在校企互動、企業與學校相互滲透基礎上，形成了人才培養、技術進步、校企競爭力等相互提高的“互惠、多贏”的產學研合作目標。
第一，聘請行業權威專家、企業技術專家組成專業指導委員會員對專業培養目標、培養方案設計、課程教學進行全方位指導。定期邀請行業內專家、企業管理人員來校開設學術講座，聘請專家參與對學生的實踐指導，定期進行技能訓練，與旅游企業合作，簽訂協議，共同培養人才，優先向合作企業提供優秀學生實習或工作。
第二，重視專業教學工作。建立專家指導委員會，專家指導委員會既有高校教授、行業部門主管領導及一線企業經理和技術能手組成。專業指導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指導專業教學改革及實踐型教學基地建設方案，使專業學生更好地滿足市場需要，確保教學質量起到了積極作用。每學期均邀請有關專家指導委員會成員來校指導及作相關專題講座。
第三，校企優勢資源互補，戰略合作提高競爭力。10多位行業權威專家、企業技術專家受聘為本專業客座教授或兼職教師；與區域內珠海昌安大酒店、長沙通程大酒店、衡陽雁城賓館等10多家企業建立了穩定的教學實踐基地；擁有衡陽交通旅行社、郵政旅行社、陽光旅行社、青年旅行社、教育旅行社、回雁峰景區等多個校外實訓基地。
第四，加強專業師資培養。每年選送1名骨干教師到國內一流旅游學院進行一年的教學交流，提高教師專業水平。
二、“產學研結合”畢業設計教學改革步驟
“產學研結合”中的“產”注重的是實踐教學環節。實踐對于經濟類專業學生來說，除了能夠積累實踐經驗外，還可以發現和解決生產經營中一系列問題，彌補學校教育不足。“學”要求教學內容設計要反映時代特點，注重知識的系統化和適用性，教學方法要注重教學效果及其可推廣性，盡可能使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實現知識傳授的高效、便捷。“研”則強調開展科學研究工作，選題面向社會經濟實際，特別是企業的應用性課題。畢業論文設計工作在產學研一體化層面上與社會經濟的密切整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機制，使教育教學系統的創新功能得以實現。為更好地實施產學研一體化，學校可以與企業建立協作關系，建設與專業培養計劃相配套的實習基地，有條件的高職院校還應積極創辦經濟實體。
1、確定試點學科和試點課題。把旅游管理作為產學研結合的切入點，在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專業畢業班進行試點，并制定了畢業設計選題的質量標準。一是選題要符合旅游教育規律和教學基本要求，體現旅游專業培養目標；二是選題要突出實踐性，體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教育與科研、生產的結合，具有研究價值、現實意義和開拓性；三是選題應是旅游管理領域剛剛出現的新課題和急需解決的新問題，具有一定的廣度和難度；四是選題具有可操作性強，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可以完成。根據質量標準，我們確定了“衡陽市湘江沿岸紅光帶建設”、“衡陽市雁城賓館餐飲管理系統”等若干個選題作此次試點課題。這些選題都來自于實踐應用研究項目，也是指導教師在研的課題，產學研結合特點明顯，能形成階段性成果，有利于轉變為生產力，充分體現了產學研的結合。
2、人員組織。各試點專業公布產學研結合畢業設計試點題目以及每個選題的畢業設計任務書，使學生明確“產學研結合”畢業設計選題的目的、意義和具體的任務；學生自主申報，選擇題目和指導教師，導師在申報的學生中擇優選用。試點實行指導教師負責制，每位指導教師對整個畢業設計階段的教學活動全面負責。指導教師在畢業設計階段始終起著重要作用，充分發揮指導教師的積極作用是提高畢業設計質量的關鍵。
三、“產學研結合”畢業設計新模式建立的思路和對策
1、積極拓寬畢業設計選題渠道，與畢業設計課題來源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產學研綜合基地。產學研綜合基地為廣大教師提供了實踐和科研的條件，目前許多旅游院校都與旅行社、飯店建立了相對固定的實習基地。對于畢業論文設計而言，產學研三結合的形式主要是根據畢業設計的要求和特定的選題內容進行的三結合形式，如聯合申報和承擔科研項目；聯合開發旅游景點、旅游產品等。通過這次試點，我們已與珠海昌安大酒店、長沙通程大酒店、衡陽雁城賓館、衡陽華天大酒店等單位建立了良好的協作關系，畢業生也深受歡迎。
2、選好合作伙伴，完善組織。產學研結合建設的好壞，是否有一個好的合作伙伴是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的領導要有改革意識，有遠見，有開拓精神和競爭觀念，要尊重教育，同時要考慮企業的經營狀況，是否具有一定經濟實力，是否具有三結合的必要條件。一般選擇大中型企業作為合作伙伴，因為雙方的互補性很強，互惠性也更能體現。現在一些旅游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低，信譽差，虧損嚴重，不宜作為合作伙伴。此外，產學研合作項目要有選擇性，有競爭力，與學校學科方向和科研優勢比較一致，使學生增強了實踐能力和就業實力，全面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
3、加強領導，統一認識。產學研結合是跨出教育系統范圍的一種新的教育形式，需要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門協同加強領導，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給高校及企業以有力支持，有效解決產學研合作中的矛盾和困難。
4、切合企業需要，融入職業技術，開展畢業設計。旅游活動的季節性和周期性特點，使得旅游企業對旅游人力資源的要求具時段性特征，而這種特征與學校旅游專業教學計劃性相矛盾。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我院堅持切合企業需要，融人職業技術，開展畢業設計。在實踐中，以當地重大旅游節慶活動為切入點，積極主動謀求互利合作。衡陽擁有南岳壽文化節、耒陽蔡倫造紙文化旅游節、耒陽農耕文化旅游節、衡陽王船山文化節等重大旅游會展，而且是周期性會展。每年的畢業論文設計都有學生以此為選題，既鍛煉和培養了學生的專業服務能力，又提高了學校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顯然，“產學研結合”的畢業設計對指導教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師生雙方都是挑戰，因此，新模式既豐富了畢業設計內涵，又提高了教師隊伍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5、雄厚的師資力量為保證旅游管理畢業論文設計質量提供了智力支持。我院旅游管理教育畢業論文指導教師結構合理，隊伍穩定，他們熟悉旅游管理教育的特點和規律，業務熟練。指導教師均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和中級以上職稱，副高以上職稱的占63％，其中有很多是碩士生導師。由本校專職教師擔任主講教師的課程達100％。這樣一支結構合理、經驗豐富、穩定的師資隊伍，為我院旅游管理專業畢業論文設計質量不斷提高提供了保障。
總之，“產學研結合”畢業設計新模式的研究與實踐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已取得前期成果。它能拓寬畢業設計選題渠道，建立相對穩定的畢業實習教學基地。來自企業和科研院所的實際課題，使學生增強了實踐能力和就業實力，有助于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同時，能提高教師隊伍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有利于造就優秀的應用型本科人才，而提高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學質量，是應用型本科院校教學改革的方向，符合高等教育綜合化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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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 歙縣 山區 農機化 管理 服務 淺析
[中圖分類號] S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 （2013）05-0158-01
伴隨著當前社會的不斷進步，過去傳統的刀耕火種已經成為了比較原始的、落后的社會形態，在當前科技不斷進步，生產力水平不斷提升的當今社會中，歙縣山區的農耕如果仍然在牛耕鋤挖以及鐮收這樣的生產狀態之中停滯不前，一定會導致現在農業發展的不斷失衡。農業機械是一種十分先進的生產工具，不僅代表了社會的不斷進步以及社會的文明，更加是促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能夠從本質上促進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促進農業機械化，將農民從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中進行解放。下面，筆者就對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進行淺析。
一、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農機服務組織的不斷形成，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以及農業發展，從當前歙縣農機服務組織服務的范圍以及服務的水平來看，仍然不能夠很好滿足歙縣農業生產的不斷需要，需要將其進行進一步完善以及實施，所以，貫徹落實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對山區實施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必須要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推廣農業機械不斷下鄉，要求必須要做好農業機械宣傳等工作，由于歙縣山區的信息比較閉塞，農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都比較落后，很難對新事物進行認同，雖然相關人員在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歙縣山區仍然很難保證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的質量。
二、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的對策
1.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要明確意義
想要保證歙縣山區的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質量，必須要明確其自身所具有的作用和意義，開展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是實現農村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能夠有效扶持以及鼓勵各類農機專業合作的經濟組織，使其能夠按照優勢互補原則、互助協作原則、風險共擔原則以及利益共享等原則，引導農民能夠通過勞動要素、技術要素以及機具等等要素之間的相互合作，推動歙縣山區農機服務向產業化方向、專業化方向、社會化方向以及企業化方向不斷發展，加快歙縣農機服務產業化自身的進程。完善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必須要因勢利導，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廣泛使用以及推廣適合山區進行作業、方便農民進行操作的小型農機具，開展作業服務，使得歙縣當地的農民群眾能夠真正感受到使用農業機械化帶來的諸多好處，不僅僅能夠有效增加農民的收入，更加能夠起到示范和帶動的重要作用。
2.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要注重細節
完善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必須要注重細節，建立健全農機化服務體系的不斷建設，要加強領導，強化隊伍管理，強化先進技術推廣和使用，制定出規劃目標。當前人們已經步入到信息時代中，在農機建設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環節就是農機信息化，實施農機信息化有利于提升山區的農機服務能力以及農機行政的效率，重點將鄉級、縣級信息站進行建設，使得農民能夠及時交流綜合統計信息、科技信息、市場信息、生產信息以及政務信息，建立起山區農機具的供應信息體系、維修信息體系以及生產信息體系。除此之外，還要創建農機服務專業合作社，進而對農機專業戶進行不斷發展，縱觀歙縣的實際情況，我們不難發現，在家進行務農的勞動力大約都在五十歲到六十歲之間，青年的勞動力大多數都充實二產業和三產業，或者外出打工，這就為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的貫徹和落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為了對這一問題進行解決，要求農機合作社要和農戶簽訂合理的用工合同，在農忙的時候，農機合作社要按期為農戶提供自身的農業服務。這樣不僅僅能夠節約工時，還能夠提升其效率，年輕的勞動力可以擁有大量的時間外出去打工，不會對家庭的經濟收入產生影響。
三、結語
本文中筆者首先對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的現狀及存在問題進行了闡述，接著又從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要明確意義以及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要注重細節這兩個方面對歙縣山區農機化管理服務工作的對策進行了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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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錦耀；；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農業機械化發展道路[A]；走中國特色農業機械化道路——中國農業機械學會2008年學術年會論文集（上冊）[C]；2008年.
第8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5成
健康
5成職場員工“諱疾忌醫”
衛生部宣教中心11月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國內大企業員工中，超8成人受到過各種健康問題的困擾。5成有健康問題者稱“疾病不嚴重，拖拖無所謂”。
調查顯示，頸椎病、腰椎病、腸胃病和脂肪肝是目前威脅員工身體健康的主要疾病，員工最大的困擾來自“疲勞”和“失眠”。78.9%的員工有過“煩躁”情緒，59.4%的人感受過“焦慮”，38.6%的人覺得“抑郁”，僅有5.8%的員工稱自己沒有壓力。近60%的員工選擇休息睡覺解壓。調查發現，調查人群中專科以上學歷者超9成，對健康知識知曉良好，但每天堅持鍛煉者只有6.4%。
6倍
生活
網購不省時，耗時為逛街購物的6倍
據英國《每日郵報》11月報道，由英國某時尚活動發起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在網上購買衣服所費時間是在商業街購買服裝的6倍多！網購曾被贊為是快速無壓力的購物方式，看來現實并不是這么回事。
調查還發現，女性在網上買東西，每次平均要花22小時，而在商店里卻只需要3.6小時。80%的女性更熱衷上街購物，而80%的男性則表示更愿意在網上購物；將近半數的女性表示在休息時間最愿意做的事情是呼朋引伴去逛街，而近半數的男性則表示他們更喜歡跟朋友一起泡吧。
7成
社會
過7成中國公民不贊成《見義勇為法》
《中國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約87％的中國公民不太愿意援助跌倒在街上的老人，因為他們不想成為事故的罪魁禍首。對于是否應該模仿加拿大、美國等頒布《見義勇為法》，77.7％的公民表示不同意。即便中國的《見義勇為法》也能像加拿大安大略省《見義勇為法》一樣，規定“自愿且不求獎勵報酬的個人，不必為施救過程中因疏忽或不作為所造成的傷害擔責”；或如新加坡法律規定的“被援助者如若事后誣陷，則需要道歉并賠償損失”，反對《見義勇為法》的公民依然堅持自己的選擇。他們的理由是：中國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本來就相當嚴格，不希望道德行為再受到法律的強制。
新發現
讀心術時代降臨，
精神隱私無處藏身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近日報道稱，在大腦掃描成像技術領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個研究小組日前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們研發的技術可以讓測試者“觀看”到自己大腦思維中的動態圖像，這是迄今已經獲得證實的最令人驚訝的“讀心術”。研究發現，大腦的神經活動能夠直接被破譯，也就是說人們的思想無需語言就能夠被解讀。
信息技術正使我們失去隱私。網絡跟蹤技術能夠查到你購買了什么，手機可以泄露你的行蹤，攝像頭能夠記錄下你的一舉一動。在我們失去物理隱私的同時，如果再失去精神隱私，我們就真將無處可藏。
北極圈將成為人類新家園，
赤道附近國家將衰落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地理學教授，氣象科學家勞倫斯•史密斯，在赫爾辛基大學的報告廳演講時預言：隨著全球變暖，北極圈附近地區會出現人口增長和發展趨勢。因為溫度上升，雨水量增多，這些地方會成為新的農耕大地，更適合生物居住，使整個世界的重心往北偏移。與此同時，接近赤道的國家將由于人口老化、水源短缺，物價攀升和洪水侵襲，越來越衰落。
2012虎口逃生，
“世界末日”將推遲一兩年
美國宇航局在11月聲稱，一個巨大的、殺手級太陽耀斑將會推遲到2013至2014年某些時候發生，而不是傳說中的2012年。宇航局的卡倫•C.福克斯在的報告中稱：“太陽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能量發出一個致命火球，去摧毀9300萬英里開外的地球。” 不過，該局同時指出，預計未來太陽活動峰值最大的時候應在2013年底或2014年初。而由太陽活動引起的“地磁風暴”，確實可以破壞一些無線電通信，危害衛星，甚至使電力系統癱瘓。這么說，對某些不能使用iPhone，GPS設備和黑莓的人而言，2013年看起來更像是世界末日。
超光速中微子被證實，
“時光逆流”指日可待
第9篇：農耕技術論文范文
關鍵詞：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紫金城住宅小區
1 引言
為改善中低收入員工住宿、住房條件，穩定公司員工隊伍的原則，在確保員工享受公司住房福利待遇的同時，盡快完成周邊居民危舊房屋改造，從而加快承德市城市建設的步伐，提高城市整體環境、改善居民居住條件。河北瑞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承德市牛圈子溝鎮紅石砬村蘇子溝擬建紫金城住宅小區。遵照國家有關規定，該公司于2007年12月29日委托我隊承擔該建設項目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工作。
2 評估工作方法
本次評估工作緊密結合工程建設特點，以野外綜合調查為主，充分搜集和分析評估區及其附近已有的基礎資料。詳細調查評估區的地質環境條件及地質災害的種類、類型、分布、變化趨勢及其與工程的關系。評估工作流程如圖1所示
3 地質環境條件
3.1氣象、水文
本區屬大陸季風氣候,冬長而寒冷,夏短而炎熱,多年平均氣溫9.1°C,最熱月(7月)平均氣溫24.4°C, 最冷月(1月)平均氣溫-9.4°C,極端最高氣溫41.5°C,極端最低氣溫-24.2°C,最大日溫差23.8°C。歷年最大降水量835.9mm,最小降水量326.7mm,平均降水量557.9mm。歷年最大積雪深度27cm,雪壓1.8g/cm2。電線積冰厚度25mm。標準凍土深度126cm。
流經評估區附近的河流主要為武烈河。流量較大，隨季節性變化較大。評估區位于武烈河北岸約300m處的Ⅰ級階地外緣。
3.2地形地貌
評估區地處燕山山脈腹地中低山區，地形較復雜、地貌單元屬武烈河Ⅰ級階地外緣及山前坡麓地帶，地貌類型較復雜。圖幅內海拔高度310－600m,相對高差290m。區內山巒起伏，溝谷發育，評估區內溝谷主要為蘇子溝，溝谷橫斷面呈“W”字形，溝谷走向東西，總長約600m，溝口寬約40m，溝道比降平均為120‰－150‰，兩側山坡坡度15°－30°，區內兩側山坡上植被發育。山谷和沖溝兩岸大部分基巖裸露。表層巖石風化剝蝕作用較強烈，節理裂隙較發育。評估區未見第四系上更新統地層。
3.3地層巖性
區域出露地層從老到新分別為中元古界、中生界及新生界。
（1）中元古界長城系大紅峪組（Chd）:多分布于評估區北側。
圖1 地質災害評估工作流程框圖
（2）中生界侏羅系中統后城組（J2h）: 巖性單調，層位穩定，主要分布于評估區西、北兩側。產狀160°∠20°。與長城系大紅峪組（Chd）呈斷層接觸。
（3）中生界白堊系下統大北溝組（K1d）:主要分布于評估區內及東側，局部分布于西南側。產狀160°∠15°。與長城系大紅峪組（Chd）呈斷層接觸。
（4）中生界白堊系下統西瓜園組（K1x）:主要分布于評估區東南側。產狀60°∠20°。論文參考網。
（5）新生界第四系上更新統（Q3pl+dl）：主要以黃褐-深褐色粉土及砂類土為主，厚度：6.0-8.0m，分布在評估區內及武烈河Ⅱ級階地之上。
（6）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統（Q4al+pl）：主要以黃褐-深褐色粉土及砂類土為主，厚度：3.0-6.0m，分布在武烈河Ⅰ級階地及外緣之上。
3.4評估區地質構造與區域地殼穩定性
評估區及附近所處大地構造單元為：Ⅰ級構造單元中朝準地臺；Ⅱ級構造單元燕山臺褶帶；Ⅲ級構造單元承德拱斷束，Ⅳ級構造單元大廟穹斷束。區域性斷裂均為非活動性斷裂。
評估區及附近地區屬華北地震區，在近代歷史上本地區未發生源發性地震，是一個相對穩定地區。依據《中國地震動參數區劃圖》（GB18306一2001），評估區地震動峰值加速度為0.05g，抗震設防烈度為6度。評估區區域地殼相對穩定。
3.5評估區工程地質條件
擬建場區地層從上至下簡述如下：
（1）粉土（Q4 al+pl）:黃褐色，孔隙發育，局部含少量砂、礫石，稍濕、稍密。一般厚度1～1.5m。天然地基承載力特征值約110KPa。
（2）砂、礫石（Q4 al+pl）：黃褐色，主要成分為細砂及礫砂，細砂主要成分為石英及長石，粒質較均勻。礫砂的礫石主要成分為凝灰巖、花崗巖等，礫石含量約30%-40%，一般粒徑0.2-4.0cm，最大超過8cm，多呈亞圓形，磨圓度、光潔度較好，充填物為砂土，稍濕、稍密。一般厚度5～6.5m。細砂天然地基承載力特征值約120KPa，礫砂天然地基承載力特征值約250KPa。
（3）凝灰巖（K1d）: 灰褐色，凝灰結構,層狀構造，節理裂隙較發育。表層風化強烈，巖體風化呈土狀及碎塊狀。強風化層厚度0.5-2.0m，地基承載力特征值500KPa；其下為中等風化-新鮮巖石，新鮮巖石飽和單軸抗壓強度標準值frc=25MPa。
（4）石英巖狀砂巖（Chd）：層位以碎屑為主，下部夾有富鉀頁巖，上部為泥晶白云巖，厚度和巖性變化較大，砂巖中多含長石。
本區工程地質條件良好。
3.6 水文地質條件
本區在河北省水文地質分區中屬燕山山地水文地質區，評估區及其附近地下水按類型及其賦存條件，可分為第四系孔隙水和基巖裂隙水。分布在武烈河河谷上，水位埋深約8.0m。論文參考網。含水層的透水性及給水度較強。
本區地下水動態具有明顯的季節變化規律。地下水的變化受降水量的影響，年變幅1.5-2.0m。地下水與武烈河聯系密切。
本區水文地質條件良好。
3.7人類工程活動對地質環境的影響
評估區位于承德市牛圈子溝鎮紅石砬村蘇子溝，評估區及附近人類工程活動主要是農耕和工民建施工等，破壞地質環境的人類工程經濟活動為較強烈。論文參考網。
3.8評估區地質環境條件復雜程度
綜合評述，據國土資源部《關于加強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工作的通知》(國土資發[2004]69號文)附件《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技術要求(試行)》“地質環境條件復雜程度分類表”確定評估區地質環境條件復雜程度為中等。
4 地質災害危險性現狀評估
評估區內主要溝谷為蘇子溝，呈“W”字型，溝谷北側基巖為長城系大紅峪組（Chd）石英巖狀砂巖，南側基巖為白堊系下統大北溝組（K1d）凝灰巖。溝道內沉積第四系厚度為0.6－6.0m的砂類土，溝谷南側坡麓地帶為第四系沖洪積全新統砂、碎石土類，厚0.5－4.5m，山坡上植被發育，樹種為松樹、棉槐和灌草叢，溝道內種植有山楂樹、栗子樹。形成長條狀的山麓斜坡臺地。根據現場調查，斜坡安全穩定。
據現場調查及已往資料，在評估區范圍內歷史上沒有發生過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山體穩定，植被發育，評估區現狀評估地質災害危險性小。
5 地質災害預測性評估
5.1工程建設引發或加劇地質災害危險性的預測評估
評估區地處燕山山脈中段，地貌類型為山前坡地，擬建場區位于蘇子溝斜坡中上部及坡麓地帶，附近出露的地層主要為長城系大紅峪組（Chd）石英巖狀砂巖、白堊系下統大北溝組（K1d）凝灰巖和新生界第四系粉土及碎石土類。建筑物依山而建。基礎埋深淺，工程的修建不需進行大面積的挖方及填方，故不會對周圍環境及山體造成影響；局部將形成3-5m的邊坡陡坎，由于削坡與該區巖石走向相切，該區石英巖狀砂巖、凝灰巖巖石堅硬，巖體穩定。工程建設引發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的可能性小，地質災害危險性小。
評估區可能引發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危險性小。
5.2工程建設可能遭受地質災害危險性的預測評估
評估區位于武烈河北岸約300m處Ⅰ級階地之上，高出河漫灘約25m。工程的建設遭受洪水沖襲的可能性小。擬建場區位于蘇子溝山麓斜坡中上部，蘇子溝兩側山體巖石部分裸露，巖體穩定性較好，遭受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的可能性小；評估區上游匯水面積為0.59Km2，山體巖石部分裸露，局部及溝道內含有松散殘坡積物，如遇雨時，可能遭受泥石流的地質災害。其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
小結：地質災害危險性預測評估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
6地質災害危險性綜合分區評估原則及防治措施
6.1地質災害危險性綜合評估
根據現狀評估和預測評估結果進行綜合分析，結合評估區所在地質環境條件差異、地質災害的類型、發育程度、分布范圍、現狀評估的地質災害危險性小和預測評估的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綜合評估認為評估區為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區。
6.2建設場地適宜性評估
根據上述建設場地適宜性分級標準，建設場地為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區，建設場地適宜性為基本適宜。
6.3地質災害防治措施
為了確保工程安全，減輕地質災害的危害，應采取如下防治措施：
（1）蘇子溝兩側山體建議修筑擋土墻，以防發生巖質邊坡崩塌掉塊。
（2）為防止雨季洪水侵襲，場區應修筑防洪壩，場區外修排洪溝。
（3）評估區破壞地質環境的人類工程經濟活動較為強烈。場區周圍應采取植樹種草等生物措施，保護周圍環境。
7 結論與建議
7.1結論
（1）紫金城住宅小區屬于較重要建設項目，地質環境條件復雜程度中等，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級別為二級。
（2）該項目占地總面積286畝，建筑總面積9.5萬m2.
（3）現狀評估評估區地質災害危險性小；預測評估評估區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根據現狀評估和預測評估結果，綜合評估評估區為地質災害危險性中等區。
（4）建設場地適宜性為基本適宜。
7.2建議
（1）工程建設必須堅持“先勘察、后設計、再施工”的原則進行。
（2）為防止雨季洪水侵襲，場區應修筑防洪壩，場區外修排洪溝。
（3）對蘇子溝兩側山體建議修筑擋土墻，以防發生巖質邊坡崩塌掉塊。
（4）場區周圍應采取植樹種草等生物措施，保護周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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