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研究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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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

1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緊迫性

1.1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是金融形勢所迫

當今隨著經濟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也得到了廣泛而迅速的發展。貨幣及其它金融工具失去了國界的屏障，使得一國的金融安全和穩定與其他國家金融的安全和穩定息息相關。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金融秩序仿佛進入了“無制度”時代，便捷的電子化交易系統使得規模龐大的國際游資形同“幽靈”在全球范圍內“四處游蕩”，國際金融市場面臨較大的投機空間，且投機的“傳染效應”越來越明顯，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和破壞性急劇攀升。世界政治也向多極化格局的方向發展，使世界貨幣呈現出多元化趨勢，美元、歐元和日元處于既相互抗衡又聯合妥協的局面，使各主要國際性貨幣的匯率經常出現巨幅波動，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金融領域的競爭和利益沖突日漸明顯。

當今國際金融領域還越來越氣象萬千：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與金融業務廣泛融合，以傳統方式進行的融資和支付業務，為電子化、信息化、系統化、工程化的現代金融業務所取代，多頭化的金融服務，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使得金融的涵蓋面越來越廣，貨幣、信用、票據、證券、保險等金融要素，交叉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統一而廣泛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以銀行信用為核心的間接融資方式在金融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受到迅速發展的票據、基金、證券等市場型直接融資工具的挑戰，使得銀行與種類繁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及工商企業等，均成為金融市場上地位平等的交易主體。

當今國際金融領域的這些創新變化和鮮明特色，對于國際社會來說既是難得的機遇，又是嚴峻的挑戰。它們決定著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國際金融規制和各國金融政策必須在原有基礎上需要不斷得到改革和升級，特別由政府調制金融發展戰略，保證金融安全、高效、穩定運行，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而急迫的任務。面對這樣的國際金融形勢，我們應該認識到,歸根到底金融競爭需要人才來參與，金融改革需要人才來操控，金融風險需要人才來提防。培養既懂得國際業務規范和管理法規，又能夠把國情特點與國際慣例有機結合起來，并能夠從全球視角把握中國金融發展的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和迫切。為此，中國必須在加快融入國際金融步伐的同時，也加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力資源的開發。

1.2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是對外開放急需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邁開了市場化的步伐，逐步培養出了大批“懂專業，會操作”的金融人才。但由于金融業國際化步伐比較慎重，因而，金融體系還沒有徹底擺脫壟斷經營、粗放經營和封閉經營狀態。在這樣的金融體系中，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偏低，國際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不強。與此相應，人才的培養也比較注重國內金融人才培養，忽略國際金融人才培養，具有較強的內向型的特征，導致國際金融人才短缺，這是中國金融業人才資源的基本狀況。雖然我國金融機構也與國外金融機構存在種種業務聯系，但直接競爭的機會不多；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中也有國際金融專業及課程，但中國學生對國際金融知識的運用和外國金融機構的運作都缺乏短兵相接的認識，所學知識大都還只局限于紙上談兵。

這種國際金融人才狀況，遠遠不能適應加入WTO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隨著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我國已經開始履行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承諾：一方面允許外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市場開展業務，并與國內銀行業享受同等國民待遇，從而使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呈現出激烈的競爭格局。另一方面是中資銀行在海外擴大服務范圍、拓展新業務，直接參與國際競爭。因此，我國銀行業現在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就不僅指在世界范圍內、在國際市場上與外國金融機構的競爭，而是還要在國內與進入本國市場的外國銀行競爭。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金融業要在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下，直接與國外金融機構進行市場化、國際化競爭，首要的問題不再是國外金融機構如何適應中國國情，更不是中國政府如何為本國金融業提供保護，而是中國金融業如何以積極的態度適應國際競爭規則，在國際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問題。

如何才能在這樣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中國金融業平穩、健康、可持續地運行和發展，關鍵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人才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是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保證。誰擁有頂尖的人才，誰就擁有一流的競爭力，誰就會在未來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因此，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實質上還是國際金融人才的競爭，國際金融人才的競爭實質上又是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競爭。因此，回應新的時代呼喚，必須加緊培養出既熟悉本國金融運行的特點和規律，又通曉國際金融規則和慣例，還能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競爭需要的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

2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標準和舉措

2.1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標準

要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必須明確其標準。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總體而言是指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操、廣闊的全球經濟視野、充分的國際交道能力、深厚的國際金融功底、積極的開拓創新精神的人才。具體表現如下：

（1）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操，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首先必須愛祖國、愛人民，具有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覺悟。因為金融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媒介和樞紐，從事國際金融業務的好壞，直接關系著國家金融的安全與發展，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經濟的安全與發展。國際金融人才應該在以金融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的風云變幻中，以對祖國和人民高度負責任的精神，切實維護好、發展好祖國和人民的利益。

（2）具有廣闊的全球開放視野，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立足本職，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具有洞察全球經濟動態的目光。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當今，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我國也不例外。我國的經濟優勢需要貢獻于國際市場，經濟劣勢也需要求助于國際市場。這些都必須依賴于國際金融人才把握時代金融脈動和發展趨勢，審時度勢，趨利避害，不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尋找獲利機會和發展空間。

（3）具有充分的國際交道能力，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既敢于參與國際競爭，又善于進行國際合作，具有與對手周旋和共舞的能力。當今世界經濟和金融的主要特點都是國際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如何做到該競爭時就競爭取勝，該合作時就合作雙贏，需要國際金融人才具備高超的國際應變和交道能力，既能夠熟練地應用外語進行國際交流，又能夠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平臺上自由轉換，還能夠精通國際游戲規則。

（4）具有深厚的國際金融功底，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既要能言善管，又要能寫會算，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論和實踐功底。沒有深厚理論基礎的人必然盲目短視，沒有深厚實踐基礎的人必然夸夸其談，這都難以勝任國際金融業務的高要求。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應該在理論上既要熟悉傳統的金融理論，又要熟悉現代金融理論；在實踐中既要掌握金融財務技術和計算機技能，又要熟練掌握數理分析和網絡信息處理等現代實踐技能。

（5）具有積極的開拓創新精神，即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能夠參與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創新，具有敏銳洞察力和開拓創新的勇氣。開拓金融創新能力是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最重要的能力和最本質的屬性，決定了金融機構的可持續地競爭力。不僅是微觀金融的創新主體，爭當在金融實踐前沿活動的具有敏銳洞察力的觀察家和實踐者；對宏觀金融政策操作和金融制度創新，也應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推進作用。

2.2加緊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國際金融人才的舉措

目前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如期而至，中國急需造就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必須采取既積極快速又切實可行的舉措。

（1）要進一步改革金融專業高等教育。擴大對國際金融專業的資金投入，擴大國際金融專業招生計劃，并將學歷教育、專業資格認證和在職培訓有機結合起來。打通高素質復合型的國際金融人才的快速培養通道，逐步擴大本科直接連讀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規模和渠道。

（2）大力發展國際金融博士后科研隊伍。凡是負責培養當前急需的國際金融高層次人才的大學和科研院所，在條件具備、確保質量的前提下，沒有設站的應加快設站進程，已經建站的應適當擴大招收名額。

（3）加大高層次人才的引進力度。一方面要增加國際金融的公派留學生，和大力支持國際金融的自費留學生；另一方面抓住當前海外留學人員趨向回國創業的有利時機，注重鼓勵和吸引海外國際金融學子和人才回國效力；還可積極主動地吸納國內外資金融機構的人才。

（4）加強國際金融從業人員的在職培訓。根據世界金融發展的新趨勢和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需要，以高校為主，動員社會力量，豐富培訓形式，充實培訓內容，建立起“四結合”的培訓體系。即業余學習和脫產學習相結合；長期班和短期班相結合；實踐鍛煉和組織考察相結合；繼續教育與學歷教育相結合。

第2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1.貨幣政策實施不當

從越南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來看,在應對高通脹時,貨幣政策的實施不當,是引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一是期望通過快速的本幣升值來沖抵高通脹的壓力。事實表明,在越南當前的經濟實力下,企圖以“浮動區間擴大促本幣升值抑制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高通脹是錯誤的,因為在國際熱錢已大舉進入并獲得本幣升值的巨大利益前提下,利用本幣加速升值的辦法抑制通脹,其結果必然會促使國際資本的套利投機,并最終導致本幣貶值。二是在危機發生之初,在本國銀行系統中采取大幅度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即運用大幅加息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巨額發行票據等貨幣工具來對沖抑制通貨膨脹,造成本土金融系統資金鏈的極度緊張和加速對本國貨幣的預期性恐慌。

2.過多過快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多年來,越南實行比較寬松的金融政策,對國有企業的大量貸款形成部分呆壞賬,金融體系本身并不健全;同時,也缺乏抗御金融風險的穩健實力。如,越南的外匯儲備總量偏低,不到國家外債的50%,但為了促成經濟的快速發展,制定了比較激進的吸引外資政策。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雖然可以直接拉動GDP總量的快速增長,但也對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一旦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就不可避免地發生貨幣層面的巨大波動和經濟層面的較大動蕩。

3.貨幣流動性泛濫,資本投資過度

由于越南的政府投資過多,前期貸款過度,導致國內長期處于貨幣流動性過多甚至泛濫,加之去年以來的國際糧食、成品油等日常消費品價格的快速上漲,以及過度的進口等,兩種效應疊加在一起,輸入性通脹壓力劇增。同時,銀行業的快速擴張是流動性泛濫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越南上市銀行,為爭搶市場份額,甚至放棄應有的風險原則,實施大規模放貸,如,2006年M2增長34%,2007年又增長46%,而同期國內發放貸款余額則從2006年上升29%到2007年的上升54%。這些高企的數字均表明越南國內流動性已呈泛濫之勢。另外,為了防止越南盾對美元的貶值,越南央行在公開市場上大量購買美元,賣出越南盾,又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的貨幣流動性問題。

4.過早放開資本項目

2006年加入世貿組織后,越南就開始放開資本項目下的外商直接投資。外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也放寬到49%。外資的大量涌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大量涌入,直接推高了越南國內的資產價格,形成了經濟泡沫。當美聯儲釋放停止降息甚至加息的信號時,國際資本開始回流,從而使得國際游資不斷賣出越南資產,撤出越南市場,導致了股市和房價的暴跌,資產價格泡沫的快速破滅,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

5.基礎經濟結構失衡

越南原本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總體經濟規模較小,工業和服務業基礎相當薄弱,近10年來,急于加快經濟現代化建設,一直推行較激進的經濟改革,在金融市場化和自由化方面改革力度加大,大力引入外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引進了大量的工業項目,以直接投資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這些工業項目的國內零部件等配套能力又較弱,實體基礎經濟薄弱,經濟結構存在失衡的問題。因此,需要大量從國外引進和進口,造成了連年的外貿逆差,相對減少了外匯儲備。

二、越南與我國金融環境的異同點

相同點在于:

1.均面臨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困擾。次貸危機后,美元不斷貶值,一方面,促進國際游資轉向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投機,推動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形成了世界范圍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國際游資重點進入經濟高增長國家進行投機。這些外來資本在越南和我國國內不斷尋找各種機會,收購骨干產業以及其他各類資產,致使國內資產價格以及基本生活資料價格呈全面上漲態勢。

2.國際熱錢不斷流入,對國家金融安全造成威脅。越南和我國都是國際熱錢首選的投機地。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僅今年3月份的熱錢規模就為123.6億美元,4月份更高達501.6億美元,說明熱錢在4月份有加速流入的趨勢。這些熱錢投機于股市、樓市和匯市中,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國家的金融秩序。同樣,越南近期股市和樓市的異常暴漲暴跌,也是國際熱錢投機引起的,對金融安全造成了不利影響。

3.股市持續暴跌,樓價大幅縮水,使民眾對市場經濟信心受到不同程度影響。隨著美聯儲對通貨膨脹的關注,美元降息周期的即將結束,美元貶值有望見底,很可能進入加息周期,全球性投機資本可能撤回。全球性資本的非正常流動必然帶來金融的較大波動。這些波動呈現給民眾的可能是股市持續暴跌和樓價大幅縮水等,可能會導致民眾對市場經濟信心不足。這也是越南和我國面臨的共同挑戰。

不同點是:

1.我國外匯儲備充足,而越南外匯儲備較少。我國對外貿易多年順差,外匯儲備充足,外匯儲備相當于GDP的50%還多;同時,外債很少,為3736億美元,僅占GDP總量的11.1%,即使外國投資者全部撤走,人民幣匯率穩定還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保證。而越南多年存在貿易逆差,外匯儲備較少,僅150億美元,而外債多達305億美元;同時,越南中央銀行人為地把匯率規定在比較高的范圍。外國投資者一旦把熱錢撤走,越南貨幣貶值就在所難免。

2.經濟規模不同。我國人口達13.3億,越南為8440萬;越南GDP年增長7%,已被認為超高速增長;而我國近年來GDP年增9%~10%是常態,最高時達到13%。我國的GDP總量在2007年為3.36萬億美元,而越南僅為712億美元,我國的GDP是越南的46.5倍。我國對其出口119.01億美元,僅占2007年出口總額的0.98%。由于經濟規模的差異,越南的金融風險比較容易被放大,但越南金融危機通過貿易投資聯系,直接傳遞給我國并造成較大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3.我國資本項目實行穩健的開放,而越南資本項目實行快速的開放。我國資本項目仍未完全開放,外資還無法自由直接進出我國市場;同時,外匯進入渠道受到較嚴格監控。因此,熱錢操控我國股市和樓市的潛在風險不大,熱錢的撤出,對我國總體經濟的沖擊不會造成金融危機。越南由于資本項目的快速開放,外資能自由進出,一旦有大量的熱錢涌入和進出,就會虛抬或打擊其股市和樓市價格,給金融安全帶來巨大的風險。

三、越南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啟示

1.適時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

當前,我國股市、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波動明顯,石油、原材料、糧食價格上漲壓力增大,緊縮性貨幣政策,一方面,可以擠壓經濟泡沫,緩解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也對國內企業的經營帶來一定的影響。從國家整體宏觀經濟運行來考慮,應在堅持既定貨幣調控方針的同時,適時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應對金融市場潛在的各種風險與危機。對于國內企業資金短缺的問題,可通過發行定向債券和特別國債等扶持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產業,如,農業、能源等領域里的大型企業。人民幣匯率改革應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減緩升值速度,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同時,對熱錢要采取措施進行嚴格監控,及時發現金融市場的異常波動和潛在風險,積極地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2.繼續堅持資本項目的穩步適度開放

繼續堅持資本項目開放的慎重性和適時性。采取分階段、有步聚的方式,有選擇地逐步開放我國資本項目,并采取各種措施對國際熱錢進行監控,有效地防范熱錢投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不利沖擊。

3.加快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

當前,我國正面臨著世界經濟失衡和國內經濟失衡雙重挑戰。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于國際收支雙順差。這也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反映。因此,要進一步采取完善外匯管理、調整外貿政策、強化節能降耗、促進擴大消費等綜合措施調整結構。

4.完善金融波動與危機的預

警機制及應急管理體系在逐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過程中,我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更加密切,國際金融領域的任何微小變化與波動都可能對我國金融市場造成一定的影響,甚至導致巨大波動。因此,要不斷完善金融體系,增強金融風險應對能力,特別是在當前高油價、高通貨膨脹的復雜的國際環境下,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國金融波動與危機的預警機制及應急管理體系。

第3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過去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突飛猛進，急速發展。可兌換貨幣間的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張，到1998年4月底，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持續上升到1.49萬億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數額相當于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郵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在金融市場開放導致銀行體系穩定性下降的過程中，銀行道德風險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中，克魯格曼教授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而泡沫經濟的破滅則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第4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體系；行政抽取機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79]56號文，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為標志，中國已經進行了30年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與建設。在這30年中，中國的農村金融體系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金融改革相伴隨，尤其是與中國資金的供求形勢變化相伴隨，經歷了兩個明顯的發展階段。本文將在以政府主導金融發展為基本體制背景，以資金余缺狀況為劃分依據，將農村金融體系的形成和變革，置身于整體經濟和金融改革的總體背景下，來闡述其形成和發展邏輯。

一、資金短缺條件下的儲蓄動員機器

在1996年之前，中國的資金供求形勢，一直是非常緊張的。按照錢納里的理論，中國是典型的國外和國內資金“雙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農村金融機構在整個國民經濟和金融發展過程中，主要扮演儲蓄動員機器的角色。

實際上，自計劃經濟時期，包括農村金融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都是按照二元經濟和二元金融的邏輯，圍繞城市工業化建立和發展的，是一種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當時的中國金融體系，實質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策略”而內生出來的一種融資制度安排。這一融資制度的中心，是為發展重工業籌措、配置資金。這樣的制度安排，由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場的逐步放開和各個地方對經濟增長的追求，使得資金短缺，更加成為發展的瓶頸。作為金融中介的各類金融組織，延續并強化了儲蓄動員功能。筆者曾經發表了多項研究，說明了在資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資金在中央政府主導的金融縱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導的金融橫向分割下，流向了國有工業部門。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長期金融發展讓位給短期經濟增長，使得金融功能財政化，金融機構扮演起“第二財政”角色：在動員儲蓄過程中，替代稅收收入功能；在資金貸放上，替代財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機構在農村的活動主要是為了城市部門工商業發展動員儲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動員儲蓄目的，必然與農村非正式安排可能產生的儲蓄分流發生沖突。于是，在政策設計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競爭，而非垂直合作關系。壓抑民間非正式金融組織的發展，以確保農村正式金融組織儲蓄動員功能的發揮，就是這段時期金融政策演變的重點。

從“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特殊邏輯：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動員儲蓄，為工業化、城市化動員儲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決農村融資困境的基本問題。由此，使得農村金融安排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動員儲蓄的機器，資金外流、農村“失血”是這種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見，在20世紀50年代確定以重化工業化作為國家目標之后，為了獲得工業化最稀缺的要素——資金，國家對金融業采用了完全壟斷的方式，控制由鄉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機構網點，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當然包括資金)，進行國家工業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鋼的研究顯示，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發生了轉變，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將經濟自利還給民間的過程，這一過程也自然伴隨著國民財富的轉移——由“集財于國”到“散資于民”。原來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資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間的各個企業和居民手中。這使得中央財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漸變為“弱財政”。經濟改革和轉軌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須要有強大的動員和支配資源能力。為了收集民間資金，中央政府以組建國有獨資專業銀行和拆分中國人民銀行為主要標志，建立了一個以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為主體，以行政區劃為網點分布原則的強大的金融部門，自上而下地將觸角延伸到各個民間部門，去替代利稅上繳的計劃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財富，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這啟動了中國金融業的大發展，帶來了金融資產的迅速膨脹(“高增長”)。但是，由于資金配置不是依據市場原則，而是依據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安排，出現了發展經濟學中所言的“沒有發展的增長”(“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專業銀行體制下，每一家專業銀行都對準相應的行業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縱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發展時，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資體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沒有控制金融機構的沖動，因為在集權經濟體制背景下，財政遠遠比銀行更重要。當時國有金融體系的縱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龐大而均齊的銀行科層組織結構，明顯地帶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著意安排的痕跡。但伴隨中央財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計劃內安排的資金越來越不足以繼續支付地方投資建設所需的資金，地方政府在財政包干制下，也開始有意識地減少其稅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設投資體制不得不由財政撥款轉為銀行貸款(“撥改貸”)。投融資體制的改變，使得地方政府將關注對象，由財政轉向了銀行。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加強對當地金融機構的控制。一方面，它們竭力控制國有銀行在當地的營業網點(國有銀行和新興的專業銀行也有在各地鋪設網點的沖動)，另一方面，自行組建各類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等，并爭取在本地設立融資中心、證券交易中心等，力圖最大程度地動員本地儲蓄，讓本地儲蓄用于本地投資，盡力爭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資金。其后果是，各類國有金融機構在各地網點迅速膨脹的同時，由地方控制的各類金融機構甚至非法融資機構遍地開花，出現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競賽”局面，將金融機構又橫向分割為塊塊。地方政府介入金融發展過程后，各地區經濟發展普遍出現了這樣一副景象：地方官員的升遷競爭主要表現為地方政績競爭；地方政績競爭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競爭；經濟增長競爭主要表現為投資競爭；投資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資源競爭；金融資源競爭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競爭。由此，以“銀行多過米鋪”為標志，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金融規模的“高增長”，但也加劇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對金融業的控制，使得金融機構發揮的主要是動員儲蓄，而非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的功能。設在農村的金融機構尤其如此，農村正式金融部門在吸收儲蓄上，必然與非正式部門發生競爭，而非正式部門吸收的儲蓄，并不會像正式部門那樣，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和資金劃撥，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資方向放貸。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門都有打壓農村非正式部門發展的沖動，而正式金融部門動員的儲蓄，又大部分流出了農村社區。所以，資金短缺形勢下，農村金融體系出現了“雙重失靈”——“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時并存。“三農”領域，則出現農業缺投入、農村缺資金、農民難融資的農村金融困境。

二、儲蓄動員角色的體制背景

農村金融體制之所以呈現上述邏輯，與計劃經濟以來政治經濟體制安排的宏觀背景密不可分。這要從中國傳統體制形成邏輯的分析中，進一步探尋其發展(見圖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紀50年代以“一化三改”為標志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大規模的工業化才開始真正起步。而獨特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意識形態，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道路，有著重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最主要體現在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上。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原始積累，一是靠類似“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把農民趕出土地，強制發展資本主義大農業，同時給現代化工業的建立提供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準備；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奪，擴大原材料來源和商品銷售市場。這兩種資本積累手段在后來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由何而來?首先提出社會主義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的理論家是蘇聯的“托洛斯基派”葉·阿·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認為社會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是在“國內外市場相對隔離”的條件下，通過“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不等價交換”所得到的“來源于國營經濟綜合體之外的物質資源的積累”，“這種積累在落后的農業國中應當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當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理論遭到斯大林的嚴厲批判，但通過國內不等價交換積累原始資本的方式，在蘇聯的工業化過程中實際上被采用了，并且成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積累原始資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國在極低的工業化起點(人均國民收入僅為50美元)上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同樣面臨著資本原始積累問題。為了服從這種重化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中國建立了一套類似于蘇聯，又有很強中國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低農產品與原材料價格”等價格扭曲政策，實現了“高積累”，設置了一套維持“不等價交換”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來推進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由于當時中國的國情狀況就是所言的“一窮二白”，而國家經濟最主要的支撐是農業部門。于是，一系列不等價交換的體制剝奪的對象最終自然轉向農業部門。

在工業化起步和推進過程中，中國為何要扭曲價格，以推進工業化進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需要動員大量社會資源，而中國當時經濟剩余主要來自農業，數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農村的稅收能力低。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場調節機制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使資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業發展。具體地說，就是要人為地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同時提高資源動員能力，包括為重工業發展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資金、原材料，以及進口設備和技術。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人為扭曲利率、匯率、原材料、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與產品的價格。最終建立起一個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在微觀經營體制上，城市部門表現為國有工業企業，農村部門表現為。由此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效率低下、農村部門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結果。農村金融體制，自然也服從這樣的發展邏輯，成為為工業化、城市化積累低成本資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農”的名義下，壯大了為城市工商業發展動員儲蓄的基礎。以“一國兩策，城鄉分離”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僅使得金融供給遠遠不敷農村金融需求，反而使農村地區出人意料地成為金融資源的凈供給者。農村金融供求表現出了總量和結構的明顯失衡。農村建設和發展沒有完成“非農化”，農村資金卻一直在“非農化”，農村金融機構似乎成為農村資金的大漏斗，它們在農村吸收儲蓄存款而對農戶和涉農企業的貸款相當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業銀行根本就不對農戶和涉農企業發放貸款。從短缺經濟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農村金融的供不應求成為常態，農村發展也長期處于“負投資”的狀態。面對總量越來越大，結構越來越豐富的農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農村金融供給卻一直是剛性，甚至是相對萎縮的。

三、資金形勢的方向性轉變

資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時并存的條件下，金融機構下鄉的主要目的，是動員農村儲蓄，然后配置到投入產出比高的非農領域。所以，一家家設在農村的金融機構，成為把農村資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如此，連所謂的“支農主力軍”——農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來，實際上也一直是向農村“抽血”的主力軍。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1992的數據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1996年的數據顯示，自1970年代開始，農村信用社對農村的貸款余額就持續小于農村的存款余額(即貸／存比小于1)。1980年代貸／存比大體在1／2左右，1990年代大體在2／3左右。其中，1995年農戶儲蓄僅有22％用于農戶貸款。即農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資金讓渡出去，以至于農村存貸差成為各家金融機構爭奪的對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銀行商業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機構出于成本收益考慮紛紛撤出農村市場，此時就留下來在城市里沒有大本營的農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強調恢復合作制，并冠以“支農主力軍”的名號。但實際上，農戶從農信社獲得的貸款仍不足其向農信社存款的1／3，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事實上，在資金短缺時代，農村金融改革幾乎沒有成功的條件，作為置身于整體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弱勢金融組織，農村金融機構只能扮演儲蓄動員機器的角色。這導致了農村“缺血”現象日益突出，農村資金不斷“凈流出”，使得中國農民事實上在集體“扶富”，成了資金的凈供給者。

但是，資本短缺的狀況，在1990年代中期，發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變化。自1996年起，中國金融體系的資金，由短缺走向連年過剩，主要體現在金融機構由貸差到存差的轉換上。

由圖3可見，1978-1995年間，人民幣存貸款一直處于貸差狀態，在1987年，貸／存比達到最高(140.7％)，當年貸差為2144億元。1991和1994年，貸差都超過了3000億元。但1996年開始，貸差轉為存差，而且連年大幅度上升。貸／存比低于1，連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幣存差增長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幣貸／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過30％，即8.5萬億元資金處于閑置狀態。2006年一季度，貸／存比進一步下降到68.3％，9.2萬億元資金處于閑置狀態。到2009年5月，金融機構的貸／存比進一步下降到66.3％的歷史低點，存貸差已達18.4萬億元，相當于2008年底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的85％，或者農村居民儲蓄的4.5倍。即使考慮存款準備金、備付金、銀行投資結構轉變等因素，流動性嚴重過剩，巨額資金滯留在金融體系內部，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資金供求形勢的逆轉，為農村擺脫以往單純向農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騰挪的空間。至少，農村的資金回流，不再影響城市工商業的資金總量了，所以，也就沒有一直以來必須響應“有余糧賣給國家，多儲蓄支援建設”政策口號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項鼓勵解決農村融資難題的政策，也開始出臺了。

四、資金寬裕條件下的政策調整

1996年以來的資金寬裕，使得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流動性不斷堆積。進入2000年后，流動性過剩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資金空轉，引發了許多爭議。雖然中國還沒像日本那樣，步入了凱恩斯所言的流動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監管部門多次調控的乏力，凸現了中國正罹患著流動性綜合癥。就資金供求結構失衡的狀況而言，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流動性悖論：在國民經濟體系內，金融部門流動性過剩與企業部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企業部門內部，大企業流動資金供給充裕與中小企業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在金融部門內部，大銀行流動性過剩與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甚至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就農村和城市部門而言，城市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嚴重不足同時并存；就區域而言，東部發達地區流動性過剩與中西部地區流動性不足同時并存。

周立曾經分析過，流動性過剩與農村流動性危機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長期以來城鄉不等價交換帶來城鄉經濟失衡的結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體系壓抑民間金融的結果。更深層的原因，則與資本雇傭勞動的產業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以及在中國更加走向極端化有關。

但無論怎樣，資金過剩和流動性悖論的出現，都為解決農村融資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寬松金融環境。于是，中國政府的各種意圖解決流動性悖論的政策，在不斷地出臺。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村金融體制的歷次政策變化有三大特點：一是以正式金融機構為主，極少為非正式金融出臺相應政策，即使出臺，也是打壓性的，如《民法通則》對于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貸的規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出臺。二是以農信社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關注動員農村資金，到關注農村資金回流，但最終還是落得“一農難支三農”的結果。進入21世紀起，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決農村融資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經連續6個中央1號文件，強調農村融資問題的重要性，以及改革農村金融體系的決心。

五、農村資金短缺依舊

金融系統內部的存差十年來不斷累積，以至于如何處理流動性過剩，成為一個世紀難題的時候，農村融資難題，卻似乎愈趨嚴重。由“三農問題”成為共識，再到將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終推出“新農村建設”的這十年間，政府、央行及金融監管部門，已經針對農村融資難題，出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以“支農”名義成立的金融組織，也給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項優惠政策，但農村資金短缺卻依然照舊。普通農戶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匯”金融服務，也近乎無路。這體現在：

首先，農戶貸款覆蓋面小。依據多個調查報告，農戶貸款占農戶有效需求的覆蓋面，基本上不超過一半。若計入全部農戶，得到貸款的比率，可能僅僅三成。還有大量的農戶，連存款和匯兌等對金融部門而言毫無風險的金融服務，都不能得到。

其次，農村短缺總量巨大。農村金融缺口龐大，也是一個基本事實。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的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20萬億元，以2006年用于新農村建設的3397億元，2007年的4317億元衡量，資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車薪形容。必須要金融部門彌補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貸款中的農業貸款余額僅2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僅5.66％，如何才能填補這一巨大缺口?

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是共生、共存關系，而三農又是需要服務和支持的機體，那么，在新農村建設中，強調金融支持，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機體本身并不能帶來足夠的產業利潤，以支持金融利潤。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湯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號。實際上，金融機構更愿意空喊口號，而不愿意赴湯蹈火。數據表明，1998年以來，所有的涉農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這和11％－12％的農業產值占比，基本匹配，卻和60％以上的農村人口和50％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極不匹配。這一配比顯示，貸款資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維度配置的。從金融角度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金融業就是配置資源的，如果農村經濟不景氣，農業產業沒有利潤，那么，就沒有足夠的產業利潤去支撐金融投資，只有農村經濟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納更多的金融資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個個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在多元化競爭性市場的旗號下成立的過程中，對農村的貸款規模卻相對穩定，而非增加。這也表明，現行制度安排下，市場金融在農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盡了。指望一個多元化競爭性金融體系在農村的建立，去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實在是開錯了藥方。這不僅對農村融資的解決有害，也帶來了對農村金融機構有害的水平競爭格局，是一個“雙輸”機制。

十多年來，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和農村流動性不足，以及農信社流動性危機同時并存的現實，已經清楚表明了，市場金融不能單獨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一個龐大的、內生于農村社區的合作性金融體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體系，必須建立起來，并與市場金融體系相伴隨，去適應農村資金的多樣化需要。在沒有弄清楚農村經濟基本性質的情況下，一廂情愿地將其定位為市場經濟，并推出市場金融與其相適應，是政策誤判的關鍵因素。

六、如果欲支農、功夫在農外

本文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體系30年改革與發展的回顧，試圖說明農村金融體系形成的體制原因和農村金融安排的復雜性。

實際上，如果中國不能建立一個有利可圖的農村經濟，不能將農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農村經濟機體上，資金離農仍是必然。我們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體制內的零敲碎打。我們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術含量比較強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決農村融資的根本難題。原因在于，我們一直沒能認清中國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特點，天真地認為市場能徹底解決農村融資問題，就像相信市場化能解決農業經濟問題，產業化能解決中國農業組織化問題一樣。市場金融，充其量只能滿足農村有較大利潤空間，并有還貸保證的那一部分融資需求。這些融資需求，多來自富裕的農村和富裕的農戶。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絕不可能成為“草根金融”。市場金融“嫌貧愛富”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指責市場金融機構，因為市場金融本身就是做“優勝劣汰”工作的。要質疑的，是相信市場萬能論的制度設計者和他們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顧農村基本社會環境和融資規律，空降一些制度讓農村部門和金融部門執行的機構和人士。

當前的農村金融改革方案，多還停留在市場邏輯之內，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場化主體，能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加大農村金融競爭，以競爭來換取更好的金融服務。依筆者的判斷，恰好與這種思路截然相反。當對農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農業的產業利潤率一直低于二三產業、小農經濟依然延續、小農依然分散經營的時候，靠農村部門或金融部門自身去解決融資問題，都是無解的。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要么繼續爭奪優質客戶的“草尖金融”活動，漠視大多數小農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積虧損，最終變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對象。

若從更本質的角度講，一個個鋪設到農村的市場金融組織，對農村發展的長期損害，可能大大超過農村融資量擴大的短期得利。當我們已經知道，農村的儲蓄通過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農村的時候，我們說農村患了資金集體扶富的“失血癥”。但當一個個外生于農村社區的市場金融發放一筆又一筆小額貸款的時候，他們又把農村本已經微薄的產業利潤進一步吸出農村，使農村進一步患上“敗血癥”。如若我們又在沒有考慮農村社區內生的金融安排時，就將農村利率放開，那么，追求短期流動性獲利的金融資本，會將農村利潤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農村經濟難再有復蘇的那一天。當前農村所需要的，是將農村儲蓄留在農村，并且將產業利潤與金融利潤都留在農村的內生于農村社區的金融安排，外來的金融組織，如果要達到名曰“支農”的目的，只需將資金批發給農村社區合作金融組織即可。只有這樣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競爭型金融安排，才能對緩解農村融資饑渴癥，有一定幫助。

當然，上述的建議，還僅僅在現有體制內，做出一些修修補補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變農村發展的市場條件，就不能改變農村資金利用上的高風險、低利潤格局，也無法使農村獲得比城市更為優越的信貸條件，也就無法徹底改變資金流向，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融資難題。在資本雇傭勞動的整體框架內，在自由貿易的叢林法則下，農村經濟仍會陷入在弱肉強食的狀態，農村金融自然還處于無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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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立，一個農民的九年放貸史——山東湖莊調查[J]，銀行家，2005，(8)：51—55。

[13]周立，由生存經濟看農村高利貸的表達與實踐[J]，財貿經濟，2006，(4)：64—69。

[14]周立，農村金融市場四大問題及其演化邏輯[J]，財貿經濟，2007，(2)：56—63。

第5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該書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著重論述了“國際上主要金融市場的法律與監管”，在這部分介紹了美國的證券法，美國的國際銀行法，銀行與證券領域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歐洲單一金融市場，歐洲貨幣體系和匯率體系，歐洲貨幣聯盟和日本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國際化等問題。

第二部分介紹了“國際金融工具和離岸市場業務”。在這一部分介紹了歐元存款和銀行存款，國際支付系統，跨國的資產凍結，歐洲債券和全球債券，國際資產證券化，國際股票市場的競爭，國際清算結算系統，國際期貨與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國際掉期和離岸互助基金等內容。

第三部分介紹“國際新興金融市場”。這部分著重介紹了亞洲一些國家的項目融資、新興市場國家的民營化與機構投資者、亞洲貨幣危機。

從內容來看，書中收錄了兩位教授的有關論文，選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關論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斷，還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國際條約的原文，嚴格說來，本書是作者“半寫半編”而成的。由于本書的領域涉及廣泛，內容復雜，每部分都請最好的專家來寫，請最有名的權威來支持。這種既突出重點，又體現合作的方法，使本書內容的每個部分都是最好的，全書也是最好的。

這兩位法學教授在分析國際金融法的時候，不是就有關法律條文或判例進行介紹，而是從經濟學與統計學的方法出發，用統計數字和圖表向讀者展現國際金融的現狀與發展，然后進行金融市場的各種交易分析，再轉入各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分析、國際機構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實到各國的有關法律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條約。這種風格是本書的一大特點。

同美國法學院著重案例教學和司法技術研究不同，在曾經創立了案例教學法的美國哈佛法學院里，這兩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卻用經濟統計的數字來分析，以引起讀者對國際金融宏觀的興趣。

維侖斯教授進入法學院之前，是經濟學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則是歐美“30人小組”的專家之一。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幾乎都是著名的經濟專家，斯卡特教授作為法學專家參加這個小組可見他的經濟學功底之深厚。

第6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精品課程；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9-0267-02

精品課程是具有一流教師隊伍、一流教學內容、一流教學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學管理等特點的示范性課程。精品課程建設是一項綜合系統工程，其中包括六個方面內容：教學隊伍建設、教學內容建設、教材建設、實驗建設、機制建設以及教學方法和手段建設，實現優質教學資源共享等。國際金融課程被國家教育部確定為金融學專業六門核心課程和財經類專業主干課程之一，從而使其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0年5月，《國際金融》課程被評為東北農業大學第七批精品課程。

一、《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國際金融課程具有內容綜合性強、涉及面廣，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內容更新速度快的特點。對照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的標準和要求，本課程建設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教學隊伍有待進一步加強

《國際金融》課程組校內在崗在編教師共5人，而金融學生數較多，師生比較高，課題組人數還是相對較少。課程組中缺少年輕的教師，梯隊層次不明顯；沒有外聘教師，更缺乏具有實踐經驗的經濟師和銀行人員的實踐經驗講解，不利于吸取外界的新思想。

2.教學內容須不斷更新

在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下，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迅速擴張，國際收支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國際金融的理論和實踐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為此，國際金融理論必須不斷總結現實，創新理論，用最新理論分析中國涉外金融的新實踐，緊跟當今世界金融和經濟發展的實際，不斷地充實和更新教學內容，擴大教學的視角和提高學生的素養。

3.教材建設要不斷完善

《國際金融》課程的教材建設要與教學內容相適應，反映學科的前沿動態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教育改革思想[1]。近年來，國際金融的理論包括匯率和匯率制度、外匯管制、國際儲備和金融監管理論的內容變化較大，并且大大擴展了國際金融學的內容體系，而將這些內容變化和進展全部囊括其中的教材特別少，教材建設亟待加強。

4.實踐教學環節須進一步推動

國際金融課程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必須突出實踐教學環節。自2008年以來，課題組教師與試驗室人員積極進行實驗室建設，探索實踐教學。在實驗課上進行期貨、期權交易模擬、國際結算模擬，使學生有了直觀的了解，增強了動手能力。但是金融系的學生人數眾多，目前還不能為大家提供全真的模擬實踐場所，由于金融專業的特殊性，還不能為學生聯系到具體的金融機構進行實習，不能為其營造一種實際的職業環境，不利于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到實踐當中。

5.教學方法和手段要不斷優化

要進一步完善《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實踐環節，采用多種教學方法，改革傳統的教學手段；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完善多媒體教學和網絡教學，實現優質資源共享。

二、《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建設的對策建議

精品課程建設的目的，是要倡導教學方法的改革和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的運用，鼓勵使用優秀教材，提高實踐教學質量，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索精神和創新能力。精品課程建設的核心是解決好課程內容建設問題。因此，高等學校建設精品課程要重點抓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

1. 打造一流的教學隊伍

精品課程要由學術造詣較高、具有豐富授課經驗的教授主講，要通過精品課程建設逐步形成一支結構合理、人員穩定、教學水平高、教學效果好的教師梯隊，要按一定比例配備輔導教師和實驗教師。一是引進和配備高水平的專家教授，聚集高素質人才。在現有的師資隊伍的基礎上，注重高水平名師的引進和配置，可以考慮引進一批著名的金融專家擔任兼職教師，聘請有專業和實踐經驗的銀行人員定期為學生講解，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2]。二是鼓勵教師開展教學研究，提高教學水平。在課程建設中，應積極組織課題組成員結合課程中所遇到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手段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發表相關的教學論文，提高自身的教學水平。三是扶持青年教師成長，培養后備力量。青年教師培養是打造一流教師隊伍的重要保障，應適當增加30歲以下的年輕教師，通過實施青年教師導師制，由具有副高職以上的教師進行傳幫帶，提高青年教師的業務能力和教學水平。

2.完善課程教學內容

精品課程的教學內容要先進，要及時反映本學科領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同時，廣泛吸收先進的教學經驗，積極整合優秀教改成果，體現新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要建立開放的國際金融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的安排上應盡量反映最新的理論和實踐成果，高度關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的新動向，根據講授和學習的需要，把國際金融領域最新的知識、理論和觀點，借助課堂討論和網絡教學平臺將新信息傳遞給學生，始終站在時代的前端[3]；另一方面，要組織好相關的教學內容，主要分為理論部分、政策管理部分和國際金融實務三個部分進行講述，強調涵蓋內容的完整性。

3.加強精品教材建設

精品課程教材應是系列化的優秀教材，應建設一體化設計、多種媒體有機結合的立體化教材。在《國際金融》的課程教學中，要十分重視教材的建設工作。一方面，要重視教材的選擇工作，充分體現國際金融課程的必要理論和發展前沿，又要符合我國的國情和實際需要，體現所含內容的前沿性、綜合性、宏觀性和政策導向的特點，構建主線明確、邏輯嚴密，系統完善的國際金融課程體系，堅持每3―4年更換一次教材，保持所用教材的適用性和新穎性。另一方面，做好配套教材輔助材料的編寫工作，可以通過收集最新的國際金融優秀論文并編寫成優秀論文集，拓寬學生的視野，深入理解國際金融的理論知識[4]。

4.突出實踐教學環節

國際金融是理論和實踐并重的課程，在加強理論教學的同時，要高度重視實驗、實習等實踐性教學環節，重視配套實訓基地建設，通過實踐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首先，要創新實踐教學觀念，徹底拋棄國際金融課程不需要實踐教學的陳舊觀念，堅持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兩駕并驅”，以學生為主，為他們設計課外的綜合性實踐，更好地將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當中。其次，重視校內模擬實驗室建設。主要是建設外匯交易模擬教學系統，利用互聯網接收全球同步的24小時外匯行情，進行外匯實盤和虛盤的模擬交易，并計算盈虧結果，熟悉國際金融業務領域的實際業務流程，訓練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再次，加強校外實訓基地建設。與銀行、證券公司和期貨交易所合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分期分批地組織學生參觀和調研，實現專業能力的深度鍛煉和培養；定期聘請銀行與證券公司富有經驗的人員進行講座和座談，讓學生了解最新的行業資訊和實際業務操作經驗[5]。

5.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和手段

在《國際金融》精品課程的建設中，要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和手段。改革傳統的教學思想觀念、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和教學管理，在課堂教學中重視學生思維方法的培養，綜合地運用案例教學、情景模擬、項目教學、課堂討論、講問結合的教學方法和方式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采用案例教學，引導學生深入分析和討論。開展課堂討論提前布置討論主題，讓學生在觀點切磋中提升對國際金融理論的認識。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教學效率和效果，使用網絡進行教學與管理，相關的教學大綱、教案、習題、實驗指導、參考文獻目錄等要上網并免費開放，鼓勵將網絡課件、授課錄像等上網開放，實現優質教學資源共享，帶動其他課程的建設。利用網站的BBR或聊天室，給學生在線答疑；鼓勵學生登錄國內外商業銀行網站或財經網站，查閱與教學內容相關的信息。

參考文獻：

[1] 楊玉鳳.《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建設的實踐與思考[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12）：128.

[2] 喬海曙，馮偉珈.《貨幣金融學》國家精品課程建設的探索[J].保險職業學院學報，2008，（2）：90.

[3] 潘晴，劉立平.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J]. 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7）：116.

第7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國際化城市，制造業，發展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源于美國次貸危機而導致的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對各行業造成巨大的沖擊，對于我國的制造業也不例外。尤其是給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帶來很大壓力，使得其生產經營困難，業務量明顯下滑，產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為了調整和加快產業的發展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擴大內需保增長，國務院于2009年3月審議通過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其中包括輕工、汽車、紡織、有色金屬、裝備制造和電子信息等制造業的振興規劃。毋容置疑，制造業的調整和發展，對拉動GDP增長，振興中國實體經濟，起著重大的作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數據表明（如下表1），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步回升，逐漸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畢業論文開題報告，再次進入高速發展期。

表（1） 2008年以來中國和北京市各季度GDP增長率[3]

 

年份/ 季度

2008/ 1

2008/ 2

2008/ 3

2008/ 4

2009/ 1

2009/ 2

2009/ 3

2009/ 4

2010/ 1

全國GDP增長率

10.6%

10.1%

9.0%

6.8%

6.1%

7.9%

8.9%

10.7%

11.9%

北京GDP增長率

11.3%

10.7%

6.3%

5.8%

6.1%

9.4%

12.5%

第8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監管體制；趨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已經成了國家發展的核心，近些年來，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正在迎接著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跨國企業越來越多，不斷沖擊著傳統的金融規則與秩序。就此看來，我國傳統的金融體制監管模式似乎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需求，我們必須做出改變。

一、中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現狀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為主，以銀證保三者為監管聯席會議機制的金融監管體制。而金融監管體制的主體則是國務院，國務院委托監管三大金融監管體制，金融監管體制只有通過國務院才能發揮其監管職能，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2005年修訂后的“證券法”明確指出，國家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要對國家的證券市場采取統一管理、統一監督的措施，來維護市場秩序，以保障市場正常的運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雖然管理比較集中，但是正是由于這種過于集中的管理模式，才導致了監管體制之間缺少合作與交流，形式比較單一，與國際的交流少。而這種現狀已經顯然不能適應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現狀。

金融危機造成了全球經濟的衰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體，危機主要是通過貿易來對中國進行影響的。我國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增長的緩慢，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業務。在2007年年初匯豐銀行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有60%出口的物資輸到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占了28%。2009年、2010年以來金融危機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不大，但不良貸款風險存在的條件下，房產等投資出現萎縮，中國經濟增長停滯。此外，中國企業銷售的賬款回收風險進一步提高。間接上造成銀行業效益增長停滯，銀行不良貸款出現反彈。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隨著世界經濟與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際金融行業正在進行不斷地發展變革。加強金融監管制度建設是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業改革和發展有序進行的重要保障。總理曾在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必須要處理好金融開放、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加強管理與監測跨境資本的流動，維護金融行業的安全與穩定。金融創新是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應從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謹慎創新，避免因金融創新而造成的十分嚴重的后果，使創新成為中國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的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金融業一直在不斷創新，不斷走向更高的階段。但中國的金融創新無論是在制度、產品還是手段上都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初級階段的金融創新，導致中國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低，缺乏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的進入門檻過高，競爭程度不高，缺少新型金融機構。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應該結合自身國情，密切地聯系金融市場，防止業務風險向金融風險的轉化，密切關注金融衍生產品的市場監管程度，加強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保證金融監管的前瞻性、全局性與有效性。

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發展趨勢

（1）向合作化發展。金融危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隱蔽性，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特點也使金融危機的危險性擴大，波及范圍也擴大，以至于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地，甚至是影響到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行業。我國的銀行、保險和證券金融行業，特別是發達地區的行業，已經導致許多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一些沿海地區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相繼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內地的金融行業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承受住金融危機的打擊。為了能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處于不敗之地，我國的金融監管方式也必須豐富起來，最好是能夠采用靈活、多變、務實、高效的金融監管體制，實現廣泛協調、合作團結的監管體制，向合作化發展。

（2）向混合化發展。金融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也正在不斷發展壯大，在激烈的競爭背景下，金融業已經開始了創新和變革，新的金融產品也層出不窮，比如說由金融衍生出來的產品交易，受網絡環境的影響，網上銀行交易等創新業務也相繼而來，我們只有緊跟著時代的步伐，與時俱進，發展多元化的金融管理體制，鼓勵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開展多種類型的金融業務，為行業提供新鮮的服務和產品。監管的方式也應該更加具有針對性、和適用性，以提高金融行業的效率，適應混合化經營的需要，推動金融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開始逐漸向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發展。

（3）向國際化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依賴性也不斷增強，很多金融活動已經跨越了國家的界限。但是由于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不一致，導致許多跨國企業利用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分支來逃避國家的金融監管，鉆國家的法律漏洞，從事高風險暴利的非法經營活動，導致金融風險的蔓延和擴散。為了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必須要以國際為標準，將國家內部的監管法律法規與國際保持一致，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強化聯合監管，使跨國金融機構的監管也趨于一致，走向國際化。參考文獻：

[1] 張穎蕾.金融危機下中國金融監管的思考[J].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2）.

第9篇：國際金融研究論文范文

論文的撰寫是我們對學習的總結，每篇論文都要添加參考文獻，為什么要添加參考文獻呢？這是論文作者對文獻作者的尊重表現，同時也體現了作者都科學研究的態度。下面是學術參考網的小編整理的關于會議論文集參考文獻，歡迎大家閱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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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自磊，張云.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是否影響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基于SVAR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3/08.

[4]張克菲.美國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機制及其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影響[D].吉林大學，2013.

[5]李柏林.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研究[D].武漢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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