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方法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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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學研究；實證主義；人文主義

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至今，其理論與方法取向一直存在著分離與對立。在其15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諸多社會學流派，也產生了諸多的理論對立和爭論，這些爭論賦予了社會學更多的活力，也促進了社會學學科的不斷完善與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研究方法論上的混亂。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實證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的爭論。

一、方法論對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方法論是指關于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是人類認識和行動方式的總指導。社會學方法論探討的主要問題包括：（1）社會現象的性質及其理解；（2）社會研究的哲學基礎及其假定；（3）社會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客觀性問題；（4）社會研究者的價值與研究之間的關系；（5）社會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及其應用；（6）不同研究方式的內在邏輯等（風笑天，2005：7）。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只有對方法論有了明確清楚的認識才能夠對接下來的研究有清晰準確的把握。方法論對于社會學研究尤為重要，其原因在于社會學越是發展，越是沒有一套絕對固定的方法論。由于社會學研究對象較強的主觀性和社會學研究目標較強的客觀性間的矛盾，社會學應在不同方法之間矛盾的選擇中不斷地詮釋社會。在實踐中社會學研究通常是以實證主義和以詮釋、理解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方法論的綜合。這兩套方法論雖然對立，但它們自身的邏輯合理性都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指導。

二、社會學研究的兩大方法論

（一）實證主義方法論

作為西方哲學中的一種傳統，實證主義通常是指關于人類知識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態度。實證主義方法論的重要前提是：研究對象不依賴于研究者而獨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內在固定的、可以重復發生的規律；事物的量化維度可以用來考察事物的本質（陳向明，2000：14）。該方法論認為，無論是人還是物質，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會和自然界的變化都受同樣原則的支配。人類行為、社會變化與自然物質變化都存在著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并能夠被客觀地計量，因而自然科學的邏輯方法和研究程序也適用于對人類社會的研究（駱玲，2005）。

孔德等實證主義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將實證主義引入社會學并規定其唯一合法性地位，開創了實證社會學。孔德的“實證”范疇是：（1）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無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確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孔德將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法則帶進了社會研究，并且認為“人”與動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對人性及社會的研究應類同于動物甚至對原子的研究――即實證研究（袁方，1997：31）。

作為孔德的繼任者，涂爾干將實證主義發展到一個極高的水平。他認為社會學應該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社會學研究最基本的原則是將社會現象當作客觀事物來看待。在對社會現象做出解釋時，他認為任何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都是另一個社會現象；同時他也反對使用歷史的方法和功能分析的方法，認為只能從一個社會的內部，通過社會的環境來解釋特定的社會現象（陳成文、陳立周，2007）。他的名著《自殺論》就是完全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自殺的社會因素而非個人原因，通過對自殺的類別區分，歸納出社會在自殺這一個體行為中的角色，從完全實證的角度闡釋了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至此，社會學研究的實證主義傳統基本確立了。

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發展，大量的數學知識和邏輯推理被引入到社會學研究中，出現了以數據分析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增加了研究者對社會更精確的認識。西方工業社會不斷發展的新技術革命和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使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世界觀成為壓倒一切的“話語霸權”，客觀上強化并鞏固了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

（二）人文主義方法論的挑戰

盡管實證主義方法論在西方社會學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人文主義也一直有很大的影響。早在19世紀中期，在孔德的實證主義日益擴大影響的同時，對其思想的懷疑與反對也與日俱增。孔德的弱點在于：他認為社會學家可以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客觀地”觀察和測量社會現象，因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也就適用于人類社會的研究。但問題在于：人類社會有著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首先，人有意識；其次人有差異性，而這兩點是被早期的實證主義者所忽視的（袁方，1997：33）。

在社會學建立之初，韋伯就提出社會學應該以理解個人行動的意義為主要目的。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試圖深入理解社會以便對行動過程及行動結果作出因果解釋的科學，社會現象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具有不同價值意向的人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理解”是社會學的基本方法，社會研究者只有通過對行動者的移情和體驗，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因此，他反對17世紀以來的自然主義，特別是19世紀孔德和涂爾干以來的實證主義傳統（陳成文、陳立周，2007）。與涂爾干將社會整體作為研究的出發點相反，韋伯主張應該著重研究個人的社會行為。即使稱之為個人的社會行為，韋伯也認為是具有社會性質的，純粹個人的行為不應該進入社會學領域（董才生、徐曉海，2003）。由此可以看出，韋伯和涂爾干思想盡管有很大分歧，但他們都強調社會學研究的社會層面的意義，前者注重個體，后者則更側重于社會。20世紀60年代，沿著韋伯的思路，社會學領域逐漸興起了符號互動理論、現象學社會學和常人方法學，統稱為人文主義，盡管這些流派五花八門，思想上也是百花齊放。但是它們也有著共同的特點：拒絕實證主義所謂客觀的知識，拒絕實證社會學中的信度和效度，主張從豐富多樣的個人生活中發掘社會（劉巍，2010）。

人文主義反對實證研究是因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研究者一樣都是能動的個人，所以社會學研究絕不會達成諸如實證社會學家認為的客觀的和價值中立的，實證社會學從方法論上就是站不住腳的。人文主義方法論更強調從個體的能動性和研究的價值層面判斷。

三、社會學兩大方法論的簡評

由以上分析可知，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與人文主義的社會學研究實質上是兩種不同的方法論觀點。人文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論強調人的主觀因素，強調對人的行為應從其主觀因素的方面去理解，它指出了“人”與“物”的區別，但是這種方法論否定了社會現象的規律性，否認客觀認識的可能性，這是一種片面的、錯誤的研究取向；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論正好相反，它片面強調社會現象的客觀性和外部原因，盲目照搬自然科學的方法，它的缺陷在于忽視“人”的因素及歷史、文化因素（駱玲，2005）。

由于社會學研究對象較強的主觀性和社會學研究目標較強的客觀性間的矛盾，社會學研究應在不同方法之間矛盾的選擇中不斷地詮釋社會。事實上，在社會學研究的不同階段可以交叉地、靈活地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在確定課題階段，可采用文獻法、觀察法；在搜集資料階段，可采用問卷法、訪談法；在總結分析階段，可采用社會統計法或抽象分析法等。總之，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方法論及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在社會學研究過程中，將兩大研究方法論及其具體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綜合運用或整合，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階段形成互補、呼應、主輔等關系，這才是明智之舉。

參考文獻

第2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翻譯學習研究；學術研究意義

中圖分類號：C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

從學科性質角度出發，社會科學是指：以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為及由此行為產生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以探討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為主要任務，因此具有追求統一性、一致性、簡單性、必然性等特征。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地理學、教育學等。而方法論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論同世界觀是統一的，用世界觀去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論。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現狀。

如何認識和把握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作用及其發展規律，是一個重要、復雜的方法論問題，而這個問題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有關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如社會科學史、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學，仍然不被看作專門的學術領域，至少可以說，遠不如自然科學史、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引起廣泛的重視。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意義。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或哲學研究，不僅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規范的建立，對于社會科學的規劃、組織和管理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于加強理論的宣傳、加強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用于翻譯學習研究的路徑和方法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社會科學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要重視社會科學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和規律；要立足于社會科學總體結構，來探索和使用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時還要重視社會技術的研究。

（一）哲學思辨與社會實際相結合。

第一，必須從社會科學史入手展開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和方法論研究，探討現代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在近現代，社會變革中來探索和把握社會科學這一研究方式和知識體系的性質和作用，避免作簡單的哲學思辨。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維，避免將方法論與學科研究脫軌。

（二）分科研究與綜合研究相結合。

第二，在學科史研究的基礎上，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功能和方法，揭示社會科學的發展趨勢。應該重點把握社會科學的現代性背景，研究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系。研究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的發育、發展的貢獻，以及現代社會的結構和特性對現代社會科學這種知識形式的影響和結構化的作用，在這種互動中來把握社會科學的功能及其發展方向。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就要把基本學科與分支學科結合起來，翻譯學包含很多分支：應用翻譯、文學翻譯、經濟翻譯等等，分支學科與綜合學科有共性也有個性，運用特殊問題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學者更好地把握綜合學科的統籌作用和分支學科的具體作用、更好地指導實踐。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對社會科學的總體結構和關系的理解，探索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對社會科學的學術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對具體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內在的認識，從而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找到適合具體研究對象和具體條件的研究方法。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要求學者著手于總體構架，多維分析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開發有效技術。

第四，探討社會科學理論的技術化的可能性和途徑，把握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溝通的橋梁。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終究是為了社會實踐，技術這個概念不僅適應于自然科學，也適應于社會科學，開發有效的社會技術，提高社會規劃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課題。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當然也離不開社會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翻譯這門學科也是如此，翻譯理論加之翻譯的先進技術，就如同先進的知識與先進技術相結合，定會產生先進的研究成果，用以實現學科研究的真正意義。

三、結論

本文通過對社會科學方法論內涵、現狀、意義的分析，多角度、多層次、深刻地分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認識并掌握科學合理的方法論會在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具有積極地推動作用。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倡導把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相結合，旨在培養人們在而對和處理理論思維的能力，進而幫助我們掌握學習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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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從<紅樓夢>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學位委員會、四川省教育廳研究生教育改革創新項目：西華大學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川學位[2014]1號）成果之一；西華大學學科平臺項目：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王婷婷（1991—），女，漢族，山西原平市人，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2014級研究生，翻譯碩士，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專業，研究方向：英語文學及翻譯理論研究。

第3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康德；新康德主義；韋伯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轉引自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第4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學生會建設；機構建設；制度建設；文化建設

Abstract：Th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ion is to protect student’s rights and interest ，make service for all college students heart and soul， and promote youth student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 are important leaders for guiding students to conduct self-education， self-management， and self-servic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union， from syste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discuss how to strength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1.加強學生會機構建設

高校學生會在豐富校園文化，促進在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維護廣大同學權益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進行科學、合理、有效的機構設置，培養并造就一批素質高、能力強的學生會干部隊伍，是各高校學生會普遍關心的問題。

1.1 加強系學生會與各個團支部的聯系與交流，增強學生會工作的整體性。

1.2 定期組織學生會及學生會部長以上成員召開學生會部長會，布置交流和研討各項工作；

1.3 由系學生會牽頭，每學期至少組織一次全體學生會成員都能參與的聯誼活動，以增強凝聚力與向心力；

1.4 由系學生會牽頭，每學年開展一次全系學生干部表彰大會；

1.5 安排一定比例的系學生會干事和團支部代表參加每年一度的系學生會干部換屆競選；

1.6 在學生會機構設置上，一定要務求機構簡明、權責明確。部門之間應做到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每學期至少開展一次部門之間的聯誼活動，讓學生會各成員互相溝通互相學習此外，每周的學生會例會力求保質保量，各部門應利用例會進行深入的溝通和交流，集思廣益總結前段工作的成功與失敗，一起研討目前學生會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2.加強學生會制度建設

學生會要穩定發展，必須逐步完善各項規章制度。

2.1 學生會文件發放程序：各部門起草活動計劃或申請交秘書處發文，部門文件由各部門發

2.2 團委，學生會干部守則：學生會干部必須遵守學院的各項規章制度，應具備高度的責任心，以全心全意為廣大同學服務為原則，做好“上傳下達，下傳上報”。各項工作要做到有步驟、有計劃地開展。全體學生會干部接受全院學生監督。

2.3 會議制度：每周定期召開一次工作例會，各位委員必須準時到會，并到秘書處簽到。各部門應如實反映情況，總結經驗。秘書處做好會議記錄及其他存檔工作。

2.4 財務管理和申報制度：必須建立完整的申報制度，確保有經費使用。

2.5 學生活動制度：為保障學生活動有序高效的開展，學生組織群策群力，建立和完善學生活動流程標準化，對學生活動的策劃、實施和總結三階段工作的具體開展進行規范化的要求。

2.6 監督體制：能在活動結束后迅速收集參與人員、組織人員和監督人員三方面的意見，反饋給活動組織部門和分團委，以便總結和提高。完善的信息反饋制度建立，保障各項學生活動的信息能夠迅速而有效的傳遞到同學中，并且將各項活動的總結和新聞上報給相關部門。

3.加強學生會文化建設

正如每個企業都要建設企業文化，學生會的文化建設也是不可或缺的。學生會文化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取向，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是學生會服務精神與文化意義的融合。是學生會在為學校、為同學服務的工作中形成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

3.1 學生會文化建設，首先要建立同學對學生會組織的認同感，只有學生從內心真正認同學生會組織，才能產生歸屬感，把自己真正融人到學生會工作中。同時，構建學生會文化，不但要繼承發揚優良的傳統，還要能夠進行大膽的創新，不斷使學生會文化適應新時期的發展要求。

3.2 加強學生會內部成員自身素質、自身修養。辦公室制定好學生會的制度，對會議及集體活動多次遲到、無故曠會、工作懶散、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成員警告無效后，實行除名，并全系通報批評。

3.3 發揮學生會主要學生干部模范帶頭作用。學生會干部是學生會文化建設的首要力量。學生會主要領導干部對學生會全體成員起著榜樣、模范、引導作用，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整體學生會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

3.4 傳統中尋求創新。學生會工作要在總結以前學生會工作經驗基礎上，走出自己的特色，發揮專業優勢，想同學們所想，需同學們所需，站在同學們的角度思考問題，圍繞學生展開日常工作。在工作中尋找工作新方法，創造出自己的特色。

參考文獻

[1]陳偉國.淺談新時期高校學生會工作[J].吉林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2）：108

[2]劉群東，白斌.關于高校團委學生會組織工作的設想[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8，（22）：1

[3]谷昆鵬.淺議新時期高校學生會組織文化的內涵及構建途徑[J].中國林業教育，2008，（4）：20

[4]蔡丹，王大銘.淺論高校學生會建設[J].價值工程，2010，（6）：220

第5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舞蹈編導，舞蹈創作，，社會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社會主義科學方法論作為一門系統性的科學理論，在各方面、各領域都有其運用的價值。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指導性原則，包括客觀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整體性（系統性）原則、具體性和發展性原則[1]。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使用身體作為工具來完成各種優雅或高難度的動作，Choreographer舞蹈編導，舞蹈作品或舞劇作品的創作、編排、指導、導演、演出一系列過程中的創作和領導者。其專業特點是“創作”和“編排”的系統協作。舞蹈編導通過自身的社會認知（包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運用舞蹈編導理論知識聯系實踐在舞蹈編導創作（以下簡稱編創）中，從藝術構思——藝術創作——藝術呈現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完整的舞蹈藝術作品創作過程。舞蹈作品創編是指舞蹈編導以自身的世界觀為指導，塑造舞蹈藝術形象，創作舞蹈作品的創造性勞動。舞蹈創作以社會生活為源泉，但并不是簡單地復制生活現象，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審美創造。舞蹈編導是舞蹈創作的主體，其生活積累、思想傾向、性格氣質、藝術修養是舞蹈創作得以順利開展和最終完成的基礎和前提。

一、客觀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體現

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這是舞蹈編導需要嚴格遵循的根本原則。“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實踐的發展為理論研究提供條件。實踐不僅規定了理論研究的任務，而且為理論研究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編創要把握時代的精神，密切關注問題，及時發現問題，深入研究問題。舞蹈編創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藝術家要牢固樹立問題意識，選擇重大問題、根本問題，前沿問題。任何脫離了時代、缺乏現實觀照、回避現實問題的作品，是難以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強烈共鳴、留下深刻印象、樹立良好口碑、確立經典地位的[2]。是時代的聲音，賦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則難免淪為舞蹈編創者的自說自話、無病生吟。

調查研究是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方法，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3]。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20世紀末被評為“中華民族二十世紀舞蹈經典”。該劇女一號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吳瓊花的形象。在回憶海南采風的經歷時，白淑湘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為了體驗娘子軍的生活，她曾光著腳在沙灘上行走，結果不一會兒，腳底就被燙得不行了。“而當年紅色娘子軍們大多數都是光著腳打仗的。”白淑湘說，實地體驗生活對舞劇的創作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戰士手持手榴彈的舞蹈，就是根據連長馮增敏的介紹而創作的。而且通過和老戰士們的共同生活，讓白淑湘對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礎。人民是舞蹈創作的源頭活水，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編導要創作出反映新時代中國人民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實現“中國夢”的價值追求，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二、主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應用

歷史是客觀的、真實的、唯一的。而認識歷史卻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方法。歷史常常是跳躍的、曲折的，邏輯對歷史的反映不是機械的、照鏡子的，這種反映是按照真實的歷史過程經過科學抽象的。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創作要高于生活。藝術作品不是簡單地白描，如何以藝術化的形式將人的現實生活呈現出來，需要舞蹈編導的創造性智慧，需要對生活的細心觀察，也需要藝術的靈感。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國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畫藝術，將靜態的壁畫藝術轉變為動態的舞蹈藝術，該劇主題思想鮮明、戲劇情節矛盾尖銳反映中國人民在特定時期的歷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它的音樂優美動聽、舞蹈形象鮮明飽滿，舞蹈風格獨特多樣，完美地體現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無疑是當代舞蹈創作的優秀范本。

藝術貴在創新。文藝創作是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唯有堅守理想，勇于創新，才能出精品。繼承傳統、推陳出新，需要舞蹈編創者沉下心來、凝神定氣，全情投入，調動一切靈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藝術的光芒。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三、系統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則

社會系統是整體，整體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會科學必須重視對社會的整體研究，在整體的視野中考察具體問題、部分、要素、結構、相互聯系等，統籌兼顧，社會的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舞蹈編創是一門綜合藝術，編創中必須考慮到舞者、燈光、音效、道具等諸要素的配合、銜接。任何一個環節的紕漏都可能破壞整個作品的效果。統籌兼顧、協調整合，是舞蹈編創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演員均選自當時的上海舞蹈學校，演員陣容強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結合的典范，演員、服裝、燈光、音響等選擇的角度符合整體性原則。

（二）結構性原則

結構是系統中要素間相互聯系、作用的方式。結構決定了社會系統的功能。社會科學研究要重視社會結構，通過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劇《睡美人》的結構根據童話故事結構：序幕：《洗禮》；第一幕《惡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禮》。層次分明的將劇情娓娓道來。構思精巧，邏輯縝密，結構嚴謹合理，不沖突，有呼應，是舞蹈作品質量的保證。（三）層次性原則

系統中大系統與子系統的層次關系。每一層次的系統與構成它的子系統都存在系統與部分的關系。不同層次系統活動規律不同；既有共同規律，又有子系統特殊規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題思想與細節的具體表現之間的張力的表現是民族舞劇《大夢敦煌》可圈可點之處。舞劇編排頗具獨到之處，群舞表現鮮明的地域特色，獨舞、雙人舞形成鮮明的對比，構成強烈的戲劇沖突。

（四）開放性原則

保持系統具有活力，否則系統就會僵化、封閉，導致消亡。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選用國際舞種——芭蕾結合我國地方民族民間舞蹈特色，多樣性多元性的傳統文化色彩，著眼于京劇、麻將、燈籠等中國元素。舞蹈編導在該作品的表演呈現中留給演員的自由發揮空間、留給觀眾的自我解讀空間……

四、發展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呈現

社會歷史發展是量變與質變的統一，即漸進與飛躍、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正確對待社會發展的基本性質與狀態，采取不同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問題。成功的舞蹈編導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優秀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舞蹈作品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舞劇《一把酸棗》舞蹈編導在編創中的以山西常見的酸棗為故事發展的線索，酸棗不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與小伙計相愛的見證與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晉商艱苦創業的艱辛和悲歡的形象，“團扇舞”“傘頭舞”“盤鼓舞”“駝隊舞”等使舞劇情節氣勢宏大，展現了民族文化，點點滴滴逐步積累、最終完整呈現；作品思想緊扣反映晉商文及其愛情生活的主題通過細節的鋪陳最后達致，具有豐富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對于舞蹈編創而言，處理好量變與質變的關系，是一種藝術，需要智慧。如果過于注重細節、甚至拘泥于細節，容易流于瑣碎、平淡，削弱了宏觀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視細節，不注重點滴的累積，不僅容易使作品的顯得突兀，也會留下硬傷，直接影響作品的可信度、說服力。

五、具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表現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持具體的看問題。真理的具體性要求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必須要以研究對象所處的具體時間、地點、原因、過程等等一系列對象所具有的偶然性為研究素材，進行貼近實際、貼近對象的具體研究方法。民族舞劇《井岡·井岡》將真實歷史素材進行藝術呈現，再現了當年井岡山波瀾壯闊的革命歲月。把中國民族民間舞蹈藝術和江西采茶戲的動率相結合，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以中國式的表達方式，反映中國人的歷史與民族情感，使這部舞劇凝聚濃郁的中國風格。

第6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旅游學；社會學；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簡介]陳才(1967-)，男，遼寧朝陽人，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副教授，東北財經大學2005級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從事旅游基礎理論與旅游開發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問題的提出

一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涉及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是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具有一個能被廣泛認同的理論傳統和學科體系；二是研究方法論體系的構建，具有一套精密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論體系來指導研究。用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旅游學的發展，旅游學還不敢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與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傳統學科相比，存在著較大的距離。盡管如此，在近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旅游學在學科體系、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雖然積累的成果遠沒有達到其他學科那樣豐富，但已經為構建其學科體系和方法論體系提供了某種可能。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構建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引起學界有關人士的重視，進一步推動旅游學基礎性研究的發展。

2　對相關概念和研究視角的界定

方法論(methodology)與方法(method)是一對極易混淆的概念。根據《韋伯斯特百科詞典》上的解釋，方法論有時指“任一專門學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體系”，更經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關程序的科學，特別是有關科學與哲學探究中推理原則應用的學科分支”。前者只不過是方法的同義詞而已，后者則是指對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則的研究。然而，當方法論一詞分別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時，其含義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學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會科學中，則相對更接近前者，同時也含有一定成份的后者。鑒于旅游學屬于社會科學，因此本文所指的方法論主要指前者，但筆者認為二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

在科學研究中，方法論作為對“實質的”科學理論所作的“形式”的或“邏輯”的探討，必須以“實質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因此，方法論在研究程序的邏輯上是滯后于“實質的”理論研究的，而方法論一旦形成，又會進一步推動理論的發展。顯然，對于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質的旅游研究而言，目前的狀況是基礎理論研究比較薄弱，應用性理論研究相對較為豐厚，但尚缺乏足夠的實質性理論。因此，在構建旅游學研究方法論的過程中，難以遵循傳統的模式，需要另辟蹊徑。當把旅游學理論研究與社會學理論研究加以對照，就不難發現，作為具有跨學科性質的旅游學的理論研究與具有較強綜合性之一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淵源極深，二者之間呈現出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和較大程度的契合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旅游學方法論體系與社會學方法論體系之間必然存在著內在的聯系。換言之，從社會學的視角構建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就成了一種可能，但在進行這種分析之前，必須解決有關社會學理論體系及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

3　社會學理論體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

自孔德開創社會學以來，社會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若干理論流派。不同的理論流派關注不同的社會領域，在其發展過程中又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學理論體系。為了清晰地透視各種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首先需要對社會學理論進行必要的梳理，對它的結構、觀點和理論構成等問題給予必要的闡述，對其在歷史脈絡中的承襲嬗變、更替揚棄過程進行必要的說明。在此方面，社會學研究已經十分深入，其中著名社會學者喬納森?特納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進行了詳盡分析，從7個寬泛的視角審視了社會學理論的演變，概括了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構成及其復雜的淵源關系。本文主要依據喬納森?特納對社會學理論的分類描述，結合旅游研究現狀，來闡述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問題。

3．1　功能主義理論

功能主義理論的核心主張是社會系統，關注的是社會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會以哪些方式組合在一起，又是如何滿足較大系統的主要需求的。功能主義是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最為久遠也是最為深厚的理論傳統之一，始于孔德、斯賓塞，后經過人類學家布朗、馬林諾夫斯基和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等人的明確闡發，由現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等人集其大成，發展成為一個宏觀的“巨型理論體系”，被稱之為“結構功能主義”。而后，結構功能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其他社會學派的新成果，經過亞歷山大等人的“重建”，發展成為新功能主義。

功能主義理論對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幾乎所有的學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功能主義的視角審視旅游活動。在功能主義的視野中，旅游活動實際上是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在整個社會系統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旅游研究一方面要探討旅游系統自身的形成與發展的驅動力問題，探討旅游系統內部各部分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另一方面要研究旅游系統在社會系統中的定位和作用問題，研究與社會其他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問題，所以旅游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定義為“旅游系統”。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差異，研究者們構造出的旅游系統模型也有所不同，但其內含的理論基礎都是基于功能主義的。目前學者們構建的旅游系統模型主要有旅游功能系統模型、旅游混沌模型、旅游地理系統模型3種。

目前功能主義在研究旅游系統構成、旅游產業規劃、旅游發展范式、旅游效應控制等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尤其是把功能主義與結構主義、進化理論相結合，從宏觀上開展對旅游系統形成、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功能主義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在旅游規劃研究方面，功能主義十分盛行，通常把旅游區劃分成各種功能區域，如“行政辦公區”、“生活居住區”、“商業購物區”、“文化娛樂區”、“歷史風情保護區”、“體育中心”等等。

3．2　進化理論

進化理論脫胎于功能主義，是將生物學思想應用于社會研究的產物。進化理論將社會看成有機體，經歷著由簡單向復雜的進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競爭和選擇過程是整個社會、城市區域的空間設置和復雜組織的人口分配等社會差異背后的決定性力量。進化理論誕生于19世紀，斯賓塞被公認為是第一個把生物學的類比和隱喻引入到對社會動力學的生態社會學家。目前，進化理論已成為21世紀理論社會學的重要方向之一。

進化理論在旅游研究中有著廣泛的應用，許多 旅游研究都以進化理論為基礎，強調旅游是社會進化的產物，本身也經歷著由簡單到復雜的進化過程，并以此來審視旅游的發展，制定發展對策。目前這些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旅游發展史、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產業演進升級、旅游地的空間競爭與協作、旅游生態與環境演變等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論是以進化理論為基礎的，它為旅游產品的更新換代、旅游產業結構的轉換升級、旅游生態環境的調控等問題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肖洪根對西方旅游社會學研究狀況進行了分析，從多個角度描述了旅游社會學研究的發展演進觀，認為從“觀光起源”和人類認識世界的感官在觀光和旅游現象中的作用等角度可以探討旅游現象的起源和演變問題；從作為文化行為和社會現象的概念演變的角度可以對旅游行為和旅游現象進行分析；從產業化過程、演進規模以及機構化程度高低等方面人手，可以描述旅游發展的地方化、區域化、全國化以及國際化等的規模與層次問題；從比較旅游經歷與現代消費文化中的其他消費經歷的角度，可以闡釋二者的相似性問題。這些結論實際上暗含著進化理論的思想，充分體現了進化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價值。

3．3　沖突理論

沖突理論關注的是社會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力量之間系統地產生沖突，它強調社會生活中的沖突性并以此解釋社會變遷。作為社會學最初的理論取向之一，沖突理論是與功能主義及隱含其中的生態進化理論一同形成與發展的。早期的功能主義理論家也曾使用沖突這一概念，但后來由于對沖突與變遷不夠重視，沒有充分地使沖突概念化，因而遭到其他學派的猛烈批評。到了20世紀后期，沖突理論獲得了新生，甚至一度取代了功能主義，并成為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分支。

沖突理論在旅游研究中主要適用于旅游中各種社會沖突現象的研究，尤其是對于主客關系、種族與性別歧視、旅游倫理道德問題、權力問題、旅游帝國主義、旅游新殖民主義等方面問題的解釋，沖突提供了理想的視角。從淺層次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由于旅游業高度機構化、商業化，主客關系已經完全演變成一種經濟交換和利益驅動關系，由此導致主客關系的矛盾與沖突，諸如商業化了的好客現象以及目的地居民對游客態度的變化等；此外，旅游活動中存在著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旅游所誘發的賭博、、犯罪等現象，都是導致旅游地社會發生沖突的誘因；從深層次來看，在審視國家間和區域間的旅游發展狀況時，會涉及到諸如話語權問題，旅游帝國主義、旅游新殖民主義等一系列需要探討的問題，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深人，但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并以沖突理論作為理論指導進行相關研究。

3．4　交換理論

交換理論是將經濟學的邏輯應用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核心觀點是將個人和集體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過程視為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在交換過程中，人是理性的，總是在追求價值最大化，總是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尋求自己得到好處，從根本上依據個人利益及其實現手段的精確計算來解釋人的行為。交換理論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中。受亞當?斯密學說的影響，社會學者們開始關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力圖詳盡闡述或者闡釋替代性理論，從而促進了交換理論在社會學中的發展。其中，馬歇爾從需求、個人欲望及目標的角度來解釋人的活動，并引入“效用”來說明一個行動者可能追求的各種社會對象的相對價值。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闡述了對個人滿足的追求導致集體性的社會安排。受上述觀念影響，20世紀中葉，社會學中出現了一種明確的交換論方法，并成為處于主要地位的社會學經典理論之一。目前在交換理論中最具有創造力的兩個分支是理性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

交換理論在旅游研究中比較適用的領域主要集中旅游開發過程中相關利益者行為分析方面和旅游者消費行為分析兩方面。在旅游者消費行為分析方面，旅游作為一種消費行為，盡管在旅游過程中，旅游者消費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傾向，但也是在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因此，交換理論為解釋旅游者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旅游開發過程中，當地政府、旅游開發商、旅游地居民等都屬于相關利益者，他們彼此相互博弈。因此，在分析旅游地政府行為、旅游開發商和經營商行為、旅游地居民行為方面，交換理論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說，旅游是商品化了的文化，在旅游商品的開發、生產、銷售、消費等過程中，交換理論無疑是基礎理論之一。

3．5　互動理論

互動理論是一種主張從個體的日常環境去研究人類群體生活的理論，認為社會結構最終是由個人的行為及其互動所構成并保持的。互動理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兩位德國理論家齊美爾和韋伯，他們認為人是積極主動地建構社會現實的行動者，其行為方式取決于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理解其行為的，以怎樣的方式賦予其行為以意義的。齊美爾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早期的美國社會學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芝加哥大學的米德發展起來“符號互動論”。韋伯則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葉的歐洲社會學，特別是舒茨從胡塞爾的現象學出發，吸收韋伯的觀點，創立了現象學社會學。現象學社會學關注的是行動者通過哪些方式，將感覺材料轉變成各種類型化會心智圖像來解釋社會世界。在符號互動理論的發展進程中，布魯默起到了較大的作用，進一步完善了符號互動論。在此基礎上，符號互動論進一步分化出自我和認同理論、角色理論、擬劇理論等典型的分支流派。此外，在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展出一種極端的現象學形式――常人方法學。它認為要想用一種科學的方式將社會世界類型化是不可能的。社會學家必須以與行動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來解釋社會世界。

在社會學理論體系中，互動理論構成了日常生活理論的核心。日常生活理論關注日常生活以及看似世俗的活動，如個人的想法與動機、兩人或多人的互動以及從互動中衍生出來的小團體。顯然，旅游起源于日常生活，不管是出于對日常生活的一種逃避，還是對外部世界的主動探索，對旅游這種行為動因與特點的解釋更主要依賴于互動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旅游行為的特殊性也賦予了這些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為解釋旅游行為提供了理想的視角，并展示出旅游研究無窮的魅力。目前在旅游體驗研究方面，學者們已經開始借助于現象學、符號學和常人方法論等為指導。其中，現象學作為研究人的意識或體驗的一種基本方法，對于旅游體驗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謝彥君借用現象學的視角對旅游體驗已經進行了初步的探索；符號學理論在解釋旅游行為、旅游規劃、旅游營銷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對旅游者角色研究中主要依賴于角色理論和認同理論；如果把旅游看成是一場演出的話，那么擬劇理論將成為一個核心指導。以擬劇理論為基礎，借用其“前臺”與“后臺”等范疇，既可以描述旅游行為，也能夠來解釋旅游吸引物系統的“舞 臺性”與“真實性”。

3．6　結構理論

結構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人的行為和思想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因此，結構主義者努力探究制約和決定人們的行動和思想的基本社會結構，進而解釋社會。結構主義源遠流長，早期的社會學理論大師，如馬克思、圖爾干、齊美爾等，對結構主義的興起都有所貢獻。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社會理論家不能在最基本的概念――社會結構――取得一致，加上每個理論家對早期理論傳統的吸收與挑戰有所不同，于是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結構”理論，其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主要包括索緒爾和羅曼雅各布森的語言學、萊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吉登斯的結構論、布迪厄的生成結構主義等。

目前在旅游研究中，結構主義主要是與上述的功能主義、進化理論相結合，來研究旅游系統方面的問題。申葆嘉認為，旅游現象具有雙重結構：經濟外殼與文化內涵，這是對旅游現象的一種基本認識。如果深入分析，在旅游內涵方面，是否還存在一個更深層的文化結構?此外，在對旅游動機與旅游社會影響研究中，結構主義也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較少。鑒于結構主義在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等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可以預見的是，在旅游社會學、旅游人類學研究中，結構主義將是一個主要的范式，有著廣泛的應用前景。

3．7　批判理論

早期的社會學家幾乎都受到過“啟蒙運動”的影響，認為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科學可以促進人類社會步入現代化。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學家對“現代性”產生了質疑，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批判理論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并展開各種形式的批判。大多數具有批判傳統的理論家用否定的觀點來看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甚至假設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后現代，來闡述自己的理論觀點。幾乎所有的批判理論家都藐視基于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他們不再迷信科學能構建更好的社會，認為科學是在現代社會或后現代社會引發問題的原因，而不是問題答案的一部分。

批判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旅游研究的影響。目前后現代主義主要適用于旅游體驗研究、旅游本真性研究、旅游全球化問題、旅游引發的文化趨同和多樣性等方面。受后現代主義的啟發和影響，在這些研究中，充滿了對大眾旅游時代旅游發展的種種質疑，學者們開始對麥當勞式的標準化旅游方式進行批判，對旅游的本真性表示懷疑，對旅游的全球化問題進行反思，甚至提出借助于網絡等方式在家中獲得旅游體驗……顯然，后現代主義對旅游的影響還難以估計。

4　從社會學視角看旅游學方法論體系的構建

盡管上述對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適用范圍問題的分析還有待于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學理論幾乎涵蓋了旅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意味著可以通過對社會學方法論的研究來構建旅游學方法論。

4．1　后實證主義方法論

在社會學理論中，功能主義、進化理論、沖突理論、交換理論等所包含的方法論取向是實證主義方法論。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是由孔德開創，并經過迪爾凱姆得以發展完善。他們把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原則移植到社會科學研究中，把社會現象中的主觀因素當作具有物質一樣的客觀因素來看待，大力提倡整體的、實證的方法。到了20世紀后期，隨著波普爾的證偽理論、科學哲學家庫恩的“科學革命論”和“范式理論”的出現，傳統的實證主義發生變革，逐漸進入了后實證主義階段。后實證主義承認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本質區別，承認社會理論的歷史性、相對性，但又堅持實證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后實證主義堅持科學主義的知識觀，將人類知識區分為思辨哲學(形而上學)、經驗科學、常識(事實描述)3種類型，堅持實證研究的方法和原則。

目前，后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旅游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這種方法論取向中，所有的旅游研究要遵循從經驗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的原則，所有結論的根據不是邏輯推論而是經驗事實。顯然，這種取向在旅游研究中歷史源遠流長。從國外旅游研究進展來看，經濟學最早介入旅游研究，并把旅游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加以研究的，而經濟學中主導的方法論就是實證主義。二戰之后，地理學、心理學等學科開始介入旅游研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隨著對旅游效應的出現，社會學、人類學、生態學等學科逐漸引入到旅游研究中來。顯然，在這些學科中，除社會學、人類學外，大都是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的方法論，這必然導致旅游研究中呈現出明顯的實證主義傾向。在這種方法論基礎上，旅游學被視為是一門經驗科學，目前在旅游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后實證主義為方法論基礎的。

4．2　新人文主義方法論

盡管社會學家們越來越多地借鑒和引進自然科學方法，體現出明顯的實證主義取向，但是在以“理解”為特征的人文科學的方法研究中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傳統人文主義是以韋伯、舒茨等人為代表的。他們主張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本質區別不在于它的客觀性，而在于它的主觀性。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們對19世紀興起的理性主義思潮產生懷疑，對社會研究中實證主義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些社會學家試圖從現象學、語言學、語義哲學等學科中尋求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到了80年代后期，受當代哲學的解構主義、話語分析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出現了被稱之為新人文主義的學派。這是一個正在形成中但尚未統一的一個學派，其共同點是反對實證主義的“本質”觀和“深層結構”觀。迄今為止，歷史方法、哲學方法及其他人文科學的方法，在洞察事物本質、理解人及其行為意義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從社會學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來看，互動理論的方法論基礎是以人文主義為取向的，在旅游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顯然，旅游是一種具有價值追求和意義追求的活動，旅游世界是一個充滿了意義和符號的世界，要研究旅游世界中人的行為，最基本的方法是通過體驗和移情等方式，來到達旅游者內心深處，才能深入地理解旅游行為。這種理解的方法是人文主義取向的，它不像實證主義那樣主張外部觀察來研究旅游行為，而是通過內部體驗、移情來研究旅游行為。目前，這種人文主義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經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并嘗試用來解釋旅游世界中紛繁復雜的現象，而且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4．3　后現代主義方法論

從批判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適用范圍中能夠透視出旅游研究中存在著的后現代主義取向。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在文化、文學領域形成的一種哲學思潮，極大地影響了人文社會科學。后現代主義反對研究主體和客體之分，反對現代科學的時空觀，反對現存的以整體觀對時空、對歷史的認識，反對現代科學的真理觀，反對表象和本質二元論，強調差異性、獨特性，反對實體論，認為社會現實是虛構的，是因人而異的，與個人精神活動相聯系。

顯然，在旅游研究中需要一種后現代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將給旅游研究帶來活力和創造力。在旅游研究中強調個體的認識論，強調主觀性，強調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主張相對主義和本土論，強調各民族和文化的差異性，這將有助于旅游研究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目前在旅游研究者的潛意識中似乎也存在著一種后現代主義傾向，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放棄了旅游經濟論、旅游文化論的爭執，對旅游本質存而不論，強調旅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等等。

第7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因果分析；因果關系；社會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7-276-01

社會思想家對因果性問題的闡述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時代。近代以來，維科第一次提出了社會現象具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和法則的著名論題，休謨從經驗論哲學出發對因果性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自此以后，眾多思想家和社會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和不同學科的范式出發，對作為社會法則的表現形式的因果性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作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和最早自覺地研究社會學方法論問題的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 強調因果解釋在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就因果關系的作了深入分析，成為社會學方法論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韋伯的科學學說， 本質上是一種因果學說。對因果關系的關注， 貫穿了韋伯科學學說的始終。在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中，理解被視為最高范疇。韋伯盡管贊成德國歷史主義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研究對象和方法論上的區分，但他從實證主義的角度認為，社會科學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就必須像自然科學那樣建構一套精確而嚴謹的概念體系和分析程序。韋伯為了保證理解的客觀性和可比性，認為還應當從事因果分析，理想類型就是韋伯對歷史主義個別化與實證主義一般化的因果分析的融合與改造：“理想類型的行動范疇是把行動者同其他行動者或主體以及歷史背景聯系在一起的一種構造，理想型既是解釋的，又是因果性的，他把意義同目的聯系在一起。”

在以理想類型這個概念工具為基礎進行的因果解釋中，因果關系是一種客觀的具體的關系，而不是一種法則性的存在。日本學者金子榮一在評議理想類型思想時說過：“韋伯的理想型可說是在社會學領域中追求數學、物理學等精密科學中顯然自覺的概念機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都是不能在概念的純粹性里不能經驗地發現的理想型和烏托邦。雖然如此，透過這理想型所想定的嚴密概念范定，現實生活可在科學的嚴密性之下被了解。”

此外韋伯通過提供某種共同的分析標準，理想類型可以在各個層次構成，并帶有各種程度的概括性。你可以提出人格模式、社會關系、團體乃至集體的理想類型。正是憑借各種各樣的理想類型，以及對社會因果性問題的建構，韋伯的社會學才超越了個人層次而達到社會層次進行和比較分析，從微觀社會學走向宏觀社會學，從對個人行動的主觀意義的理解走向對意義世界的理解。

然而，隨著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日趨成熟，社會學家對尋求社會現象因果法則的可能性篤信不移，但就呈現社會現象因果機制的方法上，不同社會學者或社會學派有不同的做法。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在其經典著作《自殺論》中，通過比較來呈現社會現象因果機制的方法，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研究仍然具有較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在社會學領域內，最先采用比較法進行社會學經驗研究的當數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迪爾凱姆的社會學方法可以認為就是比較方法。他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中寫道：“證明一種現象是否是另一種現象的原因，只有一種方法，這就是比較它們同時出現或者不同時出現的情形，考察它們在不同結合中的變化跡象，從這些變化量中觀察它們是否相互依賴。如果這些狀況可以由研究者用人為的方法觀察得清清楚楚，那么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如果用人為的方法不能觀察出來，并且所有能夠與事物接近的只限于自然得出的結果，那么就必須用間接的實驗方法或者比較方法。”同時，他又認為，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往往是潛在的、紛繁復雜的，研究者很難用實驗的方法觀察出來，所以“考察這些現象只能用比較方法，這是社會學研究唯一適當的方法”。

剩余法、相同法、相異法、共變法都屬于比較的方法，但在迪爾凱姆看來，各種比較方法中最能適用于社會學研究的是共變法。這是因為，“社會現象往往十分復雜，要將一種千頭萬緒的現象用剩余方法去消除，使它只留下一種可以看得見的結果，并且從眾多的原因中削剩一個原因，進而說明正是這種原因產生了這種結果，這不僅是困難的，而且結論也是難以符合實際的”。出于同樣的原因，相同法和相異法也很難適用于社會學研究。因為這兩種方法“很難保證在應用這種方法時，在一切相同或者相異的事實中，所有同一時期和同一性質的現象都能夠一覽無遺地包括在內進行比較”。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現象錯綜復雜，要把所有相同和相異的事實全部區分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三種比較方法都不適用于社會學研究。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與這三種比較方法不同，它不是從兩種社會現象的表面異同方面，而是從社會現象的內在關系方面進行比較，從而建立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同時迪爾凱姆又提出了補救的措施，那就是用演繹的方法來鑒別，然后用經驗的結論反復進行比較，以確定演繹方法得出的結論是否可信。“首先借助于演繹的方法，去研究為什么兩種現象之中一種現象可以產生出另一種現象；然后用經驗的結構重新比較一下，檢驗演繹方法得出的結論是否可信。”可見，迪爾凱姆求證因果關系的過程，實際上包括三個基本步驟：假設—推測—檢驗，而比較則是連接這三個步驟的中介環節。基于此，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本質上是一門比較科學。雖然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斯賓塞等都提到了比較方法，但迪爾凱姆卻是利用比較法進行社會學實證研究的第一人，盡管不夠完善，也不可能盡善盡美，但是對我們今天的經驗研究仍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艾爾.巴比.社會研究方法基礎（第八版）[M].邱澤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第8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論文摘要:闡述了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認為他的結構化理論是他的“雙重解釋學”的具體運用，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是其結構化理論所要給出的最終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論缺乏某種系統性，給人的印象是眾多概念的堆積，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題沒有內在的必然性。他賦予了“結構”及“結構化”概念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含義，但沒有說明這兩個概念在內容與形式方面何以能夠統一。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說是一位劃時代的社會學理論家。他提出的結構化理論，啟發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關系，在社會學研究中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學發展史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取向，即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吉登斯不滿于傳統社會學流派對上述關系的割裂，認為在生活世界中社會系統與個體行動是非常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動，在社會學理論中不應將它們割裂開來。

一、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

要認識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必須首先了解他的“雙重解釋學”。“雙重解釋學”是吉登斯關于社會學元理論問題的一種表述，其基本涵義是:社會科學觀察者必須從解釋學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種描述，然后將這些描述轉化成社會科學的話語范疇，這些話語范疇同時也為普通的行動者解釋與掌握，并重新納人到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討了作為結構化理論前提的社會學元理論的核心問題，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批判了社會學中從孔德到涂爾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義”和“功能主義”傾向，在解決生活世界與社會科學專業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科學的基本性質與任務等問題上，提出了“雙重解釋學”。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廣泛的批判、借鑒其他社會學流派以及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雙重解釋學”劃清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差異，指明了社會科學的實踐內涵及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緊密的互動關系。

與自然科學的“技術性”應用比較起來，社會科學的發現似乎只具有較少的原創性。但吉登斯認為，這并不能說明社會科學較之于自然科學不重要，相反，正是因為社會科學具有本質上的實踐性品格，所以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某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因為它參與到了社會生活的反復不斷的建構過程中。比如沒有社會科學“主權”、“民主”等現代概念，現代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針對社會學傳統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努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是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兩個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會物理學”研究理路，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應當而且能夠像自然科學那樣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他稱這樣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為“社會事實”(socialfact)。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事實”具有客觀性、強制性以及社會性。而在吉登斯看來，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及其理論傳統，對社會學來說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們僅僅是哲學二元論思維方式在社會學領域里的一種深層反映。因此，這樣的社會學方法論必然無法解釋、說明和把握社會的真實結構，必須用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去超越上述方法論的對立。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是針對帕森斯、墨頓等人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方法論的。他試圖努力打破功能主義神話，在關注社會宏觀結構中實現宏觀與微觀的有機整合。其實，針對社會學方法論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二元論研究傾向，很多社會學家表示出越來越多的不滿，試圖用一種新的理論統一社會學二元論。同時，社會變遷的現實也需要對傳統社會學方法論進行變革。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針對“二戰”以后歐美各國社會變遷的實際。他試圖超越“左”和“右”，尋求社會變遷的“第三條道路”，以真正實現現代性的自我認同。與哲學方法論所追求的形而上學不同，社會學始終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注重“經世致用”。因此，社會發展道路、社會發展模式以及社會發展動力等社會發展問題也就成了社會學關注的對象。

二、概念建構和理論批判的結果

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將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領域的成果融合起來，構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釋力的概念，并在對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派理論進行大清理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這一過程與他的“雙重解釋學”思想是有內在呼應的。

吉登斯提出了結構的二重性，進一步闡明了結構和人的能動之間的互相生成的關系。結構，一方面是人類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類行動的中介。在這種社會實踐之中，結構實現了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結構化。因此，結構并不是對人的行動的一種制約，它更多的表現為某種使動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試圖重新界定結構的概念，以“二元化”來代替“二元對立”，以實現社會學方法論中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統一。 吉登斯認為，個人所生活的社會本身是豐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會從宏觀結構層面上對個體的制約，也有個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這兩者相互統一于社會有機體中。她主張拋棄個體與社會的二元論，因此行動就必定是一個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動不僅僅是個體的特性，也是社會組織或集體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認為:“在社會研究里，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正是這些特性，使得千差萬別的時空跨度中存在著相當類似的社會實踐，并賦予創門以‘系統性’的形式。”這樣一來，吉登斯就將這樣兩對關系化約為一對關系—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的關系，并試圖在這二者之間實現架通。他主張用結構二重性代替二元論。認為行動者和結構二者的構成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既定現象系列，即某種二元論，而是體現著一種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漸開始撩起他結構化理論的神秘面紗。他承認結構在整體上對作為個人存在的社會行動者及其行動具有某種“強制性”和某種意義上的不可選擇性，但卻不像涂爾干那樣，強調前者對后者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他承認無論思考多么宏觀復雜的社會問題，都要對主體以及主體的能動性有精微確切的理解，但卻不像許多解釋社會學家一樣，一味強調個人是社會的惟一構成要素，埋頭于人的具體行為、動機而不顧整個社會系統的反應。他堅持認為在社會理論中“結構”是一個必須的概念，但他關于這個概念的觀點與英美功能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中的結構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義中的“結構”概念是作為一個“描述性”術語出現的，法國結構主義是以還原的方式來使用這個概念的。他認為“結構”概念的這兩種使用方法將導致從概念上模糊能動的主體。

吉登斯認為，不應該將行動看作是分散的實體。理性、動機和意圖等，不是互不聯系的單個行為的總和，而是一種不間斷的行動流，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反思性指“持續發生的社會流受到監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實踐將能動者與結構、主體與客體聯結起來的過程。人的行動是有意圖的，但結果卻并非是完全可以預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動的結果。而正是存在著意外后果，才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與系統的再生產有了存在的意義，保證了社會與系統生產的非復制性，同時也可以解釋人類歷史不斷演進與社會的變遷。因此“能動行為”和“行動”的問題就在吉登斯的整個分析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所謂社會再生產，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系統再生產則是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這兩者來化解微觀和宏觀的對立。系統整合的機制是以社會整合的機制為前提的，時空的伸延與擴展將二者聯結起來。

在吉登斯看來，社會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對面的互動，而系統整合則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行動者具有反思能力，社會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動者的反思性監控與互動的例行化、區域化的基礎上的，行動的例行化與區域化保證了跨越時空條件下社會互動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中，由于時空的有機統一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統一，使得系統整合從屬于社會整合;而在現代性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社會交往活動的擴大化，產生了時空分離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民族國家的興起。在吉登斯看來，宏觀社會結構的力量使得系統整合成為可能。

總之，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所要給出的最終答案之一，他的結構化理論的形成是他的“雙重解釋學”的具體運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來解釋社會世界，而不是尋找永不褪色的規則和定律。

第9篇：社會學方法論范文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作為一門個別學科，既有與其他科學知識體系相同之點，又有自身質的規定性。

就人類的科學知識體系來說，“一般都由經驗要素、理論要素和結構要素構成”[②]，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知識體系也離不開這三個要素。作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經驗要素，主要是文學工作者通過審美體驗而得到的關于一切文學現象的經驗材料，它構成本學科的基石。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要素則產生于對經驗材料的抽象，它表現為本學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疇，構成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體系。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結構要素則是作為方法論的原則從文藝學知識整體性中升華出來的，用以揭示文藝學的內容、屬性和規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識體系的結構要素就是方法論。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結構要素與理論要素和經驗要素不同，它不是明顯存在，而是蘊含在其他要素之中。從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實在，似乎無法抽象出來，構成獨立的研究對象。其實在考察了文藝學研究的歷史之后，人們會驚奇地發現：文藝學流派林立，學說繁雜，分支眾多。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論的不同。柏拉圖以“直觀的甚至神秘的哲學思辨方法”開創了哲學美學(其中也包括文藝學)。亞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學方法、社會科學方法、演繹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學體系，影響了西歐文壇兩千多年。19世紀泰納以社會學方法建立了實證主義社會學流派。19世紀末葉德國美學家費希納運用心理學實驗方法創立了實驗美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西方出現的精神分析、語義分析美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等，無不與它們的世界觀、方法論和邏輯起點有關。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方法論的確立，往往意味著一個新的學派的崛起”。[③]

為什么方法論能夠成為流派的標志？這是因為結構要素是一定文藝學流派的敘述原則，是文藝學內容各子系統和要素之間聯系的方式。當代科學表明，系統是要素與要素之間關系的集合，確定一個系統的質由要素和要素連接的方式——結構所決定。因此結構要素就能確定流派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體系的結構要素雖不具形，只要有客觀性，有獨立的價值，我們就能夠運用科學的抽象方法將它抽象出來，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建立一門嶄新的學科，與文藝學的其他門類，如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并列。因此，文藝學的結構要素——方法完全能夠成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對象。

二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內容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內容包括本學科的指導思想，研究對象，學科地位，學科根據，各層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價值以及它們形成與發展的規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問題。

三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指導思想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指導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世界觀，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提供原則、出發點和理論基礎，集中表現在本體論問題上。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學觀念上的不同，只是整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基礎不同的結果。”[④]哲學基礎決定文學觀念，文學觀念又制約和影響研究方法。歷史上各文藝學流派所采用的方法，無不與其奉行的哲學有關。泰納的社會歷史方法出自實證主義；風靡一時的接受美學，其思想淵源是現代闡釋學，其理論動力導源于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18和19世紀發展起來的歷史歸納法，與舊唯物主義機械論有關；現象描述法是18世紀經驗主義哲學的產物；精神分析法導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學，直接與非理性哲學相聯系，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方法論與哲學世界觀的密切聯系。因此我們在探尋方法的時候，切記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認識工具都是從“研究文學本體的成功經驗中歸納總結出來的，那種拘泥于封閉的先驗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產生的方法”，是沒有活力的。

我們說哲學的世界觀指導和制約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體學科的研究方法。“文藝學這門科學的方法論同一般的科學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地方，不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學原則具體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藝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個別學科，有適應自己對象特點的個別學科的研究方法，還有從其他學科移植過來的研究方法，這些都是辯證唯物主義所代替不了的。

四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分類

文藝學方法論是“諸種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學說化的理論”，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系統。面對如此眾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確定它們的層次地位，這涉及到分類標準問題。到目前為止，分類標準不一，有的則從歷史角度，有的從功能價值角度，有的從適應的普遍性范圍及程度的角度。從功能價值與適應范圍及程度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類，大致可以分4個層次：

（一）

哲學方法

哲學方法處于方法論系統的最高層次，它適應一切科學，“表現為一種思維定勢和原則，對文藝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有規定作用”。[⑦]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學觀念上的不同，只是整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基礎不同的結果。”[⑧]哲學基礎決定文學觀念，文學觀念又制約和影響研究方法。歷史上形成的各種方法都與其奉行的哲學有關。比如泰納的社會歷史方法之于實證主義哲學；接受美學之于現代闡釋學、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歷史歸納之于機械唯物主義；現象描述法之于18世紀的經驗主義哲學；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學等等，都被某種哲學所設定，都與其相應的哲學遙相呼應。但是方法論有其相對獨立性，并不與哲學等同劃一。哲學對方法論的作用只表現為一種指導和制約的作用，絕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須通過個別學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體化，才能夠與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軌、同條共貫、行之有效。錢學森同志曾對哲學、一般方法、各門學科的具體方法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哲學要指導各門學科，但這種指導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風馬牛不相及，而是通過一般研究方法這個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學通過自然辯證法去指導、聯系自然科學；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聯系社會科學；通過數學哲學指導聯系數學科學；通過系統論方法去指導聯系系統科學；通過認識論去指導聯系思維科學；通過人天觀去指導聯系人體科學；通過軍事哲學去指導聯系軍事科學；通過美學去指導聯系文藝理論；通過社會論去指導和聯系行為科學。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層次的具體科學方法論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進一步密切相互之間更廣闊、更多方面的聯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方法論充實、豐富和發展”[⑨]。同時保證了哲學方法論指導作用的正確實施。

總之，各種研究方法離不開特定的哲學原則的指導與制約，又不能為它所代替。正確的哲學原則確保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合理性，先進的科學方法又可以深化、豐富一定的哲學。我們切不可將哲學方法與其他方法對立起來。其實，任何“對立”的做法在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為多種學科所采用，處于中介環節的研究方法。它處于方法論系統的第二層次，主要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和邏輯思維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稱具體方法。它是某一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學科從某種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決于該門學科對象的特殊性，表現為“對文學的切入視角，一般都成為特定的文學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運用于美學的美學方法；由文學心理學派生的文藝心理學方法；由文學信息屬性衍生出來的符號學方法、語義學方法；由文藝價值分化出來的藝術價值方法；由讀者所決定的接受美學方法等等。

(四)具體的研究手段

具體的研究手段嚴格說不屬于方法，而是組織加工材料的科學方式、技術措施，是屬于方法論的工藝部分，或者是科學本身的研究手段。具體的研究手段能為不同方法論的流派共同運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觀察和實驗、調查、統計、模式化、比較法等等。

上述劃分是就整個方法論的結構體系而言。文藝學的方法論體系的劃分在參照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又有其獨特性。

文藝學研究方法與文藝研究的對象有緊密的關系，特定的研究對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從文藝學研究的歷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紛呈，似乎無跡可跡，但用美國學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藝術家、宇宙、讀者”四要素論來衡量，發現各種方法的產生都與研究對象的轉移有關。而對象的轉移，無論是按照下列哪種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劉若愚的模式，或葉維廉的圖式(圖缺)，都無法超出“作品、作家、讀者和宇宙”四個重心。所以以作家為重心的研究，就誕生諸如傳記研究方法、各種文藝心理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榮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為本體的研究，就產生了諸如符號學方法、形式主義方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敘述學方法、現象學方法等等；以讀者為研究重心相應出現了文藝現象學方法、文藝闡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會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會歷史方法、社會學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解構主義文化美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等。

文藝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豐富多樣，像天上的星河燦爛，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動力，星羅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職。文藝學研究方法隨文學藝術大系統中子系統的不斷被發現、被認識，必將呈現出一幅立體多樣、變化無窮的動態發展景觀。

[①]陳晉：《文藝學方法的一些基本問題辨析》，《語文導報》，1985

[②]李武：《社會學的方法論與社會學的發展》，《新華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陸海林：《方法論放談》，《文藝理論研究》第7卷，第4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④] [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第167頁，三聯書店，1958

[⑤] [蘇]布什明：《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⑥] [蘇]布什明：《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⑦]陳晉：《文藝學方法的一些基本問題辨析》，《語文導報》，1985

[⑧] 《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第167頁，三聯書店，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