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機關采購管理辦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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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機關采購管理辦法范文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于州本級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下簡稱預算單位）在州財政局政府采購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采購辦）核定編制以內的車輛維修。

第三條車輛維修采取定點采購方式。

（一）定點維修廠由采購辦委托州政府采購中心（以下簡稱采購中心）采取公開招標方式確定，一年一招，確定五家。其中，具有二類維修車輛資質的維修廠招標采購三家，具有三類維修車輛資質的維修廠招標采購兩家。

（二）采購中心與中標定點維修廠簽定《機動車輛維修服務合同》，報采購辦備案。

第四條機動車輛維修費用由州本級財政預算安排，列入當年部門預算。發生車輛維修費用，由預算單位與定點維修廠自行結算，維修項目及維修預算由各單位負責審定。財政預算安排的車輛維修費用超支不補，節約單位留用。

第五條預算單位應及時與定點維修廠結算車輛維修費用，不得無故拖欠維修費用，并納入會計誠信考核。

第六條預算單位必須在政府采購中標維修廠辦理車輛維修事宜。未按規定在定點維修廠維修的，按違反《政府采購法》和財務規定處理。

第七條定點維修廠服務要求:

（一）熱情承接機動車輛維修任務，按合同承諾給予優惠。

（二）委托加工服務項目按照實際價格和政府采購供應商承諾的優惠率計費，不準收取附加費。

（三）承修車輛保修期內發生故障（指原修理部位）免費修理，返修率不得超過5%。

（四）車輛維修結算單應注明更換被維修車輛的零部件、消耗材料、維修工時、應收費用及優惠金額。經送修單位簽署意見后生效。

（五）應分單位建立車輛維修檔案，記錄車輛維修情況。

（六）在每月結束后三個工作日內，向州政府采購中心報送車輛維修數據。車輛維修數據包括被維修車輛單位、維修車型、維修車號、維修金額、維修時間等。

第八條加強對定點維修廠履約情況的管理與考核。采購辦將會同有關部門對定點維修廠車輛維修履行服務承諾情況進行定期和不定期檢查，并將檢查情況向社會公布。開展對定點維修廠服務質量、商業誠信情況評價活動，評價結果將作為政府采購定點維修廠的主要因素。

第九條定點維修廠應提高服務質量和維修效率，改進服務態度，自覺接受有關部門監督。對違反合同約定和服務承諾，一年內三次以上投訴屬實的，取消定點維修資格。

第十條州財政局政府采購管理辦公室受理有關定點車輛維修投訴。投訴電話：

第十一條本辦法由州財政局負責解釋。

第2篇：行政機關采購管理辦法范文

【關鍵詞】 政府采購；制度建設；法治監督

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快車道，人民群眾對構建服務型政府的需求更是迫在眉睫。而在構建服務型政府中的進程中，政府采購顯得尤為重要。俗語講，“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政府采購不僅為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等購買必須的、基本的辦公資料，也擔負著關系民生的公共物品的采購，可謂“一車雙貨物，一馬兩擔當。”

政府采購又叫政府行為，就是指國家各級政府為從事日常的或為了滿足公共服務的目的，利用國家財政性資金和政府借款購買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政府采購不僅是指具體的采購過程，而且是采購政策、采購程序、采購過程及采購管理的總稱，是一種對公共采購管理的制度。[1]

一、政府采購中的制度建設

1、建立完善的財務制度

政府采購中應建立起完善的財務制度。完善的財務制度可以減少因人的主管因素對采購工作造成的影響，可以提高采購過程中的工作效率，可以使一套采購流程更加合理、合法。綜上分析，建立完善的財務制度顯得尤為必要。

可以建立大部門預算、分條口決算的財務制度。站在縱向的角度，可以按照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部門的類別進行預算，配合財政局進行分部門、分專項購買資金的預算。站在橫向的維度，可以按照黨群、經濟發展改革、工程建設、民生社會保障、公檢法等職能部門的類別進行決算。縱向和橫向兩個標準進行預算、決算，可以有效避免同一種方式帶來的弊病，可以有效避免“自病不覺”的現象，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少違法亂紀的發生。一些采購項目該進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的，必須要進公共資源交易中心，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暗箱操作。

2、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

政府采購不同尋常，應建立起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從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高度來講，應把納稅人的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把每一把力都用在槽點上，真正發揮最大功效，體現出最大的經濟價值。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可以防患于未然，從萌芽狀態震懾、打擊心存僥幸的公職人員，可以從源頭上斬斷采購供應方行賄腐敗的途徑，可以無形之中提高采購的質量，保證黨和人民的事業有強勁的物質基礎。

對于在政府采購中貪贓枉法、的公職人員，應實行責任追究終身制，無論其職務升遷、工作調動、退休，只要發現問題，應立即追查到底，絕不姑息遷就。對于采購中的供應方，如果發現問題，應立即終止采購供銷合同，對于問題嚴重的，應協調配合公安、質檢、工商等部門進行查處。在采購中發現窩案、連鎖問題的，應向紀委匯報并提請查處，拔出蘿卜帶出泥，不允許每一個手上不干凈的人逍遙法外。

3、建立科學合理的招投標制度

政府采購應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招投標制度，具體采購要嚴格按照招投標的流程辦理，先審批，再公示，后撥款，采購后要審計，最后再公示。

根據《政府采購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組織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競爭性磋商、詢價和單一來源采購；編寫采購公告，制作《招標文件》商務標與技術標，合成后經采購辦審查、采購單位審核同意，法人簽字、蓋章后予以；公布招標結果，負責鑒證招標合同，參與招標商品或勞務的驗收[2]。從流程上完善制度，從制度上規范流程，讓政府采購在陽光下進行，讓招投標在框架內合法合情合理進行。

二、政府采購中的法治監督

1、從源頭上進行普法教育

政府采購從根本上是一種政府行為，這與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全面建設法治社會是相契合的，也符合建設法治型政府的宗旨，更在法治的框架內為構建服務型政府提供強有力的后盾支撐。因此，政府采購應從人員思想上重視遵紀守法的意義，在行動上自覺在相關法律法規的規范約束下進行采購活動，在程序上自覺優化采購的程序，剔除不合法的流程，減少因個人主觀意志對法定采購程序的干擾。

以楊陵區為例，針對區政府采購中心全體干部職工，定期進行相關法律法規的集中學習。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國務院第658號令）、《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管理暫行辦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政府采購管理辦法》、《陜西省財政廳關于進一步規范政府采購活動的的通知（2014）143號》等法律規章為重點培訓內容，進行不定期的考核，務必保證依法辦事、依法采購。

2、在采購過程中引入法律職能部門的監督

政府采購屬于一種市場行為，需要引入第三方的監督。縱觀各級政府采購，若采購過程中沒有監督，則容易出現采購走過場的現象。從依法治國，構建法治政府的角度出發，應塑造“政府法治采購”的品牌。無論是招投標、采購辦公用品、收繳和退還投標保證金，必須接受司法局、檢察院、工商局、質監局等法律職能部門的監督。

從經濟角度講，“政府法治采購”是法制經濟的一個有力體現。司法局制定法治采購的規范，檢察院全程監督政府采購的行為，工商局對采購的供應方進行資質驗證，質監局對采購的各項物品進行質量技術檢驗與監督。明確市場的行為，將經濟行為中該屬于市場的交給市場，避免不了會有市場失靈的出現，將市場解決不了的交給相關法律職能部門。只有法律監督才能震懾違法亂紀、貪贓枉法，輔以必要的黨紀約束，使干部職工在政府采購中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使采購供應方在政府采購中無縫可鉆、無機可乘，老老實實做人，干干凈凈做事。楊陵區政府采購中心應會同有關法律職能部門，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擰成一股繩，將政府采購辦成“陽光采購”、“綠色采購”。

3、增大政府采購中的違法成本

在政府采購中應增大違法成本，減少違法犯罪的發生。人無信不立，事無矩不成。在政府采購中，牽涉到招投標、定點采購、保證金繳納與退還、資質評審等關鍵環節，每個環節都可能滋生腐敗，出現違法違紀事件。只有提高違法成本，使想要違法的人得不償失，才能有效杜絕采購中的違法事件。

用法律約束經濟行為，行政行為。賠本的生意沒人去做，因此只有增大法律成本，促使采購中的買方和賣方都遵紀守法，在既不損害其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又能滿足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實現政府采購中的“帕累托最優”。對于在采購中違規違法操作的公職人員，應嚴肅處理，違紀的通報紀檢檢查機關，違法的移送司法機關。對于采購過程中違法違法的供應方，應會同公檢法等部門對其進行法律制裁和必要的經濟罰款。以陜西省為例，各地級市可以建立政府采購公眾平臺，構建信息庫，實行信息共享，對遵紀守法的供應方可采取表彰、定點采購、免檢采購等鼓勵措施，對違法違規的可以列入黑名單，各地級市乃至區級采購均拒絕與其合作。

三、政府采購中制度建設與法治監督的關系

政府采購中的制度建設與法治監督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制度建設是部門內在的規章制度完善，是政府采購中賴以存在運營的指示性條款。法制監督是部門外在的監督性強制力量，是政府采購中的最后一道保護線。如果制度建設完善的好，則法律監督干預就可以少些；如果制度缺失，或者落實不到位，則會出現法治監督過度干預的現象。前者為“內功”，后者為“兵器”，內功弱則需要兵器輔助，內功強則兵器不需出鞘。

政府采購中，制度建設與法治監督要雙管齊下，確保政府采購依法進行，使采購合法，合規，為打造高效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提供后勤保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多而全、多而優的公共物品！

【參考文獻】

[1] “政府采購”，百度百科.

[2] 楊陵區政府采購中心工作職責.

第3篇：行政機關采購管理辦法范文

關鍵詞：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行政監管權；公共利益；行政主導立法；博弈立法

2014年9月國務院頒發《關于加強地方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明確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作為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之重要舉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財政部基于行政落實政治的需要，各自從投融資機制體制改革和控制地方債務防范財務風險視角出臺系列文件，規范和指導PPP具體實踐，并借出臺政策之權力將PPP模式監管權納入本部門，大有政策博弈之勢。2015年4月25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六部委共同頒行《基礎設施與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之部門規章，隨后財政部向社會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征求意見稿）》，政策博弈演化為立法博弈。立法博弈中兩部門都意欲從自身職能和PPP某一側面的表征出發，爭奪PPP模式的監管權，力圖鞏固、強化、拓展部門權力，形成行政主導立法之態勢。2016年來，不同部門專家分別為立法博弈中試圖主導PPP立法的不同方之合法性與正當性進行論證，財政部財經科學研究院課題組公開發表研究文章，鮮明表達“財政部牽頭PPP立法必要且可行” 觀點；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法規司副司長張治峰2016年7月在京出席“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發展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其主題便是“對PPP統一立法 劃歸特許經營法下”，更加鮮明地主張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可籍其在特許經營中的立法主導地位主導PPP立法。 理論學者或專家力推相應的行政主導立法，各有其觀點和立場，且針鋒相對，這應引起關注和研究PPP立法的學者與立法者們的思考。本質上看，兩部委爭搶立法主導權并盡力排斥對方的相應主導權，力圖主導PPP模式立法，是重拾行政主導立法模式。核心在借助立法之利益分配尤其是權力配置機制爭奪PPP模式的政策制定權和相應監管權，是一種鞏固部門權力的思維外現。面對此種客觀現實，特別需要對PPP模式的政策制定與相關監管權尤其是監管權的生成機制進行應有的理論厘定，進而探索出PPP監管權的生成機理，并以此為基石，進一步分析行政主導立法與這一機理的不吻合性和不融洽性，探討符合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行政監管權生成邏輯的立法模式。當下，此任務是理論回應現實和澄清某些理論偏誤的應有使命。

一、保障公共性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行政監管權之生成邏輯

PPP模式是政府與社會資本以合作協議為基礎共同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一種合作伙伴關系和制度模式，是公共行政和公共物品供給方式之創新。他改變了過往由政府壟斷公共物品的傳統行政模式，型構了公共物品供給方式現代轉型的邏輯結構：政府提供――合作協議――公私合作提供，這一邏輯結構中所蘊含的公共性衍生了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的行政監管權。

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義務和公共行政的基本職責，在傳統的管制行政模式下，國家這一行政任務通常由政府借助國家財力和強制力直接踐行。隨著公共物品范圍的拓展和內容的豐富，國家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模式面臨了不易化解的財政壓力和不可避免的質量和效率問題，難以承繼。“盡管管制在一定程序上緩解了經濟發展引發的許多矛盾，但仍然因其管制費用高，程序不公正、復雜而不宜利用，缺乏民主性和合法性等受到猛烈批評。” 尤其是福利行政與給付行政時代的到來，這種批評更加尖銳，改革公共物品提供方式成為政府職能轉變中的核心話題。在西方經歷了私有化、規制緩和再規制之后，作為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共物品供給方式創新的公私合營新模式（PPP模式）引入公共行政領域，PPP模式本質上作為公共物品供給方式創新機制在各國廣泛應用。

公共物品供給方式創新是政府開放公共物品的壟斷供給模式，允許社會主體參與公共物品供給，但并非政府將公共物品供給的國家義務悉數轉讓給社會主體，僅是放開供給方式，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基礎義務并未改變。“在現代憲法國家中，國家對于行政任務之履行恒負有責任，且并不會因執行機構之法律形式而有所不同” “因民營化項目的國家任務屬性并未改變，只是程度不等地由私人參與履行罷了” 。不過因私人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參與，國家義務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其重心由政府直接提供演變為國家保障公共物品的質量與效率及防止私人提供者損害公共利益之義務。具體來說，政府或者其他公共部門在PPP項目中需擔負起私人與社會執行公共物品提供任務合法性之責任，尤其需要積極促進公共物品提供符合一定公益和實現公共福祉之責任 。私主體參與公共物品提供的內在動力是其逐利本性，PPP項目對其吸引力的核心在于能夠獲得可預期的利潤。然“個人利益的過分擴張不僅僅會損害到其他個人利益，還可能有損公共領域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公法對此不能袖手旁觀、無動于衷。為了保證公共領域不被侵蝕，一方面要防止政府權力對于市民社會自治空間的侵略；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市民社會對個人利益的追逐無限擴張。” PPP項目中經營者尤其是私主體經營行為罔顧公共物品供o公益性，肆意畸形追求自我利益時，國家應當堅守公益至上原則介入私主體損害公共利益之經營活動，當社會資本“無視經營協議、畸形追逐利潤，以及其他侵害公共利益之虞情形，國家不得置若罔聞，而應視情況予以監管，甚至予以接管” 。同時，PPP項目所涉及的范圍多為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以及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這些領域多牽涉到公眾的基本權益，其公益性與公共性更為突出，國家對其承擔保障責任尤為必要。再者，在現代社會任何企業都負有社會責任和應承擔相應的社會道德評價，當私主體在公共物品提供過程中偏離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時，國家也應當對其行為進行應有的糾正。“國家系經由大致的條件設定以及相關結構性的要求而影響私人，促使公共福祉有關的目標能夠收到應有的調控而為落實”， “受管制的公用事業要接受包括價格管制、服務質量要求、公共運營商管制在內的多種管制約束。” 這就衍生了國家對PPP模式運行中的監管權。

現代福利行政與給付行政改變了過去由行政機關壟斷公共物品提供的傳統行政模式，使得私人參與公共物品供給有了可能。“私人倘認為由其履行國家任務或從事服務公共目的之企業活動，比由國家經營者更有效，或至少相同有效，國家在適當情形，應予該私人有說明、陳述之機會” 。“委托私人行使公權力可以減少行政部門組織、人事等固定經費支出，具有效率、效能的正當性” ，私人以何種方式參與公共物品提供呢？當前主要以契約式的公私合作模式而展開，因為“公私契約不僅可以提供社會服務或實現管制的目的，也能夠作為實現諸如公正、公開和責任性等公法價值的機制”。 也就是說公私契約式合作既有助于為社會和大眾提供更好更優質的公共產品，又不失諸如責任性的公法價值之實現，整體有助于公共性目標達成。“通過與私人部門配合及關系之調整，從而改善人民所接受服務的品質”。 PPP模式有助于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和質量，進而促成公共物品供給中“更好的政府”和“更好的社會”成為現實。且“倘若政府不斷運用這些契約提供重要的服務且外包其傳統的職能，要求政府/私人契約吸收諸如公正、理性和責任性等公法規范的壓力就會大大增強。” 政府部門在PPP模式中履行顧及公共利益實現和公益結果的達成之目標也就有了可能。 不過現實里看，內含公正與責任性的公共性壓力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各方充分顧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動機是有區別的，正如正義具有“正義要求的無條件性和人們行正義之舉的行為動機的有條件性”之兩面一樣 ，PPP項目經營者面對公共性壓力具有無條件性，而他們在現實的經營過程中顧及公共利益的行為動機是有條件的，只有政府以公共利益為準則對PPP經營者實行必要監管，這種無條件的公共性壓力才會轉化為顧及公共利益的動機，PPP項目經營者追逐個人利益的動機才會受到公共利益的節制。對于合作期限長的PPP來說，它涉及到風險分擔、利益共享、參政補貼和回購等復雜問題，尤其需要以法律規范或契約條款的形式規范其行為準則并對其是否遵守此行為準則的行為進行必要監管，以充分保障PPP項目中各方不偏離公共利益目標，“國家仍必須從事適當之監督及管理，以確保民間機構所提供之物資、勞務，其數量及品質皆能符合一定標準，并以公平機會提供民眾，如有收費，亦能適當” 。由是對公私契約合作式的PPP實踐進行必要監管就成了行政機關應有的責任。

PPP模式中公共利益貫穿于PPP合作的全過程，監管權也就需貫穿于PPP模式各環節，“對于公益維護之時段，應提前于政府規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劃方案時即予開始，并持續至后階段之招商公告、甄選程序、契約締結，以及計劃執行等各該階段” 。具言之，PPP項目的監管權貫穿于社會資本的選擇、項目運營和運營期滿后退出各環節。PPP項目確立后，首先需要對社會資本合作方之選擇進行準入監管；在PPP項目建設運營期間需要對項目質量、價格、服務水平和財物等方面進行績效監管；在項目期滿或經營過程中出現難以為繼的情形下的退出監管。 正是PPP項目監管權貫穿于PPP項目的全過程，這種權力的獲得既可以提升本部門在政府中的地位，又可以強化行政部門在社會中的作用，政府有關部門力圖通過政策和法律博弈爭得此種監管權。

二、立法之行政主導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行政監管權生成邏輯之偏離

本作為公共物品供給方式革新的PPP模式， 近年在我國承載著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和投融資創新機制之價值于國家層面推出。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財政部積極制定政策、推動PPP項目實施，一定程度上看是基于行政落實政治任務這一政治考量，不過，也不能忽視其在制度變革中追逐部門權力與利益的尋租動機 ，畢竟兩部密集且時間先后繼起制發相關文件欲主導PPP政策制定可被推定其更多的有出于在現行權力配置框架下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行政監管權整合到本部門的考慮。“過去三十余年間，隨著中國政治動員體系的逐步擴大規模，傳統、等級化以及基于信息的管控都分別、先后成為權力結構整合的重點，并相互滲透與融合” 。上述兩部委正是憑借其在現行權力框架下的以往權力與職能范圍及其對PPP模式相關信息的掌控，意在先通過主導政策制定進而力圖主導相關立法進程，主張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行政監管權納入本部門，進而達到整合自身權力結構、鞏固進而擴充本部門權力之部門目的。

客觀地說，PPP模式在我國起步于上世紀九十年代 ，其肇始時，有關部委就注重從自身職能出發出臺相關的政策以圖主導相應實踐。其時PPP模式以BOT方式適用于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吸引外資投資，對外資擁有監管權的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于1995年了《關于以BOT方式吸引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而作為對基礎設施尤其是對重大或重點項目建設擁有審批權與監管權的國家計委（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前身）基于自身對基礎設施的管理權聯合電力部于同年共同下發了《關于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兩文件分別主張BOT投資方式監管權之本部門歸屬，從而形成了BOT投資方式的雙重監管體制，這種雙重監管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行政機關對新型權力整合的態度與行為。加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對國務院各部門權限未予清晰界定。各部門在邊界權力和新型權力上伸出觸角拓展權力疆域，并未受到嚴格約束，九十年代熱衷于籍政策制定拓展部門權力疆域的國務院部門，本世紀則往往憑借相關立法提請權和法律草案起草權來主張此類新型權力的本部門歸屬。當公共物品供給新方式PPP進入國家改革實踐并需要立法時，權力結構中部門權力未清晰界定的國務院組成部門從各自職能和PPP的某些特征出發先籍政策博弈進而借助立法博弈主導PPP實踐及其監管權就有了現實空間。

2014年國務院從轉變政府職能、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機制和創新投融資機制視角 力推PPP模式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財政部自覺和不自覺遵循過往權力結構整合形成的行政慣例重拾政策博弈模式，各自從自身職能出發制定了一系列關于PPP模式的相關文件。財政部以自身的預算管理和財政風險管控職能為正當性理據，主要是從規范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機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緩解財政資金緊張等視角出臺了《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PPP物有所值指引（試行）》等文件，以期經由物有所值和財政承受能力驗證之具體行為將PPP模式的監管權納入自己旗下。財政部還從自身的政府采購職能出發專門制定《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政府采購管理辦法》和《關于政府采購競爭性磋商方式管理暫行辦法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力主通過以政府采購方式選擇社會資本，從而借政府采購法制鞏固本部門的權力。國家發展和改革委T會則以自身的投資管理職能為正當性理據，出臺了《關于開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推介工作的通知》，并聯合國家開發銀行《關于推進開發性金融支持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有關工作的通知》，借助這些規范性文件將重點建設領域和基礎設施建設中的PPP項目納入本部門的監管，從而強化自己在PPP項目中的規劃和監管作用。兩部委不僅以自身傳統的職能與本部門對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功能的認識與理解，主張本部門主導PPP模式政策制定的正當性；而且，將觸角延伸到PPP合同規范這一邊界領域。他們分別出臺了相關指南 對PPP合同訂立的社會資本方選擇程序、合同履行和爭議解決等問題進行細致規定，更進一步強化本部門對PPP項目監管的主導權。財政部還借助于自己對相關項目在財政資金上的管理權限將規范性文件觸角延伸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有主導權而財政部有相關管理職責的投資領域，頒布了《關于運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推進公共租賃住房投資建設和運營管理的通知》和《關于在收費公路領域推廣運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實施意見》等規范性文件，這些文件的制定具有一定意義上宣誓財政部才是PPP模式政策制定主導者之意圖。

政策層面主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具有現實價值，但并不能使國務院有關部門通過政策而獲得的權力得以固化。為鞏固和固化本部門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監管權，使PPP模式行政監管權成為本部門權力結構中的穩固部分，兩部委將政策博弈推向立法博弈，以期借立法主導權鞏固權力結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憑借其曾主導了特許經營政策與制度規范設計的傳統，聯合幾部委推出了《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權管理辦法》，以高位階的法律規范性文件肯定自己在此前頒布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政策性文件中所確立的主導作用和相關監管權。面對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由政策博弈向立法博弈之行為轉向，財政部很快推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宣誓財政部在主導PPP相關立法。兩部委力圖主導PPP項目立法，意欲使在政策主導過程中所獲得權力法治化。當前支持不同博弈主體的學者或專家分別從不同部委的立場出發論證這種行政主導立法模式之正當性。作為財政部下屬事業單位的中國財經科學研究院專門成立課題組研究PPP立法，并《以共治理念推進PPP立法》研究報告，該報告主張“PPP實施的根基依然是公共資源（各類國有資產，政府經營資產以及財政資金等）”，公共資源配置的職能本質上屬于財政部，PPP立法工作應由財政部主導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法規司副司長則明確主張“以特許經營來概括國內主要PPP模式是可行的”，并從國際經驗和特許經營在我國制度實踐之延續性等視角進行正當性論證 ，其隱含的意思是應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主導PPP模式立法。

同為國務院分支卻有不同利益的政府部門經由傳統職能和信息調控作用等理據為正當性論證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行政監管權的本部門歸屬，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權力本身的生成邏輯。如果以此作為立法的未來走向，它必將對法治產生諸多不利影響。

作為國務院部門的行政機關主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行政監管權規范設計，各部門基于自身利益之考量有意設計有利于本部門利益和權力擴張而非公共利益和公共性保障的相關制度規范，不可避免地會強化本部門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的監管作用和監管權內容，立法成為部門利益的再分配在所難免“立法難免不成為行政利益集團的一個閉門造車的利益再分配過程”。由是原本體現公共利益和保障公共性的立法變成了行政機關部門利益實現機制 ，這樣的制度規范設計本質上偏離了現代行政監管權之生成邏輯。同時，作為國家權力分支的行政機關，在立法起草過程中過分地主張本部門的權力和利益又會因他們之間的利益差異而形成監管權的沖突，“行政部門強化和鞏固自我權力的傾向極有可能導致管理權甚或監管權的沖突”。“簡政放權 放管結合”背景下 “在大量減少審批后，政府要更多轉為事中事后監管” 的當今，爭取行政審批和許可的空間不斷壓縮甚至萎縮時，行政機關更熱衷于監管權的法律授予。PPP模式制度形成中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與財政部密集且時間先后繼起出臺相關政策，彰顯的就是爭搶PPP項目監管權的強烈意愿。此種意愿如不得到有效控制，必然會加劇PPP行政監管的現實沖突。再者，監管權的排他性爭奪必然會導致PPP實踐中監管主體雙重化，雙重化監管主體實踐如果得到法律的認可，必然會造成法制的矛盾和沖突，影響PPP項目實踐中有關權益主體行為的可預期性，為客觀矛盾和沖突的引發留下后患，進而增大社會的風險性，社會公共利益也就難以保障。更有甚者，各部門基于自身利益對監管權涉及的主張只能是片面的體現某一個行政部門的利益和訴求而非事物內在客觀規律的準確把握，立法難以反映客觀實踐的本質要求，進而使內涵公共利益的科學立法難以落到實處。

三、博弈立法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行政監管權生成邏輯之遵循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行政監管權生成邏輯為行政監管權規范化提供了一般準則和準繩，是行政監管權制度設計的基石和原點。然中央政府的不同部委依據過往權力結構整合的核心要素――傳統職權職能與信息管控策略，以及對PPP法律關系中不同側面性質的理解和認識，對同一制度規范設計表達不同的觀點，甚至基于自身利益和立場主張將監管權納入本部門旗下，一定程度上偏離了立法的公共利益考慮要求、背離了監管權生成的內在邏輯，同時也有損法制的統一。未來設計相關制度規范時應當對此予以反思進而變革行政主導立法傾向。現實立法實踐中呈現的重視立法信息主張立法的廣泛參與、有效互動和利益權衡的博弈立法，有助于促使相關行政監管權規范設計回歸到其生成的內在邏輯軌道，糾正上述偏差，為走出現實偏誤提供了可行途徑。

首先， 立法作為公共決策活動，其公共性和公共利益的保障依賴于來自不同群體和地域的多樣化信息，權威的和彰顯公共利益的法律以充分和可靠的多元化信息為基礎 。相較于單一主體匯集和整理立法信息的行政主導立法而言，博弈立法是多元主體參與角力法律草案形成過程的立法，不同的群體和不同的行政機關都有機會為立法提供各種事實和規則信息，進而使立法不至于信息不充分而忽視公共利益。博弈立法主張不同的利益群體和公共權力的不同部門參與到立法過程中表達利益與訴求，不同利益群體或公共權力機構為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與訴求，會自覺或不自覺盡可能將自己掌握的PPP項目所涉及的事實信息和規則信息借博弈平臺傳遞給立法機關，有關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實踐中公共部門對項目監管的環節、方式及其不同部門監管之利弊等方面的事實信息以及現行法律法規、官方的司法解、執政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有關司法指導案例的規則信息就會從不同領域與地域匯集到立法機關。盡管不同主體更多的是從有利于本部門利益視角傳遞信息，但眾多關系部門利益和個體利益信息的匯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共利益。本為公共利益代表的立法機關在整理和分析這些信息時，也就可以以一種更為簡便易行的方式捕捉到事關公共利益的信息，從而使公共利益不至于被忽視，進而為以保障公共利益為準繩設計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的行政監管權奠定基礎。

其次，相較于象征性聽取不同利益主體意見的行政主導立法而言，博弈立法突出立法參與者的互動，互動所要形成的“辯論轉向”離不開公共利益準則及其作用。現實形成的行政主導的PPP立法中，盡管為了體現現代立法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形式上行政機關會邀請不同利益主體參與立法過程并聽取他們的意見和看法，但主導立法的行政機關出于鞏固或強化部門權力之動機并不會完全以說明理由制度的核心原則和精神來對待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不同利益訴求主體的訴求難以為相關規范所吸納，其聽取意見本質上是象征性和形式性的。而博弈立法是一個允許包括不同公共部門在內的不同利益代表主體在立法平臺上充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和權益訴求，允許不同利益主體對自己的權利和訴求進行你來我往角逐，“允許不同表達者之間相互辯論，鼓勵他們對利益和訴求的潛在前提進行闡析，盡可能說明自己主張的相關理由” ，進而以各自的訴求為基礎展開有效的開放對話。這種角逐本質上是開放的，各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與理據在博弈過程中既要面對參與博弈各方的質疑，也要面對社會大眾和公共輿論的壓力，面對對方與民意壓力的利益表達各方往往借助于“公共利益”的修辭技巧來表達主張，唯此，才能提升辯論對方與社會公眾對其主張的認同。公共利益言說就成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中的行政監管權規范設計之正當性理據。同時，開放有效的對話根本目的在于引導辯論各方形成 “辯論轉向”進而達成共識，這離不開協商誠意和理性溝通，公共利益是形成理想對話的條件 和理性溝通的基本準則。只有辯論雙方將自己的利益與公共利益進行有機關聯才能有對話的共同語言，博弈中的辯論才不會自說自話，各持己見，才可能消除偏見。PPP立法博弈中，理性參與立法博弈的各類主體往往都會借助于公共利益這一準則來表達自我利益，無論是社會主體還是公共權力部門，他在表達自我利益和訴求時通常都會以公共利益作為正當性來論證自我利益合理性。正是公共利益有助于達成立法共識，博弈立法必然會基于此準則配置PPP項目中包括行政監管權在內的各種權益。

再次，相^于單一公共機關主導權力配置的行政主導型立法，在博弈立法中權力配置是多種利益均衡與平衡的結果，而公共利益是平衡和權衡不同利益的最為認可的準則。立法本質上是通過制度設計來平衡不同利益形成合理權力或權利結構的公共決策方式，對不同利益主體的權益尤其是公共利益與社會主體利益平衡考量是否合理與適度是決定法律制度自身品質與優良，進而決定是否獲得制度規制主體認同和接受的關鍵。現實PPP立法進程中，國務院不同部門憑借其在項目推進過程中的某方面強勢地位主導權益配置，缺乏多種權益的應有平衡，難以為不同利益主體自覺認同。博弈立法不僅在于為不同利益訴求者提供對話與辯論平臺，更為主要的是對對話中所傳遞的各類不同主張進行權衡，對不同權益訴求給予無偏見的考慮，對相關理據進行判斷。“如果在立法之前所有人的主張都已得到無偏見的考慮，即使最終某一個階層的主張從屬于其他階層的主張，該選擇可以從偏見或不公的指責中解脫出來” 。公共利益是消除偏見的關鍵要素，只有立足于公共利益基礎上才有可能無偏見地考慮各方利益，其所規制的行政監管權規則才有可能避免不公正的指責。

公共利益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行政監管權配置的正當性依據，他要求PPP立法走出現實的行政主導型，采取博弈立法。“任何改革都應該于法有據”的當下，PPP立法還離不開合法性論證，將PPP立法納入現實法律體系整體考慮是最基礎的合法性論證。就PPP項目中行政監管權的具體內容而言，對社會資本的退出監管涉及到私人財產的征收或征用，應遵循法律保留原則，由立法機關而非行政機關立法。同時，現行法律體系中的有關投資、金融、合同、保險、政府采購、招標投標、土地管理與環境保護等法律法規均涉及到了行政監管規范與監管主體，立法機關需在現行法律規范的基礎上系統思考作出頂層設計，從而避免法律“不能容忍的不一致性和邏輯缺陷” ，促使PPP行政監管權在維護法律秩序的穩定性中保障公共利益。再者，從PPP項目決策看，地方法規規章多視其為重大行政決策，行政監管權由政府而非政府部門更符合法理準則。PPP項目涉及到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領域，同時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周期長涉及到政府重大財政資金之安排，符合地方法規規章對重大行政決策的定性，PPP項目運行中的核心行政監管權由政府自身保留更合適。整體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中的核心監管權應當留給政府本身，而政府其他組成部門只能依據現行的法律法規行使相應的具體監管權，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中行政監管權規范應是以政府自身而非組成部門主導但有組成部門分享具體監管事項而構成的內在協調統一的有機整體。

第4篇：行政機關采購管理辦法范文

關鍵詞 高校政府采購 特點 問題分析 建議

自2003年頒布《政府采購法》以來，我國政府采購工作已近十三年，采購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日益完善。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施行更是使我國加快建立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政府采購制度邁進了堅實的一步。高校作為政府采購一大主體，因其自身具有的一些特殊性及復雜性，現今仍存在若干問題。本文結合自身實際工作，對高校政府采購的特點及存在問題進行分析，并給出改進建議。

一、高效政府采購特點

（一）資金來源多樣性

《條例》第二條明確指出政府采購法中所述財政性資金，是指納入預算管理的資金，也就是說財政性資金不僅僅包括財政專項資金，還包括縱向、橫向科研項目經費、校內基本經費等納入預算管理的資金，都屬于政府采購的適用范圍。高校作為科研型的主體機構，其經費來源更廣，除政府財政撥款外，其他的方式有橫向科研經費、重點實驗室和重點學科建設專項經費、一流大學建設經費、省級配套服務經費、引進人才專項經費、企業合作、捐贈款等，資金來源呈現多樣性。

（二）用戶群體分散性

目前許多有條件的高校均成立了相應的集中采購機構，或高校實驗室與設備管理處，或高校招標管理辦公室，或高校采購中心等，由集中采購機構負責高校設備采購事宜。但究其根本，高校采購的直接使用主體仍是萬千科研型人才，高校內部組織機構較為復雜，機構設置分為行政機關、二級學院、研究所、實驗室、課題組等。在這一組織結構下機關、院系等均有經費使用自，每個部門乃至每個系所教師提出的采購申請比較零散，使得高校項目采購缺乏科學化的計劃及統籌安排。

（三）儀器設備專業性

高校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單位，身兼教學與科研雙重身份，它不同于社會其他部門和行業，為了滿足科研工作先導性和及時效性的需要，所采購的設備多是技術含量高、可靠性高、精密度高的專業儀器設備。以2015年為例，我校貨物及服務項目預算總額約5億，其中專業類儀器設備預算約3億，達到采購總額的60%以上。另一方面隨著學校專業門類設置的不斷增多，采購設備品種也越來越多。專業設備需求大、設備技術需求復雜是高校采購一大特點。

二、高校政府采購問題分析

（一）周期長，采購效率低

首先，采購是一項政策性及規范性很強的工作，必須遵守相應的法律法規。在采購申請、招標公示、招標文件編制、中標公示、合同簽訂等環節均有相對明確的時間規定，不能隨意縮短或改變。雖然條例的實施使得采購效率得以改善，但在高校采購設備時效性強的背景下，其采購周期仍顯得較為緩慢。

其次，高校設備采購的具體使用人是學校科研人員及教師，其精力主要放在教學及科研方面。一方面其對政府采購的政策的必要性及采購流程法規理解不到位；另一方面對所購設備前期調研準備工作不夠充分，所提技術參數難以實現可行性及規范性，易產生質疑和投訴，廢標頻率高，降低了采購效率。

（二）采購計劃性差，執行進度緊

前文已經提到高校采購用戶群體較為分散，各學院、各系所老師提出采購需求的時間不一，而為了滿足用戶的使用需要，集中采購機構在收到用戶采購需求時不得不盡快加以執行。以較為常用的GC、PCR等檢測設備為例，平均每月均需組織至少一次相關設備的采購，從全校角度來看，是缺乏采購計劃性的一種表現，也是對采購資源的一種浪費，沒有發揮政府集中采購的批量競爭優勢。

高校政府采購資金來源多樣，預算下達時間不確定，許多財政性資金在預算審批下達留給采購的時間較少，有些預算下達后用戶不積極采購，在年底或項目結題時期還面臨著經費結余被收回的可能，最終年底突擊采購的現象時有發生，使得采購工作處于被動狀態，缺乏計劃性。

（三）高校相關政策體系有待完善

《條例》新規定的實施雖然加強了高校采購需求管理、完善了高校政府采購方式的適用條件、規范了高校驗收環節，但因高校采購設備的特殊性及專業性、采購執行的及時性復雜性，政府采購在高校的實施過程中仍有待完善。一方面表現在為使高校科研水平保持于國際領先水平，物質支撐上要求儀器設備也具備高精尖水平，國產設備一般較難滿足科研要求，需要購買進口設備，這就與政府采購法鼓勵購買國產設備的原則相矛盾。另一方面政府采購對于供應商僅有兩家的情況沒有作出明確說明，許多高端精密儀器國際生產商僅有兩家，即不適用于單一來源，也不適用于招標等其他方式，雖然用戶可以降低準入門檻以便其他低端產品參與競爭，可一旦低端產品中標卻無法滿足科研實際需要，最終就會造成對資源的浪費。

三、高校政府采購改進建議

（一）完善高校采購制度建設

高校政府采購管理部門要在嚴格遵守采購法律法規基礎上，制定出一套適合高校自身特點的、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采購管理辦法及程序，填補采購執行過程中的法規空白，從制度上保證整個采購過程合理、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進行。

（二）加強預算管理，提高采購計劃性

預算管理在政府采購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斷強化政府采購預算管理，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編制合理預算及預算執行進度，促進預算編制、計劃以及執行有效銜接，設立相應責任人監督下達預算的執行進度，按預算要求嚴格實施采購進程。同時進行統籌規劃，密切聯合各部門、院系做好采購項目的匯總、整合、歸類，增強采購的計劃性，減少重復采購和突擊性的零星采購，發揮集中采購優勢。

（三）從采購源頭抓起，加大采購宣傳培訓力度

首先，全校普及政府采購法律法規，讓采購用戶從根本上認識政府采購的必要性，宣傳政府采購的優勢，消除用戶抵觸思想。其次，做好采購流程的培訓，尤其是從源頭上做好招標參數要求的培訓，強調前期調研工作重要性，盡可能多地了解儀器設備的市場行情、服務質量等，確保招標參數合法可行，以保證采購過程順利進行。

（四）提高采購人員素質

一方面要加強采購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對政府采購的認知水平，增強廉政意識、法制意識和服務意識；另一方面提高采購的專業化水平。采購工作涉及的范圍非常廣，這就要求采購人員不僅要具備扎實的采購法規知識外，還應懂得財政理論、法律知識、經濟貿易等相關學科知識，采購機構應加大采購人員的培訓力度，提高采購人員素質，保證采購過程的效率和質量。

四、結語

高校應結合自身特點，完善采購的規則程序，加強預算管理，加大宣傳培訓力度，努力改善政府采購中存在的問題，確保高校采購工作的公開、公平和公正，發揮集中采購優勢，更好地為高校教學科研服務。

（作者單位為浙江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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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行政機關采購管理辦法范文

【關鍵詞】 高校 政府采購 需求分析

根據政府采購法的規定，高校是政府采購的重要主體之一，必須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實施采購活動，且高校采購規模逐年增大，涉及到貨物、服務和工程各大類。實現高校政府采購活動規范化管理，不僅能有效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保證高校各項活動的正常進行，同時有利于整個政府采購體制的健康運行與發展。

一、高校的政府采購活動

所謂政府采購，就是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使用財政性資金購買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服務以及工程的行為，而高校屬于財政撥款性質的事業法人，是政府采購的重要主體之一。高校政府采購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辦公設備、教學科研儀器、信息建設工程、維修工程、公務用車以及各類服務采購。高校的政府采購活動規模很大，且就目前來看，監管較為薄弱，各單位的采購模式、人員素質、相應的制度規范不盡相同，因此，高校的政府采購活動是否合法規范、是否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是否能夠實現提升公共利益的目標和發揮政府采購應有的功能作用，對于整個政府采購制度的健康運行和發展，將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基本框架已經建設完成，法律體系不斷健全完善，實踐操作中的創新舉措也不斷運用，但各種天價采購、超額奢侈采購仍然不斷見諸報端，誠然，這是由于理性的經濟人會利用公權力使用公共資金謀取私人利益的本能欲望導致的，也與政府采購制約監督乏力、管理缺位錯位、法律規范不健全有著重要關系。

二、政府采購需求分析理論

通常來說，采購單位根據預算編制情況和采購計劃以及實際需要提出采購需求是政府采購活動的第一步，這一步關系到采購標的、采購標準、獲取方法、采購效果等一系列要素的確定，而這至關重要的第一步，在實踐中，卻通常為人所忽視。一方面，單位和個人都有不斷追求奢侈的欲望，不僅導致重復采購、多余功能采購、奢侈采購，使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也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不斷下降；另一方面，使用部門和人員容易受傳統思維定勢影響，將關注點聚焦在某一具體產品上，從而忽略了需求分析。通過片面的市場調查，或尋找“熟悉”的供應商為之提出具體的采購需求，不僅會極大地減少潛在的合格供應商，也不免會帶有該供應商產品的特殊印跡，為其他供應商質疑埋下隱患。而需求分析，指的是根據采購單位所需要的功能，尋找市場中能夠滿足該功能的各種方案，進行各方案的SWOT分析以及成本分析，然后進行權衡，最終確定采購標的和采購標準。通過需求分析，可以為采購活動順利開展并實現相關目標打好基礎。

1、需求分析是確定采購標準的重要方法

需求，是指對某一功能的需要，而功能又包括基本功能、奢侈功能、多余功能等。對于籠統的采購需求，當預算約束不是那么強的時候，在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高度發達的今天，能夠滿足需求的產品有很多，存在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價格，那么為了實現采購需求，選擇哪一層次的產品，才能既保證需要被滿足，公共利益又不會被私人利益所綁架呢？一方面，財政資金大部分來源于納稅人繳納的稅款，擁有公共性質，政府應當利用公共資金來實現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為經濟人的政府官員，通常具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權力使用公共資金來謀取私人利益的沖動。因此，我們需要對采購單位的需求進行分析，保留必要功能，剔除多余功能、奢侈功能，以此來確定具體的采購標準，防止出現采購程序合法、采購結果不合理的現象，保證采購物有所需，從而從源頭上防止浪費，實現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最大化。

2、需求分析能夠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勢

在傳統思維定勢的影響下，一旦要開展某項采購活動，便自然會將采購標的與某項能夠滿足需求的具體產品對應起來，而不去分析能夠滿足這項需求的產品有多少，各自的優勢劣勢是什么，各自的市場情況又是如何，處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哪一個階段，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無法在各方案中進行最優選擇。采購到底采購什么？不是具體的產品，而是采購所需要的功能。通過對需求的分析，能夠盡可能地尋找市場中能夠滿足需求的方案及供應商，能夠盡可能地實現各供應商之間的公平競爭，能夠盡可能地選擇物有所需、物有所值的方案。

3、需求分析是采購復雜和專業化趨勢的必然要求

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技術日新月異，能夠滿足需求的現有產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復雜。采購工作人員在面對具體的采購項目和各種琳瑯滿目的產品時，必然會霧里看花、水中望月。若不進行需求分析，就不能了解采購所需要的功能，不能了解能夠滿足功能的各種方案，影響到需求描述、采購方式的選擇，也會影響最終的采購效果。

三、高校政府采購需求論證實踐操作

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對政府采購活動的分類，高校的政府采購項目也分為貨物、服務和工程，具體包括辦公設備、辦公耗材、維護修繕工程、網絡信息工程以及各種中介服務、保險等。這些項目的開展，都應以需求分析為第一步，就目前高校政府采購模式、機構體系設置及從業人員情況來看，需求分析應按以下幾個步驟開展。

1、明確采購目標

首先要分析采購部門希望通過項目來實現的目標，這個目標通常是一個目標體系，包括近期目標、遠期戰略目標以及社會經濟目標。近期目標指的是通過該項目能夠即刻實現的目標，而長期戰略目標通常與部門或學校的戰略發展方向有關，而社會經濟目標指的是該項目所承擔的社會經濟責任，主要與某些公共政策相關，如調整宏觀經濟、促進民族企業發展、促進中小企業和婦女企業發展、促進創新、保護環境及支持節能減排等。使用部門需要明確某一采購項目所要實現的目標體系，及各自目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

2、分析所需要的功能

分析采購部門所需要的功能，這是對目標的具體化。在使用部門列出目標體系之后，需要明確與各目標所對應的不同功能。而從類別來說，功能又包括基本功能、拓展功能、多余功能、奢侈功能等。使用部門要對所列的功能進行細化，形成較為完整的功能說明方案。

3、分析能夠實現功能的所有方案

使用部門需要分析能夠實現功能的所有方案，在分析方案時，需要有開闊的視野，將關注點落在功能實現上，而不能局限于某一具體產品。需要明確是否具有現貨能夠滿足功能，有無替代產品，產品之間的差異大小，各自的優勢劣勢，成本差異以及價格差異，分析市場競爭情況，是國內產品還是進口產品，各潛在供應商的市場占有率及實力，供貨及履約保證等，若無現貨，是否能夠設計開發，開發的成本大小、時間長短等。

4、各方案成本分析

對各可行方案進行成本分析，這里的成本，指的是生命周期成本，既包括采購成本，還包括使用成本、維護成本以及處置成本。列出每一可行方案的生命周期成本。

5、明確需求說明方案和項目資金預算

在大概的預算框架下，權衡功能與成本，以確定具體的功能說明方案和項目資金預算。在實踐中，需求說明包括功能說明、性能說明、品牌說明、指標參數說明等等，而采用最多的就是指標參數說明。就學校來說，主要的標的除了辦公設備、教學設備之外，還有許多科研儀器，要求較為精密，能夠滿足需求的產品較少，市場多數為壟斷市場或壟斷寡頭，對于產品差異較小的市場，可以采用指標參數說明為主、功能說明為輔的說明方案，以方便評審；對于產品差異較大的市場，則應以功能描述為主、指標參數為輔的說明方案，以盡量減少歧視性。對于通用產品或通用服務，這類貨物、服務的供應市場多數為完全競爭市場或壟斷競爭市場，替代產品較多，且產品差異率較小，需求說明時可以采用功能說明加必要指標說明，而功能也以必要功能為主。

四、結語

高校政府采購活動一般規模較大，涉及資金和人員較多，對于整個高校的正常運行至關重要，如何建立健全高校政府采購體制，完善監督管理機制，促使高校政府采購趨于合法化、規范化，不斷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發揮政府采購的優勢和作用，將對促進整個政府采購體制的改革產生重要意義。盡管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基本框架已經形成，法律體系也不斷完善，各種規范政府采購的新舉措、新辦法不斷運用，但種種不規范、不合法的政府采購行為仍然層出不窮，這就意味著政府采購體制機制創新實現規范化、合理化任重而道遠。為此，應當從需求理論入手，深入分析產生各種政府采購腐敗行為的動因及根源，立足于理性經濟人濫用公權力的本能駛向，強化政府采購的監督制約，厘清管理錯位和缺位問題，加強違法違紀責任追究機制，健全各種政府采購管理辦法和規定，多管齊下，多措并舉，多方位規范管理政府采購活動。

（注：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科研基金項目“浙江省省級高校政府采購電子化平臺建設方案研究”階段性成果，編號：Y2011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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