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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機媒體傳播的移動即時性———將人從“禁閉”中解放出來
手機媒體作為網絡媒體的補償和延伸,“糾正”了網絡媒體的時間偏向,使信息傳播由及時性轉變到即時性:最為快捷方便地傳播、接收信息。手機媒體將人從機器跟前和緊閉的室內解放出來,真正地做到了將人類說話和走路這兩種基本交流方式結合到一起。3G、4G技術的運用實現了手機媒體與因特網的隨時連接,使之具有互聯網傳播的及時性,它的便攜性、移動性又做到“隨時在線”“隨身在線”,用戶可以在高山草原、海濱沙灘、田野牧場一邊走路一邊與“世界”連接。無論用戶身在何處,只要用拇指操作手機就能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包括專業媒體機構、自媒體提供的各種信息,實現“零時差”傳播。即使用戶不刻意打開游覽器搜索信息,裝載到手機中的各種新聞客戶端或者其他APP應用軟件會不斷地向用戶推送及時的新聞信息,鈴聲和振動也會提醒用戶查看。它讓靜態的信息接收方式轉變為動態的實時接收。
(二)手機媒體跨平臺傳播———“人性化”傳播體驗
媒介工具是人類傳遞信息的中介和平臺,因此作為媒介工具之一的手機媒體自身也就是一個信息傳輸的平臺,用戶可以通過語音通話、短信、彩信的方式發送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信息。此外,如今的智能手機所具有獨立的操作系統,使手機可以如電腦一樣安裝軟件、游戲等第三方服務商提供的程序,這使手機媒體具有了整合多種平臺的功能,實現信息跨平臺交流。這種跨平臺交流消除了用戶通過進入Web搜索的繁瑣步驟,實現“一站式”到達,將人們從攜帶眾多電子設備和繁瑣的程序中解脫出來,同時也改變著信息以網頁為主要承載的模式,凸顯了手機媒體傳播的“人性化”。換言之,手機媒體傳播的“人性化”是對用戶使用媒介工具的人性化滿足。手機媒體屏幕小、方便攜帶、移動性極強等特點,也促使第三方平臺針對手機媒體的特性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以新浪微博iPhone4.6.1版為例,手機版與網頁版相比主要的變化有:第一,主界面以可視化、簡約為主。界面的大面積用來承載信息,導航區從網頁版的左右兩邊調整至屏幕的上下區域。屏幕頂端從左到右依次是好友關注、分組下拉菜單、操作下拉菜單;分組菜單欄可以根據用戶需求將所關注的人進行分組,這種分組查看信息可以提高重點信息的閱讀率。屏幕底從左到右依次是首頁、消息、“+”(微博書寫、等)、發現、我。導航區分類清晰明了,圖標設計醒目,風格簡約,使整個界面具有簡潔方便、誤操作少、可用性高和良好易用性的特點。除此之外,用戶還可以自主選擇更換其他的免費或付費的個性化界面裝備。第二個變化源于手機的定位、重力傳感器和二維碼掃描功能。這使得手機微博在功能上添加了與地理位置相關的信息,如帶地理位置的微博、搜周邊的好友、搖一搖等功能。重力傳感器和二維碼掃,則使用戶無需鍵入文字搜索,通過輕輕搖一搖就能搜索到信息和正在一起搖的人,掃一掃就查找微博用戶以及查看信息。這些也是手機版微博與網頁版微博最大的不同。界面的調整和功能的設計也充分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理念。在2012年2月,新浪微博擁有的3億多的注冊用戶中,60%活躍用戶是通過移動終端登錄,而通過手機媒體登錄占所有通過移動終端登錄的64%。[4]可以說,通過手機媒體,微博成功地幫助人們在“等候時間”里或不同的轉化場景中提供了傳播信息、建構自我的契機。這樣跨平臺的信息交流互動會成為未來信息傳播的必然趨勢,進而也將帶來更為“人性化”的傳播過程與使用體驗。
(三)手機媒體傳播的互動性———彰顯用戶的“自主性”
手機媒體作為新媒體的杰出代表,繼承了新媒體開放互動式的傳播方式。較之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的傳播進一步打破了傳統媒介的特殊地位,清除了一般受眾進入媒體的障礙,使得每一個人都能行使自己的信息權與意見表達權,實現與傳播者雙向溝通。手機媒體的移動即時性,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在”的5A傳播環境:通過手機,任何人(Any-one)可以在任何時間(Anytime)、任何地點(Anywhere)通過文字、聲音、圖像等任何媒介(Anymedia)傳播任何信息(Anymessage)。在這樣的情況下,傳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也變得更為模糊,它們的角色可以瞬時互換,相互融合。用戶不再是單一的信息接收者、意見的反饋方,手機所具有的隨寫、隨拍、隨錄、隨轉、隨發的功能,使得每一個用戶都能針對某一信息進行及時的補充、評論,轉發,然后迅速傳播開來,克服了傳統媒體線性傳播的直線性、孤立性等缺陷,真正實現傳播過程的“雙向循環”。手機媒體具有的集約各種媒體的功能,使用戶可以自由選擇通過編寫文字、拍攝照片和影像等方式進行直接互動傳播。而在傳播渠道的選擇上,用戶同樣具有高度的自,既可以通過短信、彩信、微信、移動QQ等方式進行人際傳播,也可以通過微博、論壇、博客、社區等平臺進行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甚至大眾傳播。手機媒體成為人能夠“掌握”和控制的媒體,彰顯了用戶的自主性,體現了手機媒體對用戶地位的人性化尊重。
(四)手機媒體傳播“碎片化”———打造“個性化”傳播
手機傳播的即時性,將信息傳遞的周期縮短到以分、秒計算。同時,手機具有的儲存功能,使人們不再被“釘”在某個固定的時間段接受信息,而是能夠自由地選擇何時查閱信息,做到信息接收的異步性,將傳播的時間分離、肢解,呈現傳播時間的“零散化”。同時,這種零散化要求信息能夠簡明扼要地傳遞其最核心的內容,使用戶能夠在零碎零散的時間里能快速獲取信息,亦或是分段的內容,使其在被打斷后能在下一個零碎時間里繼續閱讀觀看,造成信息的“破碎化”。此外,作為差異性個體的用戶,他們對信息需求的類型不盡相同,迫使手機媒體的傳播呈現“分眾化”的趨勢,使聚集的人群形成了無數的“碎片”。每一個用戶都可以通過定制與自身的需求和興趣相應的內容或下載相應的應用軟件,將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拉出來。手機定位等功能,可針對用戶身處的環境推送與地理位置相關的信息。手機媒體的這種傳播將會最大限度地體現個人的差異和需求,最大限度地實現在信息需求方面的個人價值。而這種傳播形態也印證了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預言:在后信息時代,信息將變得極端個人化,這種個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媒介的受眾從大眾到較小的和更小的群體的。手機媒體與生俱來的個性化、情景性,以及傳播的“破碎化”(時間“零散化”、信息“破碎化”、傳播“分眾化”),使得手機成為適合于不同人的個性化物品,成為用戶打造個性化傳播的平臺,突出了手機媒體對用戶使用信息的人性化滿足。
二、手機媒體推動消費觀念的改變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1.1研究目的
在高校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優秀文化的傳播表現出了社會化、科學化與可持續性等特征。因此,從龍獅文化的傳播價值與傳播前景來看,通過高校教育來傳播龍獅運動,對于進一步促進龍獅運動的研究成果轉化、龍獅運動發展模式的創新、龍獅運動的普及與傳承等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該研究基于文化傳播學的視角就龍獅運動在高校的開展策略展開了分析。以期為促進我國龍獅運動的傳承與可持續發展,豐富龍獅運動的傳播策略,提供參考。
1.2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
借助學校圖書館、中國知網數據庫、維普數據庫等,以“龍獅運動、龍獅文化、龍獅運動傳播、高校龍獅教學”等作為關鍵詞進行文獻資料的搜索。通過搜索與整理現有的龍獅運動與發展的論文、專著等,為該文的撰寫提供豐富的理論支持。
1.2.2對比分析法
在掌握現有研究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的需要,就民間的龍獅文化傳播方式、傳播途徑與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策略進行對比分析。通過對比分析,獲得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的有效策略。
1.2.3專家訪談法
為了進一步的提升本研究的針對性與有效性,就從事龍獅運動的研究專家、教授、教師等進行走訪,從而獲得關于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的有效策略。
2研究結果
2.1龍獅運動的文化健身價值尋繹
龍獅運動作為有著濃厚民族色彩與藝術魅力的傳統體育項目,受到我國各族群眾的廣泛喜愛,并在多年的歷史傳承與創新中形成了璀璨的龍獅文化。龍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同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化、深化故事、文學創作、美術創作等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百姓的心中,龍獅是一種神圣之物、吉祥之物,兩者積極向上的精神寄托與剛正不阿的勇氣,帶給人們無限的正能量。龍獅運動作為勇敢民族精神的象征,在運動的過程中需要一種團結協作的態度,來贏得觀眾的掌聲或者比賽的勝利。其次,龍獅文化作為華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出了運動的健身性、娛樂性、文化性與民族性。在激烈緊張的龍獅表演中,團結向上、相互信任、敢于挑戰的精神內涵一覽無余,龍獅運動也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一種精神符號。在龍獅運動歷代傳承的過程中,逐漸的走出國門、跨向世界,受到各國民眾的廣泛歡迎。因此,加大對龍獅運動開展策略的研究,是進一步弘揚我國龍獅運動這一優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課題。
2.2龍獅運動傳播與傳承的重要性
龍獅運動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體育項目之一,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一種文化符號,這種文化符號通過節日、慶典等不斷的傳播與深化,在給人們帶來美好希望與慶賀的同時,給社會的發展、家庭的和諧,創造了更多喜聞樂見的文化傳播方式。從1995年我們國家的龍獅運動協會成立到現在,龍獅這一運動由我國的傳統民族民間體育活動,變成一種具有體育競賽特征、體育文化特征的運動項目。并且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逐漸得到世界各地的認可。因此,龍獅運動的傳承,是進一步發揚我國優秀民族文化、豐盈中華民族體育項目、促進龍獅運動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2.3傳播學視角下高校龍獅運動的開展策略
(1)加強龍獅運動的文化宣傳與技藝教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方式多樣的,高校作為文化傳承的主陣地之一,傳承我國的優秀民族體育龍獅項目,是培養大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實現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平臺。龍獅運動作為中華民族團結一心的精神代表,在象征中華民族精神力量過程中,督促一代又一代龍獅傳承者、愛好者去發掘、去學習、去實踐龍獅運動。而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文化的先進性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因此,為了更好的提升龍獅文化在高校的開展效果,需要借助校園網站、校報、黑板報、節日慶典等來開展龍獅運動文化的宣傳與教育。
(2)豐盈高校龍獅運動的教育體系與理念。高校作為大學生接收知識、鍛煉身體的主要場所之一,大學生在校期間的體育學習與鍛煉,對其終身體育意識的養成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因此,在高校體育課程改革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團、選修課等開展龍獅運動教學,不斷的貫徹龍獅運動教學的理念,加強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教育,在文化知識學習的同時,強化龍獅技藝的學習與鍛煉。這就需要有條件的學校要加大龍獅運動傳承工作的推進,在倡導龍獅運動進校園的基礎上,完善龍獅運動培訓、社團組織、競賽組織等。例如:通過配備龍獅教練、設置龍獅運動組織,在節日、慶典期間開展龍獅競賽等措施來吸引更多的大學生參與這項運動。同時,學校要以完善的龍獅教學、比賽制度來保障龍獅運動選修課的高效開展,在盡力爭取上級部門支持的基礎上,加強與社會上的龍獅團體、企事業部門的聯系,為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展示平臺等,創造更好的條件。
(3)培養全面發展與主體參與的龍獅運動人才。優秀的龍獅運動人才是龍獅運動傳承、創新發展的基礎和必備條件。在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的過程中,加大龍獅傳承的力度,需要通過龍獅運動人才培養工作的細化、強化與全面化開展。在龍獅運動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要堅持大學生的主體地位與全面發展的原則,在落實龍獅運動教學常規的基礎上,結合龍獅社團訓練、龍獅比賽組織、龍獅運動交流等內容,實現龍獅運動的普及教學與競賽展示提升訓練的有機結合。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需要大學生加大對龍獅文化的學習與龍獅技藝的學習,兩者需要同時抓。龍獅運動作為一項集技能、協作、心理挑戰的綜合項目,個人的能力是整個龍獅團體的基礎。如果選擇有一定體育基礎或武術功底的體育專業學生作為隊員參與訓練,那么這支隊伍的起點將會更高,發展潛力更大,見效也會更快。
(4)廣集合力拓寬高校龍獅運動的展示交流平臺。龍獅文化在高校的傳播與傳承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高等院校在龍獅運動隊伍成立之后,在科學訓練的基礎上,需要通過節日展示、比賽交流等提升龍獅隊伍的表演水平。所以,為了獲得更多的展示與交流機會,學校要加強與兄弟學校、企業、政府等部門的合作,來創設龍獅運動交流的平臺。高校要科學安排龍獅人才的文化學習和龍獅運動訓練;教育管理部門要在師資、經費上給予可能的支持;企事業部門則可以為龍獅表演、競賽隊伍提供相關的資助,也可以借助龍獅表演、競賽隊伍作為廣告載體而達到宣傳企業、宣傳產品的效果;政府部門則可以在龍獅運動的技術交流、招商合作等方面起到組織協調和促進的作用。通過上述措施來提升高校龍獅運動傳承效果。
(5)深挖龍獅運動的文化根源促進龍獅技藝的發展。從文化傳播的視角來看,龍獅運動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作為一種文化,龍獅運動需要參與者具備一定的武術基礎。因此,為了更好的提升龍獅運動在高校的開展效果,需要在不斷創新龍獅運動發展思路的基礎上,加強與時代的聯系,在不斷吸納中國武術、中國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加大對中國龍獅文化、武術文化的傳承與挖掘。高校要加大對龍獅文化教材、龍獅運動技術、龍獅運動教學方法等的編寫與研討,為龍獅文化與龍獅運動的宣傳、教學、創新等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更好的促進高校龍獅運動的影響力與開展效果的提升。
3結語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傳播一詞原義為“分享”和“共有”,現在涵義更加廣泛,是指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動,指信息在一定社會系統內的運行。傳播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展成為一門學科,拉斯韋爾提出了著名的“5W”傳播模式,還對應這五個環節勾畫出了傳播學的五種分析。到20世紀60年代末,傳播學開始應用于翻譯,尤金•奈達開始把通訊論和信息論的成果應用于翻譯研究。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翻譯學研究者開始提出翻譯學的傳播理論,認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傳播行為,將翻譯學視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用傳播學理論來指導翻譯研究。呂俊教授1997年發表了題為“翻譯學——傳播學的一個特殊領域”一文,在國內首次提出了翻譯學傳播理論。2007年張志芳的“從傳播學視角看旅游翻譯”以傳播學的理論作為宏觀的指導,指出旅游資料與其他文體不同,譯者應采取以受眾為中心的翻譯策略,做好受眾分析。
二、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
西安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而其大量的歷史文化風景區也受到了了許多中外游客的喜愛。旅游文本的翻譯,在西安旅游文化傳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人們把能夠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反映民族獨特的活動方式的詞匯稱之為文化負載詞匯(culture-loadedwords)。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是要讓外國人了解和理解原語文化,因此譯者應該從英語受眾的角度出發,恰當處理文化信息,恰當選擇翻譯策略,有效傳播中華文化。經研究,我們總結出西安旅游文本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主要包括直譯、音譯、意譯和加注。針對不同的詞匯對應關系,采取恰當的翻譯策略,可以達到翻譯和交際、促進文化有效傳播和交流的目的。
1、音譯
音譯,即將一些頗具漢語特色的詞匯通過借用漢語拼音或拼寫的方式融入英語詞匯。這種方法能夠完全地保留漢語的語音形式,能夠原汁原味地保留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色。在西安旅游文本的翻譯中,也有很多詞匯采取了音譯的方法,比如西皮(Xipi)、鍋盔(GuoKui)、樂府(Yuefu)等。不過,完全音譯的翻譯法不宜過多使用,否則拼音字母會對外國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對于文化負載詞音譯法的使用體現了中國的很多傳統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在世界上的廣泛傳播和認可。
2、直譯
所謂直譯是指在符合譯入語規范的情況下既保持原文思想內容,又不改變原文表達形式的翻譯方法。直譯不會引起讀者的誤解,不會產生信息傳播中的噪音,反而會使讀者感到信息很充足。比如漢磚(Hanbricks)、民間剪紙(thefolkpaper-cuts)、皮影(theshadowplay)、涼皮(thecoldnoodles)等,既能保留原文的風味,在不失去原文所表達的語言特點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基礎上,又能使譯文易懂,以有利于中英文化的理解、交流和交融。
3、加注法
有些文化負載詞在文化中涉及面比較廣,內容豐富,簡單的直譯或音譯會使異國讀者在對源語言的文化背景缺乏足夠了解的情況下難以理解。譯者可采用加注法把原語里的詞匯直接移入到譯語中去,以使譯語讀者從譯文中獲取的交際信息盡可能地等同于原語讀者從原文中獲取的交際信息并同時豐富譯語文化。采用這種譯法翻譯旅游資料中的文化負載詞能夠讓外國游客感受到獨特的民族文化,并產生旅游興趣。加注法主要分為音譯加注釋和直譯加注釋,原文中如果出現該語言和文化中獨特的表達方式、人物、事件等,在譯語語言和文化中又找不到與之相似的表達方式、人物或事件時,譯者可以考慮用音譯加注釋的方法來處理。如,人文初祖——RenWenChuZu(founderofthehumancivilization),是黃帝陵簡介中對于黃帝的贊譽,外國游客讀到“RenWenChuZu”可能不知所云,但讀到注釋就會對黃帝在中華文明中起到的作用了然于心。又如,才人——cairen(thefifth-gradeconcubineoftheemperor),若只有音譯,外國讀者可能只聞其音不詳其義,讀了注釋就能明白,這是中國古代皇帝妃子的第五個級別。當直譯可能會對外國讀者的理解帶來不便,但譯者又試圖彰顯原文的文化特色時,可以采用直譯加解釋性說明的方法,既可以保留源語語言文化的特征,又使譯文含義明確,便于外國讀者的理解。如,大雁塔——theBigWildGoosePagoda(alsocalledDaCi’enTemplePagoda)、玄奘法師——MasterXuanZang(MonkTripitaka)。
4、意譯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直接地表現在漢語與英語的差異上,旅游文本中大量文化負載詞的存在,增加了翻譯及旅游文化的傳播難度。使用意譯法可以使文化負載詞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可以保留原文的民族語言特色,更好地傳達該詞匯的文化內涵。如,陜西十大怪(the10localpeculiarities)、百家爭鳴(contentionbetweenahundredschoolsofthought)、太學(ImperialCollege)。
三、結語
內涵是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也就是概念的內容。關于“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上文也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進行了推論。在基本了解了“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和定義后,進一步挖掘它們的內涵尤其是“舞臺主持”的內涵將有利于深入認識“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有利于開展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舞臺主持”的外在形態是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體的形式活動的,這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之中,“舞臺主持”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才具備了傳播的條件和場所。所謂群體,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個群體的產生要依托于個體的數量。第二,這個群體的凝聚力主要來自于共同目標和歸屬感。第三,群體成員之間是有互動關系的。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把傳播的形態分為體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大類。群體傳播主要是指群體內部或外部的信息傳播活動。這里談到的群體傳播就和“舞臺主持”很相似。因為“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舞臺主持”中的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等一起構建起了一個臨時性的群體。我們以“晚會主持”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解釋。首先,晚會的舉行一般都是在禮堂等特殊場合,在這個場合里有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的存在,他們是由臨時的集合行為所產生的聚集的人群,這樣的人群被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朋稱之為“烏合之眾”。晚會里的“烏合之眾”就是指在晚會現場的“觀眾和主持人”這一群體。其次,絕大部分的晚會都被稱之為“主題晚會”,所以晚會的舉行帶著鮮明的主題、目的和意義,參與到晚會當中的觀眾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的。主持人早已獲悉了晚會的主題,因此明確了晚會的傳播目的;觀眾也是在清楚了晚會的主題和意義后才到達晚會的現場。因此,晚會的主題和意義使得主持人與觀眾擁有了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使得晚會擁有了凝聚力。第三,晚會的過程中的群體分工使得晚會有了主持人,燈光、音響、攝影師和觀眾等成員,在晚會的過程中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的互動可以在主持人與觀眾的話語互動、游戲互動等過程中體現出來。由此可見,一臺晚會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還產生了顯著的凝聚力和互動性,所以“晚會主持”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舞臺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從外在形態來看,“舞臺主持”和群體傳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是組織傳播“舞臺主持”
不僅僅是“晚會主持”,它還包含了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從外在形態上判斷它屬于群體傳播就認定它只是群體傳播。其實,“舞臺主持”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上文以“晚會主持”為例解釋了“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因此外在形態為群體傳播。其實這里所說的晚會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題晚會。越是主題鮮明的專題晚會,主持人與受眾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會發生變化,晚會現場由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構建起來的這個群體就越像是一個組織。關于組織的定義,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是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為實現某個共同目標而協同行動的集合體。組織的任何活動都伴隨著信息傳播,以至于我們很難說出一種與傳播無關的組織活動。如果把“舞臺主持”涉及的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也作為研究對象,那么很明顯的,“舞臺主持”更像是組織傳播。組織傳播是常見的傳播形態之一,指的是組織所從事的信息活動。組織傳播包括組織內傳播和組織外傳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組織內傳播擁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兩種途徑,而組織外傳播則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據“舞臺主持”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會議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之一,同時它也是組織內傳播的渠道之一;晚會、宴會、儀式也都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但它們同時也屬于組織外傳播的公關宣傳。由此可見,“舞臺主持”在組織傳播里發揮的作用要比在群體傳播里顯得高規格、高層次,所以“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其實更偏向于組織傳播。
(三)“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是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傳者可使用的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方式。“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毫無疑問的要走向大眾傳播,這是傳者與受眾的選擇,更是時代與媒介環境的選擇。當下的傳媒領域快速發展,具有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介無處不在,滲透在我們的周圍。當大眾傳播媒介強勢介入,會使得“舞臺主持”的傳播形態發生變化。例如:一臺晚會究竟是群體傳播還是組織傳播,主要取決于“主持人與受眾”這個群體的性質;一旦這個群體的性質明顯出現了組織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組織傳播。同樣,一臺晚會究竟是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還是大眾傳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眾傳播媒介輔助傳播。如果使用了,參與的受眾更多了,傳播的輻射面更廣了,影響力更大了,那么它就應該是大眾傳播。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要素,那就是受眾的身份不同。在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視野下的“舞臺主持”,其受眾的身份是可以預知、判斷的;但是進入大眾傳播領域的“舞臺主持”的受眾,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檔電視節目的傳播一樣,你永遠不知道是誰在看著這檔電視節目。我們還是可以以“晚會”為例進行說明。一臺學校里舉行的晚會,一般情況下是屬于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可是如果它被電視臺現場直播或轉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眾傳播。因為直播或轉播的晚會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更多的受眾,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提升了影響力。同時,主持人面對的受眾由“有形”轉為“無形”,不再是單純的和晚會現場“可視可感”的受眾進行交流,還得兼顧其他的以大眾傳播媒介收聽收看的受眾的交流。特別要提及的是,這種交流是單向的,是無法同步接收到受眾的反饋的,這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大特點。其實無論是晚會還是會議、宴會、和儀式,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不滿足于小團體成員之間的傳播,大家都希望“舞臺主持”更有影響力,尤其是在傳播依舊具有“強效果論”的當代社會。像各種會、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臺主持”的新形式,它們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應該引起我們的觀察和思考。
二、結語
因為城市交通環境是城市中各種信息匯集的場所,加之城市色彩設計本身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所以這其中也必然包含著復雜多樣的傳播活動。從整體上,我們必須把傳播過程看作是一個宏觀的過程,只有如此,才能根據傳播學原理正確的確定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過程中的各個傳播要素,憑借傳播的作用而建立系統的研究體系,研究也才具有可行性。作為一種傳播活動,我們可把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過程分為四大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和受傳者。
1.1傳播者傳播者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發送傳播內容的人或機構,是信息傳播過程中的第一個環節。在城市交通環境設計中,色彩形式的決策者和決策機構可稱為傳播者,他們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城市交通環境色彩的形式及信息內容,決定信息內容的流向和傳播過程的發展,同時也都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接收受傳者的反饋。1.2傳播內容傳播內容主要是指傳播者所要表達的信息及信息所附載的精神內容。決策機構和設計師需要通過專業知識使色彩傳達出被大眾所認知的視覺信息。在這里是指城市交通環境色彩的設計者通過城市空間來表達自己對環境的感受、對空間設計理念的認識并且創造某種自己理解的適宜的生活方式。
1.3傳播媒介傳播媒介是實現信息交流的途徑,是傳播內容的載體,傳播媒介的發達程度決定著社會傳播的速度、范圍和效率。在城市設計中,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本身和城市環境附屬設施正是傳播信息的有力途徑,決定著社會傳播的內容和傾向性。城市交通環境色彩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正是設計師可以操作的實體,借助這個物質實體將城市環境的各種信息傳播至受眾。
1.4受傳者在城市交通環境色彩中,交通環境的使用者是最直接的受傳者,他們與環境的關系密切,接收環境中各種各樣的色彩傳播內容。受傳者有機會去體會設計者的各種意圖,是信息傳播過程的終點。在這種傳播活動中,最直接的受傳者就是城市交通環境的使用者和參觀者。信息只有被受傳者接受和理解,建立起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的認知橋梁,才算真正意義上完成整個傳播過程。色彩在城市交通環境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進行城市交通環境設計的手段之一,是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的中介。經過色彩設計的城市交通環境以其直觀生動的形象,向受眾傳達著特定的信息,對社會大眾的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可把城市交通環境的色彩設計作為一個特定的傳播過程,依據傳播的普遍規律和特定的傳播要素、傳播特點來研究和解決如何讓信息影響受傳者,使其產生共鳴,最終采取行動。
2城市色彩傳達城市交通環境本身的信息內容
2.1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所傳達的城市定位的信息在我們感知世界的過程中,色彩被認為是識別性最高的視覺元素之一,也是最先被人們感知到的視覺幻象之一。從視覺印象角度出發,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是人們在感知城市的過程中最先感受到的視覺沖擊。在整個城市交通環境中,任何事物都不能脫離色彩而存在。廣義上,城市色彩可以理解為城市外部空間環境中各種視覺物象所具有的色彩總和,這些視覺印象主要包括建筑、道路、人、車輛、路牌、戶外廣告等一切視覺可感知的色彩。霍爾提出的城市環境劃分理論把城市中所有的環境分為三大類:有固定特征的因素、半固定特征的因素和非固定特征的因素。在城市外部環境中,固定特征的因素和半固定特征的因素是城市色彩設計的主要對象,而非固定特征因素的色彩是我們無法實現控制和設計的,因此其不在城市色彩設計的主體范圍內。
2.2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所傳達的地域性信息我們能從一座城市的面貌中看出城市的文脈,一座城市給人的整體色彩印象也能在某一方面表現出一定區域內的地域文化,反映其文化魅力、審美指向、藝術風格和科技水平。在某種程度上,人與色彩之間的互動反映出的正是地域文化的演化。城市色彩的地域性的體現是城市交通環境規劃中的一項重要策略,這是實現城市文明有序并賦予城市色彩以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的一種有效途徑。基于地域文化,是以地域作為一種空間維度,絕非簡單地重現歷史原貌,而是規劃設計出既遵循歷史,又追隨時展的“新地域”城市色彩。新地域主義,是在現代城市規劃設計中繼承和發展傳統的地域城市色彩。通過城市規劃設計實現從“傳統地域”到“新地域”的轉化,將現代性與地方性融合,將傳統風格融入現代設計。這就需要我們建立一把“轉化標尺”,權衡在何種狀況下,何種程度下,如何體現城市的地域特色。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其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城市色彩的文化屬性只有通過人的主觀意念表達出來才屬于文化的范疇。
2.3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所傳達的城市性質和功能信息不同的城市規模對城市色彩提出不同的要求,大城市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全城范圍內體現其歷史傳統或地域性,而是在部分區域,或特定的地段實現地域特色。其他區域,特別是臨近區域則應體現與傳統風貌的協調共生關系,更多時候要求對傳統地域色彩實行高度或中度的轉化。中小城市,則可根據具體情況,在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規劃中實現對傳統色彩的高度、中度、低度轉化。一般情況下,城市色彩能夠實現某一種原則(如傳統地方色的體現,或某種主色調)的可能性會隨城市規模增大而減小。“城市的性質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區、國家以至更大范圍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負擔的主要職能。”城市性質的不同對城市色彩的地域性提出的要求也不同,在是否體現城市色彩的地域性上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一般來說,風景旅游城市、歷史文化名城,這些城市的色彩應與傳統歷史更多關聯,往往要求其城市色彩充分體現地域特色;工業城市、新興城市則可能并不要求以傳統歷史地域性作為城市色彩規劃的重點。現實中,城市往往具有多種職能,其性質可能并不是單一的,特別是大型城市,其城市職能高度復合,很難籠統地界定其是否需要在城市色彩上體現歷史地域性,所以要在對城市不同區域進行具體的、實事求是的調查、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原則和策略。
3信息傳播策略在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中的應用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城市交通環境的傳播內容愈加廣泛,形式也更趨于多元化,利用傳播過程模式作為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方法恰恰符合了色彩媒介的特性。將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過程作為一種信息傳播過程,運用傳播學原理,分析和解決這些關系中的矛盾,這種傳播過程模式也為城市交通環境的色彩設計提供了一種更為合理的設計方法。在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中,可以將如下信息傳播策略應用于設計過程中:
1)色彩是一種信息傳播的媒介,城市交通環境色彩設計過程可以看作是一個完整的信息傳播過程。因此,在城市設計中對色彩信息傳播模式的各個構成要素和具體設計環節都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考慮。
2)城市交通環境色彩普遍缺乏美感、色彩趨同現象日益明顯,城市色彩的混雜無序常令人感到不適。造成這些問題的真正根源在于用色彩所表達的信息泛濫和無節制的傳播,而那些色彩明度、純度、色相的不協調等因素只是“美學型色彩污染”的表象特征。
3)在城市交通環境色彩的信息整合過程中,一方面我們應該關注城市環境的形式與功能信息的整合,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研究作為參與者的受眾對城市交通環境色彩的感受及城市交通環境色彩對受眾的影響。
4)以傳播學為研究基礎,分析和總結受眾的需求、注意、理解、接受等心理因素,才能有效的傳播信息和真實地反映城市交通環境色彩對受眾的作用和影響,受眾的參與力量也為城市交通環境色彩的設計增加了新內涵。
4結語
高校學報的信息傳播方式
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盡力借助各種網絡傳播形式等新的載體形態,改變信息的傳播方式,提升知識信息的傳播能力,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期刊在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播方面,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學報目前的信息傳播模式也面臨嚴峻的挑戰。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誕生至今已有340多年歷史,第一份高校學報《利濟學堂報》至今也有100多年的歷史,在科學技術進步和文化傳播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紀以后,人們傳播和交流知識信息的主要媒介是書籍,然而,用書籍交流存在實時性、互動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紀之后,信函交流成為人們傳播新思想和新發現等信息的熱門手段和主導傳播方式,同時以此來確立知識發現時間的先后順序。到了18世紀,由于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開始形成印刷商、書商、出版商等職業化的信息傳播者,科技期刊賴以發展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條件日漸成熟。到18世紀末,科技期刊開始向行業化、學科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到19世紀,專業性科技期刊幾乎遍及所有的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領域。20世紀以來,科技期刊(高校學報)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技期刊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科技期刊的種類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發展,使科技期刊逐漸演化為科學交流的一種主要的知識信息媒體。
高校學報的信息傳播模型概況及結構
(一)通用的信息傳播模型
1948年,美國數學家、信息論奠基人香農(Shannon)提出了信息傳播的一般模式,如圖1所示。該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傳播的整個過程,無論是人人、人機、人物、物物之間的通信都適用于該模型,因此該模型也適用于物聯網的信息傳播過程分析。無論是什么環境下的信息傳播,都應該包含四大要素: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受傳者。
同時,⑴信息傳同時,⑴信息傳播是一種社會信息共享活動。信息可以同時為許多個個體擁有,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經過傳播之后,對受傳者來說,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傳播者并不因為該信息為受傳者所獲取,自己就失去這一信息,而是與受傳者同時擁有這一信息。⑵信息傳播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傳播活動的“人類社會實踐活動”性質決定了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只要有信息傳播活動出現,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發生的。信息傳播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社會成員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環境,還會創造新的社會關系。⑶信息傳播是一種雙向的社會互動行為。信息傳播是在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進行的,傳播者總是由于某種目的向受傳者傳播信息,受傳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總是要考慮所接收的信息與自己的關系:接受、部分接受還是不接受,而這一點正是傳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傳、受雙方具備共通的意義空間是信息傳播實現的前提。信息傳播必須以符號為中介才能實現,而符號的含義必須是傳、受雙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義空間指的是傳、受雙方必須對符號的意義擁有相同的理解。在廣義上,共通的意義空間還包括人們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
對于信息傳播過程,一些專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優劣的傳播模型,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對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進行分析,提出“5W”模式:誰(Who)說什么(SaysWhat)通過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對誰(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奧斯古德與施拉姆的循環模式、施拉姆的大眾傳播過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動過程模式以及盧因的“守門人”模式等等,對于信息傳播研究和應用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同時也有一定的理論缺陷。本文主要依據Shannon傳播模式進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學報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型
根據高校學報對知識信息的編輯加工處理和出版發行過程,對照香農的通用信息傳播模型,具體分析模型中的各個要素可以得到:傳播內容(即信源)包括論文全部的創新性內容及其相關信息(如參考文獻等);傳播者應該包括論文作者、編輯、審稿專家和印刷者;傳播媒介包括:紙質期刊和發行渠道等;受傳者包括:審讀專家、一般讀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學報傳統的信息傳播模型如圖2。
1.信源:知識信息。這種知識信息是客觀實在的,知識產品是客觀的,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且這種知識信息由問題、事實、假設和理論等組成,具有復雜的結構,每一種知識信息都有自己的內核,或表現為一種邏輯結構,它們在變換中是不變的,但是內核的具體形式可能會發生變化。高校學報要傳輸的知識信息包括:傳承科學理論,如:研究報告、學術論文、綜合評述;傳播工程技術,如:新技術、新工藝、新設計、新設備、新材料等相關的知識集合及文獻信息。
2.編碼:信源的編碼涉及論文作者、編輯加工、專家審稿及印刷出版等多個方面的方法、技術和規范,編碼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信源的傳播質量和效率。其中論文作者通過自己的學習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討決定并給出知識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學報傳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編輯部包括編輯加工和專家審稿,其主要責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進一步選擇、處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證知識信息的質量和提高知識信息的強度,以求達到知識信息出版發行的目的。
3.信道:紙質媒介或網絡傳輸,其主要功能是將作者和編輯部處理轉化過的信息符號,依照適應性和媒介性原則進行有效的技術處理和編輯(諸如劃版、標注、排版、校對、改版等),使之進一步具體化、暢通化和對應化,并最終通過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轉換(由手稿轉換成印刷符號)。而這其中只是將學報作為知識信息傳播的一個通道。
4.譯碼:對傳輸的知識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讀者或讀者群等。通常,讀者意味著高校學報傳播功能價值和功能意義的直接承接者、呈現者和評價者。
5.信宿:對信息傳輸的結果、效果進行評估,讀者經過理解和分析得出學報論文的學術水平和知識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論文價值高低的量度和讀者對論文的認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聯網的高校學報信息傳播體系結構
物聯網(TheInternetofthings)可簡單定義為:物物相連的互聯網。具體包含兩層涵義:第一,物聯網是互聯網的核心和基礎,是互聯網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第二,物聯網用戶終端延伸和擴展到了任何物品與物品、物品與人之間進行信息傳播。因此,可以說物聯網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各類傳感器、全球定位系統(GPS)、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照特定的協議,把各種物品與互聯網實現連接,進行信息處理、傳遞和交換,以實現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種網絡。為了實現物聯網的功能目標,其中的“物”應該具備:(1)要有唯一的身份標識碼;(2)要有存儲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數據接口;(4)要有處理數據的能力(CPU);(5)要有數據傳輸通道(含協議)。否則,難以實現互聯互通、資源共享。
基于物聯網的高校學報信息傳播系統,其中的“物”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與知識源的真實性、科學性相關的所有“物”,如:實驗地點、實驗設備、實驗數據的原始記錄,還有分析檢測的、實驗驗證的相關信息、論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與信息受眾相關的終端設備,如:計算機、手機、電視和其它閱讀設備等等。這樣可以構建一個宏觀與微觀、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學報承載知識信息、編輯加工和專家審稿的水平、信息傳輸效率等功能的物聯網系統(具體如圖3),同時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論文作者的創新過程,增大受眾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驗證論文數據的真偽,防止實驗結論造假。該體系結構模型包含感知層、網絡層和應用層三個層次,在感知層實現知識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驗證性,在網絡層實現知識傳播的實時性和傳播信息受眾的廣泛性,在應用層實現多媒體手段的知識信息獲取和高校學報的綜合評估認證。需要解決的關鍵技術主要有:對各種科學實驗設備和檢測設備的感知和實驗數據的匯集,以及對這些設備唯一身份的編碼標識,對論文作者研究背景數據庫的建立和作者知識背景的溯源分析;還有高校學報知識資源共享平臺的建立和關于知識邏輯的云計算模型分析等等。無論怎樣,這些關鍵技術的逐步解決,對于高校學報數字化、網絡化的應用和發展,特別是基于物聯網的數字化、網絡化的應用,提高高校學報的協作效率和資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
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新聞傳播中的“信息文本”,若沒有受眾的“閱讀”(接受)就沒有意義。也就是說,在新聞傳播過程中,信息文本本身不能產生獨立的意義,需要通過受眾的參與來完成傳播的過程。要想信息文本有意義、有效果,最重要的是要讓受眾“閱讀”、“觀看”、“收聽”、“瀏覽”。受眾日益成為媒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各個媒體都把受眾的需求擺在了首位。無論是報社、電視臺、廣播局還是網絡媒體在電視節目的制作、編排,新聞報道的策劃,提供平臺來讓受眾發出自己的聲音,最終提高媒體的收視率、收聽率和發行量等等。接受美學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發,那就是在傳播新聞信息時有意留下想象的空間,給人們留下思考的余地。伊瑟爾認為,文學作品中存在著某種不確定的隱含意義,這些不確定性使閱讀過程遇到很多空白點,正是讀者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性的主體意識,使這些不確定性得以確定,空白處得以補充,從而使文學的審美價值得以實現。換句話說,受眾不只是新聞的接受者,同時也是新聞的者,受眾對于自己所接受到的信息進行選擇,并加以自己的理解進行解讀。信息被重新整合,被受眾解讀過的新聞文本再次參與到傳播過程中。重復性的傳播加強了新聞傳播的效果。所以,對于新聞媒體而言,受眾不僅僅是其要爭奪的市場,同樣也是其壯大的隱形員工。只有受眾對于新聞文本的接受,才能實現良好的傳播效果。所以,研究和滿足并最終利用受眾是媒介未來發展的必然途徑。
二、受眾在傳媒中的垂直分化
不同的文學作品對于不同的讀者來說,都有不同的理解與認識,進而導致讀者的分層。對于傳媒學的受眾來說,由于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都不甚相同,所以要想滿足不同的受眾,就必須細分市場。通過接受美學的啟發,要想讓自己的傳播取得理想的宣傳效果,媒體都要努力去適應受眾的需求,因為受眾是積極主動的信息追尋者,他們憑著自己的興趣愛好來尋找各種各樣能滿足自己的信息。一般來說,要想滿足受眾的需要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滿足不同受眾群對傳播的不同的需要;另一個是滿足單個受眾對傳播的多樣的需要。作為主體化的群體,受眾是由不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文化素質、地位以及道德修養、興趣愛好等各式各樣的社會人構成,每個人的社會角色不同,從而使得這個群體具有多層次性、多樣性。就新聞報道的內容來說,不同層次的人對新聞需求有共性,同一層次的人也對新聞需求有差異性。這種共性和個性形成了受眾對新聞需求的多樣性。過去的雅俗共賞的節目類型已經不再適應受眾市場的發展,受眾的可選擇性不斷增多的態勢時,就需要對自己的受眾群進行重新定位,根據自身節目的特點,抓住核心受眾,挖掘潛在受眾。
三、受眾對媒體的期待視野